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法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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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有识大局的观念。作为一名税务部门税法宣传员，要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换位”思维，胸怀大局，要在“全局一盘棋”的格局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站在大局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抓住税务部门宣传主题，研究税务部门宣传思路；要严守税务部门宣传工作纪律，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抓宣传、定选题、搞策划，服务于税务部门工作，服务于队伍建设，服务于基层民警。

二是要有爱学习的习惯。作为一名税务部门宣传员，要养成读书、看报、上网的习惯，学习掌握法律、法规和宣传工作知识，特别是要努力学习各种税务部门业务知识，不断强化宣传技能本领，不断扩充知识层面，做到“博”与“专”并举，不说“门外话”；要学会审视自己，从媒体上看，上网去查，向同行学，既要看自己写过的报道、摄录的视频，还要学习借鉴他人的；既要看专业的，又要看非专业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勤学苦练，方能“下笔如有神”。

三是要有重事实的原则。税务部门宣传报道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税务部门宣传员手中的笔，是一支很有分量的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主观臆造，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有遵循税务部门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要求，恪守新闻真实性，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广大群众和基层一线，获得大量丰富的新闻线索和素材，报道的作品才能写得令人信服，才能堂堂正正地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四是要有干工作的热情。作为一名税务部门宣传员，要热爱宣传事业，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不随俗，不气馁，力求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要虚心向业内外人士求教，增强自身危机感和紧迫感，力争当一名行行通的“杂家”；要珍惜宣传这个岗位，投入真正的感情，扑下身子，亲历税务部门工作中的艰辛和曲折，把工作当作乐趣，把一些不平和、不愉快的事扔掉。

五是要有广沟通的渠道。作为一名税务部门宣传员，要具备广泛沟通联系的渠道，放下架子，勤跑多看，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基层，与纳税人、广大税干尤其是基层一线的税干交朋友，大力拓宽信息、资料搜集渠道，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宣传，这样采写、摄录出来的作品也就能比较吻合基层干群的心声。同时，要从大处着眼、细处着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交朋友，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保持发展与媒体良好的关系，取得媒体记者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共同搞好税务部门宣传工作。

六是要有肯吃苦的精神。税务部门宣传员往往是幕后工作者，职业的特点是为他人做嫁衣，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做好这份工作，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深入现场，全身心投入，培养能吃苦、能战斗、能忍耐的工作作风，具备不畏艰难，甚至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于宁静中见深远，于忘我中见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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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是在完成一个工程项目过程中，对所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预测计划、控制、核算、考核、分析等进行科学管理的工作，它是以降低成本为宗旨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进行成本管理是建筑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从实行项目管理的情况来看，多年来无论工程质量、工期管理、文明施工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企业总体效益不理想，利润较低。本人就如何加强项目成本管理发表几点看法。

一、建筑项目成本控制的概念和分类

1、建筑项目成本控制的概念

建筑项目成本控制是指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对影响建筑项目成本的各种因素加强管理，并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将施工中实际发生的各种消耗和支出严格控制在成本计划范围内，随时揭示并及时反馈，严格审查各项费用是否符合标准、计算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之间的差异并分析，消除施工中的损失浪费现象，发现和总结经验。通过成本控制，使之最终实现甚至超过预期的成本目标。在市场经济中，成本的控制不仅在于项目的控制中，而且在整个项目管理以至于整个建筑工程管理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企业盈利通常是通过项目的经济效益即项目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来实现的，对于建筑企业单位，在确定了合同价格后，它的经济目标就完全通过成本来控制了。由此可见，在实际施工中，若忽视成本控制，将成本处于失控状态，只有工程结束后，才知道实际成本支出，这时已无法对损失进行弥补。因此，建筑项目的成本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2、建筑项目成本的分类

按成本的核算方法，可将成本划分为下列几类：（1）预算成本。指根据施工图计算的工程和预算单价确定的工程预算成本，反映了为完成工程项目建筑安装任务所需的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2）实际成本。指项目在施工生产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并按一定的成本核算对象和成本项目归集的生产费用支出的总和。（3）目标成本。是指按企业的施工预算确定的目标成本，这一目标成本是在项目经理领导下组织施工、充分挖掘潜力、采取有效的技术组织措施和加强管理经济核算的基础上，预先确定的工程项目的成本目标。

二、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存在问题分析

1、从成本控制意识角度分析

从意识角度来看，建筑工程的一些项目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缺乏成本控制的意识。由于建筑工程推行项目法施工，各工程项目分散于不同的施工区域，企业管理层属于利润中心而不是成本中心，无法对工程成本施加影响。对于项目而言，由于受工期和超期罚款等合同条款的约束，在保证工程生产方面易于达成共识，对工期成本及项目盈亏却无暇顾及。工期成本是指为实现工期目标或合同工期而采取相应措施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工期目标是工程项目管理三大主要目标之一，建筑企业能否实现合同工期是取得信誉的重要条件，工程项目都有其特定的工期要求，保证工期往往会引起成本的变化，盲目地赶工期要进度，就会造成工程成本的额外增加，效益向生产低头的典型表现。

2、从成本控制机制角度分析

从控制机制角度来看，很多建筑工程的成本控制缺乏责权利统一的机制。比如说，很多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往往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最关心的问题是工程资金能否到位；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施工难题，搞好工程质量，确保顺利移交；建筑工人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工资能否保证，奖金能发多少。提起成本控制，一些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个会计方面的概念，是财务部门的事情，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风马牛不相及，财务部门虽然对成本控制理解较深，但其责任似乎也只停留在日常的成本核算上，况且自己也仅仅是一个项目部的职能部门，没有权利指挥管理其他各部门。

3、从成本控制手段角度分析

从控制的手段来看，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成本管理与实践的探索，从理论上形成了一套关于成本预测、决策、核算、控制、监督、分析、考核的管理法体系。但是，建筑企业在运用这些方法以进行成本管理的时候，还存在着诸如事前成本管理与事中管理的严重脱节等问题，建筑企业缺乏行之有效的成本管理方法。目前，很多建筑企业的成本管理仍处于手工操作阶段，离电子化、现代化要求相距甚远，随着影响建筑项目成本升降因素的不断增加，迫切需要通过程序化、电算化手段进行成本管理，实施建筑项目成本控制，必须对大量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但是，计算机应用在施工企业以及在建筑项目成本管理方面尚不普及，这便使得成本计算与分析仍然停留于手工阶段。

三、加强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对策建议

1、制定科学的施工计划

制定科学的施工组织设计是加强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的第一步。企业应该按照自己的企业资源和能力，制订科学的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主要包括：施工工艺的确定、施工机械器具的选择、施工顺序的安排、流水施工的组织，施工组织设计科学与否则工期、施工成本也会不同，因此，认真编写施工组织设计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施工组织设计应该同时具有先进性和可行性，如果只先进不可行，不能在施工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就不是最佳施工组织设计。在施工组织设计的制定过程中，要尽量实现技术与经济相结合，以先进的技术措施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比如某建筑企业的某框架工程中，建筑项目部将所有钢筋混凝土柱子中的钢筋连接由单面搭接焊改为电渣压力对焊，仅此一项措施就解决钢筋用料近50吨，共节约钢材20万元，而普通焊接改为电渣压力焊只增加几万元的成本。

2、实施机械租赁

工程机械设备的租赁业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还不长，但其对减少建筑工程固定资产投资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某一工程项目来说，大多数情况下工程机械设备都是短期使用，如果由建筑企业自己购买并保养、维修，则会是很大的成本负担。采用大中型机械设备租赁可以对工程项目带来以下好处：减少机械设备的投入和固定资产的占用，有利于资金的合理分配；租赁公司对机械设备集中管理，配备专业人员负责及时维修保养，机械的技术状况可得到保证，可以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充分发挥机械设备的性能；有利于设备革新，由于考虑成本问题，单个企业一般不会及时对大中型机械设备进行更新换代，造成工程项目中使用的机械设备故障率很高，大大影响了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同时也会影响整体计划工期，而专业的租赁公司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会时刻关注建筑机械设备市场，及时用先进的机械设备进行更新，客观上也提高了工程项目本身的机械化施工水平。

3、加强对零星分包的成本控制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筑工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工程分包，工程分包最多的是土建安装工程，分包工程通常是以分包合同的形式确立，但不要认为有了经济合同就可以放弃这部分工程的成本控制，特别是对一些零星分包的工程。比如，项目经理部以实物工程量和劳动定额为依据分包的工程，在实际施工中，由于用户需要等原因，往往会发生工程施工工艺变更，使工程数量和劳动定额与劳务合同互有出入，需要按实调整承包金额。对于上述变更事项，一定要强调事先的技术签证，严格控制合同金额的增加；同时，还要根据劳务费用增加的内容，及时办理增减帐，以便通过工程款结算，从甲方那里取得补偿。另外，对于临时用工的数量和费用，可以采取以下方法：一是对工作量比较大的任务，通过领导、技术人员和生产骨干共同讨论确定临时用工定额，使临时用工的数量控制在定额的范围以内；二是按定额用工的一定比例由施工队包干，并在分包合同中明确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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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电工程，成本，控制

一、水电工程项目施工成本管理的重要性

水电工程施工项目成本管理虽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课题，但对于目前日趋白热化竞争的建筑市场，施工项目施工成本管理则显得更为重要，而对于我们水利水电施工企业来说，则是必须摆在十分重要位置的大问题。在目前的客观条件下，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那种朴素的、一般号召式的项目施工成本管理模式上，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会由于实际成本的居高不下，在经济上陷于十分被动的局面，甚至可能会由于经济问题的困扰而造成项目施工的无法运转，而施工项目运转成效又直接涉及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信誉和生存。所以，我们现在迫切地需要实实在在地面对和解决有关成本控制的一系列问题。

二、水电工程施工项目成本控制方法

1、推广项目成本核算，降低消耗，节支增效

从人、财、物的配置入手，根据工程施工实际条件，结合行业统一定额，制定出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内部成本核算定额，逐级进行部分成本核算和全部成本核算管理；同时，实行多种分配方法，对主要工程的材料费、人工费、机械费和管理费进行核算与分析，人工费管理实行基本工资、产值工资和效益工资相结合；材料费管理实行以内部核算定额消耗为基准，严格控制采购库存量；机械费管理实行以设备运行费为基准，充分发挥设备效率；同时，在各作业队建立利益激励机制，设立目标激励奖和安全质量专项奖；把主辅材料消耗水平和费用支出与完成工程量挂钩，严格考核奖罚，从而增强作业队的成本核算意识，做到减少超挖、节省材料、提高工效和设备利用，尽可能多的完成工作量。在实施成本核算过程中，应根据施工实际安排，如施工工期、进度安排等，适当调整定额，实施成本核算、定额分配。

2、采取工程项目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成本控制

实施内部承包制，就是在单位内部职工或项目部中以承包合同的形式，确定中标工程的施工经营管理者的责权利关系，促使经营管理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内部承包的基本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工资与效益完全挂钩。这样，可以使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并为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积累经验，而且可操作性强，易于管理。

采取承包制，在具体操作上必须切实抓好组织发包机构、合同内容确定、承包基数测定、承包经营者选聘等环节的工作：

（1）组织发包机构应以施工单位中经验丰富的经营、计划、预算、财会、人事等部门的人员组成；

（2）合同内容的确定要责、权、利明确，尤其安全、质量条款要严格，分配条款要切实可行；

（3）承包基数的测定比较复杂，应根据承包项目，以定额、中标单价为基础进行测算，这是通过承包制进行成本控制的关键；

（4）承包经营者的选聘可以采取直接选聘和竞标两种方式，在具体实施中应考虑技术人员配置的比重。

采取内部承包制能使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可以促进急、难、险、阻施工任务顺利完成和单项工程项目的施工进度，易于操作和管理，有利于施工单位经营管理者集中精力投入到其他项目的管理工作中。但是，它也有弊端，主要问题是管理较为粗放。由于是内部承包，如发生重大失误导致成本严重超支时则不易处理。因此，要抓好重要施工部位、关键线路的技术交底和质量控制。

3、严格过程控制，加强项目施工成本管理

承建一个工程项目，就必须从人、财、物的有效组合和使用全过程中狠下功夫，严格过程控制，加强项目施工成本管理。比如，对施工组织机构的设立和人员、机械设备的配备，在满足施工需要的前提下，机构要精简直接，人员要精干高效，设备要充分有效利用。对材料消耗、配件的更换及施工工序控制，都要按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进行。这样，既可以避免或减少不可预见因素对施工的干扰，也使自身生产经营状况在影响工程成本构成因素中的比例降低，从而有效控制成本，提高效益。过程控制要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这与施工人员的素质、施工组织水平有很大关系。

4、改革项目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项目施工成本管理

改革项目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是实施项目施工成本管理方法的有效手段。在强化项目施工成本管理中，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分配制度，可以充分发挥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把经营管理者的收入与其经营业绩挂钩，根据经营管理者的实际业绩和企业经济效益来制定其报酬，让其既要承担管理责任和经营风险，又要获得与良好经营业绩相适应的报酬，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制定分配制度要注意三个要点，一是制订的分配制度要合理、切实可行；二是经营业绩评价要系统、科学、有效；三是监督、考核要有制度，严格规范进行。

5、推广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减少投入，降低成本

在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中，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是减少施工投入、降低生产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要加强项目施工技术、试验、质检、机械制配等方面专业技术人员的力量，实施技术攻关，大胆尝试，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并把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小创造、小发明纳入本单位的奖励序列，鼓励技术改造和新工艺、新产品的应用。同时，要学习同行业施工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践应用经验，通过技术创新和新工艺、新产品的应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如在土方填筑施工作业中，采取微波炉烘烤快速测定含水量法 ，使质检取样速度提高一倍，为土方填筑作业抢得宝贵时间，既缩短了工期，又提高了工效，对生产成本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6、工程索赔是成本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建筑工程投标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投标报价决策面对的是复杂的待建项目，难以预测的不可控因素很多，低价中标不可避免。而要搞好低价中标项目的成本控制，除采取现代化管理方法外，工程索赔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进行索赔时，要针对合同里明确规定的索赔条款，成立由熟悉合同、懂经营管理的人员组成的索赔小组进行处理。在施工过程中，注重原始记录和监理签证手续的完善，详细收集整理与索赔项目有关的各种资料，编制完成并按规定时限报送正式索赔文件；理出索赔的重点，加大索赔的力度，转变思路，讲究策略，做好沟通和谈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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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资本化，与水资源市场化、水资源产权化、水资源产业化等概念有着密切联系，因而水资源资本化概念的明确，须从水资源市场化这一概念谈起。

(一)水资源市场化的内在逻辑

一般认为，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指资源配置从政府方式向市场方式的转化，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市场体制逐步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演变过程。水资源的市场化，就是指水资源的分配、交换等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逐渐增强的过程。其内容丰富，具体而言，包括水的资源化、水资源的权利化、水资源的产业化、水资源的资本化，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

首先，水的资源化是水资源市场化的基础和前提。水的资源化，即是将水作为一项资源来看待。作为一项资源，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具有经济价值;二是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不能被需求者毫无代价地占有和利用;三是具有可控性，可以被占有和利用。由此来看，排除海水、洪水和气态水以外的其他水则完全符合以上特征。因此，作为法律调整客体的水，应当被认为是水资源，即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具有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水。在承认水资源的基础上，水的资源化还要求以水的资源属性为基础进行相关水资源法律制度的设计。资源总是趋于稀缺，这就要求必须保护和有效利用资源，市场化机制则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

其次，水资源的权利化是水资源市场化的核心部分。水资源权利主要体现为水资源财产权，是包含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在内的权利束体系。水资源的权利化涉及到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权利主体和客体，即明确水资源的权利归属，界定可交易水权的范围;二是权利内容，即建立以水资源权许可、水资源权有偿获得、水资源权交易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完善包括水资源权市场配置机制、水资源权交易机制、水价市场机制、水权运营经济补偿机制等在内的相关制度;三是权利救济，即应明确水事纠纷的解决途径，赋予主体复议或诉讼的权利。围绕水资源的权利化建立的法律制度是水资源市场化制度体系的核心，也是推动水资源的市场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要支撑。

再次，水资源的产业化是水资源市场化的重要内容。伴随水权市场的建立，围绕水权交易产生的供水、污水处理、中水回用、农业灌溉、跨流域供水、水运、水产等诸多涉水事务，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和复杂的水资源产业链。因此水资源的产业化是水资源权利化的必然延伸，也是水资源市场化的必然。亦即，水资源市场化不仅导致水权市场的建立，还随之导致水务市场的建立，后者是在权利分配和流转规则明晰基础上引入市场化机制和企业化运作方式而形成的。

最后，水资源的资本化是水资源市场化的高级形式。从传统的技术工程投入到无形的制度探索，从权利化、产业化到资本化，是水资源市场化的必然趋势。与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不同，水资源资本化以政府水资源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能源企业和水权所有者为主体，以水资源实体、水权以及以水和水权为标的的金融产品作为对象，以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作基础，从建立水资源资本市场的角度为解决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水资源的资本化，传统政府配置资源的模式将得到根本性改变，企业、个人将被确立为新的资源市场微观主体参与到资源的配置和交换中，原本虚化的水资源所有权也将会落实至现实的经济主体。

(二)水资源资本化的概念

作为水资源市场化的高级形式和发展方向，水资源资本化是指水资源作为资本来经营，即产权拥有者将资源资产用来出让、合作或作为股份进行投资以获取一定的经济报酬的经营过程。其内涵如下：

从客体来看，水资源资本化是水资源资本货币化的过程，是对水资源资本进行投入、转换、产出的过程，因而必须以相对成熟的金融市场为依托，将水资源本身、水资源使用或经营权、水资源开发融资项目、水资源使用后的治污环保项目等资本产品作为对象进行交易。

水资源资本化的主体包括中央、地方政府、集体乃至企业和个人。就具体情况而言，主体类型会随着项目规模和收益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水资源开发融资项目和资源使用后的治污环保项目会以政府或大财团为投资主体，水资源使用或经营权的交易项目会有很多个体散户为主体。水资源资本化的形式主要包括水银行、水股票、水基金以及水期货等。水银行本质上是通过获取拥有剩余水权的用水户信息，并向需水者的方式，促成水权交易的购销中介机构。水基金、水股票以及水期货等则是在水资本市场成熟的基础上衍生的水资源虚拟产品，市场参与者以获利为目的，通过投资方式进行交易的金融项目。

二、水资源资本化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水资源资本化法律规制之必要性

在立法体系方面，我国目前基本形成了包括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系统的水资源法律保护体系。尤其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取水许可与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为水权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总体来看，现行水资源法律制度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水资源总体制度供给不均衡。水资源总体制度供给不均衡即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匹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予以废除的、落后于实践需要的旧有制度过剩;二是缺乏与现有水资源资本管理相匹配的法律制度，不能满足主体发展的需要。前者主要表现为政府干预过多，单一的政府水资源管理体制不利于市场竞争及水资源分配效率的提高;后者则主要包括水资源权属制度、水权交易机制及水价形成机制三个方面的缺失。

其次，水资源市场化基础性法律制度的缺失。目前我国水资源市场化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法律制度多为各地方根据具体情况而制定，而具有全国性的统一的水资源市场化法律制度基本阙如。一是缺乏明确的水权权属机制。水资源资本化的前提是水资源权利的明确，但目前我国对于水权的界定相对混乱，例如立法将使用权与所有权的主体混为一谈，没有将水资源所有权的权能具体界定在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的范围内，也没有因地制宜的设定多级权能。另外对于水权的权利属性，也存在诸多争议，譬如准物权说、用益物权说、特许物权说以及资源权说等。二是缺乏完善的水资源价格机制。很长一段时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错误认知阻碍了水资源价格机制的形成。现有价格中，仅仅包括水资源的开发价格与人力成本，忽略了水资源费中的水资源自身价值以及供水成本、合理利润等内容。一个健全的价格机制是水资源资本化的基本要素，否则难以形成高效、稳定的竞争与交易模式。

再次，水资源资本化法律制度的缺失。目前我国用水者获得水资源的方式较为单一，即向政府申请取水许可证以获得水权，但该取水制度并未使用水者获得明确的水资源使用权权利人的主体地位，其使用权也不能通过市场进行让渡。水资源的分配主要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要手段，缺乏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多级别、多种经营者参与的交易市场和成熟的资本平台及相应制度体系。对于更深层次的水资源资本化，譬如水银行、水股票、水基金以及水期货等具体资本化模式，目前尚处于理论研究阶段，从交易的主客体、交易的方式、监管机制乃至责任承担上都没有形成相关法律制度。

综上，我国水资源市场化尚未形成规范、有效的制度体系。水权市场、水务市场和水资本市场各自尚未形成系统的规范体系和运行制度，各市场的运行也缺乏统一的全国性的制度体系予以保障，且三大市场之间尚缺乏制度予以衔接和协调。基于完善水资源市场化法律制度进而推进市场化进程的考虑，水资源资本化的法律规制具有必要性。

(二)水资源资本化法律规制之可行性

目前，无论从立法体系上还是制度实践上来看，我国水资源资本化的法律规制已经具备了可行性基础。

首先，在立法体系方面，我国目前基本形成了包括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系统的水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尽管目前立法仍显粗疏，但是也已渐成体系。这为水资源资本化的法律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2006年的《取水许可与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尽管其尚未对水权市场进行较为完善的构建，但已为水资源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制度基础。此外，2007年11月国务院《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全国的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管理需要大量的费用支出，要通过运用市场化机制和实行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等方式吸纳社会资金来解决，这为我国水资源的资本化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政策依据。

其次，在制度实践方面，一方面，目前水实体和水权转让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基础，例如义乌东阳的水权交易案打破了水资源行政分配手段的垄断地位，实现了水权市场化的初探，又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内蒙古黄河南岸灌区和宁夏青铜峡灌区开展的黄河水权转让试点也为水资源资本化法律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实践基础;另一方面，目前水资源资本化的实践也处在探索阶段，例如2007年以水为投资主题的基金水盈环球基金和动力水资源基金在香港市场的推出，意味着我国的水投资市场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又如2008年7月国务院特批了第三批共四只产业投资基金进行组建，其中包括华禹水务产业投资基金。以上实践显然有利于推进水资源市场改革，从而推进水资源资本化的进程。

再次，从国外水资源资本化的相关实践来看，也有有益经验可以借鉴。例如在水基金领域，早在2000年初，百达全球水资源基金(Pictet Global Sector Fund Water)作为首只专门投资于水行业的主题式基金率先在欧洲发行，主要投资于水供给和处理、相关科技创新以及环境服务等四个子行业;近年来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TNC)帮助哥伦比亚全国近10个地区设立水基金，其以计量项目衍生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收益为衡量目标，建立了严密的监控体系和严格的责任制度，并定期向由各个国企和私企投资方代表组成的董事会进行报告。又如在水期货方面，虽然水期货尚未出现在期货交易所中，但是事实上，1997年诞生并迅速在全球流行的天气衍生品已经有水期货的痕迹。

三、水资源资本化基础性法律制度的建构

水资源资本化的法律规制，是对各经济主体之间、经济主体与行政机构之间关于水权及水资本产品交易关系的规范，其主要内容包括对水资源资本工具进行明确界定，对操作规则、参与主体的资格和权限、主管部门的授权和职责、资本风险防范等内容加以规范。

(一)多元化主体的管理机制

据决策理论，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体越多越分散，管理责任就会愈是趋于松弛，对资源的保护就愈为无力，资源的状况则愈坏。权力越统一，责任就越大;权力越是集中并趋向单一中心，责任就越明确，权力主体之间的破坏性竞争和摩擦就越小。因此，在构建整个水资源保护体制时，必须确立单一权力结构和单一行政领导系统。同时，权力亦需要分权与平衡。在水资源管理中需要有广泛的协调和处理机构间冲突的机制，需要有必要的权力交叉与分割。因此，水资源管理体制应当注重集权与分权的平衡。一方面，单一主体的行政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庞大和复杂的公共管理职能，因此需要适度放松管制，构建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水资源管理机制，在这一管理机制中，政府必须实现主动让位和自我克制，可以考虑在中央层面设立水资源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同时，政府开放水资源市场并适当分权，保证社会中间组织及市场主体能够参与水资源的治理，对社会中间组织进行培育和制约。此外，还需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在相关法律中规定公众参与的权利，以确保其参与的有效性。甚至可以考虑改革现有的机构设置，以全国层级的水资源管理机构的人员构成为切入点，引入公众参与机制，或者设立专门的公众参与机构。

(二)可交易水权法律制度

水资源资本化的前提是水权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理论界通说认为，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本文所讨论的水权是水资源使用权，是具有多项权能的，用益物权性质的权利束。如何在行政主管部门与用水者之间，以及平等用水者之间进行水权交易，是水资源资本化制度构建的基础。

首先，水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完善。其一，水权交易的种类。在我国现有制度下，水权交易一般是指取水权的交易，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级市场中水权的初始分配，即水资源所有权人，国家通过相关政府部门与用水户之间的水权交易;另一种是二级市场中平等的用水者之间进行的水权交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二级市场也不排斥政府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交易主体出现。

其二，水权交易的主体。这里需要界定的是水权转让人。水权权利人的范围较广，包括持有取水许可证的取水权人与没有取水许可证的取水权人，后者又分为作为水库、水塘中水资源所有权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基本生活用水、生产生活及公共利益需要的应急取水等情形下的取水权人。而能够作为水权转让人的仅包含持有取水许可证的权利人，以及作为水库、水塘中水资源所有权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两类，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其他类型的取水权人的权利获得主要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若因此获得经济利益显然有失公平。

其三，水权交易的标的限制。不是所有的水资源使用权都可以成为水权交易的对象，我们应借鉴澳大利亚封顶原则，限制水权交易市场的总水量，在保证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的前提下，鼓励水权交易。具体而言，水资源使用权可以划分为环境用水与经济用水，后者又可详细划分为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与娱乐用水等，不具有竞争性、营利性等私人权利特性的环境用水与生活用水应当禁止进入水权交易的范畴。

其四，水权交易的价格确定。一是水价的构成。学界内已对该内容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看法，水价应当包含水资源自身的资源价值、投入劳动力将其从自然资源转变为社会资源的价值以及对治理水污染造成的环境问题所耗费的价值，即资源水价、工程水价与环境水价。二是水价的制定。有学者指出，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制定水价，才可能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使水资源在不同流转阶段，都能实现其最大价值。但笔者认为，笼统的市场定价容易导致竞争失败或形成垄断，应遵循市场调节与政府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在一级市场中，应在水资源主管部门设立专门的水价制定部门，负责制定并监管该级市场的水权转让价格。该级市场主要是国家对用水户进行的水资源分配，公益用水、传统用水和生态用水占据较大比重，价格的制定应更加贴近成本价格。而在二级市场中，应发挥市场定价的作用，由交易双方制定价格，更有利于水资源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但应申报相关部门审核。一般而言，在二级市场中用于交易的价格应高于一级市场初次分配的价格。

四、水资源资本化法律监管制度的建构

水资源资本化法律监管制度是水资源资本化法律规制的核心内容，其内容包括依据什么原则监管、谁来监管、监管什么等内容。下文将从此三方面予以厘清。

(一)风险监管原则的确立

对水资源资本市场的监管，笔者认为，主要应立足于风险监管。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水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中存在各种风险，例如由于资本市场中投机者的趋利动机等原因而导致负外部性的非系统性风险，以及由于资本市场的交易特点和操作方式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资本市场本身只能转移风险、分散风险，不能消灭风险，这就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避免各种潜在风险成为抑制水资源资本化发展的因素。

对水资源资本市场的风险监管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风险评估为基础对资本市场的稳健、安全和环境制订相应的监管标准;二是对于被监管个体组织和企业呈现的危害监管机构目标实现的风险进行评估，且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和检查措施。因此，对水资源资本市场的风险监管应以机构和产品为重点。

首先，对机构的风险监管，其重点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事前风险预警、事中危机应对和事后危机处理机制;以实地检查、非实地检查、审查监管会议等方式对经营水资源产品的金融机构实行审慎监管;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以提高水资源资本市场交易透明度。

其次，对水资源资本产品的风险监管，其重点在于建立产品的市场准入制度，确定市场准入的标准：水资源资本产品应具有经济目的，必须能够证明有着明确的市场和潜在的使用者，且并非用于投机或套利;产品的申请机构应证明其具有相应能力，即与该产品的运营相符的，理解、评估、监督和管理该产品风险的内部治理能力和外部融资能力;产品必须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且该积极影响将明显大于有可能被用于投机或套利的消极影响。

(二)监管主体的设立

水资源资本化法律监管的主体是与监管对象的类型密不可分的，亦即，水资源资本化的种类决定了监管主体的设立类型。就当前水资源资本化的种类来看，主要有水银行、水股票、水期权、水期货等。水银行作为水权交易的中介机构，是在水权交易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都已具备的前提下，为了更长期稳定的发展水资源资本市场而设立的。Peggy Clifford认为，水银行是一种用来促进地表水、地下水和储存权利的合法转移和市场交换的金融衍生机制。

在水银行发展日趋稳定的基础上，水权交易发展逐步成熟，水现货交易必将不能满足有效的水资源配置，水资源资本衍生出的能源类金融产品将应运而生，这就包括水股票、水期权、期货等。其中，水股票是水权拥有者的一种投资凭证，其本质与其他金融股票一致，可以在水银行或其它水权交易机构的平台上发行，即水资源使用权的所有者，将自己闲置的水权作价存在水银行或其它机构中，以此获得一定的股权，待水权交易完毕后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水期权是指一种标准化的合约或协议，规定了水期权买方有权在未来的特定时间内以特定价格从卖方处购买(出售)一定量的水;水期货则是指期权所规定的未来某一段时间交易的水权。

由此可见，水资源资本市场所衍生出的水银行及其他水产品，兼具金融资本与能源资本的特征，从而对其所进行的监管也可双管齐下，即金融市场的监管和能源市场的监管。其一，水权交易对象及范围等因素使得跨流域水银行与流域内水银行同时存在。此时，则可以由国家设立不同级别的水资源主管部门，即在中央设立专门的水资源管理机构，对跨流域水银行进行监管，同时可在不同流域内设立下属的办公部门，以监管流域内水银行。水银行监管机构的职责应包括授权与监督两方面：一方面水银行对于水权交易的主客体选择、交易的方式等享有主导权，政府部门只需在政策上做出宏观规定;另一方面，为保证资本市场的发展，监管机构应对水权交易的申请进行审核、并实行登记制度，也对交易的总水量进行控制，避免水权的滥用。其二，对于水股票、水期权、水期货，可由证监会对具体的水资源资本市场中水股票、水期权、水期货的发行、上市、交易、退市予以监管。

(三)监管内容的厘清

监管内容也是水资源资本化法律监管制度的重要问题。首先，就水银行而言，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对水银行运营过程的监管。与金融银行用户自由存款贷款不同的是，水权交易的用水户必须按照一定的流程和规定参与到水银行业务：一是信息，即银行对外买水与卖水的信息，以吸引水权拥有者与需求者;二是资格审查，即水权交易双方向银行提交信息，银行对水权、水量、价格等方面进行审核，以确保符合水权交易的要求;三是签订协议，供水方与需水方分别与银行签订转让协议，进行水权交易，水银行从交易的差价中赚取适当的利润;四是公告，水权交易协议应当在水银行主管机关进行备案。其二，针对外部性的消除。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外部性为代表的市场失灵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外部性问题尤其是负外部性是水权成功转让的最大障碍。水银行中的水权转让所产生的负外部性有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对整体水文系统具有不可测的影响。这一外部性主要包括对农业的外部性，对生态环境的外部性，以及对被交易的水改变了地点和用途的情况下的外部性。为限制和消除外部性，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对水银行交易征税以补偿第三方;对每次水银行交易予以明确审核，包括强制性的环境和契约要求;对交易的第三方作用予以监测;对公众关于水交易的建议进行评审等。

篇5

在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以前，古典刑法主要规定的是刑罚，即死刑、自由刑、财产刑。古典刑法认为惩罚了犯罪人社会就公正，就恢复正义了。但国家把解决犯罪的权力垄断以后，实际上把被害人的权利给忽视了。从社会效果的角度考虑，解决犯罪问题，既要解决好对犯罪人课以刑罚、教育犯罪人的问题，又要解决好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即实现对被害人的正义问题。刑事司法中要做到刚柔并济：对犯罪的打击“执法如山”，决不手软；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执法如水”，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重视程度已经大为提升，相比之下，对被害人权利保障日显不足。被害人被犯罪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全面、真正、有效的保护，尤其是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从加害方得到损害赔偿，由于国家补偿制度缺失，导致被害人生存或正常生活出现危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方法之一。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被害人而言是一种恢复性的刑事保护制度，对充分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其对于实现刑事法律价值，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提高惩治和预防犯罪效能，亦具有积极的意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执法如水”理念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体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如何在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以下正文：

如果强盗不能捕到，被劫者应于神前发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则盗窃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失之物。

倘生命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亲族银一名那。

——《汉莫拉比法典》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又称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指刑事被害人或其家属，对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如果不能从犯罪侵害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时，有权请求国家予以补偿，并由国家以发放补偿基金的方式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

刑事被害人如果不能从犯罪人处获得经济赔偿时，其面对公平与正义的法律和严酷而悲哀的现实，会对刑事司法失去信赖，“有损害就有赔偿”的法彦在此显得黯然失色。此时，国家就应当有义务在经济上帮助被害人，使被害人因遭受犯罪而受到损害的身心得以慰藉。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实现刑事法律的价值，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提高惩治和预防犯罪效能，完善刑事司法制度以及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鉴于我国所拥有的庞大被害人群体及其从犯罪人和其他渠道获得赔偿极不充分的实际，从防止其在应享受的公平正义得不到实现而有可能对社会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需要出发，我国急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测算，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全球犯罪率已达每10万人3000起。而在发达国家中，欧盟国家为每10万人6500起，北美洲国家为每10万人6100起。 我国犯罪的总数和犯罪率自1980年以来一直呈大幅度上升趋势，2006年才有所稳定。200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近465万起，比上一年下降一成以上。 2006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211.5万起，同比又减少近一成。 巨大的犯罪数量背后是巨大的被害人群体，与该群体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权利有两项：一是使犯罪人受到相应的惩罚；二是使他们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得到补偿。第一项权利已经由国家通过公诉机关来追诉，而第二项权利多由被害人自己去争取。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这一权利难以实现，或者因为犯罪人没有抓到 ，或者因为犯罪人没有相应的赔偿能力。在这样一种法律和社会背景之下，一些国家制定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予以补偿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部分国家实施之后，由于其符合法律所秉持的匡扶正义的本性，很快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目前，大多数国家以及我国的部分特殊法律区域，如香港和台湾，都制定了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的情况下，我国对这个问题就不能再回避了。

从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或补偿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犯罪人进行赔偿；二是通过政府协调，由政府或有关单位进行补偿。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犯罪人无力赔偿时，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会落空。由政府或有关单位进行补偿，由于目前不为法律调整，缺乏规范性。因此，为充分实现对被害人的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尽快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法律化、制度化。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最早起源于3600多年前的《汉莫拉比法典》，《汉莫拉比法典》规定“如果强盗不能捕到，被劫者应于神前发誓，指明其所有失物，则盗窃发生地点或其周围之公社及长老，应赔偿其所失之物。”“倘生命被害时，公社与长老应赔偿其亲族银一名那。”

滥觞于《汉莫拉比法典》的这一制度，在沉睡了几千年后，于20世纪60年代又被重新启用。二战之后，英国女性刑法改革运动家M.弗莱提倡建立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以此为契机，新西兰在1963年建立了刑事损害补偿法庭，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国家，并于次年设立了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Criminalinjury Compensation）。之后，北美的加拿大（1968年），美国大部分州，其他欧洲国家如奥地利（1972年）、荷兰（1975年）、德国（1976年）、法国（1971年）、爱尔兰、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均设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国家，于1980年5月1日制定了《犯罪被害人等给付金支给法》，并于1981年1月1日实施。可见，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障、由国家给予刑事被害人补偿，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

在许多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联合国大会于1985年11月29日决议通过《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联合国文书的形式集中规定了保障罪行被害者的基本原则。为使不能从加害人或应当负责人那里取得赔偿或不能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弥补，宣言规定了由国家补偿被害人的原则。 为使符合条件的被害人能够得到补偿，《宣言》提出了设立专门基金的办法。 根据这一原则，补偿被害人，已不单是国家的责任，而是国际社会的一种义务。在这方面，宣言规定的原则，与各国立法相比，已使被害人补偿制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诠释

国家补偿刑事被害人这样一种制度早在远古时期就产生了，但是在国家实行公诉制度之后就逐渐退出了法律舞台，而到20世纪又复活了。它之所以消失了数千年而到上世纪再度复活，说这一制度无疑具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如下四种学说。

（一）国家责任说

国家责任说认为，国家对其国民负有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防备犯罪攻击，因此国家应当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如果国家不胜任，疏忽大意或根本就不能防范犯罪，国家又不允许实施私刑，那么当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对其损失给予补偿。

（二）社会保险说

社会保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各种社会保险的目的都是使人们能够应付威胁其生活稳定或安全的意外事故。犯罪是任何社会无法避免的一种灾祸，因此，犯罪侵害应视为社会保险帮助解决的意外事故之一。被害人是由于某种机会而被害的不幸者，当其不能从其他的渠道获得足够的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予以补偿，不致使被害人被迫独自承担犯罪这一意外事故带给他的损失。

（三）社会福利说

社会福利说认为，从社会来看，要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善和关心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这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责任，因此，如果某个社会成员因犯罪之被害而致残、死亡或贫困，无人供养时，社会应给予其适当的救助或援助。依据这种学说，社会应当给予被害人补偿，这是社会增进人民福利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公共援助说

公共援助说主张，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国家负有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进行援助的道义责任。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由于身体受到损害或财产受到损失，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出于人道考虑，国家也应通过补偿的形式对其予以援助。但是，因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不是一种法律责任，所以只允许对补偿规定条件和设置限额。

笔者认为，社会保险说有欠妥当。与其将补偿视为国家对被害人的一种附加保险，倒不如设立一“被害保险”的险种，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被害人的全部损失。而以国家责任说为主兼采社会福利说和公共援助说作为我国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较为适合。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民与国家缔结的“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洛克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许多缺陷。” 因此，根据“契约”，当国家不能履行义务时，犯罪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另外，在古代社会，由于国家的权力尚不发达，缺乏政治力量来维持公正，私人自行寻求赔偿就是唯一的寻求赔偿的方式。法律机构发达之后，国家开始限制私力救济，进而垄断司法。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国家取得惩罚犯罪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起被害人赔偿的责任。 加罗法洛指出“文明社会中的犯罪现象比在野蛮部落和原始人群中更可悲。被害者更强烈地激起我们的同情，因为他们依靠法律保护，习惯对个人差异进行和平调整。总之，我们生活在文明社会中便忽略了对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如果在一种不文明的环境下，他们肯定会谨慎从事的。杀人、、抢劫等犯罪形式至今仍然继续存在，是当代文明的耻辱。”

国家对受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首先，国家有责任充当实体权利、程序权利的“平衡器”。随着刑事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刑事诉讼法也从单纯的追求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转向了追求诉讼过程中的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均衡 。其次，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国家对被告人处以刑罚，是因为被告人对国家承担的责任。由于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犯罪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个人私用刑罚，因此国家就应当负责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被害人有权要求国家对他们因受到犯罪侵害而造成的损失负责 。最后，一部分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国家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部分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主张的那样，“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通过制造无休止的导致贪禁、绝望和暴力产生的竞争、贫穷、歧视、失业和不安而制造了犯罪，因此，社会应当通过政府向犯罪被害人进行补偿，以体现社会公平。 四、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意义

（一）历史发展的必然

纵观历史，随着社会形态和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在不断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高至低、再由低至高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作为刑罚执行者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起诉者的被害人，逐渐被遗忘的被害人，再度引起重视的被害人 。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犯罪人比被害人备受重视和保护之后，人们开始了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予以广泛关注。加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与世界的接轨也将成为必然，外国的被害人保护立法也会为我国立法提供有益经验。在被害人保护方面，我国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不断改善的地方，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就是当前要务之一。

（二）人权保障的体现

由于在强大的国家公权力面前，任何个体都显得那么渺小、无助，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曾一度被强大的国家机器碾碎，为防止国家公权的侵害，于是矫枉过正，许多的关注焦点对准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则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由于司法的关怀不够，其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又在追诉犯罪的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成为司法制度的受害者。因此，人权保障不应该只关注被追诉的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同样要关心无辜的被害人的人权，尽最大可能恢复其所受到的伤害更是法律的责任。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该成为保障被害人人权的制度，是对损害赔偿制度未能起作用的部分进行补充的制度。

（三）有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

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非现代法治国家的最终目的。只有实现以社会正义为内容的社会秩序稳定才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最高目标 。当我们强调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切不可忽视实现社会正义这一基本内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一项治国方略写进我国的宪法中，我们要实现的社会稳定，是在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当然也应包括在无辜遭受到犯罪侵害而未能从罪犯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赔偿或补偿的权利。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减轻被害人的痛苦和损失是社会应负的人道主义责任，社会帮助无端被犯罪侵害的人是正义的要求。同时，由于刑事被害人的合理要求和愿望得到满足，对司法制度产生信任，才会避免引起他们对犯罪及社会的极大不满意及由此产生的报复情绪，从而有利于通过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来最终实现社会正义。

（四）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犯罪发生之后，犯罪人、公诉人和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必须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而且，考虑到我国被害人群体的巨大以及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的潜在可能性，这些利益和矛盾还可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害人学的研究结论已经证实，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角色是可以转化的。今天的被害人，如果其权益没有被政府和社会很好地加以保障，便很可能成为明天的犯罪人。而解决好其经济利益，是使其自身权益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当犯罪人不能赔偿被害人时，国家应当承担补偿他们经济损失的责任，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完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

现代刑事法律制度，从纵向来划分，应当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四个环节；从横向来划分，应当包括犯罪人、公诉人和被害人三个侧面。但是，若审视相关的立法，就会明显感觉到无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于被害人关注的都显然不够。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凸现被害人权利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国际社会对被害人权利认识的深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值得一提的事，欧洲已于1983年制定《欧洲补偿暴力犯罪被害人公约》，对补偿的对象和条件等相关内容作出了规定。截至2006年8月23日，欧洲已有29个国家签署了公约，20个国家批准了公约，其中不少是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乌克兰、罗马尼亚、捷克、立陶宛等。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我国应当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害人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与正义的最高价值。

（六）有利于实现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均衡

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虽然有一致之处，但作为被害人，其利益是具体的，不能用被害人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抹杀被害人利益的独立性。追求控、诉双方的平衡，不仅仅是要强调被告方与国家专门机关的平衡，还应寻求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平衡。 犯罪是一种社会冲突，它涵盖了国家、被害人和被告人三方面的利益，公正的刑事诉讼制度实际上是一项能调和各主体间利益冲突的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利于正确处理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方面的关系，平衡被告人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五、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本土建构

由于我国至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律制度，所以，被害人在遇害后，当其面对巨大的精神痛苦或物质损失而又无法通过诉讼程序从被指控人或罪犯处得到经济赔偿时，往往是十分无助和无奈的。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供了物质经济保障。中外法律文化的融合，也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要建立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应对国家补偿的经费来源，补偿对象、条件、范围和限制，以及补偿的程序等问题作出系统、明确的规定。

（一）补偿经费来源

世界各国被害人补偿经费的来源不尽相同，主要有几种渠道：一是国家税收，二是罪犯的罚金、保释金、监所作业金，三是社会捐助。如美国的国家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对罪犯的罚金和国家税收；韩国的国家补偿经费列入司法部的预算。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经费应尽可能多方筹措。有学者提出采取“国家财政拨一点、民间捐赠一点、从罚没款收入中划一点、向监狱生产盈利收一点”的方法来解决。 笔者认为是可行的。通过各种途径筹措的被害人补偿基金交由民政部门负责管理，然后根据人民法院作出的补偿裁定发放给被害人。

（二）补偿对象

各国立法对补偿对象的规定有所不同。绝大多数国家将补偿的对象限定为遭受暴力犯罪的被害人，也有一些国家对补偿对象未作严格限制，只要是刑法上有规定的犯罪的被害人都是补偿对象。如瑞士《犯罪行为被害人帮助法》规定，任何因犯罪行为而使自己的身体、心理、性自决权遭受直接损害之人（被害人），均有权依据本法获得帮助 。有的国家也对财产上的被害给予补偿，但这一般只作为特例。 借鉴国外立法传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在首次立法时不宜过宽，可限定为暴力犯罪（包括故意和过失）造成重伤的被害人以及死亡被害人的遗属。被害人死亡的，其亲属的补偿可借鉴我国继承法中的继承顺序进行补偿。

（三）补偿条件

国家补偿是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被害人及其家属在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取得赔偿的情况下，国家为安抚被害人而承担起为民众提供援助的责任，恢复民众对国家及法律的信赖，感受到国家及司法制度的人文关怀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的制度。因此，给予国家补偿应满足以下条件：1、补偿的前提条件：加害人不明或者尚未被抓获或者加害人无力赔偿。 2、犯罪性质条件：对于精神损害补偿只限于被害人死亡、重伤的情形或者申请人是性犯罪被害人。3、主观过错条件：被害人无过错。

（四）补偿的范围

对于国家补偿制度可以补偿的犯罪所造成的损失的具体范围，《欧洲补偿暴力犯罪及被害人公约》第4条的规定包括收入的损失、医疗和住院费用、葬礼费用以及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日本《犯罪被害者等给付金支给法》规定，只有在被害人受到重伤或死亡的情况下，国家才予以补偿。补偿的范围包括重伤补偿金和遗族补偿金。 对这一问题，我国可以考虑将被害补偿的范围按照其他伤害的标准执行，如交通事故伤害。

（五）补偿的限制

已经实施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规定，对于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申请，在一定情形下也可以减少或拒绝补偿。这些情形包括被害人对自己的被害负有责任；被害人参与有组织犯罪或者参加了从事暴力犯罪的犯罪组织；对被害人进行补偿有悖于正义理念或公共政策（《欧洲补偿暴力犯罪被害人公约》第8条）。

我国在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时，也应当确立这样的原则。对于对自己被害负有责任的被害人应适当减少补偿的金额，减少的比例应当根据被害人责任的大小确定；对于参与有组织犯罪或者参加了从事暴力犯罪的犯罪组织的被害人，应当拒绝补偿，因为这些被害人常常是在犯罪的过程中被害的，而且国家补偿被害人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犯罪，对参加有组织犯罪或犯罪组织的人予以被害补偿，显然有悖于国家设置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初衷。

（六）补偿的程序

关于补偿的机关和程序，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未作明确规定。我国可借鉴法国做法，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委员会负责。补偿委员会由法官3人组成。补偿程序一般包括申请人提出申请，补偿委员会审查、裁定三部分组成。具体而言，现有申请人向补偿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写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有关情况、损害程度及相应证明，申请补偿的理由及数额。补偿委员会接到申请后及时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应裁定予以补偿；对不符合条件的，应裁定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申请人不服裁定的，可在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补偿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员会的裁定为终审裁定。

六、结语：

被害人是不幸的，值得欣慰的是国际社会正在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抚平心灵的创伤，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焰。在实践中，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已经有了非制度层面的先例。 这些可以看作是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萌芽。此外，已有部分地区在就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试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项制度在我国萌芽之后将会开花结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篇6

摘要:纳税担保是税收征管法中的一项新制度,这项制度的确立足以影响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促进依法治税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导致纳税担保制度在实践中的落空,这不仅仅影响了立法目的的实现,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实效型。

关键词:纳税担保、税收法律关系、性质、法律责任

纳税担保制度是民法的债权保障制度在税法中的引入,是现代各国税收立法上普遍采用的一项税收保障制度。近年来,我国税法理论界越来越倾向于将税看成一种公法上的债,因而将民事法律上与债有关的制度,尤其是债权保障方面的制度应用于税款征收中,担保制度就这样进入了我国税款征收制度中。我国在1993年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42条中就规定了纳税保证金制度。2001年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和2002年公布的实施细则用更多的法条规定了担保在税收征纳中的应用及相关制度,是税法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体现了近年来我国税法理论界辛勤工作的成果。是公法社会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对税款的征纳应当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但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制约了纳税担保制度的实施及其作用的发挥。

纳税担保制度在税收征管法中的确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纳税担保制度的确立从理论上突破了原有公私法的界限,发展了我国税收法律关系理论。此前,我国税法理论界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议。传统上,根据的国家学说和国家分配论,学者们认为税收就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根据以上理论,税收法律关系被理解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征税权的行使与纳税义务的履行就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这种税收法律关系具有鲜明的公法性质。然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借鉴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对税收本质的论述: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指出作为公法的税法与作为私法的民商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以至于税法与私法本质上应为统一的。并进而提出“在内涵税收法定主义之法治的宪法理念下,相对于民商法是从横向上对财产权和经济关系的平面保护-‘第一次保护’而言,税法其实是从纵向上对财产权和 经济关系的立体保护-‘第二次保护’,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重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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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筹划；风险；避税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一、税务筹划的本质特征

税务筹划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的前提下，应用现有行的税收政策导向，事前选择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处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理财活动的一种企业筹划行为，具有合法性、筹划性、目的性、符合政策导向性。

二、把握好税务筹划与偷税、避税行为的本质区别

税务筹划是一种合法行为，是在企业纳税义务发生前事先通过筹划安排规避部份纳税义务，无实际上的纳税义务。而偷税是纳税义务实际已发生，通过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等违法行为实现不缴或少缴税款的违法行为。税务筹划实现减少税收成本的活动是合法有效的，不属于违法行为。

认识税务筹划与避税的区别。税务筹划与“合理避税”容易被人们相混淆，甚至等同一起来，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税务筹划与避税都以减轻税负为目的，但税务筹划的过程与税法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它主要是通过应用税法规定的一些税收政策导向性的优惠、减免政策等实现少缴税款的目的，它不影响税收的法律地位，也不削弱税收各种功能的发挥。而避税是本着“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的原则，千方百计钻税法的空子，利用税法的缺陷与漏洞规避国家税收，它是与税收立法精神背道而驰的，并且随着国家税收体制的不断完善，将使企业面临较大的税务风险。

进行税务筹划，要能把握好税务筹划与偷税、避税的本质区别，防止将合法税务筹划与违法偷税行为、避税行为相混淆。

三、正确认识税务筹划的局限性

税务筹划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不是所有企业纳税义务行为均可进行税务筹划。

一是税务筹划受税收法律、法规的约束，税务筹划活动应符合国家税法的规定，进行税务筹划只能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畴内，通过应用法律、法规规定的对纳税人的基本条件、优惠税率、税项的扣除、税收的减免等条件进行税务筹划。否则，税务筹划就可能变为偷税、避税的行为。

二是筹划人员业务技能的制约。税务筹划是一项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活动，对税务筹划人员的专业知识要求较高，税务筹划人员应精通税法，熟悉财会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并全面了解、熟悉企业整个筹资、投资、经营的活动过程，综合应用这些知识，才能结合企业情况进行事前的筹划，制定出适合本企业的税务筹划方案。并且因税务筹划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需要企业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协调处理好关键业务环节，并取得其他相关人员的配合，方能使税务筹划工作顺利天展和实施。

三是企业发展战略的约束。税务筹划不能脱离企业的战略目标，要站在战略的高度进行系统考虑，以企业的发展战略为指导，不能为了局部的税收利益而在整体上损失了企业整体利益。

四、充分考虑税务筹划的风险

税务筹划是经济业务发生前的一项事前设计筹划活动，具有长期性和预测性的特点，由于政策法规变化、市场环境等变化的不确定性，使税务筹划和其他经营活动一样存在着风险的问题，风险的存在可能会抵减税务筹划给企业带来的收益。税务筹划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外部风险。主要是国家政策、税收法规变动所带来的风险，由于国家调整税收法规，原来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或失效，使得企业进行的税务筹划失去法律的依据。其次是市场风险，由于市场环境、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的税务筹划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会影响税务筹划的效果。二是企业内部风险。主要是过渡考虑税务筹划的，使企业投资偏离了原定方向，带来投资扭曲的风险。在没有考虑税收的情况下，纳税人可能准备投资于他所认为效果最优的经济项目，但政府对这种经济行为或结果进行征税时，该纳税人往往被迫放“最优”而将资金投向次优的经济项目。由于课税而使企业放弃“最优”而选择“次优”这种扭曲的投资活动必然给企业带来某种机会损失的风险。

由于上述的税收筹划的本质特征及其固有的局限性和风险，我们在进行税务筹划时，要充分做好分析平衡，熟悉各种相关的法律条文，深刻理解税法的精神，使税务筹划合法有效。同时，企业的经营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进行税务筹划应从全局去考虑问题，站在企业战略的高度以求得企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并充分考虑此税务筹划活动对其他财务活动的影响，避免与其他财务活动的目标冲突，要着眼于降低企业整体的税负，而非仅仅减少某一环节的、某一税种的税负。其次，进行税务筹划时还应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其经济上才是可行的税务筹划活动。由于企业的经营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宏观的经济环境、税收政策、企业的自身条件都在变化，所以在进行税务筹划时在考虑收益的同时应充分考虑风险因素，采取适当的措施，趋利避害，争取最大的企业收益。

参考文献：

[1]高金平.税收筹划谋略百篇.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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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企业会计准则 税收差异 小企业会计制度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小企业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我国对小企业会计政策方面的重视程度在不但加强。财政部门也一直对适合我国小企业自身特点的会计制度或准则进行不断探索和完善。2004年4月，财政部颁布的《小企业会计制度》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小企业制定的会计制度。该制度的颁布填补了我国小企业会计领域的空白，使得会计核算不规范，不易管理的小企业可以有章可循，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2010年，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趋势下，我国了《小企业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人士和会计人员征求意见，以制定并完善适合我国小企业特点的会计准则。最终于2011年10月颁布了《小企业会计准则》并从2013年起执行。使得小企业在会计核算方面更加规范，更加完善。更贴近于我国小企业自身的特点。

二、对小企业的利税影响

《小企业会计准则》在内容上与《小企业会计准则》有很大的不同，它同时也借鉴了《企业会计准则》中一些已经比较合理和完善的内容，但其充分考虑了小企业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在税收方面，《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采取和税法更为趋同，为小企业的纳税工作提供了便利。在利税影响因素方面，《小企业会计准则》比《企业会计准则》有更多的优势。

（一）取消了减值准备类的会计科目

《小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指出，小企业的资产应当遵循按照成本计量的原则，不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当损失实际发生的时候，计入营业外支出，冲减相关的科目。如果确认的减值准备又收回了，确认为营业外收入。这对《小企业会计制度》中相应规定的改变。在《小企业会计制度》中，对于小企业的应收账款、短期投资等资产当发生减值时是可以计提减值准备的。而《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特定资产在发生减值时，应当计提减值准备。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规定，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目前只有金融保险企业按比例计提的准备金可以扣除，其他企业计提的各项准备金不能在税前扣除。《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这项规定很好的符合了小企业的自身特点，简化了核算方式。同时，与税法的规定相趋同，有利于小企业的纳税核算工作，同时也有利于税务机关的征税和监管。

（二）按照成本对资产进行计量

《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小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计量。 在持有长期股权投资期间，被投资单位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应当按其占有的份额直接确认为投资收益，而不影响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金额。对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也应当按照历史成本计进行核算。《小企业会计准则》中对资产的计量，不运用公允价值和现值作为计量基础，而只是简单的按成本计量。这一规定大大简化了小企业资产的会计处理，就不存在对计量基础的选择和调整的问题，不采用公允价值、现值也有利于降低核算的难度。在《小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于资产的核算是规定有权益法、公允价值、现值等多种核算方法的。在《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中，资产一般是以历史成本作为计税基础。《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这项规定与《企业所得税法》的要求相一致，减少了纳税调整事项，方便了小企业对所得税的核算和管理，同时也简化了税收征收机构的工作。

（三）对于资产的折旧和摊销方法与税法相协调

对于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性资产以及无形资产的折旧和摊销方法，《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一般规定是按年限平均法对其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例外事项是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对其进行加速折旧的，可以采用年数总和法或者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与税法中按照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的要求相一致。另外。对于资产的使用寿命以及净残值的确定，准则也做出说明要考虑税法的规定。对于使用年限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小企业会计准则》也并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不进行摊销，或采用《小企业会计制度》中不超过10年的规定，而是与税法的要求相一致，规定摊销年限不得低于10年。这同时也减轻了小企业对于折旧或摊销年限进行职业判断的难度。

（四）收入确认的时点与税法趋同

在《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中，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的在商品发出时就要确认收入。认为在发出商品时货物的风险与报酬已经发生转移，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而《小企业会计准则》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而是与税法中分期收款方式确认收入的时点一致，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为确认收入的时点。这种趋同有利于简化小企业会计人员的税法核算工作。

（五）企业所得税采用应付税款法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企业所得税做出的规定，要求企业采用的是资产负债表法，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出发点而言的，由于纳税差异需要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对于小企业的会计人员来说计算复杂，难度较大。而《小企业会计准则》计算所得税时是以利润表为出发点的应付税款法。当期的所得税费用就是当期的应交所得税。这种核算方法与税法的规定相吻合，不影响以后年度所得税费用的计算。该方法不产生纳税调整事项，简化了小企业所得税的核算工作。同时也便于征收管理机构的征收工作和查账处理。

三、《小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存在进一步协调和分离空间

《小企业会计准则》简化了部分会计核算的方法和程序，对《小企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完善。新准则体现出与税法的规定相协调的特点。税法中的有些规定可以适用于小企业的会计核算。例如，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计量，简化了其收益的确认，也没有对其所反映的财务信息的本质产生实质影响，同时也使其与税务处理相一致。这就实现了会计和税法很好的契合。又如，销售收入确认基本采用了与税法相同的规定，减少了小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使得其提供的财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与此相反，《小企业会计准则》中有些与税法的协调并不是十分合适。例如：准则中取消了减值准备类的会计科目，包括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短期投资减值准备。这样的规定简化了会计核算，也减少了小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但是这仅比较适用于以报税为目的的小企业，使得会计仅成为了纳税的计算工具，并没有反映出会计核算的实质，没有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关可靠和真实的财务信息，有悖于会计的基本目标。

虽然准则和税法的趋同显示出很多有利的方面，但是会计和税收终究是分属于经济的不同领域，规定的目的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的根本目的是规范小企业的会计核算，与小企业会计人员的能力和素质相匹配。按照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管理最终是为了规范小企业的财务行为，使财务数据为小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有效使用。而企业所得税是为了调节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关系，这种分配关系是我国经济分配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处理其他分配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企业所得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作用和宏观调控作用。虽然与税法的协调一致简化了小企业的会计核算和纳税工作，但是会计与税法毕竟服务的主体不同，其信息使用目的不同，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并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会计与税法的完全趋同，应该在简化核算程序的同时也要保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这一基本质量特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小企业会计准则[S].财会〔2011〕17号

[2]财政部会计司编写.小企业会计准则释义[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小企业会计制度[M].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

[4]孙乐.做好小企业由《小企业会计制度》向《小企业会计准则》转换的衔接[J].中国证券期货，2013

[5]邓巧飞.《小企业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的趋同与差异[J].会计之友，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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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人角度；税收公平；税收效率；税收价值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是一种运用理性主义思维将人性融入经济学的概念。目前，“经济人”概念已超出经济学的局部范畴，逐渐应用到各种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之中，并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税收的过程中，“经济人”即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纳税人，将“经济人”假设应用到税收工作中，是对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指导，也是改变传统国家中心主义税法理论体系的重要工具，对促进以“经济人”为主要特征、以纳税人为中心的税法学理论体系具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经济人”角度对税法理论体系加以研究，促进税收的公平和效率价值是其主要的追求目标。

一、税收的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

（一）税收的公平价值

公平是税法制度中应有的价值之一，是其必不可少的价值。公平价值是税法哲学和法律价值中的一项基本问题，也是税法中不断追求的价值目标，其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在符合公平价值的基础上对税法中的各项权利义务加以有效地分配。税法中的公平价值主要可以分为实质层面公平和形式层面公平两种形式，通常情况下，实质层面的公平主要是由程序公平和实体公平组成，程序公平即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时确保纳税人参与且经过想过单位监督，实体公平即实现税收征管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形式层面公平主要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上，即平等遵守、平等保护、平等适用以及平等制裁。

（二）税收的效率价值

在税收中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即为税收中的效率价值，同时还能使其对社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税收的效率主要分为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益两种形式，税收的经济效益主要是指依据一定的经济成本，最程度地发挥各项现有资源价值，从而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同时将相关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发挥政府对税收的调控作用，但不能过多地干扰税收工作；税收的行政效率主要是指在税收的立法和实施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降低所有成本，通过提高税务人员的执法效率和执法素质、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法律制度等措施，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

二、税收的公平与效率价值的关系

税收的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公平价值在税收中的体现，税法的建立要坚持以横向公平为主、纵向差别为辅，形成具有整体性且有层次性的税法法律体系，税收的实体法律制度在实践中要以所得税为主体。效率是税收工作的主要效益体现，这种税收实体法律制是一种期望建立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由于二者内涵与要求具有本质的差异，需要在进行税法价值判断与评价时，做出相应的价值顺位选择。通常情况下。税收的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组合形式有七类：公平价值最大化组合效率价值最大化、公平价值最大化组合舍弃效率价值、效率价值最大化组合舍弃公平价值、舍弃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偏重公平价值组合偏轻效率价值、偏轻公平价值组合偏重效率价值、对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并重。

许多人认为税收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公平，只有实现了税收双方的公平，才能有效开展工作，公平是实现税收效率的必要前提。在税法价值中，要在坚持公平价值优先的同时兼顾效率价值。从纳税人的“经济人”角度来看，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在税收过程中的关系属于一种债权债务的契约关系，二者就是行使收缴费用的两个主体，都是为达成税收公平和效率并重目的的过程。因此，在税收过程中，一方面要保障征税者与纳税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使纳税者在基于“经济人”的性质下更好地履行纳税的义务。另一方面，建立较为广泛的公平基础，才能使人们接受税收的非即时返还性的特征，从而实现税收的效率价值。

三、从“经济人”角度看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实现

通过以上论述，要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价值并重的目的，就需要对当前的税法制度加以优化和整合，在税收实践中兼顾税收公平与效率两个方面的特点，使其更好地统一和结合起来。从“经济人”角度看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实现，需要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税法制度和理念的建立需“以纳税人为本”

建立健全“以纳税人为本”的税法制度和理念，使税法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在税收工作中，纳税人与税收部门是处于平等的地位，政府与纳税人之间也是平等的关系，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参与者的平等性地位。在税收的契约精神与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结合现实税收特点和国情，建立与当前时展向适应的税收法律制度和理念，使纳税人在纳税的同时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形成征税人与纳税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较为和谐的互动关系。通过建立“以纳税人为本”的税法制度和理念，形成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税收关系，从而促进税法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二）注重税收立法，将税收纳入法治轨道

将税收纳入法治轨道，是有效开展税收工作、兼顾税收公平与效率的重要方法，也是适应当前法治时代要求的主要途径。加强税收立法工作，制定和完善《税收基本法》，统一规定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并对现行的税法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不仅要使纳税人履行纳税的义务，也要保障纳税人在税收过程中的各项权利不受侵犯。同时，既要强化税收的有效性，又要预防在税收过程中出现过度扩张征税权的现象，保障税收工作的公平性和科学性。

（三）严格落实税收法律

在贯彻和执行税收法律的过程中，要使纳税人的各种权利得到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利包括纳税人的知情权、依法申请免税权、提讼权、保密权、申请退还多缴税款权以及陈述权等各类权利。由于这些权利多分散于税法制度的不同条款当中，没有完整、系统的权利保障规定，且许多税法制度规范较为模糊，对纳税人正常权利的行使造成较大的阻碍。需要在税法的执行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税法条款与制度，建立能够保障纳税人相关权利的税法制度，从而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目的。

结束语：

税收是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对政府财政和各项经济建设影响巨大。税收制度的设计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协调不同税收间的关系，制定能够保障纳税人系统而明确的权利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税收的公平和效率，使纳税人在理性“经济人”的影响下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廖艳婷.税法公平与效率价值对经济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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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上午好！

在这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时节，我们隆重庆祝我市首个市级也是州级“税收教育基地”在吉首市一中挂牌成立，这是我市乃至州税法宣传的一件大喜事。税收教育基地的建立，标志着我州、市青少年税收宣传教育从此有了固定的长期的阵地，也标志着税法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税收教育基地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税收是国家的血脉，因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是经济调节的杠杆，因为国家依法征税，集中财力，通过财政支出把钱用于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税收是人民生活的保障，因为国家通过税收把钱用于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扶助。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依法纳税不仅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纳税人应尽的义务，同时纳税人依法享有国家提供各项保障和服务的权利。

今年税收宣传月活动的主题就是“税收·发展·民生”，围绕这一主题，建立税收教育基地，面向广大学生开展税收知识宣传，帮助大家认识税收，了解税收，促进全面发展，使学校成为培育税收宣传员的摇篮。**市一中，是我州最早的公立中学之一,办学理念先进，师资力量雄厚，优秀人才辈出。州地税局、市地税局与吉首市一中携手打造“税收教育基地”，就是希望借助学校的宝贵资源，在学生中开展税收课外实践、税收主题征文、税法知识竞赛、税法辅导课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广大学生了解和掌握税收基本知识，在学校形成学税法、懂税法、护税法的浓厚氛围，并通过大家使税收宣传走向社会，增强税收宣传在全社会的渗透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