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硕士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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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

一、国外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环境代价评估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发展及对环境价值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经济发达国家对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环境影响的代价意识较中国早。

新古典经济学派代表马歇尔首次在其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外部性”的具体概念，庇古在其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与内容，并指出市场机制自身无法消除外部性，应该实行政府干预促使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完善了外部性问题。庇古理论的实质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促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互持平，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随后帕累托、卡尔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系列性观点，并与庇古形成了外部性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成为环境代价的评估的理论基础。国外早在20世纪初就已开展了环境代价的定量化评估研究和实践，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美国政府委托相关的研究机构就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经济影响开展了定量化的评估和计量工作。并已将由马歇尔、庇古等人形成的一系列外部性理论应用到了水、大气污染代价定量评估中。

自产业革命开始后，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污染，而且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生态系统损害，这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和关注热点，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政府提出了要求环境破坏者补偿由此带来的环境代价。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损失的评估计量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与之带来的是有关的环境质量与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得以滋长生根。而公共物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为评估环境的非使用价值或者说是不可直接计量的非使用价值（如存在、选择价值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学界逐渐完善了环境代价的评估体系。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还开展了重要污染物剂量―反应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市场价值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环境代价评估方法。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研究在不同层面逐渐开展，挪威、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展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核算体系（SNA）的研究工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组织力量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工作，制定核算办法。提出进行环境经济核算，建立环境卫星帐户，对国民经济帐户进行调整，把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统一起来，在各种案例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步形成有关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原则、概念、方法，并提供了包括SEEA―1993、SEEA―2000、SEEA―2003在内的三个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的核心―――环境代价评估在计算对象的内容上，从微观层次上升到全球系统层次，从环境资源核算扩展环境服务核算，从经济效益核算扩展到人类福利核算。形成了以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为代表的新一代环境代价评估技术。

虽然不同的环境代价评估方法的得到了应用，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多是发达国家针对水资源开发、森林资源开发、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的估算，研究方面理论方法比较成熟、案例分析较多。而将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代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这是因为国际上在注重环境代价核算时的这一、二十年来，世界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开发一般都没有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研究及其政府管制。因此，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在国际上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深度也不够。随着世界各国环境意识的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正在成为研究热点。

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控制环境代价的制度问题一般被假设由市场机制所包容，并放在环境与资源框架内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二、国内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进展

开发和利用非再生资源，不仅会消耗资源，而且还会带来生态破坏，产生环境损失，国内有学者已开始对资源自身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的补偿进行定量研究。雷明围绕资源―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这一主题，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从投入―产出核算出发，提出一套绿色投入―产出核算的方法，并且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应用问题如绿色GDP核算、绿色税费、资源―能源―经济―环境综合核算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广成对此一体化核算体系还进行了实证。这些成果总的来讲仍是理论太强，可操作性太低，而且对矿产资源与环境资产价格的确定、矿产资源和环境资源价值帐户的设置以及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连接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徐篙龄认为中国环境价值损失评估中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对环境经济损失计量的目的和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以及这种计量缺乏充分而完备的可计算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进行环境损失评价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曹凤中对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研究方法上，为了对污染损失的价值进行货币化，一般采用了基于成本的方法如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旅行成本法等评估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基于成本的方法对支付意愿的估计偏低；二是计算环境污染损失必须确定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间的剂量―反映关系，但我国却缺乏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源，因而使环境价值的评估缺乏真实性；三是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因而他主张加强中国环境法律估算的方法学和综合研究。

此外，张金屯、黄广宇、青卫平、张坤民、陈妙江等则从区域或者城市的角度对其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估。这些研究虽然考察了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区域内生态和环境损害，但没有考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折耗和补偿问题，更没有考察跨区域的环境损失以及补偿问题，以致没有形成对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环境代价的全面核算。

目前，环境经济学家已开发出了不少对环境损害进行货币化评价的方法，新的文献仍在不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些评估结果已被决策部门作为其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进行绿色GDP核算的依据。虽然这些环境价值评估方法都根植于传统经济学，但它们又都包含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创新。在核算环境损害价值的过程中，传统上主要有三种核算技术：即总量假设估算法、结构分析法和综合总量分析法。这一思路虽然有用，但由于它省略了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中间规模层次，无法解决物质稀缺性与经济稀缺性不一致的矛盾，再加之，它存在不能贯彻“穷尽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等问题，因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最近有学者还提出了新的环境价值估算思路，目的是对己有研究思路进行完善。新的研究思路主要有由于江涛（1998）从宏观层次上提出的环境价值估算的索洛方程法和赵景柱等人（2004）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等中观层次提出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体系。张云（2007）对非再生资源开发中的资源价值和环境损害价值补偿进行了研究。余振国、冯春涛、赵冉（2007）对煤炭开发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我国明确尚没有出现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和核算制度方面的系统、全面、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现有资源环境代价核算理论、方法研究评述与展望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从国内外环境价值评估的实践看，常用的进行环境损害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基于市场价格来确定环境价值的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法（包括改进的人力资本法）、重置成本法、机会成本法；基于替代物的市场价格来衡量没有市场价格的环境物品价值的旅行费用法以及基于假设的市场来衡量环境质量及其变动价值的意愿调查法（CVM）等。虽然这些基本方法对准确评估环境损害价值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基本方法在进行具体评估时需要大量的数据、经费及时间等，因此，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基于上述相关方法衡量的环境损害价值评估的研究成果估计类似环境影响的货币化价值的方法―成果参照法或称转移效益法（（transferbenefit method）在环境价值评估中也被广泛使用，这在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表现的最为明显。

在对我国的资源环境代价进行经济评价的过程中，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计算结果均不全面。如世界银行（1997）在研究我国环境损害经济价值时，都是围绕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进行评估，而没有对生态退化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而且它计算的主要是大气污染的经济损失，而对其他污染基本没有计算。美国东西方中心（1990）在计算中也一直强调由于数据和信息缺乏，其计算结果是高度保守的；二是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内外的环境代价核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污染造成损失，而对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价值损害没有综合的予以考虑；三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和生产力的破坏在研究中占重要地位。但从研究结果看，国内外研究的结果差距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对污染引起早死的经济损失计量方法不同。国外主要采用WTP，而国内则主要采用人力资本法；四是对生态破坏的损失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且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评估的主要内容又是围绕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害进行的，对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2000―2002年会同国家测绘局、国家统计局、各省人民政府、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开展的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显示，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西部和中东部分别相当于其GDP的13%、5%～

12%。因此，从己有的研究结果看，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全部GDP的7%～20%。

近一两年，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学者对1949―2004年间的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代价进行了核算，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矿产资源开发环境代价核算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虽然我国针对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有了一些尝试和研究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代价核算仍处于探索阶段。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调查项目（编号：12120113006800）；国土资源部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2 00811044）。）

【参考文献】

[1]徐嵩龄：中国环境破坏的经济损失计量[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2]叶兆木：环境损失与环境成本评估研究进展、问题及展望[J].四川环境，2007（1）.

[3]李宏：环境经济损失评估方法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1.

[4]郝红彬：生态公路建设环境损失经济评价的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7.

[5]李红莉：十年经济发展对环境空气和地表水体质量的影响[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

[6]姜涛：山东省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评估[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7.

[7]陈葵容：煤炭企业资本补偿问题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8]郑文莉：我国农业环境灾害的经济损失评估[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

[9]田华：高速公路环境损益后评价指标体系及量化模型研究[D].长沙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10]刘文明：山东省沂蒙山区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恢复对策研究[D].山东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

[11]李瑞俊：山东沂沐泗流域土壤侵蚀经济损失评估及对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12]俞林、徐立青：环境成本内在化对国际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纺织行业[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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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of Yan'an c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in circular economy of Yan'an city from the industry， the agriculture and the service industry. Then，arounding th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and recycling as its core， it researches on the Circular Economy of Yan'an city. Finally，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esented ， it ha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n Yan'an city.

关键词： 延安市；循环经济；研究

Key words： Yan'an city；circular economy；research

中图分类号：F2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4-0014-03

0 引言

1965年，“循环经济”一词最先由：英国经济学家Kenneh E.Boulding提出，其“宇宙飞船理论”可作为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1971年，美国环境经济学家AllenV.Kneese、Robertu.Ayres和RalphC.Darge，利用物质平衡理论、数学模型和实例，从概念和定量的角度完整地提出了循环经济模式。20世纪90年代，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趋势，我国也开始引入关于循环经济的思想，对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不断深入[1]。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中[2]，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延安市作延安市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作为国家首批的历史名城之一的延安市，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工业基础较好，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自然、人文资源丰富。但是，传统的高度开采和低效利用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煤、炭以及油等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随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经济效益降低，若再按照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将难以满足延安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3]。发展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根本变革，将是延安市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 延安市循环经济概况

延安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十二五”时期，是延安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富民强市目标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大幅提升综合实力、阔步迈向中等发达城市的重要时期，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和“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已使延安市资源和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如何继续搞好经济，又要搞好环境，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已是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它是延安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探索研究延安市循环经济建设对延安市以及其他地区发展循环经济意义深远。如表1延安市“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2 延安市发展循环经济问题分析

延安市发展循环经济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循环经济意识薄弱。观念上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认为是上级宏观决策层的事，不少人态度不积极，认识不到位，工作不主动；

2.2 经济结构单一，加工转化能力严重不足。石油“一支独秀”，石油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过分依赖石油、煤炭等高耗能产业能源的初级开采来发展经济，深加工能力薄弱，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环境污染严重；

2.3 政策规划滞后。延安市虽然已经开始发展循环经济，但是，相应管理制度、激励政策、财政资金均未建立，推动和指导作用不够；

2.4 产业园模式发展滞后 目前延安市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循环经济产业园，由于技术的制约，大多大型的煤炭，油气企业未能很好做到清洁生产，以及相对应的煤油气化工，煤油设备，建筑等资源深加工新兴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区县之间互相交流交少；

2.5 水资源严重缺乏，污染形势严峻 延安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3.35亿m3，全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649m3，是全国人均量的25.8%，全省人均量的47.7%[4]。工业、农业，城市用水的重复利用率较低，水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

2.6 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不足 循环经济技术研究如果没有先进技术作为支撑，循环经济所追求的经济和环境等目标从根本上将难以实现[5]。

3 延安市发展循环经济对策

3.1 延安市发展工业循环经济有力条件 ①丰富的资源支撑。油、煤、气、盐各类矿产资源富集，有利于开展矿产资源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太阳能资源、生物质能源材料储量可观，为发展延安市循环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保障。②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 2011年生产总值达到1113.35亿元，6个县区先后跨入陕西十强县。延安市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发展循环经济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社会保障。③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国家、陕西省已相继出台了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延安市政府、市委领导在《延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强调了“十二五”要加强循环经济建设工作。④文化旅游资源独特，发展第三产业得天独厚。红色旅游、黄土风情旅游资源独具特色，“两圣两黄”（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中华民族圣地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历史文化遗迹众多，历史文化遗迹9622处。红色革命纪念地455处，享誉世界和全国[6]。

3.2 延安市发展循环经济基本原则 在发展循环经济应始终坚持以发展促循环、以循环谋发展；坚持节约为本，减量化优先；坚持深度开发综合利用，再利用和资源化；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坚持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再生性（Repreduce）、替代性（Replace）的5R原则，因地适宜，工业、农业、服务业相协调，逐步推荐循环经济的发展。

3.3 延安市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具体措施 ①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产生量；整合园区企业产业结构，形成封闭式循环产业链条，提高资源产出率；建立技术创新和信息系统应用平台，提供循环经济技术支撑。表2的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园区一览表。

②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按照“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循环理念，建设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模式；建设生态农牧业循环经济基地，发展生态畜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畜牧业生产体系；建设村级绿色生活社区。图1延安市农业循环经济链示意图。

③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立足于旅游优势，建设“两黄两圣”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继续扩大延安市旅游服务能力；建设现代化城市绿色交通系统；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商贸流通网络构，建城市商品流通网络；建设乡镇商品流动网络；开发“城市矿产”，促进资源“再利用”。

④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布局。建设骨干水源工程提高城乡生产、生活供水保障能力；要基本完成重点城镇污水厂设施建设，推广雨水集蓄利用、中水回用等技术，建设非常规水资源收集回用系统，完善废、污水收集回用系统。

⑤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继续加强完善延安市循环经济相关政策法规，延安市政府要作为整个循环经济的总规划师、总工程师，统筹安排和大力支持扶持循环经济发展，同时也要根据各区域的具体情况对循环经济的实施情况进行管控，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延安市循环经济目标—效益分析

循环经济产业链条逐步丰富和完善，工业循环经济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层次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领域进一步拓展，三类产业循环经济互动局面基本形成，形成500亿元以上新的经济增长点。

4.1 有利于延安市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延安市发展循环经济到2015将实现节能量220万吨标准煤，将促进“十二五”延安市万元GDP的能耗在“十一五”末的基础上减少16%，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8%；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0%总目标的实现。基本实现工业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油气回采污水零排放。

4.2 资源得到充分循环利用，资源产出率大幅度提高 通过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十二五”末，延安市矿产资源预期达到综合利用率提高5个百分点，煤矿回采率达到75%以上；原油采收率达到30%以上；油、煤、气深加工就地转化率要分别达到70%、60%和90%。原油和成品油管输率达到90%以上。资源价值链延伸、产品附加值提高，增加了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率。

4.3 先进节能技术快速发展，废弃物资源化效果显著 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将大大促进各种先进技术的发展，能源的深度开发加工能力重复利用率与大大提高，煤矸石、煤泥、矿井水、瓦斯气、油泥等资源普遍得到利用，煤矸石发电厂、粉煤灰制建材、石油伴生气发电、煤层气发电、轻烃回收再利用形成较大规模，废弃物资源化效果显著。

4.4 有利于形成循环经济产业园，产业结构更加合理 循环经济的大力发展，将彻底的改变以前单纯依靠大量消耗能源来发展经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将形成围绕煤、油、气、炭为中心，煤炭化工，油气化工，环保建材等深加工产业共同发展的循环工业产业园，在工业园中可以充分发展多种经营方式，延长产业链，将废物资源化再利用，尽量达到“零排放”，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最大化，对环境影响减到最小化。

4.5 延安市整体环境大幅度提升 加强延安市循环经济的发展，推进清洁生产，通过对传统认为“废弃物”的处理、再循环利用，工业、农业、旅游业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形成，可以实现节约资源的消耗的目标，使延安市的整体环境进一步改善。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延安市循环经济的基本情况深入调查了解，分析了延安市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对延安市发展循环经济的趋势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延安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综合经济实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做贡献。

参考文献：

[1]陈群胜.循环经济转型与工业发展模式转型研究[D].上海大学工学博士论文，2011（9）.

[2]范昌伟.日照市工业循环经济模式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6（5）.

[3]傅国华.循环经济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7.

[4]杨华峰，刘敏，朱娟，李伟.湘潭市工业循环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湖南：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6 （9）第16卷第3期.

[5]延安市水利局，延安市“十二五”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研究，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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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会计 息披露 究综述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增加，环境退化问题日趋严重，废气物排放过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等等，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这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重视，不断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以有效利用资源，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但这有赖于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成为必然。外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较早，而且研究范围比较广泛，研究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环境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影响因素，与财务绩效的相互影响以及披露方式等方面。同样，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已经取得一些显著成绩，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较，还处于初级阶段。国内的环境会计的研究者由于数据和方法上的缺陷，长期以来多数只能定性地研究，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以下以中外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对比来对研究成果各方面进行阐述。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

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方面，学者们提出了披露的建议，但是没有一致性的规范。

Jerry G.Kreuze（1996）和Gale E.Newell（1996）把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归为：与公司有关的环境法规的简要介绍；公司现在和未来要负担的环境义务与责任；与环境事故有关的详尽信息；公司解决环境问题的计划或策略；履行环境义务或责任所发生的成本支出和结构；与环境事故有关的保险赔偿；环境责任对公司财务状况可能带来的影响；企业的生产工艺、产品、原材料等在各个环节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公司在废品收回、利用和能源节约方面的政策，以及它们在企业内部的执行情况；公司在环境方面己得到的认可或受到的奖励。M.Ali.Fekrat（1996）、Caria.Inclan（1996）和DaviaPetro（1996）则认为，环境会计信息的揭示内容包括：会计和财务方面的信息；环境诉讼方面的信息；环境污染方面的信息。美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涉及环境政策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三个方面的内容。日本环境报告书中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保护成本、环保收益、环保活动等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等。

我国学者耿建新、焦若静（2002）提出应包括环境问题及其影响、环境对策方案、在财务报表及附注中披露环境支出和环境负债。乔世震、乔阳（2002）认为主要记载以下事项：经营者对环保的誓约，环保方针以及环保目标，环境管理系统的组成，环境活动影响的非货币量化信息，以及对环境报告的第三者意见。顾署生（2005）认为应披露企业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活动有关的经济业务所产生的环境信息，包括能用货币表现的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以及难以用货币表现的企业单纯的环境活动。郑永生、胡曼军（2006）认为现阶段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应包含以下内容：环境问题给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带来的变化；环境问题给企业支出与收益带来的变化；环境问题引起的企业现金流量变化；企业的环境绩效情况；与环境问题相关的会计政策与会计制度等。胡曲应（2010）认为定量的环境绩效信息（如万元产值综合能耗等）及货币化的环保投入、环保效益、环保在建工程、环保税收减免及环保政府补助等定量信息。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

影响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很多，有外部压力，所处行业，也有内部自身道德约束的力量。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压力来源于消费者、环境保护组织、法律制裁压力、媒体舆论的、环境保护风险等（Peattie，1992）。0'Donovan（2002）对爱尔兰6种行业27家公司的企业高管进行了研究，调查发现影响公司披露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团体和媒体的压力，他的研究同时还发现处于环境敏感性行业的公司会相应的加强公司年报的环境信息披露，这表明所处的行业是影响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之一。而Grayet.al（1996）则认为企业披露动机来源于道德层面、会计责任、法律法规、市场和公众形象等方面的考虑以及为了维持在市场中领先的地位。由此，Solomon和Lewis（2002）将企业自愿进行披露环境信息的考虑因素分为四个方面，即市场效益、社会影响、政治形象及企业的社会责任。

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主要从证明正当性以及取得厉害关系人角度考虑。企业外部的社会公众可以评价和控制一个企业的“正当性”，而公司要证明其自身的正当性则有必要将其进行的环境活动披露给社会大众（Buhr，1998）。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源于企业须满足所有利害关系人的需求（Moir，2001）。如果企业的主要利害关系人对公司的经济或者环境绩效丧失信心，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来收回企业的正当性权力，比如政府停止环保补助或给予环保罚款、顾客停止购买企业的产品、以及环保组织的控诉等。所以公司会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来披露企业的信息。

国内的学者们主要从强制性和自愿披露这两个方面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这与国外学者从外在和内在压力的研究有一致性。王立彦、尹春艳、李维刚（1998）研究认为我国目前的环境报告以强制型为主，企业编制环境报告的原因主要是政府机构的强制要求和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袁广达（2004）也认为环境信息会计信息披露是对上市公司环境活动在报表中所反映的环境经济信息和环境管理信息，向外在环境信息使用者表达环境利用和管理受托责任情况的一种声明。肖淑芳、米海燕（2004），方靖、李连华（2007）认为除此之外还有迫于公众或环境保护组织的压力而披露，仅有9%的企业自觉披露环境信息。同样郭晓梅、洪华生（2010）也提出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本质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目的在于改善企业和利益关系人的关系，提升企业形象，争取企业的合法生存。

三、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因素

外国学者对环境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因素有多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独立董事，公司规模，资金成本和媒体关注等多方面。通过研究影响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因素，将有助于规范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行为和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从董事会中独立懂事的非执行董事的比例出发，Flanceur（1992）认为，董事会中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比例越高，就越能加强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监控，并且会减少经理人员保留信息而获得的好处，从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越大，监控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越有效，经理层进行自愿披露的意愿就越强，因而披露的环境信息也越多。从公司的规模方面出发，一般说来，规模较大的公司需要更多的外部资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公司会披露较多的环境会计信息以获得外部投资者的青睐，Lang、Lundhokm（1993）、Eng.LG和mak.WT（2003）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上市公司的规模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从资金成本角度出发，RiChardson和welker（2001）研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水平与资金成本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资本成本角度出发，学者普遍认为，财务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包含环境信息）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刚好相反，企业会因为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从媒体关注角度出发，Bewley&Li（2000）认为越是被媒体报道多的、环境污染越严重的、需要有良好政治形象的企业，越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在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学者也从资产规模、环保法律、行业性质、媒体曝光度等方面有一致的结论。

汤亚莉等人（2006）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公司绩效与正相关，李晚金等人（2008）通过实证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蒋麟凤（2009）认为相关的环保法律和法规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之下，企业不愿意自觉和主动地披露自己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只是在法律的规定下做出一定的披露，而且倾向于披露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和声誉的披露。刘海英（2010）认为公司自愿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与以下因素正相关：公司规模及公司的行业性质（如石油、天然气、化工、森林和纸制品等）公司的股权分散度；公司所披露的环境诉讼以及环境罚款信息；公司环境活动的媒体曝光度，在未来被卷入相似事故的可能性，环境游说团体对公司环境绩效的关注。

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企业财务绩效的相互关系

在会计信息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状况下，会计信息供给花费的成本和由此而产生的需求之间要保持适当的比例，保证会计信息供给所花费的代价不能超过因此而获得的收益，否则应降低会计信息供给的成本。在此成本效益原则的基础上，外国学者在不同方法和途径研究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Hart和Ahuja（1996）认为并非所有公司支付的环保成本都可以收回。企业的环保政策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成本，而披露未必能给企业带来预期的财务收益。因为企业的环保政策与财务收益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能在做好环境保护和披露的同时实现财务上的收益最大化。Hughes、Anderson、Golden（2001）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财务绩效为优的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相反的，业绩差的公司却倾向于进行大量的信息披露。

Fouts等学者却研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Fouts（1997）采用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的财务业绩，利用一家独立的评测机构做出的环保排名来代表企业相对的环境绩效。研究发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Al- Tuwaijri、Christensen、Hughes（2004）用循环利用的废物比重来衡量环境绩效，用内容分析法即根据企业年报中披露的潜在的环境责任、石油化工污染以及环境罚款等来衡量企业的环境披露水平，研究发现在企业的环境披露与企业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M.Clarkson等（2008）以美国2003的191家企业为样本，从软硬两个指标方面出发，发现无论是“硬”性的披露还是“软”性的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的环境绩效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而我国学者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对市值没有增值作用。万军（2003）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对其市值的影响结果发纪珊（2005）则以我国沪深两市石化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对其市值的影响，发现虽然我国石化行业是环境敏感性行业，但是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水平仍然比较低，还不能产生增值效应。

五、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方式

联合国第九届会议（1997）认为，报表附注中应说明与环境有关的或有负债、税收影响和政府补贴等事项。据Holland等（2003）研究发现，美国公司主要集中在年报的“管理者讨论与分析”部分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其次是“报表附注”及“健康、安全和环境”部分。挪威、丹麦、瑞典、芬兰、葡萄牙、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倾向于在年度报告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部分提供环境信息，其次是“经营回顾”和“报表附注”部分。

而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我国学者普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采用独立的环境报告，另一种是补充报告方式。

李建发等（2002）认为，我国企业目前应首先考虑采取独立环境会计报告模式报告环境信息，待将来我国制定和颁布环境会计具体准则后，再采用补充环境会计报告模式。孙兴华等（2000）则主张采用补充报告方式，并建议环境会计报表包括环境资产负债表、环境利润表和环境会计报表附注三部分。向春华（2010）认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将趋向于补充报告模式与独立报告模式的有机统一。而王玉华（2008）认为根据上市公司所处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披露模式。对于刚刚开始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实施描述性披露阶段；对于经过摸索阶段的上市公司进行描述、量化综合披露阶段。

肖淑芳（2004）、赵志发（2002）等通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通常有在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中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将环境信息融入常规财务报告中列示和在临时报告等文件中对环境问题做出反映等。陈瑶（2005）的研究显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在招股说明书中的风险因素及对策、募集资金运用、发行人情况、业务发展目标等项目中进行披露，而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集中在董事会报告及财务报表注释中披露。

六、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评价

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处于初级阶段，描述性分析较多而实证性研究较少，强制性披露为主而自愿性披露较少，披露方式也缺乏统一的规范。

（2001）对我国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描述性分析显示不少企业已经进行了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工作，但是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还很低，企业并没有建立规范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同时提供的信息片面、主观，信息披露缺乏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

肖淑芳（2004）等对财务报告中有关环境信息的文字和数字部分进行了调查统计，研究表明披露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提高他们披露的环境信息，但是国内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研究和实务的处理没有形成规范完整的体系和结构，相关理论也未能有效地指导实践的实行。张俊瑞、郭慧婷（2008）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社会环境意识和环境会计信息关注度有所增强，大型企业和盈利能力较好的企业受到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压力较大，更倾向于自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此外还发现，由于缺乏具体的强制性披露规范，总体上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不甚理想，已披露公司所披露信息主要局限于非财务方面，胡曲应（2010）也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目前还属于强制披露阶段，自愿性披露动机不明显，境绩效信息项目的披露内容、口径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披露方式也不规范，不便投资者比较分析，如对于排污费数据，有的企业单独披露，有的企业则与其他项目合并披露，故得出结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环境下，完全依靠企业的自愿动机来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尚不可行，强化法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十分必要。

七、思考和展望

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对于西方比较晚，国际上环境会计与报告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远远走在我国的前面，研究范围日趋完善和系统化，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重视借鉴国外的优秀研究经验和结果，但是对这些经验和结论缺乏系统、全面的介绍和借鉴，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和稳定的结构，国内的环境会计由于数据和方法上的缺陷，长期以来多数只能定性地研究，研究中主要考虑环境会计信息的理论框架构建等，对企业披露的环境描述性统计分析较多，而实证研究很少。国外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学者大多把目光都集中于环境会计影响因素的研究，而较少关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而我国学者大都把目光集中于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和方式上，但是近年来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加，并且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也逐年增多，为下一步的我国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我国政府也要在完善相关环境会计法律法规，加强会计法与相关环保法规的协调，制订环境会计准则，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事项数据库，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审计等各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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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汤亚莉、陈自力、刘星、李文红：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1）.

[4] 张俊瑞、郭慧婷：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化工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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