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器械产业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药器械产业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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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下，全球股市受挫。面对危机，我们既可以选择在逆境中求生的优势题材股，也可以寻求“巴菲特式”的危机抄底机会，而十月前的中报行情似乎也成为了危机中的一缕曙光，那么才能把握其中的机会呢？

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8月18日，两市披露2011年中报的上市公司已达1090家，约占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五成。从这1090份中报来看，上半年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正的上市公司共有997家，占已披露公司的91.46%。

防御性板块稳字当头

在这种通胀和熊市的背景之下，一般医药类和消费类是表现较好的板块。

首先，先看医药板块。由科技部牵头、其他相关部委合作起草的《“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十二五”医疗器械产业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十二五”医学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十二五”先进生物制造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已形成征求意见稿，预计八月底九月初将公布。医药生物已经成为近期反弹时的领涨板块。

截至8月19日，沪深两市92家医药生物上市公司披露2011年半年报，其中有63家上半年实现了主营收入及净利润的双增长，占比68.48%。这63家公司有多达46家在三季度实现了逆市上涨，占比73.02%。从细分行业看，医药器械和中药类个股的业绩相对较好，东富龙一、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长都在20%以上，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达到了50%，鱼跃医疗单季度利润分别同比增长了59%和42%。而中药产业的天士力、上海凯宝二季度净利润的环比增长都在35%左右，天士力二季度同比增长64%。

医药行业利润增速回升将推动医药板块行情开展，同时，下半年医药行业政策力度有可能放松，医药板块短期仍有表现机会，但是由于行业相对估值较高，继续制约了板块大幅上涨的空间，精选个股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医药板块投资的核心。

其次，消费类中的酒类，食品及饮料行业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据wind资讯最新统计，食品饮料板块中有66只股票，截止目前，有44只已公布今年中期业绩报告，加权平均每股收益0.5776元，平均每股净资产(整体法)4.9537元，每股经济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0.7875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10517万元，同比增长40.79%。目前行业估值适中，动态市盈率为39.37倍。

另一方面，酒类行业则仍然维持着高景气。据WIND数据显示，白酒1-7月累计增速28.8%，高增长势头不减：7月单月产量69.7万千升，同比增长33.8%，增速比6月上升0.2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快27.8个百分点；1-7月份累计产量547.3万千升，同比增长28.8%，增速比1-6月上升0.8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2.5个百分点。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行业维持较高景气。

低估值板块机会潜伏

目前A股中，金融行业与资源类个股，动态估值已相当低。比如银行股，无论是市盈率还是市净率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但增长依旧维持在30―50%的高水平。这类股票是估值洼地，外加增长强劲，我们能否潜伏其中，追随他们一起分享价值投资的红利呢？

先来看金融行业。市场信息显示，目前已有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深发展A等多家银行公布了2011年中报，上述五家银行在报告期内均取得不俗的经营业绩，上半年合计实现净利润451.8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26%。其中，民生银行净利增长速度最快，达到57%，深发展、农业银行和浦发银行增速也分别为53.2%、45.3%和45.2%。业内人士预计2011年行业收入端增速仍在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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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优势产业;关联性??

    一、优势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一)优势产业定义?

    优势产业是在当前的经济总量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运行状态良好、资源配置基本合理、资本营运效率较高、在一定空间区域和时间范围内有较高投入产出比率的产业。优势产业与主导产业不同,在产业生命周期曲线中,优势产业一般处于成长的成熟期这一区间。优势产业强调资源的天然禀赋、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经济的运行状态。只有当它们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才有可能形成优势产业。?

    本文所评选的优势产业有这样几个特点,该产业资本营运效率高,人力资源优势明显,对长三角经济区域整体贡献大,并体现出一定的成长性。?

    (二)优势产业评价指标?

    1.优势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优势产业的定义与特点,本文建立了优势产业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2.综合评价模型?

    c=100×?ni=1ωi?Xi ?

    其中,ωi为第i个指标的权数,?Xi 为该行业第i个指标经过消除量纲后的指标值。?

    3.对评价指标的说明?

    (1)资本产出率?

    资本产出率=该产业当年的生产总值/当年该产业的资产总额?

    资本产出率是单位资本产出能力的体现,产业资本产出率的高低体现了该产业对资本配置的好坏、资本运作效率的高低。同时,资本的产出率也反映了该产业在生产活动中对资本的需求程度,是评价优势产业的重要指标。?

    (2)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该产业工业增加值/该产业当年的平均从业人数?

    劳动生产率说明了该产业内单位劳动力生产能力的高低,同时也表示了该产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状况。?

    (3)产业贡献率?

    产业贡献率=该产业当年总产值增加量/该地区总产值增加量×100%?

    产业贡献率体现了某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有助于评价该产业在该区域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对整个区域经济的作用大小。同时,该指标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所述产业与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4)企业产出增长率?

    企业产出增长率=该产业总产值增加量/该产业内企业个数增加量×100%?

    本文考察的优势产业主要是位于产业成长周期中的相对处于成熟阶段的产业,但同时也需要考虑该产业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潜力之所在,因此,该指标也是衡量优势产业的组成之一。?

    4.对权重的说明?

    首先,本文主要考察优势产业对整个长三角地区整体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因此,相关的指标——产业贡献率被赋予最高的权数。其次,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运行来看,资本相对劳动力而言,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本文对两者赋予不同权数的原因。最后,企业产出增长率被赋予最小的权数,因为本文将优势产业主要定义为在成熟期阶段的产业。?

    二、长三角地区优势产业的界定?

    (一)样本说明?

    长三角地区共有16个城市,分别为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镇江、扬州、泰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绍兴、嘉兴、湖州、舟山、台州。根据重要性原则以及各地可查证的统计资料,本文选取了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杭州、宁波、绍兴、嘉兴、舟山共12个城市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该12 个城市2004年城市GDP总和占整个长三角地区GDP的87.08%,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选取数据方面,主要以2004年的数据作为当期,2003年的数据作为基期,仅嘉兴市以2003年数据作为当期,2002年数据作为基期。工业生产总值等方面,均以现行价计算。?

    (二)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中,针对4个指标对各行业计算出资本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产业贡献率以及企业产出增长率后,对上述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按权重加总即为综合得分。各产业得分以及位次排定如表2所示。?

    通过定量分析,我们选取其中的前八位产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纺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通用设备制造业)作为评选出的优势产业。?

    (三)长三角地区十大优势产业排序 ?

    作为对定量分析的补充,从产业的重要性和关联性角度出发进行定性分析,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医药制造业被选为另两个优势产业。?

    0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3.2417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1.8502塑料制品业8.1418橡胶制品业1.830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6.9619医药制造业1.830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6.12

    20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820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5.8321造纸及纸制品业1.8006纺织业3.932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7107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3.8723饮料制造业1.7008通用设备制造业3.7324家具制造业1.6809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7325食品制造业 1.5810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6326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4111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3.3727燃气生产和供应业1.4012化学纤维制造业3.2928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1.3413农副食品加工业3.1329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1.3214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3.0030金属制品业1.3015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2.5231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9716专用设备制造业1.96 注:根据上海工业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2000-2005年的数据计算(下表同)。?

    对于医药制造业来说,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中,上海、南京、无锡、扬州、泰州、杭州、宁波、湖州、绍兴以及台州共10个城市都将其评价为该城市的支柱产业、优势产业或特色产业。同时,与医药方面相表3长三角地区十大优势产业时,与医药方面相关?

    位次产业大类01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2塑料制品业0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04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06纺织业07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08通用设备制造业09医药制造业10化学纤维制造业关  的还有部分精细化工行业、医药器械制造行业,医药行业实际整体评价会超过本模型的定量综合评价,因此通过定性调整将其归为第九位的优势企业。?

    对于化学纤维制造业,在定量模型中排位12。由于化纤行业与排名前列的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有较大的相关性,同时,该产业还是南通、扬州、杭州、嘉兴等市的支柱产业或优势产业,因此通过定性调整将其归为第十位的优势产业。?

    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评出长三角地区十大优势产业,如表3所示。?

    三、长三角地区优势产业的比较?

    长三角地区的十大优势产业在单位资本产出率、劳动生产率、产业贡献率和企业产出增长率这四个指标上2004年的指标值如表4所示,将其分别与相应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即可得出十大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

    1.资本产出率?

    产业资本产出率的高低体现了该产业对资本配置的好坏、资本运作效率的高低,同时也反映了该产业在生产活动中对资本的需求程度。2004年长三角地区资本产出率的平均值约为120%,在十大优势产业中塑料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这五大优势产业均体现了较高的资本运作效率;而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五大优势产业在资本产出能力上表现得较弱。

    2.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说明了该产业内单位劳动力生产能力的高低,同时也表示了该产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状况。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长三角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值约为12500美元/人,2002年世界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约为18600美元/人,发达国家均在30000美元/人以上。与表4中长三角地区的十大优势产业的数据比较可以得知:长三角地区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塑料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超出世界平均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达到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水平;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这三个产业未达到长三角地区的平均水平,具有提高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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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发展迅速

我国政策一直对医药行业进行大力支持，这种政策支持引致医药行业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行业整体实力不断提高。有数据显示，我国医药行业自2000年到2010年十年时间内医药工业总产值平均增幅高达22%，比国民生产总值增幅的两倍还要大[1]。

（二）监督管理制度越发完善

随着国家对医药行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医药行业的监督和管理也不断加强，监管制度不断完善。从产品数量到产品质量，从产品结构到成品治理，有关机构的审批力度审批制度和审批程序都十分严格，实现了医药行业在产品信息方面的透明化、审批程序的法律化和监督方面的专业化。

（三）医药外贸额发展迅速

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医药外贸额稳中有升，特别是最近几年，医药外贸额增长迅速。我国的外汇收入中，医药行业创收占比不断提高，即便在2008至2010年经济危机的萧条时期，我国医药行业外贸额依旧保持同比增幅继续提高的态势。

（四）外企进军我国，加大行业竞争性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催生了“银发经济”，“银发经济”主要利好医药行业，因为未来人们对药品和医药器械的需求很大。很多国外的商人嗅到了这块可口的蛋糕而进军我国，以合资的方式在我国成立医药相关企业，加大了行业竞争性。

二、我国医药企业的融资现状分析

（一）我国医药企业融资的特点

1.对资金需求大。医药行业最主要的是在研究和开发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资金需求量最大的时候，先投入资金进行研究开发，后通过销售回收资金，这种高成本的研究开发使得医药行业对资金需求大。

2.高风险与高收益性。研究开发新药前期需要巨额投资，但研究成果在临床试验阶段风险极高，新品成功率几乎为千分之一。但风险与收益同在，企业一旦推出新药，那么新药将会在市场上形成垄断效果，企业也很可能成为对应同类药品的龙头，获取高额收益。

（二）我国医药企业的融资现状分析

1.我国医药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缺口。我国医药企业的规模和国外医药企业的规模相差巨大。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医药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缺口，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研究开发新药，导致企业不能突破规模瓶颈。有数据显示：81%的企业认为一年内的流动资金只能部分或不能满足需要，60.5%的企业没有1～5年的中长期贷款，即使能获得，仅有1.6%能满足需要，52.7%部分满足需要，31.3%不能满足需要[2]。

2.我国医药企业制度不完善，普遍面临融资难现状。企业融资一般按照内部融资、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的顺序进行融资，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权益融资。但大多数企业在制度方面不完善，各项指标无法满足上市条件，特别是医药企业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所以多数医药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前文介绍了医药行业的特点是高风险和高收益相伴的行业，而银行是典型的“锦上添花”但不会“雪中送炭”的作风，为了规避贷款难收的风险，银行对医药企业的贷款审批十分严格，对医药企业惜贷明显。药企因为制度不够完善无法在资本市场融资，又无法从银行融得资金，导致陷入融资难的现状。

3.我国医药企业融资渠道相对匮乏。企业融资一般按照内部融资、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的顺序进行融资。有数据显示，在我国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成果转化的资金主要靠自筹的约占60.9%，国家科技计划贷款占33.3%，风险投资仅占5.58%[3]。可见我国药企缺乏权益融资和一般的债权融资，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医药企业的权益融资渠道可以依靠新三板。

综上所述，我国医药企业融资渠道有限，并且在企业常用的权益融资方面面临发展瓶颈，一方面是因为权益融资需要完善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权益融资对融资企业的制度有所要求，而我国医药企业和资本市场显然存在问题。总结起来，我国医药企业融资难的主要问题在于三方面，其一是资本市场不健全；其二是融资渠道有限；其三是医药企业方面的制度不完善。

三、完善我国医药企业融资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以提高融资效率

我国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推出了新三板，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我国医药行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在以下两方面还存在问题：

1.健全监督和管理制度。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做基础。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许多企业在证券市场中利用法律的球，以谋求自身利益并规避政府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推动我国医药企业在证券市场的融资，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机构严格的监督管理。

2.对中介市场加以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严重，散户无法获得上市医药企业的真实信息，所以，为了规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投资风险，散户们不愿意将资金投向医药企业。若想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通过对中介机构的规范，实现医药上市公司信息的透明化。同时还要加大对证券市场不法分子和违规操作人员的惩罚力度，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

（二）拓宽医药企业融资方式和改变融资渠道

1.加强国际合作以吸引外资。我国医药企业应该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针，“走出去”是指我国医药企业通过各种可行的方式，获取国外医药企业在新药研究开发方面的经验；“引进来”是指我国医药企业应加快与外国医药企业的合作，利用外国的资金和医药研发方面的技术优势，并结合我国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优势进行优势互补，以此解决我国医药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加强企业兼并和企业联盟。医药行业属于规模经济的类型，所以在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我国医药企业可以选择通过兼并和采取企业联盟的方式实现规模扩张和统一的高效管理，并且可以将兼并企业和被兼并企业之间的优势叠加，企业之间通过相对优势来获得各自的好处，以使得企业在医药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三）完善我国医药企业相关制度

1.完善医药企业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的医药企业法律制度需要以《宪法》、《公司法》作为基础，及时根据我国医药企业的发展现状、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进行相应的修订，应该加大在法律上对医药企业融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如补贴和利率优惠等。

2.完善医药企业监督管理制度。完善我国医药企业的监督管理制度需要医药企业具备完善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之上，应积极推进有利于医药企业融资的监管政策，对违规融资的企业法人和个人进行严厉的处理，通过完善的监管机制提高银行与医药企业、股民与上市医药企业之间的信息透明度，以促进我国医药企业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根福，吴林江，刘世彦.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学家，2000（5）：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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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珠三角；安大略省；中医药；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1-0041-05　收稿日期：2010-09-07

长期以来，如何进一步打开发达国家市场一直是困扰我国中医药国际化的一大难题。虽然目前全球每年中草药产品的市场销售额超过200亿美元，且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许铭、谢宁玲，2006)，但我国的中药在全球市场占据的份额仍然很小，这与中国身为中药发源地的地位非常不符。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中药面临着日本、韩国的汉方中药及美国、德国、印度、泰国等植物药及保健品的强势竞争；另一方面，中医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仍无合法地位。迄今，将中医纳入医保体系的只有新加坡、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虽有美国42个州、加拿大的卑诗省(British Columbia英属哥伦比亚省)承认中医合法化，但尚不允许其进入医保体系。尽管近年来同仁堂、三九、天士力等中医药企业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试水中医药国际化的道路，但是毕竟势单力薄，因而收效甚微。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虽不断加强，但尚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交流和实质性的合作。本文立足探讨珠三角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中医药合作，通过多维度地对比两地区开展国际中医药合作的契机、合作方的现状以及在深入分析合作的基础与障碍的基础上，对两地区国际合作可行性的深度探讨，得出区域性中医药国际合作一些规律性启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中医药国际化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一、珠三角与安大略省合作的契机

中国政府近年来将推动中药的国际化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强调要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医药，提出要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2007年3月，以中国科技部为首的16个部门联合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在此推动下，不少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国际化。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更是积极先行，2007年4月在广州召开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届四次理事会，将推动中医药进入各国医保体系确定为主要任务。广东省在2006年初召开的建设中医药强省大会上，颁布了《广东建设中医药强省实施纲要》、《广东省中医药发展“十一五”规划》。规划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医药创新体系，研发一批大品种名中药；做大做强中医药制造产业及相关产业，形成若千家产值超百亿元的大型医药企业集团和一批制造技术领先、国际知名的中药产品出口基地。珠三角正力争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竞争力最强的巾药制造产业基地。

在加拿大，继卑诗省之后，2006年12月20日安省(Ontarion安大略省) 传统中医药法案”(Tradilinnai Chinese Medicine Act)，即“第50号法案(Bill 50)”正式获得批准。安省成为加拿大第二个对传统中医及针灸进行立法监管的省份。至此，安省中医立法在走了23年艰卒的路程之后，终获成功。与其他只承认中医合法化地区的区别是，这是迄今世界上唯一承认“中医药为整体科学体系”的地区。安省立法明确承认：传统中药学是数千年前起源于中国的一套全面的医疗保健系统；传统的中药学观视人的身体为一体，致力于研究疾病如何在病人身上出现，从而对病人做出整体评估和治疗，而不仅仅是治疗某一特定病症。虽然业界对“第50法案”的通过褒贬不一，但是善于把握环境变化的一些加拿大机构已经洞察先机，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这使中医药有可能在安省进入主流医药市场和医保体系，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珠三角地区应抢先构建与加拿大安省中医药机构的战略合作关系，使安省成为珠三角中医药国际化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二、安大略省中医药现状分析

2008年4月，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调查结果，华裔人口1，216，570人，较2001年人口普查时的1，029，400增长了18.2％，华裔人口成长速度远超过加拿大5.4％的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其中一半居住在安省。目前，加拿大已有近千名中医药从业者，却是以非医生称谓的个体经营者身份进行分散式小店铺经营。

根据加中药协会和研究机构分析，全加中医药针灸协会(CCTMA：The Canadian Socie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在加拿大约有1800名会员，其中，安省会员约占80％，在加拿大中医药的地位举足轻重。该协会2006年筹办了第三届传统医药大会，参会者多达800余人。2007年庆祝中医药针灸立法成功晚会时，总理哈珀为协会寄来了录影演讲，省卫生厅厅长史密斯亲临晚会并高度评价了该协会为中医针灸立法所起的积极作用。目前，协会一直与安省府和卫生厅保持着密切联系，帮助详细解释法案的条文、消除尚存的忧虑。安省的瑞而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正力争开设北美第一个中医药学大学专业并成立北美首个巾医药天然保健品研究所。多年来，该校积极配合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研究制定中医药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组织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被誉为小医药通向加拿大主流医学的桥梁。瑞而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从2000年至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00年该大学委托其The G.Raymond Chang继续教育学院(简称：The Chang School)从公共关系、政治活动等方面人手，广泛与相关要人和机构接触、组织专业人士和团体进行交流沟通。该校成为安省的传统中医和西医社团成员；广泛接触安省健康医疗部(卫生及长期护理厅)和加拿大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代表，比如加拿大政府的植物药规范部门；通过全加中医针灸学会，聘请经验丰富的中医，于2000至2001学年开始招收传统中医注册学生；与此同时，广泛接触国外和外省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大学，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已经通过立法的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学和加拿大卑省传统中医与针灸学院，中国政府、国家和省市的医疗机构、医学院和医药公司和制药企业等。2001至2002年，与全加中医针灸学会合作，组织研讨会，参加

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筹备委员会；2002年中医班正式开班；2003至2004年，与全加十医针灸协会合作，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160多位医学学者到会，与提供健康护理信息的机构FACT及康复心理健康协会合作赞助国际传统医学科学与艺术大会，有200多位专家和专业人士出席，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与会发表演讲并接待瑞而森大学传统中医团队，中国政府和专业机构也派来强大阵容参会，并由此打下了友好国际合作的基础；2004～2005年，中国卫生部邀请The Chang School承办英文版传统中医国际研究和临床学术期刊；应安省健康医疗部邀请为安省传统中医任务组提供学习讲座，从具有丰富中医药经验的澳大利亚、卑省和中国邀请了传统中医规范和教育等机构的专家；2005至2006年，合作承办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研讨会，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出席了会议，该会奠定了瑞而森大学在加拿大中医药学方面的地位；主动邀请外部专家进行主题为“安省计划规范传统中医药行业为瑞而森策与条文制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早在安省通过中医药立法之前，加拿大瑞而森(Ryerson)大学就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创新活动，确立了草拟申报设立中医专业学位课程的意向书。2006年8月，当安省政府属下的医疗专业规管顾问局就中医教育资格和医生称谓等问题征求专业咨洵时，瑞而森大学校长办公室就及时提交了41页建议书，建议在原来的继续教育基础上独立成立学历教育中医系。该意向书指出了环境变化的复杂性和办学的紧迫性；分析了自身的环境适调能力以及整合外部资源、国际资源的能力；指出将多年来的非学历教育晋升为学历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融教学、科研与实践三位一体的学科设置系统。力争实现目标是：以瑞而森大学为平台，争当安省政府中医药产业及专业资格审定的顾问，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建立教学科研基地，与知名大企业合作增加社会影响和营销渠道，与主流医院合作建立临床教学和实习点，以中国的中医药科研、教学、医疗机构及医药公司或中药制造商为依托，成立加拿大乃至北美领先的传统中医学历教育机构。

三、珠三角与安大略省国际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以上分析可见，珠三角与安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业已具有一定基础。合作的可行性分析可以通过LE：PEST C(Brooks and Weatherstone，2000)模型更加全面深入地展开。该模型揭示出加拿大方面安大略省合作的基础和有利因素。具体分析如下：(1)法律方面，加拿大安省中医药通过立法，中医药的合法性在安省得到官方正式承认；(2)环境方面，国际上呼吁环保和“返朴归真”，倡导食用草本植物药和保健品的热潮日益高涨；(3)政治方面，中加政治关系在加拿大保守党执政的头几年，因敏感的人权问题出现降温的局面，但已渐渐有所改善；(4)经济方面，与政治降温相反，经济活动在不断升温，中加经贸和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增长；(5)社会方面，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上升，华人在加拿大的社会贡献加大和政治地位日益提高；(6)技术方面，中医药独特的理论和疗效弥补了西药的缺陷。但是珠三角在制定国际化中药标准、要学习日韩技术、改善中药加工制造工艺等方面旗帜鲜明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7)文化方面，通过华人在加拿大开设个体药店及诊所的成功实践，使中国的医药文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传播，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认识到了中医的科学性并逐渐接受中药作为替代和辅助医疗。

运用波特(Porle，1980)的“五力模型”，可以进一步分析珠三角地区在中医药国际化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行性尝试。(1)供应方：珠三角的小医药机构是中医中药的提供者。珠三角的中医药机构应该认识到加拿大安省“传统中医药法案”和欧洲的中草药立法有本质的区别，面临不同机遇和挑战，因而要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找准切入点，力争成为安省中医药的主要供应商。(2)买方：安省中医药机构和患者：安省华裔移民50多万，每年还以万计增加，他们已有的中医药文化背景使他们对中医药深信不疑，本土居民多年来饱受西医药副作用、治标不治本以及长时间轮候及缺少护理之苦，这些问题和烦恼会得到缓解。但是他们对中医药还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甚至怀有偏见和误解，对药品质量及疗效尚存担忧。(3)替代品：植物药、汉方药及保健品。珠三角的中医药供应商应该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国际流行的植物药及保健品是在用西医原理来使用中药做工具，采取西医一个药物分子只作用于一个目标，而假定对其他点无作用的原理下听取药物成分对病人施药，完全背离了中医整体治疗理念，其结果将会是：一方面使草药出口增加，但另一方面却在替代中医药科学诊断和处方理论，威胁着中国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的发扬光大和发展，更甚者会导致中医理论的弱化、扭曲或消亡。(4)潜在进入者：中外医疗和医药机构。中国全国各省都在建种植中药基地、制药厂。日本、韩国等不断以雄厚的资金注入，从中药加工制造技术、工艺和医疗器械的研发，口味、标准化和便利性等方面入手，结合现代高科技抢先注册我国的名医疗法和处方，进行改革提高。后来者居上的威胁曰益剧增。(5)同行业竞争者：中外其他医疗机构和医药供应商。不仅是日韩和东南亚的供应商，而且还有来自发达国家，如德国的植物药，竞争对手不仅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医药角力，而且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上连连扩大“洋中药”的市场份额。中国国内同行业低价竞争者更是层出无穷。这五种力量的动态变化显示出珠三角与安省合作的复杂性。

再次，有机结合SWOT(Learned et al，1965)和OLI(Dunnlng，1979)理论分析可以进一步剖析双方合作的优势和潜在的劣势与可能的障碍。(1)优势分析：根据所有权优势地域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理论分析，珠三角具有四大相对优势：其一，广药种植基地多，药材品质好；其二，中药加工制造企业强大，合资合作企业多，国际化程度较高；其三，医药理论的科研和教学院校资金充足，学科齐全并相对集中，粤语和食药同源的独特习俗及文化，源远流长于港台和东南亚地区，而加拿大移民中这部分人比例很高，粤文化和粤语在加拿大极具交流优势；其四，发达的药材批发和物流配送体系及较强的营销渠道整合能力。(2)劣势：在国际上：除了相对于中西所具有的共同劣势之外，相对于港台、日韩的医术国际化水平和对药品的量化改良技术，珠三角的医生的国际化认知度及医学英语、药加工技术相对滞后；知名度不如北京、成都等中医药大学，国际化人才仍然有很大缺口；中药品类还不够齐全。(3)威胁：分别来自国内外两个方面：国内中医药生产基地过多，中药无品牌，低价竞争；港台和东南亚，特别是日本韩国韩方药的竞争以及发达国家的植物药的竞争；高级营销模式的开发和销售人才匮乏。(4)机遇：加拿大卑省和安省中医药

立法，拥有过百万的华裔居民，而且两省人口密度大，人数多的优势，又逢安省通过立法，因加拿大急需中国的医疗和医药机构的全方位支持。因此，珠三角以其市场经济发达和国际化程度高、海外人脉广泛和夯实的中医药实力等竞争优势而有可能成为安省的首选合作区域。

四、珠三角与安大略省国际合作的对策

根据以上多维度的对比和分析可见双方极具合作基础。但是要建立双方实质性合作关系，中加双方既要树立改革创新的精神，又要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就双方所处的地位看，加拿大是买方市场，合作伙伴选择余地大，在如今买方市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虽然加方的安省在总体环境因素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不同层次却不均衡：制度层次(立法通过)最强，管理层次(正筹建中医药管理局)次之，技术层次(中医理论、中医的培养、中药的供应)最弱，尤其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而且加方不同的组织机构的力量和能力也存在差异，比如，瑞而森大学具有先行者的战略视野，但是加拿大中医药的各种协会仍然纷争不断，没有形成合力。即使是非常支持立法的全加中医药针灸协会，打江山时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对坐稳江山和建立起符合中国和在加拿大合格的中医利益的具体条款，比如，祖父权、过度期和考试标准等问题尚缺乏战略思考和战术能力；中医药器材和药材的销售渠道更是鱼目混珠，毫无标准和监管，无论是安省政府管理机构还是已有中医药机构都急需借助中国的力量和支持。而作为中国的医药领头羊的珠三角，也迫切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把握组织和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集中相关力量，对珠三角中医药国际化直接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和判断，抓住机遇，指引不同机构和不同层次积极寻找合作目标，把握时机、利用优势，选择和创新合理的营销模式，尽快制定中医药相关标准，大力弘扬中国中医药文化，使其认知、认同、认可，同时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以及加工工艺，迅速介入安省市场，打通国内和国际的中医药市场价值链。根据在安省的调研和结合国际市场营销理沦，笔者为珠三角相关政府和组织机构制定战略提出三方面参考：

首先，与加拿大安省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为进入加拿大高教系统做准备。安省立法申明确指出：“传统中医的立法将帮助确保安省人民从获得一定技术水准和训练的从业人员处得到安全和有质量的医疗护理服务”。因此安省政府将支持有条件的大学和学院开设中医药专业，培训和培养合格的中医药专业人才。“缺医”，中医药就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了合格的医生，才能运用中医学理论为指导，通过“望闻问切”和病患的交流，发现病因判断病情，制定解决方案，开出正确的处方，收到高质量的疗效，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和扩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抓住了与相关高校的合作就抓住了中医药国际化的源头。

其次，与加拿大或其他国际医药营销渠道和销售行业建立合作关系，为进入主流药房和流通渠道打通关节。中药是中医治病救人不可或缺的载体。高质量和符合标准的中药产品供应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只有保障充足的药材货源，建立起患者随处可得的渠道，患者才可能随时随地获得药品以及时治疗和消除病痛。国外的渠道建设最经济快捷的方式，是借用当地有实力的渠道。而且，国外有了畅通的渠道，中国国内的中药种植和加工、制造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也因此会进一步增强。

其三，与加拿大安省的正规医院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进入公共医疗体系铺路：安省居民均享有OHIP(Ontario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安大略省卫生保险计划)免费医疗。以前的病人只有西医治不好时，才寻求中医药的治疗。由于免费医疗机构的超负荷，造成有病候诊难医和自己负担不医的局面，市民怨声载道而且越演越烈，才促使政府重视中医药并进行立法和归管，以缓解困局，实现其造福安省人民和保障安省人民健康的承诺。力争使中医药利用法律保护和政府的支持，进入和西医学共同生存的社保医疗系统将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在加拿大的商业生态系统，将彻底改变中医诊所和药店在加拿大的“地下和游击”式的卑微地位和小规模零散经营(包括同仁堂，999国内知名的企业)的尴尬局面，并促进中医药科学的健康发展。

五、结束语

篇5

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已引起上上下下的高度重视，对此，不少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不少有见地的政策建议。但这些分析是否真正站得住脚，其政策建议是否真正可行，却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一、农村人多地少，经济落后和“城乡二元分割”说

该观点主要认为，我国人多地少，农业产值目前仅占全国GDP的14％左右，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1亩左右，极度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极度庞大的农业人口很难使农民在一亩三分田上富裕起来，也很难使当地基层政府通过税费筹资提供当地农民所需要的基本公共品。加之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基础设施等方面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以及“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公平的制度与政策，使当地基层政府缺乏必要的财力提供满足当地农民所需要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品。

这的确是反映目前农村现状并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一种观点。但这一观点也存在一个人们无法解释的困惑。即，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基础，尤其是农村经济基础那么薄弱，不管是农业产量和农业产值都远远低于现在，但那时当地政府却可以提供基本上满足当地农民所需要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五保户、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品，而在农业产量和农业产值都大大增加，农民收入也大大增加，政府财力也大大增强的今天，却反而出现农民“上学难，看病难，用水难、五保难、农田水利难、公路建设难”等问题呢？为什么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出现“三农”问题，有人甚至说是“四农”问题的时候，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刘庄等村庄却不存在“三农”、“四农”问题，没有出现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上学难，看病难，用水难、养老难、农田水利难、公路建设难”等问题呢？问题的根源到底何在？这是李昌平和许多农民的困惑，也是我们的困惑之一。

持这种观点的人由农村人多地少，经济落后和“城乡二元分割”的观点出发，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大量转移农民，实行农业产业化、城市化和国家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城乡统筹，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政治、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问题之一，近期大量转移农民，改变农村人多地少和实行农业规模化经营，大幅度增加农民务农收入的现实可行性到底有多大？我国目前农村人口，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为7.8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60.9％；但也有人说其实不止，有9亿多，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2002年农村的劳动力是4.896亿，乡镇企业转移了1.3亿，按种田最低规模效益人均占有耕地10亩计算，只需要1.5亿左右的农民从事农业，农村尚有2亿多过剩劳动力需要转移从事非农产业。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每年只能提供800－900万就业岗位，而且城市里每年新增需要就业的青年人就达1千万左右（大学生就业难就是一个明证），目前还有数千万失业者和下岗工人急待就业，严峻的就业形势极大地制约了近期内大规模转移农民的可能性，这一严峻的现实状况也告诉我们，在我国大量转移农民，改变农村人多地少，并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大幅度增加农民务农收入奠定土地资源条件，恐怕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除非我们另辟蹊径，对这一点一些对农村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都有所论述。如温铁军先生在《“三农问题”相关讨论中的似是而非》一文中就谈到，“人们都在讲城镇化，这是近年来愈益普遍的一个话题，认为通过城镇化转移农业过剩人口就能够解决农业不规模的问题。但是，这似乎也值得进一步展开讨论。且不说现在大中小城市吸纳农民人口的能力已经明显下降，从长期分析来看，即使我们加快城市化到2030年可能实现50%城市化率（这是在决策选择完全正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决策选择不正确，能不能达到还是个问号），到那时我们是16—17亿人口，按16.8亿计算仍然还有8亿4千万人生活在农村；而在城市化加速阶段，按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每年被征占的土地至少在1200万亩以上。也就是说30年后，无论按新口径19.5亿亩算，还是按老口径14.5亿亩耕地算，都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也实际上会减少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基本要素的配置关系能调节得了吗？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是一个大问题。”（中经网50人论坛）

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甚至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希图用单纯城镇化，造一座座新城来转移农民，结果除了建一座座空城、死城，像拉美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形成大量的农民进城就业无门，四处漂泊，城市周围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和产生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甚至动乱的状况，以及白白浪费大量宝贵资源外，还能有什么呢？

问题之二，近期国家到底能拿出多少钱来扶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解决农民“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行路难，用水难”等诸多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老大难问题？毫无疑问，扶持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解决农民“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行路难，用水难”等诸多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老大难问题需要国家财政拿出大量资金和政策来予以支持，这本身也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真正实现公共财政目标所必须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近期国家到底能拿出多少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太多，需要国家拿钱来解决的方面也很多，近期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三农”问题以外，还有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企改革问题、地区发展、城乡发展、人与自然生态不协调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国家财政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银。去年，国家下大决心拿出451亿对农民进行“两减免三补贴”，但具体落实到每个农民头上面，不过区区40多元，而且当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就上涨400多亿，基本上抵消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实惠。去年农民的增收，主要是靠“天帮忙，价格涨，人努力和政府政策的导向”。

由此可见，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扶持农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不光取决于我们的美好愿望，更关键的是取决于国家到底有多大的实力，财政上到底能拿出多少钱来。温铁军等农业专家对此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比如张晓山最近就撰文指出，“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村社区组织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摊派实际上从农民那里每年要收1500亿元～1600亿元。税费改革以来，为了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因减免农业税而各地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200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5亿元，2004年510亿元，2005年因全国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取消农业税收，中央转移支付将达到664亿元，但乡镇、村两级财政缺口仍较大，乡镇、村两级自身财力匮乏和为本社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不足的问题将凸显出来。”（张晓山：《农业税取消后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燕南评论2005.3.24.）

问题之三，以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实行“订单农业”，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来富裕农民，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不错，在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实践中，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地区，如山东、内蒙古等通过这种方式使一部分农民受益。但同时我们也大量看到公司整农户、坑农户、骗农户，使农民血本无归的事件不断发生。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与农户往往并未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各自分离并具有独自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博弈力量的极不均衡，结果往往很难避免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用其博弈中的优势侵害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力量薄弱的农民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更是资本的必然，而并非公司老板的良心太黑的问题。

因此，仅仅依靠现在这种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实行“订单农业”，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来富裕农民，其设想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实行的结果很可能是悲惨的。所以李昌平等农业专家会对此产生怀疑，他认为：“有没有公司把农民带富？也有，但是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呢？我持怀疑态度。我大量的一手资料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公司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利益最大化，那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个傻瓜。当农业性的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时候，会给农民。但获得平均社会利润的时候，它不找农民要钱，农民也不找他要钱。但是当企业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或者亏本的时候，它一定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这时候，政府干什么呢？他会为了企业还是为了农民呢？当然为了企业。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企业可以给政府官员送礼；第二，每个企业都是政府的政绩。问题是农业性的企业会不会得到社会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经过调查90%的农业性企业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不然的话为什么中国的四大银行离开农村了呢？也有个别的企业把农民带富，但以一个企业就代表全国的情况是不合适的。连国营企业都会打白条等，怎么能够指望民营的企业带动农村致富呢？”（《三农问题的困惑与出路》，燕南评论，2002.6.17）

二、农村县乡基层政府养人太多，“生之者少，食之者众”，使基层政府变异为“掠夺性政府”说

该观点主要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农民负担之所以如此沉重，农村公共品供给之所以如此匮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县乡基层政府机构太多，养人太多。农村经济本来就很薄弱，目前农业增加值仅仅只占全国GDP的14％左右，极其羸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过分庞大的上层建筑，“生之者少，食之者众”，最终必然使基层政府变异为“掠夺性政府”，结果必然大大加重农民负担，使农村和农业趋于凋敝，并激起农民的不满与反抗，使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大大削弱，最终导致政治危机爆发。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撤销乡镇一级政权机构，改为县的派出机构，如乡公所，大大减少吃“财政饭”的人员，从而减轻农民负担，从而腾出更多的政府财力用于农村公共事业，缓解“三农问题”。

但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李昌平和一些基层干部提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三农问题”严重，表现在基层，但根源在上面。目前乡镇一级承担的责任最大。省市两级可以玩“空对空”的把戏，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特别是利用传媒，铺天盖地宣传由上到下层层出台的文件、各级领导在层层召开的会议上照葫芦画瓢的“重要讲话”，认认真真搞完形式，扎扎实实走完过场；就对中央和老百姓有了一个交代便大功告成了。最务实的工作是检查检查再检查，而检查的主要方式是隔着玻璃看，坐着车子转。这是最安全的执行方式，因为只要执行政策不走样，决策失误的责任可以上推中央承担，执行失误的责任可以拿基层是问。如果政策一旦偏离本地区的客观实际，造成了社会矛盾，就是乡镇没有把政策落实好。政策是好的，越到上面的领导越是好的，只是乡镇这些歪嘴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只要处理几个乡镇干部就能把矛盾化解。民心是执政的根本保证，上级是国家权威的体现，乡镇不来负责任谁又会来负责任呢？“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头顶着计划生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招商引资、中心工作等等“一票否决”的悬剑。其中风险最大的“一票否决”是计划生育，压力最重的是财税任务，尽管有着为数众多的农税队伍和国、地税队伍，但他们只管数字，完成任务的责任在乡镇，即使发不出工资借款也要完成；因为“一票否决”的公式是：要么交票子，要么交“帽子”。九十年代末在全中国乡镇流行的最“经典”的县市领导语录是：“采取什么措施我不管，政策不能违背，但任务必须完成，否则追究领导责任”！最难预测的是社会治安和安全事故，一旦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主要领导就得撤职。

他们认为目前乡镇财政成本最低。从各级供养的人员成本对比来看，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养一个乡镇干部平均每年只需要人头经费1万元，养一个县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头经费3万元，养一个地市级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头经费6万元，养一个省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头经费9万元。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得出，目前我国县乡两级人员约占71％，他们的开支占21％；中央和省级人员占29％，他们的开支占79％。中央和省级人员的人均开支是县乡两级人均开支的9.2倍。现在全国乡镇一级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中小学教师）为1316.2万，假设精简500万，可以使农民负担减轻40％。那么，在省和中央两级精简100万则可使农民的负担减轻74％。而县乡两级这21％的所谓吃“皇粮”开支，其中的60%以上要用于中小学教师工资。只占全国21％的财政收入，却要去解决占全国94%的国土、70%以上人口的各项支出，特别是要承担8亿多人口的小康建设和1.7亿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成本是低了还是高了呢？因此，中央、省、市级机关，耗费国家的财政成本最大。不仅是省、市两级财政成本，与需要解决占全国94%的国土、70%以上人口的各项支出的乡镇存在着天壤之别；就是县级财政成本，也远远高于乡镇。

从县乡两级的经费开支对比上来看，根据一地方政府公共网的资料：“2001年黑龙江省乡镇机构改革试点之后，现存66个县级机构。每个县级机构（含县属的各科局机关）平均一年需要1亿元的开支消耗，其中包括：领导干部工资、福利、奖金，县委、县政府及各科局领导们的高档轿车消耗，领导们的外出考察（实际上是旅游）消耗，各种招待费，会费、礼金、福利待遇、办公费、取暖费、勤杂人员工资、水电费、高级娱乐消费、手机、电话、传真等通讯费、工作服、办公室装修费等等，66个县级机构一年要消耗50多个亿，用在各项事业上的只有10多亿元。2002年乡镇机构改革试点后，现存944个乡镇。每个镇的消耗一年按300万元，每个乡的消耗230万元计算，一年人吃马喂，包括对各项事业的投资在内，全省用在乡镇的支出才24.96亿元”。因此，仅仅是县级机构一级，就要比工作面要广、工作量要大、服务的人口多、面对的矛盾杂、社会的直接责任重的一个省的所有乡镇，要多耗费一倍以上的财政支出。

现在有一种这样的主流观点：如果取消农业税，乡镇政权就不再需要保留。那么，城市的市民不交税是不是可以取消城市政府呢？为什么乡镇政权非得由农民来养而不应该由国家来养呢？农业是弱势产业，且事关国家的粮食安全、政治稳定、全国70%以上人口的生存发展。从农村的现实需要来看，缺少大量的公职人员：医疗保障事业、司法治安、教育事业、农技推广等，乡镇政府不是人多了或是人少了，问题是干什么的人多了，干什么的人少了；问题是这笔财政支出由谁出？花了钱干什么？学者潘维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证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要政府办的事情也越多，官员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工作就越重、越庞杂。香港经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但早在1990年，香港的500万人口里就已经有20万公务员，每25人养1个，这比例在发达地区中还算低的。美国是每13个“纳税人”养一个政府雇员，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7％。我国“干部”与总人口之比3％，不到美国的一半，而且“干部”还包括教师、文学家和新闻记者。‘四千万人吃财政饭’有什么可‘骇人听闻’的？拿清朝甚至汉朝的官民比例说事就更荒唐：大清朝不计划生育，不封山育林，不搞环境保护，也不养百万军队，更无需调控规范全国市场。面临帝国主义强权的时候，大清朝丧权辱国”。

乡镇干部实用价值最好。在整个干部队伍中，乡镇干部是最弱的群体，是干部队伍中的“群众”，是各级政权中最民众化的干部；是干部队伍中孺子牛，可以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如同水和空气一样，存在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价值，只有在失去他们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感受他们的珍贵。乡镇干部是干部队伍中最物美价廉的干部。他们的待遇很低却要干很复杂很艰巨的工作，而从上到下无论是谁都可以对他们指手画脚；上面的各级无论是领导还是办事员、是媒体还是学界，都可以对他们指手划脚。他们为了工作加班加点是常事，节假日不休息是常事，饥一餐饱一餐是常事，一身泥一身汗地风里来雨里去是常事，请问上面哪一级的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做到呢？尽管乡镇干部的环境最艰苦，生活最清苦，工作最辛苦，就是平均不到一千元月薪也不能正常发放的情况下，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甚至还要借钱向国家交税，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白条”回家过年。请问上面哪一级的绝大多数干部能够做到呢？

因此，李昌平他们提出的乡镇改革思路是：乡镇改革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乡镇改革的核心是转制——建立“民本位”政府。乡镇改革的根本是要转变体制。他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机构改革搞了好几次了。1998年朱鎔基总理刚改过，现在很多省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这些改革大多都是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精简领导干部职数、乡镇的合并、部门和政府内设机构的合并等方面做文章，还有的就是把一些农民需要但政府财政认为是包袱的服务部门推向市场。经过90年代的发展，乡镇的自力不是扩大了，而是削弱了。乡镇政府变得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在乡镇代表条条利益的部门的权力扩大了，变得只有权力没有责任。90年代的乡村实际上处于多部门控制为主的无政府状态，80％以上的找农民收费的项目不是乡镇政府所为，是部门所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自身发展的规律是最基层的政府的权力总是被上级政府剥夺，最基层的政府承担的事务总是越来越多而财力越来越少。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在于激发基层的活力，当基层没有活力的时候，体制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最高的政府会采取渴泽而鱼的办法逐步向县、市、省剥夺权利。如果顺应体制自身发展的规律，最终的结果是体制基础的坏死，最终导致的是整个体制的灭亡。实践证明，这样的改革，好的作用不大，坏的作用不小。而且，要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乡镇和县比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乡镇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了，其实，中国行政体制最要改的是县级。乡改县不改，改也白改；县改了，乡不改也得改。体制转变了，职能就转变了，精简人员和机构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乡镇转变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要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由管民型政府向民管型政府转变。在“以农养政”的时代，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服从于“摄取农业剩余”的大国策的，因而要实现体制转变是有困难的；现在农业税正在逐步取消，“以农养政”的时代即将结束，为实现“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提供了财政基础。（李昌平：《乡镇改革与乡镇干部》，燕南评论）

这就提出了需要认真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目前的乡镇一级政府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没有，撤销以后，依靠谁来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依靠谁来维持农村政局稳定和社会治安，依靠谁来组织提供农村匮乏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农田水利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生育等公共品，仅仅作为县的派出机构能承担这些职能吗，能保证乡镇政权退出后的权力真空不被乡村黑势力、宗族势力等所填补吗？而且即使可行，也有一个绝对绕不开的难题，即如何分流大量的下岗人员而又不引起社会问题。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赵树凯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调查表明，目前的乡镇机构改革，从表面上看，乡镇机构是减少了，但精简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财政开支也并未减少。换言之，目前的乡镇机构及人员的精简改革，实际上仅仅是一场骗人的数字“闹剧”。这里面是否隐藏着更多的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呢？未来的乡镇机构改革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二是如果乡镇一级政府必须存在，那么，如何由目前主要对上级政府负责转变为对广大农民负责，如何由“管理”为主的政府转变为“服务”为主的负责任的民主、法制政府，如何从财力上保证乡镇政府，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能够正常地行使其职能，而不是靠掠夺农民来满足财力需要呢？在这两点上，根据我们的调查和思考，我们更倾向于李昌平等人的意见。即便是要撤销乡镇一级政权机构，大量精简乡镇干部，也要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和充分试点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进行，在这一点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切不可图一时痛快，贸然从事，最终酿成难以挽回的大祸。

三、财政过分集中说

该观点主要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农民负担之所以如此沉重，农村公共品供给之所以如此匮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九四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力集中于中央，事权则不断下放。目前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九四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由1993年的22.02％上升到52％左右，省级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由1994年的16.8％上升到2000年的28.8％（贾康、白景明，2003年）。如前所述，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根据相关调查研究得出，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约占全国的71％，而他们的开支只占21％；中央和省级人员占29％，他们的开支占79％。中央和省级人员的人均开支是县乡两级人均开支的9.2倍。现在全国乡镇一级财政供养人员（包括中小学教师）为1316.2万，而县乡两级这21％的所谓吃“皇粮”开支，其中的60%以上要用于中小学教师工资。只占全国21％的财政收入，却要去解决占全国94%的国土、70%以上财政供养人员的各项支出，特别是要承担8亿多农民的小康建设和1.7亿中小学生的义务教育，其困难和可能发生的状况是可想而知的。

此观点确实是说明现在“三农问题”严重、县乡财政困难，以及农村公共品供给匮乏的很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但是，此说法却存在一个不好解释的问题，即尽管九四年“分税制”改革以后，从相对比例看，财力确实集中于中央，但各级地方政府，包括县乡政府实际掌握的财力的绝对额却是增加的。以我们的调查为例，广元市市中区财政总收入1991年为1612.3万元，2000年上升到5905万元，人均财力由2413元上升到5865元；通江县可支配财力2001年为15772万元，2004年上升到43488万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央和省上的各种转移支付）。在县乡政府实际掌握的财力的绝对额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产生农村公共品供给越来越困难的问题呢？

况且，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八十年代改革以前我国的财政分配体制也是高度集中的，虽然从统计资料上看，似乎中央的集中程度并不高，但实质性的集中程度恐怕更高，但那时为什么基本上能够提供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五保户等农村公共品（尽管是低水平的），而在政府财力已经大大增加的今天却反而不能保证了呢？农村却反而出现相当部分的“上学难“、“看病难”、“五保难”等问题，甚至出现相当部分的农民因此而陷入贫困“陷阱”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以我们调查的四川安县的教育为例，从统计数据上看，无论是财政教育经费的绝对额，还是财政教育支出占GDP和预算总支出的比重，改革以来均超过改革以前的年份，但改革以前国家的教育经费一直是有保障的。据了解，解放初期，即使财政没有现款，政府也是把粮食拨给学校，以物折款。当时基本没有拖欠过教师的工资，公用经费也有保障，学费也是很低的，并且有助学金，据一位老教师回忆，在60年代初，初中的助学金最高为四元，而当时的学费约两元左右。可以说在当时条件下，一个农村学生，只要愿意上学，是完全可以完成学业的。但在改革后的今天，安县同样出现教育经费不足，教育收费过高，农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为什么？

这里面恐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在“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教育成本、费用的飞涨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使政府财政和农民在现有的财力分配格局和经济发展水平上都难以承担。1991年我国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仅为617.83亿元，到2003年就达到3850.62亿元，增长了5.23倍；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由459.7亿元增长到3453.86，增长了6.51倍；同期财政预算支出从3386.6亿元增长到24650亿元，增长6.28倍。由此可见，财政性教育经费，尤其是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与财政预算支出的增长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且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甚至超过财政预算支出的增长。但是，同期全社会教育经费的支出却由731.5亿元增长到6208.27亿元，增长了7.49倍，既超过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也超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这种过高的增长显然来自人民群众过多、过重的负担。

数据表明，目前我国老百姓负担的教育经费占全社会教育经费的比重甚至高达38％和44％（2003年），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刘欣森、彭干梓、戴海：《专家呼吁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恶化趋向》，中国青年报，2005年2月2日）。2003年联合国专员托马舍夫斯基在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实际上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填补。比如，课本以前是几毛钱、块把钱一本，现在要三、四元甚至七、八元一本；以前老师的月工资几十元，现在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以前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现在的教学条件相对较好，这些成本的上升都将大大增加财政和农民的支出（这还不算以教谋私、以教发财、以教升官、以教腐败所造成的教育费用增长）。比如据调查，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后到90年代初的期间，在安县总的来说学杂费不是很高，95年左右的学杂费小学约在100元左右，初中约在250元左右。但到90年代末期的学费一学期小学就要200元左右，初中500元左右。安县是一个农业县，1995年到2004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25.74％，而学杂费及其他费用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增长。2003年安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84元，一个村小学生一年的学杂费占农民收入的比例为14.8％，一个初中生占的比例为44.34％。如此一来农民的教育负担怎能不高。

而农村“看病难”的问题比教育问题更严重。众所周知，随着农村的分田单干，随着集体经济的纷纷解体，依附于集体经济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土崩瓦解，但同时国家并没有相应地承担起维持农村合作医疗的责任，而是为了缓解财政困难走了一条医疗市场化的改革道路，希图通过医疗市场化，让私人更多的承担医疗费用和责任来提高医疗效益，并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其具体表现就是：一、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二、相对较少的国家拨款又主要集中在城市（国家医疗卫生拨款80％是投入城市，占人口总数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20％左右的拨款），尤其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三、对医院普遍实行差额预算拨款，其拨款额只占医院总经费的极少部分。据卫生部1998年的调查，1997年国家对每所公立医院的差额预算拨款和专项经费拨款合计只占医院总收入的8.8％，对卫生防疫机构的两项拨款只占其总经费的39％，对妇幼保健机构的两项拨款只占其总经费的13.1％（代英姿：《公共卫生支出：规模与配置》，财政研究，2004.6.），不足部分显然只能靠自己创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