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最基本的要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法最基本的要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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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益、可税性、影响因素

可税性理论作为税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着重点是如何在立法上有效界定征税范围，确保国家征税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其核心是对各类收益可否征税作出取舍。因此，要深入研究可税性理论，就必须探讨收益问题。[1]

作为一般概念的“收益”，因其内涵较为丰富，故在多个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对其都会有所涉猎。例如，学上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主体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2]由此足见收益问题的重要性。即使在法学上，由于收益涉及到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相关权利的保护，[3]涉及到公平分配，以及如何通过对收益的调整来引导人们的行为等问题，因而它同样是法学应予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只不过法学上的研究还相当欠缺。

由于“收益”与财富的分配直接相关，因而有关收益问题的研究，在税法之类的“分配法”中也就占有重要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税收就是国家的一种收益，即国家以税的形式从纳税主体那里收取的利益，实际上是对私人收益的分配或再分配;而纳税人所关注的，则是纳税之后的收益，以及不纳税或少纳税，会使自己增加多少收益。因此，如果仅从一定时点的收益分配来看，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这并不排除在较长时期可能存在非零和博弈)，而税法也就是规范上述收益分配活动的法。因此，收益问题也就成了税法研究上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其实，上面说到的收益，主要是结果意义上的收益。无论是国家获取的税收收益，还是纳税人关注的排除了国家征税影响之后的收益，都是一个阶段的终结。而作为可税性理论所关注的收益，则并非上述那种“尘埃落定”的收益，而恰恰是在“刀俎”上尚待“宰割”的作为“鱼肉”的一类收益，即处于征税对象阶段的收益，而不是已成为国家税收收入的收益，也不是纳税人的税后收益。

上述处于征税对象阶段的、对于可税性研究至为重要的收益，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收益。在把“收益”作为税法上的专门概念的情况下，本文拟讨论以下相关问题:收益对于税法理论，特别是可税性理论有何价值?为什么在税收立法上要对不同类型的收益作出选择和取舍?影响收益可税性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与国家征税的价值取向和税法的宗旨、原则有何关联?等等。之所以要探讨上述问题，主要是意在说明研究收益的可税性问题对于税法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价值。

一、收益对于可税性理论的重要价值

在提出和探讨“可税性问题”的过程中，[4]我曾强调，收益性是确定征税范围的基础性要素。根据国内外的立法实践、税法理论及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国家在确定征税范围时，主要应考虑的因素是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只有综合考察这三个方面，才能在理论上有效地确定某类行为和事实是否具有可税性，在立法上或执法过程中，才能判断是否可以对其征税。但在三个因素之中，最基本、最重的，则是收益性。

对收益性的强调，是各国税法在确定征税范围方面的共性。需要不断重申的是，由于税收活动实际上是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只有当存在收益时，才可能有收益的分配问题;同时，也只有存在收益，才可能有纳税能力;而只有在向有纳税能力的人课税，真正实行“量能课税”的情况下，课税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从而也才是可税的。

主体的收益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类型收益的征税选择，会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产生一定的影响。仅从税收学通常的收益分类来看，适合作为税源的收益主要有三类，即商品(包括劳务，下同)的销售收入、各类主体的所得、源于财产的收益，这与公认的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这三大税类是相对应的，由此形成了各国税法体系的基本结构。此外，如果对上述各类收益做进一步的划分，还会形成与其相对应的不同税种。可见，对上述收益不断“细分”的过程，也就是对税收体系不断“细分”的过程。而在税收法定原则及“一税一法”原理的要求之下，这样的“细分”恰恰有助于认识税法体系的形成，对于认识税法规范的结构与分类，以及分析税法制度的优劣得失，也都会有所助益。

上述的“收益”，是与征税对象的整体相对应的，作为一种较为广义的理解，它是指相关主体“得到的利益”，或者说是其“经济能力或某种福利的增加”。这不同于有些论者将“收益”仅仅等同于“所得”的认识。上述的广义理解，使收益本身可以成为对税收进行分类的基础，从而也成为研究税法体系和税法制度的重要入口;同时，由于收益的分配是整个分配制度的基础，从而也是税收制度的基础，因此，研究收益问题对于税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依照上述对收益的广义理解，在通常情况下，从纯经济理论上说，“有收益就可以征税”，而无须看这种收益的来源、性质如何、是否合法等。因此，不管是销售收入还是营业利润，不管是投资收入还是资本利得，不管是集体收入还是个人收入，都是重要的税源，[5]都可以依法征税。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存在收益，是确定可否征税的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因素。

但与此同时，基于税收在分配收入、配置资源、保障稳定等多方面的职能，[6]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在法律规定上，“有收益即可征税”的命题并非总能成立。因此，对于收益还需区别对待，而不能一概而论。但从总体上的可税性来说，将收益分为营利性收益和非营利性收益，将有收益的主体分为营利性主体和非营利性主体，甚为必要。通常，对于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收益，应当征税;而对于公益性主体的非营利性收益，则不宜征税。同时，对于营利性主体的公益性活动和公益性主体的营利性活动，也要区别对待。这既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可税性理论的重要。

此外，从和现实来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家始终存在着获取收益的动机，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国家获取收益必须“取之有道”，而不能横征暴敛。这就要求国家征税必须考虑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而是否具备纳税能力，则又是以收益的存在为前提的。

上述的分析表明，收益不仅具有与征税对象总体相对应的基础地位，而且还是在总体上判断可税性的最基本的因素，同时，也是衡量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的有无和多少的前提。因此，收益对于可税性理论乃至整个税法理论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有鉴于此，在以往研究总体上的可税性理论的基础上，还有必要研究具体收益的可税性问题，以便按照一定的判断标准，确定对哪些收益可以征税。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在税收立法上，对于各类收益的选择或取舍问题。

二、税法对于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

探讨税法对于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探讨在经济上的收益或者其他意义上的收益，是否都能够成为税法规定的征税对象?如果不是，则哪些可以成为法律上的征税客体?立法者在判断某类收益可否成为征税客体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或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也是本文拟探讨的核心问题。

从一般的逻辑上说，在对可税性理论的总体研讨的基础上，只有集中讨论收益的可税性问题，才能在税收立法时，更好地对各类收益是否可以征税作出判断和选择。但这方面的判断和选择注定会存在争议，而且必将长期难以达成一致。因为税法的宗旨并非单一，税收的职能是多重的，[7]这就必然导致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尽管探讨此类问题会存在研究风险，但毕竟有助于人们可能达成的一些共识，因而对于税法理论和实践发展都有基础性的价值。

探讨税法对不同类型收益的选择，首先涉及到对收益的分类。由于收益的来源、形态、性质等的复杂多样，因而收益的分类标准和相关类别也可以是多重的和多样的。其中，有些分类对于税法学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如货币性收益和实物性收益、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既得收益和预期收益、合法收益和违法收益、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营利性收益和非营利性收益，偶发性收益与经常性收益，[8]等等。对于这些不同类别的收益，国家在征税时就需要作出选择，确定哪些可以征税，哪些不能或不适合征税。而对于这些问题，只有在理论上探讨清晰，在税收立法上先予确定，才能在税法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在上述的诸多收益类别中，对于本文的研讨更有直接价值，更有助于说明税法上的取舍标准的，主要有如下几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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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税务筹划;综合能力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083-02

一、企业税务筹划的概念

所谓“筹划”是指谋划或者计划的意思,是事前对事物发展的预期结果进行的计划和安排。具体到企业的税务筹划(Tax Planning)是指企业通过对自己经营行为的事前合理安排和科学筹划,采用合法手段,以充分利用和享受税收法规给予的优惠和权利,以达到节税和延迟缴纳税款的好处,在规避涉税风险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税务成本,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企业税务筹划的目的

通过企业税务筹划的概念可以看出,企业税务筹划的目的就是要在无风险的前提下实现企业税务成本的降低和股东权益的最大化。因此,企业税务筹划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降低税务成本;二是实现企业价值(股东权益)最大化。

(一)降低税务成本

企业税务成本是指企业因其经营行为依国家税收法规规定而承担的以货币计量的税款支出或不能以货币计量的法律责任。具体来说,税务成本包括税收法规规定的纳税义务支出和因没有遵守税收法规而承担的滞纳金、罚款,以及企业承担的不可用货币计量的其他行政和刑事责任,比如吊销证照、判处刑期等。

因此,企业税务成本的降低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绝对税额的相对减少。包括征收范围的缩小、税基的减少、税率的降低以及减、免、退等方面享受的优惠,从而实现纳税总额的减少。

2.资金时间价值的利用。延迟纳税是纳税义务人可以选择的一项法律权利。延迟缴纳的税款所带来的资金时间价值相对减少了税款的支出,实现了抵税效应。

3.避免税收滞纳金和罚款。企业税务筹划不仅要考虑税基、税率等要素的降低,从而实现纳税总额的减少,还要考虑按税收法规及时申报纳税,不拖欠税款,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税收滞纳金和罚款。

4.规避其他行政和刑事责任。这种税务成本不能直接以货币计量,常常被企业所忽视。但是,企业往往又因为税务筹划的这个死角,却经常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比如,因为税务风险导致高层管理人员被判处刑期,从而使企业管理暂时出现困难,进而影响到企业效率或导致其他方面的直接经济损失,甚至因为税收的法律责任使企业名誉受损。

(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者说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用会计语言表述就是实现所有者权益最大化。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的目标,从这一点来说,企业税务筹划也是财务管理的一部分。因此,企业税务筹划的目的不能以税务成本最低化为目标,如果以税务成本最低化为目标,则企业不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就很容易实现税务成本为零的最小化目标。但是,显而易见,这不应该是企业追求的目标。因此,企业税务筹划要以降低税务成本和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为并行的双重目的。

三、企业税务筹划的基本思想

(一)遵循合法原则

企业税务筹划的最基本思想应该是对合法性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这是税务筹划最根本的出发点。“无规矩不成方圆”,脱离了合法性的约束就谈不上什么税务筹划,没有法规限定的税务筹划无异于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因此,企业税务筹划的合法性原则,首先需要企业具备守法意识,并且熟悉税收法规,这样才能指导企业经营行为在不同税种、税率间合法安排和合理选择。

(二)着眼税法要素

在企业合法筹划的指导思想下,还必须明确税务筹划的方向和实现途径,这就需要企业明确税法的构成要素。

税法的构成要素是指各个税种在立法时必须载明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一般包括总则、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减税免税、罚则、附则等内容。税法要素规定了为什么征税,由谁缴纳,征税多少,什么时间及地点缴纳以及不依法缴纳有什么后果等。所以,企业税务筹划的着眼点应重点放在税法要素的全面熟悉和谋划上,在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纳税期限及减免退税等方面下足功夫,以充分利用税法空间和享受税收优惠。事实证明,通过对企业同一经营行为的合理安排和科学筹划是可以实现税种、计税依据及税率等税法构成要素的改变,从而实现降低税务成本的目的。

(三)侧重事前筹划

企业税务筹划直接体现为企业经营行为或业务运作模式的事前合理规划和统筹安排。如果经营行为已经完成或者业务运作已经结束,则该业务相应的税务成本就已经确定,因此,税务筹划是事前筹划,而不是事后的查缺补漏,更不是事后的偷税、漏税。它是企业通过事前对业务的合理规划和科学安排,以实现纳税义务人、税种、税目、税率及减免退等税法要素的选择,从而合法的实现减少纳税总额,达到降低税务成本的目的。

(四)树立节税目标

节税,是纳税人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与安排,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达到既能够减轻或延缓税负,又能够实现企业的整体财务目标。

企业税务筹划目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税务筹划是以节税为目标,在既不违背法律规定,又不违背立法意图的情况下实现税务成本的降低;而广义的税务筹划既包括节税又包括避税,避税虽未违背法律规定,但却违背了立法意图,各国政府一般都不赞赏这种做法,但是基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各国也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各种反避税措施逐步建立或完善法制。也就是说,节税具有合法性,而避税虽不违法,但却不被倡导。因此,基于立法意图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建议企业的税务筹划应该以节税为目标。

(五)立足全局战略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它的最终目的是以实现企业税后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所以,企业的税务筹划也要紧紧围绕这个目的开展,仅仅以纳税支出最小化为目的有时可能会有悖于税后利润最大化目的的实现。另外,作为集团公司的税务筹划,有时往往还要以牺牲个别企业的税务成本最低化来实现整个企业集团税务成本的降低,从而实现集团合并报表的税后利润最大化,最终实现股东权益的最大化。同时,不管是作为单个企业还是作为企业集团,税务筹划有时可能还要以牺牲当期或近期税务成本的最小化而换取企业或企业集团长远税务成本的降低化目的的实现。所以,立足全局战略有时往往要以牺牲个体或近期的利益为代价,从而有助于全局战略利益的实现。

(六)提升综合能力

通过对企业税务筹划基本思想的上述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企业的税务筹划是在熟悉和懂法的前提下,通过对企业或集团全局性战略的事前合理规划和科学安排,以节税目标为指导,实现经营行为在税种及税法要素上的合理选择,从而实现降低税务成本和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税务筹划目的。而这个税务筹划过程贯穿了企业的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不但要熟悉行业或产业政策、运营模式,还要熟悉法律、财务、会计、税收等,是一项集知识、经验、阅历、组织、协调等各项素质为一体的,要求很高的综合性管理活动。所以,它不是靠单个人或个别人的能力能够实现的,它是企业各方面要素协调发挥作用的成果,是企业综合能力的体现,因此,成功的企业税务筹划要以企业综合能力的不断提高为前提。

四、企业税务筹划的具体策略

有了基本的税务筹划思想,要想真正实现企业税务筹划的目的,还必须要有具体的筹划策略作为指导。通过对税务筹划的分析与归类,企业税务筹划的具体策略可以分为以下八类。

(一)减免税策略

减免税策略是指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利用国家对某些纳税人或征税对象给予的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鼓励或照顾措施,使纳税义务人成为免税人,或使纳税人从事免税活动,或使征税对象成为免税对象而免纳税款的税务筹划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要点是,在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争取更多的减免税优惠,并且使减免税期限最长化。

(二)分割所得策略

分割所得策略是指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使所得在两个或更多个纳税人之间,或者在适用不同税种、不同税率和减免税政策的多个部分之间进行分割的税务筹划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要点是分割要有理、有据。比如,营业税条例中关于总包和分包的规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三)扣除策略

扣除策略是指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使应税收入(计税依据)的扣除额增加而直接减少应税收入(计税依据),或调整扣除额在各个应税期的分布而相对节减税额的税务筹划方法。扣除策略的常用手法是增加扣除项目或提前确认扣除项目,因此,这种方法的核心要点是使扣除项目最多化、扣除金额最大化及扣除的最早化。扣除与特定适用范围的免税、减税不同,扣除规定适用于所有纳税人。比如,折旧中的双倍余额递减法就是扣除最早化的一个很好应用。

(四)税率差异策略

税率差异策略是指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使不同的征收对象或使相同的征税对象适用不同的税率,从而直接减少应纳税额的税务筹划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要点是尽量使征税对象适用的税率最低化,税率越低,节减的税额越多。比如,同样是经营IDC(Internet Data Center――互联网数据中心,一种电信增值业务)业务的甲乙两家企业,甲具备IDC业务运营牌照,而乙不具备。甲企业以邮电通信业适用3%的营业税税率,而乙却以设备租赁(租赁机柜或服务器)适用5%的营业税税率。因此,乙企业税务筹划的方向就是尽快取得IDC运营牌照。

(五)抵免策略

税收抵免策略是指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使税收抵免额增加的方法,其中,税收抵免包括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抵免和作为税收优惠或奖励的税收抵免。税收抵免额越大,冲抵应纳税额的数额就越大,应纳税额则越少,从而节减的税额就越大。这种方法的核心要点是抵免项目最多化、抵免金额最大化、抵免时间尽早化。

(六)退税策略

退税策略是指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使税务机关退还纳税人已纳税款的税务筹划方法。退税策略的核心要点是尽量争取退税项目最多化,尽量使退税额最大化。

(七)延期纳税策略

延期纳税策略是指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使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而取得相对收益(货币资金时间价值)的税务筹划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要点是延期纳税项目最多化、延期纳税金额最大化及延长期限最长化。

(八)会计政策选择策略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所遵循的会计原则以及企业所选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企业税务筹划的会计政策选择策略是指在合法或不违法的情况下,采用适当的会计政策以减轻税负或延缓纳税的税务筹划方法。这种方法的核心要点是要熟悉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用足用好以上所述的诸如扣除、抵免及退税等方法的应纳税绝对额及纳税时间性差异。

以上税务筹划的基本思想和具体策略虽有分,但也有并,所以,在企业税务筹划的实践中要做到融会贯通,综合运用,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识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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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会计；税务会计；分离；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2）35-0097-02

1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概念

1.1 税务会计的概念

“税务会计，又称纳税会计，是以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为依据，以货币计量为基本形式，运用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纳税人的税款形成、计算、申报、缴纳、清算的过程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一门专业会计。”税务会计是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的，是近代新兴的一门边缘性学科。税务会计既涉及会计中的税务问题，又涉及税务中的会计问题，还要涉及国家税收和税法，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法学、会计学等。税务会计是现代会计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税务会计实质性工作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企业会计的一个领域，以财务会计信息为基础，提供企业经济活动中涉税方面信息的会计分支。

1.2 财务会计的概念

财务会计指通过对企业已经完成的资金运动全面系统的核算与监督，以为外部与企业有经济利害关系的投资人、债权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等经济信息为主要目标而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财务会计是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通过一系列会计程序，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并积极参与经营管理决策，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2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联系与区别

2.1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联系

税务会计作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兴起的一门会计学科，与企业财务会计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提供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方面的信息。税务会计并不要求纳税人在财务会计的凭证、账簿、报表之外另设一套会计帐表。税务会计资料来源于财务会计，它对财务会计处理中与现行税法不符合的会计事项，或出于税务筹划目的需要调整的事项，按税务会计方法计算、调整，并作调整分录，再融于财务会计账簿或报表之中。一方面，税法必须借助会计方法才能得以实施和发展；另一方面，税法对会计也产生重要影响。税法使会计实务的处理更加规范化，它直接影响着会计对某些会计方法的选择，同时也使会计人员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税务与会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决定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2.2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2.2.1 目标不同

财务会计的目的在于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量以及财务状况变动的全貌，并通过会计报表向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以及其他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有用的财务信息，以利于不同的信息使用者进行合理、有效的决策，其目标是复杂的、多元的。

而税务会计的目标是向税务机关、投资人等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税务决策的会计信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维护国家利益，履行纳税义务。税务会计要以国家的现行税法为依据，在财务会计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正确进行与税款形成、计算、申报、缴纳有关的会计处理，为税务机关及时提供真实的纳税信息。其二，实施纳税筹划，实现最优税负政策。财务会计要以投资人、债权人、经营者服务，税务会计同样也要为投资人、债权人、经营者服务。

2.2.2 核算基础不同

长期以来，我国会计实务中一直是将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确认的基础。权责发生制是整个会计系统的基础和起点，其标准是：对企业的经济资源和经济义务确实产生了影响，并以权利和责任的发生与否来判断。收付实现制计算的盈亏不合理、不准确，所以《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不予采用，它主要应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和个体户等。

而税务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相结合为原则，收付实现制突出的反映了税务会计的重要原则。该原则是确保纳税人有能力支付应纳税款而使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基础。但是由于收付实现制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一般不用于财务报告目的，只是用于个人和不从事商品购销业务单位的纳税申报。税务会计对收入的确认，由于权责发生制在一定程度上被税收的支付能力原则所覆盖而包含着一定的收付实现制的方法，而在费用的扣除上，财务会计中采用稳健主义原则列入的某些预计费用，在税务会计中是不能够接受的，后者强调“该经济行为已发生”的限制条件，从而起到保护政府税收收入的目的。因此，税务会计的工作法则表现出了特殊性，在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上要坚持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相结合的原则。

2.2.3 范围不同

财务会计的范围涵盖了企业生产经营中能够用货币计量的各个方面，以全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对企业可以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否涉及纳税事项，均需要通过财务会计进行处理，以满足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其范围具有广泛性。

税务会计是一门专门化会计，这就决定了其会计范围的特定性。税务会计的对象是纳税人涉税经济活动的货币表现，包括纳税人的涉税业务活动和履行纳税义务业务活动，它是应纳税款的形成、计算、缴纳、退补、罚款等活动的货币表现。具体包括税法上应予以确认的收入和费用、按税法规定所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税款的计算和缴纳以及税收减免优惠等。

2.2.4 依据不同

财务会计必须遵循会计准则和财务会计制度，规范企业的会计行为，处理经济业务；当对某些业务的处理出现税法的规定与会计准则的规定不一致时，可以不必考虑税法的规定，而只依据会计准则进行确认和计量，其依据具有单一性。

税务会计既要依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又要依据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来规范企业的会计行为，严格按照税法规定处理经济业务；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与国家税法对某些业务处理的规定不一致时，必须按税法规定进行调整，以保证应纳税款的准确性，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其依据具有双重性。

2.2.5 会计计量模式不同

目前我国财务会计的会计计量模式呈历史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模式并存的局面。历史成本模式是会计准则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计量属性，其具有很强的可靠性，因此一直被作为主要的会计计量模式。但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企业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量模式时，并不能真实反映现时企业的真实价值。因此企业在进行资产等会计要素的会计计量时允许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动态地、及时地反映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变化，使报表信息更相关，对决策更有用。

税务会计则坚持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不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币值的变动情况，它坚持按纳税人实际取得或购建时发生的实际成本进行计量，较客观、及时地反映税务资金的运动。

2.2.6 涉税信息不同

可靠性、相关性、重要性、及时性等特点是传统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这些要求同时也是税务会计信息的基本要求，但是，税务会计因为其自身的特殊性，致使税务会计信息也应具备区别于财务会计信息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税法导向性和税务筹划性。 财务会计报告一般包括会计报表、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而税务会计报告主要包括各税种的纳税申报表及附表。虽然税务会计报告中的一些数据是根据财务报告得出的，但是财务会计报告中的某些数据在税务会计报告中并不能得以体现，例如资产负债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列示，在税务会计报告中并没有包括。因此，从涉税会计信息中，也能体现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不同。

3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客观必然性

①增强财务会计核算灵活性的需要。两者的适度分离会使会计制度越来越灵活，政府不必过多干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制定会计制度进行核算。

②夯实税务工作基础的需要，两者的分离有利于保证税法严肃性和税务筹划的有效性。

③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税收筹划水平、达到合理节税目的需要。税务会计人员可根据企业状况进行灵活选择，协助企业进行决策，不多交税，不少交税，达到筹划效应。

④丰富会计理论和方法，完善会计学科体系的需要。税务会计形成一个独立的会计学科有利于从理论上来指导我们的日益复杂和完善的会计核算。

⑤健全我国税法和税收体制的需要。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有利于我国税法的实施和税收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需要。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可以使企业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合自身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其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更有利于各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而独立的税务会计信息不仅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的税务决策，而且对于企业来说，更应充分利用现行税法和有关法规赋予的权利，进行税务筹划，争取涉税零风险，尽可能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⑦我国改革开放和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越来越多，我国在国外投资业务也越来越多，为了符合国际税收惯例，改善投资环境，防止国际避税，维护我国经济权益和企业利益，进一步扩大我国在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建立独立的税务会计也是十分必要的。

4 结 论

综上所述，税务会计的分离对形成的一个完整、多层次的会计理论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体现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科学水平；同时也是我国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加强税收筹划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在我国税务会计的进一步分离独立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司茹，吴保忠.税务会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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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这门课，从一开始我们就体会到了学习的艰辛，可是在艰辛的同时，也磨练着我们的意志。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会计学习心得，供大家参考。

会计学习心得1财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资金运动及资金运动过程中所体现的经济关系，范文之心得体会:会计基础学习心得体会。因大量发生在企业，故通常主要指企业财务。财务随着商品货币经济产生以后，在各个社会形态下都表现为资金运动。如进行商品生产，首先要筹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才能购买生产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使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生产。工人除将已耗费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以外，还创造新的价值。工人新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由企业通过工资形式支付给工人，另一部分形成企业的纯收入。

产品生产完成后，通过销售收回产品的全部价值。企业取得产品销售收入的大部分，用以弥补生产耗费，其余部分要在投资者、企业和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用以弥补生产耗费的资金，又以货币形态开始继续参加生产周转，重新购买劳动对象，更新劳动资料，支付职工工资，实现产品再生产。这样，在企业的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是物资运动，即物资的供应、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是资金运动，即资金的筹集、使用、耗费、收回和分配。前者是经济活动，后者是财务活动。财务虽表现为资金运动，但它并不是资金，而是体现资金背后的经济关系，即财务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金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综合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这一论述，撇开了资本主义特有的属性，其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财务。因此，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在的资金运动，是财务的表象，而由资金运动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是财务的本质。把两者统一起来，才构成完整的财务概念。

税务是指和税收相关的事务。一般税务的范畴包括：

一、税法的概念。它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基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就是税收利益的分配。

二、税收的本质。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形式。税收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形式;税收具有非直接偿还性(无偿性)、强制义务性(强制性)、法定规范性(固定性)。

三、税收的产生。税收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物质前提是社会有剩余产品，社会前提是有经常化的公共需要，经济前提是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上层条件是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中国的税收是公元前594春秋时代鲁宣公实行“初税亩”从而确立土地私有制时才出现的。

四、税收的作用。税收作为经济杠杆之一，具有调节收入分配、促进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五、税收制度构成的七个要素

1、纳税主体，又称纳税人，是指税法规定负有纳税义务关直接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2、征税对象，又称征税客体，是指税法规定对什么征税。

3、税率，这是应纳税额与征税对象之间的比例，是计算应纳税额的尺度，反映了征税的程度。

税率有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全额累进与超额累进)和定额税率三种基本形式。

4、纳税环节，是指商品在整个流转过程中按照税法规定应当缴纳税款的阶段。

5、纳税期限，是税法规定的纳税主体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的具体时间。

一般的按次与按期征收两种。

6、纳税地点，是指缴纳税款的地方。

一般是为纳税人的住所地，也有规定在营业发生地。

7、税收优惠，是指税法对某些特定的纳税人或征税对象给予免除部分或全部纳税义务的规定。

从目的上讲有照顾性与鼓励性两种。

会计学习心得2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经过三年半的专业学习后，在掌握了一定的会计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巩固理论知识，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本人于--年3月5日至4月15日在天津丝印器材供销公司财务部进行了为期六周的专业实习，以下是此次实习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通过实习，熟悉并掌握会计流程的各个步骤及其具体操作--包括了解账户的内容和基本结构，了解借贷账户法的记账规则，掌握开设和登记账户以及编制会计分录的操作、原始凭证填制和审核的操作以及根据原始凭证判填制记账凭证的方法。使我对会计有更深的理性认识并掌握会计基本操作技能。

我将来步入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本次实习的目的!以前，我总以为自己的会计理论知识扎实较强，正如所有工作一样，掌握了规律，照葫芦画瓢准没错，经过这次实习，才发现，会计其实更讲究的是它的实际操作性和实践性。书本上似乎只是纸上谈兵。倘若将这些理论性极强的东西搬上实际上应用，那真的是无从下手。这次实习，我是做会计，刚开始还真不习惯，才做了两天，就感觉人都快散架了，心情自然就变得烦躁了，而会计最大的忌讳就是心烦气燥，所以刚开始做的几天，那真是错误百出啊!!幸好有老会计杨姐的指导和教诲才是我逐步进入状态。

几天过后我在速度和准确度上都提高了不少，对于各个会计科目有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并且对于我把书本知识和实践的结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课本上学的知识都是最基本的知识，不管现实情况怎样变化，抓住了最基本的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如今有不少学生实习时都觉得课堂上学的知识用不上，出现挫折感，可我觉得，要是没有书本知识作铺垫，又哪应付瞬息万变的社会呢。经过这次实践，虽然时间很短，可我学到的却是我一个学期在学校难以了解的。就比如何与同事们相处，相信人际关系是现今不少大学生刚踏出社会遇到的一大难题，于是在实习时我便有意观察前辈们是如何和同事以及上级相处的，而自己也虚心求教，使得两周的实习更加有意义。此次的实习为我们深入社会，体验生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感受生活，了解在社会中生存所应该具备的各种能力。

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我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财务人员请教，认真学习会计理论，学习会计法律，法规等知识，利用空余时间认真学习一些课本内容以外的相关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会计技能，从而意识到我以后还应该多学些什么，加剧了紧迫感，为真正跨入社会施展我们的才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基础!

会计学习心得3毕业实践环节是大学生在完成全部课程之后、走向社会之前最真实的一个模拟实验，对于我们财会专业的学生，平时注重理论学习，缺乏实践锻炼，因此实习显得尤为重要。此次会计实务实习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写会计分录，填制各种凭证到记账、报表等一系列实务实训，提高我们的实际应用水平，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系统的练习财务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和具体方法，进而加强对我们以前所学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我们实际操作的动手能力，提高运用会计基本技能的水平。

在本次实习过程中，我系统掌握了填制和审核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登记账簿、以及编制报表的会计工作技能和方法，而且对所学理论有一个较系统、完整的认识，通过此次实习，我们将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相结合，并有以下深刻体会。

一、扎实的理论知识是前提

在实习以前，我总以为通过学习，自身所学的会计理论知识已经扎实，主观认为所有的工作都一样，只要掌握了规律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实际过程中我才发现，我们平时所学的远远不够，在细节方面更是错误百出，比如我们书写的技能，如金额的大小写、日期书写的规范性等等。此外，我们根据相关的实习数据资料，在填写原始凭证、记账、编制各种账表时屡屡受阻，回想原因，大多都因为平时理论知识不够扎实，经不住实战的考验，这也是我在本次实习过程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关键

通过此次的实习过程我还发现，仅仅有熟练的理论知识对于我们会计人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会计，可以说基本上对会计已经耳目能熟了，有关会计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结构体系，我们都基本掌握。但是在这次实习过程中仍然很吃力，这使我认识到会计理论如果离开实践过程皆为零，实际操作对于会计人员来说至关重要，离开实践环节的会计理论只是纸上谈兵，在财会人员的工作中行不通。

三、足够的耐心、细心是保障

会计工作本来就是繁琐的工作，在这次实习的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一点。在开始的实习过程中，整天要对着那枯燥无味的账目和数字而心生烦闷、厌倦，以致于简单的填写凭证、记账都会错漏百出，试算不平。出错越多，越是心浮气躁，越是心浮气躁，出错就越多，形成恶性循环。到后来，我认识到了这一不足之处之后，就静下心来，仔细研究分析，不但速度加快了，效率也提高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财会工作中切忌粗心大意，马虎了事，心浮气躁。其实做任何事都一样，都需要有一颗平常心。

会计学习心得4这次暑假，我在机械厂当了回实习会计。近一个月的实习，不仅让我掌握了手工做帐，还学到了学校学不到的会计知识，更懂得了工作的艰辛。

当听我去机械厂实习会计的时候，妈妈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妈妈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职业会计，以前曾想让我继承她的会计职业，想把几十年的宝贵经验悉数传授给我。但是一贯都对会计不感兴趣的我没有接受。今天见我主动提出去实习会计，当然是又惊又喜。于是迫不及待的给我上起了会计课。当妈妈讲到自己也模糊的地方，干脆从几层高的书柜里翻出当年的会计书，然后详细讲给我听。大概是继了妈妈的会计天赋，又加上妈妈的真传，我似乎学得很快。

实习不久，到机械厂结月帐的时候了。面对累积一个月的单位发票，我要做的同职业会计一样，就是在一个星期内，手工把帐做好。

手工做帐包括很多道工序：审核发票，填写凭证，制作汇总表，记账，对账，填写报表。为了把这些帐做好，我按照妈妈教的方法一一展开起来。

首先审核发票。原来发票也叫原始凭证。审核发票又分三步：首先审查所采用的凭证格式是否符合规定，凭证的要素是否齐全，是否有经办单位的签章;其次审查凭证上的经济业务是否真实、合法，数字计算是否正确、完整，大、小写是否一致;最后审查凭证上的数字和文字有否涂改、污损和不符合规定的更正。如果通过审查发现凭证不符合这些要求，那么这些凭证就应该被会计部门退还给原编制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重新补办手续。

然后填写记账凭证。记帐凭证是登记帐薄的直接依据。我先将原始凭证按照经济内容(比如“销售收入”，“管理费用”等)分类，再将每一类进行一次统计和写入记帐凭证表。填写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格式统一，内容完备，科目运用正确，摘要简明，填写清晰，金额无误。错一点就要重写。做完凭证，本月的消费情况一目了然。

接着是根据记账凭证编科目汇总表。手工做帐中为了便于汇总一般采取做丁字帐的方法。把帐中明细科目相同的帐的金额列在一个“t”型表中，左边记借方余额，右边记贷方余额，再把每个t形左右的数据分别合计。不同的丁字帐分别汇总便形成了一张汇总表。汇总表比记账凭证更清晰，详细的表达了该月的财政支出和收入情况。

然后记账、对账。对帐要对帐薄数据进行核对，以检查记帐是否正确。它主要是通过核对总帐与明细帐、总帐与辅助帐数据来完成帐帐核对。试算平衡表就是将账簿中的所有科目的期末余额按会计平衡公式借方余额=贷方余额进行平衡检验，看是否成立。为保证帐证相符，应经常进行对帐，每月至少一次。

最后填写报表。很简单，把做好的各种表上的数据相应填进报表就可以了，没有任何计算。

做完帐后还要进行电子申报和递交报表。电子申报就是把做帐所得的应缴税金通过电子申报软件在网上报告给税务局，电子申报软件会自动从银行把应交税金划转到了税务局指定的帐上。我还要把做好的报表抄相同的若干分，分别交送到各个相关的单位(如主管部门，税务局，财政局等)，作为存档。

一直都改不了粗心这个坏毛病的我做起这份工作来，真是吃了不少苦头。每一帐页要结算一次，每个月也要结一次，结帐最麻烦的就是结算期间费用和税费了，按计算器都按到手酸，而且一不留神就会出错，要复查两三次才行。一开始我掌握了计算公式就以为按计算器这样的小事就不在话下了，可就是因为粗心大意反而算错了不少数据。好在这次的数据并不多，时间也就相对宽裕了，我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

这次当会计的心得：会计，就是对具体事物进行计算，记录，收集数据、资料，通过加工转换为对用户决策有用的财务信息的一门工作。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会计里的计算都是简单的四则运算，不需要动太大脑筋。所以就算只会小学的加减乘除，同样可以出色的完成做帐。会做帐并不稀奇。但是优秀的会计却是踏踏实实做帐做出来的，不是考会计理论考出来的。所以只懂得理论知识是不够的，只有在理论的基础上多实践，积累经验，才能在工作中灵活应变，游刃有余。心细，有耐性是做会计必备的素质和条件。会计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管理工作，一项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没有会计工作，政府，企业的财政将会一团糟。经济管理离不开会计，经济越发展会计工作就显得越重要。如此重要的工作，能马虎得吗?稍微错一点数据，少看一个小数点、多看几个零，所造成的损失也许不堪设想。大企业，大公司的海量数据，大到不是手工做帐能应付得了的，就算有计算机的帮助，如此庞大的数据，和枯燥的操作、计算，没有惊人的耐性，又怎么能胜任呢?

其实不仅会计一门工作如此，其他任何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任何一个领域，无论学习，科研，还是生活中的琐事，如能保持即心细又有耐性，效果一定是事半功倍!

会计学习心得5通过一学期的《会计实务操作》课程的学习，我不仅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同时也帮助我发现了一些本单位现有会计工作中的问题，自己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发现了我单位内控制度不严，无章可循的问题。我单位没有按照账款分管的原则进行操作，单位领导、会计人员随意经手现金，且长期不与出纳结算，出纳员对现金收支情况不明，因而经常出现差错;为了逃避上级或有关部门的审计、检查、监督，采取隐瞒收入的手段，私设“小金库”，搞“账外账”，这样，不仅会造成“账内”资金与“账外”资金相互交错，而且由于这部分资金在收支上存在的不合理或不合法性，加上长期缺乏正常监管，因此，常常出现乱批乱支乱花现象，这是导致出纳工作出现差错的重要原因。

二、发现了我单位财务手续不全，疏于防范的问题。我单位有的出纳员填写现金支票不规范，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有的借款无据或领款不签字、不盖章，时间一长，容易造成借款、领款人遗忘，或有意赖账，或意外身亡，事后清查账务，出纳员又找不出对方借款、领款的其他证据，只得自己赔钱了事;存在对现金、凭证、支票、存折、印鉴等保管不善的现象，如果遗失凭证或财务室被盗，就会酿成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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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法概念；税法范畴；税收法律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8)04-0082-04

在税法的长期形成过程中，形成了诸多其独有的概念体系，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收主体、税率等等，它们在构建税收法律制度体系中成为最基本的奠基石。但税法同样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它不可能完全摆脱与其他法律部门而自成封闭的系统。在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衔接与融合过程中，税法固有的法律概念与其他部门下的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交叉与重叠实际上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廓清的，不仅仅是各自领域中法律概念的内涵，重要的是如何在保持概念同一性与独特性之间作出选择，既形成税收领域的独有的法律秩序，同时维持法律领域的整体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民法与税法概念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一)民法与税法规范对象的同一性

民法系属私法，而税法则属于公法范畴，但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仅仅民法的制度开始被移植于税法，在税法进行规范与调整的过程中，民法同样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法与民法是以同一法律事实为其规范对象的。租税法所重视的是为足以表征纳税能力实质的经济事实。税收应保证其侵夺公民财产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因此，即需考量潜在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以实现量能课税，税负公平。而其衡量的基础，仅在于某项经济事实的发生。静态的财产存续是难以表彰纳税能力的。只有在动态的财产变动中实现经济的流转才有可能基于由此发生的增值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也只有基于这种经济增值才有必要重新配置所增值的部分(收益)在各主体间的分布，达到国家重分配的目的。因此，税收的发生是以交易行为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就具体的税收债务的成立而言，基于租税法律主义的要求，税捐债务在税法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实现时即告发生。税法就其课税要件，规定了纳税义务人、征税客体、征税客体之归属、税基、税率等。除去税率为税法所明定的确定的数额或比例外，纳税义务人、征税客体及其归属与税基的确定，均关涉到交易行为中的人或物的要素的把握。由于纳税义务人必须利用民法所规定的法律事实或关系的发展形式从事经济或社会活动，才能根据民法的规定取得经济或社会利益。因此，税收构成要件所涉及之人、物等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必然为民法与税法所共同规范的对象。

(二)民法与税法对其规范对象的差异性描述

尽管民法与税法在规范对象上存在同一性，但对同一对象在民法与税法中却往往存在概念上的差异。纵观我国税法规范性文件中的概念性描述，均与民法的规定相去甚远。如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即不仅包括了具有法人资格的各种类型的企业，还包括具有生产经营所得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组织，而不同于民法所规范的“以营利性为目的、独立从事商业生产经营活动和商业活动的经济组织”的“企业”概念。又如民法上所称的“财产”指“动产、不动产及其他一切有财产价值的权利”，而作为财产税征税对象的“财产”，通常并不包含一个人的全部财产，而只是经过选择的特定种类的财产，其中最为常见者为土地、房屋、交通工具、自然资源等，两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再如在民法上所描述的“购置行为”，一般仅指以支付对价为前提的取得财产所有权的行为，亦即财产所有权的有偿取得行为。而在税法中所指的“购置行为”，如车辆的购置行为，不仅包括支付对价从而取得所有权的购买行为，还包括了自产物品的自用、获奖、受赠等无偿取得财产权的行为，其外延要比民法的“购置”概念要广得多。

由此可见，尽管民法与税法在其规范对象上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但一旦两套法律制度所规范事项不尽相同时，为彰显其差异，以满足规范规划上的需要，即可能产生两者不同的概念性描述。在不同的法律层面下，运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来认定同一事实，必然产生事实认定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导致适用税法的不同。因此，在民法与税法之间，其概念的适用准则如何，便成为准确税法适用的前提，更直接关系到各主体的税收负担认定的差异。为此，民法概念是否于税法中适用、其适用顺序如何，即有进一步加以考量的必要。

二、民法概念在税法中适用的必然性

(一)民事法律关系为税法调整的基础

如前所述，税法所关注的是经济主体所实施的交易行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财产利益的增减以及权属的变动。而只有以有效的私法行为为前提并经私法的确认，才能实际产生财产利益的增减以及权属的变更。只有在根据私法判定某一财产利益已经实现并确实归属于某一经济主体的情况下，税法才能要求该经济主体向国家无偿转移部分所实现的财产利益的所有权。因此，民法为调整私的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第一顺位的法律规则，税法则在财产权归属确定之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调整。民法在调整相关私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对相关的法律主体、法律事实、行为及其对象时必然首先做出判定，而这些基本事实的判定，也必然成为税法进一步调整的基础。因此，税法规范的前提，则“不得不直接、间接的适用私的交易法，即民法、商法上所使用的概念”。如个人所得税法区分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分别对其适用不同的费用扣除和税率，因此，判断取得该所得的行为是属于劳动法律关系、雇佣关系或是缔结租赁合同、行使股权等，判断的基础当然并不仅仅在于实质存在的经济生活事实，而是借助于民法对劳动合同、雇佣、租赁、股票等基本概念的认定。从税法适用的角度来说，尤其在税法对某个概念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以民法上已有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作为判断的基准，也可以使税务机关在进行事实认定时获得适当的法律基础，避免其事实认定流于单纯的经济性的判断。

(二)法律概念的同一性与法律秩序的整体性

民法与税法从各自的规范目的出发，形成民法规范在先、税法调整在后的不同层次的法律秩序。从法律秩序的整体而言，不同领域的法律规则应当是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整体，否则必然削弱法律规范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使社会生活主体在安排其社会生活和经济行为时无所适从，加大法律遵从的成本。因此，尽管民法与税法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和价值选择，有着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思考模式，基于法秩序的统一性，对同一对象的内涵与外延的解析，应当保持适度的统一性。完全抛弃民法概念，构建全新的税法概念，则不但无法保持完整

的法律秩序，也难以避免造成不同的法律秩序框架下规则的矛盾与冲突。民法作为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法律，必须得到一体的遵循。作为税法主体的，必然是已为民法所规范的经济主体。那么如果相同的经济主体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下其法律资格存在较大分歧的话，无论在经济生活安排还是在选择法律适用上都将可能进一步加大法律规则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就税法的规范目的来看，税法所关注的，必然是市场主体的可税性与税收负担能力，对市场主体本身及其行为实质的考量同样更多的是基于其可税性。在更多的讲求税收的技术性与专业性的税法中，由于不同的行为主体与行为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税法规则的繁复造成了税法规则数量上的巨大膨胀。如要求税法形成自己独有的概念体系，税法则必须涵盖更多的领域与范畴，由此必然无法避免税法规则的进一步扩张，加剧税法适用的难度。而民法关注的是市场主体本身的主体资格及其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重视的是各种主体之间的无差异性，因此其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所涉及的各种概念的描述，更注重对对象的一般性的抽象与本质的提炼。以此种无差异性的私法概念来解析税法视野中的同一事物，也可以因此获得某种便宜性，亦有利于保持法律秩序的整体性。为此，以民法概念作为判定某特定对象的依据，无疑有利于避免税法规则的繁杂，并适当降低民法与税法之间概念的矛盾与冲突，提高概念的适用效率。

三、民法概念在税法中适用的不足

但由于民法与税法规范目的及调整对象的不同，决定了完全以民法概念来表彰有关对象在税法上的地位，是不足以体现税法在课税上的价值取向。民法以私法自治为其基本原则，强调私权主体之间身份的平等与真实意思的表达，这便决定了民法在形成其概念时，更强调概念对象的无差异性。而税法在关注市场主体、经济行为或某种经济收益时必须以可税性为考量，并关注不同的市场主体、经济行为或某种经济收益其税收负担能力的差异，进而决定其不同的税收构成要件。因此，在税法中内涵与外延的确定首先应当考察其经济实质乃至税收负担能力的差异性。税法选择市场主体、经济行为或某种经济收益确定税收构成要件时，必须以其独有租税正义对应当纳入税法调整范围的对象给予一定的取舍。税法所确定的对象的内涵与外延必然与民法有所差别。也正是这种差别才能使税法的特性与价值得以凸显，进而实现税法的调整目的。因此，在税法的规则体系下，必须形成其独有的概念体系。

以所得税法中所指的住所为例。住所在判定税收管辖权，尤其是地域税收管辖权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住所同时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中心而成为民法的重要内涵。所谓自然人的住所，是指自然人生活和进行民事活动的中心处所，是法律关系的中心地。根据《民法通则》第15条及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公民离开住所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为经常居住地。但住医院治病的除外。公民由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无经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而税法上所指的住所是“指一个人在管辖他的法律制度的领域内具有或被视为有永久住所时，确定与他有关的许多事实问题适用何种法律制度的连接点”。对跨国纳税人而言，住所是其利益的中心，有长期居住的意思，在“无住所或住所无从考察的情况下”，没有久住意思的居所也可以视为住所。因此，所得税法上所指住所的内涵与外延远较民法意义上的住所为大。从实证的意义上说，民法所指的住所，其重点在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结合点，税法上确定住所的内涵，是与居民身份的确定直接相关的，关注的是经济利益的取得。只要利益的取得与该居所有关系，则该居所即可以被视为住所。加上住所更多的是国际所得税上的意义，各国从维护本国税收利益的考量，也大多对住所的概念做扩大化的解释。

因此，尽管“民法之规定，可以补充税法规定的不足”，但“此项原则，并非无限制地可一概加以适用，仍需视民法之规定，按其性质是否属于一般法律上共通的原则，而判断其能否适用于税法”。

对民法概念在税法中的适用的批评，随着以私法行为进行避税的逐渐风行越发彰显。这种避税行为，单从民法的角度来说，对其财产与生活的安排是其自由权利的体现，其合法性不容质疑。但避税行为人为的改变了税收的构成要件，使得税法的调整与规范功能无法正常发挥，与税法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相违背，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于是，基于民法与税法对同一对象的评价必然是不同的法律效果。为此，在税法领域中有实质课税原则的勃兴。有学者主张，应在税收构成要件的相关事实认定中导人实质课税原则，认为对有关课征租税构成要件之判断及认定，自应以其实质上的经济事实关系及所产生之经济利益为准，而非以法律形式外观为准。实质上相同的经济活动所产生之相同经济利益，应课以相同的租税。在以民法概念对某种经济事实的形式认定不足以反映经济生活的实质时，税法即可越过相关的民法的形式而直接考察其实质的经济内涵。在这种情况下，民法的概念并没有适用的余地。

四、原则还是例外：税收法律主义的考量

正由于税收构成要件所指的人、物与行为，为民法与税法所共同规范，但民法与税法显属不同的法域，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规范目的，在“基本结构上，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本质差异”，在相关用语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确定上，民法所采用的概念是否在税法中必然有所适用，或者说民法概念在税法中的使用是原则还是例外，则在各国均存在诸多的争议。德国学者贝尔认为，只要税法未指明参照民法的规定，原则上就和民法无任何关系，并且“税法必须从民法涉及的具有某种优越性及一般正确性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税法应当摆脱过分依赖私法观念的状态，走向独立”。税收法律秩序与民法秩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两者的概念、制度、规则相互独立。依其理论，则税法的相关法律概念应当是税法本身所固有的，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确定并没有必要过多的考虑其在民法制度中的地位，进而形成其独立的概念体系。但在亨泽尔看来，税法应当是与私法相衔接的一门公法，课税构成要件和民法概念形式相联系。为此，原则上应从租税概念和私法概念相一致的立场解释税法。他强调说，在税法中如何使用私法概念应由立法者规定，在立法未作特别规定时，不应由法院或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税法上所使用的概念，除非税法另有明文，不得为私法不同的解释，以维持法律秩序的统一性。但亦有学者认为，在税法解释中，应就具体个案，探究该税法目的，是否应就私法概念作相同或相异的解释，并无要求税法与私法概念内容完全一致。

如果说民法概念在税法中的适用是原则，则意味着即使税法未作出明文规定，民法概念在税法仍有适用的余地，只有在税法赋予某对象特定的概念时，民法概念才不得移用于税法领域。而如果民法

的概念仅在税法未明文规定该概念的情况下才有所适用，民法概念在税法领域的适用是完全禁止的，其在税法中的适用应以税法的明确规定为前提。即使税法对某事项缺乏规定，民法上相关的确定概念仍不得比附援引于税法。两种不同的法律适用方法所形成的适用效果有着天然的差别。关键的问题，便在于判定税法的特殊性对他法概念的依附性。

民法概念的借用，即意味着民法概念移用于税法中，民法概念本身成为税法的一部分。借用民法概念进行事实的判断即意味着事实判断的效果仅仅具有税法的效力，而与民法效力无涉。民法概念的借用实际上已成为税法的扩张性规则，其对税法适用的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税收法律主义的考量，民法概念的借用应当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结果，即只有在税法明文授权将某种民法规范移转适用于税法领域，才有民法概念的借用，否则，对相关税法事实的判定应以税法规则为准。在税法领域，强调法律保留与法律优位，基于税法的安定性与可预测性的考量，税法不应对民法概念形成过多的依赖，因此，形成税法独有的概念体系，以例外性的民法概念的适用作为补充似乎更符合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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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功能，是将系统的要素和多个作为要素集合体的子系统，或者说是在整个系统所担负的活动，作用，职能与系统实现目标和系统适应环境所必须满足的必要性条件相关时，对此活动，作用等赋予的意义[1]。关于法的功能，卓泽渊教授认为，“法的功能即法的作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是指法内在所具有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2]蒋晓伟教授认为，“所谓法的功能是指法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向，它是法律本质的外部表现。功能与作用的语义有相近之处，但作用侧重于实际的效果，功能则侧重于说明带有方向的活动。”[3]赵震江、付子堂教授认为，“法的功能，是指法作为一个体系或部分，在一定的立法的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的价值，从而体现其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4]因为“法的功能成为反映各部门法特征的主要标志，并体现着各部门法的本质”。[5]所以税法功能的理论对于认识税法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现有的关于税法功能的研究成果看，大都从传统的法学规范范式进行分析并且多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从法与经济学的视角即主要从微观的角度[6]来探讨税法的功能，以期对税法功能和税法产生的合理性、正当性产生新的认识。基于此，本文认为，税法功能主要体现在：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税收效率。

一、税法可以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外部性有不同的定义，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类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7]，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8]本文主张从法律的视角即权利与义务的视角对外部性进行定义，认为外部性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结果，是经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以至于利益的失衡。负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义务施加给其他经济主体；正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且没有施加任何义务。正如王廷惠就认为，“外部性的本质是围绕行使权利引发的利益冲突”。[9]邹先德也认为，“不同经济外部的法律特征又决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10]外部性的特征主要有产生的必然性即不可避免；存在的普遍性即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解决的相对性即不能完全实现内部化以及解决方式的多样性等等。外部性的存在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研究外部性的最终目的是寻求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以便使资源配置尽可能达到最优。税法在此方面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一）负外部性解决的方式——庇古税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市场失败导致了外部性，从而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所以必须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具体来说是要通过政府行为使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相一致，使生产稳定在社会最优水平。如庇古认为当负外部性出现时，政府对当事人课以赋税，转补给相应的受害者，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以抑制该经济单位的生产。[11]该理论称为著名的修正性税收方案，即污染者必须对每单位的污染活动支付税收，税额等于负的外部性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者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MEC)，即边际社会成本(MSC)与边际私人成本(MPC)的差额用公式表示为：污染税(或资源费)T=MSC—MPC=MEC=e′(Xe)，e′(Xe)为外部侵害者实施的外部成本函数，通过征收这样一种税收(或收费)，污染者(或资源浪费者)便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恢复帕累托最优。显然，庇古税是一种基于社会和私人纯产品差异的分析，并从法律责任角度来矫正负的外部性影响的解决方案。尽管它没有考虑所有权的社会功能而受到来自科斯、张五常等产权经济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但由于庇古税的基本原则与现行有关国际组织、政府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并倡导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一致的，因而，征收污染税是目前被各国政府采纳的一种最普遍的控污措施。[12]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负的外部性内部化是一个经济主体实际承担了其在行使权利时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曾施加给了其他经济主体的义务。

（二）正外部性解决的方式——庇古津贴[13]

庇古认为，当出现正外部性时，政府应当给当事人一定的津贴。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以鼓励其发展。庇古认识到，帕累托最优仅仅考虑到了私人成本与收益。如果没有外部性的存在，私人成本就是生产和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在存在着正外部性的情况下，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私人收益之间会存在一个差额——边际外在收益。这时若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边际条件就不是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而是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外部效应也应当被考虑进去。

因而庇古提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又一个条件，作为对帕累托边际条件的补充，即要使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就必须使任何一个经济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当以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如果存在着正外部性，如何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他认为，这可以通过政府的补贴从而降低私人的供给成本来达到。假设某企业采取某种经济行为所得到私人利益为Bp，而行动产生的社会利益为Bs。在存在着正外部性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大于私人利益即Bs>Bp，如果该企业这一经济行为所导致的私人成本Cp大于私人利益小于社会利益，以个人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就会停止行动，其停止行动的那一点就是私人成本等于私人收益的那一点。而这个时候，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收益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社会的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不相等，继续进行该项经济活动对全社会有利。假设该企业继续这一经济行动，它所受到的损失部分为Cp-Bp，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其他受益者由此得到的好处为Bs-Bp。由于Bs-Bp>Cp-Bp，因此可以从社会上其他人的所得中(这就是正外部效应溢出的一部分)拿出一部分来弥补企业的损失，从而使社会福利得到改进。如果没有这一补偿过程的发生，那么在存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单个经济主体进行某一项既利于己又利于人的经济活动的水平往往要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14]

庇古主要论及的是私人主体之间产生的正外部性，而笔者认为，当国家与国民之间产生了正外部性时[15]，即国家或政府在行使其权利时将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权利让渡给国民且没有施加任何义务，如国家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国家把对公共产品使用的权利让渡给国民而没有施加任何义务。正如“在有些像国防这样的公用事业中，搭便车问题影响了人们使用市场机制来提供最佳服务质量：拒绝购买我们核威慑中的那一份成本的个人照样会像其他为之付款的人们一样受到保护。”[16]因此，为了实现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同时也是为了国民能持续的享受公共产品带来的好处，也就必须使国民承担交纳税收的义务。这种税收就是一种正外部性的内部化。

庇古对政府的补贴的来源问题没有论及，而笔者认为他就是来源于政府的收税，也就是，政府收税的原因之一。因此，私人主体之间还是政府与私人主体之间的产生的正外部性都需要通过政府收税来解决，总之，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解决的办法之一便是实现内部化，而要实现内部化政府就必须通过收税来完成，因此，税收在此方面重要功能由此得以体现。

二、税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科学的决策是建立在对影响行为后果的各种内在、外在条件知悉的基础上，即必须拥有与决策相关的必要信息。市场主体掌握必要的信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从法和经济的关系来看，法律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信息功能。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所以“通过依法设定一些约束市场主体交易活动的规则，是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17]而税法在此方面有其独特的功能：

（一）税法为税收主体设定了权利和义务框架，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税收主体的税收行为一旦纳入税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框架之内，那么税收主体在税收活动中的作为或不作为就有了一个为税收征纳双方共知的原则标准。这样，税收征纳双方就可以在此原则的范围内，采取相应的行为对策，并且为自己的税收行为后果负责。由于税收征纳双方对其依法进行的税收行为后果相互了解，由此产生税法为税法当事人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功能。具体表现为[18]：其一，税法作为规制人们税收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通过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等等为税收主体从事有关税收行为时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其二，借助税法提供的相对固定化的税收行为模式、界限及其准则等信息，税收主体可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向以及预期与之相关的其他税收主体的行动，使自己的行为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降至最低。诚如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拉坦和速水所言“制度提供了对别人行动的保证，并在经济关系这一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给予预期以秩序和稳定性”。[19]西蒙也认为，“法律制度环境就像我们的自然环境一样，它用可靠的、能理解的事件范式把我们包围起来，法律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使我们在知识及计算能力限度内应付它。”[20]这就是作为制度的税法可以使一个经济主体正确预期他人行动的原因所在。

（二）税法为税收政策法律化提了依据，降低了税收政策的权益性

政策和法律是既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它们的联系表现在对经济活动都有调节作用。它们的区别在于法律调节的强制性和政策调节的导向性。就税法与税收政策而言，税法具有稳定性和公开性，税收政策则具有不公开性和灵活性。

“从减少不确定的角度，税法的稳定性和公开性，能够为税收主体把握交易条件，提供一种准确的信息。这种信息因税收法律文件的广而告之而成为人们所共知的信息，而这种准确、公开的信息，对于税收主体平等或对等从事税收行为，是至关重要的。”[21]与此相反，税收政策因其特定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而定的权宜性(如往往以内部红头文件出现)，而不具有公开性和准确的信息作用。由此，税收政策作用下的税收行为往往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在我国执行政策与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出现政策大于法律、地方政策优先于国家政策、下级政策优先于上级政策的非正常现象。在税收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各个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与税法相违背的减免，使依法征管难以真正落实到位。更有甚者，竟然有不少地方为了局部利益实施所谓的“引税工程”，造成局部利益总体短收并侵蚀国税税基的局面，将税法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使依法征管变成依当地政策征管。因此，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是加强税收征管的重要工作。可以说，按照平等竞争之市场规律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应该成为税法的第一条基本原则。过必须加快税收政策法律化进程。同时通过严格执法来维护税收政策的信誉。而税法为税收政策的法律化提供了依据，降低了税收政策的权宜性。

三、税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22]。张五常则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23]按照科斯定律，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经济法律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优化资源配置的。而税法正是经济法之一，其具体功能体现在：

（一）通过克服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失灵有两层含义：第一，市场机制本身对于资源配置可能是缺乏效率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市场失灵，被称之为狭义的市场失灵。正如曼昆所说“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这个词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24]第二，市场机制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被扩展了的市场失灵，被称之为广义的市场失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即使市场本身是有效的，它也可能导致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且还会产生“商业周期(高通货膨胀和失业)”和“低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问题”，他们将这两种现象也称之为市场失灵。[25]显然，市场失灵是市场机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此时极易导致交易成本的剧增。

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由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灵互为因果，所以，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对矫正或克服市场失灵就是其节约交易成本的具体思路和途径。税收关系主要是税收征纳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产品分配过程中，国家与纳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为了使其自身的物质需要得到长期、持续、稳定的满足，就必须使税收征纳关系也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规范性，那么最佳途径就是使其合法化。通过制定税法，对税收各方主体及其权利、义务作出规定，明确税收关系各方主体所享有的合法权益的范围，并且使各方主体特别是纳税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追究他方责任提供实际可循的法律依据。[26]这样就提高了税收活动的预期性、税收交易的快捷性，减少了交易成本。

（二）税法通过界定产权降低交易成本

按照“科斯定律”，产权依法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在市场交易中，如果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不清，那么交易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市场主体就因此不稳定而消极交易。因此，产权依法界定的基本功能，就是减少因产权没界定而产生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混乱及因此产生的交易不确定。同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影响一个社会交易费用的高低，根据科斯定理之三即能使交易成本降到最低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的原理。税法原则上可以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而从现有的状况看，公共产品的分级供给机制要求坚持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分税制。并且“收支两条线”(税务管征、财务管支)使得一方面，使税收收入流失严重，税收分配功能受到严重削弱；另一方面，财政部门无法有效地利用税收这一重要的财政政策手段，财政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能力下降，财政调控职能难以充分发挥。[27]因此，通过税法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税权，合理配置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实行财税合一，就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降低税收成本。

四、税法可以提供激励机制

激励功能是以“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人”理论源于“自利”或“自利原则”。其内容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人是自利的。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甚至可以说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动机。第二，人是理性的。理性意味着人总是在给定的外在条件约束下，使所有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说人总是在目标既定时，在可供利用的手段、条件下，选择付出最小的代价(成本最小化)。第三，只要有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最有成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点对分析法律尤为重要，这意味着只要法律制度设计合理，就可以达到“激励相溶”。[28]这就为评判法律制度优劣提供了一个标准，正如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因为一个组织在制度上作出的安排和确定所有权所造成的激励状况，决定着一个组织的经济效率。[29]波斯纳亦言：“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30]而税法也有此功能。

（一）税法对纳税主体税法行为的激励

它通过提倡何种税收行为或反对何种税收行为，鼓励什么税收活动或抑制什么税收活动的信息传达出来，借助奖励或惩罚的强制力量以监督执行。税法的激励，可以规定纳税主体的行为方向，改变其偏好，影响其选择。从而使其有动力去做出税法所要求和所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税法所设定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系统的要求，取得预期的税收法律效果，形成理想的税法秩序。税法的激励功能在税法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亦较为常见。例如，在税法中，各国都有税收的特别措施——即税收的优惠措施和税收重课措施。这两种措施，都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主体收益的大小，因而，对纳税主体从事还是不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对一种行为征税就会促使从事那种行为的人们转而从事那些征税较轻的行为。”[31]正因此，许多国家为了鼓励某一产业发展，往往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为了抑制某产业的发展往往课以重税。[32]

（二）税法对征税主体征税行为的激励

以分税制财政体制为例，分税制启动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税关系的新机制，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分税制要求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按照国家统一的税法税率分别征收与本级层次相适应的税种，不得越权减免。这就保证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之间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竞争，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由于分税制按税种划分收入，从而淡化了地方与一些盲目发展的诸如小烟厂、酒厂等此类企业的利益关系，使相当部分地区开始停止对此类企业的扶持，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也由直接干预经济向运用经济政策间接干预经济转变，促进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工作更注重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效益的提高。

五、税法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税收效率

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预设之一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假设：资源是稀缺性的。资源稀缺性的理论假设是一个根本性假设，经济分析法学的其他基础性命题均建基在这一假设之上。[33]既然凡资源都是有限的，税率的高低与增减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投资与消费行为的倾向性意愿。使产业结构更优化，地区经济发展更平衡，投资流向更符合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也可以实现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节。比如，经济过热或过冷都可以通过税种的开停征，税率的提降，税收优惠措施的行止来平抑，从而熨平波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税收效率。

（一）税法优化了资源配置

依照法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体制的有效运行主要依赖法律制度的有效安排。在市场体制下，法律制度的功能就在于以整个宏观社会作为考察背景，将一切现有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制度处于最核心的地位。因此，许多制度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首先，制度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因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单位合作或竞争的一种方式，它能提供一组结构，使其成员在这种结构安排下可以获得在这种结构之外得不到的利益；其次，这种结构保证其成员在获取此种利益的动机下，以追求效益增加为目标行事，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做为制度形式之一的税法，无不体现上述制度的功能，即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二）税法提高了税收效率

制度效率是法经济学的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在一种制度约束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而相应的无效益则是指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不会导致产出的增加。法律规范，法律制度都是以最大化使用资源为最终目的。即通过法律手段的配置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帕雷托最优。斯蒂格利茨指出：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34]。什么是税收效率？多数税收学家认为，所谓税收效率是政府向企业和个人征税不但是收入分配，也是资源转移，是通过市场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所以，税收对资源的重新配置既会促进经济效率或效益提高，也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这种效率称之为税收的经济效率。另外，税收效率还包括税收的行政效率。因此，税收效率一般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经济活动中的竞争机制尚不健全或者说有外部因素影响，资源配置没有处于最优配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较多地运用税收杠杆来对资源配置、储蓄和资本形成进行调节，税收中性只能在某种和特定范围内实行。既然如此，税法确定的税收效率原则，在指导税收立法时就要尽可能通过选择税种，确定税基，制定税率考虑如何避免造成大的经济效率损失，如何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税收的经济效率。

综上所述，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是税法的最基本的功能，是税法功能的起点。减少不确定性是税法在法律上的功能体现，是税法的一般功能。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激励机制是税法的核心功能，是税法中具有手段与工具性质的功能。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税收效率的提高是税法的终极目标功能，是税法功能的终点。因此，可以认为，税法的这五个方面的功能是一个互相联系、有一定逻辑层次的有机整体。也正因为税法的这些功能，税法的产生具有了法与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参考文献：

[1][日]富永健一，严立贤等译，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卓泽渊.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6—57.

[3]蒋晓伟.法理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134—138.

[4]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4—76.

[5]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6][美]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曼德姆将经济分析法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其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参见[美]尼古拉斯.麦考罗[美]斯蒂文.G.曼德姆.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M]，法律出版社，2005.

[7]“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了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参见[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63.

[8]“外部性是用来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也就是某些效益被给予，或某些成本被强加给没有参加这一决策的人。”参见[美]兰德尔.资源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55.

篇7

[关键词]税法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交易成本;激励机制;资源配置

所谓功能,是将系统的要素和多个作为要素集合体的子系统,或者说是在整个系统所担负的活动、作用、职能与系统实现目标和系统适应环境所必须满足的必要性条件相关时,对此活动、作用等赋予的意义。关于法的功能,卓泽渊教授认为,“法的功能即法的作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是指法内在所具有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蒋晓伟教授认为,“所谓法的功能是指法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向,它是法律本质的外部表现。功能与作用的语义有相近之处,但作用侧重于实际的效果,功能则侧重于说明带有方向的活动。”赵震江、付子堂教授认为,“法的功能,是指法作为一个体系或部分,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的价值,从而体现其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因为“法的功能成为反映各部门法特征的主要标志,并体现着各部门法的本质”。所以税法功能的理论对于认识税法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现有的关于税法功能的研究成果看,大都从传统的法学规范范式进行分析,并且多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从法与经济学的视角即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税法的功能,以期对税法功能和税法产生的合理性、正当性产生新的认识。

一、税法可以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外部性有不同的定义,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类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本文主张从法律的视角即权利与义务的视角对外部性进行定义,认为外部性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结果,是经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以至于利益的失衡。负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义务施加给其他经济主体;正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且没有施加任何义务。王廷惠就认为,“外部性的本质是围绕行使权利引发的利益冲突”。邹先德也认为,“不同经济外部的法律特征又决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外部性的特征主要有:产生的必然性,即不可避免;存在的普遍性,即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解决的相对性,即不能完全实现内部化以及解决方式的多样性,等等。外部性的存在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研究外部性的最终目的是寻求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以便使资源配置尽可能达到最优。税法在此方面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一)负外部性解决的方式——庇古税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市场失败导致了外部性,从而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所以必须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具体来说是要通过政府行为使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相一致,使生产稳定在社会最优水平。如庇古认为当负外部性出现时,政府对当事人课以赋税,转补给相应的受害者,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以抑制该经济单位的生产。该理论称为着名的修正性税收方案,即污染者必须对每单位的污染活动支付税收,税额等于负的外部性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者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MEC),即边际社会成本(MSC)与边际私人成本(MPC)的差额,用公式表示为:污染税(或资源费)T=MSC-MPC=MEC=e'(Xe)。e'(Xe)为外部侵害者实施的外部成本函数。通过征收这样一种税收(或收费),污染者(或资源浪费者)便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恢复帕累托最优。显然,庇古税是一种基于社会和私人纯产品差异的分析,并从法律责任角度来矫正负的外部性影响的解决方案。尽管它没有考虑所有权的社会功能而受到来自科斯、张五常等产权经济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但由于庇古税的基本原则与现行有关国际组织、政府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并倡导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一致的,因而,征收污染税是目前被各国政府采纳的一种最普遍的控污措施。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负的外部性内部化是一个经济主体实际承担了其在行使权利时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曾施加给了其他经济主体的义务。

(二)正外部性解决的方式——庇古津贴

庇古认为,当出现正外部性时,政府应当给当事人一定的津贴,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以鼓励其发展。庇古认识到,帕累托最优仅仅考虑到了私人成本与收益。如果没有外部性的存在,私人成本就是生产和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在存在着正外部性的情况下,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私人收益之间会存在一个差额——边际外在收益。这时若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边际条件就不是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而是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外部效应也应当被考虑进去。

因而庇古提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又一个条件,作为对帕累托边际条件的补充,即要使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就必须使任何一个经济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当以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如果存在着正外部性,如何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他认为,这可以通过政府的补贴从而降低私人的供给成本来达到。假设某企业采取某种经济行为所得到的私人利益为Bp,而行动产生的社会利益为Bs。在存在着正外部性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大于私人利益即Bs>Bp。如果该企业这一经济行为所导致的私人成本Cp大于私人利益小于社会利益,以个人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就会停止行动,其停止行动的那一点就是私人成本等于私人收益的那一点。而这个时候,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收益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社会的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不相等,继续进行该项经济活动对全社会有利。假设该企业继续这一经济行为,它所受到的损失部分为Cp-Bp,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其他受益者由此得到的好处为Bs—Bp。由于Bs-Bp>Cp-Bp,因此可以从社会上其他人的所得中(这就是正外部效应溢出的一部分)拿出一部分来弥补企业的损失,从而使社会福利得到改进。如果没有这一补偿过程的发生,那么在存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单个经济主体进行某一项既利于己又利于人的经济活动的水平往往要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

庇古主要论及的是私人主体之间产生的正外部性,而笔者认为,当国家与国民之间产生了正外部性时,即国家或政府在行使其权利时将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权利让渡给国民且没有施加任何义务,如国家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国家把对公共产品使用的权利让渡给国民而没有施加任何义务。正如“在有些像国防这样的公用事业中,搭便车问题影响了人们使用市场机制来提供最佳服务质量:拒绝购买我们核威慑中的那一份成本的个人照样会像其他为之付款的人们一样受到保护。因此,为了实现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同时也是为了国民能持续地享受公共产品带来的好处,也就必须使国民承担纳税义务。这种税收就是一种正外部性的内部化。

庇古对政府补贴的来源问题没有论及,而笔者认为来源就是政府的税收。因此,私人主体之间还是政府与私人主体之间产生的正外部性都需要通过政府收税来解决,总之,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解决的办法之一便是实现内部化,而要实现内部化,政府就必须通过收税来完成,因此,税收的重要功能由此得以体现。

二、税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科学的决策是建立在对影响行为后果的各种内在、外在条件知悉的基础上,即必须拥有与决策相关的必要信息。市场主体掌握必要的信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从法和经济的关系来看,法律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信息功能。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所以“通过依法设定一些约束市场主体交易活动的规则,是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而税法在此方面有其独特的功能:

(一)税法为税收主体设定了权利 和义务框架,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税收主体的税收行为一旦纳入税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框架之内,那么税收主体在税收活动中的作为或不作为就有了一个为税收征纳双方共知的原则标准。这样,税收征纳双方就可以在此原则的范围内,采取相应的行为对策,并且为自己的税收行为后果负责。由于税收征纳双方对其依法进行的税收行为后果相互了解,由此产生了税法为其当事人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功能。具体表现为:其一,税法作为规制人们税收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通过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等,为税收主体从事有关税收行为时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其二,借助税法提供的相对固定化的税收行为模式、界限及其准则等信息,税收主体可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向以及预期与之相关的其他税收主体的行动,使自己的行为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降至最低。诚如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拉坦和速水所言“制度提供了对别人行动的保证,并在经济关系这一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给予预期以秩序和稳定性”。西蒙也认为,“法律制度环境就像我们的自然环境一样,它用可靠的、能理解的事件范式把我们包围起来,法律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使我们在知识及计算能力限度内应付它。”这就是作为制度的税法可以使一个经济主体正确预期他人行动的原因所在。

(二)税法为税收政策法律化提供了依据,降低了税收政策的权宜性

政策和法律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它们的联系表现在对经济活动都有调节作用,它们的区别在于法律调节的强制性和政策调节的导向性。就税法与税收政策而言,税法具有稳定性和公开性,税收政策则具有不公开性和灵活性。

“从减少不确定的角度,税法的稳定性和公开性,能够为税收主体把握交易条件,提供一种准确的信息。这种信息因税收法律文件的广而告之而成为人们所共知的信息,而这种准确、公开的信息,对于税收主体平等或对等从事税收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反,税收政策因其特定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而定的权宜性(如往往以内部红头文件出现),而不具有公开性和准确的信息作用。由此,税收政策作用下的税收行为往往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在我国执行政策与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出现政策大于法律、地方政策优先于国家政策、下级政策优先于上级政策的非正常现象。在税收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各个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与税法相违背的减免,使依法征管难以真正落实到位。更有甚者,竟然有不少地方为了局部利益实施所谓的“引税工程”,造成局部利益总体短收并侵蚀国税税基的局面,将税法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使依法征管变成依当地政策征管。因此,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是加强税收征管的重要工作。可以说,按照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律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应该成为税法的第一条基本原则。这必须加快税收政策法律化进程,同时,通过严格执法来维护税收政策的信誉。而税法为税收政策的法律化提供了依据,降低了税收政策的权宜性。

三、税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张五常则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按照科斯定律,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经济法律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优化资源配置的。而税法正是经济法之一,其具体功能体现在:

(一)税法通过克服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失灵有两层含义:第一,市场机制本身对于资源配置可能是缺乏效率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市场失灵,被称之为狭义的市场失灵。正如曼昆所说“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这个词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第二,市场机制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被扩展了的市场失灵,被称之为广义的市场失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即使市场本身是有效的,它也可能导致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且还会产生“商业周期(高通货膨胀和失业)”和“低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问题”,他们将这两种现象也称之为市场失灵。显然,市场失灵是市场机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此时极易导致交易成本的剧增。

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由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灵互为因果,所以,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对矫正或克服市场失灵就是其节约交易成本的具体思路和途径。税收关系主要是税收征纳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产品分配过程中国家与纳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为了使其自身的物质需要得到长期、持续、稳定的满足,就必须使税收征纳关系也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规范性,那么最佳途径就是使其合法化。通过制定税法,对税收各方主体及其权利、义务作出规定,明确税收关系各方主体所享有的合法权益的范围,并且为各方主体特别是纳税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追究他方责任提供实际可循的法律依据。这样就提高了税收活动的预期性和税收交易的快捷性,减少了交易成本。

(二)税法通过界定产权降低交易成本

按照科斯定律,产权依法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在市场交易中,如果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不清,那么交易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市场主体就因此不稳定而消极交易。因此,产权依法界定的基本功能,就是减少因产权没界定而产生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混乱及因此产生的交易不确定。同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影响一个社会交易费用的高低,根据科斯定理之三,即能使交易成本降到最低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的原理,原则上,税法可以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而从现有的状况看,公共产品的分级供给机制要求坚持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分税制,并且“收支两条线”(税务管征、财政管支)一方面使税收收入流失严重,税收分配功能受到严重削弱;另一方面,财政部门无法有效地利用税收这一重要的财政政策手段,财政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控能力下降,财政调控职能难以充分发挥。因此,通过税法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税权,合理配置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实行财税合一,就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降低税收成本。

四、税法可以提供激励机制

激励功能是以“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人”理论源于“自利”或“自利原则”。其内容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人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甚至可以说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动机。第二,人是理性的。理性意味着人总是在给定的外在条件约束下,使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说人总是在目标既定时,在可供利用的手段、条件下,选择付出最小的代价(成本最小化)。第三,只要有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最有成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对分析法律尤为重要,意味着只要法律制度 设计合理,就可以达到“激励相容”。这就为评判法律制度优劣提供了一个标准,正如现代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因为一个组织在制度上作出的安排和确定所有权所造成的激励状况,决定着一个组织的经济效率。波斯纳亦言:“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而税法也有此功能。

(一)税法对纳税主体纳税行为的激励

它通过提倡何种税收行为或反对何种税收行为、鼓励什么税收活动或抑制什么税收活动等信息传达出来,借助奖励或惩罚的强制力量以监督执行。税法的激励,可以规定纳税主体的行为方向,改变其偏好,影响其选择,从而使其有动力去做出税法所要求和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税法所设定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系统的要求,取得预期的税收法律效果,形成理想的税法秩序。税法的激励功能在税法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亦较为常见。例如,在税法中,各国都有税收的特别措施——优惠措施和税收重课措施。这两种措施,都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主体收益的大小,因而,对纳税主体是否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对一种行为征税就会促使从事那种行为的人们转而从事那些征税较轻的行为。”因此,许多国家为了鼓励某一产业发展,往往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为了抑制某产业的发展则往往课以重税。

(二)税法对征税主体征税行为的激励

以分税制财政体制为例,分税制启动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税关系的新机制,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分税制要求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按照国家统一的税法分别征收与本级层次相适应的税种,不得越权减免。这就保证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之间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竞争,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由于分税制按税种划分收入,从而淡化了地方与一些盲目发展的诸如小烟厂、酒厂等此类企业的利益关系,使相当一部分地区开始停止对此类企业的扶持,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也由直接干预向运用经济政策间接干预转变,促进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工作更注重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效益的提高。

五、税法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税收效率

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预设之一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假设:资源是稀缺性的。资源稀缺性的理论假设是一个根本性假设,经济分析法学的其他基础性命题均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既然凡资源都是有限的,税率的高低与增减也就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投资与消费行为的倾向性意愿:使产业结构更优化,地区经济发展更平衡,投资流向更符合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也可以实现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节,比如,经济过热或过冷都可以通过税种的开停征、税率的升降、税收优惠措施的行止来平抑,从而熨平波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税收效率两个方面。

(一)税法优化了资源配置

依照法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体制的有效运行主要依赖法律制度的有效安排。在市场体制下,法律制度的功能就在于以整个宏观社会作为考察背景,将一切现有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制度处于最核心的地位。因此,许多制度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首先,制度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因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单位合作或竞争的一种方式,它能提供一组结构,使其成员在这种结构安排下可以获得在这种结构之外得不到的利益;其次,这种结构保证其成员在获取此种利益的动机下,以追求效益增加为目标来行事,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做为制度形式之一的税法,无不体现上述制度的功能,即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二)税法提高了税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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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税收流失是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税收流失不仅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损害了国家税法的权威性与实施效果，导致政府经济信息失真，误导政府经济决策，增加政府宏观凋控难度，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不利的影响。

依法治税与税收流失是与生俱来的一对矛盾，只要存在税收，就必然伴随着税收流失的发生。早在大约2500年前，古希腊圣贤柏拉图就曾讨论过偷逃税等税收流失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法治的加强，税收流失这一现象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税收流失的总体规模，白1995年至2000年，每个年度税收流失的绝对额均在4000亿元以上。虽然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但也难掩税收流失的事实，对税收流失的不良效应，还是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并加以研究。

一、税收流失的不良效应

(一)税收流失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税收同时具有财政和经济调节两大功能，对宏观经济起“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它作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以“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实现其调控功能。然而税收流失的存在，无疑会影响税收正常的宏观调控功能。税收流失对宏观调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税收流失的直接后果是减少了国家财力，减弱了税收对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器”作用，使“相机抉择”的税收传导机制失灵，弱化了税收宏观调控的效果。而且由于税收流失，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预算内的投资份额越来越少，政府投资的宏观调控功能趋于弱化。这种变化趋势虽然反映了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必然要求，有它的内在合理性，但其后果也是很严峻的，使得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由于其财力的不断下降而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弱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各地方政府不顾整体利益，大量重复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政府财力分散化的结果。财力不足也使得国家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从而减弱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2．税收流失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税收流失的存在使得能从税收流失中获得更多利润的地下经济活动“繁荣”起来。地下经济逃避了政府的管理和监控，其增长率、就业人数等指标都没有纳入到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之中，这样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对包含公开经济与地下经济两部分的真实经济增长的深度和规模把握不定，容易只注意可观察到的公开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地下经济的影响。除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外，地下经济和税收流失的存在，会对其他各项经济统计指标造成扭曲。例如，由于税收流失的存在，地下经济吸引了不少劳动力就业，使国家过高估计失业率，给宏观调控和决策增加了困难。

3．税收流失对整个经济发展产生侵蚀和破坏作用，干扰经济的正常运行。主要包括：(1)造成税负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在实际税收征管中出现地方政府对国有、集体经济管理较严，而对个体私营经济管理偏松的状况，必然导致两种经济成分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面临困境、下岗职工增加的情况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2)导致产业恶性竞争。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对本地区利益的考虑，不颐本地区资源劣势，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盲目实施减税免税，引起产业结构恶化、社会资源浪费和宏观经济严重失控。而对于纳税人而言，由于应向国家缴纳的税款未予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同类企业或同类产品的税收成本不同，破坏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尤其是引起市场价格失真，错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恶性税收竞争干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不正当税收利益的引诱下，纳税人对经营地址的选择不再完全遵循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在正常的税收扭曲之外，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产生“二次扭曲”，最后导致全局性的产业结构比例失调。

(二)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是指税收流失现象对经济体系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各种资源流动和组合的影响。无论是减免税、避税，还是偷逃税行为，都存在对整个市场经济的扭曲问题。理智的经济人不仅要考虑税收规则，而且还要考虑获取减免税、实施逃避税行为的可能性及相关的税收经济利益的大小，市场选择和资源配置必然因受到上述物质利益的诱惑而产生偏差，部分要素可能长期滞留在低效益但能获取税收流失收益的行为上，因此这种生产要素的扭曲性组合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税收流失会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导致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劣企驱逐良企”的市场效应。

一些质量低劣的逃税商品以价格优势占领市场，迫使那些守法纳税者要么转而仿效，要么被挤出市场，从而形成“劣企驱逐良企”的市场效应。比如走私分子通过偷逃关税及其他税收，把远远低于国内市场价格的成品油走私到国内出售，从而引起了国内成品油价洛的大幅下跌，造成国内石油化工行业的全面亏损，给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税收收入带来了巨大损失。

税收流失还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从纳税人来讲，为了达到偷逃税的目的，他们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偷逃税的各种方案，甚至会花费大量的金钱来聘请专业顾问，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进行无谓的调整。同时，他们还会利用偷逃税的资金来囤积一些紧缺的资源。由于市场的变化和时间的迁移，这些囤积的资源就会因自然的原因而耗损和浪费。同时，对于税务机关而言，为了堵塞税收流失的漏洞，税务机关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税务征管和稽查，这无形中也就增加了税收征管的成本，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纯粹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三)税收流失对国家财政的影响

毫无疑问，税收流失的存在首先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这已经成为导致我国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益严重的税收流失。虽然2002年以后由于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使得这种局面有所扭转，但税收流失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

而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各税种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联系，某税种的流失除了直接减少该税种的税收收入外，还会由于各税税基之间的联系而连带侵蚀其他税种的税基，减少其他税种的税收收入。比如企业偷逃增值税的行为不仅导致增值税收人的减少，同时也会导致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流失。因此，政府要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力治理税收流失，这必然导致税收成本增加。总之，税收流失一方面导致了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财政支出的增加，进而加大了财政赤字的规模，加剧了我国财政困难的局面。

(四)税收流失对税收法制的影响

1．损害税法刚性。大规模的税收流失会导致国

家税收法律法规因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而形同虚设，从而降低税法的刚性和权威性。例如，我国的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赋予了税收行政执法过程中运用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等的权力以及对违反税收征管行为的行政处罚权，但大范围的税收流失所造成的“法不责众”的结果，使得税务机关对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等措施很少使用，对于所发现的导致税收流失的一般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也只是以追缴税款了事，而很少能够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即使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税收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也大多只是按照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下限或突破下限进行象征性罚款，而很少能够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严厉的处罚。这就严重破坏了税收征管法的刚性和权威性，使税收征管法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2．削弱了税务机关的执法主体地位。在政府间的恶性税收竞争中，往往能够看到其他政府部门如财政部门、公安部门、乡镇政府甚至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的身影，依法享有征税权的税务机关，有时被迫或自愿地放弃了部分专有权力，税收执法主体地位受到冲击。实践证明，凡是税收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其税收征管秩序必定极为混乱，税收行政执法的力度与手段也就难以落实。同时，税收流失还导致了税务工作人员的腐败甚至犯罪。

(五)税收流失对纳税主体的影响

1．税收流失导致了纳税人之间的税负转嫁和税收不公，出现“鞭打快牛”的现象。本来，国家的税收任务在所有纳税人之间的分配是大致公平合理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也是其能够承受和愿意承担的。但是税收流失的存在就使得税收流失者逃避了纳税的义务和负担，税收流失者所逃避掉的税收任务和负担就势必转嫁到其他愿意负担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头上，从而出现了税收转嫁和税负不公，加重了守法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税收流失对收入再分配产生直接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会进一步使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被严重扭曲，从而使税后分配比税前分配更不公平，结果只能是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

2．税收流失易生示范效应，导致守法纳税人的心理失衡和追随仿效，降低纳税人对国家税法的遵从度，增大税收行政执法的阻力，导致税收流失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如果政府对偷逃税行为处罚力度不强，偷逃税行为必然会由个体发展到群体，进而形成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税收黑洞”。“税收黑洞”的存在将严重破坏依法纳税的社会风气，从而导致纳税人对守法遵从度降低，征管秩序混乱，税务行政执法措施手段难以实现，税收刚性被破坏，甚至形成“逃税——成功——再逃税”的恶性循环，导致更大范围的税收流失。

二、税收流失治理对策

(一)以健全税法体系为根本。实现依法治税税法作为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不仅是国家征税的依据，也是税务管理的一个必要前提。要治理税收流失，根本是健全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推进依法治税。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仍不完善，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完善。

1．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加强税收立法。税收立法，是依法治税的核心。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中大部分税种没有通过人大立法，法律层次低，缺乏应有的权威性、规范性和稳定性。因此，有必要完善《宪法》中涉税内容的规定，确立、充实税法体系的宪法依据。如将税收法定主义、税权划分的重大原则、规定等写入《宪法》，进一步明确征纳税主体的权利义务及相应范围等。另外，要加紧制定税收基本法，使其充分发挥对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统率作用，推动和保障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

2．严厉打击税收犯罪行为，加强税收执法。依法征税是税务部门最基本的职能。要加大对税收犯罪打击的力度，税务人员必须做到严格执法，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持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坚决制止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等违规行为；杜绝人情税、关系税、协商办税和各种形式的包税；杜绝以缓代欠、以欠代免的现象。一旦发现违犯税法的犯罪行为，无论是纳税人故意偷逃税还是税务工作人员职务违法犯罪，都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允许有包容、姑息的现象发生。要加强税收执法，必须大张旗鼓地查处和严厉打击各种偷税行为。

3．建立税务警察和法庭，加强税法保障。建立专门的税务警察机构是国外较为普遍的做法，其成功的治税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首先组建税务警察，由税务警察专门负责税务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以法律的形式赋予税务警察特殊的执法机关和税务机关的双重权力，人员由税务机关和公安机关抽调组成，以此提高税务违法案件的办案质量。其次设立税务法院，专门负责税务违法案件和税务诉讼案件的审理工作。

(二)建立梯度纳税监控体系，形成完善的外部约束机制

1．加强重点稽查。一方面，制止税收流失的重点是稽查，这是基层税收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形势下税收稽查工作的核心应该是建立日常稽查、专项稽查和专案稽查相结合的分类稽查制度，借助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监控系统，选择并确定被查对象，按照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分权制约、相互衔接的流程来操作，改变目前普遍查、盲目查的状况，提高打击税收流失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要使税务稽查机构专业化。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让税务稽查机构从税务机关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与税务征收机关具有相同法律地位的税收执法机关。同时，不仅要赋予税务稽查机关对外(即对纳税人)的稽查监督权，而且还应该赋予税务稽查机关对内(即对税务机关)的监督权。

2．构建第三方税源信息报告系统。所谓“第三方税源信息报告系统”是指由征纳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按照税务机关要求填报专门格式的信息报告表，包括收款方姓名、纳税人识别号和支付金额等内容，一般一年汇总填报一次，在纳税年度结束后提交给税务机关。这些第三方提供的信息报告表不仅大大丰富了税务机关的税源信息，也确保了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对于提高稽查水平、科学选案都是很有帮助的。

3．逐步完善各项征管制度，建立多层次、多环节、多功能的税源监控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税务登记制度，建立按税种、税目和分地区、行业的税源监控制度，特别是完善重点税源监控体系，使其成为税源监控体系的主体。税务机关要全面掌握本地区重点税源户信息以及税源户的分布、生产经营及纳税情况，随时监控重点税源的发展变化，包括动态信息和静态信息，要注意从中反馈税收的变化规模，为全面监控税源提供资料和经验。

(三)提高税收遵从水平，减少税收流失

1．规范公共收入体系。在科学界定各级政府职能和责任的基础上，完善分税制，确保各级政府有稳定的财源；降低政府对非税收入的依存度，积极推进税费改革，遏制、清理乱收费；规范制度外财政，构建以税收为主、以规范的非税收人为辅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

2．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消除政府的“越位”与“缺位”。首先，以市场为导向，加大财政公共性支出，主要包括基础科研、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其次，控制和缩减不合理的财政支出项目。一方面，要大力压缩各种财政补贴，尤其是企业亏损补贴；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机构改革力度，压缩行政经费支出。

3．提高财政透明度，并建立相应的公共财政监督机制。确保公共财政收入、支出信息的公开，使纳税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有效信息，了解公共资金的去向以及相对应的支出规模，接受大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同时，通过财政部门的内部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新闻媒体监督以及社会公众监督来对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等情况进行约束，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政府的支出能够反映纳税人的真实意愿。

4．加强部门配合，优化税收环境。随着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税收征管的难度逐渐加大，面对日益增多的税收违法案件，仅仅依靠税务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实现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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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财政政策宏观调控

一、市场经济下为什么需要财政的宏观调控

以完全的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手段，并不就一定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即使是最完美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靠自身消除其固有局限性，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不健全或不能良好运行的情况，在资源配置上表现为盲目性、自发性和后发性。因此，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组织、调节经济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运用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财政是政府经济的核心，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总量的职能部门，是弥补市场资源配置缺陷的重要手段。财政宏观调控在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既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采用的办法，加强财政宏观调控是当今世界各国财政发展战略的十分重要问题。

二、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

1．经济总量均衡。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供求总量大体均衡，使宏观经济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力求保持物价、币值、财政的基本稳定，力求增加有效供给能力，力求合理调控需求。

2．产业结构优化。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是长期投资形成的。投资结构是形成产业结构的重要环节，财政投资又是引导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一着。调控在于消除产业结构的“瓶颈”，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包括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

3．资源配置合理。财政配置资源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基本方式，政府配置资源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补充。所以财政合理配置资源，不仅影响资源的方向、效率，而且必须确保为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资源，同时还要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引导资源，特别是主要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现代新兴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源能否配置合理，直接涉及生产要素配置效益，规模经济效益，科技进步效益的实现，也是资源配置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关键。

4．收入分配公平。政府、企业、居民是市场经济的三大经济活动主体，各种所有制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国家和个人之间等，均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收入分配关系。财政作为政府经济活动的利益主体担当者，协调总体利益分配。以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政府通过财政进行疏导，形成收入分配中的激励与约束相兼容的分配机制。

5．财政稳定发展。财政稳定内含经济稳定要求，同时也是财政发展的前提。财政稳定主要是财政减少周期波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强财政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和调控能力，从而保持财政收支结构协调和合理。

6．社会全面进步。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全面进步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目的，只有经济发展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消除贫困，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社会全面进步的不少领域，离不开财政的必需投入，社会教科卫等各方面的改革，也需要财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所以，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就成为政府和财政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的调控中并不完美，存在以下问题

1.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连年赤字,财政政策基本上丧失了反经济周期的作用。当经济运行中需要抑制需求总量，调整经济结构时，财政总是力不从心，这必将使财政陷入困境，削弱甚至丧失调控能力。

2.目前的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的成效不大，结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

3.在金融业管理方面，财政政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中央财政本应在银行、保险企业的经营管理、资产质量约束机制等方面发挥较大的影响，但现实的财政政策对金融业管理往往不到位，甚至对资产、财务管理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势必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管理者缺位，国有资产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同时也影响金融企业改革成为真正的企业。

四、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对策建议

1.整合财政职能，强化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主导地位和权威性。国内外实践证明，国财政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是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但近年来，我国财政职能被肢解，严重损害了财政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2.净化财政支出内容，强化财政支出管理。目前财政支出仍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要从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切实清理整顿财政支出范围。

3.加强税收征管，防止财政收入流失。经济增长成果不能如实体现到财政上来，税收征管存在漏洞，是导致收入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流失有多种原因，但就目前看，主要不是税收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而是征管过程中存在问题。如纳税户依法意识不强，征管手段不能适应形势变化需要，部分税收征管人员素质差，在征管过程中存在主观随意性等。为此，要在加强财税法规建设的同时，强化税收征管。

4.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是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搞好搞活国有企业，促进国有资产的流动增值，也是减轻财政负担，使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要利用好财政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充分发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

5.推进机构改革、控编减员，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我国行政机构庞大，财政开支人员众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虽然近些年来，各级普遍进行了机构改革，但实际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一直未走出“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机构和人员反弹现象严重。控编减员、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已经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需要落实的问题。应结合机构改革，严格核定编制，根据需要，按照定员、定岗、定编、定额的原则，严格核拨经费，超支不补，节余可自主确定用途，同时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鼓励机关人员向事业单位和企业分流。

参考文献:

[1]王群，许莹.财政宏观调控与现代市场经济[J].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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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制度税收中性税收调控公平与效率

一、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日臻完善

1．20世纪末市场化程度已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

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双重体制格局还没有彻底改变。不过，即使仍然沿用“双重体制”，也是非国有经济这一新的体制成分以及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开始占据优势，国有经济的份额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传统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这样，当前的体制格局实际上可以概括为：非国有经济迅猛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新体制已从“边缘”向“中心”靠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制格局变动基本上是沿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运行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进程，因而市场化程度指标可以用来表示体制改革所能达到的水平。

2．21世纪的上半叶，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完全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由总体市场化程度近乎零到50％左右，这种变化是相当深刻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性的。对此，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经济总体的市场化程度并不理想，距离目标模式尚有不小的空间。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程度(36．57％)和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需要的程度(36．6％)过低，充分暴露了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即使是市场化程度超过50％的产品市场领域(61．71％)和企业改革领域(51％)，其内部结构也存在诸多矛盾，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还有不小的距离。不过，总体来讲，从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五个方面(产品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化程度、企业市场化程度、政府行为适应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国际化程度)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素已经初步形成。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总体市场化程度从近乎零到50％左右。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纪，尽管我们要更多地触及市场化改革中的“硬骨头”，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如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改制、要素市场的发育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等，但我们毕竟积累了20多年的改革经验，现在的经济环境也比较宽松，政府驾御复杂的市场经济运行的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因此，只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大胆创新，就一定会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按照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步伐推算，到2010年我国的市场化水平将有显著的提高，总体市场化水平达到70％是完全可能的。在此基础上，再经过20年，即到2030年使中国国民经济的市场化达到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程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实现。

二、促进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与完善的税收制度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重视宏观调控对市场缺陷的弥补作用，具体到税制的设计上，就是要处理好税收中性和税收调控的关系

税收是一种分配方式，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征税是将社会资源从纳税人转向政府部门，在这个转移过程中，除了会给纳税人造成相当于纳税税款的负担以外，还可能对纳税人或社会带来超额负担。所谓超额负担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征税一方面减少纳税人支出，同时增加政府部门支出，若因征税而导致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大于因征税而增加的社会经济效益，则发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超额负担；二是由于征税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对纳税人的消费和生产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则发生在经济运行方面的超额负担。税收的中性就是针对税收的超额负担提出的。税收理论认为，税收的超额负担会降低税收的效率，而减少税收的超额负担从而提高税收效率的重要途径，在于尽可能保持税收的中性原则。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税收中性包含两个最基本的含义：一是国家征税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以税款为限，尽可能不给纳税人或社会带来其他的额外损失或负担；二是国家征税应避免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干扰，特别是不能使税收超越市场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在税制建设上，税收中性的要求是：税制结构应科学、合理，有利于平等的市场竞争，如税制应该统一，税负应当公平，避免重复征税；税制应当简化，方便纳税；扩大税基，合理制定税率；税收征管制度应健全有效率，征纳成本低。

税收中性是相对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仍将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场并非万能，也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对某些经济现象亦常常显得无能为力，需要由市场以外的力量加以弥补或矫正。税收调控就是有效的外部力量之一。税收的操作主体是国家，因而税收政策的制定及其运用体现着国家的宏观目标与偏好，从而国家运用税收引导经济发展，调节经济运行时，有着其他各种经济手段所无法比拟的调控力，直接有效，强制规范，成为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一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节经济周期，实现经济稳定；二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公平收入分配，缩小个人收入差距。在税制建设上，税收调控的要求是：及时、足额、稳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掌握必要的财力、物力，在我国当前突出的表现应该是提高整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调节供求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和防范通货紧缩，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促进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矫正收入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包括缩小地区间差距。

举世瞩目的1994年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体系。新税制运行两年来，保证了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新税制是成功的。如果从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分析，94税改正确把握了两者的关系，在税改主要内容上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从流转税改革来看，取消工商统一税，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整个工业生产和流通领域，税率趋向统一，这都体现了税收中性的一面；在普遍开征增值税的同时，对烟酒等11种消费品和石油、天然气等7种矿产品分别开征了消费税和资源税,并实行差别较大的税率，这又体现了税收对特种消费品高额收益和自然资源级差收益的非中性的特殊调节。就增值税本身来说，规定了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以及减免税优惠规定，这又体现了它非中性的一面。再就绝大多数产品适用同一基本税率这一中性特征来看，由于各种产品的供求弹性不同，必然会影响税负转嫁的程度，从而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者消费者的抉择，其税制运行结果又会是非中性的。这反过来说明，绝对的中性税收是没有的，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是辩证统一的。从所得税改革来看，通过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行税利分流，取消税前还贷，取消国有大中型企业调节税，取消企业税后征集“两金”，取消奖金税等一系列措施，使所得税向中性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仍存在非中性的问题，就企业所得税而言，一是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税制，税负不平；二是税率上内资企业仍实行33％、28％、17％三档税率；三是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保留了大量的减免税优惠。从所得税改革的整体来看，既通过税收的中性化为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创造了必要条件，又通过税收的非中性措施体现了对小企业、特殊行业企业(如残疾人企业)的照顾，在这里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与此同时，新税制还通过统一税政，集中税权，理顺分配关系，取消困难性减免，严格控制偷漏税，强化税收征管等方式，在有效地保障了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体现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统一。

在进一步完善新税制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正确处理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关系，例如，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建立统一的法人或公司所得税制，体现税收中性的要求。但即便是实行统一税率，现存的内外资企业的大量减免优惠规定也很难取消或统一，有些规定甚至是很必要的，这在事实上表现为一定的非中性。再如，流转税中的增值税被公认为是具有中性优势的税种，但仍在税率(三档)、进项税额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征税办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非中性。即使今后通过改进完善有关规定也难以完全避免。因此，对待税收中性原则，应坚持相对论，防止绝对化。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税收中性与税收调控的辩证关系，也才能建立起既与国际惯例相符、又符合中国国情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2．顺应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与效率并优先考虑效率的要求，适时转换税制结构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税制结构实行的是流转税类为主体的模式，1994年税制改革后，这一状况更趋强化，仅增值税和消费税两个税种，其税收收入就占全部税收的五成左右，如加上营业税、关税等其他流转税种，其比重高达80％左右。可以说，我国税制结构的这一现状，从历史上看，与生产力水平较低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然而，上述两个重要条件在现阶段已有根本性改变。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税制结构符合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社会原则，要求税制结构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的实现，而所得税制则有利于这些原则和目标的实现。人们通常说积极财税政策下的减税手段，则是在所得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为，减税即减少所得税收，使厂商的利润和个人的收入增加，由此达到刺激消费和鼓励投资的功效。为此，我国的积极财税政策要想获取更大的效用，必须及早转换税制结构模式，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先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再转向所得税为主体模式。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为第一步的模式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国外经验看，一国税制结构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其经济条件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转换时的水平为789美元，美国815美元、英国717美元、原西德647美元。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达700美元左右，这还是根据市场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超出该水平。所以，我国税制结构模式的转换，不仅具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过剩下需求不足这一重大难题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模式转换的经济条件。

3．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因而要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有三种最基本的形式，即：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而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来看，公司制是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所采取的一种主要企业组织形式，也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共同特点都是公司资产的股份化。这便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也有利于公司产权的转让和流动，促进存量资产的合理重组，实现资产的最佳使用效益。税收作为对微观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结果进行课征的一种分配活动，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产权制度的不断创新，其有关政策和制度也必须作进一步完善，以更好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首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实现彻底的政企分开。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仍以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所得税的归属，把中央企业所得税划归国家税务局，地方企业所得税划归地方税务局，这容易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用行政手段干预所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出现新的政企不分的局面。因此，为使政府与企业行为彻底分开,分税制对所得税的划分不应以企业行政隶属为依据，而应象增值税那样，以税收收入分割为标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所得税收入。

其次，随着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的进展，公司的产权主体会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一个由国有法人股、国家股、外资股、个人股组成的公司制企业里，所有制性质已显得非常淡薄。所以，以单一产权主体的企业为对象所建立的企业所得税制必须向以多元化产权为主体的公司为对象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发展。这就要求：第一,尽快统一以所有制性质划分的内外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第二,规范目前股份制企业所得税，特别是股份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无论是从公司公平竞争角度还是从税法严肃性角度来看，对股份制企业都要求实行统一的税制。但股份制企业实际执行的所得税却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这表现在:(1)实行新税制后，已批准在香港上市的九家公司继续执行15％的所得税，以后到香港新上市则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2)各省市在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数执行统一的33％法定税率外，许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虑，为增强地方企业在股市的竞争力，经省市政府批推，所得税率有按15％执行的，也有按24％执行的，既不统一，又不公平。(3)特区企业与内地企业在所得税上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内地股份制公司的竞争力。所以，为建立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制，必须明确规定所有公司,无论是海外?鲜泄净故枪谏鲜泄?无论是特区公司还是内地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应执行统一的33％法定公司税率。只有这样才能严肃税法，进而促进股市的正常发展和公司间的公平竞争。第三,制定集团公司的所得税规范。企业公司制改造，必然会产生大量的集团型公司,目前全国已有上百家企业集团正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的试点。所以，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集团化趋势，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必须制定专门的条款予以明确。在国外，税法对集团公司的所得税都有专门的规定，因为集团公司的所得税涉及到股息抵免、纳税方式的选择、公司综合所得的界定、合并纳税报表的编制等比较复杂的事项。而我国对集团公司税收问题只规定股息、红利收入比照联营企业收入处理，核心企业对紧密层企业资产控股为100％的，可由控股成员企业选择由核心企业统一合并纳税等几条比较笼统的规定，缺乏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定。第四,明确特殊问题所得税处理规范。产权流动有利于盘活国有企业资产存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收购与兼并是产权流动与重组的重要方式，对收购与兼并过程中产生的所得税问题如何处理，目前我国税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对此，统一后的公司所得税法必须尽快予以明确。

4．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社会保障税制又是健全与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条件，所以在新的世纪要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和“安全网”。但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不仅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保障法，还没有将保障资金列入预算内管理，而且由于保障基金的筹集实行“按地区、分行业、定单位”的办法，各地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障项目多少不一，基金筹集标准高低不同，资金管理分散，筹集成本高，调剂面窄，对资金的使用缺乏有力的监督，普遍存在资金浪费、挪用问题，无法专款专用，难以满足保障支出的需要。较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参照国际经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社会保障法，开征社会保障税。具体实施方案是：(1)在保障项目上，设立退休、失业和医疗三个必缴税目，对工伤和生育等保障项目，暂时仍由企业或家庭自我保障。(2)结合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为雇主(公司)、雇员和个体经营者的现实情况和我国国情,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原则上也应该是所有支付工薪的单位、工薪收入者和个体经营者。(3)按照国际惯例，社会保障税的计税依据为雇员的工薪收入(不包括资本利得、利息、股息所得等)、个体经营者的纯收益额或营业利润；在税率上一般按比例税率征收，并且对税基的最高额有限定，当然限征额要根据物价指数适时调整。(4)社会保障税可作为共享税，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在分享比例上，目前可将税款的大部分划归地方收入，少部分划归中央，供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调剂。(5)社会保障税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税款入库后再拨付给社会保障部门使用支配，为此必须改变目前多头分散管理的局面，在地方机构改革中成立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5．加大费税改革的力度，为市场经济运行与发展提供宽松环境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税收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方式，税费的界限和关系也是十分清晰的。但在我国，由于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和经济利益的驱动，政府部门间、单位间、地区间的相互攀比、巧立名目、提高标准、使得非税收入持续快速膨胀，现在已到了严重失控的地步。从全国的情况看，1996年非税收入已达9798亿元，比当年税收收入的6909亿元多出近3000亿元，“费”与“税”的比例高达1：0．704，“费”大于“税”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增长速度看，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1988年为4l5亿元，1992年为600亿元，1996年高达2900亿元，非税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于GDP和税收的增长速度。无论是税费之比还是非税的增长速度在当今世界上都是极其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