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扶贫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旅游扶贫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乡村旅游；扶贫；可行性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1. 027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1- 0048- 04

0 引 言

旅游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最早起源于人们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即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意义以及造成的负面影响方面的研究。真正将旅游业发展与消除贫困联系在一起是在1994年4月，英国发展局（DFID）在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扶贫旅游（PPT）的概念，指出PPT是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报告指出“贫困人口可以从发展旅游中受益，但是扶贫旅游不是一种旅游产品，也不是旅游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把旅游作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我国对于旅游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的概念、旅游扶贫的发展战略、旅游扶贫的效应、旅游扶贫的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高舜礼（1997）认为旅游扶贫的目标地区主要是具有一定旅游发展基础的经济欠发展地区，旅游扶贫的目标不仅仅在于脱贫，还在于在脱贫的基础上致富。朱明芳（1999）以野三坡旅游开发为例，对旅游扶贫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政府在旅游扶贫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刘向明（2002）对在旅游扶贫过程中“政府主导”论和“市场主导”论展开了比较分析，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政策扶持和积极引导，在贫困地区的旅游被激活后，发挥主要作用的应该是市场。

1 呼和浩特市各旗县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情况

1.1 城乡收入虽然增长较快，但城乡收入差距大

在“十一五”期间呼和浩特市各旗县的农村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人均纯收入从2006年的5 308元到2010年的8 746元，2010年内蒙古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 529.6元，但远低于呼市城镇居民25 174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呼和浩特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倍，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参见图1）。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吸引城镇居民到乡村进行旅游消费，农村居民以提供旅游服务来增加收入，是一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行策略。

篇2

近年来包容性增长理念在国内外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同。本文分析了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旅游增长的概念与内涵,提出了以旅游系统为框架的包容性旅游增长实现机制,并对该机制进行了系统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的详细解析。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加强产业融合、扩大旅游需求、加强旅游扶贫、优化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提高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是包容性旅游增长政策的基本立足点。结合我国实际,本文提出应通过拓宽产业融合广度和提高其深度之政策来推动实现我国旅游业外部包容性增长。针对旅游业内部包容性增长,本文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出台全国性的“国民休闲计划”,大力发展国民旅游;加大针对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力度,创新旅游扶贫方式;发展社区利益型旅游业,优化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强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多层次的旅游公共服务系统。

关键词：

包容性旅游增长; 旅游系统; 实现机制; 政策建议

收稿日期： 2011-02-21; 修订日期： 2011-05-20

作者简介：

王京传(1977-),男,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学理论。李天元(1949-),男,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旅游学理论和旅游市场营销。

1 引言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是由世界银行(WBG)和亚洲开发银行(ADB)提出的。2003年12月,世界银行出版的《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世界经济)》政策报告提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问题(蔡荣鑫,2010)。2004年5月,亚洲开发银行的《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持续性减少贫困的包容性增长:基础设施发展的强化角色》报告初步界定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提出要通过提高穷人的市场进入程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手段来引导穷人参与经济增长进程(Ifzal,Xianbin Yao,2004)。亚洲开发银行(2008)的《2020年发展战略》(参考文献1)将包容性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区域融合列为其三大战略支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已经将其“国际减贫中心”改名为“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re for Inclusive Growth/IPCIG)。2010年11月,该中心提出包容性增长不仅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手段,更是在应对经济危机基础上对未来发展和繁荣的投资(IPCIG,2010)。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始于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在北京主办的“以包容性增长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研讨会

Asian Development Bank.Reducing inequalities in China requires inclusive growth［EB/OL］.,20041123.。包容性旅游增长运行中,各主体参与竞争的机会是平等的,其博弈关系的表现应该是公平竞争和平等合作。

同时,社区居民参与机会和获取收益机会的平等则要以不断扩大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经营、管理等活动为基础,提高其在旅游收益分配中的份额。这既是旅游业综合功能实现的途径,又是旅游业因使用当地经济资源、占用当地公共设施以及负外部性而应当给予社区居民的报酬或补偿。当前,我国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合理,直接经营者和政府公共财政往往是最大的收益方,而社区居民有时甚至连基本的资源使用补偿都难以获得。“旅游飞地”趋势(聂晓玲,2009)、旅游经营者与居民的冲突等已经在我国不少地区出现。如,海南旅游业发展中就曾出现多次居民与旅游企业的冲突,2004年三亚甚至出现南山文化旅游区保安被村民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吴钟斌,2004)。这就要求旅游业发展必须重视社区参与和扩大旅游收益注入当地社区的比例,以实现旅游业对当地发展的贡献和提高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

3.2.5 旅游支持系统的包容性增长

旅游支持系统涉及多个部门,职能是为其他子系统提供政策、安全、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其包容性增长实现的主要途径是部门协调与合作、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有效监督管理。

实现各部门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是该系统包容性增长的基础,否则就会出现多头管理、目标冲突、抢权推责的管理困境。而部门协调与合作的实现又会受到各部门之间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的直接影响。基于此,旅游部门要主动联合各支持部门参与旅游服务、监督和管理等相关事务,建立正式的共同参与机制,并拓展多元化的非正式参与渠道;当地政府要认识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是当地的整体利益,提高各支持部门对自身既是旅游业发展参与者又是受益者的认识,并通过公共财政配置等机制来实现旅游收入在各部门之间的公平分配和对各部门参与旅游事务的合理回报。同时,有效监督管理是实现旅游资源保护、科学开发、市场规范等的前提,是旅游系统良性运行的保障。旅游、环保、卫生、安全等政府部门是监督管理的主要部门,行业协会、民间组织的作用正在日益提高。

4 包容性旅游增长的政策建议

基于前面提出的包容性旅游增长概念内涵和实现机制,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中尚存在着产业合作与融合不够深入、公众旅游需求实现难以公平实现、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背离的实际问题。这表明要推动我国包容性旅游增长的实现尚需诸多的政策推动。具体来说,这些政策一方面是基于国家或地区整个系统层面而在旅游业与相关产业之间合理配置各项资源的整体性政策,即旅游系统外部包容性增长政策;另一方面是基于旅游系统层面的部门性政策,即旅游系统内部包容性增长政策。本文的研究着重于后者,这主要是考虑到部门性政策易于为旅游系统所自主制定和实施。

4.1 旅游系统外部包容性增长政策

旅游系统外部包容性增长政策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如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二是部门之间合作制定的推进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政策。在此，拓宽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提高其深度是政策的主要立足点。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加快国务院各部级层面的合作框架协议制定，即积极推进国家旅游局与其他各相关部门签署合作发展旅游的协议；另一方面要建立长效机制，提高现有产业融合的深度，科学灵活、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级地方政府层面的具体实践方式。近年来国家旅游局已经同文化部、农业部等部门签署合作发展旅游的协议，但尚缺少深层次的持续性具体行动方案和长效推进机制，同时在地方政府层面的落实机制多为上级政策的简单复制而缺少针对性和创新性。

4.2 旅游系统内部包容性增长政策

基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旅游系统内部包容性增长政策的立足点是扩大旅游需求、加强旅游扶贫、优化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提高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其中扩大旅游需求是基础,加强旅游扶贫和优化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是最直接手段,而提高旅游公共服务水平则是基本保障。

4.2.1 出台全国性的“国民休闲计划”,大力发展国民旅游,使我国居民旅游权利得到有效实现

“国民休闲计划”又称 “国民旅游休闲计划”。从该计划自2009年以来在广东、浙江、山东等地的试点情况来看,国民性和福利性是其核心特征,福利旅游、修学旅游、银发旅游、奖励旅游是其关注重点,休假时间保障、消费券、门票优惠是其主要手段。应该说,该计划不仅是当时拉动内需和旅游业应对经济危机的应急性政策工具,也是国民旅游活动机会增加、旅游权利实现的有效保障机制。我国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旅游业是民生产业,国民旅游是“惠民生”的实现途径。因此,“十二五”期间我国应该尽快出台全国性的“国民休闲计划”,并通过行政和市场手段的有效组合来加快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从而大力推动国民旅游需求的释放和实现旅游“惠民生”之社会功能。

在国民旅游发展中,我们要重视社会旅游的发展。社会旅游又称补贴性旅游,是指“由那些没有社会干预就无力负担费用的人参与的旅游活动”,即低经济能力者的旅游活动(格德纳,里奇,2008)。可见,社会旅游的宗旨是旅游权利实现和旅游参与机会平等,属于包容性旅游增长的范畴。“十二五”期间,我国旅游业发展要在国家宏观层面的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制度完善基础上,继续通过价格优惠、门票减免、消费券、消费补贴等政策来提高低收入者等特殊群体参与旅游活动的经济能力。同时,政府要主导或引导相关公共或私人部门针对较为稳定、规模较大的某些目标群体提供专门的设施和服务,以确保社会旅游发展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英国和法国在推动社会旅游发展中就已有政府和市场主体合作,专门针对青年学生群体开发价格较低的露营地和青年旅舍的成功案例(格德纳,里奇,2008)。

4.2.2 加大针对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力度,创新旅游扶贫方式,使贫困人口能够有机会参与旅游发展并分享其成果

战胜贫困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亚洲开发银行的包容性增长战略同时也是其减轻贫困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世界旅游组织于2002年制定了“可持续旅游与减轻贫困”计划,提出发展“可以直接提高贫困人口受益的旅游”(即Propoor tourism――旅游扶贫)(克里斯•库珀,等,2007)。旅游扶贫的支撑点是旅游业的综合性、关联带动性和劳动密集性,立足点是穷人参与旅游就业和旅游利益分配,主要途径是提高居民参与度、理顺旅游利益分配机制。我国旅游扶贫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2001年1月国家旅游局与财政部等联合《关于建设“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有关问题的通知》,由此旅游扶贫进入有序实施阶段。到2009年8月,我国旅游扶贫已经使占贫困地区总人口约十分之一的人脱贫,受益农民约2400万(冽玮,2009)。

目前,我国尚有绝对贫困人口4000多万,低收入群体人口2.7亿赵承,谭晶晶.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境外代表［EB/OL］.,20080626.,并形成立体化的信息渠道网络,从而能够即时性满足各相关旅游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信息需求。

无障碍旅游设施是针对特殊市场群体(如老人、残疾人)提供的专门性旅游设施。2009年,我国残疾人总数已经超过8300万卫敏丽.我国残疾人总数已超过8300万 近5000万有康复需求［EB/OL］.,20100816.。可见,无障碍旅游设施的需求空间极大。无障碍旅游设施供给是旅游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特殊群体旅游参与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其贯穿于旅游者旅游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涵盖食、宿、行、游、购、娱等所有旅游要素,并需要针对不同的具体特殊群体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设计(图4)。因此,无障碍旅游设施供给需要在不同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旅游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统筹协调,并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系统中各子系统之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协作来实现。

5 结语

包容性增长研究是一个新课题,国内外对包容性旅游增长的研究尚不多。本文仅对包容性旅游增长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尚存诸多不足之处。进一步的研究还需要在完善现有研究框架基础上,构建更加明确的指标体系,提出更为细化、更具可操作性的实践模式以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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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Actualizing Mechanism

and Policy Suggestion of the Inclusive Tourism Growth

WANG Jingchuan, LI Tianyua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inclusive growth has been accepted by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the simple introduction of inclusive growth, the paper analyzed the concepts and connotations of both inclusive growth and inclusive tourism growth and put forward the actualizing mechanism of the inclusive tourism with tourism system as a framework. Then,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e in China, the paper analyzed this system in details with both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With all these analyses,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we should broaden and deepen convergence between tourism and other industries to actualize inclusive growth in the external dimension. It also mad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policymaking to actualize inclusive growth in the internal dimension: carrying out‘the national leisure plan’to develop the national tourism; enforcing the potency dimension of propoor tourism;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ourism benefits;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ourism public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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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全域旅游这一观点出发，分析娄烦县内可开发旅游资源，构建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以期对娄烦的经济发展和脱贫工作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

【关键词】全域旅游;精准扶贫;山西

娄烦县2013年以前，全域旅游在中国尚属一个很陌生的概念，虽然偶见报端，但学界没有一个广泛而统一的认识。2013年厉新建等对全域旅游进行了解读，奠定了全域旅游的基本内涵。2016年，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李金早局长提出:中国的旅游发展要从“景点旅游”转变到“全域旅游”，并对全域旅游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解读。随即，全域旅游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实践。贫困问题是世界难题，作为第一人口超级大国，我国的贫困问题更是尤为严重。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为实现中国梦，为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于2013年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对我国的扶贫攻坚工作提出了有力的思想指导。而旅游扶贫则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其积极作用更是在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16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都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大力推进旅游扶贫。精准扶贫是国家长期推行的经济建设脱贫模式，全域旅游则是以行业带动经济发展，从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角度两者必然会形成交集。山西娄烦县属于山西省太原市下辖县，地处太原市西北部、吕梁山腹地、汾河中上游，距省城太原97公里，是集山区、老区、库区为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太原最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本文以探讨山西娄烦县全域旅游精准扶贫入手，探索全域旅游视角下精准扶贫模式之路。

1全域旅游与精准扶贫的理论关联

2013年，厉新建对“全域旅游”的解读奠定了全域旅游的基本内涵。“全域旅游”是指一定范围内相关行业积极融入，部门之间共同管理，当地居民利益共享，游客全方位体验旅游乐趣，充分挖掘目的地的旅游资源，创造新颖有特色的旅游产品，从而满足游客与居民的利益与旅游需求。［1］2016年，国家旅游局李金早局长对“全域旅游”做出了官方解释。“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2］全域旅游是旅游产业的系统化，全景化，是从大旅游视角下对一定区域进行整体规划，将有利优势资源整合，统筹管理。全域旅游从根本上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发展问题，从过去的点到现在的面，从过去的景点建设到现在的全社会共建共享。“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同志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3］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4］一直以来，发展旅游业一直是扶贫工作的有力手段，很多贫困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但生态环境良好，具有旅游的开发潜力，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脱贫致富是一条快速有效捷径。

2娄烦县发展现状

娄烦县是山西省太原市下辖县，总面积1289平方公里。全县有142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达到117个，全县总人口数12.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6万人，而贫困人口为3.4万人。娄烦县地处太原市西北部、吕梁山腹地、汾河中上游，距省城太原97公里，东部紧邻古交，西部为方山，南部为交城，北部与静乐邻接。娄烦县是集山区、老区、库区为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太原最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2016年度，娄烦县地区生产总值18.3亿元，而太原市地区生产总值为2955.6亿元，其中迎泽区达到602.20亿元，杏花岭区509.18亿元，小店区389.34亿元，万柏林区352.77亿元，尖草坪区245.69亿元，经济区239.58亿元，高新区99.89亿元，晋源区57.16亿元，清徐县122.46亿元，古交生产总值26.39亿元。数据显示，尽管娄烦县委班子稳中有进，与2015年相比同比增长33.3%，但在太原市各区县中仍属末流水平。2017年上半年，据太原市统计局最新统计，太原市各县域经济增长情况，太原市增速为7.1%，古交市、尖草坪区、万柏林区、清徐县、阳曲区域增速都高于太原市平均水平，即使增速最低的晋源区也达到了4.6%。只有娄烦县为负增长状况，为－1.4%。导致娄烦贫困的原因很多，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首要原因。多年来，煤焦和选矿业一直是娄烦的支柱产业，全县345家工业企业有72%从事这两个行业，盲目的发展和粗放的经营方式不仅未能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且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另外，娄烦县大多数贫困人口集中在边远山区，生存条件和生产条件普遍都比较恶劣。因此，扶贫的关键在于转变生产模式，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如何顺利转型，如何快速增加农民收入，减少贫困人口，如何在新形势下顺应国家政策、人民需求，才是娄烦脱贫工作的重中之重。

3娄烦县旅游扶贫优势分析

娄烦县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而旅游资源的优劣和品质直接决定着发展旅游的可行与否。娄烦县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不仅是革命老区更有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所有这些都是娄烦县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条件。

3.1历史绵长的古城

据我国现存历史资料和娄烦县城三教寺残留的元代和清代两块碑石铭文证实，娄烦在明代以前写作楼烦。在这个名称下，从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以来，曾建过国，设过郡、州、县、监、司、镇、乡、区、市、公社、大队、村、居委会等一系列的行政建置。这在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5］娄烦不仅历史悠久，更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位于娄烦县马家庄乡新城东沟村的娄烦古城，就是一座研究意义极高的古城遗址，该古城为东周时代遗址，为娄烦国都的遗存。古城中出土了大量的戈、青铜箭头等兵器和战马骨骼及带箭头的人头盖骨，在2013年5月，娄烦古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2一山一水一名人

娄烦县在旅游业方面一直打造“一山、一水、一名人”的旅游品牌，积极开发云顶山、汾河水库、高君宇故居三个精品旅游景区。高君宇故居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第一批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山西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顶山是目前太原市海拔地形最高、山水自然景观最优美、空气最新鲜、野生动植物最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宝地。汾河水库建于1958年，是山西省最大的水库。水面宽广，春夏秋季可乘船泛舟，游乐和钓鱼，冬季可滑冰。

3.3美味有趣的饮食

娄烦有极具特色的美食。2010年，娄烦莜面栲栳栳制作技术被公布为太原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除了莜面栲栳栳外，娄烦的特色美食还有莜面鱼鱼、圪搓搓、磨擦擦等，从名称上来看就极具民间特色和生活情趣。

3.4清凉舒适的后花园

娄烦县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干燥，雨量较少，气温较低，风力一般，阳光充足，湿热同季。冬季较长，寒冷干燥;夏季短暂，雨量集中;春季风多，升温较快;秋季短暂，天高气爽。［6］娄烦的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娄烦成了省城太原天然的清凉后花园。

4娄烦县全域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构建

4.1政府引领

全域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引领作用是至关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确立旅游扶贫的基本思路，前期必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甚至还要成立对应的政府管理部门对全域旅游区域做出积极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全域旅游并不是全县发展旅游，而是在旅游作为主导的基础上，各部门各单位协调发展，共同组成大旅游模式发展，需要整合旅游资源，实现产业交叉、产业融合、产业联动，这就需要政府相应做出整体规划，核心是把旅游业作为全县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培育和发展。

4.2媒体先行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媒体。借助旅游媒体进行宣传与推广，能够强化目的地旅游信息的传递，吸引更多的客流，带来更加客观的经济收益，为旅游业带来良好的社会形象，为旅游的发展构建良性循环的氛围。在媒体介入的同时，需要发掘娄烦县旅游的特色，融入更多的文化色彩和自然景观元素，照搬照抄都会使旅游发展昙花一现达不到长期繁荣的目的。

4.3打造景区特色

娄烦县在旅游品牌上，一直倡导“一山一水一名人”，如何打造不一样的山水和名人，是娄烦发展旅游业的考虑重点。解决的出路在于融入当地特有的风土文化，扶贫的关键在于当地村民的参与。娄烦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所以基本保持着原生态的状况，环境也没有重大污染，所以娄烦一直以来被称为山西生态第一县。可以从这个方向入手，打造天然氧吧的纯净养生旅游，支持当地农民开发农家乐，政府参与有计划地帮助贫困户开发小农场、农家采摘、农家客栈等项目。频繁开展集市活动，打造原生态的古老城镇。推动旅游扶贫和新农村建设工作有序进行。另一方面，积极开发以高君宇故居景点为核心的红色旅游路线。设立红色旅游大讲堂、纪念馆以及各种形式的红色教育文娱表演。自发设计红色旅游线路，支持亲子游、老人团、红色教育宣讲团等，开发多样化的红色教育节目，从内涵建设上吸引游客。

4.4基础设施跟进

旅游基础设施水平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旅游道路、景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安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旅游厕所改扩建工程。确保景区和交通沿线通信顺畅。［7］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相关辅助行业都要均衡有序配合发展，食住行游购娱每一环都至关重要。旅游业是否能长足发展，与旅游相关行业的规范管理息息相关，政府和行业要有前瞻性的眼光，制定旅游服务标准并能严格推广实行。

5结语

娄烦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工作县，由于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等多种原因，社会经济相对滞后，基础设施陈旧落后。要加快娄烦经济的发展，同时要保护水土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旅游扶贫是最佳也是最合理的途径之一。娄烦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人民生活淳朴，极度适合发展农业观光、采摘垂钓、户外探险、休闲游、红色旅游等多种线路设计。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希望娄烦县能借此东风，加强全域旅游规划，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规范旅游行业标准，从而使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一个新台阶，早日实现脱贫致富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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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准扶贫 案例研究 宁夏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贫困现状

宁夏地处西北内陆高原，是中国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辖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2015年底总人口667.8万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6%。由于受历史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西海固是宁夏革命老区、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包括原州、西吉、隆德、泾源、彭阳，海原、同心、盐池、红寺堡9县（区），人口206.3万，占宁夏人口近三分之一，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宁夏38.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81.7%。西海固是宁夏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和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宁夏回族自治区精准扶贫案例

（一）产业扶贫――以同心县同德村为例

同心县隶属于吴忠市，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核心区，县境内沟壑纵横，干旱缺水，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适宜种植枸杞。河西镇同德村是同心县最后一个生态移民村，润德枸杞庄园生产基地来自于从同德村移民群众手里流转来的7500亩枸杞。目前，庄园拥有百吨级无尘制干车间，采用现代化生产流水线，对采摘的新鲜枸杞进行清洗、杀菌、消毒、速冻，包装，不仅可以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可以煲汤、泡茶、熬粥等。通过深加工，可将枸杞做成枸杞原液、枸杞酵素等保健食品，提高枸杞的附加值。据庄园负责任介绍，他们还将向药品、化妆品等行业进一步拓展，出口欧美、东南亚等国家。仅用了3年时间，同德村从寸草不生的荒滩发展成为高效益高产出的枸杞庄园，枸杞产业成了“拔穷根”的支柱产业。庄园里2000余名工人全部来自同德村1379户移民群众，在枸杞产业带动下，同德村从移民前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发展到6000多元，户均收入超过2万元。小小的枸杞让这片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致富金矿”，产业扶贫真正实现了源头“造血”。

（二）旅游扶贫――以西吉县龙王坝村为例

龙王坝村隶属于“苦瘠甲天下”的西吉县，该村有8个村民小组，404户共计1672口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08户共计840人，是全县238个贫困村之一。龙王坝村山清水秀，村民们吃自己种的杂粮和绿色有机蔬菜，是原生态的长寿村，村里有40多位80岁以上的老人，8位90岁以上的老人。该村2014年荣获“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称号，就地取材发展旅游产业是它脱贫致富的特色。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龙王坝村依托本地的自然景观资源，成立心雨林下产业专业合作社，该社已入选全国“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现在，村里的贫困户都成了勤劳致富的能手，他们把农村变成景区，村民变成导游，民房变成客房，产品变成礼品，摘农家菜、吃农家饭、睡农家炕，把原汁原味的农村生活打造成农家生活体验系列旅游产品。此外，村里的梅花鹿养殖中心和草莓采摘中心也备受游客喜爱，该村年接待游客达6万人次。去年，村里177户737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实现了脱贫，脱贫率高达85%以上。

（三）“软文化”助力精准扶贫――以中卫市为例

中卫市辖沙坡头区和中宁、海原两县，共40个乡镇442个行政村、32个社区居委会。共有21个民族，五大宗教俱全，属典型的民族聚居地区。沙坡头区以宣传党的政策、展现脱贫决心为主题，通过30余场扶贫攻坚专场演出让老百姓了解精准扶贫政策。中宁县给山区的农家书屋补充大量图书，建起了部分乡村电子阅览室，并将“互联网+”思维融入精准扶贫，帮助留守儿童与父母进行感情沟通。海原县建成了集设计研发、加工培训、展览销售为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业孵化基地。通过引商、整合等方式，扶持了12个脱贫销号村，带动600名贫困家庭妇女稳定就业。此外，中卫市在全域旅游总体规划中明确文化为魂的思路，将海原回乡风情展示列入了特色旅游区，着力打造民俗文化游和丝路寻踪游线路。通过深度挖掘民俗资源，在“全国历史文化名村”南长滩村建设党项民俗村。此外，市政府协调鸣沙村80多名群众，通过组建驼队和花儿组合演艺团队，让他们走进沙坡头景区服务岗位。目前，该村正在建设占地60多亩的穆民风情苑，项目建成后可安排150多户群众经营创收。

（四）精准培训促进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能力培训工作被区政府确定为2016年民生工程为民办实事之一，安排两亿资金，培训十万人次。培训对象主要瞄准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和“十二五”、“十三五”生态移民；根据市场需求和劳动者意愿，培训工种主要以驾驶员、刺绣、育婴师、手工艺编织、养老护理、电焊工等工种为主；培训模式按照“企业订单、培训机构列单、培训对象选单、政府买单”的流程进行。截止年底，全区共对125732人次进行了技能培训，超额完成25.7%，其中有89732人取得了初级技能资格证书。精准培训的目标是：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引导贫困群众不断挖掘自身潜能，通过积极参加技能培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拓宽增收的渠道。

三、宁夏回族自治区精准扶贫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深度挖掘本地区资源优势，做到因地制宜。充分l挥贫困地区土地辽阔，山清水秀，污染较少的地缘优势，依据贫困地区特殊地形、地貌的特点，从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等宏观思路着手，通过产业扶贫实现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可以依托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发展生态旅游业。

第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精准扶贫必须加强对贫困村领导班子和贫困户的教育培训，彻底打消他们“等靠要”的念头，积极转变脱贫观念，树立脱贫信心，提升脱贫能力。通过技能培训掌握至少一种生存本领，积极就业或者自主创业，从源头上拔穷根，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同时，要引入技术特派员，针对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进行技术指导。

第三、要加大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遵循“讲得清楚、听得明白”的原则，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宣传方式，让党的扶贫政策真正走进群众的心里，提高他们生产、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良好精神面貌，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王旭明.关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思考――从宁夏贫困户家计特征视角分析[J].宁夏党校学报，2016（2）.

[2]夏自成.宁夏农业特色产业精准扶贫现状及保障措施[J].山西农经，2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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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包容式旅游;文化旅游 ;和谐

中图分类号：G124; F592.7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中国目前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得益于国际国内两种环境的宏观背景，旅游业的诸多优势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及经济的总体影响已经自不待言，无须赘述。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文化旅游产业更是旅游业的灵魂，也可以说具备更多的附加价值可以进行创造和利用。而对于文化旅游产业进行全国通盘的战略考量，可以说是推进并确保文化旅游产业的优势领先地位的必要的谋划。对于文化旅游产业，显然不能再利用过去那种规模化，集约化的并且以项目的数量和利润的多少为唯一考核标的。这样的发展方式已经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选择并且坚持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这种理念应该和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及社会发展总的价值趋近，并且可以引导出正确得发展模式。在这样一个重要节点，更具备体系化和人文关怀性质的“包容式”发展理念自然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2007年亚洲发展银行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以后，国内学界对其进行工具性研究的成果不少，尤其是最近两三年，结合党的十提出的各项战略，关注此问题的成果较为丰硕。主要有以下：王超、郑向敏（2012）指出了包容式旅游发展同其他的旅游种类的关系;王超（2013）在借鉴印度扶贫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该建立五位一体的ITD旅游发展模式;王京传和李天元（2011）分别对旅游的内部增长和外部增长在包容式发展的理念下给出了一些政策的建议等等。纵览这些已有的成果，不难发现，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此种发展理念对应到的某种具体旅游形式的发展模式上面，这并不难理解，过去的旅游发展中经济属性远超社会属性的现实会为此做出很好的注脚。而将我国旅游业中的最具人为操作性的文化旅游业作为一个整体，用该理念进行观照的研究可谓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此为题，关注在更为凸显价值与情感的“后旅游”时代下具备体系化和人文关怀性的包容式发展理念对于文化旅游业的多维度意义群，以为旅游实践决策谋定好方略与路线。

二、包容式旅游发展理念的内涵

2003 年12 月，世界银行出版的《全球化增长与贫困（ 建设一个包容性的世界经济） 》政策报告提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包容性问题（ 蔡荣鑫， 2010） 。2004 年5 月，亚洲开发银行的《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持续性减少贫困的包容性增长： 基础设施发展的强化角色》报告初步界定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提出要通过提高穷人的市场进入程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手段来引导穷人参与经济增长进程（ Ifzal，Xianbin Yao， 2004）。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先后提出并强化的“包容式增长”理念， 由于从词源和实践来看，其核心词“增长”只具有数字意义， 故国内大多数已有研究是把此种“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覆盖并移植到了发展的领域，而从实际内涵来看，也的确如此。就其本身概念来说，Ravi（ 2010） 提出并阐释的。根据其观点，包容性增长是指参与机会平等的增长，既注重创造发展机会，又注重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得到这些机会。首先，经济增长是包容性增长实现的基础，但经济增长不能仅仅是单一GDP模式的增长。其次，包容性是包容性增长的目标，要让处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都能够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并公平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就其经济维度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收入分配的公平，重视就业机会的公平，尤其要求经济增长要给穷人等弱势群体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就其社会维度而言，包容性增长要求重视社会安全，支持弱势群体，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关注人类健康并加大政府扶贫力度。就其制度和政治维度而言，包容性增长追求社会包容和增权。（Ganesh，Ravi， 2010）

可以说，旅游业中所谈论到的包容式发展就是建基于包容式增长的理念，再附加考虑了旅游业的特点而形成的一个子观念。包容式旅游是在产业应用背景下的具体展现，核心举措是将赋予旅游业的众多参与主体以及利益相关者以平等的权利，使其能够全面深入地共享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发展红利，以此促进社会的进一步的和谐发展，乃至创造和谐世界。

三、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特点

当下的中国，适逢政府主导下的旅游产业发展已历三十多年，大众旅游已经全面占据市场，同时也孕育着未来旅游甚至未来社会发展的些许可能性。旅游产业因此也亟待转型升级以更好地适应及助力社会的发展。旅游产业的纯粹经济化到社会事业化性质的增加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性的社会发展变迁。关于文化旅游产业，其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和遗产旅游和休闲旅游有重合，也有其特点和个性。只要是以文化吸引物为旅游核心物，在其旅游地具有比较丰富和独特的文化氛围，都可以算作文化旅游。因此，今天的历史街区打造的休闲旅游地带，环城旅游游憩，文化遗产旅游，以及今天的创意文化旅游，都属于文化旅游产业的业界范畴。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呈现以下的特点：一，可选用的吸引物数量众多，门类丰富。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其他文化遗产，以及节庆事件。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化旅游本身的地方/ 场所感的维持和营造就不是那么容易，容易造成多城一面，多地一面的刻板印象记忆，不利于旅游的整体提高。二，在我国的旅游产业中占据的比例很高，在实际的效益上以及对于社会就业上都贡献良多。三，文化旅游相对于较为纯粹的非文化旅游而言，更加依赖于游客与东道主的交流，这就必然要求更好的旅游服务，另外，对于东道主文化的保护也更多地在文化旅游中提出了要求。

四、包容式理念对于文化产业的意义群

推行包容式旅游发展理念，以为着在发展旅游中药切实贯彻平等，多元，和谐等有益社会的核心要素。对于文化旅游的基石，文化产业来说，包容式旅游发展理念具有如下的几点重要意义，并且其互相着力，搭建成一体系，构建成一个意义群组。

第一，包容式旅游发展强调参与者的平对，共同协商，这为文化旅游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最稳定的政策基础。尤其是在社区旅游以及乡村旅游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经济利益的协调只能以平等协商来完成，过去的开发公司和村社干部的分包利益显然是对农村及城市社区基层人民利益的漠视，同时也为社会不稳定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第二，国家加强扶贫力度，乃是包容式旅游发展的又一属性。中国的较为偏远的民族地区及山区，社会发展程度低，自然条件差，发展第一，二产业具有不可跨越的障碍，而其本身的由于文化闭塞所保存的自身传统文化，可以被旅游市场所接受。那么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比如“红色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展就是在这个政策下受益的。

第三，在中国现阶段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当口，要坚持城乡的各自特色，不是一味的农村模仿城市，就其本源而言，是要让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留在乡村。这就势必要减少或者一定程度地弥合城乡的经济差异。通过包容式旅游发展的推进，使得乡村的现代化得以在旅游为引导下进一步得实施。这样不光减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得城乡双元能够以更为良性的方式在新时代中得以发展。

五、结论

包容式旅游发展是我国目前从外引进的一种发展理念，但由于它着眼深邃，心怀广大，并不是一味地关注经济发展的数字，而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广泛助力。因此，该种理念与我国传统的“自利利他，入世经济”的观念不谋而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包容式旅游发展，也许不是一个经常被用到的词汇，但是其包含的意味和深意，将注定其实质上会被旅游业尤其是文化旅游业界所广泛使用。

参考文献：

[1]王超、郑向敏，我国包容性旅游的发展 [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2年09期 34页

[2]王超、王志章，我国包容性旅游发展模式研究――基于印度旅游扶贫的启示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 第5期 54页

[3]王京传、李天元，包容性旅游增长的概念内涵、实现机制和政策建议[J] 旅游科学 2011年11期刊 11页

[4]蔡荣鑫，包容性增长探源[N].第一财经日报， 20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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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优势；问题；对策；贵州省

中图分类号：F592.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3-0135-02

1 贵州省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背景介绍

20世纪80年代开始，贵州省内安顺布依石头寨、黔东南上朗德、南花、青曼、西江苗寨等8个民族村寨被选中成为旅游扶贫试点。目前，贵州已有1600多个民族村寨开展了特色村寨游且以民族文化为主要体验项目。形成了农业观光、城郊“农家乐”、歌舞表演、民族节庆、民俗寻踪、古镇探秘等形式多样的旅游产品，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多元化发展。另外，贵州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之一当属乡村旅游。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贵州乡村旅游的年收入已逾550亿元，解决就业人数多达230万人。按照计划目标，至2017年，贵州省将建成100个以上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示范村寨、1000个左右重点村寨，突出示范和重点经营户建设，实现农民旅游收入占20%以上的农民的人均纯收入[1]。

贵州乡村民俗文化是以乡村文化和自然环境为依托的，是具有唯一性的特色旅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体系中具有独特竞争优势，无论是对境内游客还是境外游客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对于贵州旅游产品的建设、旅游发展模式的创新、加强贵州旅游核心竞争力和调整贵州省旅游业结构都具有重大意义。

2 相关概念

2.1 乡村旅游的概念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山野风光、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生活状态以及农村特有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景观为吸引物，把乡村文化作为内涵，目标市场针对都市居民，为了满足旅游者娱乐、学习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从而开展的融观赏、考学、实践、体验、购物、娱乐、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一种旅游活动[2]。

2.2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

我国多数地区的民族村寨的发展都离不开乡村民俗文化，原因在于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具有使都市旅游者体验到淳朴乡情以及民俗文化的魅力，带领旅游者了解不同地方民众特有的民风民俗和生活常态。因此可以定义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为建立在一定的旅游设施和异域、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的独特吸引力基础之上，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内涵，吸引都市居民并满足其购物观光、娱乐休闲、考学体验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消费体验民俗文化的一种旅游活动[3]。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核心内容是乡村民俗风情，其独特的创造性与民族异域性是吸引旅游者的真正魅力所在。

3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特征

3.1 旅游目的地的乡村民俗文化性

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发生地是在乡村地区，乡村的山野风光、生活和生产活动、乡村文化习俗、民族节日等是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所在[4]。

3.2 旅游资源的原生性

乡村地区无论是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抑或文化模式都保持相对自然原始状态。

3.3 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丰富性

农村生态系统，具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属性，景观资源丰富（如农村的民俗文化、婚丧嫁娶习俗、种植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生产生活工具、乡村工艺品等）[5]。

4 贵州省发展乡村民俗文化的意义

4.1 促进居民脱贫致富

如表1所示，贵州乡村旅游的接待游客数量从2011年4458.35万人次发展到2015年的9800万人次，乡村旅游总收入从147亿元上升到430亿元，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也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扩宽纯收入渠道，拉长和延伸产业链条。

4.2 调整贵州农村产业结构

F州省传统农村产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相对单一，而乡村民俗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服务业（食宿等）、物流业、特色制造业的发展壮大，有效的扩展和延伸了产业链条[6]。

4.3 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

贵州原有经济条件的落后，对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缺乏物质支持，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同时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的实现也相应提高了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使得许多濒危的传统文化在旅游大潮的冲击下得到复苏，并整合融入到旅游市场中重构，得以更新重生。

5 贵州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势

5.1 资源多样，内涵丰富，分布集中

贵州乡村民俗文化兼收并蓄、内涵丰富，涵盖巴蜀文化、粤桂文化、楚文化、滇文化，其核心是少数民族文化。贵州全省分布着49个少数民族，其中苗族、侗族、彝族、水族、回族、白族、布依族、土家族、讫佬族等人口超过10万人，故而素有“文化千岛”的美誉。省域内各式各样的民族节庆、民族艺术、民族风俗、饮食习惯、神话传说等文化景观“多元共存，共生共荣”，形成了“好歌村村有，好酒家家有，好节天天有”的多彩贵州民俗风情[7]。

贵州各少数民族分布相对集中于贵州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形成乡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集中连片的特点，尤以黔东南州、安顺地区和黔西南州最为集中。这有利于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重点布局和重点突破。

5.2 原始性和神秘性

“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由于特殊的地貌背景，贵州省在工业化开发上不具备其他省份的自然优势，工业化程度的落后也使其传统的乡村民俗文化原始风貌保存较好，神秘感强，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渗透较轻。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导致的人群沟通困难反而促使形成了不同地区形成了形形的民俗文化，造就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原生性、稀缺性、独特性和完整性。

5.3 区位优势突出，旅游市场广，开发潜力大

当前国际国内乡村旅游风生水起，旅游业也从传统的观光阶段向体验休闲阶段过度，独具魅力的乡村民俗更是受到青睐。

从文化的角度看贵州是个大省，是一块高地，是不可多得的瑰宝，对旅游潜在市场的新引力极大。同时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尤其是交通运输行业的快速崛起，入黔旅游的便利性大大提升，总之，今天的贵州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处在一个极佳的历史际遇上。

5.4 政府支持力度强

贵州省政府在支持乡村旅游扶贫项目建设和基础旅游设施的改造提升等方面不论资金投入还是心血的倾注力度都较大，2016年起，贵州省旅游局每年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的专项资金多达5000万元，同时为贫困户提供贷款贴息，并探索建立旅游投融资平台、担保贷款平台。为了全方面的保护和开发乡村民俗文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8]。

6 贵州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6.1 可持续发展，开发保护并举

固本培元，坚持以保护和传承文化为第一要务，涸泽而渔的旅游发展模式必不长远。开发与保护并举，实现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对于一些具有唯一性特点的民俗文化（民族建筑工艺、悬棺丧葬文化等）要重点研究保护。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中，坚持完善政策管理和加强技术支撑二者并举，实现乡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

6.2 提高认识，摸清家底，搞好乡村民俗旅游规划

制定科学的全省乡村民俗旅游开发规划，在整体规划指导下，对全省乡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别特征和地域分布进行调研考察、登记造册，对重点文化资源做好完善的开发、发展与保护的旅游规划，同时，各乡村民俗景区景点根据自身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具w的实施计划[9]。

6.3 整合资源，挖掘内涵

系统整合资源，积极开展区域联合，把贵州乡村民俗旅游区与省内颇具特色的喀斯特自然风景区和邻省一些著名景区联合起来，形成旅游网络。如贵阳-榕江-从江-黎平-锦屏-隆里-镇远-凯里-西江-广西桂林的黔东南旅游线；建设以喀斯特自然风貌、历史文化遗址与布依族、苗族、汉族等多民族风情相结合的贵阳（花溪高坡苗寨、天河潭镇山布依文化村、红枫湖景区）-安顺（龙宫、黄果树、屯堡文化）-安龙、兴义（苗绣、腊染、贵州乡村龙、马岭河风景区）-云南昆明的黔西南旅游线等。同时，对民俗旅游的文化内涵进行概括、发掘、升华以致凝聚区域特有的个性化精神，将民族文化中别具特色的民间节日、生活风俗、饮食习惯、神话传说、民族信仰等文化挖掘出来，设计和创造出多元化的产品，形成特色品牌，强化旅游吸引力。

6.4 改善设施，提高档次，创建品牌

多渠道融资集资引资，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全方位综合开发，确保乡村民俗旅游过程中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六要素的服务完善、合理衔接，特别是要加强乡村民俗旅游区的环卫设施、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旅游公共厕所、交通道路、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完善乡村民俗旅游服务设施，优化乡村民俗旅游区的大环境，使游客能够进得来、留得住、游得好，提高乡村民俗旅游业的层次和综合效益，进而实现品牌效应[10]。

6.5 培养人才，提升管理，完善服务

宏观上引导旅游业人力资源的发展如与地方高校合作，定向定点培养专业旅游人才，提高接待能力、接待档次和接待质量，管理体制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管理制度。

6.6 加大宣传，提高知名度

酒香也怕巷子深，贵州由于受自然、社会、经济、历史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知名度不够响亮，故而应重点利用港澳及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作为促销窗口，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如电视、报刊、展览、互联网等进行宣传介绍，提高乡村民俗景源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增大吸引力[11]。

参考文献：

[1]张遵东，章立峰.贵州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雷山县西江苗寨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1（6）：66～71.

[2]骆 诚.浅析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现状与对策[J].经营管理者，2010（11）：60.

[3]白 娜.参与型乡村民俗旅游产品开发思路[J].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4）：14～17.

[4]查爱欢.乡村旅游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及影响机制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5.

[5]邓 位.贵州省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J].乌蒙论坛，2013（4）：49～53.

[6]刘 瑞，苏维词.贵州乡村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资源类型特征及其开发模式[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6（2）：167～170.

[7]王丽芳.浅析乡村民俗旅游的深度开发[J].安徽农学通报，2007（11）：205，152.

[8]黄欣伟.兴义乡村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3.

[9]李 云，殷志华，韩 笑，等.乡村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茉莉花”文化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14（17）：42～44.

篇7

黔东南的“原生态”不应只是旅游概念，它其实是为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提供样本，告诉人们规模大，马路宽、楼房高不是唯一选择。

“贵州除了没有大海，什么都有。”这是贵州省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的说法。但人们对贵州的印象，长期以来仍然停留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上；周边的云南、四川，分别有“七彩云南”、“天府之国”的美誉，贵州则只有“一只瓶子(茅台)、一个瀑布(黄果树)、一栋房子(旧址)”贵州下属地市的知名度就更低了，说到“黔东南”、“黔南”，人们总以为是指示地理方位，却不知道这是贵州两个自治州的名字。

所以贵州人急于让世界了解自己的迫切感就好理解了，本年度贵州举办的最大的宣传活动，应该说是7月23日开幕、持续12天的“凯里原生态民族文化艺术节”。仅从媒体报道的规模看，全国有百家电视台参与报道，加上平面媒体，来了200多家国内媒体，还邀请了包括半岛电视台在内的国外媒体。

此次活动的主角是立志成为“旅游大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东南州是贵州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民族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其下辖的镇远古镇，比凤凰早两批被评为历史文化名城，名声却远不如凤凰响亮。苦于缺少一个强力概念的黔东南州，这次则找到了一个兴奋点：“原生态”。

王富玉书记理解的“原生态”，一个是历史、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一个是自然风光的原生态，他自豪地说：“我这地方的条件应该说非常好，不需要建人工景区，大自然、老祖宗给予的足矣。”要靠“原生态”把人气吸引到贵州来，最快的办法还是搞旅游开发，这无可厚非；不过，正如被请来黔东南进行考察的学者余秋雨把“原生态”上升为“中国文化的生命线”，由此思路出发，“原生态”仅作为旅游概念使用，无疑是被低估了。

“谁保护得好谁就笑到最后”

凯里是黔东南州的首府，距贵阳有3个小时车程。凯里的市容和多数中小城市差不多，感觉不到是个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有“五月花美食”，在建的一个高层楼盘被命名为“时代广场”，在记者下榻的酒店，有名为“TOP”的KTV。要看原生态的东西，得到下面的县。见多识广的余秋雨老师下去之后也说，“这里的欢快指数高于中原大地”，这种区别于汉民族的文化和生态确实有着特殊的力量。

王富玉书记说，贵州不能走工业文明的路子，黔东南走文化旅游、农业就能行。黔东南是深圳华侨城集团响应国资委号召重点帮扶的地区，今年3月华侨城与黔东南签署了文化旅游帮扶合作框架协议，此次文化艺术节当然责无旁贷参加。王富玉对华侨城组织的记者团说，现在不爱听扶贫这话，也不要建几个希望小学就说是扶贫了；而是希望华侨城参与贵州旅游开发，黔东南要靠文化旅游发财，这里“文化不穷，旅游资源不穷，人也不会穷”。王书记还说，黔东南有后发优势，前途无量。这里虽说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屏障，少为人知，但也正因为这样，民族文化的、自然风光的原生态才得以保持；而且黔东南人保护民间文化的热情，比丽江的纳西族人还强，“谁保护得好谁就笑到最后”。

余秋雨把黔东南人民崇拜自然的生存方式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他举岜沙为例子，岜沙人以树来象征人的生命，人一出生就种一棵树，死后用树木做成棺木，埋在原来那棵树下，再种上一棵树。这样，树成为人生命体的象征，人只是树的生命的一小段而已，人因此也不卑微了，因为跟树一样长青了。他觉得这种生存方式就是哲学，“比现在我们知道的各种生命开始和结束方式更精彩”。黔东南“没有被污染的生活方式”以及作为文化母本的意义，就是余秋雨所总结的黔东南的特殊力量：“黔东南虽然不能解决全人类的问题，但是可以来忏悔，明白人应该谦虚地面对一切自然物，他们用那么低消耗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一生。”

“为差别而欣喜”

深圳锦绣中华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伟抽空到镇远古镇走了一趟，他的感受是，黔东南和他的家乡湘西很像。事实上，黔东南有关方面也打算营造大边城的概念，希望游客到凤凰游玩之后能顺带到黔东南来。镇远和凤凰确实很像，穿城而过的河水比凤凰的还宽，河两岸本来也是吊脚楼，但现在修成了砖瓦房。如果镇远能保留原来的风貌，再加上这里三教合一的文化景象一被余秋雨称为“诸神的狂欢”，认为表现了对陌生文化的一种欢迎和接纳，魅力应该不下于凤凰。

从镇远的例子来看，无论是“原生态”还是“边城”，其实还不仅仅是可资利用的旅游概念，它们还是保持市镇个性的重要因素。所谓“原生态”、“边城”，可以置换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张在元的“原地城市”概念，或者是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教授董观志的“文化原产地”概念。

篇8

关键词：贫困;结构性贫困;农民家庭

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尽管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农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是在扩大，收入不平等现状还在加剧。以原来的贫困线标准，全国的贫困人口在不断的减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物价水平的上涨，贫困线的重新划定，国家的贫困人口还具有一定规模，中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很多。如何解决农民家庭的贫困问题，除了继续采用过去已有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外，从农民家庭结构不同导致贫困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寻求精准扶贫对策，以实现新一轮扶贫目标，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贫困

贫困是相对于富足而言的，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物质生活贫乏的现象，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当然，相对于复杂的生活现实来说，这个定义往往显得过于简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诸多的分歧和争议。为了解决歧义，学者们又提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概念。绝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状况。绝对贫困往往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绝对贫困往往是与缺吃少穿、露宿街头、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乞讨甚至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相对贫困则是相对于正常的生活水平而言。 一般地说，如果一个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低于全国中等水平的一半，就可以说他或他们是处于相对贫困状态[1]。

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2]很明显，这是从绝对贫困的角度对贫困做出的界定。

笔者认为，绝对相对原理告诉人们，绝对寓于相对之中，要通过相对表现出来。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贫困作为人们物质生活贫乏的现象，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它的绝对性体现为“物质生活贫乏”，而这种“物质生活贫乏”又具有相对性，一是相对于一定的时空，二是相对于“物质生活富足”程度，贫困正是通过这种相对性才得以体现。现代的贫困不能用过去的贫困标准来度量，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也不能用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来度量，同一时空内离开“物质生活富足”程度作为参照，贫困也反映不出来。

（二）贫困标准

贫困标准又叫贫困线，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3]。

世界银行1981年开始进行消费和收入贫困测算，收集了33个国家的贫困线，依据1985年购买力平价和人均消费支出，于1990年提出了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2008年，世界银行根据75个国家（其中包括转型国家）的贫困线数据以及2005年购买力平价，对1天1美元贫困线进行了重新修订。根据这次估算，15个最不发达国家贫困线的平均数为1天1.25美元，75个国家的中位数贫困线是每天2美元。扣除15个最不发展的国家，其余60个国家（含转型国家），贫困线的中位数相当于2.5美元/天[4]。据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5月9日报道，贫困问题专家经过初步计算发现，根据最新购买力平价标准，日均消费不足1.25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从原来的12亿锐减到不足6亿，这种结果显然不能客观反映全球的贫困状况。因此，世行拟大幅上调贫困线标准，负责贫困与收入不均研究事务的荷兰经济学家彼得・兰尧认为，世行贫困线应该从目前每天1.25美元提高到1.75美元[5]。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在1985年、1990年、1994年、1997年由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测定。其他年份则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中国最后一次详细测定绝对贫困标准是在1997年，采用了世界银行推荐的确定贫困线的基本方法。具体步骤如下：（1）确定最低营养需求。我国采用每人每日2 100大卡热量作为最低营养需求。（2）计算食物贫困线。利用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根据30%最穷人口的实际消费价格和消费结构计算出能获得最低营养需求的食物支出，该食物支出为食物贫困线。（3）计算非食物贫困线。采用世界银行的马丁法，利用计量方法找到“低”非食物贫困线和“高”非食物贫困线。（4）计算贫困线。食物贫困线+“低”非食物贫困线=低贫困线。达到低贫困线的农户，能得到基本食物和一些最必须的非食物消费。在低贫困线上，农户食物消费支出达到85%。食物贫困线+“高”非食物贫困线=高贫困线。（5）确定农村贫困标准。根据当时的情况，确定低贫困线作为农村贫困标准，用来衡量农村贫困，反映贫困分布、特征和变化[6]。

2008年以前，我国按照人均年收入设定了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两个贫困标准，2008年将两者合一为国家扶贫标准，随物价变动而调整。2008年为1 067元，2009年为1 196元，2010年为1 274元。2011年起，按照2010年不变价，将标准调至2 300元，折合365美元（1美元=6.3元人民币），达到世界银行1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依据这个标准，2011―2014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分别为12 238万、9 899万、8 249万、7 017万[7]。

（三）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

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属于农民结构性贫困的范畴。关于什么是农民结构性贫困，理论界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下面笔者就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中有关农民结构性贫困的观点做一个简单梳理。

刘鹏提出了中国农民阶层的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他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受历史、政治、经济、人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积淀的全能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人治精神的传统社会结构，在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与普适性的秩序、具法治精神的现代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形成了独特的转型社会结构及其经济绩效。中国当前这种相对于城市居民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阶层的畸形生存状态，是受体验结构与制度结构之间缺乏弹性和张力、结构内部存在着深层缺陷的条件下产生的，人们称之为中国农民阶层的结构性贫困[8]。

朱慧涛提出了“农民工的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他认为，城市流动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庞大的流动群体，是社会流动的主体。他们在整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经济与社会地位低下，处于一种结构性贫困状态，其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物质贫困、结构性体验贫困、结构性法治贫困、结构性制度贫困[9]。

郭英勇和国务院扶贫办国平提出了“中国农民结构性贫困”的概念。他们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和体制而造成的当前这种相对于城市居民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阶层的畸形生态状态下产生的农民阶层的贫困称之为中国农民的结构性贫困。并且认为不平等的二元城乡结构，僵化的土地使用方式，乡镇政府对农民的过渡汲取;不思进取的意识形态，传统社会的统治方式，理念和制度创新的滞后;权力结构缺乏弹性，农民缺乏法制和社会保障，公务人员的行政观念及激励约束上存在的问题等是农民结构性贫困的主要成因[10～11]。

李钢等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概念。他们将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分为自然性结构和可变动性结构。自然性结构包括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住房结构、地域结构;可变性结构包括劳动力结构、文化结构、收入结构、支出结构[12]。

笔者认为，农民结构性贫困除了以上对农民阶层的结构性贫困、农民工的结构性贫困、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农民结构性贫困、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等问题进行研究外，为了达到精准扶贫的效果，还应当对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进行研究。这里所说的“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是指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

二、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的状况及成因

岳阳县云山乡位于岳阳县东北部，北抵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东抵临湘市詹桥镇，西接甘田乡，南邻毛田镇和铁山水库。全乡辖15个行政村，1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2万。土地总面积4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6 400亩，山林面积4万亩。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12 262万元，人均10 218元，只占该县人均GDP的3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 982元，只占该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72%，是岳阳县的贫困乡之一。以国家贫困标准人年收入低于2 300元计算，云山乡目前还有贫困人口1 500多人，占总人口的12.5%。笔者随机抽样入户调查了该乡省级贫困村――联盟村的大兴、五■、细条3个村民小组的38户农户，对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的状况及成因进行分析，基本情况如下。

（一）人口结构性贫困

人口结构性贫困主要反映在人口的数量、质量、年龄结构不同三个方面：

1.人口数量结构。38户农户中，贫困户13户，非贫困户25户，分别占总户数的34.2%和65.8%。其中一人户5户，全部为贫困户;二人户8户，4户贫困，占50%;三人户13户，4户贫困，占30.8%;四人以上农户中没有贫困户。从人口数量结构分析，人口少的农户贫困户占比高。

2.人口质量结构。13户贫困户中，因户主体弱贫困的4户，占30.8%;因户主患病贫困的8户，其他人患病贫困的1户，分别占贫困户的61.5%和7%。从人口质量结构分析，家庭人口健康的，没有贫困户。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农户户主体弱或患病，占到贫困户的92.3%。

3.人口年龄结构。13户贫困户中，只有4户有1人为劳动年龄人口，其余9户均无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占贫困户的30.5%和69.5%。非贫困户中，全部或有2人以上为劳动年龄人口。从人口的年龄结构分析，导致贫困的又一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多。

（二）劳动力结构性贫困

这里的劳动力指的是有劳动能力并从事劳动的人口。劳动力结构性贫困主要反映在劳动力的性别、数量、素质（文化、技能）结构不同三个方面：

1.劳动力性别结构。13户贫困农户中，9户无劳动力，占69.2%;4户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中，有1个男劳动力和1个女劳动力的1户、1个男劳动力2户、1个女劳动力的1户。25户非贫困户中，男女劳动力都有。从劳动力性别结构分析，贫困户与劳动力性别无关。

2.劳动力数量结构。29户有劳动力的农户中，有1个劳动力的3户，有2个劳动力的6户，有3个劳动力的16户，有4个劳动力的4户。从劳动力数量结构分析，25户非贫困户都劳动力充裕，人口抚养比低;4户贫困户中，都劳动力不足，人口抚养比高。

3.劳动力文化素质结构。本文对29户有劳动力的农户中具有最高文化素质（读书年限）的1人作为代表进行统计：4户贫困户中，有3户文化素质低，接近文盲;1户小学毕业，体弱。25户非贫困户中，18户有人进了初中其中12户毕业，其余7户读书三至六年。从农户劳动力文化素质结构分析，文化素质低也是贫困的重要原因。

4.劳动力技能素质结构。29户有劳动力的农户中，4户贫困户均无技能;25户非贫困户中，仅2户无技能但年轻会种田，其23户余均有1个以上劳动力有技能（含外出打工）。从农户劳动力技能素质结构分析，无技能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

（三）生产条件结构性贫困

农民家庭生产条件主要包括土地、农具、资金和交通。我们调查的大云乡联盟村的大兴、五■、细条3个村民小组均处于丘陵地带，土地贫瘠，人均耕地0.7亩左右。25户非贫困户中，只有2户资金够用，23户缺少资金;13户贫困户中，8户无资金投入，5户缺少资金。25户非贫困户中，完全靠手工工具劳动生产的只有5户，其余农户均以手工工具劳动为主，部分租用机械;13户贫困户中，只有2户以手工工具劳动为主，其余农户完全靠手工工具进行劳动生产。近年来，政府加大通村公路的投入，交通基本通畅。从农民家庭的生产条件分析，人均耕地少、土地贫瘠、无资金投入、工具原始，也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四）收支结构性贫困

下面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分析。

1.收入结构。农户的收入主要由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其他收入（国家补贴救济、亲朋社会赠予）四方面构成。38户农户种植和养殖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仅11户非贫困户和3户贫困户有1 000元～2 000元不等的养猪收入。全部非贫困户的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人均收入在8 000元～10 000元左右;全部贫困户的收入都来源于国家补贴救济和亲朋社会赠予。从农户的收入结构分析，有没有人外出打工，是决定农户是否贫困的关键。

2.支出结构。农户的支出主要由吃、穿、住、用、医疗、教育、人情等方面构成。由于农户一般没有记账习惯，调查的数据只是估计数，非贫困户和贫困户的吃、穿、住、用支出就不分析了，仅分析一下13户贫困户的医疗、教育、人情等方面的支出情况。13户贫困户中，没有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一般在500元～2 000元，最高的1户1万元;人情支出中有3户无，其余10户低的500元，高的达5 000元，不得不举债送情。

三、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的对策

十以来，就扶贫问题发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区”，“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少搞一些盆景，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等重要论述[13]。2013年底，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从2014年起，我国进入精准扶贫新阶段。精准扶贫要有精准之策，根据中央和省、市扶贫工作精神，针对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状况及成因，本文就如何破解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精准界定扶贫职责

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极其部门都在扶贫，都有自己扶贫联系点（包括县、乡、村、组、户），建有专门班子，筹集资金物质，实施帮困脱贫，成效十分明显。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极其部门扶贫的职责是不明确的。现在进入精准扶贫阶段，必须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进行界定，并以法律（如《反贫困法》）的形式予以确定，使扶贫工作走上法治轨道，以杜绝扶贫工作中产生的腐败和扶贫不均带来的消极现象。

笔者认为，应该分层次界定扶贫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中央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省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对贫困省进行扶持;省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市、县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中央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对贫困市、县（省直管）进行扶持;市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县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省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对贫困县进行扶持;县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乡际之间因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市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并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等方面对贫困乡进行扶持;乡级党委政府的扶贫职责主要是解决本乡贫困村、组、户的贫困问题，将县扶贫政策、扶贫资金和扶贫项目落实到贫困村、组、户。

依据以上扶贫职责的界定，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解决的直接执行者应是乡级党委政府，而不是乡以上各级党委政府。因此，中央下派的扶贫干部（包括科技人员）应集中到省，和省扶贫干部一起由省下派到市、省扶贫干部和市扶贫干部一起由市下派到县，市扶贫干部和县扶贫干部一起由县下派到乡，由乡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和乡扶贫干部一起组成乡扶贫工作小组，明确其职责，下派到所在乡的贫困村、组、户，具体开展扶贫工作。

（二）精准确定扶贫对象

依据扶贫职责，对扶贫对象的确定亦应分层次进行。中央确定贫困省，省确定贫困市和直管贫困县，市确定贫困县，县确定贫困乡，乡确定贫困村、组、户，以避免在贫困问题上弄虚作假，戴上“贫困帽”就不想脱的怪现象。精准确定扶贫对象的关键在于贫困标准的确定。本课题主要研究农民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因此，笔者仅就精准确定贫困农户的标准谈一些初步想法。

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和国家统计局的贫困标准从理论上看是可取的，但具体操作起来是有难度的，主要难在数据的采集和对数据真实性的确认。数据采集难主要难在农户没有记账，数据真实性确认难主要难在农户的收入和支出是保密的，为了获得扶贫资金物质，还有可能相互隐瞒收支情况，争当贫困户。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便于操作的扶贫标准。不少省份识别贫困村的标准是“一高一低一少”，即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比全省贫困发生率高一倍以上，行政村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0%，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少[14]。这个方法简便易行，对贫困农户的确定是否也可采取类似于这样的标准。

根据对联盟村贫困户的调查，在人均耕地不到1亩、土地贫瘠的山丘地区，无一人在外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单一农业生产经营农户，必定是贫困户。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一少一低一无”：（1）耕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在1亩左右;（2）商品率低，生产的农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3）无人从事非农产业，家庭全部劳动力均在家从事单一农业生产经营。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的农户，就可以确定为扶贫对象。用“一少一低一无”这一标准对联盟村三个村民小组的38户农户的调查资料逐一进行核对，其结果与按照人均纯收入低于2 300元认定的完全一致，无一例外，25户非贫困户，13户贫困户。

用“一少一低一无”的标准确认扶贫对象与用人均纯收入2 300元的标准确认扶贫对象进行比较，其优点是：第一，公开透明。耕地面积多少、出售农产品的多少、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非农产业，村民相互都知道。第二，简便易行。不需要算账，只需要符合条件的贫困农户自己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通过―乡政府核准―公示无异议这些程序即可。第三，避免造假。不需要捏造数据。

（三）精准实施扶贫之策

联盟村3个组的13户贫困户的情况表明，农户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需要对症下药，精准实施扶贫之策，是什么贫困就采用相应对策解决什么贫困。

1.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1）提高养老保障标准，解决贫困农户年龄在60岁以上老人的基本生活来源，养老保障标准至少要能够保障老人生存需要。联盟村贫困户中，每户都有1～2位60岁以上老人，如果能够解决好老人生活来源，可以大大减轻农户贫困程度，至少这部分人可不计入贫困人口。（2）加大农村医疗保障特别是大病医疗保障力度，解决农户因病致贫的问题。联盟村贫困户中，有9户均有1～2人患病在家，大多无钱医治，去年借钱自付1万元以上医疗费的有1户，如果不能够从农村病医疗保障中得到解决，是没有办法使之脱贫的。（3）对残疾人实施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障基金对丧失劳动能力或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残疾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联盟村贫困户中，有两户有残疾人，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责任应由社会承担，家庭无力承受。

2.改善贫困农户生产条件。（1）对不便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还草。贫困农户主要集中在山区丘陵地带，土地贫瘠，丘块小，不便于机械耕作，劳动生产率低。对于不便于机械耕作的贫瘠土地，可以考虑退耕还林还草，农户成为护林护草工人，收入从生态补偿费中支付。（2）为缺少资金的贫困农户解决生产资金。支持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由政府担保和贴息为贫困农户提供贷款。办好互助资金，互助资金由财政扶贫资金、村民自愿交纳的互助金、社会捐赠资金等组成，专为贫困农户脱贫提供资金服务。（3）加快贫困乡村农业机械化步伐。继续加大对贫困村农业机械化支持力度，扶持贫困村建立农机服务合作组织，提高贫困村农户购置农机补贴，为贫困农户提供较低价格的农机服务，改变贫困户完全用手工工具从事农业生产的状况，提高贫困户的劳动生产率。

3.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力素质。（1）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为贫困农户子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或上技校提供必备条件和生活保障，为贫困农户子女上高中、上大学提供扶持资金。这既是解决部分贫困家庭难以承受的教育支出所需，又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2）提高劳动力技能素质。加强劳动力技能培训，保证贫困农户至少一人有一技之长，这是帮助贫困户尽早脱贫的当务之急。

4.为贫困农户就近务工创造条件。贫困农户一般上有老、下有小，不具备外出务工的条件。因此，要想方设法为他们就近务工创造条件，以取得工资性收入。（1）引进资源性产品加工企业。运用贫困乡村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力资源优势，引进资源性、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在乡集镇创办加工企业，以吸纳贫困农户劳动力就近务工。为此，要加快乡集镇建设，为引进资源性产品加工企业创造必备条件。（2）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贫困地区一般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通乡通村公路也基本建成，完全具备开发乡村旅游的条件。要做好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服务人员培训，支持贫困农户发展农家乐。

5.引导贫困农户走合作化道路。分工合作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贫困农户一般缺少劳动力或年老体弱，独立从事农业劳动已力不从心。要鼓励党、团员和种田能手牵头创办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合作组织，吸纳贫困农户加入，政府从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

参考文献：

[1] 孙立平.贫困的绝对与相对[DB/OL].和讯网，2004-05-31.

[2]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J].统计研究，1991，（6）.

[3] 马俊贤.农村贫困线的划分及扶贫对策研究[J].统计研究，2001，（6）.

[4] 王小林.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J].经济研究参考，2012，（55）.

[5] 新华国际.英媒：世行拟大幅上调贫困线标准[DB/OL].新华网，2014-05-11.

[6]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中国城镇居民贫困问题研究[J].统计研究，1991，（6）.

[7] 国家统计局.2011―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DB/OL].中国经济网，2015-02-26.

[8] 刘鹏.结构性贫困：对中国农民弱势处境的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2，（1）.

[9] 朱慧涛.结构性贫困：流动农民工的弱势处境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2）.

[10] 郭英勇.试论中国农民结构性贫困成因及对策[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12）.

[11] 国平.试论中国农民结构性贫困成因及对策[J].老区建设，2009，（1）.

[12] 李钢，等.石门农村低收入家庭结构性贫困问题研究[DB/OL].湖南省常德市石门民县政网，2010-09-06.

篇9

早在2013年5月，就曾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有了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理念，各地如何利用当地的资源、区位等优势实现绿色发展，又面临怎样的困难和问题？新华社党校2015年秋季学期处级干部进修班一支部在安徽省西部的六安市和南部的宣城市就此问题进行调研。

六安位于大别山北麓，江淮之间，是大别山区域中心城市。宣城是皖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苏浙皖三省交汇区域。

调研组一行9人在六安市裕安区、金寨县、霍山县和宣城市宣州区、绩溪县、泾县等地实地考察生态环境保护，走访企业、家庭，与数十位当地干部群众座谈。

一、六安：欠发达地区“向绿色要发展”

六安市在安徽面积列第一，人口列第二，区位上又紧靠省会合肥，然而2014年GDP排名却位列第九。六安市当前的人均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等指标，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良好的生态是建立在“欠发达”基础上的，长期来看，这样的绿色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六安市提出了“向绿色要发展，向发展要绿色”的理念。

2014年初，六安市成立了书记、市长领衔的绿色发展指导委员会，下设四个领导组，并成立市绿指办，设在市发改委。同时，该市实施了《六安市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总体规划》和《六安市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行动计划》。

（一）生态补偿机制保护青山绿水

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文明制度的一种创新，流域上游一般是贫困山区，担负着保护水源生态的重任，放弃了许多发展机会。大别山区水库，是下游千万亩良田和合肥等大中城市的水源地，实施生态补偿有助于更好地保护水环境。

六安境内有六大水库，七条河流，该市启动实施了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从2014年起，省级每年设立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资金2亿元，其中省财政出资1.2亿元，合肥市出资0.4亿元，六安市出资0.4亿元。补偿资金专项用于流域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支出。

六安市环保局副局长郑运刚介绍，全市通过乡镇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取缔投食性网箱养殖、取缔上游采砂等措施对水源地进行保护，使水库水质常年达到或优于地表水II类标准。

参照新安江流域“亿元对赌水质”的设计，合肥六安两市以淠河总干渠罗管闸为跨市界考核断面，若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下游合肥市将0.4亿元拨付六安市，否则相反。根据安徽省环保厅2014年罗管闸省控断面监测数据测算，补偿指数小于1，合肥市补偿六安市。

（二）“一片绿叶”促发展

为推动经济发展“绿色化”的概念具体落地，六安大力推进建设六安茶谷、淠河生态经济带等项目。

六安是名茶六安瓜片的产地。六安茶谷是六安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的具体抓手和重要阵地，六安把茶谷建设作为区域性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切入点。

茶谷将茶叶、毛竹、石斛、油茶等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休闲旅游、健康养生融为一体，打造产业谷、生态谷、旅游谷、养生谷、富民谷。

茶谷产业突出茶业主题，扶持重点企业，着力打响六安瓜片等六安茶叶“五朵金花”品牌，统筹发展毛竹、石斛、油茶等特色产业，并且瞄准未来绿色发展高端和热点，发展会议经济。

目前茶谷建设初具规模。位于裕安区独山镇的六安瓜片茶主题公园，占地4300亩，茶叶面积2200亩。调研组看到目前已建成六安瓜片茶体验馆、环园骑行步道、梯田花海等设施，公园致力于打造成中国茶叶文化第一公园。

调研组参观了位于六安茶谷核心区――金寨县麻埠镇的齐源茶谷小院，该园以六安瓜片观光、采摘、体验为特色，建有茶园观光、茶叶采摘、生产体验、栈道品茗、茶客接待、就餐住宿等若干生态体验区。茶谷小院占地15亩，建筑面积1200平米，有六安瓜片加工车间5间和一处加工体验园。像这样的茶谷小院在茶谷范围内有35家，300多名茶农就地解决就业。

（三）光伏扶贫――“绿色化”精准扶贫

六安市扶贫办介绍，作为欠发达地区，六安还有66万贫困人口，514个贫困村，主要分布在水库库区和深山区。

金寨县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大别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被安徽省政府列为光伏下乡扶贫工程试点。

金寨县从2014年2月10日起开始实施千户3kw新能源光伏发电扶贫到户项目。

金寨县梅山镇小南京村74岁的农民赵家海告诉调研组，他患有心脏病，家境贫穷，县里把他确定为光伏扶贫的对象，给他家的房顶上安装了家庭分布式光伏电站。发出的电除了家庭自用，多余的部分由国家电网公司高于市场价收购。

这一套光伏电站设备成本2.4万元。赵家海说，政府拿8000元，光伏企业赞助8000元，他自己拿8000元。这是金寨县光伏扶贫的基本模式。

像赵家海家一样，2014年，全县共有2008户贫困户安装了分散式光伏电站，每户年均增收3000元。2015年进一步扩大光伏发电工程，到6月30日完成6733户光伏扶贫电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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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行业要增强信心。目前，金融业最关键的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对__发展前景的信心。一是生态优势。__生态资源优良，资源禀赋优越，青山绿水，空气清新，温度适宜。另外，__交通便利，城市功能完备。对此，大家要进一步提高对__城市价值的认识，只有提高了认识，才能给予__更多的支持。二是政策优势。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五大功能区发展战略，把__定位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中唯一的重点开发区，什么叫重点开发区？就是要有更多的平台和项目，要起到中心城市的牵头、引领作用，这都需要金融机构给予__大力支持。从政府的角度，可以争取更多用地指标、产业政策和城市面积；从银行的角度，可以争取更多的金融政策支持__，把“重点开发区”的地位真正体现出来，发展才能比别人快，实现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三是后发优势。“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通过十年的努力，__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拥有了“铁公机”，改善了原来闭塞的交通条件。同时，区委区政府决定把城市建设作为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着力打造一座有别于全国千城一面的高品质特色城市。去年，引进了美国CORDISH公司来规划打造新城。城市建漂亮了，基础设施又完善，房地产价格自然会提升。未来几十年，__房地产市场不仅仅是面向55万人的本土市场，也不仅仅是面向渝东南和__主城的市场，而是面向全国的市场。因此，说__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一点不过。初步判断，在“十三五”期间，__经济发展速度会保持两位数增长。

（二）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第一，加大实体经济的支持。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农业经营主体及工业企业，特别是对区内88家规上企业，可以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实行“一企一策”，对已经符合贷款条件的企业，银行要给予帮助，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要给予培育期。现在很多企业自身发展情况不错，就因报表不符合、财务管理制度有缺陷等原因银行就降低贷款规模，银行机构可以在这方面给予一些照顾政策。一方面，企业要规范财务管理，让企业的报表符合银行的要求；另一方面，银行要给予企业培育期，对报表等原因不符合条件的进行辅导、规范。去年，市政府专门出台了重点企业培育财政扶持政策，我区拟出台工业企业方面的“123”扶持政策，只要达到标准，就可以给予贴息支持。第二，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在“新常态”下，全国发展速度在放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很多人从房地产市场中撤退。尽管如此，__年__房地产行业的销售量、价格基本上持平，变化不大，这就是__发展的特殊性。__房地产行业还要继续增加贷款力度，才能满足市场的刚性需求。第三，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如何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除了配备区域性管理机构之外，还需要更多的金融政策上的支持。现在，__跟周边的区县所享受的金融政策一样，体现不出作为“金融中心”所享受到的特殊待遇。如果没有金融政策，金融机构争取不到上级的支持，__在经济总量、人口总量、企业规模、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就没有优势，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就没有支撑。

（一）着力建设金融扶贫示范区。__是全市仅有的三家金融扶贫示范区之一，这里面就有很多文章可做。扶贫工作不仅仅是扶贫办帮扶贫困户，金融扶贫就是大范围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地方减贫的一个概念。如何建设？第一，需要加大对上衔接力度（。中国人民银行__中心支行要加大对__营管部的汇报力度，同时，还要积极主动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协商，提出方案，有针对性地争取。第二，创新体制机制，争取更多支持。今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我们很多金融机构来说很不利。需要大家想一些特殊的办法来解决，既要按照规矩来办，同时也要出一些概念和政策。当贷款要求项目有一定规模时，能否争取一点规模；当缺少抵押物的时候，能否改成信用贷款，等等。这就需要银行机构来

设计概念。比如，近日，据报道万达集团将投资600亿元，在贵州建设1个万达文化旅游项目和10个以上的万达广场，从原来的扶贫开发延伸至全方位的经济合作，这就是一个新的扶贫概念。国务院扶贫办把很多民营企业拉进来帮扶贫困村，万达集团作为全国首富，就来帮扶贵州，起初是投资10亿元建养猪场，后来就与贵州省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实际上就是整体进入贵州。这个概念__也可以借鉴，可以到__拉一些大企业、大老板进来帮扶我们，从银行机构贷款给他们，这样就避开了本土企业没有抵押物、没有载体的矛盾，但是他们贷款后必须把钱投入__。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贫困村与企业对接，实行“一对一”帮扶，可以发展乡村旅游，这样企业就有载体、有项目了。（二）合力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第一，加大金融机构引进力度。__未来最适合做金融机构中心，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最重要的体现就是金融中心。因为金融业无论是在地方税收贡献上，还是在GDP占比上，金融机构所起到的作用都非常大。比如，哈尔滨银行到了秀山，为什么不能引进__？需要你们给政府提供信息，然后一起去做工作。还比如，保险、证券和非银行机构，也要加大力度争取，去年有西南证券落户__。第二，做大金融后援。请各位行长支持__把城市建成低密度、宽尺度，依山傍水、欧式风格，让别人一下子觉得__城市与众不同，吸引金融后续产业来黔落户。比如，人民银行可以把结算中心、区域性总部迁到__来。现在新城到处都是低密度、宽尺度，但是最能体现出现代城市，肯定是银行机构所在地。那就可以划出一片地作为金融基地，让银行机构来盖高楼大厦。这样，银行机构就可以到市行、总行争取资金，五到十年，肯定有很多金融机构要进来。__有这么好的城市和空气质量，他们为什么不来？银行机构从行业的角度来做，我们从政府的角度来做，一起把这件事做好。什么叫金融中心？不一定非得有支行、分行在__，结算中心在__落户也是在建设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