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构成的基本要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法构成的基本要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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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构成要素，是构成税法的必要因素，它们反映了税收制度中的实质，规范了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法构成要素分为实体法要素和程序法要素，实体法要素主要包括征纳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和税率等。 这些基本要素，是决定征税主体能否征税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明确了由谁纳税、对什么征税和征收多少税等这些税收中的最基本，构成了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个切实可行的遗产税制度框架，是达到遗产税征收的预期目的关键之一，因此本部分涉及到的问题是遗产税法中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如何正确表述征税客体范围的问题。（2）如何确定征税客体范围。 哪些遗产应计入应纳税遗产总额，哪些遗产应在扣除之列，如何把握某些特殊形式的遗产（如房屋，文物）等等。（3）如何确定免征额，这是最大的难点。绝大多数学者只是给出某个具体的免征额数值，而支持这个数值的理由却几乎没有涉及到，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免征额的数值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具体的数值。 而个别涉及的，也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实际统计数据的支持。税率表的确定，与免征额的确定，存在相同的问题。 另外，遗产税纳税人的问题也需要明确，尤其是赠与财产在应纳税额时的排列顺序问题。

针对遗产税课税要素研究中的这些难点和不足，笔者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遗产税法有关规定，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1）认为在表述征税客体范围时，应以概括法加反列举法为宜；（2）详尽讨论了征税范围，探讨了不计入征税遗产的范围以及扣除项目，并阐述了理由；（3）了确定免征额的原则，并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确定了免征额的具体数值；同时也给出了确定税率的原则，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税率表方案。 总之，本部分试图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立法原则为指导，分别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免征额和税率等具体课税要素问题上给出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方案。

（一）纳税主体

由于遗产税是国际性的税种，其纳税人的确定涉及到税收管辖权的问题。根据国际税法的惯例，税收管辖权的确定，一般采取属人、属地相结合的原则。建议我国遗产税法，也采用这一原则，先将纳税人首先区分为居民和非居民，再以来源地进一步加以划分，从而确定遗产税税收管辖权。具体到“对遗产和赠与税来源地的确定，一般以遗产或者赠与财产所在地为来源地，由该来源地国行使税收管辖权”。[1] 因此建议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死亡时在境内、境外的遗产征收遗产税；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死亡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征收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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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的重要政策调控工具。在明确税收优惠的内容和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制订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更好的经济发展服务。

论文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税收优惠是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法定基准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免除或减少一部分税收。而一般认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对基准税制的背离，给予纳税人的某种优惠安排。税式支出的主要形式主要有：税收豁免、税额减免、纳税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盈亏相抵、优惠退税、税收饶让、加速折旧等。从严格定义来讲，税收优惠的范围广于税式支出，但从实践来看，应使税收优惠尽量多的纳人税式支出体系，以便于对范围和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增加对税收优惠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是20世纪70年代末即年代初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改革的深化，也出现了税收优惠不统一、内容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一、新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内容

所谓税收优惠，实际就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以减轻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政策的需要，以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税收优惠政策是指税法中规定的对某些活动，某些资产，某些组织形式以及某些融资方式给予优惠政策待遇的条款，其实质就是减免其优惠对象的税负，但方式多种多样，如对制造业的投资给予免税期和税收抵免，给予特定资产以加速折旧，对小企业按低税率征税，对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的税收待遇不同，对住房所有权的估算所得不征税，对无形投资的投资区分研究和开发支出等。

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对现行的税收优惠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优惠币点转向“产业优惠为主、地区优惠为辅”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原有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重点转向“以产业优惠为王、区域优惠为辅”，对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所得税上的优惠对待，发挥了税收优惠在体现税法政策性上应有的积极作用，有效配合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明晰了国家产业扶持的重点。

2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三免三减半”

新税法将基础设施项目优惠政策适用范围由部分地区扩大到全国，适用对象由外资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电力、水利等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听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3非营利公益组织收入免征所得税

新税法中新设了此项优惠，对各类非营利公益组织取得的收入，予以免征所得税优惠。同时，严格规定非营利公益组织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防止偷漏税现象发生。

4农、林、牧、渔业项目继续实行免征优惠

新税法继续实行税收优惠向农业产业倾斜的政策，统一了内外资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所得免税政策并实行统一的优惠方式。企业从事农、林、枚、渔业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从事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以及海水养殖、内陆养殖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5从事环保节能项目的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

企业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实行自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

6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力

在以产业优惠为重点的同时，新税法仍然保持了对区域优惠的关注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在税收优惠上的一定自力。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1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吸引了一批外资来华投资建场，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

2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我国税收政策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地区，对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社会需求总量由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构成，税收是消费和投资的一个变量因素，对个收入和支出增税将影响个人的消费支出；对企业收入和支出征税，将影响企业的投资支出。税收对需求总量的调节作用，主要是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制订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来实现经济稳定。在总需求过度而引起经济膨胀时，选择增税的紧缩性税收政策，以控制需求总量；在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经济萎缩时，选择减税和实行税税收优惠的扩张性税收政策，以刺激需求总量。3扶持补贴的迅速及时，增强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形式的税式支出，是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同时实现的，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征收、入库等过程，直接形成了财政的补贴，因此，较直接财政支出更为及时，减少了政策的时滞，增加了政策的时效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投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要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已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建设实践所证明。劳动要素由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供给和发达国家的高失业率，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首要约束条件。因此，投资形成的快慢，将构成经济增长的首要约束条件。

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

需求、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中，如果出现总供给过大或过小的经济失衡，既可以通过控制需求来取得经济平衡，也可以通过控制供给来实现经济平衡。因总供给不足引起的经济失衡，通常是由于供给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某些部门，如高新技术产业、能源、交通、通讯等部门发展滞后；而其它一些部门，如纺织、机械、建材、钢铁等出现了供给过过大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就要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来调节供给，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

三、税收优惠的政策控制途径

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实施成本。它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消极作用，是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又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有力的工具。在实际制定与操作中，应尽量发挥优势，控制劣势，在此方面，各国都普遍采用税式支出理论，将税收优惠纳入国家预算，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以便深刻揭示其实质。OECD国家计算税式支出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收入放弃法、收入获得法和等额支出法。目前，各国对于税式支出的理论和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全面完善，对于我国而言，应效仿国外的先进经验与管理方法，结合我国的国情，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体系，管理和控制税收优惠，扬长避短，发挥更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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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负债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时间性差异

一、不同收益观下的会计与税收差异

(一)“收入/费用观”下的会税差异：永久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通常将会计学意义上的收益称为会计收益，而将作为所得税计税基础的应纳税所得额称为应税收益。20世纪80年代以前，会计界认为利润表是最明了的受托责任报表，因此用“收入/费用观(Revenue-expense View)”定义收益，即将收益视为产出(收入)大于投入(费用)的差额。“收入/费用观”以利润表为中心，收入和费用是财务报表的基本要素，资产和负债则是次级要素。“收入/费用观”认为，收益应是对企业使用其投入(费用)取得产出(收入)的有效性的直接计量，而不必依据(或局限于)经济资源的净变动，收益计量的关键在于收入和费用的确认、计量和配比。

按照“收入/费用观”的收益理念，所得税费用是企业为取得净收益所付出的代价，理应与税前会计收益相配比。会计与税收之间差异的分析应从利润表出发，关注的是各期会计收入与计税收入、会计费用与计税费用之间的差异，即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其中，永久性差异是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对于收入、费用所规定的确认口径不同所形成的差异；时间性差异则是由于收入、费用的确认口径相同但确认时间不同所导致的差异，这一差异在本期发生，而在以后期间得以转回。“收入/费用观”下的所得税核算程序为：首先计算出与当期税前会计收益相配比的所得税费用，然后根据所得税费用与当期应纳税额的差额，倒挤出本期发生或转回的递延所得税。由于利润表项目直接确认，资产负债表项目间接确认，因此，由于时间性差异所形成的递延所得税只能以“递延税款借项”或“递延税款贷项”列示在资产负债表中。

(二)“资产，负债观”下的会税差异：暂时性差异借鉴经济学收益的观念，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S No，3，1980)《企业财务报表要素》首次提出了全面收益的概念，其定义为：“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净资产)变动，包括这一期间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以外的权益的一切变动。”全面收益体现了“资产/负债观(Asset-liabilityView)”的收益理念，即将收益视为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内除资本投入和股利分配以外所有净资产的变动。“资产/负债观”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所关注的是资产、负债的确认与计量，资产和负债是财务报表的两个基本要素，收益及其组成部分被认为是次要的概念；资产和负债计价被认为是收益确定的前提，收益则是企业在一定期间内净资产的增量。因此，收益确定的实质，是对企业期初与期末资产、负债的计价过程，收益是资产、负债计价的副产品。按照“资产，负债观”的收益理念，会计与税收之间的差异分析应从资产负债表出发，关注的是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即暂时性差异。如果该差异能够在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抵减应税收益(即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则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如果该差异在未来期间需在会计收益的基础上调增应税收益(即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则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负债观”下的所得税核算程序为：根据暂时性差异直接得到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期末、期初差额即为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最后将递延所得税费用与根据应税收益计算出的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合计数确认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二、基于“资产/负债观”的会计与税收差异：暂时性差异

(一)暂时性差异涵义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从资产角度分析，一项资产的确认意味着该资产的账面价值在未来期间将以流入企业经济利益的形式收回，如果该经济利益是应税的，则资产的计税基础就是税法上允许抵扣该经济利益的金额。当未来期间允许抵扣的金额小于账面价值所转化的费用或损失，即计税基础小于账面价值时，则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反之则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如果收回资产账面价值时未形成应税经济利益，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即为其账面价值，无暂时性差异的产生。就负债而言，一项负债的确认意味着该负债的账面价值在未来期间将通过体现经济利益的资源从企业流出予以清偿。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税所得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因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本质上是税法规定就该项负债相关的支出在未来期间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如果清偿该负债的支出部分或全部金额可以在晚于负债确认的未来期间内作为应税经济利益的抵扣项，则会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如果清偿该负债的支出在未来期间不可抵扣应税经济利益，则该负债的计税基础就等于其账面价值，无暂时性差异产生；如果清偿该负债的支出在未来期间可以抵扣应税经济利益的金额为负数，即调增未来期间的应税所得，则会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二)资产、负债初始确认形成的暂时性差异确认是指将某一项目作为一项资产、负债、收益、费用等正式记入或列入某一主体财务报表的过程。包括同时用文字或数字表述某一项目，其金额包括在财务报表的合计数中。对于一项资产或负债，确认不仅要记录该项目的取得或发生，而且要记录其随后的变动，包括导致该项目从财务报表上予以剔除的变动(SFACNo.5，par.6)。按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这一定义，会计确认涉及初始确认和再确认两个环节，且确认本身包含计量。在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环节，可能形成暂时性差异的有以下四种情形：(1)初始确认既影响会计收益又影响应税收益。资产、负债初始确认时，如果既影响会汁收益又影响应税收益，一般不会形成暂时性差异。在多数情况下，税法与会计准则对于收入、费用的确认口径和确认时间是一致的。资产初始确认时，相关的收入计入当期应税所得，在未来收回资产账面价值时不再计税，该资产的计税基础等于其账面价值，无暂时性差异；负债初始确认时，相关的费用在当期已经税前扣除，未来清偿该负债时不再允许扣除，该负债的计税基础亦等于其账面价值，也无暂时性差异。即使资产、负债初始确认时相关的会计收入、会计费用与计税收入、计税费用的金额有所不同，也只是永久性差异，而不会形成暂时性差异。(2)初始确认不影响会计收益但影响应税收益。在这种情形下，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必然会形成暂时性差异，如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按照《CAS6――无形资产》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开发支出可资本化为无形资产；而新税法规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在计算当期应税收益时加计扣除，故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为0，即计税基础为0，该项无形资

产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形成一项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再如预收款方式销售商品，因不符合收入的确认条件，企业在收到客户预付的合同款时将其确认为负债；税法对于收入的确认原则一般与会计准则相同，但在某些情况下，未确认收入的预收款按照税法规定应计入当期应税所得。由于与该项负债相关的经济利益已在取得当期计算缴纳所得税，未来期间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认收入时，不再计入应税所得，即未来期间计算应税所得时准予扣除的金额等于其账面价值，故其计税基础为O。该项预收账款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形成了一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3)初始确认影响会计收益但不影响应税收益。与第二种情形相类似，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如影响会计收益但不影响应税收益，也会形成暂时性差异。如应收公司债券的利息，按照《CAS22――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规定，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分期付息债券，在资产负债表日应确认应收利息，同时确认投资收益；而按照税法规定，债券利息在实际收到时才计人应税收益且不得作任何扣除，故其计税基础为0，该项应收利息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形成了一项应纳税暂时差异。再如因对售出商品提供售后服务而确认的预计负债，减少当期的会计收益；税法规定与销售商品相关的支出应于实际发生时税前扣除，故其计税基础为0。该项预计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形成了一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4)初始确认对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均无影响。通常情况下如果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既不影响会计收益也不影响应税收益，则不会形成暂时性差异。但对于一些特殊的交易或事项，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计税基础之间仍可能存在差异。如《CAS20――企业合并》规定，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中取得的有关资产、负债应按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如果该项合并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合并条件(即合并企业支付给被合并企业或其股东的收购价款中，非股权支付额的比例低于20％)，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全部资产的计税成本，须以被合并企业原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由此可见，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法对于企业合并的划分标准和处理原则不同，从而造成企业合并中取得的有关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计税基础的差异，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负债应调整购买日应确认的商誉或负商誉。再如《CAS21――租赁》规定，融资租赁中承租人应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之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税法规定，融资租入资产应当按照租赁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付款额及相关交易费用作为其计税基础，从而形成暂时性差异。需要指出的是，《CAS18――所得税》规定，除企业合并以外的交易或事项，如果该项交易或事项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收益也不影响应税收益，则相关的暂时性差异不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这主要是由于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收益又不影响应税收益，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直接结果是调整有关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违背历史成本原则，因此，融资租赁中租入资产相关的暂时性差异不得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资产、负债再确认导致的暂时性差异再确认是在初始确认的基础上，对各项数据进行筛选、浓缩，最终列示住财务报表之中。资产、负债的再确认直接表现为对其初始确认金额的调增或调减。由于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税法规定不同，在资产、负债的再确认环节可能形成新的暂时性差异或转回原已确认的暂时性差异。与初始确认类似，资产、负债再确认导致的暂时性差异仍分为四种情形：(1)再确认既影响会计收益又影响应税收益。对于资产的再确认，如果影响损益，通常表现为资产的原账面价值部分或全部转化为费用，如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资产折旧与摊销本质上属于分摊程序，而非计价程序，相关的会计政策主要涉及折旧和摊销的资产范围、年限以及方法选择等问题。企业可以在会计准则的框架下自行确定折旧和摊销政策，前提是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能够真实反映出该项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而税法出于征税目的，对折旧和摊销的税前列支金额做出一些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如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其折旧费用或摊销费用不得税前扣除；固定资产因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方可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法。由于企业采用的折旧和摊销政策与税法规定不一致，各期的会计费用与计税费用可能存在差异。当某一期间会计费用大于计税费用时，期末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将小于其计税基础，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反之则会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对于负债的再确认，如果影响损益，通常表现为负债转为收入，如预收账款在商品发出时确认为收入。如果该项预收账款在初始确认形成了暂时性差异，即相关的经济利益在取得当期已计入应税所得，则再确认时相关的会计收入不再作为计税收入，初始确认时形成的暂时性差异得以转回；如果初始确认时未形成暂时性差异，即税法的规定与会计准则的规定一致，则再确认时会计收入与计税收入相同，不涉及暂时性差异。(2)再确认不影响会计收益但影响应税收益。不影响会计收益的资产、负债的再确认，一般表现为资产与负债的内部转换，如资产清偿负债、一项资产或负债转换为另一项资产或负债，通常情况下对应税收益也没有影响。但如果资产、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存在暂时性差异，则其账面价值的变动将导致暂时性差异的转回，影响应税收益。如应收公司债券的利息，实际收到利息时计人应税收益，即转回初始确认时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再如对售出商品提供售后服务而确认的预计负债，实际发生支出时作为计税费用准予税前扣除，即转回初始确认时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3)再确认影响会计收益但不影响应税收益。从利润表项目看，会计收益而非应税收益的项目主要有：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等。在资产的再确认过程中，如果计提了减值准备，如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将会减少；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税所得时扣除，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不得扣除。因此，资产一旦计提了减值准备，由于计税基础不变，其账面价值将低于计税基础，从而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模式计价的投资性房地产，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期末应按公允价值调整其账面价值，同时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不计人应税收益，相关资产的计税基础不变，因此，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也会导致暂时性差异。(4)再确认对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均无影响。资产、负债的再确认既不影响会计收益也不影响应税收益，在这种情形下通常不会涉及时间性差异。但如果资产、负债账面价值的变动计人权益而计税基础不变，也可能形成暂时性差异。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按照实际成本入账，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相一致，不涉及暂时性差异；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价且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权益(“资本公积”)，而计税基础仍为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再确认后的账面价值如大于计税基础，则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反之，则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四)特殊项目的暂时性差异一是未作为资产、负债确认的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某些交易或事项发生时，由于不符合资产、负债的确认条件而未体现为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负债，但按照税法规定能够确定计税基础的，其账面价值0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也构成暂时性差异。如企业在筹建期间所发生的开办费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并于开始正常生产经营时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不体现为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该类支出在开始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后的5年内分期摊销，自税前扣除。资产负债表日，该项账面价值为0的资产，由于其计税基础不为0，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属于暂时性差异。二是可抵扣亏损及税款抵减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新税法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同时还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对于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的未弥补亏损及税款抵减，虽不是因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但本质上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具有同样的作用，均能够减少未来期间的应税所得和应纳税额，也视同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三、暂时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永久性差异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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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组织形式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组织，不同的组织形式，对是否构成纳税人，有着不同的结果。公司在设立下属公司时，选择设立子公司还是分公司对企业所得税负会产生影响。由于子公司是独立法人，如果盈利，其利润不能并入母公司利润，应当作为独立的纳税义务人单独交纳企业所得税。当子公司所在地税率较低时，子公司可以少纳企业所得税，使公司整体税负较低。而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只能将其利润并入母公司交纳企业所得税，无论其所在地税负高低，均不能增减公司的整体税负。再者作为公司，其营业利润要交纳企业所得税，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而税后利润作为股息分配给投资者，投资者还要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又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而合伙企业则不作为公司对待，不构成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只课征各个合伙人分得收益的个人所得税。

例如，纳税人甲、乙、丙经营一家商店，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0000元。该商店如果按合伙企业课征个人所得税（假定甲、乙、丙分配比例相同），应纳税额为（100000×40%-10375）×3=88875（元）。如按公司课征所得税，税率25%，应纳税额300000×25%=75000（元），税后利润225000元全部作为股息分配，甲、乙、丙还要交纳一道个人所得税（75000×35%-6375）×3=59625（元），共纳税75000+59625=134625（元）。很明显两者税负不一致。因此，甲、乙、丙做出了不组织公司，而办合伙企业的决策。因此，在设立企业时，要考虑好各种组织形式的利弊，做好所得税的税收筹划，才能决定是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还是设立合伙企业，是设立子公司还是设立分公司。

二、用足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是税制设计的基本要素，国家为了实现税收调节功能，一般在税种设计时，都设有税收优惠条款，企业如果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条款，就可享受节税效益，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许多都是以扣除项目或可抵减应税所得制定的，准确掌握这些政策，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就是税收筹划的过程。

例如，《企业所得税法》第30条第一款规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5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第㈠项所称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是指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实行100%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归属于“各种扣除”，当企业亏损或者所得不足以扣减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额，这部分加计扣除形成了亏损，可以用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弥补，实质上是一种递延，保证了企业能够充分享受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但选择税收优惠作为税收筹划突破口时，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纳税人不得曲解税收优惠条款，滥用税收优惠，以欺骗手段骗取税收优惠；二是纳税人应充分了解税收优惠条款，并按规定程序进行申请，避免因程序不当而失去应有权益。

三、选择最佳的企业资本结构

企业筹资决策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资金成本，不同渠道来源的资金获得成本各不相同。如股票的筹资成本为发放的股息和红利，债券和银行借款的筹资成本为利息。税法规定：股息支付不得作为费用列支，只能在交纳所得税后的收益中分配；而利息支付则可作为费用列支，在计算应税所得中允许扣除。因此，企业在筹资时，要充分考虑利息的抵税作用和财务杠杆的作用，选择最佳的资本结构。例如某企业通过债券筹资，债券票面利率为12%，企业所得税率25%，则企业实际负担的税后利率为9.0%=[12%×（1-25%）]，借入资金的利息费用可以起到节税作用，而企业普通股筹资所支付的利息和红利都必须由税后利润承担，实际成本等于其支付额。

四、选择合适的企业费用列支方法

费用的列支时间、数额直接影响每期的应纳税所得，所以进行费用列支应注意以下几点：

1.已发生的费用及时核销入账。如已发生的坏账、呆账应及时列入费用，税法取消了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金；存货的盘亏及毁损应及时查明原因，属于正常损耗部分及时列入费用。

2.对于能够合理预计发生额的费用、损失应采用预提方法计入费用。

3.适当缩短以后年度需要分摊列支的费用、损失的摊销期。例如低值易耗品、待摊费用等的摊销应选择最短年限，增大前几年的费用，递延纳税时间。

4.对于限额列支的费用，如业务招待费（发生额的60%，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收入的0.5%）；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15%的部分）；公益性捐赠支出（符合相关条件，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等，应准确掌握其允许列支的限额，争取在限额以内的部分充分列支。

五、企业营业收入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纳税人如果能够推迟应纳税所得的实现，则可以使本期应纳税所得减少，从而推迟或减少所得税的缴纳。对一般企业来说，主要的收入是销售商品的收入，因此推迟销售商品的收入的实现是税收筹划的重点。我国税法规定，直接收款销售以收到货款或取得索取货款的凭证，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天作为收入确认时间；分期收款销售商品以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为收入确认时间；而订货销售和分期预收货款销售则在货物发出时确认收入实现；委托代销商品销售在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这样企业可以通过销售方式的选择，推迟销售收入的实现，从而延迟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企业要综合运用各种销售方式，使企业既能延迟缴纳企业所得税，又能使收入安全地收回。

六、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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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土地增值税；筹划探讨

1土地增值税的基本要素

1.1纳税人

纳税人是指在国有土地及土地建筑物在进行交易和转让过程中取得的收入、需要支付一定税金的个人。客税对象是指有偿对国家土地房产及土地房产附属建筑物财产在进行转让以及拍卖时所取得的增值税额，在房地产行业中，纳税人及房地产公司增值税额是房地产在进行国有土地的竞拍以及建设、出售房地产所得收入产生费用的应交税额。

1.2应纳税额

我国房地产行业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是房地产行业盈利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乘以适当的税率再减去理应扣除的项目金额乘以速算扣除系数。其中土地增值额等于转让房地产所产生的收入减去按规定应扣除的项目金额。

1.3土地增值税征收的作用

作用：①有利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有关调控；②有利于有关部门发现并抑制恶意炒房现象；③有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2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方法

房地产企业缴纳土地增值税会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利润，企业内部投入成本变高。在目前的房地产行业中，如何选用灵活适当的筹划方法进行土地增值税的清算以及缴纳，从而降低企业成本、增长企业竞争力，是目前房地产行业重要研究和发展的方向。

2.1注意纳税临界点

按照我国有关税法规定，有一项可以实行免征土地税的政策，那就是纳税人在依法建造标准住宅进行出售的时候，如果增值税没有达到应该扣除项目金额的20%，可减免土地增值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纳税方法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每当增值税超过50%、100%或者200%，根据不同的长度交纳不同的数额，因此企业在开发的时候应该选用最为适合的方案，注意调整税率临界点，降低企业的房产投入。

2.2增加开发成本

增加开发成本也是目前房地产使用最多的方法，目前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选择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增加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的投入，从提高小区住宅环境方面入手，提高装修层次，以此来吸引顾客的眼光，同时可以增强扣除项目金额，使得增值税税率变低。

2.3拆分合同

将一处房屋拆成两次合同进行两次签订，也可以降低土地增值税的缴纳。目前很多房地产在进行房屋出售的时候往往采取先签订毛坯房销售合同，随后在装修时与顾客达成一致意见，在与顾客签订装修合同，这样一来，所交的仅是销售房屋时毛坯销售土地增值税，房产企业顺利达到节税的目的。

2.4明确征收范围进行筹划

（1）合作建房。合作建房是指按照税法规定由两方共同建设，一方出地一方出资金，建成后按房屋比例用于自用的房产，可以暂时免收土地增值税。房产开发商也可以适当利用这一政策。

（2）转销为租。目前很多房地产业存在着房未售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房产公司可以选择将建好的房子进行精装修，由于租房并不产生房产转移，不需要缴纳土地增值税，因此可以在节省成本的同时提高企业的收入。

（3）增加扣除项目。在进行房产生产销售以及清算土地增值税的时候，可以采取多种利息扣除方法，方法一：允许扣除的房地产开发费用-利息（据实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商开发投入成本）×5%。此外可以采取代收费用并入房产减少税基本，可以将代收费用计入房价中向购买方一并收取，而代收费用却并入房地产转让收入计税。第二种可以采取在收取房价之外再进行单独收费。

3土地增值税对房价的影响

房地产是我国目前正大力发展的行业，而土地增值税是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参与国家房地产行业分配利润的手段。房价越高，土地增值税应交税额越大，而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土地增值税税额也大，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利润收入冲击越大。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售楼价格越来越高，不少市民面对高昂的房价望而却步，因此，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和缴纳也是我国对于房地产行业秩序的维护，可以抑制房价过分上涨，尽快调整房地产行业的秩序，让房价回归到合理的正常价位，从而保证我国房地产行业能够长期稳定的发展。通过近年来的数据表现，土地增值税的清算已经成功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调控，不少人买得起自己喜欢的居所，人民生活的水平已经得到了逐步稳定的提升。此外，房地产高价暴利的时代已经远去，国内的售价普遍均衡，房地产行业正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

4土地增值税缴纳、清算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

4.1调控价格、制约暴力

随着“炒房”一词的流行，各大房地产企业纷纷采取促销策略。随着人们买房热情的提高，房地产行业的价格一直上涨。房地产企业在收入越来越多利润的同时，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越来越多，也令各大房地产开发商头疼。部分企业低价购买土地的使用权，并且想方设法延长开发期，从而达到高利润的理想状态。土地增值税清算状态下，房地产企业进行囤积的现象越来越少，很难再实现长期的高额利润。

4.2重新定位

市场在土地增值税缴纳清算制度的影响下，房地产企业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市场重新定位，不少过分追求低投入高利润的企业纷纷被市场淘汰，房地产行业开发商不得不转换经营战略，树立新的发展观，以寻找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重新树立企业形象。目前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始考虑市场需求，适应了新时代下的发展趋势。

5结束语

土地增值税是我国长期稳步进行的系统工程，从整个行地产企业的统筹规划为中心进行宏观调控，土地增值税的缴纳和清算不光是为了帮助企业追求最低的缴费方案，而是在整体上提高企业的经营水平，合理降低房价，从而促进房地产企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季桂芳.关于房地产企业土地增值税纳税筹划的探讨[J].中国集体经济,2017,(14):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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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会计准则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

旧韩末与日本统治时期

1932年7月，韩国最初的计理士开业，其主要业务包括会计顾问、税务申报、编制会计报表、培训会计人员等。20世纪40年代，去日本留学取得日本计理士资格的人开始在汉城和平壤从事会计师事业。在朝鲜留学生较多的日本明治大学，朝鲜人金询植教授用日语出版了《商业簿记要义》，这给朝鲜留学生以刺激和影响。

(二)第二阶段：

会计制度的导入与补充期

这个阶段又分为三个时期：

ll解放与韩国战争时期(1945～1980)

1945年9月组织了“朝鲜计理士会”，1946年3月13日根据统一的会计用语标准制定了《商业用语制定义》。1953年韩国计理士会成立，有力推动了财务会计制度的发展。

2　会计制度的导人期(1958～1973)

韩国于1958年第一次制定了《企业会计原则》和《财务报表规则》，并从1959年1月1日开始实行。它们是由财务部部长的咨询机构，即财政金融委员会下属的企业会计准则制定分科委员会研究制定的。《企业会计原则》从学术角度上规定了制定财务报表的原则及原理，而《财务报表规则》作为《企业会计原则》的补充，规定了财务报表的用语、格式、会计处理方法。所以《企业会计原则》并未以法律或财务部告示的形式发表，而《财务报表规则》则在1958年7月2日以财务部告示第169号的形式公布。这些规定为原来无原则、各行其是的会计实务的统一及质量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很大贡献。1962年制定的《证券交易法》，1963年制定的《法人税法》、1968年制定的《有关培育资本市场的法律》、1972年颁布的《有关经济的安定和成长的总统紧急令》、1973年制定的《企业公开促进法》等，不仅对经济界有很大影响，也使与此相适应的新的会计制度形成成为必需。

3　会计制度的补充期(1974～1980)

《上市公司等的会计处理规定》于1974年7月以总统令第1976号公布。该规定是根据《证券交易法》第126条制定的，与其后修订的《企业会计原则》几乎内容相同。《上市公司等的财务报表规定》于1975年4月以财务部令第1098号公布。该规则也是根据《证券交易法》第126条制定的，与其后修订的《财务报表规则》几乎是同一内容。自1974年7月起，韩国的会计制度开始二元化，即分为企业会计规定和上市公司会计规定两部分。这个二元化过程持续到1981年12月将这些规定废止、制定新的会计基准为止。

(三)第三阶段：

会计基准的稳定发展期至现在

1980年12月制定公布了《关于股份公司的外部审计的法律》(以下简称外审法)。1981年12月23日根据外审法的规定，由证管委把以前的企业会计规定和上市公司的会计规定综合起来制定了统一的企业会计准则，统称为《企业会计基准》。1984年、1990年、1992年、1994年、1996年、1998年、2000年多次进行过修改。并且在1996年12月修改实施了《关于研究开发的会计处理基准》、《中期会计报表准则》、《租赁业会计处理准则》、《建设业会计处理准则》和《合并会计报表准则》。

从2002年开始，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会计领域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每年召开一次三国会计准则会议，沟通三国会计准则的进展，并就会计国际趋同问题进行磋商。2005年，在我国西安召开的中日韩三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上，三方签署了会计合作备忘录。2007年3月15日，韩国正式宣布了全面实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路线图。2008年10月9日至10日中日韩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议在北京举行，介绍各国会计准则建设、实施和国际趋同情况，重点讨论了如何扩展“亚洲――大洋洲”国际或地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平台问题，达成了共识，拟在会后稳步推进此项工作。

韩国会计准则组织演变

1999年以前，韩国的会计准则由证券交易委员会下属的会计体系研讨会制定，即由政府部门主导会计准则的制定。1998年lO月，韩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磋商，同意成立独立的私营部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作为第二次结构性调整贷款(20亿美元)所附政策的一部分。1999年6月30日，韩国政府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进行了重大改革，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民间会计准则制定组织――韩国会计准则理事会。

根据韩国法律规定，会计准则制定权属于国家金融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upervision Commission，FSC)，它是一个政府机构，但具体工作由具有公共性质的民间机构――金融监督院来做。金融监督院又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委托给了另一个民间机构――韩国会计准则理事会(Korea Accounting Standards Council，KASC)。韩国会计研究院(The Korea Accounting Institute，KAI) 研究部进行研究，为新的和修订的会计准则准备草案，并为韩国会计准则理事会提供技术支持。KAI由5个部分组成：一般成员、董事长、韩国会计准则委员会(Korea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KASB)、韩国会计准则咨询议会(Kurea AccountinStandards Advisory Council，KASAC)及其研究部门。KAI的使命是保护利益相关方，通过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参与会计准则制定活动以及对会计审计问题进行研究，来促进商业企业的发展。KASB每月举行两次理事会，其职责主要是制定、修订及解释韩国会计准则；及时报告财务报告缺陷的重大领域；采纳国际会计职责作为最低指南，以提高韩国会计准则的质量并适应韩国的经济环境。由20个非常任委员组成的韩国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向KASB提出建议。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及韩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可以分别通过图1和图2来表示。

韩国会计监管机构

韩国的会计监管机构由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两部分组成。在政府部门方面，

法律支持是由财政经济部(Ministr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MOFE)提供的，主要有公司法、证券市场法、外部审计法以及其他与证券市场监管有关的法律等。会计监管是由金融监管委员会(FSC)来负责，同时下设金融监管中心(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FSS，)，负责对公司的会计活动进行监管。在私营部门方面，由两个机构构成：一个是韩国会计准则理事会(KASC)，负责会计准则的制定；另一个组织是韩国注册会计师协会(Korea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KICPA)，负责审计质量控制。KASB将准则制定之后，向金融监管委员会(FSC)报告，而FSC通常都会接受该会计准则，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会要求修改。这种情况仅限于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不一致，或者会计准则偏向于某些部门的利益。

韩国会计准则框架

韩国财务报告概念框架原则上以IASB的概念框架为基础，考虑韩国财务报告环境的特殊性和财务报告手段而制定的。它被誉为面向未来、体现韩国国情的框架，由7章157个文段构成。韩国先制定了一部分具体会计准则，后来才开始制定统一的会计概念框架。韩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先后制定过两次，其一是1999年，韩国金融监督院会计制度审议委员会制定过一次；其二是2003年，韩国会计研究院会计准则委员会又制定过一次。韩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由以下7部分组成：绪论、财务报告的目的、会计信息的质量特性、一般目的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基本要素、财务报表基本要素的确认、财务报表基本要素的计量。

(一)原结构(韩国会计研究院／韩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之前，图3)

会计改革前会计准则的结构与美国是一致的，主要问题在于会计准则不是以公告的形式，而是法律文件。

(二)新结构(图4)

韩国会计准则发展特点分析

1　韩国是一个参与重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国家，在20世纪早期受到日本的侵略，而日本在19世纪末采用欧洲大陆法系制定《商法》，因此韩国是根据一部可以上溯至拿破仑一世时期对罗马法律体系解释的商业法案制定会计法规。

2　韩国的会计法规体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开始，韩国学术界多受日本的影响，属于大陆式的成文法系。后来，随着到欧美等国留学人员的增加，逐渐转化为欧美式的法律体系。

3　韩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变化是迫于世界银行贷款条件的压力，并不是韩国根据本国经济条件作出的自主选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帮助韩国经济走出低谷，世界银行向韩国提供了一系列的援助，其中包括向韩国提供数笔贷款。1998年10月，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总额为20亿美元的第二批结构性贷款所附条款要求，韩国政府同意成立独立的民间组织形式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根据韩国政府的这一承诺，韩国会计基金会和韩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99年9月正式成立并开始运作。因此，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参与对韩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产生了间接影响。

4　从准则的内容上来讲，韩国的模式是首先考虑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在国际会计准则没有相关规定或规定不够详细的情况下，参照美国会计准则，只有在上述两者均不存在或不适用的情况下，才考虑制定本国的准则。由于世行的要求，韩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考虑借鉴的成分占主导，自主制定会计政策的成分相对较小。

5　从体例结构上看，韩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非常相似。另外，在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上，也受到世行等国家组织的影响，如韩国固定资产准则中要求以公允价值作为固定资产的计量基础，采用这一方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韩国的税法允许对固定资产进行重估，而且世行对韩国贷款的某些指标的计算，也是以资产的重估价而不是历史成本为基础的。

启示思考

(一)应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沟通，特别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过程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经改组后，理事会及咨询委员会构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进程，因此要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更有发言权，区域间合作就显得相对重要。中、日、韩三国在某些会计问题上具有相似性，三国的一致性意见应该引起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充分重视和考虑，从而有利于维护亚洲国家的利益。

(二)会计的发展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

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变化方面，更影响到会计准则的具体内容及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和手段。韩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经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的会计准则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模式。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不能脱离所处的客观经济环境，会计的发展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要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客观实际。

(三)关于会计国际化问题

虽然会计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各国在制定本国准则时都在最大程度地吸收国际会计准则的研究成果以促进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但是各国准则制定机构也同时对本国经济环境中与国际会计准则产生背景不同的一些特殊问题表示关注，韩国也认为在大的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应允许各国准则制定机构根据本国实际对一些会计政策作出选择。因此，大家的共识是会计国际化要从实际出发，注重解决本国实际问题。

(四)会计准则的制定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鉴于实践中出现的新的会计问题纷繁复杂，要对这些问题作出规范，必须根据未来新出现经济业务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进而选择恰当的会计处理方法，有些情况下准则制定机构认为适用的会计处理方法难免与预先设定的会计概念框架相抵触，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容有时甚至会成为未来制定会计准则的障碍。因此，韩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均持谨慎态度。从实务角度讲，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更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单纯受理论体系的制约和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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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契约与信用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把经济利益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把经济利益关系作为一切经济关系的动力基础。这同样适用于经济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因此，经济利益也是信用产生的动力基础，信用的产生是利益平衡的需要。

（一）契约是信用的基础

信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信用是指由债务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按约支付行为，如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等。信用是基于交易理性，体现契约精神的一种关于各种财产跨期交易活动的制度规则[1]。广义的信用是指一种能够履行承诺而取得信任的行为。这种广义理解包含着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即信用所由以发生的诺言、约定、协议等，不但是许诺一方的事情，同时也是接受许诺一方的事情，体现出信用行为的双向性。

契约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实践中相互以策略的方式行为的结果[2]。其实，契约的最初源于人们在经济活动实践中达成的一些承诺，后来这些承诺形成或显性或隐性的契约。可以说，契约关系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契约是在社会经济活动博弈中形成的，人们对这种契约关系的遵守便使得这些原始的契约关系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惯例、习俗等。显然，这些惯例、习俗就是最初得到默认的原始契约，遵守这些契约就会被认定为守信，违背这些契约就会被认定为失信。从这一逻辑关系分析，契约是信用的基础，信用的产生与契约是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认为“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这里强调信用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并对生产制度起到基础性作用。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由于个体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性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契约天然具有不完全性，加之契约可能受到诸多外部复杂因素和偶发事件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从而也使得与之对应的信用关系也会不稳定，随着契约关系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改变。因此，信用是基于契约特性的一种博弈均衡状态。随着契约关系的变化，信用也会从一个均衡状态迈向另一个均衡状态。

（二）信用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如前所述，契约的不稳定性引起信用的不稳定性。因此，从逻辑上讲，信用的稳定性会受到约契约的稳定性的影响。那么，影响契约的稳定性的因素也必然是影响信用的稳定性的因素。下面影响信用的稳定性的因素进行逻辑分析。

1.产权

按照契约理论的观点，契约不稳定性源自于契约方对利益的追逐。任何契约都建立在可获得利益的基础上，这是导致契约不稳定性的基础性因素。事实上，在这个基础性因素就是由产权所界定的实实在在的可获得的利益关系。而人们在不同的产权结构或产权安排下所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产权就成为影响契约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从产权交易契约视角分析，产权对契约稳定性的影响还表现在产权是通过契约来让渡的，产权交易引起产权结构的变化，而产权结构变化又会对契约的稳定性产生冲击。所以，产权成为影响契约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进而也成为影响信用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2.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性不仅导致契约的不完全性，而且也直接导致契约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即信息优势的一方在签订契约时有可能利用其所掌握的更多的情况达成更有利于自己的条款。如果所签订的契约是一次性契约，这种情况更为常见。但在多次重复签订契约博弈中，这种情况会逐渐消失。但是，如果出现新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则可能引起新的契约不稳定和信用不稳定现象。

3.外部不确定性

外部不确定性无法合理预期，契约也不可能改变外部因素，而且是事物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偶发事件的出现。外部因素作为契约之外一种超然的力量而存在，契约方无法改变它，但它会对契约方履约结果的未来预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契约与信用的逻辑关系

虽然众多因素影响契约的稳定性，继而影响信用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契约和信用一直处于经常变化的不稳定状态。相反，契约一般情况下都具有相对稳定性[3]，而且外部强制力对契约演变的影响也是渐进的。因此，在契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才愿意遵守这个契约，从而也就形成了相应的信用关系。

在契约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信用是满足约束条件要求的相对于稳定契约的一种均衡状态。契约方之所以选择遵守契约的授信行为，首先就是因为这个契约是稳定的，或者契约一方当事人对契约未来的履约结果的预期达到了契约方遵守契约的可靠程度，同时也预测到契约另一方当事人也会做出相同的预期。因此，正是契约的稳定性保证了契约各方行为与预期的一致性，他们都会预期到别人选择守信而自己也选择守信，从而使守信成为满足约束条件下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对方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从而使契约各方共同守信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如果在长期重复博弈过程中，在一个社会群体内总是能够使得这一均衡保持下去，则这个契约的内容就会演变成这个社会群体的惯例或习俗。契约与信用的逻辑关系可以用图1直观地描述。

根据契约与信用的相互影响和演变原理，两者的逻辑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要点：

（1）契约是相对稳定的，但它可能会随着外部影响因素的变化而作出改变。一旦外部影响因素变化较大时，原有的契约关系可能会做出调整，契约会演变为新契约。即契约会呈现出不稳性。

（2）信用是在契约稳定的条件下，且约束条件也不发生变化时的一种均衡状态。即信用稳定是相对的，受到契约稳定性的显著影响。

（3）在影响契约稳定性的外部因素作用下，契约发生变化时，若约束条件没有跟上契约的变化，则会导致原信用关系解体;但新的信用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就会出现不遵守信用的现象。当适应契约改变的新约束条件建立后，则新的信用均衡状态就会出现。

二、税收信用的形成机制

（一）税收信用的内涵与分类

1.税收信用的内涵

黄润良（2002）认为：税收信用作为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表述为：用税主体―各级人民政府、征税主体―各级税务机关、纳税主体―负有纳税义务的法人和自然人，依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和各项征管规章制度的规定，在认真履行职能和应尽义务的过程中对所作出的承诺表现出的诚信[4]。裘伟（2004）认为：税收信用是建立在税收法律关系中，表现和反映征纳双方相互之间信任程度的标的，是由规矩、诚实、合作的征纳行为组成的一种税收道德规范。税收信用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税收征纳群体中产生，它既促进税收征纳双方共同遵守规则，改善征纳关系，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征纳主体成员的素质，在相互信任中转化成合作关系[5]。黄桦（2011）认为，它（税收信用）是以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为目标，以税收法律法规为表达方式的相关主体的理性承诺为依据，对税收征纳双方的涉税行为进行约束的一种制度安排，及由此产生的信用约束机制。它是对税收征纳关系制度规范的协调与配合，它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促进税收征纳双方在对税法信守的过程中，达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6]。

2.税收信用的特征

黄润良（2002）认为，税收信用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即基础性、效益性、联系性、社会性[7]。第一，所谓基础性，就是税收信用是依法文明治税、依法文明征税、依法文明纳税的基石。它不仅是涉税道德规范的基础，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信用机制，而且更重要的，它是税收法律规范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它为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提供基础的有效保障。第二，所谓效益性，是指良好的社会信用制度可以使经济交换参与者方便快捷的获取对方真实的诚信信息资料，减少信用调查核实方面的费用开支，防止因对交易者资信的怀疑而减少的社会经济交往，有利于降低生产经营风险，促进商品、技术、资金的流转，活跃社会经济生活，促进对外经济交往和合作，更好的发挥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第三，所谓联系性，是指税收信用与政府的行政道德、税务职业道德、纳税人纳税道德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与税收法治相互作用的基本特征。第四，所谓社会性，是指政府的治税诚信，体现在运用政治权力，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税收法律、法规和各项征管规章制度;按照法定要求，用好纳税人的“血汗钱”，践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承诺;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功能，通过财政税收杠杆顺应市场经济规律，调节经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障社会经济安全有序地运转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昭示了政府的治税信用亦有其社会性的特征。

黄桦（2011）认为，税收信用是一种权利、义务对应关系模糊状态下的特殊“信用”[8]。税收信用，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意义上的“信用”。税收形式上的无偿性，使税法所表达的涉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处于明显的不对等状态，即在明文的税法中对纳税人的义务要求是重点，其所规定的纳税人义务性条款远远多于权利性条款;而赋予征税主体的权力不仅范围宽广，而且具有强制性手段保障。但是，税收又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实质性的“信用”范畴。……这种模糊性对于纳税主体来讲，如果不能通过各种途径的学习，建立起公共产品享用权利与纳税义务之间必然联系的理性认知，就无法从根本上形成对政府征税行为的信任。对于征税主体来讲，如果不能理性地把握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内涵，就会使本应为纳税人服务的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特权，失信于政府对公民的整体承诺，也会进一步成为纳税人藐视，甚至敌视政府税收的诱因。总之，税收活动中相关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模糊性，会使税收信用体系的建立与维护较之直观的信用关系的建立与维护更为艰难，也需要我们在其规律、途径的探索中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3.税收信用的分类

黄桦（2011）认为，税收活动依法运行，从其运行过程看，税收信用包括税收立法信用、税收执法信用和税收司法信用。……从税收相关主体（或称涉税主体）的关系看，包括：纳税信用、征税信用和用税信用[9]。孙哲（2011）认为，税收信用，就是指作为用税主体的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征税主体的各级税务机关、作为纳税主体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作为独立第三人的税收中介机构依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和各项征管规章制度的规定，以诚实守信为基础在享有权利并认真履行职能和应尽义务的过程中的践约能力。从税收信用的基本含义可以看出，税收信用可以分为征税信用、纳税信用和税收中介信用[10]。对于税收信用的分类，本课题主要按照纳税信用、征税信用和用税信用的脉络进行研究，同时也对中介组织的税收信用进行研究。同时兼顾税收立法信用、税收执法信用和税收司法信用的研究。

（二）税收契约与税收信用的逻辑关系及税收信用形成机制

1.税收契约是税收信用的基础

在现实社会经济实践中，我们会发现纳税人偷逃税款、拖欠税款现象时有发生，税收政策朝令夕改、不依法征税、税务人员腐败等现象也不鲜见。这些都是表现出来的税收信用问题。

基于契约与信用的逻辑关系合理推断：税收契约是税收信用的基础。在税收契约相对稳定的状态下，税收信用可被视为是满足约束条件要求的相对于稳定税收契约的一种均衡状态。税收契约方之所以选择遵守税收契约的授信行为，首先就是因为这个税收契约具有稳定性。正是税收契约的稳定性保证了税收契约各方行为与预期的一致性，他们都会预期到别人选择守信而自己也选择守信，从而使守信成为满足约束条件下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对方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从而使税收契约各方共同守信构成一个“纳什均衡”，这就形成了税收信用。

但税收信用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它受到税收契约的稳定性的显著影响。当税收契约发生改变时，也必然会引起税收信用的变化。

2.基于税收契约博弈的税收信用形成机制

如果契约双方签订一项税收契约时，其中一方要求另一方为履行税收契约必须严格遵守契约的法定要求，即严格遵守税收信用。这时就形成了授信关系，主动提出缔约要求的一方就是授信人，受邀缔约的一方为受信人。假定在税收契约期内，授信人、受信人和第三方拥有相同的信息，即受信人的行为是可以观察和证实的。在签约之后，受信人作为经济人，其目标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而会根据衡量履约与违约的收益状况，最终决定履约或违约。基于上述假设，收信人的目标与授信人的目标就是相互冲突的。下面我们建立一次性博弈模型，分析税收信用的形成机制。

假定有两个当事人P1、P2之间谈判签约一个交易税收契约，P1为授信人，P2受信人，不考虑签约成本。根据契约，P1委托P2采取一个契约中约定的、可以度量并可以证实的行动。P2有履约或违约两个策略。假定P2履约时P1、P2的收益组合为（U，-V），违约时的收益组合为（0，0），且满足：U>0，V>0。且P1、P2皆知双方的收益。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如图2所示的一次性完美信息动态博弈。

分析可知：P2如果签约，并无任何好处，因而不会签约;即便签约，P2也不会履约，因为履约收益为-V<0。此时授信关系不成立。

如果改动一下P1 、P2双方的收益，P1 在P2履约前，向P2支付W，且W>V。则可以得到如下合作博弈结果，如图3所示：P2签约后履约所获得的收益W-V>0，则P2愿意签约且履约。但P2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签约后如果选择违约，因为可以获得收益W，W>W-V>0。而P1理性地预见到这一点，于是P1不会签约，守信关系不成立。

我们要注意分析信用基本模型的经济学意义。在这个模型中，如果P2履约，P1 、P2双方的收益都比不履约时的收益要高，因此P2履约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P2讲信用的经济意义。但是P2如果选择签约后违约，则其收益将比履约结果要好。P1预见到了P2将违约，因而也不会签约。这样一来，就丧失了一次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机会。

如果在图1的博弈模型的契约中加入一个条件：P1在P2履约后向P2支付W，其他条件不变。这一条件相当于附加“P2采取履约行动所获收益”的契约条款，其实是一种信用激励模型，其结果如图4所示：P2的最佳策略为不仅签约而且还要履约，这样可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

根据上述博弈分析，税收信用建立的博弈机制可以概括如下：在一次性动态博弈模型中，对P2来说，违约比履约更划算，机会主义决定了其策略肯定是违约。P1预见到了这一点，因而理性地选择不签约，授信关系不成立。如果在信用基本模型中引入一个第三方参与人，设为S，在P2违约时进入。S有两个策略，即干预和不干预，c为S干预时发生的机会成本。S通过干预或不干预来影响双方的策略选择。因此，在S参与的情况下，我们得到如图5所示的信用模型Ⅱ。

在图5.5的模型中，如果S不干预，P2将违约，P1预计到P2将违约，会选择不签约，授信关系不成立。如果S干预，履约是P2的理性选择，P1预计到P2将履约，就会选择签约，授信关系成立。但提醒关注的是S参与干预通常会发生成本，这一点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干预的机会成本c比较高昂时。

由上述分析可知，再一次性守信关系中，第三方的介入是必要的，第三方并不一定真正干预，但只要第三方的这个选择存在，就会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受信人在签约之后理性地选择履约，从而使授信关系成立。一般而言，这个第三方通常指的是法律。

但第三方也可以是其他第三方，比如说存在担保或抵押的前提下，即便法律不介入，受信人也可能履约。假定存在可靠的担保收益为W，则在信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担保，可得到如图6的博弈结果，称为信用担保模型。

在图6中，如果P2违约，将得到收益W，但同时又要失去担保收益W，最终的净收益为0.因此，P2出于理性考虑履约，得到收益额W-V。P1预计到P2将履约，就会选择签约，授信关系成立。这就是税收信用的博弈过程与形成机制。

三、税收信用的演进规律

根据上述税收信用的形成机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要形成税收信用，需要第三方约束来维持，或者存在法律、抵押或担保等类似第三方约束的形式。按照这一分析结论，在个体有限理性前提下，在社会经济博弈过程中，税收信用遵循以下三种演进规律：

1.个别信用向群体信用的演进

即税收信用的演进路径由个别信用逐渐扩展到群体信用，在社会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个别信用形式能够被大多数社会群体所认可和接受，其结果是达成社会群体的共识，成为一种习俗或惯例，从而使个人信用演变为群体信用，推进税收信用向稳定化、长期化的状态发展。

2.个别信用或群体信用向第三方协调的信用演进

这一演进规律符合税收信用的形成机制原理，是社会博弈过程的必然产物。第三方协调主要包括税收信用的抵押、担保或附加约束条件，即主要通过社会第三方的力量保证税收信用的遵从。

3.个别信用或群体信用向政府监管的信用演进

其实，政府监管的信用还属于第三方协调的信用形式，只不过政府固定性、强制性地充当第三方的角色。

但是，税收信用的演进并不表明其他形式的税收信用已经消失，相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个别信用仍然是税收信用的基础，上述这些演进都是为了使个别信用形式更为规范，为个体之间签订契约和契约的实施提供标准和保障。事实上，各种信用形式总是存在于一个社会经济框架下，处于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同层次，它们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各种税收信用形式共存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税收信用的治理结构，正是税收信用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税收信用的治理结构的多元化。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

注：

[1] 李纪建：《经济转轨中的社会信用秩序》，西安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1。

[2] 龙游宇：《信用的博弈演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3] 即指契约在签订后的履约期间是稳定的，或者至少在受到外来因素干扰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契约本质内容，更不会被完全。

[4] 黄润良：《构建税收信用体系初探》，《税务研究》，2002年第7期。

[5] 裘伟：《中美税收信用的比较与借鉴》，《经济论坛》，2004年第22期。

[6] 黄桦：《中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

[7] 黄润良：《构建税收信用体系初探》，《税务研究》，2002年第7期。

[8] 黄桦：《中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

篇8

关键词　产业政策；航空高科技；产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　F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9)05－0103－04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促进陕西航空科技产业链构建的区域创新体系研究”(批准号：06E026S)；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十一五’西安航空航天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和招商对策研究”(批准号：2007KR50)

作者简介　周勇，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宏微观经济学；

王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园区经济；

徐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园区经济。(陕西西安710055)

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航空航天资源优势，创建初期就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和省市相关部门对基地内的重点产业化项目、产业政策和融资等方面的特别支持。大力支持国家航空产业基地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园区竞争优势，有赖于政府引导与干预。政府在高技术区域竞争优势中应起催化剂和激发企业创造力的作用。政府作为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作为与外部沟通的桥梁中介，要积极利用政策导向来间接干预和指导产业集群发展，平衡资源投入，优化当地产业结构，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规范企业行为，防止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盲目竞争和重复建设现象，从而减少集群内企业创新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维护当地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为产业发展而建设良好的公共设施；利用财政和税收政策为企业提供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为企业间的建设性合作牵线搭桥。政府还应成为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推动者，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积极为高新区与公共研发机构辅机构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使集群成员企业可以从大学等教育机构和公共研究机构获取创新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技术，增加集群内部的知识积累，使企业在相互合作中得到成长。

一、阎良区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发展阶段及现状分析

2004年8月，由我国政府(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成立了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该产业基地由核心区、扩展区两部分组成。核心区规划面积40平方公里，其中已建成区域面积11.28平方公里，规划新建区域面积28.72平方公里。扩展区为关中及陕西汉中地区，辐射陕西周边乃至全国航空企业。国家航空产业基地新建区已于2005年3月全面开工建设，并按照国际领先标准完成了5平方公里起步区的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区内分为制造加工、创业研发、航空博览旅游、教育培训和商务生活等不同的功能区。

陕西省将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列入“十一五”重点规划建设工程，西安市将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定位为航空卫星城，并作为“十一五”期间重点发展项目之一。陕西省、西安市财政在“十一五”期间将累计投入直接建设资金3亿元。同时，省市财政通过担保的方式，从国家开发银行为国家航空产业基地贷款5亿元，用于支持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建设。同时，国家相关部委和省市相关部门给予的特别支持，使得陕西省航空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将成为阎良区基地建设的坚实基础。

一是充沛的人力资源。陕西现有航空相关院校10家，职业技术学院4所，每年从航空专业毕业的学生2万余人，航空企事业单位41家，其中工业企业26家，独立科研院所5家，职工总数13万人；经过空客和波音公司大部件制造产业锻炼和认证的产业工人占全国的40％以上。其中，科技人员4.74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6.5％)，高级职称7400余人，航空领域院士12人，外籍院士5人。

二是领先的技术研发。与航空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国防重点实验室7个，国家专业实验室4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0多个，并拥有一批国家级的航空技术发展中心及相关的航空配套厂、所。

三是完善的产业体系。陕西已形成了集飞机设计研究、生产制造、试飞、鉴定、教学为一体的航空产业体系，拥有一批独占性资源和雄厚的研发能力与配套能力，也是我国唯一拥有两个整机生产企业的省份，据查，航空工业总资产、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4甚至1/3。

四是活跃的国际合作。陕西的航空企业开展国际合作始于1979年，2004年转包生产产值超过1.2亿美元，占全国航空工业转包生产量的43％。2005年，陕西航空企业完成转包生产总值达1.8亿美元。

五是高效的管理机构。国家航空产业基地管委会是西安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基地的规划、建设、开发与管理。根据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授权，该管委会可行使市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和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可为投资者和人区企业提供项目审批、土地征用、规划建设、房地产证发放、企业品牌推广、市场信息传递、产品推介、人才招聘、员工培训、档案管理、物业管理、社会保险等管理服务。

二、阎良区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产业发展政策分析

阎良区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正处于创立阶段，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明显。政府通过明确的规划，建立高科技园区，吸引跨国资本，开始了对产业基地的培育活动。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对产业基地能否最终形成起到一定作用。集群的主要优势在于优惠政策、基础设施等硬性条件。据此，我们作出以下政策分析。

关于税收优惠政策。阎良区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在执行国家关于高技术产业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还制定了符合园区自身发展阶段的鼓励企业投资和优化产业结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政策文本如下：《关机维修增值税优惠政策》、《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关于新办第三产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新企业所得税法税收优惠政策》、《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停征收政策》、《创业服务、中介服务业税收减免政策》、《技术服务收入税收减免政策》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到基地投资的税收减免政策》等，这都将成为产业基地建设的有利政策条件。

关于高新技术优惠政策。通过制定《鼓励研发创新的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对设在中西部地区内的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实行《内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优惠政策》，鼓励其对高新技术的投入；《技术服务收入税收减免政策》，对技术成果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收入，暂免征收所得税，促进技术成果转换。

关于投融资优惠政策。外商从投资企业所得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金，或作为再投资开办其他企

业，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经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40％的所得税；外商投资者从企业获得的利润如果再进行投资，涉及创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的，可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税款。

基地管委会与省市科委每年抽出一定资金，设立了青年科技人才创业基金，以低息、无息、贴息贷款或参股等形式重点扶持技术人员、自带项目到基地创业和发展。不仅如此，基地管委会还负责组织基地内的企业申报国家、省市级各类计划项目，以便使他们取得政府资助。

关于孵化政策。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创办各类企业孵化器。对创业服务中心等综合类企业孵化器和软件园等专业孵化器以及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机构，经省市科技部门认定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新办的独立核算的会计、审计、评估、培训、管理、咨询、人才中心、投资促进等中介服务机构，自开业之日起，2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以后年度按照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西安航空科技企业设立了种子基金，重点支持相关科研成果到孵化器进行转化或商品化。

三、阎良区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产业发展政策建议

(一)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有利于产业集群的机制。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保障。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关键是形成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制度环境，为投资者提供有力的保障。

1、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和员工培训。大学、科研机构可以与企业群落联办科研机构，开展项目合作。同时，要从制度上改变大学或研究机构经费来源单一的模式，鼓励飞机技术研究成果尽快转换成现实生产力。

2、重视发展与飞机产业相关的产业。产业群是否有竞争力，固然离不开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网络，但更取决于该网络的技术水平。要加快飞机产业群内自身建设，还要重视发展与产业集群相关的产业。对于重点发展的产业，在尽可能靠近它们的地方发展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在同一地区形成由同类产业构成的产业集群。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如果同主导产业集群在同一个地方，则最能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

3、加快飞机产业群的服务体系建设。飞机产业群不应孤立地发展，应该有相对确定的市场目标和完善的服务体系。要培育各种规范的咨询中介服务机构，例如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同时，要建立良好的教育培训体系，保证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另外，要建立促进集群内企业发展的金融机构，这对飞机产业群的发展至关重要。

4、注重竞争和合作。产业集群是在当地企业和机构之间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集群中的地方行为主体之间通过各种公约、合同和关系联系在一起，包括竞争与合作的混合。因此，需要让地方行为主体(包括当地公司、公共机构和城市居民)共同参与关于集群和治理结构的政策制定。原有的政府行政边界往往不利于合作，应当通过促进不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便利的合作，或重新考虑必要的行政管理范围，把治理的目标定位在发展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上。

5、注重对外联系。如果没有良好的外部技术联系(与世界上该技术最先进的地区建立并发展技术联系)，而只有发达的本地技术网络，将可能使本地技术陷于封闭保守的状态。近年来，国外文献大量关注全球联系，而就我们来说，飞机城应该是开放的，阎良的飞机产业应该注重对外联系。

6、制定发展规划。应当在政策上进行规划，使飞机产业集群内的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相辅相成的分工合作关系，应当建立与培植大型企业为核心的“中心卫星式”飞机产业集群。作为飞机产业集群核心的大型飞机生产企业，只需保留与经营、人才、商誉和飞机技术有关的核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非核心资源可以让给群内中小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与运作。

(二)完善为企业发展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对选择集群地是有一系列要求的，基础设施是主要的前提条件。阎良应该按照高标准建立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企业生产和发展提供充分的供给，这对形成集群是十分重要的。基础设施既包括有形的基础设施也包括无形的基础设施。有形的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是无形的基础设施――完善的服务体系，高素质的管理与服务人员和中介机构对吸引企业集群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首先要加快数字化高新区建设进程，实现对企业管理、统计、服务以及企业间信息、资料查询、商务交流的网络化；其次要提供创业的公共服务设施，如孵化器、创业服务中心等，给予创业企业共享的空间、交流和服务，降低企业创业的成本与风险；第三要建立诸如中国台湾新竹“工研院”或者产学研联盟的公共技术创新机构，将共性技术的研究作为公共品提供给社会，对区内高技术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三)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奠定发展基础。阎良实现跨越发展必须抛弃旧有的思维定式。具体来说，要通过政策优势集聚人才、优化人才创业环境等措施来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技术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机制，实行职务专利分成的机制，设立技术创新奖励基金等，挖掘人才的潜力。

(四)大力发展为企业服务的中介和技术服务机构。企业的创立和发展迫切需要中介机构和服务机构的支持和服务，经济越发展，分工越细，对专业化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企业发展仅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为继的，需要其他企业的分工和协作；城市仅仅有好的基础设施是不够的，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才能对企业产生吸引力，吸引企业集群，增强区域竞争优势，促进阎良加速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阎良需要大力发展为企业服务的中介和技术服务机构，以支持核心产业的发展。

(五)建立行业协会协调和规范集群内企业行为。产业集群中的行业协会作为信息的整理和分析者，可以为其会员企业或政府提供各种个性化的服务。由于行业协会是一个代表其会员企业的专门机构，在各类信息的整理和分析上，有着单个企业或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凭借着其特殊地位和专业知识，行业协会能提供其他组织无法提供的服务，也能使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更符合其会员企业的利益，更有利于行业的长期发展。

产业集群中行业协会的功能优势还表现在协调优势上。产业集群中的行业协会就其协调功能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协调会员企业的对外行为，组织企业，形成集体行动。由于行业协会拥有的规模效应和外部经济，在组织企业形成集体行动上比其他机构更具优势。第二是在协会内部实施惩罚机制，以保障集体行动的有效实施。行业协会在克服成员企业的“搭便车”问题上也有着优势。

(六)建立企业问信任关系，促进企业长期合作。在众多影响企业长期合作关系的因素中，信任度是最关键的因素。因此，网络内企业间在合作过程中彼此的信任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站在创新网络的角度，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首先，建立和完善声誉机制。在创新网络中；健全的声誉机制对合作伙伴来讲是一种“隐性激励”。如果合

作伙伴彼此能相互信任并信守承诺，那么声誉机制可以提供关于企业之前的合作行为、企业合作的信任度与意愿度等相关信息，以减少合作行为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的声誉以及往后与其他企业合作的几率，增强网络集体或企业个体间合作的有效性。其次，塑造良好的商业道德氛围。良好的商业道德对提高企业的信任关系有很大作用，反之，影响商业道德的负面事件会使企业的声誉受到损坏。

(七)提高区内资源，尤其是知识资源的流动性。集群内部资源的网络化是使产业集群内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有机联系的重要内容。集群内部的资源包括土地和一般劳动力等基本要素，还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先进设备和人力资源等高等要素。基本要素的流动是集群内生产活动调整和资源再分配的基本要求，高等要素的流动是知识在集群内部扩散的重要途径。政府要加强集群内部要素流动渠道的建设：(1)建立资本市场，特别是二级市场，促进生产资料的转移，这也有利于企业的进入和退出；(2)建设劳动力市场和中介组织体系的，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流动；(3)促进企业间的联系和交流，特别是知识和信息的相互传递。

(八)培育区域创新网络，促进企业创新。创新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较多地从自身利益出发，使得一些基础的公共研究不能得到有效开展。同是，由于创新成果的非独占性，决定了一方面企业会对创新成果严加保密，这将有碍于创新成果的迅速扩散；另一方面，企业不能独享其创新成果，从而削弱了创新的动力。因此，以上种种情况都表明，政府在产业集群创新活动的开展、创新网络的建设中都将担负着重要的组织和协调重任，甚至直接参与或资助一些公共性的基础研究活动。政府在培育区域创新网络过程中重要作用在于：营造区域内的创新环境，改善整个创新体系的运行，增强区域内的信任度，减少网络形成过程中的障碍。

(九)促进外部网络的形成与完善，提高区域的开放性。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同时也和经济的开放程度有很大的关系。而且，产业集群与产业发展和市场的开放呈正相关关系的，在要素市场高度开放的条件下，可以发展得更加充分。开放的经济政策，可以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需求。

(十)引导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结构升级贯穿于产业集群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于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这里的产业结构升级并不是说产业集群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过渡，而是指在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上，以及在生产的技术水平等方面。

(十一)加强区域品牌的建设和管理。集群区域具有明显的品牌效应，集群内企业会因为这种效应的存在而大大降低产品的销售成本，也有利于集群区域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应加强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做好对企业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的监督和认证工作，在集群内部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另一方面，政府应作为集群的总代表加强对外宣传，促进外部对集群的了解，这也是区域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现状下，政府要有抓重点产业的意识。如，在招商引资、鼓励民间投资时，突出重点产业地位，引导投资方向，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促进企业发展；在选择什么作为当地的重点产业上，要深入调研，摸清情况，进行必要的专家论证，力求选准选好；政府要为重点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在人群企业的选择上，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杠杆，只允许与群内主导产业具有产业关联的企业进入，以避免国内许多园区出现的群而不聚的现象，影响集群效应。

(十二)倡导和建设健康向上的基地文化。区域创新需要适宜的文化环境。一般而言，外部环境应该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仅有好的外部环境是不够的，促进产业集群还应大力发展企业文化，以人为本，满足技术创新者的深层次需求，形成内在引力。阎良目前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缺少创新所需的文化环境，从长远上讲，这是影响产业集群和阎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深层次的原因，需要阎良倡导和建设健康的飞机城文化。要挖掘飞机城文化，倡导卓越、合作竞争和创新，建立完善的、多层次的法规体系，完善文化设施和突出一些独特的标志性建筑物。

参考文献：

[1]Roslyn K.Chavda.Pubhc Sector Incentive Programsand L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M].Do Preferences Differ ByIndustry，2004.

[2]贾若祥，刘毅，马丽.企业合作与区域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3]王辑慈，王可.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根植性[J].地理研究，1999(4).

[4]M.P Devcrcux et al[M].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7.

篇9

(一)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

国际上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即基尼系数法、收入不良指数法和财产集中度法。以此分析我国的现状，不难看出我国的贫富分化已相当严重。

首先，从基尼系数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其次，从收人不良指数看。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人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最后，从财产集中度看。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6月份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10%的富裕人口享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却只拥有总资产的1.4%。不仅如此，由于有关的让会经济政策及相应社会立法的缺失，我国贫富差距还在日渐加剧，这不仅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这些不和谐因素又反过来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对此，我国的决策层也有清楚的认识，在2005年10月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把目前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作为党和政府今后五年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并提出扩大就业、增加就业岗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等保险制度，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人分配的力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人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里，在我国建立合理的社会法律制度体系尤为重要，而要真正使这些社会法律制度的设计实现矫正贫富分化的目的，就必须首先了解贫富分化的成因。

(二)中国贫富分化的成因

1.既有的观念:市场经济论与社会不公论

对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成因，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做了大量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类对立的观点，笔者称之为市场经济论与社会不公论。

市场经济论的主要观念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造成的。持此论的学者又有两种不大相同的观点:一种是一般市场论，着重于从市场机制本身说明，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其根据在于，市场的基本机制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由于市场中的人所拥有的资源、个人察赋存在差距，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自然而然就会造成贫富分化。另一种是特殊市场论，着重于从我国市场经济的特性说明。因为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谁能与市场化过程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加之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期，新体制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难免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贫富分化是市场化改革的代价。

不论按市场经济论的哪一种观点，其逻辑结论必然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此，矫正贫富分化的关键就如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所说:“不应该有仇富心理”，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如用高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而只能采取使穷人富起来的办法，或采取完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办法。

社会不公论认为: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在于社会不公。而中国改革和转轨过程中的社会不公体现在不同方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权力介人市场论，认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等价交换，由于大部分人是平常人，差异不大，因此不可能造成大规模的贫富分化。相反，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贫富分化，则必定是由于存在大规模的不平等交易，一批人破坏了公平交易的原则巧取豪夺。而这少数人之所以能巧取豪夺，往往是因为有权力做靠山，即权力介人了市场竞争领域。第二种是机会不公平论。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当前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而机会不平等主要是由于一些掌控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第三种是权利失衡论。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通过对北京出租车公司与司机之间的“霸王合同”的分析，说明在我国由于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往往使一些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损害而难以得到救济。据此，他认为贫富分化的种种因素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从笔者所阅读过的有关资料来分析，上述两派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对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都把对方认为是根本的原因看作是次要原因，这使他们各自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政策法律措施的侧重点各自不同。

2.一种新的观点:中国贫富急剧分化的根源在于西方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的推展

自从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寻求强国富民之路，其结果是使我国逐渐走上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的现代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就政治制度而言，主要采取的是自由民主加福利国家的政权形式。就治理方式而言，主要是以表现为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来治理。从文化上来界定，在思想体系和道德规范的领域，以个人主义形式存在的人道主义和以功利主义形式存在的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流思想倾向。〔2〕从思维方式上来界定，现代性是以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为特征的: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精神与肉体，人类与自然等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现代性的表现。〔3〕概言之，西方现代性在思想根源上强调个人价值，并着重于形式理性的制度设计。其制度化于法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对个体利益、个人权利的保护，在一方面，给个人以激励，使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发挥，推动了科学进步，带来了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个人对群体、对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和道德良知的普遍下降;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对他人的剥削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这势必导致形式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人们之间，在形式合理的法律制度的保护下产生贫富分化，也会因以人类为中心而造成生态危机。因此，贫富分化及生态危机成为所有实施现代化国家的两大难题尤其是贫富分化问题，在后发实施现代化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严重，中国目前就面临此种情境。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是由以下原因所致:

第一，东西文化冲突，导致传统文化价值观“减震”功能丧失。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基督教所强调的泛爱、和平及宽容等价值有利于人们慈善心性的养成，这对贫富分化具有一定的阻碍或减弱功能。比如教会就“在整个中世纪，为一切慈善行为打开方便之门，成为一切施舍的当然场所。”〔4〕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思想界的主流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儒家文化强调的团体主义、和谐主义价值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对亲情的重视是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于是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本土文化精华在社会秩序整合中的意义，也就丧失了传统文化对贫富分化的减震功能。因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较西方国家更为严重的腐败、缺乏市场道德、缺乏利他慈善行为等现象，从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第二，暴发户心态。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在那一时期，由于科学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人们所能掌握的竞争要素的差距亦有限，因此，贫富分化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这一长期的累积发展中，一方面，富人的消费观及对财富的使用日益趋于合理;另一方面，法制也不断完善，约束富人财富的获取趋于合法与合理。而我国是后发国家，在当前时代，全球化带来的科学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的迅速传播，使人们所掌握的关涉竞争成败的要素从一开始就出现巨大的差距，可以说许多竞争尚未开始就注定了成败。这就使部分人迅速暴富起来，而暴富者普遍容易产生“暴发户”心态。这种心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鄙视穷人，甚至欺诈掠夺穷人。其二是财富的不合理使用，大把花钱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夜暴富。如我国的富豪们宁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而大摆黄金宴，也不愿付给农民工该付的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的补偿，不愿为打工妹支付最低的福利保障，更不愿像比尔•盖茨等西方富豪那样，将个人资产的大部分注入社会慈善事业。这些不仅使贫富分化急剧发展，而且使穷人对贫富分化更丧失心理承受力。

第三，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法律制度特别是法律理念的脱节，使许多非法行为没有法律约束或使既有的制度约束软化。博弈论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只有自生自发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中国的一位社会哲学家对社会过程体悟后也说:“本来一个社会制度，就是为事实而想的办法，故必事实到了那一步之后，才能产生那新的制度。”〔5〕然而，现在的中国由于社会经济急速转型，不仅使制度大量缺乏，而且既有的许多制度也完全不是依事实想出的办法。反是忘记了自己的事实，尽看见他国的表面—如法律、制度，及一切完备之设施等—便想全盘采用，希望能突然涌现出新制度来。〔6〕可是作为制度根本的文化却不是短时期能够改变的，有的甚至是很难改变的。这样，许多不合理的经济行为要么因为没有法律调整而成为难以制止的灰色行为，要么因为缺乏文化根基而难以发挥作用从而使制度约束软化。这就放纵了各种非法和准非法的攫取社会公共财富或他人财产的行为，从而加剧了贫富分化。

(三)社会法——矫正贫富分化的主要途径

上述分析说明，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及其制度本身就孕育着贫富分化的种子，只要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及相应的私法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加之，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文化冲击使本土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约束力下降，社会法制度建设滞后和相对缺失，贫富急剧分化就成为必然。这已被中国20多年现代化的历程所证明。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拒斥现代化。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更重要的是现代性及其具体化的各种制度，如市场经济制度、私法制度、民主法治本身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也有极其重大的积极意义。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完全否定作为现代性表现的市场机制、形式理性化的私法制度以及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必定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贫富分化，而在于如何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贫富分化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因此，对于贫富分化的矫正，只能从国人的文化信仰及价值观念的重建，以及法律制度特别是社会法制度的完善两大方面着眼。其中，文化信仰与价值观念的重建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法律制度的完善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塑造人们的文化信仰及价值观念。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特别是社会法体系，是当前弥补私法在财富分配中的不足，矫正贫富分化的主要途径。但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旨在遏制贫富分化的急剧发展、把贫富分化控制在社会成员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而不是绝对地消灭贫富分化;否则可能抹煞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社会立法的发展历程对此已有了说明。

二、矫正贫富分化的社会法理念

法律史研究告诉我们，作为一种制度，任何法都必须有其所依之意识和精神，“一项制度之创立，必先有创见这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也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此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7〕那么，矫正贫富分化主要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应为何呢?

欲对此问题做出回答，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法之意识与精神。对此历来学者们因社会观及人性观的不同而形成了诸多学说，大致可归为两种:一是以个体主义社会观为基础的“个人权利说”，另一是以整体主义社会观为基础的“社会权利说”。〔8〕而以哪一种社会观及权利说为基础构建矫正贫富分化的法制度，不仅关涉到法律制度设计的差异及对法律解释的不同思维方法，而且直接关系到对贫富分化矫正的效果。下面通过对这两种学说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人性假设、法律观念及制度逻辑等内容特征的比较分析，结合中国现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传统和法律观念，说明要构建矫正贫富分化的社会法律制度，我们必须转变当前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法律观，树立以“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法律观。

(一)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个体主义学说

1.社会经济背景和观念基础

自文艺复兴以来，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体主义构成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9〕其生成于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还没形成发达的社会分工之时，个体经济自立性增强，个人意识觉醒。其基本社会理念是:社会是由完全独立的个人组成的复合体，并无自身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并且，这样的个人能依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与其他人一再地达成社会生活所需的某种一致(秩序)。这样，社会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或只有工具性的价值。”〔l0〕据此分析，全部社会关系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具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个人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建立的。就像洛克所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

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ll〕

2.个人主义的法律观

持此种观念的学者在具体的法律观点上虽存有分歧，但都具有以下共同的法律观念:人作为一种理性的存在，不仅本身就拥有某些同等的权利，即作为个人自然权利存在的主观权利，而且人生而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人有行为自由的权利，同时又有获得这些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的权利。同时，既然所有人生来就享有同等权利并应保有同等权利，社会又由个人组成，社会中的人组成国家(政府)就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天赋权利，因此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及来源在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这种个人权利学说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中被明确地予以了表述。其核心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个人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冲突主义。〔l2]

西方社会的大部分法律制度都产生于这种学说，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也是目前我国主流法学的舶来之源，换言之，我国法学主流观念的基本方法论和价值观都是个体主义的。

3.个人主义法律观的制度逻辑

在个人主义法律观下，以其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对个人及国家行为要求的逻辑必然是:其一，任何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中，只要不采取欺诈、强迫手段，都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如市场支配力)或信息优势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其二，除非出于自愿，使个人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如以社会立法的形式对个人所得实行累进税制、征收遗产税、使企业为职工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及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等，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其三，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执行机构，只有保护个体权利不受侵害的消极义务，而没有促进个体利益的积极义务。

这些在当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公法及私法制度中都有体现，在私法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这意味着以个体主义观念为基础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私法制度，不仅不具备遏制贫富分化的功能，反而还具有维护贫富分化的功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促使贫富分化。

(二)以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学说

1.社会经济背景和观念基础

整体主义观念从源头上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但真正在社会现实中立论则要到18世纪中叶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高度社会化形成发达的社会分工之后，而其对社会思想及实践产生广泛影响则是二战以后。

其基本社会观念是:社会不仅为一客观实在，而且如同人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在承认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有自己独立目的的同时，也承认作为构成社会基本要素的个人仍具有其个体特性和相对的独立性:“社会不是按机械原则构成的，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他由各个不同的部分构成，每一个部分都有其个体特性，但彼此又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社会由个体组成，但不可仅仅归结为个体;个人也不能仅仅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被动的部件，因为个人有其独立的、不可还原的、不可取代的价值。”〔l3j

这种社会观对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人与人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是有机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存有冲突，但主要是功能互补的、和谐的关系。

2.“整体主义”的法律观

整体主义的法律观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法理论当中，其观点虽存有分歧，但核心是一致的，即“确认存在一条规则约束社会中的个人，个人的主观权利产生于社会义务;它肯定人是社会中的人，由此人应服从于社会规则，社会规则要求个人对其他人负有义务，个人权利只是其义务的产物，只是其必须自由和充分地履行义务的权利”。〔14〕换言之，这种学说的基本观念是:人在社会中并且只能在社会中生活;社会的存在离不开将其组成个体联系起来的相互关联性。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规则，就来自于社会的相互关联性，因此，法律规则兼具个人性与社会性。从其基础上来说法律规则具有社会性，只是因为人在社会中生活，它才得以存在。同时，法律规则也具有个人性，因为

它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它只适用于且只能适用于有意识和意志的个体生命体。

法律规则的社会性及人只能生活于社会的事实，决定了社会中的人要遵守下列行为规则:可以做任何本质上用于实现并发展相互关联性的事情，不能做任何损害社会相互关联性的事情。合理的人为法则应该是该原则的表述、发展与实施，由此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些逻辑结论:个人有权采取一切行为来遵从社会相互关联性;他也有权采取一切行为阻止其他任何人妨碍他完成这一社会责任。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拥有某些权利，但这些权利并不是天赋的、个人的、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它们也不是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而是首先因为存在一条法律规则，该法律规则要求每个人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从而赋予每个人与其发挥社会功能相应的权利。

法律规则的个人性决定了法律规则是多样的。所以尽管从要求所有人遵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角度来看，法律规则对所有人是相同的，但是法律规则对每个人所要求的义务与责任又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才干与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所处的社会领域不同，其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功能各异，所以人们应以不同的方式来遵从社会相互关联性。

进一步，由于社会的相互关联性是建立在相似性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而这两种相互关联性所表现的形式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千变万化的，这就决定了法律规则的实施方式同样是多样的、可变的。因此，我们所构想的法律规则并不是完美意义上的理想规则，并不是人类不断努力以期日益接近的一种规则，而应该是一种多样的、可变的规则，法学家的任务正是要在各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确定适应于它的法律规则。〔15）

3.“整体主义”法律观的制度逻辑

在整体主义法律观下，以其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对个人及国家行为规范的必然逻辑要求是:其一，任何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中，不仅不能采取欺诈、强迫等手段直接侵犯他人利益，而且不能滥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如市场支配力)或信息优势，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间接损害他人利益。其二，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决定了每个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活动中不仅只是消极地不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要积极地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这样，以社会立法的形式对个人所得实行累进税制、征收遗产税、使企业为职工交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及给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等，就具有了合法性。其三，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不仅负有不以公权力危害个人活动自由的消极义务，而且负有使用其所掌握的公权力服务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积极义务。因此，国家有义务制定能够保证每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可协同参与社会相互关联性的所有法律，例如制定法律保证人人都可免费接受最低限度的教育、给所有无法获得个人生活必需品的人提供保障、保证市场竞争等。

上述学说尽管在实证法中还没有系统的表述，但其基本观念，在二战后已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头体现于“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的法律发展趋势中，并被直接规定在一些国际性法律文件（16〕和大量社会立法中。这意味着，在法律体系中最具遏制贫富分化功能的社会法应是以整体主义观念为基础的。

(三)中国的社会法与整体主义及个体主义

1.中国社会法的观念基础——整体主义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各有其社会背景和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也各有其适于制度要求以及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同领域。因此在我国，对于遏制贫富分化、建立和谐社会的主要法律制度—社会法应以何种观念为基础，我们还须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特性、法律观念及社会立法现状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才能做出说明。

第一，现代社会与人。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中的人不再像个人主义所假设的那样，犹如物质中的原子，是可以与其他人截然分开的、孤立的、本身具有某些特性及某些权利的理性的、平等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扮演不同角色、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个体。因此，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所有关于法的基础学说的出发点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人，但自然存在的人并不是孤立和自由的存在。社会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已经证明，人本身就是“社会人”。（l7〕而对这种“社会人”假设的认可则不仅意味着人与人的差异，还意味着人的理性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社会的烙印，是一种演化的、情境的“社会理性”，〔l8）而不是抽象的理性。

第二，现代化与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历程，我国已经初步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不仅表现在我国的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远远超过第一产业(农业)，而且社会分工非常发达，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任何人离开他人和社会都难于生存和发展，社会已经成为了有机整体。

第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整体主义文化，这决定了中国人具有情景中心的价值取向:“倾向于以怡然自在而又有区别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社会。怡然自在是因为:在自己人的团体中，他具有安全感和稳定的位置。”〔l9)因此，中国人发展出相互依赖的世界观，倾向于在家庭这种人类原初社会团体中解决其生活中的问题。当他必须冒险离开家庭时，他依然会不断寻求并设法建立一种亲族性质的联结，以便根据他的位置和互惠原则，确立他的报酬和义务。（20）因此，尽管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已经有十多年，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仍强烈依赖于人际关系以及相关政府机关。当然，这既与现代政府广泛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现状有关，也与我国处于转

轨时期，政府机关掌握着大量的社会经济资源有关。

第四，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与法律制度。目前，虽然西方法律观念在我国处于主流地位，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没有被完全消解，其必然对法律的运作产生影响，这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正因此，早在20世纪初我国著名私法学者史尚宽先生就提出:“我国历史上素重礼治，而礼与法皆以家族制度为中心……个人主义之立法向未之见，故现今之立法既不宜立足于家族制度，尤不宜袭取个人主义之糟粕，而应以全民族之利益为基础，注意农工业共进之民族经济关系……个人之利益于全民族之利益中，始受其保护。故既非从前家族本位之立法，亦非欧西个人本位之立法，而为全民本位之立法矣。”（21）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已经进人现代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对贫富分化的矫正就要求个人和国家承担起积极的责任，这也是世界各国目前的普遗傲法。加之中国具有整体主义的传统文化和法律观念，因此，在我国以整体主义为基姗构递蟒主贫富分化的社会法制度，不仅符合当今世界社会法的时代精神，也是法制本土化的必然要求。

2.整体主义在法学中应用的限度及对可能的咭难的回答

整体主义虽然体现了法的时代精神，对实证法的诸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并不意味着其在法学中的应用没有限度。其限度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面对的社会关系领域，二是对整体主义本身理解的限度。

首先，就其面对的社会关系领域来说，社会既是生活世界又是系统世界。〔22〕在生活世界中，由于处于同一社会的人面临的是基本相同的社会环境，这意味着，社会对他们的意义是差别甚微的。因而，处理生活世界的关系，我们可以忽略个人的行为对社会的依赖和影响，而只考虑对他个人的影响。作为调整这一领域社会关系的私法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无疑应以个体主义为根本。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一定程度的控制，使二者难以完全剥离，因此，对生活中一些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适当地利用一些建基于整体主义观念与方法论上的法律制度作为补充。

而对有机的社会经济系统来说，由于社会分工使每个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产生了人的功能分化，人愈益依赖于他人和社会。这意味着，个人的行为后果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更与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关。〔23〕因此，处理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有机关系时，我们就不能忽略个人的行为对社会的依赖和影响，当然也不能忽视对他人的间接影响。作为调整这一领域社会关系的社会法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无疑应是整体主义的。如果把个体主义用于这一领域将使问题过于简单化。

因此，整体主义在法学中的应用是有限度的，其只是社会法的基本观念和方法论基础，而不是整个法学的观念和方法论基础。这意味着在其它法域，如私法领域它只是起到辅助或补充作用。

这里的整体主义是合理的整体主义，而不是极端的整体主义。（24）尽管如此，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极端整体主义造成的灾难，我国多数学者往往把其与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等同。认为整体主义追求的实质平等、实质正义往往会成为一些隐蔽性和欺骗性的美丽大词，其运用必定导致执掌权柄者以社会利益、公共福利之名对权力滥用，使个人财产和自由权利暴露在不受保护的状态中。〔25〕这正是我国法学界对整体主义的咭难之本。

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担心或咭难用于私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不否定以整体主义为基础的一些社会立法已经具有或将产生上述弊端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整体主义在社会法中的基础作用。对此，笔者拟从两点予以回答。

第一，上述咭难系基于对整体主义内容的极端化的理解，误以为整体主义就是对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否定。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极端化的整体主义在政治、法律实践中的应用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但同样，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整体主义为根基的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税法、环境法等大量社会立法及实践也证明，以合理的整体主义为根基的社会法制度对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福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因整体主义极端应用产生的弊端而对合理的整体主义也做出简单否定，正如不能因个体主义极端化导致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等弊端而简单否定个体主义一样。

第二，上述咭难根源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由于对社会结构的演化缺乏历史的分析，因而缺乏对当今复杂社会不同领域的划分，即没有对社会生活领域与社会经济系统领域社会关系的区分，对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处的社会领域的特性也就没有深刻的分析与划分。因此，对不同社会领域的法观念和所使用的方法论就不可能有所区分，往往认为在所有的法律领域要么以个体主义为根本，要么以整体主义为根本。其实社会是由不同领域构成的复杂体系，它是成长的、发展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因此，“这种二分思考模式肯定过时了，现在新的思考模式是‘亦此亦彼’(BOth/And)。因为现在已经进人网络思维，而不是线性思维;不是简单思维，而是复杂思维。”（26）

这意味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领域的法律的理论根基或方法论基础也不可能是统一的和唯一的。

3.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冲突还是互补?

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表明，人是独立的生物体，社会分工导致的个人功能分化也使个体有其独立性或个体特性，但人毕竟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它不能脱离类的整体—社会而存在，离开社会，个体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社会性是人类个体的先验规定性和现实规定性。这就是说，人具有社会性与个体性两种属性。人不仅有独立性，而且有自主性，人是理智的动物、情感动物，它不仅构成社会，而且要作用社会并改造社会。社会就是人类个体互动的结果，没有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就没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意味着，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个体也不只是社会的构成要素，它们处于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

人性的两重性及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虽然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观念处于对立状态，〔27〕我国法学界多数学者受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影响，基本也持此种观念。〔28〕但这些内容各自经历了从绝对化到相对化的演变，现今已愈益呈现趋同之势。就个人主义来说，就连被西方世界称为“自由主义斗士”的哈耶克，也反对把个人视为孤岛的、极端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并称之为“伪个人主义”。（29〕在法学界，信奉个人主义者亦认为“个人主义无非代表此一意向，它并不是只觉有我而忘却团体，却是主张团体中的个人有其独立存在的性格，在个人利益的追求方面，当然仍须时时籍重团体的力量以达成目的。”〔30〕而整体主义诚如前述，应是合理的整体主义，承认在整体中个体不是被动的部件，而是具有自己的特性和独立性。另外在当今思想界，对于如何解决个人权利与人民的关系，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试图超越近于自由主义的康德与近于共和主义的卢梭的民主理论缺陷，（31〕在个人权利与人民之间架起桥梁。可见，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不应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

从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目的看，法律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或设立的。我们不能否认，个人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权利和个人尊严等价值具有普遍的感召力，更不能否定建基于其上的法律制度对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整体主义所倡导的义务、人类责任和共同体的利益等价值同样重要，建基于其上的社会法制度对公平、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同样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不可或缺。因此，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可以相得益彰，“使我们在张扬个性精神的同时免遭社会解体的危险。鼓励人的责任意识与保障基本权利可以互为补充，这会在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一个安全空间的同时不致威胁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在要求每一个行为为他人(共同体)负责的同时，承认并尊重每个人的同等价值，这会使我们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中找到平衡点。”〔32）

从实证法律体系看，人性的两重性以及社会作为复杂的有机系统，决定了针对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法律必须分工调整，因此，整个法律是由不同法域构成的一个系统体系，各法域的功能是互补的，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法的运行产生的弊端或不足，需要建立在整体主义基础上的法来克服和补充，反之亦然。如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私法契约制度对市场交易的保护，从分配角度讲有利于资源公平、有效地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但由于交易者所拥有的经济力量、谈判能力、信息等不同，交易结果并不一定公平，这靠私法自身是难以克服的，而必须借助以整体主义为基础的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等社会法来克服和补充。因此，在法学中，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主次性、互补性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法城以何种观念与方法论为主次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分别以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为根本建立的不同法域的互补性问题。这意味着，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如果在某一法域中还有主辅之分的话，那么，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则不应有主辅之别。

由于个体主义倡导的自由、理性、权利等理念及其在实定法中的体现，已经在当代法学中得到了较多的研究，因此，本文更强调对整体主义的正义、社会利益、义务和责任等价值及其在法律制度中的表现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对个体主义法律观念在现代法中重要意义的否定。

三、整体主义在社会法中的呈现

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不论是从整个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还是从政治统治的维护，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国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建立系统化的社会法律制度体系，把贫富分化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动态合理范围之内。

根据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立法实践，结合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立法实际，笔者认为，社会法规则的观念基础或基本方法论应是整体主义的，社会法对社会成员、社会利益、社会权利、社会责任等的强调，都是整体主义的直接体现。此外，社会法旨在实现的正义不仅仅是交换正义与程序正义，而且包括分配正义与结果正义，评判正义的标准也是一种较客观的价值标准，而非主观价值标准。

(一)社会性主体——“社会人”

作为法律不可能无视“人”，但社会法中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扮演着某一角色或处于某种境遇的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是按其功能或处境类型化了的“社会人”。这表现在所有的社会法中，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与消费者”、中小企业促进法中的“中小企业”、劳动法中的“劳动者”、社会保障法中的“工伤残疾者、失业者、老人”等。〔33〕

因此，在社会法所设定的人像中，最基本的就是类型化了的具体的“社会人”，把人置于一种成长的社会有机整体中，根据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处境分成不同的类群，对于不同类群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表现为不同的权利义务)。如税法制度中对于不同产业的不同税种、不同收人的不同税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不同权利义务;劳动法中对劳动者与雇利义务的不同规定;社会保障法中疾病、失业和伤残补贴制度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人像设定。整体主义方法论在社会法中的铺陈就是以社会整体为起点，根据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功能和社会境遇进行其制度设计的。正是通过这些制度，为每一类人提供了其发挥功能所需的基本条件，（34）促成他们的功能互补，社会整体和谐运行。

(二)社会整体利益

不可否认.个人利益是个人行为的动因，对此马克思也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35〕但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社会越发展，社会分工愈发达，人对其他人和社会的依赖则越强，因而在影响个人利益的要素中社会所占的权重就越大。对此，就连秉持个人主义观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也承认:“没有资本设备，没有丰富的资源，没有其他人的劳动，而更重要的，没有一代一代积累的技术知识，他个人能生产出多少东西?很显然，我们所有的人都从我们从来没有建造的经济世界中取得利益。”〔36〕这些不能归个人排他性地享有的、任何处于其中的人都可不需支付对价就获得的好处就是社会整体利益。可见，整体利益

是一种独立存在，并非只是当下社会中的人创造的，而是逝去的人与当下的人共同创造的，也不因当下人的享用而消失，它还可为未来的人所分享。

社会法就是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的，正如庞德所言:“我们听到的法乃是为了维护一般安全，为了维护社会制度的安全以及为了保存社会资源而对人们行为的规定。”〔37)这在各国的社会立法中都有明确的体现。〔38)有关反垄断法的合并控制案中，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受害者，之所以仍要对其做出控制是因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有效竟争格局而不是竞争者”，〔39〕而目前社会经济观念公认竞争状态是对所有市场主体都有益的，因此，保护竞争状态就是保护社会整体利益，“有效的竞争是一种应当保护的经济财富”;〔40〕而在循环经济及环境资源法中，其立法目的被明确表述为“确保现在和将来国民的健康和文化生活”、“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确保废物按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清除”、“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环境，不得使其恶化或者对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引起其他不良的和不应有的后果”等，〔41〕同样都是整体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有关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对最低工资的限制，对失业者的补贴、培训，对雇用伤残工人的优惠等制度规定中，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慈善，也不仅仅是法学界流行的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而是产业制度有效运行和社会存续之必需，因为产业制度的有效运行和社会的存续是社会利益的源泉和前提，可以说是最大的社会利益所在。当然，社会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并不一定非得否定个人利益，有的社会整体利益可以直接为社会成员所分享，成为个体利益的构成部分，有的社会利益则可给个人利益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外在条件和保障。

(三)社会规制

整体主义方法论者一般都秉持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这一观念，“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以及整个文明史上所知道的人，无论在现在和过去都一直是处在各种群体、集团或相互关系当中的”。(42)这意味着个人“天生就被置于其间的社会”，(43)此时，个人是诸多关系中的一员，关系确保了个人是拥有一定身份的人，身份意味着个人已经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人了，而是有着各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的存在和追求无法突破关系网络的限制。(44)

人的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在分工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活动可能性的增加以及从事活动的人数的增加都要求增加对每一个人的限制以便别人都能够自由地进行活动这种限制由于它使社会分工成为可能，从而实际上也增加了个人有效活动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为了全体的自由而对每一个人的自由施加限制，分工就不可能存在。”〔45)这就要求个人“不得‘随意自决’。享受社会利益而不为此做出相应的贡献，这是有失公平的。‘安全和有狭序蜂车活，这种利益，只有在几乎所有人都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邀寺法律，都可以获得这种利益。不遵守法律的人，就是处于‘随意自决’状态的人。”’（46〕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社会规制。例如每个经营者虽有自由定价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定价过高就构成暴利，将会受到反暴利法规的制裁;定价过低，则有可能构成掠夺性定价，将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再如契约自由在劳动合同中亦受到相当的规制。(四)社会责任与社会的责任

社会法中的整体主义不仅体现在对个体行为予以规制上，而且还体现在社会责任原则上，具体表现为社会责任与社会的责任。

社会责任是从个体对社会整体的角度来讲的，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其基本要求就是，个人负有积极地促进他人及社会福利的责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整体主义看来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得益于社会及他人，因此，享受社会及他人的利益而不做相应的回报就有失公平。如现代公司法要求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47〕税法中的纳税义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而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法中，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社会筹集，即由单位、个人和国家三方共同负担，而失业或工伤事故并不一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因此，个人缴纳的这部分保险费既是对自己的责任，更主要的是对社会的责任。

社会的责任是从整体对个体的角度来说的，也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其基本要求就是，社会负有对其成员提供生存、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的义务，即当社会成员依靠自身不能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时，有权要求社会提供这些物质条件，社会也有提供这些物质条件的责任。社会之所以负有这样的责任，是因为在整体主义看来，个体是构成整体的基本要素，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个体能力的提高是社会存续和繁荣壮大的基础。社会的责任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法中，虽然社会保障资金采取的是国家、用人单位和社会成员共同负担的原则，将责任和义务分散到整个社会。但在其中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法律制度中，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财政。而在笔者看来现代国家只不过是组织化了的社会，国家的财政资金也不仅仅由当下人缴纳的税金所构成，而且还包括国家征收的—上天恩赐于一个社会的—资源使用费，甚至还可能包括有前人缴纳的税金的积累。因此，可以说在社会法中社会对其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承担着主要的责任。

(五)整体正义

正义是法律的恒久价值，正因此，法学被称为正义的科学。然而，人们的“正义”观念一直是在诸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立场和解释中展开的。麦金太尔对西方“正义”观念的历史或传统的叙述表明，存在着多种正义而不是一种正义。〔48〕就法律中的正义观念而言，由于各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处的社会领域不同，其正义观念也不同。(49)但总的来说可分为两大类，即局部正义与整体正义(或复合正义)。在笔者看来，私法、公法所追求的形式正义、程序正义都属于局部正义，而社会法所追求的是整体正义或复合正义。

这里的整体正义与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50〕但我们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中，而且还在动态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各环节中主要制度对权利义务分配所形成的划分社会合作产生利益的方式。据此，我们认为，社会法的正义或公平是由相对静态的结构公平(包括产业公平、区域公平、领域公平)与动态的环节公平(包括起点公平、交换公平、结果公平、代际公平)构成的结构体系。这些正义从属性上看，既有结果的、实质的，又有程序的、形式的，是诸正义的有机统一。因此整体正义是一种复合正义。〔51〕

从方法论来看，整体正义与从某种单一、抽象原则出发的局部正义几乎正好相反。它把人置于社会之中，强调人在社会不同行业、部门和区域，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运行不同环节中因分配对象的不同而应具有的不同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标准。换言之，社会正义不仅要考虑到人所处的行业、领域和区域，而且要考虑到人所处的社会经济运行环节和成长阶段。

从结构上来看，社会正义要求(1)人在所有行业、产业拥有同等自由进出的机会，在不同区域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在此基础上(2)投资于不同行业、产业或区域的同等要素要获得基本相同的收益，当然也不否定可以有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以有利于整体和谐发展为限。这些在产业促进法、落后地区开发法、以及财税法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和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所设的税种、税率的差别中就体现出来。

从社会经济运行的环节和成长来看，社会正义要求(l)在初始的自然资源、社会角色(职位)的分配中，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以业绩本位〔52〕为基准。这样就可实现起点正义，以此方式获得与持有财富也就是一种获得正义与持有正义。这在资源法中有所体现。(2)各人对持有之物的交换必须是自由的，合作及成果的分享必须按合作各方自由协议达成的分配程序来进行。因此，从人们获取所需物的过程来说，正义包括交换正义与程序正义。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广告法等市场规制法中有充分体现。(3)个人的天赋才能和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使人们在自由地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获得的结果却并不一样，甚至形成严重的贫富分化，致使贫穷者难以生存与发展。这势必影响到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因此，正义要求社会通过分配和再分配对其予以矫正。这可看作是结果正义，或者是分配正义或矫正正义。这些在社会保障法中有充分体现。(4)另外，社会中的人的处境不仅与当下的人有关还与前人给其留下的要素有关，同时当下人的行为又影响到其后代的境遇。因此，在如何利用资源方面存在代际公平，问题。这在环境法、资源法中有充分体现。

(六)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

商品是市场经济中最常见、最大量的现象，是物质财富的存在形态。作为用来交换的物品，价值是商品的基本属性。于是“商品的价值由何决定”就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曾存在着三种观点，形成三种价值理论，即客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及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客观价值论是19世纪末边际革命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或成本决定的，即劳动价值论或生产成本价值论。主观价值论自边际革命引入，其基本观念就是边际效用决定价值，即物品的价值是由其最后一单位给人提供的满足决定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则是当前的主流观念，由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首创，其基本观念就是，物品价值亦即均衡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在市场上共同作用达到均衡的结果。其中供给价格是由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的，是客观的，而需求价格则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是主观的。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即使就需求来讲，价值也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市场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需求者只是众多需求者中的一员，其对某一物品效用大小的评价必然受到社会多数成员评价的影响，具有社会性、一致性，是社会价值。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化的主观价值。正因此，市场中的人购买同种物品的价格虽可能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差距不会太大。

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观是整体主体方法论在价值领域运用的结果。在社会法中，资源法中的资源使用费、劳动法中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障法中各种补贴、反垄断法中的掠夺性定价等标准界定，其实质就是对资源、劳动力、基本生活资料、特定市场中的商品等物品的价值的界定，其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论为基础的。这意味着只有其标准与社会公认所涉物品的价值相当时才是公平的，而与具体个人的判断无关，因此，政府有关主管机关不能、也不得随意制定有关的收费、补贴标准，个人也不能随意改变这些标准而只能接受。从主观客观相统一的价值原则出发，社会法的任务就在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对各种商品公平价值的观念，制定一些标准，使资源、劳动力、公共物品等得到充分利用，防止代为社会掌管资源配置权的人滥用权力，造成资源、公共物品使用的浪费，以及防止个人滥用经济支配力把他人置于不利的境地。

四、结语

我国贫富分化问题的产生，既有与其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这一问题的共性，更主要导源于现代性文化与我国传统观念冲突造成的价值丧失和社会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与缺失。因此，矫正贫富分化，一方面必须重构我国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在现今法治社会里，更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社会法制度。

有效的社会法制度的设计需要正确的法律观念做支撑。虽然从形式上来说，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以及官方的意识形态—都属于整体主义，但从实质来讲，目前我国的主流法律观念是个体主义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法学舶来于西方，而西方法学的主流是个体主义的。〔53〕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当时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的私法的缺失，使私法成为当今中国法学中的显学，而私法的观念和方法论基础都是个体主义的。不可否认，个体主义作为私法的观念基础有其确当性，但以其作为社会法的观念基础则有不足，个体主义极端的使用还会导致许多社会弊端。因此，社会法的观念基础和根本方法论应是合理的整体主义，这并非笔者的臆断，而在20世纪中期产生的大量社会立法中，在西欧国家战后修订的宪法及若干国际宣言中都已有所体现。〔54]当然，整体主义在法学中的应用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这一限度不仅在于它只是社会法的观念及方法论基础，在私法中只起辅助作用，而且，即使在社会法中也不能对其做极端化的理解和使用。

总之，在笔者看来，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它们侧重于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和人的观察，事实上社会是由不同方面构成的多面体，同时人也有个体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的属性，而且这些不同的方面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在分析法的现象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同一部门法中两种不同观念和方法论的互补，从而避免对一种观念的极端化使用，而且要看到不同部门法的互补，从而认识到一个部门法只能解决有限的社会问题，而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这也许就是整体主义思维对社会法甚至整个法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注释

〔1〕由于人们最终所能得到的财富与其拥有的获取财富的能力和要素有关，而这些能力和要素取决于教育、自然等资源配置的制度，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与分配有关的法律制度除社会保障法、劳动法、财税法等直接影响财富分配的制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区域开发法、产业保护与促进法、反垄断法、教育法等也对社会分配有较大的影响。这些都属于广义上的社会法，即与私法、公法相对应法域意义上的社会法。本文的社会法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2〕参见夏光:《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页。

〔3〕参见王治河:《<库恩与科学战>汉译前言》，载〔英〕蔡汀•沙达:《库恩与科学战》，金吾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页。

〔4〕[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5〕梁漱溟:《人生的省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6〕参见上引书，第90页。

〔7〕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15页。

〔8〕这里的“社会权利”中的“权利”，不是指与个体相对立的社会所具有的权利，而只是一种为使用方便的借用，意指个

体的权利源于社会，是社会赋予个体为其履行社会义务或发挥功能为社会服务而提供的保障，因此，最恰当的称谓应

是“义务权利”。

〔9〕撇开西方思想史上霍布斯、洛克、亚当•斯密、休漠、笛卡儿、康德这些大名鼎鼎的思想家都是个人主义者不谈，就以

当代西方思想界来说，影响巨大的罗尔斯、哈耶克、诺齐克等虽然观点分歧，但从根本上讲也都是个体主义者。

〔10〕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l1〕仁英〕洛克:《政府论》下卷，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9页。

〔12〕参见[美]贝思•J.辛格:《实用主义、权利和民主》，王守昌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不过辛格在

书中的表述是，现代权利理论都断言或假设了相互联系的四个原则:个人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对抗主义。

〔13〕前引〔10〕，于海书，第150页。

〔14〕〔法]莱昂•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贞。

〔15〕以上关于“社会权利说”的观点主要源于狄骥，参见上引书，第7页以下。

〔16〕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明确宣称:“任何人对社区负有责任”。

〔17〕人类学和遗传学研究证明，人类群组大都是文化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不是生物遗传上的，而是社会，诸如教育、就业和居住等环境造成的。参见〔美〕史蒂夫•奥尔森:《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霍达文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1、53页。

〔18〕所谓“社会理性”包含这样一些意蕴:其一，从认知理性角度讲，人的认知能力虽因遗传有一定的差异，但主要还是从社会中习得的，并且人的认知能力随社会的进化而提高。其二，从价值理性角度讲，什么构成“应当”更多地与人所处的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有关，即人的价值理性也是社会赋予的。其三，从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角度讲，人们为实现目的而选择何种行为具有合理性，也因社会不同而不同。因此，两种完全相反的行为，在不同社会可能都是理性的行为。如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经济活动中虽然人们的目的都是追求“以最小的痛苦换取最大的满足”，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却有两个相反的方向，西方人落脚在欲望的满足上，这是新教伦理在经济行为[的表现。中国人则落脚在避免痛苦上，这是与中国文化中的知足安分精神相一致的。参见:《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载《文集》第4卷，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以下。

〔19〕〔美〕许娘光:《宗族、种姓与社团》，黄光国译，台湾南天书局2002年版，第2页以下。

〔20〕参见上引书，第8页以下。

〔21)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22〕这里借用的是哈贝马斯的观点。他认为对社会可从两种不同的视角观察，即从社会之外的观察者的角度来看，社会就是一个系统，而从社会中的行动者的角度来看社会，社会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Lebenswelt)和系统(system)这两个范式都很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把它们连接起来。”〔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不过要补充的是，这里的系统在笔者看来是有机的系统，即是由处于社会历史中的、具有社会性的、扮演着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构成的有机体系。它是成长的，而不是不变的。

〔23〕对此，霍布豪斯做了精彩的论述，他说:“那些认为他‘造就了’他自己和他的生意的产业组织者们会发现，在他手边的全部社会制度都是预备好了的，如技术工人、机器、市场、治安与秩序—这些大量的机构与周边的氛围，是千百万人与数十代人共同创造的结果。如果将这些社会因素全部去掉，我们……只是以树根、草果和鼠虫为生的的野人……我们不应当说甲依靠他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若干财富，乙创造了若干财富，而应当说利用和借助现存的社会制度，财富的增加属于甲者比属于乙者较多或较少。如果只涉及甲和乙两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所增加的财富或许会成为决定报酬的基础，但如果涉及到甲或乙与社会之间，那么这个依据就不再适用。”〔英伦纳德•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孔兆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24〕极端的整体主义往往不是把个体看作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是把整体理解为一个外在于个体并与个体相独立的实体，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不是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是随机的机械联系，因此，个体与整体具有不同的利益。其虽不否定整体与个体利益存在某种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就像不同个体间利益偶然的一致性一样。这两种利益关系的主流是冲突的。

〔25〕参见易军:《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6〕[美]杜维明:《对话与创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7〕在哲学中表现为古希腊的德行主义和快乐主义、中世纪的实在论与唯名论、近代的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对立等，参见江畅:《自主与和谐—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在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表现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在法学中则表现为个人本位法与社会本位法。然而，这两种观念各自都有其困境:立足整体，往往有反个体的倾向，而这与个体不同程度地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事实相冲突;立足个体，往往有反整体的倾向，而这又与个体总是有社会性的事实相冲突。

〔28〕如我国台湾学者韩忠漠认为:“现代的全休主义可以说是个体主义的大敌”。参见韩忠漠:《法学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巧5页。我国大陆法学界对整体主义的话难，就源于这种对立思维。

〔29〕参见[英]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页以下。制度经济学家也持有此种观点，参见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和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0页。

〔30〕前引〔28〕，韩忠漠书，第153页。

〔31〕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3页以下。

〔32〕前引〔26〕，杜维明书，第60页。

〔33〕SeeP.Watson，SocialSecurityLawoftheEuropionCommunities，Oxford:Mansell，1980，1.

〔34〕这就是说社会权利是人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基本条件或担保，不仅如此，甚至连“私权”也是为此目的而存在的，有私法学者曾言:“原来孔德曾主张’人只有尽义务之权利’，Duguit则谓人在社会应尽一职，并无自由之权，惟有社会的行动之义务。即如所有权非为所有者之权利，不过为财货保持者之社会的权能而已。故法律不复保持所有者之权，惟担保财货保持人以行使社会机能之可能性而已。”前引〔21〕，史尚宽书，第2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36〕[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下，高鸿业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689页。

〔37〕[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3页。

〔38〕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私法也有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功能，但它是通过迁回的方式，即经由保障个人利益而增进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对此，哈耶克做了说明。SeeHayek，Law，LegislationandLiberty:RulesandOrde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133.

〔39〕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62年BrownShoe一案中率先提出来的，见BrownshoeCo.v.UnitedStates，370U.S.294(1962)，这一观念后来被广泛接受，演化成各国反垄断法的目的。

〔40〕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41〕这里的引语分别出自日本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1条、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第1条，德国循环经济和废物清除法第l条，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第1条第3款。

〔42〕前引〔37〕，庞德书，第74页。

〔43〕AdamFerguson，PrinciplesofMoralandPoliticalScience，Edinburgh，1792，vol.I，p.262.

〔44〕参见米:《自由与秩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45〕前引〔37〕，庞德书，第78页。

〔46〕[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47〕即使在美国这样特别注重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也在判例法中确立了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则，如在1953年新泽西州的一个判决中法院认为:“现代形势要求公司作为其所在社区的一员，在承认和履行私人责任的同时，亦承认和履行社会责任”。SeeA.P.SmithManufacturingCo.v.Barlow，13N.J.145，98A.2d581，appealdismissed346US.86(1953);且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了成文法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予以承认。SeePhillip1.Blumberg，CorprporateResponsibilityinaChangingSociety,BostonUniversitySchoolofLaw，1972，p.18.这也被我国立法所采纳。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其理由诚如立法意见书所言，“由于公司作为现代社会主导地位的商事主体，其运作不仅关系到股东、职工等内部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对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故公司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参见桂敏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旧条文对照简明解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48）参见〔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全部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论证的。

（49）MichaelWalzer，LiberalismandtheArtofSeparation,PoliticalTheory12:3(August1984):315一330.

（5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51）在法学中公平与正义几乎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许多论文中往往把二者叠加为“公平正义”而使用。本文也是在同一意义上来使用的。对整体公平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刘水林:《经济法基本范畴的整体主义解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以下。

（52）任柯合作生产抖是从人员的分配开始的。为维持社会的功能性存续，在选择谁担任什么角色方面，有两个基准，帕森斯将它们称为业绩本位（achievement）和属性本位(ascription)。前者需要某种特殊的机能，是通过竞争和个人努力获得的地位二后者是个人气生俱来的熊力，与后天的努力无关，是因拥有某种属性而获得的地位。笔者认为，在资源和社会职位的分配中，抽象地讲是属性本位，而从实质意义上讲是业绩本位。

篇10

关键词：区域经济 资本产出弹性 劳动产出弹性 全要素生产率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区域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产品与服务总产出量的增加，可以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计量。而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指产出的增加，还要伴随着产出结构的改善和资源配置（投入结构）的优化，因此区域经济发展还包括政治、社会体制进步、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区域市场结构的优化、居民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等。

我们认为，要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找出影响该地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导因素，应该遵循一定的逻辑思维，如图1所示。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因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生产要素的种类及其质与量。其主要作用是形成原始生产要素的供给。斯密认为劳动、资本、土地的数量决定一国的产出。生产要素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

投入要素的种类。主要包括：一是资本要素，主要来源于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二是劳动力要素，主要来源于区域内自有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如迁移和打工等因素；三是自然资源要素，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产的种类及丰富程度、气候等因素。

投入要素的数量。资本存量的多寡特别是资本增量的快慢，往往成为促进或阻碍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一般认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决定其资本形成规模的最重要因素。在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投资又全部形成资本的前提下，资本形成规模便完全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及相应的储蓄率，而储蓄率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对应的收入水平。

投入要素的质量。资本要素的质量主要指内涵型资本的形成，即在资本形成规模既定的前提下，资本形成对现代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取决于资本能否发挥综合效益，包括资本的投资选择和区域经济主体对资本的吸收能力。

生产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两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通。经济体制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很低，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但前苏联改革失败教训又证明短时期内完全的市场化，也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当前，我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决定了我国在较长时期内的混合经济体制模式，即市场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这意味着一定时期内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会存在着显著差异，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越细化，要素的流通、使用效率就会越高。

企业生产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作用是促进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微观层面上，要素最终要交由企业使用，而企业使用要素的效率同企业内部的技术水平密切相关。在不同的技术模式下，各种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结合方式不同，技术要素主要分为：节约资本性技术，适用于资本稀缺的区域；节约资源性技术，适用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区域；节约劳动性技术，适用于劳动资源稀缺的区域。

政府调控。我国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其调控措施主要包括三类：通过立法的手段制定成文的法律，如税法、反垄断法和普通法（包括财产权法、契约法、侵权法）等；对经济主体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或间接的宏观调控，甚至是直接组织公共生产；依靠社会力量，如民间行会、宗教团体等非政府性组织，运用伦理、道德、习惯等社会因素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结构及其空间格局。主要包括：一是区域产业结构，其一般趋势是第一产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显著下降，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有明显上升；二是区域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变化造成不同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从而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三是区域组织结构，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区域规划、经济发展计划和区域经济政策会更加合理化。

区域间的经济往来。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受区域内的因素影响，而且也受区域外因素的影响。在一个开放的区域中，经济增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区域间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流动及货物与服务的运动会使技术知识扩散，提高流入地区的生产能力。杜森伯利（J•S•Duesenberru）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利用两区域模型研究了产品输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斯（D.C.North）也认为，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方法与模型。国内外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越是发达国家，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高。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进而测算全要素增长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资本服务流量与资本存量成比例，国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Yt=A0λr1t+r2t2KαtLβt

其中α、β 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常数A0代表初始技术水平，

λr1t+r2t2为趋势变量，代表非线性的技术变化。其中t表示时间，r1,r2为时间参数。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即为：

lnYt=lnA0+r1t+r2t2+αlnKt+βlnLt，当α+β=1，即规模报酬不变时，有：

ln(Yt/Lt)=lnA0+r1t+r2t2+αln(Kt/Lt)或

ln(Yt/Kt)=lnA0+r1t+r2t2+βln(Lt/Kt)

方程左端加入随机误差项及虚拟变量D1、D2，得到生产函数的线性回归方程：

ln(Yt/Lt)=lnA0+r1t+r2t2+αln(Kt/Lt)+D1+D2+υ①

ln(Yt/Kt)=lnA0+r1t+r2t2+βln(Lt/Kt)+D1+D2+υ②

定义全要素生产率为：

TFPt=Yt/(KαtL1-αt) ③

全要素增长率为：

TFPt

tfpt=――――-1 ④

TFPt-1

数据说明。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对数据来源及其处理方法做出解释，具体数据从略。

产出数据。一般而言，衡量区域经济整体产出的指标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方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本文采用黑龙江省GDP数据，并按1990年不变价格进行换算。

劳动投入数据。在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严格说，投入数据是一定时期该区域内要素提供的“服务流量”。它不仅取决于要素投入量，而且还与要素利用效率和要素的质量因素有关。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劳动报酬能较合理反应劳动投入量的变化。但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收入分配体制不尽完善，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因此，本文的年劳动投入量为黑龙江省三次产业年初和年末就业人数的平均数。

资本投入数据。资本投入量为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既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物质产品和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活过程服务的各种劳务及福利设施资产。由于我国不存在真实资本存量数据，我们根据投资流量数据和永续盘存法构造黑龙江省资本存量数据（取年均资本存量作为样本值）。资本存量数据通过公式：Kt=(1-δ)Kt-1+It求得，其中Kt和It分别是t期的资本存量和投资，《黑龙江五十年》（1949―1999）公布了黑龙江省1952年以来“资本形成”的官方数据，考虑数据的准确性因素，本文的投资采用“资本形成”数据，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固定资产形成”数据。δ是固定资产折旧率，黑龙江省1978年以前固定资产年折旧率统计数据的缺失较为严重，考虑“一五”以后东三省全民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高的特点，1978年以前的折旧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数据”，并估计缺失年份的折旧率得到；1978年以后的年折旧额，可以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中获得，部分年份通过估计获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存量K0的确定，我们仿照美国学者珀金斯（1989）的假定（我国1953年的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比为3），设1953年黑龙江省的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比为3，计算K1953，进而得K0＝（K1953－I1953）÷（1－g×δ），其中g为1952年固定资本存量占资本存量的比重，它通过计算1952-1955年黑龙江省固定资本形成额占资本形成额比重的平均数获得。

虚拟变量。D1代表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制或破产对地区经济造成的影响，规定其值：1990年以前为1，1990-2003年为0；D2代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实行下岗分流（失业率增加）给地区经济造成的影响，经检验确定1998年为突变点，规定其值1998年以前为1，1998-2003年为0。

回归结果。我们用OLS法分别对①、②式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各项的参数如表1所示：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资本的产出弹性α值为0.61，劳动的产出弹性β值为0.39。依据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③得到黑龙江省1983-2003年全要素测算值；同时依据公式④测算全要素增长率，如表2所示：

有关结论。通过上述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通过对黑龙江省资本与劳动产出弹性的测算可以看出：1983-2003年期间黑龙江省资本产出弹性为0.61，劳动产出弹性为0.39，与全国资本、劳动产出弹性值大致相等。这种情况说明黑龙江省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而劳动力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较低。

通过表2可以看出：1983年改革开放后，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很大，从总体看呈上升态势，但从数值上看明显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3―1998年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在21.48-23.25之间）。从全要素增长率来看，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83―1984年全要素增长率为正值，其原因是1983年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方向发展，同时城市改革围绕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形成了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经营机制，黑龙江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生产技术得到较快改进；1985―1991年黑龙江省全要素增长率基本为负值，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成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逐渐走下坡路，国企改革尚处在探索阶段，地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技术出现落后，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下降；1992―1999年全要素增长率为正值，但年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黑龙江全省上下围绕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科学制定了“搞好二次创业、实现富民强省”战略目标，地方经济改革逐见成效；2000―2003年黑龙江省全要素增长率为正值，年增长速度在5%以上，速度明显加快，主要是由于国务院从199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再就业工程，特别是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于1998年制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有关政策，这些政策加速了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地方产业结构升级，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凸现出全要素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对策

实施区域金融优惠政策，加速地方资本要素的积累与流通。资本要素向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区域经济发展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本地区资本积累和区域外资本的净流入。中央政府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优惠政策时，可以实施地方信贷倾斜政策，适当调高享受优惠政策地区的储蓄存款利率，降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贴现率，即地方银行增加的利息负担由中央财政补贴，这样既可以吸收地方居民储蓄及外来储蓄，扩大信贷资金规模，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又可以减轻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创新项目，通过鼓励银团贷款（其主要作用是增强信用识别、分散信贷风险，减少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联合金融服务等手段，发展和完善区域金融市场，为区域资金积累提供支持。同时，要注重规范和发展民间资本市场，如优势企业可以建立联合投资基金，通过发行基金股份，将中小型投资者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基金公司进行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投资，活跃区域金融市场；发展联合民营金融机构，包括股份制民营金融机构、城市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等，这样既可以利用闲置的民间资本，又可以提高区域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技术和教育事业的财政支出。罗默（Romer，1986）认为，知识是非竞争性的产品，具有外部效应，这种效应不仅使其自身形成收益递增，而且也使物质资本和劳动要素具有收益递增特性；帕克（1998）扩展了罗默（1990）的模型，认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政府研究也可导致经济增长；格洛姆和拉维库马尔（1997）利用交叠世代模型，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财政生产性支出模型，表明公共教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可见，地方财政用于企业挖潜改造（技术设备的引进）、科学研究（R&D资本开发）、教育事业的支出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东北三省为例，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的省份，其用于科研、技术及教育的财政支出金额越高，反之科技和人力资本又会以收益递增的态势促进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地方政府应该适当调整本地区财政支出结构，注重对本地区公共人力资本、科技及教育事业的开发与支持，加大对相关项目的财政投入。

加快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结构及其空间格局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组织管理结构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我们以东北三省2001―2002年三产结构比重（如表4）情况进行考察。

表4说明：一是三个省份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较小，且呈逐年递减趋势，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大，第三产业其次。二是东北三省三次产业结构趋同，这就要求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从财政支出方面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促进生产要素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另一方面，东北三省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时，不但要注重产业间的分工协作，更要注重产业内部的协作，防止因“大而全，小而全”引发同类产业间的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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