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公司管理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公司管理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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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汽车产业发展尤为迅速,与汽车生产紧密相关的金融服务也受到了广泛重视,特别是国家近几年出台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相关法令,更进一步的拓展了汽车金融服务的发展领域。由此,汽车金融公司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契机。目前,我国已经成立的汽车金融公司有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等8家服务公司。尽管大众、通用的汽车金融公司在国外已经经营了很长的时间,有着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但在我国这些优势却很难发挥出来。中国庞大的汽车金融需求市场,仅靠这八家汽车金融公司很难满足其需求。

二、我国汽车金融公司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从外部环境来看存在以下问题:

1、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低

在我国,对于汽车消费来说,最大的消费群体还是城市居民个人。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高速腾飞,居民收入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与汽车价格相比,差距还是不小。居民收入水平不高直接影响了居民购车的数量。不仅如此,居民收入水平低也会影响购车者的承贷能力,进而导致汽车金融公司的业务拓展。

2、信用环境发育不完善

汽车金融公司发展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我国,社会征信体系发展很不完善,消费者信用记录有限甚至缺失,汽车金融公司很难掌握完整的汽车消费者收入和信用情况,而完善的信用环境能为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提供很好的保障。正因为我国还未形成完整全面的信用评价体系,所以汽车金融公司信用评价成本居高不下。

(二)从汽车金融公司本身来看存在以下问题

1、融资问题突出

在我国,汽车金融公司成立的相关法规规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亿元人民币,高额的注册资本阻碍了我国国内汽车公司的进入。同时规定,汽车金融公司不能擅自发行债券、向境外借款。目前我国汽车金融公司的融资主要依靠股东存款、转让汽车贷款和银行借款。股东存款虽然有着很高的可行性,但数额有限,而且主要是短期资金,很难长期有效;我国没有汽车贷款的转让市场,无法进行该渠道的融资;银行贷款的再贷款难度更大。这几种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汽车金融公司的融资问题。

2、高端人才缺乏

《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对汽车金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了严格的核准制。但就目前状况来看,懂金融、懂汽车、具备实际操作经验的人才非常少。导致汽车金融公司人才缺口不断扩大,严重制约着汽车金融公司的业务拓展与创新研究。

三、对我国汽车金融公司发展的建议及对策

(一)有针对性的制定汽车金融服务方案

针对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汽车价格居高不下的趋势,作为汽车金融公司要努力针对我国自身国情现状制定出适合我国居民汽车消费的金融服务方案。具体操作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开展:第一,加强对汽车金融服务的宣传力度,让中国的汽车消费者更好的了解汽车金融公司的业务状况与服务事项;第二,我国汽车消费者承贷能力与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而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汽车金融服务方案,我国的汽车金融公司可以通过降低贷款最低额度和减少利息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其中。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

在我国建立完善的信用环境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在目前条件下,汽车金融公司不能被动接受现状,而应与银行、经销商、加油站等加强合作,实现专业化分工来加快信用购车服务体系的建设。详细说来,就是由汽车金融公司负责建立专业的汽车消费信用评估部门,并对汽车购买者进行信用考察与评估,制定相关的风险防治预案,银行向汽车金融公司发放贷款时,只需要对汽车金融公司的资金管理进行一般的监督即可,经销商主要负责汽车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与此同时注重与加油站等合作,共同协助汽车金融公司获得汽车消费者的信息,从而更好的进行风险跟踪管理。

(三)加强与商业银行合作

商业银行对于汽车金融公司来说极其重要,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不能离开商业银行的支持。具体合作可以通过以下两点开展:第一,汽车金融公司可以利用自身的汽车消费客户群体广泛的优势与商业银行的信用优势相结合,进而提供金融服务;第二,汽车金融公司通过把银行密集的网络优势、充足的资金优势引入到业务开展过程中,更好的进行汽车金融服务,同时通过自己掌握的客户个人信用信息与银行进行共享,从而达到互利共赢的局面。

(四)加大业务领域的延伸和创新

我国汽车金融公司发展受到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业务服务单一,业务领域过于狭窄导致的。因而,汽车金融公司在做好上文中提到的相关事项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大业务领域的延伸,不断进行业务创新。例如,汽车金融公司不能只局限在新车市场,在二手车和汽车租赁市场依然有很大的业务空间,目前我国二手车和汽车租赁的金融服务基本上处于空白,急需相关的汽车金融公司将其业务延伸到该领域。同时二手车和租赁车市场的售后也需要相关的金融服务予以支持。业务领域的创新与延伸是市场的需求更是自身发展的必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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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金融业的低碳银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是浦发银行坚定不移的经营目标。2011年以来，除在日常经营中努力建设环保型企业、倡导绿色环保的工作方式和企业文化，浦发银行继续运用金融资源，借助金融创新、信贷投向指引等方式，支持节能环保行业。截至目前，该行绿色信贷余额突破250亿元，较年初增长逾15％，并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早在2007年，浦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法国开发署(AFD)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启动绿色金融合作；2008年，该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率先推出首个针对低碳经济的整合服务方案《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旨在为国内节能减排相关企业和项目提供综合、全面、高效、便捷的综合金融服务。具体包括：法国开发署(AFD)能效融资方案、国际金融公司(IFC)能效融资方案、清洁发展机制(CDM)财务顾问方案、绿色股权融资方案和专业支持方案，形成业内最全的覆盖绿色产业链上下游的金融产品体系。2009年，上述创新方案均已成功实施。

2011年，国际合作以及绿色信贷方案，继续在该行绿色金融服务领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浦发银行与法国开发署合作的绿色中间信贷已立项10笔，贷款总额近10亿元，其中7笔已完成放款；该行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的能效贷款立项13笔，贷款总额逾6.5亿元，目前已完成4笔放款。在今年宏观收紧、信贷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十多亿信贷投放，有力支持了国内节能环保行业的发展，仅上述两项国际合作投放贷款所支持的项目，年节约标准煤逾43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将超过110万吨，产生了非常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近期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继续在建筑节能融资方面取得新的突破。2011年5月，该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顺利签约，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推出建筑节能融资特色金融产品；在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方面，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贷款在上海分行试点成功并批量发展，多个大型项目正稳步推进，浦发银行已处在该项业务的行业领先地位。

在绿色金融服务领域的积极进取也为浦发银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2011年上半年，该行先后获得上海市政府颁发的2010年度上海金融创新成果提名奖、由贸易金融杂志等评选的“最佳绿色金融银行”等荣誉，并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四届中国环境投资大会上，成为唯一荣获“2010环境金融贡献大奖”的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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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汽车金融，加入，WTO ，金融业发展， 社会资金， 必要性分析 ，汽车服务业， 汽车金融公司， 汽车人才

自2003年，中国银监会颁布了《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国内汽车金融业就开始蓬勃发展，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此，汽车金融的重要性和社会性也逐步突显，成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

一、专业设置依据

1、汽车金融业的兴起。汽车金融是在汽车销售、使用过程中,由汽车金融公司向消费者或经销商提供的融资及其它金融服务,包括对经销商的库存融资和对用户的消费信贷或融资租赁等。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汽车金融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汽车金融的起源最初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汽车制造商向用户提供汽车销售分期付。当时汽车还属于 奢侈品 ，因而银行不愿意向汽车消费发放贷款。这给汽车购买者和销售商造成了障碍，致使很多数消费者买不起汽车。但制造商提供的分期付款却大大占用了制造商的生产、运营资金，为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20年 代初，美国的汽车公司开始组建自己的 金融公司 ，从而开始了汽车信贷消费的历史。综观国内汽车金融市场，汽车金融服务逐渐从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进化，传统售后服务活动也在逐步向新型售后服务转变，进入了传统与创新结合的时代。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实用型”专业技术人才，其教育教学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密切根据社会需求，对于高职院校的金融专业来说，加强汽车金融专业的教育教学，培养学生的优质服务能力，对于适应社会的人才需求、促进就业意义重大。这样的情况进一步加强了汽车金融专业设置的需要。

2、汽车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在我国，随着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汽车销售量的急剧增加，巨大的汽车金融服务市场带出了对汽车金融人才的需求。据了解，汽车金融公司对于国内来说，还是属于新生事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汽车金融人才对于诚信的要求比较高，人才的类别应该属于有特殊""专长""的金融管理者。前程无忧的高级顾问张东扬介绍，在美国和香港，类似于中国内地这种汽车企业直接做汽车金融服务的并不多，主要还是由银行以及信托机构负责汽车金融服务。与国外比较，国内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尚未健全，因此在国内的汽车金融公司中，最关键也是最辛苦的职位就应该是风险评估了。某金融专家分析，金融公司的销售代表应该是汽车金融公司的主力军，需要的数量最多，主要负责沟通联系客户、经销商和银行，需要具备的能力是有关汽车销售的经验。而清收主管，实际上就是公司负责追讨债务的，需要有银行工作的经验，懂得信贷和担保的流程。据了解，汽车金融行业现在最缺乏的是监管人才、管理人才、关键部门的业务骨干这三类人才。同时，汽车金融公司本身就承担着比较大的经营风险，所以企业规避风险的最核心措施就是加强人才的选拔和管理。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王再祥指出：首先，监管人才能否通过对租赁、资金应用、分支建立、延伸业务等的详细了解，实施有效的监督管理，完善配套政策都起着关键作用；其次，管理人才主要指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等职位，属于企业中的领导团队，是金融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最后是关键部门的业务主体，其中包括风险控制、软件管理系统的设计和操作人员，以及市场开发和营销人员，他们也是数量最大的业务主力军。 国内的汽车金融公司都是依托国际知名的汽车经销商建立起来的。与一般的商业银行不同，汽车信贷对象一般都是个人和小群体，为了保证汽车金融公司的正常运营，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有优秀的管理技能，评估人才也必须有很高水平。 究竟由谁来填补汽车金融人才的空缺呢？王再祥认为只能靠其他领域的人员作为暂时的""替代品""。 处于中高端的监管人才和管理人才，他们的补充，60%应来自商业银行，他们的优势在于比较熟悉信贷业务和熟悉金融领域，但是存在的问题是习惯于传统的银行经营思维模式，与汽车金融公司的观念不相符。另外的40%将来自汽车企业，他们的优势在于对汽车服务熟悉，但是容易形成厂商信贷的理念，把金融服务也当成和汽车一样的商品出卖经营。而汽车金融公司比较初级的职位，将由来自高职院校中的汽车金融的毕业生进行弥补，他们将通过在岗学习成为首批真正的汽车金融人才。 目前的高职院校的金融专业培养的学生其数量、质量远不能满足汽车金融产业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汽车金融的发展。目前汽车信贷、保险等金融人才需求很大。高职培养的岗位主要是汽车信贷的贷前的销售代表以及贷后清收人员。包括帮助客户设计贷款方案，调查客户的信用状况，资料审核，办理车辆的抵押登记，办理出款手续，办理车辆保险，负责对贷款进行催收等。

二、规划专业培养目标

1、素质目标。

（1）坚决拥护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观念，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2）具备专业所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学习方法，并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具有不断学习，自我发展的自觉意识和基本能力，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3）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有较强的动手能力，能适应本专业工作的需要；具有科学、高效的学习方法以及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

2、知识目标。

（1）掌握基本日常的基础知识；具有阅读和

翻译本专业外语资料的初步能力；具备计算机方面的基本知识。

（2）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相关的专业基础理论。

（3）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掌握相关的经营管理知识。

3、能力目标。

（1）掌握金融专业的相关知识（贷款，理财，信用评估）。

（2）能够熟练操作汽车营销、信贷、评估、网站建设与信息反馈等汽车售后服务。

（3）能够具有办理汽车保险与理赔的相关业务能力。

（4）具有汽车驾驶基本技能，达到小型汽车驾驶技术合格水平

高职汽车金融专业承担着培养汽车金融服务重要环节：贷前调查和贷后清收人才。通过对该专业合理的规划，针对本专业现状，提出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探讨有效的专业培养途径，从真正意义上为汽车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好地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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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能源紧张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也正在形成对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强大舆论压力。节能与减排，已经成为中国谋求自身长期和谐发展和履行负责任大国国际义务的必由之路。

中国政府已经将节能减排列入重点发展战略，不断加强实施力度，接连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十一五”规划提出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最近，又颁布《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对节能减排工作做出了进一步的安排和部署。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写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则是节能工作的技术性纲领。这些指导性文件以及相关的配套政策、法律、法规，为切实可行地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和舆论氛围。

政府的推动得到了积极响应，一项以节能减排为核心的绿色环保产业正在迅速形成和扩展。但是，与人们的热情和期望相比，节能减排的实际效果仍不甚理想，真正用于节能项目的投资数量小，增长慢，其主要原因是融资不畅。一方面，中国的节能减排压力和节能市场的快速发育需要大量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拥有大量富余资金的金融机构却因为担心节能项目在市场、技术等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可知、不可控的风险而畏惧不前。

如何破解节能市场的融资难题？如何化解金融机构的心结，提升他们为节能项目提供融资的信心和能力，从而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的根本目标，实现所有节能市场参与者的共赢。国际金融公司2006年推出的“中国能效融资项目”（英文简称CHUEE）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项目所取得的一些经验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早在开发中国能效融资项目之前，国际金融公司已经在匈牙利、俄罗斯、捷克等国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能效融资支持项目，并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许多行业都亟需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但苦于融资困难，能效项目难以执行。国际金融公司调查发现，匈牙利当地的金融机构资金充裕，贷款利率也不是问题，基本具备发放能效贷款的条件，但这些金融机构对此类贷款不仅从未涉足，且避之惟恐不及。其原因在于，这些机构对能效项目和相关融资产品缺乏了解，不具备管理能效融资业务的经验和能力，对能效融资的风险更是感到深不可测，顾虑重重。针对这种情况，国际金融公司1997年实施了“匈牙利能效共同融资项目”（英文简称HEECP），推出两项措施：一是为当地金融机构提供培训，从知识层面帮助他们了解能效项目和能效贷款业务的特点，鼓励其向能效项目和能效设备发放商业贷款；二是为金融机构发放的能效贷款提供部分担保，提高贷款的安全性，降低放贷机构的风险。HEECP项目所支持的行业包括工业、市政、事业单位、居民住宅和路灯照明，所支持的能效项目包括高效照明、节能建筑、区域供热、工业电机、锅炉和控制系统等几个领域。HEECP项目一期总额500万美元，随着项目的不断进行，到2002年进入项目二期时，国际金融公司将投资额度提高到1200万美元。HEECP项目共与7家大型匈牙利金融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许多银行和租赁公司纷纷加入到开发和推广能效融资产品的竞争中。提高能效的同时，HEECP项目还帮助缓解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另外，国际金融公司在其他国家的能效支持项目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基于自身丰富的国际经验，国际金融公司于2006年推出了“中国能效融资项目”。中国能效融资项目是国际金融公司应财政部的要求，为支持中国实施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而设计开发的新型融资模式，其设计理念是帮助中国的金融机构克服能效融资中的两大障碍，即可能的市场风险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风险，从而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节能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促进中国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

项目开始半年来，分别与兴业银行和北京银行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开发了最终用户、节能服务公司、公用事业公司和能效设备供应商等四种营销渠道。截至2007年7月，已批准合作银行的能效贷款10笔，总额达1.46亿元人民币，受助项目累计可节能75万吨标煤，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减排在200万吨以上。

此外，项目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媒体报道国际金融公司这一新的绿色融资项目后，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也对项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兴业银行作为中国能效融资项目的首家合作银行，凭借其在项目合作中的优异表现，在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度全球可持续发展银行奖”评比中，夺得可持续交易奖亚军，不仅为中国银行业赢得了荣誉，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和成果。

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国际金融公司针对银行业在节能融资时面临的困难而提出的三项措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措施是损失分担机制、技术支持和金融创新。通过损失分担机制和金融创新，国际金融公司为与之合作的商业银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帮助他们克服预想的和真实的能效融资风险；通过提供密集的技术支持，让所有能效市场合作伙伴学习和掌握有关能效项目的营销、工程设计、尽职调查、财务分析等方面的知识，帮助他们克服技术层面带来的风险。

损失分担机制

损失分担机制是国际金融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全球环境基金赠款和芬兰政府赠款，对国内商业银行发放的能效融资本金提供相当大比例的损失分担，在能效贷款无法收回时支付给贷款行，从而减少贷款行的贷款损失，降低商业银行参与能效融资的风险。

损失分担机制可以很好地化解商业银行进入能效融资业务的预想性风险。由于中国的节能产业刚刚起步，不为人了解的东西很多，而能效融资更是崭新的业务，银行对其运作规律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很自然地会将可能存在的风险按照自己的想象放大到不可控、不可行的地步。国际金融公司的介入可以有效地降低这种预想性风险。国际金融公司损失分担的比例之高，可以保证银行自行承担的能效贷款损失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同时，国际金融公司在能效融资方面有着相当多的国际经验，对其间的风险有着很好的把握和控制，因此，它以大比例承担能效融资风险，这一行动本身也向银行发出了积极的信号，可以大幅提升银行参与能效融资的信心。

国际金融公司提供的损失分担，让商业银行在其能力范围内承担一些风险，有助于银行认真对待业务，主动探索和总结能效融资的风险控制方法和手段，增强风险控制能力，最终可以独立地实施能效融资。

从实施的情况看，损失分担机制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短短6个月，已经有两家银行按照损失分担的模式与国际金融公司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兴业银行在这种模式的鼓舞下，大胆尝试，很多贷款突破了传统信贷的模式，为能效项目提供了很好的融资支持。例如，兴业银行发放的第一笔能效贷款，借款人所处的行业是银行相对陌生的专业节能服务领域，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不多，而且借款人在山东，贷款申请也是向山东分行提出的，但实施的节能项目在山西。为这样的项目贷款，前期的信用调查和后期的跟踪都存在相当风险，如果没有国际金融公司的损失分担机制，银行很有可能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拒绝发放贷款。

技术支持

除预想的风险外，缺乏能效技术评估能力和可借鉴的评估指标是能效融资中另一重大的难题，因为如果无法判定能效技术的成熟有效，就无从把握能效项目的收益稳定性，也就无从保证能效贷款的还款来源。

针对这一问题，国际金融公司组织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团队，为银行评估的能效项目提供技术可行性评价，同时在帮助银行发掘节能融资机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中国能效融资项目团队中，有高级能效工程师，有资深的能效项目专家，他们谙熟能效项目的运作模式，对于成熟的主流节能技术都有着很好的把握，可以胜任对大部分节能项目的评估和推荐工作。此外，项目团队还与咨询公司、行业协会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对各行业和地区的节能潜力进行调查，勾画出宏观的节能前景、主要的适用技术、风险与机会等等，使银行的能效融资业务有的放矢。

这一设计的合理性在于，银行不具备技术评估的能力，也不可能有具备这种能力的意愿和动机，只能依靠外部支持来完成这一工作。

在项目启动之初，国际金融公司还对合作银行的相关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介绍中国市场使用的主要节能技术和节能效果，以及如何对节能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判断。随着项目的推进，国际金融公司与合作银行一起审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走访贷款申请人，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帮助银行做出正确的结论。

金融创新

能效融资中还存在一些不同于传统信贷的风险，需要采用创新的方法处理。例如，能效项目是以项目的节能收益作为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因此，除对贷款人资质进行审核评估外，项目的现金流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再如，相当数量的节能服务公司和实施节能项目的企业没有或不愿以企业的资产进行担保，银行需要在担保之外寻找到保证贷款安全的信用增级手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国际金融公司认为，这既是一个涉及能效融资业务成功与否的短期问题，又是一个银行能力建设的长期问题，为此，应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方面，在项目设计阶段，国际金融公司提出若干适用于能效项目的信用增级手段，如以未来项目现金流或项目收益作为贷款抵押物、贷款账户进行封闭式管理、还款储备金安排，等等。另一方面，聘请银行业务专家，对银行的信贷审查流程提出咨询意见，帮助银行改进现金流分析手段，与银行人员一起开发新的信用增级产品，提升整体风险控制能力。

从实施的效果看，短期措施有效地保证了能效贷款的发放，而长期措施效果的显现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三种措施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为补充，缺一不可。损失分担机制鼓励银行迈出奔向能效融资的第一步，技术支持和金融创新分别解决能效项目中的技术困难和还款保障。没有损失分担机制，银行会因为过分担心业务风险而选择不介入能效市场，那么，无论多么完备的技术支持和金融创新也都成了无用武之地的杀龙妙技。如果缺少了技术支持和金融创新，银行在操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得不到真正的化解，那么，能效融资不会走得太远，银行迈出的第一步还会退回来。

中国能效融资项目提出的三项措施，对于启动和加速中国能效融资业务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能效融资市场非常广阔，需要更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能效融资的事业中，为此，应该提供更多的与损失分担机制功能类似的扶持计划，鼓励国内商业银行进入这一领域。损失分担机制是一颗“定心丸”，随着能效融资模式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银行会看到这种融资模式的盈利性和风险的可控性，因而最终会丢掉这根拐杖，真正独立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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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金融公司跟普通公司一样,从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因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形成的委托问题,为了防范此问题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的不良负面影响,需要引入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规范委托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但政策性金融公司跟普通公司又有着显著的差异,它往往是一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维护金融安全、支持经济发展等公共职能,这种特殊的经济学属性造成了政策性金融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理论指引

根据普遍接受的概念,公司治理被定义为关于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它包括以法律制度、监管制度、政府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外部治理,以及以组织结构、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治理,涉及决策、激励、监督三大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公司能否顺利完成各项职能的关键性因素。公司治理的本质,是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

依据分配主体不同,公司治理理论一般分为三种:一是资本雇用劳动,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二是劳动雇用资本,人力资本所有者掌握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三是利益相关者分享资本和劳动,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由所有利益相关者掌握。这三种理论分别对应了出资者利益至上的治理模式、经营者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

出资者利益至上模式强调出资者利益的最大化,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强调产权明晰基础上的权、责、利的对等,强调公司内部的市场化程度,强调内、外治理机制的共同和互补性作用及其必要性;经营者为核心模式则注重实现公司人力价值的最大化,强调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的成长和创新中的作用,将公司治理视为公司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提升的制度保障;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模式则认为应该确保公司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强调公司的实质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不仅由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还由与公司发生密切关系的利益主体共同签署。

可见,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范围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如果公司产出的经济成果以及随之而生的风险,主要在出资人之间分享和分担,那么就应该选择出资者利益至上模式;如果成果和风险主要由出资者和经营者共同分享和分担,那么就应该选择经营者为核心模式;如果成果和风险的拥有者和承担者,不再仅仅是出资者和经营者,还包括了公司外部人,那么就应该选择共同治理模式。这为我们探讨政策性金融公司的治理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分析框架。

外部效应特征决定治理模式

在经济学上,经营成果影响范围一般用外部效应来衡量。外部效应,是指一种经济力量对于另一种经济力量所产生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该概念常常和公共物品联系在一起。一家公司外部效应越强,其经营成果就越可能是公共物品,影响的主要当事人就越多。政策性金融公司为行业内、外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就具有这样的公共物品属性。其经营成果不仅局限于公司内部,还会影响到金融行业的其它机构。实际上,政策性金融公司的产生也是源于整个金融行业的外部效应。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其运行状况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附带影响。当金融部门稳健经营时,实体经济部门可以得到良好的金融服务,整个国民经济良性运行,此时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反之,当金融部门从事高风险活动时,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无法得到合理的配置,整个国民经济难以健康发展,此时产生负的外部效应。负的金融外部效应带来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严重时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过去100年间历次的经济危机,都发端于金融市场的崩溃,就可见一斑。对于金融行业外部效应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介入,即一方面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直接干预,以此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但政府介入并不能保证所有问题的有效解决,因为政府有时也会失灵。解决金融外部效应的另一个办法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将外部效应内部化,也就是由产生负外部效应的机构与其它机构进行协商,签订契约,由其它受外部效应之害的机构支付费用给产生正外部效应的机构。产生正外部效应的机构通常就是政策性金融公司。

不难看出,金融行业有着较其它行业不具备的外部效应特征,而政策性金融公司作为衔接行政和市场之间的纽带,承担着协助政府向金融行业内其他机构提供公共品的职能,较普通金融机构而言,其外部效应更为显著。公司经营的好外,不仅直接影响公司内部人的利益,还关系到整个金融领域的稳定;不仅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承担着公司经营的风险,而且外部其它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风险,甚至是相对更大的风险。这意味着政策性金融公司的当事人不仅局限于公司内部的出资者和经营者,也包括了所有与金融市场稳定有关的各主要利益主体。

其中,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通常包括: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出资者的政府部门(如:行业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履行最后贷款人义务的央行、作为公司重要人力资本的经营人员、与公司业务有重要联系的其它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消费者。它们都在政策性金融公司中拥有各自重要的利益诉求,并且都承担着因公司经营不力形成的金融市场系统风险,为了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需要用一定的制度安排对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组织协调,形成一个利益休戚相关又相互制衡的关系网,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模式。

政策性金融公司的治理特点

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模式由于脱离了产权安排的束缚,所以只能依据利益相关者的谈判能力划定治理份额。但是,各利益群体的谈判能力具有天然的差异,且悬殊巨大。在与政策性金融公司发生密切联系的利益群体中,最强势的主体无疑是跟政府联系密切的行政机构,最弱势的主体则为金融消费者。在这两大主体之间展开的谈判,最终形成的结果只能是几个具有政府背景的强势利益相关者达成妥协共治的治理安排,使公司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向它们转移,并可能因为侵害到弱势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而触发系列连锁反应,形成较大的负外部效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需要通过立法强制提高较弱利益相关者的谈判能力,强化其对强势利益主体责任的要求,并强制提高强势利益主体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专门的法律法规是政策性金融公司的治理基石。

另外,因为政策性金融公司作为外部效应很强的公司,仅向普通金融机构或金融消费者提供公共物品服务,并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无法吸引除国资机构以外的投资者,所以,它的产权性质基本为国有独资。当这种产权性质与以法律为基础的共同参与治理模式相遇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普通公司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在政策性金融公司中被异化成:出资机构和行权机构的分离、行权机构与委托人的分离、委托人和经营者的分离。

源于共同治理模式的出资机构和行权机构分离,从理论上会要求政府从行政隶属而非资金来源角度,选择行业监管机构代出资机构行使政策性金融公司股东的权利,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出资机构通常会利用公共资金看护人的身份,重新介入到公司的日常监管中,形成了出资机构和监管机构共同管理公司的格局。根据合作监管博弈模型可以证明,这种既不是出资机构根据产权制度行使主要管理职权,也不是监管机构根据专业审慎监管原则行使统一管理职权的情况,容易造成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外部治理效率下降。

源于国有独资产权性质的行权机构与委托人分离,使得作为政策性金融公司委托人的国有股权行权具体实施人(如:行权机构及其雇员)本身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是事实上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所有者缺位。解决方法有两种思路:其一是构造非政府化的国有委托人,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通过清晰的产权链条改善委托人问题;其二是引入独立于国有股权行权机构以外的人士,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强化对委托人的外部约束力量。由于要求政策性金融公司的国有委托人不应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而必须是纯粹的所有者,缺乏可操作性,所以,通过增强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力度,发挥对委托人的外部监督作用,就成为唯一现实的可行方法。

源于委托关系的委托人和经营者分离,会产生跟普通公司类似的问题,但由于国有产权主体人格化程度不可能与私有产权达到同一层次,国有行权机构的委托人对政策性金融公司经营层的产权约束机制也不可能与私有产权约束机制一样有效,这就需要引入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因为高水平的信息披露将有利于合理配置出资机构、行权机构、经营者及外部利益相关群体权利和义务,并明晰和强化董事会及成员的治理责任,同时,可以保障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够低成本获得公司各类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从而降低其监督成本。

改进建议

首先,提升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高度。自1994年成立中国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首批三家政策性金融公司后,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的数量逐年增加,但是相关的法律配套建设却较为滞后,法律层次最高仅止于部门规章。为了保证不同利益相关群体能够在公司重大治理安排的谈判和实际份额的分配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建议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单独立法的形式,对政策性金融公司治理的重要原则和主要内容进行规范。可以先将《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政策性金融公司的内容单独列出,并结合国际经验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添加新的内容,最终形成法律层次较高的《中国政策性金融公司法》,利用法律的强制力压缩强势利益相关者利用行政资源与弱势利益相关者开展不对等博弈的空间,保护整个金融市场中弱小利益群体的利益。

其次,明确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行权机构和出资机构的分工。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多为财政部门出资,行业监管部门监管,由于职责划分不清,财政部门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也有很大的监管权利,形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风险。建议从增进公司治理整体绩效的角度出发,取消多头管理,采取与我国“一行三会”分业审慎金融监管体制相适应的一元化监管的外部治理模式,明确行业监管部门为唯一行权机构,以减少不必要的部门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行业监管机构要从政策性公司的治理安排中彻底退出,相反,为了防止行业监管机构滥用公共资源,保障国有资金的安全,在非行业监管机构弱化日常事务管理工作的同时,应该在内部治理中,承担独立于董事会之外的监督工作,尤其是在财务领域的监督工作。因此,需要对公司行权机构和出资机构的主要职责进行明确的划分,遵循的原则是由行业监管机构主导政策性金融公司的外部治理,非行业监管机构则主要承担内部治理中的监督职能。

再次,增强我国政策性金融公司董事会的共同治理特征。目前,政策性金融公司董事会成员绝大多数为政府官员,造成董事会仅执行政府部门的命令,而很少采纳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且,由于没有更多来自其它利益群体的监督,政府型的董事会往往蕴藏着高于普通公司的道德风险,因此,建议在政策性金融公司董事会中体现出以增进全社会成员整体福利为目标的共同参与治理理念,既要保证行业监管机构对公司事务的主导性,又要尽可能吸纳行业内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代表。可以遵循无利害关系和称职胜任原则选聘一定比例人数的独立董事,借助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力量监督制衡行权机构的委托人。同时,将主要的经营权交由职业经理,由其具体负责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方案,实施董事会决议,进行日常经营活动,董事会则专注负责公司发展战略、投融资、薪酬考核、内部控制制度安排等重大管理决策,确保对公司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监督。

篇6

尽管世界银行集团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增长与减贫2012年提供援助将近530亿美元，但需求仍高于08财年危机前贷款水平，国际金融公司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业务量上升。在截止到6月底的世行2012财年，世界银行集团为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增长、扶贫和促进企业发展而承诺的贷款、赠款、股权投资和担保总额达到526亿美元。世行最近将对发展中国家2012年的增长预测从6月份的6.2%调低到5.4%，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预算和央行应对经济增速放慢的状况不及2008/09年，如果国际金融枯竭和全球局势急转直下，他们的应对能力可能受到制约。在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经济逆风的背景下，据估计世行集团支持了884个为贫困群体拓展机会和提供服务的项目，例如改善教育卫生服务、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治理与制度建设。

世界银行集团各机构都为实现这一财政结果作出了贡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为成员国提供融资、风险管理产品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国际开发协会（IDA）为最贫困国家提供无息贷款和赠款；国际金融公司（IFC）对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提供贷款、担保和咨询服务；世行集团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提供政治风险担保。在12财年底结束任期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说：“世行对未来的挑战有着充分准备。自从我来到世行，世行集团的承诺总额已超过3千亿美元，大部分用于帮助各国克服粮食和经济危机。但是，和资金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同各国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针对他们的问题度身定制服务方案。我想对世行集团的员工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我任职期间努力工作勇于应对挑战，我对他们快速灵活地响应我们伙伴国家和企业需求的能力深表感谢。”

作为世界银行第十一任行长，佐利克先生率领世行走出2007年的困境，注入新的资金，近年来在爆发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后扩大对最贫困国家的资金援助。他推进了世行的现代化，使其更负责任、灵活、快捷、透明，关注善治与反腐败。他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管理层和员工配置方面的代表性，鼓励发展中国家自己设定优先重点而不是由世行来决定。他的另一项成就是通过国际金融公司加强了私营部门的作用。在他的领导下，国际金融公司招募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到贫困国家特别是非洲地区投资。根据截止到6月29日的未经审计的初步统计，国际开发协会12财年的资金承诺额为147亿美元，比11财年的163亿美元有所下降。非洲获得的资金承诺占比最大，约占12财年国际开发协会贷款总额50%，其次是南亚，约占总额36%。

篇7

【本刊讯】(记者 何华峰)据中国证监会相关人士透露，目前正在制订的券商融资融券管理办法，已处于会内各部门会签阶段。此前，15家创新试点类券商均已或正在向证监会报送方案，争取得到开办融资融券的试点资格。

券商为投资者提供融资和融券交易，在国际上是成熟的证券交易制度。融资是借钱买证券；融券是借证券来卖，即卖空一只证券。中国股市历史上曾出现大规模的地下融资融券活动，孕酿了巨大的金融风险。推出完整而行之有效的融资融券制度，对于完善证券市场交易制度，减少不规范的地下活动带来的风险，都有重大意义。不过，目前各方对融资融券制度的诸多环节，依然存在争议。

首先是融资与融券制度的推出顺序问题。海通证券一位负责人称，比较主流的意见是“融资先行”，因为资金借进与借出比较容易，而融券直接涉及券的来源问题，比较难于操作。现券实行一级存管，没法借券，限制了券的融通。

其次，券商对于交易运作模式存在分歧，核心是要不要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对此，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直接由券商向客户融资与融券；另一种以日本为代表，采取集中授信的模式，设立具有垄断地位的证券金融公司，专司对券商价款或证券不足的转融通业务，在操作上形成“客户－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金融厅（财务省）”四个层级的机构联系。

市场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目前券商的资金来源渠道很多，包括向银行拆借、发行次级债等，因此不需要建立证券金融公司。也有人认为，在现有制度和结构下，不适宜直接采用完全市场化的信用交易模式，而应采取证券金融公司主导的集中信用模式，可以有效地组织融资融券活动，并对风险进行监控。

客户向券商融资或者融券时，券商将为客户建立一个独立的信用账户。这个信用账户的处置权问题，也是券商格外关心的。比如，客户向券商融资购买股票、放在信用账户中后，客户因为某些原因――比如破产――有债权人追索客户的财产，是否有权追索到这个信用账户？券商能不能完整地收回资金，也即怎样保护券商、对抗第三人？目前这尚属法律空白。

证券

网通发行60亿元ABS

中金公司3月初宣布，将为中国网通管理发行目标发售规模60亿元、最多112亿元的资产支持证券产品项目（ABS）。据悉，此次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发行的ABS名为“中国网通应收款资产支持受益凭证”，该项资产管理计划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购买中国网通集团未来每半年从中国网通（集团）有限公司获得的应收款中不超过基础资产预期收益金额的收益。

拟发售的受益凭证不超过十期，每期的产品期限从两个月至四年零八个月不等。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给予该受益凭证的信用评级为AAA级。另外，中国工商银行提供无条件的连带责任担保。

银行

工商银行与高盛集团战略合作启动

工行与高盛集团在北京召开了战略合作项目启动于3月16日正式启动，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双方将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金交易、资产管理、公司与投资银行、不良贷款管理和员工培训等众多领域内开展合作。工商银行和高盛集团专门成立了，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及高盛亚洲首席执行官Michael Evans担任战略合作项目联合指导委员会联。此外，由工商银行控股的香港上市银行――工银亚洲也将在发债及融资等方面与高盛集团开展合作。

工商银行与高盛投资团于今年1月27日签署的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高盛投资团出资37. 8亿美元购买工行近10％的股份。

保险

中国人寿拟重返财险市场

篇8

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过程的差异，各国（地区）形成了适合自己市场实际情况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概括地归结为两大类，市场化融资融券模式和专业化融资公司模式。在市场化融资模式中，证券公司主要通过货币市场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回购和票据融资，融资融券交易均表现为典型的市场行为，欧美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的就是这种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在专业化融资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必须向经过特批的证券融资公司筹借资金，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台湾等实行的是这种专营的融资公司模式。

（一）美国的融资融券制度

在美国现行体制中，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管理的部门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的管理是建立在《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美联储还先后颁布了4个有关信用交易的规定。除美联储外，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协会等自律机构也从自身的角度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来约束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作为对联储的法规和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信用交易账户操作的细则，以保证联邦有关法规的实施。证券公司在融资交易方面的自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客户进行融资时，严格遵守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自己客户信用账户中的保证金比率一般都高于联储所规定的比例，常规保证金维持率也高于交易所的规定。二是证券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转融通时，必须严格按照联储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得随意挪用冻结的证券。另外，为了加强整个证券公司的规范水平、防范各种法律合同风险，证券公司协会还制订了标准化的信用交易账户开户合同和借券合同，对账户的操作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活动通过法律的条款加以界定。

美国的市场化信用交易模式，是建立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比较完整的自主性基础之上的。在美国信用交易体系下，基本上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美国融资融券交易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市场化在美国的信用交易模式中，监管当局从活跃市场同时又要有效地防范风险的目标出发，制订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规则。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围内，融资融券交易完全由市场的参与者自发完成。在融资融券的资格上，几乎没有特别的限定，只要是资金的富裕者，就可以参与融资，只要是证券的拥有者，就可以参与融券。而证券公司之间，同样可以相互融资融券；证券公司与交易客户之间，只要建立在“合意”的基础上，实际上也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的活动，比如出借证券、使用客户保证金等等；银行的参与方式则以资金转融通为主，同时也向证券公司提供借券，而其他金融机构（养老金、保险公司等）则积极参与借券的转融通。这种信用交易主体的广泛性，源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达。

2、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联系

在美国的信用交易中，不仅融资融券主体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时信用交易体系与货币市场、回购市场紧密结合。美国的货币市场基本上是对机构开放的，各个机构都能够在货币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开展信用交易所需的资金或者证券。而在货币市场中，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就是债券回购。回购工具的广泛使用，源于美国透明的货币市场以及完善的信用基础。另外对于证券公司的短期资金需求而言，抵押贷款和融券也是广为采用的方法。

（二）日本的融资融券制度

日本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证券抵押和融券的转融通完全由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完成。在这种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的模式中，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倍增效应。

为什么日本选择了由证券金融公司主导的专业化模式呢？应该说，金融体系和信用环境的完善程度，往往与信用交易模式的专业化（或者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大凡金融市场越不发达、信用环境越薄弱，对专业化机构监控的依赖性就越大，这就是日本在战后发展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内在原因。

日本的专业化融资融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证券金融公司的垄断专营地位

从负债结构来看，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主要是通过向资金和证券的拥有者融借证券和资金，来维持自己的转融通业务。同时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资本的比例很小，为2．5％。如此小的自有资本规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垄断专营的基础上，才能够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行。实际上，由于证券公司不能够直接向银行、保险基金等机构融取证券，其它金融机构如果需要借出证券，一般是要将其转借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证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后将证券融借给证券公司。而在融资方面，由于证券公司可以部分参与货币市场以及从银行获得抵押贷款，证券金融公司对融资方面的垄断性要小一些，是一种“准垄断”的状态。

2．信用交易操作层级分明

在日本的专业化信用交易模式中，客户不允许直接从证券金融公司融取资金或者证券，而必须通过证券公司来统一进行。证券公司除了部分资金以外，也不能够直接从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那里，获得信用交易所需要的证券或资金。这样，证券金融公司便成为整个信用交易体系中证券和资金的中转枢纽。大藏省只要通过控制证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调控进出证券市场的资金和证券流量，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数。

3．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在证券公司资券转融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

导致证券金融公司转融资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与货币市场的资金使转融通需求发生分流，证券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短期借款、回购等方式从其他渠道获取所需资金。但与转融资的情况相反，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额占证券公司总借券交易额的比重却越来越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证券金融公司在转融券业务中的垄断地位。

像日本这种职能分工明确的结构形式，确实便于监管，也与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相适应。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资源快速配置的效率。

（三）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

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虽然是与日本相似的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就是实行了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

在台湾所有的证券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经批准可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其余的证券公司则没有营业许可。获得融资融券许可的证券公司可以给客户提供融资融券的服务，然后再从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而没有许可证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户的委托，代客户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融券。这样证券金融公司实际上一面为一部分证券公司办理资券转融通，同时又直接为一般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在“双轨制”的结构中，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既可以通过证券抵押的方式从证券金融公司获得资金，也可以将不动产作抵押向银行和其他非银行机构融资，因此，证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资本市场和货币资金市场之间的唯一资金通道，而是专门以证券质押的方式获取资金的特殊通道。

从台湾信用交易制度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来看，基本上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

在台湾的信用交易模式中，一方面根据台湾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现状，采取了专业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市场竞争的特点。台湾有四个证券金融公司，但并不象日本那样，一家几乎完全垄断市场，而是在信用交易提供转融资上展开市场竞争。另外，从资本规模上也比较接近。这种四家竞争的形式促进了证券金融公司的效率。由于近似有效的市场竞争，证券金融公司比较注重市场运作与风险的控制。

2．客户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逐步从转融资过渡到直接融资

台湾的证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资格，可以为客户直接提供融资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而大部分的证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户的委托，转而向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而客户也可以选择，是从证券公司直接获得融资和融券，还是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融资和融券。所以，证券金融公司在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的情况下，更多地转向直接为个人投资者提供资券融通，成了一个市场化的融资公司。

3．证券金融公司的资券转融通业务日渐萎缩

台湾的证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来越多地利用货币市场的融资工具，而逐渐减少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依赖，这导致了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业务的萎缩。

二、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现状分析

（一）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的现状

证券公司可支配资产的多少是决定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参数之一。因此，国内外券商都非常重视融资融券业务。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还没有做空机制，因此目前国内券商尚无法进行融券交易。

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券商融资渠道比较通畅，券商的资产负债率相当高。如美林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95%，所有者权益仅为5%，这意味着95%的资金来自于别的融资渠道。一般说来，公开上市是国外许多知名证券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美国的十大券商都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还在多个交易所同时上市。此外，国外券商的融资渠道还有发行金融债券、进行特种信用贷款、同业拆借、票据融资、国债回购和抵押债券等方式。

相比之下，国内券商的融资渠道就显得乏善可陈。除自有资金外，我国券商融资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同业拆借。199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为证券公司同业拆借业务提供了一条合法通道。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成员总数已经由1998年的171家、1999年的319家增加到2000年的464家，目前已经达到495家。2000年，信用拆借全年成交6728.07亿元，较上年增长104%。

二是国债回购。目前，我国国债市场由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组成，大部分证券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市场交易，而国债的最大买家——商业银行只能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从1997年起，我国国债市场就一直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交易所市场虽然交易活跃，但由于发行量小，债券供不应求，导致回购利率高企，特别是在新股发行时尤为明显，券商融资成本较高。2000年，我国国债回购全年成交15781.74亿元、较上年增长299%，现券买卖全年成交682.68亿元、较上年增长782%。

三是股票质押贷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证监会联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从而为证券公司自营业务提供了新的融资来源。股票质押贷款具有的乘数效应使券商能以低成本扩张并获取高收益，但券商提高了收益的同时负债也相对上升，风险也自然增加。因此管理层对该项业务作了较严格的资格认定，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券商获准进行股票质押贷款业务。

总体而言，我国券商的融资业务存在渠道窄、数量少、比例小的特点。融券业务至今还没有开展，债务融资也只处于起步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1999年的《证券法》第35、36、141条明确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证券公司不得从事向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活动；证券公司接受委托卖出证券必须是客户证券帐户上实有的证券，不得为客户融券交易；证券公司接受委托买入证券必须以客户资金帐户上实有的资金支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法筹集的资金。也就是说，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强调现货交易，既限制券商通过融资融券进行自营业务，也限制其向客户提供融资融券服务。

（二）拓展融资融券渠道的必要性分析

在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券商自身的风险内控机制尚未健全，各种配套的监管措施尚未完善，因此从微观层次上看，严格的分业经营势所难免，但从宏观层次上看，银行与证券、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必须在最高层次上融合，这也是当今国际金融业的整体趋势。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以及应对加入WTO后国外券商的激烈竞争，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已是摆在管理层及券商面前的当务之急。

1、券商扩大可支配资源、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证券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产规模直接决定了券商的竞争力。我国券商与国外同行相比，其一大劣势是自有资本金不足，总资产规模小。如2000年我国101家券商的资产总额为5753亿元（含客户保证金），净资产总额为236.4亿元，平均每家券商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仅为57亿元和2.34亿元。从1999年起我国券商掀起了一波大规模的增资扩股运动，但截止2001年底，券商总资本金才刚刚突破800亿元，平均每家不到7亿元。相比之下，美国1998年底券商总资本金达1045亿美元，总资产达19739亿美元（不含客户保证金）。2000年我国券商业务价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证券的营业收入为28.94亿元人民币，而同期美国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营业收入为454.13亿美元，前者仅为后者的0.77％。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国内券商很快就要和国外的投资银行“巨无霸”在同一平台上展开公平竞争，这样小的资产规模，如果没有一条通畅的融资融券渠道的话，如何能与国际大投行竞争。

2、现有融资渠道的有效程度不足

从美国、台湾的融资融券制度看，券商的债务融资主要来自银行、证券金融公司和货币市场。其中，回购协议正在成为券商融资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渠道，逐步代替传统的证券抵押融资方式。而我国目前阶段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落后，交易工具的种类少，交易规模小，参与机构也少，而且证券公司自营帐户中以股票持仓为主，可以用来作回购交易的债券数量有限，因此，回购市场尚不能很好地满足我国券商的融资需求。拆借市场上融资不用证券作抵押，融资风险比较高，银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虑对融资额度有较严格的限制，因此同业拆借所能获取的资金是有限的。另外，同业拆借和国债回购都不能满足券商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证券质押融资具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银行很难对券商或投资者融资取得的资金投向进行有效的监控，加之我国股票市场实际运行过程的不规范性，因此监管部门对证券质押融资作了严格的资格认定和比例限制，使其至今仍处在起步阶段，市场规模很小。因此，我国现有的几种券商融资渠道，都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为，而不能很好地满足券商对资金的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券商融资方式，或者改进现有的融资手段，使其能更好地为券商融资服务。

3、有利于活跃交易市场

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融资融券属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证金比率这一杠杆，有效地放大参与市场交易的资金量，从而活跃交易市场。总体上说，我国股票市场的交投一直比较活跃。以1998年为例，纽约和东京交易所的换手率分别为69.9%和34.1%，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换手率为314%，而我国1998年为515%（上海A股，下同），1999年为428%，2000年为498%，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也高于台湾。我国股票市场能维持活跃的交易，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政府对股市的大力支持；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封闭性使投资者缺乏其他高效的投资渠道；三是我国股市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运行尚不规范，散户比例大，做庄盛行，投机性强。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以上三个有利于股市活跃的因素将逐渐淡化，同时一些新的市场变数已开始显现：一是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大量违规资金将撤离股市；二是市场扩容速度加快，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三是我国即将推行国有股流通方案，虽然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但大量国有股的流通，无疑需要巨额承接资金。因此，未来我国股市的资金面并不宽裕，市场交投将逐渐趋于平和。而证券市场要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维持一定的交易活跃程度是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拓展券商的融资融券渠道，进而活跃股市交易，是应时之需。

4、建立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能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属于典型的单边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就是说，投资者要想博取价差收益，只有先买进股票然后再高价卖出，由此导致市场一味地追高，市盈率高企，股价远远脱离基本面。一旦市场出现危机时，往往又出现连续的“跳水”，股价下跌失去控制。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1年，我国股票市场的年平均波动幅度达40%（按上海综合指数计算）。而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市场本身具备了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其原理是：当市场过度投机导致某一股票价格暴涨时，投资者可通过融券，沽出这一股票，从而引致股价回落；相反，当某一股票被市场过度低估时，投资者可通过融资买进该股票，从而促使股价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完善的融资融券制度下，价格稳定器才能发挥作用。在没有融券交易的配合下，融资交易不仅不会起到价格稳定器的作用，反而会制造市场虚假信息，破坏市场供需平衡。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应注意两者的协调发展。

5、从长期来看，通过融资融券沟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利于释放金融市场风险。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是两个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关的金融子系统，供需的变化和市场的割裂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两个系统中产生风险积累，如果风险长期得不到分散和消弭，将使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度膨胀而危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的金融风险已经不可忽视。一方面，银行存款大量增加，目前已超过7万亿元，且每年的增量在8000亿元以上，存款的迅速增加与银行“惜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导致银行单位资产赢利下降和总体资产质量恶化。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因其快速发展和高额回报所引致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于是违规事件时有发生且屡禁不止，如银行资金违规入市、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及向客户融资融券进行非法交易等。这些状况说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已具有相互渗透的需要和冲动，人为的割裂非但不能解决这种矛盾，反而会引发更大的风险和危机。因此，当前应逐步放开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管制，使银行资金能合法、受控制地进入证券市场，从而缓解和释放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

（一）主导思想：建立过渡性专业化证券金融公司

从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比较中可以看出，一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的选择从根本上说是由该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的结构特征决定的。美国的制度是在市场的历史进程中自发地形成和发展，并由法规制度加以限定和完善的。日本和台湾的制度都是战后在证券市场欠发达、交易机制不完善、整个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其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别于美国，具备中央控制的性质。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参与者的自律意识和自律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难以直接采用市场化的融资融券模式，而应吸取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和教训，建立过渡性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模式，等时机成熟后再转为市场化模式。同时，应注意到我国属于“转轨经济国家”这一现实，证券市场中仍有许多地方有别于他国，如国有股问题，A、B股问题，银行、券商、上市公司以国有控股为主等等，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制定有中国特色的证券金融公司制度。

建立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应充分注意到其过渡性。从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来看，证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跃市场、融通资金和控制风险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步成熟，这种专营性的证券金融公司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资融券市场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来越难以胜任日渐增多的市场职能，在运行中出现了业务大、责任重、风险集中的状况。因此，我国在建立融资融券制度时，从一开始就应明确市场化的融资融券制度才是最终的选择，建立证券金融公司只是一个过渡的桥梁。在制度设计中，应使其尽量精干并易于调整和过渡。在数量上，宜控制在3家左右；在功能上，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减少政府过度干涉，防止权力和责任过于集中。

（二）建立证券金融公司的意义

1、有利于监管部门对融资融券活动进行监督控制

我国证券市场是建立在公有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对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进行调控，这与美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美国模式中，风险的控制由市场参与者以自律为原则自发地实现。证券公司和银行直接发生个别融资融券交易，中央监管部门对市场整体的融资融券活动难以有及时而全面的了解，也难以对交易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督；证券交易所作为第三者可以对融资融券活动的结果进行监督，但很难对交易过程实行监控，也难以防止交易双方发生不规范的内部交易。而专业性的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融资融券市场的唯一窗口，可以随时掌握整个市场的融资融券情况，并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完成对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服务。公司的性质、地位及其与监管部门的关系决定了它在提供服务时将履行严格的自律准则，降低风险和防范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2、有利于融资融券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证券金融公司模式下，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贷给证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转融给各个证券公司，这使融资融券活动的传递链单一化，在机制上比较容易理顺。相反，如果各个银行将资金或证券直接贷给证券公司，由于参与主体繁多，可能导致融资融券市场的无序化，不利于市场监管，尤其是对银行现有的管理水平及其人员的技能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银行与证券的存管、清算、登记等业务机构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在协调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障碍，这也限制了银行和券商之间进行直接的融资融券活动。

3、有利于降低融资融券的系统性风险

融资融券不可避免地含带着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在我国目前融资融券制度和有关法律制度欠完备的情况下，银行出于对贷款安全性的考虑，对券商的融资融券需求可能显得不够热心。通过建立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凭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以保证贷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银行的顾虑，增强银行乃至整个社会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安全性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扩大券商的融资融券通道。

（三）证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和运作机制探讨

1、自有资本的筹集

从股东结构上看，日本和台湾的证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东都是各类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和交易所，这使证券金融公司具备了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值得我国借鉴。未来我国的证券金融公司，可由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共同投资建立。

证券金融公司资本充足率的设定，直接影响到其资产规模、信用水平和运行质量。台湾要求证券金融公司的负债总额不能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1.5倍，相当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8%；相比之下，日本证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仅为2.5%，其资本金比率很低，且债务中几乎全部为短期债务，要求高效率的流动资金管理技能。考虑到金融机构的性质及本着稳健的原则，我国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金充足率设定在8%比较适宜。

2、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能权限

融资融券的交易过程比较复杂，牵涉面也较广，因此美国、日本、台湾都对此作了非常细致和具体的规定。我国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尚低，市场参与者自律性较差，因此更应事先制定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明确各方的权限和职责。我国法规的结构设计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主管机构，制定有关银行向证券金融公司提供资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作为中央证券监管机构，制定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或投资者提供资券转融通的管理办法，并由证券交易所对有关交易、存管、结算等方面制定出细则作为补充。证券金融公司成立后，再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总体法规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氛围。

3、业务职能的设定

证券金融公司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资金通道之一。日本的证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而与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必须通过证券公司转融通；台湾实行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同时融资融券的“双轨制”，并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证券公司有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许可，其它的证券公司只能为客户办理资券转融通。我国在设定证券金融公司的职能时，可同时借鉴日本、台湾的经验，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考虑制定以下分阶段的实施步骤：

（1）对券商的融资融券资格设限，只有那些具备一定规模、资产质量良好、守法经营的券商才有资格申请融资融券业务。券商规模控制在近期无重大违规行为的综合类券商。

（2）在证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规定其只能向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而不得向后者进行融券，也不得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融券。证券公司可以向投资者融资，但不得融券。

（3）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如1年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投资者进行融资，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

（4）在我国的做空机制建立起来后，放开证券金融公司向券商和投资者从事融券业务，同时券商也可以向投资者融券。

当融资融券制度最终建立起来后，其运作机制如下图所示：

4、建立信用管理机制

融资融券交易有较强的倍乘效应，能在短时内大规模增加交易额度，从而增加市场风险。因此，为防止交易信用的过度膨胀，应设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对其进行管制。考虑到我国的证券公司尚无办理证券抵押融资业务的经验而且自律程度低，与早期的台湾证券市场相仿，因此在设计证券公司融资融券制度时，可较多地参照台湾的管理办法，注重对各个级别的信用额度的控制，强调以保证金比率为基础控制因市价变动形成的市场风险，以及以资本金比率为基础控制证券公司的债务风险。同时，对美国、日本的成功之处，也要有选择地学习参照。具体措施包括：

（1）可用作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的资格认定

不同证券的质量和价格波动性差异很大，将直接影响到信用交易的风险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证券都适合作融资融券交易，而应对其进行资格认定。资格认定权可归属证券交易所。现阶段，可考虑规定流通股本在3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2000人以上，具有一定交易规模的公司股票才可以用来作融资交易或抵押。融券用的证券资格应比融资的证券更高，可规定流通股本在4000万股以上，股东人数在3000人以上。当然，在运行过程中，交易所应根据股票的市场表现和公司的情况随时修订具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股票名单。

（2）对市场整体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融资保证金比率和融券保证金比率的动态管理。融资保证金比率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借鉴台湾的经验，现阶段我国这两个比率可考虑设定在60%和30%。也就是说，券商在融入资金购买证券时，必须交纳60%的保证金，并把购得证券交给证券金融公司作抵押。当证券价格下跌导致保证金比率低于6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停止向该券商继续融资，当保证金比率低于30%时，证券金融公司将通知券商补交保证金，否则将强行卖出抵押证券。券商的保证金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符合条件的证券。当用证券作保证金时，还应设定另外两个指标：一是现金比率，即券商的保证金不能全部是证券，而必须包含一定比例以上的现金。现金比率可设定为20%；二是担保证券的折扣率，即用作保证金的证券不能按其市值来计算，而应扣除一定的折扣率，以降低证券价格过度波动带来的信用风险。担保证券的折扣率与证券的类型有关，政府债券可按10%计，上市股票可按30%计。

融券保证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证金比率和常规维持率，可分别定在70%和30%。其含义和融资保证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规比率一致。

（3）对证券机构信用额度的管理

包括对证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证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额度管理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来实现：一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二是规定证券金融公司从银行的融资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6倍；三是证券金融公司对任何一家证券公司的融资额度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5%。

对证券公司的管理同样可通过资本净值的比例管理实施：一是规定证券公司对投资者融资融券的总额与其资本净值的最高倍率，台湾规定为250%，考虑到我国证券公司的资本金比率远不及台湾，因此可考虑将这一倍率定200%；二是每家证券公司在单个证券上的融资和融券额分别不得超过其资本净值的10%和5%。

（4）对个别股票的信用额度管理

对个股的信用额度管理是为了防止股票过度融资融券导致风险增加。可规定：当一只股票的融资融券额达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时，交易所将停止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当比率下降到18%以下时再恢复交易；当融券额已超过融资额时，也应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复平衡后再重新开始交易。

5、建立严格的抵押证券存管制度

证券存管是融资融券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资券借出方的资产安全。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制度中，美国的存管制度是最完善的，相反，台湾的制度过于僵死。因此，在设计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中有关抵押品存管的机制时应更多地参鉴美国的运作机制。其关键步骤包括：

篇9

整个采访大约持续了两个小时，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时间安排。夏瑞是一位非常健谈、思维敏捷，且不失中国式风趣的人。他认为，大众汽车金融在中国的业务仍然在发展中，获取利润不是公司的主要目标，而推动大众汽车的销售才是重中之重。蛰伏期

中国的汽车金融业务始自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经营主体以商业银行为主，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调整和房地产项目的冲击，一度被叫停。直到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汽车金融管理条例》，中国的汽车金融市场才正式启动起来。

2000年以来，随着汽车销售市场的火爆，汽车金融信贷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种匆匆上马的结果，使得市场风险大大增加，不良贷款率一度居高不下。

2003年汽车消费中，有近20％的购车者用了汽车消费贷款，但是不良银行贷款比率也很高，这样，红红火火的汽车金融贷款就此转入了发展的低潮。根据夏瑞的说法，目前中国的汽车消费信贷只占全部购车业务的10％多一点儿。

而这一数据在欧洲是60％～70％，在美国则高达80％～90％。

中国汽车金融的现状仍然在困扰着汽车金融公司的发展。夏瑞对此表现得很冷静。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市场表现很正常。因为中国消费者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们一样，消费习惯迥异于西方，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一直是期望赚到了足够的钱后才去购买汽车。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对于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中国消费者对于汽车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所以如何在保证整个家庭保留有足够生活资金的同时，拥有一辆汽车就使得贷款购车进入消费者的考虑范围很重要。汽车金融在中国拥有着很大的成长发展潜力。

当然，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考虑到市场风险因素，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对车贷业务予以一定的掌控。此外，中国金融历史还比较短，仍然需要系统、人才方面的支持。夏瑞比喻说，汽车金融业务的开展不能一蹴而就，不能像拧开水龙头一样，一下子就全部放开。

夏瑞对于中国汽车金融非常乐观，他预测中国汽车金融的比重到2010年将达到25％～30％，而且大众汽车金融业务将会和中国市场一起发展。

征信软肋

大众汽车金融作为最早在中国开办汽车信贷业务的海外跨国公司之一，2004年9月就已经在北京正式营业。作为一家独立的金融公司，大众汽车金融(中国)并不以利润的获取多少为主要目标，夏瑞表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支持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确实，汽车金融提供的便利，可以促使消费者更早地购买汽车，还有可能购买比原设想配置更高的车辆。汽车金融丰富的产品以及专业的服务可以促使消费者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在同一品牌内更换汽车，并由此提高顾客的品牌忠诚度。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德国大众全球市场中的第二大区域市场。2006年，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市场的新车零售量增长尤为强劲，较上年同比增长24.3％。

早在2003年11月《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颁布后不久，就传出了大众汽车金融服务股份公司等海外公司已经获得银监会批准筹备金融公司的消息。2004年汽车金融公司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在这些跨国公司看来，在中国发展汽车金融服务比较大的障碍就是缺乏完整的征信体系。

中国个人的诚信体系缺失是不争的事实，征信体系也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新成立的汽车金融公司防范风险的手段并不是很充分，自然不敢贸然开展大宗业务。

夏瑞表示，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加入中国金融系统的征信系统。据悉，中国央行牵头正在建设一套全国性的征信体系，但是，汽车金融公司在纳入该系统的顺序先后上排名最后。

不过，在今天的大众金融中国，违约率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据悉，大众金融中国开展业务两年多，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坏账”。

夏瑞表示，这是因为大众汽车金融(中国)秉承了其母公司大众汽车金融服务股份公司50多年的汽车金融经验，又结合中国的现状创建了一套比较成型的风险控制管理办法和流程。比如，对客户收入情况的考察、酌情进行家访等，提前发现违约行为并及早避免问题发生。

初级阶段

作为欧洲最大的汽车金融公司，大众汽车金融服务股份公司在全球开展金融服务业务，其业务范围涵盖了各种与汽车相关的金融服务，包括金融、租赁、保险等领域。通过这些根据市场需求开发的产品，大众汽车金融服务股份公司努力提高大众汽车用户的忠诚度，并以其出色的工作流程、组织形式和信息系统为大众汽车集团的销售提供有力支持。

但是在目前中国汽车金融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大众汽车金融(中国)公司在零售业务方面的主要业务仍然局限在个人分期付款信贷业务，包括弹性信贷和标准信贷两种产品，贷款期限在1年到5年之间。对于经销商，大众汽车金融(中国)也仅是开展了基于库存车辆的经销商融资业务。

尽管汽车金融服务的范围非常大，但是中国开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经销商的运营和个人汽车的买卖等。

而被认为是汽车金融最核心的业务，比如以租赁等方式为客户量身定做贷款方案，以及按不同信用级别和职业特征确定不同的利率和还款计划，都还在目前的政策允许范围以外。

因此，从总体规模上来讲，大众在中国的金融业务仍然受限于政策因素，处于一种初级阶段。据粗略统计，大众金融在中国的信贷业务每月仅有1500～2000笔左右，这与南北大众在整个中国的汽车销售相比，数量还是微乎其微。

面对中国市场的窘迫状况，夏瑞还是非常乐观，他认为汽车金融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大众汽车金融(中国)也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而做得越来越好。

目前大众汽车金融(中国)的业务已经拓展到了全国60多个城市和地区，拥有300多家的合作经销商。目前，整个大众汽车在中国的经销商合作伙伴大约有1000家左右。

对于汽车金融的零售业务，夏先生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大众汽车金融(中国)贷款利率采用的一直是固定利率制度。在央行利率频繁上调的情况下，大众汽车金融的产品和服务相对来讲很有吸引力。因为在固定利率下，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的购车消费者得到的实惠不言自明。

借势传播

在目前的中国汽车金融状况下，汽车金融公司的表现也参差不齐。有些公司不仅缺乏有效的业务拓展能力，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开展业务

其实，和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汽车金融产品也需要汽车金融公司通过各种营销传播手段，告诉消费者产品的特征、优势、办理程序。对于成立两年多的大众汽车金融(中国)公司，他们在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大型跨国公司所表现出来的灵活。

除了依靠在经销商4S店内摆放多种宣传品，包括产品手册、易拉宝等以外，夏瑞先生刻意提到了大众汽车金融在中国的广告策略。他认为，与厂家或者经销商的车辆促销广告捆绑在一起，就是将高品质的大众汽车集团的品牌车辆与专业的汽车金融服务结合在一起，是体现汽车金融优势的直接表现形式。一方面可以展现与厂家和经销商紧密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将汽车金融的优势，比如较低的月供结合实际车辆一起进行宣传，可以起到直观、有效的宣传作用。

在大众汽车金融(中国)看来，购车一族通过广告了解车辆的同时，能了解多种购买途径信息也是服务的一种。在这些车辆广告里，消费者可以明确了解是否可以在该经销商处贷款购车，为他们做下一步的咨询提供了信息。

篇10

中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向成熟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今后会不断有新的证券制度出台，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有可能对股市产生改变趋势的扭力，研究探讨证券制度出台的背景，时机，逻辑和影响将会为我们的投资带来有益的启示。(见图)

分析近期证券制度，我们发现转融通方案出台及业务实施将会对未来市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本文针对转融通的基本模式和规划进行方向性探讨，同时也就转融通的规模以及对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

融资融券的现状和局限

从定义而言，所谓转融通，就是由银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资金和证券，证券公司则作为中介将这些资金和证券提供给融资融券客户。而中国的融资融券业务是指，证券公司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八证券或出借证券供其卖出的业务活动。从类型来看，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转融通业务理解为　个扩大了的融资融券业务。

所以要理解转融通，先要知道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融资融券试点业务。融资融券业务是为了未来转融通的顺利展开而存在的，评估融资融券的现状能够更好得了解转融通的价值和意义。

从2010年3月开始以来，融资融券业务主要得到了以下发展

试点券商持续拓展，业务良好运作。融资融券业务已经从原来的第，二批的11家顺利扩大到了第三批，从业务来看并没有出现重大的违规事件和系统性风险，这说明融资融券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规模不断扩大。自201 0年3月以来，融资和融券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10年12月，融资余额和融券卖出量分别达到127.6亿元和2264.4万股，分别比试点初期增长了1964.5倍和3189.4倍。

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业务本身对券商收益产生持续性的贡献。

但随着融资融券业务的开展，局限性也逐步显现，其主要表现为　融资与融券规模严重不匹配。融资余额占比　直保持在98％以上　融券卖出量虽然持续上涨，但融券余额一直低于2％。

现有融资融券总体规模偏小。虽然融资融券占总市值的比例一直呈持续增长，但比例仍然偏小，12月底的融资融券规模占比只有0.048％，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融券规模更是可以忽略不计，这不仅和目前只有90只股票参与融券有关并不具有代表性，而且还与券商是否愿意融出自己的重仓股有关。由于占比较小，融资融券业务本身并没有起到价值发现的功能。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目前融资融券试点已经在顺利展开的背景下出现了发展的瓶颈，扩大规模和范围迫在眉睫。

国外融资融券(转融通)市场分析

根据我们对欧美以及亚洲各国市场分析，欧美以及东亚部分地区已经建立起适应本国的融资融券授信模式，主要分为两大类市场化(分散授信)模式和专业化(集中授信)模式。

美国，英国等国主要采用市场化(分散授信)模式。证券公司通过货币市场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回购和票据等工具融资，融资融券交易均表现为典型的市场行为，其风险也由市场机制加以化解。

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主要采用专业化(集中授信)模式。证券公司向经过特许的证券金融公司筹借资金，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连通货币和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对证券信用规模、额度和分配方向进行调控。证券金融公司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它们的融资融券活动对市场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对监管当局有关证券市场的政策起直接或间接的辅助作用。

亚洲国家及地区和欧美国家在模式采用上的　个明显的差别在于设立证券金融公司，考虑到中国融资融券业务刚刚起步、政府的谨慎立场，我们认为中国采用亚洲模式的可能性更高更便于管理市场。日韩台融资融券制度比较

日本采用。单轨制“集中授信模式。特许的证券金融公司作为融资融券的中介和枢纽，投资者向证券公司融资融券，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的规模和分配方向，调控整个市场的证券信用交易活动。

韩国基本制度安排与日本大体相同。客户可以在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后通过证券公司从事信用交易，证券公司为其提供融资融券服务：证券公司在可供融出的资金或证券不足时，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转融通。

台湾地区采用“双轨制”集中授信模式。其特点是证券金融公司既可以为证券商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又可直接为投资者融资融券。具备资格的证券商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融资融券，也可以以不动产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融通资金。证券金融公司处于既垄断又竞争的地位。

日韩市场规模及范围

日本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347个证券品种中，绝大多数可从事融资融券交易。其中，既可融资又可融券的证券品种为1552种，约占66％：另有500多种证券只允许融资。近几年来，东京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金额占其整个市场交易金额的比重约为15％。在融资融券交易余额中，一方面，融资余额远高于融券余额，近几年融资余额占融资融券交易余额的比重约为80％左右。

韩国　绝大多数交易所的上市证券和ETF都可作为融资融券交易的标的证券。目前韩国融资融券交易所占的比重较低，这主要由于证券公司和证券金融公司近五、六年来所开展的融资融券业务类型较为广泛，融资融券交易只是其中一种形式而已，而且所占比重较小。

业务推出或将提速

根据前面分析，在融资融券业务顺利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判断中国推出转融通业务或将提速，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转融通业务推出的必然性。转融通业务包括转融资和转融券，是指由银行，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资金和证券，证券公司则作为中介将这些资金和证券提供给融资融券客户。从制度设计来看，目前实施的融资融券是为未来更好推出转融通做准备，只是个过渡阶段，转融通业务的顺利展开才是股市交易制度的真正完善。

其次，转融通方案出台的急迫性。融资融券试点从2010年3月以来已经有接近一年的时间，随着业务的推出和试点券商范围的扩大，整个业态发展整然有序，这为今后有序地进一步推进业务发展打下基

础。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融资融券业务规模和股票范围急需扩大，这已经日益成为制约相关业务的瓶颈。　方面是由于融资规模低于潜在需求所致，同时90只股票融券范围的限制，直接导致了融资融券业务的初衷――价格发现功能无法得以有效展开，这也是制约目前中国股市走向成熟的主要障碍。

第三，从上交所战略规划(2011―2020)来看，未来3年主要的目标是“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建设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　深入推进产品创新，平稳发展融资融券业务，探索发展个股期货和期权，筹划建立基于合格投资者的衍生产品市场。“要使中国在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不但需要大规模的扩容还需要建立相匹配的其他相关业务协调发展，而作为连接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转融通业务将是个关键。

根据以上条件推测，或许在融资融券推出一周年的2011年3-4月份是个重要关注的时点。

实施后范围和规模扩大

从上分析来看，中国目前融资融券的主要问题是规模和范围较小，没有起到价格发现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导入转融通后，中国的融资融券规模将会扩大，受益群体也会有所增加。

从国际比较来看，融资融券标的达到全体的50％以上，融出对象是包括证券、基金，银行、保险等在内的主体投资者。就中国市场而言，股票标的将会先从现在的90只扩大到沪深300只，而受益对象也将会从现有的券商扩大到基金保险。银行等投资机构。

由于基金(特别是指数基金)和保险都是长期价值投资者，这些投资机构持长期持有大量相关证券。通过转融通机制能够贷出相关股票获取低风险收益，且不影响长期投资的目标。这也为解决目前中国融券较少的瓶颈提供出路。

对市场的影响及机会

转融通作为种制度设计，对市场的影响是中性的，并不会改变股市的原有轨迹，这可从国外市场研究中得知。我们分别研究了亚洲三个市场，其中马来西亚推出转融通后股市持续上扬，泰国是先涨后跌，香港是出现持续下跌。从中我们可以得到2个总结1转融通的推出并不会改变长期趋势，这可以从马来西亚和泰国股市中发现，而香港更多是和当时的宏观背景有关。2但转融通的推出对市场短期的影响加大，有助长助跌的可能，甚至像泰国有改变短期趋势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