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关系范文
时间：2023-09-07 17: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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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我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情况
笔者搜集了20xx-20xx年全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的统计资料如下：
表一： 20xx-20xx年查字典县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指标名称
计算单位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绝对数
增幅
gdp
亿元
41.2
12.9
46.84
14.8
55.32
16.1
67.36
16.3
80.44
16.8
93.96
14.5
110.86
15.0
财政总收入
亿元
1.29
8.8
1.62
15.7
1.96
20.8
2.19
12.2
2.55
16.3
3.2
25.5
4.07
27.2
税收总收入
万元
11525
7.87
14404
24.9
16005
11.1
19761
23.5
21980
11.23
26682
21.4
34588
30.0
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
3.1
3.5
3.5
3.3
3.2
3.4
3.68
税收总收入占gdp比重
2.79
3.08
2.89
2.93
2.73
2.84
3.13
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
89.34
88.91
81.65
90.23
86.19
83.38
84.90
注：税收总收入等于地方税收收入与上缴中央的国税收入之和
上述数据显示，我县的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呈平稳均衡的变化态势。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县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而税收的增长出现曲线型回落现象，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一直保持在3%以上，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80%以上，为查字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财力支撑。
表二：20xx-20xx年南昌市各县区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县区
20xx
20xx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财政总收入（亿元）
gdp（亿元）
比重
东湖区
8.76
169.9
5.16
10.72
200.0
5.36
西湖区
10.2
173.2
5.89
12.44
203.47
6.11
青云谱区
5.22
100.8
5.18
7.06
110.56
6.39
湾里区
2.01
15.1
13.31
2.58
18.03
14.3
青山湖区
11.35
165.5
6.87
13.56
187.5
7.23
南昌县
10.2
153.1
6.66
13.64
184.3
7.4
新建县
5.0
95 /5.22
6.39
115.02
5.56
查字典县
3.2
93.96
3.40
4.07
110.86
3.68
安义县
1.57
28.4
5.53
2.0
34.44
5.81
上述数据显示，我县的财政收入虽然呈上升趋势，但与全市比较，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仍居全市四县五区之尾。06、07年我县gdp的总量与新建县、青云谱区接近，而新建县的财政总收入06、07年分别高于查字典县1.8亿、2.32亿元；青云谱区06、07年财政总收入分别高于查字典2.02亿、2.98亿元。我县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呈现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不相匹配。
表三：20xx-20xx年全省、查字典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对照表
全
省
年份
指标名称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20xx
税收占财政
总收入比重
79.8
80.8
79.8
80.7
81.3
83.7
财政总收入
占gdp比重
9.57
10.09
10.03
10.49
11.1
12.1
进
贤
税收占财政
总收入比重
88.91
81.65
90.23
86.19
83.38
84.9
财政总收入
占gdp比重
3.5
3.5
3.3
3.2
3.4
3.68
上述数据表明，我县的税收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xx年以来，分别高于全省9.11、0.85、10.43、5.49、2.08、1.2个百分点，但财政收入占gdp比重02-07年分别低于6.07、6.59、6.73、7.29、7.7、8.42个百分点，比重呈下降趋势。
二、gdp与财政收入两者关系的剖析
gdp（地区生产总值）是指按市场价格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反映和评价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全貌的核心指标。财政收入指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所取得的收入，是反映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结构优劣的一个主要参数，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从概念功能看，都是众多指标中的龙头指标，都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总实力的具体体现。不论一个地方年终对经济发展的盘点、总结，还是外地客商来该地方考察、走访、评价，首先关注的是这两个指标。
第二、从构成要素看，二者都是依赖于主导产业、重点行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我县20xx年gdp总量为110.43亿元，其中二、三产业分别为56.7亿元、32亿元，占gdp比重分别为51.17%、28.9%，总量占gdp比重80.07%，全县工商税收收入1.5199亿元，占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473亿元的61.45%，两者相差18.62个百分点。尽管gdp中的二、三产业与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的工商税收口径不完全相同，但各自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80.07%、61.45%，这也充分说明两者都是以二、三产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为支撑的。
第三、从相互关系看，两者呈同向比例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凡是gdp蛋糕做得大的地方，财政总收入或一般预算收入额就相对多，反之则相对少。从我县20xx-20xx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看，均在3.1-3.6之间波动，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与全省、全市比，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不够匹配。
第四、从基本性质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质和量的关系。gdp和财政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gdp反映的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总量和全貌。这些经济活动运行质量、效益如何、“含金量”高低，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高，反映运行质量良好；比重偏低则反映经济运行质量偏低。其产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有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也有税征漏管的原因，更主要的是经济运行质量的原因。财政收入是一级政府支配的财力，是办大事和加大投入促发展的基础。因此，提高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显得十分重要。
三、对增加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几点思考
（一）原因分析
尽管我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稳定上升，税收占财政收入的主导地位显而易见，但由于影响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因素甚多，在现行的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增加我县税收收入，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优化财政收入质量，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经济增长是决定税收收入的首要因素。20xx-20xx年，我县的税收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增长的后劲仍然不足，综合经济实力不强，企业经济效益、支付税收能力水平不一，影响了税收的质量。
2、税收政策变化给税收带来双面影响。国家的税收政策会直接推动税收收入的变化，例如我县铜业的退税政策、个人所得税征额上调等明显减缓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3、税收征管水平是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税收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经济现象，涉及各方利益，必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纳税观念、税征人员素质等都直接影响税收收入的征管，制约税收收入的增长。
4、税收结构优化是影响税收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我县主要税收收入来自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20xx年，这三大税种分别为13675、11172、2460万元，占税收收入比重分别为34.3%、28.1%、6.2%，。增值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工业和建筑企业，营业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服务业，而企业所得税主要来自于非农业企业。因此，我县税收结构仍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布局，主体税源在第二产业。由些可见，要实现税收收入持续增长，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就必须优化产业结构，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以保证税收收入的持续增长，可用财力源源不断。
（二）思考与建议
发展经济是增加税收的根本途径。如何利用我县现有的自然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增加可用财力，笔者认为应切实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努力发展经济，广开财源。
首先要加强工业经济建设，构建工业强县。一是要服务重点大项目强财源。要继续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产业的帮扶力度，加强对酒业、烟花、医疗器械、钢构网架等主要行业的跟踪服务，对有色金属加工、医药化工等重点新增税源产业予以财力支持，提升服务水平，向服务要效益，向企业增产增效要税收；二是要扶助中小企业扩财源。坚持“抓大不放小”的方针，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资金、技术等方面问题，为中小企业创造平等竞争发展环境，在支持中小企业经济加快发展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
第二、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过程中，金融保险业、咨询、规划设计、科技、旅游、法律、广告、物流等新兴服务业对第三产业的推动日益增加。第三产业具有投资小、资源约束小、劳动容量大，见效快等特点，所提供的营业税是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无疑构成地方财源的主要方面和壮大地方财力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县第三产业提供的税收逐年提高，但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仍很小。因此，充分发挥我县的资源和区位优势，继续打造好军山湖生态经济圈，加快旅游业的建设步伐；大力发展现代流通业，突出特色，按照大市场、大流通、大商业的要求逐步构建开放式、多层次、多元化的现代流通格局，扩大查字典的税源基础。
第三、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税收可持续发展。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单一主导型结构向多元主导型结构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思维转变，重视技术的引进，注重技术创新，通过企改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使技术型产业加快发展，成为税赋的主要贡献产业。
篇2
自2004年湖南省在全国率先成立非税收入管理机构以来，湖南省非税收入规范管理一直是全国非税收入管理的标杆，享有“规范管理看湖南”的美誉。然而，随着非税收入规范管理的成果不断加大，星星之火正呈燎原之势的时候，部分人又开始对非税收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非议，如“非税收入占比高不利于经济增长”、“非税收入大幅增加是可怕的倒退”、“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值得警惕或加重企业负担”等。为此，《新理财》专门采访了湖南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局长易继元，想听听对他这些问题的看法。
合理的高增长
《新理财》：从去年到今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较为缓慢，而非税收入却增长较快，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贵省也不例外，请谈谈您对这种现象的看法。
易继元：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在近段时间报纸、网络上也有看到，我认为有些看法不是很全面，有些以偏概全。具体主要表现为：
首先，非税收入的管理范围界定不清。
根据现行规定，政府非税收入分别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财政专户管理。地方财政收入主要包括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而目前媒体指出的非税收入增长快、占比高，只是指非税收入其中的一部分，即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长较快，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
从全国来看，2011年全国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的非税收入增长为—0.8%，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长为43.35%。从地方来看，2011年湖南省非税收入总额增长为45%，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长为72%。很明显，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与全口径的非税收入在增长速度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仅用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速代替全口径的非税收入增速，显然是不科学的。
其次，忽略了省情和经济结构的影响。
众所周知，探讨税收收入，要从税收收入的来源去考虑，税收税种主要包括：营业税、企业税、增值税等，直接面向各个企业征收，税收收入的征收标准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随着企业的利润增长而增长。如果一个地区的二、三产业发达，这个地区的税收收入必然增长较快。而非税收入主要来源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等，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较为固定，政府性基金收入与税收收入征收较为相似，按照一定比例征收，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则与当地资源资产的丰富及开发程度有关。综合来看，无论是税收还是非税收入都是与当地的经济结构有着密切关系的，不同的省情决定着不同的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的规模与增长水平，如果忽视这一点，对全国非税收入的增长按一个标准设定，显然是不科学的。
再次，只看到了客观存在的问题。
从2004年我省成立第一个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出台第一部非税收入地方性法规，到今天全国20多个省市成立了非税收入管理机构，8个省市出台了非税收入地方性法规；从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仅2.63万亿元，到2010年全国非税收入实现5.17万亿元 ；从规范之前的“三乱”现象时有发生，到今天“三乱”现象基本不见了等等。应该说随着非税收入的不断规范，壮大了地方财政收入实力，净化了经济社会环境。诚然，非税收入规范管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发展完善都有一个过程。而现实情况是，有的人常常忽略非税收入的成绩，夸大非税收入的问题，显然也是不全面的。
针对这些观点，结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谈谈我对湖南省非税收入增长和占比的看法。总体来看，我省非税收入增长较快，但总规模并不大；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但剔除主观调控等因素后实际占比趋于合理。2004-2011年，全省非税收入总额从338亿元增加到1442亿元，年均增长23%。尽管增长较快，但总规模并不大。以2011年为例，我省非税收入总额为1442亿元，远低于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也低于安徽、河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在全国各省市排名居中，在中部六省排名靠后。2004-2010年，我省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稳定在32%左右；2011年，因财政部调整非税收入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范围，占比达到40%，在全国各省市排名靠前。
四原因拉动论
《新理财》：请问您认为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易继元：我认为，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是非税收入规范管理的成效促进。从2004年开始，我省全面推行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确立了“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新型征管模式，构建了非税收入结算统计体系和信息网络体系，率先将所有非税收入全部纳入财政管理。非税收入征收行为、收缴方式和票据管理等得到逐步规范，基本实现了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为我省非税收入“增长快、占比高”起到了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二是经济结构不优的客观影响。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与发达省份相比，第一产业占GDP比重高，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导致我省税收来源不足，规模不大。同时，我省也是一个资源大省、旅游大省，随着开发利用的深度推进，直接产生非税收入的也较多。这样的省情和经济结构决定了税收收入相对较“弱”和非税收入相对较“强”，从而体现了我省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较高的特点，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与发达省份相同的经济结构和财政收入构成。
三是政策调整的拉动效应。非税收入由预算外纳入预算管理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特别是近几年，财政部多次明文作出相关规定，加快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步伐。2010年以来，我们严格落实《财政部关于将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财预[2010]88号）规定，将除教育收费以外的所有非税收入分别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2011年度，全省由财政专户管理调整为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39亿元，拉动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增长11个百分点，占比提高2个百分点。
四是主观调控的因素影响。近年来，各级政府受政府绩效考核和利益驱动的影响，在税收收入征管主动权不够的情况下，便将非税收入作为首当其冲的选择。同时，由于非税收入管理方式多样以及部分非税收入管理范围不明晰，加上现行规定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是按一定比例计算可用财力，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影响较小，这些都为地方政府主观调增地方财政收入提供了现实可能。据初步统计，2011年，我省各级政府通过主观调增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近150亿元，致使当年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7个百分点。
为非税“正名”
《新理财》：近些年，非税收入的规模正逐步增大，有的人认为非税收入规模大挤占了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的地位，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提法？
易继元：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无论是税收还是非税收入，都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往往又会因为各个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造成了非税收入与税收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一样，但是如果因为非税收入的规模逐步增大就认为非税收入挤占了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显然是杞人忧天。
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非税收入的规模壮大是规范管理的必然结果。近些年非税收入不断壮大，是非税收入规范管理的成果，而不是乱收费。因此，只要是坚持非税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就应该把非税收入与税收都当作财政收入一并看待。
第二，非税收入本身的特点使得非税收入增长具有不稳定性。与税收收入相比，非税收入征收方式的灵活性、征收对象和项目的不稳定性的特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税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如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如果某地有资源时候非税收入数额就会较大，随着资源的枯竭，非税收入的规模又会逐渐缩小；当国有资源丰富的时候，非税收入数额就会较大，税收收入就会相对较小，反之亦然。如果单纯因为某一段时间非税收入大于税收收入，就认为非税收入挤占了税收收入的地位，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三，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的比重应该与当地经济规模、结构、质量一致。前面讲过，无论是非税收入还是税收收入，其征收都与征收的对象和标准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只要非税收入与税收收入征收的设定标准与当地经济规模、结构、质量相一致，就不要人为的去划定非税收入和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各自比重。
《新理财》：非税收入是否可以作为税收的“调节器”存在？面对一些地方财政存在的经济越不好，越向企业收取“过头税”的做法，非税收入是否有可能减轻一些企业和地方财政的负担？
易继元：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无论是非税收入还是税收收入，都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政府性资金，都应该由政府实行统筹安排，本身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
近年来，按照财政部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我们多次开展专项清理，累计清理取消和停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执收项目411小项，并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对下岗职工再就业、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资产、义务教育学生收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涉及收费项目100多小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10多亿元。
规范监督之路
《新理财》：在非税收入管理中，您说因为三条腿走路，才会出现非税收入的弹性情况。如果要归纳为“一条腿”，您认为应该靠哪两条腿走路？有人说独头管理会出现权力失衡的问题，您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易继元：目前，我国非税收入资金管理存在公共财政预算管理、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和财政专户管理三种管理方式，这种“三条腿走路”的管理制度给人为调整非税收入提供了可能。我认为既然非税收入资金都是财政资金，就都应该统称为非税收入，统一管理。财政收入只需要分成两部分，即税收和非税收入，并统一编制预算。所有非税收入资金的取得、管理、使用都应全部予以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审计、媒体的三位一体的监督，自然也就不会出现权力的失衡。
《新理财》：除了管理层次上的混乱，在违反非税收入规则的层次上，无法律依据和违法成本极低，也是地方财政无视规则的重要性的原因。您认为如何改观？
篇3
一、近年来广西非税收入增长现状
(一)非税收入增速快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速。近年来,广西非税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除2007年受政策调整因素影响,增幅低于20%外,从2004年起全区非税收入增幅均超过24%,且均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幅(见图1)。2004~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年均递增24?6%,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5?8个百分点。非税收入规模也随之逐年增大,2008年达到了171?93亿元,比2004年的74?2亿元增长2?3倍。
(二)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居于高位。2004年以来,广西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一直居高不下,每年均在31%以上(2003年以前,仅有2000年比重为30?2%,其余年份均低于30%),高出同期全国地方平均比重均超过13个百分点(见图2)。这几年,广西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全国排位均比较靠前,基本上处于前三名位置,比重排位最低的2008年,也达到第四名。
(三)非税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增大。2004~2008年,广西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分别为16?8%、19%、21%、22?3%和23?8%,其中依靠非税收入拉动增长分别为8?3个、7?6个、8?9个、5?5个和8?5个百分点,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9?4%、40%、42?4%、24?7%和35?7%,非税收入除2007年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较小外,其余年份均超过了1/3。
(四)非税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比重总体上升。随着中央对非税收入预算管理改革力度的逐渐加大,广西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规模不断扩大,从2001年的39?2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71?93亿元,增长4?4倍;纳入一般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占全部非税收入总量的比重总体上升,由2001年的23?2%上升到2008年30?1%,尤其是2004年以后(2007年除外)这一比重均保持在30%以上(见表1)。二、非税收入比重过高的原因分析
(一)地方税收收入增长比较缓慢。
2004~2008年,广西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5%,其中税收收入年均增长18?8%,非税收入年均增长24?6%。通过比较发现,地方税收收入年均增速不仅低于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低于非税收入增速。我们分析认为,造成地方税收收入增长比较缓慢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现行税制制约了地方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将增值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现行比例为75∶25);在北京集中缴纳的铁道、金融企业的营业税、所得税作为中央固定收入,中石油、中石化所得税由共享税改为中央固定收入,跨省区经营企业所得税也先100%缴入中央金库;消费税全额上缴中央;2002年,国家又对所得税实行分享改革,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共享收入,当年中央与地方实行五五分成,2003年又改为分成。一系列的税制改革,使得总量大且较易征收的税种以较高的比例缴入中央,地方主要负责征收数额较小且难于征收的税种,由此形成了税收收入大头在中央而地方留存较少的局面。从广西情况看,2001年地方税收收入139?44亿元,上划中央税收收入84?37亿元;至2008年,地方税收收入346?49亿元,比2001年增长2?5倍,而上划中央税收收入324?88亿元,比2001年增长3?9倍,地方税收收入总量增长明显偏低。
2?广西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对税收增长贡献率偏低。一般来说,相同的经济总量中第一产业对税收收入的直接贡献最小,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大。特别是国家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第一产业直接对税收收入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2007年,广西第一产业的税收占其增加值的比重为0?05%,第二、第三产业则为14?6%和11?5%,对税收的贡献分别为0?1%、56?3%和43?6%。广西第一产业比重过大而第二产业比重偏低,制约了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
3?各项减税政策直接减少地方税收收入。一是国家实施的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使地方可征税收收入减少。2003年以来,除了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提高部分矿产品资源税以及2007年6月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之外,国家没有开征新税,也没有提高主要税种的税率,而是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改革和发展的税收减免政策。这些减税政策主要有: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起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5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2003年广西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收入17?97亿元);2008年起企业所得税实行“两法合并”(减少广西当年企业所得税收入约6?6亿元);2008年3月起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减少广西当年个人所得税1亿元左右)。从2009年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对税收收入影响更大,初步预测减少税收收入33亿元。二是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应减少了税收收入。主要有:以降低所得税为主的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税收优惠政策等。据统计,由于执行西部大开发等税收优惠政策,2005年广西减免企业所得税15?54亿元,2006年为18?56亿元,2007年超过20亿元,呈逐年上升态势。虽然从长远看,实行减税政策,有利于优化环境,发展经济,为税收收入提供经济基础和税源保障,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将势必对税收收入增收带来影响。
(二)非税收入快速扩张。
在地方税收收入缓慢增长的同时,非税收入(指纳入一般预算管理)则呈现快速扩张态势。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达到了171?93亿元,比2001年的39?23亿元增长4?4倍,而同期地方税收收入仅增长2?5倍。2004~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年均增幅为24?6%,高出同期地方税收收入年均增幅5?8个百分点,也高出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幅4?1个百分点。造成广西非税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
1?不少地方政府把非税收入作为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手段。
近几年来,广西各地不断加大经济建设力度,在经济发展加快的同时,财政收支矛盾也越来越突出。2004年,全区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尚达到47%,之后逐年下降至2008年的40%,也就是说,2008年60%的地方财政支出需要靠转移支付维持,并且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由于地方预算内财力无法满足规模庞大的政府支出日益增长的需要,加之上级转移支付的力度不足,不少地方财政支出缺口很大,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想方设法税外收费,将矛盾的解决偏向各类非税收入上来,千方百计增加非税收入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增加开支财源的无奈选择,最终导致非税收入规模不断扩大。
2?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不够完善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观念共同作用,使得非税收入增长无序。
我国在非税收入管理方面至今尚未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或行政法规,造成各级财政部门在监管非税收入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难以严肃查处非税收入管理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违纪问题。同时,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及职能划分,存在相互交叉、多头管理的运行机制,政府行政职能上“缺位”与“越位”的现象并存,使非税收入存在收费主体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门等不规范现象。再加上目前“收支两条线”改革不彻底,仍没有实行规范的完全的收支脱钩,“谁收谁支、多收多返(还)”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即使是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明脱暗挂现象仍普遍存在。由于管理制度不够规范和完善,客观上助长了执收执罚部门和单位通过扩张非税收入来寻求小团体利益,随意增加收费罚款项目,扩大收费罚款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乱支滥用、截留挪用等现象屡禁不止。执收款项的多少,甚至还影响到执收单位在地方政府中的话语权,各个执收单位之间收费收入互相攀比竞争,最终导致非税收入增长无序。
3?部分地方过度依赖非税收入拉动财政收入增长。
近年来,广西的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进入了10年来发展的最好时期。受经济快速增长的拉动,广西财政收入也实现了较快稳定增长。尤其是2004~2008年,广西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8%,一般预算收入更是突破20%,达到了20?5%。然而,如此快速的增长毕竟难以长期维持,特别是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缺乏新的收入增长点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面临着很大压力。有些地方政府为完成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任务,在企业效益低迷、主要税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把非税收入当做“蓄水池”,“堤外损失堤内补”,支持、默许有关部门从非税收入中挖掘增收空间,甚至将政府性基金收入、本应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收入挤进一般预算收入,以确保完成当地财政收入增长任务。这些不规范的做法,既影响了财政收入质量,造成财政收入“虚胖”,又增加了非税收入的比重。
4?一次性或不可比性收入因素支撑了非税收入较快增长。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8年,中央共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收费项目近500项。按理说,非税收入增势总体应有所减缓。实际上,广西非税收入除2007年受政策调整因素影响,增幅低于20%外,从2004年起其余年份增幅均超过24%,2004~2008年,全区非税收入年均递增24?6%,且均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和一般预算收入增幅。造成非税收入不降反增的主要原因,就是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将非税收入征收重点从常规性收入转到一次性收入上来,如通过加快企业改制步伐、加大国有资源管理力度等手段,获得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或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以及按照规定将一些预算外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使非税收入大幅增收。从广西非税收入构成情况看,近年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2007年起分为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占非税收入比重逐年提高,2004年为22?6%,2008年上升到31?3%,2009年更是高达42?3%,大大高于同期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2009年起停止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等经常性非税收入项目的比重(见表2)。
三、合理控制广西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对策
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做到应收尽收。尤其是广西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财政收入总量较小,收支矛盾比较突出,更有必要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客观地说,近几年广西非税收入占比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为8?4%,随后逐年上升至2008年的11?6%,广西非税收入占比则基本保持在18%~20%之间,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也基本保持在31%左右,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从增幅看,近年来虽然广西非税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但总体上仍然低于全国增速,增幅在全国排位也处于中等水平。但也应看到,广西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以及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总体偏高,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比重在全国排位均在前四名以内。由于非税收入大都列收列支,真正能够增加可用财力的部分并不多,广西非税收入的过快增长,占财政收入比重过高,将会导致税源的分化和减弱,造成财政收入质量不高,收入结构不合理,地方财政实力总体不强。同时,非税收入中的一些收费超越了正常的范围,使企业和经营者效益受损,加重了企业和居民负担,侵蚀了税基,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乃至经济发展。因此,必须重视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问题,一方面,要切实加强非税收入的征管,确保应收尽收,另一方面,要努力采取措施,控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提高财政收入的质量。
(一)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
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按照财力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间以及国家与企业的财政分配关系,完善税制,逐步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如中央财政应加大对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使地方有较充足的财力来承担相应的事权。这样,既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又可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履行本级事权的积极性,使地方政府不再靠设法税外收费,增加非税收入来解决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
(二)促进经济加快发展,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经济基础和财源保障。
提高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最终要靠于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应立足广西实际,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大力支持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将其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级和广西财政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适合广西资源、市场、区位优势的工业产业和产品,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对税收增长的贡献率;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积极培植县域财源;创新管理体制,加强对非公企业的服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非税收入管理机制。
一是制定全国统一的非税收入管理办法,以法律的形式界定非税收入的征管范围、征收标准、收缴方式、程序及管理办法,使乱收乱罚、形成执收单位“小金库”、“坐收坐支”非税收入款项、截留挪用非税收入资金等行为的处理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快推进税费体制改革,加快“费改税”的步伐,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减少政府行政性收费项目,将部分行政性收费改为征税。三是完善非税收入征管体制,建立专门的非税收入征管机构,实现征收主体的单一化,统一管理模式。四是实行综合预算,适时削减非税收入财政专户的规模,将非税收入按类型不同分别列入“一般预算”或“基金预算”管理,逐步把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最终实现非税收入全部缴入国库。五是进一步深化“收支两条线”改革,收入全额上缴国库,收入多少与单位及人员的利益彻底脱钩,逐步废除收费养人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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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它来源于经济,但又作用于经济,因为经济的增长能带动税收的增加,而税收又能为政府筹集必要的资金,而且还可以通过改变和调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对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研究税收增长的影响因素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从影响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出发,实证分析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税收收入 财政支出 税收政策
一、引言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通过税收工具强制地、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和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特征。税收来源于经济,但又作用于经济,因为经济的增长能带动税收的增加,而税收又能为政府筹集必要的资金,而且还可以通过改变和调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对经济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税收和经济两者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1994年我国启动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力度最强的工商税制改革。中国税收收入由1994年为5126.88亿元,到2008年已增长到54223.79亿元,15年间我国的税收收入增长了10.6倍左右。所以,研究税收增长的影响因素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从影响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出发,实证分析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原因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二、影响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
影响税收的因素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宏观经济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税收增长的基本源泉,而社会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反映。一般而言,一个国家GDP越高,税收收入会越多。
(二)公共财政的需求
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等都对公共财政提出要求,在公共财力不断增长、 共财政成为财政支出框架的背景下,民生难题尤其是老百姓特别关注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需得到各级政府财政的更多投入。因此对预算支出所表现的公共财政的需求对当年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三)物价水平
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以现行价格计算的GDP等指标和经营者的收入水平都与物价水平有关。居民消费可分为商品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两部分。其中,商品性消费的增长,在短期内促进了产品的销售,减少了存货的积累,可以增加了企业的利润。这种情况下,税收收人可以得到保障.,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于服务性消费及奢侈品的消费,而此类消费品的物价指数比商品性消费品物价指数高。在另一方面,服务性消费存在消费的同时付款,在付款的同时消费的特点,因此会形成欠税较少,从而可以使税收收入增加。
(四)贸易的影响
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的进口总额73284.6亿元,比上年增长15.63%,而2007年的税收比2006年的税收收入增长31.08%,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进口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税收收入的增加。
(五)税收政策因素
我国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两次大的税制改革,一次是1984-1985年的国有企业利改税,另一次是1994年的全国范围内的新税制改革。税制改革对税收会产生影响,特别是1985年税收陡增215.42%。但是第二次税制改革对税收增长速度的影响不是非常大。但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国家为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贯彻实施,对税收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鼓励出口、投资、消费,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收人分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税务部门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和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税收收入具有快速增长的趋势。
三、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设定
(一)变量的选择
依据上述理论,为了全面反映中国税收的增长,本文选择税收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反映国家税收的增长;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代表;选择“商品零售物价指数(CPI)”作为物价水平的代表;选择财政支出额作为财政支出水平的代表;选择进口总额作为贸易对税收影响的代表。所以解释变量设定为可观测的“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额”、“进口总额”、“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四个变量。把其它难以量化的因素都归结到随机干扰项中。本文所采用的是1994年――2008年中国税收总收入、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进口总额以及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数据集,所有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二)模型的设定
设计模型根据199-2008年我国税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统计数据(表1),把模型的形式设定为:
利用Eviews软件中计算出的相关系数,有些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比较大,因此,该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可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即:分别做Y对X1、X2、X3、X4的一元回归,结果如下:
通过以上回归分析,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经济意义检验和统计检验,虽然从理论和实际经验都可以得知,进口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很大,但由于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只有剔除“进口总额”这一变量。所以,模型估计的结果为:
=-14171.07+0.128195 X1+0.328858X2+88.47525X4
t=(-5.180108)(4.525014)(2.646737)(4.048365)
R2=0.998976=0.998697 F=3576.797DW=1.715458
(三)模型的检验结论
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起来的税收收入影响因素模型,经过进行经济检验及统计检验得出回归方程是显著的,即“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税收收入”有显著影响。而且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和商品零售价格分别对税收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结果表明:影响我国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和商品价格水平,各因素数量的变化引起税收总量变化的程度由它们各自的系数来反映。首先,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税收收入增长0.13亿元。其次,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总量与税收成正相关,当年财政支出每增长1亿元,税收收入会增长0.33亿元。所以,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保证税收收入稳步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的经济危机环境下,制定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财政政策,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增加对新型的国家核心产业的投资,增加对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再就业补助及养老保险金等各项支出都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从上式中可以看到,在假定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上涨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就会增长88.47亿元。这说明了商品价格水平对税收收入增加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四、对策及建议
本文是通过从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支出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的角度对税收增长做实证分析影响,以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税收的增长,而且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不仅要提高国内生总生产总值,更需要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优化、升级。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不单单是所有制结构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第三产业结构的重大转变,进而提高GDP。
2.目前我国执行的税种,分别归属于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和行为税类等四大类,不同大类所包含税种的形成机理是不同的,价格对这些税种的影响原理也是不同的。因此,必须采取区分对待的方法。一方面,税收收入要适度,尽可能避免过度征收而伤害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影响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最终又影响税收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要防止市场机制、市场调节作用的增强而导致无序性、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缺陷的发生。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在当前具有明显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根据社会总供求关系灵活调整税负水平,确保居民收入的稳定性,抑制经济过分波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3.财政支出需要支持经济建设,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出结构性调整。在确保经济建设支出总量的同时,注意经济建设支出使用的范围,避免政府投资对于市场经济的过分干预,保证政府投资结构的合理性,要重点支持国计民生的产业和经济支柱发展,只有合理化支出,保证政府投资效益的高效性,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增加税收收入。
4.制定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既要保证财政收入,又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制定税收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条件下,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国家整体财力的可能,以及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确定一个适度合理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既不能一味地强调“保税”而不顾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只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而不注重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和经济的长远发展。例如:企业的某些定期减免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些定期减免税政策,如“两免三减”、“五免五减”等。再如: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政策,随着国家鼓励证券投资的各项政策的实施,2008――2009年间我国的证券投资市场异常活跃,从而使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增长迅猛。另一方面:尽管这几年,我国政府部门加强税收征管,减少了税收流失,推动了税收收人的进一步增长。但当前税收执法中还缺少具有权威性、职能健全的专门机构以及居民的纳税意识比较弱等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税法执行的程度,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所以健全纳税法规以及加强居民的纳税意识都可以增加税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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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增长；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143-02
一、理论框架
经济是税收的源泉，经济决定税收，而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即税收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阻碍经济增长，这是税收与经济关系的一般原理。税收怎样影响经济？ 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 美国著名学者拉弗通过拉弗曲线阐明了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见图1。
图1 拉弗曲线
在税率为0时，税收收入为0；税率为100%时，将无人工作，生产停止，无税收收入。若税率降至B点，则生产恢复，有少量税收；当税率降至B点时，生产扩大，税收增加。同样，若税率从0升至B点，收入也会增加，但不会影响生产。在A点，生产量和税收收入达到了最大值，超过A点，生产和税收都会下降。结果表明，宏观税负水平与税收收入及经济增长之间既依存又制约。所以，应该存在一处既能兼顾税收收入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
要理清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离不开对税收弹性的分析（税收弹性用E来表示）。当E1时称为富有弹性，它表示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二、实证研究
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个：（1）从宏观经济看，经济的整体增长是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2）公共财政的需求。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预算支出所表现的公共财政的需求可能会对当年的税收收入有所影响。（3）物价水平。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以现行价计算的GDP等指标都与物价水平有关。
为了反映上海市税收增长的全貌，这里选择“上海市财政收入”中的“各项税收”（简称“税收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反映上海市税收的增长；选择“上海市生产总值（GDP）”、“财政支出”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
构造模型如下：Yt=β0+β1 X1t+β2X2t+β3X3t+μt
其中，Yt——第t年税收收入（亿元） X1t——第t年上海生产总值（亿元）
X2t——第t年上海财政支出（亿元） X3t——第t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三、相关统计数据的搜集
为了估计模型参数，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搜集1978—2009年的统计数据。
四、模型参数的估计
Yt=β0+β1 X1t+β2X2t+β3X3t+μt，μt为随机误差项，通过Eviews3.1，根据统计数据，得到如下回归分析结果：
=-529.6376+0.002056X1+0.754296X2+5.682894X3
SE （228.4194） （0.028093） （0.146957） （2.094008）
t （-2.318707）（0.073175） （5.132769） （2.713884）
R2=0.9867392=0.985318 DW=1.357135 F=694.4962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得情况下，GDP每增长1亿元，税收收入将增加0.002 056亿元；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每增长1亿元，税收收入将增长0.754 296亿元；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将增长5.682 894亿元。
五、模型的检验
（一）经济意义的检验
从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系数的具体取值两方面考虑，回归结果符合经验理论和经验判断。
（二）统计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可决系数 R2=0.986 739，调整的可决系数2=0.985 318，这表明模型拟合的较好。Y（税收收入）的变化的98%可由X1（GDP）、X2（财政支出）和X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这3个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2.方程总体线性的显著性检验
针对零假设H0：β1==β2==β3== 0，若给定显著性水平α =0.05，查F分布表得临界值Fa（k，n-k-1）=F0.05 （3，32-3-1）=2.95，而F=694.496 2，远大于临界值2.95，所以拒绝零假设，认为回归方程显著，即“GDP”、“财政支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这3个变量联合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此外，还可以利用回归分析结果中给出的P值迅速作出判断：如果假定显著性水平为5%，Prob（F-Statistic）=0.000 000，远小于0.05，则可以拒绝所有系数都为零的假设。
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分别针对零假设H0： βj=0（j=1，2，3），若给定显著性水平α =0.05，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 =（32-3-1）=2.048，回归分析结果中与 1、 2、 3对应的t统计值除“0.0731 75”外，其绝对值均大于2.048.因此，分别拒绝 β2和 β3等于0的零假设，认为“财政支出”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这两个变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若给定显著性水平α =0.10，则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税收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六、计量检验
（一）异方差的检验（White检验）
1.检验的具体步骤
根据White检验的基本思路，可建立辅助回归模型：
在得到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后，通过Eviews3.1软件，此时屏幕上将出现White检验的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White检验的结果
2.判断是否存在异方差
从图2可以看出，nR2=22.506 19，给定显著性水平，比如α =0.05，查χ2分布表得临界值χ2
0.05=41.337。由于nR2
0.05（28 ），所以接受零假设，认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1.从可决系数、F检验和t检验综合判断共线性
从图1可知，可决系数（R-squared）R2=0.703 318，由此可知模型拟合较好；F统计量（F-statistic）为5.794 840，并且F检验的伴随概率Prob（F-statistic）很小，方程具有显著性。而一个回归系数的t检验伴随概率大于5%，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2.用相关系数法进行共线性诊断
通过Eviews3.1软件，在命令窗口键入COR X1 X2 X3，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由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部分解释变量相互之间相关系数较高，存在某种程度的多重共线性。
3.序列相关性检验
由图2可知，DW=2.969 510，此时2
七、赤迟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
在本例中，Eviews软件的估计结果显示AIC值与SC值分别为20.822 75和21.280 79，应与只包含“上海生产总值”与“上海财政支出”这两个解释变量时的相应的AIC值与SC值进行比较。而且，只包含两个解释变量的AIC值与SC值应大于包含3个解释变量的AIC值与SC值，说明“上海生产总值”与“上海财政支出”可作为解释变量包括在模型中。
八、建议
篇6
在此之前，国家统计局也了同一期间的国民经济增长及其相关数据。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1元，同比增长13.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706元，同比增长2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7%。将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及其相关数据联系起来，社会热议的程度便更是上升了一层。
当然，中国人对于财税收入高速增长现象的关注，并非始于今日。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算起，已经至少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只不过，在当前通货膨胀势头居高不下、收入分配形势异常严峻的背景下，人们对于这种司空见惯现象的反应，已经变得十分敏感。从这一段的情形看，将其完全当作好事而为之欣喜的人不多，而对其持忧虑态度甚至发抨击之辞的人多起来了。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财税收入的高速增长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经济现象。对于它，只能在多元变量的交互作用中去做多视角的分析和判断。在笔者看来，起码如下的几个因素是要进入视野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财税收入高速增长，特别是今年以来的财税收入增长，是在税收制度未做增税调整、甚至还有减税动作的条件下实现的。在既有税制格局不变条件下而实现的增长，显然不能也不应归之于政府主动性的增税举措，而系现行税制自身的作用。故而，对于财税收入增长持续高于国民经济甚至居民收入增长的现象，应当从现行税制及其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原因。此其一。
除了现行税制的作用之外，财税收入的增长，也会得力于加强税收征管的作用。这是因为，在现行税制的格局下所采取的加强税收征管措施，可以有助于减少税收的跑冒滴漏，自然会收获增加税收收入的效果。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税务部门必须追求的目标。故而，对于通过加强税收征管而实现的财税收入的增长，应当将其视作一种正常的现象，不仅不应怀疑，而且要为之鼓掌和加油。此其二。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前面所说的规范性的财税收入之外，政府还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和收入来源。比如，各种政府性基金、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障缴费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等。人们所感受到的、被称作税收负担的东西，也包括政府通过上述的渠道和来源所取得的收入。故而，不仅仅是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增长值得关注，上述的这些政府收入渠道和来源也值得关注、甚至更应当关注。应当将所有的政府收入统统纳入视野，从而对税收负担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此其三。
篇7
现代社会，税收不仅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工具，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进行，我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在一定程度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增长持续良好，我国税收总额从1995年的6038亿元，增长到了2015年124892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21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关系越来越密切，税收来源于经济同时反作用于经济，要实现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必须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协调配合，税收收入作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一方面要尽可能的满足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能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对影响税收的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优化税制结构，使税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针对税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对税收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阶段，影响税收收入的经济因素是多元的这一观点已成定论，但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例如：李卫刚（2007）认为，利用江苏、安徽、四川三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经济增长和价格因素最为重要。孙玉栋（2008）采用因素分析法的指数体系对我国1994～2006年税收收入、经济增长、税收政策及征管等进行量化处理，认为影响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税收政策以及征收管理制度等。安体富（2009）针对我国长期内存在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导致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主要经济因素有价格水平、经济结构、经济效应，除此外也受税收政策、制度、管理以及税款虚收的影响。胡才君（2009）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税收收入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回归结果认为影响税收增长的因素主要除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和财政支出总量外，也受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的影响。欧阳若澜，杨洁茹（2010）通过实证分析和模型检验认为税收增长的影响因素除GDP和财政支出外还受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影响。
综上所述，尚有文献大多基于实证或纯理论分析，但研究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数据或者理论本身，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及研究涉及的具体数据在时间区间和区域选择的不同，得出对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结论仍然存在争议。各指标对税收的具体影响及比重分析的不够详细。因此，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影响税收收入的经济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为促进税收增长和优化税收结构提出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意义。
三、经济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1.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如表1所示，本文选取1995年～2015年间的税收收入、GDP、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七个指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其中税收收入为被解释变量设定为Y， GDP、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为解释变量分别设定X1、X2、X3、X4、X5、X6。初始模型设定为：
2.逐步回归
根据相关系数表可知，税收收入与GDP相关性最强接近1，设定Y=β0+β1X1+u为初始模型，然后将其余变量逐步加入模型作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2可以看出，逐步回归过程中依次引入变量X3、X4、X6的时候，模型的拟合优度虽然得到提高，但变量X3、X4、X5并没有没有通显著性检验，且X3、X4系数为负值，表明经济意义检验不通过。引入变量X5时，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改善，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认为X3、X4、X6是引起多重共线性的解释变量。最终模型以lnY=f（X1，X2，X5）为最优，即：
税收收入影响因素主要为GDP、进出口总额和财政支出，3个解释变量与税收收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3.模型检验
运用EVIEWS6.0软件，采用加权的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根据回归结果，模型的可决系数和修正的可决系数接近于1，模型拟合程度较好。X1、X2和X5的t统计值伴随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t检验通过。F统计值为113768，显著性概率P接近于0小于显著性水平α=0.05回归方程显著。即用自变量X1、X2和X5来预测税收收入的多元回归模型与数据拟合程度比较好。各变量系数为正，表明GDP、进出口总额、财政支出3个解释变量均与税收收入显著正相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GDP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2809%；进出口总额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1853%；财政支出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5981%，经济含义检验均合理。
四、税收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经济分析
通过上述模型，得出影响我国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是GDP、进出口总额以及财政支出的结论。
1.GDP总量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根据数据计算可知税收的收入弹性在1左右波动，GDP与税收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从模型来看，对税收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GDP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2809%。从根源上来说，税收是经济的产物，无论是对消费品的流转额作为征收的消费税，还是对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所征收的投资税，都是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只有经济快速发展，税收增长才会具备坚实的税源基础，如果经济发展缓慢或者停滞，税收将没有快速增长的可能。从很大程度来说，GDP增长是税收收入增长的首要因素。
2.进出口总额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进出口总额与税收收人呈正相关的关系，进出口总额的变化会对税收收人产生同方向的变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出口总额每增长1%，税收收入将增长0.1853%。目前关税收入已经成为我国财政收人的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还可以为财政积累资金保障政府职能的发挥。因此，争取海关税费仍然是中国现行的关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财政支出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财政支出表明了财政对GDP的实际使用和分配的规模。通过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实现资源的配置，直接影响社会生产的规模和结构。财政支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没有财政支出就没有经济的扩张和经济增长，因而财政支出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是显然的。根据瓦格纳法则，财政支出会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同时财政支出的规模直接决定了税收收入的增长，因为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职能的实现，依靠税收收入的比重。财政支出总量与税收成正相关，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每增加1%，税收收入增长0.5981%。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保证税收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
篇8
【关键词】税收增长；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一、理论基础
（一）经济增长决定税收增长
首先，经济增长能够通过扩大税源增加税收收入，经济越发展，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纳税主体缴纳的税款也越多。事实上，离开经济的支持，征税将无从谈起。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会带动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也会帮助个人提高收入，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也会随着税源的增加而增加。最后，税收政策的制定是需要根据经济形势相机抉择的，当经济过于繁荣时，需要缩减政府开支多征税；相反，当经济过于萧条时，需要制定结构性减税政策，多增加公共支出，可以说，税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简言之，经济增长决定税收增长，有什么样的经济总量，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税收收入水平，只有两者相适应才能够保持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的协调。
（二）税收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满足政府公共支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其次，税收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采取加税政策，能够很好地缓解缓解经济过热，而减税则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根据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有助于调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最后，通过税收能够有效地调节不同行业及个人的收入，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分配公平。
二、对策建议
当前，如何保持税收和经济协调发展，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财力保障作用，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北京市税收收入。首先，经济总量的增长要求税收收入随之增长，而目前北京市的征税水平仍然较低，因此有必要提高北京市税收收入。然而，提高征税水平并不是简单地不加论证地提高征税税率。
笔者认为税收收入的增加重点在于扩大税基而不是提高税率。因此，有必要结合福建省的实际情况试行减税政策。首先，对于企业来说，减税有利于企业增加利润留存，扩大企业规模，加大技术投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效益，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节能领域，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来说，减税有利于增加收入，刺激消费。通过减税保障征税效率，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增加税收收入。然而，减税并不意味着全面削减税种、下调利率，而是结合税制改革和福建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条件、有针对性地适度降低一些主体税种的法定税率。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可以适当地扩大一些税种的税基，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新的税种，通过减税和扩大税基政策的配合使用，有利于北京市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降低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晨露.浅析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J].管理观察,2010,01.
篇9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征收范围；统筹改革
当前我国增值税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二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转型改革指的是，固定资产增值税由不得抵扣向可以抵扣的制度转型。征收范围改革指的是，在目前征收营业税的领域里改征收增值税，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我国增值税转型改革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但是征税范围的改革尚未启动。本文着重探讨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的设想，进而分析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税范围改革、统筹税收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的意义。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现状
增值税转型改革始于2004年7月，东北三省的8个行业首批进入试点领域。其后，2007年在中部26城市进一步扩大试点。2008年7月，内蒙古东部5个盟市也被纳入试点范畴。财政部2008年7月公布第四批试点的区域，包括地震受灾严重的四川、甘肃和陕西三省的51个县（市、区）。
总理在2008年11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修订草案）》。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经测算，2009年实施该项改革将减少当年增值税收入约1200亿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约60亿元、教育费附加收入约36亿元，增加企业所得税约63亿元，增减相抵后将减轻企业税负共约1233亿元。①为应对国际金融风暴，刺激内需，通过投资和减税拉动经济增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意义重大。
增值税转型只是增值税改革的一部分，它只解决因固定资产的增值税不得抵扣而产生重复征税和抵扣链条中断的问题。在我国，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合理断裂的现象，更主要出现在营业税征税领域里。完善的增值税抵扣制度，不仅依靠增值税转型改革，也离不开征收范围的改革。
国际上增值税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增值税征税范围包括：所有货物销售、生产性加工进口、修理修配、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建筑安装业、劳务服务业等。而我国对境内销售货物、进口货物以及加工修理修配业务收入征收增值税；对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等行业征收营业税。
与国际规范的增值税制度相比，我国的增值税范围偏窄，将与货物销售关系密切的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邮电通讯业、服务业等排除在增值税征税范围之外，货物在此环节上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削弱了增值税环环相扣的制约作用。
统筹增值税转型与征税范围改革，在税收体制建设方面有其共性。另外，征收范围改革带来的税收收入效应，可以成为增值税转型改革顺利推行的财力保障。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改革必然引起增值税收入的增加，营业税税收收入的减少。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使得各级政府的收入结构及水平也会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为了保证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不受影响，必须重新调整税收收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因此，统筹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必须以财政体制的改革为配套措施。
二、两个统筹改革设想
（一）统筹转型改革与征税范围改革
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是指，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协调同步进行。
在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推行之际，对目前营业税征收领域中存在问题较多的行业，也应该改征收增值税。在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方面，首先将现行增值税运行中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的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由于这两项业务具有涉及货物销售和劳务性质，而不是纯劳务行业，改征增值税后，可使增值税抵扣链条更加完善，使整个货物从生产和流通直到最终消费阶段，不会出现断裂或重组链条的现象；而后平稳过渡，再扩展到销售不动产、邮电通信业及仓储、租赁等直接与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关系较密切的行业。优化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尽可能大力度地覆盖到劳务领域，直至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领域。
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会使增值税收入增加，其增加收入效应可以弥补转型改革引起的减收效应。增值税转型改革过程与扩大征税范围的改革，有着天然的互补性。
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中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相关数据为计算基础，以2006年度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机器设备投资额，来代替全社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增机器设备的价值。税率假定：增值税税率为17%，营业税税率为3%，所得税税率为
25%，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5%，忽略教育费附加的因素；又假定，所有征收营业税项目全面改征收增值税。
首先，固定资产增值税允许抵扣对税收收入的总影响。2006年的机器设备工具器具的投资情况为：第一产业即农林牧渔业
2749.9亿元、第二产业48479.1亿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设备投资额为51229亿元，按17%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得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8708.93亿元。那么，增值税的减少引起的城建税下降金额为435.4465亿元。因为，增值税不得在税前扣除，所得税税基会相应提高，应纳所得税会有所增加。应纳税所得额增加9144.3765亿元，即（8708.93+435.4465），应纳所得税增加约2286亿元。增值税转型改革带来的税收下降总金额约为6858.38亿元。
其次，营业税的征税领域全面改征收增值税对税收收入的影响。2006年营业税总额5128.71亿元，按3%的比例换算的营业收入总额为170957亿元。如果对该营业收入征收17%的增值税，应该征收29062.69亿元增值税，超过营业税收入23933.98亿元。同时按5%的城建税计算的多收城建税为1196.7亿元。因为营业税是价内税，计算所得税时可以扣除，而增值税则属于价外税，计算所得税时不能扣除。因此，营业税改征收增值税以后，应纳税所得额会提高，金额为5128.71-1196.7=3932.01亿元，相应按25%的税率计算的所得税增加额约为983亿元。
营业税改征收增值税，总税收收入增加983+23933.98+
1196.7=26113.68亿元。
增值税转型改革使得税收收入减少6858.38亿元，而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使税收收入增加26113.68亿元，税收收入净增加19255.3亿元。所以，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对弥补财政收入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
（二）统筹税收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
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会引起税种的变化，它属于税收体制改革的范畴。在当前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增值税属于共享税，其中，进口货物的增值税收入全部归于中央，内销货物的增值税收入中75%归中央财政，另25%则归于地方财政。营业税中，除了中央企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铁道部集中缴纳的营业税收入属于中央外，其余归于地方财政。对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的调整，使增值税收入增加，使营业税收入减少。也就是说地方税收收入会降低，中央财政收入会提高。为了保证各级政府应有财政收入的稳定，需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重新分配财力，而税收收入分配则属于财政体制改革的范畴。因此，税收体制的改革必然会牵动财政体制改革，缺乏财政体制配套改革，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改革无法单独执行。所以，必须统筹税收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总理在2008年“两会”新闻会上表示，在任期内要下决心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这说明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有可能为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提供有利的改革时机。
至于财政收入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重新分配，采用何种方式，是学界及政府部门目前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不论财政收益是以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补偿给地方政府，还是以改变收入的分享比例来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或是以税种的重新分配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都是财政收入在保证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和保持地方公共服务能力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的过程，也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内的动态博弈过程。
三、统筹改革的意义
在当前，统筹增值税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的改革，统筹税收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当前财税体制
增值税转型改革形式上表现为，要解决企业固定资产重复征收增值税的问题，本质上则属于对增值税抵扣链条的纵向疏通问题。而征收范围改革表现为，要解决行业间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断裂问题，其本质属于对增值税抵扣链条的横向贯通问题。增值税最大的特点是，对增值额环环抵扣税金。也就是说，完整的增值税制度必须有完善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制度。因此，从完善增值税体制角度来讲，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目标完全一致。目前的“增量抵扣”试点转型方案，在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方面，不仅没有起到积极效果，反而使增值税抵扣制度更复杂，因而也就更易混乱。所以，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改革不仅在收入方面互补，在改善税收体制方面也有共性。
目前财政体制改革是个热门话题，其集中表现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合理分配收入的问题。而作为地方最大收入来源的营业税和作为中央最大税种的增值税，其重新分配是整个财政体制改革中的关键所在，它的解决有助于整个财政体制改革的顺利实现。
（二）有助于保障转型期财政收入的稳定
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说明增值税的税基会降低。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不论选择何种转型模式，都会使增值税收入降低。在“增量抵扣”等逐步转型方式下，转型期往往比较长，增值税收入下降相对缓慢些；而直接转入“消费型”增值税模式，转型过程比较快，相应的短期财政收入会有较明显的降低。所以，转型改革必须以相当的财力为保障才能顺利实施。
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渠道，除了经济发展自然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外，还有以下几种途径，如：开征新税种、提高税率、通过税目调整即将低税率税目纳入高税率税目等。政府开征新税种，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征税对象，其次要经过研究具体征税方案、制定法律、执行征收等很多环节。开征新税种带来的收入效应滞后于转型改革的税收减少步伐。提高税率方式，只有在特殊时期才可以采纳，它不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很大，而且也会引起纳税人的抵抗，执行难度很大，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轻易选择此种方式。
通过现有的征税领域内部的适当调整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操作过程相对较简单，起效也比较快，甚至可以起到改善税收体制的作用。目前，我国增值税与营业税征税范围混乱，税负不公等矛盾已经比较突出，其改革势在必行。因为增值税税率普遍高于营业税税率，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会提高财政收入。所以，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的改革同步进行是缓解转型改革引起的财政收入下降的首选策略。
（三）能够加快改革进程，减少改革成本
增值税转型改革即将全面启动，而征收范围改革还在酝酿中。逐步的一步一步的改革当然有其稳妥过渡的合理性，但是，改革成本也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某种意义上讲，酝酿的时间越延长，改革的成本会越高。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有成本或代价，税收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也不例外。所以，在合理的情况下，以缩短改革时间来降低成本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把转型改革与征收范围的改革同步进行，可以加速转型改革的进程，进而降低改革成本。
（四）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营业税与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合理现象，不仅会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的不完整，更重要的是导致企业之间的税负待遇不公平问题。通过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可以消除营业税与增值税纳税人之间不该存在的税负不公平现象。税负公平促进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增进市场秩序的有序与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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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玉彬.增值税转型试点相关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6.
篇10
关键词：“营改增”营业税 增值税 地方财政收入 地方税收收入
一、引言
我国于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构成了我国目前地方财政税收体系的基本框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行业、企业间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我国长期以来施行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分立、并存机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也日益突出，许多行业面临增值税抵扣链条断裂、重复征税、税负不合理等问题。因此，为了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增值税“环环征收，层层抵扣”科学设计，实现税负公平合理，增值税扩围改革势在必行。
自2012年1月1日我国率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始试点“营改增”以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一系列“营改增”政策法规，增值税扩围改革逐渐深入推进，至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施行“营改增”政策，营业税在我国税制体系中彻底消失。虽然全面“营改增”后，国务院及时出台了调整增值税分享比例的过渡期政策，但营业税作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第一大税种，在改征增值税后，势必打破原有的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体系。因此，研究“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入来源及构成要素比例等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因此，本文主要从中微观层面以江门市的财政数据为例，分析江门市财政收入的结构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
二、江门市 “营改增”试点行业分析
自2016年5月1日起国家全面推行“营改增”政策，江门市房地产、建筑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纳入“营改增”范围，这将对江门市地方财政收入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对“营改增”前期试点行业进行分析。
增值税扩围改革逐步实施以来，江门市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扩围顺利推进。江门市国税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新增7 141户纳税人确认纳入试点范围，共实现6.29亿元结构性减税。由于“营改增”试点行业的实施政策、税率等不尽相同，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不相同，下面将根据前期试点行业中的大类分别进行分析。
（一）交通运输业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电子商务的普及，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江门市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平稳健康的增长，有效地带动了交通运输需求及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根据表1所示，2014年和2015年江门市全年水陆货运量分别为13 753万吨和15 408万吨，同比增长21.8%和10.6%。货运周转量2014年和2015年分别完成167.6亿吨公里和182.29亿吨公里，同比增长21.2%和8.4%。而表中数据显示客运周转量近十年的复合增长率只有1.1%，其原因，一方面受广珠城轨开通、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长分流了部分客运量影响，另一方面受外来人口增长缓慢等因素所致。随着江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多项“搭桥修路”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港口码头以及铁路建设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完善的交通网络，将有效吸引大量投资和劳动力，预计未来客运周转量将得到快速提升。
江门市交通运输业自2012年11月1日纳入“营改增”试点以来， 627户交通运输业企业改征增值税。其中，一般纳税人108户，其他为小规模纳税人。在“营改增”的初期，由于名义税率上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取得进项税偏低等原因，有一半以上的交通运输企业一般纳税人出现税负增加的现象。但随着“营改增”政策的推进，交通运输企业为了适应改革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开始适时更新设备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并最终从改革中受益。2013年度和2014年度均实现了全行业整体减税，交通运输业增量显著，“营改增”减税效应明显。
（二）邮政服务业和电信业
江门市地处珠江三角洲西部，地理位置优越，并拥有丰富的资源优势。随着江门市“东提西进、同城共融”战略的积极推进，江门市经济规模将不断扩大，信息交流、资本融通等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对于电信业和邮政服务业的需求也持续增长。从表2中可以看出，近五年来江门市邮政通信业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尤其是2014年和2015年江门市全年邮电通信业务总量同比分别增长了38.03%和23.2%。
2014年1月1日起，江门市95户邮政业纳入试点范围，2014年6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的电信业执行“营改增”，全市共有259户纳税人纳入电信业“营改增”范围。与其他行业的企业不同，邮政服务和电信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大，绝大部分均已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邮政服务业和电信业，原适用于3%的营业税税率，“营改增”后，调整为11%的增值税税率（增值电信服务适用6%税率），虽然购进商品以及劳务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且国家给予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率的大幅度上升、占据邮政和电信业生产成本较大比例的代办费用和维修费无法进行相应的进项税抵扣等因素，导致邮政服务和电信业企业短期内存在较大的税负上升压力。而随着“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增值税抵扣链条彻底打通，“营改增”政策对邮政服务和电信企业的不利影响将逐渐减少。
（三）现代服务业
2015年江门市服务业的产业增加值达到986.80亿元，占全市产业总值的44.1%，创历史新高，为江门市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十二五”期间，江门市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现代旅游、金融服务、商贸会展、科技服务五大现代服务业，形成高层次的服务业产业群，带动全市生产业和生活业全面发展，同时努力培育发展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已形成了一批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聚集区，现代服务业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纳入江门市“营改增”范围的现代服务业纳税人占试点总纳税户数的比重最大，成为“营改增”试点的主体力量。实行“营改增”后，7个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由于江门市大量现代服务业处于初创和成长阶段，企业购进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设备、办公用品、接受服务等业务发生较多，且进项抵扣的税率大部分是17%，因而行业整体税负水平明显下降。此外，现代服务业中的有形动产租赁改征增值税后执行17%税率，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规定大大减轻了租赁行业的税收负担。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进，现代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先进制造业之间的抵扣链条彻底打通，将更加有利于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三、“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短期影响
本文所指地方财政收入是指由地方政府完成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等项目。其中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也是衡量财政收入的质量、稳定性、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本部分以江门市数据为例，主要分析由地税组织实现的地方税收收入的结构及“营改增”的影响。
（一）税收收入增速回落，“营改增”短期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表3可以看出，近五年来，江门市地方税收收入的总量虽然逐年增长，至2015年江门市完成地税收入165.54亿元。然而，地方税收入增速却逐年放缓，从两位数逐渐降至个位数。江门市地方税收增速放缓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由江门市GDP增速放缓、“营改增”实施等因素共同导致。
2015年是“营改增”的试点范围扩大后稳定实施的一年，铁路运输、邮政服务业以及电信业纳入了“营改增”的行列。从目前的减税规模以及财政收入来看，试点政策对江门市的财政收入总量暂时影响不大，但仍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江门市房地产、建筑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四大行业48 274户纳税人施行“营改增”后，长期占据地方财政收入第一大税种的营业税消失。虽然为保持现有中央与地方的财力格局不变，国务院制定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为五五分成的分享比例的过渡期政策。但是，对纳税人的减税，就意味着财政减收。基于广东省国税局的测算口径，预计2016年为江门市纳税人减负约11亿元，与2015年已征缴的营业税相比，新纳入“营改增”试点的四大行业税负均有下降，减税约5.81亿元；原增值税行业受益于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善，纳税人购进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提供的应税服务，将获得进项抵扣，实现税负持续下降，减轻税收负担约5.19亿元。因此，在江门市整体税基无重大突破的前提下，短期内“营改增”必将削弱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支配权。
（二）房地产相关税收占比逐年提高，地方财政过分依赖房地产
由于“营改增”带来的地方财政减收，为完成预算收入目标，地方财政可能采取加紧对土地、房地产税收及非税收入的利用。从表3可以看出，构成江门市地方可支配财政的地方税收收入中，仅车船税、资源税与房地产基本不相关，其他地方税种都直接或间接与房地产相关。其中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5个税种直接与房地产相关，此处统称为广义房地产税，其占地税收入的比例从2011年的27.2%逐年上升至2015年的34.1%。其余营业税、城建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也都有一定比例直接或间接与房地产相关。除了房地产业、建筑装饰业、不动产租赁业等直接贡献的营业税、城建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外，根据央行的《2015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3.95万亿元，其中人民币房地产贷款（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1.01万亿元，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30.6%，占比水平继续提高。可见，金融业贡献的营业税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房地产间接相关。此外，城建税、企业所得税与房地产的间接相关性与营业税相同；印花税也较大比例来源于房地产购销、房屋产权转让书据；除房地产转让、租赁、房地产相关企业工薪所得外，个人所得税与房地产的相关性弱些。粗略估计，营业税、城建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合计5个税种中由房地产直接或间接贡献的税收为1/3左右。因此，房地产相关税合计在江门市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由2011年的50.5%，逐渐升至2015年的55.1%，创历史最高水平。可见，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进，地方财政将越来越依赖于房地产，加剧了财政收入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三）过渡期的增值税分享比例有利于保障地方财政收入稳定
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推进，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促进中央与地方协调发展，继续调动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与“营改增”全面推开政策相配套，2016年4月29日国务院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规定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的比例，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这一过渡方案是基于保持中央与地方现有财力格局不变及注重{动地方积极性等原则制定的。过渡方案的实施使“营改增”政策对江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与对中央财政收入的影响相近。
假设以施行“营改增”之前的2010―2012年的广东省数据为标准进行测算，广东省地方财政营业税与增值税分成之和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平均比例为39.5%，其中营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平均比例为26.2%，改征增值税后按目前过渡期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的原则分配，地方分享的分成增值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略微上升至39.7%。因此，过渡期政策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的增值税分享比例可保持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稳定。但考虑全面“营改增”政策使得纳税人总体税负普遍降低，必然带来系统性的财政减收，这部分税收减收由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平均负担。短期内，地方财政收入同中央财政收入都会受到一定负面影响。
四、“营改增”对于地方财政收入的长期影响
（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形成税基扩大预期
“营改增”既能体现税负公平合理原则，又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施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江门市十三五规划提出要落实“珠西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要取得重大突破，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基本建成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创新型经济体系和创新发展新模式”等目标，明确了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产业转型升级战略。其实，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与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本质上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从税收体制角度来看，“营改增”打通了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有利于降低包括现代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税负，也减轻了包括先进制造业在内的与现代服务业联系紧密的相关第二a业的税负，从而为实现“第二、三产业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提供税收制度保障。全面增值税制度设计下，企业更新改造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增强。因此，全面“营改增”政策必定对促进企业再投资、扩大发展规模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刺激经济发展的潜力、拓宽经济增长空间，最终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源基础，对财政收入的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促进专业化产业分工，提高经济效率
相对于营业税，增值税更有利于体现税负公平原则，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全面“营改增”后，所有类型企业流转环节的税负，都与增值额相关，而与流转次数无必然关系（简易征收除外）。因此，各类型的企业都可以更加专注于自身核心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培育，而以更低的成本从外部获取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支持，推进企业发展的专业化、市场化，企业也从过去为规避流转次数与流转税而施行“大而全”的经营策略中彻底解放出来，走向“专而精”的发展道路。
亚当・斯密说，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分工。“营改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专业化产业分工，提高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率，特别是有利于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促进服务业的分工精细化，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三）促进中小微企业蓬勃发展，从根本上扩大财政收入的税源
增值税的本质是对增值额征税（简易征收除外），增值比例高、利润高的企业相对就会多交税，而增值水平低、利润低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初创及成长期企业就可以少交税，从而大大减轻了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负担，为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必将促进中小微企业的蓬勃发展。
近年来，江门市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小微企业快速健康发展。2015年5月，江门市成为全国15个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之一，全市2015年新建小微“双创”基地近60个，新发展市场主体逾3万户，正努力打造具有“江门特色、广东标杆、全国示范、国际平台”为新内涵的全国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之都。可以预计，未来3―5年之后，大量的小微企业将成长为江门市扩大税源的中坚力量。
五、结论
本文以江门市为例，研究“营改增”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为地方政府保障财政收入、发展区域经济提供决策依据。“营改增”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短期内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势必产生较大压力，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出现增速放缓、非税收入占比偏高、财政收入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长期来看，“营改增”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形成税源扩大预期，对江门市地方财政收入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江门市税务学会课题组.“营改增”对江门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建议[R].2014.
[2]江门市人民政府.江门市服务业发展与振兴十二五规划[Z].江府[2011]21号.
[3]葛静.“营改增”后重构我国地方税体系的思路和选择[J].税务研究，20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