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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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关键词：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模糊层次评价

引言

资源型城市是一类以矿产等自然资源开发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一个世纪以来，资源型城市伴随着煤炭、石油、金属矿藏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面对快速经济发展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巨大需求，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这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状况进行评价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总体规划中一个必要步骤，既是对以前发展的一个总结，也为以后可持续发展调整的重点和方向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具有规模大、子系统和系统要素多、系统内部各种关系复杂等特点。因此，可持续发展系统所呈现的多目标、多层次结构使得其指标体系本身具有一定的松散性，这就需要通过综合评价的方法将其综合起来，得出一个可表达的综合指标，以便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时空比较和对未来趋势的监测。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

2.构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要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进行合理的评价和指导，必须建立一套具有导向性和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既要反应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又要考虑资源型城市的特性，既要有利于职能部门的决策，又要使公众易于理解。因此，构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科学性与实用性原则。要求所选指标概念必须明确，且具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以及数据的选取、计算等要以公认的科学理论为依托。同时，又要避免指标间的重叠和简单罗列，尽量选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指标。另外，要考虑指标的可取性，可测性，可操作性等实用性特点。

第二，整体性与层次性原则。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由不同层次、不同要素组成。要求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全面反映城市的发展状况，不同层次的要素指标又能够具体反映城市不同方面的特征。因此，在选取指标时应注意整体与层次的关系。

第三，动态性与静态性原则。城市可持续发展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因此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既要有静态指标，又要有动态指标。

3.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设计

评价指标体系是由若干个有效的评价指标组成的有机整体，能够全面、系统和科学的反映一定时期内某个评价区域多个方面的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由许多同一层次、不同作用和特点的功能集以及不同层次、作用程度不一的功能集组成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评价目的是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评估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际状态或理想程度，同时通过不同层次指标的评估值反映城市各个方面的优劣，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指导。

根据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评价的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将其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三层：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其中，目标层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用以衡量整个城市各个方面发展的综合可持续程度。准则层由反映目标层的各项准则构成，本文拟定了四个方面准则：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指标层是各个准则层的具体体现，是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各个指标的选取既要全面，又要具有典型性，同时还要有可行性，从而使得评价结果更能符合实际，更能指导实践。依照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经过综合、分析、筛选等过程，构建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水平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A

经济发展()

GDP增长率（）

人均GDP（）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资源型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投资率（）

规模以上企业资金利税率（）

社会发展（）

职工年平均工资（）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登记的失业率（）

恩格尔系数（）

基尼系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大专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

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

资源禀赋（）

人均可耕地面积（）

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

矿产资源年开采量（）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

单位GDP耗能量（）

单位GDP耗水量（）

工业废水回收利用率（）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生态环境（）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

生活垃圾处理率（）

城市人均绿地面积（）

篇2

本文通过对西方依法治税起源和我国依法治税内涵的探讨，强调我国依法治税必须明确税收体系，确定税收法定主义。所谓依法治税 ，是指在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条件下，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表明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结果之一。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文化事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当前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即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杜绝“人治”的权力异化。

关键词：依法治税、法律关系、税收法定主义

一、西方依法治税理论的起源和与我国依法治税内涵

（一） 西方依法治税理论起源和发展

1、西方早期对依法治税思想的认识。西方早期的税收学说“公共需要论”，是从公共国家的基点出发，认为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满足公共需求，需要动用一定的财物，这就要向人民征税。该学说的假设前提是政府是柏拉图式的保护者。但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马斯格雷夫提出了公共经济自愿交换论，它最核心的观点是强调个人主义，个人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者。当这一理论被广泛接受并加以推广时，公共选择学派提出：自我利益是通过一系列自愿交换得以满足的。当通过交换已无法取得最大利益时，人与人之间就取得了一致性和稳定性。这时候，人们就会遵守群体规则（社会契约），因为遵守规则会使得到的收益大于成本。可见，自我利益法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初状态下的人们相互缔结的契约。当国家作为一个实体产生以后，人民与国家缔结了一个规定彼此基本权利义务的契约，这就是宪法，其中有关税收的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契约”。随后，与之相适应的税收交换说在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税收交换说，也叫税收价格论，认为税收是人们获得国家保护所应付出的代价；国家征税和人们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相互交换，通过这种“自愿”进行的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不难看出，税收价格论是以确认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为前提的。

2、契约精神和税收价格论。西方的税收学说是从“个人本位”的角度看待税收，自始至终都是肯定征纳双方的平等地位。笔者认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之上的税收交换说在解释某些税收现象时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下面笔者对相关阐述进行介绍。

首先，人们为什么不依法纳税，反而进行大量的偷逃税活动？众所周知，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是失灵的，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理应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政府提供公共产品需要大量的支出，并由作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社会成员来补偿这些费用。政府取得这些费用的基本手段就是与人们签订税收契约——“税法”，对纳税人进行征税。因此，人们纳税，就是在为自己消费公共产品支付相应的“价格”。但我们必须注意一点，人们与政府制定的税收契约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当人们认为政府能够正确运用权力，自愿地放弃自主权的前提之上的。即有一个“理想人”假说，政府失灵是不存在的，行政人员执法行为规范，所作所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全体人民。所以，如果该“假说”成立，人们必然会自愿遵守“税收契约”，依法纳税。但当“理想人”不存在，政府行为出现偏差，变得富于强制性，从而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或者认为政府的福利支出支付给了行骗者，感到政府的许多社会政策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那他们必然会违背国家意志（社会契约）。这时候，人们就会尽量偷逃税，不依法纳税。

其次，政府征税为什么表现出强制性？西方的威克赛尔——林达尔模型从规范性的角度试图找出民主国家选定公共产品产出的合理水平和决定人们之间税负合理分布所需的原则和决策章程。在确定“税收价格”上该模型分析了两个消费者共同纳税分担一件公共产品的成本问题，即每个人在总税额中应纳税额与他从该公共产品消费中所享有的边际社会效用价值相等。这从价值论上解决了公共产品的供应与其费用来源的关系问题。但采用这一价值论，就要求课税必须遵守受益原则，税率的确定也应在此基础上进行设计。它明显地不符合税收强制性的现实。倘若税收是自愿的，建立在个人的边际评价上，这就给个人低估实际收益提供了回旋余地。换句话说，受益原则对免费搭车者的策略行为无能为力。再者，受益原则完全忽略了政府的职能之一，即收入的再分配目标，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公共和私人部门活动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因此西方学者用科斯的产权理论进一步指出，由于个人产权不明晰，在公有资源中，未经调节的市场无法产生帕累托效率，也就是市场交换无法形成一套自愿协定 （社会契约）。所以只好求助于政府来提供一种解决办法，对未经协调的结果进行帕累托改善。政府的解决办法就是强制征收，政府只有依靠法律权威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收正常及时足额的获得，才能确保必不可少的政府费用的支付和公共产品的供给。

最后，政府为什么要依法征税？尽管理论上税收可看作是人民与国家之间自愿达成的合意契约，但在实际工作中，税收征纳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作为一个独立主体，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意志和活动能力，如果不受外力有效约束和限制，结果将是政府权益欲和权力欲的恶性膨胀。税收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受制衡，其结果必然是税收的失控和泛滥，对市场经济形成致命的危害。这样一来，光是纳税人自愿依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政府征税活动的正常化。如何规范政府征税活动，使政府征税适度，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的。具体地说，就是将税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得政府除了依据税法之外无权取得任何收入，使得政府在税法约束和规范下无法违背市场根本意愿，这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从而避免了政府对市场的侵犯或服务不足的问题。可见，税法的确立，就是税收价格的确立，就是社会公众愿意支付公共产品价格的契约的签署，是对政府征税权的认可和授予，从而使税收的缴纳从根本上看是一种自愿行为。所以，政府征税必须依法。

（二）我国依法治税的内涵

关于依法治税的内涵，有学者认为依法治税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处于矛盾主导地位的税务机关的依法行政，因此侧重从这一层意义上去探讨依法治税的内涵，即职权法定、职权与职责统一、法律优先。也有学者认为应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把依法治税看作是治税的思想体系，另一则是把依法治税看作是治税的方式、原则和制度。具体包括五层涵义：法律至上、职权法定、义务法定、程序法定和作为法定。还有学者将依法治税的内涵概括为：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和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客体是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和税务机关人员的行政行为；手段是法律、法规；实质是实现税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核心是法治。尽管学者们的表述不同，但都蕴涵着“税收法治”这一核心思想。

综合学者们的看法，所谓依法治税 ，是指在依法治国的前提和条件下，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表明了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结果之一。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当前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即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杜绝“人治”的权力异化。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

二、依法治税必须明确税收法律关系

所谓税收法律关系，是指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在国家税收活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对税收法律加以定性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焦点问题上：一是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二是分析的论问题，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

“权力说”与“债务说”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正式形成于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开的德国法学家协会上。这场争论对税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在德国，“权力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行政法学家奥特麦雅（Mager Otto）。该传统行政学派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托财政权力而产生，并在作为权力优位体的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人民之间形成的关系。具体来说，是将税收法律关系划分为税收实体法关系和税收程序法关系，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税收程序法关系或税收实体法关系中，以全权人地位兼有自力执行特权，因此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地位。另外，应当将依据程序法上的自力执行特权所产生的优越性理论纳入实体法关系中，即把整个税收法律关系视作是一种权力关系。“债务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Albert Hensel），该学说是以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制定为契机所形成的，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请求纳税人履行税收债务的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纳税义务只需满足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即可成立，而并非以行政机关的课税处分来创设。债务关系说者并不否认在税收程序法即行政法领域中存在着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具有优越性地位的构造或者说是权力关系的构造，但他们更注重分析税收法律关系中存在的实体法即构成要件法，故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最基本关系确定为税收实体法关系，把税收程序法关系置身于税收实体法关系的从属地位。并结论性地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最基本关系的税收实体法关系是一种与权力毫不相干的全权债务关系（公法上的债务关系）。综上所述，债务关系说旨在强调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纳税者之间在税收法律关系上具有对等性。

在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上，也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二元论”者认为如果以法认识论为基础来分析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则可以用税收债务关系说和税收权力关系说分别给税收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程序法律关系的性质恰如其分的解释。但“一元论”者认为若以法实践论为基础，则会如阿尔巴特亨塞尔所言，应以税收债务关系说来解释整个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力图将税收法律关系中课税厅（征税机关）与纳税者之间对等性的表现上升为法理化。也就是说，它是以税收实体法律关系为中心，程序法则是实体法规定，将有关纳税人的实体规范具体化的程序。

我国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情况则是，学者们以前都是以“权力关系”单一地理解和分析税收法律关系，即对征税主体来说，享有单方面的征税权利，对纳税主体来说，负有单方面的纳税义务。后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税收法律关系中双方应互享权利和义务，只是二者享有的权利的性质不同。现在有学者认为税收实体法律关系性质的重心是债务关系，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主要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体现权力关系的性质。这实质上是一种“二元论”观点。笔者认为，法律制定的依据应以实践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规范主体行为。现在税收活动强调契约精神的平等意识，故应当将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解析

本文所深讨的主要是国内税法，不包括国际税法中的相关内容，故将税收法律关系概括为三方主体之间形成的三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

首先，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主体方面，一般分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对征税主体的组成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及具体履行税收征管职能的财政机关、税务机关和海关等；有的认为仅指国家行政机关；有的认为国家是严格意义上的征税主体，而税务机关是惟一的征税主体；还有的认为国家是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形成意义上的征税主体。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税收法律关系应当是一个具有三方主体（纳税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多边法律关系。

其次，税收法律关系的范围。税收法律关系所涉及的范围是围绕着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税收利益”的流动形成的，共包含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和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对纳税主体而言，税收利益表现为部分财产的单方面转移；对征税机关而言，税收利益表现为税收收入的“无偿”取得。随后，围绕着国家税收收入形成过程产生了税收行政法律关系。基于前两种税收法律关系，纳税主体因而获得了要求并享有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国家同时也负有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这便形成了在税收法定主义基础上的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它是指人民（纳税人的代名词）与国家之间就税收的宪法性条款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宪法性税收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就征纳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的“契约”表现形式。

最后，税收法律关系的结构。从税收利益的流动过程可知，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构成了第二层，在这一层，国家和纳税主体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通过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相互联系，是一种间接性的税收法律关系，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但是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三）税收关系的本质

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它们体现了契约精神，贯穿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笔者认为，要认清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实质上就是要正确认识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和国家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下面，笔者就上述三种税收法律关系逐一其中的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

首先，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前文已经提到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既然是一种（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其具有公法性质，但也不可避免地内涵有“平等”的因素。因为“法律关系”这一来源于19世纪大陆法系民法学的基本范畴，自产生之初就带有“平等”的烙印，这就给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提供了上的渊源。

其次，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是税法与行下法的交叉领域。在日常的税收活动中，如果不考虑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的话，税法的行政法属性更为明显。而在行政法领域，契约精神一样可以体现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认为，政府与公众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如美国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纳税人享有专业礼貌服务的权利。当纳税人没有得到专业的服务和礼遇、甚至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西方现代行政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为纳税人服务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征纳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在我国，有学者也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笔者以为，在行政法领域引入“契约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在税收活动中更多地融入“服务与合作”观念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选择。

最后，税收宪法性关系。前文已指出宪法性税收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就征纳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的“契约”表现形式。要认识这层税收法律关系所蕴涵的契约精神，就涉及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西方学者中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古典法学家均提出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国家起源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让渡自身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其他的自然权利以及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满足人们对国家的要求。所以，纳税与征税在时间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并进行授权，然后才有国家征税 。通过考察“税 收利益”从“取之于民”到“用之于民”这个流转的过程，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向流动，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中的平等原则也得到了真正体现。

综上所述，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根本就在于：经由宪法的形式，国家和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定主义，通过“税收法律”（以及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建立其相互之间以征税和纳税为外在表现形态、而以满足和要求“公共需要”为内在本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关系所内涵的“契约精神”要求在调整纳税人分别与征税机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贯彻和体现“公平价值”以及“平等原则”。

三、依法治税必须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一）税收法定主义概述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租税法律主义，税捐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任何人不得被要求纳税。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中概括为三个原则，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程序合法原则。前两个原则侧重于实体部分，后一个原则侧重于程序部分，它们都是税收法定主义的组成部分。在此，应特别指出的，依据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国家征税所依据的法律，仅是指人民行使权力机关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或议会授权制定的法规，但最重要、最大量的应是议会制定的法律。

为何税收法定主义要求之法律中最重要、最大量的应是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不是法的其他形式，笔者认为，这是契约精神中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的要求。首先，虽然从表面上看，税收被认为是国家或是公法人团体对符合法定课税要素的主体无偿课征资财以获取财政收入的活动，是将私人主体的部分财富转为国有的手段。但实质上表现为人民因纳税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所以征税活动是以人民的同意——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其次，政府是实际上税收利益的保管员，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执行者，如果仅依据其自身所立的行政法规来规范自身行为，可能会导致征税权力的不合理扩大和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从而以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假象，掩盖了政府与人民之间平等的实质。因此，为了使人民的财产权利免遭非法侵害，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要求税收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从而形成了税法上至关重要的原则——税收法定主义。

（二）税收法定主义在当代的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当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税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

首先，在税收的立法领域，当代的税收法律主义论者提出，税收法律主义并不是仅明确国家的课税权应属于人民，更重要的是在于强调国家的税收支出权也应属于人民。因为过去宪法以及税法中使用的税收概念是借用财政学、经济学等学科所使用的非法律概念，它不是各国现代宪法所强调的包含人民主权、和平生存为内容的人权保障意识。为了使现代税收概念从法律上获得成立，并落实到税收的立法实践，日本学者提出，税收的征收和支出都必须符合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目的，作为纳税者的人民享有对符合宪法目的的税收支出与征收而承担纳税义务的权利。

其次，在税收的执法领域，当代的税收法律主义论者认为，按照现代宪法保障人权的要求，传统体现在执法领域的税收法律主义观已落后于发展的要求。现代税法不应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征税之法”，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权利之法”。

最后，在税收的司法领域，当代的税收法律主义论者认为，过去的诉讼只能从消极、事后救济的角度，而不能从积极的立场对纳税者的权利实现全面保护。纳税者应当不仅有对不法的征税行为提出诉讼的权利，而且有对国家或地方政府违宪、违法的税收支出行为提出诉讼并要求给予司法救济的权利。西方国家已采用不同的方式允许纳税者可以对违法的税金支出行为向法院提出诉讼，这种诉讼被称为“纳税者诉讼”，像美国、日本均有相关规定。

（三）各国对税收法定主义重要地位的确立

世界各国纷纷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宪法原则加以确认，尤其是倡导法治的国家，都注重在宪法中就有关财税制度的部分，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确规定。如美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征税的法律必须由众议院提出，就是说，只有众议院提出并通过法律后，政府才能向人民征税。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征收新税或改变现行税收，必须以法律定之。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科威特宪法规定，非有法律规定，一般不得征收新税、修改或废除旧税；非有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全部免除或部分免除应缴的该项税款；在法律的范围以外，不得要求任何人支付其他税款、费用或承受其他负担。又如埃及宪法规定，只有通过法律规定才能设置、修改或取消公共捐税；除法律规定的情况以外，任何人不得免缴税捐；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可以责成人们缴纳其他形式的赋税。

综上所述，各国在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时，大都是从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这两方面加以规定，尤其强调征税权的行使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以法律规定的税法构成要素为依据，从而使税收法定主义具有了宪法原则的位阶。

（四）我国必须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要地位

我国宪法中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并不明确，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规定纳税的义务”，没有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国家立法机关为了弥补不足，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作了有关规定，使税收法定主义在一个税收法律中得到了确立。在2001年4月28日公布的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中规定更加明确，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但笔者以为，为使宪法乃至整个法制更趋完善，在宪法上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仍十分必要。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宪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有助于税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协调配合，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进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1）张守文著《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会 1999年出版。

（2）蒋先福著《契约文明：法治文明的源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社2000年出版。

（3）吕忠梅 陈虹 彭朝晖《规范政府之法——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

（4）张馨《“税收价格论”：理念更新与现实意义》，《税务》2001年第6期。

（5）陈少项《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平等性》，《法学家》1996年第4期。

（6）王成全《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不平等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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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企业的概念浅析

中小企业就是指和同行业的大企业相比较，不管是人员规模、经济规模还是资产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是指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合理配置资源以及促进竞争，能够有效满足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国家的产业政策相符，对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有帮助，生产规模比较小的企业。

二、税法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

（一）税法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首先税法对于中小企业投资的影响。采用税收的优惠政策，利用税法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让个人以及银行等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得到有效提高，这对于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其次税法能够帮助中小企业引进高素质的人才，通过对中小企业职工的个人所得税提供税收优惠，能够让中小企业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只要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设计合理，就能够让中小企业引进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中小企业也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最后税法能够调整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出现非常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如果能够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明确各种优势产业，对中小企业的转产大力支持，我国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就能够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

（二）税法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首先税法对中小企业税收程序的影响。我国中小型企业在征税的过程中和大企业一样要受制于税收程序法，中小企业在纳税程序上付出的成本代价和大型企业是一样的，所以税收程序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会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其次税种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税种对中小企业的影响主要就表现在税收实体法上，我国现在的税收实体法中还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所得税进行立法，在对中小企业进行征税时参照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符合中小企业的实际特点，这样就会对中小企业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税赋负担，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三、税法局限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不良影响

（一）税法立法的滞后性及立法主体不统一。在我国的税收立法中针对中小企业优惠政策和税收制度比较少，很多税收政策的目标都很模糊，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力度还不够；同时税收立法的主体也不统一，这样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

（二）税法给予的优惠形式陈旧单一。现在的税收优惠形式基本上都是直接优惠，间接优惠比较少，形式比较单一和陈旧。直接优惠的作用比较快，时效性也强，但是透明度却不高，而且也没有形成相应的监督体系，这样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影响。

（三）税法执行不足。我国税法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需要及时改进的地方，首先相关税收政策的效率不高；其次是各种各样的避税行为比较严重；第三是地方特权的减免现象严重；最后我国中小企业在税收的征收过程中，依然还存在税收征管效率不高、重视惩罚轻视服务以及支出管理缺位的思想。

（四）税法缺乏激励。在我国现在的税收体制中，政策目标在定位时不高，中小企业的税收激励措施还比较缺失，这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对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改善产业结构会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

四、中小企业完善税法的对策措施

（一）加强税法立法公平性和法定性。在制定法律政策和制度的时候不能够出现歧视企业的情况，在运用税收法律法规的时候，不仅需要考虑到宏观调控需要的税负差异，同时还应该要避免因为微观税负不公平而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在对我国中小企业税收立法的时候，还需要遵守税收的法定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中小企业的基本权益得到保证。

（二）完善针管措施。首先可以建立起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程序。我们现在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程序，各种针对中小企业的优惠程序措施基本上都附带在税收实体法中。但是这种税收征管程序和我国中小企业现在的发展情况并不相符，所以就需要建立起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程序，这样对纳税人的服务质量和纳税效率才能得到有效提高。其次要对税收征管程序进行简化，减轻中小企业的行政负担。我国可以借鉴外国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对我国的中小企业的税收程序法规进行不断完善，对税收的征管程序进行简化，减轻中小企业的行政负担，让税收征管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三）完善税法服务体系。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统管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税收征管模式，这种征管模式的程序比较复杂，不仅不能够让税收征管的效率得到有效提升，而且还会让中小企业的行政负担增加。所以我国应该要采用国外先进的成功经验，对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进行改进，对税收的征纳程序进行简化，对税法的服务系统进行完善，这样纳税征管效率才能提升。首先税务机构要对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转变，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服务力度进行不断加强；其次对税收的服务进行不断完善；最后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税收信息传递制度，地税和国税之间的合作应该要加强。

（四）完善税法的税收优惠政策。首先完善增值税法的政策。在认定一般纳税人标准方面可以进一步的放宽；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标准；扩大增值税起征点的优惠适用对象。其次完善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在企业所得税中对中小企业的鼓励投资和税率方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出对中小企业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因为中小企业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融资比较困难，而且企业的规模也比较小，所以政府部门应该要充分发挥出税收的调控职能，引导资金向中小企业投资。最后完善营业税费的政策，可以对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免部门的营业额，如果社会服务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而取得了一定的利益，就可以给与一定时间内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政策。

（五）扩大受益范围。在提高中小企业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合适的税收优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能够让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加强。我国现阶段已经开始借鉴国外先进和成功的税收优惠方式，但是在税收的内容和形式上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大。企业的受益范围也应该要不断扩大，让中小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合作企业都能够获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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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法体系中按各税法的立法目的、征税对象、权限划分、适用范围、职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型的税法。

    （一） 按照税法的基本内容和效力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基本法和税收普通法 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在税法体系中起着税收母法的作用。其基本内容一般包括：税收制度的性质、税务管理机构、税收立法与管理权限、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税收征收范围（税种）等。我国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就具有税收基本法的性质。税收普通法是根据税收基本法的原则，对税收基本法规定的事项分别立法进行实施，如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统一税收基本法，随着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将研究制定税收基本法。

    （二） 按照税法的功能作用的不同，可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 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确定税种立法，具体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就属于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是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纳税程序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同税收征收管理法》就属于税收程序法。

    （三） 按照税法征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

    1.对流转额课税的税法，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等税法。这类税法的特点是与商品生产、流通、消费有密切联系。对什么商品征税，税率多高，对商品经济活动都有直接的影响，易于发挥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2.对所得额课税的税法。主要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法。其特点是可以直接调节纳税人收入，发挥其公平税负调整分配关系的作用。

    3.对财产、行为课税的税法。主要是对财产的价值或某种行为课税。包括房产税、印花税等税法。

    4. 对自然资源课税的税法。主要是为保护和合理使用国家自然资源而课征的税。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均属于资源课税的范畴。

    5. 按照税收收入归属和征管管辖权限的不同，可分为中央（收入）税法和地方（收入）税法。

    中央税一般由中央统一征收管理。地方税一般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征收管理。1994年我国实行新的财税体制改革，把现行18种工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类；其中，消费税为中央税，增值税为中央地方共享税，其他税一般为地方税。按照主权国家行使 税收管辖权的不同，可分为国内税法、国际税法、外国税法等国内税法一般是按照属人或属地原则，规定一个国家的内部税收制度。国际税法是指国家间形成的税收制度，主要包括双边或多边国家间的税收协定、条约和国际惯例等。外国税法是指外国各个国家制定的税收制度。

    五、税法的作用

    由于税法调整的对象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及企业、单位、个人的直接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建立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将通过制定实施税法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税法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正确认识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准确地把握和认真执行税法的各项规定是很必要的。我国税法的重要作用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税法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法律保障我国为了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必须筹集大量的资金用于大规模工农业基础建设和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对资金的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我国经济能否腾飞发展的关键。中国的实际情况证明，单靠私人或某些企业的投资，不可能筹集国家建设资金的最主要渠道。为了保证税收组织财政收入职能的发挥，必须通过制定税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企业、单位和个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具体项目、数额和纳税程序，惩治偷逃税款的行为，防止税款流失，保证国家依法征税，及时足额地取得税收收入。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法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逐步提高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此保障财政收入。

    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手段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就是从过去国家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向主要运用法律、经济的手段宏观调控经济转变。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制定税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符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以法律的平等原则，公平经营单位和个人的税收负担，鼓励平等竞争，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例如：1994年制定实施新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暂行条例，对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商品的生产、流通，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要求，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税法对维护经济秩序有重要的作用由于税法的贯彻执行，涉及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个单位和个人，一切经营单位和个人通过办理税务登记、建帐建制、纳税申报，其各项经营活动都将纳入税法的规范制约和管理范围，都将较全面地反映出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这样税法就确定了一个规范有效的纳税秩序和经济秩序，监督经营单位和个人依法经营，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税务机关按照税法规定对纳税人进行税务检查，严肃查处偷逃税款及其他违反税法规定行为，也将有效地打击各种违法经营活动，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稳定的经济秩序。

    税法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国家征税直接涉及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如果税务机关出现随意征税的现象，就会侵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纳税人的正常经营，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因此，税法在确定税务机关征税权力和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相应规定了税务机关必尽的义务和纳税人享有的权利，如纳税人享有延期纳税权、申请减税免税权、多缴税款要求退还权、不服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权等；税法还严格规定了对税务机关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制度，如进行税收征收管理必须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事，造成纳税人合法权益损失的要负赔偿责任等。所以说，税法不仅是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纳税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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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 行政执法 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253 【文献标识码】A

税收行政执法是税务机关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税收行政执法风险是指外部环境因素导致税务机关在征收、管理以及检查税款的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并为此承担行政、法律和经济风险。税收行政执法的风险存在意味着税收中可能产生税收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降低了税收行政执法工作的效率，侵害国家财产和纳税人的利益。但税收行政执法风险是责任风险，具有可控性，为此我国可通过一定的手段防范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发生。

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主要表现

税收征收管理方面。首先，在税务管理各个环节上存在执法风险。在税务登记上存在漏征漏管的现象，一部分纳税人不主动缴纳税款，而税务人员也并未进行催办。在登记内容上由于审核不严或者未调查核实，造成登记内容虚假或失实。还有一些纳税人并未办理税务登记注销便一走了之，这也造成税款流失或者发票遗失。在发票管理方面，税收人员对发票的开票限额、领用、代缴、票种核定、代开发票方面也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这为税务管理埋下税款流失的隐患。在纳税申报环节上，税务人员在审核纳税申报中，仅仅将之作为一种形式工作，并未真正去调查核实；其次，在税款征收环节存在多方面的行政执法风险。在税款征收中，税收行政执法人员要考虑到税款的税目、税率、所属期，它的预算级次与入库级次，是否存在减免退补等等因素，这些环节都可能出现税收行政执法风险；最后，在税务检查环节也存在行政执法风险。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税务人员在检查选案上具有随意性，而且还存在重复检查、多头检查的问题，还有的并未履行承诺保护举报人信息、兑现奖励等。二是税务人员在检查中并没有按法定程序进行检查，调查取证的方式不规范，取证调查水平不高。三是在审理环节，并未按规定举行听证会，审理程序不规范。四是在执行环节存在税务文书送达不及时、税款入库执行缓慢等。

税务行政处理方面。税收的保全、强制执行以及税务行政处罚等都属于税务行政处理。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风险：执法程序的风险；滥用执法权力、忽视执法权限；自由裁量权使用上的风险。

税务行政救济方面。税务行政救济主要是指税务行政复议和税收行政赔偿。在这类案件中违法违规的行为也给税收行政执法带来风险。如在行政复议中，存在对行政复议诉求不受理、不审查、超期不答复等不作为行为，还有复议机关为了避免成为被告，不惜违背法律做出复议决定，有的未将复议决定及其时间通知申请人，引发诉讼时效问题等等。

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成因分析

税收执法法律不完备。首先，我国的税收实体法中存在不确定的要素，这使得税收执法人员难以把握。目前我国在税收实体法上有单行法，也有各种行政法规、规章。但在实体法内容上，对很多税种的征收要素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因此税务执法机关在实践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最终导致征税结果掺杂着大量主观因素。其次，我国税收在立法内容上具有滞后性。当前我国使用的税收实体法依然是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企业发展水平已经与现在有较大差距，税务立法显然要落后于现实的社会发展。最后，我国在税收程序法上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操作指导。

税收计划管理存在税收行政执法风险。我国目前的税收计划制定的依据主要是上一年的税收完成数和预计今年经济增长速度。但上级政府和当地政府的预计可能会存在偏差。在税收行政执法中还存在文书不规范、不严谨的问题，一些税收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没有收集证据的意识，执法质量不高，这都为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

纳税人纳税遵从度不强。在市场经济中，纳税人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强烈动机，所以当逃税的利益大于逃税风险时，纳税人很可能会违法逃税漏税，以获取更多利益。纳税人依法纳税的遵从度必然会增加税务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这也相应的增加了税收行政执法风险。

外部环境的影响。首先，地方政府存在干涉税收行政执法的行为，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便希望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并不惜为此干预税收执法，但由此引发的风险往往要由税务机关承担。其次，我国税收立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缺乏协调性，这也导致税收部门很难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执法，导致税法难以贯彻落实，也形成一定的执法风险。

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防范举措

完善税收法律体系。首先，我国要完备税收法律体系，这是规避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基础，应出台税收基本法作为税收法律体系的主导，建立税收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框架，提升税收法的法律层次。其次，在税收立法上要注重规范化和系统化，对滞后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税收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将经实践能够较好指导税收行政执法的规章制度可升级为法律，还要解决部分税收法律与其他法律不协调甚至相抵触的状况。最后，我国要建立起税法公告制度，提升税收立法的透明度。

提高税收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归根结底，税收行政执法风险是因执法质量不高造成的，而税收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又直接影响税收行政执法的质量。为此，要防范税收行政执法风险，必然要提升税收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税收行政执法队伍。首先，要对税收执法人员进行法制教育，防止其，避免执法工作中的不规范性，使之依法行政，降低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的发生率。其次，要加强税收执法人员的专业教育，定期对税收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可以就执法过程中不符合规范的执法行为进行重点教育，尽快提升税收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准，从而确保税收行政执法质量，防范风险发生。最后，还要建立能进能出的人事管理制度，应该将那些能力不足或者者逐出税收行政执法队伍，并吸纳具备专业素养、拥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人员进入队伍，保障税收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降低税收行政执法风险。

完善税收救济制度。我国应关注纳税人权利的维护，并建设完善的纳税人救济制度，当税收行政执法与纳税人之间发生争议时，要保障纳税人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与空间。税收行政执法人员也应提升自身的服务意识，通过创新服务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要能够将税收执法与服务相结合，关注纳税人的现实困境，建立税收行政机构与纳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要想降低税收行政执法风险，税收行政执法机关还应合理引导纳税人权利的使用，避免其走向极端，这也是对税收行政执法机构自身的一种保护。

建立执法责任制与监督机制。首先，要建立税收行政执法责任制。在税收执法体系中，要关注执法岗位与上下环节之间的衔接适配，梳理税收行政执法流程，规范执法的各个环节。随着税收法制建设的完备以及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我国的税收行政执法工作也应与时俱进，及时更正那些不符合现行法律以及社会发展要求的工作规定。在税收行政执法责任制建设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建设一套科学的评议考核体系，考核标准应以提高效率、避免重复和资源共享为目标，形成一个包括征管质量、目标管理等在内的综合考评体系。在考核方式上，可以引入信息化手段，这不仅能够提高考核效率，还能够保证考核的公平性和客观性，防止个人主观因素对考核成绩进行干扰。另外，推行税收行政执法责任制，对存在执法过失的人员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促使税收行政执法人员自觉规范执法行为，从而降低执法风险。其次，是要建立税收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充分动员外部监督力量，如鼓励纳税人和媒体监督税收执法人员以及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使之成为促进税收行政执法人员规范执法的外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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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收法治尚有明显缺陷的条件下扩增税收，其负面效应会大过正面效应。征税的随意性在我国个别地方时有存在，下指标任务等常见的增收办法虽长久以来为社会所指，但也一直未真正退场，这使得一些基层政府的税收行为常游离于法治轨道之外。其结果，越是单方面加强征收，人们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就越强烈，对税收就越反感，税反而越难收上来。

现实中，政府部门一方面竭力强调公民的纳税义务，不断加强征收力度；另一方面却难以自律，常忽视纳税人的权利。税法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规定含义过于模糊、笼统，也给税务机关留下了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近来府民之间互不信任的现象有所抬头，征纳双方的冲突与不合作等现象频繁发生，多与税收无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经济危机之中，民间中小企业和公众的消费能力比较脆弱，而更为严峻的就业问题与此有直接关系。目前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税收需要“放水养鱼”，这个时候再强征赋税，只会给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制造障碍，不利于维持政府收入的稳定。所以，现在最需要“收拾人心”，善待纳税人，适当放宽、放松税收力度，着力于改善不合理的税制，减少对民间创业投资的干预，提高政府的社会信用度和责任履行度，以重建市场信心。

从严征税不能依靠税务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或继续扩大这种权力来解决，而应针对税收法律中的不确定概念和税收执法中遇到的新问题，启动和完善司法解释程序，健全税收法律，走法治之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应该通过《税收基本法》以及《预算法》等财政赋税法，建立起一整套赋税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体系，使税务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不仅要遵循实体法，也要遵循程序法，税务机关的裁量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要严格遵守程序规则，认真履行告知、听证、回避、不单方面接触等制度，通过程序限制税务人员的主观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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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税法、调整对象、法律特征

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国际税法，或称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一、关于调整对象问题

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从发展趋势来看，国际税法总是同时对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进行共同调整的，已经很难明显区分出国际税法只调整其中一种关系而不调整另一种关系。尽管从单个的国际税收法律规范来看，其调整对象的单一性仍然存在，但已显得模糊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具体征收的每一项税收，其中既包括了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的征纳关系，也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注：参见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 页。）。因为无论如何，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必然最终要在国家的涉外税法中体现并依据这些涉外税法才得以实施；而国家在制定或修改本国涉外税法时，也必须考虑到本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税收条约或协定以及有关的国际税收惯例，创造本国涉外税收法制与国际税法相衔接的“轨道”，从而使本国的涉外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性”的烙印。

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二者虽然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但在整体的内部，二者的地位又稍有不同。这在于：从国际税收关系的形成来看，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出现早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的产生，后者是以前者为逻辑前提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在表述上总是把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放在前面。然而从关系的本质来看，尽管国家的涉外税法具有鲜明的“国际性”，但同时也是其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与国内税收征纳关系并无本质不同；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则从根本上促成了国际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一个独立法律分支的最终形成并成为其区别于国内税法的本质特征。

需要单独加以说明的是，我们对国际税法概念中的“涉外纳税人”以及“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表述，与目前国内其他学者使用的“跨国纳税人”和“国家与跨国纳税人间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表述有所不同。因为在有关国际税法的客体和渊源等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主张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不仅包括所得税、财产税，还包括关税等流转税。这样，在国际税法的概念中仍旧使用“跨国纳税人”和“国家与跨国纳税人间的税收征纳关系”的表述就未免有失偏颇，不足涵盖上述税种。

当然，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这两种关系以及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紧密结合，是国际税法区别于其他所有法律部门，包括上一级法律部门，如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同一级法律部门，如国内税法、国际经济法其他法律分支的根本特征。可以认为，国际税法的其他大部分特征均派生自这一根本特征。

二、关于客体问题

我们认为，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层面，国际税法中的征税对象。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要弄清的是：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涉及哪些税种或者说国际税收关系会发生在哪些法定税种上？目前，存在着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主要发生在所得税上，在某些国家，也会发生在财产税和遗产税上。因此，国际税法的客体就是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在关税等流转税方面，因为流转税的征税环节的地域性质往往同国家的地域管辖权相吻合，一般不会发生不同国家对同一征税对象同时征税的现象，所以，关税法等流转税法是不包括在国际税法中的（注：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后者则认为除了狭义说所涉及的税种法以外，关税法等涉外性的流转税法也包括在国际税法中（注：参见王传纶主编：《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页。）。

我们赞成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主要是因为：（1 ）从国际税法的早期发展历史来看，商品课税的国际经济矛盾及其协调（如关税同盟）比所得课税的国际性协调活动要早，是国际税法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的起始环节。如果将关税法等流转税法排除在国际税法的范围之外，则无异于割裂了国际税法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应当历史地、整体地看问题。把对在国际商品贸易中于商品流转环节课征的国际协调活动看作是国际税收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将关税法等流转税法一并纳入国际税法的范围。（2 ）持狭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学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主要发生在所得税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只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的一部分，我们在本文“关于调整对象问题”部分已经明确了广义的国际税法说中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还包括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如果仅以国际税收分配关系所涉及的税种来限定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岂不是以偏概全？岂不是正好符合了狭义的国际税法说的观点？而实际上，上述学者又都是持广义的国际税法说，并且也承认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合理性，同时对关税等流转税加以论述（注：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因此，尽管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主要发生在所得税上，但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不仅发生在所得税上，还发生在财产税、遗产税以及关税等流转税上，而二者都是国际税法不可或缺的调整对象，所以，国际税法涉及的税种包括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以及关税等流转税。（3）诚然，对商品国际贸易课税，虽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重复征税，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同国家的政府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如进出口商品金额等）的重复征税。例如，甲国实行产地征税原则，乙国实行消费地（目的地）征税原则，现甲国向乙国出口一批产品，则两国都会依据各自的税收管辖权对这笔交易额课税，这批产品的所有人也就同时承担了双重纳税义务。而各国实行不同的商品课税政策，如低进口关税或免关税政策，也会引起国际间避税或逃税活动的发生。况且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入开展，对国际商品在流转环节的课税和跨国所得课税将会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其相互转化的趋势也会愈加明显。各国对进出口商品流转额的课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为此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协调活动，说明这些税收本身作为各国涉外税收的同时，进一步涉及到国家与国家间税收利益的分配，反映了国际税收的本质（注：参见王传纶主编：《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页。）。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第二层面的客体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收入或称国际税收利益。看起来，这似乎仅仅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客体，将其作为国际税法的客体似乎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国际税收收入正是通过各国行使税收管辖权进行涉外税收征管而获得的，与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因为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利益直接来源于各国对其涉外税种的征税对象的课征，我们才认为后者作为国际税法第一层面的客体与前者作为第二层面的客体间存在着递进关系，从而共同构成了国际税法的双重客体。需要说明的是，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征税主体，对各国涉外税种的征税对象加以课征而获得国际税收收入，再将其分配给有关各国；实际上，这部分税收利益在征收之时就已经通过国际税收协定随着对某一征税对象的征税权的划归而归属于各个主权国家了。

因此，从理论上看，国际税收利益是各国的涉外税收收入汇总而形成的整体利益；从实践上看，国际税收利益并未实际汇总，而是分散于各个主权国家的控制之中。正是由于国际税收利益这种理论上的整体性和实践中的分散性，以及其对各国征税主权乃至相应征税对象的强烈依附，使我们在分析国际税法的客体时容易将其忽视。然而，与其说各国缔结国际税收协定的目的在于划分对某一跨国征税对象的征税主权，不如说其实质目的在于划分从征税对象上可获得的实际的税收利益。故国际税收利益是潜在的，但却是能够从深层次上反映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层面。

三、关于主体问题

国际税法的主体，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研究国际税法的学者都将国际税法的主体分为国家和跨国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有失偏颇。我们对国际税法的主体作出上述划分的理由与在本文“关于调整对象问题”部分中使用“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理由以及与本文“关于客体问题”部分特征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基于获得跨国收入的跨国纳税人不足以涵盖在“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所有纳税主体，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主要部分。

国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同时作为征税主体和税收分配主体，这与国家在国内税收法律关系中仅作为征税主体（注：国家作为征税主体是从实质意义上而言的。通常所说的征税主体。即代表国家行使税收征收管理职能的有关国家机关，尤其是税务机关，都是从形式意义上来说的。）的身份的单一性是不同的，此其一。其二，国家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分别作为不同主体身份的依据也是不同的。在国内税法中，国家作为唯一的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是国家主权的对内最高权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国际税法中，特别是国家作为国际税收分配主体时，则是国家主权的对外独立权的具体表现。其三，对单个国家而言，国家在国内税法中征税主体的地位是唯一的，在数量上是一元的；而在国际税法中，国家在数量上是多元的，必须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否则就无法构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

自然人和法人在国际税法中和在国内税法中都是纳税主体，而且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其他分支中也可以作为主体。一般来说，则不能作为国际公法的主体，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际法学界也出现了主张个人和法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注：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8—100页。）。此外，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是国际税法中的纳税主体。有的学者就认为，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间、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关于国际税收关系的国际、国内税法规范的总和。

四、关于法律规范问题

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既包括国际法规范，又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规范。国际税法的国际法规范源于用以调整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国际税收协定；其国内法规范源于各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国际税法的实体法规范是指在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直接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其程序法规范是指国际税收法律规范中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及其征收管理程序的规定以及用以确定不同国家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规范。国际税法中的冲突规范在形式上与国际私法中的冲突规范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将征税权划归某一方，而不象国际私法那样采用反致或转致的方法，而且，前者也不存在重叠性的冲突规范和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个类别。

此外，由于国际税法中既有实体法规范，又有冲突法规范，就决定了国际税法在调整方法上必然具有“兼备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方法”的特征。

五、关于国际税法原则问题

基于国际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本质特征，还派生出国际税法在法律原则上兼具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税法的原则的综合性特征，以及在其公平原则的价值取向上的特征。国际税法的原则主要有两项，即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和税法公平原则。

国家税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辖权独立，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征税方面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性，对本国的税收立法和税务管理具有独立的管辖权力；在国际税法领域，即指一国通过制定法律，确定本国税收管辖权的范围，有权对属于该范围内的征税对象进行征税。税收管辖权独立同时意味着其排他性，即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征税权力，不受任何外来意志的控制或干涉；对国家税收管辖权的限制，只能是一种在国家间相互自愿、平等地进行协调的基础上的自我限制。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是维护国家权益，平等互利地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

税法公平原则一般都是各国国内税法的基本原则。国际税法领域中公平原则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国内税法中的公平原则，既是对国内税法中公平原则的承继，又是由国际税法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的综合性及其价值取向上的特点是派生自国际税法本质属性的又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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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

研究和确定我国电子商务税收立法问题,首先要从我国电子商务的实际,以及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的实际出发,研究和确定我国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为电子商务税收立法打下基础。

按照税法公平原则的要求,电子商务与传统贸易应该适用相同的税法,负担相同的税负。因为从交易的本质来看,电子商务和传统交易是一致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鼓励和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没有必要对电子商务立法开征新税,而只是要求修改完善现行税法,将电子商务纳入到现行税法的内容中来。其他方面,如以现行税制为基础的原则,中性原则,维护国家税收的原则,财政收入与优惠原则,效率和便利原则,以及整体性和前瞻性原则等,在电子商务税收立法中也要充分予以考虑。

二、明确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基本内容

根据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和立法的现实情况,可以明确我国目前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应集中在对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上。在暂不开征新税及附加税的前提下,通过对现行税法一些相关概念、范畴、基本原则和条款的修改、删除、重新界定和解释,以及增加对电子商务适用的相应条款,妥善处理有关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法律问题。因此,我国目前电子商务税收立法的基本内容是:首先,在税法中重新界定有关电子商务税收的基本概念,具体包括“居民”、“常设机构”、“所得来源”、“商品”、“劳务”、“特许权”等电子商务相关的税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在税法中界定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的征税范围,根据国情和阶段性原则,对电子商务征税按不同时期分步考虑和实施。在税法中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的课税对象,根据购买者取得何种权利(产品所有权、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决定这类交易产品属于何种课税对象;在税法中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行为的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等。

三、进一步修改税收实体法

根据电子商务的发展,适时调整我国税收实体法,如流转税法、所得税法及其他税法。在电子商务税收立法中,要根据实体法受到电子商务影响的不同情况,具体考虑对他们的修订、改动、补充和完善。例如,对受电子商务冲击最大的流转税法,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进行修订:一是适当对《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规进行修订,二是适时对《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规进行修订,并根据电子商务的发展状况,适时增加对电子商务经营活动的相关规定。

四、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法

除考虑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登记制度,使用电子商务交易专用发票,确立电子申报纳税方式,确立电子票据和电子账册的法律地位之外,还应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以及严格实行财务软件备案制度等问题。首先,应当在法律中确认税务机关对电子交易数据的稽查权。应在税收条文中明确规定,税务机关有权按法定程序查阅或复制纳税人的电子数据信息,并有义务为纳税人保密。而纳税人则有义务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涉税信息和密码的备份,并有权利要求税务机关保密。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违约均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其次,应在税法中对财务软件的备案制度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要求对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必须严格实行财务软件备案制度,规定企业在使用财务软件时,必须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软件的名称、版本号、超级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才能使用。

五、完善电子商务的相关法律

(1)应完善金融和商贸立法。制定电子货币法,规范电子货币的流通过程和国际金融结算的规程,为电子支付系统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2)应完善计算机和网络安全的立法,防止网上银行金融风险和金融诈骗、金融黑客等网络犯罪的发生。(3)完善《会计法》等相关法律,针对电子商务的隐匿化、数字化等特点,会导致计税依据难以确定的问题,可在立法中考虑从控管网上数字化发票入手,完善《会计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明确数字化发票作为记账核算及纳税申报凭证的法律效力。

六、不同的电子商务活动应用不同的税收政策

电子商务分为三种形式:(1)电子商务作为远程销售有形产品的方式。即互联网作为有形产品的交易场所而存在,互联网上实现的仅是查看商品目录,发出订单等,有形产品的配送仍通过传统的运输渠道完成。(2)电子商务作为远程提供服务的方式。使用电子媒介从遥远的地方提供服务,包括通过电话、传真、因特网技术提供信息服务。(3)通过电子商务销售数字产品,即将图表、文本、或声音转化为数字形式,对同样信息的数字版本加以传送或销售纯数字产品。

前两种方式,电子商务只是作为一种交易媒介革新的方式而存在,互联网作为有形产品、劳务的的交易场所,仍需传统物流配送系统的配合才能完成,适用于传统的税收制度。真正存在问题的是以电子方式传送数字产品的电子商务,目前应对这种交易方式实行免税政策,电子商务作为二十一世纪最有潜力,充满商机的领域,过重的税收会抑制电子商务的开展。

七、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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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依法行政的现实意义

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基本要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对国家机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推进依法行政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有利于加强廉政建设，保证政府及其公职人员不变质，增强政府的权威；有利于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是确定和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税务机关依法行政的依据是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为税务机关依法行政提供了保障。在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严格执行国家的一系列税收政策，严格依法行政，严格遵守《行政强制法》给予税务行政机关的权力，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保障了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地税机关即坚持了依法行政又为地方经济作出了贡献，保证了国家改革、发展的顺利进行。

（三）国家机关的任何一个环节工作的好坏都直接影响依法行政的整体状况。税务机关作为政府部门，必须按照专业化、信息化、规范化、法治化的工作原则，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调整征管机构，明晰岗位职责，科学设置岗位，以岗定责，以责定人，构建完整的岗责体系，明确各岗位工作的程序规范，注意岗位之间工作规程的有关衔接，严格征管过程责任追究，使任何一项权力的行使都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保证依法行政的顺利开展。

因此，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以及全面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体现执法为民的要求。

二、目前依法行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产生根源

当前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正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依法行政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是少数干部依法行政意识淡薄，依法行政的能力不强，执法错位，执法水平不高。

二是越权执法、随意执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不公的问题在有的地方时有发生。一些政府机关的个别官员不懂法,也不学法，很少从法律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由于不依法办事,常事与愿违,给工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三是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一些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和纠正。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不到及时救济。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国家机关的社会形象。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是：

一是封建特权思想、长官意识存在，执法思想落后，为追求效率而轻视程序。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为数不少的执法人员不依法办事，执法简单化、言语化，忽略了行政当事人的权利。

二是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执法水平低。个别执法人员法制意识弱，缺乏危机意识，平时不注重学习，不能够完全适应新时期工作需要，从而造成执法时出现执法偏差。

三是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过错责任追究震动小。绝大多数的责任追究，仅限于“扣发奖金”，因此对执法过错人的震动并不大，对周围执法人员的感染也较小，影响了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效果和对规范执法重要性的认识和感受。

随着人民群众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这就要求国家机关采取措施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上新台阶。

三、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机制的措施

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要充分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一）加强培训，提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素质

首先，要加强学习和熟悉基本法律知识，提高运用法律手段解决行政法律事务的能力。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二是要遵循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原则正确行使执法自由裁量权、坚决杜绝越权减免和处罚不公等现象。三是改善服务观念，大力倡导在执法中服务，又要在服务中执法。

（二）完善依法行政的监督制约机制，增强自我约束能力

为保证依法行政工作落到实处，就必须完善内部和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一是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府、政协的监督；接受监察、检察和法院等专门的监督机关对执法行为的监督，积极落实监督决定。要主动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坚持政务公开，自觉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二是要继续加强内部监督。要充分发挥国家机关法规、监察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加强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监督。认真开展执法检查，运用信息化建设、规范化建设成果，建立以电子化考核为技术支撑、人机结合的执法责任考核机制，实现对执法行为的全过程监控和考核；加大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力度，对违法决策、违法征管、违法检查等执法过错行为，坚决落实责任追究。违纪政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追究其相应责任，触及刑律的，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绝不姑息迁就。

（三）加强法制宣传，优化依法行政工作环境

第一、建立统一完备的法律公告制度，增强法律知识的覆盖面、渗透力和透明度。第二、坚持不懈地搞好法制宣传活动。要在宣传手段、宣传内容、宣传形式、宣传对象上推陈出新，突出重点，形式多样，取得实效。第三，深入持久地搞好日常宣传。宣传活动仅仅靠突击是不行的，仅仅靠突击宣传活动是不够的，而必须持之以恒，并将其作为与业务工作一样重要的工作来抓落实，为依法行政工作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四）推行依法行政，建立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保障机制

建立完善法律体系是实施依法行政的重要保证。以税务机关为例：目前，我国税收法制还不够科学、健全，税法体系亟待完善。首先，现有税法在税制结构上不完整，主要是综合性、基础性的税法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程序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其次，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具体表现为，税收领域中有些法律、法规不符合法理，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存在冲突，有的法规规范不明确，有的同位阶的规范性文件互相矛盾，造成税务部门内部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依法打架”的情况时有发生；再次税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缺乏联系与互补，形成不了有机的整体，导致银行、工商等部门在如何配合依法征税上存在不协调现象，缺乏法律约束。四是某些现行税收条例在内容上还有欠缺，各个税收条例本身具有的功能没有完全地表现出来，有些条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冲突，税法中的一些制度、措施还不够规范，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来通盘设计税法体系的考虑比较少，不利于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税。五是由于缺少《税收基本法》作为税收法律体系的统领，使税法和宪法有关涉税内容难以衔接，出现了明显的空档，税收法律体系难以达到严密合理，影响其法律效力。1982年制定的《宪法》中有关“税收”的内容只有一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显得过于单调，《宪法》反映税收的条款很少。这与新形势下税收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显然不相适应，与依法治税更加不相适应。

这些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立《税收基本法》，完善《税收程序法》，充实《税收实体法》。使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能够保证实施依法行政。

（五）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升依法行政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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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收债权消灭时效的界定和意义

所谓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是指税收债权不行使的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持续存在，即经过一定的法定期间不行使税收债权，即产生该税收债权丧失的法律效果。税收债权消灭时效由法律事实、期间和法律后果三个要素构成，其中法律后果是核心要素。

税收债权消灭时效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助于实现税法的安定性和税收法律秩序的和平。由于税收请求权在发生后随着时间的经过而愈加难以证明，对有关证据资料不可能无期间限制地进行永久保管，当事人的记忆时间也有限，因证明困难导致无法正确查明的事实与时俱增，此时如再允许强求，税收的确定和征收将大受影响。为避免举证困难和课税凭证资料的过长保管，维持法律秩序的稳定，税收债权请求权的主张不能毫无时间的限制，至少，应就该项权利主张赋予债务人一项抗辩权，或使该项权利归于消灭。其次，税收债权消灭时效会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正如法谚所谓“法律不保护权利上之睡眠人”，消灭时效削弱了权利人的权利，其用意无非在于限制权利的不行使，增进征税效率，防止征税机关因“怠于行使征税权力”而导致税款损失，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再次，作为证据之代用。税收债权长期不行使，会因有关证据的湮灭而使税收债务难以证明。实行时效制度，凡时效期间届满，即认定税收债权人丧失权利，此系以时效作为证据之代用，可避免当事人举证及法庭调查证据的困难。这也说明，时效制度所要实现的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正义，而只是一种相对的正义，是可能比较接近于实质的正义。

作为一种一般法律思想的体现，税法上也如同民法规定一样，承认消灭时效的法律制度。日本国税通则法对税收债权消灭时效做出了特别规定，按照该法第72条第3款的规定，只要税法上没有特别规定的，则准用民法有关时效的规定。〔‘〕德国税收通则法虽然没有关于准用民法时效的规定，但该法基本上吸收了民法时效制度，在第169一171条、第228一232条对税收时效做出了详细规定。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31条规定:“公法上之请求权，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因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公法上请求权，因时效完成而当然消灭。前项时效，因行政机关为实现该权利所做成之行政处分而中断。”其税捐稽征法还对税收债权的时效问题做出了特别规定。我国税法上的税收债权时效制度，则主要表现为税收征收管理法关于税收追征期限和追缴期限的规定。

2.税收债权消灭时效的种类

税收债务于法律规定的税收要件满足时即告成立，但除了极少数税收外，〔2〕对大多数税收来说，此时成立的为抽象的税收债务，因其内容尚不确定而无法实际履行。由于税基和应纳税额的确定比较复杂，因而产生的分歧和争议也比较多，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来具体规定，这种专门为确定具体税收债务而设置的特别程序被称为税收确定程序。为确定具体的税收债务，税收债权人和税收债务人因此而享有的权利称为确定权，或称为核定权、核课权。在具体的税收债务内容已经确定之后，税收债务人自动履行或税收债权人强制征收税款的程序称为税收征收程序。这种以税收征收为目的，税收债权人要求以及强制税收债务人履行税收债务的权利称为征收权。

因此，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所享有的税收债权包括确定权和征收权，税收债权的时效也相应分为确定时效和征收时效两种，行使确定权的期间称为确定期间，行使征收权的期间称为征收期间。例如，德国税收通则法第169条专门规定了核定期间，第228条则专门针对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规定了纳付时效。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0条专门规定确定权的除斥期间，第72条专门规定征收权的时效，其地方税法、关税法等也都明确规定了确定期间和征收期间，只是期间的长度有所区别而已。美国联邦所得税法第6501条规定，该法所适用的税收应于申报书提出后3年内课征。如果以印花纳税，则于纳税期限开始后3年内征收。这其实是一种确定时效。至于征收时效，该法第6502条规定，在确定期限内课征的税收，应当在课征之后6年内以扣押或司法程序征收。

如果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协议延收期限，则遵循协议。〔3〕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1条和第23条即分别规定了核课期间和征收期间。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5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海关法第62条规定:“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品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物品放行之日起1年内，向纳税义务人补征。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者漏征，海关在3年以内可以追征。”可见，我国税法对征税机关追征权和补征权的时效期间只规定了统一的追征期和补征期，并没有区分确定期间和征收期间。在我国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领域，也存在相关的时效制度，不过法律也都没有区分处罚决定时效与处罚执行时效。例如，我国刑法第87条只对追诉时效做出了规定，即国家依法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却并没有规定行刑时效，即对被判处刑罚的犯罪分子执行刑罚的有效期限。传统的解释是，不规定行刑时效，司法机关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将被判刑后在逃的罪犯缉拿归案，执行原判的刑罚，从而更有利于同犯罪做斗争。而在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上，追诉权和行刑权则是分开的，二者各有期间的限制。另外，我国台湾行政处罚法第29条关于行政处罚追责时效的规定也是针对做出处罚决定的时效，没有对处罚执行时效做出规定。这说明，税收追征期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个别，其在我国公法领域普遍存在。

税收征纳的实际操作客观上要求存在税收确定程序与税收征收程序的必要区分。一般情况下，必须先经过税收确定，然后才能具体实施征收。我国税法虽然没有对此加以明确区分，但实际的操作过程也在遵循这一规则。例如，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8、40和68条的规定，无论是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还是对欠税行为实施处罚，税务机关都必须先“责令限期缴纳”，即必须先行确定纳税人是否欠缴税款以及欠缴多少税款。如果没有税收确定的前提，征收和执行行为就会失去依据。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它们通常也在法律上区分了税收债权行使的确定期间和征收期间。因此，我国将来修改和完善税法时，应当将确定期间与征收期间分别加以规定，以使税收征纳制度更加精细、科学和严密。但在法律修改前，应当类推刑法上关于时效制度的规定，将追征期和补征期解释为确定期间，至于征收期间则应不受时效限制。

二、税收之债的确定时效

1.确定期间的性质

在法律_L，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时效制度，除了消灭时效外，还有除斥期间，因为消灭时效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法律关系，它可以中断和中止，在某些场合下若不另加限制，法律关系还是会处于无限期的不确定状态之中。所谓除斥期间，是指法定的权利存续的预定期间，因该期间经过而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在民法上，消灭时效与除斥期间一般有以下不同:(1)适用客体不同。消灭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除斥期间的客体则为形成权。(2)构成要件不同。消灭时效须法定期间经过和权利持续不行使之事实状态两个构成要件才能成立;除斥期间只需要法定期间经过一个构成要件。(3)期间起算点不同。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以行使时起算，以不作为为目的的请求权自行为时起算;除斥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发生时起算。(4)期间变动性不同。消灭时效因中断而重新起算，因中止而延长，属于可变期间;除斥期间则没有中断或中止的问题，属于绝对不变期间。(5)适用主体不同。消灭时效的适用必须由债务人主张，而除斥期间即使未经当事人主张，法院也可以依职权适用。(6)维持的秩序不同。消灭时效所维持的是反于原有秩序的新秩序，而除斥期间所维持的是继续存在的旧秩序。除斥期间与消灭时效区别的意义，主要在于除斥期间之规定，使系争权利一经过法定期间即归于消灭，没有期间中断或中止的问题，其效力之变更单纯系于在法定期间内权利人不行使权利，不再考虑权利人为何不行使权利;而消灭时效的适用则考虑权利人为何不行使权利或行使权利的障碍问题，其得行使权利者的行使应生中断时效的效力，其有行使权利之障碍者，法律将之规定为时效中止的事由。

关于税收债权确定期间的法律性质，有除斥期间和消灭时效两种观点之争。日本国税通则法第七章第一节以“国税的更正、决定等的期间限制”为题，专门规定了确定期间问题。学者们认为，由于确定权是征税机关确定税收债权，亦即以做成更正、决定或赋课决定等特殊的行政处分为内容的权利，并不产生中断、停止的问题;且确定权的行使使抽象的税收债权具体化，相当于形成权的行使.而对形成权的行使期间，一般认为是除斥期间而非消灭时效期间。所以，日本通说认为，确定期间属于除斥期间。〔4〕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上也采此见解，认为稽征机关核课税捐属行政行为，有关税捐核课期间乃行政行为的行为期间，并非时效;而学界通行的观点，也是认为核课期间的对象是核课权，而核课的法律功能有经由核定之行政处分确定税额之确认甚至形成的意义，即核课权是一种形成权，因此核课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德国则认为核定期间属于消灭时效，因为核定期间的完成使抽象的税收债务关系请求权归于消灭，并且德国税收通则法第171条还规定了核定期间的中止问题。另外，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了折衷的看法，认为税收的核定期间届满之后，在实体法上以及程序法上均发生效果。在实体法上，发生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抽象的税收债权等)归于消灭的法律效果;在程序法上，则发生不得再为核定税收的效力。因此，从实体法的观点言之，核定期间应为消灭时效期间;从程序法的观点言之，核定期间较接近除斥期间，故两说均有其根据。所以，可以认为核定期间是一种特殊的期间，具有两面性质。〔5〕

确定期间的性质问题实际上触及税法最基本的法理。如果税收债务在法定构成要件实现时即行成立，则征税机关的确定只是一种宣言性质的确认行为，不具有创设效力。因此，确定期间也只能是消灭时效，而不是以形成权为客体的除斥期间。如果税收债务在法定构成要件实现时并不发生，还需得到征税机关做出确定行为后方才成立，那么，征税机关的确定行为就是一种创设性的形成行为，而确定期间也只能是除斥期间，而不是消灭时效。但从1919年德国帝国税收通则法规定税收债务问题以来，税收实体法律关系的债务关系说已得到普遍认同，认为税收债务于构成要件实现时即告成立，征税机关确定权的行使仅在于使税收债务内容具体化，并进而使抽象的税收债务消灭，因此，确定期间表现出鲜明的消灭时效特性。况且，如果确定期间是除斥期间，那么它应该维持期间届满前的旧秩序，而确定期间届满前的旧秩序，是纳税人因税收构成要件实现而成立税收债务，但确定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却是税收债务归于消灭，因此，确定期间维持的是期间届满后的新秩序，应属于消灭时效的范畴。〔6〕

对于我国税法上追征期的法律性质问题，也有除斥期间与消灭时效的不同观点。但从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法理要求来看，征税机关的税收确定行为只是对税收债务内容的具体化，而不是创设税收债务的形成行为。因此，追征期的性质应当认定为消灭时效。至于目前的追征期制度中没有中断或中止的规定，并不代表追征期不能中断或中止，而只是说明了税收立法的不完善。

这里还需要探讨的是，税收债务人能否享有税收债权的确定权及其相应的时效问题。从各国税法的规定看，申报纳税方式已经成为最基本的一种税收债权确定方式，指原则上应根据税收债务人的申报确定应纳税额，只有在税收债务人未自动申报或申报不适当的情况下，才由征税机关确定应纳税额。纳税申报是一种私人公法行为，具有确定应纳税额的效力。〔7〕因此，在申报纳税方式下，税收债务人享有税收债权的初次确定权，税收债务的内容通过税收债务人行使申报行为而得到了首次确定。我们认为，既然认可税收债务人的确定权，其确定权的行使也应当受到时效制度的限制。税收债务人确定权的期间一般就是纳税申报期间，有关期间的起算、期限、延长、效果等问题适用法律对纳税申报期间的要求。当然，如果允许期限后申报，税收债务人确定权的期间则延长至征税机关做出税收核定决定之前。〔8〕

但是，税收债务人享有的确定权，并不是一种终极和本来意义上的税收债权确定权。在申报纳税方式下，征税机关依然享有确定权，即对税收债务人申报的应纳税额享有复核权，只不过税收债权人之确定权的可动用范围因申报纳税制度的设置而受到一定的限定。换句话说，在申报纳税方式下，税收债权是通过税收债务人的初次确定权和税收债权人的复核确定权共同行使而最终确定的。征税机关复核权的表现形式，在日本就是征税机关对税收债务人申报的应纳税额有权做出“更正、决定”。“申报纳税的税收，其课税标准或税额等，虽是由纳税人的初次申报确定的，但它也赋予税收机关再次确定的权限。具体地说，税务署长……在纳税人申报的课税标准或税额等的计算未根据国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时，其课税标准或税额等与其调查的结果不一致时，根据其调查结果，可以对课税标准或税额等进行更正(税通24条)。”〔9〕“由于更正是对纳税申报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的订正处分，所以应在有申报时进行。与此相反，决定则在无申报时进行，即税务署长在认为有提出纳税申报书义务的人未提出其申报书时，根据调查，可决定有关该申报书的课税标准及税额(国税通则法第25条正文)。”〔10j征税机关复核确定权在我国的表现形式是“调整”、“核定”。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5、37条的规定，征税机关行使应纳税额核定权包括下列几种情形:(1)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2)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账簿但未设置的;(3)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4)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人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5)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6)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7)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以及临时从事经营的。[ll〕根据该法第36条的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人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而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4、55条的规定，征税机关调整权的对象包括应纳税额和计税收人额或者所得额，即调整的对象包括税额和税基两种。在核定征收方式下，税收债务人不享有确定权，而是由征税机关直接和单独行使确定权。

在法律效果上，税收债务人确定权的不彻底性的表现，就是当其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时并不能在实体上产生抽象的税收债务消灭的法律效果，法定期间经过后则由征税机关通过核定等方式行使确定权。另外，纳税申报虽然具有初次确定应纳税额权利的性质，但它同时也是税收债务人必须履行的程序上的义务，是不能抛弃或者怠于行使的，否则将承担程序违法的责任。所以，从完全的意义上说，税收债权确定权的主体是国家或征税机关，各国税法上一般也是只对征税机关的确定权时效问题做出规定。但从法理和实践来看，税收债务人的确定权及其时效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需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的。

2.确定期间的长度

根据德国税收通则法第169条第2款的规定，德国核定期间的长度是:关税、消费税、关税退给及消费税退给为1年;其他税收及税收退给为4年。在税收核定期间，有逃漏税收时为10年，因重大过失而短漏税收时为5年。

根据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0、71条的规定，日本确定权的除斥期间分为普通除斥期间和特别除斥期间。普通除斥期间是法律对确定权规定的一般除斥期间，根据确定权行使方式的不同，其具体长度分别是:(1)更正(包括再更正，但对决定的再更正除外)的除斥期间原则上为3年。(2)减额更正，为增加纯损失等金额或退还金额的更正或将上述金额作为内容的更正，减少纯损失金额的更正，从法定申报期限起经过3年之后提交了期限后申报书的国税的更正等，除斥期间为5年。(3)决定及对此进行的再更正，除斥期间为5年。(4)对采取虚伪或其他不正当行为逃避所课征的全部或部分税额，或接受其全部或部分税额的退还的国税的更正、决定，除斥期间为7年。(5)要求提交课税标准申报书的国税，自提交申报书起，课赋决定的除斥期间为3年;纳税人未提交该申报书，除斥期间为5年。(6)减额的课赋决定，除斥期间为5年。(7)不要求提交课税标准申报书的采取课赋纳税方式的国税，除斥期间为5年。(8)对采取虚伪或其他不正当行为逃避课征的全部或部分税额的国税进行的课赋决定，除斥期间为7年。特别除斥期间，是对于一定事实后发的情况，法律上规定了特别的除斥期间，即在普通除斥期间经过后也可以做出更正、决定的处分。包括:(l)对更正、决定等提起不服申诉或诉讼，因此而做出的裁决、决定或判决导致原处分发生变动，或基于更正请求而做出的更正导致课税标准及税额等产生变动的，征税机关对其进行的更正、决定等，可以在做出裁决、决定、判决或更正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2)对采取申报纳税方式征收的国税，由于成为其课税标准的计算基础的事实中，根据无效行为产生的经济成果因该行为无效而丧失，或者该事实中包括的应取消行为被取消，基于上述理由而做的更正，可在该理由产生之日起3年内进行。例如，因贪污取得的财物所得退还给对方，或曾作为课税对象的未收债权其后成为坏账时，即属于此种情况。

根据韩国国税通则法第26条的规定，韩国确定权的除斥期间长度是:所得税、法人税、继承税、赠与税、再评价税、不当得利税、附加价值税、防卫税、教育税等，除斥期间为5年;其他国税，除斥期间为2年;以欺骗手段及其他不正当行为偷漏税、或者接受还给、扣除的情况，除斥期间为5年;在提出异议申请、审查请求、审判请求、按照监察院法的审察请求、或者提起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诉讼时，可不管3年除斥期间的规定，从该判决或决定确定之日起，在1年内，按该判决或决定进行更正决定及其他必要处分。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1条第l项的规定，税捐核课期间的长度是:依法应由纳税义务人申报缴纳的税捐，已在规定的期间内申报，且无故意以诈欺或其他不正当方法逃漏税捐者，其核课期间为5年;依法应由纳税义务人实贴之印花，及应由税捐稽征机关依税籍底册或查得资料核定课征之税捐，〔l2）其核课期间为5年;未于规定期间内申报，或故意以诈欺或其他不正当方法逃漏税捐者，其核课期间为7年。

根据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的规定，对于税务机关负责的税收来说，其追征期和补征期的长度是:(1)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补征期(补缴期)为3年;〔13〕(2)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追征期为3年;(3)有特殊情况的，(14)追征期为5年;(4)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期不受时间限制。根据海关法第62条的规定，对海关负责的税收，包括关税和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以及船舶吨税等，其追征期和补征期的长度是: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品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补征期为1年;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者漏征，追征期为3年。两类征税机关所适用的时效制度的区别是:海关负责的税收的补征期为1年，短于税务机关负责的税收的3年补征期;海关负责的税收没有5年追征期和对偷税等适用的无时间限制的追征期。

比较中外税法关于确定期间的规定，下列几个方面值得借鉴:(l)对于关税等对征纳管理时效有特别要求的少数税收，为促使征税机关尽快行使确定权，适用比较短的确定期间，一般为1年。(2)对于大多数税收，在正常情况下的确定期间一般为3一4年。(3)对于因实施欺诈行为而偷逃税收的，适用比较长的确定期间，一般为5一10年。(4)对于因诉讼裁决变更了征税决定或无效行为被撤销而导致课税基础丧失等特别事实的出现，适用特别确定期间，即在普通确定期间经过后，从发生该特别事实之日起1年左右内可以行使确定权。

可见我国税法追征期长度的确定接近各国一般做法，但稍显粗糙，应当细分不同情况适用不同的确定期间。特别需要讨论的是，对于偷税、骗税、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追征期是否有必要不受限制。在民法上，民事权利的行使一般都有最长时效期限的要求，如法国民法典规定的最长时效为30年，德国民法典规定的也是30年，日本民法典规定债权的最长时效为10年、所有权外的财产权为20年。对于税收违法行为，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规定了较长的确定期间，但最长为10年。英国和美国为了加重对逃税行为的惩罚，规定随时可以核课，或不经核课而直接通过扣押及司法程序予以征收。对比而言，我国的做法与英美法系国家更为接近。不过，按照对刑罚也有最长时效限制的规定(我国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对于尚没有构成税收犯罪的一般税收违法行为，却允许征税机关无限期行使税收追征权，并不利于对征纳双方权利的均衡保护，对实现税法的安定性和税法秩序的和平也有害。另外，追征权的实施效果也不会很好，充其量仅是表明了国家对偷骗抗税行为的极大否定态度，而被偷逃的税款却恐怕很难实际追征到。因此，从实际可能的角度出发，针对偷税、骗税、抗税行为的追征期，还是应该有所限制。

3.确定期间的起算

德国税法对时效起算的规定比较有特色，无论是确定期间还是征收期间，都是以特定行为或事实发生的日历年度之届满而开始。例如，德国税收通则法第170条第1项规定，核定期间因租税成立之日历年度届满而开始，附条件成立的租税在条件成立之日历年度届满而开始，这是德国租税核定期间起算的一般原则。(15)日本税法对时效起算点规定最为复杂，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0一71条规定:(1)在申报纳税方式下，除斥期间自法定申报期限届满时起算。(2)在课赋征收方式下，要求提交课税标准申报书的国税，除斥期间自课税标准申报书提交期限届满时起算;不要求提交课税标准申报书的国税，除斥期间自税收债务成立之日起算。(3)对于特别除斥期间，对更正、决定等提起不服申诉或诉讼，因此而做出的裁决、决定或判决导致原处分发生变动，或基于更正请求而做出的更正导致课税标准及税额等产生变动的，征税机关对其进行的更正、决定等，除斥期间自做出裁决、决定、判决或更正之日起算;对采取申报纳税方式征收的国税，由于成为其课税标准的计算基础的事实中，根据无效行为产生的经济成果因该行为无效而丧失，或者该事实中包括的应取消行为被取消，基于上述理由而做的更正，除斥期间自该理由产生之日起算。韩国国税通则法第26条规定，除了对因提出异议申请、审查请求、审判请求、按照监察院法的审察请求、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诉讼时，除斥期间自该判决或决定确定之日起算外，在一般情况下，税收课征的除斥期间自“可课征之日起算”。根据我们的理解，所谓“可课征之日”应当是纳税申报期限届满之日或者在课赋征收方式下税收债务成立之日。因此，韩国的规定与日本完全一致，只是立法语言的表达不够明确而已。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2条对核课期间的起算做出的规定是:依法应由纳税人申报缴纳的税收，已在规定期间内申报者，自申报日起算;依法应由纳税人申报缴纳的税收，未在规定期间内申报者，自规定申报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印花税自依法应贴用印花税票日起算;由税务机关按税籍底册或查得资料核定征收的税收，自该税收所属征期届满的翌日起算。

考察上述各国和地区税法对确定期间起算的规定，可以得出下列结论:(1)由于税收关系的复杂性，税收确定期间的起算较为复杂。正如学者所言，“民法上请求权消灭时效之起算点有统一之规定，刑法上消灭时效之起算点，亦有统一之规定，但租税时效却无法为统一之规定。盖租税之课征，在权力方面，则有课征权与征收权之不同;在程序方面，又有申报税与查征税之差异，于是其消灭时效之起算点，即应分别情形，做个别之规定，而无法加以统一。尤其印花税，情形更为特殊，既无需申报，亦无需查征，只有‘实贴’与‘总缴’两种方式，因而其消灭时效之起算点，自又与申报税及查征税不同。可见，，租税时效在起算点上与其他公法上消灭时效不能不有所差别也。”(16)(2)从法理上说，确定权的起算应当以“能够行使权利之日”开始。税收债权在税收构成要件具备时即告成立，而后征税机关原本应可行使税收确定权。但由于对大部分税收都实行申报纳税方式，所以在申报期限之前，应期待税收债务人自行办理结算申报，征税机关不得行使确定权，或者说应当由税收债务人首先行使确定权。在采取核定征收方式的税收中，也有需要提出税收申报以供征税机关课税参考的情形，因此，在提出纳税申报的法定期限届满以前，也不得行使确定权。即在核定征收方式下，确定权行使期间的起算日，应当以纳税申报书提出期限的翌日为准;而在不需要提出纳税申报书的情形，则以税收债务的成立日为其起算日。(3)各国关于确定期间起算的规定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德国的“历年时效”起算模式，即从税收债务成立之日或纳税申报期限届满之日的下一日历年度开始起算。其优点是较为简捷和方便，只需于年终时审查有无时效之届满。二是多数国家实行的“届满时效”起算模式，即对于实行申报纳税方式的税收，自纳税申报期限届满时起算;(17)对于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税收，自税收债务成立之日起算。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针对税收征纳的不同情况，分别适用不同的起算制度，督促征税机关及时行使确定权，但规定较为复杂。

我国税法规定的追征期期限有1年、3年、5年、无限期四种，但对追征期的起算没有做出规定，这给具体的税收实践带来困难，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予以完善。一是在税法上明确区分确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二是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对于实行申报纳税方式的税收，如果税收债务人已在规定期间内申报的，自申报日起算;对于未在规定期间内申报者，自规定申报期间届满起算。对于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税收，自税收债务成立之日起算。对于特别确定期间，自有关机关做出裁决之日起算。

4.确定期间的中止

消灭时效因法定情形的出现而中断或中止。由于确定行为做出后即已经达到效果，不需要进行时效中断，因此各国税法都没有关于确定期间中断的规定。但确定税收债权的请求权如因特定原因致不能行使，即不能对应纳税额做出确定或废弃或变更处分时，则有必要使确定期间中止，以使征税机关能够有合理的时间行使确定权。所谓确定期间的中止，又称确定期间的不完成，是指由于与税收债权人无关的法定事由的出现，使税收债权人无法行使确定权，导致确定期间暂停计算，待中止事由消灭后继续计算。例如，德国税法即有核定期间中止的规定，德国税收通则法第171条共规定了13项导致核定期间中止的事由，其中较为重要的有:(l)在核定期间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做成税收核定时;(2)课税处分显然错误，于处分通知后未届满1年前;(3)核定期间届满前，申请为税收核定或税收核定的废弃、变更，于对该申请做成不可争议的税收核定前;(4)

在核定期间届满前就已经开始调查，于根据调查而做成不可争议的税收核定前;(5)对于税收核定具有拘束力的基础裁决，于通知后届满1年以前;(6)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无法定人，自其成为行为能力人或其法定人就职时起，于届满6个月前;(7)税收如果涉及遗产，自继承人承认继承，或对遗产开始破产程序，或得对人核定税收之时起，于届满6个月前;(8)未经核定的税收，在核定期间届满前，如果在破产程序中已经申报，自破产程序终了后届满3个月前。在日本，由于其将确定权的期间限制定位为除斥期间，因此税法上没有关于确定权期间中断和中止的规定。

我国税法没有对追征期的中止做出规定。对于民事权利，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由于追征期的中止对税收债务人不利，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如果没有税法的明文规定，似不宜直接类推适用民法的规定。对此，只能通过完善税收立法来加以解决。

5.确定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

关于确定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一是德国、日本、韩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税收债权消灭主义。即确定期间届满后，在实体法上，税收债权人的抽象的税收债务请求权归于消灭，并进而导致由于不能确定具体的税收债务，整个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亦应归于消灭;在程序法上，征税机关不得再为税收确定行为。例如，德国税收通则法第169条第1项规定:“租税之核定期间届满者，不得再为租税核定及其废弃或变更。(l8〕此规定亦适用于依第129条规定，(19〕因显然之不正确而为之更正。在核定期间届满前，有下列之情形者，其期间已被遵守:(1)租税裁决已离开租税核定之管辖稽征机关之范围，或(2)公示送达时，租税裁决或行政送达法第巧条第2项规定之通知，已经揭示。”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0条规定，确定权的除斥期间届满后，“不得进行”国税的更正、决定或课赋决定。韩国国税通则法第26条之2规定，国税的除斥期间结束之日以后，“不得课征”。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1条第2项规定:“在前项核课期间内，经另发现应征之租税者，仍应依法补征或并予处罚;在核课期间内未经发现者，以后不得再补税处罚。”〔20)二是英国、美国等国家，其税法及民法的消灭时效都采抗辩权发生主义。我国税收征收征管法第52条只是规定追征期届满后不得追征税款，但并没有清楚地说明税收在追征期届满后是否消灭，有待法律解释与立法完善。

上述德国税法对确定期间届满法律效果的规定，尤其强调程序法上的法律效果，即确定期间届满后，不仅不得为税收核定，亦不得为税收核定之变更及废弃，即使对显然不正确的更正，亦仅许可在核定期间内为之。但我国台湾地区税法并未规定不得为废弃、变更的课税处分。由于征税机关确定税收债权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如公示送达)，应以到达税收债务人始生效力。因此，征税机关应当在确定期间内合法送达税单(税款缴纳通知书)，以免逾越期间。但对于在确定期间届满后所做成的税收核定、或对税收核定的废弃或变更决定，为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如依其情形并非为显然重大瑕疵时，则并非当然无效，当事人得对之请求法律救济。(21)

三、税收之债的征收时效

税收债权的征收时效，是指已经发生并已经确定的税收债权，不行使征收权超过法定期间后产生税收债权丧失的法律效果。与确定时效的客体是已经成立但尚未确定的税收债权不同，征收时效的客体是已经成立并对其内容确定之后的税收债权。税收征收的法律功能为收取税款，作用上类似于债法上之履行的请求，属于请求权的行使，不涉及法律关系之确认或形成，所以对于征收时效的性质各国都规定为消灭时效。征收时效不仅适用于税收主债权，也适用于滞纳金、利息等附带债权。

1.征收期间的长度和起算

德国税收通则法第228条规定:“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应适用特别之纳付时效。时效期间为5年。”第229条规定:“(l)时效因请求权首次届至清偿期之日历年度之届满而开始。但租税债务关系请求权所根据之请求权核定或该核定之废弃或变更，其生效之日历年度届满前，时效不开始;租税报告视同租税核定。(2)责任裁决之做成，未附有缴纳催告者，时效因责任裁决生效之日历年度之届满而开始。”根据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2条的规定，国税征收权从其国税的法定纳税期限起5年内未行使，依时效而消灭。根据日本地方税法第18条第1项的规定，日本地方税的征收期间也是5年。〔22〕韩国国税通则法第27条规定:“以征收国税为目的之国家权利，如果自可行使之时起5年未行使，则为完成消灭时效。”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3条规定:“税捐之征收期间为5年，自缴纳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23〕

我国税法没有区分确定期间与征收期间。按照我们的理解，我国税法上的追征期宜解释为确定期间，而对征收期间则为无时间限制。但从健全税法时效制度出发，我国征收期间的长度和起算制度应予以完善:(l)征收期间的长度可规定为5年。上述各国和地区的征收期间长度一般都规定为5年，较好地兼顾了征纳双方的利益，我国也应做出相同的规定。考虑到关税征收管理对时效的特殊要求，关税的征收期间可规定为2年。〔24〕(2)征收期间的起算以“可以行使征收权”为原则，分别不同情况规定开始时间。第一，由于抽象的税收债务只有经过确定后变成具体的税收债务时，税收债务人才能履行，因此征收期间应当“自税收债权确定之时起算”。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在民法上，消灭时效的起算点是‘能够行使权利之时’。如果把它适用于税收法律关系，则税收债权消灭时效的起算点，至少应是纳税义务的确定之时。”（25〕如韩国国税通则法第27条即明确规定征收时效的起算“自可行使之时”;德国税收通则法第229条规定“时效因请求权首次届至清偿期之日历年度之届满而开始”，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3条规定“自缴纳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等，（26〕即表达了这样的原则。第二，对于实行申报纳税方式，税收债务人按期申报的，征收期间自纳税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对于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从而由征税机关在确定期间内核定征收以及其他实行核定征收方式，征收期间自税收核定生效之日开始。例如，德国税收通则法第229条规定，如果税收债权请求权依据的是税收核定、法院裁决等征税裁决，则自裁决生效之日历年度届满而开始。〔27〕第三，对于税收债务自成立的同时即当然确定的税收，即对自动确定的税收债权，由于不需要确定期间，征收期间自税收债务成立之日开始。第四，对于确定期间届满的税收，因抽象税收债务的确定权归于消灭，所以不存在适用征收时效的前提，此时无论是抽象税收债务还是具体税收债务均归于消灭。

转贴于 2.征收期间的中断

所谓时效的中断，是指因为法定事由的出现，已经过的期间归于无效，待中断事由消灭后，全部期间重新开始起算。规定时效中断，有助于保护权利人利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税法上规定了征收时效的中断。例如，德国税收通则法第231条规定，征收时效中断的事由包括以书面行使请求权，延展清偿期，缓期清偿，停止执行，提供担保，延期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措施，申报破产债权以及稽征机关调查纳税人的住所或居所等;中断的事由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者，在中断事由终了年度之届满后开始新时效期间;时效仅依中断行为所涉及的金额高度而中断(故经常发生部分税收债务消灭的情形)。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3条等将更正或者决定，属于各种加算税之有关课赋决定，关于纳税的告知、督促、交付要求等，作为纳税义务消灭时效的中断理由;日本地方税法第18条也将告知、督促和交付要求等三种情况作为时效中断的理由，即当做出上述处分之时，时效在该处分生效之时中断，纳税期限以及其他所规定的期间已经过的部分重新开始进行。依交付要求而产生的时效中断，即使与交付要求相关的强制换价程序被撤销，该时效中断的效力也不丧失。另外，根据上述处分所形成的时效中断，其效力只涉及与该处分相关的税额部分。所以诸如实行增税更正时，依其更正所形成的时效中断，仅限于依其更正重新确定的税额(增差税额)部分。韩国国税通则法第28条规定，消灭时效的中断事由包括纳税通知，督促或缴纳催告，交付请求，扣押;中断后的消灭时效从超过下列期间时起重新进行:通知的缴纳期间，按照督促或缴纳催告之缴纳期间，交付请求中止期间，截止解除扣押之期间。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3条第1项但书规定:“但于征收期间届满前，已移送法院强制执行，或已依强制执行法规定声明参与分配，或已依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尚未结案者，不在此限”，有学者认为系时效中断的规定。〔28〕

考察上述各国和地区关于征收时效中断的规定，其中断时效事由多是由于征税机关(权利人)行使征收权所致。因为在权力服从关系的公法中，经常是由行政机关为实现其请求权而行政处分命相对人履行公法上义务并导致时效中断。另外，也可承认在一定的情况下，税收债务人的行为也成为税收债权时效中断的事由。例如，在完成期限后申报或法定纳税期限后修正申报的情况下，可以认为是有税收债务人的承认，已经确定的税收债务的时效因此即被中断。〔29〕我国税法没有规定追征期的中断，虽然民法上有时效中断的规定，〔30〕但由于税收债权的公法属性，不宜直接类推适用，（3l〕应尽快完善税收立法予以解决。

3.征收期间的中止

德国税收通则法第230条规定:“于时效期间之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而不能行使请求权者，时效不完成。”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3条第5项规定:“国税征收权的时效，对有关与延纳、纳税的延期或征收或者滞纳处分的延期有关部分的国税(包括与该部分的国税应一并缴纳的延滞税与利息税)，在其延纳或延期的期间内不进行。”韩国国税通则法第28条第③项规定:“依据第27条规定的消灭时效，在按照税法规定的分期缴纳期间、征收犹豫期间、滞纳处分犹豫期间、或者年赋延纳期间不进行。”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3条第3项规定:“依第39条暂缓移送法院强制执行或其他法律规定停止税收之执行者，第一项征收期间之计算，应扣除暂缓执行或停止执行之期间”，故暂缓移送执行或停止执行的期间，即不算人时效期间内。

4.征收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

德国税收通则法第232条规定:“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及由该请求权产生之利息，因时效之完成而消灭。”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2条规定，国税征收权“依时效而消灭”，“关于国税征收权的时规无须援用，并且，其利益不得放弃”。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一23条第1项规定，“应征之税捐未于征收期间征起者，不得再行征收”。

上述各国和地区民法上时效届满的法律效果，虽然有采用实体权利消灭主义、抗辩权发生主义及诉权消灭主义之区分，〔32〕但税收债权的时效效力普遍采取权利消灭主义。税收债权消灭时效的效力为税收债权的绝对消灭，与一些国家民法上采取诉权消灭主义不同，不待税收债务人援用抗辩，税收债务人也不能抛弃该利益。因此，税收债务人对于不知征收期间已经完成而缴纳之税收，得依适用法令错误为理由，请求退税。但对已逾征收期间的税收，若纳税人自愿清缴，法无禁止收受之规定的，征税机关仍有受领权。

税法上普遍采取权利消灭主义的理由，一是在于对时效完成的税收债务应给予公平处理;二是便于统一处理税收事务，因为税收债务的大量发生，为避免逐一确认各个当事人的意思，实行统一处理合乎便利原则，又可防止权利滥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陆法系国家之所以采用权利消灭主义，除由于国家与个人实力悬殊，如果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个人将惧于行使抗辩权，公务人员也容易滥用权限外，抗辩权发生主义将产生公法上的自然债务，这有违公法的强制性。而采用权利消灭主义，对所有的纳税人都发生相同的结果，符合平等原则，并利于大量性税收事件的统一处理。〔33）我国税法没有对追征期届满的效力做出明确规定，将来立法时采取权利消灭主义较为合理。

另外，税收债权消灭时效的效力及于附带债权，即包括税收债权和滞纳金、利息等附带债权，但罚款、罚金等不在时效的适用范围内。由于附带债权属于从权利，故附带债权请求权不独立进行，而是依附于税收债权。即附带债权至迟于税收债权时效完成时随之消灭，而不问其本身之时效是否已完成。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第52条的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而追征税款时，其追征的对象只是未缴或少缴的税款，不包括滞纳金。这样规定的理由是考虑到未缴或少缴税款是由税务机关造成的，基于对税收债务人信赖利益的保护，不征收利息，当然更不能加收滞纳金。

除了上述税收之债消灭的原因以外，有学者认为还包括课税处分的无效与撤销。税收债务经征税机关以课税处分核定具体的应纳税额之后，可能创设实体法上本来不存在的税收债务，如果其课税处分具有重大而且明显的违法瑕疵时，则其处分即属无效，于该无效确定时，原来在外观上所成立的税收债务即自始不存在。如果课税处分有瑕疵而被撤销时，则其税收债务也溯及既往归于消灭。〔34〕但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只有依据税收实体法对税收要件的规定才能产生税收债务关系请求权，征税机关的核定行为只能据以产生“缴纳义务”，因此上述情况下税收债务实际上没有发生，当然也就没有消灭的问题。所以严格来讲，课税处分的无效与撤销并非税收债务消灭的原因，它所涉及的实际上是税收债务是否成立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如有已经缴纳的税款，应以不当得利返还。

四、结论

时效是民法上一项重要和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其对权利行使的时间要求和维护法安定和法律秩序和平的功能，使其成为一般法律思想。行政法发展较迟，所以技术上常常借用民法的规定，以规范行政法律关系，如日本、韩国税法即做出了准用民法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无可厚非，因为英美法上原无公法与私法的区别。但大陆法系国家既然已经承认公法与私法的本质差异，公法的发展就不能长久停留于依赖私法的阶段。例如，德国税法规定，有关时效问题不准用民法的规定，而是另辟条文，参照民法规定，加人税法之特征。诸如时效期间的起算、中断、不完成以及其效力等，都自成体系，这样更符合公法的精神。〔35〕

我国税法乃至其他公法上的时效制度很不完善。仅从税收之债消灭的角度来看，消灭时效是其重要原因，但我国税法对税收债权消灭时效的类型、期间、中断、中止、效力等的规定十分简单，无法解决税法适用中的问题。实际上时效制度在税法上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和重要的制度价值，例如，按照时效期限的适用范围不同，可分为一般期限的时效和特殊期限的时效;按照时效期限的适用主体，可分为征税主体活动的时效和纳税人活动的时效(纳税人的确定时效);按照时效适用的征税活动类型的不同，可分为秩序征税活动的时效和服务征税活动的时效;按照时效期限的始期和终期是否确定为标准，可分为确定的时效和不确定的时效等。在对时效价值的认识上，我国突出其效率价值，特别是偏重于考虑如何加快纳税人服从与满足征税机关征税活动的时间要求，而忽视了对征税机关活动时限的规定，或者是没有规定征税主体违反时效期限的法律后果，致使时效制度缺乏刚性。而时效制度绝不单纯是为了追求征税效率，其基本价值取向应当是在公平基础上追求征纳双方的效率。〔36〕

加入WTO以后，完善税收时效制度更具有紧迫性和时代意义。例如《反倾销协议))第9条反倾销税的征收第3款(a)项规定:当反倾销税额是按照追溯到以往基础来估算时，最终支付反倾销税责任裁定应尽快做出，在提出要求做出反倾销税最终估算的数额之后，通常在12个月之内做出，但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我们应当通过制定税收通则法，积极借鉴他国有益经验，建立和完善税收时效制度，既促进征税权的积极行使，又限制其任意裁量，并为说明理由、听证等相关制度的运行提供条件，以实现国家征税权力和纳税人权利之间的平衡，切实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为税收公平和纳税人权利提供制度保障。 注释

〔l〕韩国国税通则法第27条也做出了准用民法的规定。

〔2〕如预缴的所得税、扣缴的税收、印花税等，这些税收的税基金额或数量比较明确，税额的计算也极为容易，税收债务在基于法律的规定而成立的同时就当然确定，不需要特别的确定程序。参见日本国税通则法第15条第3项。

〔3〕参见郑玉波、翁岳生:《租税稽征之时效问题》，载郑玉波:

〔4〕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页;【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第四版)，陈刚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页。

（5）参见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392页。

（6）参见陈敏:《租税法上消灭时效》，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32期。

（7）参见前引〔4〕，金子宏书，第421页。

〔8〕日本国税通则法第18条规定，应为期限内申报者，即使在法定申报期限之后，只要尚无税收课赋决定，都可以进行申报。但期限后申报也不是无期限限制的，一般在国税征收权的消灭时效完成后，税收债务人不能提出期限后申报书，课税厅也不能受理该申报书。参见前引〔4〕，北野弘久书，第179页。而我国税法没有明确规定期限后申报问题，但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5条的规定来看，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这里的“责令限期申报”，应当是一种期限后申报。并且，在这种情形(法定申报纳税方式)下，首先应当由纳税人通过申报来确定应税税额，只有在经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时，才能由税务机关通过核定来确定应纳税额。从该规定也可以推出，税收征管法已将申报纳税方式确立为法定的税收确定方式，只是没有明确在何种情况下必须适用申报确定方式，而日本国税通则法则明确规定了申报纳税方式和赋课征收方式的适用范围、条件和程序，这应当是我国税收立法予以完善的税收基本制度。

〔9〕前引(4〕，金子宏书，第433页。

〔10〕前引〔4〕，北野弘久书，第188页以下。

〔11〕但我国税收征管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税收确定方式包括申报纳税方式和核定征收方式(即税收债务人的应纳税额直接根据征税机关的征税决定加以确定)，所以，税收征管法关于税收核定权的上述规定，既可能是在申报纳税方式下征税机关行使的复核确定权(如第35条第1款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也可能是在核定征收方式下征税机关以核定方式行使的直接确定权。从制度健全的角度看，我国应当在法律上对税收确定方式做出明确划分，并具体规定相关确定权的行使要求。不过，在征税机关直接以核定方式确定应纳税额时，虽然也可能要求税收债务人提交纳税申报书，但它与申报纳税方式下的申报不同，它没有对税收债务的确定力，只不过是为便于征税机关做出核定决定而提交的参考资料。另外，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47条的规定，税收债务人对征税机关核定的应纳税额有异议的，可以提供相关证据，经征税机关认定后，调整应纳税额。

〔12〕所谓依税籍底册课税的税目，是指地价税、房屋税及使用牌照税;所谓依查得资料课税，其情形包括由主管稽征机关依查定课征营业税的典当业、特种饮食业、小规模营利事业等，以及经营方式特殊及小规模娱乐业，经稽征机关查定课征娱乐税等.

〔13〕因为行使征税权的主体是征税机关，而补缴行为的主体是纳税人，因此，使用“补征期”概念比‘’补缴期”更为恰当，我国海关法第62条即使用了“补征”概念，将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时，应将“补缴期”改为“补征期”，但最完善的办法是在税收通则法中明确规定确定期间。

〔14〕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82条的规定，特殊情况是指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未扣或者少扣、未收或者少收税款，累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15〕德国税收通则法第170条第2项对核定期间开始的例外情况做出了详细规定:“在下列之情形，核定期间之开始不同于第1项之规定:1.基于法律之规定，应做成租税申报或租税报告，或应提出报告时，因租税申报、租税报告或报告提出之日历年度之届满而开始，惟至迟于租税成立之日历年度后第三日历年度之届满而开始，但租税之核定期间依第1项规定较后开始者，不在此限。2.租税以使用租税印花或租税印戳缴纳，而已为该租税事件使用租税印花或租税印戳者，因使用之日历年度之届满而开始，但至迟因应使用租税印花或租税印戳之日历年度后第三日历年度之届满而开始。对于关税及消费税不适用本规定。3.租税或租税退给仅基于申请而核定者，该核定之废弃或变更之期间，于提出申请之日历年度未届满前不开始。4.因第2项第1款之规定适用于财产税或不动产税，致使主要课征期间之第一日历年度，或法律规定之申报生效之第一日历年度，其核定期间被延后者，则该主要课征期间之以后各日历年度之核定期间，皆做同等时间之延后。5.遗产税(增与税)之核定期间，依第1项或第2项之规定而开始者，适用下列规定:(l)因死亡而取得者，其开始不早于取得人知悉其取得之日历年度之届满;(2)在赠与，其开始不早于赠与人死亡，或稽征机关知有完成之赠与之日历年度之届满;(3)在生存者间之目的财产之给与，不早于履行义务之日历年度之届满。6.票据税之核定期间，其开始不早于票据清偿期日历年度之届满。”

〔16〕前引〔3〕，郑玉波等文，第338页。

〔17〕我国台湾地区还根据税收债务人是否按期办理纳税申报而对起算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即依法应由税收债务人申报缴纳的税收，已在规定期间内申报者，自申报日起算;依法应由税收债务人申报缴纳的税收，未在规定期间内申报者，自规定申报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

(18)德国税收通则法第172条规定:(1)非暂时性或附有事后调查之保留之租税裁决，仅于有下列之情形时，始得废弃或变更之:1.为关于关税或消费税之裁决;2.为关于其他租税之裁决.而(a)租税义务人同意，或依事件之性质可认为与租税义务人之申请相符合者；但该租税裁决如已不得争议，则仅得为租税义务人之利益而废弃或变更之，(b)该租税裁决系由无事物管辖机关做成，(c)该租税裁决系由于恶意诈欺、胁迫或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而促成者，(d)别有其他法律规定许可者；第130条及131条之规定不适用之。租税裁决虽以异议裁决与以确认或变更者，亦同其适用。(2)对租税裁决之做成、废弃或变更之申请，为全部或一部驳回之行政处分，亦有第一项规定之适用。”

(19)德国税收通则法第129条规定:“稽征机关对于做成行政处分时，所发生之书写错误、计算错误或类似之显然不正确，得随时更正之。在当事人有合理之利益时，应为更正。稽征机关得要求提出应行更正之文件。”

(20)另外，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32条规定:“行政处分因撤销、废止或其他事由而溯及既往失效时，自该处分失效时起，已中断之时效视为不中断。”因此，在核课期间内所做成之课税处分被撤销、废止或其他事由而溯及既往失效时，自该处分失效时起，已中断之时效视为不中断，如因此而已逾核课期间，即不得重新做成课税处分。

(21)参见《德国租税通则》，陈敏译，台湾财政部财税人员训练所1985年版，第187页。

〔22〕但对于以伪装及其他不正当行为获得免除或还付的税金，其时效原则上为从法定纳税期限起2年间不进行。这种情况下的时效期间，实际上是7年(除关税外的国税、地方税)或4年(关税)。

〔23〕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修改前，征收期间的起算点规定为“自确定之日”起算，并目_台湾也有学者对该修改提出了异议。参见黄茂荣:《税捐法论衡》，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1991年版，第99页。

〔24〕例如日本关税法第14条之2即规定关税的征收期间为2年。

〔25〕但日本国税通则法第72条规定的是国税征收权从“法定纳税期限起”开始。对此，有学者解释为:“国税通则法等法律，之所以不管纳税义务是否业已确定，一律以法定纳税期限作为税收债权消灭时效起算日，这是由于出自于对下述理由的重视。即如超过法定纳税期限，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即使对未确定的纳税义务，做出确定具体内容的处分之后，也能够行使督促和滞纳处分的权利”参见前引〔4〕，金子宏书，第387页。

〔26〕根据我国台湾税捐稽征法第23条第2项的规定，依税捐稽征法第10条规定因天灾而延长其缴纳期间，依同法第25条规定为保全税捐而于法定开征日期前稽征之税捐，依同法第26条规定因天灾或遭受重大财产损失而经稽征机关准予分期或延期缴纳之税捐，依同法第27条规定停止缓缴或分期缴纳权利之税捐，则白各该变更缴费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但从“各该变更缴费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的效力而论，属于“时效中断”。

〔27〕我国台湾地区征收期间“自缴纳期间届满之翌日起算”，对此有学者认为，已在核课期间内核课的税收，自该核课处分之日起，证收期间开始起算。参见前引〔6〕，陈敏文。

〔28〕但也有认为此系时效不完成。参见前引〔5〕，陈清秀书，第398页。

〔29〕在日本，争议最大的是请求是否成为时效中断的事由。日本判例表明，对税收债权也行扣押等程序之时，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被中断。另外下级法院的判例还判明，允许国家为中断税收债权的消灭时效而进行诉讼请求。所以有学者认为，日本税法上虽未明文规定排除就税收法律关系适用民法第15条的规定，但现行法上的规定，将确定纳税义务的权限保留于作为税收债权人的国家及地方政府手中，并且当出现纳税人无故不履行纳税义务的情况时，允许实行督促之后以滞纳处分来保证其债权的强制实现。可以认为，这是现行法上所事先预定的征收税款的途径，不允许国家及地方政府与私法上的债权人一样，以催告或诉讼请求而中断消灭时效。参见前引〔4〕，金子宏书，第388页。

〔30〕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31〕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大多赞成类推民法的规定。例如有学者认为，“如今，我国之立法技术尚待加强之时，似以准用民法之规定为上策，而税法上时效中断或不完成之特殊理由，始于税法别加以揭示。”参见前引〔3〕，郑玉波文。

〔32〕德国民法典第222条第l项规定:“消灭时效完成时，债务人得拒绝给付。”不仅如此，德国通说认为公法卜的消灭时效，亦如同民法，除法律另有特别规定外，义务人在特定期间(时效期间)届满之后，原则上并非导致权利之消灭，而只是取得一个拒绝给付权利。也就是该项请求权不能再对义务人加以实现，但仍可被获得满足，其受满足仍具有法律上原因。并且，这种拒绝给付的抗辩权只有在当事人于程序上加以援用时，才能予以考虑。

〔33〕参见前引〔6〕，陈敏文。

（34〕参见前引（5），陈清秀书，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