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基本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法的基本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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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准则；相关问题；理顺关系

会计准则作为会计规范的一种形式，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是在一定经济环境下而确定的各种会计处理。然而，在丰富的会计业务中，企业所运用的会计准则与相关的法规难以做到互补互融，协调一致。

一、会计准则与税务处理问题

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利益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来加以调节的。但是，企业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之间很难协调一致。

1.会计与税收的目的不同。由于对某项收益、费用和损失的确认、计量标准与税法的规定存在差异，所以处理原则为：不得调整会计账薄记录和会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企业在当期应交所得税时，应在按会计制度及准则计算的利润总额的基础上，加上（或减去）与税法规定的差异后，调整为纳税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

2.对于经济活动的确认具有时差性。按会计准则，对企业经济活动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来予以确认的，而税务部门对于增值税是按收付实现制加以确认的。由此而导致了会计信息的不可比性，从而形成会计信息相对的虚假性。

3.会计与税收计征对于不同的经营方式和表现形式的处理问题。会计方面对于资本权益交易不计征任何税，只对资产经营征税，如房地产交易应属于资产经营，应征收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契税。一些经营者为了逃税，则利用会计手段变资产为资本后再进行交易。

会计方面对于所得税认定是以企业法人的经营行为为基础，不以经营形式或方式的变化为依据。如对于近些年普遍存在的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会计核算以企业法人为前提，税务征税以会计核算期为征税期，而承包人却以承包期为计算依据，三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承包人围绕纳税多少做文章，会计难以据实核算，税收缺少真实基础，从而导致国家、企业、经营者三者之间的利益矛盾。

目前，对于上述矛盾认识不一。一种观点是税法应与会计准则一致，税收征缴建立在会计准则基础之上；另一种观点是建立税务会计学，将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消费税的处理及纳税申报作以系统完整的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何处理应充分考虑我国企业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小规模企业多，如果把会计准则、制度与税法统一起来，有利于这些企业简化会计核算，也有利于税收征管，更有利于会计信息成本的降低。对于那些大型企业，为保证会计信息更好地为经营决策服务，会计准则与税法应适当分离。

二、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之间的问题

所谓两者之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种观点上：一是取消会计制度，统一执行会计准则；二是按照不同的企业状况进行分类，即一部分企业执行会计准则，一部分企业暂不执行会计准则而执行会计制度。坚持后一种观点的理由是：

1.我国企业所有制形式不仅多种多样，而且小型企业较多，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的推进，小型企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这些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规模及经营方式更加复杂化、多样化，无法适应统一执行会计准则的要求。

2.我国实行市场时间短，制度体系还不完善，多数地方计划经济观念仍然较浓，还不适应市场经济规则的要求。

3.大多数中小型财务人员素质偏低，核算水平不高，统一执行会计准则有实际困难。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从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入手，帮助企业尽快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并分别建立行业会计制度。对于经营规模大、人员素质高的公司制企业，则运用统一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准则进行规范，既便于与国际惯例接轨，又便于人们利用会计信息进行决策。

上述观点虽符合实际情况，但两种观点都有偏颇，尤其后一种观点不符合竞争的要求，也不符合我国现行会计规范体系（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会计准则；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三个层次互补互融的要求。为使企业更好地与国际惯例接轨，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认真执行会计制度，更要创造条件，推行会计准则的全面执行。

三、会计准则的实践与

会计理论包括会计理论、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基本概念、会计理论等，正是由这些构成了我国较为完整的会计理论体系。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的每一项内容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间紧密相连的，尤其是“会计准则基本概念”，与会计准则理论和会计基本理论更有密切的关系。

1.从会计准则基本概念来看，主要包括会计的基本前提、会计要素及其确认、会计目标、会计信息质量及其特征、计量、记录、报告等一系列内容。这是制定会计准则的依据和基础。

2.会计准则基本概念具有中介性质。因为会计基本理论是抽象的、具有浓厚的学术性质，一般不直接用于会计准则的制定，更不能直接用于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会计理论能够对实践有用并发挥其理论作用，只有借助于会计准则基本概念的中介性质来实现，也正是有了这个“中介”，才能将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应用理论的衔接起来，实现会计基本理论向会计应用理论的过渡，从而在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统率下，使会计理论体系浑然一体，前后贯通。

四、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之间的问题

当前，两个准则之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协调配套。

1.采用会计准则的原则是先上市公司后一般企业，但审计准则是面对所有的企业，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

2.会计准则对表外信息披露不足，不能充分反映无形资产及其创造力，缺乏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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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新企业所得税会计准则对有关基本概念的界定及“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没有做深入系统的解读，使广大会计工作者在实际应用时倍感困惑。鉴于此，笔者试图从所得税会计准则制定的目标、理念及国际会计准的相关规范出发，以期帮助广大会计工作者更好的理解和应用此准则。

关键词：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计税基础；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

我国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既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又充分的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因此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方式和理念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新所得税会计准则。

IASB和FAS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所坚持的基本理念是以原则为基础，以目标为导向，因为我们可以把财务会计理解成一个人造的经济信息系统，任何人为设计的系统，都有一个预期的目标，比如财务报告的目标，FASB认为是提供与投资者或债权人决策有关的信息，即“决策有用性”，而企业所得税会计准则作为基本准则下的一项具体准则，除了要遵循决策有用性这一通用目标，更重要的是出台这一具体准则的本质是协调会计和税法的差异，为企业正确核算企业所得税提供依据，其具体目标是计算企业当期应交所得税及其递延所得税，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所得税费用。

确定递延所得税的关键是确定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指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差额，其中资产或负债计税基础的准确确定又显得无比重要，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本节内容只讨论资产计税基础的确定，负债的计税基础可以从负资产的角度去理解。

由于CAS18规定，企业应当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延所得税，因此我们先重点讨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及该方法的基础资产负债观。

（一）、基于资产负债观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大量研究文献表明，所得税会计准则是会计准则制定理念对资产负债观偏好的充分体现。

然而，国内大部分文献和教材对资产负债观的介绍要么比较粗浅，要么一笔带过。但对资产负债观的理解直接影响着对整个所得税会计准则的理解和运用，其重要性而喻不言。

一提到资产负债观，总是与收入费用观联系在一起的，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两种不同的企业收益计量理论，而随着会计所面临的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他们就逐渐演变成两种不同的会计准则制定理念。这两种理念或者概念在财务会计中是对会计要素进行定义和分类的基本概念，两种不同的理念或者概念对会计要素的定义和分类存在很大的差异。

1.资产负债观，把资产和负债作为最主要的会计要素进行优先定义，而其他会计要素如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会计要素都是以这两项最主要的要素的增减变动来定义的派生要素，该观点认为资产是主体最重要的会计要素，负债可以认为是负资产，权益是净资产，其他会计要素则是权益的变动金额，它们的发生要么同时增加或减少资产，要么同时减少或增加负债。同时如果没有作为存量的资产，怎么会产生由资产流入和流出而导致发生资产的流量呢，即在现实世界中应该先有存量，才会发生由存量导致的流量，这样更突显了坚持资产负债观的优势。

2.收入费用观，以确定收益为重心，在会计要素的定义和分类中没有把资产和负债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上，而是认为可以撇开资产负债表，把实现的收入和费用直接相配比，配比原则是核心和灵魂，那些虽然对收入和费用有影响但不符合配比原则的项目，都放在资产负债表中，这种优先保证利润表正确性的同时，必然大幅降低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性和有用性，严重削弱了会计信息应具备的高质量特征。

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对会计收益的认定和列报没有完全采用资产负债观，即利润表中利润总额的计算中有的采用了资产负债观视角下会计收益的确认和计量，有的没有采用，比如会计主体持有某项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当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即公允价值上升时，贷方科目计入的是“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在收入费用观下，该交易不影响损益，对会计收益无影响，但在资产负债观下，该交易使得会计收益增加了。这种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并存，会计准则又和税法规定存在一定差异，使得所得税会计准则的理解有相当的难度。

（二）、与资产计税基础确定相关的概念的理解

应税收益就是应纳税所得额，在任何情况下都按税法的规定确定，与采用资产负债观还是采用费用观的会计准则制定理念无关。

会计收益也称会计利润，指的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和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所确定的利润总额部分，而应纳税所得额就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根据税法的规定调整计算得出。

在未来期间流入主体的应纳税经济利益，是指用来确定应纳税所得额的，从资产的使用过程中赚取的收益，企业持有资产的本质目的是除了收回资产的成本外，还要通过使用或处置资产，产生超过其账面价值的经济利益，但是国际会计准则并没有要求主体去估计将由此产生的此类超额经济利益，笔者认为，此类超额经济利益在未来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可靠估计，不符合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质量要求，所以IASB在所得税准则中对应税经济利益的界定和解释隐含了一项基本假设：即企业的资产在未来均按其账面价值全部收回，不多不少，也就是说在某一资产负债表日，未来产生的应税经济利益就是此时该资产的账面价值，这是理解资产计税基础的关键。

（三）、资产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在收回资产账面价值的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即某一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按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总额。

例题：A企业于2011年12月20日取得某固定资产，原价750万，使用年限10年，会计上采用平均年限法折旧，净残值为零。税法规定该类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的折旧可以税前扣除，该企业在计税时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列折旧，净残值为零，2013年12月31日，企业估计该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550万元。

理解：2013年12月31日，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750—75×2—50=550，550万就是上面提到的未来期间的应税经济利益总额。

2013年12月31日，该固定资产按税法规定累积计提折旧270万，我们从现在这个时点看未来，按税法规定该资产在未来还有总共480万的折旧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550万（这550万也是站在这个时点看，未来该固定资产总共可以带来应税经济利益550万）中扣除，这480万就是计税基础。

站在2013年12月31日看未来，因该固定资产带来应税经济利益总额550万，可扣除总额480万，这70万元差额在未来期间需要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纳税，导致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且金额能可靠计量。符合负债定义，故计入“递延所得税负债”账户。

其他情况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可以比照上述办法理解。

（四）、结论

所得税会计准则虽比较复杂，但只要理解上述基本概念和准则制定过程中所依据的假设和背后的理念，相信会计工作人员能更加熟练的进行所得税的相关会计处理。（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与应用（修订版）BarryJ.EpsteinAbbasAliMirza著，曲晓辉李宗彦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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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沿照西方人的认知方式切入话题

应当说，无论所得税会计，还是增值税会计（不在本文叙及），都是西方人（指以欧美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国家的人士，下同）率先发明与应用的重大成果，在理论阐释、模型设计和技术操作上堪称了不起的杰作，具有理念与实务紧密契合的典范效应。我们已经和正在学习与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和先进方法。但是，我们又常常陷于忙碌地掌握操作层面的事情，而时常会将人家的认知方式弃置不顾。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并认为，不能忽视方法与理念之间的承启关系，尤其是不能忽视前者对后者的路径依赖。

（一）借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为我所用

在普遍的印象中，西方人阐述问题简明、练达，追求实用，讲究直奔主题。而我们基于东方文化的背景，传统观念造就了一种细腻、严谨的表达习惯，讲究起承转合、四平八稳。

如果做一般的文化比较，东、西方各领，互展所长，无可厚非。然而，在解读现代会计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两种思维的碰撞，差异立见，不可小觑。比如，对会计元概念的界定，我们曾将“所有者权益”解释为“所有者对企业净资产所拥有的权益”，然后紧接着又解释，“净资产是指资产总额减去负债后的差额”。西方会计则是，在先行界定资产和负债两个概念的基础上，随后作“业益”（或“资本”，即对应于我们的“所有者权益”概念）的定义时，就直接讲，“一企业的资产超过负债之数，就是业益”（“The amount by which the business assets exceed the liabilites is ter-med the owner’s equity”）。我们习惯于用实词来揭示概念的实质，不习惯于最终用金额之间的数量关系来做文字定义和概念阐述。事实上，我们看似无懈可击的表述，但与西方人相比，在效率上却多饶了一个圈子。类似的还有，财务上的“营运资本”概念的表述，也属于这种情况。再比如，我们往往习惯于数据的正算、正向整合，不习惯于倒算、倒向挤轧。西方人的做法是，当正向、正算费事或者难于施展操作的时候，就采用迂回方法，从反方向来思考，逆向操作。如此一来，人们发现，施行迂回方法的结果，省事多了。这就是说，发散思维，换用一种逆序考量的方式，往往可以收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了解了西方人的这种文化背景与思维习惯，再回过头来领略所得税会计的奥妙，就很可能不再有大玄机横亘于前了。

（二）不要固守陈旧、落后观念

由于思维定势，使得我们不易跳出生成性和固有性的困惑，难于放弃头脑中现有的一切。因此，需要勇于学习、勇于探索、勇于摒弃陈旧观念，经济转型期尤其如此。

首先，保持并增强对外界事物的敏感性和应变能力，这样才能催生新观念、新程序。我们认为，承认思维与文化差异是解惑与摆脱迷失的路标。以新视角看待新事物、新惯例，吸纳、融入国际准则，才能把握所得税会计新法的要义。

其次，所谓倒向思维、逆行思索，是一种旨在施行非常规的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采用迂回策略，从而寻求隐性认知价值得以展露。这一思维方式，对于掌握所得税会计新方法来说，具有重要解读意义。

再次，逆序思维、换向切入，其别强调熟记要领。比如，过去曾一度执行过的编制现金流量表的间接法，就是从利润结果出发，逆向计算，即当初进行收支结转时，不该作为利润增量加进来的数额，现在要减去；当初不该作为利润减量减出去的数额，现在要补加回来。这种认识事物的逻辑与方法非常值得关注与思考。

二、强化新机理 解读新理念

解读新所得税会计准则需要打破权责发生制的原有局限，拓宽权责发生制的认知领域；需要转变旧概念语境，强化新概念语境；需要转变收益决定观，指向资产负债观。

（一）广域权责发生制和资产负债观的解读

1.从权责发生制广域基础出发确认资产和负债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并与国内新颁企业所得税法相一致，都确立了以权责发生制为计价基础。但是，长期以来，体现权责发生制计价基础特征的描述，较多集中在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上 ，而较少涉及资产、负债的确认。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权责发生制才会出现资产（一种要在以后各期陆续转作费用的支出）和负债（一种要在以后期间交付现金的义务）。按照纯粹的收付实现制，收进现金即为收入，付出现金即为费用。与权责发生制截然迥异的收付实现制，概不涉及现金收支以外的账务记录。因而，可以说，确认资产和负债，是权责发生制得以全面应用的体现。也正是从这一广域视角，逐渐使界内人士意识到，应打破旧有的局限，从全部会计要素和所有交易、事项的宽展角度来完整地说明权责发生制的确认标准。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收入和费用是权责发生制一贯关注的重心，而只是对资产和负债确认标准以往薄弱环节的充分补强。 “每期收益和财务状况的确认，取决于在变动发生时的经济资源和义务及变动的计量，而非货币收支的简单记录。”

正是从权责发生制广泛意义的基础出发，新企业会计准则和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都作为收入总额。将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界定为取得的现金、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企业取得收入的非货币形式，界定为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存货、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由于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的金额是确定的，而取得收入的非货币形式的金额不确定，因此，企业在计算非货币形式收入时，必须按一定标准折算为确定的金额。依照实施条例，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公允价值，是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价值。

2.资产负债观

利润确定与资产计价是会计学中的两大中心内容。从计价角度讲，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特定时点的资产、负债的数额是一定时期企业经营活动和其他事项的结果。期末与期初两个时点上净资产的数额相比，可以揭示企业的盈亏。而从利润确定角度讲，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收入和相关的成本、费用相配比，即可确定企业的盈亏。资产计价和利润确定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果，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

从外在形式上看，由收支相抵确定企业盈亏，符合常规，更为直观；由期末与期初两个时点上净资产的比较来确定企业盈亏，与日常核算脱节。况且，后者采用不同时点的比较差额，仅反映了利润形成的结果，却不能揭示利润形成过程中项目之间的配比，因此，不符合核算常规，间接确认的效果弱于直接确认的效果。但是，从内在实质上看，重视净资产的变化，更能够体现实物资本保全的现代会计观念。理由是，将净资产的变化看作收益计量的结果，颠倒了事物的本末；由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资产、负债决定的净资产增加值（不包括当期所有者增加投资）才是企业的真实收益。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在税制变革、会计变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素流动、自由贸易，资本市场已经突破了国界，投资者更加重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长期盈利能力。为了满足这种需求，美国会计准则将会计报表概念基础从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这也成为其后国际会计准则的选择。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导向促使财务会计修正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观。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顺应这一趋势，采用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从而与世界所面对的资本市场需求相一致。

（二）基本概念的难点透析

新所得税会计准则中，有几个关键概念值得注意：

1．账面价值

不可将此概念简单地等同于账面余额、账面净值、实际成本、初始价值等旧有概念。账面价值这一语汇，在会计应用中，要与限制词“资产的”或“负债的”相联系，形成“定语＋名词”的偏正结构语汇使用形式。如：资产的账面价值，是指资产的账面净值减去资产减值准备（包括各项坏账准备、跌价准备等）后的余额；负债的账面价值，一般即指负债的账面余额。

2.计税基础

这一概念既不是税收学的基本概念（税收学的常见术语是计税依据、征税对象、课税基础或狭义的税基、税源），也不是旧有会计学的惯用词汇，而是会计和税收双核确立、边缘交叉的概念，在新企业会计准则中首用，其数额确定严格遵循税法执行。

计税基础，通俗地讲，可以理解为纳税的根脚，字面含义应当是指征税的出处，或者计税的客观对象，旨在解决对什么征税的问题。但是，且莫将它简单等同于税收学的“计税依据”。 计税依据是直接确定课税对象的应税部分；计税基础，则是经数额调整后间接确定的应税部分。况且，计税基础这一词汇，在会计应用中，不是作为独立概念使用的，也要与限制词“资产的”或“负债的”相联系，形成“定语＋名词” 的固定搭配形式。

新所得税会计准则的表述是：“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的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

显然，这一文本表述，用“扣除”（即不计税）去解释计税基础（即计税），是一种“正话倒说”，给通常的“正话直说”平添了一种困惑。那么，就让我们试着换个角度去阐释一下它的内在含义。

（1）资产的计税基础。首先，资产，作为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入，意味着未来期间会产生应税所得的增项数额，届时应履行纳税义务。因此，资产的计税基础，是建立在会计的预期收益和归属于该项资产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其次，资产作为资本化费用的存在，又意味着未来期间随着资源耗费与存量资源收回的发生会产生应税所得的减项数额，届时应抵减纳税数额。因此，资产的计税基础，应遵从税法，由现实出发剔除未实现的经济利益（或者，不能作为现实的耗费及资源收回予以扣除），亦即由此表明只对实现了的计税所得额征收所得税的基本宗旨。

（2）负债的计税基础。首先，负债作为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出，意味着未来期间会产生应税所得的减项数额，届时应抵减纳税数额，因此，负债的计税基础，是建立在会计的预期费用和归属于该项负债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其次，负债作为所承担的法定偿债义务的存在，又意味着未来期间随着负债责任的偿还与了结，产生应税所得的增项数额，届时应履行纳税义务，因此，负债的计税基础，应遵从税法，由现实出发不可剔除未流出的经济利益（或者不能作为未偿还的法定义务予以扣除）。

换言之，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是基于税法确认和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计价金额，即“计税时归属于该资产或负债的金额”。资产本身不构成现实收益。资产只有在耗用过程中逐步费用化，抵减当期收入，才会与应缴所得税额产生实际联系；负债可以视其为负资产，则恰与资产情况相反。因此，简单地讲，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未来依据税法计算应税所得额时可以抵扣的金额；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未来依据税法计算应税所得额时不可抵扣的金额。

3.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

（1）会计收益，又称会计所得、利润总额或税前会计利润。是指会计收入减去会计支出后的余额。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解释：“会计收益，指一个期间内扣除所得税费用前的净损益。”

（2）应税收益，又称纳税所得、应税利润。是指纳税收入减去纳税支出后的余额。应税收益奠定了税收对收益的确定基础。

在资产负债观下，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分别表示为：

会计收益＝期末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期初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

应税收益＝期末净资产的计税基础－期初净资产的计税基础 （）

在资产负债观下，资产代表经济利益的未来流入额，负债代表经济利益的未来流出额，而收益是期末拥有未来经济利益的净额。从（）式来看，资产和负债的账面基础是按会计准则确认、计量的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式表明，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按税法计税时归属于该资产或负债的金额。

4. 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即指资产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

暂时性差异是资产负债表收益观的衍生概念，与利润表收益观派生的时间性差异概念不同。时间性差异是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的差额的一部分，从性质上讲属于期间指标；暂时性差异是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从性质上讲属于时点指标。时间性差异强调差异的形成与转回，而暂时性差异强调差异的内容。所有的时间性差异都对应有相等金额的暂时性差异，而某些暂时性差异没有对应的时间性差异。

三、结束语

新所得税会计是从资产负债观出发，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资产负债项目，分别确认依照会计计价的账面价值与依照税法计价的计税基础，以二者之间的差额判定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继而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并以此为基础，倒轧确定该报告期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数额。由此可看出，从理论意义上讲，作为所得税税基的收益是确立在课税主体的资本增量的基础之上的。

新所得税会计准则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恰当地按照财务会计基本原则反映所得税事项的本质和会计结果。所得税会计与财务会计一致的地方不产生差异，对于所得税会计与财务会计不可消除的永久性差异的处理，需要遵从税务会计原则，税法高于会计准则；对于所得税会计与财务会计可消除的暂时性差异的处理，需要按照财务会计原则，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

阐释新所得税会计，不能忽视方法与理念之间的承启关系，尤其是不能忽视前者对后者的路径依赖。我们有理由通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会计人士的思维方式去探寻新所得税会计的认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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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会计处理； 税务处理； 资产价值； 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0-0123-02

一、同一经济事项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不同的原因分析

会计准则立法的出发点是让投资者了解企业资产的真实性和盈利的可能性。税收立法的目的则主要是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调节。

由于二者立法的出发点不同，导致核算的基本前提和遵循的原则有差别，对同一经济事项就会作出不同的规范要求。如税法为了保障税基不被侵蚀，在流转税法中规定企业在建工程领用存货等事项视同销售，作为应税收入予以课税；而会计准则则认为其没有经济利益流入，不应确认收入；又如为了调控宏观经济，所得税法规定符合特定条件的资产净损失在实际发生时，才能在税前扣除；而会计准则按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预计损失计算当期损益时就予以扣除。可见，企业必须依据会计准则对经济事项进行核算，依据税收法规规定计算应纳税额。

因此，税法与会计的适度分离具有必然性。导致了税法对经济事项的确认和计量与会计准则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

二、资产的概念与确认比较分析

资产是税法的重点概念，资产交易是最主要的税收交易，资产的增值是所得税征税的基础。但税法中没有对资产进行明确定义，只是列举了资产的类型。资产的基本概念原则上与会计概念相同。特别是对各类资产发生永久性或实质性损害的标准进一步细化明确之后，税法对于资产的界定与会计准则更趋于一致。差别主要在资产减值准备上。

税法原则上不承认各项资产减值（跌价）准备，对一般企业的坏账准备和金融保险特殊行业的呆坏账准备，税法还规定有明确的比例限制；但会计承认资产减值损失，允许企业按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损失提前予以确认。

三、资产计量比较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

税法对资产的计税基础是以历史成本计价，但如果企业有债务重组、非货币交易、改组、改制等交易，允许企业资产按评估价值作为计税基础，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资产增值收益能够计入征税依据课税。

可见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在对资产计量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计量方法，但是税法统一了对资产的计量方法，一致采用历史成本作为计税基础。这就是二者的主要差异，现有如下几个环节：

（一）资产取得时初始成本的比较分析

会计准则和税法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等资产取得时的初始计量，都规定应当按照实际成本入账（会计准则要求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的除外）。资产的取得方式一般包括购入、自制、融资租赁、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债务重组、非货币易换入、企业改组获得等。除债务重组、企业合并、分立、改组以及通过非货币易取得的资产初始成本税法规定与会计准则不同外，在一般情况下，对各项资本的初始成本的确定两者基本是一致的。

（二）资产入账后价值调整的比较分析

税法和会计准则均规定，企业各项资产的入账价值原则上应遵循历史成本原则，不得任意调整。但是，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发生需要重估等事项，符合规定的可以调整其入账价值，并将调整后的价值与原入账价值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或损失。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均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资产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除非在发生合并、分立和资本结构调整等改组活动时，有关资产隐含的增值或损失在税收上才可能予以确认。

（三）资产减值损失确认的比较分析

会计信息有客观、谨慎和及时的质量要求，在资产入账后价值重估中，会计对资产的减值处理是一项特有的重要财务调整事项，而税法对此并不认可。

由于价格波动、市场供需情况变化等原因，资产的价格可能会出现下跌或价值减损。会计准则要求企业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主要基于谨慎性考虑，尽量预计潜在的风险和损失，避免资产账面价值大于可回收金额。

因此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至少每年年度终了，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对其期末计价进行调整，调整依据是以各项资产公允价值等为参考，将资产账面价值与之对比，将后者低于前者之差预计为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一律不得扣除。由此可见，税法不允许企业提取各种形式的准备，其原因首先是税法遵循真实发生、据实扣除原则。其次是因为税法无法对各种准备金规定一个较为合理的提取比例。市场环境多变，难以预测，而且各行业的经营风险不同，制定提取准备金的固定比例可能会引起税负不公。

企业提取的资产减值准备，尽管在提取年度不允许税前扣除，但在损失实际发生年度，与计税收入有相关性的净损失，税法还是允许税前扣除的。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颁布以后，对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资资产等发生永久或实质性损害的标准做了明确扣除规定。这些标准与会计准则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差别是税法除了规定判断标准外，还提出了详细审核批准的程序性要求。即企业处置资产发生可以确认损失的情况时，一般要提供计算净损失的依据，及时报请审批，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以从应税所得额中据实扣除。

四、资产价值转移的比较分析

资产价值转移就是资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价值实现。包括折旧摊销、加工与处理、处置等。

对资产的折旧摊销，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折旧摊销的范围认定、基数认定、方法使用及期限选择上。如固定资产折旧计提范围，会计准则规定未使用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但税法本着与取得应税收入不相关的原则，不允许计提折旧。相对于税法规定，会计准则给予企业更宽松的选择空间。

资产的加工和处理主要体现在存货的生产和制造、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自用资产的自行构建等业务上，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特殊费用是否计入成本的规定上。

资产改良与修理代表性的业务是固定资产支出，在对支出资本化或费用化的确定方面，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等后续支出，满足准则规定的资本化确认条件，应当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不满足资本化确认条件的维修费等，应当在发生的月份计入当期损益。税法规定，已经提足折旧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支出和经营性租赁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应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分期摊销扣除，改扩建固定资产延长使用年限的，应相应延长折旧年限，修理支出达到取得固定资产时的计税基础百分之五十以上，并且修理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延长2年以上的，应按照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分期摊销。可见，二者的规定是不同的。

再如资产的处置，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法对资产减值准备金的规定不一致，导致处置时确认实现的收益有差别，因为会计准则确认的收益扣除资产减值准备，而税法不扣除。这一差别体现在处置所有提取资产准备金的资产业务中。也导致了资产损失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不一致。

五、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今后的改革方向

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法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二者不可能完全趋同，但尽最大可能使企业会计核算方法与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减少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方便企业会计实务操作，减轻纳税调整的负担，满足汇算清缴的需要，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应该是财政部制定企业会计准则尤其是非上市公司会计准则时应该遵循的一个重要准绳。同样纳税人只有掌握二者的异同点，才能避免涉税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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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reformofthetaxsystemfromthemaincontent,inordertomeettheneedsofdevelopingcountriesof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theoriginaltaxsystemhasundergonemajorreformtoadapttotheshapeofthesocialistmarketeconomicstructureofthenewtaxsystem.

这次税制改革作为税收制度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流转税方面的改革，给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和会计核算工作注入了新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财务会计工作要适应税制改革的需要，强化财务管理，提高会计核算水平，使之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是纳税人正确计算和依法纳税的基础，税务核算又是企业财会工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本书以新税制为基础，重点介绍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会计核算科目的设置、与纳税有关的会计处理、税法和会计制度对有关问题规定的差异、税前对有关会计资料的调整及与纳税有关会计报表的编制等财会人员最为关心的实际问题。其具体内容在以后各章中将详细论述，这里根据税制改革的几项主要内容，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应企业流转税制度改革的需要，强化企业财务管理，提高会计核算水平

这次税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建立了一个以规范化增值税为核心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互相协调配套的流转税制。这次增值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划分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和计税方法。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划分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主要标准是：一是经营规模；二是财会核算是否健全，其关键在于会计核算是否健全，这就是说，一方面，凡是经营规模在规定限额以上的纳税，必须有健全完善的财会核算制度，才能按一般纳税人的规范办法缴纳增值税。另一方面，对于经营规模在限额以下的，只要财务制度完善、会计核算健全，也可以按一般纳税人的规范办法缴纳增值税。即使通过一般纳税人认定的企业，如果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提供准确财务资料的，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这就从税制上要求企业必须加强财务管理，努力提高会计核算水平。

同时，根据新的增值税设计的税负来看，一般纳税人的税负要低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使得小规模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之间进行交往时，若小规模纳税人是销方，可由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等，其价格要低于一般纳税人的4．5％时，才易被一般纳税人接受；若小规模纳税人不能由税务机关代开专用发票，其价格要低于一般纳税人价格的15％左右，才能满足一般纳税人不增加税负的要求。这种差别，使得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必须主动健全帐目，提高会计核算水平，做好会计核算工作。

(一)学习、掌握新的税收财会处理方法

税收制度的改革，在财务会计处理方法上有些变动。一些税种的开征，一些税种的取消，同一税种内容的增减变化，都要求企业对原有的税收财会核算内容与核算方法进行相应的增减和调整转换。增值税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要求将销售价款和应交税款分别核算，在会计报表中增设“应交增值税明细表”。增值税实行专用发票的办法，要求企业在“应交增值税”明细帐中，增设“进项税款”、“已交税金”、“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等专栏，对各项税额分项记录，分别处理。营业税的变化也是这样。消费税作为一种新开税种，是原来税务财会核算中所没有的。适应税制改革，尤其是流转税制改革后企业税收财务会计方法的变化，财政部门先后制订了《关于消费税会计处理的规定》、《关于营业税会计处理的规定》、《关于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这就要求，企业要适应流转税制改革后财务会计处理方法的变化，学习、掌握新的财务会计处理方法。

(二)健全完善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础性规章制度实行根据发货票注明税金进行税款扣抵制度是这次增值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加强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管理，确保增值税凭发票注明税款抵扣制度的顺利实施，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对企业来说，应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做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础性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1．建立专用发票的领、用、管、存制度；

2．建立以专用发票为基础的增值税各明细帐户的登记制度和报表编报制度；

3．健全与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业务有关的管理制度；

4．建立健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检查监督制度。

(三)设置各种明细帐户，做好各期纳税申报的填制、审核工作

1．依照新税法的规定，再设置一些原来财会制度中来规定的各种明细帐。这主要是：

(1)增值税的多栏式明细帐及各专栏项目；

(2)容易出差异的成本费用、营业外支出的各种明细帐户；

(3)各种税基的相关帐户和与此相关的各种栏目。

2．做好纳税申报的审核工作。纳税申报应该是税务人员的业务，但财会人员应对纳税申报进行审核。这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做好，必须顺利完成与纳税有关的各项业务工作。

二、适应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的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建立健全税务会计制度，更没有完善的所得税会计制度，企业的应税所得的确定完全依赖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这次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改革，采取了计税所得额(应税所得)的确定和企业财会制度相分离来制定计税标准的方法，用税法规定了扣除项目和标准，并规定纳税人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其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同税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进行调整。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确定完全从属于企业财会制度的状况。企业所得税制度的这一重大改革，不仅有利于保护税基，维护国家的财政利益，而且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企业的财务利润核算，公平税负，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这迫切要求企业适应所得税制度改革的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制度，做好税务会计工作。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制度，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仅对所得税会计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作一点初步的探索。

(一)所得税会计的基本概念及主要内容

1．税务会计的基本概念

税务会计，是以所适用的税收法规为依据，运用会计的专门方法，处理纳税人(企事业单位)的纳税事务，以至参与企业的投资决策，从而达到税负合理和保证财政收入的目的。它是会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财务会计方式下进行工作的。一般来说，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在实际工作中，会计帐册的设置，会计报表的报送等都可以结合进行，以免进行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在我国的税制改革以前，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是合二为一的。因此，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是互相联系的。但财务会计是根据公认的会计原则或会计制度进行记帐、计算、结帐，目的在于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税务会计是以税法为依据进行帐务处理的，当然应该遵守一般的会计原则和会计制度，但税务会计的目的在于贯彻落实国家的税收政策，在财务政策与税务政策不一致时，必须按税务政策执行。这是税务会计相对独立于财务会计之外的重要表现之一。在税制改革以后，新税法与新的企业财务制度之间有一些规定是不完全一致的，在实际工作中应特别注意调整。

2．所得税会计的基本概念

所得税会计是税务会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说，税务会计就是指所得税会计。它的较为完整的定义是：所得税会计是全，面收集、记载企业各类所得的会计信息，经过加工整理、分析核算确定应纳所得税额，定期编制和提供所得税报表，全面履行缴纳所得税义务工作的专门会计。

《国际会计准则12——所得税会计》对所得税会计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这些基本概念主要是：

(1)会计收益，又称会计所得，是指一个时期内，在减除有关所得税支出或加上有关所得税减免之前，收益表上所报告的包括，非常项目的总收益或总亏损。

(2)纳税所得，指按税务当局制定的税法规定所计算确定的收益额(或亏损额)，是确定应付(应退)税款准备的根据。

(3)应付税款准备，是指根据本期纳税所得确定的当前应付的税款金额，是根据税务当局制订的有关确定纳税所得的法规计算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税收法规与据以确定会计收益的会计政策是不相同的。这种差别的影响在于应付税款准备和财务报表上报告的会计收益之间的关系，不能表现税率的现行水平。

(4)时间性差异。这是指一个时期的应税所得与会计所得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发生于某一时期，但在以后一期或若干期内转回。

形成时间性差异的原因，是因税法规定的确认收入与费用的期间与企业在计算会计所得时确定收入与费用的期间不同，这种不同可分为四种类型：

A、某些收入包括在应税所得中的期间早于其包括在会计所得中的期间。

B、某些费用包括在应税中的期间早于其包括在会计所得中的期间。

c、某些收入包括在会计所得中的期间早于其包括在其应税所得中的期间。

D、某些费用包括在会计所得中的期间早于其包括在应税所得的期间。

(5)永久性差异。这是指一个时期的应税所得与会计所得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本期发生，并不在以后各期转回。

形成永久性差异的原因，是因为税法规定的收入和费用的范围与企业按公认会计原则确定的收入和费用的范围不一致，一些项目在计算应税所得时不允许包括在内，而在计算会计所得时允许包括在内，或者相反。

3.所得税会计的基本内容

根据新的所得税法的规定，我国企业所得税会计的主要内容是：

(1)会计期间。即就是纳税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的中间开业，或者由于合并、关闭等原因，使该纳税年度的实际经营期不足十二个月的,应当以其实际经营期为一个纳税年度。企业清算时，应当以清算期间为一个纳税年度。这同财务会计的期间是一致的。

(2)递延所得税项目。按新所得税的规定，纳税人在年终汇算清缴时，调增的所得税税额，应作为递延所得税，在下一年度缴纳；纳税人在年终汇算清缴时，多预缴的所得税税额，应做为预付所得税，在下一年度抵扣。

(3)经营业务收入的确认。按新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纳税人应纳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具体如何确定经营业务的收入在后面的企业所得税一章中详细讲解。

(4)会计方法的选择和变更。新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企业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应该前后期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为此，纳税人进行与纳税活动相关的会计处理时，应遵循一惯性原则，会计方法的变更不得漏计或重复计算任何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的项目。

(5)货币计量和外币折算。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应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纳税人取得的收入为非货币资产或者权益时，其收入额应当参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或估定。若纳税人的所得为外国货币，纳税人在计算应缴纳税额时，应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当日外汇牌价折合为人民币计算缴纳。

(二)所得税会计的处理方法

按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有：应付税款和纳税影响的会计方法。

1．应付税款法。这是以根据当期应税所得确定的当期应付税亭款金额作为当期的税款支出。在应付税款法下，时间性差额的范围《和可能的纳税影响可用附注的方法在财务报表上说明，它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

2．纳税影响的会计方法。这是根据当期会计所得计算确定当期的税款支出，随同有关的收入和支出计入同一期内。时间性差额造成的纳税影响列在损益表中的税款费用内，而在资产负债表中则列在递延税款余额里。纳税影响的会计方法把所得税视为企业在获得收益时发生的一种支出，符合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的要求。很多国家在所得税的会计中采用纳税影响的会计方法。纳税影响的会计方法在使用中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

(1)递延法。这是指将本期的时间性差异的纳税影响递延和分配给以后时期，并在以后时期内转销这些时间性差额。由于资产负债表上递延税款余额，并不代表收款的权利或付款的义务，所以他们并不需要调整以反映税率的变更或新税的征收。在采用递延法时,一个时期的税款费用包括：应付税款准备、递延至以后各时期或自以前时期递延转来的时间性差异的纳税影响。发生在本期的时间性差额的纳税影响，用现行税率计算，前期发生而在本期转回的个别的时间性差异的纳税影响一般用当初的原有税率计算。

(2)债务法。这是指将本期时间性差异的预计纳税影响在报告中或者作为将来应付税款的债务，或者作为代表预付未来税款的资产，递延税款余额要按照税率的变动或按新征税款加以调整，也可以按预计的今后税率的变更而进行调整。在采用债务法时，一个时期的税款费用包括：应付税款准备；按照本期发生或转回的时间性差额预计应付的或预付的税款金额；为了反映税率变更或课征新税的需要，对资产负债表中递延税款余额进行的调整数。

在采用债务法时，本期发生或转销的时间性差额的纳税影响，以及递延税款余额的调整数，均应用现代税率计算确定。但如发生其他情况，采用另一种税率更为适当时，例如，业已宣告今后各年适用税率有了变更时，则为例外。

(三)发生纳税亏损时减免税的会计处理

企业发生纳税亏损，可按照税法的规定获得减免，或结转前期，从规定的过去期内已交的税款中办理退税，或结转后期，从规定的未来期内应付的税款中进行减免。

纳税亏损若结转前期而收回税款，则所收回的税款应计入当期净收益。

纳税亏损若结转后期，可能发生的税款一般不应计入当期净收益。

递延税款余额中有一个贷方金额，则在税法规定的期限内将要转回或现在可以转回的时间差异，可抵销纳税亏损，并按相应的税款减免列入本期净收益。

若亏损期净收益中没有包括相应的税款减免，则应在以后用纳税亏损与纳税所得相抵销的办法进行税款减免，并将其包括在实现期的净收益中。

(四)资产重估产生的纳税影响及会计处理方法

资产重估影响了企业资产的计价，相应引起会计所得的增加或减少，若这种调整为税法所不允许，应税所得与会计所得之间就会出现一个差额，产生纳税影响。

资产重估产生纳税影响的会计处理方法有两种：

1．确定与资产帐面价值增加有关的纳税影响，并将此金额从重估价帐户转入递延税款余额。

2．在会计报表上用注解说明在重估价时与资产帐面增加有关的可能发生的纳税影响金额。

(五)所得税的会计基础工作

所得税会计业务涉及面广，工作量大，其主要目的是适应企业所得税计税改革的要求，正确计算应税所得和会计所得，并要及时调整会计所得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其主要工作：

1．收集、记载企业各类所得的会计信息

这项工作不仅涉及到资产、负债等计价的正确性，还涉及各项收计量、确认的正确性及和相关成本费用的配比。

(1)资产。资产是会计的一个最为基本的要素，其计价的正确性是正确计算成本费用的前提条件，是正确反映企业各类所得的基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税制改革对资产方面的信息有较大的影响。表现为：

①应收帐款的计价受到了增值税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一般纳税人对外销售商品时，要将收取的价款分为产品销售收入和销项税款所致。企业实际资产应为产品销售收入额减去销项税款。

②存货的计价受到了进项税额的影响。对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因无计算进项税额的要求，可按税制改革前的财务处理方法记帐。对一般纳税人来说，可以以进项税额抵减销项税额，按二者的差额纳税，其采购物资的进价则要分为计入本期的采购成本与不计入本期的采购成本两个不同部分的内容。还有购入不同物资、或同一物资但用途不同，要在其进价上考虑进项税额的因素。

(2)负债。负债是会计的又一基本要素。负债计价核算的正确性对企业所得也有影响。税制改革对负债有影响的是流动负债的应付帐项和待扣税金。

①应付款项的计价受到了销项税款的影响，其实质与前面所讲的存货的计价一样。

②待扣税金在缴纳增值税的企业有了特殊意义。如果期末报表上的“待扣税金”为蓝字记录，其应为本期发生的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等的数额记录或为尚未交纳的增值税；若报表上的“待扣税金”为红字记录，则表明本期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或多交了增值税。

(3)收入。收入是所得税会计需要反映和监督的主要内容。按所得税法的规定，纳税人的收入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收入、财产转让收入、利息收入、租赁收入等。要按照税法的要求，确定其收入的实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税制改革以前的经营业务收入包括了增值税、营业税、产品税等的内容，而税制改革以后销售收入中不含有增值税。

(4)成本费用。成本费用是计算企业应税所得的抵减项目，要注意有无少计或多计成本费用的行为，要注意收入与费用的配比。税制改革以前，企业财务上核算成本费用的规定与税法的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税制改革以后，两者之间不完全一致，应重点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所得的计算提供准确信息。

2.分析归类会计信息，确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这是做好所得税会计的最为主要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具体为：

(1)确定收入类项目中税法与财务会计制度的差异，并计算出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2)确定支出类(成本费用及营业外支出)项目中税法与财务一会计制度的差异，并计算出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3)确定出依据税法规定的利润总额，即为应纳税所得额。

3．要定期编制和提供所得税报表

这是所得税会计必须做的一项工作。与所得税有关的报表除了财务制度要求编制损益表外，还要编制以税法为依据，将利润总额调整为应纳税所得额的明细资料表。

4．要按期全面履行缴纳所得税的义务

这主要包括记录企业应缴纳的所得税；考核企业是否及时、足额上缴了所得税以及上级制定的上缴所得税计划的执行情况。

5．要采取措施，促使企业所得税会计工作的全面展开

要使所得税会计工作落到实处，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这些具体措施是：指定专职所得税会计人员，使所得税会计人员提高水平，制订出各种规范化的调整企业所得税的备种报表等。

总之，适应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建立完善我国的所得税会计制度是当务之急，需要我们积极探索适应我国情况的所得税会计制度。

三、适应税收征收管理制度改革的需要，树立纳税申报意识，利用社会中介力量办税，提高税务财会工作效率

这次税制改革，为了保证税收政策和税收法规的贯彻实施，建立正常的税收秩序，对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进行了改革，要求企业普遍建立纳税申报制度，积极推进税务制度，建立严格的税务稽核制度，确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税收基本法规。适应我国税收征管制度改革的需要，今后的财务会计工作应注意：

(一)树立主动纳税意识，自觉履行纳税义务

新税制普遍建立了纳税申报制度，取消了过去税收鉴定和专管员固定管户的征管方式。实施纳税申报制度后，对按期不申报的纳税人，要进行经济处罚。对不据实申报的，均视为偷税行为，要依法严惩。这就要纳税人树立主动纳税意识，自觉履行纳税义务和行使权力。

纳税人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概括起来包括自行纳税申报、计算和交纳税款、提供资料、接受检查、申请复议等方面的内容。就财会工作来说，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主动提供纳税申报的资料，并审核纳税申报的内容

按税法的规定，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当如实填写纳税申报表，并根据不同情况相应报送下列有关证件、资料；财务、会计报表及其说明材料；与纳税有关的合同、协议书；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等材料。在这些证件、材料中，最重要的就是财务、会计报表及说明材料，而财务、会计报表及说明材料只能由财务会计人员提供。因此，财务会计人员应主动提供纳税申报材料，并与税务工作人员一起审核纳税申报的内容。

2．计算和交纳税款

计算和交纳税款是税务工作的核心工作。而这项工作主要是靠财务会计人员来完成的。新税法规定的各税种税款计算的依据、税率、方法不完全一致，财务会计人员在计算时应注意各种税法的规定，正确计算税款，并按时交纳。

3.提供资料，接受检查

按照税法的规定，税务机关有权对纳税人的帐簿、记帐凭证。报表和有关资料进行税务检查，对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帐簿、记帐凭证和有关资料进行税务检查。由此看来，财务会计方面的资料是税务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财务会计人员应主动提供资料，接受税务等机关的检查。

(二)利用社会中介力量办税，提高税收财务会计工作效率，更好地履行纳税义务

建立和推行税务制度，是这次税制改革重大的突破性举措。所谓税务制度，是实行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税务咨询机构等社会中介机构纳税人办税的一项制度。

这项制度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多层次征税制度的形成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目前国外较普遍实行的社会化办税形式。在我国，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大力推行税务制度，不仅有利于强化税收的征收管理，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对于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制约和促进企业正确履行纳税义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税务制度的全面推行，要求纳税人要学会与税务中介组织打交道，借助税务咨询机构、税务人等社会中介力量办税，以提高税收财会工作的效率，更好地履行纳税义务。这项制度的推行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就财务会计的角度来说，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委托办理税务财会业务的范围

按照规定，委托税务人办理税收财会业务的范围：

(1)办理税务登记、变更税务登记和注销税务登记。

(2)办理发票准购手续，这主要进行购票申请，取得发票领购簿，购票，跨省区经营时向营地税务机关缴纳购票保险金及发票的按期销毁等工作。

(3)办理纳税申报或扣缴税款的报告。

(4)申报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延期纳税。

(5)制作各种涉税文书。

(6)进行纳税检查。

(7)建帐建制，办理帐务。

(8)进行税务咨询、税收业务培训、受聘税务顾问。

(9)申请税务行政复议和进行税务行政诉讼。

(10)办理经国家税务局批准的其它业务。

2．配合社会中介力量办税，履行纳税义务，保护自身的权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必将加剧，而税收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实力。由于税务知识的专业化及其他原因，企业的财会人员不能完全及时、准确地掌握税务知识和有关法规，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财会人员应加强与社会中介力量的联系，并配合他们办理税务业务，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这里所说的社会中介力量，是指可以从事税收查帐业务税收业务的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机构等。这些人员，一般都有广博的税务、财务方面的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解决纳税人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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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原则一般都是各国国内税法的基本原则。国际税法领域中公平原则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国内税法中的公平原则，既是对国内税法中公平原则的承继，又是由国际税法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的综合性及其价值取向上的特点是派生自国际税法本质属性的一大特征。

按照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可以分为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两项具体原则。

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是各国在处理与他国之间在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上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其实质就是公平互利，是国际经济法中公平互利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第10条规定：“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并且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地和切实有效地参加解决世界性的经济、财政金融以及货币等重要问题的国际决策过程，……并且公平地分享由此而来的各种效益。”故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公平原则就是指，各个国家在其税收管辖权相对独立的基础上平等地参与对其相互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协调过程，最终达到既照顾各方利益，又相对公平的解决结果。

众所周知，公平与效率是税法的两大基本原则，二者的关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国际税法中虽然也有效率价值的体现，但远没有公平价值重要，尤其是在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上。因为如果实行“效率优先”，允许在经济、技术等方面占优势的国家以高效率的方式对跨国征税对象征税，而以其他相对处于劣势的国家要付出高于前者的征税成本为理由，剥夺其对同一对象征税的权力，热必破坏国家间在国际税收分配领域的公平状态，有违国际经济交往的公平互利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就税收的行政效率而言的；税收的经济效率仍然是国际税法的内在价值要求，但亦存在着必要时让位于其公平价值要求的现象。故国际税法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同于国内税法，应该奉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

国际税法中的涉外税法规范同时又是国内税法的组成部分，是二者相交叉之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税法中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公平原则应与国内税法的公平原则一样，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1）税收的横向公平，即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应相等。（2）税收的纵向公平，即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亦应不同。

应当指出的是，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还具有特殊的意义，体现在对待本国纳税人与外国纳税人税收待遇的问题上，这也是国内税法公平原则的延伸。实际上，现代国家在对待本国与外国纳税人税收待遇上往往并不公平，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多采取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弥补本国的不足，是加速其经济发展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但是，国际税法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其所创造的一国的涉外税收环境的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当然，对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而应从全局出发，作适当的评估。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对涉外企业实行国民待遇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并非意味着一概取消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只是强调当吸引外资达到一定规模，内资企业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相当实力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应当逐步取消对涉外企业的普遍性和无条件的税收优惠政策，而从弥补我国弱势产业、全面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在国家急需发展的项目、行业和地区进行生产经营的涉外企业有选择、有重点地给予税收优惠，从而在整体上保持涉外企业和内资企业在税收待遇方面的公平状态。

（二）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

各国的国家税收管辖权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具体体现之一。税收管辖权独立，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征税方面行使权力的完全自主性，对本国的税收立法和税务管理具有独立的管辖权力；在国际税法领域，即指一国通过制定法律，确定本国税收管辖权的范围，有权对属于该范围内的征税对象进行征税。税收管辖权独立性和排他性，即国家独立自主地行使征税权力，不受任何外来意志的控制或干涉；对国家税收管辖权的限制，只能是一种在国家间相互自愿、平等地进行协调的基础上的自我限制。

国际税法的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也是由国际税法对国内税法的必然的依赖性决定的。国际税法以国内税法为基础，一国的国际税收政策是其国内税收政策的延续和伸展；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税收协定往往是各国税法和税收政策相协调的产物；税法本质上属于国家事宜，一国制定什么样的税法取决于该国的国内国际税收政策。同时，独立的税收管辖权还是国际税法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之一。只有在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的前提下，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才可能是平等互利的；否则，如“二战”以前广大殖民地国家附庸于其宗主国，没有独立的国家，更不用说独立的税收管辖权了，根本不可能产生包括平等互利的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在内的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所以，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是维护国家权益，平等互利地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基础。

法律原则都有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之分。相对于国家（经济）独立的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言，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是具体原则，而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作为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原则就是其具体原则。

二、国际税法上居民的比较

（一）国际税法确立居民概念的法律意义

居民是国际税法上的重要概念。在国际上，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同一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背景的不同，对居民的称谓及法律界定各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和税法惯例的国际化，国际税法学界对居民这一概念已逐步达成共识，即按照一国法律，依住所、居所、管理场所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标准，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它既包括自然人，又包括公司和其他社会团体。

应当说明的是，国际税法上的居民的概念最初源自有关的国际税收协定。早期的国际税收协定曾规定其适用主体为公民或纳税人。但公民的概念限于国籍，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且公民的国籍国往往与公民取得的所得没有直接联系。而采用纳税人概念，则范围又过于宽广，难以确定，这是因为它实际上只按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来规定协定的适用范围。既不考虑该纳税人是否

属于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家，又不考虑该纳税人是否居住在缔约国任何一方，故缺乏判定国际税收协定适用范围的一般标准。自196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草案》后，国际税收协定普遍采用居民概念确定协定适用主体的范围，大多数国家的国内税法据此亦逐步采用居民这一概念。实际上，居民的概念介于公民和纳税人之间，不论是否为缔约国国民，都须符合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条件。

在国际税法上之所以要确立居民的概念，其法律意义在于：

1.区别不同类型的纳税义务人，明确税收管辖权范围。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通常将纳税义务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负无限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另一类是负有限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构成一国税法上的居民则为无限纳税义务人，即对于源自该国境内、境外的全部所得都要向该国申报纳税。未构成一国税法上的居民，则为有限纳税义务人，仅就其源自该国境内的所得纳税。

2.避免国际双重征税。采用居民与非民居概念，则在某一自然人或公司居民身份单一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国家之间对同一所得的双重或多重征税。同时，当一个国家行使居民征税权时，按国际税收惯例，这个国家必须承担对该居民所缴纳的外国税款予以抵免的义务。易言之，一个国家的居民到另一个国家投资并取得所得，如果所得来源国行使所得来源地征税权，则该居民在所得来源国已缴纳的税款应在其所属居民国按法定标准予以抵扣。这也是所得来源地征税权优先于居民征税权原则的要求。

3.维护国家征税。在国际税法中既存在居民征税权与所得来源地征税权的冲突，又存在因国际税收条约尚未对缔约国国内税法认定居民纳税人的条件作出规定所导致的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各个国家间对同一所得行使征税权上的冲突。如何适当界定本国税法上居民的范围，划清居民与非居民的界限，对于谈判、缔结和执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征税权。

此外，依法确认居民的概念和范围有利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科学技术交流及人员往来。

（二）国际税法确认居民的标准

国际税法上确认居民的标准可以区分为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和公司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在此，我们将分别予以比较论述。

1.自然人居民身份的确定

各国对于自然人居民身份确认标准的规定并不一致，归纳起来，有下述几种：

（1）国籍标准。根据本国国籍法应为本国公民的自然人，即构成税法上的居民。国籍标准是从国际法中的属人管辖权原则中引伸出来的，即国家对于一切具有本国国籍的人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实施税收管辖。但随着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人们国际交往的日趋频繁，许多自然人国籍所在国与自然人经济活动所在地的联系较松散，采用国籍标准认定居民身份难以适应自然人实际所得和财产的状况。在国际私法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住所法优先于国籍法的倾向，在税收立法中目前也只有美国、菲律宾、墨西哥等少数国家仍坚持国籍标准确认自然人的居民身份。

（2）住所标准。一些国家规定，一个自然人如果在本国境内拥有住所，即构成本国税法上的居民。例如，英国所得税法规定，在英国有永久性住所的自然人或者在英国拥有习惯性住所的自然人为英国税法上的居民。住所本是民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指一人以久住的意思而居住的某一处所。从各国立法与学说来看，住所应包括居住的事实和居住的意思两个构成要件。住所与国籍的区别在于：住所是个私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与特定地域的民事联系；国籍则是个公法上的概念，它反映了自然人与特定国家间的政治联系，故世界上采用住所标准确认自然人居民身份的国家比采用国籍标准的国家较多。但直接援用民法上住所概念的国家甚少，一般在税法中还附加居住时间的条件并称之为“财政住所”。例如，日本所得税法规定，在日本国内有住所并在国内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自然人为税法上的居民。应当指出的是，采用住所标准的国家甚多，且各国对外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一般也明确采用这一标准，但住所作为一种法定的个人永久居住场所，并非完全能反映出某个人的真实活动场所。因此，不少国家通过税法作了补充性规定。例如美国纽约州税法规定，凡在本州境内拥有一永久性住宅，且在纳税年度内又在本州境内居住6个月以上，则视为本州居民。

（3）时间标准。时间标准又称居所标准，指某—自然人在一国境内拥有居所并且居住时间达到法定期限即构成该国税法上的居民。对于居住时间的长短，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大多数国家规定为半年或l年。居住时间如果不累计计算的可以不受年度限制，如果累计计算则一般限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居所与住所的区别在于，居所是指自然人暂时居住的某一处所，其设定条件比住所要宽，它不要求有久住的意思，只要求有一定居住时间的事实。

（4）混合标准。目前国际上广泛采用住所标准和时间标准相结合的混合标准综合确定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例如，德国所得税法规定，在德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但有居所且居住6个月以上的自然人为德国税法上的居民。也有些国家还同时采用居住意愿标准，即把在本国有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或被认为有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的自然人规定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判断某一自然人是否有在本国长期居住的主观意图，通常要综合考虑其签证时间长短、劳务合同期限、是否建立家庭或购置永久性食宿设施等因素。

2.公司居民身份的确定

确认公司在税法上的居民身份，同确认自然人的居民身份一样，其目的是对居民的国内外所得行使征税权。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公司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法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它与自然人相对应。各国关于居民公司的确认标准可归纳为下列几种：

（1）注册地标准。即以凡按本国法律组建并登记注册的公司规定为本国居民公司。例如，美国所得税法规定，凡是按照美国联邦或州的法律注册登记的公司，不论其管理机构是否设在美国境内，也不论公司股权是否为美国公民所控制，都为美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由于公司的注册成立地只有一个，故这一标准具有纳税人法律地位易于识别的优点。目前，瑞典、墨西哥、美国等均采用注册地标准。

（2）管理机构地标准。该标准以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为确认居民公司的依据，凡是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依法被认为在本国境内的公司即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按照有关国家的规定，实际控制和管理中心所在地一般是指公司董事会所在地，或者董事会有关经营决策会议的召集地，它不等同于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管理机构所在地。采用这一标准的国家有英国、新西兰、新加坡等。

（3）总机构地标准。此标准以公司的总机构是否设在本国境内为依据，来确定其是否为本国税法上的居民公司。总机构是指公司进行重大经营决策以及全部经营活动和统一核算盈亏的总公司或总店。法国、日本、新西兰均采用了总机构地标准。例如，日本税法规定，凡在日

本设有总机构，总店或总事务所的公司即为日本税法上的居民公司。

（4）其他标准。综观各国关于居民公司的认定标准，一般采用上述标准中的一种或几种，少数国家还同时或单独采用主要经营活动地标准，控股权标准。主要经营活动地标准以公司经营业务的数量为依据，实行这一标准的国家通常规定，如果一个公司占最大比例的贸易额或利润额是在本国实现的，该公司即为本国居民公司。控股权标准是以控制公司表决权股份的股东的居民身份为依据，如果掌握公司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具有本国居民身份，则该公司亦为本国居民公司。

（三）国际税法上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由于各国法律对于负无限纳税义务的居民的认定标准不一致，以及跨国所得的存在，导致双重居民身份而引起的双重征税问题。目前国际条约尚未对居民认定标准规定任何准则，各个国家根据国内法律规定税法上居民的构成条件，并在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规定特别条款，以明确优先采用何种居民概念。

1.自然人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1）应认定其为有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两个国家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定其为与该自然人经济关系更密切（即“其重要利益中心”）的所在国的居民。在缔约国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选择自然人有永久性住所的缔约国为居住国，这样足以解决一个人在缔约国一方有永久性住所，而在缔约国另一方是短期停留所导致的双重居民身份。在认定永久性住所时，应注意考虑任何形式的住所，包括个人自有或租用的房屋或公寓、租用带家俱的房间，但重要的判定因素是住所应为自然人所有或占有的居住所在地，该所在地应有永久性，即有安排并适合长期居住的住宅，而非由于旅游、经商、求学等原因所作短期逗留的临时居住。如果该自然人在两个缔约国境内有永久性住所，应查明哪一国家同该自然人经济联系最为密切。这就要求将该自然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职业、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动、从事营业地点、管理其财产所在地等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验证。

（2）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国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则该自然人应为其有习惯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此项规则的含义是倾向于把自然人经常居留国确定为居住国，并主要根据居留时间和间隔时间确定在哪一国有习惯性住所。

（3）如果其在两个国家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住所，应视其为国籍所在国居民。据此，在税法居民身份的识别上，住所标准亦优先于国籍标准。

（4）如果某人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居民，或者均不属其中任何一国的居民，应由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协商解决其居民身份问题。

2.公司居民法律冲突的协调

对于公司居民双重身份的冲突，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各国通过缔结双边性的国际税收协定加以协调，其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缔约双方在协定中事先确定一个解决此类冲突应依据的标准，例如中国与比利时、法国等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都明确地选择了以公司居民的总机构所在地国作为居住国的冲突规范。但也有不少国家采用OECD范本和UN范本所作出的规范，对于同时成为缔约国双方公司居民的，首先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为其居住国。然而在有些情形下，判定公司的实际管理机构并非易事。对管理机构和控制中心的不同理解，会引起国家间居民税收管辖权的冲突。因此，就出现了第二种方式，即有关国家通过签订双边性的国际税收协定，规定公司居民身份发生冲突时，由缔约国双方的税务主管当局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所涉公司居民的身份归属以及由哪一国对其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

（四）我国居民标准的税法调整

我国居民标准的税法调整主要体现在国内所得税立法和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

我国1980年的《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意义上的“居民”、“非居民”缺乏较为明确的界定。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既解决了中国境内所有自然人按照一个税法纳税的问题，又与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法的通行做法有了相应的衔接。其按照国际惯例，采用住所和居住时间两个标准将纳税人分为居民和非居民。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第1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或境外取得的所得缴纳所得税。关于住所的认定，目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但应进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不应以户籍作为认定住所的唯一标准，关于居住时间，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指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满365日，临时离境的，不扣减天数。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按总机构所在地是否设在中国境内来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居民身份。理论界通常将总机构解释为依照我国法律设立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负责该企业经营管理与控制的中心机构。这种解释与国际惯例和立法本意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具备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根据有关法律，其注册登记地在中国境内并应在中国境内设立该企业的总机构，不得将其总机构设于中国境外。但是，不具备中国企业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亦应将其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外商投资企业均应为中国居民公司。因此，我国税法有关认定居民公司标谁的规定有待完善：一是对总机构的定义应有法律明文；二是认定居民公司的范围不应限于外商投资企业，还应包括其他法人团体或税法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三是管理机构地标准为大多数国家国内税法所采用，我国亦应采用此种标准。

我国对外签订的关于避免国际所得双重征税的协定，基本上采用国际惯例解决双重居民身份的法律冲突。对于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自然人，规定其身份确定的方式有三种：（1）依次按永久性住所地、重要利益中心地、习惯性住所地、国籍国，协商的顺序来确定居住国；（2）除国籍国外，按永久性住所地、重要利益中心地、习惯性住所地，协商的顺序来确定居住国；（3）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协议确定该纳税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对于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公司，其身份的确定方式不统一。有的协定规定应视其为总机构所在缔约国的居民，有的应视为是总机构或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的居民，有的规定由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通过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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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 税务筹划 风险

中小企业税务筹划风险是指中小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过程中，筹划方案由于受到或者未考虑到一些内在或外在的原因而失效，进而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流出等的可能性，也就是指由于事先无法预估的各种因素的存在，使企业制定的税务筹划方案产生纰漏，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致使企业产生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一、中小企业税务筹划风险成因分析

（一）中小企业对税务筹划风险的认识存在欠缺

税务筹划风险管理在我国中小企业中的应用时间还很短。到现在为止，很多中小企业对税务筹划风险缺乏深刻的认识，企业将会因此遭受巨大的损失。虽然目前部分中小企业已经慢慢了解到税务风险对于企业的深刻影响，但是这种认识还是太过片面。税务风险贯穿于企业的各个环节，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专业知识的缺乏很容易导致企业混淆一些概念，使得企业无法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做好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无法全面而又协调地进行税务筹划，从而使从根本上增加了税务筹划方案的风险。

（二）中小企业缺乏专业税务筹划人员

由于中小企业受规模的限制，再加之现在独立的税务筹划部门在中国并没有普及，大部分税务筹划部门都附带于财务部门之中，因此与税务方面有关的问题一般都是由出纳人员或会计来办理的。一项有效的税务筹划对筹划人员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要求，意识到税务筹划风险更是需要筹划人员具有敏锐的觉察力。然而会计或出纳人员一般缺乏系统的税法及相关法规知识的培训，限制了其自身职业素质的发展，所以不能精确衡量有关税收法规的精神，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面临的税务风险。在实际情况中，企业税务风险相比其他比较特殊，税务业务办理通常与企业的基本业务流程和交易办法有关，因此办税人员应对企业的整体业务种类和交易方法了解十分准确，又要懂得会计、税法、财务管理，又要懂得法律法规的这种高端的复合型人才。中小企业由于成本、规模的限制，企业的财务人员往往在税务筹划专业基础这方面比较薄弱，致使税务筹划风险这个概念缺乏认识。再者，由于企业内部税务筹划意识相对淡薄，经常容易导致财务人员在思想上忽视税务筹划，再加上在工作中分工不明确，权责没有具体落实，往往使财务人员觉得税务筹划应该是企业领导层决定的事项，从而导致税务筹划无法顺利地展开。

（三）税务机关执行认识上存在偏差

从当前的税务发展角度上来看，我国的税务机关既不会将税务政策宣传给中小企业，也不会指导相关政策在企业内部中的具体运用。对于一些刚出台的税收政策，税务机关自身可能还未对其进行了解，更别说引导督促企业去关注，因此，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在税务机构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很容易引起税务执法认识上的偏差。就拿税种这方面来阐述，任何一种税种的制定，税法肯定会为其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即并未做明确的规定，这时就需要税收执法人员自身的经验进行判断是否合理合法，加之税务执法人员专业水平不同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来看，在实施过程中，税务机关一定会存在人为的意识偏差，将一些合理合法的税务筹划给予否定和处罚；而本就不合理合法的税务筹划却给予有关肯定，行政执法认识上的偏差，会给企业错误的纳税方向，在将来会引起纳税企业更大的税务风险。

二、中小企业应对税务筹划风险的对策

（一）树立税务筹划风险意识

想要规避中小企业税务筹划风险，应从根本上树立税务筹划风险的意识，对于税务筹划风险有一个系统的概念，知道其为什么会产生的原因。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是与税务筹划有关的所有工作的前提都是遵守税收法律制度。如果一个企业没有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也没有选择合理合法的税法制度，那么他的税收筹划必然是失败的。在税务筹划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些企业对利益太过看中，急于得到回报，没有好好地去理解税法相关知识，不加思考地引用别的企业的税务筹划方案，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借助了税务事务所等一些相关的机构帮助进行税务筹划，但是那些税务机构毕竟与企业自身没有联系，总得还是为自己谋利益，再加上同行业间竞争，很容易帮企业钻法律空档，这样反而给企业带来了税务风险。在企业经营和管理的过程中会面对很多风险，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必须加强税务筹划风险意识。企业应该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应该在税务政策的允许条件下，根据企业自身的经营模式制定符合其切实需要的筹划方案，再者一定要对税收政策的变动进行时时跟进，这样才能确保税务筹划方案既合理合法又为企业降低税收负担带来经济利益。总得来说，税务筹划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首先要从思想上加强对税务筹划的科学认识。

（二）建立正确的纳税观

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甚至包括税务执法机关对税务筹划方面的知识都不够了解，税务筹划的意识淡薄，在理解方面也存在很多误区，缺乏正确的认识，这就需要有关专家权威和政府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向社会大众传导有关税务筹划方面的基本概念以及宣传税务筹划的益处，纠正纳税人及税务机关之前对税务筹划方面的错误认识，树立正确的纳税观。

（三）立和健全税收风险管理的内部制度

税务筹划风险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还在发展中，所以需要我们建立健全税收风险管理制度。首先企业一定要重视税务筹划风险，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关于税务筹划税收控制制度，对有关事项进行按期检查和做出相关的评价。现阶段很多企业都是被动地接受税务机关的检查或者将自身的税务方案外包给外面的税务中介机构，这样在税务筹划的问题上就缺乏了主动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外包风险，因为外部的税务机构的利益并未与企业紧密联合在一起，也很难完整地了解企业自身的事情情况，把无法将筹划落实在实处。

参考文献：

[1]罗威.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广东：暨南大学，201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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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法规的目标是及时征税和公平纳税，而会计的目标是向会计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利于决策的财务信息。尽管两者在使用的一些概念、原则和方法上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但由于其根本目标不同，必然存在着分歧与差异。作为从企业角度出发的会计界人士，应当将如何洞察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分歧，如何促进两者的协作，进而实现两者共同发展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艰巨任务。本文试从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分歧、合作与发展入手，阐述相关论题，以飨读者。

一、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关系的发展历程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般只需对政府负责，无论盈利还是亏损，一切都是政府的。因此，企业所有的会计处理均以国家财税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挂钩，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大体保持一致。同时，企业也从方便的角度出发，以满足税务当局的要求为其会计处理的基本出发点，尽量避免或减少由于会计处理方法与税法要求的不同而需单独解释的内容，进而按照税收法规进行会计处理，而非以真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为主要目的。

然而，从国际惯例看，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税利都是分开的，税是对政府的义务，利润是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收益；不仅如此，两者还是矛盾的，税缴多了，利润就会被抵消。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该种市场经济环境必然导致投资主体多元化，从而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群体复杂化情况的出现，而会计的处理方法如何从以税收为基准的旧模式向以真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为主要目标的新模式进行转化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目标逐步呈现出了非同一性的特征。这种非同一性是从1994年税制改革和1997年起具体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笔者将准则和制度纳入广义的“会计制度”范畴之内）的相继出台开始逐渐扩大的。比如，税法中《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关于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等法规与会计制度规定的原则、方法等内容在确认收入、费用和损失方面的差异逐步扩大，甚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分歧和对立关系。

二、实现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有机协作的必要性

从我国最近颁布的各类会计法规来看，新的会计制度已与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主张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相互独立）等国际惯例实现了协调。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财务报表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情况，企业先按会计制度客观地计算出公司的利润；而在纳税时，再按税法要求对财务报表进行适当调整。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分歧的加剧，我国税收征管部门面临的税收主权的挑战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大得多，尤其是反避税领域，我国至今仍未形成系统的反避税规程。现实经济环境中，虽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尚不足一年，然而各跨国公司争相在我国投资，国际资本流动极为频繁，监管和反监管的斗争成为国家财政、海关和税务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这些跨国公司一般都拥有丰富的国际理财经验，通过各种手段（主要表现在会计手段上），有的实行税务筹划，有的直接绕开我国法律监管，偷逃税款，对我国的税收主权构成严重威胁。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仅跨国公司避税行为而给我国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就至少为300亿元。换句话说，这约相当于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16386亿元）五十分之一的300亿元，若加上国内企业的避税行为，数字将会更加惊人。于是，如何通过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完善与协作将成为国家加强反避税工作的一个重要逻辑出发点。

三、推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几点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政府机关和企业的法制观念也在不断增强。体现在税收上，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等相关部门实行依法治税；另一方面是企业遵纪守法的意识得到增强，正确处理好企业收入与“依照法律来纳税的义务”之间的关系，自觉养成诚信纳税的良好习惯，最终推动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的共同发展。

1、企业税务筹划的加强和国家反避税措施的完善

对于税务筹划这一新鲜事物，国家不但不必反对，而且还要支持，因为应纳税企业是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对税收法规的熟练掌握，并且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进行的降低税负、实现税务筹划的行为。而税务筹划的前提虽是遵守税收法规，但其结果却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甚至会降低经济活动的效率，造成税收公平方面的问题，并加大税收制度的复杂性和征管困难。但为什么国家往往容忍这种税务筹划行为呢？从经济角度看，政府有目的、有选择地设置低税区，有利于吸引资金，吸收技术，带动经济繁荣。所以政府能容忍的税务筹划行为通常的是指政府指导下和税法控制下的“节税筹划”，而不能容忍的则是失控的、打法律擦边球的“避税筹划”行为。所以一个合法的政府，总要不断制订反避税筹划条例，以保证政府的税源与收入，维护法制的健全。税务筹划（主要指节税筹划）是对税收政策的积极利用，符合税法精神。从更深一层理解，税收的经济职能还必须依赖于税务筹划才能得以实现。这样，应纳税企业与政府税务机关重复博弈的结果，无疑是会计制度和税收制度的高度完善。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税收法规，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当然具备灵敏的反应能力，也将更趋于完备。

2、会计界人士及会计制度的协作配合

相信今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税务筹划活动会越来越普遍，政府的反避税措施将越来越有力。而且在税务筹划与反避税的发展进程中，会计界也应当当仁不让地成为主力军。首先，会计人员拥有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经验和专业技术优势，他们可以凭此优势帮助应纳税企业合法地减轻税负，从而抢占和巩固传统会计市场；同时，税务机关可以考虑由国家认定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和注册税务师资格并且经验丰富、品行良好的中介机构专业人士从事税务审计业务，从而加大反避税的“技术含量”，以弥补我国专职税务稽查人员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

从制度层面上来说，税收法规应当借鉴会计制度，借“它山之石”完善和充实反避税立法的原则和内容。税务机关反避税的着重点应从鉴别经济业务的合理性入手，而会计制度的相关准则对于反映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一笔涉及转让定价的关联企业间的交易业务，由于交易各方以自己内部确定的价格来填制纳税申报表，以此想方设法地逃避纳税义务。而税务机关可以根据掌握的相关成本或以前非关联方独立交易的会计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估算应作为纳税基数的正常交易价格，从而更好地界定各方的纳税义务，防止税款流失。

3、加快构建税务会计的理论体系

由于我国现行的税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阶段，各种规范性文件屡屡下发，这势必造成我国现行税制的复杂性和操作上的难度性。而税务会计的出现，客观上满足了国家作为所有者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获取企业会计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产物。

作为推动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共同发展的关键因素，税务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该在税收微观领域将宏观税收学的基本概念、原则转化为税法学的相关概念、原理的同时；又可以借助于财务会计学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以税收法规为准绳，将应纳税企业计算、缴纳的税款和应履行的纳税义务通过会计系统予以反映。税务会计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大致如下图所示：（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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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法[1]教学除了基本的计算、解题及如何适用税法外，更应强调现行税收[2]法制设计与立法目的之分析。面对多如牛毛的法令，税法教学与研究应如何因应呢？是以立法引导教学，并与现行法令保持高度一致，抑或发现并检讨现行法制之缺失及矛盾，进而提出完善之建言？兹以税收代位权及撤销权的规定为例进一步说明：

    为防止欠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以积极或消极方式诈害国家税收债权之实现，在债权平等保护原则之法理考量下，若无其它相关机制来解决此类诈害国家税收债权之行为，[3]则将私法制度中关于代位权与撤销权规定移植至税收征管法上确有实际之需要。故新《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规定第一款规定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但税务机关可以直接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及撤销权吗？按“适用者，法律明定关于某事项之法规，以应用于该事项之谓。准用者，法律明定某一事项，适用于其类似事项之规定之谓。但准用不能完全适用被准用之法条，仅在性质许可之范围内，变通适用。”[4]换言之，适用乃由法律直接对某一情形作出了预设，在现实中遇到这种情形时对法律的直接使用；而准用是通过法律的规定，某些情况应该比照对类似情况的法条规定来适用。而《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它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因此，合同法关于代位权及撤销权的规定自然也仅适用于保全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之间的债权。故在《税收征管法》中直接规定“依照合同法”，这是与《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及第七十四条相互矛盾的，可是说一字之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立法者岂能不谨慎？

    由于目前尚未能论证代位权及撤销权是公、私法间共通之法理，故不能基于法秩序统一规范性，主张税收债权可以直接适用私法上关于撤销权及代位权之规定。那我们在立法上该如何设计呢？关于移植私法上代位权与撤销权于税收债权的立法模式向有两种主张，第一种立法模式是直接在税收征管法上规定税收代位权及撤销权的构成要件、行使方式及其效力等等；而第二种立法模式则在税收征管法规定税收代权及撤销权参照（比照或准用）《合同法》上关于代位权及撤销权的规定。就立法技术而言，第二种显较简单并节省立法成本。然若现行法没有税收代位权及撤销权规定，是否可类推适用《合同法》上关于代位权与撤销权规定补充此一法律上之空白呢？以及税收法定原则是否容许类推适用私法规定呢？诸此等等，实为税法教学与研究时不能漠视与忽略的课题。

    我们主张税法教学与研究除了基本的法令适用问题外，似应进一步论拓展至立法论的层次，以及当法律出现空白之情形时，如何在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下进行税法上的漏洞填补，并思考设计出妥适的法制规范。而在思考税收立法论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税收立法基本上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模式，而最近有实务界人士提出立法从严，宜细不宜粗的思路，[5]究竟何者为宜呢？我们认为两者虽各有其考量，但恐有过于极端之嫌。我们不妨分为二层次来看此问题：第一，法律并非万能，而是具有内在不完备性，而该等不完备性常肇因于现实经济与社会体制之考量，税收立法当然也不例外，故首先应为有无立法必要之辩论，这远比宜粗或宜细之争更重要，否则一但立法却又执行不了，岂不伤害政府威信与法律的尊严？；第二，宜粗或宜细两种模式的检验标准究竟为何，到底税收立法要细到如何程度才是合理呢？这是税法学教学研究应该进一步思考之处。我们主张不论是宜粗或宜细的立法似应调合社会经济之实际需求，以呈现税法的特殊性质为首要考量，[6]当然这只是勾勒出一个大方向，至于实际操作标准有待实务立法经验不断的累积。

    学术与实践经常存在一定之距离，然学术最好走在实践之前并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如此税法教学与研究方不致沦为立法的附庸，也能与实际生活紧密连接一起，并可维持其学术的客观性，并进一步提升税法学教育的质与量。

    二、税法学研究对话机制之建立

    税收不仅是一种财政手段，课税与征收之依据及方法更涉及经济资源之分配、重分配及社会阶层之流动，动辄影响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因此根据财政、经济、社会等不同观点，税收理论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或是对话内容也将随之不同。[7]税法学研究的主轴课题、研究范畴及研究方法究竟为何呢？这些都是日后对话内容的重要部份。诚如学者所言“对于税法做体系的、理论的研究为目的之独立的学术领域，称为税法学。税法学把握课税的法律秩序，依据宪法、基本人权、课税权力的分配比较衡量税法规定，并依法律的授权规定衡量法规性命令。税法学的主要课题乃是将此类法规要素加以体系化，进行税法的方法训练以及正确术语的操作（符合量能课税的公平征税），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及税捐罚则的体系建立及其合理化，并致力于研究正当的课税。此外，税法学也应当理解税法的制度沿革，以求从中了解现行税法规定。”[8]另学者亦认为税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为透过具体税法制度，一为透过税法与其它相关学科（其它部门法、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历史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之关系，该学者较倾向于后者。并认为税法学也与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事法、法理学甚至诉讼法等各部门法具有交错的关系，在理论上应采交叉研究方法，才能对税法学研究范畴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9]也有学者主张综合运用法学方法论与非法学方法论来指导一个学科的研究与发展，重要的是合适的方法与方法的不断创新，以避免主观臆测与盲人摸象的情况发生。[10]

    完整的税法学教学及研究，除单纯探讨税法之本质及内容外，税法学关于税法规范意义、税法正当性来源、税收权力分配的机制，甚至税法规范的哲学基础也应纳入深化税法学教学与研究理论的范畴。此外，税法学之教学与研究更应兼顾税法制度设计之思维及时空背景与历史沿革，以及经济效率理论及社会公平理论于税法学中之应用，同时应建立税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之位阶及部门法间之整合与适用。然而回顾目前为数不少的税法学研究文献，税法学跨学科整合之研究仍付之阙如，纵有跨学科之研究，其对话主轴亦不甚明确，各说各话彼此间缺乏交集，甚至缺乏有力的论证过程。换句话说，今后税法学教学与研究主轴应致力于透过税法学的研究是否能促进生活中所需求法规范的完善，并经由一定的机制和程序的形成作用，来进一步有效规范国家权力（税收立法、税收行政、税收司法等等）运作，进而更加厘清国家与人民之关系，以达到实现税收正义，促进整体社会的发展之目标。

    单从税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之整合与适用观之，我们认为税法与宪法的整合研究对税法学理论的深入甚具关键作用，[11]虽然面对现阶段立法的不完备以及违宪审查机制尚未确立的处境，税法与宪法的对话有实际之困难，而又这涉及根本政治体制问题，并非尽靠学者争论就能解决。然而税法学发展必须意识到纳税义务是一个宪法层次问题，特别是在城乡法律二元化体系下，更须有一个统一宪法意识与以打破这种计画经济体制下残余的弊病，建立一个温暖而富有人性的税收法律制度。市场经济主体只要负担不违反宪法规范的纳税义务，则其在经济上的自由与权利都应该获得宪法的尊重与保障。纳税不只是依法律，更不得违反宪法理念，这才是真正的实现依法治国，提倡多年的依法治税方能真正落实。否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进行立法修补，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税法学的教学似应有此体认。我们认为从宪法高度对税法进行较深入的教学及研究似应成为今后主流趋势，而这只是一种研究路径，并不影响税法学本身地位。另外税法学论著投稿国外主要期刊少之又少，今后如何思索从我们所在社会中产生切实的问题意识，避免自我封闭，以提升国际学术对话，此有待法学家及实务家针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不断进行对话，并作进一步的学术规划安排。

    除建立学术论辩的对话平台，并扩展税法学的研究基础外，另一个应纳入税法学教学与研究的对话平台乃税法学理论与实务的对话，透过理论与实务之比较与分析，始能厘清问题之所在，并提出更符合事实之解决方案。从法律发展的比较史观之，正如学者所言：“英美的依法行政，其一切系由下而上的措施，与欧陆依法行政系由上而下的方略，有极大的差距；英美一切由基层做起，所以，人民对于法规之认知非常透彻，当然其规范性、公信力与执行力也因而提升；而欧陆则长期承受君主专制之传统，特别强调高层的以身作则，或制定法律以规范人民行止，其结果并不理想。”[12]税法学研究更应思考如何建构社会基层主体意识的税法规范，由下而上审视政府税收立法、税收行政及税收司法的权力运作。并注意基层反应与需要，例如为因应税法的变化所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是否须与企业协商，以及在什么阶段进行？关键是如何将利益团体的游说公开制度化，避免规则的制定过程垄断在少数利益团体参与中，以及大量税收行政法规是否已突破或改变税收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等？

    另就有关税收立法实务之研究观之，我们也注意到不少的研究文献，往往是一些法条形式的、机械式的表面上移植，而忽略更趋周密符合学理的税收立法技术分析，另外对于税收立法如何移植以及税收立法公平性的评估也甚少着墨。若再加上现在关于税收立法草案都是较保密而不透明的，甚至且连事后的立法理由及立法过程会议记录亦无法透过公开程序获得，更加阻碍了学术理论与立法实务的对话。今后若能进一步加强税法学理论与实务间之对话，对于进一步提升税法学教学与研究品质将有相当助益。

    三、建构体系化的税法学教学与研究

    “法规范并非是不相关的平行并存，其间有各种脉络关联，也就是这些规范都受到特定指导性法律思想、原则或一般价值标准的支配。体系化主要作用在于诸多规范的各种价值决定得藉此法律思想得以正当化、一体化，并可避免其彼此间的矛盾。”[13]体系化是法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而体系化对税法教学与研究更是有必要性，“法律教育不在于提供给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教育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法律学校并不是职业训练学校而是将法律当作一门科学来教导的文化机构” [14]特别是在现行粗线条税收立法及内外有别[15]的税收立法状态下进行体系化的税法教学与研究，更是具有指导立法实践的意义，并可达到获得税法解释所必要的取向标准、发现及填补税法漏洞、维持税法秩序的一贯性及审视税法上赋予税务机关的行政裁量权等功能。[16]学者也体认到税法学须从理论化、体系化着手，认为税法做为一门学科研究是有其必要的体系，而体系的内容是变动的，需结合历史背景来观察。[17]关于形成税法学体系化的方法，不妨利用编纂概念、利用类型（模块）、利用法律原则、利用功能概念来进行体系化的建构。[18]对于税法学如何加以体系化，学者们侧重的角度不一，试述如下：

    学者有将税法体系[19]研究区分为税收实体关系、税收征纳关系、税收处罚关系及税收救济关系四大系统来探讨，[20]试图建构以税收请求权为基础的税法体系，并发展出可检验性的可操作性规范。税收实体关系主要是分析何种纳税客体应按照何种基础归属于何纳税主体，探讨税收请求权是否有效成立。伴随着税收请求权的合法有效成立，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我们则进行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义务种类与义务合理界限之探讨。如当事人未履行其义务，则应该课予哪些处罚，处罚界限为何，并经由相当性衡量以防止公权力遭滥用，并避免发生超过期待可能性之情形。最后当事人若对税收构成要件或征纳过程中产生的关于纳税义务之有无、内容、范围、征管以及处罚方面争议有不服时，如何合理分配当事人在救济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则为税捐救济的处理范围。

    另有学者从税收的目的论出发，[21]将税法体系主要分为财政收入目的的税法（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与管制诱导目的税法（财政收入为附带目的），两者区别实益在于其所适用的合宪性审查标准不同。财政收入目的税法主要以量能课税原则为合宪性审查标准，课税乃基于平等原则，其衡量标准专以纳税人之负担能力而非以国家财政需要为依据。而管制诱导目的税法则以比例原则及权衡理论为重心，禁止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另有学者提出税捐基本权概念，探讨课税权的宪法界限，建构以税捐基本权为中心的税法体系，并以宪法税概念及税捐正义作为整个税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标准，以求得国权与人权平衡之价值判断。[22]

    税收法令只是现实立法下的产物，体系化的税法学应当贯彻自身的价值追求，换言之，法的本质不在于意志而在于规律。今后更应重视找寻经济发展的规律，以法学的角度来提炼税收具体制度的共同原理，以免坠入纯粹的注释法学而不自知。而体系化研究方法有助于总结过去，演进新知，不只说明了新知产生的过程（归纳），并指出法律发展的演进性。[23]一言以蔽之，税法学理论应当有前瞻性，并注意探求税法的普遍性与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尽人如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的反应和诠释，而这与体系化的税法学教学与研究是不可分的。

    四、总结

    关于建立税法学研究成果的客观衡量标准，以及标准之间的顺序及比例为何，本文尚无能力来形成此一学术评价机制，有待更多的学术对话参与形成共识而后确立今后税法学的研究成果衡量机制。毕竟在此一意义上进行的学术对话才有较高的学术可比性与可检验性，并可避免学术垄断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形成优质的学术文化世代传承。

    以市场角度看，教学与研究也是另一类的市场，但应尽量避免将学术产业化，毕竟学术更有其使命感（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应该是最低标准吧）而非如产业的最大利润化，这或许是有志于税法教学研究者应有的体认。本文对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税法教学与研究可归纳为下列建议：对立法者保持不卑不亢的心态；开放对话机制的面向及深度；体系化的教学与研究方法。或许本文陈义过高，倘若对提升税法教学与研究能激起更多的火花，则本文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释

    [1]这里所称的税法，按照2001年修正后的《税收征管法》第三条规定应当只限于法律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这两种形式，但现实中却存在大量的通知、批复、意见取代法律或行政法规的不健全现象，与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背道而驰。

    [2]关于税的名称因不同朝代或翻译用语之故，各有不同的称法，今人主要有称“租”、“税”或“捐”等情形。通说以为经常课征者称税，临时课征者称捐，租为唐初税制名称之一，依土地之面积而课以稻谷，而如今租乃以物赁人而取得价值之意义。而台湾学者多称税捐或租税，考察现行法律用语一律统称“税收”，但关于“收”的解释及法律定位，吾人深感困惑。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从法学角度审视“税收”用语甚至提出质疑呢？或许有人以为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重点，但如果是这样，则最基本的文义解释如何达成呢？然为配合现实立法说明之需要及基于行文之方便，本文仍暂以“税收”称之。

    [3]由于原《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一条只规定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并采取了转移或隐藏财产的手段，造成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税后果者，税务机关才追究纳税人的法律责任，而对没有采取上述手段的欠税人，法律没有规定其应负的法律责任，致使许多国家税收债权无法实现。

    [4]杨与龄：《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5]许善达等著：《中国税权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6]税法与其它法律领域比较，由于课税权人居于优越地位故税收正义要求特强烈。

    [7]例如，若根据财政立场则应力求税收的充分、确实、以及富有弹性，以满足国家政务支出之需要，所以研究重心似应摆在探讨各种税收如何组合，以达税收增加之最大化。但若站在国民经济之立场，则应力求保护税基，培养负担能力，尽量减轻其对国民经济之压迫，所以需要探讨税收的转嫁、归宿等问题，此时研究方向似应集中在税收的经济分配方面。

    [8]Tipke/Lang， Steuerrecht，12.Aufl， S.2.转引自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页。

    [9]此为2002年张家界税法年会中刘剑文于分组讨论的部分发言内容。

    [10]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以下。

    [11]当税法出现法律漏洞时，学者认为税法中之法律漏洞可否以类推方式与以填补，此非方法论之问题而是宪法问题，亦即平等原则与税收正义问题须由宪法解释方法来解决。即使在没有进行法律漏洞补充情况下，虽然税收系法定之债，应受法定负担事由之拘束，而非受法律条文表面之拘束，方能达公平税收之目的。然税法部分要件用语，事实上难免具有不完整性与开放性，此时不能尽依表面上的条文，须赖背后之宪法规定始能补足完整。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台湾月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6、131页。

    [12]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增订新版），台北三民书店1991年版，第891-945页。

    [13]Karl Larenz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55页。

    [14]M.Cappelleti and Others， “The Italian Legal System”（1967）， p.89转引自沈宗灵：《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15]主要体现在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差别待遇上，诸如对所有外商投资企业一体适用的普惠制租税优惠政策外，另有种类繁多针对特定区域或特定项目、特定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租税优惠政策（参见《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16]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0-21页。

    [17]此为2002年张家界税法年会中刘剑文于分组讨论的部分发言内容。

    [18]黄茂荣：《法学方法论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以下。

    [19]这里的税法体系乃不同于税收实定法的立法体系。

    [20]参照黄茂荣以下著作：《税法总论》（第一册），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2002年版；《税捐法专题研究》（各论部分），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2001年版；《植根税捐法法规汇编》（一），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1982年版；《植根税捐法案例体系》（一）至（四），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1982年版。陈清秀：《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21]参照葛克昌以下著作：《税法基本问题》，台湾月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所得税与宪法》（增订版），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行政程序与纳税人基本权》，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22]参照黄俊杰以下著作：《宪法税概念与税条款》，传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版；《税捐正义》，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篇10

关键词：税法；实践教学；探索

专项课题：本文为2010年度邢台学院教改课题“邢台学院会计类专业《税法》实践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JGY10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税法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较强的课程，但长期以来，高校税法教师习惯于扮演税法宣传员的角色，照本宣科，空洞说教，重理论，轻实践，每周有限的课时只能用于讲授基础理论知识，使得学生虽然熟悉了纳税核算，但纳税申报操作能力较差，而根据对一些企业的税务会计岗位需求调查得知，企业急需的会计，除了能准确地计算所交税种的应纳税额外，及时进行纳税申报和办理纳税结算都是必须掌握的技能，这正是当前税法课程的瓶颈。授课教师只有突破传统教学中“满堂灌”的单一格局，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积极尝试案例教学、模拟实训教学等新型实践教学方法，才能切实培育出实用型人才，才能使会计专业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遇到现实的税收问题时不会束手无策。

一、依托案例教学，提高理论课教学水平

税法课的案例教学法，就是针对所要讲述的税法条文，选择典型的税收征管案例，提出问题，启发诱导，从而引出所要讲述的课程内容。由此可见，恰当的案例是实施案例教学的关键，选择时既要与教学目标相吻合，又要便于教师把握，易于学生接受，做到因理选案以案释理。笔者根据近几年税法教学中的体会，总结出以下几种案例类型：

（一）阐释型案例。这种案例是教学中最常用的，税法条文比较原则，如果只是泛泛地讲解，难免空洞乏味。通过具体的案例，可以变抽象为形象，变文字为数字，例如税法规定“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1个月工资计算，但税率为全部奖金除以12以后适用的税率。由于对每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在计算税款时已按月扣除了费用，因此对上述奖金原则上不再减除费用，而将全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如果纳税人取得上述奖金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不足2000元的，可将上述奖金收入减除当月工资与2000元的差额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税。”对于这样复杂的规定可以设计一个阐释型案例就会变得通俗易懂。设计如下：王某2010年12月工资3000元，奖金6000元，则工资应纳税额=（3000-2000）×10%-25=75元，年终奖：6000/12=500元，适用税率为5%，其应纳税额=6000×5%=300元；若工资1800元，奖金6200元，则年终奖：［6200-（2000-1800）］/12=500元，适用税率为5%，其应纳税所得额=6200-（2000-1800）=6000元，应纳税额=6000×5%=300元。

（二）融合型案例。税法与会计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实际工作中，纳税业务就是通过会计凭证、账簿及报表来搜集、整理数据，计算和缴纳税款的。但由于会计目标与税法目标的分离，有时使得同一事项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又不完全一致。通过融合型案例，可以将税法与所学过的会计知识联系起来。如关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抵扣，税法条文对于可以抵扣、不可以抵扣以及如何抵扣的情况都有明确规定，反映到会计处理中，就表现为对符合税法规定的可抵扣进项税记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借方，对不符合抵扣条件的进项税额记入相关成本；而在企业所得税中，由于会计与税法在收入、费用、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上有差异，造成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不相等，依据利润表来计算应纳税额时必须进行纳税调整。这种增值税上的一致和企业所得税的不一致都可以通过具体的融合型案例来剖析对比。

（三）启发型案例。此种案例是基础理论的延伸。如税法对混合销售行为，是按“经营主业”来确定征税的，只选择一个税种：增值税或营业税。由此可知，企业完全能够通过控制应税货物和应税劳务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来达到选择作为低税负税种的纳税人的目的。可以设计一个关于跨行业经营企业的税收筹划案例来启发学生思维，既有利于加深对税法条文的理解，又可以开阔学生的思路。如某建筑材料公司，在主营建筑材料批发和零售的同时，还对外承接安装工程作业。本月对外发生一笔混合销售业务，销售一笔建筑材料并代客户安装，收取的费用为115万元，购进原材料的价格为100万元，增值税税率为17%，营业税税率3%，那么该公司如何进行税收筹划？如果缴纳增值税则应纳税额为：115×17%-100×17%=2.55万元；如果缴纳营业税则应纳税额为：115×3%=3.45万元。显然，该公司选择缴纳增值税合算，应设法使年货物销售额占到与非应税劳务年营业额合计数的50%以上。

二、辅以模拟实训教学，增强学生实务操作能力

当前，许多税法理论课教材只注重对税收实体法中各税种应纳税额的介绍，对于税收征管法中的各项纳税事项只是泛泛提及，一带而过，甚至根本就没有将纳税申报表编写进去，这就直接导致许多学生能够准确计算应纳税额却不会纳税申报这一现象。实训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各纳税事项相关表格的填写，填补了教学上对于税收征管法的欠缺，实现了税收实体法与税收征管法的有机结合。笔者认为模拟实训教学应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基本技能实训。该阶段旨在使学生从总体上对税收征管流程形成直观认识。将重心放在税收基本技能方面，对纳税人开业、变更、歇业及经营期间各纳税事项的相关表格进行登记训练，其中纳税申报实训应作为重点内容。

第二阶段：综合技能实训。该阶段以培养学生综合把握某企业的纳税业务为目标，采用情境式仿真教学。可先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每组代表不同类型的企业，向每组学生提供该种企业的性质和基本资料。组内的学生分别扮演相关角色，各司其职来模拟现实企业的经营、管理、生产、销售、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等环节，要求学生首先能够判断企业在各个环节应缴纳税种（如：购进环节的增值税、营业税、购置税、消费税等；生产环节的契税、农业税、耕地占用税等；销售环节的所得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然后利用企业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中一个月或一年的业务数据，自行计算各相关税种应纳税额，据以填制各税种所对应的纳税申报表，并进行相应税务会计核算，使税务与会计这一对“孪生体”最终又合而为一。

三、实践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任何一种教学方法如果将其模式化地加以滥用，都必然带来诸多负效应。是否采用实践教学，采用实践教学的具体内容都要视教师素质、学校环境、学生情况而定，不可牵强附会。

（一）实践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课堂变成学生思想的“海洋”，但教师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首先，实践教学应与所对应的理论知识有直接联系，即实践教学一定要在理论基础上进行，所以在开展实践教学之前首先应由教师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讲解透彻，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开展实践教学，使二者优势互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在学生分组讨论或模拟实训的环节，更需要教师发挥“主持人”作用，控制好课堂秩序，避免使课堂失控，处于“放羊”状态；在每一次讨论或实训结束后，教师还应及时进行归纳总结，对存在争议的问题加以澄清，对好的方案提出表扬，尤其要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二）实践教学应有足够的课时保障。由于税法课程的开设时间较晚，现在许多院校都存在着课时不足的问题，理论课课时紧张，有时一个案例讨论就会占用一次课时间，稍不注意就会跟不上教学进度，实训教学内容的安排也未能摆上应有的位置，有的学校甚至只是在会计模拟实训中一带而过。要让学生真正学好用好税法，要有课时做保证。税法理论课周课时应在3～4课时为宜，在上完理论课后应安排2～3周的实训课时间。税法课时增加的要求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纳税申报已经成为会计专业毕业生就业所必需的技能，税法已被列为社会上热门的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必考课程之一。另外，从税法与其他课程的融合性来看，税法的实训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会计实务、财务报表分析等课程的综合运用，所以，税法课时的增加是必然的，也是可行的。

（作者单位：邢台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珏.高职会计专业税法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