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税收筹划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司税收筹划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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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成电路企业；税收优惠；税收筹划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1

一、税收筹划的含义及特点

（一）税收筹划的含义。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的前提下，按照税收政策法规的导向，事先选择税收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处理自己的经营活动、投资行为等理财活动的一系列筹划行为。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其外在表现为“缴税最晚、缴税最少”。

（二）税收筹划的特点。税收筹划是遵循税收法规和政策的要求，以合法方式减少企业税负的行为。这种行为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合法性、筹划性和目的性。

1.合法性。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当注意全面把握我国税收法律和文件的精神，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同时要注意税法的新变化，特别是要注意“时效”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经济活动纳税方案被税收主管部门所认可。

2.筹划性。企业在经济业务发生之前，应清楚企业有哪些业务过程和业务环节？在这些过程和环节中涉及我国现行的哪些税种？有哪些税收优惠？有哪些可利用的立法空间等等？掌握以上情况后，纳税人才可以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立法空间达到节税的目的。

3.目的性。企业在税收筹划时，应从整体税负降低着手，全盘考虑筹划引起的不同税种、不同课税环节税收负担的变化，不能一种税负减轻了，而另一种税负却大大加重，使企业整体税负反而增加了。另外，税收筹划不应受限于当前税负的减轻，而是应该考虑企业今后时期，最优的筹划方案是能给企业带来最多收益的方案，而不一定是税负最轻的方案。

二、集成电路企业的概述

（一）集成电路的界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集成电路业是指单片集成电路、混合式集成电路和组装好的电子模压组件、微型组件或类似组件的制造，包括半导体集成电路、膜集成电路、集成电路芯片、微型组件、集成电路及微型组件的零件。

（二）集成电路企业的特点。

1. 技术密集度高，工艺技术日新月异。集成电路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越来越突出，各国对该行业都极为重视，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竞相发展，使得这一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激烈的竞争使得集成电路技术不断更新。

2. 资本密集度不断加大，规模经济特征明显。集成电路行业是需要不断投入巨额资金的行业，设备费用和研发费用都非常大，尤其是对工艺和环境要求很高，新一代生产线所需的投资额成倍甚至数十倍的增加。自集成电路发明以来，芯片产量和性能成千万倍提高，而芯片平均售价却不断下调，所以只有依靠大规模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才能降低单位成本，实现盈利。

三、集成电路企业税收筹划案例分析

A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是注册于高新区的一家外资企业，其股东为一个由于香港户籍的中国自然人。该公司主要从事芯片的设计、生产和销售。公司的所有产品全部是由公司研发、制造和销售的，2010年满足集成电路企业，2011年申报成功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为3年。

1.采购环节。A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准备在2013年投资IT弱电工程，投资额为1300万元购买监控设备并施工完成。现与苏州某工程公司拟签订合同。其中设备价款800万元，可移动监控设备为700万元，不可移动监控设备为100万元，施工成本为500万元。

方案一：与该工程公司签订1300万元外包合同，其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企业应负担营业税=1300*5%=65万元。方案二：与该工程公司关联厂家（设备厂家）签订购销合同购买可移动监控设备，与该工程公司签订购买不可移动监控设备并由该工程公司施工完成，其进项税额=700/1.17*17%=102万元可抵扣，应负担营业税=500*5%=25万元

通过比较，改变合同签订形式，A集成电路公司可以抵扣增值税102万元，工程公司则能少缴纳税金40万元。很显然，采用第二种合同方式，从双方来讲，都能达到节税，双方实现双赢。

2.销售环节。A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在所缴纳税金中，增值税绝对是大头，因此如何对增值税进行税收筹划，意义重大。合理选择一个增值税税率较低的地区或国家，是值得考虑的，例如香港地区的公司就没有增值税和营业税，只有利得税（所得税）。因此对于A电路有限公司完全可以选择像香港这种免交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避税天堂。 预计A电路有限公司在未来几年的预计销售额能达到16000万元，成本为10000万元，可抵扣进项税额为850万元。

方案一：由自己公司销售。

前2年享受税收优惠期间：公司应负担的增值税=16000*17%-850=1870万元。对应城建税=1870*5%=93.75万元。公司应承担的所得税=（16000-10000）*15%=900万元。其他税种不考虑，三者合计数为2863.75万元。

以后年间：公司应负担的增值税=16000*17%-850=1870万元。对应城建税=1870*5%=93.75万元。公司应承担的所得税=（16000-10000）*25%=1500万元。其他税种不考虑，三者合计数为3463.75万元

方案二：A公司的股东在香港成立一个销售公司、其股权结构与A公司完全相同，A电路有限公司按照12000万元的价格销售给香港的公司，香港公司再按照18000万元销售到欧美等国家。

前2年享受税收优惠期间：公司应负担的公司应负担的增值税=12000*17%-850=1190万元。对应城建税=1190*5%=59.5万元。公司应承担的所得税=（12000-10000）*15%=300万元。香港销售公司承担的所得税=（18000-12000）*17.5%=1050。其他税种不考虑，三者合计数为2599.5万元。

以后年间：公司应负担的公司应负担的增值税=12000*17%-850=1190万元。对应城建税=1190*5%=59.5万元。公司应承担的所得税=（12000-10000）*25%=500万元。香港销售公司承担的所得税=（18000-12000）*17.5%=1050。

其他税种不考虑，三者合计数为2799.5万元

通过比较：在减免税期间，方案二要比方案一税负少2863.75-2599.5=264.25万元；在非减免税期间，节税效果更明显，方案二要比方案一少缴纳税金3463.75-2799.5=664.25万元。

参考文献：

[1]王国华，张美中.纳税筹划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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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跨国公司 税收筹划

目前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些跨国企业通过多种战略经营来实现其全球的利润。在税收方面，随着各国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大和税收信息交流便捷性，为了把其世界范围内的税负降到最低，跨国公司实现了由“消极避税”到“阳光筹划”的转变。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为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自身实现跨国经营的目标，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向全球发展。在此情况下，对跨国公司的税收筹划研究，无疑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跨国公司税收筹划的方式

跨国公司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之间税法不一致，通过人和资金、财产的国际流动，减少以至免除其纳税义务的行为。由于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等不尽相同，导致各国税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技术进步等因素，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很大税收筹划的空间。

1.充分利用转让定价

所谓转让定价，是指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各国子公司之间或各国子公司之间转移产品和劳务时所采用的特殊的定价方法。这种特殊的定价方式的制定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不是自由竞争市场下的价格，而是公司根据自身的全球利益最大化原则和其他全球战略而制定的偏离正常市场价格的内部交易价格。目前，转让定价方式是跨国企业普遍采用的税收筹划方式，它可以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和规避预提税。

(1)利用转让定价减少所得税。跨国公司通过在内部贸易中采取转移定价将盈利由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转移到低税率国家的子公司以减少所得税。表面上，低税国的子公司税负增加，但与此同时，高税国的税负的降低幅度必然会大于低税国子公司的税负增长幅度，其最终结果是导致跨国公司的整体税负的下降。

跨国公司进行此方式的税收筹划时，不仅要考虑有关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税率，还要考虑进口企业所在国的关税。如果进口国的关税税率过高，那么用很高的转让定价向该国的关联企业出售的产品就不一定有利。因为高关税抵消了部分的税收节俭。从长期来看，跨国公司利用转让定价也许并不能彻底规避母公司居住国的高税，只不过是把当期应纳的税额延迟到以后去纳税，所以应关注母公司所在国是否有推迟课税的规定，即对来自子公司的利润汇回母公司推迟课税的规定。

(2)利用转让定价规避预提税。各国对个人或者外国公司在本国境内取得的消极所得如股息、租金、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往往征收预提税。此时子公司可以通过降价向母公司供货或高价向母公司购货的办法来代替消极所得的支出。

利用转让定价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实质是将利润在关联公司之间的利润再分配。采取这种方式应协调好各跨国公司成员单位的利益，同时应有利于企业内部业绩的考核和评估，以促进各子公司的经营积极性。

2.利用国际税收协定

国际税收协定一般是指国与国之间签订的避免对所得税和资本双重征税和防止逃漏税的协定。国与国之间签订的税收协定中一般有互相向对方国家的居民提供所得税尤其是预提税的税收优惠。荷兰、列支敦士登、瑞士、卢森堡与大多数国家签订了税收协定，这些国家可以作为跨国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选择地。

3.避免成为常设机构

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作业场所等。许多缔约国已将常设机构作为判断对非居民经营所得征税与否的标准。因此，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避免成为了常设机构，也就避免了在该国的非居民的有限纳税义务。跨国企业可以在投资国借助一些辅的工具达到同样的经营效果，如广告宣传，信息提供等。

4.利用电子商务技术

电子商务是采用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商务数据交换和开展商务业务的活动，是在互联网与传统信息技术系统相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相互关联的动态商务活动。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得企业内部功能进一步一体化，便捷的网上交易的形式，把公司的产品开发、销售和筹资行为分散到各个子公司，从而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空间。

电子商务对居民的定义、常设机构、属地管理权等传统概念提出了挑战。例如，利用地域管辖权进行筹划对于实行地域管辖权原则的国家，依照税法规定，外国公司获得的某项所得是否在该国缴税，取决于该项所得是否来源于该国。这时，依靠互联网进行纳税筹划就有了基础。该公司不在其他国家设立机构，因此不会被其他国家认定为常设机构，那么就不用向他国政府缴纳税收。

各国税务机构都面临着电子商务这一全新的交易方式的挑战，但直至目前，仍未就电子商务征税达成一致的协定，只待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探讨。这无形中就给了跨国公司进行税收筹划的外部空间，何乐而不为呢？

此外，还有其他的跨国公司的税收筹划策略，如利用各国的税收优惠政策、资本弱化、选择适当的投资组织形式、有利的会计处理方法、延期纳税等。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税收筹划方式也必将多样化。

二、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强，国际投资的迅猛扩大，跨国企业的市场竞争也将激烈，在自由市场的经济环境下，跨国企业为了自身的经营目标，必将采取多种措施，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总体利润。跨国企业的税收筹划研究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抓住税收筹划空间，将使企业的税负大大的减轻。我国跨国企业在这方面，相对外国跨国企业重视较少，要想实现“走出”国门，做强企业，更应做好国际税收筹划工作。

参考文献:

[1]杨培强杨晓红:论国际避税和反避税措施.经济师,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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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建筑施工企业财务上的影响。在建筑施工企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施工企业转变为增值税纳税人，其财务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营业税是价内税，增值税是价外税，施工企业财务入账金额会变小，不再含有营业税，企业提供的应税劳务、机械设备以及物资等，只要取得合规票据即可抵消进项税，从而减少企业施工成本，增加利润。在施工企业账务处理上也有很大的变化，营改增之后，建筑施工企业购进材料，借：固定资产或原材料等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不再是借：固定资产或原材料等；贷：应付账款，不再是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另外，建筑施工企业在财务报表中也有所变化，由于减少营业税金及附加中的营业税，从而减少了成本费用，增加了施工企业的利润。

2、对建筑施工企业税负上的影响。在建筑施工产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从表面上看施工企业税负由原3%转为11%，增加了税负，但是从长远来看，施工企业进行合理税务筹划，可以减轻税负，例如新购的材料成本可按17%做进项税额抵扣等。可以说，营改增是否可以减轻施工企业税负，取决于企业税收筹划的能力。对于建筑行业来说，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人工费占据较大比例，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工工资大幅上涨，此费用无法用于增值税的抵扣，施工企业会增加税收负担。另外，根据我国现状，施工企业购取材料的渠道具有复杂性多样性，一线施工人员多为农民工，分包企业资质良莠不齐，经常很难取得正规的专用发票。再者，企业原没有取得专用发票固定资产无法进行进项税抵扣，其费用成本只能由施工企业自己承担。

二、建筑施工企业实施“营改增”难点分析

建筑施工企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难度大小，取决于施工企业的自身特点，其最核心的难点是地方政府由于改革引起的收入减少所造成的退缩心理，其次是如何确定征税的类型和税率。

1、地方政府放慢改革步伐。地方政府由于改革引起的收入减少所造成的退缩心理是阻挠税改的因素之一。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规定，建筑施工行业适用11%的税率，营改增试运行期间，需要保持现行财政体制稳定，税款收入仍归原试点地区分别入库，财政减收额度由地方和中央共同分担。但是地方政府受到税收减少的影响，税改退缩心理有翘头趋势，放慢了营改增的改革步伐。

2、建筑施工企业征税类型的确定。增值税主要分为三种形式，包含消费型、收入型和生产型，对于建筑施工企业来说采用何种类型一直是争论地方。如果采取收入型的增值税，不符合简便征管的原则，如果采用生产型的增值税，税率无论是17%还是13%都会加重建筑施工企业的负担，若采用消费性的增值税，对于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将是很大的负担。

3、建筑施工企业征收税率的确定。建筑施工企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征收税率的确定是改革当中的难点，是另行规定税率，还是与生产企业统一征收一直没有确定的说法。

三、建筑施工企业实施税收筹划的建议

所谓税收筹划，既是在合法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节税，是企业通过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采用优惠条款，通过理财、投资以及经营等活动减轻企业税负的合法经济行为。税收筹划具有超前性、综合性、选择性、合法性以及收益性等特点。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与避税有着本质的区别，避税有悖于税法宗旨，而税收筹划合乎税法宗旨。税收筹划是对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为了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企业需要制定多套纳税方案，并在其中选择一个最优方案进行纳税。站在法律角度，依法纳税是纳税人的义务，但是依法纳税也是纳税人的权利，因此建筑施工企业，需要积极主动在企业内部树立税收筹划意识，顺应“营改增”的大潮流，采用合法手段获取自己的权益，最终实现企业效益的提高。

1、最大限度地抵扣进项税额。建筑施工企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税收筹划范围得以扩大，施工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最大限度地抵扣进项税额，在此过程中，施工企业应当制定允许应税劳务结算制度。与此同时，需要与供应商保持密切联系，保证其可以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财务部门应确保增值税抵扣凭证不与现行法律冲突。另外，施工企业财务应当防止资料丢失，妥善保管相关资料，确保资料的完整性。

2、调整施工企业内部之间提供应税劳务的定价机制。建筑施工企业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企业内部之间出现冲突时，应当有相关机制予以平息，应税劳务的定价机制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例如甲、乙两家施工单位同属一家施工企业，乙公司承担甲公司货物运输任务，运费按照每吨200元，但是实施“营改增”后，在不考虑税金以及附加的基础上，乙公司税负每吨上涨四元，涨至七元每吨，扣除每吨三元的税负，乙公司税负降低了，如此一来，在不超过税负下降幅度的基础上可以适当提高运费，设立双方都能够同意的价格运行机制，实现税负科学、合理的转移。

3、建筑施工企业合理划分部门。目前，我国多数施工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存在业务重叠现象，在实施“营改增”后应当合理拆分运行，另外，对于那些建筑施工企业采取兼营行为，应当将其分成若干个子公司，并且依据兼营项目进行逐一核算，将税法赋予的权利进行最大可能利用，使得纳税人的角色得以改变，降低施工企业税负，从而摆脱高税率缴纳税费的现象，但是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重复缴纳的影响，例如教育费附加、城建税以及印花税等。

4、充分利用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营业税来说，增值税减税政策较多，建筑施工企业应当根据自身面临的税务环境以及企业相关人员对增值税条例的熟知程度，灵活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关于建筑施工企业劳务方面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与此同时，施工企业应当对报价做出适当调整，防止出现执行政策后，税负不降反增的现象出现。另外，对于自身的发展目标，施工企业应当做到与时俱进，进行实时动态调整，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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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土地增值税

税收作为企业成本，是与企业利益密切相关的。合理、有效地控制企业的税收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房地产行业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而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步步紧逼，房地产业的利润被极度挤压，由“暴利行业”向“平利行业”转变，加之现在房地产企业数量众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房地产企业必须通过税收筹划的手段达到企业税收负担最小化，从而减轻资金压力，降低成本，增加经济效益，打造企业的竞争优势，为公司的发展打下基础。

一、房地产企业的经营特点及税负情况

（一）经营特点

对房地产公司来说，开发的房地产是他们经营的商品，在属性上与其他商品明显不同，它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特点：

1．开发经营具有计划性及复杂性。企业的经营业务囊括了从征地、拆迁勘察、设计、施工、销售到售后服务全过程。且从征用土地到建设房屋、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设施、商品销售都应严格控制在国家计划范围之内。

2．开发建设周期长，投资数额大。开发产品要从规划设计开始，经过可行性研究、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七通一平、建筑安装、配套工程、绿化环卫工程等几个开发阶段，少则一年，多则数年才能全部完成。

3．经营风险大。开发产品单位价值高，建设周期长、负债经营程度高、不确定因素多，一旦决策失误，销路不畅，将造成大量开发产品积压，使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导致企业陷入困境。

（二）房地产公司税负情况

从行业角度看，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税负高于国内其他行业，根据相关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税收收入共59515亿元，比上年增加5291亿元，同年年房地产行业的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地产营业税和房屋转让所得税等七项税收增收额共计1851.85亿元，占中国2009年全部税收收入增收额的5291亿元的35%。一年当中全国税收收入的增长额超过1/3来自于房地产业，增幅在各行中居首位；从税率来说，房地产行业的总体税率偏高。目前，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按销售收入的5%交纳营业税，按所得额的25%交纳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的税率是30%～60%不等。总之，房地产公司税收负担过于沉重，通过税收筹划，实现税负的减轻，是公司的唯一选择。

二、房地产公司涉及的税种

（一）前期准备阶段的税种

房地产公司在前期准备阶段需要缴纳的税种较少，主要是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在房地产开发中如果占用了耕地，就必须在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占用耕地之日起30日内按每平方米税额从1元～15元不等的金额一次性缴纳耕地占用税。购买土地时要按3%～5%的税率缴纳契税。

（二）房地产开发阶段涉及的税种

在开发阶段对营业额按3%税率征收的建筑业营业税；签订建设施工合同时，对合同金额按万分之三的税率交印花税；同时还要就拥有的土地面积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三）房地产销售阶段涉及的税种

1．营业税。对房地产出售方适用“销售不动产”税目的规定，以房屋售价的5%税率缴纳的营业税；针对房产租赁而言的，房产租赁业适用营业税中“服务业”税目，统一执行5%的比例税率。

2．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增值多的多征，增值少的少征，无增值的不征，最低税率为30%，最高税率为60%。

3．印花税。房地产销售阶段的印花税，是在房地产交易中，针对房地产交易金额，适用“产权转移书据”税目，按照0.05%税率征收。

4．企业所得税。对房地产企业而言，如果其转让或出租房地产产生了净收益，就要将其收益并入企业利润总额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采用25%的比例税率。

5．房产税。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商品房，在出售前，不征收房产税；但对出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或出租、出借的商品房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房产税采用比例税率，依据房产计税余值计征的，税率为1.2%；依据房产租金收入计征的，税率为12%。

三、房地产公司的税收筹划策略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是房地产企业的主要税负，因此也是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重点税种。

（一）土地增值税的筹划

土地增值税采取的是超率累进税率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在销售过程中合理合法地降低增值额成了税收筹划的关键。

1.进行借款利息的筹划，合理确定利息的扣除方式。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如果能够按转让项目划分利息支出，并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可以据实扣除利息，但不能超过按同期商业银行规定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不能分清房地产项目的借款利息和其他生产经营的借款利息且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则按土地成本和开发成本的两项之和的5%作为利息扣除的限额。因此在项目开工过程中，企业可以合理估计并比较“项目借款的实际利息支出”与“土地成本和开发成本的两项之和的5%”孰大，从而在项目筹建之初选择对企业最为有利的利息扣除方式。

2.充分考虑土地增值税的起征点的税收优惠。根据规定，纳税人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20%的，按超率累进税率交土地增值税。由于土地增值税的税率较高，所以在项目销售时可以适当测算增值额的比例，充分考虑增值额增加所带来的收益与放弃“20%”这一起征点所增加的税收负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选择合理的售价。

3．整体转让、分解定价、拆分收入。房地产企业在成本不变的条件下，减少收入就能降低增值额。在超率累进税率下，也可以选择较低的税率，从节税的角度来说尤为重要。因此，在出售房屋时，可以考虑将房屋与屋内各种设备分别出售，与客户签订两份合同即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签订一份附属办公室设备购销合同，将收入进行分解，不仅使公司节约了土地增值税，同时也节约了印花税。另外，客户节约了契税，实现双赢。

（二）企业所得税的筹划

1．迟延纳税的筹划。企业可以通过推迟完工时间的方式来推延纳税时间，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考虑上货币时间价值，这其实也达到了税收筹划的效果。根据国税发[2009]31号《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经营业务如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的则视同已完工：（1）开发产品竣工证明材料已报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2）开发产品已开始投入使用。（3）开发产品已取得了初始产权证明。已完工的开发产品不能按照计税毛利率的方式来交企业所得税，而必须按预售或者实际销售收入扣除成本费用来计算企业所得税。如上述三个条件一个都不满足者，可按计税毛利率的方式来预缴企业所得税。由于国税发[2009]31号里规定的计税毛利率较低，扣除完营业税及附加后基本没有所得可预缴所得税。所以企业应注意文件规定的完工条件，尽量拖延完工时间，达到合法延迟纳税的目的。

2．充分利用税法规定的税前扣除项目。对于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财产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应足额购买，这样既能增加税前扣除成本降低企业所得税；又遵守了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为员工谋了福利，有利于留住人才，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三）营业税的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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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纳税筹划;零售商业企业;代销方式;买断方式

企业做为理性经济人,总希望获得最大利益。缴纳税款作为一种支出行为,必然形成企业自身经济利益的一个减项。如何在我国税收制度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利用各种政策减轻税负,提高收

益,是当今纳税人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A公司实行纳税筹划的意义

A公司是以商业零售为主业的大型连锁企业,主营连锁超市、综合百货,涉足医药,同时经营物流配送、物业管理、进出口贸易等业务。A公司的主要纳税税种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2004-2008年,A公司的增值税税负率相对平稳,但增值税在A公司全部税费中占的比重相当大,而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则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2008年实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后,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而企业2008年实际税收负担高于这个税率,为28.52%,虽然A公司的经营状况良好,但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A公司仍然有纳税筹划的空间。

二、A公司代销方式选择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某电器厂家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17%的税率,而A公司也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17%的税率,现某电器厂家委托A公司代销一批商品。该商品在某电器厂家的相关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用X表示,其市场销售不含税单价为1000元。A公司现有两种代销方式可供双方选择:

方案一:A公司以每件1000元的售价向市场销售该产品,每月底,A公司向某电器厂家返回销售清单,并按实际销售价格和数量与某电器厂家结算货款,同时A公司根据代销的数量和销售额,向某电器厂家收取代销商品销售收入10%的手续费,即每销售一件商品获得100元手续费;预计月销售数量为10000件,则A公司手续费收入为1000000元(1000*10%*10000)。

方案二:A公司以每件900元的售价向某电器厂家买断该商品,A公司按照每件1000元的价格对外销售,每月底,A公司向某电器厂家返回销售清单,并按每件900元的售价和数量与某电器厂家结算货款,获得100元的价差收入。预计月销售数量为10000件,则A公司每月取得进销差价为1000000元[(1000-900)*10000]。

两种方案中,A公司每月毛收入额均为1000000元。

在两个代销方案下,某电器厂家以及A公司两企业的税收负担见表1。方案二与方案一相比较,某电器厂家的税收负担降低了17万元[(153-X)-(170-X)],A公司的税收负担升高了12万元(17-5)。但二者税收负担的总额还是下降了5万元[(170-X)-(175-X)],相当于A公司在方案一中的营业税负担。因此,双方应根据自身地位,参考表中的分析结果进行选择。在买断方式下,虽然委托双方的总体税负下降了,但作为受托方的A公司税负却有所上升。A公司的税负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了缴纳营业税,使税负降低了5万元;二是就买卖价差缴纳了17万元的增值税。这部分税收负担,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从某电器厂家转嫁过来的。因此,A公司税收负担的上升与某电器厂家税收负担的下降是有本质联系的,A公司应该要求某电器厂家对其进行一定的补偿,使双方能够分享视同买断代销方式下的税收筹划收益。

A公司经过分析的结果是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应选择方案二视同买断的代销方式。但为了不让A公司单方面受损失,双方有待于进一步协商给予A公司一定的补偿。

A公司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但其中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即A公司忽视了委托方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的情况,从而使得A公司的分析方案不够全面。

三、针对A公司代销方式的纳税筹划解决方案

随着企业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代销成为许多企业低成本迅速扩张的便利途径。目前企业实行“代销”通常有两种方式,即收取手续费方式代销和买断方式代销。但两种代销方式的纳税义务有很大区别:

收取手续费方式代销受托方获得的是劳务报酬,因此需要就手续费缴纳营业税;委托方销售了商品,应按照商品的销售价格和适用的税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买断方式代销中没有实现最终销售的商品并不属于受托方所有,因此这还是一种代销而不是一般销售。这时,委托方获取收益的形式也是买卖价差,因此也应缴纳增值税;受托方销售了商品当然还是应该缴纳增值税。

在两种代销方式下,双方的税收负担是不同的。但无论对于委托方还是受托方来讲,都存在进行税收筹划的余地。

在上述基本规范的框架下,纳税人身份的不同还会导致纳税人做出不同的选择。A公司现有纳税筹划方案只适用于委托双方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情况。

对双方都是一般纳税人的两种方式下的代销行为的税金支出情况,其实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设商品进价为P,销售价为P1,手续费率为K(K=手续费/销售价格),适用17%的增值税和5%的营业税。在代销行为模式下,寻找两种代销方式的税负均衡点:

P1*K*5%=(P1-P)*17%

P/P1=(17-5K)/17

若买断方式合适,即受托方交纳的营业税金额>受托方交纳的增值税金额:

P1*K*5%>(P1-P)*17%

P/P1>(17-5K)/17

若收取手续费方式合适,即受托方交纳的营业税金额

P1*K*5%

P/P1

即当P/P1>(17-5K)/17时,采用视同买断方式合适。

当P/P1

但应注意的是,代销业务必须签订合同或协议,并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受托方不得为委托方垫付资金;销货方将发票直接开给委托方,并由受托方将该项发票转交给委托方;受托方按实际支付的货物价款及增值税额与委托方结算价款,并另外收取手续费。

综上可知,A公司商品进价P为900万,销售价P1为1000万,手续费率K为10%,适用17%的增值税和5%的营业税。

则P/P1=900/1000=0.9

(17-5K)/17=0.97

P/P1

A公司现有纳税筹划方案中忽视了委托方是小规模纳税人的情况,现分析如下:

某电器厂家是生产性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的征收率,假设某电器厂家能够取得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A公司可以抵扣进项税额。而A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17%的税率,现某电器厂家委托A公司代销一批商品。其市场销售不含税单价为1000元。现有两种代销方式可供双方选择(见表2)。

方案一:A公司以每件1000元的售价向市场销售该产品,每月底,A公司向某电器厂家返回销售清单,并按实际销售价格和数量与某电器厂家结算货款,同时A公司根据代销的数量和销售额,向某电器厂家收取代销商品销售收入10%的手续费,即每销售一件商品获得100元手续费;预计月销售数量为10000件,则A公司手续费收入为1000000元(1000*10%*10000)。

方案二:A公司以每件900元的售价向某电器厂家买断该商品,A公司按照每件1000元的价格对外销售,每月底,A公司向某电器厂家返回销售清单,并按每件900元的售价和数量与某电器厂家结算货款,获得100元的价差收入。预计月销售数量为10000件,则A公司每月取得进销差价为1000000元[(1000-900)*10000]。

两种方案中,A公司每月毛收入额均为1000000元。

委托方是小规模纳税人时,在两个代销方案下,某电器厂家、A公司两企业的税收负担如表2所示。

方案二与方案一相比较,某电器厂家的税收负担降低了3万元(27-30),A公司的税收负担升高了138万元(143-5)。二者税收负担的总额升高了135万元(170-35)。因此,双方应根据自身地位,参考表2中的分析结果进行选择。

纳税筹划分析的结果是,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应选择方案一收取手续费方式代销。但为了不让某电器厂家单方面受损失,双方可协商给予某电器厂家一定的补偿。

四、结论

因此,针对A公司代销方式,委托双方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时,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A公司选择视同买断的代销方式是正确的。但当委托方是小规模纳税人时,从双方的共同利益出发,建议选择收取手续费方式代销。但为了不让单方面受损失,双方可协商给予利益受损较大方一定的补偿。

参考文献:

1、蔡昌.商贸业税收筹划案例及思路[J].新理财,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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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公司；避税；税收筹划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5-0085-06

“避税”一词最早出现在欧美地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将其经营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也将避税带到其它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经济地区深受其害，形成了全球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使我国税源大量流失。面对这种挑战，有必要从战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量化这些因素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并且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国家税务机关采取反避税措施提供建议及意见。

（四）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综述

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研究税收筹划和避税港经营问题，如Fuest和Riedel[1]；第二类研究年度企业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ETR）的变动，如Rego[2]、Dyreng等[3]、Schwarz[4]； 第三类研究会计（账面）—应税利润差额的成因及后果，如Hanlon [5]。

我们通过第一类理论文献了解税收筹划的策略手段，学习有税收筹划倾向的企业特征有哪些。

一、文献综述

对美国跨国公司避税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多，学者们研究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以及转移利润的途径和结果。Fuest和Riedel[1]的研究中概要描述了包括贸易转移定价法、利润转移、避税港经营等几种主要的避税方法。Grubert和 Mutti[2]、Rousslang[3]、Hines和Rice[4]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税前利润在避税港留存较多，这符合利润转移行为动机。Baker[5]基于对11个国家获得的贸易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550份（匿名面谈）调查资料进行汇总并分析发现，从发展中国家每年流出的利润高达5千亿—8千亿美元，其中，与美国相关的交易利润流失额达2千亿美元。Baker还指出同一跨国公司在两个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之间可能存在跨境利润转移，其中，60%通过独立分支机构之间的转移定价、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和虚假交易等合法交易实现，其余通过非法交易实现。Schwarz[6]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其在美国和欧洲高税率国家获得的利润转移至避税港。

在高税率的国家举债融资，利润多流向税率低于10%的国家。Desai等[10]研究跨国公司利用利息支出可从税基中扣除来转移利润，因此在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多采用债务融资。

通过第二类理论文献总结研究方法。如Schwarz[6]采用截面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美国跨国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Rego[7]采用COMPUSTAT数据集中1990—1997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了跨国公司税收筹划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正相关关系。Mills等[8]通过采用企业3年平均ETR为因变量，采用税收筹划投资（企业税务部工资+税收筹划费用），规模，国外资产虚拟变量，长期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固定资产率，库存集中度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并得出税收筹划投资多和杠杆比率高与企业ETR低相联系的结论。

第三类理论文献指出避税企业的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较大，二者相关度高。Manzon 和 Plesko[9]估计了一个固定影响模型，采用企业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为因变量，采用有利节税的投资和融资（利润率、亏损经营、销售额变化），随时间变化的投资（厂房设备和其它资产的定期折价/退休福利），永久性差异（1993年前的商誉），偶然因素（亏损额变动、国外经营范围、规模、之后的扩张）等为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Desai 和 Dharmapala[10]利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中不能解释的部分作为避税指标进行固定影响模型分析。因变量采用递延收入对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回归残差做Y，自变量包括激励补偿和管理变量。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1.在华跨国公司相关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某省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本文采集了某省国家税务局2011年管辖范围内，申报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10万元以上的A类外商投资、2 424户独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截面数据①。采集数据范围包括企业类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税收申报表信息、财务报表信息以及对企业实施稽查后制作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等二十余项企业报告及税务检查信息。在此基础上剔除报告信息缺失或造成变量计算错误的企业样本，得到参与模型估计的有效样本企业1 999户。剔除的样本企业包括：总资产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总负债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固定资产大于等于总资产者；总负债大于等于总资产者。

2.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的统计分析

按照营业收入划分企业规模及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来看，两者成正相关关系。有效样本企业统计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A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查账征收企业，B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核定征收企业，与A类纳税人相比，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报告数据资料少，因而不做为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 999户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营业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特大型企业64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20%，缴纳企业所得税510 399万元，占总数的67.36%。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10亿元之间的大型企业713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5.67%，缴纳企业所得税237 973万元，占总数的31.40%。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1 222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61.13%，缴纳企业所得税9 392万元，占总数的1.24%。

企业的亏损面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的亏损面最大，达到57.28%。报告研发支出的企业户数仅占总数的2.50%，研发企业随企业规模增大而增多，支出金额也逐渐增加。税务机关对企业近年的税收遵从情况检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不遵从户数比重达到9.80%。不遵从户数比重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加。

3.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

有效样本企业中，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95户、房地产业150户和纺织服装、服饰业146户。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3 625.63万元、房地产业1 261.21万元和金属制品业346.88万元。盈利企业占行业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71.76%、金属制品业65.69%和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59.14%。亏损企业占行业户数超过50%的行业分别为批发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在亏损企业中，户均亏损额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房地产业1 917.24万元、汽车制造业1 214.39万元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52.98万元。

三、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估计模型的变量定义

本文借用Rego[7] 和Dyreng等[11]等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定义因变量1，即Y1为有效税率变量（Effective Tax Rate，ETR）。且ETR=实缴所得税/税前会计利润。

如果两个企业税前会计收入相等，缴税少的企业有效税率低，可视为税收筹划更加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均把ETR做为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Levenson [12]的研究认为税收筹划会降低企业ETR，某些税收筹划战略甚至可以把企业的ETR从35%—40%的水平降低至10%，这些节税提高了企业的股份回报率，从而使企业在分析师的评估中处于比竞争对手更有利的地位。ETR低的企业税后现金流更多，在分析师的预测、投资建议和证券行市中都会有所体现。Swenson[13] 认为，股票市场把企业缴纳税收多少做为衡量企业控制成本能力的衡量指标。因此，ETR是众多股东关注的重要企业表现指标。实际计算时，如果企业亏损的话，变量值取0。

其次，定义因变量2，即Y2为企业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额（Book-Tax Difference，BTD）。指标值为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如果差额为0，指标取值0，其它情况下将差额的数量级取自然对数进行缩减。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是Lisowsky 等[14]采用的避税指标，也是Chen等 [15]采用的4个避税指标之一。 Chen等[15]实证研究采用的因变量分别为：GAAP ETRs，CASH ETRs，全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和非正常的会计—应税利润差额。

最后，定义因变量3，即Y3为企业负债率（Long-Run Leverage）。界定跨国企业收入转移存在难度，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一般共享企业独特的资源，如品牌或技术，这些商品极少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因此难以取得其定价标准，也难以对其子公司利润分配的真实性、客观性予以证实。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关注收入转移的动因及规模，一方面从动机出发，如看企业负债情况，研究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是否在高税率地区有更多负债；另一方面研究转移定价和无形资产的属地问题。因Y3在因变量为Y1、Y2的模型估计中充当自变量，定义参见下文的自变量定义。

2.估计模型的自变量定义

模型估计采用的自变量定义如下：

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值。在美国国内经营和跨国经营的总体样本中，规模较大的企业，ETR也较高，这与Zimmerman[16]和 Omer等[17]关于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承担了更多的政治成本的结论一致。跨国企业扩张地域越广泛，其ETR与国内企业相比越小，所以说企业经济规模与税收筹划相关。

利润率（Profit）：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营业收入。Grubert和 Mutti [2] 估计美国跨国公司在税率为4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税前利润/销售收入）为9.30%，在税率为2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为15.75%，由此推断存在由节税驱动的利润转移现象。从收入转移的动因出发，企业会把利润率高的项目放在低税率地区进行。因此，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如果企业规模相同的话，可以推断利润多的企业因为筹划意识强而避税更多，ETR相对较小。

亏损企业虚拟变量（Loss）： 当企业利润总额

企业亏损额（Net Operation Loss，NOL）：当企业亏损额>0时，变量值取ln（亏损额），其它情况下变量值为0。Dyreng等[11]认为，如果亏损额增加的话，企业可能采取避税行动，本文采用该指标模拟企业避税额度的差别。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因为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跨国企业有动机将利润转移至亏损子公司进行避税。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的关系尚无定论。

企业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总资产。企业公众可见度越高，避税越少。Dyreng等[11]采用该指标做公众可见度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负相关。

企业研发支出：研发支出/总资产×100。Hanlon等[18]指出研发支出可进行税收扣除，并且Dyreng等[11]认为它代表无形资产，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总资产。Mills等[8]指出资本密集型企业有多种税收筹划方法，包括资产是购买还是租赁取得、购买和处置的时间等，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无形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总资产。Dyreng等[11]认为，无形资产价值可做为企业转移收入难易的衡量指标。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没有实物资产的企业，摆脱了固定资产的负担，可以轻易的易址至税收优惠地区，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债务利息可税前扣除，降低企业税负，举债融资是跨国公司在高税率国家常用的避税手段。另外，债务融资能力也是企业在当地政治力的一种体现。Dyreng等[11]将其做为企业财务复杂性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3.估计模型的行业虚拟变量定义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Dummy）：当某行业企业超过40户时，对该行业赋予一个虚拟变量。例如当企业为房地产业时，I2变量值为1，其它企业I2变量值为0。依此类推，共12个，如表2所示。指标可解释为在控制了以上变量变化的同时，某些行业的税负高，某些行业的税负低。

从变量的统计描述可以看到，样本企业平均有效税率15%，低于我国标准企业所得税率10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较低，亏损情况较严重，研发支出少，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性较差。由于企业避税手段相对于逃税方式更加隐蔽，不易被发现，税务机关通过稽查方式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多，而通过反避税工作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避税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模型估计前进行变量相关性检验，发现自变量LOSS与NOL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7。因此，在模型估计时，将两者替换使用。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70，保证了模型估计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的结论与应用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避税与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较低，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反。说明企业越大，避税额越小。这与税务机关对大规模企业的关注程度高、管理监控严格到位不无关系。企业利润率越高，进行税收筹划的可用资源越多，从而避税的可能性越大。由于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亏损额越多，企业避税动机越小，因而亏损额与避税呈负相关关系。

企业研发支出可申报免税收入加计扣除，因而研发支出与避税呈正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比率高，均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更多便利，此两项与避税呈正相关。利息支出可税前扣除，因而负债率高的企业避税额大。税务机关对企业前期避税检查有效减少了企业后期的避税额度，但该变量的显著性较低。广告支出和前期税务稽查行为对避税均无显著影响。一般来讲，广告宣传费越多，企业知名度越高，企业避税一旦被发现，由于声誉受损而产生的成本较高。Gallemore等 [20]提到，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局长指出，“过度避税”（tax aggressiveness）战略会对企业声誉造成显著的风险，但实证证据很少。但Gallemore等[19]实证分析了一组因过度避税而被税务机关查处的大企业样本，采用多指标衡量声誉成本，包括管理层轮换率、营业利润、广告费用改变、财富杂志等媒体排名，实证研究结果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企业避税对其声誉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前期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尚无定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无显著影响，印证了税收法律“棍棒”对遵从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在控制了以上诸多自变量影响的基础上，房地产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避税额显著高于其它行业，而金属制品业企业避税额显著低于其它行业，但变量显著性较低。

综上所述，本文实证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影响在华跨国企业避税额的主要因素有利润率、亏损额、企业的研发支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等。企业利润率越高、研发支出越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越高、长期负债率越高，避税越多；企业亏损额越多，避税越少，税务机关前期对企业的反避税检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后期的避税行为。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无法获知企业国外母公司及其它分公司的属地、税收政策法规、税率及企业经营情况，使实证研究难以鉴别企业是否存在避税港经营等某些重要的避税决定因素。

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估计，转移定价不会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也不都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因此，在可获得更丰富的数据指标的情况下，研究不应局限于ETR和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方面。使用财务报表数据的局限在于衡量避税的指标，以及遵从与不遵从避税之间的区别。并且避税的影响因素还不局限于此，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会计与税法的差异，两者不可比，申报表只能提供跨国企业在我国境内的经营情况，市场调查数据也很必要，此外，鉴于企业逃税、避税的普遍性，税收申报表也不能反应全部事实。因为

税务机关已发现的逃税企业变量值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随时间推移逃税企业虚拟变量可能发生改变。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检查发生在企业经济活动结束后的2—3年，而本文仅采用了2011年检查发现的逃税企业虚拟变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该变量对企业避税影响的检验。

参考文献：

[1]Fuest，C.， Riedel， N.Tax Evasion and Tax Avoid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Profit Shifting [R].Ox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Business Taxation，Working Paper1012， 2010.

[2]Grubert，H.， Mutti，J.Taxes， Tariffs and Transfer Pricing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1， 73（2）： 285-293.

[3]Rousslang，D.J.International Income Shifting by U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Applied Economics，1997， 29（7）： 925-934.

[4]Hines，J.R.， Rice，E.M.Fiscal Paradise： Foreign Tax Havens and American Busines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1）： 149-182.

[5]Baker， R.W.Capitalism’s Achilles Heel： Dirty Money and How to Renew the Free-Market System[M].New Jersey：John Wiley and Sons，2005.

[6]Schwarz， P.Tax-Avoidance Strategies of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2009， 30（8）： 539-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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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ills， L.，Erickson，M.M.，Maydew，E.L.Investments in Tax Planning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1998， 20（1）：1.

[9]Manzon， G.B.， Plesko，G.A.Th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and Tax Reporting Measures of Income[J].Tax Law Review，2002， 55（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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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yreng，S.， Hanlon，M.， Maydew，E.L.Long-Ru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 83（1）：61-82.

[12]Levenson， A.Worldly Planning for Global Firms[N].Electronic News，199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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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immerman， J.L.Taxes and Firm Size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3，（5）：11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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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高速公路；PPP项目；营改增；建筑业；纳税筹划

中图分类号：F540.58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2-0-02

高速公路PPP项目涉及道路的整体规划设计、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建设施工管理、资产移交或出售、后期运营养护等各个环节，与之相关的税收问题极为复杂，目前我国PPP项目专门立法为空白，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耕地占用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有关税收，主要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集中在公共项目的所得税优惠及耕地占用税的优惠上。本文拟从PPP项目成立、融资阶段、建设阶段、项目经营期与移交期等来探讨相应的税务风险及防范。

一、成立阶段税务筹划

一般来说，项目公司可以采用新设成立或收购成立两种方式，需要考虑不同出资方式下的税收成本，主要税种表现为印花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若采用新设成立：

1.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的话，受资方的项目公司按照0.05%对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缴纳印花税。

2.出资如果采用非货币资产投资，出资方需按照参照《非货币性资产交Q》的约定视同销售，按照出资资产的公允价格的17%缴纳增值税，超过成本的部分计征企业所得税，双方同时缴纳印花税。

3.若非货币资产投资是以房屋、土地出资，如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土地税收优惠政策项目，则出资方还需依法缴纳土地增值税。

若采用收购成立的话，则注意：

1.如出资方直接收购拥有存量资产的公司，则税务处理原则思路上同前面所述的第2条、第3条。

2.如出资方直接收购拥有存量资产的公司股权，则需要对资产增值的部分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此，在项目拟开展建设之初，高速集团就要对以上各种方式下的税负进行测算，合理选择项目公司的成立方式，同时通过合理的项目安排享受区域性政策优惠。

二、融资阶段税务筹划

根据国发2015年51号①文要求公路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为保证PPP项目的正常运作，一般来说以权益资金投入的部分，很难满足全部资金需求，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项目融资。目前较为常见的融资方式靠银行贷款解决，根据财政部2016第36号文②第27条第（6）款规定，营改增后纳税人购进的贷款服务及直接相关费用，适用6%税率且不得抵扣销项税额。企业会计处理上，贷款利息费用等可根据是否资本化在计入“在建工程”或“财务费用”科目，体现在利润表上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营改增后，高速PPP项目必须综合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二者的税收成本考虑，建议如下融资策略：

1.在集团下设立财务共享中心或融资服务中心，向下属企业提供利率水平低于同期金融机构市场利率的贷款，则集团公司向项目公司收取的利息，可免征增值税。

2.如需银行贷款，则尽量引入低息贷款，争取国开行政策性贷款或海外直贷资金，大幅降低资金成本和增值税税负。

3.引入产业基金。与保险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共同为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充分发挥产业基金的成本低、期限长、机制灵活的优势，降低增值税成本。

4.将建设项目不同内容标的组合打包成各类资产包，通过对特定投资者发行或发售，减轻资金压力，加速资金回笼。

三、建设阶段税务筹划

目前PPP模式下建设阶段由于任务的复杂性，一般采用出包模式，税务问题反映为项目方和承建方的税务问题。

1.项目公司税务风险防范

由于项目公司前期投入巨大，前期进项多，销项少，抵扣周期较长，会占用项目公司较多资金，在增值税完全抵扣链条的要求下，第一，要求严格对现有合作企业进行筛选，区分营改增后合作企业类型是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是否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根据项目业务的不同类型来筛选合作方资质。

第二，营改增后在合同签订环节，必须明确具体的合同当事人名称，尤其注意以往以集团公司名义中标PPP项目后将工程交给子公司来运营，按照税务局“三流”不一致的稽核风险，后续可能会导致重大税务风险，需要谨慎。

第三，项目公司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时，务必要分开列示合同内容及具体金额，具体合同内容涉及勘察设计、咨询服务（税率6%）、设备采购（税率17%）、建筑安装（税率11%）、简易计税（3%）等不同税目，一般来说，出于增值税抵扣完整的考虑，项目公司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争取获得材料、设备的17%进项抵扣，对该部分需要单独签订单项或专项合同。项目公司须要求建筑企业先行测算材料采购占工程造价的比例，假设合同金额含税，税负临界点计算如下：

临界点是当材料、设备采购金额比重为68.20%时，一般计税方式下项目公司实际增值税税负为0，合同需采取价税分离方式签订，最好签订包工包料合同；若材料、设备不足该比重，则考虑其他方式。

第四，严格规范合同中涉及到增值税发票开票环节、开票时间的详细信息，包括单位信息、税号、开票时间的规定必须慎重，避免由于双方约定不足，违约事项出现导致的税务处罚或集中交税现象。

2.建设单位税务筹划

第一，工程报价的确定，营改增后建筑企业与项目公司必须签订包含增值税的投标报价。

第二，营改增后，建筑企业与业主或发包方签订“甲供材”合同时，签订技巧是如果建设单位选择11%税率，需保证甲供材合同中企业自行采购的材料、设备价税合计大于 48.18%ד甲供材”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税合计。 如果建筑企业采用简易计税适用3%税率，则需保证甲供材合同中企业自行采购的材料、设备价税合计小于48.18%ד甲供材”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税合计。

第三，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且只能在 “辅、临时性、替代性”岗位任职。营改增以后，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限制或终止使用劳务派遣，按照税法规定，清包工合同可以选择简易计税，营改增后建议总包公司与建筑劳务公司签定清包工合同，适用3%税率档位且可抵扣增值税进项，同时还无需承担相应的人工社保费用，能够大量节约企业成本。

第四，工程进度结算税务筹划：增值税纳税义务时间为工程结算书签订之日，为了实现延期申报缴纳增值税的目的，与业主的合同中须明确未来收取工程结算款的时间。

四、运营阶段税务筹划

高速公路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存在服务区运营、道路广告、车辆通行等业务，则包括将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动产的广告位出租或用于广告，按照经营租赁服务（税率17%），车辆停放、道路通行服务按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缴纳增值税（税率11%）、高速建筑物维修按照建筑业（税率11%）等多种税率，税务筹划重点也是混合销售的明细核算，项目方应对不同类型收入金额进行合理划分，并相应确定其适当的增值税处理。

运营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需要严格区分项目产品是“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如果是纯公共产品，则政府付费一般是鼓励企业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不征收增值税；否则，收到的补贴是可行性缺口补助，根据财会2008年第11号文③规定，适用金融资产工具的规定，征收增值税。

运营期间，项目公司可根据公司章程对利润进行合法分配，若约定政府资本或社会资本承担项目风险，则收到的项目公司税后利润向其派发的股息，属于增值税免税收入。

五、移交阶段税务筹划

根据营改增后有关规定，销售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包括：基础设施资产经营权、公共事业特许权等，但是在实务操作中PPP项目实施年限较短，实务中显少见到相关税务规定，由于资产经营权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并在项目运营阶段已全部摊销完毕，已无相应税收考虑。

高速PPP项目应注意防范税收政策风险，建议成立专门的税务小组，对项目各阶段税务筹划进行分管理，通过专业的税务筹划实现降低风险的目标，注意在项目各阶段，应就不明事项与主管税务机关提前就税务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避免错误估计税务成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注释：

①《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号）.

②《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③《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 （ 财会2008（11）号）.

参考文献：

[1]何太洪，徐苏云.PPP模式下基础设施项目税收筹划[J].交通企业管理，2017（2）：24-28.

[2]张洪文.营改增后PPP项目的会计及税务处理[J].税务与会计，2016（12）：46-50.

[3]周薇.PPP模式下全生命周期[J].财税分析，2016（12）：31-34.

[4]吴方红.PPP模式下城市综合开发企业的财务风险及防控[J].建筑经济，2016（11）：83-85.

篇8

税务筹划战略是企业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一个重要职能战略。税务筹划可以起到促进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加强财务核算尤其是成本核算和财务管理的作用。企业只有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税务筹划，积极寻求税务的帮助和借鉴各种成功的税务筹划方案，积极应对税收法律法规和新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的变化并实施动态税务筹划，才能达到涉税零风险的目的和实现财务管理目标，才能使企业稳健、持久的经营。

二、企业投资活动税务筹划

（一）固定资产形成与使用税务筹划 固定资产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性资产，在固定资产购置、提取折旧、销售等经济业务发生时进行税务筹划，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1）固定资产购置。投资者在进行固定资产购置的税务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现行税制的影响，还要考虑税制改革趋势对投资的影响。增值税按对外购固定资产处理方式的不同可划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是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价款，其折旧额作为增值额的一部分据以课税。由于这一课税基础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口径大体一致，因而称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是对外购固定资产价款只允许扣除当期计入产品价值的折旧部分，即作为课税基础的增值额扣减了当期折旧。由于这一课税基数相当于国民收入部分，因而称为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是指允许将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价款一次全部扣除，作为扣税基数的增值额相当于纳税人当期的全部销售额扣除外购的全部生产资料价款后的余额。只因课税基数仅限于消费资料价值的部分，因而称为消费型增值税。从课税基础（课税范围）来看，生产型增值税的课税基础最宽，消费型增值税的课税范围最窄，收入型增值税介于两者之间，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在于不符合增值税的立法宗旨。我国目前大部分行业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

（2）资产折旧。从本质上讲，固定资产折旧是一种费用，是成本的组成部分。正确计算和提取折旧，不但有利于计算产品成本，而且保证及时收回资金，保证生产的资金来源。决定固定资产折旧额大小的因素有四项：固定资产原价，使用年限，净残值和？折旧方法。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可选用的折旧方法有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等。新的会计准则规定，对于特定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应按现值计算加入固定资产原值中，计提折旧。比如石油天然气水井及相关设施弃置，核电站核废料的处置等，应按现值计算加入固定资产原值中，计提折旧。弃置费用使固定资产原值增大，提高了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固定资产折旧的税务筹划，重点在于提高固定资产的折旧额，从而减少利润，降低所得税。折旧的这种减少税负的作用被称之为“税收挡板”。折旧对所得税的影响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折旧抵税金额=折旧额×税率折旧抵税金额的现值=折旧额×税率×复利折现系数

（3）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按照相关规定，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暂免征收增值税，但该固定资产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1）属于企业固定资产名录上所列货物。（2）企业按固定资产管理，并确已使用过。（3）销售价格不超过原值的。不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一律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款。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应征消费税的机动车、摩托车和游艇，售价超过原值的，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售价未超过原值的，免征增值税。单从增值税的角度考虑，免税要比纳税好。但是综合考虑企业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税负和现金流量后，免税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当企业准备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时，应综合考虑销售过程中需要缴纳的各个税种，从而制定出合理的销售价格。

（二）研究与开发费用税务筹划 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在税前扣除，凡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到10%以上（含10%），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对盈利的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增长达到10%以上的，其实际发生额的50%，如大于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可就其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予以？抵扣；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年度均不再抵扣；亏损企业发生的研究费用，只能按规定据实列支，不实行增长达到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

某企业为了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拟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费用，拟利用三年的时间投资2400万元。预计每年的应纳税所得额3000万元。现在有两种方案：一是企业每年投资800万元；另一是第一年技术开发费投资700万元，第二年投资800万元，第三年安排900万元。采用这种方案并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生产进度。两种方案所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如表1、表2所示：

第一年技术开发增长率为100%；

第二年技术开发增长率为（800-700）÷700≈14.28%；

第三年技术开发增长率为（900-800）÷800=12.50%；

由此可见：通过对技术开发费用的税务筹划安排，可使企业少交纳所得税264万元（2838万元-2574万元=264万元）。

（三）企业设立税务筹划 企业选择投资方案的原则是受“最优化”的行为准则支配，因此在进行企业设立的投资决策时，不仅需要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还需要对投资地点、投资产业、投资项目、投资意向、组织形式、纳税人身份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税务筹划，才能得出最优的投资方案。

（1）投资地点确定。投资者选择投资地点，除了分析当地的经济状况、基础设施、商业前景外，也会重点考虑税收环境。在不同的时期，国家会利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济，利用对不同地区实施税收优惠达到吸引投资、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企业对投资地点进行税务筹划时，需要好好把握不同区域税收差别待遇，税率差异。一是税率差异技术的特点。属于绝对节税：与高税率缴纳税收相比，低税率可以直接减少企业的税收绝对额，属于绝对节税型税务筹划技术。适用范围较大：税率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挑选范围，因此税率差异技术是一种能普遍运用的税务筹划技术。具有相对确定性：税法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并且还要保持连续性，因此税率差异技术具有相对的确定性。二是国内投资地点的税务筹划。根据税率差异技术的特点，企业可以选择相对低税率的地区进行投资，实？现减轻企业税负的筹划目的。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必须充分了解国家相关的税收政策，制定出相应投资方案。目前，我国对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老、少、边、贫”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西部地区、保税区等地区实行免税或执行15%至24%的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可以选择上述地区投资，进行税务筹划。

（2）投资方向的确定。税收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国家对需要照顾和鼓励的产业，会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引导投资方向，优化国家产业结构。企业在选择了投资地点后，可以选择实行优惠政策的产业进行投资。企业可以选择高新技术产业、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福利生产企业、兴办农业及相关行业和兴办第三产业等产业进行税务筹划，减少税额的支付。

（3）资项目确定。投资项目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投资项目所享受的税收待遇各不相同。例如，我国于2006年4月对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和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为引导消费行为和调节生产，继续选择烟、酒等产品征收消费税。为保护环境和限制消费，增加了对燃料油、高档消费品、一次性木制筷子等几类产品征收消费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取消了对护肤护发品征收消费税。一直以来，为限制白酒的消费，税法规定粮食类白酒的广告费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企业在确定投资项目时，了解这些税收规章无疑是有益的。

（4）投资意向选择。企业在自身经营的过程中为了获取更大的收益，会进行证券投资。是购买债券还是购买股票，企业有时难以抉择。企业需要考虑自身的投资意图、资金的规模和性质和对风险的承受力，同时也需要考虑税收因素。如果企业想获得稳定的收益，可以购买国债，而且国债的利息是免税的。如果企业想获得高额的收益及达到控制某企业的目的，可以投资于股票，但股息收入是要征税的。

（5）组织形式的合理选择。首先，要考虑的是外部层次的组织形式的筹划，是选择设立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下，内资企业的税率、税收的优惠政策和操作的灵活程度小于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存在大量的投资退税、利润的两免三减半和再退税等，而内资企业并不普遍享有这些优惠政策。其次，要考虑是设立公司制企业还是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这两类企业税收待遇不同，对公司制企业不仅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当企业分给投资者股息时，还要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公司制企业的利润存在“经济性重叠征税”的现象，企业要负担双重所得税。新的公司法允许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要求一人公司必须在营业执照上注明是自然人独资还是法人独资。如果是法人独资，仍然无法避免经济性双重征税负担。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是按照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公司税负重于非公司，前者的税收收益少于后者，可能会影响经营者的选择，导致公司与非公司经营方式的扭曲。但是公司的确比合伙企业或独资企业更具非税优势，当企业规模较小时，采用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形式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利益，而当企业规模扩大、利润急剧增加、重视在流动市场上取得或出售资产的权利及要求更高的管理水平时，公司制企业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如更易于从资本市场上获得权益资本、筹资便利、承担有限责任、经营风险较低及易于控制管理者的活动等，有了这些非税好处，公司利润的双重征税便不会过于繁重，这些非税好处足以抵消由于双重征税带来的税负较高的影响，否则就会出现具有高昂成本的组织形式的转换。从企业战略、长远的角度看，公司制企业是更好的选择。最后，要考虑内部组织形式的筹划，即是设置分公司还是子公司。企业为了扩大规模，必定不断进行再投资，投资过程中将会成立众多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和分公司是常见的组织形式。子公司对应母公司而言，分公司对应总公司而言。子公司和分公司在纳税方面存在诸多差别：投资设立子公司需要缴纳注册资本税和印花税；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和利息等费用，容易得到税务认可，可以从利润中扣除；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己独立的名称、章程和组织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债权债务由自己独立承担；子公司在营业初期发生亏损时，不能冲减总机构的利润，减轻税收负担；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及其他投资鼓励政策。企业通过比较不同组织形式对企业税收的影响，选择出一种使企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组织结构形式。企业选择组织形式时，首先面临的是选择时机问题。通常情况下，当营业活动处于初期时，企业容易发生亏损，总公司可以设立一个分公司，使开业亏损额在汇总纳税时，减少总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当营业活动开始赢利时，特别是外地营业活动位于低税率区时，可以改变设立为子公司，以享受低利润及较低利润适用照顾性税率带来的税收利益。以下案例就是通过子公司和分公司的税收待遇、税收地位的差异来说明如何在集团内进行组织形式的税务筹划。

深圳某食品加工企业，准备在内地设立一家蘑菇种植加工企业B，据分析，由于各种原因，新设立的企业在头三年会发生较大亏损，但亏损会逐年减少。经过预测，此蘑菇种植加工企业第一年的亏损额为200万元，第二年的亏损额为150万元，第三年的亏损额为50万元。第四年扭转亏损，赢利额为0万元，第五年赢利额为350万元。该食品加工企业总部在深圳，适用的所得税率为15%，该企业还在内地拥有一个A子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为33%。经计算，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未来五年应纳税所得额均为800万元。A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分别为300万元、200万元、100万元、0万元和-50万元。经分析，蘑菇种植加工企业B有三种组织形式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将蘑菇种植加工企业建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按照我国税法规定，实行独立核算，按其应纳税所得额独立计算缴纳所得税。在此方案中，该食品加工集团有三个独立纳税主体，分别是深圳总公司，A子公司，蘑菇种植加工B子公司。该集团应纳所得税如表3。

由于蘑菇种植B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不能和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或是A子公司合并纳税，所以其形成的亏损不能抵消另外两个公司的利润，只能用以后年度实现的税后利润进行弥补。该食品加工集团五年的纳税总合为798万元。

方案二：将蘑菇种植加工企业建成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的分工司。按我国税法规定，分公司利润与其总公司利润合并纳税。此时，该食品集团有两个独立的纳税主体：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和A子公司。该集团应纳所得税计算如表4。

由于蘑菇种植企业作为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的分公司，其亏损额可由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当年利润弥补，降低了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第一年至第三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使得整个集团的应纳所得税额由798万元降到790.5万元。

如果企业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税率高于总机构所在地的税率，则应采用分公司的形式，此时通过汇总纳税，可以降低企业的整体税负。

方案三：将蘑菇种植加工企业建成内地A子公司的分公司。此时该食品集团有两个独立纳税主体：深圳食品加工总公司和A子公司。该食品加工集团应纳所得税计算如表5。

由于蘑菇种植加工企业是作为A子公司的分公司，可以与A子公司合并纳税，其前三年亏损可由A子公司当年利润弥补。降低A子公司第一年至第三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使得整个集团的应纳所得税额再次降低了，由第二方案的790.5万元降到765万元。如果企业存在另一个与要设立的分支机构税率一样高的子公司，企业将分支机构设立为该子公司的分公司，可以在汇总纳税时，最大限度地弥补亏损，降低企业整体税负。

综上所述及对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正是税收政策的差别性为企业利用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税务筹划提供了空间。但在本案例中，企业获得的税收收益并不是很大。考虑到企业今后的发展、组织架构的设计等管理方面的因素，考虑到设立、撤销子公司和分工司的费用和今后的管理费用，考虑到设立、撤销公司的繁杂手续，正如本文在税务筹划内涵中所述，企业应放弃该税收利益，树立企业的形象和声誉，这同样有助于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篇9

【关键词】 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 所得税税负; 非应税项目损益

一、引言

会计盈余作为企业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不但影响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也影响着企业的形象。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它甚至影响公司的上市、增发、保牌、摘牌等,因此,上市公司往往会有意识地采取各种手段调节或控制会计盈余指标,进行盈余管理。它不仅仅调增盈余,也可能调减盈余,进而达到收益平滑的目的。一方面盈余管理不同于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利润操纵行为,虽然会对盈余信息质量等方面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对上市公司在平滑收益、树立公司形象和增强投资者信心等方面也有正面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也有可能造成所得税税负水平的变动:当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增加利润时,往往需要为此支付所得税。有研究表明,所得税税负是企业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明显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所得税税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考虑到国外已有一些关于盈余管理与所得税税负的研究,而国内鲜有考察上市公司是否会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的经验研究。因此,本文研究的问题:一是上市公司是否有动机通过增加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二是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是否存在互补效应?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盈余管理与所得税税负的关系,目的在于帮助上司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加深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认识,有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回顾

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经常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收成本间的权衡。其中,财务报告成本,是指由于公司未能达到合适的利润目标而导致的成本,包括公司融资成本上升、债务契约终止、政府管制加强等成本;税收成本,是指由于公司管理层操控盈余、人为增加利润而导致的所得税负的增加(叶康涛,2009)。

在国外,有关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研究比较多。Dhaliwal(1994)等从存货角度,Balsam(1997)等从公司报酬角度,Maydew,Schipper和Vincent(1999)等从资产剥离行为角度,分别考察了税务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认为税务成本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Hunt(1996)、Madeo和Omer(1994)以及Austin等(1998)的研究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上述研究并没有考察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如何影响其所得税费用。

Desai(2003)的研究发现,美国公司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包括:对折旧的不同处理,境外收益的披露,尤其是雇员补偿的本质发生变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由于避税行为而变得更显著了,盈余管理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差异的扩大。Phillips,Pineus和Rego(2003)则从递延所得税角度,考察了盈余管理与非应税项目损益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盈余管理行为导致非应税项目损益上升,而非应税项目损益中的时间性差异又会导致递延税款增加,故可以以递延税款费用来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递延税款指标可以有效识别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出于平滑盈余和避免亏损的目的。

相比之下,国内有关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而相关的经验研究较少。陈晓等(2003)、王立彦、刘向前(2004)的研究发现不同地区之间上市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集中在一个狭小的、明显低于税法规定的33%名义税率的范围,表明我国地区之间的确存在着在资本市场上争夺流动性资本的税收竞争行为。叶康涛(2006)对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间的差异也越高。其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控长期应计利润项目来规避所得税税负成本。该文涉及到上市公司会计―税收差异和纳税调整项目,但其研究仅限于2002年制造业的上市公司,其中对于纳税调整项目替代变量的设计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盈余管理与公司所得税税负之间的关系,且对于盈余管理与企业所得税税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则很少。因此,在我国这种特定税制结构下,基于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差异的角度来考察盈余管理和上市公司所得税税负关系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二)理论假设

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企业获得了更多选择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自,从而导致了上市公司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之间存在差异,同时也使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逐步增大。当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本文研究时定义为非应税项目损益),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进行盈余管理时就会涉及到盈余管理的税收成本问题。

导致上市公司非应税项目损益的因素大致可以划分为纳税调增与纳税调减两种类型,与此相对应,盈余管理行为也存在着调增会计损益和调减会计损益两个方向。因此,这两种方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均可能与非应税项目损益问题相关。一方面,公司存在有针对性的利用非应税项目损益调减损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达到影响国家降低法定税率的目的。有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实际税负率与利用非应税项目损益调低会计损益的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公司管理层在进行调增损益的盈余管理时会面临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间的权衡。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公司管理层有可能充分利用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的不同规定,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相关分析也表明上市公司存在通过操纵会计利润与应计利润之间的差异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的动机。因此,可以得出假设1。

假设1:盈余管理程度越强,所得税率越高,从而上市公司操纵非应税项目的损益越高。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一个问题是: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是否存在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在资本市场中,公司管理层出于融资、契约和政治管制等目的,往往有意识地采取种种手段调节或控制会计盈余指标(叶康涛,2009)。但是盈余管理行为也会产生成本,除了要面临未来可能的法律风险外,一项直接的成本便是所得税成本,会对公司的所得税税负产生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市场当中。根据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如果两种产品联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例如汽车和汽油,这两种产品即为互补品;如果两种产品均可独立发挥作用,且具有相同功能,例如茶叶与咖啡,这两种产品即为替代品。如果将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分别理解为一种产品,那么由于这两种产品均可对非应税项损益产生影响,且具有相同功能。由此可以得出,这二者之间应当具有一定的互补效应。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存在互补效应。

三、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考察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之间的关系,特别地侧重考查上市公司是否会通过操纵盈余来规避相应的所得税成本。笔者通过构建以下模型来检验假设:

DBT=β1+β2EM+β3TAX+β4EM×TAX+β5DEBT

+β6FIRST+β7AUDIT+β8SIZE+ε (1)

其中,DB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本文以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差额来近似衡量。EM、TAX和EM×TAX为解释变量:EM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以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衡量;TAX为实际所得税率,其与盈余管理之间有负相关关系,不同税率的企业盈余管理时的动机会有所差异,从而导致操作非应税项目损益的程度会不同;EM×TAX为操控性应计利润与所得税税率的交叉变量,它考核了不同税率层次的公司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的动机程度。

本文预计β2、β3的符号均为正,即随着操控性应计利润与所得税率的增加,上市公司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也随之上升,从而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本文预计β4的符号将显著为正,即高税率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更有可能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所得税成本。

此外,本文借鉴Mills和Newberry(2001)、叶康涛(2009)的研究,加入公司资产负债率作为控制变量,用DBET表示。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将面临债权人的严格监督,从而违反债务契约的成本越高,因此,公司出于规避违反债务契约的目的会倾向于虚增盈余。此外,本文还加入了外部审计是否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公司规模的对数值作为控制变量,来控制公司治理结构和规模效应对公司纳税申报的可能影响。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

四、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以沪、深交易所2008年1 629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下列标准进行筛选: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当年亏损上市公司;剔除当年新上市的公司;主要变量缺失的上市公司。根据以上标准,共筛选出1 061家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研究所使用的会计利润、应计利润和实际所得税率数据来自聚源数据库,其余指标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开始执行新《企业所得税法》,从而原先执行高所得税率的上市公司可能会选择在2006年有意调低应税利润,并在以后年度调高应税所得,已达到规避税负的目的,但是没有依据认为该现象会影响本文的研究假说。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描述性统计来看,所得税率最高为25%,最低仅为1%,均值为20.44%,其中有498家公司(占样本的46.94%)的所得税率低于25%,表明即使财政部自2001年以来多次清理和规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但上市公司的所得税优惠仍然相当普遍。从盈余管理程度看,最低为0.0002,最高却达到0.4183,表明不同税率的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时由于动机的差异而导致操纵盈余程度各不相同。

表3给出了有关变量的相关矩阵。从相关矩阵来看,模型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不超过0.2,说明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且DBT与EM及TAX显著正相关,这表明随着盈余管理程度上升和税率的增加,公司明显存在通过增加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所得税负的动机。

五、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采用回归方程(1)考察盈余管理与操控性非应税项目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4。

从回归结果1、2、3来看,EM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未控制其他因素和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公司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都会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加强而增加,从而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不过回归系数也表明公司为盈余管理所支付的所得税成本是相当高的。另外,TAX的系数为正,且也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与假设1一致。这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越强,所得税率越高,则公司有动机通过增加非应税项目损益来规避税负。

在回归结果4中,将EM与TAX的交互变量纳入了回归模型,发现回归系数也显著,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EM与TAX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进一步又把样本分为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回归:没有享受税收优惠的公司(即:税率=25%)和享受税收优惠的公司(即:税率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DEBT与SIZE变量在所有回归中得到了显著的结果,这表明上市公司进行操控是出于债务契约和公司规模的考虑。FIRST变量在大部分回归中达到了显著为正的结果,说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能力或倾向通过操控相关损益规避税负。此外,外部审计对于公司操纵行为并无显著的影响。

六、结论

由于进行盈余管理时往往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因此,公司会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所得税成本。本文证实了该结论: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所得税率越高,从而上市公司操纵非应税项目的损益越高,即公司有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规避盈余管理所得税成本的动机。此外,盈余管理与所得税负在发挥降低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作用时存在互补效应。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随着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舞弊案件的爆发,一些社会人士提出加强财务报告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的一致性,以防止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形式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从而抑制盈余管理行为(Erickson,Hanlon and Maydew,2004)。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公司存在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盈余管理所得税负的动机,但可以从实证检验的结果中发现公司通过此途径所规避的所得税负极为有限,即公司事实上会为其大部分盈余管理行为支付所得税。因此,通过强化财务报告会计制度与所得税会计制度的一致性,并不能有效防止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形式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从而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1] 叶康涛.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基于会计利润与所得税之间差异的研究[J].中国会计评论,2006(2):205-224.

[2] 戴德明,姚淑瑜.会计-税收差异及其制度因素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06(5):48-59.

[3] 郑红霞,韩梅芳.基于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税收筹划行为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9):122-131.

[4] 张兆国,刘晓霞,邢道勇.公司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9.(1):122-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