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脱贫攻坚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自我加压、全面扶贫、首战必胜

《决策》：滁州市作为传统农业大市，虽然是非重点贫困地区，但脱贫任务依然艰巨。滁州贫困人口和扶贫工作有哪些特点？

张祥安：滁州是农业大市，粮食总产量居全省第4位，人均商品粮产量居全省首位。滁州市现有1个省级重点贫困县――定远县，4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县（市）。五个县（市）共有贫困人口5.26万户13.2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7%，低于全省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贫困人口分布不均衡。县与县之间不均衡，全市约55%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定远县。全市123个贫困村，定远县就占70个。村与村之间不均衡，全市13.2万贫困人口呈零星分布，其中73%的贫困人口分散在非贫困村。低保、五保贫困户比例较高。全市低保贫困户人口5.4万，占41%；五保贫困户人口0.9万，占7%。从致贫原因看，因病贫困户比例较高。全市贫困户因病致贫占55%，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

尽管上级只认定滁州市5个县有脱贫任务，但根据农村实际情况，我市在天长、南谯和琅琊3个市、区同步开展脱贫攻坚，自我加压、全面扶贫，识别出1.3万户，2.2万相对贫困人口纳入精准帮扶、精准脱贫范围。

《决策》：今年初，滁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1号文件。近一年来，滁州市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如何？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有待克服和解决？

张祥安：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安徽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和“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要求，全面实施“十大工程”，聚力落实八项机制，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快速扎实推进，55个村出列、4.5万人脱贫首战目标任务定能实现。突出抓好五个方面：

突出联系帮扶。市、县、乡三级均成立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市级领导“1112”定点联系帮扶制度，即1名市级领导联系1个乡镇、1个贫困村、包保2个贫困户，39名市级领导率先垂范、带了好头。全市共安排17134名干部开展结对帮扶工作，实现“县、乡、村、户”包保帮扶全覆盖。

突出精准识别。将关口前移到公示环节，实行“农户申请、四邻签字、组级评议公示、村级评议公示、乡镇审核公示、县级复审公告”，程序更加精准，有效解决了“群众公认”的问题。三次“回头”，确保质量。先后开展两次大督查，4月中旬进行了第三次“回头看”。其中剔除不合格人员5.1万人，新识别贫困人口5.4万人。

突出因地制宜。每个县市区都组织5个以上懂生产、懂技术的工作组，成立专家智囊团，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分类制定“四项清单”，解决一般干部帮扶措施拿不准和“一村一品”产业选不准的问题，用技术保障精准。市扶贫办还特别制定了“入户信息采集和脱贫方案制定样本”，“帮扶责任人月度帮扶记录登记表”和“贫困户家庭全年主要收入支出来源明细表”，对四项清单进行补充完善。

突出产业扶贫。着力抓早，早在1月份就制定了产业扶贫百种模式，2月份成立了45个专家帮扶指导组，抓住了春耕备耕这个关键，争取主动；着力抓快，3月份研究制定了补助政策，4月份全面组织实施；着力抓好，一月召开一次会议现场推进，比学赶超。全市已发展产业的贫困户共2.8万户，占除五保户外的贫困户比重达48.7%，为实现“造血”扶贫夯实了基础。同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全市财政资金投入的扶贫项目共3329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实现资产收益1970多万元。

突出调度考核。在调度上，推行“八个一”工作法。即，每日信息一交流、每周工作一小结、每旬重点工作一通报、每月召开一次现场会、每月开展一次督查、每双月一次过程考核、每季度召开一次调度会、每年一次总考核。在考核上，实行分类考核。采取过程考核、分项考核、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拟定了一系列考核办法。

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有：一是资金拨付不快，需要改进资金管理办法和使用办法，做到早拨付、早实施、早发挥效益。二是要加大非贫困村的支持力度。当前，对贫困村的资金、人力投入、支持很大，对非贫困村相对较弱。我市大量的贫困人口分布在非贫困村，应适当加强对非贫困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的扶持力度。

产业扶贫创新模式

《决策》：滁州市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近年来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如何将“三农”工作与扶贫结合起来，用改革新思维、发展新理念打好脱贫攻坚战？

张祥安：“三农”工作和扶贫工作是总体和部分、系统和关键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把“三农”工作和扶贫开发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滁州市必须不辱使命，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供给侧改革的新思维和五个发展的新理念、新要求，在强产业、破瓶颈、补短板上下功夫，担负起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领跑责任。

一是强化统筹理念，坚持“四化同步”。利用工业化的理念、信息化的手段、产业化的要求和城镇化的成果，加大城乡统筹力度，补齐农业不强、农民不富、农村不美这个短板。二是强化现念，创新发展模式。坚持以“工业化”、“市场化”思维，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要求，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产权为重点的农村改革，进一步推动以“规模化、原料化、机械化、电商化、复合化”为要求的现代农业发展，以示范区建设为引领，建立健全符合供给侧要求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不断释放和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为脱贫攻坚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三是强化绿色理念，提升共享成果。大力建设“生态宜居村f美、产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脱贫攻坚提供方向引领、环境保障和信念支撑。

《决策》：精准扶贫重在精准开发，走开发式扶贫、造血式扶贫的路子。滁州在方面探索出哪些好的模式？

张祥安：做好产业扶贫，关键是走好“龙头带动、资本投入、科技支撑和产业融合”的路子。实践证明，单一农户特别是贫困户靠自身发展产业，往往受到市场、技术、资金等制约，难以实现稳定发展。针对这个情况，我市在发展产业扶贫上，重点推广三种模式。

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色产业+贫困群体”模式。目前，全市已有100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410家合作社、329个家庭农场参与帮扶，吸纳1654个贫困人口就业、带动10503个贫困户发展特色种养业。

二是“村集体+企业+贫困户”的模式。如定远县定西村在农业企业和农户之间搭建“桥梁”，规划建设了一期面积200亩、投资200万元的特色种养业扶贫示范基地，建立“企业、贫困户、村集体”三方资源整合、共建共享的“三赢”机制，覆盖全村40户贫困人口发展产业。贫困户中的自种户年均蔬菜收益超过3800元，代种户获得年分红收入3800元。

三是折股量化合作模式。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来安县舜山镇六郎村贫困人口共42户、72人。该村将60万元扶贫专项资金以每股10元折算成6万股，按比例进行分配。目前年资产收益6.56万元，每股收益1.093元，一般贫困户、低保贫困户、五保贫困户每年人均资产收益分别为378元、568元、946元。凤阳县姚湾村投资177万元建设了3个大棚蔬菜项目，将财政资金形成的经营性资产107万元，以每股1万元折算成107万股，量化给村集体和贫困户。在发展村级特色产业的同时，让贫困户取得固定的资产收益分红。

《决策》：滁州不断开拓脱贫新路径，在特色种养业脱贫、乡村旅游扶贫等方面探索创新。这些做法实践中的效果如何？

张祥安：近年来，我市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深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积极顺应市场需求，大力推行农业供给侧改革，以特色种养业、乡村旅游业为代表的农业多功能开发快速发展，成为产业扶贫的重要途径和必由选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特色种养业脱贫方面，贫困户在获得资金、技术和销售等支持下，找到一条勤劳脱贫的路径，既能获取较高的收益，又能坚定劳动致富的信心。如，凤阳县东陵村贫困户陈如芬通过种植大棚草莓，年收入达10万元，如今不仅脱贫而且成为致富带头人。

在乡村旅游扶贫方面，通过“景区捆绑贫困村”，“大户带动贫困户”等方式实现旅游脱贫。如，明光市柴郢村同八岭湖景区建立合作关系，贫困村通过资产租赁收益年收入达5万元以上，贫困户通过务工、餐饮、民宿和销售农副产品收益，户均纯收入达1.5万元以上，顺利实现脱贫。全椒县三合村农民刘莉流转了10户含贫困户在内的900亩土地和水面办起了“龙王山生态农庄”，并聘用这10户农民在农庄务工，月月发工资，年底还“按股”分红，使得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此外，按照“宜游则游”原则，“十三五”期间，我市将精选出15个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和6个富民工程重点村，直接带动2000余人脱贫。

让发展与脱贫同频共振

《决策》：从长期来看，脱贫离不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十二五”以来，滁州市奋力跨越赶超，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滁州速度”。“十三五”，滁州如何让发展与脱贫同频共振？

张祥安：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经济发展目的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发展为脱贫提供了物质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十二五”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滁州全市上下凝心聚力、团结拼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了冲刺全省第一方阵目标，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为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十三五”我们将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让滁州发展与脱贫同频共振。

一是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当前，我市发展不足、发展不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十三五”必须抢抓机遇，乘势而上，M一步推动全市经济发展迈向新的更高的水平，确保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是要着力抓好贫困地区发展。加大政策扶持，着力推动发展要素向贫困地区集聚，重点支持贫困革命老区开发建设。推进滁州西部贫困地区大工业基地建设，力争到“十三五”末，基地实现工业总产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形成全省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篇2

大扶贫、大数据是贵州“十三五”时期的两大战略行动。大数据与扶贫看似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但随着贵州大数据产业不断创新发展，这两个概念如今却有了交集。脱贫攻坚成败在“精准”，而“精准”正是大数据技术的优势。贵州省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创新扶贫开发手段，通过“云上贵州”系统，打造全省“扶贫云”平台，探索“云端”扶贫新模式。

“扶贫+”理念

贵州是中国脱贫任务最为艰巨的省份之一，全省88个县（市、区）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有50个，2016年贵州尚未脱贫的贫困人口有493万。传统的层层上报扶贫机制和手工建档立卡方式，不能确保如此庞大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和动态帮扶。

要在2020年前实现对493万人的精准帮扶，单是贫困人口的信息储存就是一个异常庞大的工程，更何况扶贫工作中大量的数据需要交换与处理。要想推动扶贫开发由“输血式”、“粗放式”扶贫向“造血式”、“精准式”扶贫转变，在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利用大数据推进大扶贫，探索用数据甄别、数据决策、数据管理、数据考核的精准扶贫方式，对于贵州来说有着迫切的需求。

随着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日趋成熟，大数据发展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也日益显现。大数据的效能不再只是停留于数据本身，由大数据发展所引发的“扶贫+”理念也在贵州应运而生。

2015年，在探索扶贫新模式中，贵州打破思维局限，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扶贫+”理念。这种基于大数据理念的新思路，以大数据为纽带，将农业、财政、人社等多个部门工作与扶贫工作相融合，开创了精准“找穴”、精准“点穴”的新局面。

以民政工作为例，在4类贫困人口中，有些贫困户既是民政部门的工作对象，也是扶贫部门的工作对象。由于扶贫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工作对象存在交叉，要想将扶贫政策尽快惠及到所有的贫困群体，就必须形成部门间的有效衔接。在实现“扶贫+民政”之后，扶贫部门就能与民政部门实现扶贫开发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在扶贫工作中因各部门信息不对称而浪费人力和物力。

以教育工作为例，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扶贫工作中挖穷根、扶根本的百年大计，如何将“雨露计划”、“9+3”等政策精准落实到每个在读的贫困家庭子女身上，找大数据帮忙，也是个好方法。教育部门没有贫困人口数据，扶贫部门没有孩子在读的数据，若实现“扶贫+教育”，就能将两个部门联系起来，提高工作效率，帮助政策实现精准落实。

大数据是贵州的“长板”，脱贫攻坚是贵州的“短板”，二者结合优势互补就能将短板补齐，将长板做优。

打造“扶贫云”

基于“扶贫+”理念，2015年12月，贵州在“云上贵州”架设了“扶贫云”，开始探索“云端”扶贫新模式。

“扶贫云”集成了精准扶贫的指挥调度平台、责任监控平台、任务监控平台、项目资金监控平台、脱贫管理平台。按照‘7+N’朵云的组织构架，建成精准管理的“扶贫云”信息系统，实现扶贫部门与行业部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工作衔接。在“扶贫云”上可以进行数据动态管理，构筑网络化管理模式，实现贫困乡镇、贫困村、贫困户基本信息动态化、数字化、常态化精准管理。利用“扶贫云”平台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管理、数据运用等功能，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支持，为贫困群众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从“扶贫云”具体运行机制来看，第一步是大数据甄别贫困人口。“扶贫云”采用大数据技术采集、比对内、外部数据，对贫困人员实施全面真实地识别与评估，为扶贫开发工作的规划与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步用大数据管理扶贫项目和资金。“扶贫云”采用大数据技术，在现有建档立卡、项目资金、遍访等内部数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民政、卫计、公安、人社、房管等各行业数据、网络视频数据及互联网数据，全面、动态地掌控扶贫项目实施与资金的使用进度情况，保障扶贫项目精准到位，保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全、有效地运行，最大程度发挥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三步则是用大数据开展贫困监测和评估。通过扶贫云健全贫困监测指标体系，并采用大数据手段采集与贫困人员、扶贫项目等内、外部相关数据，真实、准确、科学的评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状况及扶贫项目效益，为制定科学扶贫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贫困监测是以GIS（地理信息系统）作为主要展示手段。

首先，扶贫云会展示省、市州、县、镇、村包含的贫困人口总数、贫困户总数、贫困发生率以及贫困人口构成情况（贫困人口构成按照一般贫困户、扶贫低保户、低保户、五保户展开），这样就能协助各级政府总体了解省、市州、县、镇、村内的贫困人口情况。

其次，通过四看法衡量指标，即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四看读书郎，以饼图的方式，展示省、市州、县、镇、村的情况。其中：房的饼图构成包括：人均住房30平方米以上、人均住房10―30平方米、人均住房10平方米以下；粮的饼图构成包括：2亩以上、1―2亩、1亩以下、没有耕地；劳动力的饼图构成情况包括：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数的户数50%以上、40%、20%以下、没有劳动力；读书郎的饼图构成包括：没有负债、5000元以下、5000―10000元、10000元以上。通过四看法展示贫困人口的贫困分值和分布，对贫困人口采取什么样的帮扶措施。

此外，还能展示省、市州、县、镇、村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情况，包括：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土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力、缺资金、交通条件落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通过致贫原因分析，协助制定精准的扶贫措施。

云应用方兴未艾

“扶贫云”旨在通过大数据技术，扩大信息采集的渠道，提高数据加工能力和效率，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为扶贫工作提供真实可靠、及时全面的决策数据。利用“扶贫云”进行精准扶贫，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年初，中央网信办提出，如果我们通过网络的力量发动9个网民帮助1个贫困人口，以“9+1”精准扶贫的方式，在全社会弘扬“善动力”。1月13日，网络大V“点子正”结对帮扶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贫困户张永玲，成功组建第一个“9”，张永玲一家成为第一个“1”。随后，贵州率先在全国启动了“助推网络‘精准扶贫9+1’贵阳在聚力”活动和“‘9+1’从贵州出发”活动。

2月初，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新浪微博联合发起的“9+1我们一起过大年”活动引爆互联网，仅十三天就筹集爱心红包18271份，募集善款1827106元，捐款人数达到16254人。活动期间，贵州以大数据为助推器，通过建成“1+1直通车”，搭建了爱心人士和贫困人群的信息公开桥梁，使所得善款能够“精准定向”，最快速度汇入每个贫困户提供的银行账号内，确保了每个贫困户能够第一时间拿到善款，实现了真正的点对点帮扶。

“9+1”网络精准扶贫可以认为是“扶贫云”第一个成功的创新应用，展现了“云端”扶贫巨大的潜力。

今年6月，贵州建成扶贫工作统一的数据支撑、项目申报、资金争取、脱贫管理、绩效评估、任务督查、工作考核等7个管理平台。除了将云平台中原有核心政务系统逐步迁移到“云上贵州”平台外，“扶贫云”还将支撑全国扶贫工作者大规模开发应用。

篇3

“脱贫”是所有贫困地区老百姓最大的梦想，而一些已经成为百强县的贫困县，却仍戴着“贫困县”的帽子不放。

去年的2011年“全国百强县”名单中，3个贫困县榜上有名，在西部百强县、中部百强县和东北三十强县名单中，有十几个贫困县也身在其中。

据了解，目前的贫困县名单是2001年的，已经十年未变。十年来，很多县已经发展成经济强县，但脱贫不脱帽，抢占有限的扶贫资源。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原中农办主任段应碧对《小康》记者表示，今后的扶贫工作，将打破县域区划的限制，不再以县为单位，以“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作为扶贫重点，“贫困县”概念将进一步被淡化。

穷县致富速度惊人

在全国百强县榜单中，最为刺眼的是三个戴着“贫困”帽子的旗县――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和陕西省府谷县。

这三个旗县，地理位置相邻，煤炭等资源富集，近五年的发展速度惊人。

2005年，准格尔旗成为全国首个年产煤过亿吨的县级地区，被称为“中国产煤第一县”，当年该旗财政收入达到28亿元。而在10年前，准格尔旗的年财政收入还没有超过亿元。

2010年准格尔旗财政总收入达到146.5亿元，5年间增速5倍。

与准格尔旗相邻的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素有“地下煤海”之称，2005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截至2010年10月底，伊金霍洛旗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达到103亿元，5年增速10倍。

与以上两旗相比，陕西府谷县可称得上“黑马”。府谷县与伊金霍洛旗和准格尔旗相邻，2010年以前从未进入过“中国百强县”或“西部百强县”榜。

《小康》记者根据《府谷县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分析，5年来，府谷县财政收入增速为12.5倍。

2011年，府谷县财政总收入达63.59亿元，全国百强县排名第69位，西部百强县排名第6位。同样，府谷县“蕴藏着蜚声海外的煤炭资源”。

然而，上述三个旗县，均在2001年核定的《新时期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之内，这一名单迄今已有十年未变。而十年之中，很多原来的贫困县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成为经济强县，却仍享受着国家扶贫政策的相关补贴。

对此，有官员解释：2011百强县评选为民间评选，很多入选县市并不知情，不能说明当地的真实发展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准格尔旗就已进入“全国百强县”之列，排名第89位。2006年，伊金霍洛旗排名全国百强县第86位。

据《小康》了解，国家统计局过去曾每年一份“全国百强县名单”，共评了九届，2006年为最后一届。此后，民间版百强县评选才开始活跃。而无论是官方版还是民间版的评选，都是依据各县市的公开数据。

“富民”与“强县”并不同步

无论贫困县，还是百强县，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让当地老百姓脱贫致富，实现小康。脱离了这个目标，任何形式的评价都没有意义。

而在现实中，这些靠资源开发拉动财政实力迅速增强的地区，均存在着“财政富百姓穷”的现象，且不同阶层贫富差距极大。

准格尔旗被国内外专家界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旗内现在依然有60%贫困人口居住在无水浇地、无路、缺电的禁止发展区。虽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强县”，但贫困人口依然占全旗人口的10%左右。

农民收入低且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很严重，2010年，全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而农民人均收入0.89万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民有1.2万人以上，这些人基本上还处在解决温饱的状态中。

而另一番景象是，准格尔旗政府所在地的薛家湾镇，进口高档车随处可见，靠煤炭发家的富商并不罕见，消费水平都超出周边地区，当地商品房价格已经在每平方米5000元以上。

准格尔旗一位官员称，准格尔旗财政收入排西部县旗之首，煤炭资源丰富是主因，但当地居民从资源开采中的直接获利甚少。

准格尔旗内煤炭开发主要是大型央企和的区属企业，按照现行的财政收入分配机制，资源开发虽然能够大幅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但是60%以上的财政收入要被上级财政拿走，因此真正留给地方财政的并不多。

财政收入飞速增长，农民收入增收缓慢，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农民，一方面是现行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公平，另一方面是贫困县所享受的优惠政策和扶贫资金未能真正用于贫困人口或落实到贫困人口手中。

专业分析机构研究表明，针对贫困人口的扶贫项目和资金投入，并没有优先用于贫困人口。而以县为单位下拨的扶贫资金，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真正分配给了贫困人口。

数字勾兑下的“贫”与“富”

“由于使用的数据不统一，同一个县既是百强县又是贫困县，这并不奇怪。”中国民企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亚洲知识管理协会院士陆德对《小康》记者直言，“百强县，还是贫困县，这要看怎么去计算，以及怎么上报。”

陆德介绍，在数据问题上，中国有不同版本。比如城市化率：一个数据是按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化率是49.68%，另外一个数据是公安部按户籍人口统计，非农人口是33％，两个数据之间差了16.68个百分点，涉及到2.2亿人口。这些人口如果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算是城镇人口，如果按公安部的数据则要算农村人口。

“这样算数就好算了，2.2亿人口是模糊的，怎么算都行。”陆德说，“如果要评百强县，就可以减掉几万农村人口，人均收入就高了，如果评贫困县，可以再加上几万人口，人均收入就拉低了，可以达到贫困县标准了，有这两个数据差，想要什么结果用数据勾兑就行了。”

陆德认为，这不仅是扶贫监测和评估体系的问题，更有统计数据版本不一，统计口径不协调的原因，而数据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扶贫工作中，它还会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

针对部分贫困县脱贫后不“摘帽”的现象，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中央已经把确定贫困县的权限下放到各省，并明确国家对贫困县减少省份的扶贫支持力度不减，目前已有六七个省份承诺减少贫困县数量。

去年年底颁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今后扶贫工作将以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不再以县为单元进行资源分配，今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首次增加到270亿元，新增部分主要用于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14个片区。

篇4

［关键词］扶贫；社会救助制度；兜底

2013年，主席在视察湘西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此后，精准扶贫被确立了其在我国扶贫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进入本届政府施政的重要议程。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精准扶贫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目前主要的扶贫政策，并成为我国扶贫的重要政策背景。

扶贫工作要求对贫困户建档立卡，充分了解我国贫困户的状况、分布及贫困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对于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社会的帮助和自我的努力脱贫的，各扶贫单位应当给予及时、准确的帮助，而对于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无法通过自我努力脱离贫困的，社会救助制度应当发挥其兜底作用。兜底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是指全部承受，在学术语境中是指社会救助制度应当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无法通过自我努力获得生活来源的公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即无偿地全面承担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政策实践中，那些因年老或疾病丧失劳动能力而无法获得生活来源的人群是兜底的主要对象。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最主要的兜底作用具体又是指什么？在具体的实践中又有哪些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尚不清晰，对社会救助制度兜底作用的研究更是较少。纵观现有文献，目前主要有王延中和王俊霞（2015）对发挥社会救助制度的反贫困兜底作用进行了研究。文中将社会救助比喻为社会保障安全网的“网底”，认为其在保障贫困人口和遭受意外事件者等弱势群体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兜底作用。同时，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不统筹、不协调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降低了社会救助体系的效果，认为目前的社会救助制度亟须改革，并提出了诸如打破户籍、省份限制，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区域统筹发展等的具体建议。该文在宏观的层面论述了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作用，但并未明确兜底作用的具体内容。另外学术界的研究中还有大鹏（2016）列述了诸多省份在扶贫攻坚中发挥兜底作用的具体做法，却也没有就兜底作用的具体内容和问题提出看法。宁夏民政厅长杜文彬在接受张文攀（2016）采访时提到了民政兜底的五个作用，倒是从民政各项目的角度提出了兜底的具体内容。只是其界定是从民政的角度，并未全盘考虑到社会救助制度的整体。

学术界将精准扶贫的概念界定为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分块贫困区域的环境和农户状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扶贫是生产性脱贫，即要充分利用各种个人及社会资源通过价值创造来实现收入的增加而脱贫。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各地纷纷对贫困户和贫困个人进行建档立卡统计贫困信息，并且加强城乡互助实现对口帮扶。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纷纷与贫困地区进行对口支援，组建扶贫工作队驻村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作用根据针对的人群不同和项目的不同主要分为如下方面：一是为部分居民提供生活保障资金兜底。这方面的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低保覆盖人群，第二类是五保覆盖人群。第一类主要是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按照户籍和地区又可以分为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2014年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规定，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这是低保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也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基石。其实施方法是，家庭年收入与保障标准相比，差多少补多少，即实行补差额的方法。据称，2016年，河北省按家庭实际人口每人每年最高可补到2808元，保障金按月通过金融机构直接拨付到个人账户。而根据民政部《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农村低保统计》的数字，目前全国农村低保保障人口46936631人，保障家庭数27519509，财政累计支出3740128.8万元，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水平151.22元。第二类为五保制度覆盖人群，主要是为无儿无女、劳动力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人群提供特困救助兜底。根据国务院2006年颁发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五保户主要是指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村民，以及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根据五保户的不同实际情况，他们可自愿选择供养形式，愿意入住敬老院的一律入住当地敬老院，愿意同亲人一块住的全额发放供养金。《2015年民政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国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人数为519.3万，其中集中供养163.3万人，集中供养率为31.5%。全国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年人均标准分别达到5883元、4388元，较上年同比增长14%、14.1%；1~11月累计支出五保供养资金183.6亿元，同比增长11.3%。基于供养成本的考虑，政府鼓励五保户参加集中供养。二是为农村低保和农村五保对象给予医疗救助兜底。医疗救助是国家实施的为那些因为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进行治病的公民提供的专门的帮助和支持。它通常是在卫计委和民政部的主导下，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以补贴或财政全额拨付的形式通过医疗机构针对贫困患病者实施的恢复健康、维持基本生存能力的救治行为。

根据国务院在2003年下发的《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和相关规定，医疗兜底的主要内容是，农村低保和农村五保对象参加新农合后，新农合首先报销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剩余部分再按比例给予医疗救助。事实上，五保和低保户参与新农合保险的费用也会由政府承担，因为他们也无法承担新农合的个人费用部分。医疗救助对象包括农村五保户、农村贫困户家庭成员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农民。具体的救助制度是由各个地方政府制定。医疗费减免是医疗救助的基本形式或常规形式，另外还包括大病医疗救助和专项医疗救助。根据扶贫的经验数据，有相当一部分的贫困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医疗救助的建立和完善是医疗保险的有益补充，对扶贫工作的成效有重要意义。三是对低保家庭接受义务教育的给予教育救助兜底。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贫困理论中也是走出贫困恶性循环和摆脱贫困文化的重要工具，教育救助的意义不言而喻。国家或社会团体、个人为保障适龄人口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不同阶段向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物质和资金援助的制度被称为教育救助。其特点是通过减免、资助等方式帮助贫困人口完成相关阶段的学业，以提高其文化技能，最终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我国《义务教育法》和教育部关于教育救助的相关规章规定，在农村扶贫过程中对中小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免书本费、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对考上大学的通过福彩资金给予资助。目前全国大学生普遍受益的国家助学金就属于此类，另外还存在各种社会性质的助学项目。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民生活的各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保障作用。兜底在逻辑上可以与最低保障有着同一内涵，其不仅指保障人群区分的弱势程度和紧迫程度，也是指保障水平的低度和窄度。在精准扶贫的工作中，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兜底脱贫和兜底保障作用；一方面，社会救助制度为那些无法通过自我努力辛勤劳动获得生活来源的人群提供了兜底性保障，随着兜底的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群体逐渐实现了兜底脱贫。另一方面，社会救助制度也为接受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和就业扶贫人群提供了临时保障，保证他们不会因为生产经营的风险而没有尊严的生活，为生产性扶贫的人群解决了后顾之忧，增强了脱贫的信心和希望。当然，在精准扶贫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相衔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将会使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作用严重削弱。这些问题主要是在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方面和两种制度的衔接方面。

在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方面，低保制度是主要的救助制度，目前所实施的低保制度主要是按标施保，即根据居民申报收入进行补差额。由于人们有倾向于瞒报和少报收入的利益动机，再加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人情保、关系保等现象，低保制度无法达到其原设计的应保尽保的目标。很多不应该享受政策兜底的人们进入了兜底的范围，这将大大地损耗国家财政的社会救助专项资金，从而迫使兜底水平上升速度慢和很多亟须的人们被排斥在兜底范围之外。这就使低保制度应当兜底的覆盖范围缩小了，在其他制度的实施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社会救助的兜底范围也倾向于缩小。在两种制度的衔接方面，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和大部分的扶贫制度的扶贫开发存在着替代关系，只有很少一部分项目两种制度有交叉关系。这是因为精准扶贫一般是属于生产性扶贫，而兜底扶贫则属于非生产性扶贫，兜底扶贫的对象一般没有生产能力或生产能力弱。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是仅有不多的两种制度有交叉关系的项目，但是这两种项目由于大部分地区要求贫困户也要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而多不被贫困人群所接受。有的地区国家负责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的全部费用，这则更倾向于社会救助中住房救济的范畴。因此有的部分应当由社会救助制度兜底的人群反而被扶贫制度所覆盖，其所接受的社会救助反而很少。或者可以由扶贫制度帮扶进行生产性扶贫的人群反而享受了社会救助的兜底。这体现了两种制度衔接关系的混乱和错位，对社会救助制度兜底作用的发挥不利。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作用是一个国家社会政策人道主义的主要体现，其不仅仅有助于社会公正，更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人类进步。在当前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下，社会救助制度兜底作用的发挥更有利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2020年之前全面脱贫实现全面小康。保证社会救助制度的兜底作用，不仅要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功能，保证社会救助制度各具体方面设计内容的可实施性、制度执行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更应当做好社会救助制度与扶贫攻坚精准扶贫制度的有效衔接，实现脱贫精准化。精准扶贫两年以来，社会救助制度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有着巨大的成就，这源于社会救助制度兜底作用的有效。发挥好社会救助制度在精准扶贫中的兜底作用，做好两者的全面衔接，实现全面小康指日可待。

作者:蒋从斌 单位:武汉大学

[参考文献]

[1]王广彬.社会保障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06).

[2]王延中.中国“十三五”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展望[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

篇5

高新园党工委  管委会

一、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一）项目建设方面。突出“五个一批” 项目工作的思路，力促加快项目投建。去年来，完成谋划项目40个；上亿元签约项目24个，总投资45.6亿元；开工项目16个，总投资22.8亿元；投产项目16个，总投资23.6亿元；增资项目6个，总投资11.2亿元。2018年23个，总投资37.56亿元；2019年25个，计划投资32.6亿元；项目前期5个。今年前3月完成工业投资11.5亿元。

（二）招商引资方面。去年来，我们坚持招大引强的思路进行择商选资，共引进35个项目，总投资53.5亿元，引进的项目质量均比较高，其中属高精密机械项目18个，总投资 20.8亿元，总部经济3个（当年实现纳税超过6000万元）；精密机械占到50%以上。同时，在县委县政府的帮忙引荐下成功引进诚毅学院、泰启力飞、罗普物等这些大好项目，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二、项目建设情况。

（三）确保首季开门红方面。前3月，完成规模工业产值48.3亿元，比增15.4%；固投11.5亿元，比增5.3%；技改投资9.6亿元，比增23.6%；实际利用外资3589万元，外贸出口2.35亿元；园地方级收入1966万元，比增35.6%。下阶段，要做好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专人跟踪负责制，加强与部门沟通协调，及时反馈情况，及时补缺补漏，确保各个经济指标实现开门红；二是强化服务保障，在做好招商引资、提升服务、培植好税源的基础上，按照五个一批项目工作要求，力促意向项目加快转签约、签约项目加快开工建设、在建企业加快进度；三是加强税收征管、应收尽收；积极运作落实新增贷款1亿元，加快商住地块挂牌出让，力争商住地块出让收入2亿以上，确保园区财税稳定运行。

（四）乡村振兴方面。一是打造特色产业，提升发展水平。以找准农村发展切入点，发展规划好“一村一品”，如院前村富硒茶山等特色产业的策划、包装、推介等，打造一批富硒产业链形成；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充分挖掘湖林村文昌塔、靖城村原红十五军政治部遗址、院前村凤山堂等历史人文资源，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聚焦脱贫攻坚，提升发展能力。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和资源，继续开展“雨露计划”、“企业+农户”扶持等活动，加强精准扶贫技能培训，提高贫困户产业发展水平。狠抓“精准滴灌”，落实省市县的相关扶贫政策，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狠抓“造血功能”，积极探索“主导产业(一村一品)+新型经营主体+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打造宜居环境，提升乡村风貌。结合文明创建、环境综合整治和移风易俗活动，做好垃圾收运、农村院落美化及乡风文明培育。通过标语、宣传册(画)、微信群等开展“立体化”宣传；园村主要路口(段)、村民组均放置环卫垃圾桶，配置保洁车、垃圾运输车，实行专人专管，分片清理，定时保洁；深入落实河长制工作，保持河道整洁、水体干净；加大焚烧秸杆、工地道路扬尘整治工作力度，着力打造“蓝天工程”。多方着力，推进田园、水源、家园清洁，打造天蓝、地绿、水清的宜居宜业的农村生活环境。

（五）民生短板攻坚方面。今年，我园安排五大提升工程，总投资5亿元以上。具体是：一、高新园标准厂房及工业邻里建设项目。该项目占地121亩，总投资约 2.2亿元，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计划分三期进行建设。由于投资体量较大，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及园区实际情况，我园计划通过由县或园国有企业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各村委会用土地或自有村财入股及向社会公开招商等形式进行融资开发建设。二、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及镇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含旧镇区）。该工程改造原有高新园污水处理厂的设计标准提高至一级A水平，并铺设园区内（含旧镇区）污水管道6152米 ，总投资约 4035万元，其中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项目投资2500万元，铺设污水管道项目投资1535万元，该工程建成投入运行后，将彻底改变园区污水收集率过低及旧镇区生活污水收集的问题。三、诚毅学院及丰田工业区饮用水工程。该工程主要建设铺设管道5公里，总投资500万元，将解决诚毅学院校区及丰田工业区1.5万人的饮用水问题。四、江滨公园一期工程。该项目实施建设江滨范围约300亩，总投资约 1.5亿元。目前已完成概念性规划。五、高新园道路提升工程。该工程共11个项目，总投资1.371亿元，其中新建道路工程有坂西路1258米、渠岸 路1214米、天月路1185米、靖东路北段277米、月岒大道北侧308米、林碑路北段308米、渠塘大道2345米、江滨路3182米、靖东路南段柏油路397米等9条、总长10.5公里左右，投资8937万元；道路改造提升工程有科技路“白改黑”1929米、靖东路“白改黑”1625米两条，投资4773万元。目前，共投入800多万元，正在推进院坂大道、观音山生态公园（三期）景观工程等。

（六）生态环境攻坚方面。持续推进以生态高新园、美丽高新园建设为载体，落实旧城区生活污水改造、农村综合环境治理、工业企业排污巡查治理等，不断完善高新园污水收集垃圾运行机制。计划至年底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纳入市政收集网管、旧镇区污水改造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等。

（七）脱贫攻坚方面。高新园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7户、贫困人口77人，至目前，完成100%脱贫任务。下阶段，继续巩固脱贫成果，发挥园区企业家的作用，建立园区干部、村干部帮扶挂钩联户制度，进一步细化措施，按照干部一线工作法的要求，压实干部包户责任，实行动态管理，确保贫困户不反弹。

（八）征迁工作。2018年我园计划新征土地3017亩分

别是：省道联十四线工程项目1057亩（其中涉及东坂、院前、靖城三个村近500门坟墓迁移），东坂村七期A地块190亩和七期B地块870亩，靖安村罗普特项目清理300亩，东坂村六期遗留扫尾清理600亩。去年至今，完成征迁2100亩，拆迁2.16万元平方米 ，解决征迁遗留问题项目27个，完成华祥玻璃等25个项目交地。下阶段，继续加大力度，确保完成全部征迁任务，保障项目用地。

（九）扫黑除恶、打非治乱及两违治理“六千百日会战”开展工作方面。去年来，我们充分利用宣传标语、横幅、微信群、高新园公众号等广泛宣传，张贴“通告”500多张、悬挂横幅标语28条、发放宣传单3000多份、悬赏通告500多份；设立举报箱和举报电话；6次联合组织派出所等进行突击排查KTV、足浴等娱乐场所13家，破获治安案件3件，查处酒驾2起。持续加大两违治理力度，共组织对精密机械园、天冠、绿杉、正紫云等地块进行强制清杂，对林碑路和靖城村旧农贸市场复耕等12场次保护性施工，累计拆除“两违”21户、拆违2.16万平方米；打击非法生产地条钢2家；打击非法采沙1次，查扣挖掘机1部。主要做到三个强化：（一）强化基础摸排。做好出境犯罪高危人员、“假绑架”诈骗、淘宝网购诈骗犯罪窝点调查摸排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为下步打击管控奠定扎实基础。（二）强化属地管控。依照属地管理原则，实行党政主责，明确园、村两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主体责任，建立园、村居高危重点人员管控机制，落实管控责任。（三）强化综合治理。全面动员发动干部群众，打击、管控、整治、教育多措并举，强力推进综合整治。加强网格化分类管理，明确挂钩干部，落实有效管控；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构建全覆盖、全环节的宣传防范格局。下阶段，还要保持高压态势进一步强化责任和管控，确保我园范围内没有发生电信诈骗事件。

二、下阶段工作

（一）全力跟踪，确保开门红。对照全年各项经济指标任务，抓开工、抓服务、抓调度，倒排时间，加强跟踪，强化措施，补齐短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在一些重要指标方面力争为全县多做贡献。

（二）全力推动，抓项目落地。实施挂图作战，任务分解挂钩到人、保障措施到位，推进今年安排25个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力度，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奖励、深化对接商会协助招商、以商引商等渠道，努力引办更多项目落地，在招引大、好项目上多做贡献，力争到年底再引进1个5亿元以上的大项目。

（三）全力督促，促园区提升。围绕大抓工业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保障落实好今年计划实施20个、总投资1.4亿元的标准化基础配套工程建设，提升园区配套水平;持续抓好生态环保工作，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园区环境质量。

（四）全力攻坚，破发展难题。一是解决好征地问题。全力加快征地扫清，保障好项目用地需求，确保今年20个项目顺利开工建设。二是解决好融资难题。要创新融资方式，盘活资源要素，通过探索PPP融资合作模式，与国有企业建立融资合作平台，运作商用土地拍卖办法，多渠道解决融资难题。三是加快问题项目化解，通过分类管理、一厂一策，逐步嫁接、化解问题项目。

（五）全力服务，抓作风建设。认真落实市县“三抓三比、十项竞赛”，扎实推进“三年三攻坚”活动，提高服务效率，精准高效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 坚持干部驻园制度，推进干部一线干事创业，完善干部一线考核机制，确保工作有效落实。

三、需要县里协调解决的问题

（一）征迁标准的问题。目前，高新园征迁方案是五年前制定，随着物价上涨的影响，当前土地征迁价格偏低已成为影响征迁难的一大因素，同时，我园境内因省道联十四线项目征迁标准比其它项目征地标准较高，建议我园其它地区（含五村一居范围）的征迁标准参照省道联十四线项目征迁标准执行（即土地4.3万/亩，地上附属物0.5万/亩，茶园补0.2万，对每个项目征迁提前完成任务的可每亩奖励10500元），需要县里出台文件进一步明确。

篇6

N：2009年你担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评估课题组组长，这是中国扶贫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对阶段性扶贫工作进行总体评价。是否说明经历了几次政策调整后，扶贫工作在当时已经进入了瓶颈阶段？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这个过程对应怎样的贫困人口结构变化？

L： 2000年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即将收尾的时候，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需要对十年政府扶贫发展战略的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过去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少，于是就提出了由第三方最好是学者牵头评估，希望能够对贫困的原因加以研究，对扶贫战略和政策的效果做出客观的评价。

贫困原因是很复杂的，政策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如何对这种作用进行估计和评价也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很多专业的知识。课题组进行了近一年的研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问题，例如扶贫标准过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扶贫效果、贫困户在扶贫资金分配中没有受到优待等。

扶贫过程中产生的腐败，最重要的问题一是扶贫资金的挪用，二是扶贫资金的截留，我们提出了如何进行制度化、规范化的意见，对于贫困县摘帽的问题，我们发现经过了十年的扶贫，每个地方脱贫快慢不同，一定要建立一个退出机制。

从国家的扶贫发展战略过程来看，80年代的时候，扶贫主要是关注农村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特殊的、特困的家庭比如五保户，这些人群当然需要社会救济，但实际上，这些人群占整个贫困人口的比例是很小的，大部分人可能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但收入还是比较低，因为农村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加上之前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多子女家庭生活确实比较困难。

后来采用国际标准对贫困进行测量的时候，突然发现中国的贫困人口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的，不仅仅是残疾人、五保户等特殊人群和家庭。那就面临一个问题，如果按照原来的救济方式，国家是没有这个财力的，所以才提出来“开发式扶贫”，是通过发展地区经济，带动一部分人脱贫，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来带动有劳动能力、特别是有就业机会的人群，增加他们的劳动收入。

“开发式扶贫”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应该说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也就是“八七扶贫计划”出台之前，这十年时间是中国贫困人口减少幅度最大的时期。经济增长、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脱贫效果。

但是当贫困人口减少的时候，剩余的贫困人口的结构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因病致贫的家庭、孤寡老年人，这些人占的比重慢慢高起来了。另外，有一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此，过去以县域经济发展为主的脱贫模式就要进行调整，从而提出了“整村推进”扶贫方式，也就是说从瞄准县，进一步瞄准村，从贫困县里找特困村作为重点的扶持对象。这个模式还是没有瞄准到贫困人群，现在的“精准扶贫”则是一个针对贫困人群的扶贫，进一步缩小了范围。应该说现在具备了精准到人群和家庭的条件，贫困人口所剩的数量比过去要低得多，国家财力在不断增加，另外，现在扶贫的技术手段包括贫困人口的识别，基本上能够做到了，可以更加准确地瞄准贫困人口。 贫困的原因不是单一的

N：现在绝对贫困集中在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区，贫困的根源除了这些地区的资源环境等自然因素，是否还有更多制度安排的原因？

L：我们对贫困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过去都认为贫困是没有钱，收入低现在则认为，贫困不仅是一个收入维度的问题，它是一个多维的概念。

贫困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比如，收入的贫困有可能是因为缺少教育机会，是人力资本的贫困。缺少医疗保障，就很容易变成因病致贫。自然灾害、环境恶劣、土地贫瘠这是大家都认同的贫困原因，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我们的户籍制度就是80年代致贫的一个制度约束。

现在来说，贫困的原因第一是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第二是因病致贫，因病致贫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国务院扶贫办根据建档立卡数据得出的是43%，有一些调查比这个数据还高。

此外，贫困人口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多子女的话，更容易陷入贫困。再有，很多地方确实很不适合人群居住，本来环境比较脆弱，后来的过度开发产生了更大的破坏。

探究贫困的原因，有很多人强调文化导致贫困，这个我不是特别赞同，人们的文化习惯其实是对自然环境、条件作出的反应。很多人说，越是贫困人口，就越是保守，不敢冒风险。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收入低，贫困人口没有办法承担风险，他想出去打工，又没有钱，那么借钱就要考虑将来能不能偿还，所以在寻找创收机会上，他们看上去比非贫困人口要保守、反应迟钝。所以，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 要重视执行是否产生偏差

N：现在看来识别贫困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地方上多采用民主评议的方式，而以前则更多是可视化原则，有时候直接观察的结果与民主评议的结果相差很大。应该怎么看待民主评议这种方式，怎么才能避免出现大量“假贫困”受益，以及像杨改兰那样被排除在低保之外的现象？

L：一般来说，瞄准贫困人口会有一定的误差，一种本来应该是贫困人口，但是没有把他纳入低保户；还有一种，本来不是贫困人口，把他纳入进来了，有些人收入很高，但因为和村干部关系比较好，就把他纳入到了低保户。前一种情况产生的问题应该说更为严重。

误差形成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宏观政策的执行存在问题，我们现在定的扶贫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800元，但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高于这个标准，有多少人低于这个标准，往往不是特别清楚。

在不清楚的情况下，上级部门往往就会分指标，比如一个县分到了3万指标，但实际的贫困人口可能有5万。在分指标的过程中，即使不考虑腐败等人为因素，也存在一些判断上的误差，最后变成有的地方不该得的都得了，有的地方该得的得不到。

第二，指标分下去之后，就是怎么识别人群的问题。实际上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很难算清楚的，算不出来的时候，就给一个指标进行筛选，比如一个村有十个指标，过去一般用民主评议、张榜公布的办法，而一旦采取民主评议，就和收入没有关系了，有可能会受到人际关系、家族利益的影响。

民主评议刚开始执行得不错，村民自己申请低保，然后由村委会、乡镇进行筛选，在村民大会上进行评议、张榜公示，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很难发挥什么监督作用，村一级就开始自作主张了。所以，瞄准是大问题，如果没有一套好的监督机制，往往就会走向偏差。

N：扶贫执行中也有很多问题，比如产业扶贫就面临土地集约、农产品没有市场等难题，一些地方提供无息贷款鼓励村民发展电商，但效果并不好，还有移民搬迁后如何就业等。怎么才能更有效地扶贫？

L：现在的策略是“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发展生产这部分主要是农业为主的产业，针对的是有土地、有劳动力的家庭，提高他们的农业收入。

过去对农业发展、产业扶贫强调比较多，而现在贫困人口当中，有土地、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已经越来越少了。

金融扶贫始终是一个相对比较滞后的方面，所有的金融部门都不愿意从事扶贫，首先是没有效率，其次风险非常大，穷人没有抵押，而银行还是倾向于有抵押、有一定收入预期和发展前景的，所以金融扶贫到目前为止做得不好。

移民搬迁有成功的，但是不太多。移民搬迁都是以政府主导，不太考虑农民自己的利益诉求，农民不一定认为合适。搬迁以后面临再就业的问题，再就业往往是很难的。搬迁过去之后又没有了土地资源，仍然面临很多实际困难。

精准扶贫作为一个理念，大方向是对的，也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在执行中，会面临很多偏差，首先是精准识别确实有困难。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地方政府在扶贫上的目标和动力并不是完全与大方向契合，为了更加省事地完成上级任务，地方政府可能会找一些更加容易产生扶贫效果的，比如一两年之内，收入就能达标的家庭。因此，每一个环节建立监督和评估机制是非常迫切的。 不能只把他们看成弱势人群

N：政府虽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但目前仍是政府主导的模式，社会资源没有被调动起来，这是影响扶贫效果的原因吗？

L：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的社会扶贫也主要是由政府来组织和安排的，民间组织、慈善组织和公益组织的空间仍然不是特别大，有很多限制。很多公益组织都愿意参与扶贫，但政府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心。这方面应该进一步放开，让社会组织积极投入到扶贫，光靠政府是不够的。这的确是一个薄弱环节。

N：现在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路仍然只是针对收入性贫困本身，而不是针对收入分配和社会发展机制作出的改变，相比绝对贫困，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是不是更值得重视？

L：贫困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说它是一个原因，只能是现在的贫困会带来将来的贫困。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收入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制度建设方面导致贫困状态的问题。

为什么农村的贫困要比城市的贫困多得多，因为在过去的制度安排上，由于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农民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对贫困人群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且要有更加公平的权利和机会。除了更多自由之外，有更多享有公共服务、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机会。

所以，不仅要关注收入，还要关注他们的社会参与机会、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等等。实际上，收入问题基本上都是短期问题，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长期问题，是那些非收入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把他们看成弱势人群，给他们一点好处，更多要关心他们的发展机会和能力建设。 新闻链接

7000万人脱贫攻坚战

2015年11月27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个中央工作会议。明确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3大目标具体对应的是7000多万人、592个贫困县以及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自1986年“七五规划”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以来，扶贫就一直是三农工作的重点。2014年，中央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层层传导的高压态势可以说前所未有，贫困地区干部的工作重点大多已经向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倾斜。

与以往的扶贫相比，精准扶贫更重要的是机制创新和打通“最后一公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托住社会底线的问题，更是深化改革的体现。

精准识别

仅从字面来看，精准扶贫当然首先是精确找到贫困人口。在过去30年的扶贫工作中，无法做到精准识别，一直是影响扶贫效果的基础问题。

无论是从80年代以贫困县为单元，还是2001年开始的以村为单元，扶贫对象的瞄准和有效分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直至2014年，《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按照现行规定，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以下即属于贫困人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人，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区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6年时间减贫7000多万，这意味着每年要减贫1170万，平均每月减贫100万。这一目标对各级政府产生的压力可以想见，而且这一压力还在不断强化。

尽管自2014年开始，各地都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组织实施建档立卡，但是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看来，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没有被包括在建档立卡范围之内。在一个贫困村，谁是贫困户是很容易识别的。但是，一旦介入收入指标以及其他附加条件，识别贫困的过程变成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资源博弈过程。

机制创新

第二个问题则是如何受益的问题，也就是扶贫机制。过去几年中，扶贫机制的创新多集中在以小额信贷为主的金融领域，而现在，这一“传统项目”仍然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新的机制和措施也开始实践，比如电商扶贫。

在诸多创新举措中，有一项更值得关注，那就是《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所提出的“资产收益扶贫”。所谓的“资产收益扶贫”，即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或部分支农资金，以投资招标的方式形成资产；再将其股份化并授予贫困户，以增加贫困人口的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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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最近几年，国家大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积极成效。2013年以来，中央层面核准项目数量减少90%以上，据抽样调查办理时间也缩短90%以上，相关改革举措激发了社会投资活力。会议提出，拿出更多优质资产，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入各类投资，回收资金继续用于新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实现良性循环。引导政府出资的投资基金重点投向公共服务、脱贫攻坚、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大对中国制造2025的支持。会议更加明确了国家力促经济“由虚转实”、放宽社会领域投资的政策导向。这不仅有利于提振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同时对于激活社会投资、吸引外资和社会资本以PPP模式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亦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回暖，1-5月份累计投资增速6.8%，明显好于去年全年3.2%的水平。下半年民间投资状况有望继续改善，尤其是制造业投资增速的持续回升，将会进一步提振民间投资。可关注ppp概念个股：东方园林、碧水源、铁汉生态、葛洲坝、博世科、苏交科、美晨科技、新筑股份、达实智能、隧道股份、腾达建设、龙元建设等。

【阿里正式了语音音箱产品声纹支付购物功能亮相】

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夏季新品会上，阿里正式了语音音箱“天猫精灵X1”。据现场介绍，X1的大小比亚马逊的Echo苹果的Home Pod，阿里专门为这个产品定制了一颗Smart Audio专属优化芯片。

【共享单车团体标准在上海取消对70岁以上年龄限制】7月5日，《共享自行车》三项团体标准在上海。这三项团体标准由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与天津自行车电动车协会联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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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准扶贫扶贫资金；产业扶贫农村发展；对策建议

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在由政府主导下的全社会扶贫，政府主导扶贫政策的制定，同时主导资源和人员的调配，多年来，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多方参与，通过行政的力量动员和安排党政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定点扶贫，有力地推进了贫困地区经济和农村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扶贫开发的成就举世瞩目[1]。截至2015年，宁夏贫困人口由101.5万减少到58.1万贫困发生率也由25.6%下降到14.5%，农村贫困家庭户大幅减少，收入水平快速、稳步提高，生活质量得以改善，民族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村人地关系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扶贫开发基本已经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向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2]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合理分配，逐渐消除城乡“二元制”结构，成为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战略。然而，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面临的发展障碍仍然较为突出，阻碍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亟需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和相关利益方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和政策，突破过去长久以来“输血”式扶贫开发模式，因地制宜，加大智力扶贫、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力度，统筹少数民族扶贫工作，把握家庭户的实际需要精准滴灌，精准监测、跟踪管理的新路子，加快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3]从2014年开始，我国开始对国家级贫困县尤其是民族地区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摘帽”任务，该政策是我国新时期下扶贫开发的重点和核心内容。开展精准扶贫战略，核心是因户因地施策，从致贫原因入手，明辨贫困类型，区分贫困差异，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目前，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不仅规模大、分布广，情况复杂，脱贫摘帽难度大，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国家级贫困县地区的发展和转型、贫困家庭是否脱贫事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成败。文章旨在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典型区域的调查，归纳并分析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新时期下实施的精准扶、精准脱贫政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及障碍，进一步探讨未来4年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全面脱贫攻坚政策创新与对策建议，希望能为“十三五”期间民族地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任务提供必要的指导，为实现全面脱贫摘帽任务，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理论参考。

1 精准扶贫的内涵

2013年，总书记在调研时，就提出“精准扶贫”概念，重点强调扶贫任务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并指出“实施扶贫开发，不仅要整体联动、有普遍的要求和策略，还要强调重点、突出对特困村和特困户的帮扶”。2015年6月，在贵州省组织召开的“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重点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并积极提出“四个一批”、“六个精准”等精准扶贫开发理念和攻坚计划。“四个一批”指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从而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六个精准”指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2 调研数据分析

2.1调研方案

按照统计原理，此次调研分成3组，分别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家级贫困县海原县和同心县等贫困地区开展调研，共覆盖两个县，随机抽选了四个村105个家庭户，开展了对当地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情况的调研，同时深入该贫困地区实地考察具体落实程度，对个扶贫开发的各利益方（4名村干部，39户贫困家庭、11户脱贫家庭、52户非贫困家庭）进行相关问题的问卷调研和访谈，共获得有效调查问卷102份。

2.2 调研问卷的统计分析

受访的农户的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36-60岁之间，比例达到67%，贫困县的村落的劳动力较少；同时接受调查的家庭户成员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高达81%，而非贫困家庭人口学历基本上在高中及以上。半数以上的受访农户极其重视国家开展的精准扶贫政策，然而具体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农户户仅有31%的人，而且在贫困家庭中，有51.85%的人认为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对自己有帮组。

2.2.1 基础设施帮扶是贫困县村落家庭户的最大需求

通过此次调研发现，几乎所有贫困户都有强烈的脱贫遗失，然而受制于自然条件，希望政府能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技能培训、发展特色产业，提供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帮扶，分别占样本的52%、12%、12%、13%、1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贫困户的最大诉求，其中从事农业生产是贫困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达到了75%，有大部分农户希望通过发展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和养殖来增加收入以脱贫致富，还有少数农户希望政府能设立门槛较低的农村创业专项资金，加之自己已有的相关技术，自主创业以帮助家庭致富。

2.2.2 特定区域的贫困户需求反映了致贫因素的差异性

区域内不同功能区域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和不同程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区域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一般拥有较好的资金、基础设施建设，而落后区域拥有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生态资源优势[4]如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分布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区域，由于资源、观念和环境的限制，贫困县的贫困差异也有极大地不同，致贫因素和类型更是存在区域性特征。此次实地调研、考察发现，就宁夏而言，贫困家庭户致贫的原因是农户主要从事低级、分散、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收入渠道单一，比例达到了40%，然而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该区域农业生产的好坏主要取决于降水量的多寡，基本上是属于看天吃饭的地区；同时，占30%的农户认为家庭缺乏足够的劳动力也是该地区贫困家庭的重要因素，从问卷和实地考察得知，该区域的家庭户成年劳动力且能够劳动的人数较少，大都数家庭至少都有2个及以上子女需要抚养，比例达到了54%，却只有1个劳动力的家庭占到了46%；农业技能和素质低、子女上学负担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抚养老人和疾病等都是该民族地区贫困户陷入贫困的重要因素。

贫困户的贫困需求也也有极大的差异，缺乏劳动力、家庭成员抚养和赡养负担较重的贫困户极力希望政府能够切实给予相关社会保障帮扶，减轻家庭负担；那些认为因自然环境恶劣致贫的贫困户希望政府能够改善基础设施，帮组他们抵抗自然灾害。我们还了解到，部分农户的子女虽有一技之长，主观上想通过自己创业来改变现状，然而缺乏启动资金和相应的社会环境，这部分人希望他们能得到资金上的大力支持。由此可知，贫困户的致贫因素及诉求与该区域特定的贫困特征是相吻合的。

2.2.3 贫困户的年龄结构影响帮扶诉求

60岁以上的贫困户的诉求多数为社会保障、医疗和解决生活困难，相应在自主创业和主动生产方面的意愿降低，明显趋于保守，此年龄阶段的贫困户大都选择“节源”型帮扶，这说明解决自己生活问题是60岁以上的贫困户最为迫切的诉求，当然，仍有部分贫困户有一定的生产意愿。

60岁以下的人虽以从事种植业为主，但有不少人通过外出务工和经商获得收入来源，这部分人的主要帮扶诉求希望获得相关技能尤其是劳动转移技能和资金上的支持，由于他们年轻力壮，劳动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都较强，强烈希望通过创业和发展特色农业来脱贫致富，相比较于45岁以上的贫困户，对社会保障和医疗的诉求比例要小，这表明年龄越小，主观上越希望提升自身能力获得持续的收入，属于积极开源型，即贫困户对“生产发展型帮扶”的诉求较大。

2.2.4 自然条件影响贫困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

在调查的农户中，约有46%的贫困户都拥10亩土地左右，且田地集中连片，特别适合规模化种植，占47%的农户都希望从事村里特色农业的发展，部分家庭户也通过种植枸杞、葵花、核桃等实现了脱贫，然而许多贫困户主要的作物却是经济价值较低的玉米，附加值不高，收入有限，尚处在贫困中的家庭也希望种植经济附加值较高的作物增加收入，然而该地区历来较为干旱，年降水量较少，加之相应的农业基础配套设施很落后，尤其是灌溉条件较差，这严重制约了村里特色农业的发展，尽管贫困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强烈积极性，但自然条件带来的风险令他们望而却步。因而，如何突破自然环境的制约，加强对贫困户的相关农业技能的培，因地制宜地建立完备的农业基础配套设施系统成为了真正扶贫致富是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当前政府转变由过去输血式扶贫模式到贫困户自己造血模式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2.2.5 贫困户的参与度影响扶贫效果

贫困户参与度指的是贫困家庭户参与制定村级扶贫计划、规划和相关扶贫利益方的互动程度。通过调查发现，积极了解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与扶贫帮扶队建立紧密联系和参与村级扶贫规划讨论的农户对自己是否能够摆脱贫困有较强的信心，农户表示，通过积极参与，一方面加深自身对扶贫政策的理解，重要的是还能够让扶贫相关利益方精确地了解自己的困难和致贫的根本原因，从而对症下药、精准滴灌。

3 精准扶贫政策问题剖析

3.1 完全以家庭收入作为贫困户的唯一识别标准存在缺陷

调查发现，贫困户的识别中有贫困户漏选现象，即真正需要帮扶的人不再扶贫对象之中，有15%的被访家庭户认为建档立卡中漏选了一些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户。根据贫困内涵的层次，贫困不仅指收入贫困，还包括人类贫困（如教育、健康贫困等）、知识贫困（如信息贫困）、以及生态贫困，这四类贫困体现出递阶层次的形式：收入贫困体现经济发展向度、人类贫困体现出人类发展向度，知识贫困体现知识经济社会发展向度，生态贫困体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向度，逐层递进。[5]目前，我国识别贫困户的主要标准是依据收入状况，用收入水平高低描述和分辨贫困程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在识别贫困户时仍然有一定的缺陷，实施困难，具有难选、漏选的问题。一方面，农户个体真实收入很难准确、及时获知，而且测量难度很大，统计范围也难以确定，所以收入识别标准很难操作，依据收入标准所分辨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差异很小。另一方面，收入无法全面反映农户的贫困状况，更不能反映除收入外的其他方面的贫困状况，如因疾病、学习、婚姻等导致的贫困。由于没有科学、可靠的收入统计口径，尽管有具体的贫困标准线，统计方依旧难以按收入多寡来区分贫困与否，因而只能凭借助村民民主评选出或由村民集体推荐等方法实现贫困户的选择。虽然该办法操作便利，但存在较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极易受人操控，致使漏掉真正的贫苦户。另外，由于指标有限，无法完全满足每个人的诉求，处在贫困边缘但又确实贫困的农户很容易被忽略，这会加剧农户之间的矛盾。

3.2 农村缺乏对贫困户的跟踪管理，尤其是政策性转移人口

目前，由于精准扶贫机制尚不完善，扶贫相关利益方仅重视如何降低相关脱贫指标，忽视扶贫的重要过程。由于贫困家庭所处的地理位置、具备的知识技能不佳，等多地暴露于风险事件（如自然灾害），加之穷人拥有可以用于风险管理的资产少，贫困家庭更加具有脆弱性，这一观点已经广为接受[6]经过此次调研发现，许多脱贫户自主发展能力和承受风险能力仍然较弱，因灾、病和社会适应性弱等原因返贫率仍然较高，比如，不少生态移民等政策性转移人口表示，转移前的所在地给予了一次性的帮扶，暂时性地到了城镇，但是对于没有任何技能和持续收入来源的转移入口，面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临近的农村，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基层缺乏一套对贫困户状态动态监测、跟踪管理科学、系统的机制，这样很易造成“被脱贫”、现象。

3.3 村级扶贫组织不够健全，缺乏高素质的专门帮扶队伍

精准扶贫成功的关键在于基层组织能否高效地落实相应的具体政策和规划，是保证精准到户的基本单元，基层队伍扶贫工作任务繁重、责任巨大，因而拥有一支素质高、积极性高、觉悟性高、行动力高的帮扶队伍对于具体开展扶贫开发的行动有位重要，但由于扶贫组织结构缺乏征对性，实施队伍人员不足，通常是一人兼职多种植物的功能，且这些基层人员文化水平较低，有的甚至仅有小学水平，这很难适应极其繁重的扶贫工作任务。另外，受访的村干部表示，他们连最基本的稳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管理扶贫日常工作的人员一班都是自己在家里进行，扶贫工作力量和组织薄弱，尤其是村、镇两级缺少专职、稳定的帮扶工作人员，村一级帮扶工作任务主要由村干部全部承担，这极大地降低了扶贫策略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4 缺乏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门槛高

调研国家级贫困县基层单位大多认为财政给予专项扶贫资金基本无法满足扶贫任务需求，通过层层分解，最后，村级组织获得的扶贫资金满足不了整体的扶贫要求，加之国家级贫困县自身财力薄弱，分配资金的能力欠缺，这更加剧了村级扶贫资金的到位难度。如，同心县杨家湾村的村支书表示，他根据村里的贫困状况和实际扶贫要求制定了一系列规划，然而就因为扶贫资金不足、资金使用的诸多限制、门槛高而无法付诸于实践，另外，由于扶贫资金少而分散致使使用效率低，发挥不了规模效应，扶贫效果往往达不到既定的要求。如，有村民表示，尽管知道有专项的互助资金，但却完全不知道如何获取及使用，使用过互助资金的对其的反馈也不是很看好，认为资金太少基本做不了什么，因为程序麻烦而干脆不用的现象很普遍。

3.5 贫困县的基础建设较落后，尤其是农业基础配套设施，亟须改善

多年来，尽管国家和地方在这些国家级贫困县投入了大量的基建资金，贫困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观，但村与村之间，村与主干道之间的公路仍然非常落后，部分贫困县交通通达程度较差，这也极大地限制该区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某县村里道路泥泞，居住环境十分恶劣，目前还尚未实现便利通达。与此同时，某些区域乡村公路规划时缺乏对本地区交通需求和地理环境状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部分道路重复建设更是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建设浪费。此外，贫困县地区农业基础配套设施、水利灌溉、特色农业技能推广度都十分薄弱，加上信息网络建设落后、区域较为封闭、交通物流成本较高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交易成本，这严重阻碍了本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52%的被调研农户希望能加快农业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加大对水利灌溉系统和农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同时，要求在饮水、信息、网络、住房、交通等方面能的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贫困户脱贫的最基本的保障，它的好坏直接影响扶贫政策的落地实施。

4 政策建议

4.1 健全贫困户识别标准体系，因人因地施策、科学地推进精准扶贫战略

为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精确到户，实现靶向治疗，需要在目前已有的贫困户识别标准和立卡建档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建档工作信息与相关资产登记相结合，强化各个组织、部门之间合作，紧紧依靠大数据、云计算系统管理贫困家庭的基本数据信息。同事，为了更加精准地对症下药，精确滴灌，要进一步从多方位、深程度、客观地测量贫困家庭、贫困地区。改变原来仅以收入作为唯一的衡量困的指标，要将家庭户收入和生产能力、可剩余支配能力、购买能力、抵抗市场风险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贫困家庭识别与区分标准的综合指标体系。依据贫困区域和类型的差异性，精准扶贫应重点对贫困户进行分区（片区、流域）、分类（不同对象）、分级（贫困程度）识别，建立扶贫家庭户实时动态数据库，加强与贫困户实时联系和跟踪管理，对待不同贫困程度的贫困户要因人实施差异化的精准帮扶措施。例如，对60岁以上生产能力较差的贫困人口政府要重点解决其生活困难，相应的政策性社会保障要有必要的倾斜；而对于60岁以下，特别是具有较强生产能力和劳动积极性的贫困户，政府更多的应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更要加强农业技术的帮扶，对于那些劳动能力较强的贫困户主要以劳动转移技能培训和资金上的帮扶为主。

扶贫活动的开展需要一套科学的瞄准机制，而瞄准机制的确立又依赖于科学的贫困监测，因此扶贫监测对于扶贫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尤其是村级瞄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7]扶贫开发工作是一个长期、连续、动态的过程，因而为防止贫困户重新返贫，要建立贫困户的退出指标体系和脱贫户生活状态实时监测系统，适时帮扶，解决返贫、被脱贫问题、不断巩固脱贫果实，比如，对于脱贫户，要实时、连续监测其目前的生活、家庭变化状况，依据与本地区的整体生活条件标准对比，即时改变帮扶对策。

4.2 加快基层扶贫组织、队伍的建设，精准设置专职扶贫公务员，明确权责

县一级是中国农村扶贫的基本单位，在整个农村扶贫工作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对县内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选择和瞄准。而这种瞄准的准确性直接影响整个扶贫政策和投资的扶贫效果。扶贫资金的投向、扶贫项目的实施地点和项目能不能取得扶贫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扶贫领导小组和扶贫部门的决策。[8]通过本次调研发现，村级扶贫组织及其混乱，扶贫管理人员缺乏且素质有待提高，因而，健全贫困地区县、镇村等基层扶贫组织，精准设立扶贫专业管理人员，提高扶贫管理人员的素质，明确扶贫管理开发人员的具体职责和权限成为了当前基层扶贫的重要工作，也是实现宁夏民族国家级贫困县地区脱贫摘帽的基础和核心。一方面，积极落实扶贫管理人员驻村机制，加强扶贫管理支援与扶贫对象的联系，实时反馈、解决帮扶过程中的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新的帮扶方式，吸引高校毕业生从事扶贫开发基础工作，设置扶贫专职公务员，明确专职公务员的权责，以优厚的待遇提高其工作积极性，从而提升扶贫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4.3 充分l挥区域优势，突出产业扶贫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调研的贫困县区域多数贫困家庭缺乏劳动力，在家的普遍都是妇女和小孩儿，许多土地都为充分的发挥作用，由于种植技术、资金、劳动力和传统观念的限制，依然种植的一些经济价值较低的农作物，然而许多受访农户表示想通过发展本村的特色农业，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链解决自身就业和致富。为此，贫困县区域可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突出产业扶贫在帮扶中的重要地位，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吸引外出务工人人员返乡从事特色农业的发展，增强扶贫的队伍，还能借助返乡人员在外学到的相关技术和观念推进产业扶贫的进程。同时，由于农户资金不足，相关扶贫机构应积极地帮助农户解决初始投入资金问题，建立特色农业发展的专项帮扶资金，设置农业技术培训、指导机构，打通农户产品与销售市场的信息获取通道，全方位地做好农户发展特色产业的保障工作。让产业扶贫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贫困地区走向小康。

4.4 加大县级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整合、优化资金的用途，减少审批程序

从与村干部的访谈中得知，他们纷纷表示村级扶贫资金较少，且资金的下方要经历层层审批，获取的难度大，时间较长，扶贫开发工作进程缓慢。鉴于此，县级政府理应强化整合扶贫资金，协调各个部门的扶贫开发工作，合理布局资金的分配模块，强化资金使用的集中程度，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在最需要解决的基层扶贫开发工作上，即集中力量扶贫，稳步、快速提升扶贫开发工作的效果与效率。逐渐扩大基层组织的资金运用与人事调整、管理权限，加强各级组织资金使用的监管。给予基层扶贫组织尤其是村级机构一定的财权，准许村级机构依据贫困村最为迫切的现实需要，灵活地使用扶贫资金，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上级管理部门可通过实时检查、督促或第三方评估的模式来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管力度，从而避免资金灵活使用而导致的违法乱纪问题。扶贫项目是否精准，基层组织和人员最有发言权，不少受访干部建议上级应简政放权，把扶贫资金项目的申报权下放到县。这样，贫困村农户更清楚他们的直接利益和应该申报的迫切困难，应给予县级、村级部门更加灵活的项目资金使用自、调配权，由贫困村农户代表民主甄选对贫困户增收和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作用显著的扶贫项目。

4.5 重视贫困户、贫困区域的协同发展，在扶贫时应突出“家庭户”的地位

加快贫困区域的基础设施、产业与现代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贫困农村内生性、造血式发展，根本解决贫困区域人口的重要基础。通过科学、合理地推行扶贫开发政策、推进扶贫开发精准化[16]，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后发优势和区域特色，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转型发展，在今后4年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应重视贫困区域和贫困户的协同发展，一方面，加强贫困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土地整治、生态治理工程等的建设和治理，为贫困地区的农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硬件环境，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贫困区域特有的生态资源、特色农业的后发优势，在以贫困家庭户为主体，相关的基层帮扶机构和队伍为辅的指导相结合，营造一个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同时精准帮扶迫切需要的农户。随着推进扶贫区域的整体功能转型，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区域的贫困人口，促使国家级贫困县贫地区由生活型向生态型转变。同时，受贫困家庭和农户个体的能力约束，仍有一些贫困家庭或个体存在。这部分人的生活变化和福利改善，需要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策略，以及低保兜底的途径给予妥善安置。

参考文献

[1]王国良.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M].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2005，（6）：267-270.

[2]郑志龙，丁辉侠，韩恒，孙远太.政府扶贫开发绩效评估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251-252.

[3]关于加大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扶持力度的建议[N].联合日报.2016-8-23.

[4]韩劲.走出贫困循环[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4）：140-141

[5]向德平，黄承伟.减贫与发展[M].科学社会文献出版社，2016，（2）：28-30.

[6]李丽.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2）：27-29.

篇9

两大农村工作会议分别对2018年的“三农”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一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二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四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五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六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七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对农业农村经济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强调实现工作导向的重大转变和工作重心的重大调整，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表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主要有乡村观光旅游休闲产业、“互联网+”农村电商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业等四大产业要发展。与此同时，聚焦农民问题一定要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各类企业，要帮助普通农民实现和市场的对接，要让农民在现代农业过程中有获得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的七条实施路径中，“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被摆在重要位置。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基础正是对城乡关系、变化趋势和城乡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并不矛盾，城市和农村是命运共同体。现代化不能够建立在城乡分割的基础上。要通过城市的发展、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带动农村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可以带动农民就业，还可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到城里落户。

篇10

【关键词】电子商务；农村经济；精准扶贫

引言：

农业经济在我国经济全面均衡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据大数据统计，我国贫困人口仍然很多，依旧存在农民增收困难，农产品标准不统一、产品滞销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国家政策对电子商务颁布了许多扶植政策，建造电商平台配合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以此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产品“卖难、销难”的问题。文章针对电子商务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做了相应探讨。

1、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问题

1.1农业生产模式单一

在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伴随的是发展缓慢的农业经济。如今的许多地区采用的生产方式仍然是最原始、最传统的。正是由于这样信息落后，技术落后的生产方式，才导致了劳动力的浪费，而且使得农业的产量也不能够令人满意。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提高农业生产率、扶植农业经济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随着我国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提高农业产出率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近几年，部分地区对生产农业的先进器具进行了引进，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差距还是较大的，这也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缩短差距。

1.2农产品标准化缺失

农产品的种类有很多种，如玉米可分为黄马齿形玉米、白马齿形玉米、甜型玉米、糯型玉米等，由此导致了人们对农产品的标准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购买农产品时会出现下单困难。比如农产品的甜度、口味、成熟度以及快递过程中的变质、损耗等问题都影响着买家的体验。另外，中国作为货物贸易大国，不仅出口本国的农副产品，同时也要引进进口农产品，在这过程中，进口农产品由于地区差异，其价格、质量和规格并没有统一，而且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大多选择进口农产品，这也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2、电子商务在农业经济发展可行性分析

2.1利好政策有利驱动

随着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作为新型经济模式的电商，其范围由城市到县城，由县城到乡镇，变得更为广阔，由此引领着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然而电商渠道的普及并不是自发的，它是在政府主导下由上而下的一场重大的攻坚行动，政府政策给了很大的支持。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其中明确提出把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以建档立卡贫困村为工作重点，提升贫困户运用电子商务创业增收的能力。依托农村现有组织资源，积极培育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改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环境。2018年国务院的《关于同意在北京等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的文件中，明确了新设一批综试区，逐步完善促进其发展的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推动跨境电商在更大范围发展。一系列电商利好政策的同时都在表明政府对农业经济的扶植。

2.2丰富农业资源有力支撑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在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实施精准脱贫、促进着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农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在一方面也体现着乡土特色以及本地文化。通过电商途径，将农产品展销出去，不仅可以宣传本地文化，推动本地旅游文化以及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将当地农产品品牌与外界消费者相连接，解决农村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去，农名收入低的问题，从而拉动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白沙黎族自治县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的农产品量多质优，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以及信息滞后等问题，白沙的经济情况并不好，随着电商平台的引入，白沙特色农产品异军突起，在国内农产品市场上活跃起来。电商的助力白沙农产品在市场上变活跃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白沙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所以说丰富的农业资源是电子商务在农村实行的有力支撑。

2.3多元市场机制的全面推动

电子商务在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要更好地发挥电商的作用仅靠政府的支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电子商务市场发展机制，鼓励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参与到电商扶贫策略中并且给予电商一定的自由。电商在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更有实力，很容易成长为核心和龙头企业。政府应当增加农村互联网普及范围，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进先进的培训讲师对农民进行农业知识的培训，并且根据农村当地特点制定相应政策，以此增强电子商务在农村经济中的影响力以及推动力。随着互联网在农村的日益普及，农村电商用户不断增长。据统计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在全国网络总零售额中的占比越来越大，据此我们可以推断电商在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的前景广阔，这将会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农业经济体系完善，农村电商将会成为引领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器。

3、电子商务在农业经济实施有效途径

3.1搭建平台推动农村电商大格局形成

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区域，虽然拥有着天然的自然环境，质高量优的农产品，但是他们也面临着“卖难、销难”这一问题，原因就是因为其农产品不够商品化，打造的品牌力度不够，销售渠道传统单一，这样才使得农产品出现滞销，卖不出去的问题，这严重阻碍了农村的脱贫致富和农村经济发展。为此搭建有效平台来扩大电子商务的带动作用势在必行，我们可以依托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大型线上平台，配合农村超市、农村合作社建立电商服务站，搭建由城市到县城，由县城到乡镇这样的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大型电商网络平台，进而形成电商下沉的电商大格局，进一步拓宽电商的服务范围，加强电商对农村经济的引领力，更好的针对农业经济，让更多的农民得到实惠。

3.2创品牌赋予农产品品牌意义

平台的建立只是特色农产品接触外界的一颗嫩芽，我们的目的是让农产品走出去的同时提高农业经济的发展，这时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就凸显了出来。建立产品品牌可以有效地解决农产品滞销、农民增收困难；特色农产品“小而散、乱而杂”、知名度弱等一系列问题，还可以规范农产品的设计、包装、质量等方面问题，同时借助QQ、微信、微博等大型平台对农产品进行宣传、推广，从而有效的解决农村经济的问题。

3.3增能力增强电商“造血”功能

农村电商只是农村经济的助推器，仅仅起到输血的作用，如果农民想要脱贫致富仅靠电商的助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自身的“造血”功能。我们都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只有自身掌握了技能才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农村经济也是如此。所以要实现农业经济的真正发展，就需要提高农户自身能力，配合搭建的各方平台，加上专业的培训讲师的授课，以此来增强农村经济的“造血”功能，同时农村当地的龙头企业也要“大手拉小手”，帮助农业经济发展，加快农民增收脚步。

4、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