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底层逻辑范文
时间：2023-09-05 17:18:2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业模式底层逻辑，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Cadence：EDA360愿景
1.1 苹果商业模式
近年来，商业模式的竞争是一浪高过一浪，许多知名公司都纷纷推出新的商业模式来竞争，而这些商业模式的竞争都是基于用户的心理需求，比如苹果的iPAD，就催生了网络时代娱乐新模式，也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娱乐模式，从而获得了更多人对苹果品牌的本身关注，让苹果品牌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影响力。作为IC设计业的基础支柱产业，EDA行业在这场竞争中也不甘寂寞，著名的Cadence公司提出了以商业模式创新为基础的EDA360愿景。
Cadence设计系统公司资深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John Bruggeman首先为大家简要回顾了苹果公司的商业模式奇迹。苹果公司的iPhone为什么特别受欢迎？不是因为功能多或外观好，而是因为iPhone新颖：第一，它有很多不同的应用，你可以不断去使用新的应用；第二，iPhone介绍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通过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吸引和留住用户。旧的商业模式是你这个公司要产生收入的话，只有你卖一个手机或者再卖其下一代给这个用户，这是离散性的旧有商业模式。这种离散性的商业模式对手机也还行得通，因为手机的生命周期约18个月，这样手机厂商每一年半就可以有点儿收入。但如果对像汽车或者是电视等耐用消费品，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长，汽车可能15年左右才换，这种15年才能产生一次收入的方法对商家不太好，这就不是一种很容易持续的商业模式。
苹果公司推出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通过应用客户去购买应用，或者是应用相关的内容来不断地产生营业收入。这种新的模式是一种持续的收入模式。这样对公司来说是比较有发展是很有好处的。
苹果和运营商谈判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说：所有喜欢iPhone的用户都是我的用户，而不是你的用户；尽管在使用你的网络，但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的网上下载的。其实，无论是电脑、手持终端，苹果都有很强的客户掌控能力，所以苹果在与运营商合作中会很强势。而这种对客户的掌控能力，其核心是基于产品的差异化定位、技术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并且永远领先一步，从而形成对产业链的话语权和掌控力。苹果通过APP Store开放平台，让用户在上面付费下载各种音乐和应用，苹果再跟内容提供商和应用开发商分成（所得收入与合作方3:7分成），建立利益驱动的合作伙伴共赢机制，形成正向反馈，既为用户提供越来越多更具吸引力的应用和服务，也为合作伙伴和自身带来收入的快速增长。此模式中，苹果在价值链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样很强大，其掌握了价值链的两端，上游是自由软件的开发者、音乐厂商，下游就是用户。苹果iPhone模式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基于产品的差异化定位、技术上的不断创新和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永远领先竞争对手一步，形成对客户掌控力，从而形成对产业链的话语权和掌控力，从而在合作中赢得主动，获得快速且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1.2 半导体公司面临转型
对于半导体公司，也同样可以从苹果公司的创新中汲取经验。例如三星不仅是一个电视厂商，也在推广应用，所以也是一个应用软件的公司。华为正在追赶Cisco，不仅提供网络交换机，也是要成为一家应用型的公司。这些整机公司在转型，对半导体器件公司来说也需要有转型，需要半导体公司不仅提供半导体器件，也要提供相应的一些软件服务，像固件（fireware），甚至驱动软件等底层软件。纵观世界前20、30大半导体公司当中，其投入大约有超过50%是在软件方面，所以软件已经成为半导体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营收模式。所以这些软件工程师他们也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对这些半导体公司来说，因为他们传统只是设计硬件，现在还要设计软件。
1.3 EDA业的挑战
在回顾了电子行业的几个精彩的商业模式创新案例之后，Cadence设计系统公司资深副总裁兼首席营销官John Bruggeman先生开始言归正传，谈起了EDA行业的创新。他指出：对于软件来说，重要的一点就是怎样在硬件实现之前能同时开发这个软件；另外是怎样去发现Bug。Bug到底是在软件当中，还是在firmware、硬件或者软硬件交互中出现的？除此之外，芯片设计师还面临传统问题，诸如怎样迁移到一个更新的工艺，以及低功耗、硬件设计等问题。对芯片设计公司来说，不仅要应对传统的半导体硬件设计方面的问题，还要增加一些新的在应用软件方面开发方面的一些新的挑战。所以EDA公司需要转型，帮助芯片公司来应对这些新挑战。
为此，Cadence把新的EDA转型称作EDA360。EDA360希望帮助半导体公司解决三个层次的问题：1）系统实现，包括早期的软件开发，系统级的验证和纠错；2）SoC（系统芯片）实现，帮助客户去解决SoC中像fireware的问题等底层软件的开发，以及与器件相关的软件开发；3）硅实现层次，主要解决传统问题，包括低功耗等。EDA360不仅是Cadence一家公司，还需要整个产业的合作，甚至包括Cadence的EDA同行们的合作。具体来看，因为现在的半导体公司无论大小，用到的EDA工具往往不只是一家的，所以传统上都是用一些点工具来组成的设计流程。但现在需要更强的交互，需要有一些通用的API（应用协议接口）或数据库等。
1.4 竞合与转型
John指出，EDA行业也是像传统软件厂商在五年前发生的事情一样，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既要跟竞争对手角逐，同样也需要和商业对手合作，甚至和开源软件厂商竞合。在竞合中又要能盈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EDA行业在目前的产业环境、商业模式和成本的竞争压力之下，需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
John强调说，Cadence系统级解决方案就是要解决硬件设计之前的整个系统开发的一些问题，甚至是你的硬件还根本没有开始设计时。因为在系统级设计做验证时效率会更高一点，所以在做系统级设计验证方面，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模型建模，怎样去为你的硬件建模，为操作系统/Linux建模，为CPU/处理器建模，为连接的逻辑去建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Cadence首先与合作厂商去开发这些建模的工具。
其实现在已有一些建模的方式，但基本上是专有、封闭的模型（model），所以一方面你很难去获得这些模型，另外一方面即使你拿到了这些模型，也很难去做二次开发，或者是做一些更改来适应你自己的设计。因此Cadence来提倡一种新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去获得标准的模型。
第二步要做一个虚拟化，把已有的开放式的模型做一个虚拟化的设计、开发，虚拟化设计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层在，我们叫虚拟原型（prototyping）的技术，其运行的仿真速度非常快，甚者达GHz，可以与软件运行速度相比拟，但不是很精确；第二个层次我们叫emulation（硬件仿真），它基于周期精确的模式，速度比虚拟原型技术慢，但是比第三个层次――FPGA原型技术快；FPGA原型技术的优势是更精确。
当客户做这个应用开发时，要涉及到应用软件和底层的驱动软件、固件，然后再加上硬件，所以需要不同的精度和速度去为你的不同设计开发阶段做一个匹配。
现在的虚拟化技术不能舍弃以上三部分的某一个部分去做，所以这个虚拟化平台不是有三个解决方案，或者三个软件组成，它应该是基于同样的一个内核来实现这三 个不同层次的。这样整个模型都是基于同样的一个内核，整个开发的移植性会更好，做开发仿真时在一致性方面会更好，可同时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2Mentor Graphics：利用本土优势，
推动中国IC设计产业发展
明导（Mentor Graphics）公司亚太区技术总监Andrew Moore博士认为中国IC设计业区有些本地特点：
（1）优势。中国本地的优势是现在中国和亚洲有很多foundry，所以可使中国本地的半导体设计的从业人员非常方便地和这些foundry沟通。这样可提高效率，这也是其他国家的半导体工业羡慕的一件事。
（2）劣势。中国可选的IP（知识产权）供应商数目不如欧美多，导致中国fabless可使用的IP种类有限。但随着中国fabless设计市场越来越兴旺，这种状况会逐渐改变。但劣势并不代表中国本土企业就设计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尽管中国客户也许不能在第一时间选择出最适合的IP，但本土客户可以自己设计或沿着这个方向走――这也许会花更多的时间。但中国也有很多优势，本地市场，众多Foundry，国家标准等。因此本土客户还是有机会设计出一流产品的。
因此，Mentor 1997年就开始和TSMC进行直接的合作。作为EDA公司，Mentor的策略和foundry不只是合作，甚至比合作还更高级。Mentor从来没有把foundry当成一般的客户，即Mentor想卖给foundry产品，或者从foundry身上获取利益。事实上，Mentor在foundry上进行了很多投资，使foundry能为客户提供很多Mentor相关的资源，然后很多客户就会去参考foundry的方案，或者客户会关心foundry在用哪些EDA工具。Mentor很早就看到这方面的机会，投入非常大的力量在于foundry合作与支持方面。
当我们问到Andrew Moore博士：“您对Cadence公司的EDA360有何看法”时，Andrew Moore博士微笑着说：“我们乐观其成。”
3Synopsys：更快、更好、
成本更低地实现设计目标
Synopsys首席营运主任及总裁陈志宽先生也参加了ICCAD 2010年年会。他指出：“目前设计业面临着三个严峻的挑战：一是设计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最大的成本支出来自于软件和认证，这需要EDA供应商、Foundry等一起来解决；二是从芯片设计到仿真、到验证再到流片，软件和验证的时间占了流程的一大半，这方面需着力提升；三是低功耗设计。”
谈到中国大陆IC设计行业，陈志宽介绍说：“中国大陆IC设计业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需要好的IP，二是让上市时间更快，三是成本更低。”陈志宽告诉记者：在设计时要一是注重IP核应用，2010年是IP产业发展最快也是最重要的一年，IP可降低设计成本，缩短上市时间。二是未来芯片将有50%是存储器，25%是IP，其他25%则是Fabless自主设计的，而50%的存储器代表有很多软件，因此需要软硬件协同设计和验证。而进行软硬件协同设计需要越来越多的软件，以减少验证时间。同时，以前的IP是从功能入手，不是从减少验证时间入手，IP供应商要帮忙解决这一问题。三是注重功耗。
篇2
2011年，海尔收购了三洋在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的洗衣机、冰箱和其他家用电器业务。2012年，海尔在日销售额按年增约4.5倍，达483亿日元，其中收购自松下的三洋AQUA品牌销售额348亿日元，占比达七成。
2012年，海尔收购新西兰家电品牌斐雪派克。2013-2015年，斐雪派克加速拓展全球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74%。
尽管在跨国并购业务上屡有斩获、战绩不俗，但这次并购GEA依然引起了不少质疑。看不懂海尔这步棋的人，并不在少数。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路径
一般来说，企业全球化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市场的渗透；其二是全球资源的利用。
如果仅仅从前者考虑，中国很多企业都通过B2B的代工模式实现了全球化。正如美国几乎充斥着“中国制造”，却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品牌”。这种全球化更多是基于中国存在劳动力的资源洼地，中国企业的这类国际化更多是被“卷入”进去的。而且，在这样的合作中，中国企业被锁死在了微笑曲线的底部，赚取到的仅仅是一些辛苦钱。
进一步往前走，一些中国企业开始进行品牌输出，用自有品牌打入国际市场，思考如何向价值链两端延伸，汲取微笑曲线上下游的高额红利。但是，这条路径却鲜有成功者。原因在于，大多企业在思考国际化时，首先想到的是“渗透全球市场”，却没有考虑到跨国经营要付出多大成本。因为，国际化不可能是一个“中国本地制造+全球市场空间”的逻辑，必然涉及研发、生产、营销、服务的“全面全球化”问题。除非是走格兰仕那种“世界工厂”的路线，否则，一定是在觊觎全球市场的同时，思考如何“利用全球资源”。换言之，全球化的两个方面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如何利用全球资源？一些中国企业意识到，与其自建或零散购买各类全球化资源，还不如整体并购。于是，联想从IBM手中收购了PC业务，吉利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中国企业手握银弹，也希望在国际市场上快速建立知名度，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的资产价值大幅滑落，大量的并购自然发生。
并购使得中国企业获得了市场（需求）和资源（供给），显然是一种好生意。但是，要实现对于全球资源的整合，必须意识到，企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底层逻辑”。商业模式、生产模式、组织模式，甚至隐性的企业文化都应该是一体化的。说到这里，似乎就存在了“吃不吃掉收购对象”的问题。如果要吃掉，就是“重度整合”，并购对象的底层逻辑被改造，完全成为并购企业的分支。如果不吃掉，就是“轻度整合”，但风险是，企业就会沦为纯粹的财务投资者，且对于风险失去控制力。而且，长期两层皮的经营，还会导致效率低下，有违全球高效运作资源的初衷。
所以，大多中国企业依然采取了“重度整合”的模式，依靠中国管理人员的渗透，有效掌控并购对象，并逐渐调整其模式，最终达到“一体化”的效果。这方面，联想对于IBM的PC业务整合，就是一个例子。有意思的是，有人质疑杨元庆在执掌联想期间的业绩，认为其交出的财务数据不够漂亮。但其实，并购并非想象的“买件衣服穿上身”那么简单，整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排除联想“贸工技”的战略思路正确与否不说，杨元庆在联想全球化方面，还是战功彪炳的。
在跨国并购中，70%的并购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而其中70%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相对于前者可以用更精准的甄别手段来规避，后者才是无解的难题。文化差异越大，失败的可能性越高，这个规律被人们总结概括为“七七定律”。
难怪，当“海洋项目（海尔并购三洋项目）”对外宣布时，张瑞敏就说道：“只要有钱，并购任何企业都不是难事。但是只有文化和战略才能带来成功，文化整合是决定性因素。”
“人单合一”走出国门
海尔的文化整合是如何进行的呢？在以前，海尔是强势的。通过甄别市场上类似“休克鱼”的企业，在合理的价格区间进行收购，再注入海尔的管理模式，激活资产的价值，海尔实现了快速的扩张。而“激活休克鱼”的案例甚至入选了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库。
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海尔又是如何完成这种整合的呢？难道还是依靠“激活休克鱼”的方式？其实，海尔跨国收购的，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家电巨头，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市场地位和文化属性，要做强势的“文化注入”，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但如果不整合，又依然是两层皮，无法形成1+1>2的协同效应。
海尔的秘诀就是打磨已久的“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以对日本三洋的兼并为例足以说明问题。三洋和日本其他的大型企业一样，员工每年工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本工资，另一部分是奖金，两个部分基本都是固定的，俗称“12+4”的模式。如果公司业绩好，则追加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奖金，大家都一样。这种模式的问题就是，好的时候一起好，差的时候一起差，但谁都不负责任。日本人认为这是“团队精神”的体现，而且还对这种模式非常坚持。
海尔的管理团队接管三洋时，曾经在内部调研三洋陷入经营困境的原因。但三洋的研、产、销等模块都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是优秀的团队，已经完成了自己份内的工作。其实，在那个时候，海尔的高层就已经非常明白，并购之后“输出管理”势在必行，而且一定会让三洋焕然一新。
果然，兼并第二年就实现盈利了。当然，这个盈利更多是来自于资源的整合，海尔关掉了日本的生产线，将生产转移到中国来，导入了中国的供应链，这使得三洋在成本上有了很大的优势。由此，三洋得以将自己的研发优势发挥到极致，研发的产品不仅可以在日本销售，也可以在中国销售。
为了导入差异化分配的理念，时任海尔亚洲总裁的杜镜国决定给开发出好产品的研发人员发奖金。奖金如何发放，由日本团队自主决定，但他也要求一定有分配差异，要体现市场价值的反馈。但这个决定让日本人炸了锅，大家根本不接受这样的分配观念，认为这和团队精神有悖。杜镜国坚持，不差异化分配就不发放奖金。这种观念的冲突持续了半年时间，其间，日本团队不断讨论，为什么要差异化。终于，半年之后，大家把项目的贡献分开了，奖金才发下去。有了这个观点的突破，研发开始采用“两段式对赌”：第一段看能不能达到市场部门的研发需求，达到则可以获得收入；第二段则是分享产品销售之后的分红，即销售额中有一部分是分享给研发的。
研发是逐步导入，但市场是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导入人单合一。最初，海尔的管理团队与五名销售人员签订了对赌协议，另外有三人则坚持不签。但半年过去了，签约的同事工资已经上涨了一大截，没签约的也动心了，跑来找杜镜国要求签约。
而后，这种模式进一步铺开，每个模块都有“对赌”，都是按照用户的反馈来获得收入，实现了“用户付薪”。发展到现在，三洋内部已经具体到每个人的岗位都能和目标结合起来。海尔用人单合一打破了三洋平均分配、论资排辈、终身雇佣的陈旧模式。这样的模式下，三洋的业绩扭亏为盈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并购GEA，我问张瑞敏：“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也会注入GEA吗？”他说：“当然，这是我们的基因，跨国并购之后，总不可能让别人学习孔孟之道吧？”他的意思很明白，他从来就认为没有所谓“中国式管理”，而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倡导的“市场机制”、“个人价值实现”、“释放人性”等，却是世界通用的普世价值。
前不久在收购GEA的现场，我和几个GEA的高层都谈到了文化融合问题。张瑞敏的一句话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是你们的领导，用户才是我们共同的领导”。说直白点，就是“每个人获得的收益都是来自你为用户创造的价值”。这个道理简单而深刻，也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以至于，老外们频频用生涩的中文提及“人、单、合、一”，还向我打听这种模式的种种细节，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欲望。文化的整合一定源于共识，看来，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在美国也找到了共识。
有意思的是，这种整合究竟是轻度整合还是重度整合？说轻度有道理，海尔并没有强势地接管GEA，实现强管控；说重度也有道理，海尔输出了文化的底层逻辑。反正，无论是轻是重，双方都会很适应，也许，这才是跨国并购整合的“正确姿势”。
聪明人的默契
完成了对GEA的收购仪式后，张瑞敏先生带领海尔部分高管前往哈佛商学院，再会了当年开发“激活休克鱼”案例的哈佛教授潘夏琳（Lynn Sharp Paine）女士。两位老朋友却并没有谈到“激活休克鱼”的主题，而是将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海尔的商业模式、生产模式和组织模式上。显然，他们彼此对于商业逻辑的认识都已经迭代了。GEA显然并没有休克，海尔要做的，也绝对不仅仅是“激活”，那是一盘“大棋”。
张瑞敏的另一位老朋友、G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R. Immelt）在洛克菲勒大厦见到海尔一行时，用他那来自兄弟会和橄榄球队的热情与大家一一握手。他第一句话就是：“张，你现在是个大人物了！”伊梅尔特很清楚GEA的品牌价值，他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海尔的这盘棋。实际上，伊梅尔特带领下的GE也早早就感觉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他甚至想让我们谈到，自己将把GE带向一个更加“软件化”的公司。联想到最近几年他们拥抱工业化联网的种种积极举措，伊梅尔特的果敢让人钦佩。
如潘夏琳和伊梅尔特一样的明眼人都看得见趋势，所以，大家才会有那种“默契”。海尔全球化的背后，是一个互联网商业逻辑对外渗透的必然选择，并不存在诸多看客所谓的“划不划算”的问题。要说价格，伊梅尔特想要舍去的，就是张瑞敏需要的，大家各得其所，并将继续以“聪明人的不同姿态”对接“各自的互联网”，或者说，都在强化自己的“重度垂直领域”。
在美国，面对GEA的员工、商界、学界、媒体界时，张瑞敏不断强调一个观点，“我们收购GEA，最看重的是GEA的用户资产。”这句话一定有人听不懂，也一定有人会觉得虚。但事实上，张瑞敏真正就是这样想的。在GEA的并购仪式上，有些员工理解为“用户资产”，有人则理解为“他说的是我们的品牌”。
其实，“品牌估值”和“用户估值”是两回事。GEA现在的品牌还没有“用户化”，换句话说，他们在“消费者”心中有地位，但这些“消费者”是无名无姓的，并不是随时可以连接到、跟踪到的“用户”。要说估值，后者和前者绝对不是一个级数上的。也许，谈估值更多是互联网人的独特语汇，对于工业经济时代的认识来说，还是陌生的。只不过，听众们似乎忽略了，海尔早已经进化为一个互联网化的企业了。
难怪，张瑞敏在参观GEA时，最多的问题是：“你们这个东西联网了吗？有用户吗？”在他眼中，互联网时代的家电一定是网器，是连接用户的终端，而连接到用户，甚至比获得终端的硬件收益更重要。
在哈佛商学院，面对平衡计分卡的创始人罗伯特.卡普兰教授，张瑞敏特别提到了海尔的“共赢增值表”。这是衡量商业项目打造的生态价值的一个新工具，表内已经包括了对于生态收益的衡量，举例来说，卖冰箱是硬件收益，但如果通过冰箱上的屏幕形成了购买蔬果肉类的电商交易，那就是生态收益，而生态收益是可以在海尔和第三方之间分成的。按照这个逻辑，冰箱这个网器或终端就形成了一个平台，而平台的基础正是来自于有使用这个智能冰箱的用户。在现场，我和卡普兰教授也交流了这个方向，我开玩笑地问道：“衡量用户资产如果真的重要，平衡积分卡是不是应该迭代了？”卡普兰教授笑笑说：“我正在做这个事情。”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近一周的时间里，张瑞敏和高管团队每次与商界、学界、媒体界的对话都会从收购GEA的“大事件”开始，但到最后都会落脚到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上。“问题真正的答案永远很简单，不是吗？”张瑞敏笑着说。
《财富》杂志著名记者杰夫・科尔文显然没有预料到对话会这样发展，在对话快速推进到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之后，他开始不断暂停对话，并满脸欣喜地在Mac上飞速记录这些新鲜的答案。随后，他的稿子很快出来了，叫做《比海尔并购GEA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
互联网上的全球化
互联网时代，全球化一定会加速，但真正获利的，永远是那些看得懂互联网商业趋势的企业。那么，互联网的商业趋势是什么呢？这种趋势又将如何在企业全球化过程中被加速呢？
一方面，用户一定是分布式存在的，但借由互联网实现的“用户互联”，可以最大程度搜索、呈现用户的深度需求，盘活需求侧的用户。另一方面，生产力一定是分布式存在的，但借由互联网实现的“制造互联”（或互联制造），可以最大程度盘活供给侧的资源。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基于互联网，资源被超高效灵活调配，用于满足全球用户的需求。
实际上，海尔一直在测试这两个方向，并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密钥”。
就“用户互联”来说，海尔改造了“商业模式”。张瑞敏一直提倡“不基于用户交互发起的生产都应该被叫停”。在海尔的平台上，“小微化”的业务模块都背负有“用户数”和“交互用户范围”的指标。他们认为，只有拥有用户基础并且深度交互，才能够获得用户的刚需，产品才有真正的前景。另外，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在产品之外获得用户对于解决方案的需求，将商业模式由“卖硬件”的推动到“做生态”的。
所以，“这个东西联网了吗？有多少用户？”看似有违和感，实际上却是“互联网思维”。
就“制造互联”来说，海尔改造了“生产模式”。目前，除了HOPE平台、模块供应平台等实现的资源的“松散供给”，海尔在胶州的互联工厂已经成为了国内“互联制造”的样本，实现了资源的“一体化供给”。这种生产模式中，生产、设计、物流等环节都变成了数据流，在云端进行汇集，根据用户需求被组织，并基于“算法”合理地分配任务。换句话说，这种互联制造的模式下，供给侧的供应链资源完全是开放共享，被用户“随需调用”的，而且还异常灵敏。试想，当海尔将所有的工厂都完成了此类改造之后，这种共享的生产力能够被多少小微调动，用以解决用户需求，实现商业价值？如果运用这种在云端共享的生产力，这些小微又会具有多大的竞争优势（成本、质量、交付期）？
当商业模式和生产模式被改造后，供需一体化彻底实现，任何用户的需求都可以通过那条“超级供应链”被完美解决。
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只会加速在供需两侧的体量，导致“马太效应”的形成。一方面，在需求侧，越来越多的用户资产会被海尔这类企业聚集起来；另一方面，在供给侧，越来越多的供给资源会被互联化，更大程度上得到共享，导致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加速。而且，供需两端还会遵循平台的“跨边网络正效应”，互为因果，相互强化。所以，全球化进程中的海尔们，会逐渐建立起自身的平台优势，并且将平台变成共生共荣的生态，成为最大的赢家。
因此，从这个维度上讨论白电竞争，其实也没有太大意义。只要其他的世界白电品牌（如伊莱克斯、惠而浦等）还没有遵循这样的互联网商业逻辑，那么，海尔与这些企业就依然不是在一个维度上的竞争。有可能的情况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都活得不错，但趋势就是趋势，这个时代，不是对手打败你，而是趋势打败你。
其实，看懂互联网商业趋势不算太难，难的是企业必须要有那种底层逻辑，能够实现上述整合，而这种底层逻辑就是“组织模式”。
1998年，张瑞敏就曾经试图将市场机制引入科层。不断探索后，海尔于2005年正式启动“人单合一双赢模式”。迭代至今，“人单合一双赢模式”已经进入了2.0版。借由这种组织模式，从需求到供应，海尔的每个功能模块都并联面对市场压力，并且按照用户的支付获得收入，人人都是自己的CEO。也只有在这样的组织模式下，海尔才能从一个庞大巨头变成若干个小微，深度交互用户的需求，并灵活组织各类供给资源实现柔性供应。否则，希望全部由顶层指挥来实现这种整合，只是痴人说梦。
海尔的全球化，是在互联网化基础上的全球化，或者说，应该是其互联网化战略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敢于收购GEA，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张瑞敏先生为首的海尔高管团队对于自己互联网化的布局有信心。所以，即使面对质疑，他们依然不为所动，笃定而坚持。
篇3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
今年以来，“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全民热词。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全新生活形态，每个人应该都能感受到。网络新经济带来的全新商业模式变革，体现在市场变化的方方面面。互联网的重要性似乎超过了一切其他生产要素，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于是，人人皆谈“互联网+”，希望能够做个新时代的飞猪，希望能够赢得奇迹般的成功。
但是，“互联网+”并非魔法，也没那么简单。它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一时的风口，而是推动时代前进的大势；也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创业机会，而是重构经济社会形态的创新浪潮。今天，无论新公司的初次创业，还是成熟企业的再次创业，都需要思考如何利用互联网重构价值创造的方式，这决定着创业能否成功，也决定着企业能否成长。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主导技术，驱动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断地改变和重塑着商业价值的创造模式。没有电力技术的发展，电灯不可能出现，爱迪生的电气王国不可能成就伟业。没有计算机技术的发展，windows不会出现，全球首富的光环不会长久地停留在比尔・盖茨头上。而在这个互联网唱主角的时代，新的创业传奇正在不断上演。但是，大多数时代弄潮儿的成功，凭借的都是主导技术的“用”，而非其“有”。
在这个倡导创业的新时代，如何“用”好互联网？需要探问：“互联网+”究竟是什么？它所带来的创业机会与挑战是什么？“互联网+”时代运行的底层机制是什么？因此应采取的创业法则是什么？如果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追求“互联网+”所带来的恐怕不是创业传奇，而是创业闹剧；不是改变世界，而是糟蹋资源。
可见的现象：
“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形式
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互联网+’行动计划”，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于业界实践和讨论的回应。三年前互联网业界兴起的关于“互联网思维”话题，冲破了互联网的行业边界，吸引了各行各业的参与。在泛财经领域，人人都在热议互联网，都在思考自己可能抓住的机会以及面临的挑战。从2013年至今，“用互联网思维改造XX行业”一直是流行的商业宣传口号。
今天许多新兴的行业，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智能手机、移动App、移动社交和互联网金融等等目前最火的新兴行业十年前还未见踪影。从市场的边缘开始发展，移动互联网已经渐渐成为主流，正在逐步改变着越来越多的行业，改变着整个社会经济的面貌。BAT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市场巨头了，而社会生活中的吃穿住用行，也越来越深刻地互联网化。
互联网确实正在越来越多地“+”于各行各业，重构各行各业，从而孕育与创造着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形态。全面的重构，意味着全面的机会。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市场从业者，都在积极地寻求“+”互联网的机会。
在“互联网+”新经济时代的大势之下，我们如何才能辨明市场机会，作出明智的创业决策与行动？换句话说，“互联网+”表现出来的形形的创业形式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创业成功？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的规律会重演。我们有必要走进商业史的长河中寻找启示与智慧。事实上，所谓的“……+”时代，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隐形的逻辑：
“互联网+”时代的创业机制
历史上的那些“……+”时代
20世纪初是工业的鼎盛时期，电动机正在改变着商业世界和社会生活。当时西尔斯百货曾经销售过一款“家用中央电动机”，提供一个现代家庭所需的所有动力。于是，打蛋器、电扇、搅拌器、磨粉器和砂轮等等家务活需要的工具都可以接入这样的动力，带来更多的便利，更高的效率。这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电动机+”时代。家用中央电动机早已没有了踪影，每一个家庭中却仍有无数的电动机在工作，空调中、电视机中、电脑里、手机里……正如施乐PARC实验室首席科学家Marc Weiser所洞察的，“电动机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它都不见了”。因此，发展电动机不再是最重要的，发展基于新动力的应用性产品和服务更加重要。
80年后，PC热潮席卷全球，工业制造、商业服务以及普通家庭都越来越多地依赖计算机，形成了事实上的“计算机+”。但是，科技先知凯文・凯利（KK）当时的分析结论是，“计算机技术也正在走向隐形”。这一预言正在被证实――孤立的台式计算机越来越少，虽然计算需求越来越大，但是“计算”却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计算机以外的地方，比如智能手机，比如可穿戴设备，甚至是电视、冰箱、热水器、电灯等普通家用电器里面的智能芯片。套用Marc Weiser的说法，“计算机是如此的成功，它将会消失不见”。因此，发展计算机不再是最重要的，发展基于计算能力的应用性产品和服务更加重要。
电动机的“消失不见”，计算机的“隐形”，这是否是对一切新技术的未来可能性的隐喻呢？互联网又会怎么样呢？
电动机看不见了，但是动力一直都在发挥效能，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强大；计算机正在隐形于不同的设备之中，但是计算能力仍循着摩尔定律在飞速发展。新技术的发展，在越来越广的“+”的同时，其形态却越来越不可见。
正在消失的“互联网”
今天，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已经或正在通过接入互联网而实现更多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呈现出精彩纷呈的“互联网+”。
不同于电动机和计算机，互联网原本就是无形的。而它最主要的呈现形式web，早在5年前就被宣布“已死”――2010年，时任《连线》杂志主编安德森总结了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提出著名的“网页已死，互联网永生（The Web is Dead， Long Live the Internet）”。
但是，当时风头正劲的网络应用（APP），在五年后的今天也日渐式微，light APP、H5等新模式层出不穷。。
互联网真正能够“永生”的特质，既然不是Web，也不是App，会是什么呢？今日风头正劲的移动互联和社交网络，是不是也会有消失的一天呢？
随着技术和产品的衰亡，Web时代的明星们也同时在陨落――门户网已经沦为“传统行业”，Yahoo今日的市场地位依靠明智的投资而非门户主业支撑；Google把搜索做到了巅峰，但是正受到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威胁；阿里京东的上市，标志着电子商务的成熟，但是来自移动社交的潜在威胁让他们放不下心来享受胜利的果实。除此之外，传统线下零售的O2O逆袭、新兴垂直类电商的创新实践，更是不断丰富着这个快速增长的新市场。
与此同时，新贵们则汹涌来袭：社交有了许多新花样，Facebook、Twitter已经显出颓势，WhatsApp、Instagram、Snapcha成为社交新宠；Uber、Airbnb则把网络和社交落地到了实实在在的线下商业和生活。更重要的是，“网络”正在突破互联网的边界，在金融、制造、城市管理等多个领域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经济的面貌。互联网金融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智能硬件也正慢慢成为主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也一样会衰亡消失。
互联网正变得无处不在，同时也正在消失不见。谁又真正见过“互联网”呢，所见的不过都是互联网的“用”罢了。
用“减法”连接一切
互联网最初是作为一种通讯技术和工具进入社会生活和商业世界的，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连接的力量。而建立连接，主要是通过减少信息传播的阻力来实现的。
“互联网+”正是对这样一种连接力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断扩展，直到社会生活和商业世界的方方面面。从而实现更快速、更直接、更丰富、更低成本的“连接”。此外，伴随着数据技术的发展，同时实现可见、可知、可管理的“更清晰的连接”。
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互联网+”，我们看到的“加法”，其实只是种种表现形式，背后隐藏的机制实为“减法逻辑”。
“减法逻辑”，是一种从信息连接机制发展起来的新的商业规则，能够不断地消减市场沟通成本，实现更高的管理效率、更优的资源配置、更好的价值创造。
三年前最早正式提“互联网+”的马化腾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互联网+要先做减法，才能加进新东西，未来瞄准核心业务‘连接’和‘内容’”。可惜，我们却很少注意到这个重要的“减法”前提，自然也难以把握其中蕴藏的巨大挑战和机会
可用的工具：
“互联网+”时代的创业法则
互联网的“减法逻辑”带来的，其实是通讯的革命，而在今天，通讯就是一切，用凯文・凯利的话来说，“通讯就是经济”。于是，“减法逻辑”正在带来巨大的商业规则变迁，并由此重构创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历程。
具体来说，从“减法逻辑”出发，创业组织至少可以参考三个创业法则：一是基于“减闲置”的新资源分配模式；二是基于“减边界”的新竞争模式；三是基于“减冗余”的新管理模式。
创业减法1：
减闲置，塑造新资源分配模式
以Uber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是当前最有生命力的新兴商业模式。这一商业模式通过连接和聚合闲置的社会资源，提供低价优质的服务，创造更大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它其实是一种新的资源分配模式，从整合商业资源，进入到了整合社会资源的阶段。并且让商业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公益色彩。
滴滴、快的、Uber上演的从“出租车大战”到“专车大战”的连番大戏，以及破天荒的“补贴”模式，让用户和市场都深刻认识共享经济的好处。抛开背后的微信、支付宝大得益处的衍生效应不谈。滴滴、快的本身在竞争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两家公司都是2012年成立的，至今年2月最终战略合并，估值已经高达150亿美元。从当前的发展结果来看，乘客得好处、司机增加收入、Uber们得到了发展、资本获得了收益。完美的多赢结果。
以减闲置为核心的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成为可能，其实是互联网影响力的深化和变形：与消费者直接连接的技术障碍被极大地消除了；与分散的社会资源连接的技术障碍也已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促成更便捷的消费的交易成本日益趋近于零；分散资源的管理成本因为数字化的发展而不断下降；消费者权益和自主意识的增加。
与用户的直接连接。直接连接是移动社交网络最为显著的特征，通过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每个人都成为了精确的网络节点，可以被快速地连接和聚合。互联网时代没有可能发展滴滴快的这样的打车软件，因为无法连接到移动状态的乘客，也无法那么精准和简便地对接资源、促成交易。
与资源的直接连接。打车软件公司本身没有或者很少拥有出租车，外卖软件公司也并不自己经营餐馆，洗衣软件公司大可不必自己替用户洗衣服，美甲软件公司也不必自己雇佣美甲师，而Airbnb也并不自己经营酒店。这些创新公司之所以能够促成便捷的消费，除了连接用户，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可以连接和聚合外包资源。这让新的商业模式可以快速地发展，也可以快速地被超越――商业战略的生命周期被大大缩短了。
交易成本趋近于零。成功的商业模式必须促成实在的交易。上述这些增益了社会福利的创新公司之所以能够实现用户-资源对接的快速实现，很大程度上是通讯网络发展引致的极低的交易成本。今天，通讯网络的花费大幅下降，人们可以用很低的费用享受实时在线的通讯便利，许多的商业模式因此成为可能。比如说，相比较于低价打车得到的好处，为此支出的通讯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需要应对的，是一个交易成本趋近于零的商业环境。
管理成本不断降低。不过，即使有了快速、便利和低成本的连接，要实现资源的聚合，以及有效的分配，还需要科学严谨的管理。这给商业世界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数学概念――“算法”。Uber最值钱的不是公司本身，甚至可能不是它聚合的用户，而是它独特而又高效的算法。正是因为有了高效的车辆调派、计价、结算系统，数百万的社会车辆才能有序地运转。而促成公司高速发展的用户补贴、司机补贴模式，依靠的也是运算而非管理经验。今天，计算和分析技术的低成本，让社会资源的高效分配成为了可能，也让社会价值的实现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更多的用户权利。互联网赋予了普通用户更多的权利，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及其他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最初因为消费者缺乏必要知识而不得不让渡给企业的利润，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其生存的空间。
我们身处的社会还有许多社会资源仍在闲置。教育、医疗、扶贫、环保、能源等领域，以增益社会福利为先导的商业模式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共享经济模式，以及“慕课”、远程医疗等新兴商业模式的兴起，有可能在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公平，增进广泛的社会福利。
创业减法2：
减边界，塑造新竞争模式
就商业竞争环境来说，这是个“我不犯人，人要犯我”的时代。以前的竞争对手很清楚，就是行业内做同样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手有可能从完全不相干的地方，以让人看不懂的方式打过来。
蚂蚁金服，名字虽然还有几分陌生，却是让所有银行都夜不能寐的可怕颠覆者――这是一家旗下业务包括支付宝、支付宝钱包、余额宝、招财宝、蚂蚁小贷和网商银行的互联网金融公司。2013年之前，支付宝还只是用来在淘宝上支付网上购物的工具，但是一夜之间，它的产品余额宝成了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金融理财机构，资金规模达到7000亿。而与之合作的天弘基金也顺势成为了最大的基金公司。就这样，电商支付工具变成了传统银行的噩梦。
2015年6月25日，蚂蚁金服筹建许久的阿里网商银行正式开业，“狼”终于真的来了。面对一家不需新建网点，开发新客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也不需要教育用户使用习惯的对手，拖着沉重的线下网点成本和人力成本的传统银行怎么应对呢？
跨界明星当然不止是阿里。小米以手机起家，已经广泛地进入了包括电视、充电器、手环、空气净化器、路由器等消费类电子行业，甚至传说还要在家装、汽车等领域一显身手。小米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政策壁垒，它的成功，集中体现了“减法逻辑”的力量对技术壁垒、中介壁垒、基础门槛的消减。而直观反映出来的，就是“带着粉丝去跨界”的巨大势能。
从以上案例来看，新竞争模式有着以下几点“减法”特征：
政策壁垒消减。金融行业的保护性垄断政策开了口子，2014年腾讯、阿里等5家公司分别拿到了民营银行牌照。政府此举是为了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引入新的玩家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却也很有可能是因为互联网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而放心试水新的可能。
技术壁垒消减。凭借着早年淘宝、支付宝的积累以及后期在无线端的迁移，支付宝早已成为国内装机量最高的几款应用之一，并且用户形成了熟悉、熟练的操作习惯。同时，因为大量商家及个人的交易记录、整体商业环境的数据积累，以及信用评级建设，阿里的信用评价能力已经非常成熟。央行牵头的中国的信用评价体系都邀请了阿里加入。近期正式建立了芝麻信用体系，致力于替代传统信用卡的部分业务。可以说，阿里已经完全能够胜任传统的金融业务了。
中介壁垒消减。与传统的金融业务不同，阿里的网上银行，办理业务完全不再需要网点、柜台、人员等专业的服务设施。各类第三方支付、余额宝、理财通等产品、P2P平台已持续对用户教育数年。因此，与用户直接对接的业务操作完全没有障碍。
基础门槛消减。金融理财是非常专业的知识密集型工作，传统上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来开展业务、维持运作，这些都是基础的行业进入门槛。但是因为垂直分工的解体和外包的兴起，即使是高度专业的金融业务，也可以引入外包合作伙伴来共同完成市场拓展。天弘基金+支付宝就是一个典型的双赢合作案例。
今天，市场的颠覆，往往会从不可预想的地方打过来。面对移动社交网络时代的跨界新打法，传统企业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创业和创新，需要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的边界。
创业减法3：
减冗余，塑造新管理模式
自九十年代末以来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个成功而又新奇的新兴商业模式。从阿里、QQ、360，到小米，大多经历了被各色竞争对手“看不起―看不懂―追不上―学不会”的颠覆式创业历程。
但是在现象的背后，创业能否成功，商业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是否具备，是以组织的执行能力为保障的。没有组织管理模式的创新，很难成就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互联网英雄们所创造的“叫人看不懂”的奇迹，多半也有着“雷人”的组织管理模式为支撑。
相对于传统管理模式来说，新管理模式有着浓厚的“减法”特征――减掉组织管理中一切不必要的冗余和成本。主要体现为：减少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控、减少中间层级的金字塔结构、减少信息的不对等不透明、减少部门界限的资源隔阂、减少组织边界的创新阻隔等等，最大可能地在消除科层制、官僚化的影响。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企业快速、灵活、高效的市场应对能力。
成功打造小米手机，并且不断扩展消费类电子商业版图的小米，在“粉丝经济”、“让用户尖叫”等奇葩的商业运营模式背后，更有着叫人大跌眼镜的组织管理模式。主要包括：没有绩效评估（KPI）；管理层很少；不开会。
小米的这三个管理特征，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快速响应市场的变化。因为今天App的更新周期是“周”，相比以“年”为更新周期的软件快了52倍。而这样一种快速反应、灵活机动的管理模式，又会反过来影响和形塑组织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形成一种可以在飞速变迁的时代中持续取胜的核心竞争力。
据内部人士分享，阿里内部“充满了各种雷人的事儿，各种不靠谱的计划此起彼伏，绵延不断”，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淘宝、天猫、支付宝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而支撑这种野蛮生长的，其实是一种不断成长的“自组织”式的“生态化的组织形态”建设。对此，阿里有自己的清晰认识――所谓更生态化的组织形态，就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会减少；与此同时，横向之间的主动连接会更多，基于兴趣、靠任务结合起来的项目和自组织的业务会越来越多，这跟原来金字塔结构的组织形态大不一样。
从小米、阿里，以及360等新锐企业的创新实践来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管理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减法逻辑”：
管理，从纵向到横向。灵活应对市场，需要真正的放权，而非有限的授权。纵向的上级管控越来越少，横向的业务部门合作越来越多。阿里在2013年启动改革，调整集团既有业务架构和组织，成立25个事业部，业务发展将由各事业部总裁负责。陈春花教授有个形象的提法，“把指挥权交给听得到炮火声的人”，也就是让一线员工掌握应对市场变化的主动权。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有很好的绩效，另一方面，也激励员工的斗志，提升组织的能力。
层级，从长链到扁平。从金字塔变为更生态的组织，这个越来越横向连接的过程，必然导致中间层级的逐步消减。传统的经理管理专业人员，转变为专业人员带项目。小米在成长初期的基本模式是七八个合伙人，下面分别有个主管，管理着七八个小组，然后就是普通员工。管理异常扁平化，把职能拆得很细。
信息，从模糊到透明。这是生态型组织的基础保障机制，如果信息不能平等化、透明化，是形成不了自组织的。Twitter和Square的创建者杰克・多西认为透明度和信任度是企业运作的原动力，他坚持每一位为他工作的员工都要知道这家公司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多西确实身体力行这一原则，也收获了员工的高度忠诚。
资源，从阻隔到连接。资源配置模式是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实质所在。横向连接的增多、中间管理层的减少、信息的透明，将资源配置的模式，从“整合”慢慢变为“聚合”，不再是控制、命令、计划、预算等传统手段，而是靠激发、鼓励、指明方向、自下而上的促成事业的发展。包括内部部门界限的打破，以及外部的组织界限模糊化两个方面。许多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里，项目团队的人员缺口，很少是集团统一调配，而是自己去说服别人愿意跟你干，是聚合资源。就像一个个风火轮，能力足够大就会吸引更多的能力、资源。以一种市场的力量，生态系统的力量来配置资源。资源的流动是靠项目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行政命令。
想要留在原地，就得发力狂奔；想要不断前进，就得另谋出路。在这样一个新的商业环境中，新创的事业如果在组织管理模式上没有创新，不可能赢得市场的成功。
“互联网+”的可能性：
格莱珉手机的故事
在不起眼的穷国孟加拉，一场由手机引发的变革和发展，悄然发生在移动通讯飞速发展的上世纪90年代末，这场相隔不远，并且仍在继续的变革，对于我们理解“加法”的可能性，及“减法”的力量，显然更具现实意义。
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是相对为世人熟悉的。创始人尤努斯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他通过向村民发放小额贷款的模式，成功实现了有效的扶贫，也建立了高效且成功的新商业模式。但是除此之外，孟加拉还有另外一家值得尊敬，值得研究的公司――格莱珉手机，它从信息传播机制创新入手，同样实现了有效的扶贫，同样构建了高效且成功的新商业模式。
格莱珉手机成功的商业模式，正是建立在“改变连接模式”的基础之上的。其创始人伊克巴尔的信条是“连通性就是生产力”，从小在落后乡村生活的经历，以及在美国学习工作获得知识让他认识到，无论在哪个领域，便捷地获取和传递信息都是非常必要的。
1997年，在手机还只是“专门给雅皮士准备的玩意儿”的时候，在手机的持有及使用的整体花费高达2000美元的时代，伊克巴尔成功地将这一昂贵的通讯工具变成了高效的生产工具。格莱珉电话公司帮助穷国孟加拉贫穷的农民获得了独立经商的机会，也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升。并且，它还创造了一个孟加拉国政府无力创造的公平竞争的平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手机可以让农民提前联络镇上的商店，少走冤枉路，少耽误时间。手机也可以让农民定时获得农贸市场的最新资讯，让他们知道最新的需求变化和价格波动。手机还可以让农民充分协调收割和运输，这样在计划和操作上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互联网所建立的连接和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格莱珉手机在孟加拉的作为。随着互联网的作用机制正日渐深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和商业实践之中，“互联网+”行动计划，有着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而无论格莱珉手机还是“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影响，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其实是一种“减法”――减少时间、障碍、边界、成本的，更快速、更直接、更丰富、更低成本的“连接”。
结语
篇4
服务号vs App
我们先暂且抛开仍在云里雾里的“应用号”不谈，就目前而言，企业对微信服务号与APP的使用还是平分秋色的，需要因地制宜进行选择。
服务号主要竞争力：开发成本低、周期短、无缝更新、推广简便
1.相比于APP，服务号的开发成本与开发周期都要低得多。
由于微信后台已将服务号的基本功能打包为可直观调用、直接插拔的接口，企业只需让微信运营团队进行几小时的自学便可进行服务号的设计与开发。加之，目前市场上服务号定制开发的产业链也已日益成熟，其中有些已有了上市的规模。对于一些微信后台不支持的常用功能(如抽奖等)，在这些服务号开发公司的服务主页上都能找到可直接拼装调用的廉价、甚至免费的H5模板。
而相比之下，如果企业意图开发APP实现同样的功能，无论是自营还是外包其开发成本都要动辄几十万，时间周期从2-3月到半年不等。
2.同时，微信服务号的超短开发周期还带来的一个额外的优势，即服务号可以实现无缝更新。由于服务号的“编程”大多是通过组件“即插即用”的模式进行构架，当运营者想修改公众号中的某个功能或新增某项服务时，可在完全不停摆线上服务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预览并”。而对于联网型App的更新，哪怕只是进行微量的调整，运营商必须先关闭服务器，上传新版本软件，然后等待用户下载。这其中所需要担负的时间成本与用户流失风险显然比服务号模式要高的多。
3.除了服务提供本身的成本与效率外，服务号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微信平台带给服务号的推广与宣传优势。对于众多公司来说，商机的拓展是个永远的痛点。服务号建筑于社交媒体之上，天生拥有极佳的渠道属性与传播资源。服务号中上传的内容可直接在朋友圈中进行社会化传播，而被内容吸引的微信用户也可直接通过“一键关注”的方式成为服务号的用户。这类巨大的推广优势直接针对众多公司痛点，是一般App的闭合生态所不能比拟的。在网络状的社交媒体上，每一个用户都是传播节点，而服务号则直接将企业接入整个传播体系之中，实现价值规模的增值。
然而，目前依旧有不少企业在开展线上服务时更倾向使用APP而不是服务号。其主要原因也有如下三个方面：
APP主要竞争力：自由度高、点对点互动
1.微信服务号最直观的限制莫过于功能实现的自由度略低。众所周知，功能的集成化程度越高，其开发的门槛就会相应降低；但与此同时，它能实现的功能种类也就会越受限制。目前微信开放的功能接口依旧十分有限，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定义”开发，还得借助App才能实现。
2.如果企业想主动跟他的线上用户进行较便捷的沟通与交流，开发APP也无疑是他的绝对首选。不少使用过服务号的运营者都会发现，企业能像用户群推送信息的周期被限制得很严格，且完全无法对某位个人进行点对点的沟通或营销推广。这并不是微信功能上的“漏洞”，其背后的核心逻辑在于微信目前的定位依旧是社交媒体，因此优先考虑的一定是维护其社交用户的使用体验。为了给用户营造一个“干净”的虚拟社交环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企业绝对无法寄希望于微信团队放开对B2C的信息推送的限制。
3.也是最被各大企业最为顾虑的问题，在于微信号对于用户数据的“霸占”。只要企业使用服务号，那么他的一切用户数据都将沉淀在微信的远程服务器上，相当于无时无刻不被腾讯公司扼住了咽喉。一方面，微信向企业用户开放的用户信息都仅限于用户昵称、阅读量、转发量等浅表数据。那些能支持用户特征画像与使用场景分析的用户行为数据都被深藏在水面之下。
企业永远不知能用什么样的价格向微信买到本应沉淀在自己本地的用户数据，也更没有机会进行深层次的数据分析。更让多数服务号用户企业不寒而栗的是，目前微信处于发展阶段，其很多运营规则仍高度不透明。
4.“人在屋檐下”，说不定哪日一言不合便有被彻底封号的危险(例如前一段时间的Uber封号案)。在数据价值日益被重视的今天，这种“全军覆没”的风险显然不少企业所难以接受的，故而宁愿多播一部分资金来开发APP，也要保证自身数据的独立性与可用性。
应用号把微信变成“互联网操作系统”
然而，“应用号”的推出也许会是微信进化的“奇点”，即将打破现在的平衡。虽然目前有关应用号详细的信息还不多，但据近期微信公开课张小龙的演讲，我们还是能比较清晰的把握应用号的定位与微信平台未来的发展方向。
按张小龙的说法，微信的本意不是做一个传播内容的平台，而是一个提供范畴更广泛服务的平台。而“应用号”便是微信未来开展更广泛应用服务的土壤与平台，也是目前“服务号”模式的推广与延伸。可以想象，随着越来越多服务接口的开放，“云计算”技术越来越廉价与普及，植根于微信平台的应用类型也会越来越丰富，能够提供服务的逻辑与功能也会越来越复杂。终有一日，当“应用号”提供服务的种类能与目前的APP分庭抗礼之时，微信将远远不再是与陌陌、米聊、飞信同台竞争的SMS平台，而是极有可能走向了一条不同的进化道路，真正变成一个“连接一切”的泛渠道平台。笔者暂将这种新的产品或商业模式，定名为互联网操作系统。
何为“互联网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的核心理念是搭建计算机与使用者(包括开发者与最终用户)，硬件与软件间的桥梁与接口(interface)。虽然典型的操作系统不直接提供任何功能性的服务，但任何提供功能软件都必须在操作系统的支持下才能更好的运行。开发者能借助操作系统更高效的提供任何可能的服务，用户也可借助操作系统的图形界面更便捷的获取服务。
而当微信被“应用号”的推出拓展成泛渠道平台后，其核心的产品价值与服务逻辑与操作系统是及其相似的。还是以微信平台为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常用功能被“云化”并打包为可以远程调用的应用服务接口，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公司与个体开发者会被吸引来“搭便车”，通过较传统编程方式高效得多的“接口拼接模式”来为其潜在客户提供应用服务。当应用服务规模达到一个临界值时，目前微信的核心服务——SMS反而会成为一个次要的引流入口。
其核心的商业模式也将会转型为：搭建一个开放能力的云平台，通过聚合全产业链的创意、设计与服务能力来为用户提供没有边界的服务与价值。
如此，微信对用户不直接提供任何服务(除SMS外)而能提供任何可能的服务，对企业则变成为企业所最依赖的合作伙伴与服务平台，从而成长为整个移动数据网络中拥有垄断优势的能力聚合者与价值交换节点。这套商业模式是不是与操作系统的基本理念不谋而合?
因此在笔者看来，一切平台型商业模式的本质都是在C端与B端之间打造一个“操作系统”，对于B端降低他们的服务成本与商机获取能力，同时为C端提供各种可能性的服务；而其自身便也成为了整个价值链与产业链的粘合者。在这类跨越千万个终端的“操作系统”之上，众多中小型企业、甚至是个人生产者都将被连入一个商机互通的价值网络之中，在更大规模的高效分工中攫取自身的利益并向市场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
互联网操作系统与传统操作系统的核心区别在哪？
与传统操作系统相比，互联网操作系统继承了它的基本逻辑，而又在多个层面进行了进化与改良。
1.静态到动态。
首先，互联网操作系统提供的服务不再是静态的服务提供端口，即所谓的“A开发软件，B购买使用模式”，而是进化为了一种动态需求对接渠道与信息传输优化平台。在此类平台上，开发者能够与用户进行动态的信息连接，从而更好的把握用户需求。同时，应用的实时定制化开发与无缝更新也拜平台的“互联网化”所赐将得以成为现实。
2.主体从开发者拓展到运营管理者。
另一方面，作为互联网操作系统的开发商与运营商而言，他的角色也将从软件开发者，拓展到这个动态渠道的管理者与运营者。而这个新角色的加入，也将给互联网操作系统运营商以大量的潜在能力与商业机会，例如为应用开发商提供精准的用户画像分析与宣传推广渠道，为用户提供依据其偏好进行内容与应用等大数据云服务。这类前沿商业模式的普及将进一步把数据资本化的趋势推向明朗。
而谁扼住了渠道的咽喉，他也就将获得的发展大数据云服务的天时地利，因为渠道承载的一切B2C交互信息在目前数据归属权不明确的法律框架下，都可被互联网操作系统运营商所截取与驾驭，并最终通过“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技术转化为其品牌数据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有理由预判，在不久的将来，渠道服务、操作系统服务与大数据分析服务将出于结构优势而被紧密的联结到一起，而“互联网操作系统”便是以上三种业态强强联合形成的新服务生态。
“平台”、“电渠”都想发展成“系统”
事实上，微信平台将进化为互联网操作系统只是笔者的一个推测。它最终能不能脱下目前SMS服务提供者的外衣，转型为产业链服务能力聚合者也犹未可知。但笔者相信，对于一切定位于智能终端的“平台”或“电渠”，其最终进化方向一定是互联网操作系统。而且，除了腾讯公司外，国内的其他互联网巨头也在不断的朝这个方向进行试水与推进(例如阿里YunOS等)。
本质上讲，无论是电商、O2O还是社交媒体，一切“平台”或“电渠”的核心价值都是个体与个体间的信息连接，并最终通过信息连接的优化驱动“价值链”的生成。而这在底层逻辑与商业模式上与笔者勾画出的“互联网操作系统”是完全契合的。
在实际操作中，一切渠道型企业先天具有垄断倾向与垄断优势。而在某个细分渠道市场上只剩少量寡头进行稳态竞争时(如大众和美团接近垄断团购市场，微信垄断SMS等)，市场红利将逐渐消失，各企业的流量规模也将趋于稳定。欲继续提升企业价值，目前盛行的“补贴大战”模式已开始被冷静下来的投资方质疑其合理性与可持续性。在各大电渠不堪”竞争成本“之累时，他们必然将把目光投向横向拓展服务品类与兑价渠道。
例如微信，坐到SMS头把交椅后，最自然的发展思路莫过于为其庞大的用户群体提供更丰富的增值服务与商业机会。然而，任何企业自身的体量与可调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盲目依靠自身闭合的生态系统去拓展服务范畴将必然造成企业内部管理成本的激增与失控。因此，企业在达到一定体量后若想继续服务范畴的拓展，必然要把自身原本封闭的生态边界打开，打造一个容许产业链合作者自由接入、高效协作的能力开放平台，从而接入产业链中更多类型的合作伙伴，来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服务与价值。
对社会分工结构的变革与重构
无论成熟的互联网操作系统最终会被哪家企业缔造，这种商业模式一旦铺展开来，就注定会对整个移动只能服务产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分工结构产生深远而不可逆的影响。
颠覆App开发行业
首先，互联网操作系统崛起所带来最直观的影响是对App开发企业的颠覆。这种颠覆不一定是替代效应，更多的是促使产业链中的专业从事APP开发的企业进行战略方向的转型。可以想象，当越来越多的应用与服务可以通过“功能打包，直接拼接”的“服务号模式”在互联网操作系统”上进行低成本、低门槛的开发时，市场将越来越不愿为传统App开发模式的昂贵与低效买单(况且目前已经有了一些提供免费H5应用开发的公司)。届时，目前APP开发产业中的产能过剩与人力成本过高也将被瞬间激化为足以击垮大部分开发公司的核心矛盾。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言，企业倾向使用APP提供服务有一个重要考量是“将数据牢牢攥在手里”。然而随着数据分析产业与数据立法的进一步成熟，笔者窃以为“将数据攥在自己手里”将给企业带来NothingBut虚无的安全感。首先，数据分析机能的获取远远不是租一台服务器就够了。精准的分析需建立在海量的数据积累、前沿的算法支持与尖端的处理器性能之上。而想企业获取数据分析机能实际上需要长期的研发积累与高昂的费用支持。特别的，对于任何数据分析算法而言，分析结果的精准度一定与其“训练样本(相关数据规模)”正相关。
然而，目前任何商业模式的数据积累效率都不及各大渠道商的九牛一毛。于是愈来愈多的企业将会发现，相比于困守本地服务器中的数据孤岛，直接向互联网操作系统运营商”租赁“数据服务不仅在中短期内可以为企业省下一笔数额相当的基建投入成本，更重要的是，当各大渠道商(包含互联网操作系统运营商)形成大规模数据积累后，其数据分析结论的精准性与前瞻性也是非专业数据分析公司所越来越无法比拟的。而这也将很可能导致使用“自有”数据分析支持的企业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地位。
可以预测，在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下，现有APP产业极可能将经历一场如“”一般的残酷淘汰与洗礼。在此之后，传统App开发的市场空间将必然的被压缩到”高端定制开发”这一隅之地，而其余大部分幸存App开发公司也只得借助这两年积累的开发与设计经验，转型为低溢价的“软件设计咨询公司”。
最后，笔者为当前的APP开发商们提出一点建议。除了及时找准自身在未来市场格局中的定位外，任何应用开发商都应该尽快获取“开发&运营一体化”的核心能力。因为在新技术范式的驱动下，随着“应用号”模式的兴起与用户使用习惯的变迁，用户对数字应用服务的预期也会向获得定制化、交互化转移。而这也就要求相关企业除了具备一次性开发应用开发能力外，更要及时获取提供持续增值服务的运营能力，以迎合“产品服务化”的大趋势。
重构数字互联网服务产业
互联网操作系统一旦普及，其对于产业的重构远远不仅限于颠覆APP开发行业。站在更宏观的角度观察，对于数字互联网服务产业，互联网操作系统也将细化与扩容整个产业分工体系。
众所周知，在生产维度，社会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支持了分工体系的构建。而分工的细化与分工范畴的扩容又将在宏观上提升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互联网操作系统的重要价值之一，便是通过优化开发方与使用方的信息对接，促使应用开发这个生产行为进行二次分工——既应用设计与程序编写的分化。
借助互联网操作系统的数据分析平台与应用服务平台，那些里市场最近的个体或公司可更高程度上发挥其在应用“设计”上的优势，借助平台上的功能结构实现廉价快速的原型开发甚至是产品开发，而绕过高成本、高门槛的代码编写。而对于一些需要复杂逻辑支撑的复杂程序，则由更专业的软件开发团队进行基于原型的深度自定义开发或分包。
另一方面，互联网操作系统“接口直观拼装”的开发模式也将会极大程度上降低编程的技术门槛，同时也降低了整个产业的准入门槛。于是在不久的将来，那些只会设计不会编程，或只会编程不会设计的人都可以参与到互联网服务产业中来。届时也将会有更多的人力、能量与热情被释放到整个价值体系里。
催生数据&渠道服务垄断集团的萌芽
作为一个千亿级价值链的“粘合者”，互联网操作系统得益于其极强的平台属性，也将对其运营商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预测，互联网操作系统经过短暂的竞争&补贴期后，必然将催生出一个寡头垄断的数据&渠道服务垄断集团，并成为整个信息服务产业的主导者与支撑者。
首先，互联网操作系统一旦得到良好的初期推广(当然，任何平台型商业模式最难渡过的瓶颈期也是上线初期的启动阶段)，便会通过一个正反馈循环迅速形成流量规模与价值规模的“滚雪球”上升——平台的C端用户越多，其对B端用户的吸引力就越大；与平台协作提供服务的B端规模越大，平台价值也就越大，又会带动C端用户规模的上升。在这种“滚雪球”模式的迅猛积累下，一个或几个互联网操作系统巨头将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快速崛起。
其次，如上文所言，平台型、渠道型企业在数据积累方面有着天生优势。容易想象，当渠道商垄断了某细分市场的流量时，绝大多数该领域的线上交易数据都将“免费”落入该渠道商的囊中。而同时，由于任何用户群体的需求都有多个维度，当企业在某个细分市场获得优势地位后，大多会通过已获得的流量资源与数据资源进行新市场的拓展(就像是微信利用自身在SMS市场的垄断地位拓展移动应用市场一样)。换句话说，互联网操作系统运营商在迅猛崛起后，极有可能继续在横向市场上进行服务范畴的“滚雪球”拓展，从而转型为资源集中化程度更高的“泛渠道”分工与协作优化平台运营者，并形成更加集中化的数据与渠道垄断能力。总结起来，这种渠道优势、数据优势与服务范畴相互“吸引”的现象，注定会催生出数据&渠道垄断集团这种新型商业生态的“种子”。
这类垄断型企业的“种子”一旦形成，得益其于产业链中的独特地位，其在客观上将拥有相当强的稳定性。一方面，任何第三方力量企图撼动已获得垄断地位的平台型企业时同时都将给整个产业链带来极大的震动。试想，即使是现在的微信如果停摆一天将造成整个产业链多大的损失。加之，随着用户的使用习惯对某互联网操作系统的锚定，任何新进入互联网操作系统市场竞争的企业再想“驯化”用户习惯，形成规模增长的“雪球效应”也将付出极高的成本。仅一苹果公司的OS操作系统进行类比，虽然其拥有极明显的硬件优势，但想挑战Windows行业一哥的地位还是难上加难。
而在主观上，除了希望获取垄断权带来的超高议价能力外，在很多情况下，平台型、渠道型企业进行行业垄断往往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行的“无奈”选择。参看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的工业寡头竞争，垄断寡头之间的竞争往往会格外的超越底线与代价高昂。而互联网技术大规模推广所导致的“技术透明度”增强也将会使垄断集团间的竞争陷入“同质化陷阱之中”。其竞争成本在某些轻资产领域甚至有可能变为企业支出中的最主要构成。
届时，在各数据与渠道垄断寡头背后的资本集团的驱使下，“摩根式兼并”以规避竞争成本将一定历史时期成为各数字化分工协同平台共同的命运(目前滴滴与快的、大众点评与美团的整合也是基于相似的逻辑)。
最可能的竞争结果是在行业中诞生一个多方共同控股的数据&渠道垄断集团(而非单独的企业)，为数字化应用服务产业，甚至是整个社会生产体系提供协作效率优化服务与大数据分析支持。
如上文所言，互联网操作系统的垄断是主观、客观合力造就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垄断也势必将引起监管方的关注。试想，随着企业的数据规模进一步累积，其对产业动态的洞察能力、预判能力与控制能力甚至超越政府时，政府对数据&渠道垄断集团的反垄断举措也一定会不期而至。试问哪家政府能允许私有企业或某个垄断集团在产业链中拥有绝对议价能力？哪个政府有能容许私有企业握有某个产业链的核心权柄？当然，互联网操作系统在近几年内肯定还是会处于迅猛的爬坡期，并带给缔造他们的公司以巨大的财富，但这种“麦金来繁荣”能持续多久，任何人都尤未可知。
塑造新的社会分工结构
笔者预测，随着数据&渠道垄断集团的崛起，全社会的协作分工结构势必也会进行一次转型与进化。
一方面，数据&渠道垄断集团将作为一个新生“阶层”把持、垄断着协作优化服务，担当不同劳动个体间沟通、协作的“剂”。而随着“互联网作系统”一类的数字化分工协作平台的兴起，现行“公司制”的生产协作模式对于员工的束缚力与垄断力也将被釜底抽薪(也就是被“互联网思维”布道者们广为宣传的“去中心化”)。随着资本流通与商机流通效率的提升，人与人之间将可以实现低成本的异地量子化协作。只要拥有一定资本，自由人可以将资本通过数字化分工协作平台向遍布世界各地的项目进行投资。
篇5
云最大的杀手级应用其实就是搜索，很多云技术都是源于搜索、服务于搜索――海量计算、存储、网络、SLA、延时、分布式、弹性、大数据等等，是不可能在端上完成的。因此，可以说百度是在云里出生的。大约从两年前开始，百度开始了针对企业级市场的布局。一个月前对云计算品牌进行了升级――百度云，希望能利用我们在技术和平台方面的积累，构建新型云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于企业客户。
在对信息科技发展趋势进行判断时，我的看法是，由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组成的“ABC”将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A就是AI，人工智能;B是Big Data，大数据;C是Cloud，云计算。
百度云基于“ABC”三位一体的战略。打个比方说，今后，人工智能会变得像电力一样重要，主导着每个人的数字生活体验。大数据就像是新能源，能让服务商更了解用户需求，让用户更轻松地获得自己喜欢的商品和服务。云则提供了各种应用和服务运营的基础。
大家都知道，云计算的三个层次主要是Iaas、Paas和Saas。百度云在这三个层次上都分别有独特的优势。
最底层是基本的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我们拥有国内最大的GPU/FPGA集群所构成的百度大脑的支持，最大的HADOOP/SPARK集群和运营效率最高的数据中心。
我们多年服务大规模业务比如搜索和视频的技术，运营大型数据中心能力和支持多项工作流的经验将对弹性、稳定、可靠、安全的云服务提供保障。中间一层是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百度PaaS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AI作为一种横向的服务位于最底层。
百度大脑是百度云的核心引擎，百度云是百度大脑的云化，为前者提供了神经元和数据训练源。通过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技术，结合了超强计算、海量数据和优秀算法，在语音、图像、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拥有杰出能力，打造独特的知识图谱、用户画像与商业逻辑。
在语音领域，百度Deep Speech 2系统实现了安静环境下汉语普通话语音识别97%的准确率，入选MIT科技评论2016年十大突破性技术。在图像领域，百度人脸识别系统，在全球权威的人脸验证LFW数据集上错误率仅有0.23%。
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百度机器翻译系统支持28种语言、756个方向，打破了语言的藩篱。
用户画像方面，百度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技术将数据细分，实现了全平台10亿级用户千万级细分标签，能应用于推荐和预测服务。
此外，我们还将上百种算法模块整合到被称为PaddlePaddle的云端托管分布式深度学习平台。
而在最上层的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这一层，我们更强调对垂直行业的理解、渗透和方案定制，更强调和行业合作伙伴一起，打造一个生态，服务不同产业，像医疗云、教育云、金融云、交通云、物流等等。
篇6
关键词 分布式智能开放系统 公众计算通信网 云计算
1 引言
我国电信重组完成后，随着电信运营商3G网络部署的日益完善及互联网升级的不断提速，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互联网产业以各类服务与应用为主，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规模、企业价值和社会影响，但由于日益丰富的应用大量地消耗带宽，电信运营商既没能从通道服务中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也没能在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务领域创造出更大的企业价值。在以“渠道为王”、“内容为王”、“应用为王”的时代，产业链的控制权、话语权均发生了转变。目前，广电系统正在全面进行广播电视网数字化整体转换和双向改造的部署，积极推进“三网融合”。已经成为信息通信服务业新的竞争者。
因此，随着3G时代的到来及移动互联网的日益发展，IT、互联网、传媒、电信、零售行业正在加速融合与渗透，行业的边界变得模糊，正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全新的产业生态系统。要求产业生态系统的参与者更加开放、合作，以实现共存、共生、共同进化。从电信行业的视角来看，一个全新的“后电信时代”正在到来。作为平台型企业的电信运营商应更为开放，以增加创造价值和分享价值的能力，提升平台架构能力、标准化能力、网络的再设计与优化能力，完善平台与终端的配合机制。
本文基于对目前信息通信服务环境的分析和电信运营商商业模式转型的需求，提出分布式智能运营架构，该架构是未来PCCN(Public ComputingCommunication Network，公众计算通信网)的核心系统，可实现网络智能管理、业务智能开发、服务智能提供，利用与整合公共性平台资源，缩短业务创新周期，共同维护共生共存的产业生态系统。
2 分布式智能开放运营架构内涵和目标
分布式智能开放系统是为适应电信运营商商业模式的转型而提出的，从主流电信运营商的策略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向“通信+商业渠道”的转型：优化通道掌控、应用汇聚、终端体验，尤其是通过客户需求分析，实现产品、服务与需求价值匹配，形成规模经营、快速交付、精确营销的新型渠道能力。
(2)向“通信+媒体广告”的转型：利用丰富的客户需求信息资源，创建数据挖掘分析能力，利用通道与终端交付能力，形成“泛终端”、“富媒体”分众立体式广告模式。
(3)向“通信+信息服务”的转型：利用公众通信网的基础性和安全可信的运营能力，基于宽带通信与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形成信息设施、信息生产、信息应用的服务，即“云计算”服务。
(4)向“前+后”收费模式的转型：基于渠道、媒体特征开发后向收费模式，通过降低用户通信与信息费的方式，加快用户发展(快速聚合)、增加使用时间(提高浏览量)，增强渠道和媒体效用，提高费、广告费等创收能力。
(5)建立以“客户价值为核心”的运营构架，在原运营构架基础上，增加“业务数据中心系统BDCS”为重要的核心运营系统，以构成电信运营商新的运营构架。
电信运营商转型应发挥网络和客户优势，转向对业务、平台、客户、界面等商业资源的运营。为了适应向“通信+商业渠道+媒体广告+信息服务”的商业模式转型，可在原来通信网络传送、平台接入能力的聚合能力和业务交付、服务支持的运营能力的基础上，增加一个重要的核心运营系统，即业务数据中心，如图1所示。从“以网络为中心”的运营转型为“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而通信网络只是实现客户接入业务的通道和用户聚合的手段，各种新商业模式的运营都将基于数据中心对用户信息挖掘，在进行特征数据库和商业智能的分析后，通过公众计算通信网络以个性化分众服务的方式传送给客户，使客户得到良好的终端体验。
因此，在网络服务日益趋向于信息服务、信息管理服务的背景下，业务的提供需要大量计算能力的支持，随着网络带宽的变大，计算能力遍布到整个网络之中，通信技术与业务正在趋向以计算技术与应用技术为主，计算技术与应用正在趋向以网络与服务的提供为主，今天的公众通信网逐渐演进为PCCN公众计算通信网，分布式智能开放系统(DIOS，DistributedIntelligent Open System)是未来PCCN公众计算通信网的核心系统，具有分布式、智能、开放、统一化系统特性，可实现网络智能管理，业务智能开发，服务智能提供。
DIOS以分布式存储、分布式计算资源、分布式数据库和文件系统为基础，通过云网络整合统一资源，实现按需弹性扩展能力；通过数据挖掘、分析和智能调度，实现网络也可以智能地自组织和可重构，以及业务与资源、应用与服务、终端与用户的最佳匹配；建立能力引擎开放平台，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云资源，全面快速响应服务；统一虚拟化标准，降低成本，实现统一资源共享最大化；统一管理平台，提高集中管理效率，实现电信级可运营可管理。
3 PCCN公众计算通信网
PCCN是基于虚拟化和云计算构架，以云计算技术为核心，融合电信网和计算机网之后的信息处理网络。利用云计算的虚拟化技术可以建立支撑网、业务网、统一基础设施资源池；以云计算的理念可以对基础设施资源池进行组织和运用。在原有公众通信网的接入、交换、路由、传输要素的基础上，PCCN实现了计算处理能力、虚拟分配、调度管理以及业务开发环境等主要技术，如图2所示。
4 DIOS分布式智能开放系统架构
DIOS是PCCN公众计算通信网的核心系统，可以看作是PCCN的具体实现，其组网拓扑图如图3所示，下面按照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六层架构给予说明。
(1)第一层：数据中心层
数据中心层是由“网络数据中心”、“用户数据中心”和“业务数据中心”三个子系统构成的业务数据中心系统(BDCS)。
(2)第二层：云资源系统层
云资源系统由云存储、云网络和云计算设备三部分组成，包括：海量数据库和分布式文件系统；可编程、可虚拟化和增强资源共享的云交换机和云路由器构成的精简架构；异构混合的小型机和X86服务器等云计算物理设备。
(3)第三层：能力引擎层
能力引擎分由事务处理引擎、业务控制引擎和数据分析引擎三部分组成。
事务处理主要是指：基于工作流的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实现过程(如：BSS、PRM、OSS、ODS、OA等)。
数据分析主要是指：基于特定的计算规则对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计算处理，以期从海量信息中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如：BI、CRM和搜索引擎业务)。
业务控制主要是指：根据预先设定的规则，对网 络组织、业务控制、应用适配、服务交付等进行的策略管控(如：SBC、CSCF、SDC／HLR／HSS、AAA、API、SDP等)。电信增值业务平台中的业务控制模块、计费系统的用户信用控制模块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应用。
(4)第四层：云资源控制节点层
云资源控制节点层基于分布式架构技术，屏蔽云内复杂的物理和逻辑结构，实现可扩展的自适应负载均衡能力和动态资源智能适配能力，进行不同业务与不同业务引擎的适配，形成自动智能调度。
(5)第五层：云接入网关层
通过云接入网关将终端接入云中，包括：物理接入网关和业务平台接入网关，屏蔽物理设备和业务平台的差异，进行不同终端接入的智能适配，实现统一接入。
(6)第六层：云终端层
由云终端物理设备和客户端软件组成。其中云终端物理设备包括瘦终端和哑终端(如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软终端和浏览器等。
系统架构图如图4所示。
5 DIOS关键技术
5.1统一虚拟化技术
虚拟化技术是整个DIOS系统的基础，其所采用的技术种类比较多，应用到的主要技术有服务器虚拟化、存储虚拟化以及网络虚拟化等。具体包括异构资源虚拟化、异构虚拟机热迁移技术、虚拟化容错灾备技术、承载层虚拟化、控制层虚拟化、可重构智能网络等。其中异构资源虚拟化是在目前各种系统并存的情况下必须的，已经成为网格和数据中心环境下成功实现提供定制资源的强有力的技术，它为数据、计算能力、存储资源以及其他资源提供了一个逻辑视图，而不是物理视图，从而能屏蔽很多物理的、结构的细节。只有采用统一的虚拟化技术，异构资源才能发挥最大效力，从而便于管理和使用。
5.2统一云管理技术
DIOS系统需要对复杂的实际应用进行资源匹配和资源调度以及并行／并发执行，使资源在得以最大化利用的同时，也提高整个网络系统的执行能力和运行性能，从而为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统一云管理包括对虚拟服务器资源自动配置和调度的虚拟机调度管理；支持操作系统和应用的自动化安装和配置，批量部署的部署管理；实现异构存储资源整合、远程复制功能(同步及异步)、远程镜像复制、快照的存储管理。
5.3开放业务能力引擎
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是电信业长尾的主力，丰富的业务需要大量第三方开发者参与其中，业务能力组合、混搭成各种特性的应用需要大量的第三方用户参与开发。运营商的主要职能就是打造开放业务能力引擎，第三方开发者通过开发低成本的业务，以增强业务创新能力，吸引更多的用户参与、使用。DIOS可以为电信业务提供全新的应用场景，通过能力引擎开放平台，如业务控制、事务处理、数据分析等，向第三方开发者开放云资源，全面快速响应服务。DIOS业务开放能力引擎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基本业务能力，包括业务控制、事务处理、数据分析等。第二个维度是融合业务能力，如支持各种网络的接入能力提供ICT服务。同时，需要提供开放业务能力引擎的管控，负责对开放服务接口发送过来的各种业务请求进行统一的用户和能力鉴权、负载均衡、路由分配和会话控制，业务能力引擎管控组件统一管控，实现有关营运支撑(BSS)和运维支撑(OSS)功能。管控功能包括：接入控制、策略管理、配置管理、计费管理、故障管理、监控管理、统计分析等。
5.4智能资源适配
当业务能力引擎开放给第三方应用时，还需要用到底层的各种资源。智能资源适配根据业务类型，智能适配不同的网络、计算资源，并对各类业务能力引擎的资源进行集中调度和管理，使上层应用效用最大化。
篇7
虚拟化技术与云计算服务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个疑问，先从虚拟化的不同定义出发，并以实际案例说明虚拟化技术的商业价值，随后列举了云计算服务的各种商业模式，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了虚拟化技术与云计算服务的关系，最后明确云计算服务的市场前景。
虚拟化技术
虚拟化技术就是指把―个物理单元虚拟成多个逻辑单元，供多个应用一起使用。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方便管理各种资源。
目前各个厂家对虚拟化技术的定义不同，主要是他们在不同的层次做了虚拟化。比如英特尔公司的INTEL-VT技术在硬件层做的虚拟化，VMware在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做的虚拟化，Parallels在操作系统层做的虚拟化，很多公司在应用层做的虚拟化，比如虚机业务。目前流行的虚拟化技术，参见不同层面的虚拟化技术。
广义的虚拟化技术包括四个层次的虚拟化，而狭义的虚拟化技术仅仅指在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做的虚拟化。
可能大家会问：不同层面的虚机化技术究竟有什么区别?答案是：越是底层的虚拟化技术，技术含量越高，同时给业务带来更大的灵活性，但是实施成本越高。
比如：虚拟机业务捆绑了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和编译系统等等，客户只能根据虚拟机上的基础软件配置进行开发应用程序。
而不能够随便选择开发工具，而VPS业务用户可以根据需求灵活安装自己需要的数据库、中间件和编译系统等等，但是不能随意安装操作系统，而采用服务器集群虚拟化技术的虚机，不仅可以灵活安装自己需要的数据库、中间件和编译系统等等，而且可以随意安装自己需要的操作系统。
虚拟化技术的商业价值
目前很多公司通过应用层池化技术、操作系统分隔技术、操作系统与硬件之间虚拟化技术来满足客户的多层次需求，比如利用应用层池化技术开发的“SNS开心主机”产品，利用操作系统分割技术开发出“VPS尊贵主机”产品，同时利用服务器集群虚拟化技术优化多个IT项目。财讯，COM就是实施虚拟化技术的一个典型案例。
财讯.com的互动平台为投资者提供7×24财经资讯与行情数据、最前沿的市场动态、行业信息与交易指引等等财经信息，目前月访问量(PV值)平均为6.9亿人次。
财讯.com平台的主站放在北京，为了解决南北互通和异地容灾等问题，同时在广州做了镜像，主要由四台HP580服务器虚拟出了32个独立的虚拟主机，用来架设财讯网站的所有动态Web站点。
虚拟化技术提升服务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快速满足业务需求：传统的IT系统实施扩容，首先需要做技术方案，然后领导审批，购买验货，项目实施至少需要4-5周的时间，而实施虚拟化技术之后，硬件池资源可以实时动态分配各种硬件资源给各个应用系统，快速满足业务的动态增长需求。
2、业务系统的高可用性：一旦硬件系统出现故障，一般需要4-6小时的服务恢复时间，而实施了虚拟化技术之后，由于其他闲置的虚机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接管故障虚机的业务，保障了业务的高可用性。
虚拟化技术不仅能够提高IT服务水平，而且能够降低运营成本，具体情况如图4，虚拟化技术降低运营成本。
云计算服务
在忽悠到处横行的时代，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云计算仅仅是概念，是在忽悠大家，其理由是：云计算没有统一的定义、云计算也没有相关标准、云计算面临着安全挑战等等。而乐观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的成熟都需要一个过程，云计算能够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具体服务如图3所示，云计算模式。
云计算模式可以分为企业内部云和外部公共云，其实大部分企业都会需要这两块云，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大中型企业内部云占的比例会高些，而中小企业需要更多的外部公共云。企业内部云就是指通过虚拟化及相关技术，将历史设备以及新增设备进行有效地资源整合和管理整合，实现计算资源与存储资源池化，动态分配不同级别的池化资源给各种应用系统。
目前大中型企业CIO或者信息主管面临的两个大难题：
1、金融危机来了之后，IT预算越来越少，而要求IT系统越来越快速满足业务需求，同时要求IT系统越来越稳定。
2、随着IT系统越来越多，数据机房的机柜越来越不够用，并且IDC机房的温度偏高。从虚拟化技术应用案例知道，企业内部云计算可以很好地帮助CIO或者信息主管解决这些问题。
公共计算云如图六：外部公共云计算服务模式，将以Iaas、Saas和Paas三种形态存在，而狭义的云计算服务仅仅指Iaas服务。
Iaas服务就是把网络、服务器、存储设备都进行池化，为客户提供不同服务级别的池化资源。Iaas服务不仅仅需要虚拟化技术把服务器集群池化，而且也需要其他技术把网络和存储资源池化。
随着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SaaS领定义范围会更宽泛，不仅仅包括在线企业管理软件如CRM/ERP/SCM/人力资源等管理软件，而且还包括在线办公系统、在线营销系统、在线客服系统、在线调研系统等等，只是满足客户的需求不同而已，在线管理软件偏重于满足客户的管理需求，而其他在线软件偏重于满足客户的办公需求、市场推广与市场营销、客户沟通等需求。
中小企业对SaaS服务的需求非常广泛，比如：
信息编辑层：我们不购买微软的OFFICE系统，使用在线编辑系统。
信息层：为了在网络上宣传企业，企业就需要建网站，从而购买域名和虚机业务，如果想推广的更快些，需要购买BAIDU和GOOGLE的搜索服务，如果想让客户网站访问更快些，可以购买CDN服务；为了从外部获取信息，需要访问阿里巴巴、慧聪等网站或者中国化工网等一些垂直网站获得更多的国家政策、行业新闻、商业机会等等。
信息通信层：可能需要购买邮箱服务和在线客服系统，满足与客户的沟通需求。
信息交易层：可能需要一个在线的CRM系统管理企业的客户、可能需要一个在线ERP系统管理企业内部各种资源、可能需要一个在线SCM系统管理好企业的供应商；同时我们为了保障交易安全，需要支付宝系统等等。
信息分析层：可能需要知道一个日志分析系统知道哪些潜在客户在访问本企业的网站，客户来源于哪里等等，同时也可能需要在线调研系统分析一下企业的客户需求，需要在线的EDM系统对潜在客户进行精细化营销等等。
Paas平台将采用SDP(Service Delivery Platform：服务交付平台)模式，为客户提供硬件、互联网带宽、操作系统和运营支撑管理软件，不同的软件开发商在此基础上提供多种应用软件。
虚拟化技术与云计算服务
无论是企业内部云，还是外部公共云，虚拟化都将作为云计算的支撑基础，既可以以项目的形式推动企业实现企业内部的云计算，整合各种IT资源，提高IT运营水平和降低IT运营成本。+也可以以服务的形式实现公共云计算，而作为云计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单独出售，也可以与其支撑的软件系统打包一起出售，具体形式如图七：虚拟化技术商业模式与云计算服务。比如：
网络存储是以纯硬件的形式把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网络资源结合在一起出售给客户，而只收取存储费用而没有收取计算资源和网络资源的费用。
虚机业务是以准硬件的形式把纯硬件资源、数据库、中间件、编译系统和操作系统打包一起出售给客户。
VPS虚机业务是以准硬件的形式把纯硬件资源和操作系统打包一起出售给客户。
篇8
它发展为网络购物狂欢节的逻辑是这样的：大众的词汇创造力看中了“11.11”这个形象的数字，它被赋予心理生命力;“光棍”们没有伴侣，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余，在网络上购物泄愤;电商们看到了一个集中度，看到了它的心理影响力，刻意赋予它购物的内涵，于是就“搞活动”;风既生而其势渐劲，影响了越来越多人在这一天前后的行为状态，就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一个精神存在，也是一个社会实体存在。
所以，“双十一”是一种社会建构，是社会交流、认同和固化的结果。社会各阶层都被罗织进来，围绕着互联网运转，从而衍生、繁盛出各种新社会里的新职业。比如旺旺客服、网店装修、宝贝照片拍摄，还有淘宝模特。
其中最具有观赏性的职业，是淘宝模特，以女性居多，主要是服装模特，还有家居用品模特。她们青春靓丽，在一个年长者无法理解的“虚无”世界里发展着自己的事业。不需要T台，也不要求形体训练，所以这个职业的门槛极低，它让许多“潘俊迸性轻易找到了一种说出去也挺体面的工作。
做网模的朋友说，这个工作其实很累，有时一拍就是一整天，不停换衣服。起初一天只有一两百元，后来熟练起来、脸熟起来之后，价格就会慢慢提高。
还见过一个怀抱梦想的女孩，她把网模理解为一种靠近“明星”的职业，并且后来明星梦日益炽热，不断整容，想要跳出电脑屏幕走上T台，乃至红毯。相信也有从做网模开始摆脱底层生活，进入中产乃至上层生活的案例存在，但不知比例几何。
这些美丽的女孩的工作，是商业模式设置的一部分，她们在刻意营造的摄影条件下，展示出产品美感的最大可能性，是一种美丽的职业。但是，人们应该不会忘记网络上流传的不计其数的搞笑“买家秀”，网模们穿起来是巩俐，买家穿起来是打扮成秋菊的巩俐。
“买家秀”幽默地暗示着某种骗局，但这跟网模们没有关系，甚至也不是商家的错，如果他们不卖假冒伪劣产品的话。衣服总是设计给最完美的人穿的，只是我们总是忘了自己是那不完美的大多数中的一员。
购，音同“彀”。《汉书》云：“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彀，是射程的意思，后引申为圈套。
“双十一”，当我们盯着屏幕的时候，就进入了射程，但射手和猎物两情相悦到不要不要的。
另一个猎物是实体卖场，商业模式的“革命”，流血有之，已从实体始。
图说：
01. 19岁的柯钰入行1年多了，她比较甜美的外表在一些电商店铺里比较受欢迎，今年9月她还去杭州拍摄了一组秋冬围巾的电商图片。像这样的异地拍摄对她来说已经司空见惯。
02. 21岁的思敏进入电商模特行业两年左右，是业内的“拼命三娘”。2014年还是皮肤白皙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晒得黝黑。思敏说，自己刚进入行业的时候都是拍电商的衣服，甚至拍过年龄层次50岁以上的“奶奶装”，不过后来她偶尔试着拍了几次影楼的婚纱，结果效果出奇的好，然后类似的单子就越来越多。
04. 思敏刚从十堰回到武汉，又投入工作之中。造型师晴兰正在帮思敏化妆，遮盖一些晒伤的面部皮肤。
05. 早晨7点，娇娇拉开出租屋内的窗帘。刚刚从湖北某师范学院毕业的她通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进入电商模特的行当。她说自己不太适合当老师，愿意试试从电商模特这个行业开始自己的社会人生涯。
06. “电商模特”里雅，来自巴西的模特，主要定居在杭州。她每年一段时间在中国接拍摄单子，一段时间回自己国家工作。在中国，外模一般都由经纪公司负责接单，她们的费用一般按小时计算，每小时在1500元以上。比起普通的中国模特，她们的价格要高，不过她们的收入会被经纪公司抽成很多。
篇9
[关键词]数据挖掘工具个性化营销电子商务企业
一、引言
一个成功的电子商务运作过程，需要完美整合三个要素——网络技术、商业模式和营销（网络营销）。网络营销是企业营销实践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指企业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媒介和手段而进行的各种营销活动（包括网络调研、网络新产品开发、网络促销、网络分销、网络服务等）的总称。
具有交互性、跨时空、低成本、高效性等优点的网络营销这一概念在中国出现才刚刚开展10年的时间，虽然理论体系还不完善，上网的企业数量还比较少，但是，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营销方式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并对企业的经营战略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前各种形式的网络广告、网络调研、网络分销等网络营销活动正活跃在企业的市场活动中。网络营销使得大公司、小公司“同台竞技”“规模经济”与“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并存。网络营销把企业带入小型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竞争的时代。
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铺天盖地，不仅企业被淹没在大量的信息中，就连顾客也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寻找、浏览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根据菲利普·科特勒的顾客让渡价值理论，顾客让渡价值=总顾客价值-总顾客成本。总顾客价值是顾客从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一系列价值，包括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总顾客成本是顾客在为购买该产品或服务所耗费的费用，不仅包括货币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体力成本等非货币成本。可见为了购买特定产品，在电子商务这种特殊市场中，浏览信息所花费的时间成本、精神成本、体力成本等也直接影响着总顾客让渡价值。
Web数据挖掘技术在电子商务上的应用，正是为了更加有效的掌握信息，服务于顾客，Web数据挖掘技术的路径分析、关联规则发现、序列模式发现、分类规则的发现、聚类分析等方法，可以应用于发现潜在顾客、改进站点链接结构设计、对顾客进行聚类分级从而分析组中顾客的共同特征，并为相应的顾客提供优质个性化服务,使顾客在浏览信息时有针对性，节省时间成本、精神成本、体力成本等，最终使总顾客成本得以降低。
二、个性化营销
个性化营销是把一个顾客看成一个顾客群，将锁定销售目标的活动发挥到极致的程度。充分体现了“顾客至上”，“顾客永远是正确的”，“爱你的顾客而非产品”等现代市场营销观念。消费者选购商品时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现有商品不能满足需求，则可向企业提出具体要求，企业也能满足这一要求，这样既能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又能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由于和消费者保持长期的互动关系，企业能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有针对性的生产，不会造成产品积压。缩短再生产周期，降低流通费用，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实现个性化营销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个性化网站、顾客数据库，网络营销工具。即企业在互动式网站和数据库为支撑工具的前提下，整合运用个性化的网站、个性化的E-mail、个性化的网页、顾客的兴趣追踪等相关工具，既可以与顾客建立亲密友好的联系，又可以创建个性化的营销信息，包括每个顾客的喜好、购买模式、针对他的最有效的沟通技巧等，以此来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顾客服务，开展个性化营销活动。
下图反映出一个具备个性化营销服务功能的系统功能层次结构。
由图看出，系统要得到上层所提供的个性化营销服务，需要从底层数据库获取交易数据、顾客数据、财务数据、市场数据等，将底层数据析取到数据仓库中，在数据仓库中建立以顾客、销售和财务等为主题的多维数据模型，并在保留原有数据的基础上，不断刷新数据仓库的数据，接着进行指标分析、多维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主要内容有顾客分析、忠诚度分析、销售分析、顾客反馈分析、财务分析等。
通过对顾客属性特征、交易行为和资金能力的分析，提取各种与顾客交易之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相关的知识，对顾客进行必要细分，从而有针对性地对顾客施加1对1的个性化营销服务，提高电子商务企业的认知能力和服务创新水平，扩大其获利机会。
可见上层的个性化营销功能的获得是底层数据所不能直接提供的，需要经过中间析取到数据仓库中，面向主题对数据进行组织与管理后，再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才能实现的。
三、数据挖掘工具及选择分析
数据挖掘技术让人们有能力最终认识数据的真正价值，即蕴藏在数据中的信息和知识。它使得许多商业公司充分认识到深层次地分析本公司业务数据库中的数据能够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尤其对于电子商务企业，它很容易满足数据挖掘所必需要因素：丰富的数据源、自动收集的可靠数据，并且可将挖掘的结果转化为个性化网络营销这样的商业行为，商业投资可以直接评价。
在不久以前大部分数据挖掘工具还只能为专门技术人员所操纵，但现在有更多的公司提供了更高级的数据挖掘系统，使得非专业人士也能使用。这些数据挖掘工具所基于的技术主要包括：规则归纳、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模糊逻辑、规则发现、模糊专家系统规则、决策树、基于实例的推理、归纳逻辑等。
选择一个满足本公司实现个性化网络营销的数据挖掘工具可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1）产生的模式种类
数据挖掘模式一般有以下六种:
①分类模式:表现为一棵分类树，根据数据的值从树根开始搜索，沿着数据满足的分支往上走，走到树叶就能确定类别。
②回归模式:与分类模式相似，其差别在于分类模式的预测值是离散的，回归模式的预测值是连续的。
③时间序列模式:根据数据随时间变化的趋势预测将来的值。
④聚类模式:把数据划分到不同的组中，组之间的差别尽可能大，组内的差别尽可能小，但它与分类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进行聚类前并不知道将要划分成同个组和什么样的组。
⑤关联模式:描述事物之间同时出现的规律的知识模式。如购买A产品与B产品之间的关联性。
⑥序列模式:与关联模式相似，它把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与时间联系起来。
对于个性化营销，公司的需要反映在：跟踪和学习顾客的兴趣和行为;为当前用户寻找k个最相似的邻居来预测当前用户的兴趣；或找出在什么时间，什么样顾客对什么样的产品感兴趣等方面。
以上的六种模式中分类模式可以对顾客进行分类；时间序列模式可在需求量方面给出预测结果；聚类模式可用于顾客聚类.由于它是根据相似顾客来推荐资源的,即根据最相似的邻居来预测当前顾客的兴趣，所以有可能为潜在顾客推荐出新的感兴趣的内容；关联模式找出A产品与B产品之间的关联性；序列模式则可以反映出需求的季节性。
（2）易操作性
当前有的工具有图形化界面，引导用户半自动化地执行任务；有的使用脚本语言，有些工具提供数据挖掘的API，可以嵌入到C、VisualBasic、PowerBuilder等高级编程语言中。
（3）数据存取能力
好的数据挖掘工具可以使用SQL语句直接从DBMS中读取数据。这样可以简化数据准备工作。
（4）与其他产品的接口
在需要其他产品辅助企业理解数据、理解结果时，数据挖掘工具与其他产品的接口就显得很重要了。
总之，数据挖掘工具应具备多种模式、多种算法、良好的数据选择和转换能力、可视化、扩展性等，使之具备更强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当前比较著名数据挖掘工具有IBMIntelligentMiner、SASEnterpriseMiner、SPSSClementine等，它们都能够提供常规的挖掘过程和挖掘模式。
其中IntelligentMiner通过其世界领先的独有技术，例如典型数据集自动生成、关联发现、序列规律发现、概念性分类和可视化呈现，可以自动实现数据选择、数据转换、数据发掘和结果呈现这一整套数据发掘操作。若有必要，对结果数据集还可以重复这一过程，直至得到满意结果为止。根据IDC的统计，IntelligentMiner目前是数据发掘领域最先进的产品。
SASEnterpriseMiner能支持包括关联、聚类、决策树、神经元网络和统计回归在内的广阔范围的模型数据挖掘工具。SASEnterpriseMiner设计为被初学者和有经验的用户使用。它的GUI界面是数据流驱动的，且它易于理解和使用。由于支持多种模型，所以SASEnterpriseMiner允许用户比较不同模型并利用评估结点选择最适合的。SASEnterpriseMiner被设计成能在所有SAS支持的平台上运行。
SPSSClementine是一个开放式数据挖掘工具，曾两次获得英国政府SMART创新奖，它不但支持整个数据挖掘流程，从数据获取、转化、建模、评估到最终部署的全部过程，还支持数据挖掘的行业标准--CRISP-DM。Clementine的可视化数据挖掘使得"思路"分析成为可能，即将集中精力在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而不是局限于完成一些技术性工作（比如编写代码）。提供了多种图形化技术，有助理解数据间的关键性联系，指导用户以最便捷的途径找到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其它常用的数据挖掘工具还有LEVEL5Quest、MineSet(SGI)、Partek、SE-Learn、SPSS的数据挖掘软件Snob、AshrafAzmy的SuperQuery、WINROSA、XmdvTool等。
四、总结
个性化营销一直是网络营销所关注的领域之一，但总的来说个性化营销的思想在网络营销实践中的体现不够明显，效果也难以显著，究其根本原因正是电子商务企业没有很好地利用数据挖掘工具，从底层业务数据中找到知识和信息。论文通过讨论数据挖掘工具及其实现模式，结合个性化营销的实现目标的分析，以期使电子商务企业充分利用丰富的底层数据源，真正把数据挖掘融入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
参考文献:
[1]ClaudiaImhoff,NicholasGalimmo,JonathanG.Geiger(著)，于戈，鲍玉斌，王大玲等译.数据仓库设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2
[2]王绪林:Web使用挖掘的用户个性化服务研究[J].信息系统，2003,1.
篇10
然而，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变动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技术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分析其对当下生产形态、分配形态和消费形态以及人们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基本逻辑，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定义时代主题的基础性意义。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信息技术的视野出发，人类的技术，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信息技术，一类是其他技术。广义的信息技术，是人类传播信息的手段、技艺和方法，包括文字、印刷、广播、电视等传统手段，当然也包括当下渗透人们生活之中的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我们将今天称之为“互联网时代”，但实际上依然低估了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热刚兴起之时，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社会的框架之下，其主要作用是优化提升工业生产，但并不会对工业时代的模式体系产生根本影响。
当时人们可以预见到的是：互联网会让工厂生产与商场管理更有效率；但是，当人们在想象互联网会让消费者在诸如沃尔玛这样的大型商场购物更方便之时，却怎么也想象不到，在不到20年后，沃尔玛模式会被淘宝模式颠覆掉。
实际上，直到三、五年前，互联网界人士才真正意识到，思考互联网革命可能要从百年大计的视野重新理解，要将它作为一个世纪性命题加以思考。
互联网革命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两百多年前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化进程，重塑了人类社会，塑造了影响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学科划分、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而在今天，在互联网革命的影响下，工业时代以来产生的基本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态，都可能被重塑。
今天的互联网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业体系内单一技术的升级，而是推动了技术创新的浪潮，催生了一系列技术群——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区块链、比特币等等。
这些技术大都是基于互联网而发挥作用的，但它们会对人本身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不论是物质生活还是观念理想层面。在这样强大的力量推动之下，原有的构成工业社会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公司、比如知识产权等等，它们所指向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们能否继续以传统定义的形式存在下去，在今天已经是必须认真直面的问题。
从互联网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观察，互联网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技术的创新，如基站的建设，门户网站、手机逐渐普及等等，在中国这个阶段大概发生在2000年前后；
第二个阶段，是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创新，在中国的标志性现象是淘宝、支付宝的出现，随之涌现出一大批崭新的商业模式和崭新的企业。现在中国市值最大的两个公司腾讯和阿里巴巴，就是这种商业模式创新的标杆。
到今天，互联网开始进入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创新的第三阶段。
这个第三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互联网+”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互联网行业所涌现出来的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突破了互联网行业这一范围，全面向社会各个领域扩展，逐步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性意义，并开始深度改变人类的社会形态。
互联网革命重塑生产结构与社会结构
在思想方法层面，互联网革命也给予我们一种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视角。如果我们从一个极其简化的模型来看待人类社会，可以发现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节点，一个是连接。
所谓节点，包括人、组织、村庄、工厂、国家这些实体，而联结这种节点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方式，包括聊天、访客、旅行、交易，也包括现在的打电话、上网、微信等等，都可以视为是连接。
回顾人类社会的演化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技术的演化过程中，一段时期内的突破重点会集中在节点上：比如电影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计算机的出现等等。之后，随着节点本身的进化，会促进连接的升级，比如教育体系的出现、互联网的出现等等，都是建立在新节点的普遍运用之上。
而连接方式的升级，反过来又会促进节点的进化：比如当前在互联网影响下出现的云计算、人工智能、超能电池等新事物。
从这个角度观察，过去六十年，人类先在节点上获得突破，如计算机的产生，而大概在三十年前进入了连接技术的突破阶段，如互联网的扩展；那么未来三十年，我们很有可能会在节点上实现更大的突破。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深度连接方式的互联网技术会反过来推动节点性技术的突破。
因而，今天，我们为了充分认识互联网革命对人类物质生活的深刻影响，必须关注其对生产结构、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互联网革命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协作(分工)结构。
首先，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基础设施。原来的基础设施，是人们所熟知的、产生于工业时代的铁路、公路、机场这样的交通设施、公用设施。
今天的基础设施，其内涵进一步扩展和演变，云网端、云计算、互联网智能终端以及人手一个的智能手机，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其次，互联网革命催生了新的生产要素。原来我们讲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等。而今天，数据正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而且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获得巨额估值，主要价值依据就是其掌握的巨量数据。数据有可能超越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等，成为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
最后，互联网革命催生出新的协作结构。我们社会原来的协作(分工)结构，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但是，产业链体系和市场体系都存在着自身的巨大限制，如资源、制造基地和市场在时间、空间层面的隔离与不平衡，会产生高额成本，也会受到规模限制。
而互联网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可以推动大规模协同与共享，或者叫大规模协作与共享。这种协作方式，远远超过传统的分工与合作结构。
比如淘宝上每天的访客人数接近两个亿，每天产生的交易数量超过两千万，商品规模超过十亿件——仅2016年“双十一”一天就产生了一千多亿的交易额。在有淘宝之前，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即使全世界最大，也就只有7万个店铺，它天然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而今天仅在淘宝平台之上，就何止有700万个店铺？
要突破实体空间的天然限制，需要的是线上与线下的对接与协同。而数量超过亿计的超大规模的协作，必然引发生产、交易、消费结构的质变。此种大规模协作、协同的模式，突破了工业化时代以来的传统分工结构、市场结构，影响极其深远。这些影响，在今天也还只是初露端倪，在未来还会逐步显现其摧枯拉朽的威力。
上述三个新要素，是我们理解当下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关键。以2017年的爆发性成长的共享单车为例，如果没有新的基础设施——即没有基于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能力，没有大规模协作的基础，这种新事物是不可能出现的。滴滴打车也是如此。
我们把此种新的经济形态称为共享或者分享经济，说明它的经济形态已经超出了以所有权、使用权为基本概念的经济学内容。
分享经济有三个重要的特质：第一，它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包括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依附于互联网平台。第二，它需要大规模参与，参与的主体数量都是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第三，它要依靠数据的智能匹配。
为什么五年前不可能出现共享单车？因为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智能终端(智能手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移动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移动支付。现在，听说有投资人想要在菲律宾推出共享单车，但是，菲律宾连基础的移动网路都不完善，也没有网上支付这些先决条件，怎么推共享经济？
因而，我们看到新生事物、新生商业模式的出现，也要看到这些新生事物所附着的基本条件，没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生商业模式是很难成长壮大的。
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协作结构，正在对现在的经济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某种意义上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一二三产业的传统划分方式。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一个横向分工的概念。
人们按照生产环节进行产业划分。种麦子可以称之为第一产业，把麦子磨成面粉则称为第二产业，而把它制作成包子出售则属于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横向划分显然出现了无法归类的问题。比如，按照传统归类方式，理发属于第三产业，移动网络运营商也是属于第三产业——天差地别的两种行业却属于同一产业。
而如果我们继续以归类方式来作为我们经济统计、政策制定的依据，一定会遮蔽我们对现实巨变的认识和理解。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已经开始失效，它已经很难刻画出当下的产业结构特征。
要正确描绘当下的生产结构形态，我们就不能固守横向分工的旧视角，而是必须关注随着互联网革命而来的纵向结构。
什么叫纵向结构？我们现在要观察和定义一个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分析它处于何种生产环节之中，而是应该分析它处于什么样的生产层面之上：
处于最底层，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可以称之为基础设施行业，中国移动就是新时代的基础设施行业代表，其提供的是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处于中间层面的，是平台行业，平台掌握数据，非常关键，淘宝、天猫、滴滴都是此种意义上的平台；最上层，可以称之为自由连接体，它是可以随时连接、随时自主形成的各种商业实体与社会实体。
自由连接体可以直接面对市场，响应市场发展，它可能是小微企业，也可能就是个体。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越来越多个体从原有的组织、体制、体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半游离状态，他们彼此之间可以进行自由联结、组合，产生出无数种可能性。
未来也许超过一半以上的年轻人，都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固定的组织，而是成为这样的自由连接体的终端。最近，在一个高校所做的关于大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中显示，95后的大学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选择毕业以后不就业——不考公务员，不到公司做职员，而是以自由连接体的方式在家工作。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是作家/出版人/学者等等多重身份，他可以以多重身份自由连接——以后这些人的人生就可以说是“斜杠人生”了。现在，此种自由就业状态的人越来越多，这必然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就业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技术变革引发商业模式变化，商业模式变化引发市场生态变化，市场生态变化引发组织变化，组织变化又会带来对人的能力的需求的变化。互联网革命带动的社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全方位的。
互联网革命重塑知识体系与治理体系
为了应对变局，引领变局，我们必须改造自身的知识结构，重塑我们的治理能力。
在农业时代，人类知识积累的速度非常缓慢，慢于人类年龄增长的速度，这意味着年长者的经验对于年幼者是有效的，年长者天然拥有知识上的权威。
而当我们进入工业时代，知识增长加快，年轻人拥有的知识未必比年长者少，家长经验和知识权威的有效性，面临学校体系竞争，也受到教育层次较高者的挑战，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反对老一辈人知识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是个信息大爆炸时代，知识的代谢和更替非常迅猛，年轻人相对于年长者反而更容易接受和掌握新知识。信息时代的新知识掌握程度的不平衡正在影响家庭结构中的父母权威。
比如，面对一个智能设备，现在的一个儿童几乎不用看说明书，稍加摸索就能熟练运用，而家长却还是按部就班地依赖说明书指导，并且未必能掌握——这是他们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经验带来的限制。
当此类的挫败不断出现时，家长的权威就会出现问题。学校教育也是如此。由于信息传播速率问题，学校教材往往刚出版就已经落伍。老师们的竞争对手，也不是其他老师，而是以整个互联网为背景的海量信息。
更进一步，此种趋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学校和教育体系，还影响到传统的知识分布方式、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架构。
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就已经面临过类似的冲击，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本土知识体系被以工业化为基础的西方知识体系颠覆和替换。而到了今天，这种知识体系的颠覆和替换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冲击、观念冲击、伦理冲击可能更为剧烈。
面对由此而来的观念混乱和意识形态危机，我们的可能出路不是回到过去，重新拥抱农业文明的知识经验，而是面向未来，直面挑战，在互联网时代重建自身的知识体系。
与此同时，互联网革命给新时代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面对生产结构的变化、人类和信息流动性的剧增、社会复杂性的几何级数增长，我们无法延续传统等级化、科层制、管制式的治理模式，而是必须探索网络化条件下新的治理形态。
我们在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平等价值诉求不断高涨，而且日渐难以靠压制和无视的方式加以应对。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时代的治理可以视为是一种网络化的治理形态：不是像过去一般依靠一个中心来进行控制，不是依靠一个政治精英团体、依靠一个霸权国家来维持秩序，甚至也不是一个中心来分层地进行控制，不是所谓的联邦式治理。
当然，在我们看到互联网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冲击的时候，也要看到，互联网自身内在的一些技术特性，也为这样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