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基本结构范文
时间：2023-09-04 17:15:1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税法基本结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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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货膨胀、税收调控和税法
(一)通货膨胀问题不可轻视
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总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是否平衡。当总供求平衡,就会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就会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可能引起经济萧条,失业增加。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的持续上涨,价格过高地偏离价值。从1990年至1996年,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是通货膨胀问题,1994年物价在连续较高涨幅的基础上,居民消费品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分别比1993年上涨了24.1%和21.7%。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6.6%。1997 年我国物价上涨率又进一步控制在3%以内,与此同时,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达到8.8%。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方式已经由“高增长、 高通胀”转入“高增长、低通胀”的轨道,商品市场整体上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
但是我们能不能说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呢?不能。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1997年以前,东南亚经济就是处于“高增长、低通胀”发展阶段,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在东南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各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严重不合理,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银行有大量的坏帐、呆帐,经济泡沫比较严重。但这些问题当时处于隐蔽状态,并未引起政府的重视,其积累到一定程度,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产生,货币大幅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加剧。从经济周期角度看,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萎缩期,产品相对过剩,失业较为严重。政府要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长速度,增加就业,就必须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但如果投资规模过大,必然引发货币数量急剧膨胀,货币扩张量加剧,而生产出的有效产品跟不上这个速度,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历史上我们有过这方面深刻的教训。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均衡,而且包括结构均衡。结构失衡,供求关系仍不平衡。在我国常常是有些产品过剩,而有些产品(如能源、交通、高科技)严重不足,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形成因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供给短缺性的通货膨胀。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清算银行(bis)在1998年6月8日的年度报告中指出, 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对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报告还说,在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趋紧,贸易收支平衡恶化以及金融资产价格上涨等情况同时出现,表明通胀的危险正在加大,并建议美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注:参见《中国证券报》1998年6月10日第7版。)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对我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决不能轻视通货膨胀问题,这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通货膨胀与税收调控及其税收法律机制
防治通货膨胀应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税收作为国家所掌握的调控手段之一,可以通过税种、税目、税率结构的优化组合,起到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税收调控可以抑制投资需求,减少政府支出,刺激企业生产和供应有效产品。税收在对总量失衡调节的同时,还可对结构失衡加以调节,税收可以通过合理的税制结构和税负大小,来调节不同产业、不同投资方向的预期税后利润率,从而调节投资方向,对长线产业加以限制,抑制“马太效应”(注:参见文英《论税收调控的经济稳定增长目标》,《税务与经济》1996年第6期。),对短线产业实行“松”的政策, 实行税收优惠。
税收调控对经济的影响是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依据,以国家颁布的税法为基础,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制裁,这是税收调控经济增长的最大优势,税法制约和调整因税收行为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国家每开征一种税,都要制定相应的基本法规,以便依法征税。税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客体、税率、税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减免税、违规处理等内容。税法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强制性,但客观情况又千差万别,为适应纳税人的具体情况,税法又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免的条款。由于税种众多,税法具有多样性特点,同时国家还要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状况,对税法进行修改、废除、重新制定。
优良的法律犹如优良的土壤,如果税法能够与税收经济关系的运行规律基本切合,就能有效地规范税收行为,执法者受法律制约而秉公执法,政府就能有效地发挥税收杠杆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美国政府就曾经制定税法、利用税收杠杆取得一定时期的成功,里根政府1981年制定了“经济复兴计划”,于同年3月和5月分别向国会提出了减税法案,1981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从1981年7月到1984年7月,采取了许多削减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预算支出的措施,“经济复兴计划”实施效果良好,198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复兴景象,1984年底出现了较高的增长,而物价又十分稳定(注:参见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19—20页。 )。
1992年以来,我国税收法制建设发展迅速,七届人大常委会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出台了《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等等。税法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使税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税法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各个关键环节上起着积极的作用:(1 )现行税法不会成为商品价格的成本推动因素。税收是商品价格的成本因素之一,但我国税法改革和建设的目标是保持总体税负不变,从社会平均角度来看,商品成本价格并未实际提高,虽然部分商品由于税负增加而增加个别生产成本,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初步替代了原来的计划价格体制,税收作为提价因素会受到市场强有力的制约。(2)现行税法是抑制需求的有效武器。 税法所规定的以增值税为主体,辅之以消费税的体系,以及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和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都是规范抑制行政事业单位及企业的社会集团消费的有力配套措施。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我国在1991—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速度竟高达40—50%,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必然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现行税法严格限定地方政府政策性减免税的权限,分税体制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1994年地方投资回落了26个百分点,可以认为是1995年物价指数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注:参见陈纪瑜、曹志文《现行税收制度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对策》,《财贸经济》1996年第6期。)。(3)现行税法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起较好的配合作用。1994年以后,中央银行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一系列功效,现行税法功不可没,税法规定对包括贷款、融资租赁、金融商品转让、金融经纪业和其他金融业务全面、规范地开征营业税,对金融企业征收所得税,对证券交易征收印花税等,对于控制货币信贷总量,调控市场货币流通量都起了较好的配合作用。
二、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缺陷
虽然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立下了很大功绩,但所暴露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亦将越来越严重,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与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关联度。
(一)税法体系不健全
首先,我国还没有一部综合性的在税法体系中占母法地位的税收基本法,没有税收基本法,税收关系的共性制度、基本制度就无法权威性地确立,单项税收法规的衔接性问题无法解决。而在西方国家大多制定了税收基本法,如日本1962年《国税通则法》,德国1977年《税收通则》,韩国1974年《国税基本法》等。其次,税法体系结构不合理。从我国现行税收法律法规来看, 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正式立法的只有3个,其余皆为国务院、财政部等有关行政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级次和效力均不高。第三,一些税种未经充分讨论就仓促出台,致使税收条例不详,细则不细,不得不断断续续制定大量的具体补充规定。第四,税法中存在着许多空白区,一些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目标与促进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税种如遗产与赠与税,证券交易税和社会保障税应早日出台,但目前国家还没有立法开征(注:参见林延敏、戴海先《论我国税收立法问题》,《财贸经济》,1996年第5期。)。
税法体系的缺陷不利于税务机关的征管,也不利于纳税人了解掌握税法,其结果必然偷漏税严重,税收成本大,税收效率低。中央政府对税收经济关系的调控也无法律依据,一些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税收法规,在地方保护主义条件下,很难完全得到贯彻落实。地方政府实行一些临时、困难性减免税非规范化行为,使亏损企业长期亏而不倒,继续生产无效产品,浪费资源。
(二)税法没有很好地反映公平和效率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税法在公平和效率方面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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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税根据问题的新思路
国家征税的依据是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还要征税？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的征税是凭着国家政治权力，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规定公民和法人依法无偿地、固定地、强制性地向国家或政府缴纳税收的义务，以实现国家的安全和公共秩序，满足公众的利益和为公众谋福利，使纳税人一方面负有纳税的义务，另一方面也享受公共的权益。还有的学者认为，税收是纳税人为获得国家提供的安全保护和公共秩序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关系。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征税的依据或理由主要是：1.社会主义政权的存在和强大，国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展，需要税收和税法；2.按照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与再分配，尤其是社会总产品的扣除规律，需要税收的存在；3.为了正确处理国家与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分配关系，要有税收的存在；4.社会主义社会要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要有税收的存在；5.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主要的和最好的形式，国家财政的存在需要税收；6.税收是历史不可回避的产物，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继承改革和发展。
二、税收法定标准与依法治税的结合
究竟按什么标准来征税，也存在两种思想观念和衡量标准。一种是以权力为标准，对征税带有极大的任意性。另一种是以法律为标准，按照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为征税的标准，对任意征税是一种限制。该标准被称之为税收法定主义和依法治税论。
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税种的开征必须由法律规定，没有法律规定，国家不能征税；税收的构成要素法定化，税种的构成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行政机关不得任意征税和减免税收；征税机关必须按程序征税，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对税务争议有权获得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征税程序必须由法律事先规定，税收稽查要依法进行，税务争议也必须由法律来解决，行政机关尤其是税务征收机关无征税的自由裁量权。此外，税收法定主义还要求对税法的解释从严，不得扩大解释，不得类推适用。税收法定主义的观点具有进步意义，也是依法治税的理论根据之一。
在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提出了依法治税的思想和政策，经过20年的运用和发展，依法治税已成为税收工作的基本政策和指导方针。所谓依法治税就是：从税收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对税收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规范性征收与缴纳，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使全国各项税收工作健康、有序、协调发展。依法治税是税收法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税制体制改革产物，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然结果。
三、税法的公法属性和税法对其他法律部门的交叉运用
税法究竟是公法还是私法，发展的趋势是公法优于私法，还是公法私法化。
笔者认为，税法是属于公法，公法优于私法。税法中尤其是新税收征管法中对民商法多条款的规定和运用，不是公法私法化，而是公法优于私法，私法要服务于公法。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最早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他认为，保护国家利益的法律属于公法，保护私人利益的法律属于私法。后来西方法学家也都继承了这种主张。
其次，我国法学家现在也正在研究公法和私法的划分问题，这种划分有利于明确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公民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财税法是属于公法，是国家法，是为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而参与对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法律。
第三，在新税收征管法中，含有如对纳税担保制度的规定、对税收优先与担保债权的征收制度的规定，对税务机关而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税务机关委托与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以及对欠缴税款造成国家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靠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规定等，这些都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以及民法学在税收征管法中的运用，对这些条款有力地证明了新税收征管法是一部公法中包含私法之间的交叉，财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的交叉，以及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运用和支撑的公法。
有观点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是金钱给付关系。这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和日本出现的一些观点。认为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债务关系，是国家债权与税收债务的关系，而税收债权又是指国家请求纳税义务人交纳税款的权利，税收债务又是指税收债务人（纳税人）依法为给付税款之义务。我国是全民所有制和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税收的80％以上来自全民所有制和公有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这种国家权力、国家制度、国家的职能与纳税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四、税法的本质与公共财政的统一
我国税法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共财政的理论认为，税收是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谓公共财政，简而言之，即为市场和私人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的财政，它是市场经济下政府财政的基本选择和必然要求。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政府支出（支付）体现为社会的公共支出，列入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层次。与此相适应，在公共财政下，政府收入来源于社会的公共收入，并主要体现为税收收入。因此，税收实际上是为社会成员为获得公共需要的满足，或者消费公共物品和服务而被强制性地支付的一种价格和费用形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法律本质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基本上是一致的，与国家职能的转变和实施是合而为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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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我国税制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税法就会频繁地进行完善与变动。相应地，税法课程也必然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特点。针对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试图找出一些改善与改革的路径。
关键词 ：税收；税法；教学改革
一、《税法》课程教学的重要作用
（一）从税收、税法的重要性看《税法》课程的重要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税收已逐渐成为国家参与国民经济再分配，取得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企业和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政府要依法课税，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税收收入大幅度增加，为国民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高居民福利水平提供了资金保证。同时，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社会生产各环节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税收对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税收的实现，需要税法作保障。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要顺应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适应依法治税的形势发展，掌握税法知识和技能就成为其专业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税法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税法的法律知识，了解企业缴纳税收情况，确保企业遵守税法的每一项条款，做到涉税零风险。
（二）从财经类专业课程体系中看《税法》的重要性财经类专业，特别是其中的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等专业，已经将税法课程设置为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因为各个经济实体部门越来越重视税务工作，税务工作已经成为财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甚至许多企业已经将税务业务从会计部门单列出来，单独设立税务部门，与此相适应，税法课程必然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从专业知识结构看，税法的知识结构具有综合性。
该课程教学要在学生通过基础会计课程学习之后，掌握一定的企业经营知识的基础上开设，税法是学习中级财务会计课程的重要基础。
二、目前《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税法内容多、变动频繁，课时安排少
1993 年，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税制改革，至今，已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多税种、多层次、多环节调节，包括税收权限法、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的完整的税法体系。但许多高职院校税法课程教学的学时安排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因此，容易造成任课教师根据个人喜好，或者选择部分税种进行认真的讲授，其它的税种被忽略。或者各税种泛泛讲解，使得学生无法深入、全面理解和掌握税法知识。针对税制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及相关部门不断地进行调整。各税种的补充文件、通知等等行政法规不断颁布，变动很频繁，一方面要求教师及时了解和更新知识，否则往往将旧的法规传递给学生，进而造成知识更新的迟缓。另一方面，学生对于不断变化的法规，感到无所适从，应接不暇，甚至造成学生放弃最初学习税法知识的强烈愿望，变得知难而退，慢慢丧失学习的兴趣。税法课程教学内容多，学习难度大，课时安排少，很难全面完成教学任务。
（二）教材建设滞后、教学手段落后
由于税法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因此教材更新的滞后性就成为必然。这就造成教材编撰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教材内容偏向阐述税法基本内容，范例分析缺乏，这种教材内容无需经常更新。另外一个极端是教材内容偏向法条罗列，例题比例过少，这种教材只是每年修订一次。对学生来说，前一种教材内容枯燥，理论晦涩，而且相关案例的缺乏使其不具备实践指导性。后一种教材，表面上看来，更新比较频繁，但不定期的税法调整、相关文件或通知的出台，同样使得教材更新相对滞后，而且，罗列法条的方式，是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的。
教学手段方面，大部分高校显然已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但事实上，大部分学校并不能完全保证满足每一门课程对现代化教学设备的需求，因此在教学资源分配时，往往给税法课程安排的是最原始的“粉笔+ 黑板”的普通课室作为主要教学场所，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三）师资队伍参差不齐、教学方法单一
税法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而各高职院校中，很少有专门从事税法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大部分从教人员，是法律专业或者财经类专业人才，极少是既懂得法律又懂得财税的复合型人才。并且，在高职院校本课程教学队伍中，存在许多毕业后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缺乏实际操作经验的从教人员。在情景教学或案例教学过程中，这些弱点暴露无遗。
从教学方法上看，大部分教师采用传统“填鸭式”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较少与学生互动。税法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强、内容多，但高职院校税法课程课时安排少，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多采取满堂灌的方式，将教材内容全部讲授完毕，无暇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与能力。学生则被动地、囫囵吞枣式地接受，根本无法消化吸收。由于教师追求税法知识的全面性，而使学生知识掌握越来越模糊，教学出现事与愿违，事倍功半的不良后果。
三、《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
（一）权威教材与补充资料相结合，解决教材编写滞后问题
比如选择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写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指定教材，这样一本权威机构编撰的教材，能较好地兼顾本课程教学的现实指导意义及时效性等的要求。同时，要及时关注国家税务局关于对税法修改的新动向，在教学的过程中，及时准确地补充，确保教学内容的准确性、唯一性和时效性。
（二）教学内容准确选择与教学顺序合理安排相结合，解决知识衔接的问题
教学内容上，就内容极其丰富而庞大的税法课程而言，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当重点突出基本原理和基本政策规定的讲授。教学的顺序上，税法是在基础会计基础上学习的，考虑本课程与基础会计的关联性，本课程可以首先安排学习流转类税，接下来安排学习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再安排资源类税的学习，然后是学习财产类税，最后是所得类税的学习。这样的顺序安排，符合基础会计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的顺序讲解六要素。如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了解和学习了我国现行税制的分类，又能与基础会计课程联系起来，有利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解决学生接受难的问题
完善本课程的教学方法，需要在继承传统讲授法的基础上，适应工学结合的改革需要，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校内模拟实训教学等方法。
要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效果，必须培养学生对课堂内容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开展互动式学习。
在本课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设计完善的教学案例，或者选择恰当的案例，可以使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比如，采用校内模拟实训教学法。本课程的实践性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具体操作企业纳税实务，不仅能加强理论知识的掌握，还能锻炼其实际工作能力。但事实上这种要求不可能在本课程标准课时的设置内完成。因此，可以创办税务实训室，提供相应的软件、设备和与实际工作相同的各种耗材，通过校园模拟实训教学，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转变为企事业单位的会计员、办税员，让学生完成与实际工作岗位相同的工作任务。在模拟过程中，边学边练，实现工学结合。广州工商学院财金系会计专业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教学手段方面，要学会充分应用现在多媒体技术来开展教学。制作生动形象、内容丰富的PPT课件和教案；通过网络平台，加快建设和完善税法教学资源，将课程的教案、课件、实训资料、教学案例、习题题库等电子资料上传至网络；开设学习交流平台，将学习从课堂延伸到课后。先进的教学手段，有利于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多种渠道相结合，解决《税法》课程教师的能力素质问题
1.进修深造。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利用业余时间参加适合自己的专业培训，以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
2.挂职实践。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可利用周末或寒暑假的时间，到企业顶岗锻炼，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水平和业务能力，从根本上保障本课程教学的质量。
3.专业考试。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通过积极参加各种专业考试，如报考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积极到税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挂职锻炼，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从根本上提升税法课程教学质量。
4.打造一支学习研究型的税法教师队伍，不断提高该课程教师的信息收集吸纳能力。由于我国税制处于不断的改革变化之中，税法教师需要不断关注、学习和研究税收政策、税收法规的变化和新税法的内容，随时注意收集时事税收政策信息、不断更新充实完善知识体系，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保证教学质量。
5.聘请行业专家做兼职教师。教师要能指导学生完成税法课程中的理论和实训项目，则其本身应该具有扎实的税法理论知识和税务实践经验。高校可通过聘请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定期面对本课程授课教师开展培训讲座，帮助教师提高能力素质。
总之，税法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要勤于思考，及时总结。学校要为授课老师提供理论知识学习、培训及实践锻炼的条件，才能有利于本课程教学师资力量的成长与发展，有利于教育教学。
参考文献：
[1]尹宗成.《税法》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管理观察,2010（9）.
[2]林琳.关于《税法》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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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法；公平价值；效率价值；非稳定性
“对税收目标的判断选择实际反映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物质利益、终极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争议。其中效率价值优先无疑是代表了工具理论优先、物质利益优先、功利主义优先。平等价值优先则是提倡价值理论优先、伦理原则优先、终极价值优先。”这就决定了在税收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会对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有不同的偏好。20世纪末期以来，最适课税理论越来越成为各国优化和完善其税制结构的理论依据。最适课税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促使各国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尽力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体系。本文旨在理论上厘清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具体分析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以期对我国税法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立法有所裨益。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理论考辨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渊源
税法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设置和征收某种税能否满足公平或效率需求，其体现了立法者所追求的价值。历史上，税法公平、效率价值多以税收基本原则的面目出现。威廉·配弟在其《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平”、“简便”和“节省”等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随后，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19世纪后期，阿道夫·瓦格纳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到20世纪，经过萨缪尔森等对其进一步阐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税法价值表述，如平等、公平、中性、经济等。尽管其总结归纳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两个基本原则，或者将“公平”和“效率”作为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可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的核心，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税法都必须具备其中之一，才能称之为合理的、正当的税法。
(二)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概述
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税法作为法律范畴的特性和其固有职能决定的”。公平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价值目标，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包括两种公平：一是横向公平，指对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同等征税，这种公平也被称为税法的形式正义原则；二是纵向公平，指对不等经济地位的人实行差别待遇，抑制经济地位高的而照顾经济地位低的，不同支付能力的人不等纳税，收入多的人税负重，收入少的税负轻。爱泼斯坦认为“可以用税收来重新分配财富”，所谓税法的纵向公平就是“分配正义”，即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实行不同的干预才算得上是公平。
税法的效率价值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由此看来，其包括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由于行政效率属于行政法学研究的范围，故本文不予考察，本文只考察税法的经济效率，即税收法律制度应为促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中性税收制度，税收的课征应当尽可能避免对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1、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原因。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所以具有非稳定性，主要是因为税法功能位阶秩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必须根据具体的税种和具体的社会背景才能最后确定。这就导致税法的价值体系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稳定性而处于相应的不确定的位阶上，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税种的情形来把握。胡泊曼指出：“各种价值不仅有不同的‘高低阶层’，其于个案中是否应被优先考量，亦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一种‘较高’价值可能必须对另一‘较低’价值让步，假使后者关涉一种基本生活需要，而假使不为前述退让，此生活需要即不能满足的话。”
2、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矛盾的统一体。税法的公平价值在于保障国家对个人财富在公民之间的平等分配，但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达到在所有分配上的绝对平等，因为绝对平等将导致个人能动性的丧失，社会会因此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在社会分配中保持一定的张力是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税法的效率价值予以保证；同时，税法追求效率价值也只能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全面发展。事实上，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在多数情况下有利于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反过来，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也与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并行不悖。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基本财富的平等分配，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拥有更多的利用自身权利的能力。
3、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在我国税法中的表现。一方面，从具体的税种可以看出其不稳定性。如在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等财产税中，其价值体现为再分配的公平价值；而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印花税等流转税和行为税中，更侧重于税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非稳定性还表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态势下对税法的适当调整。主要表现在贯彻国家的某项特定的政策，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始于1983年，在控制自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自1998年以来，我国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与此相适应，1999年下半年我国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自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二、ca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实证研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
如前所述，税法以“收入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公平价值”和以“经济运行的效率”的“效率价值”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有先后顺序和强弱之分。即“公平价值”是一种“强价值”或“普遍价值”，是税法追求的终极价值；“效率价值”是一种“弱价值”或“片面价值”，是税法在一定经济形势下的权宜价值。两种价值的位阶也并非永恒不变，它会随着具体税种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而变化。在这方面，美国遗产税法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是立法者在税法“公平”和“效率”价值之间反复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21世纪以前的美国遗产税法以公平价值为首要目标
现行美国遗产税法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外部战争和内部的动荡不安时期，立法者们希望通过平等性、公平的价值来谋求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因此设立了旨在对世袭财产进行再分配的继承和赠与征税的遗产税法体系。应该说，其体系的设置、税率结构和纳税义务人等的规定都符合了税法之公平正义要求。
1、它实行的是三位一体的总遗产税制，体现了公平价值。所谓三位一体税制是指在税种体系中，遗产税与赠与税是合并统一征收的，并适用同一税率；而隔代转移税，作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一个补充税种，主要是防止遗产隔代转移以逃避应交遗产税的行为而开征的。隔代转移税的实质就是对财产的转移在每一代都征一次遗产税，以达到与不隔代赠与结果保持一致的目的。这样，不仅对公民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行为进行了再分配，也有效地避免了财产的直接和间接转移中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从体系上体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2、它规定的义务人纳税的原则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美国实行的是总遗产税制，即遗产税和隔代遗产税就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价值课税，以遗嘱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义务人；同样，赠与税是就赠与人所赠的财产的价值课税，以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这种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符合公平价值的要求。因为这样规定决定了作为调节社会成员财产差距的遗产税有必要将接受者作为纳税义务人，从而减少由于家庭出生所造成的市场体系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偶然性基础，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3、它确定的累进税率贯彻了公平价值。(1)累进税率有利于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2)累进税率结构的设置是所得税制的有效补充。首先，美国遗产税实行的17级超额累进税率，弥补了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其次，美国遗产税是对美国个人所得税不予计征的应税所得项目、所得扣除项目和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的补充征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资本收益转移时的征收(美国税法对个人所得的资本收益都采取了低于其他所得税的税率)。因此，作为所得税有效补充的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是税法之公平价值的必然要求。
4、它有利于慈善捐赠行为产生，实现了公平价值。对1982年死者遗产税申报与他们1981年的联邦所得税申报和其继承人1981年的纳税申报的比较研究表明，遗产税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税税率与慈善捐赠行为呈正比关系，即税率越高，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率越高；二是死亡时的慈善捐赠与遗产税的边际税率联系紧密；三是遗产税对慈善赠与的抵免也鼓励了死亡时和生前的慈善捐赠行为。因此，美国遗产税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现了税法的公平价值。
(二)美国最近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体现了税法效率价值趋向
1、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经济背景。事实上，布什2001年的减税方案和他就任总统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2001年布什就任时，适逢美国经济从历史最长的巅峰跌落，面对这种经济情况，供给学派得以广泛推行。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充分肯定了减税对刺激生产的作用，强调税法的效率价值。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为刺激经济复苏，布什以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每年都推出一个减税计划。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连任竞选中，布什仍反复强调要将他推出的一些减税措施永久化，其中当然包括对联邦遗产税的减免。
2、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内容。过去200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遗产税曾三次开征，三次废止。1916年，政府第四次开征遗产税，延续至今。是保留还是再次废止?美国两大政党各执一词，争论不断。2001年7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大规模减税方案，有关遗产税部分规定从法案生效日起，逐步递减，2001年为55％，2003年为49％，2004年为48％，2005年为47％，2006年为46％，2007年为45％。遗产税将在2010年停止征收一年，但同时又加了一条“夕阳条款”似的补充规定：到2011年重新回到2001年的征税水平。2002年7月，美国第107届国会第二次又提出了删去保留条款、永久取消遗产税的议案，该议案经众议院通过后，参议院进行了表决，参议院表决的结果是54:44，没有达到事先达成的须66票多数通过的协议要求。美国取消联邦遗产税制之争反映了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的两种思潮，也是美国百余年来税收立法思想的两个极端——自由竞争和社会公平哪个更重要?
3、支持取消遗产税的理由。支持者认为遗产税阻碍了自由竞争，不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就财政收入角度看，遗产税是小税种。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这一税种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如1999～2003年，遗产税的税收总额只占到国内国民收入(gdp)的0.29％左右。二是遗产税打击了人们对投资、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人们为了逃避遗产税和赠与税，不是减少投资、工作和储蓄，就是增加即期消费。三是遗产税的征收成本较高。以1998年为例，遗产税收入为230亿美元，而征税成本是480亿美元，征税成本高于税收收入多达250亿美元。
可见，由于现今美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使得税法之效率价值超越公平价值成为美国税法价值的主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位阶的不稳定性。
(三)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税法的公平价值向效率价值转移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美国遗产税今后的发展将遭遇税法公平价值的强烈对抗。主要表现在：首先，现在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很大。而取消对大量集中的财富和权力的一种公平、效率价值约束的遗产税，将扩大富人和普通美国公民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的鸿沟，只能使美国的富人得利，而进一步损害那些人不敷出的穷人的利益。其次，现行的遗产税法对鼓励慈善捐赠行为起着积极作用，废除遗产税将使富人向公益事业捐赠的一大动力消减。最后，取消联邦遗产税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如将去除目前联邦税法中累进水平最高的税收手段，损害非盈利集团的利益，甚至会抑止储蓄、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而且废除联邦遗产税还将造成所得税资本收益的征收漏洞，并将使所得税制度下的避税行为增加，减少财政收入。总之，税法之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正是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平衡点，达到税法的健全和良好状态。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非稳定性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看到了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具有的不稳定性。重要的是我们应将税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演绎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的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统的建构的更高水平。具体来讲，要在立法中恢复税法的价值取向的本来面目，以公平、效率价值为追求的目标，结合国情，针对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税种，充分考虑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不稳定性。
(一)新一轮税改是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
1、企业所得税内外并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2008年1月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是对我国原来分立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修订后的结果。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律从分立到今天的并轨，反映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原来我国内外企业分离的所得税法是由立法之际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决定的。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吸引外资，推出很多对外企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意在吸引大量外资，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这种在特定时期，优先考虑税法的效率价值的立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加速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今天的经济环境和过去相比已大相径庭，税负不公也是造成多年来内资企业偷税漏税、假合资、空壳企业等现象层出不穷的诱因；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原来的税制违背了世贸组织的中性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税法的公平价值必然应该取代效率价值，引导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立法的前进和发展的方向。
2、增值税转型也要发挥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现行增值税法出台的宏观背景是治理通货膨胀，抑制投资过热。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新项目的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加大了投资者的税负支出。但是，继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逐步显现，通货紧缩形势严峻。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出成为政府的唯一选择，每年发行1500亿左右的国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砝码。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应将效率价值放置于首要位置的增值税与当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一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而我们的增值税法却对投资课以重税，这与税法之效率价值所追求的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应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是南辕北辙的，相差甚远。因此，在新一轮的税改中，现行的增值税法结构，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在坚持市场经济税收原则的前提下，要把税收政策取向，从治理通货膨胀、对投资征重税这个方向扭转过来，以税法的效率价值作为衡量其优劣的尺度和标准，从而实现增值税的经济调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遗产税是否开征应充分考虑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仅就税法的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本身而言，不可断然言我国的遗产税立法应选择何种公平、效率价值。笔者根据前面对公平、效率价值及其非稳定性的探讨，以及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税法效率价值应缓征遗产税。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致富者都是创业者，其拥有的财富基本上是以经营性财产为主，按照国际惯例，这部分财产应予以一定的抵扣，因此我国私人财富的拥有量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此外，开征遗产税会抑制储蓄，长期来看，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下降，鼓励富人进行生活性消费，这不符合我国现在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目标；再有，开征遗产税可能还会带来资金外流等负面影响。因此，在我国正处于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时期，此时提出再分配财富的公平价值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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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方法的内涵
高职财税法学科建设的内涵包括：教材建设和教学水平、教学队伍人才建设、教学气氛与学术环境、学术研究内容及大学生财税实训建设等等。其中的“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法是把实践工作过程作为教学基础的探究式教学方法，该方法要求由教师组织一个或几个实践工作项目，并以之为导向，将所要学习的多、散、碎的新知识隐含在这些项目之中,通过学生的认真分析、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总结乌兰察布职业学院的财税法学科建设，理论基础是我们的强项，但实践工作的能力却少之又少，仅仅表现在一些课堂案例的学习上。所以目前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使实践教学方法发挥其作用，将这一项目列为教学的重点，以此来带动财税法教学改革的开展，进而促进财税法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使财税法成为我们学院的品牌课程，从而进一步促进财税法整体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二、“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法在财税法中的设计
“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法在财税法教学中应设计为：一是确定一个或几个目标；二是提出财税法教学任务；三是分析实践工作任务；四是解决提出的任务；五是总结评价项目执行过程。
在进行项目设计的同时具体需要作以下事情：
1、转变思想观念,重视财税法教学；
2、开拓创新,编写优秀财税法教材；
3、与时俱进,提高财税法教师素质；
4、优化整合，改革财税法教学方法。
通过对以上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通过法律尺度来评价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还可以使学生对前面讲授过的财税法及相关知识掌握的更加牢固。
三、应用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方法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以点带面全面提高财税法项目教学质量
从学院目前情况看，财税法项目教学的师资力量、年龄结构、学术梯队这几项都比较合理，符合最基本的软件要求。但是在实训条件上却还有不足之处，需要对实训场所、实训辅助器材进行加强，并应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在进行财税法项目教学中不仅要进行理论课和多媒体的教学，同时还应该成立活动小组或俱乐部等，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财税法、普及财税法。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的提高财税法的教学质量。
2、设计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项目导向教学实训项目
财税法教学中每个项目的提出，要求任课教师按照财税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理论知识、综合素质、实践能力来设计具体的项目。提出的项目一定要做到另辟蹊径，有吸引力、有针对性，既能准确地说明要研究的问题，又能涵盖所学的基础知识。
3、关于财税法课程设置
我们进行项目导向式的教学改革，目的就是要进行创造性教育。既然要进行创新，就应该全方位的进行改革，财税法教学应该实施“减少理论基础课，加大实训实践课”的教学模式，这样就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财税法的积极性。现在我们天天讲要进行实践性教学，但某种程度上财税课仍然是基础理论课，那么我们就很难将实实在在的本领传授给即将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一定要进行改革。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不可能过多地探讨财税法理论并取得较深的造诣，因为学时数是有限的。财税法学习难度大而实际意义有限,它研究的是财税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涉及诸多较深的法学原理和理论争鸣等学术问题，所以，一味地要求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当前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应轻理论体系。财税法课程基础理论部分更需要注重实用性。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课程安排上，一般不学习基本法理常识,因为他们将来主要从事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实务工作。他们在学习财税法时需要了解和掌握财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法
转贴于
律体系等与后续学习内容相关的简要知识点。为学生构建一个结构清晰的财税法理论体系，这比较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然后按照这一体系深入地去学习具体的部门法,这样一来，学生的思路就会非常清晰,会更加深刻地认识财税立法的现实意义。
4、对“项目导向”教学法的实施应给予充分的支持，应当改革现有的教学评价体系
以前，乌兰察布职业学院进行教学评价时，首要的一点是看教师在课堂上是否严格按照课本的要求来教授学生，其次在进行期中或期末考试时要看试卷内容是否符合规定的格式要求等，最后再看课堂的教学秩序，这些旧的教学评价方式显然不利于新的教学改革模式的展开。因此，为了鼓励“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模式的实施，必须重新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评价体系，支持教师在教学模式创新上作大胆的尝试、使其能够对采用新教学模式的教师和学生产生激励作用。
四、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的意义
随着学院的蓬勃发展，财税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正在不断推进。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根本出发点，因此，教师应当以此为目标，在财税法课程的教学改革中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尝试创新，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采用科学有效的“项目导向”教学方法以促高职院校的更快发展。同时，高职院校财税法教学的好与坏，还关系到我国税收业的未来发展，关系到财税法专门人才胜任工作的能力。所以，对高校财税法教学进行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培养合格的财税工作人员，还有利于造就一流的财税法职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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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纳税遵从社会心理行为机制税收环境
自1998年开始，我国不断推进、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在如何提高纳税遵从度问题上不断探索，我国公民纳税遵从度有了较大程度提高。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纳税遵从度仍处偏低水平，进一步研究和应用纳税遵从理论，对丰富和发展纳税遵从理论、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纳税人纳税不遵从的原因
（一）纳税遵从成本偏高，不遵从成本偏低
1、我国税收遵从成本居高，不遵从成本低
在我国，纳税人申报纳税需提供的材料甚多，所需要提供的各项数据资料和填制的多种表格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纳税单位还要面临多项税务检查，其提供资料和接待都要付出不低的成本，大大挫伤纳税人的积极性。然而当前我国纳税稽查力度较小，对于偷逃税行为的处罚过轻，这使纳税人税收违规成本预期较低，是纳税人产生侥幸心理，滋生不良的偷逃税风气并竞相效仿，形成纳税不遵从的社会心理。
（二）税收知识为普及，纳税意识尚未形成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正在逐步的完善中，在转轨的特殊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公民道德正受着各种冲击，而法制意识却尚未形成，人们的逐利性逐步增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其行为极易偏离正确的方向，产生诸如纳税不遵从等违法行为。加之由于当前税法尚未普及，税收宣传教育力度较低，公民对税收缺乏基本的理解，对税收的作用及其模糊，难以用税收的理论指导其行为，也难免产生抵触情绪，从而滋生纳税不遵从行为。
（三）税收负担较重，主体权利与义务的失衡
从我国目前税负水平状况及宏观税负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整体税负偏重，且大口径税负水平是呈逐步上升趋势的，且比发展中国家水平高出不少。对偷逃税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偷逃税案例都出自一个原因，即纳税人感到税负过重，心理上难以接受。
同时在提到税收时，国家机关过分强调其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对纳税人的权利极少做明确的规定和说明。公民税收权利与义务并不匹配，这无疑加重了公民对税收的抵触情绪。如此纳税义务的履行往往变成公民不得不做却并非自愿的行为。
（三）税收制度及税收法律制度不完善
目前，国家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税源结构随之发生改变，然而在税制的设计方面却未能随形势的变化及时发生改变，出现税收漏洞。在新情况不断出现的形势下，由于漏洞的存在以及税收征管方面的落后，企业在征管不严的情况下极易利用税制缺陷偷逃税款，造成国家的税收流失。
在法制层面上，我国税收基本法未能建立，我国现行各种税收的立法层次普遍不高，其法律权威性相对较低，自然法律效力也不高，执行力度较小。税务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原则及一系列直接关系征收管理的规章还不具备法律效力。
（四）税收征管不力
目前，我国税收征管中缺乏税收基础管理环节，同时税收工作方式粗放，手段落后，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也相对落后，各部门之间配合度较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户籍状况把握不准，税源不清，老式弱化的税收征收方法极易形成征管漏洞，易诱发税收不遵从行为从而导致税收流失。
税收稽查是防止偷漏税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目前稽查法制缺位，工作有失规范，导致对税收违法案件查处率不高，惩罚不力，助长了税收违法的不良风气。
二、提高纳税遵从度政策建议
（一）强化税法宣传，普及税收知识，树立正确的税收观念
要使纳税人的税收遵从行为得以实现，最基本而有效的办法是提高纳税人的税收知识素养。这就需要针对纳税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层次等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形式多样的税收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培训和宣传等活动，以提高纳税人对税法的认知度，让纳税人正确认识税收，让纳税人感受到自己与税收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经济关系，使纳税人树立正确的税收观念，为合作式税收遵从关系的形成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落实税法精神，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利
我国新出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扩大了纳税人合法权益范围，并增加了保护合法权益的条款，然而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却难以得到很好的实践。一直以来，税务机关工作中存在片面强调义务的误区，要切实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必须走出这一误区，将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作为工作的核心，切实贯彻税法的精神，使税法作为纳税人权利法案的条款得以落实，确保纳税人权利义务相统一。在法律制定中重点要建立和完善争议调解和纠错机制，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以及行政诉讼制度，以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使纳税人的态度得到转变， 遏制情感性税收不遵从。
（三）完善税制，规范税收优惠让纳税人税负合理
在启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时，要求改革以“统一税法、公平税负、优化结构、提高效率”为目标来，对我国税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与完善。减少税法漏洞，重点要关注税收优惠方面，应当尽量的减少税收优惠，建立完善的税收减免制度，并尽量以完善的税式支出代替税收优惠，使税法更加的全面完善，也使偷逃税的不法分子无可趁之机。
（四） 完善税后征管，降低遵从成本，提高违规成本
首先，提高稽查队伍的素质，培养专家稽查队，完善稽查技术，提高稽查的科技化和信息化，以强化稽查效果，严密打击偷逃税行为。同时扩大稽查面，提高稽查概率，集中力量查处一些大案要案。
其次，加大处罚力度，对于纳税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应给与严重处罚，对违法纳税主体实行公告曝光制度，建立信用档案，将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从经济代价扩大到社会信用、声誉以及心理等方面，加大税收违法违规的预期成本。震慑潜在的偷逃税者，减弱偷逃税者的侥幸心理和税收不遵从行为的发生概率。（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参考文献：
［1］ 练华坚《从纳税不遵从的表现看为纳税人服务》，《公共经济评论》2004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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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会计、税收：处理企业、国家以及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切合点
要说明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以及税法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对财务、会计和税收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当对财务、会计和税收之间的关系作出回答。
财务、会计和税务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出发，他们可视为处理企业、国家和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三个切合点。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乃至于将来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后，这个结论也同样是成立的。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三是也就有不同的结合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基本经济成份是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方式是通过指令性实现资源的配置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以集体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企业也采取和类似于国有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就分配制来说，国家作为社会总产品分配主体，按照经典作者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实行对社会总产品的统一分配，形成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发基金，从而实现社会再生。其中，财务制度通过规定资金投入、资产计价、成本补偿、收益确定、利润分配、基金形成等标准，成为三大基金分割的直接依据。财务制度也是国家税收的基础，财务制度所划定的补偿标准和收益确认标准，是确定税基的依据。而会计制度则是按照复式记账要求，根据财务制度和税法所规定的分配标准规范企业的会计科目、报告格式以及反映和核算内容。这时的会计制度本质上是薄记制度。
实践证明，以上分配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财务制度、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的定位，弊病甚多。主要表现在：第一，分配权力高度集中。补偿基金和消费基金以及发展基金的分配比例都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没有自，大到基建项目，小到更新改造，乃至职工福利设施，都是政府部门决定的。第二，分配过程缺乏制约。社会总产品有多少用于补偿基金，有多少用于消费基金，又有多少用于发展基金，服务于国家计划和预算，而没有考虑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根据国家计划和平衡预算的需要，可以调整成本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可以推迟确认损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计划决定财政，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的运行机制。在这种体制中，只有纵向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看不到相互制衡。
由于分配权力集中，又缺乏内部制衡，导致分配比例失调，突出表现是补偿和消费大量欠账，如，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欠账职工福利欠账，环境治理欠账，等等。这些隐患现在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成为当前改革和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产品补偿基金、消费基金和发展基金之间进行分配。这一结论适应于各种社会和各种体制。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分配，由哪个主体进行分配，在哪些层次进行分配，根据什么进行分配。计划经济体制的突出问题在于，社会总产品是在国家层次进行分配的，企业并不是分配主体。换句话说，社会资金实行的是宏观循五，补偿基金和消费基金是根据国家计划进而通过财务制度进行分配的。改革的方面是，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承认企业是商品经济的细胞，在企业层次上进行分配，按照资本运动规律组织企业的财务活动和会计核算。
企业资本运动，首先表现为资本的投入，形成资本存量，然后经过生产经营过程实现资本的增值，对资本僧值进行分配，形成新的存量，进而实现新的循环。从资本的运动过程中，我们就很容易地找到界定财务、会计和税收的各自作用空间，并且能够找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问题的症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是投资本运行规律组织社会再生产，社会部产品价值和新增价值界定取决于财务制度，服务于国家计划和年度预算，最终表现为存量与增量界限的混淆，导致分配关系和分配比例的扭曲，这是我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面临生存危机的深刻背景。
一般认为，会计通过价值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这个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会计的深刻意义还在于，通过资产、负债、权益和收入、费用、利润的确认和计量，它划定了资本存量和增值量的界限，其中资产、负债和权益三个要素划定了资本存量的界限，而收入、费用和利润三个要素划定了资本增量的界限，这六个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贯串于会计循环的全过程，是会计职业的崇高追求所在，也是企业的得以持续经营的基础。包括国家在内的投资者所执行的财务活动，实际上是基于存量和增量的分割所进行的资源的配置，包括资本（即存量）的投放和利润（即增量）的分配。税收也是在合理划分存量和增量的基础上对增值的分配，尽管参与分配的法量依据完全不同于财务活动。
二、会计准则与财务制度
前面已经说到，传统分配制下，财务制度直接地执行统收统支的职能。是国家实现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工具。由于分配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制衡，导致分配结构失调，弊病甚多。为此，我们建议全合认训并重新界定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功能，将财务制度执行的资本存量和增量分割职能转交由会计准则来执行，建立起体现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原则、约束机制健全的社会总产品分配体制。
问题是，为什么会计准则能够执行这些职能，并且能够避免传统财务制度的弊端呢。这是由会计准则的内在机理决定的。
第一，会计准则是市场经济实践和人类智慧的结晶。经过近百年市场经济催化，会计准则已经成为有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支撑的规范系统。象真实与公允、权责发生制、可比性、谨慎等概念和原则，已经成为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因有观念，规范着会计实务，不仅支撑着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也使资本存量与增量的分分割建立在合理基础之上。
第二，在由投资者、债权人、管理者、政府部门、企业职工和会计职业等所级成的多角关系中，会计准则已经成为处理和协调经济利益关系在内的稳定器。企业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联络点。这里所讲的经济利益，既可能表现为直接经济利益，也可能表来为经经济信息形式存在的间接利益，因为谁拥有更多的信息，谁就有更多的决策能力和影响能力，并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其中，对我们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意义的，是其直接经济利益方面。会计除了其固有信息功能外，另一个重要功能是资本存量与增量这间的分割功能。对于股权投资者来说，存量是其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保证，一般情况下，会倾向于多确认存量（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说，只在意企业的短期价值，可能会倾向于多确认增量。而这本身就说明了多元利益的存在）；对于债权人来说，他们一般也倾向于多确认认存量，因为，存量充分意味着债权的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其直接利益是税收利益，多确认增量，意味着更大税基；对于企业职工来说，其报酬往往是与企业的当期利润相联系的，他们也会倾向于多确认增量（当然，基于长期雇用、追求长期利益的情形也是有的）。类似于这样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倾向，还可以
举出一些。为了协调各种利益矛盾，会计职业最早以中间人的面貌出现，主持会计准则的制定。
后来的实践证明，会计职业也是有自己独立的利益的，即，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收益。其中，收益表现为市场份额、审计取费，风险则表现为可能的审计失误以及由此引起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所以它在行使其职能时，就会考虑特定利益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政策选择和设计。这正是为什么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权限先后从会计职业转移到独立的会计准则制定团体手中的真实背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将现行财务制度执行的制定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标准的职能分解出来，使其成为会计准则的职能，建立比较完善的会计准则体系和会计准则形成机制，有效地负担起资本存量与增量的分割职能。将财务分配和税收分配以及其他分配形式建立在合理划定资本存量和增量的基础上。
将财务制度执行的资本存量和增量分割取能改造为会计准则的职能以后，相应的问题是，是否取消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管理。笔者认为，将财务制度执行的资本存量和增量分割职能改造为会计准则职能，并不意味着取消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管理。相反，应当按照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原则，改善和加强国家作为所有者对企业财务的管理。
所谓财务活动、财务管理，都是围绕资源的配置和分配进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和分配基本上是由所有者在国家法律约束和计划指导下实现的。资金投资到哪里，投资多少，从哪里筹资，怎样安排资金结构，利润应当怎样进行分配，多少分配给投资者，多少用于后备和发展，基本上是所有者决定的，或者由管理部门在投资者的指导下进行。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管理至多是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小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作出必要的制度规范。可能的领域有，利润分配顺序，社会保障基金的提取，后备基金的建立，等等。现行公司法律对这类问题已经作出规定。
而国有企业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国家是国有企业所有者，或者通过法人行使所有者职能。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财务进行管理。理由是：
第一，所有者对其资本的管理和控制，是市场经济赖以正常运行的保证。而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对于国有资本的投放和国有资产收益的分配以对经营者的考核，必须由国家来执行。
第二，国有企业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目的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经济成份。国有企业固然要以盈利为目的，但其所担负的经济社会目标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的职能，平抑物价的职能、解决就业的职能等等。这都要通过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来实现。
第三，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要弱得多，随的经营失败风险比非国有企业也要大得多。在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中，都表现为一系列的授权过程。于对非国有企业来说，有的是由所有者本人直接经营，自己授权自己，其责任心和风险意识都是很强的。有的则是由私人投资的股份公司，也具有极强的风险意识。当然，由于掌握企业命运的大股东，对小股东潜在的损害，保留必要的后备。公司法律有关条款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而在国有企业，授权层次大大增加，有时甚至不能直接确指是谁授权的。这就大大增加了授权风险。注重眼前利润而忽视长期利润，剥夺性经营而不注意资本维护和技术开发，冒险而不顾忌后果，等等。这就是产权经济学一再提醒的道德风险现象。可以说，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比非国有企业要大得多。这就有必要改善和加强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比如规定和监控负债比率、流动性比率指标等等。
三、会计准则与税法
在传统体制下，税法和会计制度都是以财务制度为依据的。会计制度根据财务制度规定的计价和收益确定标准规范账务处理方法和程序，而税法则根据财务制度确定税基。随着会计制度改革和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职能将由会计准则来承担。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关系，是将税基完全建立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还是另行制定一套扣税办法。或者将税法与会计准则统一起来。最近几年，不少同志倡导建立一门独立的税收会计学，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总的来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是，税收会计学是财务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它集中研究和处理企业与税收有关的会计业务，比如，增值税的会计处理，以及纳税申报。还有一种观点是，鉴于财务会计与税收的目标不同以及会计准则与现实分配，即所得税会计。更有人建议，不但要确认所得税的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并进行跨期分推，在此基础上建立税收会计学。
关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从会计的角度看，企业的纳税业务，与企业其他各类经营活动并没有什么两样，交纳各种税收，所导致的企业纳税久务形成的负债以及多交税收而应当退回税款所形成的资产，与企业对存货、固定资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经济业务的核算原则是一样的，都要遵循有关会计准则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标准。单独建立一门纳税会计学，就象要建立应收账款会计学、存货会计学、固定资产会计学一样说不过去。
关于第二种观点，涉及到要不要保持财务会计与税法在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上的一致。就成本和效益方面考虑，会计准则与税法如果能够协调好乃至统一起来，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那样既有助于简化企业会计核算，又便于税收征管。然而，会计准则与税法在立法宗旨、服务对象和约束因素诸方面都是有区别的。就当前实务来说，税法与会计准则在诸多项目的处理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差异。绝对地讲会计准则与税法保持一致，已经行不通了。但是，赞成会计准则与税法分离，并不意味着不顾成本与效益原则，盲目地追求两者的差异，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差异，而不应当尽量保持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一致，不要夸大纳税扣除政策的作用。实际上，某些税收政策的奖励或抑制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经营环境和企业机制下，更是这样。对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某些项目的确认标准上的差异的处理，笔者赞同我国现任会计制度有关所得税核算的规定，即，企业可以选择采用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
有同志建议，不但要跨期分配所得税，还要确认增值税时间性差异，并进行跨期分配，进而建立起税收会计学。笔者认为，借鉴所得税跨期分配原理进行流转税的跨期分期，不失为一种尝试，但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任何一种会计方法的采用，都要符合中国现实和特定环境，符合成本与效益原则，不能为会计而会计，为研究而研究；第二，流转税跨期分配与所得税跨期分配一样，都是会计原理和会计原则的具体运用，属于某一类会计业务，指望因此形成一门税收会计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四、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
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所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会计规范本身的结构问题。广义上讲，会计准则是会计制度的一种形式，就象会计制度以外，还有会计规章、会计规则、会计规定、会计处理办法等多种法规体例一样。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搞会计改革，乃至于系统研究会计制度改革，开始用
会计准则这个称谓，很大程序上受到西方会计实务的影响。因为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国际会计准则都称accountingstandards或accountingprinciples，分别译为会计准则（或会计标准）和会计原则，当时国内大量介绍和译述西方国家会计文献，使得会计准则这个词成为市场经济制度下会计规范的象征。记得当时还曾就会计准则、会计标准或会计原则的区别或联系以及我们该选用哪一个名称进行过多次讨论和论证，后来在1988年义召开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研究组的的研究会主达成一致意见，今天统一用"会计准则"一词，不再在名词上争论了。
现在我们讨论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名词本身的讨论。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现在都以其现实存在，直接影响着会计实务和会计理论。当然，由于已经的会计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际会计经验，会计准则几乎成为新的会计规范的代名词，因而影响更大一些。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会计准则，基本上是指已经或即将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而会计制度所涵盖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且复杂得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两则两制"中的13个行业会计制度和后来陆续的其他行业会计制度，象公路经营企业制度，还有股份公司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制度两个会计制度。从现行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看，表现形式、体例结构、详略程度、政策选择方面存在一定区别，但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确定需要理顺，从而形成有分工又有协调、结构严密的中国会计规范体系。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财政部着手研究和草拟会计改革发展规划时，就提出了会计准则体系这一动议。1991年的《会计改革纲要（试行）》以及先后提出的《关于拟定我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等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包括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在内的会计准则体系的设想。当时，按行为和所有制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国营商业企业会计制度等基本上是以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格式为框架的，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执行的是薄记职能。也有一些例外，1985年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会计制度以及1992年年初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除了传统的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方面的内容处，也独立地规定了一些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政策。实施"两则两制"时，由于当时《企业会计准则》只有一个基本准则，尚不能满足具体指导企业会计实务的需要，所以根据基本准则按行业制定了13种会计制度。这些行业会计制度也相应地充实一些会计政策的内容，即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方面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具体准则制定工作取得进展，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重叠之处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关注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关系问题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会计准则时，还主要是直观地借鉴西方国家会计准则这名称和形式，那么经过10年来制定会计准则的长期实践，我们切实感到，分要素、分经济事项制定会计准则这个形式，有显著的优越性。一是分会计要素、分经济业务制定会计准则，有可能将某个要素或业务所涉及的定义、特征、确认、计量和披露要求阐述得比较全面且清楚，逻辑严密；而会计制度是按会计科目组织其逻辑结构的，其核心是账户设置、记录内容和借贷规则，不可能象会计准则那样根据特定要素或业务的需要灵活组织其结构和内容。二是会计准则这种形式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规范形式，已经为国际社会所认同，象法国、德国等国家也开始采用会计准则这种形式。
曾经普遍认为，会计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应当用会计准则取代会计制度。现在看来，评价会计制度，应当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辩证地看。就内容来说，通过会计制度规定资产计价和收益确定等会计政策，并不是绝对不可行。有人说会计制度规定过死，不利于企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会计政策。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并不是会计制度规定过死，而是财务制度规定过死，不能把财务制度的问题算到会计的头上；就现行会计制度来说，除了仍然过多受到财务制度制约之外，很难说会计制度所规定的会计政策过死。再说，就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而言，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余地将越来越小。会计制度的问题出在它的形式上，即如前面提到的，由于会计制度是按会计科目组织其逻辑结构的，因此，无法对特定会计要素和会计业务的确认、计量作充分交代，也就限制了它的作用范围，这也是形式决定内容的一个例子。
篇8
[关键词]税法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交易成本；激励机制；资源配置
所谓功能，是将系统的要素和多个作为要素集合体的子系统，或者说是在整个系统所担负的活动、作用、职能与系统实现目标和系统适应环境所必须满足的必要性条件相关时，对此活动、作用等赋予的意义。关于法的功能，卓泽渊教授认为，“法的功能即法的作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是指法内在所具有的、对社会有益的功用和效能。”蒋晓伟教授认为，“所谓法的功能是指法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向，它是 法律 本质的外部表现。功能与作用的语义有相近之处，但作用侧重于实际的效果，功能则侧重于说明带有方向的活动。”赵震江、付子堂教授认为，“法的功能，是指法作为一个体系或部分，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运行)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的价值，从而体现其在社会中的实际特殊地位的关系。”因为“法的功能成为反映各部门法特征的主要标志，并体现着各部门法的本质”。所以税法功能的理论对于认识税法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现有的关于税法功能的研究成果看，大都从传统的法学规范范式进行分析，并且多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从法与经济学的视角即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税法的功能，以期对税法功能和税法产生的合理性、正当性产生新的认识。
一、税法可以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不同的经济学家对外部性有不同的定义，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从外部性的产生主体角度来定义；另一类是从外部性的接受主体来定义。前者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定义，后者如兰德尔的定义。本文主张从法律的视角即权利与义务的视角对外部性进行定义，认为外部性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结果，是经济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以至于利益的失衡。负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义务施加给其他经济主体；正的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时将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且没有施加任何义务。王廷惠就认为，“外部性的本质是围绕行使权利引发的利益冲突”。邹先德也认为，“不同经济外部性行为的法律特征又决定了经济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外部性的特征主要有：产生的必然性，即不可避免；存在的普遍性，即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解决的相对性，即不能完全实现内部化以及解决方式的多样性，等等。外部性的存在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研究外部性的最终目的是寻求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以便使资源配置尽可能达到最优。税法在此方面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一)负外部性解决的方式——庇古税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市场失败导致了外部性，从而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所以必须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具体来说是要通过政府行为使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相一致，使生产稳定在社会最优水平。如庇古认为当负外部性出现时，政府对当事人课以赋税，转补给相应的受害者，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以抑制该经济单位的生产。该理论称为著名的修正性税收方案，即污染者必须对每单位的污染活动支付税收，税额等于负的外部性活动对其他经济行为者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mec)，即边际社会成本(msc)与边际私人成本(mpc)的差额，用公式表示为：污染税(或资源费)t=msc－mpc=mec＝e'(xe)。e'(xe)为外部侵害者实施的外部成本函数。通过征收这样一种税收(或收费)，污染者(或资源浪费者)便将负的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恢复帕累托最优。显然，庇古税是一种基于社会和私人纯产品差异的分析，并从法律责任角度来矫正负的外部性影响的解决方案。尽管它没有考虑所有权的社会功能而受到来自科斯、张五常等产权经济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但由于庇古税的基本原则与现行有关国际组织、政府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同并倡导的“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一致的，因而，征收污染税是目前被各国政府采纳的一种最普遍的控污措施。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负的外部性内部化是一个经济主体实际承担了其在行使权利时将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曾施加给了其他经济主体的义务。
(二)正外部性解决的方式——庇古津贴
庇古认为，当出现正外部性时，政府应当给当事人一定的津贴，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以鼓励其 发展 。庇古认识到，帕累托最优仅仅考虑到了私人成本与收益。如果没有外部性的存在，私人成本就是生产和消费一件物品所引起的全部成本。在存在着正外部性的情况下，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私人收益之间会存在一个差额——边际外在收益。这时若要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边际条件就不是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而是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外部效应也应当被考虑进去。
因而庇古提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又一个条件，作为对帕累托边际条件的补充，即要使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就必须使任何一个经济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社会成本。当以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时，如果存在着正外部性，如何解决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他认为，这可以通过政府的补贴从而降低私人的供给成本来达到。假设某 企业 采取某种经济行为所得到的私人利益为bp，而行动产生的社会利益为bs。在存在着正外部性的情况下，社会利益大于私人利益即bs＞bp。如果该企业这一经济行为所导致的私人成本cp大于私人利益小于社会利益，以个人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就会停止行动，其停止行动的那一点就是私人成本等于私人收益的那一点。而这个时候，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收益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社会的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不相等，继续进行该项经济活动对全社会有利。假设该企业继续这一经济行为，它所受到的损失部分为cp-bp，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其他受益者由此得到的好处为bs—bp。由于bs-bp＞cp-bp，因此可以从社会上其他人的所得中(这就是正外部效应溢出的一部分)拿出一部分来弥补企业的损失，从而使社会福利得到改进。如果没有这一补偿过程的发生，那么在存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单个经济主体进行某一项既利于己又利于人的经济活动的水平往往要低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
庇古主要论及的是私人主体之间产生的正外部性，而笔者认为，当国家与国民之间产生了正外部性时，即国家或政府在行使其权利时将其可由自己行使的权利让渡给国民且没有施加任何义务，如国家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国家把对公共产品使用的权利让渡给国民而没有施加任何义务。正如“在有些像国防这样的公用事业中，搭便车问题影响了人们使用市场机制来提供最佳服务质量：拒绝购买我们核威慑中的那一份成本的个人照样会像其他为之付款的人们一样受到保护。因此，为了实现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同时也是为了国民能持续地享受公共产品带来的好处，也就必须使国民承担纳税义务。这种税收就是一种正外部性的内部化。
庇古对政府补贴的来源问题没有论及，而笔者认为来源就是政府的税收。因此，私人主体之间还是政府与私人主体之间产生的正外部性都需要通过政府收税来解决，总之，无论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解决的办法之一便是实现内部化，而要实现内部化，政府就必须通过收税来完成，因此，税收的重要功能由此得以体现。
二、税法可以减少不确定性
科学 的决策是建立在对影响行为后果的各种内在、外在条件知悉的基础上，即必须拥有与决策相关的必要信息。市场主体掌握必要的信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从法和经济的关系来看，法律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信息功能。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制度通过向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所以“通过依法设定一些约束市场主体交易活动的规则，是减少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而税法在此方面有其独特的功能：
(一)税法为税收主体设定了权利和义务框架，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税收主体的税收行为一旦纳入税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框架之内，那么税收主体在税收活动中的作为或不作为就有了一个为税收征纳双方共知的原则标准。这样，税收征纳双方就可以在此原则的范围内，采取相应的行为对策，并且为自己的税收行为后果负责。由于税收征纳双方对其依法进行的税收行为后果相互了解，由此产生了税法为其当事人提供一种稳定的预期功能。具体表现为：其一，税法作为规制人们税收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通过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等，为税收主体从事有关税收行为时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其二，借助税法提供的相对固定化的税收行为模式、界限及其准则等信息，税收主体可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向以及预期与之相关的其他税收主体的行动，使自己的行为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降至最低。诚如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拉坦和速水所言“制度提供了对别人行动的保证，并在经济关系这一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中给予预期以秩序和稳定性”。西蒙也认为，“法律制度环境就像我们的 自然 环境一样，它用可靠的、能理解的事件范式把我们包围起来，法律制度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使我们在知识及 计算 能力限度内应付它。”这就是作为制度的税法可以使一个经济主体正确预期他人行动的原因所在。
(二)税法为税收政策法律化提供了依据，降低了税收政策的权宜性
政策和法律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它们的联系表现在对经济活动都有调节作用，它们的区别在于法律调节的强制性和政策调节的导向性。就税法与税收政策而言，税法具有稳定性和公开性，税收政策则具有不公开性和灵活性。
“从减少不确定的角度，税法的稳定性和公开性，能够为税收主体把握交易条件，提供一种准确的信息。这种信息因税收法律文件的广而告之而成为人们所共知的信息，而这种准确、公开的信息，对于税收主体平等或对等从事税收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反，税收政策因其特定的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而定的权宜性(如往往以内部红头文件出现)，而不具有公开性和准确的信息作用。由此，税收政策作用下的税收行为往往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在我国执行政策与法律的过程中，往往出现政策大于法律、地方政策优先于国家政策、下级政策优先于上级政策的非正常现象。在税收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各个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与税法相违背的减免，使依法征管难以真正落实到位。更有甚者，竟然有不少地方为了局部利益实施所谓的“引税工程”，造成局部利益总体短收并侵蚀国税税基的局面，将税法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使依法征管变成依当地政策征管。因此，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是加强税收征管的重要工作。可以说，按照平等竞争的市场 规律 的要求，税收法定主义应该成为税法的第一条基本原则。这必须加快税收政策法律化进程，同时，通过严格执法来维护税收政策的信誉。而税法为税收政策的法律化提供了依据，降低了税收政策的权宜性。
三、税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的其他方面的成本。张五常则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交易成本就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按照科斯定律，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经济法律是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优化资源配置的。而税法正是经济法之一，其具体功能体现在：
(一)税法通过克服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失灵有两层含义：第一，市场机制本身对于资源配置可能是缺乏效率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市场失灵，被称之为狭义的市场失灵。正如曼昆所说“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这个词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第二，市场机制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被扩展了的市场失灵，被称之为广义的市场失灵。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认为：即使市场本身是有效的，它也可能导致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而且还会产生“商业周期(高通货膨胀和失业)”和“低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问题”，他们将这两种现象也称之为市场失灵。显然，市场失灵是市场机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此时极易导致交易成本的剧增。
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由于交易成本与市场失灵互为因果，所以，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对矫正或克服市场失灵就是其节约交易成本的具体思路和途径。税收关系主要是税收征纳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产品分配过程
(二)税法通过界定产权降低交易成本
按照科斯定律，产权依法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在市场交易中，如果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不清，那么交易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市场主体就因此不稳定而消极交易。因此，产权依法界定的基本功能，就是减少因产权没界定而产生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混乱及因此产生的交易不确定。同时，不同的制度安排影响一个社会交易费用的高低，根据科斯定理之三，即能使交易成本降到最低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的原理，原则上，税法可以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而从现有的状况看，公共产品的分级供给机制要求坚持财权和事权相统一的分税制，并且“收支两条线”(税务管征、财政管支)一方面使税收收入流失严重，税收分配功能受到严重削弱；另一方面，财政部门无法有效地利用税收这一重要的财政政策手段，财政对国民 经济 运行的调控能力下降，财政调控职能难以充分发挥。因此，通过税法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税权，合理配置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实行财税合一，就可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降低税收成本。
四、税法可以提供激励机制
激励功能是以“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人”理论源于“自利”或“自利原则”。其内容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人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甚至可以说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的一切社会行为的动机。第二，人是理性的。理性意味着人总是在给定的外在条件约束下，使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或者说人总是在目标既定时，在可供利用的手段、条件下，选择付出最小的代价(成本最小化)。第三，只要有好的 法律 和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最有成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这对分析法律尤为重要，意味着只要法律制度设计合理，就可以达到“激励相容”。这就为评判法律制度优劣提供了一个标准，正如 现代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因为一个组织在制度上作出的安排和确定所有权所造成的激励状况，决定着一个组织的经济效率。波斯纳亦言：“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而税法也有此功能。
(一)税法对纳税主体纳税行为的激励
它通过提倡何种税收行为或反对何种税收行为、鼓励什么税收活动或抑制什么税收活动等信息传达出来，借助奖励或惩罚的强制力量以监督执行。税法的激励，可以规定纳税主体的行为方向，改变其偏好，影响其选择，从而使其有动力去做出税法所要求和期望的行为，最终实现税法所设定的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系统的要求，取得预期的税收法律效果，形成理想的税法秩序。税法的激励功能在税法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亦较为常见。例如，在税法中，各国都有税收的特别措施——优惠措施和税收重课措施。这两种措施，都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主体收益的大小，因而，对纳税主体是否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对一种行为征税就会促使从事那种行为的人们转而从事那些征税较轻的行为。”因此，许多国家为了鼓励某一产业 发展 ，往往采取税收优惠措施，为了抑制某产业的发展则往往课以重税。
(二)税法对征税主体征税行为的激励
以分税制财政体制为例，分税制启动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分税关系的新机制，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分税制要求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按照国家统一的税法分别征收与本级层次相适应的税种，不得越权减免。这就保证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 企业 、不同产品之间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竞争，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由于分税制按税种划分收入，从而淡化了地方与一些盲目发展的诸如小烟厂、酒厂等此类企业的利益关系，使相当一部分地区开始停止对此类企业的扶持，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也由直接干预向运用经济政策间接干预转变，促进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工作更注重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效益的提高。
五、税法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税收效率
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预设之一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假设：资源是稀缺性的。资源稀缺性的理论假设是一个根本性假设，经济分析法学的其他基础性命题均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既然凡资源都是有限的，税率的高低与增减也就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投资与消费行为的倾向性意愿：使产业结构更优化，地区经济发展更平衡，投资流向更符合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也可以实现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节，比如，经济过热或过冷都可以通过税种的开停征、税率的升降、税收优惠措施的行止来平抑，从而熨平波动。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税收效率两个方面。
(一)税法优化了资源配置
依照法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体制的有效运行主要依赖法律制度的有效安排。在市场体制下，法律制度的功能就在于以整个宏观社会作为考察背景，将一切现有的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经济学研究表明，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制度处于最核心的地位。因此，许多制度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首先，制度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因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单位合作或竞争的一种方式，它能提供一组结构，使其成员在这种结构安排下可以获得在这种结构之外得不到的利益；其次，这种结构保证其成员在获取此种利益的动机下，以追求效益增加为目标来行事，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做为制度形式之一的税法，无不体现上述制度的功能，即优化资源配置，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二)税法提高了税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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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 FDI 江苏 影响
一、研究背景
2008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内外一致的《企业所得税法》，实行公平税收待遇， 取消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所得税优惠政策。该政策会使内资企业的税负降低， 外资企业的税负有所增加。
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额已经连续10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江苏作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一直处于前列，并且江苏历来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大省，到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达253亿美元，投资企业数达50241家，税收政策的变动对江苏省引进FDI的影响成为关注的焦点。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江苏吸引FDI的影响分析
（一）观察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和投资项目数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呈直线型增长，上升幅度较之前一年分别为8.61%、32.22%、25.59%、14.74%，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以后，虽然仍旧增长，但上升幅度只有0.81%，预测再今后将趋于平稳。而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呈直线下降，降幅约27.5%。
（二）按产业划分进行分析
表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实际外商投资金额所占比例在上升，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在下降。
（三）为了验证以上分析，另外找寻了1995到2009年江苏省的外商投资金额，考虑外商投资资金投入的产业结构等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当年外商投资额与以前相比，外商投资金额会有一个下降的幅度，这主要显示出了外商按照政策体现的意图进行决策。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当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外商投资额会有略微上升的趋势，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与其政策实行前基本持平。最后，对于资金投入的产业结构的分析则让我们欣喜地发现外商投资方向有了改变，按照政策的意图也就是向环保型和高新技术型的产业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进入我省的外资质量将提高。
2.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增加，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减少。第二产业的投资，主要为了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产品，从而返销到第三国，属于出口导向型投资。这些出口导向型投资因国内税收政策的调整导致其成本的上升，因而退出。但是从提高效率和我国引进外资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的变化上来看，这类外资的减少反而会优化我国外资的结构，有利于提高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提高我国产品的科技含量。
三、针对企业所得税改革后呈现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宣传
一方面加强对投资环境的宣传，让外商更加了解我省经济发展态势以及日臻完善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对重点招商项目领域的宣传，更加突出我省的优势产业招商。
（二）调整重点
研究调整下一步招商引资重点产业，注重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和研发中心利用外资；注重金融、物流、连锁商业、文化产业等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注重基础设施、新能源、环保项目利用外资。
（三）优化环境，提升竞争力
两税合并直接限制了通过地方性优惠措施吸引外资的空间。因此，着力优化发展环境，提升综合竞争力和对外吸引力显得越来越重要，成为了当前我省开拓对外开放新局面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江苏省统计年鉴.1996-2010[Z].
[2]马泽方.中国企业所得税制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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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教学观是我国近年兴起并日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教学理念。“主体性”最初是在哲学范畴存在的,而当代流行的“主体性”概念是哲学历史性发展的产物,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具体到教学中的“主体性”则是从对特殊主体(教师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能动性、地位与作用等方面经过评判而得出的,强调的是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其中主动性反映的是教师与学生对知识客体的态度,能动性折射的是教师与学生在面对知识客体时的愿望与兴趣,创造性是主体性的最高表现,意味着教师与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认识或者动手的突破能力。
教学观是与学习观相对应的概念,专指作为教学主体一方的教师对教学的认识或对教学的主张,教师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方法。教师的教学观将决定教师对教学对象(即学生)的态度,并将影响学生的学习观、学习方法与学习效果。国外既有的研究表明,高校教师在教学观上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果将高校教师的教学观归纳为了三种类型:片面的教学观、中层教学观和全面的教学观[1]。三种类型的教学观下,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存在明显的不同。片面教学观下,学生仅仅是知识的受体与教学的客体,学生主体的地位是被否定的;中层教学观下,学生不仅仅是知识的受体与教学的客体,其教学主体地位也得到了肯认,课堂教学带有一定的互动性;全面教学观下,学生与教师一样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学生的主体意识强烈,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主体性教学观是从教师对教学对象的认识层面反映教师对教学的认识或主张的,主体性教学观的提出,是对传统教学反思的结果,意味着对被动式教学理念的摒弃。长期以来,大学教师格外注重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对教学观念的探讨、研究重视不够,更缺乏教学观的交流。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一些教师讲求师道尊严,认为教师在学生面前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大学的教学活动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以教为中心,学围绕着教;二是以教为基础,先教后学。这种以教为中心、以教为基础的教学是典型的片面教学观之下的行为体现,其背后蕴含的是一种视学生为教学客体的被动式教学观,这样的教学观已经成为了遏制学的“力量”,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压抑,能动性受到了束缚。
二、法学本科教学中主体性教学观分析
片面的教学观支配下的教学,整个教学过程重教师而不重学生,重传授而不重探索,重统一而不重多样,抹杀了学生的能动性,磨灭了学生的个性,束缚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这种教学观只能适应知识匮乏时期传授知识的需求,或是满足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2],在法学本科的课堂上自应摒弃。而中层教学观与全面的教学观虽然肯认学生的主体人格,但学生的主体地位依然有差别。究竟在法学本科的课堂上,该奉行什么样的教学观,给学生以什么样的主体地位呢?笔者认为,对此不能简单划一。
我国的法学教育不同于美国的法学教育,学生在进入法学的殿堂之前对法学的认知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普及知识,这就决定了由教师主导课堂教学的中层教学观在法学教学中具有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中层教学观因其要开启学生对概念及概念间相互关系的感知,展示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宜在低年级的课堂及高年级具体部门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的教学中秉持,如法理学、各学科的基础理论部分。法律学科兼具理论性与应用性,教师应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现法学的学科特点,在传输法理知识的同时,要穿插大量的案例,一方面帮助学生理解相关概念与原理,展示法理与法律规范如何应用于社会及经济活动;另一方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从应试性教育的表层学习方法中摆脱出来。期间,通过课堂提问、讨论等方法来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判断学生采用的学习方法并加以适当引领,对于采用表层学习法的学生应通过加重学习负荷、增加课堂案例分析、安排适当时间进行小组讨论等方法,使他们逐步调整为深层学习法。中层教学观下的教学实践中,学生既是知识受体与教学客体,也是教学中的主体,但学生总是率先以知识受体和教学客体的身份出现。在教师与学生间呈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下,教师应通过灌输前人的思想和传授自己的知识,教会学生基本知识、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法律的严谨思维,使学生具备能动的基础。中层教学下的学生同时是教学的主体,教师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在教师与学生共为教学主体的关系下,教师除了传授知识并在学生法学知识的阶梯架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外,还要发挥引领者的作用,教师要有洞察力、与学生平等的意识,引导学生掌握方法、总结规律。当学生在他人面前显示出不自信时,教师又要做促进者,调度学生的热情,鼓励学生的参与。总之,基于中层教学观进行的法律教学,教师要担当一定的责任,要实现学生由教会到学会进而到会学的过渡,为高年级教学及部门法学后续教学采用全面的教学观奠定基础。
全面教学观是最能激发主体的主动性与能动性的一种教学观念,这种教学观也最易于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主体的创造性。法学教育的目标是近年来争论较多的话题,尽管存在分歧,但是,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法学普及教育后,法学教育界更加认同法律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法学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和理论功底,具有较强的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能够较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即培养“社会医生”[3]。法学教育的目标、法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法学教学中,尤其是高年级的课堂教学中必须确立全面的教学观,教师的角色定位是教学内容的设计者、课堂的组织者、学习方法的引领者、教学中的合作者、问题的发现者、学生前进道路上的促进者与帮扶者。学生则要有自信心、竞争与合作的意识、质疑的胆量。全面教学观下,课堂教学除了继续采用案例分析、课堂提问、课堂讨论、组织模拟法庭等常规教学方法外,还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通过电子邮件、建立QQ群等方式随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或是小组活动。全面教学观的确立,需要学校在教学管理上做相应的调整,如打破僵化的课程教学时数限制,大量开设课时长短不等的研讨课、前沿课,为部门法的案例课程、实务课程、诊所课程等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完成的课程提供人力(如配备教学助手)、物力保障,对教师带领学生走进实务部门进行的现场教学与观摩允许与认可。此外。学校还应当建立由校外主要来自法律实务部门的人员组成的兼职教师人才库,在高年级的课堂教学中拿出一定量的课时请课外兼职教师承担完成。在专门的法律院校中,因法律专业学生较多,为更好地实现学生的自我人生设计,学校可以考虑从三年级开始,重新分班,将有志于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学生和准备进入公检法等部门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学生分开教学,前者着重法学专业教育,可以更多地比较、分析各国法律制度的异同,使学生在开扩视野的同时,奠定理论上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基础;后者着重法律职业教育,应尽可能地锻炼学生应用实践能力。
三、税法本科教学中主体性教学观的运用
1. 法律院系中税法主体性教学观的运用
税法是法律院系普遍开设的一门课程,但由于法律院系依存的院校不同,税法课程的设置情况与选课学生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法学本科教学中进行的中层教学观与全面教学观下的主体定位分析能否运用于税法教学及如何运用于税法教学,有必要结合税法课程的设置情况、选课学生的情况与课程特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以笔者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为例,税法是作为专业选修课设置的,开设于大学二年级下学期,与此同时学校还在大学三年级设置了税法实务课程,为有志于从事与税法相关职业的学生深入学习与应用税法提供选择。从学生选课情况来看,大约2/3是法学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已经在法学教育阶梯的攀爬中走到了一定高度,因而在税法的课堂教学中可以秉持中层教学观与全面教学观,具体而言,税法基础理论部分要由教师主导课堂,教师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富有趣味性的典故或是实例向学生传授基本理念、基本原则与基本理论,展示税法理论鲜活性的一面,激发学生学习税法的兴趣;税法的具体制度部分(包括实体税法与程序税法)则不必再由教师完全主导课堂,有些内容(如营业税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房产税制度)相对简单,教师可以事先让学生准备,课堂上教师与学生共同分析现行制度内容与存在的问题、讨论改革试点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探讨如何通过制度的完善贯彻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观。而在税法实务教学上,应限制学生的选课,以修读完税法为前提,自始至终宜秉持全面的教学观,教学不一定在校内进行,可以安排学生去法院聆听税务案件的审判,去税务机构观摩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的具体程序,去律师事务所跟随律师感悟一下税务律师的业务流程,去税务师事务所或是会计师事务所参观税务师、会计师的工作流程,课堂上学生应进行的是问题的探讨、经验的交流与实践技能的切磋。
2. 财经院系中税法主体性教学观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