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护的法律法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保护的法律法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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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国家法律规定了哪些原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三）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

（四）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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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 保护制度 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2（a）-0225-01

1 未成年人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未成年保护法实施以来，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毋庸讳言，虽然目前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上进步显著，但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一，在立法方面有些法条的规定在实践中比较难以操作。这类法条所规定的内容多为提倡性的条款，实际操作起来缺乏强制性，对行为的约束缺乏针对性。有些条款只规定了行为的违法性，但没有具体规定如何惩罚。例如，规定了不许在学校百米以内开设网吧，不许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但法律实施的主体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谁来管，怎么管，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都没有明确下来，这样的法律规定没有实际意义。

第二，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主管部门不够明确，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政府机构。有教育、文化、工商、公安、法院、妇联等多个部门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结果是部门之间相互扯皮、推诿和救助不力的情况时有发生，致使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难以落到实处。谁都可以管，谁都可以推出去不管，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在实际上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第三，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所规定的监护制度还不够科学完善。我们国家规定的关于未成年人监护的制度还不完善，对监护人的能力规定不明确，对公权力介入的规范也不明确，对监护人履行监护义务的行为没有一个监督的制度，对有过失的监护人的惩戒措施操作性也不是很具体，导致了在实践的过程当中由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说监护行为发生了偏差，而使未成年人权益不断地受到侵害的现象发生后，失职的监护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同时，缺乏关于监护权恢复的规定，导致在监护不利的情况消失之后，监护人的监护权还不能有效恢复，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第四，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还不够。例如，关于虐待罪的规定不能从实质上保障受害儿童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虐待罪主体仅限于受害人家庭成员，目前暴露出的典型案例很多为非家庭成员的儿童看护人、照料人实施对儿童的虐待行为，不能按照虐待罪处理。忽视、虐待儿童造成的重伤和死亡案件屡有发生。但法律规定，虐待致死也只有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难以起到威慑作用。

第五，对未成年受害人的综合救助服务系统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我国虽然已建立起对未成年受害人的比较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但是与其密切相关的对受害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精神抚慰，医疗救助，家庭监护支持与服务还没有形成体系，这就直接影响了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保护的发挥。

2 解决当前未成年人保护所存在问题应采取的主要对策

针对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决。

第一，全社会应共同关注，齐抓共管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家机关、有关人民团体、学校等单位要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尤其是教育、民政、公安、司法等部门应当共同努力，不断改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状况。教育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对师德规范的要求，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救助，公安机关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公安执法执勤工作各个环节，就能够强有力地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开展。司法部门从重从快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违法犯罪的惩罚，全社会齐抓共管、坚持不懈，努力营造关爱、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环境。

第二，应适时研究设立未成年人专门保护机构。建立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系统，协调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我国政府就有必要整合有关部门的职能，成立一个全新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协调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从而有效避免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后难发现、难受理、难获罪的尴尬。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站，对青少年存在的心理问题予以解答，让其成为未成年人自己的组织团体。

第三，应当设立儿童暴力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以早期发现儿童受暴的案件。规定家庭成员、教师、医生、医护人员这些与儿童密切接触的人员负有当发现儿童发生伤害案件之后进行报告的义务，应当鼓励社会大众勇敢地拿起自己的手机和电话报告身边正在发生的儿童暴力案件。

第四，建立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紧急庇护所。当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其生命、健康可能继续受到严重威胁时，紧急庇护所可以临时安置保护他们避免再次受到侵害，使他们能够暂时拥有一个栖身场所。

第五，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在程序上关注未成年受害人的权益。一方面，要加强对儿童保护相关责任人的培训，使他们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司法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侵害未成年人暴力案件处理的特殊性。同时，在法律程序上应当明确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调查与处理的具体的流程，并且在司法程序当中要关注儿童受害人的权益，减少二次伤害。

总之，未成年人保护应当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这不仅是保护其本身的问题，还关系到每个家庭，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甚至人类的未来。因此，必须结合实际深入研究解决好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使其健康成长，使他们每个人在将来都能成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有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陈向聪.信托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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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刑诉法 未成年人 刑事检察

作者简介：刘琳玲，松阳县人民检察院。

据相关调查研究发现，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与、环境污染并列成为“世界三大公害”。在所有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低龄化、犯罪类型多元化以及团伙化等。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现状相当严峻，迫切需要加强对未成年监督管理工作。目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旋律，而未成年犯罪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并对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威胁。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其健康成长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当前我国未成年犯罪问题，全社会都给予了普遍的关注，我国在法律和政策方面伴随着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二十年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样因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已经不足以满足时代的需求，暴露出的不足逐渐增多。最近几年伴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给国家司法部门和相关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严峻的任务和挑战。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成为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多年实践探索中，近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下称“新诉讼法”），内容条例中用特殊章11个条文形式，对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规定，这对未成年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来说是一项空前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新时代赋予了新的历史人物，对我们日后的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特点

（一）犯罪年龄低龄化

因为未成年人因为心理状态不够稳定，各方面的是非判断能力不够成熟，缺少足够的自我控制能力，过于偏激，而且当代的未成年又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种种原因使得近年我国未成年犯罪的年龄不断提前。调查结果显示：在年满14周岁且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在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数量逐年递增趋势，同时在未成年人犯罪所占刑事案件的比例也在不断的增大。

（二）犯罪的团伙化、多为共同犯罪

未成年人伴随其年龄的不断增长，独立性意识日益增强，未成年人更容易接受和同龄人之间的交往，容易被煽动和利用，存在不信任长辈和家长的叛逆心理。由于个人单独行动会存在恐惧的心理，加之自身缺少足够的智力和经验等因素，所以在实施犯罪活动过程中，往往会以团伙的形式进行。多人行动，会弥补个人智力经验上的欠缺，同时也不会有过多的恐惧感，减少了犯罪过程中的阻力，增大了作案的成功率。目前查处的一些未成年犯罪团体当中，很大部分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组织的雏形，如果不注意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三）犯罪主体文化程度偏低

在未成年刑事案件的犯罪主体中，绝大部分未成年人都是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受教育程度是偏低的，大部分仅仅只是初中文化或者小学文化，还有一部分甚至是文盲，受教育程度的偏低导致其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没有清楚的认识，同时未成年人又缺乏足够的是非辨别能力和诱惑的抵制能力，从而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四）激情犯罪、无复杂原因

未成年时期是处在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也是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不服管教，逞强好胜，哥们义气，做事只图一时刺激不考虑后果，通常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会导致其情绪激化，致使犯罪的发生。

（五）犯罪种类多元化与罪名集中化并存

未成年人处在一个身体、心理、生理发展的特殊时期，各方面都极不稳定，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计后果，具有一定的疯狂性。近年，因为受到大量不良刊物书籍和影视作品的影响，造成青少年性生理趋于早熟，而其心理成长却相对滞后，在这种矛盾在在且外界又存在诱惑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青少年犯罪。

二、新刑诉法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 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设计缺陷

1. 立法缺乏系统化。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尽管十分重视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建设，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但是相关的一些内容及规定只能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内容比较分散，规定内容也不够具体，这对司法检察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后，对未成年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一定的弥补作用，但规定内容都是比较原则而不具体，导致法律条文间缺少联系，依然未能形成系统、专门、独立的法律体系。

2. 缺乏配套工作机制。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确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同时还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一系列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但是这些规定程序都严重缺乏与之相对应的细则规定和具体的工作流程，操作起来也极难统一。检查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执法工作中涉及到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对其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求很高，完善司法监察工作制度，细化部门工作流程，这样才能保证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3. 未形成制度化的未成年人保护网络。要实现对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控制及帮扶教育，是需要公、检、法、司各部门之间密切合作的。但目前，检查工作缺乏系统化制度的支持，导致现在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呈现责任主体不明、执行主题不清等一系列不明确的问题，也造成了对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工作的重重困难，也使得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成效不佳。

三、新《刑事诉论法》下对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加强和改进措施

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预防工作不容乐观，在未成年犯罪预防工作中，要充分利用社会上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一股合力，弥补单一方力量的不足，针对未成年犯罪的具体原因，深入分析，充分依靠各界力量，进行综合治理，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的犯罪的发生。

（一）完善立法

完善我国预防未成年犯罪的相关法律是预防并减少未成年犯罪的根本措施。目前我国存在的一系列针对未成年法律法规，都是比较笼统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而且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未成年犯罪活动又逐渐呈现新的特点：低龄化，团伙化，诱因简单，类型多元化及罪名集中化等，原有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满足新的需求，预防和控制未成年犯罪活动又面临了新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到这个新《刑事诉讼法》颁行的这个机遇，进一步展开完善立法工作，制定及实施相关的防范未成年犯罪的政策和措施，真正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做到有法可依。

（二）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工作要大力度加强

未成年的司法保护就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依据相关未成年法律法规进行司法活动，彻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并切实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一种法律行为。对未成年人传统的司法保护制度是分散式的司法保护模式，这种保护模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结构上具有分散性，保护方向又缺少重点，具体时间的处理手段又过于单一，显然这种司法保护模式已经不足以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所以在新《刑事诉论法》体系下，我们构建出了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即司法保护一站式机制。一站式模式就是指检察机关在处理未成年犯罪案件中，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审查批捕、起诉和出庭公诉等各环节，进行特殊审理的标准样式。在此模式中，明确了检察机关在整个未成年刑事案件处理工作中的主导机关地位，以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诉讼各个环节的审理的内容和方式。

（三）改革教育体制，使我国未成年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四）重视家庭预防作用

（五）铲除社会不良诱因，精华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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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明星　Coogan'Law　判例

一、概述

（一）未成年明星的范围界定

纽约市明星助理协会给明星所下定义为：明星就是通过国内外大量主流媒体以及所获的奖项和取得的成就而受到公众关注的人。

在美国，未成年的年龄界限一般是十八岁。在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未成年工保护由《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专门保护。《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我国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明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二）存在问题介绍

未成年人由于其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签署娱乐合同方面存在瑕疵；未成年人身体及智力处于发育阶段，须保证其充足的休息及受教育的权利；设立监护制度，监护人基于未成年人的利益保管及处分未成年明星的财产，但容易出现监护人私自滥用、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问题；未成年人的心理发育尚不健全，在混乱复杂的娱乐圈，其面对成名的浮躁、工作的压力等各种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其由明星向普通人生活的心理转化需要引导等问题层出不穷。

二、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例

笔者将围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如何规范未成年明星的契约能力、财产收益的处分、工作条件以及法院监督的程度方面展开讨论。

（一）Coogan'Law和其他规范

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对未成年人作为表演者有诸多规定。为了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权益，“初期法律教条”允许未成年明星对其签订的合同随意撤销。加利福尼亚的娱乐产业却找到一种方式回避这种风险：“为反映刚刚兴起的娱乐产业的压力，1927年加利福尼亚的立法机关修改了法律以规范特别是涉及未成年艺人的契约。这项修正案阻止未成年人撤销契约，如果该契约已经得到预先的法院确认”。法院的确认并不能保证该合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加公平，“娱乐产业，而不是未成年人，是1927年修正案的胜利者……”该法规的问题是，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合同是否需要被确认，并没有提供一种明确可行的标准，也没有足够能保护未成年明星利益的规定。

娱乐法发展的里程碑，在涉及未成年人方面，发生在1939年Jackie　Coogan的案例获得全球性关注的时候。Jackie　Coogan作为一个有名的童星，他的母亲花光了他几乎所有的收入。一及成年，他便将它的父母告上法庭要求归还其在未成年时期的收入和损失。1939年制定的Coogan'Law赋予加利福尼亚法院基于未成年人的利益建立信托基金和监测它们的权利。

笔者认为，Coogan'Law也有其不足。首先，如果一份契约事先得到高等法院的确认，未成年明星撤销合同的权利将会变成空谈。其次，信托只能为那些在法庭干涉之前契约就得以实践的未成年人建立，甚至，“建立信托基金的决定权被留给了法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许多涉及本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合同甚而未被带来在法院面前获得确认”。

（二）判例法

华纳兄弟电影公司与Brodel之间的纠纷是Coogan'Law调整下的第一个案例。原被告就此案件的争议为是否“法院批准的协定可以剥夺Brodel的撤销权…仅限于其成年之后，但是不能排除其在成年后的一段合理的时段内的撤销权”。加利福尼亚的最高法院认为Brodel不能够在其成年之后撤销合同的选项部分。尽管Brodel的合同订立于1942年，并且“1947年之前，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于最高法院，以便其可以确认赋予雇佣者延长未成年人就业期限的选择权的契约”，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却将1947年后的法律适用于该1942年由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这一法院确认的影响是，取消未成年人成年之后对契约选项部分的撤销权，这实质上与未成年明星的利益是不相符合的。Warner　Brothers的这一案例明确表明了法院更加重视电影制造者的商业利益，而不是未成年明星的权益。

同时期，华纳兄弟、Loews与Elmes之间的案例纠纷进一步说明了法院对于电影制造者的偏心。这一案例涉及到一个十四岁童星的一年期契约和公司六个独立连续就业选择权。初审法院仅批准了这个一年期的主合同，而将选项留待出现个别问题时再予以批准。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扭转了审判法院的这一判决，强调要坚持Brodel一案中形成的“法院可以批准附带选项的契约”这一判例原则。这个童星被绑定在这个演艺合同上，他将不得不为此忍受七年，很明显，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的最大利益。

（三）Coogan　Law2000年修正案

在加利福尼亚Coogan　Law的规定下，未成年明星仍然没有追索权来禁止父母拿走本该属于他们的演艺收入，因为“童星们近95%的收入没有得到1939年Coogan　Law的保护”。

2000年1月，加利福尼亚参议员们一致通过参议院法案1162，作为对1939年Coogan　Law的修正案。在处理童星财务问题上，这部新的法律导致了一系列积极的改变，这些改变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律最终还是开始关注并适用于未成年明星生活的现实变化，并且，可以为其他州寻求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方式提供借鉴。

（四）音乐经理人的例外

Coogan'Law2000年修正案在保护未成年明星权益方面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些法律不适用于儿童音乐剧演员的特定环境和义务”。因为代表童星的多是人而代表儿童音乐人的多为经理人，这就导致了最高法院也不能依据亲属法来确认未成年人与娱乐产业的合同。因为音乐领域的特殊性，导致这个例外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问题。

综上所述，加利福尼亚州关于未成年明星权利保护的法案随时间推移，已经变的比较完善。其赋予未成年明星一定条件下对已签订契约的撤销权；当未成年明星的父母不为孩子们的利益处分财产时，法律规定设立专门的监护机构，建立信托基金，为未成年明星保管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联邦公平劳动标准法为未成年劳动力提供了一系列保护，也同样适用于未成年明星休息权、受教育权的保护。加利福尼亚州也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条例，规定了包括工作时数、未成年受教育的程度、心理引导及保护方式等。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些法律同样存在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同时，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法律仍有一些需要进步的空间。譬如，它为未成年明星签订的契约提供一种司法确认，却将这种确认的决定权交由各方自由裁量。为了真正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权益，法律应该规定一种强制性确认，以便雇主和父母为自己的私利拒绝提起法院确认的时候，法院可以基于保护未成年明星最大利益的考虑主动进行确认。

三、我国立法现状及完善

（一）我国立法现状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我国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同时，我国很多部门法中都设有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条款，譬如笔者提到的《劳动法》中规范未成年人雇用的规则，除年龄界限之外，还规定了工作条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宪法》、《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及义务；《民法通则》、《合同法》等都有相关条款规定未成年人签订合同的能力及效力。

但是，我国却没有一项类似于美国Coogan　Law一样的专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权利，即便是零星的条款也不多见。这对于我国未成年明星的保护非常不利。

（二）立法完善

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定，既要防止任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发生，救济和恢复已经被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因此，要做好保护未成年明星的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采取各种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方法和手段去开展工作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综上，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我国未成年明星的权益保护：

1．可以借鉴美国的模式，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未成年明星的权益保护。将未成年明星行为能力、契约能力、财产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做细致的分析，规定可行的方式，譬如由法院为未成年明星所签契约所作的司法确认，由法院基于未成年人利益建立信托基金并予以监督等等。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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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的容忍、最高限度的保护，该重判的坚决依法重判”，“六一”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三起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典型案例时，也作出了上述明确表态。

近日，从海南万宁到安徽潜山，伸向未成年人的魔爪，可谓触目惊心。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侵害者利用了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的特点，实施不法之举。斩断黑手、共护蓝天，织就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制之网，可谓时不我待。

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相关法律法规，态度都十分明确。从社会范围看，一个集立法、行政、司法、教育、社团等协作配合的立体保护网络，已经成形；从法制角度看，宪法、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也已经有了基本完善的法制框架。总体来说，我们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加强，对侵害他们权益的处罚力度也在加大。

不过，“每个孩子都是最娇嫩的花朵”，侵害造成的生理与心理损害，几乎“不可逆”。因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所以需要以更多法制资源，进行“倾斜性保护”。比如，司法工作中贯彻“未成年人利益保护优先原则”，根据犯罪新特点新变化研究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等，都是必要之举。越是“弱势”，越是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这也是“法制担当”的体现。

在各种权利救济方式中，法制可谓“筑底工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尤其如此。唯有保持“最高级”的打击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防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每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最高级”的保护，给予孩子平安成长环境，更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另一个侧面，是青少年犯罪问题。目前，青少年犯罪在全国刑事案件中的比例居高不下。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人生有好多十字路口，紧要处只有几步”，帮助未成年人走好这“紧要几步”，远离犯罪――不管是成为犯罪对象，还是成为犯罪主体，都需要法制的佑护。上网冲浪时难加区别，比邻而居却不相往来……当前，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也越来越复杂。“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教育既不合理，也难言健康。要让法制更大程度地发挥保护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提升这一群体法治意识，同样需要“最高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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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学生学校监护人责任

未成年学生在我国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由于未成年学生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没有明确的是非观，缺乏一定的安全意识，不能完全认识到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加之受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安全事故频繁发生。所以保障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研究学校与在校的未成年学生的关系，正确确定学校责任，成为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保证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的重要方面。

一、争议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是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学校是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履行的是监护职责。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在校内发生的安全事故，都应由学校负责并赔偿。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校是未成年学生的教育管理者，对未成年学生履行的是教育管理职责。中小学校不是法定监护人，根本无法对未成年学生尽到监护义务。

二、学校不是未成年人在校期间的监护人

1．中小学校不具有法律设定的作为监护人的资格

从《民法通则》确定的监护的概念、监护人的范围和顺序上看，法律设立监护人有以下前提条件：

（1）一般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关系。我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包括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和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确定的监护人是与未成年人有血缘和亲属关系的。学校并不在监护人的范围之中。有人说，这是立法时疏漏。其实，这不是立法时的疏漏，而是特意以法律条款的形式，严格地将学校排除在监护人的范围之外。

（2）监护人与未成年人有财产联系。未成年人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不能独立生活，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监护人。因此，其监护人必须与未成年人的财产有直接的关系，从而对其所属财产行使使用、收益、支配等权利。如前几类监护人都没有的情况下，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表面看是体现出行政隶属关系，其实质仍是和这种财产相关联。

未成年学生所在学校是法律授权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单位，它不是自然人，谈不上与未成年人具有血缘和财产上的联系，所以学校只负有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教育的义务，而没有为其管理财务和提供衣、食、住、行等义务。未成年学生所在的学校正是因为与未成年学生没有这种亲属和财产上的联系，而没有为未成年学生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和条件。学校或教师即便是为了未成年学生的权利要进行一定的民事行为，同样亦应征得监护人的同意或得到认可后方为有效。

2.未成年学生所在学校没有取得监护权的法律形式

《民通意见》第22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所以有人认为：学生在学校读书，向学校缴纳了学费，就是把监护职责委托给了学校，原有的监护权发生转移，未成年学生所在学校成了学生暂时的监护人。这是对监护委托的错误理解，理由如下：

（1）委托，是指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委托事务，委托人支付一定委托费用的法律行为。委托的实质，就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经协商达成协议而形成的代为办理一定事项的合同。作为合同，必须要双方协商达成合意后方为有效。而义务教育是国家依法强制推行和实施的，根本就不具备契约性质和教育消费的特征。

（2）中小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内容和管理方式是《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直接加以规定，并不是和未成年学生或其监护人约定的，同时也不能以监护人的名义进行，而是以学校自己的名义独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法律法规还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行为。

（3）中小学校对未成年人入学收取的费用并不能认为是接受监护职责委托的代价。中小学实施的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扶助的教育，即教职员工的工资、教学设施等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担。另外，根据《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和有关物价局文件，目前中小学的收费项目有杂费和代收费两项。杂费主要是书本和作业本费，代收费主要是体检费、文娱费、班费等，以及与学生实用实结的代收代管性质的费用。同时，法律法规还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禁收学费和物价部门没有规定收费项目的其他费用。可见，中小学校向未成年学生收取的费用，根本不是接受委托的委托费，而是用在未成年学生身上的非常有限的教育成本费。

3.中小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承担有限保护而不是监护

（1）中小学校的有限保护责任。按照《宪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等的规定，学校是对学生进行系统教育的机构，其基本职能是对学生进行教育，发展其智力，培养其能力。为实现这一目的，学校必须同时履行教育和管理两种职责。学校的这种教育管理职责，是法律直接加以规定的，它围绕学校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等方面，确立了有限保护原则。有限保护的责任范围或内容包括：

①为未成年学生提供使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校舍及其他教育教学设备设施。

②保障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使学生能够在就读期间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为学生在学校获取―定的知识，掌握一定的学习技能提供保障。

③在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和集体活动中确保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规定，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④有关教育方针的执行和教育手段的禁止性规定。如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

（2）中小学校的这种有限保护与监护人的监护明显不同

①学校保护与监护人的监护的内容不同，学校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仅限于这种有限责任所及范围；未成年人的监护则是全面的无限制的照顾其生活、保护其人身安全、维护其人身利益、管理其财产和对其进行教育。

②它们之间的侧重点也完全不同。中小学校在未成年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方面，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较多体现出党和国家对青少年一代的关心和照顾。而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教育和管理，不可避免地更多地表现为私人性质的个体化要求。

（3）中小学校承担的责任是仅就其过错而言的。《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第3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可知，学校仅就其过错承担责任。而监护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4.学校赔偿不同于监护人赔偿

（1）学校赔偿的范围和原因仅限于有限保护责任中存在过错，责任形式更多地或者说主要地表现为因为自己的过错承担的支付金钱形态的赔偿金。而监护人则不同，他要因被监护人对别人的侵权行为和自己的监护行为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承担的责任形态除了支付赔偿金外，还包括赔礼道歉、恢复原状等形式，甚至主要表现为后面这些形式。

（2）学校赔偿与监护人赔偿性质不同。中小学校是法律授权的义务教育实施机关，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没有合同的契约性，也没有教育消费的性质，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对象而言，倒具有行政性或者说准行政性更为恰当，因为义务教育本身就是国家的强制教育。而监护人赔偿则是纯粹民事赔偿性质，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加害或受害所提起的诉讼都是民事诉讼。

（3）在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诉讼中的地位不同

①主体地位不同。在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诉讼中，学校一般是以证人或第三人身份出现，起到证实事件或协助查明事情缘由的作用。监护人则是以侵权行为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人身份直接参与诉讼。在特殊情况下，监护人还可以直接作为诉讼主体出现。

②学校和监护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内容也不相同。在诉讼活动中，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权益没有处分权，当然也没有和解、撤诉、上诉等权利。然而监护人可以从未成年人权益出发，以法定人的身份享有完整的处分权，包括所有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

5.中小学校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人、财、物条件

（1）中小学校的职能是由法律法规加以规定的。教职工人数数量及岗位是严格按法律法规规定由有关部门的编制文件来确定的，多数的岗位是直接从事教育教学的教师，其他的岗位也都是从属于或服务于教育教学活动的。没有也不可能设立类似于监护人保育员岗位。

（2）中小学校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教育教学来促进未成年学生德、智、体等全面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四章专章规定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教学”，如第19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第20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必须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教学计划，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正是因为中小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开展教育教学，所以没有履行监护职责的现实可能。

（3）中小学校在我国现阶段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没有用于履行监护职责的专门经费和物质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置的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还指出：农村中小学按省级人民政府规定向学生收取的杂费，全部用于公用经费开支，不得用于教职工工资、津贴、福利、基建等开支，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不得从中提取任何性质的调节基金；代收的书本费，由学校直接用于购买书本，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挪用。特别是在当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地方连教师工资都无法保证按时发放，赋与学校监护职责在客观上难以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义务教育法》第16条第2款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14条、15条、16条等条款，对学校的性质、职责和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等，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学校不是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的监护人，学校对未成年的学生只在教学过程中承担教育、管理和一定的保护责任，所以在未成年学生进入学校之后，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进行教育、管理。这种教育、管理职责，不是由监护人和学校自行约定的，而是由法律直接加以规定的法定职责。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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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诉讼；未成年人；权利

未成年人在法律规定中属于特殊的一类人群，其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都处于不稳定时期，对法律知识的欠缺，因此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极容易走上违法的道路，造成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同时法律惩处所面对的对象主要是成年人群体，因此需要有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不受侵害。我国在法律建设中设立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专门性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在具体的刑事案件中提供了相关法律规定以及依据。除此之外在刑事法律中《刑事诉讼法》也为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一、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现状

（一）刑事诉讼给予未成年人人身自由权保护

人身自由权是未成年人最为基本的一项权利，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将不能自主地行动和自由地选择，这将限制未成年人的发展。一旦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如羁押逮捕拘留等形式将导致未成年人没有自主的空间来实现自我的意愿。在我国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关于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限制需要有公检法三个部门共同行使，即触及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需要各个部门能够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对未成年人审慎适用强制措施制度，保护未成年人最基本的权利不被侵犯。我国《宪法》《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作出了明确化的规定，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需要根据犯罪的事实以及犯罪动机和社会危害性并结合律师的相关意见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权进行保护，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和法治空间。

（二）刑事诉讼给予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

隐私权是未成年人对自己的私人信息一种自我控制自我支配以防止别人对其秘密信息的乱用和侵犯的一种自由权利。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涉及未成年人个人的生活也关系到未成年人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在一些社会观点看来，未成年人一旦受到法律的惩处就意味着其个人品行问题，法律处罚后的未成年人隐私得不到保护后就会给自己带来各种社会偏见与心理压力。譹訛刑事诉讼给予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保护，即通过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七条第三款都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在刑满释放时，其犯罪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机加以销毁。《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对免除前科报告义务有进一步的规定。这些法律条文都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保护，为未成年人能够顺利进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三）刑事诉讼给予未成年人辩护权保护未成年人辩护权并不单指未成年人针对控诉进行辩护，而是在未成年人辩护诉讼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未成年人可以寻求合适成年人到场，从而减少未成年人对控诉的压力。合适成年人除了在心理上给予未成年人安慰与支持之外还具有其相应的权利，即“除享有法律规定的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行为提出意见、监督办案等权利外，还可阅读笔录、发表意见，参与法庭教育、可以受委托进行刑事和解等工作。”譺訛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监护人，在法律实践过程中的合适成年人将积极维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在面对不当的法律实践行为时能够提供法律帮助，特别是为了加快案件侦破过程，在侦查过程中出现各种恐吓与威胁的方式，这时合适成年人将对案件的不正规进程提出异议，将为未成年人提供有效的权利保护。

（四）刑事诉讼给予未成年人人格尊严权保护

人格尊严权很容易受到来自不熟悉其生存环境的外界主体影响甚至是侵犯，为了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权，需要社会尊重未成年人的意见和建议，需要从未成年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思考问题，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建立了社会调查制度来保护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权。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了社会调查不是直接来反映某个案件本身的事实，而是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接受帮教的条件等，应具有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从法律文本中的规定上看，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过程中未成年人的相关生存环境以及生存条件都受到了重视，未成年人的真实生活场景得到了解和熟悉，在案件的办理中能够给予未成年人更多的关爱，能够根据其实际情况给予更多的尊重和保护。

二、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权利保护受到社会的重视，我国在相关立法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各种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法律解释的提出为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屏障，但是在处理未成年人的案件过程中各个环节上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存在一些问题。

（一）立案侦查阶段缺少指定律师介入

为了保障未成年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在法律规定中存在着合适成年人的介入来改善未成年人心理状况，为未成年人提供各种意见和建议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而且即使未成年人具有一定的犯罪可能，但是犯罪嫌疑人仍具有一定的人身权利，仍享有最基本的辩护权。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过程别是立案侦查阶段，我国缺少指定律师的介入，一方面在立案侦查阶段主要是公安机关执行，律师发挥的作用主要在维护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提供基本的法律咨询，但是未成年人并不具备聘请律师的条件，同时在指定律师介入后，未成年人家庭将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我国法律文化并不是很强的背景下，我国未成年人案件侦查阶段就缺少了律师的角色。

（二）前社会调查不足，暂缓制度不到位

前是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重要阶段，是对案件行使判读以及庭诉的重要前提基础。在前进行社会调查能够获得未成年人的更多信息，能够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效果并不是很满意，特别是没有专业性的调查机构也没有专业性的人员负责社会调查，一些社会调查结果都流露出形式化的因素，这些未能起到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作用。同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法律案例中存在着暂缓的先例，暂缓是检察机关在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以及犯罪年龄和处境以及犯罪的危害程度依法认定没有立即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而做出的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由于我国的法律理念以及法律实践上缺少对这一制度的强烈诉求，因此我国也没有出现针对暂缓制度的专门性规定。

（三）审判机构不健全、审判组织形式规定不明确

审判机构是专业性的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主体，在我国并没有专业性的针对未成年人的审判机构以及队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根据实践需要出现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等等，尽管这些机构存在，但临时性较强，很少能够固定的存在于实践的过程。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比较特殊，总体来看，未成年人案件一般危害性较小，而且案件的发生频率也较小，考虑这些情况就没有专业性的审判机构，在具体案件处理中就临时设立专门的审判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就需要有稳定的审判人员，需要法官具备一定的业务素质。但是在实践中很少有高素质的审判人员，也缺少全面综合型的法官。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组织形式规定存在着合议制以及独任制两种形式，但是具体采取哪种形式需要由当地的法院进行具体化的规定。譼訛囿于不同地区的情况以及不同地区法院的考虑问题角度以及全国性的规定缺乏造成了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形式不明确的状态。

（四）未成年人案件执行缺乏对未成年人的再教育

未成年人案件根据案件情节以及案件后果影响的大小并按照法律进行裁决，未成年人既有接受案件裁决结果的义务同时也享有在接受改造过程中接受教育的权利。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般还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一旦接受改造就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事实上未成年人犯接受更多的是劳动技能教育以及思想改造，很少能够完整地完成未成年人应该完成的教育。因为在接受劳动改造的过程中未成年人的心理缺少相应的专业知识教育，即使未成年人能够重新融入社会，但是因为缺少社会中所必备的知识以及交往经验，这些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因此在接受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需要给予未成年人一定的保护。

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保护既需要从司法实践的各个阶段入手来保障，同时也需要从宏观的架构上满足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各项硬件设施。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维护，打造维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屏障。

（一）注重司法实践经验，加强未成年人的刑事立法工作

我国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法律规定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各种顾及不到的地方，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需要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同时要对比中西方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规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方面的优秀做法，更好地融入我国的法治环境中，从而提高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工作的质量。如在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立法工作上应该将全国各地的未成年人案件按照统一标准处理，应该降低对未成年人的相关惩罚，同时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相关教育改造，提高未成年人的教育水平。

（二）加强刑事诉讼机构建设，明确审判组织形式

在我国的司法组织体系中缺少对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专门性机构，在我国也不存在着专门性的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侦查机构。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机构都是隶属于相关的机构之中，而且由于地方法院在观念上的不同采取的审判组织形式也有所差异，组织机构以及组织形式上的细微区别会影响到法律判决上的差别，最终会影响到未成年人的权利。譽訛为了更好地推进法治化建设，提高法治质量需要加强专门性的刑事诉讼机构建设，需要有专门性的人才从事刑事诉讼，提高未成年人案件的科学性以及客观性。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实施多样化刑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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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年月日

我市的劳动保障工作始终坚持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立了以《劳动法》为龙头，以全面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为突破口。始终把《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儿童义务教育法》作为劳动保障执法监察检查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以加大法制宣传和严肃查处相结合，制止和纠正侵害务工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和杜绝非法使用童工，逐步建立健全了各项工作机制，落实特殊保护措施，使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工作达到了制度化、规范化要求，走上了重在源头、重在基层、重在保护的运行轨道。

一、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充分调动企业劳动者学习贯彻《劳动法》的自觉性

我们从本市的实际出发，把宣传《劳动法》的重点放在乡镇、放在企业，因地制宜的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宣传教育活动，深入乡镇、深入社区、深入企业、深入员工中重点突出了《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宣传普及，通过宣传周、劳动法律咨询等形式，发放《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规汇编材料余册，宣传提纲余份。同时在有线电视播放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法律知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营造劳动保障法制氛围。今年来，我们举办企业劳工干部培训班期，有人次的企业经营者、劳工干部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企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依法用工行为，提高了企业主维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权益的自觉性，使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措施真正得到落实。

二、牢记“三个代表”的核心，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合法利益

一是依法行政，落实特殊保护措施。未成年劳动者的身体发育尚未完全定型，正在向成熟过渡，他们在生产劳动的同时还要进行学习。过重的、长时间的或过度紧张的劳动，不良的工作环境，不适的劳动工种和劳动岗位，都会对未成年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并要求用人单位在招用未成年劳动者时，要对其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方可录用，录用后每年必须定期进行一次体格检查，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同时把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保护措施作为工作重中之重，今年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家，查处存在违规现象家，立案受理女职工举报投诉案件件，结案率，有力地保护了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身心健康。

二是深入企业，督促用人单位履行义务。为了保护女职工的安全健康，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我们定期深入企业、深入员工中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法》规定的各项特殊保护措施，以实际行动实现政府对女职工的关怀。首先，督促用人单位把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纳入到本单位生产经营和劳动管理环节中去，在制定生产计划和工作计划时，将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进行明确规定和合理安排，要求企业在组织生产劳动时，照顾女职工的特点，坚决纠正违反国家关于保护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法律、法规的现象。其次，要求企业不断加强关于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劳动保护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指导企业建立身体健康检查制度、登记制度、学习培训制度。今年来共检查企业家，涉及人数人，提出整改意见条，清退童工名。

三、牢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立足服务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奉献社会

⒈设立女职工、未成年工服务窗口。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各用人单位，特别是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越来越多的女职工出现了，但在生产实践中，有不少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由于法律、法规知识缺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设立了女职工、未成年工法律咨询窗口，宣传国家对女职工、未成年工保护的有关法律、政策，免费为企业提供《未成年工登记表》，核发《未成年工登记证》，使未成年工的劳动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⒉超前服务。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有意识地扩大服务范围和领域，主动贴近企业、贴近女职工、未成年工，直接面对危害女职工、未成年工健康成长的各种违法行为，当女职工和未成年工遇到侵害和困难时，我们迅速出击，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⒊开创就业渠道、发挥妇女作用

认真做好妇女就业工作，这不仅是发挥妇女作用和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加快我市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为进一步做好妇女再就业工作，我们积极开展了“一三一服务工程”，即进行一次免费培训、提供三个供选择岗位、进行一次职业指导。近年来共培训女职工期人，推荐就业人，其中推荐下岗再就业女职工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女青年人、残疾妇女人。下岗女职工再就业率达，有力地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同时，保障妇女的生育权利，着力扩大妇女生育保险覆盖面，生育保险参保单位家，参保人数人，基金收入万元，支出万元。其中：企业生育保险参保单位家，参保人数人，基金收入万元，支出万元；机关事业生育保险参保单位家，参保人数人，基金收入万元，支出万元。让更多的育龄妇女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保证基金安全，对符合报销规定的及时给予报销费用。

四、构筑服务网络，及时化解矛盾

针对我市企业大多分布在乡镇，我们从实际出发，构筑了市、镇、社区三级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各乡镇对本辖区底子清、情况熟、服务及时的特点，在个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设立了“女职工及未成年工服务窗口”，并确定了四个重点服务群体。第一个重点群体是未成年人。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各方面没有发育成熟。一旦发生侵害，对他们的身心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逆转的。第二个重点群体是进城务工青年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女职工。这一群体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处在社会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的组织体系之外，在工作中可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从心理上、情感上都有很大的社会压力。第三个重点群体是下岗失业青年、残疾、贫困青少年群体以及两劳释放人员。这一群体在成长中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如果不能妥善地引导，他们就可能因贫困而绝望，因挫折而颓废。第四个重点群体是农村女青年。这一群体生活工作的状况同城市青年区别很大，他们的权益往往受到世俗观念、地方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无法得到保障。面对这些重点群体，我们因地制宜贴近企业、贴近员工中去宣传、教育、引导、保护、服务、跟踪问效为主要支点，带有接力性、连续性的维权岗服务网络，使需要帮助的女职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得到维权岗的服务。版权所有

一是建立了管理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标准，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改进工作方式，落实创建内容。在争创的过程中，加强管理，突出劳动保障特点，围绕劳动保护措施主线开展具有劳动保障特色的创建活动。落实一套完备的工作制度，包括维权岗工作职能、青少年投诉程序和受理程序等制度；并配备一名有青少年工作经验的咨询服务人员，免费提供咨询服务；公布了维权热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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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未成年人 轻罪 犯罪记录 封存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监禁对社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司法成本，同时也影响着罪犯再社会化的程度和再犯的可能性。豍所以，对于解除监禁以后的未成年来说，消除因监禁带来的影响尤为重要。实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全面保护未成年人意义重大。

一、有利于远离犯罪标签

通常情况，有轻微犯罪记录的未成年犯罪人往往有很强的虚荣心和自卑感。他们回归社会之时，绝大多数抱有美好的愿望和决心，但有很大压力，遇到困难时容易消极甚至自暴自弃，最终导致再次犯罪。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发展、生活环境等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应针对未成年人生理、心理上的不成熟性与可塑性等特点，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宽严相济”的基本精神，全面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帮助未成年人真正重返社会。豎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正是符合上述精神，这一制度意味着如果这些失足少年能够改过自新，那么曾经的不光彩的一页将会从其档案中抹去，他们在升学、就业、入伍等方面也会受到和其他公民一样的对待，也会促使他们重新找到生活的信心和希望，顺利的回归到社会中。

二、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

法国法学家耶塞克认为“刑法只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它的适用，必然会导致对当事人的自由、尊严和财产的重大侵犯和由此导致的其它社会不利后果。因此。它必须在最大可 能限制的范围内使用。”豏刑罚的目的是惩罚和预防的辩证统一。刑法对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刑法对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首先对未成年犯罪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根据其主管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进行了惩处，实现了刑罚的惩罚目的；其次，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能够实现刑罚教育的目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特殊预防目的，在于减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机会，避免曾经一时失足的孩子滑向更为严重的犯罪深渊。

三、有利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体系

我国已经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许多地方还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这些法律法规无疑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立法上，这些法律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一个完整的法律规则，应该包括行为模式和后果模式两部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章的“学校保护”中第17条至25条，大多采用的是“应当”、“不得”的文字表述，只有行为模式而缺少后果模式。也就是说，如果违反相应的法律规定，违反者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法律条文中并无具体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所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就弥补了目前相关法律规范的不足，更充实了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

四、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人权

所谓人权是指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自由平等权利的总称。豐人权也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长期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那些曾经犯罪的人贴上标签，是对其尊严的一种藐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种标签具有更大更强的杀伤力。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权利。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来说，他们大多数过去从未就业，而犯罪记录的存在，使其在将来就业的道路上面临重重障碍，以至于他们在日后难以平等的参与竞争，无法行使自己的劳动权利。同时，前科的存在还会影响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在许多地方，一旦未成年人在校期间犯罪，不管什么原因，他都会面临退学、取消高考资格等限制。这些都在无形中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成长。触法未成年人身心还不成熟，控制力弱、辨别能力差与易受诱惑等因素导致了人性的扭曲，与正常的成长道路脱节。豑“一次做贼，终身为贼”潜在意识的存在，对那些改过自新的孩子们来说，是一种不公平、不科学的评价，某种程度上是对其人权的侵犯。从国际社会立法来看，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的规定。因此，我国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是顺应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需要。

（作者：燕山大学文法学院201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注释：

豍袁建刚，王钰.法学理论和定量分析的关系[J].燕山大学学报，2010（12）

豎刘立霞，张晶.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引入品格证据的原因[J].贵州社会科学，2009（5）

豏刘立霞，尹璐.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研究[J].少年司法，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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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罪嫌疑人均属低文化层次，近几年受理的33件奸幼女案件中，有28个犯罪嫌疑人为小学文化，从犯罪嫌疑人的材料上看，其中李某等11人仅上过初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3年级），有14人连小学第一学期都未读完，小学毕业的仅有3人；4人为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1人为初中文化。

2、33个犯罪嫌疑人中32人为农民，占97%，其中陈某等26人一直务农，未从事过其他职业，1人为退休干部。

5、犯罪嫌疑人所使用手段多为用少量金钱、物质诱惑，占63%。犯罪嫌疑人刘某多次用少量钱财或欺骗幼女许诺给她们卖糖果等手段，奸幼女3人，其中2个被其多次奸；使用言语恐吓或暴力手段的9件，占27%，犯罪嫌疑人杨某将其孙女的同学关在寝室内用刀子威胁将其，此后，又多次以打骂等手段将其奸，并威胁被害幼女不得告诉别人，否则将杀她；在征得被害幼女同意后将其奸的3件，占10%。

6、36名被害幼女中，29名幼女的父母在外打工，随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生活，占87%。被害幼女唐某，其父母外出打工近4年，案发后其母亲才回来将其接出去，唐某长时间随其祖父母生活。

二、原因

1、被害幼女心理还比较幼稚，社会经历简单，又缺乏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容易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对象。被害幼女的监护人的监护力度不够甚至根本没有监护意识，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被害幼女唐某长时间随其祖父母生活，多次被邻居刘某在其屋后的竹林中奸，事后唐某告诉祖父母下身痛，其祖父母也未引起注意，唐某怀孕后，也未发现，最后是唐某的老师发现并告诉他们的，但此时已是后悔没及。

2、多数犯罪嫌疑人经济贫困，无配偶或丧偶，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精神生活匮乏，暗中从事**活动的“歪茶馆”成为这类人的精神寄托之地，经常光顾，有的还染上性病，传染给了被害幼女。犯罪嫌疑人杨某、李某、陈某等经常到“歪茶馆”，有时为了满足其欲望，变卖粮食等家中值钱的财物，在没有钱的时候，他们便将罪恶的手伸向了这些天真活泼的幼女。

3、多数犯罪嫌疑人文化层次低，以务农为业，法律意识淡薄或对法律认识错误，认为只要经被害幼女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就不构成犯罪。犯罪嫌疑人朱某，25岁，小学文化，与年仅13岁的幼女林某耍朋友，多次与林某发生性关系，造成林某怀孕，直到公安人员将其拘留时他仍不知道自己已构成犯罪。

三、对策

1、对未成年人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深入到学校、社区向未成年人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他们远离犯罪和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学校要以课堂为载体，加强对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的经常性教育。

2、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监护意识教育，防患于未然。

3、在保护被害幼女隐私的前提下，以案说法，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让那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人对法律有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