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境外资产管理范文
时间：2023-09-08 17:29:1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加强境外资产管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海外企业境外资产管理现状
(一) 央企境外资产增长规模与管理水平不相适应
随着央企上市和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央企境外资产规模日益扩大，但与此相对应的企业境外资产管理制度和手段却仍较为缺乏，境外资产管理水准和境外资产监管力度都涵待加强，有的企业在资产管理和境外投资监管等方面甚至存在很大的管理漏洞，境外国有资产流失的潜在风险依然很大。
(二) 企业境外资产情况复杂，客观加大了管理难度
企业境外资产存续海外，受驻在国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经营环境差异的制约，一些企业境外机构需要以私人名义在境外注册公司、投资参股、购置资产或进行其它经营活动；还有一些境外机构在开拓市场阶段，由于规模小、人员少，难以实行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的内部控制制度；一些境外机构在工程项目完工后存在大量已提足折旧的施工机械设备，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给企业境外资产监管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三) 企业境外资产管理缺乏明确主责部门
目前企业境外资产的实物管理主要由境外机构负责，本部财务部负责对境外资产进行价值形态的管理，包括境外固定资产会计核算和境外资产会计报表管理，而更多的资产实物管理权限和管理责任基本由境外机构自身承担。一些企业在管理制度中对境外资产的主责管理部门未明确，或模糊定位，给境外资产监管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深入开展带来一定影响。很多企业对境内资产管理、监督做的相对较好，境内资产财务管理制度较健全完善，但在如何管理和监督境外资产上，无论是理论和实践都尚在探索阶段，也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管理经验，需要企业管理层、境外机构、项目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和企业审计监察人员在实践中总结摸索。
(四) 境外机构权属、地产及房屋的产权管理不明晰
境外机构的土地及房屋取得方式各异，有的因历史原因以个人名义对外购买房产，有的房产系无偿转让形成但没有资产归属证明，还有一些境外机构以租赁方式取得，但租期各异，法律规定各异，境外机构的注册方式也因各国法律规定不同存在很大差别。一些企业疏于对境外机构注册文本、营业执照、地契、房产合同等重要资产文本的管理和监控，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档案管理制度进行规范，造成境外产权档案管理的漏洞。
(五) 境外机构产权变更登记不及时
企业境外机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均周期性轮换，人员流动性较强。根据国资委新出台的境外资产管理办法规定，注册人员变更应及时在驻在国当地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并统一由央企向国资委履行产权登记手续。但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影响，一些企业的境外机构并未及时履行境外机构产权变更登记，造成注册人与实际法人情况不符。国有产权关系没有及时进行变更，不仅会给企业后续经营带来隐患，也不符合境外资产管理要求，加大了境外资产流失风险。
二、企业境外资产管理中的问题
(一) 企业境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境外机构管理机制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
目前，很多企业在境外资产管理方面已逐步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如在海外投融资和财务资金方面实行统一管理，在境外人力方面采取本部直接派驻和人才属地化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等，但受传统管理体制和缺乏境外机构管理经验的影响，很多境外企业的法人治理机构仍缺乏健全机制，机构设置极不健全，企业管理极不完善，造成一些境外投资行为和国有资产管理长期游离于国资监管之外，一些企业对其境外机构只要求其完成年度财务预算指标与年度经营任务即可，忽视对境外机构经营状况、资产管理、内控体系、风险管理的关注和控制。
很多企业的境外机构大多实行承包经营式的管理模式，在产权关系仍不明晰的情况下，这种管理模式很难保障国有企业出资人权益，容易使境外机构过度关注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对境外资产的环节管理和控制，造成境外国有资产流失。
(二) 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监管机制和风险防范、内控体系缺失
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属于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境外存续的特殊性和风险的不确定性又需要企业单独制定针对境外资产的管理制度，包括日常管理、内部控制、风险防范和过程监督。但目前很多企业的境外管理制度要么过于简单化形式化，没有风险防控点，要么执行措施乏力，没有形成管理、监督、防控的境外资产管理体系。一些企业甚至在境外资产制度建设上仍是盲区，制度和机制的空白不仅给境外资产管理和监督带来难度，也极容易造成境外国有资产失控甚至流失。
(三) 企业境外机构财务基础工作和财务管理仍不够规范
，目前，海外企业的境外机构大都建立内账、外账两套账务体系，外账应对当地法律、财务和税务的相关规定，内账则反应企业真实财务、资产状况，并保证与境内母公司财务核算体系口径一致。两套账目体系一定程度上给境外资产管理带来风险，加大了资产流失甚至出现违法现象的发生。一些企业境外机构利用两套账目违规设立“小金库”化公为私，或者以投资实体为名通过两套账非法、隐匿性转移境外资产；一些企业的境外机构甚至未设立专职财务人员，财务工作和报表汇总均定期由总部财务人员代为完成，总部仅以所属境外企业的财务报告和报表上的数字来了解其资产状况，造成境外机构的日常资产管理疏于管理和监督，企业总部亦无法有针对性对境外机构实施资产效益的考核和评价。
(四) 审计监察环节薄弱
受海外机构设置及人员的局限，大多数中国企业均未在境外机构设立专门审计监察部门，因此对海外机构及所属海外项目的审计监察均由总部审计部门行使，很多企业的审计任务繁重，真正对境外资产效益实施专门的审计较少；另外，由于企业管理链条长，实施企业境外资产监察的组织协调也较为复杂，造成企业财务审计和监察力度乏力，直至境外机构资产出现流失和海外经营出现重大漏洞或失误后，总部才开始介入现场审计监察及账务清理。因审计监察环节的薄弱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事例已经在很多企业中出现。
三、加强境外资产管理的措施
(一) 全面梳理企业境外资产真实情况，为后续管理和监督打下坚实基础
境外资产主要涉及产权归属、境外投资和固定资产，情况复杂，需要企业对境外资产进行一次彻底全面的海外清产核资，摸清企业境外资产的实物存
量和管理现状的真实状况，对做法不规范和制度建设缺失的情况及时进行纠正。
(二) 建立和完善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和海外投资制度建设，构建企业“促进企业提高执行力、强化内部管控、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制度体系和操作规程
2011年6月，国资委公布了针对央企境外资产监管的两份重要文件，对央企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规定，表明维护境外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已纳入政府出资人的监管视角。央企可以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并结合企业实际，在全面梳理境外资产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境外机构管理制度建设和内控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在总部层面深化企业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模式，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梳理健全境外资产管理制度、境外资产责任追究制度、境外资产内部控制制度、境外资产文件归档制度等相关管理办法，办法应涉及产权、财务、风险、内控、投资等方面，从制度上规范和加强境外资产管理，在企业建立起完善的既符合固定资产管理一般要求又符合境外资产管理特殊要求的管理体系；在境外机构层面，应建立现代企业治理机构，加强内部制衡，保证境外投资决策程序的科学，从源头上加大风险防范力度，强化企业管理和风险管控。
(三) 建立起实物管理、价值管理和使用管理3个管理体系，切实履行和发挥对企业境外资产的管理职能
包括保障企业境外资产所有权，强化产权约束，控制产权变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监督等。企业境外资产管理部门应严格清晰部门管理权限，明确境外资产的主责部门，实物管理、价值管理和使用管理部门之间应建立日常联动、协商的工作机制，通过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和彼此控制，达到境外资产“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严格审批，责任到人，物尽其用，效益优先”的最终管理要求。
(四) 建立境外资产监管长效机制
央企在境外资产的监管方面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董事会进行监管，另一种就是内部监管。企业应加强两方面的监管力度，建立起境外资产监管的长效机制和内部控制体系及责任追究办法，并与惩防体系建设有效对接，重在预防，监督靠前，重点监督境外机构执行国有资产管理规定情况，及时排查境外资产管理中的潜在风险及管理漏洞，及时纠正管理中的违规问题并制定整改措施。通过监管机制和管理体系的健全完善努力使企业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管理目标同时，履行企业境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社会职责。
(五) 加大企业境外资产专项效能监察和专项审计力度
效能监察和专项审计是公司内部监督部门融入企业发展中心，全方位履行对企业的监管职能，因此企业应充分发挥效能监察和内部专项审计对境外资产的监督作用，把境外资产效能监察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对境外固定资产采购、使用、审批、境外机构权属进行专项效能监察和内部审计，同时我们建议在对企业境外资产实施效能监察和内部审计时，应配备熟悉海外业务、熟悉财务、工程业务的高素质的专业人员，确保工作圆满完成。
(六) 国有出资人和政府管理部门层面加深监管触角
篇2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中外合作券商、基金项目来看，有关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意向已先行一步，有十余家境内基金管理公司或证券公司与外资金融机构签署了基金技术合作协议，或协商建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目前境内外券商的合作领域看，大都选择了新兴的基金业务，只有湘财证券、长江证券和银河证券将与外方合作领域定为投资银行，南方证券与德国商业银行的合作领域定为资产管理
中外证券机构合作意义深远
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渐进性开放已经具备充分的可行性。中国的证券与基金行业发展到目前阶段，不仅在规模上需要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提高内在的管理和服务水准，而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是提高的必由之路。当行业自身的推动力已经不能更好地促进行业高速成长的时候，引进外资机构不失为一条加快发展的有效之举。
对中方合作者的意义改变治理结构
外资参股首先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合资证券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将会改变。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推动境内券商的兼并重组，冲击证券公司业务品种单一、资本金小且经营模式趋同的现状。随着外资先进的投资管理技术与理念的运用，中国的券商将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国际证券市场的运作模式，最终外资参股公司的收益和风险控制水平都会提高。
具体而言，在发展战略与业务结构方面，合资公司将在我国证券与基金业中率先建立一种新的盈利模式。外资参股有利于其通过境外券商的业务渠道拓展国际市场，为境内券商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的竞争引路。从证券业发展的国际潮流来看，业务和收入的多元化是其重要趋势。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理财等业务收入在境外券商的财务报表中所占的比重很高，而在境内券商中，这部分利润的比重通常较低。随着佣金下调、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设立门槛的降低，券商依靠垄断经营获取超额利润的特权已失。在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不能继续依靠既有的经营模式获利，而需要寻找新的利润源泉。可以预见，外方在新兴业务方面的优势将是合资机构产生利润的重要来源，中方与外方股东的组合将有助于推动和促成合资机构的战略与业务转型。外方擅长运用现代管理技术，例如ERP、CRM、CreditReporting等技术支持手段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其战略意图。辅以合作中方对本地市场的认知，则合资机构在战略管理上的优势相当明显。境内最早的中外合资券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中外股东的组合既为中金公司提供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管理理念，证券分销经验与网络，直接投资管理经验，又储备了境内渠道与网络。
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多家机构看好的合作项目有重要的优势。外方在基金产品设计、基金销售手段、人员培训等方面，可以提供很好的支持，可以为跨境基金服务提供技术、渠道和经验。中方在境内基金发行和营销方面可以提供自己的客户源和适应本土游戏规则的营销网络。
其次，合资机构在管理技术、研究与人才交流上存在潜在优势。外方的管理技术经验是境内同业规范化发展的方向；外资证券机构通常都拥有庞大的研究部门，其研究方向比较全面和贴近市场；合资机构的品牌与资金优势则有利于吸引人才，尤其是海外人才的加盟。
对外方合作者的价值获取更高收益
作为新兴资本市场的中国证券市场，有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作后盾，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也具有融资方便等特点。对外资证券机构而言，可以分散风险，通过区域投资获取更高的单位风险收益。
站在外资公司的角度上看，他们希望参与中国的大市场，分享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成果。但在证监会公布“两规则”之前，外资要想进入中国的证券领域没有任何渠道。“两规则”出台后，参股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将成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今后，通过合资公司的形式，外资能够慢慢接触和了解中国市场，并获得投资中国的机会。由于外资在资产管理业务等方面比较成熟，合资机构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的互补性将强于竞争性，因此将受到外资股东的重视。而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已经是必然，这无疑会为那些熟悉外资机构的外方证券、基金公司提供大量潜在的客户和巨额的利润空间。
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决策制度方面的挑战
外资参股将会改变境内券商所有制单一的本质缺陷，新的股权结构将对经理层形成有力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进而对公司的组织结构、决策制度、业务战略等产生深刻影响。但是新的股权结构的划分正是合资双方谈判中遇到的主要阻碍，因为中外双方在事关切身利益的股权比例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有报道称，摆在众多外资金融机构面前的关键问题是：中方合作伙伴在出让手中公司股份时要价太高。作为变通的方式，很多外方合作者在谈判时要求把政策进一步开放后外方的股份、权益、管理职位等纳入附加协议。
股权比例的确定将最终取决于合资双方各自的战略意图、合作意愿以及实力。在确定外资股东的持股比例时，中方的首要考虑因素是，能否吸引到愿意与境内券商在业务上开展充分交流与合作的较有实力的外资股东。而不论外资参股的具体比例是多少，对中方而言，集团化和国际化应当是证券机构做大做强的发展思路。实施证券集团化战略，组建外资参股的证券业务子公司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以此为平台推进人才、机构和业务的国际化。并在中方处于控股地位的阶段，借助合资公司的平台迅速成长起来，以更快更好地实现证券业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
组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将现有境内券商改组为证券集团，证券集团下设投行、资产管理等业务子公司；其次分步拿出部分子公司与境外券商共同出资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目前法规允许成立经营证券承销业务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内券商应当依据自身的业务优势成立子公司，再根据自己的特长去寻求国际合作方。这种强强联合的合资方式有利于改变境内券商没有单项业务特长的现状，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初步建立相对竞争优势。
中外合资证券机构组织结构的设立，首先要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在此基础之上考虑中外企业经营理念的差异和对权益的要求。例如，对股权较为分散的证券公司而言，为维护控股股东的权益，可以考虑采用董事分批改选制，以防御恶意收购者通过大幅度更换董事会成员取得公司控制权；而应慎用累积投票制，以减小非控股中小股东对董事会人选的发言权。此外，合资证券机构组织结构的设置应当充分体现其业务特性，发挥其国际融通的特长。
业务战略的合作与竞争是股权之争的焦点
业务战略的合作与竞争是合资机构股权之争的醉翁之意所在。合资机构的业务与中外双方股东的业务战略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因此，合资机构对业务领域的选择，将不仅取决于单项业务的盈利能力与市场深度，而且受制于双方股东各自对该项业务的既有战略与控制力。中外双方可以达成优势互补，而非激烈竞争的那些业务将是开展合作最成功的领域。
基金管理、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业务这三个领域，不仅是目前国内证券市场最具赢利前景的业务，而且是中外双方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优势互补的领域。
基金管理与资产管理在境外证券集团的财务报表中占有重要比例，而我国券商的这两项业务规模尚小，在券商经营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但是这两项业务在中国极具潜力。自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财务公司等获准进入股票市场以来，国内资产管理业务的市场空间得以体现；在社保基金、商业保险基金行将入市的背景下，定向募集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管理都具备极大的市场潜力。因此，中外合资证券机构可考虑开拓基金管理与资产管理业务来培育自己的核心利润增长点。中外合资的背景有利于其运用国外先进的投资管理技术，并结合中国市场特定的运作机制、风险收益特性等，设计开发出富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产品与管理模式。在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实现完全的对外开放，外汇流动仍然实行严格管制的前提下，中外股东在资产管理与基金管理业务上基本不存在竞争压力，而是可以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合力培育合资证券机构的业务特长。
中外合作对投资银行业务是双赢。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越来越多的“航空母舰”在海内外上市，大宗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与交易，中国企业通过重组并购走向世界，这将为合资双方提供“中内外外（中方主导国内企业、外方主导国外市场）”的合作空间，也将为外资企业在国内的融资业务方面提供“外内中外（外方主导外资企业、中方主导国内市场）”的合作方式。
境内证券机构的风险控制方式亟待健全
目前境内券商在业务操作控制、授权批准控制和实物安全控制等方面有较高的管理水平，而在内部稽核控制、组织结构控制、风险的评估与执行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境内的基金公司由于成立较晚、运作较为透明，所以通常拥有更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因此，面临对外开放挑战的境内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亟待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风险控制体系。
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是券商执行风险控制目标的最大阻力，内部人控制的法人治理结构是追求短期利益的主要原因。引进境外股东将有助于优化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与风险控制成本相匹配的是公司的长期竞争力与市场信誉，而非当期经济效益。所以，风险控制引起的显性和隐性成本不应当根据短期内的损益情况来约束，而应配合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规划。境内券商更应当在风险评价和控制手段方面发挥外方的优势，通过运用VAR分析法、场景分析法等评估方法，在运营中加强对日常事务的监管与稽核，及时通过预测宏观的政治、经济发展动向来定期评估与制定风险控制策略。在风险控制的执行手段上，学习境外券商通过运用充实资本金、提高资产流动性、用衍生产品规避风险、合理配置资产结构等措施，综合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经验。
外资进入短期影响不大
“两规则”的出台，将对证券、信托类上市公司的外部环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并进而推动其二级市场走势；也将对银行类上市公司的市场预期，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在中外合作中涉及的股权结构、业务战略等利益十分复杂，所以合资影响的实际兑现仍然有假时日，短期内不会造成大的冲击。
有利于提高券商的业务水平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留给中国证券公司“练好内功”的时间仅有五年。未来五年是中国证券公司发展中关键的五年，通过设立中外合资证券机构，引进境外券商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先进的管理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经验，重建境内券商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业务拓展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目前我国券商很少涉足海外业务。我国许多面向国际市场的投资银行业务只能拱手让给境外券商，如H股及红筹股业务以及在国际市场发行债券等，境内券商都未能承接。面对国际化发展趋势，境内券商迫切需要学习国际金融机构先进的管理技术与经验，提高风险控制水平，中外合作为之提供了契机。
有利于促进证券公司集团化的发展
近年来，通过增资扩股和扩大资产规模，境内证券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已由1996年的1590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3000多亿元。但是与境外大券商动辄上千亿美元的资产相比，境内券商的资本与资产规模还是太小，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差。与境外同业竞争的压力，使得境内证券机构在再次增资扩股之际，考虑通过兼并重组、战略联合和集团化运作等方式，实现资本、资产规模的乘数递增。《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已经将控股公司作为中国证券公司集团化的方向，因此“两规则”的出台将会加快证券公司集团化的发展，拓宽境内证券公司的发展空间。
将对市场中长期资金供给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中外合作资产管理、基金管理业务将直接吸引增量资金入市。境内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运作时间不长，规模普遍较小，管理经验与风险控制水平都不能与外资机构相提并论。因此，外资参股证券机构对市场的号召力不容忽视。其独特的品牌与信誉、规模优势以及成熟的运作经验，将吸引增量资金进入市场。其次，外资参股证券机构的设立，将通过推动境内机构的重组与改革进而间接改善证券市场的中长期资金供给。中外合作证券机构的运作会对境内券商及其他投资机构产生经营压力和推动作用，境内证券机构的资本资产规模将可能通过兼并重组进一步扩大，从而对整个市场的资金面提供支持。将引进新的投资理念
引进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也就引进了境外先进的投资管理技术与经验，引进了成熟市场的投资理念。金融服务行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海外企业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主流投资理念将同国际证券市场理念趋于一致，市场开始树立真正的投资观念。这已为亚洲其他地区证券市场开放的历史所证明。
博弈复杂化、合资机构可能本土化
目前我国正在超常规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证券市场正从庄家对中小散户的博弈快速转变为机构对机构、机构合规资金对机构不合规资金的博弈。从机构投资者控制的股票市值与资金实力看，2002年我国证券市场开始进入机构博弈时代。新的投资理念行将树立，证券价值的重新定位酝酿着新的市场机会。随着“两规则”的颁布与实施，国际股市成熟的理论和技术在成长期中国股市的适用性将不断被检验，机构投资者将在不断的研究和试错中本土化。
前景展望
入世五年之后，我国将允许外资获得证券类机构50%以上的控制权。随着资本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必然加大。这一阶段，中外券商将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竞争。
中外证券机构在中国入世的前三至五年内的合作过程与合作成果如何，直接影响到入世五年后外资证券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与程度。外资参股证券机构的成功取决于两个要因的成立：一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有限度开放；二是中外股东在业务战略上的优势互补。从目前券商、基金合资谈判的过程与进度来看，实践中的进展速度估计达不到议定书中所承诺的时限。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合资双方如何协调合资机构的发展战略和管理权限，如何形成业务优势互补，如何分配投资收益；其次是中国证券市场目前的市场环境、交易制度、市场结构、立法与监管能否适应国际化运作的要求；第三是如果中国证券业有厚利可图，那么中外股东势必都十分强调自己的控股地位，谈判的进度与合资后的磨合会相对艰难，海外大的证券机构宁可选择QFII或独资券商的方式；而如果中国不能在三至五年的有限度开放时期内建成符合国际惯例的证券市场综合环境，那么外资对境内证券行业将在较长时期内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
篇3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中外合作券商、基金项目来看,有关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意向已先行一步,有十余家境内基金管理公司或证券公司与外资金融机构签署了基金技术合作协议,或协商建立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目前境内外券商的合作领域看,大都选择了新兴的基金业务,只有湘财证券、长江证券和银河证券将与外方合作领域定为投资银行,南方证券与德国商业银行的合作领域定为资产管理
中外证券机构合作意义深远
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渐进性开放已经具备充分的可行性。中国的证券与基金行业发展到目前阶段,不仅在规模上需要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提高内在的管理和服务水准,而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是提高的必由之路。当行业自身的推动力已经不能更好地促进行业高速成长的时候,引进外资机构不失为一条加快发展的有效之举。
对中方合作者的意义改变治理结构
外资参股首先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合资证券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将会改变。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推动境内券商的兼并重组,冲击证券公司业务品种单一、资本金小且经营模式趋同的现状。随着外资先进的投资管理技术与理念的运用,中国的券商将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国际证券市场的运作模式,最终外资参股公司的收益和风险控制水平都会提高。
具体而言,在发展战略与业务结构方面,合资公司将在我国证券与基金业中率先建立一种新的盈利模式。外资参股有利于其通过境外券商的业务渠道拓展国际市场, 为境内券商参与国际证券市场的竞争引路。从证券业发展的国际潮流来看,业务和收入的多元化是其重要趋势。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理财等业务收入在境外券商的财务报表中所占的比重很高,而在境内券商中,这部分利润的比重通常较低。随着佣金下调、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设立门槛的降低,券商依靠垄断经营获取超额利润的特权已失。在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不能继续依靠既有的经营模式获利,而需要寻找新的利润源泉。可以预见,外方在新兴业务方面的优势将是合资机构产生利润的重要来源,中方与外方股东的组合将有助于推动和促成合资机构的战略与业务转型。外方擅长运用现代管理技术,例如ERP、 CRM、CreditReporting等技术支持手段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其战略意图。辅以合作中方对本地市场的认知,则合资机构在战略管理上的优势相当明显。境内最早的中外合资券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中外股东的组合既为中金公司提供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管理理念,证券分销经验与网络,直接投资管理经验,又储备了境内渠道与网络。
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多家机构看好的合作项目有重要的优势。外方在基金产品设计、基金销售手段、人员培训等方面,可以提供很好的支持,可以为跨境基金服务提供技术、渠道和经验。中方在境内基金发行和营销方面可以提供自己的客户源和适应本土游戏规则的营销网络。
其次,合资机构在管理技术、研究与人才交流上存在潜在优势。外方的管理技术经验是境内同业规范化发展的方向;外资证券机构通常都拥有庞大的研究部门,其研究方向比较全面和贴近市场;合资机构的品牌与资金优势则有利于吸引人才,尤其是海外人才的加盟。
对外方合作者的价值获取更高收益
作为新兴资本市场的中国证券市场,有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作后盾,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也具有融资方便等特点。对外资证券机构而言,可以分散风险,通过区域投资获取更高的单位风险收益。
站在外资公司的角度上看,他们希望参与中国的大市场,分享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成果。但在证监会公布“两规则”之前,外资要想进入中国的证券领域没有任何渠道。“两规则”出台后,参股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将成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今后,通过合资公司的形式,外资能够慢慢接触和了解中国市场,并获得投资中国的机会。由于外资在资产管理业务等方面比较成熟,合资机构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的互补性将强于竞争性,因此将受到外资股东的重视。而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已经是必然,这无疑会为那些熟悉外资机构的外方证券、基金公司提供大量潜在的客户和巨额的利润空间。
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决策制度方面的挑战
外资参股将会改变境内券商所有制单一的本质缺陷,新的股权结构将对经理层形成有力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进而对公司的组织结构、决策制度、业务战略等产生深刻影响。但是新的股权结构的划分正是合资双方谈判中遇到的主要阻碍,因为中外双方在事关切身利益的股权比例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有报道称,摆在众多外资金融机构面前的关键问题是:中方合作伙伴在出让手中公司股份时要价太高。作为变通的方式,很多外方合作者在谈判时要求把政策进一步开放后外方的股份、权益、管理职位等纳入附加协议。
股权比例的确定将最终取决于合资双方各自的战略意图、合作意愿以及实力。在确定外资股东的持股比例时,中方的首要考虑因素是,能否吸引到愿意与境内券商在业务上开展充分交流与合作的较有实力的外资股东。而不论外资参股的具体比例是多少,对中方而言,集团化和国际化应当是证券机构做大做强的发展思路。实施证券集团化战略,组建外资参股的证券业务子公司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以此为平台推进人才、机构和业务的国际化。并在中方处于控股地位的阶段,借助合资公司的平台迅速成长起来,以更快更好地实现证券业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
组建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将现有境内券商改组为证券集团,证券集团下设投行、资产管理等业务子公司;其次分步拿出部分子公司与境外券商共同出资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目前法规允许成立经营证券承销业务的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内券商应当依据自身的业务优势成立子公司,再根据自己的特长去寻求国际合作方。这种强强联合的合资方式有利于改变境内券商没有单项业务特长的现状,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初步建立相对竞争优势。
中外合资证券机构组织结构的设立,首先要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在此基础之上考虑中外企业经营理念的差异和对权益的要求。例如,对股权较为分散的证券公司而言,为维护控股股东的权益,可以考虑采用董事分批改选制,以防御恶意收购者通过大幅度更换董事会成员取得公司控制权;而应慎用累积投票制,以减小非控股中小股东对董事会人选的发言权。此外,合资证券机构组织结构的设置应当充分体现其业务特性,发挥其国际融通的特长。
业务战略的合作与竞争是股权之争的焦点
业务战略的合作与竞争是合资机构股权之争的醉翁之意所在。合资机构的业务与中外双方股东的业务战略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因此,合资机构对业务领域的选择,将不仅取决于单项业务的盈利能力与市场深度,而且受制于双方股东各自对该项业务的既有战略与控制力。中外双方可以达成优势互补,而非激烈竞争的那些业务将是开展合作最成功的领域。
基金管理、资产管理和投资银行业务这三个领域,不仅是目前国内证券市场最具赢利前景的业务,而且是中外双方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优势互补的领域。
基金管理与资产管理在境外证券集团的财务报表中占有重要比例,而我国券商的这两项业务规模尚小,在券商经营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小。但是这两项业务在中国极具潜力。自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财务公司等获准进入股票市场以来,国内资产管理业务的市场空间得以体现;在社保基金、商业保险基金行将入市的背景下,定向募集基金和开放式基金的管理都具备极大的市场潜力。因此,中外合资证券机构可考虑开拓基金管理与资产管理业务来培育自己的核心利润增长点。中外合资的背景有利于其运用国外先进的投资管理技术,并结合中国市场特定的运作机制、风险收益特性等,设计开发出富有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产品与管理模式。在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实现完全的对外开放,外汇流动仍然实行严格管制的前提下,中外股东在资产管理与基金管理业务上基本不存在竞争压力,而是可以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合力培育合资证券机构的业务特长。
中外合作对投资银行业务是双赢。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越来越多的“航空母舰”在海内外上市,大宗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与交易,中国企业通过重组并购走向世界,这将为合资双方提供“中内外外(中方主导国内企业、外方主导国外市场)”的合作空间,也将为外资企业在国内的融资业务方面提供“外内中外 (外方主导外资企业、中方主导国内市场)”的合作方式。
境内证券机构的风险控制方式亟待健全
目前境内券商在业务操作控制、授权批准控制和实物安全控制等方面有较高的管理水平,而在内部稽核控制、组织结构控制、风险的评估与执行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境内的基金公司由于成立较晚、运作较为透明,所以通常拥有更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因此,面临对外开放挑战的境内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亟待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风险控制体系。
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是券商执行风险控制目标的最大阻力,内部人控制的法人治理结构是追求短期利益的主要原因。引进境外股东将有助于优化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与风险控制成本相匹配的是公司的长期竞争力与市场信誉,而非当期经济效益。所以,风险控制引起的显性和隐性成本不应当根据短期内的损益情况来约束,而应配合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来规划。境内券商更应当在风险评价和控制手段方面发挥外方的优势,通过运用VAR分析法、场景分析法等评估方法,在运营中加强对日常事务的监管与稽核,及时通过预测宏观的政治、经济发展动向来定期评估与制定风险控制策略。在风险控制的执行手段上,学习境外券商通过运用充实资本金、提高资产流动性、用衍生产品规避风险、合理配置资产结构等措施,综合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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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走出去；政府行为；重构
[中图分类号] F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32-05
“十二五”时期，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内外宏观环境对走出去战略形成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了更好地在新形势下发挥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作用，必须把握两个重点。认识论的重点是重构对走出去战略的认知，走出去战略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战略，二者既互为支撑，又无法混淆，既不能以国家战略替代企业战略，也不能将国家战略隔离于企业战略；方法论的重点是理顺走出去战略实施与政府、企业的关系，政府是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宏观主体，企业是走出去战略作为企业战略的微观主体，因此在走出去战略中要明确政府与企业的功能定位以及互动关系，既要避免政府职能越位，也要防止政府职能缺位。
一、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现状
“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意志始于2001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颁布。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主体，跨越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对政府的市场秩序守夜人的角色定位，也超越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对政府的宏观调整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在体制转轨与对外开放向纵深推进的特殊时期，政府是围绕走出去战略实现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逐步建立并完善了与走出去战略配套的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
1. 规范“走出去”战略的监管制度
改革开放较长时期内，国家受限于资本与外汇两个缺口，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经营倾向于实施严格的审批制度。自走出去战略成为国家意志以来，简化审批、完善监管成为逐步规范走出去战略的监管制度的主要方向。2004年7月，国务院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项目审批制度的改革，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同年10月，国家发改委《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商务部《关于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上述三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对外投资项目从审批制向核准（备案制）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2003年起，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成立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会）的暂行规定》等规章，商务部牵头组织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对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估和境外中商企业商会工作。此外，国家对境外投资活动的严格外汇管制予以逐步放松。200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境外投资利润汇回保证金审批等26项行政审批项目。2004年《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境内成员企业利用自有外汇资金以及从其他境内成员公司拆借的外汇资金，对境外成员企业进行境外放款或者境外委托放款。2006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彻底取消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购汇额度的限制。
2. 完善“走出去”战略的扶持政策
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为了鼓励和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国家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设立了中央对外贸易发展基金、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专项基金、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基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专项资金。
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为了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家开发银行与其他国内外机构合资设立了四个产业投资基金，即中瑞合作基金、中国-东盟中小企业投资基金、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和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优惠信贷政策支持。2004年国家发改委、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颁布《关于对国家鼓励的境外投资重点项目给予信贷支持的通知》，每年安排“境外投资专项贷款”，享受出口信贷优惠利率。
对外担保保险支持。作为对外信用担保与保险的最终承保人，国家为规范出口信用保险市场、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主要从事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金的非赢利性的政策性保险业务。
国际援助贷款支持。国家为适应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以贴息贷款和混合贷款的方式向受援国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为促进受援国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向受援国进行直接投资，将外援与外贸、外经结合起来。
3. 拓展“走出去”战略的公共服务
为解决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不完全信息问题，国家从不同方面为企业提供公共信息服务。对海外投资的信息服务主要由驻外使馆提供，包括驻在国的宏观经济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和基本的法律框架等。2003年商务部组建外商投资促进中心，并建立了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库，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意向信息。2006年商务部颁布《中国企业境外投诉服务暂行办法》，并成立“商务部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中心”，无偿提供中国企业境外商务投诉服务。
商务部不断加强各种报告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自2003年起商务部每年编写《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并陆续印发非洲、中东欧、拉美、亚洲等四个地区的行业《境外加工贸易国别指导目录》。自2004年起商务部制定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和《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三项报告制度的建立为国内企业提供各国和地区法律法规、税收政策、市场状况、行业机会和企业资信等投资信息，为境外中资企业反映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问题、障碍和壁垒提供了渠道。
二、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存在问题
“走出去”战略实施历经十年，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转轨阶段的特殊性使政府对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制度政策与公共服务亟待完善，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主体既对大型国企存在政企不分、多头管理、职能越位的问题，也对中小民企存在身份歧视、监管僵化、职能缺位的问题（见图1）。
1. “多头、分级、限额”的监管体制亟待理顺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其他部委规定，中方投资3,000万美元及以上资源开发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中方投资用汇额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核准，上述项目之外的境外投资项目，中央管理企业投资的项目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备案，其他企业投资的项目由地方政府根据有关法规办理核准。与此同时，商务部负责统计、年鉴等，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外汇管理，财政部负责专项基金支持，国资委负责中央企业所有权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信贷保险，国家开发银行负责产业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也负有一定管理权限。“多头、分级、限额”的监管体制存在严重的管理职能分散、重叠与虚置问题，无法对企业走出去形成有效监管与服务，层层设卡的管理方式更增加了企业走出去的成本。
2. 滞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导致政企难分
中航油事件、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失败、中铝收购力拓失败的案例使政策研究者与制定者从深层次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挂钩起来。滞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导致政企难分，不利于大型国企有效实施走出去战略。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症结在于政府部门尤其是国资委拥有宏观行政管理与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为解决所有者缺位所引起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现行管理体制采用各综合部门分别行使所有者部分职能，各部门只行使所有者投资决策职能而不承担相应责任，该制度安排既无法解决所有者缺位，更引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能错位、越位与失位，部分海外机构甚至变相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政企难分表现为政府过分干预造成投资主体责权不明晰，企业行为扭曲。从近年大型国企走出去实践来看，大型国企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工程承包等市场行为往往被视为国家意志而遭到国外政府的政治干预与阻扰。
3. 政府对中小民企走出去存在系统性职能缺位
尽管中小民企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主体，受体制转轨特殊性与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影响，政府中小民企走出去存在系统性的职能缺位。一是监管严苛，各管理部门存在审批多、标准严、门槛高、手续繁杂、耗时费力、变化度大、透明度低、统一性差等诸多问题，部分中小民企为规避严苛的监管通过自行对外投资实现资本外流。二是服务缺位，政府部门在信息与技术援助、金融支持、投资保险、财税优惠、外汇使用等方面对中小民企的支持体系严重缺失，相关政府部门对投资后的监管、跟踪、统计和分析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较弱，对境外中小企业的信息咨询、产业导向、投资促进等缺乏指引。三是身份歧视，在制度设计与实践操作中对中小企业民企的非公有制身份歧视，加剧了中小民企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现实困难。四是立法滞后，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部专门的企业境外投资法律，普遍存在着以主管部门规章制度代替国家法律的倾向，在对外投资基本体制、市场准入、政府与企业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各项财税政策间的协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与法规指引；与此同时，多双边投资、跨国并购协定滞后，增加了国内企业的海外经营风险与成本。
三、“十二五”时期“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环境与发展趋势
1. “十二五”时期“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宏观环境
（1）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发达国家提供市场发展中国家提品、发达国家高负债消费发展中国家高储蓄投资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市场在发达国家“去杠杆化”与“再工业化”的双重作用下将处于中长期萎缩趋势，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依赖的外部市场条件已不可持续，中国出口产品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贸易摩擦与政治风险。发达国家为了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困扰，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全球战略性资源如石油、矿产、森林等的控制与争夺，同时对新技术开发加强了扶持力度，在决胜未来的新兴战略性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诱发政治领域的“中国”，使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利因素。
（2）新五年规划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需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开局阶段。长期高投资与低消费造成的国内供需失衡使产能过剩在诸多产业普遍存在，后危机时代亟待在出口之外寻求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消化过剩产能。长期的高要素投入、高资源消耗与高环境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利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两型社会建设，“十二五”时期亟待中国企业“走出去”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加快集约型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创新，加大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升级，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十二五”时期，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将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宏观经济正常运行对石油、矿产、森林等基础资源的外部依赖将进一步深化，亟待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对国外资源的整合。
2. “十二五”时期“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发展趋势
（1）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将取得突破性进展。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活跃；在一定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国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是紧密联系的两个发展过程；一国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当出口达到一定水平会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大规模出现。据统计，200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4,306.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纳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924亿美元，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达到 3,266.8美元，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高。根据邓宁的投资周期发展理论，中国处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第三阶段，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参照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十二五”时期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等跨国经营领域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2）政府推动走出去战略将发挥更大作用。“十二五”时期，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宏观主体，将逐步完善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理清各部门、各级政府对走出去战略实施的管理权限与职责，加强对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监督管理，完善对企业境外经营活动的公共服务，重点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对中小民企的优惠政策。“十二五”时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既面临国外企业市场手段的阻击，也面临国外政府政治手段的干预，“搭政治台，唱经济戏”，政府将为企业出海发挥更大的护航作用，充分利用WTO组织规则，增进与东盟、欧盟、阿盟、非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交流合作，增进多双边磋商机制，消除各种投资贸易壁垒，推进与外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降低企业的海外经验风险与经营成本。
四、“十二五”时期重构“走出去”战略的政府行动框架
“十二五”时期，面对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宏观环境，结合政府推动“走出来”战略的现状、问题与趋势，重构政府行动框架，即匡正政府如何作为、协调政企互动关系，既关系到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成效，也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型的成果。政府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宏观主体，既是企业“离岸”的推动者，也是企业“出海”的护航者，其基本职能是通过战略规划、制度政策、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保障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重构走出去战略的政府行动框架，一是要明确政府职能边界，既要杜绝政府干预企业的职能越位，也要防止政府放任企业的职能缺位，二是要完善政府的职能内容，通过对各职能部门统筹规划、协调部署，在新形势下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保障（见图2）。
1. 发挥核心资源整合优势，统筹规划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层面，其成效取决于政府能否发挥核心资源整合优势。核心资源整合优势是中国突破比较优势、垄断优势等理论窠臼所拥有的特殊优势。“十二五”时期，政府通过有效整合制度政策资源、行政权力资源、外交关系资源等核心资源，形成独特的大国综合优势，充分激发企业走出去的内在潜能。核心资源整合优势的发挥，首先要求从战略层面实现走出去战略与国家经济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开发、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等国家发展大计的衔接协调，统筹规划新时期的走出去战略体系；其次要求实现政府各部门、各地方层面的公共资源整合，为走出去战略实施构建经济、外交、教育等多领域协调的综合优势；再次，鼓励和引导优势企业的整合，支持规模效益显著的若干行业组建和发展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与优势企业联盟。
2. 理顺管理部门与权限，完善走出去的政策支持
针对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局、财政部、国资委、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对企业走出去存在“分级、限额、多头管理”的问题，“十二五”时期国家对走出去战略的监管制度改革要点在于，一是理顺各管理部门与权限，杜绝各部门管理权限重叠，防止管理业务与服务项目遗漏，二是提高管理部门监管与服务效率，切实加强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形成各部门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部门联动机制，三是规范各部门针对企业走出去制定的规章制度与管理政策，逐步完善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体系。为了落实上述改革要点，“十二五”时期适时建立国家支持走出去战略的综合管理机构，全面负责协调各部门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制定与监管事项。
3. 加快对外投资立法，健全走出去的法律保障
针对我国走出去立法滞后的问题，“十二五”时期国家加强走出去的法律保障重点在于加快对外投资立法，逐步将走出去战略的各项部门规章制度、法规条例纳入法制化轨道，有序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法》、《国际经济合作法》、《对外投资管理条例》、《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配套的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依法保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规范政府、企业以及中介机构在走出去过程中的管理、服务与经营行为。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新浪潮，“十二五”时期国家将逐步加快双多边合作机制建设，通过双多边政府磋商，以投资输出国身份推动签订有关政府间协议，包括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贸易与投资促进协定等法律文件。
4. 加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打造走出去的区域集聚
商务部推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政策使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成为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规避贸易壁垒、减少经贸摩擦、集中争取东道国优惠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基于商务部的成功经验，“十二五”时期国家以境外工业园、境外出口加工区、境外科技园、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完善、新建一批境外产业园区，各部门相互协调形成部门联动以财税、金融、保险、外汇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支持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积极与境外产业园区东道国建立磋商机制，签署相关经贸合作协议，为境外产业园区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5.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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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4月1日起，我国施行了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的指导目录》。新的产业政策和目录继续贯彻了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明显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力度，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鼓励外商来华投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由186条增加到262条，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外商投资农业、交通、能源、原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航空航天等将受到鼓励。从事鼓励类的外商投资项目可享受免征进口设备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二是放宽外商投资的持股比例限制，如取消港口公用码头的中方控股要求。三是开放新的外商投资领域，将原来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和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四是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地域、数量、经营范围持股比例要求和时间表，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商业、外贸、旅游、电信、运输、会计、审计、法律等服务贸易领域，同时将有关承诺的内容列为附件。五是鼓励外商投资西部地区放宽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持股比例和行业限制。六是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将一般工业产品划入允许类，通过竞争促进产业、产品结构升级。
《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为外商和QFII机构的投资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导，使外商投资方向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并有利于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利用外商投资的重要产业导向政策，是指导审批外商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企业适用有关政策的依据。规定和目录的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外商投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门人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步伐，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列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外商投资项目，为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不列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的外商投资项目如表1所示，今后一段时期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如表2所示。
表1鼓励类的外商投资项目一览表
附图
资料来源：国务院，《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人民日报》，2002.2.28
表2今后一段时期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
附图
资料来源：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国研信息，2002.3.13
目前现代物流配送、连锁经营和旅游业吸引外资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交通运输、建筑、律师、会计、咨询医疗卫生、教育等行业的对外开放将稳步扩大，金融、保险、电信、证券领域的种种限制将有步骤地取消。这表明外商投资的领域正在逐步拓宽，服务业已开始成为吸引外资的一个新热点。在此基础上，我国政府将继续统一和规范外商投资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制度。
二、QFII机构会青睐哪些产业领域
1.上证180指数成份股将会成为QFII机构一个理想的投资对象
合格境外投资者进入国内八股市场后，将会青睐哪些产业领域呢？根据当年台湾地区实施QFII制度的经验，外国投资者可能只会对一小部分成长性良好、公司治理水平较高、运作规范的股票感兴趣。2001年底，韩国股市中QFII机构的持股数量仅占14.7%，而其流通市值则占到36.6%，说明QFII机构对大盘蓝筹股比较看好。对此，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应当关注三类股票，即带B股、H股的A股上市公司，“道中88”成份股，优势产业股和行业龙头股。由于QFII机构在世界其他新兴市场上，其投资对象偏爱于流动性好、业绩突出的蓝筹股，对于注重资产安全性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来说，尤为如此。可见，那些流动性好、以蓝筹股为主体的上证180指数成份股将会成为QFII机构一个理想的投资对象，其中低市盈率蓝筹股和中低市盈率绩优成长股对QFII机构将极具吸引力，例如中国联通、招商银行、宝钢股份和中国石化等。近日上海证券研发中心采用逐步淘汰法来精选上证180指数成份股中的低市盈率绩优蓝筹股和中低市盈率绩优成长股，并结合QFII机构可能青睐的行业和个股，构造了一组QFII机构可能重点关注的“上证180指数成份股优化投资组合”（如表3所示）。从行业分布来看，《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为QFII的境内证券投资提供了明确的产业政策导向，可以相信，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领域将会成为QFII的关注重点，同时也会成为市场中长期的投资热点。
2.瑞银华宅建议外国投资者锁定四类中国公司
瑞银华宝建议，现在外国投资者应重点研究四类中国公司：一是自然垄断领域的上市公司，如机场、港口、高速公路和广电类公司；二是有中国特色的公司，如五粮液、古井贡等酒类公司以及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纺织品公司；第三是诸如TCL、青岛啤酒、联想等民族品牌公司；第四是资源类公司，包括煤矿、铁矿和旅游资源等，如黄山旅游等公司。这表明QFII制度正式实施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会重点关注和青睐上述四类中国价值型公司。换言之，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能涉足的对象会从这四类中国公司中进行选择。目前瑞银华宝已锁定60家国内上市公司作为重点研究目标。
表3QFII机构可能重点关注的上证180指数成份股优化投资组合
附图
资料来源：周侃、郑伟刚，《构造上证180指数成份股优化投资组合》，《中国证券报》，2002.12.11
无独有偶，香港中国成长投资基金认为，理性投资者的投资是很谨慎的，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有稳定现金流和长期盈利能力的优秀上市公司。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一批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将会脱颖而出，这些企业在今后20年内仍有极大可能成为行业龙头。外国投资者进入国内股市后，将会寻找在不同行业里能长期存活下来、并且有较高的成功确定性的企业。海外中国基金的投资理念由此可见一斑。里昂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盂怡也表示了比较相近的看法，他们注重长期投资，会选择那些资产质量优良、项目前景较好、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上市公司。所罗门．史密斯．巴尼公司亚太区EMA部副总裁黄益平则认为，外资比较感兴趣的股票包括流动性较好、市值较大、价格相对合理、并有一定投资回报的股票，此外对公司治理结构也有一定的要求。当然，市盈率的高低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同时根据该公司的调查，大约有70%～80%的海外投资者对国内证券市场表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他们倾向于相对长期的投资，而不是短线交易。
3.政府部门为QFII机构的投资再次指明了产业政策导向
去年12月4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国：资本之年”论坛上表示，我国在吸收外资规模稳步扩大的同时，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的重点已从一般制造业发展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也取得积极进展。我国将鼓励外商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基础产业和配套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我国将继续鼓励外资企业引进、开发和创新技术，促进外商投资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进一步促进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这为QFII机构的投资再次指明了产业政策导向，意味着QFII机构进入国内A股市场后，将会重点关注和看中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及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等领域中成长性较高的优质上市公司，并将涉足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类上市公司。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预测，2003年我国利用外资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但地区间的差别较大。
三、QFII制度效应的显现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作用过程
1.QFII机构真正开始在国内证券市场投资尚需时日
去年12月2日是QFII制度正式实施后，监管部门受理境外投资者申请的首个工作日。一批中资、外资商业银行纷纷向有关部门递交了QFII托管银行的申请，一些外资投行则提交了QFII非正式的申请方案。根据《办法》规定的相关程序，只有等托管人资格申请批复以后，境外投资者申请人才可以通过其分别向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局提交QFII资格和投资额度的申请书。这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在提交QFII资格申请前必须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包括选择有QFII托管行资格的境内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选择境内证券公司作为其境内证券交易的人，签订有关合同（例如，与托管行签订托管协议，与一家境内证券公司签订证券交易协议等）。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局的审批时间分别为15个工作日。
《办法》要求，境内商业银行取得托管人资格，必须经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局审批，但没有对这三家管理机构的审批时间作出具体的规定。根据有关规定，中资商业银行需直接向人行总行递交申请，外资商业银行境内分行则需向注册地的人行分行递交申请，再由分行汇总后报人行总行。根据近日人行出台的《通知》的规定，商业银行的申请经人行批准后，持批文到中国证监会申请QFII托管人资格。假定其审批时间也分别是15个工作日。考虑到目前有关商业银行的托管人资格正在审批之中，加上春节交易所休假等因素，据此推算，首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诞生最快也要等到今年2、3月份。也就是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真正开始在国内证券市场投资，还需要时日。日前，经人民银行批准，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等获得首批QFII托管业务资格。
2.有必要对现行的QFII政策不断改进，以更加符合市场的实际情况
此外，近日出台的QFII政策与国际投资者的实际想法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还有待完善。目前监管层正在积极听取市场各方对于刚推出的QFII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监管层会对现行的QFII政策进行修订和补充，并制定相应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以增强其可操作性。此外，随着QFII制度的正式实施，在实践中还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对QFII政策作出调整和改进，以更加符合市场的实际情况，便于QFII制度的顺利实施和推进。当然，QFII制度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新生事物，市场对此有一个从认识、了解到接受的过程，同样监管层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增强监管能力和提高监管效率的过程，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磨砺。
3.完善指数产品市场，尽快推出股指期货可以使QFII机构增进对A股市场的了解
为了增强对QFII机构的吸引力，首先就要使他们逐步加深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认识和了解。由于目前国际上很多著名的指数颁布商没有将中国A股纳入进去，因此很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A股市场不是很了解。监管层可以考虑尽快将中国A股纳入到诸如摩根斯坦利、富时等全球性指数中，这将有利于使境外机构投资者逐步提高对中国A股市场的兴趣，增进对A股市场的了解。海外的一些指数基金出于跟踪指数的需要，也将了解中国A股市场，选择投资于中国的股票。如果未来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调高其亚洲指数中中国股票的比例，按照目前QFII可投资的上限以及中国A股的市值来推算，中国股票在其亚洲指数中的比重将有可能从目前的4.9%大幅提高至近17%。此外，根据QFII机构进入新兴市场的经验，资金的安全性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避险工具的完善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对于那些海外基金经理来说，对冲工具的缺乏将会影响海外基金经理的投资操作。因此，完善指数产品市场，尽快推出股指期货，将是增强境外机构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举措。
4.估计要到实施QFII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其制度效应才会逐步显现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实行QFII制度可以增加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但短期内它还不会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估计要到实施QFII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其制度效应才会逐步显现出来，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作用过程。仅靠一两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进入国内证券市场，其带来的影响将十分有限。只有等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气候，才能真正地促使国内证券市场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例如，1991年1月2日台湾正式实施QFII制度，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但是直到开放后的第三年，外资才大规模地介入台湾证券市场。
5.QFII制度的成功实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当循序渐进，兴利除弊
QFII制度的成功实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相关的制度环境和监管环境，循序渐进，兴利除弊，以充分发挥QFII制度应有的积极作用。从印度、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实施QFII制度的经验来看，QFII作为证券市场开放进程中一种有效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一般长达十年以上，无论是资格条件、机构种类还是持股比例、投资额度都无一例外的有一个逐步放开的动态过程，具有明显的持久性。前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深交所举办的QFII研讨会上也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对十三亿人负责，所以启动QFII的第一步要迈得慎重一点，实践一段时间后再寻求更平衡的做法，走稳之后才可顺利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尽量减少和控制发展中的风险以及改革中可能伴随的问题。
因此，根据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监管能力以及加入WTO的有关承诺，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将会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向前推进。实施QFII制度也许只是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的一小步，可能却是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中的一大步。QFII制度的试点关键是要建立一种有限度的市场开放机制，在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今后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将会迈出更大的步伐，其对外开放度将不断提高。
四、券商如何把握实施QFII制度带来的商机
实施QFII制度将给国内证券公司带来难得的发展商机。目前，国内券商与境外相关机构的合作项目主要包括提供研究咨询服务、战略并购服务等。可以预计，在推行QFII制度以后，国内券商与境外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合作前景将更加广阔，合作空间更加巨大。可以这么说，如果国内券商不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其业务结构，就有可能会因为不能顺应QFII制度的需要、错失拓展业务空间的良机。
那么，实施QFII制度会给国内券商带来哪些业务机会呢？要理解这一点，还得仔细研读《办法》的条文以及相关配套的实施细则。《办法》第三条规定：合格投资者应当委托境内商业银行作为托管入托管资产，委托境内证券公司办理在境内的证券交易活动。第十九条规定：合格投资者可以委托在境内设立的证券公司，进行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每个合格投资者只能委托一个投资机构。这意味着，境内证券公司（包括中资券商和外资券商在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不仅可以为QFII机构办理经纪业务，而且可以从事面对QFII机构的受托资产管理业务，预示着今后国内券商将获得更多的业务机会，业务空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在QFII经纪业务方面，由于合格投资者不具备交易所A股会员资格，它们投资于A股市场必须通过国内券商来进行，因此，通过合格投资者的证券投资业务，可以为国内券商开辟新的经纪业务渠道，进一步扩大经纪业务规模。国内券商为QFII机构办理经纪业务，无疑会增加交易佣金收入，有利于为券商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样，从事面对QFII机构的受托资产管理业务，可以为国内券商发掘新的客户源——外资机构客户，有利于壮大客户群体，逐步拓展受托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空间。在境外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目前国内券商中只有华夏证券一家起步较早，其管理斯堪的亚选择基金已有五年多的时间，还受托管理世界第二大保险公司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在中国B股和H股市场的1000万美元投资。
面对实施QFII制度带来的发展商机，国内券商如何才能有效把握呢？我们认为，把握商机的关键在于：(1)对内进行业务资源的重新整合，就是变革经营理念，进一步加强研究咨询工作，增加研究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调整和优化业务结构。(2)对外加大宣传推介的力度，就是券商在提高自身内在素质的前提下，应当走出去，善于营销自己，逐步扩大自身的声誉和知名度，使合格投资者认识和了解自己，以便与他们商谈合作。
众所周知，券商的主要职能之一具体体现在二级市场上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为广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信息支持。券商在二级市场上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两类服务平台，即技术服务平台和信息服务平台。
1.技术服务平台即向客户提供快捷、安全的证券买卖交易服务，追求的是安全和速度，这种服务是无差别的。技术服务平台由业务管理总部、信息技术部和电子商务部来提供，其中业务管理总部负责制定经纪业务和受托资产管理业务方面的规则，并进行业务指导和管理；信息技术部负责提供技术支持；电子商务部负责提供网上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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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理财业务
个人理财已成为国际活跃银行业务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个人理财，分为面向富豪阶层的私人银行服务和面向一般富裕阶层的贵宾理财服务。前者的门槛较高，如摩根大通的私人银行服务开户金额为500万美元，瑞士银行为50万美元。2002年，汇丰亚洲私人银行的目标客户为300万美元，低于300万美元的客户交给零售银行的“卓越理财服务中心”。
2002年9月，伦敦的Datamonitor公司调查后发现，亚洲富裕人数正以每年6.3%的速度增长。中国内地的富裕人士人数增长最为迅速。相较1997年，富人人数增长了14.9%，而他们所拥有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增加了20.4%.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2001-2006年，富裕家庭净投资资产年增长率有望达到7.9%，其中中国市场的增长率为13.8%.正因如此，各主要外资银行都把个人理财业务作为自己在华业务拓展的重点。
汇丰银行北京分行设有“卓越理财服务中心”。加入汇丰的卓越理财，可以享受到三种特别的服务，一是可以享受汇丰专业的理财服务，二是可以获免个人账户存取款的手续费，三是可以享受全球范围所有卓越理财中心及专柜提供的便利。但是享受卓越理财服务要提供至少5万美元或等值外币的存款。汇丰对于非卓越理财的客户，提取外币现钞要支付0.25%的佣金。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设有个人理财中心。深圳本地居民只要拥有1美元或20港币，就可在该中心开设一个外币账户，而不用交纳账户管理费和最低余额费。客户可选择优先理财或综合理财服务，包括本外币储蓄业务及本外币按揭贷款业务。针对深圳及周边地区中小企业多的特点，该中心设立了商业理财中心，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理财服务。该行还设立了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回答客户关于产品、服务、账户余额以及交易记录的任何问题。渣打银行北京、广州分行也设有个人理财中心。
东亚银行也在其多个分行开有“显著理财”服务。个人理财账户的门槛为20万港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荷兰银行上海分行也设有贵宾理财中心。
花旗银行未设个人理财中心，而是通过贵宾服务提供财富管理服务。轰动一时的所谓“花旗银行帮助内地居民违法进行海外投资”就是一项颇具创新意义的理财服务。
二、外汇资金业务
1.外汇资本金结汇业务。FDI（外商直接投资）适用中国的资本项目管理法规，主要如《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关于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暂行办法》、《关于对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进行改革的通知》等。国家外汇管理局（SAEF）有专门的一套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办法。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外汇局”）核定最高限额的FIEs（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账户内的外汇资金。入账外汇资金必须符合外汇局核定的资本金账户收入范围；资本金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只能用于投资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开支。FIEs的注册投资以及以后增资都要通过这一专门的资本金账户管理。过去，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由外汇局逐笔审批，银行凭外汇局核准件办理结汇。2002年6月，改由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授权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外汇局通过被授权银行对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实施间接监管。
2003年1月，东京三菱银行等10家在沪外资银行，获准在上海开办审批投资项下的外汇资本金结汇业务。
2.因私购汇业务。自2003年10月1日起，中国允许境内居民个人携带外币现钞出境（用于境外经常项目支付）限额提高为：出境时间半年以内的，每人每次可购汇等值3000美元；出境时间在半年以上的（含半年），每人每次可购汇等值5000美元；而且，居民个人出境后超出购汇金额的经常项目消费或支出，在居民个人能够证明其确属经常项目用汇前提下，允许其回国入境后办理补购外汇手续。随着2003年6月达成的CEPA（“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诸多条款的逐步细化，特别是个人可直接申请进入香港，内地到香港的外汇流量必将大幅增长。由此，使得因私购汇业务规模快速扩大。
2002年8月，因私购汇业务全面放开。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并规定，凡是符合条件的中、外资银行都可向外汇管理局申请开办个人售汇业务。自此，原来由中国银行独家办理此业务的局面被打破。2003年，东亚、汇丰、花旗银行等挤入对内地居民开办的境内居民个人购汇业务。
三、外汇存贷业务
1.外汇存款。外币结构性存款是由银行提供的与利率或汇率挂钩的存款，投资者通过承受一定的利率或汇率风险来提高资金收益。即在存款期内，如果特定币种（如人民币、欧元、港币等）的特定汇率（或利率）始终在特定区间内运行，则投资者将得到较高收益；否则，投资者只能得到较低收益或不能得到收益或承担本金损失。
外币结构性存款，即提供不同程度本金保证、与汇率挂钩的结构性存款。如：99%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2.30%；98%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2.85%；97%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3.4%；96%本金保证，则收益率（年利率）4.5%.也就是说，投资者选择不同本金保证的存款品种，可以在挂钩汇率达到要求时获得不同的收益。对照中国人民银行小额存款利率表，3个月定期美元存款利率仅为1.1625%，远远低于1.825%的100%本金保证存款，也仅为96%本金保证存款收益的1／4左右。
花旗银行还推出一项外汇定期存款与外汇货币期权的组合产品——优利账户。
2.外汇贷款业务。银团贷款一直是外资银行参与中国大型建设项目的主要贷款形式，且多邀请中资银行参与。2003年7月，汇丰银行及中信资本作为牵头安排银行，并由汇丰银行担任独家账簿管理人，组建了包括汇丰银行、中信嘉华银行、工商银行（亚洲）、新加坡华侨银行、荷兰合作银行、交通银行、东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丰银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及永亨银行等11家金融机构参加的对“天津发展”发放一笔1.1亿美元的5年期银团贷款，贷款利率为LIBOR+80BP（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80基本点）。2003年9月，法国巴黎银行作为牵头安排银行，组建了包括交通银行珠海分行、中国银行昆山支行等5家银行参加对台湾长兴集团旗下的珠海长兴化工、昆山长兴电子及广州长兴电子的一笔623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
2003年，外资银行还创造出一种外汇—人民币转换贷款。2001年9月外汇利率实现市场化后，外汇存贷款利差已缩小至0.9%，仅相当于人民币存贷款利差的28%.2003年6月，美元短期贷款利率大约是2.2575%的水平，而人民币短期贷款利率为5.04%，相差2个多百分点。外资银行贷给三资企业外汇贷款，后者将之结汇成人民币，即实现了以低的外汇贷款利率借得人民币贷款。即使加上5%0的结售汇手续费（双边报价）支出，通过上述操作的成本还是要低于直接人民币贷款利率2个百分点左右。但中资银行的外汇贷款不能结汇，则不可如此操作。
四、信用卡业务
按照国外的一般经验，在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5000美元时银行卡业务发展将处于大幅增长的好时机。目前中国的沿海地区和一部分社会群体已进入这一区间。因此，中国银行信用卡业务发展潜力十分巨大（信用卡业务的主要利润来于年费收入、用卡消费手续费和透支利息收入，其中信用卡透支年息高达18.25%.而银行1年期短期贷款利率则5.31%）。以国内最大的发卡行工商银行为例，截至2002年底，其牡丹卡发卡量达到7946万张，其中核心产品贷记卡66万张，比年初增长了4倍多，准贷记卡432万张；信用卡透支余额14亿元，比年初增长55%；牡丹卡直接消费额685亿元，同比增长22%；外卡收单交易额34亿元，同比增长34%.贷记卡、准贷记卡经营总收入21亿元，比上年增长28%，卡均收入达到398元，信用卡不良透支仅占3.2%.信用卡的互联互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到2002年底基本上实现300个以上地市级城市各类银行卡的联网运行和跨地区使用，在100个以上城市实行各类银行卡跨行使用，在40个以上城市普及全国统一的“银联”标识卡。外资银行十分看好中国的银行卡市场。而行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卡管理条例》将允许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和其他外资发卡机构进入银行卡市场。
受人民币业务逐步开放的限制，外资银行只能先申请向境内公民发行外汇贷记卡和借记卡。根据国家旅游总局的测算，仅2002年，中国出境旅游者的人均花费就达到了1100~1200美元，目前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总支出已达120亿美元。国际卡业务很有潜力。目前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已发行国际卡。
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允许香港银行办理个人人民币业务。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正加紧开展内地人民币银行卡到香港使用，香港银行亦发行人民币银行卡并在内地使用等工作，内地与香港人民币银行卡联网业务即将开通。届时，内地居民持“银联”人民币卡，可在香港贴有“银联”标识商店的POS机上消费支付，在香港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机上提取港币现钞，并在内地以人民币还款。同时，香港发行的“银联”人民币银行卡可在内地32万多台贴有“银联”标识的POS机上刷卡消费，也可在内地5.4万多台贴有“银联”标识的ATM机上提取现金。这样，设在香港的银行就可以发行人民币银行卡，并进入内地使用。
2003年，花旗银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合作成立信用卡中心，同时拟经营人民币贷记卡和外币贷记卡业务。预计先由浦发银行发行花旗和浦发的联名人民币卡，然后再发行国际卡。在政策允许后，双方将会组建合资的信用卡公司。汇丰银行和上海银行也已申请推出联名卡。
汇丰银行也在积极准备发行信用卡。东亚银行已把银行卡中心、数据中心、后期服务中心移师广州。沪、港、台的三家“上海银行”（上海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准备在2004年针对内地台商联合推出“上海通卡”。
五、证券及投资银行业务
1.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颁布实施。根据QFII规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应当委托境内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托管资产，委托境内证券公司办理在境内的证券交易活动。商业银行获得央行批准从事QFII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后，方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获得托管人资格。自2003年1月，花旗、汇丰和渣打三家外资银行获批从事QFII境内证券投资托管业务后，目前已有15家外资银行（东亚银行等）获得QFII托管行资格。
QFII托管银行提供的服务包括：为投资者申办QFII资格；代客托管资产组合；提供兑换外汇，人民币资金结算，证券及现金结算；监督合格资格投资者客户的投资运作；向监管机构汇报合格投资者客户的投资活动，收付汇款，兑换外汇，收取本金及指定；人民币户口的活动情况；提供财务报告服务，并遵从公布所规定的一切申报要求。
资金结算和托管的经验成为外资银行竞争潜在QFII客户的利器。汇丰银行称，汇丰是中国境内惟一提供B股结算托管服务的外资银行，汇丰在亚太区有许多机构投资者客户，而大基金一般都会倾向于用一家资金托管和清算银行。汇丰可以由目前的B股结算托管服务，扩展到A股市场。汇丰银行在中国内地的托管服务，数次被国际权威期刊《全球托管人》（GlobalCustodian）的新兴市场服务评比给予最高评级。花旗银行是主要的跨国资产托管银行、一流的全球清算银行，以及存托凭证、和信托服务方面公认的领导者。目前，花旗银行在世界范围内向2500多个机构客户提供证券服务，托管金额超过5万亿美元。渣打银行则强调了其在亚洲共拥有16个托管中心，在中国内地，其深圳分行是深圳B股的惟一外资清算银行。
汇丰银行已夺得摩根士丹利国际有限公司、高盛公司的QFII托管行业务。依照程序，QFII委托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代为申请开立一个证券账户以及人民币结算资金账户，用于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资金结算。花旗银行夺得了德意志银行的QFII托管行业务。中国建设银行夺得了汇丰银行的QFII托管行业务。中国工商银行则夺得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和大和证券SMBC公司的QFII托管行业务。
2.QFII业务。到2003年11月，获批QFII投资额度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将达10家，累计获批QFII额度达到17亿美元。这10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分别是：瑞士银行有限公司6亿美元，野村证券株式会社5000万美元，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2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国际有限公司3亿美元，高盛公司5000万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1亿美元，德意志银行2亿美元，荷兰商业银行1亿美元，摩根大通银行5000万美元，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香港）有限公司5000万美元。
QFII可以在中国投资股票、债券和基金。QFII必须在3个月内将资金汇到在托管银行建立的账户中。根据外汇管理局《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暂行规定》，“单个合格投资者申请的投资额度不得低于等值5000万美元的人民币，不得高于等值8亿美元的人民币。”
3.不良资产管理及抵押贷款证券化。2003年11月，花旗集团旗下的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购得中国银行18亿美元巨额不良贷款组合资产，支付5~6亿美元。该不良贷款是中银香港2002年为上市准备时，转移到中银开曼公司的。中国银行的这笔贷款组合资产中，包括发放给香港和内地约450家公司的贷款。
2.003年1月，德意志银行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了资产证券化和分包一揽子协议。信达公司将与德意志银行通过在境外发售资产支持债券的方式，合作处置由20个项目组成、涉及债权25.52亿元（本金总额15.88亿元、应收利息3.47亿元、催收利息6.17亿元）的一组不良资产。信达将成立一个信托机构，这个机构将运作这部分资产，以该资产作为支持发行债券，资产未来现金流的一部分将用于还本付息。信达公司将证券化后的资产处置工作分包给德意志银行，由德意志银行对资产进行处置。引入德意志银行的全球资源，包括资金、管理与技术、战略投资者等，提升资产包的价值，实现资产包后续的现金回收。根据资产回收情况，信达向德意志银行支付相关费用。资产证券化项目正式启动后，由德意志银行主持在境外发债，但价格、项目、投资者由信达和德意志银行共同商定。
4.中资企业海外融资业务。中资企业海外融资，包括首次公开发行（IPO）和发债，都是外资银行争夺的业务。
中资企业境外上市，根据上市公司注册地的不同区分为两类：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和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是指在境内注册、境外上市的公司，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是指在境外注册、中资控股的境外上市公司。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通常又根据上市地点将其称为H股（香港）、N股（纽约）、L股（伦敦）和S股（新加坡）等。在港上市的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通常称为红筹股——意即公司的利润规模上有超常规的增长。两类境外上市公司的共同特点都是上市在境外，营运主体、业务收入主要在内地（中银香港等是例外）。
1993年7月15日，第一家H股青岛啤酒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此后经历了1994年、1997年、2000年、2002年四个国有企业境外上市。截至2003年8月，共有82家境内企业（含非国有企业）在海外证券市场上市，流通市值为3776.2亿元。其中，仅在香港上市的有66家，同时在香港、美国上市的有12家，同时在香港、伦敦上市的有3家，仅在美国与仅在新加坡上市的各1家。以上数据只是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对于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一份2000年的统计资料认为有60余家。
六、国际结算清算业务
1.国际结算业务。信用证、托收等基本国际结算业务，外资银行都可以提供。部分外资银行利用离岸结算业务，政策的灰色地带，通过离岸账户办理国际结算，中转费用少、资金在途时间短，很有市场竞争力。
国际保理业务（InternationalFactoring），指出口商以记账、承兑交单等方式销售货物时，保理商买进出口商的应收账款，并向其提供资金融通、进口商资信评估、销售账户管理、信用风险担保、账款催收等一系列服务的综合金融服务方式。2001年全球保理业务量超过5700亿美元，比5年前增长2倍；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国际保理基本取代信用证。中国保理业务量已从1996年的1200万美元上升至2001年的12亿美元。中资银行迄今为止只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加入了国际保理商联合会（PCI），能够开展该业务。由于尚无保险公司为商业银行开展“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业务提供保险，商业银行必须独自承担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外资银行则在保理业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又或多或少地从事混业经营。汇丰银行2000年的保理业务量已达到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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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渠道；上市退出：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53-03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是指以非上市企业股权为主要投资对象的各类风险投资基金或产业投资基金等。与传统产业资本不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更多是一项金融创新，其并不谋求对企业的长期控制，主要经营战略是最终将所持股份出售，或企业上市后在二级市场减持实现资本退出。
一、我国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业务现状
早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大量境外创投基金就开始投资我国互联网公司。我国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背后都有境外创投基金的影子。新世纪以来，以收购基金为主的国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市场，其中在金融领域比较重大的案例包括：2004年10月美国新桥资本以12.53亿元人民币，从深圳市政府手中收购深圳发展银行的17.89％股权；2005年12月美国凯雷集团斥资4.1亿美元收购太平洋保险集团24.9％的股权：2006年2月新加坡淡马锡旗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动用15亿美元持有中国银行5％的股权。在非金融领域，比较重要的主要有高盛并购双汇、华平控股哈药、大摩投资蒙牛、黑石收购蓝星等。
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起步较晚，且目前没有专门的法规进行规范和引导，因此在国内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绝大部分是国外私募股权基金，无论从融资规模还是从投资金额来看，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都占据了我国市场的绝对份额。相对而言。中资和中外合资私募股权基金数量少、规模小。以2007年中国创投市场新募集基金为例，中资基金数量25个，基金规模11.1亿美元；外资基金数量29个，基金规模为68.9亿美元。从投资金额看，2006-2007年外资创投占比接近90％。
二、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入我国的渠道
目前，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入我国市场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资形式为主，在具体投向上，主要集中于房地产行业和高科技成长类企业，即通过选择有潜力的境内企业进行参股或者收购部分原股东股权，派遣董事、优化管理、对企业进行重组和再包装，直至上市退出。对于房地产等特殊行业，则通常采取和国内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在项目完成后撤销企业并分得盈利，或从国内开发商直接购买商业楼盘，再通过租售等方式实现资本回收。
具体来说，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入我国的渠道有：一是外国投资者先在境外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再以境外投资者法人身份并购境内企业；二是外国投资者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或一般外商投资企业，再通过该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或一般外商投资企业并购境内企业，被并购企业一般按内资企业进行管理。在投资方式上，主要包括增资参股、收购现有股东股权和收购资产等。另外，理论上外国投资者可在境内设立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然后再通过该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并购境内企业，被并购企业成为外商投资企业，但由于商务部门对设立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审核严格，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很难通过这个渠道进入。
实际上，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我国市场多数是“三头在外”。首先是资金来源于境外，国内资本市场对外资融资基本未开放，因此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只能在国际市场融资；其次是投资机构是非居民，由于国内没有专门针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规，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无法在国内以基金名义注册法人实体，其经营实体通常注册在境外，再以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我国市场；最后是资本退出在境外，由于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购国有股份敏感性较强，涉及层面多，因此目前其在国内收购的企业多数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向来比较困难，加之境内再融资程序复杂、困难，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常选择“红筹境外上市”的方式实现资本退出。
三、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模式
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实现资本退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提升企业价值将所持股份溢价出售，另一种是推动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然后通过二级市场逐渐减持退出。通常而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更偏向于后者，在中国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主要通过上市退出。此外，部分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先向内资企业增资或收购股权，从而实现内资企业外资化。原内资企业获得资金后，在约定时间内再通过股权回购方式收购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控制的股权，实现融资的目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借助投资名义获得类似固定回报。
2006年前，以红筹方式到境外上市渠道畅通，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绝大多数通过将所投企业运作到境外上市实现资本退出。所谓红筹上市是指境内个人先在开曼群岛、维京群岛、百慕大、毛里求斯等离岸中心设立初始注册资本金为1万美元左右的空壳公司。再将境内股权或资产以增资扩股的形式注入壳公司，然后壳公司收购境内企业，最终以壳公司名义在香港特区、新加坡等股票市场上市。但是，由于红筹上市对我国而言会产生优质企业资源流失、税收损失等负面影响，2006年，商务部等六部委《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对境外投资者参股或收购中方股权的行为进行规范，并规定由商务部牵头进行审批，对以红筹形式境外上市需由商务部和证监会双重批准，并设定了一年的上市期限，使得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红筹模式境外上市退出的难度加大。
我国在产业政策方面对外资市场准入存在一定的限制，如发改委和商务部等部门联合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资企业项目分为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其中包括新闻网站、互联网等均被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在实践中，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达到规避产业政策限制并能顺利退出的目的，通常在红筹上市过程中采取更为复杂的交易和法律结构，以利润转移、技术转移、委托持股、协议控制以及境外期权等方式，间接控制限制类、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的股权或现金流，成为限制类、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的实际控制人，进而通过红筹境外上市的方式顺利实现资本退出。
四、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境内的监管框架
目前。我国虽然没有专门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政策法规，但有关外资政策法规涉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并购境内企业业务，主要包括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机构设立和设立后股权投资的监管。
(一)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机构设立的监管
在风险投资领域。根据《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经商务部和科技部批准，境外投资者可在中国境内成立外资创业投资企业，主要向未上市高新
技术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一般情况下，外方股东人数众多(按规定可在2-50人)，外资创投企业也被称为外资私募创业投资基金。
在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领域。从性质上看，有些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实则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该类企业设立由《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及其《商务部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进行规范。
有些境外资本在境内通过巧立名目设立一般外商投资企业(大都为服务类外资企业，类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股权投资。该类企业设立主要受《中外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和《公司法》等监管。
(二)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境内股权投资的监管
设立境内法人机构(商业存在)以股权投资方式进行再投资的监管。对于一般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行为，现行管理规定其所投资或并购企业一般视同内资企业进行管理。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被投资企业注册时外资比例超过25％的，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事实上，部分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通过在境内设立一般服务类外资企业，然后超投资和经营范围进行股权投资性质的再投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再投资管理比照一般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管理。对于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的再投资，现行管理规定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或并购的境内子公司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所投资企业属于鼓励类或允许类的，外资创投企业应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属于限制类的，应经其批准。
以境外投资者身份(在境内无商业存在)并购境内企业的审批监管。对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境外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的监管，法规包括《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等。实践中，对于符合审查条件的，需要反垄断审查以及商务部主导的并购审查；如果并购上市公司的，需要由证监会审批；如果并购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报批手续。此外，如果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际出资人中含有境内居民的，需在办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资登记后，方可进行并购境内企业的返程投资。
(三)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外汇管理
如果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实际出资人是非境内居民，其投资于境内企业的相关外汇管理比照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办理。该类基金拟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商务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后，可持相关文件到外汇管理部门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和申请设立资本金账户。经核准后，可将外汇汇入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金账户。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支付结汇制要求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手续，其所得利润、红利可在境内再投资或购汇汇出，清算、减资、转股外国投资者所得收入经外汇管理部门核准后，可汇出境外。
如果境外股权投资基金的实际出资人是境内居民，该境内居民需按规定办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资登记。返程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金账户开设、资本金结汇、利润汇出等外汇管理与实际出资是非境内居民的外商投资企业类似。对于收购现有股东股权、资产以及一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参股境内企业的外汇资金，需开立专门外汇账户方可结汇。对于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股境内企业，由境内企业开立资本金账户按支付结汇制办理结汇。
五、当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建议
目前，部分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三个层面对我国的产业和外汇管理政策产生一定的冲击：
一是突破国家产业政策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一般外商投资企业之名，行境内私募基金股权或创业投资之实，规避审批，绕开外商产业投资指导的准入限制：通过协议控制等方式收购战略性行业中的龙头企业。
二是规避现行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的管理，主要包括：利用境内股权并购方式进行再投资，加速资本金结汇；以股权投资为名，行外债融资之实，在获取较高贷款回报率的同时，通过采用股权回购方式(假股权真债权)的方法来协助境内企业规避现行外债管理。
三是可能成为异常资金流动的渠道，主要包括：利用关联交易中的股权转让等手段，通过控制转股价格，打通外汇资金流出入通道，增加相关部门对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的难度等。
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我国利用外资的新形式，既不能将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妖魔化并严格限制，也不能自由放任，需要做好监管和引导。
一是要加快立法，做好监管工作。可在现有外商直接投资框架下，对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境内投资行为进行监管，有关部门需抓紧制定专门法规予以规范。同时，严格按照产业政策管理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鼓励其投资我国急需发展的行业，如环保、农业、高科技等，控制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变相投资禁止类和限制类产业。
篇8
2007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进展顺利，证券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也取得新进展。在外资对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进一步加大的同时，中资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更多的中资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机构，中资证券机构的境外并购和投资也迈出重大步伐，中资保险机构投资国际金融市场的范围和规模显著扩大。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为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金融市场的全球影响继续有所扩大。
今后，中国将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联通性和安全性；进一步优化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质量；进一步加强国际监管合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市场；继续发挥金融市场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中的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为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国际收支总量扩大
国际收支规模是经济开放程度的具体体现，也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随经济开放程度提高而增加的涉外经济交往，都反映在国际收支规模中。因而，国际收支总量与GDP的比例是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指标之一。迅速增加的国际收支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同时迅速增长的国际收支也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增多，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量都会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强，涉外经济金融部门需要规避汇率风险，这将刺激汇率、利率等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
2007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规模持续增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
中国国际收支规模持续增长，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5%；与同期GDP之比达到141%，比2006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比2006年上升1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增幅较大。其中，经常项目顺差占主导地位，2007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在国际收支总顺差中的比重为64%，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在国际收支总顺差中的比重为36%。
2007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各项目呈现不同特点
2007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各项目呈现不同特点，具体看：经常项目中，货物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收益项目顺差显著增加；资本和金融项目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持续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增加，同时，证券投资逆差出现明显下降。
货物贸易规模继续扩大，顺差增长较快。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587 亿美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5472 亿美元，增长28%，进口4115 亿美元，增长18%，货物贸易顺差1357 亿美元，增长70%。
服务贸易规模增长较快，逆差回落。2007年上半年，服务贸易收入559亿美元，同比增长39%；服务贸易支出590亿美元，增长28%；逆差31亿美元，下降44%。
直接投资增幅较大，净流入上升较多。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583亿美元，同比增长56%；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
证券投资逆差下降幅度较大。2007年上半年，证券投资项目逆差48亿美元，同比下降83%。逆差下降的直接原因是上半年境内机构对外证券投资规模的同比下降更为显著。
外债余额略有增加。截至2007年6月末，中国的外债余额为3278.02 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比上年末增加48.14亿美元，增长1.5%。
外资的参与进一步加大
QFII 规模进一步扩大
200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共批准6家QFII机构，合计9.5亿美元的投资额度。其中，1家QFII 获批1亿美元追加投资额度，5家QFII共获批8.5亿美元新增投资额度。2007年12月9日，为进一步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QFII总投资额度扩大至300亿美元。
截至2007年末，已累计批准49家QFII共99.95亿美元的投资额度，累计汇入资金99.26亿美元，结汇约787.71亿元人民币。截至2007年末，QFII中的长期投资机构所获投资额度占总额度的33.7%，比2006年提高了5.31个百分点，而证券公司占比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中国自2002年以来稳步推进QFII制度试点，取得了良好效果。QFII制度促进了中国资本市场投资理念的转变和先进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扩大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发挥了积极作用。
银行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外资银行法人化改制进展顺利
2007年，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截至2007年末，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1714.63 亿美元，比年初增长 47%，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4%，其中各项贷款余额951.56亿美元，比年初增长54.7%，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5%；负债合计1554.2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45%，占全部金融机构负债合计的2.3%，其中各项存款余额606.63亿美元，比年初增长68.8%，占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的1%。
截至2007年末，中国银监会已经批准21家外资银行将其中国境内分行改制为外资法人银行，其中17家已经完成改制开业。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市场格局已经实现了由“分行主导”向“法人主导”的平稳过渡。截至2007年末，在华外资法人银行26家（下设分行及附属机构125家、支行160家）；外国银行分行117家（下设支行9家）。
截至2007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外资余额为754.01亿美元，其中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投资完成额为207.46亿美元，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实收资本和营运资金余额为133.69亿美元，中资银行海外上市（H股）引进资金412.86亿美元。截至2007年末，共有25家中资商业银行引入33家境外投资者，投资总额212.5亿美元。
2007年12月13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中国第一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
外资证券类机构新设较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条件进一步放宽，境外证券交易所开始设立驻华代表机构
2007年3月，瑞银证券中方股东向瑞银集团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转让24.99%的股权。截至 2007 年末，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共有7家。
2007年，中国证监会共批复12家证券类机构（不包括资产管理类机构、境外交易所）在境内设立外资代表处，其中上海4家，北京5家，深圳、南京和广州各1家。
2007年，中国证监会新批准设立4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截至2007年末，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共有28家，其中14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权达到49%，共计管理基金259 只，合计利用外资17.3亿元，其中2007年外资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增加了3.56 亿元。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各有3家和4家特别会员，并各有46家和19家境外证券经营机构直接从事B股交易。
2007年12月29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修订后的《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以及新制定的《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的条件进一步得到放宽。《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修改的内容主要有5个方面：一是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中取得证券从业资格的人数要求，从原来的不少于50人降低至不少于30人；二是放宽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境外股东的条件，从原来的境外股东限于证券经营机构，放宽到金融机构和一般机构投资者，并将境外股东持续经营年限的要求从原来的10年以上降低为5年以上；三是取消了外资参股证券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制；四是明确了境外投资者参股上市内资证券公司的合法途径、股东资格和持股比例；五是修改了滞后于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部分条款。与原规则相比，修订后的《设立规则》规定的外资参股境内证券公司的准入条件更为宽松、参股渠道更为多样、监管机制更为适当，符合中国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实施证券业对外开放的一贯政策。
为规范境外证券交易所驻华代表机构的设立及其业务活动，2007年5月20日，中国证监会《境外证券交易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并宣布该管理办法自7月1日起施行。此后，中国证监会先后批准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东京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韩国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设立北京代表处的申请。
外资对保险市场的参与程度进一步提高
2007年，中国保监会批准了3家境外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申请，其中1家来自中国香港，2家来自中国台湾。截至 2007年末，共有15个国家（地区）的43家外国（地区）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34个营业性机构。入世至今，共批准23家外资保险公司准入，共批准21个国家和地区的141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14个城市设立200家代表处。
截至2007年末，保险公司总资产共计29003.92 亿元，同比增长36.9%。其中，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为1256.42 亿元，较年初增加348.53亿元，增长38.4%，占比4.3%。截至2007年末，中国保险业外币资产为292.3亿美元，占总资产比重为7.4％。
截至2007年末，全国保费收入7035.8亿元，其中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为5.97%，比去年增加1.58个百分点。
港澳机构方面，截至2006年末，港资通过参股中资保险公司方式投入资本142.13亿元，占全国保险公司资本总额的 13.6%。截至2007年末，共有20家香港地区保险公司在内地设立了27家代表机构。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比较活跃
据万得（WIND）咨询不完全统计，2007年，外资新参股上市公司48家，其中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有4家。截至2007年末，外资参股的上市公司（含B股公司）共128家，其中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含B股公司）共17家。
外资对黄金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200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的情况下引进在华外资银行作为会员。此举将加强国内外黄金市场之间的联系，促进国内黄金市场的发展。
按照《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补充协议，2007年共有3家中国内地与香港合资期货公司获准成立。
自2006年引入做市商制度后，2007年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市场主体结构进一步优化。截至2007年末，在人民币外汇即期市场上，外资做市商银行机构数占比41%，同比上升7.9个百分点。外资银行机构数由于部分外资银行改制为独立法人以及风险和成本控制等原因，数量有所下降，占比为52%，同比下降8.8个百分点。2007年，在银行间外汇远期市场上，外资银行交易量占比33%，交易量同比增长19.01%；在银行间外汇掉期市场上，外资银行交易量占比为48%，交易量同比增长378.6%。
2007年，在银行间外币/外币交易市场上，外资做市商银行交易量占做市商银行交易总量的97%，交易量同比增长 15.8%；外资会员银行交易量占会员银行交易总量的35%，交易量同比增长630.6%。
外资机构还参与本币衍生品市场。2006年2月9日，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正式开展，截至2007年末，已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交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风险管理制度等材料的市场参与者66家，其中外资机构30多家。2007年11月1日，远期利率协议业务正式开展，截至2007年末，已向交易中心提交备案材料的市场参与者为24家，其中外资机构有8家。
2007年，外资通过银行间市场进行资金融通的数额显著增加。从融入资金方面看，2007年外资或合资机构从银行间市场共融入资金7.31万亿元，同比增长164.8%；从融出资金方面看，2007年外资或合资机构从银行间市场共融出资金3.35亿元，同比增长174.7%。
2007年，外资银行继续参与银行间衍生品市场交易。从融入资金角度看，2007年外资或合资机构通过银行间债券远期交易累计融入资金223亿元，占全部交易量的8.9%；从融出资金角度看，2007年外资或合资机构通过银行间债券远期交易累计融出资金68亿元，占全部交易量的2.7%。
2007年，外资机构还积极参与基准利率市场建设。截至2007年末，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报价银行团由16家商业银行组成，其中外资银行有3家；共有14家机构对以Shibor为基准的利率互换业务进行报价，其中有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2家外资机构。
中资多形式参与国际金融市场
中资金融机构境外经营和投资取得显著进展
1、中资商业银行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在多方面取得突破
截至2007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走出去”成效明显，共有5家中资银行控股、参股9家外资金融机构，有7家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立60家分支机构，海外总资产2674亿美元。
2007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步伐。中国工商银行莫斯科分行开业，中国银行在英国设立子行，交通银行设立法兰克福分行、澳门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悉尼代表处开业。2007年11月，美国金融监管当局批准招商银行设立纽约分行，这是美国1991年颁布实施《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后批准的第一家中资银行营业机构。
2007年，中资银行更多地使用并购方式开拓国际市场。2007年，并购（或投资参股）或拟并购（或拟投资参股）海外银行的行为共有6起，其中，中国工商银行4起，中国民生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各1起。
2007年，监管部门积极支持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境外投资。3月，银监会和外汇局联合《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信托公司募集投资者的人民币资金及外汇资金进行境外证券投资；5月，银监会《关于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通知》，将银行类QDII产品投资范围拓宽至股权类产品，明确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可包括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截至2007年11月底，共有21家境内商业银行获得总计166亿美元代客境外理财购汇投资额度。2007年获批QDII额度的商业银行有7家，其中外资银行5家。
2、中资证券机构的境外并购和投资迈出重大步伐
2007年5月，中信证券公告称，公司已完成对中信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增资2.8亿港元的相关工作，并将该公司更名为“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10月，中信证券计划与贝尔斯登公司开始全面战略合作。根据双方的合作预案，中信证券以2%的股权换得贝尔斯登6%的股权，价格分别为两家公司2007年10月19日前5个交易日的股票平均收盘价格。双方还计划整合双方在亚洲（非中国大陆）的业务并在香港设立合资公司，出资比例为50%对50%。
2007年6月，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证监会批准，在香港设立海通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下设海通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海通融资（香港）有限公司和海通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并就证券交易、期货合约交易等相关牌照向香港证监会提出申请。截至2007年底，已有9家内资券商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运行情况良好。
证券业境外投资试行办法出台，证券业境外投资迈出重大步伐。2007年6月，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对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证券类经营机构境外证券投资业务进行规范。截至11月底，共有5家基金公司获得195亿美元投资额度，其中4家为2007年新批。2007年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获得50亿美元投资额度。证券类QDII已经成为QDII最重要的实施主体。
3、中资保险机构投资国际金融市场的范围、规模显著扩大
截至2007年底，中资在境外共设立了42家保险营业机构，9家保险代表处或联络处。境外保险营业机构以产险公司为主（19家），其次分别为保险集团控股公司或综合性保险公司（7家）、保险中介公司（6家）、寿险公司（5家）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3家），再保险公司和保险自保公司各1家。中资境外保险机构（营业和非营业）主要分布在香港地区，有26家机构，其次分布在英国和美国，分别有9家和6家保险机构。中资在境外设立保险类机构的主要特点是：机构跟着业务走，业务规模普遍较小，设立区域主要集中在港澳地区。
2007年7月，人民银行、保监会和外汇局联合《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机构在总资产的一定比例内，以自有外汇资金或购汇进行境外证券投资。《办法》允许保险公司通过委托管理方式，将不超过总资产15%的资金投资境外，并将境外投资范围从固定收益类拓宽到股票、股权等权益类产品，支持保险机构自主配置、提高收益。截至2007年11月底，共有18家保险公司获得71.66亿美元的境外投资额度。2007年获批QDII额度的保险公司有16 家。
中资企业以股权形式融资规模回落，但登记外债余额增长较快
1、中资企业境外筹资规模回落
2007年1~9月，经证监会批准，全国共有4家公司首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10家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1家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累计筹资81.55亿美元。截至2007年9月底，共有151家公司首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其中52家公司增资发行，6家发行可转换债券，5家公司退市。截至2007年9月底，境外上市外资股共募集资金1030.47亿美元。
2、中资企业登记外债余额增长较快，中资银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截至2007年9月末，中国外债余额为3457.0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7%；其中，中资企业登记债务余额为47.37亿美元，占登记外债的2.1%，同比增长26.5%。
2007年4月，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对公众发行期限为7年、金额达117亿港币的长期债券。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1月14日公告，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可在香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6月，国家开发银行在港发行期限2年、票面年利率为3%的人民币债券50亿元。这是境内金融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的第一只人民币债券。其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在港成功发行20亿元和30亿元人民币债券。
2007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较多，中国正积极探索拓展外汇储备投资渠道
截至2007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增加4619亿美元。在外汇储备的管理上，中国始终以确保国家外汇资产安全，流动与保值增值为根本原则。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已形成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储备经营管理体系。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海外高评级的政府债券，国际金融组织债券等，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将始终坚持长期及战略发展的经营理念，积极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2007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原则，积极探索和拓展国家外汇资产投资的渠道和方式。
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取得了较好收益
2006年5月1日，规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规定》正式颁布生效，对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的范围和比例作了规定。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采用委托投资方式。按照《暂行规定》的规定程序，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开选聘了10家境内外专业投资机构和2家银行作为境外投资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品种包括美国股票组合、全球股票组合、全球债券组合、香港股票组合和现金管理组合5大类。2006年12月，首笔委托资金划拨，境外委托投资运作正式启动。
截至2007年12月31日，境外委托投资累计投入本金16.6亿美元。按基准货币美元计算，自委托以来境外委托投资总体取得了21.5%的收益，2007年以来取得了19.4%的收益（数据未经审计）。
继续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在全球所占份额仍然不高。随着中国经济与外界联系的日益增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上升，中国金融市场继续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中国债券、股票、黄金、期货等市场规模的全球占比有所上升
1、中国国内债券市场成长迅速，在全球国内债券市场中位居第7位，商业银行债和企业债占比依然较低。
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快速成长。截至2007年6月末，中国国内债券市场余额为1.368万亿美元，比2006年末增长15.5%，占全球国内债券市场余额的2.58%，比2006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位居全球第7位。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交易的债券品种结构看，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占比仍然较高，而商业银行债和企业债的占比较低，这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
2、中国股票市场规模的全球占比提高
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统计，截至2007年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为36943.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2.7%，市值增幅列全球第1；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为7845.19 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4.2%，市值增幅列全球第2。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44788.67亿美元，占全球股票市场市值的7.38%，占比较2006年末提高5.12个百分点。
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统计，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含投资基金，下同）为40700.72 亿美元，同比增长450.9%，成交额排名第7位（比2006年提高8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为21024.44亿美元，同比增长396.2%，成交额排名第11位（比2006年排名靠前了8位）。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为61725.16 亿美元，占2007年全球证券交易所股票成交金额的6.15%，占比较2006 年末提高4.49个百分点。
2007年，中国A股市场合计融资7668.39亿元，其中首次发行融资4590.62亿元，再融资3077.77亿元，融资额约占全球股票市场融资额的11.46%，融资额占比较2006年提高8个百分点。
3、中国期货市场一些品种的交易量全球排名靠前
2007年，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铜期货交易量与LME和COMEX铜期货交易量（按成交吨数计算，下同）之比为 1:7.2:0.5；SHFE铝期货的交易量与LME铝期货的交易量之比为1:45.3；SHFE橡胶期货的交易量位居世界第1位，是TOCOM橡胶期货交易量的6倍。
2007年大连商品交易所（DCE）玉米期货的成交量位居世界第2位，其交易量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和东京谷物商品交易所（TGE）玉米期货的成交量之比为1:11.6:0.78；DCE大豆期货成交位居世界第2位，与排名第1的CBOT和第3位的TGE大豆期货成交量之比为1:9.1:0.13；DCE豆粕期货与CBOT豆粕期货成交量之比为1:1.7。
2007年郑州商品交易所（ZCE）白糖期货的成交量位居世界第2位，交易量与纽约期货交易所（NYBOT）原糖期货的成交量之比为1:2.4；棉花期货交易量与NYBOT棉花期货交易量之比为1:9.7；小麦期货的成交量与CBOT和美国堪萨斯商品交易所（KCBT）小麦期货的成交量之比为1:6.8:1.5。
尽管中国期货市场的某些品种交易量排名靠前，但由于目前参与者仍以国内为主，其国际影响与其全球排名尚不相称。
4、中国黄金市场以场内交易为主，主要交易品种是现货，场内日均交易量相当于伦敦金银市场协会日均清算量的1.2%
上海黄金交易所以黄金现货为主要交易品种。2007年上海黄金交易所累计成交黄金1828.13 吨，同比增长46.3%，日均成交量为7.55吨。2007年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黄金日均清算量为2029万盎司，约为631.14吨。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的日均成交量相当于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1.2%，比2006年上升0.43个百分点。
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价格走势的关联性有所增强
1、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仍呈扁平化特点
2006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曲线呈现明显的扁平化或倒挂的特点，该特点在2007年得到较大修正。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由于2007年中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基本同步走高，因此其国债收益率曲线仍呈扁平化特点。
2、中国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价格走势基本一致
随着银行间外币/外币即期交易市场推介的扩大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市场主体日渐增加，市场效率也不断提高。2007年，银行间外币/外币即期市场上主要外币对,例如欧元/美元、美元/日元等，交易价格的走势与国际市场基本一致。
3、中国股票市场2007年股指涨幅远高于其他主要股票市场
2007年末，上证综指和深证综指分别报收于5261.56点和1447.02点，同比分别上涨96.7%和162.8%。在全球主要股指中，中国主要股指2007年涨幅最高。
4、中国期货市场价格走势与国际市场基本一致
2007年，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铝期货与伦敦金属交易所和纽约商业交易所的铜、铝期货的价格走势基本一致。根据我们的统计分析结果，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大，特别是2005年7月21日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成功后，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价格发现功能逐渐完善。上海期货交易所在铜期货价格上与国际主要交易市场价格相关度很高，并逐渐增强；三大交易市场的期铜价格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伦敦金属交易所在期铜的国际定价中仍居主导地位，上海期货交易所对伦敦金属交易的正向价格引导作用初步显现；在期铜市场上，上海期货交易所已超越纽约商业交易所，成为全球第2大期铜定价中心，但其影响力仍远小于伦敦金属交易所。
2007年CBOT大豆期货与大连商品交易所（DCE）大豆期货、CBOT玉米期货与DCE玉米期货、CBOT豆粕期货与DCE豆粕期货价格走势基本一致。
郑州商品交易所（ZCE）小麦与CBOT小麦，ZCE棉花、白糖与NYBOT棉花、白糖的期货价格走势基本一致，但又表现出自身的独立性。
5、中国黄金市场价格走势与国际市场基本保持一致，国内与国际黄金价差减少
2007年，中国黄金市场价格与国际市场紧密联动，行情走势基本一致。自2004年8月推出黄金现货延期交收（T+D）品种后，2007年11月5日，上海黄金交易所又推出延期交收品种Au(T+N1)和Au(T+N2)，黄金延期交收品种交易量在黄金交易总量的占比为49.2%，比2006年上升2.9个百分点，大量企业通过延期交收合约进行套期保值操作。2007年3月1日，交易所延长了原有夜市的交易时间，使得国内黄金交易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促进了国内外市场联动。
在以上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交易所投资易比重逐渐增加，国内外价差进一步缩小。2007年国内外黄金价格的平均价差幅度为0.21元/克，较上年减少0.08元/克，下降27.6%。
中国金融市场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创新
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快创新步伐。
一是交易产品创新。2007年8月14日，中国证监会正式颁布实施《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公司债券发行正式启动。截至2007年末，共有3家上市公司成功发行了公司债，发行规模112亿元。期货市场先后推出了锌、菜籽油、线性低密度聚乙烯和棕榈油等4个商品期货新品种。黄金期货、股指期货筹备进展顺利。首个黄金投资信托产品的信托计划正式设立。银行间市场推出远期利率协议业务，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创新型封闭式基金正式推出。
二是交易方式创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紧密跟踪国际市场上交易技术的发展趋势，开发和完善新一代外汇交易系统，支持做市商报价驱动机制下的竞价和询价交易等功能。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采用系统集中交易和协议交易两层市场结构，支持债券现券竞争性做市商制度，建立卖空机制，支持灵活结算模式。
三是市场制度创新。国务院颁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国证监会配合推出《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和《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等法规，完善了期货市场的法律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以更加开放的政策促进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品主协议》的颁布，是中国银行间市场加强自律管理的重要标志，将有助于促进中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
推进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
根据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中国将积极稳妥主动地推进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为中外资参与中国金融市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中资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创造良好氛围。在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过程中，中国将加强风险防范，特别是防范游资对金融市场可能形成的冲击，促进金融市场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加强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联通性和安全性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整合提高了市场效率，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加强。因此，有必要加强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效率、联通性和安全性。
一是顺应国际金融市场托管清算结算系统的发展趋势，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中国金融市场托管清算结算系统的一体化整合采取分步骤、分层次策略；二是尽快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托管结算体系；三是顺应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日益开放的内在需求，着手规划和建设境内外币支付清算系统、人民币跨境及境外支付清算系统。
优化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结构，适当扩大境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规模，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质量
从国际经验看，优化参与者结构可以在推进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随着国内经济金融与国际经济金融联系的日益密切，国内金融市场日渐成熟，可以考虑放宽或者取消一些限制。
一是外汇市场参与者进一步向境外机构开放。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境外交易成员只有中银香港和中银澳门，而且这2家机构的引入只是因为它们作为境外人民币清算行需要进行人民币资金头寸的平盘。可以考虑进一步引入境外机构参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外汇交易。
二是债券市场产品更加多样化，吸引多层次融资者和投资者。逐步改变发行者集中于财政部、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格局，推动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发展多样化债券产品，特别是发展浮动利率产品、利率衍生品，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提高债券市场效率。
三是股票市场可以考虑允许外资企业、外国企业发行上市，以增加境内股票市场与境外市场的融合度，提高境内市场质量。
四是黄金市场要完善外资会员的相关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外资会员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作用。
五是优化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促进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投资者队伍的形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合规运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推动相关企业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期货业务。
进一步加强国际监管合作，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市场
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市场。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或合资公司；积极推动内控制度良好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熟悉和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国际竞争力。
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资本项目有序开放，为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目前，中国已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但对资本项目仍实行一定管制。近年来，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深化改革，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的《各国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资本项目交易可分为7大类43项。截至2007年末，中国一半以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实现可兑换，严格管制的不足一成半。
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在当前国内国际环境下，资本项目有序对外开放，有利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及其与国际市场接轨，便于市场主体扩大对外投资，分散风险、提高收益，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篇9
关键词：保险资金运用 风险管理
我国保险业在十年里实现了快速发展。即使经济增速放缓，通过对行业顶层设计，推进市场化改革，保险业依然实现持续快速的增长，在各行业中表现突出。2014年，我国保险总资产首超10万亿元，保费收入超过2万亿元，实现利润2046.6亿元，同比增长106.4%，创出历史新高。2015年，保险业总资产达到12.3万亿元，比2015年初增长21.66%。保险业如此快速发展，保险资金运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保险资金运用发展情况
（一）我国保险资金的界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年4月14日修订的《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中第二条规定“保险资金，是指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以本外币计价的资本金、公积金、未分配利润、各项准备金及其他资金。” [1]
（二）我国保险资金及保险资金运用的特点
保险资金具有三个主要特性：一是长期性。我国7年以上寿险保单占比超过70%。二是收益性。大部分寿险保单要求最低保证收益，农业保险、巨灾保险等民生保险通常需要投资收益弥补承保亏损。三是多样性。保险产品结构复杂，品类多达几千种，风险偏好差异较大。保险资金运用有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等三个特性，任何投资行为都需要兼顾这三性。
（三）保险资金运用规模快速增长
2015年4月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元。2015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超11万亿元，较2015年初增长19.81%。保监会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超12万亿元，_125629.30亿元，较年初增长12.37%。[2]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保险资金的配置多元化，投资收益持续向好，较好地促进了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稳步上升。2015年平均投资收益率达7.56%，实现收益7803.6亿元，同比增长45.6%，实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水平。
（四）保险资金运用形式不断拓宽
2010年，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对未上市股权、不动产、无担保债进行投资和开展利率互换业务。2012年，保监会放开投资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允许险资参与用于对冲或规避风险的境内金融衍生品交易等。2014年，允许部分公司历史存量保单投资蓝筹股，准许保险资金对创业板、优先股、创业投资基金投资。2015年，允许保险资金设立私募基金，还将年金保险纳入人身保险业务的范围。2016年，保监会《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险资可以投资PPP项目，有利于缓解资产荒背景下险资资产负债匹配压力。
（五）险资投资的风险偏好持续提升
在资产配置上，降低了银行存款和债券的投资占比，加大了权益类资产和其他投资占比，险资投资的风险偏好持续提升。从图中看出，保险资金运用中银行存款比例逐年下降，2016年上半年为18.79%，比2013年下降了10.66个百分点；债券比例也呈下降趋势，2016年上半年为33.46%，比2013年下降9.93个百分点；其它投资比例2016年上半年达34.22%，比2013年上升了17.32个百分点。
二、我国保险资金运用存在的问题
一是风险管控体系不完善。保险机构缺乏系统性、全局性风险管理体系和内控机制，执行不到位，导致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潜在风险问题突出。随着经济的持续下行，保险资金运用进入新常态，特别是在风险导向的偿二代的监管体系下，结构性风险将显现，潜在的风险也将被识别出来，部分公司会面临偿付能力降低的风险，需要消耗更多资本，又将影响到公司效益。
二是保险资金运用中资产负债错配风险。我国市场中缺乏回报率稳定的中长期投资项目，现有中长期金融资产规模小、品种少，因此国内各类保险资金大都用于短期投资，导致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有些公司用保险负债资金增持股票，以实现权益法入账，导致资产负债类别错配。近几年债务违约风险蔓延，导致资产负债信用错配。 “短钱长配”、“信用错配”使保险负债业务呈现短期化和高收益偏好特点，造成资产错配和流动性风险出现。
三是国内无风险利率持续下降将给保险资金运用带来较大风险。我国保险投资的现有资产组合的利率风险较高，银行存款、债券、债券型基金等固定收益类投资占比与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70%左右。固定收益类产品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明显，若长期利率下降最先冲击债券类固定收益产品。
四是保险资金进行国际配置、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海外投资面临一是法律风险，特别是和市场的关联性大的不动产投资，需要了解当地法律的知识，否则易受损失；二是政治风险，各国都以强烈的意识和手段去保护本国的企业；三是收益风险，特别是汇率风险，我国保险资金进行海外投资多以美欧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为主，从长期看，可能出现汇兑损失。
五是人才短缺、经验不足。保险业中从事综合性资产管理的机构共23家。专业机构不仅数量上较少，而且成立的时间短，超半数成立不足5年，经验不足，高端人才欠缺。截至2015年12月，21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和6家养老金管理公司从事资产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共计4370人，其中投资管理人员占42%，仅1835人，合规与风险管理人才占14%。[3]
三、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建议
（一）加强风险管理能力
在偿二代体系下，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要把风险管理摆在首位，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加强执行力监督，提高风险管理能力。首先，要完善资金运用系统，将监管要素指标固化于资金运用系统，尽可能将操作风险降到最低，同时提高投资交易的效率。其次，要加强资产负债协调管理，使前端资产投资运作与后端负债端开发产品的协调一致，做好产品定价风险与利差损风险的防范。最后，在监管制度框架要求内，完善组织架构和资金运用相关制度、投资决策机制，梳理细化流程，监督执行到位，降低资金运用风险，提高投资决策水平。
（二）优化资产配置策略
优化保险资金配置，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在市场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调节整体投资收益率，保持收益的稳定性。
1.重视固定收益另类投资的资产配置。在利率偏低的前提下，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收益率也偏低，可加大配置一些高利率的信贷类产品，利用保险资金期限长且稳定的特点，通过拉长周期或者匹配好资金之间周期转化提高收益率，规避阶段性的收益类风险。还可x择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其他金融产品替代一些债券类固定收益资产，如高股息蓝筹股、优先股的股权投资等。
2.合理控制权益类投资比例。权益类投资面临波动性风险，需选择基本面不错、前景较好的行业和公司做资产配置，侧重在投资而不仅是为了交易。比如泰康的投资重点方向选在健康医疗、消费服务、能源环保和新型农业，并以债权和股权投资的形式支持地方政府重大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清洁能源、城镇化建设等工程。可以通过股权投资来延伸自身的产业链，且股权投资也符合险资投资时间长的特性。与股票投资相比，股权投资可以把险资的资源和能力嫁接到投资的公司，为公司带来增量资金的同时，也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做出持续性的贡献。
3.在海外资产配置上按照从发达市场到新兴市场、从权益到债券、从被动到主动的顺序配置。引入和应用更多风险对冲工具和风险管理工具，积极主动管理风险。一是拓宽境外投资范围，目前我国保险投资区域以香港市场为主，投资的品种以权益类资产和不动产为主，今后可重点关注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元资产、风险资产和非公开市场，推动全球化资产配置达到新水平，提效升级；二是建立与国际化相适应的内控体系和投资决策机制，充分应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解决资产配置中风险控制难题；三是打造全球化资金运用体系，如设立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境外机构；四是加强与境外经验丰富的机构合作，引入国际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可合资成立海外投资基金，学习外方先进管理技术和经验，把握全球资产配置机会；五是设计出和国际接轨的评价体系，对境外投资成果进行合理的评价和考量。
（三）加强人才培养引进机制
随着险资投资渠道的不断放宽，保险资管行业发展迫切需要大量投资人才。人才培养与引进速度满足不了业务快速发展的需求，加强人才储备，充实人才队伍成为当务之急。一是校企联合，与相关院校专业做保险资管定向培养；二是建立市场化人力资源机制，引进并储备一批专业化领军人才；三是与专业机构私募股权基金合作，在适度风险承受范围下，可以扬长避短，借助专业团队解决人才问题。
参考文献：
[1]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年4月14日修订的
[2] 2016年1-6月保险统计数据报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篇10
[关键词]离岸公司 并购 企业 法律分析
离岸公司泛指在离岸法区成立的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离岸公司在下述方面具有比其它地区的公司更大的优势：享受注册地的低税率甚至只须缴纳年度管理费、设立便捷、具有保密性、无信息披露义务等，因而很容易成为机构投资者以及国内企业利用其进行外资并购，规避我国法律，甚或扰乱并购秩序以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工具。所以，我国的法律和政策应当对利用离岸公司从事并购活动的模式给予高度重视。
一、外资与国内企业利用离岸公司进行并购的动因及模式
与国外的并购法律相比，在我国通过股权交易而完成的并购活动的法律限制较多，外资并购国内企业面临种种不便，使得投资者绕道离岸金融中心对国内企业进行并购。分析其动因，除避税外，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规避东道国法律严格的管制规定，方便收购并提高资金流动性；隔离在华经营的子公司对母公司的不利影响。而国内企业为了扩大融资渠道、吸引外资，往往也愿意注册离岸公司，便利外资并购。
（一）规避东道国和投资国的法律和政策的管制
1.规避我国外商并购的相关法律，增强资本的流动性
我国对于外商投资和并购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如在任何形式的并购中都存在多个行政部门的审核和批准制度，包括审批机关、登记机关以及其它如海关、商检部门的审批。通过离岸公司的运作，国内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均可以达到规避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目的。具体做法是：国内企业通常采取与外国投资者达成协议，由国内企业在离岸中心注册离岸公司，再由外资进行收购的方式。如此一来，这种公司之间的并购属于发生在两个外国企业之间的并购，从而规避我国对并购企业的管辖权。
另外，在国际投资中，外国投资者往往在投资之初在离岸金融中心对具体的项目分别设立不同的子公司，当在华投资的项目成为收购目标时，只需通过购买海外具体的子公司就可以达到并购的目的（注：马栋巍：《外商投资企业在岸并购法律实务初探》，《上海证券报》2003年2月25日。）。这种方式使得外商可以完全避免适用我国较为严格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而仅通过境外子公司的合并、分拆，或转让子公司的股权来达到并购的目的。此外这种方式还有助于提高外资的流动性。
2.外资规避外资母国（资金来源地）的管制
国外投资者可以利用离岸公司规避母国投资政策上的限制。例如，台湾反对企业向大陆投资，台湾投资者往往注册离岸公司以避开台湾当局的规定，借助离岸公司的名义对大陆企业进行并购。鉴于离岸公司的保密性特点，一般台湾当局无法获得足够证据对其进行处罚（注：商务部研究院课题组：“离岸金融中心在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潜在风险与对策”，moftec.gov.cn/article/200405/20040500219779_1.xml.）。
（二）实现境外上市融资
公司利用跨国收购的方式实现境外上市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内企业借壳上市，意在筹集海外资本；二是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意在以低廉的收购成本获得超额的回报。
就国内方面而言，由于我国民营企业上市受到很大限制，审批程序复杂、耗时和相对不够透明，国内企业往往利用离岸公司在境外借壳间接上市，规避国内的管制措施，尽早融得大量资本。目前，国内企业借壳上市的方式日趋多样化，其中一个主要的途径是，先在海外的某个离岸金融中心注册一家投资公司，通过该离岸公司收购外国某交易所的一家上市公司，再通过该上市公司以外资的身份反过来收购国内企业的股权。在这一系列收购的运作之下，国内企业在掌握控制权的情况下，将其财务报表合并到上市公司中，实现了海外借壳上市融资。
在外资并购方面，国外公司收购国内企业，再通过控股公司包装上市获利也是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的惯例。近年来，外资并购在主体和对象上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实施并购的外资主体除了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外，还出现了一种具有投机性的金融资本；而并购的对象也从过去一般性的国有企业转向效益较好、管理水平较高的国有骨干型企业。在并购获得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后，外方在离岸中心注册一家控股公司并将其在境外上市融资或者把所持股份转让给其他外商。为了达到控制企业的目的，外资可以只采取合资控股的方式，收购国内企业51%的股权，从而形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根据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制定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暂行规定》第9条的规定，外商只需要先垫付很少的资本就可以成功地实现对国内企业的并购，达到控股地位。外方再将其所持有的股权注入离岸公司并在境外上市，就可以凭借我国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市场占有率等大量的无形资产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优势“募集到其收购成本5-10倍的超额回报”（注：刘李胜著：《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2 月第1版，第144页。）。
（三）避税
注册离岸公司进行合理避税是大部分离岸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在外资并购背景下设立离岸公司也与此目的有关。在我国，外资并购上市国企非流通股，并不必然改变原上市公司的内资企业的法律地位。我国对外资并购企业以25%为界限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对低于该界限的外国投资者而言，由于其被认定为“非外商投资企业”，其外国直接投资所承担的境内所得税并不在税收协定的适用范围内。由“企业所得税”所引发的双重征税无法按税收协定的相关间接抵免条款予以减除，无形中阻碍了部分外资并购的进程，加大了并购成本（注：厦门大学财政系：《跨国公司并购境内企业涉税政策探讨》，摘自：《WTO与法治论坛》，stwto.shantou.gov.cn/luntan/article/55.htm.）。
若外国投资者设立离岸公司，则只需交纳每年的管理费，无需再缴纳其境内所得税。此外，外商在兼并我国企业后的利润也可以转移到离岸公司的账上，利用离岸公司税收上的优惠达到避税目的。对国内企业来说，注册离岸公司后重新返回内地并购其它企业，不仅可以享有离岸注册地税收上的优惠，更可以以外资的身份享有国内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上的优惠。
（四）利用有限责任和信息锁闭保护投资者
东道国的投资风险影响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回报。对于东道国可能出现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法律政策的变动、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纠纷或矛盾等等情况，为保护自身的利益，外国投资者往往先设立子公司，通过该子公司向外投资，利用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建立保护自己的屏障。而通过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离岸子公司更有利于保障国外投资者的利益。这是因为，不仅离岸公司自身是独立于其股东的独立法人，股东享有有限责任，分散投资风险，而且离岸金融中心对信息披露要求比较宽松，并可以对股东和董事的信息保密，不对外公开离岸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使得外国投资者尽可能利用不公开的信息或不公开信息的阶段在并购中抢占先机。
二、利用离岸公司并购存在的法律问题
利用离岸公司并购国内企业，提高了外资的流动性，又可吻合我国政策所要求的稳定性，为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提供了方便之路；同时，国内企业也可以利用离岸公司，吸收外资，开辟并购的新途径。但是，由于利用离岸公司进行并购是对我国法律法规的规避，这一趋势的上升必然导致其它问题的出现。
（一）国有资产的流失
外资并购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分列如下：我国目前还是缺乏有效应对外资并购活动的法律对策及监督；产权交易主体不明确；并购中对国有资产的评估缺乏规范，评估中忽视国有企业无形资本的价值；评估过程不透明，私下交易多，缺乏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出售国有资产者急于求成，利用并购的契机筹集资金摆脱财政困境以及其它个人和小集体利益，等等。
如果不加强对并购活动的规制，利用离岸公司进行并购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国有资产流失的局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我国国有企业实行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模式，经营者或掌握实际支配权的股东可能会侵占公司的资产。而利用离岸公司进行并购更是为这种侵占提供了便利。由于离岸公司保密性的特点，经营者或有实际支配权的股东可以隐瞒其真实身份，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离岸公司，将国有资产注入离岸公司，并伴随着层层控股关系和股权置换，使人很难摸清其真正的所有者。这些经营者或有实际支配权的股东即可以离岸公司的名义，重新回到国内并购国内企业。由于国内企业也是由注册离岸公司的经营者或股东掌控，在并购过程中自然可以利用其职权以及对企业的熟悉程度，低成本收购国有股权，至此，国有资产的流失不可避免。
2.如前文所述，外商只需要先垫付少量的收购资本就可以成功地并购国内企业，取得控股地位。之后，其凭借我国企业良好的经营业绩、品牌优势、商誉和市场占有率等大量的无形资产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景在境外上市或者包装之后转售给其他外商以牟取超额的投资回报。然而，依照现有的资产评估方式，外商借以获得超额回报的这些无形资产并未记入中方的资本，这必然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外方股权的虚增。
（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增大合营企业经营风险
1.绕开了我国法律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国内企业的结果是原企业变更成为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且合营他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在并购组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情况下，外商将其注册的控股公司在境外上市，实质上是把其股权的一部分或全部以股票形式售卖，绕开了该《实施条例》中股权转让的相关规定，实质上剥夺了该外商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的优先购买权。
2.给并购后的外商投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营风险。由于外商收购的对价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全部支付。如果其通过境外上市将全部股权以股票形式进行售卖，则造成境外投资者的额外给付。然而，并购后的合营企业按实际到位的股权比例分红，控股公司的收益必然不足以满足众多股票持有者的投资回报需求。一旦股票下跌及至上市公司宣布破产，外商早已卷走巨额回报，剩下的财务问题就由外商投资企业解决，企业本身和境内外投资者不得不承担巨大的经营风险（注：邵东亚著：《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 145页。）。
（三）挑战《证券法》的信息披露义务
我国《证券法》第41条和第79条规定了股东的信息披露义务，即持有股份有限公司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股东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有关机关提供报告。大股东持股报告制度的价值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可以促使社会公众投资者对大股东迅速增加股票持有量的行为，以及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动的情况有足够的警觉，并依据公开的信息及时做出投资判断；二是借助信息公开制度可以防止大股东利用逐步增加股份持有量的优势，形成信息和股票交易价格的垄断（注：江帆：《试论外资收购国内上市公司制度的完善—从〈格林柯尔购并科龙〉案谈起》，北大法律信息网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2232.）。由于目前我国对于大股东披露义务的规定尚不完善，其中就包括了股东间接持股的问题，所以，在外资利用离岸公司并购的情况下不能充分实现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三、规制离岸公司并购国内企业的对策
（一）完善界定外资的标准
对外国投资者身份的界定是对外资并购实施有效监管的基础，涉及到外资准入和法律适用等一系列问题。一般而言，判断外资的标准有两种，即“注册地标准”和“资金来源地标准”。
目前，我国立法和实践采取的是注册地标准，如《公司法》第199条规定的外国公司，是指依照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登记成立公司。其弊端在于，无法监管外资利用间接控股企业收购等方式规避东道国法律政策的情形。因此，我们应当考虑适用资金来源地的标准作为界定外资的增补依据。另外，对于大量存在的民营企业在境外成立公司再返回国内资本市场，进行上市公司并购的模式则要作个案分析。原则上要严格审查，防止境内外投资者权利义务不对等情况的出现（注：“外资并购四大法律问题”，华夏经纬网huaxia.com/sw/cjzx/zcfg/00154404.html.）。
（二）建立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管
基于上文对利用离岸公司进行外资并购使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分析，我们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采取有力的对策，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国有资产的转让应遵循我国《公司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中有关股权变动及公司合并、分立的基本原则，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特别是要征得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或由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明确授权，杜绝有关行政领导和个别董事会成员私自决定的情形（注：庞锦著：《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78页。）。
在并购的价格上，对于国有企业的并购必须进行严格的资产评估，要将有形资产和企业的商誉、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都纳入评估的范畴。国有股转让价格应依据被并购公司股票的实际投资价值与合理市盈率，并参考签订协议时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和对股价走势的预测等因素确定，将国有资产出售收入与营运收入区别开来，制定合理的转让价格。为此目的，笔者也赞同制定国有资产法（注：宋宗宇：《论我国国有资产在外资并购过程中流失成因及法律对策》，《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学报》1999年8月。）。
除此之外，在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加强对外资到位情况的监督，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三）采取反避税措施
从根本上制止企业利用离岸公司避税的渠道在于：改进税制，对外资并购者一视同仁， “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改变目前税法对海外注册公司有利的局面”；取消对外资的过度优惠，实现内外资平等待遇，从税收、审批、土地、外债等方面减少直至完全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大家庭，跨国资本在中国并购的日益活跃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税收政策应该正确引导这个趋势，使引进外资既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保护这一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合法权益。
（四）规范证券市场，推动证券市场国际化发展
从1995年起，外资控股国内上市公司的现象已日渐普遍，“它意味着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已发展到借助证券市场来进行的新阶段”。要对外资并购的行为加以有效的规制，首先需要一个健全、完善的证券市场，而证券法律体系的完备又是市场本身规范和发展的前提。与国外的证券法律体系相比，我国《证券法》以及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尚有很多的漏洞，如前文所述的大股东披露义务应将间接持股的情况纳入其中，并做出相应的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