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的征税标准范文
时间：2023-09-04 17: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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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为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统治，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至余杭的大运河。运河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全长四五千里，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大大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
2.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①隋唐沿用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②隋朝还沿用了北魏以来的租调制，后来又规定“民年五十，免役收庸”，即交纳一定的绢代替服役，以庸代役制开始部分推行。唐朝以轻徭薄赋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一定量的谷物，叫做“租”;交纳定量的绢和布，叫做“调”;服徭役的期限内，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这一制度的作用：农民生产时间有了保证，使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政府的赋税有了保证，使国家富裕了。
3.曲辕犁
唐朝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改进了犁的构造，制造了曲辕犁，提商了耕田效率。
4.两税法
背景：唐朝中期，土地买卖频繁，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遭到破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780年，唐政府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
篇2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影响
2007年3月16日，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酝酿已久的企业所得税法，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国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至此，内外资企业终于在纳税方面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面临公平竞争的经济大环境。
一、两税合并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特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给予外资在纳税方面很大的优惠，即“超国民”待遇，实践证明，这些举措在特定的经济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批准外资企业59.4万户，实际利用外资6919亿美元。2006年，外资企业缴纳各类税款7950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量的21.12%。
两税合并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在执行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亟待新的立法出台，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一是内外资企业税法差异较大，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两税合并之前，税法在税收优惠、税率、税前扣除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外资企业的“超国民”身份很明显，导致内资企业税负较重，缺乏竞争优势，根据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资料测算，内资企业实际税负为25%左右，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内资企业高出外资企业近10个百分点，仅在税率适用方面就有了明显的差异，所以内资企业和社会有关方面要求统一税收政策，公平税负的愿望很强烈。
二是两税合并之前，所得税优惠政策不完善，致使有些企业有机可乘，钻政策的空子，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例如，一些内资企业采取将资金转移到境外再投资境内，享受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不但造成税款流失，而且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等负面影响。
三是两税并行的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情况不断地发生变化，针对新情况曾经以部门规范性文件的许多重要的税收政策，需要及时整理出来，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完善。
为了解决所得税制度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是很有必要的，这一改革举措，有利于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有利于企业尤其是内资企业健康、快速发展，尽快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中。
二、两税合并前后的差异分析
（一）纳税义务人的调整
原内资企业所得税将纳税义务人规定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组织，而新税法规定为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很明显扩大了纳税义务人的范围，这与新税法实行法人所得税是一致的，符合“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原则[1]。
（二）合并前后的税率差别
原内资企业所得税适用33%的所得税税率，同时对于小型企业又规定了27%和18%两档低税率。外资企业所得税按30%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征收3%的地方所得税，但是由于“两免三减半”政策的存在以及大量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外资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率远远低于33%，平均水平为15%左右。两税合并后将税率统一规定为25%，对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薪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1]。
（三）税前扣除标准的差别[1]
两税合并前，税法规定，内资企业实行计税工资制，外资企业按实际发放工资全额扣除，以工资总额为计提基数的工资附加费税前扣除标准也实施类似的办法。
合并前，内资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另外对于特定企业，规定了1.5%和10%的标准。而外资企业用于中国国内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可以全额税前扣除。
两税合并前，内外资企业业务招待费都实行按比例限额扣除，即销售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含1500万元）以下的，税前扣除比例为销售净额的0.5%，超过1500万元的，限额比例为0.3%；另外对于外资企业的业务收入总额在500万元以下的，限额比例为1%，超过5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该部分业务收入总额的0.5%。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合并前，内资企业的广告费支出按销售收入的2%扣除，对一些特定行业按8%的比例限额扣除，制药企业可在25%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内资企业的业务宣传费在销售（营业）收入0.5%的比例内可以扣除；对外资企业而言，无论是广告费，还是业务宣传费，税前扣除则没有比例方面的限制性规定。
账准备的税前扣除比坏例内外资企业也有很大的差别，内资企业的税前扣除限额为应收账款余额的0.5%，而外资企业一般不超过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3%。
两税合并后，税前扣除标准有了很大的变化，总体来说是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靠拢，新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合并前后税收优惠差异[1]
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行业优惠方面，如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的税率，新办鼓励类的第三产业可以免征所得税一年至二年，废物利用、综合利用等环保方面的企业可以在五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另外对于“劳服、福利”性质的企业，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有不同程度的减税或免税。
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面比较广，如对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区域性优惠，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企业、金融企业等的行业性优惠，对于外资企业利用税后利润再投资的优惠，即再投资优惠。对一些规定优惠年限的，时间相对也较长，如“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
新税法的税收优惠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并兼顾公益事业和照顾弱势群体。主要内容为：一是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二是保留对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对劳服企业、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税政策采取替代性优惠政策。四是在经济特区内，以及国务院已规定执行上述地区特殊政策的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过渡性优惠；继续执行国家已确定的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五是取消了生产性外资企业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以及产品主要出口的外资企业减半征税优惠政策等。另外增加了“企业从事环境保护项目的所得”和“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等方面的内容。
三、两税合并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
这次合并对于内外资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调整为25%，对内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由此节省的应纳税所得额8%的现金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普遍存在的现金短缺的压力，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部分现金，扩大投资规模，获取更大利润，或者增加研发支出，享受加计扣除的优惠，实现技术创新。而对于那些税负可能加大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来说，近期也不会面对税负加大的压力，应该充分利用五年的税收优惠过渡期，调整经营策略，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市场开发能力，占领更大的市场，以适应税制改革带来的挑战，以此为契机，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2]。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25%的所得税税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仍旧具有竞争力。据统计，全世界159个实行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28.6%，中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6.7%，由此可见，25%的税率外资企业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能否继续吸引外资，税收政策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外资更看中的一是中国的政治稳定，政策法律是否健全并具有连续性，二是中国广阔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以及丰富的资源，三是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以及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因素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做并逐步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外资的认可。
（二）税前据实扣除，直接减少了内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内资企业的竞争实力明显增强。税前据实扣除对内资企业来说是除税率之外又一大亮点，尤其是工资的据实扣除，企业节约了纳税成本是显而易见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企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人才的竞争，现在内资企业可以大大方方地站出来招聘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一改往日因为囊中羞涩或限制太多，吸引不来或者留不住所需要的高级人才，这样人力资源可以更合理地流动、分配，促进了人力资源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
（三）新税法规定，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税前加计扣除，这一措施，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加大科研支出，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取得技术创新的成果，有助于企业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竞争力，或者对于那些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来说，可以加快技术更新，为企业发展提供科研后劲[2]。
（四）税收优惠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并兼顾公益事业和照顾弱势群体。这些优惠措施是充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得到鼓励，对于节能、环保企业的优惠表明了国家在强调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充分地重视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为照顾民族自治地区的发展，对这些地区的企业也给予了相应的所得税优惠。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下，企业会充分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将资金投向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中去。
总之，两税合并是中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各类企业搭建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将会促进中国经济科学发展，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所得税 业所得税 人所得税 改革
所得税是以所得额为课税对象而课征的一类税种的总称。所谓所得额是指纳税人在某一纳税年度的收人总额减去税法规定准予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我国对所得额的征税分为法人所得税和自然人所得税。从我国现行税制的设置来看，第一层次的调节是流转税，它是对销售收人的征税，一般是按全额或增值额征税，如消费税、营业税、增值税;第二层次的调节是所得税，它是对利润的征税，一般是按纯所得征税，因为流转税和所得税的纳税人是同一人，若流转税按全额征税，所得税必然按净额征税，以避免重复征税;第三层次的调节是财产税，它是对财产的价值或数量征税，在整个税制体系中，是辅税种，以弥补流转税和所得税课税的不足。所得税作为整个税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于其他税类的特点:1.税收负担的直接性。所得税一般由企业或个人作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而且税负最终由企业和个人承担。由于纳税人就是负税人，税负不能转嫁，所以被称为直接税。直接税的最大优点是政府对谁征税、谁就缴税，能达到政府预期的税收政策目标。2.税收分配的公平性。所得税如果采用累进税率征税，能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所谓累进税率就是随所得增长而逐级递增的税率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矫正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经济，达到税收公平的目的。3.税收征收的公开性。所得税是直接税，一般不转嫁。所得税在征收方式上一般由企业或个人申报缴纳，采用按年计算，按期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方法;在征收环节上选择收人分配环节，是对利润的征收，所以，所得税征收具有公开性、透明度强的特点，易于征纳双方贯彻税收政策。4.税收管理的复杂性。所得税是对所得额的征税，不论是企业或个人都要核算自己的纯所得额，相对比较流转税对销售收人计税而言，所得税的计算显得复杂，核算水平高，征收管理的成本高，难度大，所以所得税客观上要求整个社会有较高的信息化、核算水平和管理水平，才能将税款及时、足额、稳定人库。5.税收收人的弹性。所得税是以所得额为征税对象，而所得额是随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国民收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收人可靠。同时，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能够自动适应国民经济周期的变化，随经济的繁荣和经济衰退而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我国现行所得税制主要设置三个税种，即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1994年所得税制改革，第一步先将性质不同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归并，统一开征企业所得税(对内资企业使用);保留1991年7月改革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对涉外企业使用)，第二步，将内、外分设的企业所得税统一。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将对中国公民和外籍公民分设的三税合一，统一开征个人所得税(内、外统一)。1994税改至今，已经9个年头，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人，特别是调节经济、缩小贫富差距、缓和阶级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赖于税收的贡献，但所得税在运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改革。
一、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存在问题及对经济的影晌
(一)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也称法人所得税，是对企业的所得额征收的一种税。我国的法人所得税有两种，它们是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这两个税种的共同点是:第一，两税种都是对利润所得的课征;第二，两税种的名义税率是一样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所得额的33%，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所得额的300!0(中央)，所得额的3%(地方)，综合税率为33%。而两税种的不同点是:
1.在所得税收制度上内外资企业不一致，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两套税法。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涉外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对法人利润征税采用内、外两套税法，一是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特别是加人WTO一年后的今天，仍用内外两套税法的作法，有悖于国民待遇原则。二是内、外两套税在具体执行时，易造成误解，甚至是税收歧视。三是内外两套税法不利于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2.内外两套税法，确认所得额时税前扣除执行标准不一样。在扣除所得项目和比例上内资企业远远低于涉外企业，使涉外企业扣除项目金额多所得额少，从而税金也就少了，比如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比例，内资企业是年末应收账款的5%，而涉外企业是年末应收账款的3%，象计税工资、计算折旧的残值率、捐赠的扣除等扣除比例均不一样，存在内资低、涉外企业高的现象。其结果外商税负轻于内商税负。
3.内外两套税法，税收优惠政策不一样。我国是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立涉外所得税制，90年代初将涉外税制进行归并，建成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至今。当时中国为了大量吸引资本和技术，对外商规定了诸多税收优惠条款，比如:税率的优惠，特区减按巧%或24%征税，生产性企业的二免三减半;再投资退税;加速折旧等优惠。这些仅对外商用，这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但今天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政治、经济稳定、投资的硬、软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所以要适时调整。
4.内资企业所得税本身的有些税收优惠政策有些滞后。比如为支持发展第三产业的税收优惠，象副食品厂、服务业等等，过去是人民必须品，收费标准低，行业盈利少，免税鼓励其发展，而现在某些副食品、成了人们的调味品，价格上涨幅度很高，利润客观，可以取消减免税优惠政策。
5.内、外两套所得税在保护环境、促进科技进步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取向上，用直接优惠多，而间接优惠少。西方国家在保护环境，促进科技进步的税收政策方面，有的是单独立法征税、有的使用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比如美国关于企业亏损弥补规定，可以向前三年，向后7年弥补，比较灵活;关于科技投资，超过一定百分比，可在所得税前列支部分投资等等。我国是利用废气、废渣、废液产生的利润，在计算所得税时允许税前列支，基本上是有利润才扣除，不与企业承担投资部分风险，不利于企业积极从事环保，科技方面的投资。
篇4
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差异;影响
新《企业所得税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税法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与原内、外资税法有较大的差异,对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影响也很大。该法的颁布与实施给各类企业创造了公平的税收环境,为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税收负担以及引导资金的流向、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新旧企业所得税法的主要差异
(一)首次引入“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概念
新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体现了以“法人组织为纳税人”的做法,摒弃了以独立核算的三个条件来判定纳税义务人标准的做法。同时,新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体现了根据属人主义原则作为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指导原则。首先,明确居民的概念,可以区别不同类型的纳税义务人,明确税收管辖权范围。其次,采用居民与非民居概念,可以避免行使居民征税权的国家之间对同一所得的双重或多重征税。再次,界定本国税法上居民的范围,划清居民与非居民的界限,对于谈判、缔结和执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协定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征税权。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率”方面的差异
现行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均为33%。同时,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外资企业实行24%、15%的优惠税率,对内资微利企业分别实行27%、18%的二档照顾税率等。税率档次多,使不同类型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较大,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也容易带来税收漏洞,增加税收征管上的难度。因此,结合我国财政承受能力、企业负担水平,考虑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实际税率水平等因素,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确定为25%。这一税率在国际上属于适中偏低的水平,从而有利于继续保持我国税制的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和吸引外商投资。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税前扣除”方面的调整
目前,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在成本、费用等税前扣除方而规定不尽一致,如内资企业所得税实行计税上资限额扣除制度,而外资企业所得税对工资支出实行全额据实扣除等。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扣除将做出统一规范。主要内容包括:取消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度,对企业真实合理的工资支出实行据实扣除;适当提高内资企业公益捐赠扣除比例;企业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合理确定内外资企业广告费扣除比例。
(四)税收优惠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现行内、外资税法中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整合。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其主旨是促进技术创新和进步,鼓励农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节能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投资,同时兼顾微利小型企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福利企业、少数民族地区企业等。对从事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环保节能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的税率计征,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实行15%的税率;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纳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减征或免征等。
(五)收入总额范围有变化
旧企业所得税法对收入总额的规定是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生产、转让收入、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股息收入和其他收入,采用的是列举法。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作为收人总额,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包括现金、存款、应收款项、应收票据、准备持有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企业取得收入的非货币形式,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存货、不准备持有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以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收入总额口径比原来要大,虽然实际计算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新规定有利于税务部门掌握企业的收人来源,从而避免企业漏计收入。
二、新税法实施对不同企业的影响
(一)对内资企业的税负影响
1.大中型内资企业
对于大中型内资企业而言,新税法最直观的影响是,一方面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由33%减为25%),同时减小了内资企业所得税税基,两个变量的减少会降低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有关专家测算,若不考虑税收优惠因素影响,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将使企业税后净利提高11%。
2.小型微利企业
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按20%税率征收。这里的条件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①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万元;②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对认定小型微利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大大提高,多数企业税负会有下降。
(二)对外资企业的税负影响
1.非生产性外资企业
按原企业所得税法,非生产性外资企业,如服务业、餐饮业等与内资企业同按33%税率执行的。内外资企业统一为25%后,税率减少了8%,税收负担也会大幅度降低。
2.生产性外资企业
对于生产性外资企业,我国长期以来都给予扶植,享受各种优惠后,一般平均税率仅为12%左右;新税法将内外资企业统一税率后,生产性外资企业增加了13%的税率,税负会大大增加。
(三)对不同行业的税负影响
有关部门报告显示,两税合并将对不同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电力、有色金属、造纸、纺织服装、交通运输等行业在2006年以前实际税负并不高,2006年以后由于税收优惠期满,实际税负大大增加。所以,两税合并仍然可以受益。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等行业实际所得税税负低于25%,因此行业整体并不能享受到两税合并的好处。食品饮料、银行、通信运营、煤炭、钢铁、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实际税负均高于25%。截至2007年,银行业、饮料业和通信运营业税负分别为35.59%、31.06%和31.51%,分列国内行业税负前三名。因此,税制改革后这些行业有可能成为主要获益者。
(四)对不同区域企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上原税法的区域优惠政策导向,使东南沿海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外资,率先得到了快速发展。与东南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相比,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益扩大,不仅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不利于东南沿海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适当削减东部区域优惠、增加西部地区的优惠是新形势要求。
总之,新税法颁布后,有利于我国税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内资企业而言,消除了税收歧视,使之与外资企业享有相同的税收政策,减轻了税收负担,有利于其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对外资企业而言,新法规定的25%的税率,在国际上仍是适中偏低的水平,有助于国家吸引外资并有效利用外资。同时,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体系,有利于国家清理假外资,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长远来看,新税法的实施不会对我国吸引外资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篇5
摘 要 近来,“两税合一”与“转移价格”的话题几乎众人皆知,本文先简单展示“两税合一”政策实施前,我国外资企业采取转移价格方式逃税避税的状况;而后,简单介绍“两税合一”政策的关键内容;进一步,本文将重点探讨 “两税合一”政策后对我国内外资企业的影响,并猜想其对转变转移价格形势的作用;最后,简单谈一下本人对解决转移价格问题的一些个人看法。
关键词 两税合一 转移价格 内外资企业
第一部分
转移价格,又称内部划拨价格,是指跨国公司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进行交易时所执行的价格。它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服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跨国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标。
首先,我们来看几个案例:河北一陶瓷有限公司每年按其销售收入的32%向其母公司支付咨询费;山东一制药公司以低于国内平均价格40元的单价卖给其境外母公司……
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国有、集体、股份和私营企业利润都在增长,惟有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不但没增长,反而出现下降,据统计,05年以前全国有55%的外商投资企业年报亏损。然而,奇怪的是,我们一边听到外企大喊亏损,一边却看到大量外资仍然不断涌入国内市场。事实上,外企逃税花招并不神秘,他们逃避主要手段是利用关联交易,采取转让定价的形式。
外企利用各地赋予的优惠政策,自己赚取了大量利润,反而不行照章纳税之礼,运用转移价格躲避税收。这不仅造成了我国税收收入大面积减少,影响财力的增长;也使民族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为外企可以用逃税多出来的“利润”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和抢占市场的资本;而且,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不合理差异也使得很多“假外资”挤身分羹。
第二部分
在这种纷乱、畸形的背景中,微软、摩托罗拉等54家在华跨国公司,我国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终于在2007年3月16日,“两税合一”被人大会议通过。
“两税合一”这个名称听起来文绉绉的很拗口,但简言之,就是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统一成一部所得税法,在税率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两税合一”之前:
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均为33%,但相比之下,内资企业仅有27%和18%的照顾税率,而外资企业不仅有“两免三减半”的特权,还可以根据投资地区和生产经营方式享有15%,24%,27%和18%等多种优惠。
最终导致: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高出外资企业近10个百分点。
在这种税法体制下,不免会造成两种企业之间税负不平、苦乐不均。于是,“两税合一”应运而生。
“两税合一”之后: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定名义税率均由33%下降至25%,统一纳税人认定标准、统一税率、税基、税收优惠政策,从“直接减免”到“间接优惠”,标志着我国税收政策逐渐走向成熟。
对于已经在我国享有税收优惠的外资企业,我国采取以下过渡期政策,大家可以了解一下:2007年3月16日前注册的企业原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仍可享受,但由于亏损尚未享受的不顺延。原享受优惠税率的,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
第三部分
然而,谈到“两税合一”,内资企业备受鼓舞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考虑,“两税合一”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税负,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我国的投资热情呢?
我认为不会,即“两税合并”及优惠政策的调整并不会影响我国外资利用水平。
我们不妨看看下图:
如图所示,从07年通过,08年开始实施“两税合一”以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08年反而有很大幅度的提升,09年虽有下降但幅度较小,而且受金融危机和甲流疫情传播的影响,还可能是计算误差的缘故(因为09年只有前三季度的数据,是前三季度的平均数预计的第四季度)。
支持以上结论的理由如下:
1.税收优惠并非吸引外资的首要因素
外资企业在选择投资地时,首先考虑的是投资环境,比如市场潜力,政局稳定情况,劳动力成本等,而税收因素只不过是在决策过程中的附加考虑因素。
2.已在中国建立并初具规模的外资企业不会轻易撤资
跨国企业在选择投资地之前,必定先进行考察,然后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来支持资本运作的硬件及软件基础。不可能仅仅因为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动就冲动地采取撤资策略。
3.新所得税税制对外资仍具有吸引力
下面这图展示的是世界各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数据采集2007年):
如图所示,全世界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28.6%,中国周边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6.7%,可见,25%的税率,在国际上属于适中偏低的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吸引外商投资。
此外,以上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我国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是逐步进行的,在过渡期内,外资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与目前差别不大,而且,外资若进入我国鼓励发展的产业,将享受到力度更大的税收优惠政策。
话又说回来,虽说“两税合一”使内资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经过论证发现对外商投资的热情并无太大影响,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移价格的问题。
“两税合一”使内资企业更有竞争力,而且对外商投资的热情并无太大影响,那么对转移价格有何影响呢?
对内资企业,逃税避税主要靠“假外资”和转移价格。但“两税合一”使“假外资”无利可图,转移价格受到热捧。因为内资企业税负减小,竞争力提升,为“走出去”创造了条件。如果选择到避税地设立受控外国公司,然后把境内企业的利润转移到避税地公司,就能降低企业集团的整体税负。
对外资企业,面对实际税负加大的现实,我认为他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做账面价值,划赢利为亏损,外企的这点实力我们都有目共睹;二是寻求避税的动机更为强烈,选择避税地避税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综上所述,我认为,“两税合一”使内外资企业转移价格更有动机,而最有可能的新趋势则是选择避税地避税,且避税手段更加复杂化。
我认为,“两税合一”只是改变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但只要我国税率与外商投资者自身所在国家的税率存在差异,还是会有空子可钻。为此,我觉得要消除“转移价格”对我国的危害性,还是很艰难的,以下是我个人的几点看法:
第四部分
1.加强外资引进活动的监管,注重外资质量而非数量,进一步完善税收法规,加强海关监督,加强国际间的税收协作,构筑有效的反避税工作网络。而且,我觉得对于已核实有通过转移价格方式逃税漏税的行为,不能仅仅只是补税就作罢,而要有比较严格的惩罚。
2.明确避税地标准,完善避税地对策税制(如:规定若受控外国公司符合适用CFC规则的条件,那么其全部收入将整体性地划归居民企业收入在我国征税)。
3.这条好像有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味儿,即:加强我国跨国公司对转移价格的认识,“如何针对我国跨国公司的经营现状,合理利用转移价格,充分发挥其作用,使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纳税最小、利润最大,并减少各种政治、经济风险”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篇6
刘剑文：
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很荣幸能参加这次高峰对话。个人所得税自1799年诞生于英国，迄今已经有200 多年的历史。目前我国所得税法存在的问题，施正文教授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主要说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征收所得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也就是为什么国家可以征收所得税。二是怎样看待所得税征税公平问题。
首先，关于国家征收所得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税法乃是国家强制、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之法，税法也被称为是“侵权法”，因为其是对纳税人财产的否定，是对纳税人权利的剥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侵犯。只不过与其他的侵权所不同的是，这种对纳税人财产的侵犯是由国家授权的，是国家法律所认可。
但国家为什么收税，为什么能够收税呢？这就涉及到国家课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关于税收的征收依据，大概存在以下几种学说：1.公需说，也称公共福利说，流行于17世纪，其代表任务是法国的博丹和德国的克洛克。该学说认为，国家的职能是满足公共需要，增进公共福利，为此需通过征税来获得实现其职能的费用。2.交换说，也称利益说，发端于18世纪，主要代表有卢梭﹑亚当，是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基础发展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国家和个人是各自独立平等的实体，国民因国家的活动获利，理应向国家纳税以作为报偿。个人给国家税款，国家给个人以保护。3.义务说，也称牺牲说，起源于19世纪英国的税收牺牲说，黑格尔为其代表之一。该学说认为，个人生活必须依赖于国家的生存，为了维持国家生存而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4.经济调节说：也称市场失灵说，是凯恩斯理论的重要观点。该学说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因而需要社会经济政策予以调节和矫正。而税收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发挥法律的调节功能，对市场进行干预，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
税收是以经济自由为前提的，应与宪法无条件的保持一致。公民的权利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人身权和财产权，税法主要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1913年美国宪法修正案重新恢复开征所得税，我国宪法第56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1991年6 月30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并于1999年7 月1 日起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就其所得也应缴纳税款。税法上的可税性，即税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理以合法为保障，合法是以合理为实质内容的。
其次关于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社会公平一般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所谓横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的税；而纵向公平，就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负担的税负则不应相同，纳税能力越强，其承担的税负应越重。怎么判断纳税能力的大小呢？通常以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收入水平的高低或实际支付的大小等作为判断依据。纳税能力的判断标准，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所拥有的财富、取得的收入或实际支出等客观因素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对国家的牺牲程度，也就是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
我国通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时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富悬殊”现象，东西差距、城乡差距、以及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如何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就成为税收的重要职能之一，也对我国的所得税制度改革提出了要求。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1）税制模式的转变，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应转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体现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的趋同势态。这样，既坚持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又对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计算征收；坚持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所列举的特定收入项目按特定税率和办法课征。此外，它还有稽征方便，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偷、漏税的特点。（2）进一步规范税前扣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统一固定数额的费用扣除，这种税前扣除办法虽然简单，但是不能起到公平税负的作用。对纳税人不同的应税所得，应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随着国家物价水平、汇率等的变化，规定浮动的生计费用。（3）税率调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三种适用税率，一是工资、薪金所得的适用税率；二是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 ％至35％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应税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税目分为十一类，其中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采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规定的最高税率为45%.从各国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趋势来看，45% 的税率是过高了。据测算，我国工薪收入者扣除800 元费用后，缴纳个人所得税者约为1%，而1%的纳税人中，大部分只适用5%和10% 的两级低税率。可以说第五级至第九级税率意义不大，适用者甚少，却使我国税制空背高税率之名。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能适用第五级（月薪4万元以上）以上税率的纳税人亦为数不多，故有必要适当降低税率。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从税制看，现行税制只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并没有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合并，一些税收优惠措施只能由涉外企业享受，外商企业所享受的是一种“超国民待遇”。这作为一种过渡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意义来看，税收优惠措施对吸引外资的作用将会逐步减弱，不利于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不利于内资企业和涉外企业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妨碍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施政文：刘剑文教授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可税性，即税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二是从社会公平出发，阐述了对我国所得税改革的一些见解。下面有请刘桓教授。
刘桓：我主要说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税制与世界各国是不同的。不同税制的选择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问题，它的选择与很多因素相联系，如一个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民的觉悟意识，除此，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民俗也有相当大的关联。世界各国对税制模式的分类，大体有以下几种：
1.“盎格鲁撒克逊型”，以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国际上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主要是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占居主要地位的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像美国的所得税就占到税收的85%.这一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发挥收益税的优势，更好地实现税收公平原则，保持收入的稳定，更直接地体现政府的行政意图和目标。
2.拉丁、欧洲型，这是以增值税等间接税（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多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较低，经济管理尤其是税收管理水平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如爱尔兰、芬兰、印度、泰国和中国等国。这一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发挥流转税易征收、好管理、能保证财政收入的优势，能更好地体现税收的效率和中性原则。
3.日耳曼型，国际上也称之为中间型，是直接税和间接税并重的税制模式，所得税与流转税二者都不偏废。选择这一税制模式的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和丹麦等国。这一税制模式是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因此，更能兼容直接税和间接税各自的优势，更好地体现税收的各项职能和原则。
我国目前实行的税制属于第二种，主要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比重较少。这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发达国家，其流转税的比重较小，而发展中国家所得税所占比重则比较小。
第二，关于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关于近期税改的方向，可以参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在完善财税体制提出近期（本届政府）的七大任务：
（1）实现增值税的转型，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2）改革出口退税制度。（3）“两法合一”，即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条税法必须合并。（4）
完善消费税，适当扩大税基。（5）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6）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7）推动农村税务制度改革。税收与人民的利益休戚相关，国家选择税收，人民选择政府。
然而，虽然税收特别是所得税的征收对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就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对此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社会公平不公平不是由税收制度的完善与否决定，一个好的完善的税收制度也不能保证社会公平。真正决定社会公平的在于财富的初次分配，社会公平的实现不能仅仅看到税收制度，还应注意的税收的前端和后端。初次分配决定了不可能实现结果上的公平，及时通过所得税的调节也一样不可能实现，所以我们对所得税改革所能带来的不用抱太大希望。
施政文：
刘桓院长强调了要素分配，认为要素分配是社会公平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对所得税改革寄予太多的希望。对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刘院长持的是一种比较悲观的态度。下面我们有请人民大学的徐孟洲教授作精彩演讲。
徐孟洲：
谢谢施教授，谢谢各位老师同学。关于所得税改革与社会公平，我主要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呼唤社会公平。任何社会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要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减少矛盾，协调各种矛盾，均衡各方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财富分配公平，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平。社会公平的实现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法律制度能为之提供保障，实现交易、竞争、分配的公平。所谓公平，就是指处理事务时，能够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法律的精髓就是公平正义，这又包括实质公平与形式公平，形势公平是必要的，实质公平更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目前除了强调形式上的平等之外，我们还得要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和公平。这种要求反映在税法上就要求税收法律制度能够保障税收公平，即公平税负，也就是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
第二，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防止分配不公，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
其中，直接税，主要是所得税，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更是明显。它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公平税负、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保证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大的。
第三，改革和完善我国所得税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任务。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我是支持刘桓教授的观点的，就是在实现社会公平上，不应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给予太大的期望。社会不公是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紧密相关的，比如“灰色收入”，就不是税法所能规制的。另外社会公平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也是相关联的。我认为应当首先惩治腐败，规范“灰色收入”，然后再来规范个人所得税。对于企业所得税我也是主张“两税”合并，消除内外差异、内外矛盾，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也是我国所得税法改革的必然趋势。
至于两税合一，是否需要有一个过渡期，这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两税合并的方案之所以迟迟不能成行，最大的阻力就是地方对外商撤资的担忧。但是否两税合并之后真得会造成外资的萎缩还是值得研究的，当初给外资以税收上的优惠，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外资，事实证明，这的确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商的吸引渐渐转向良好的投资环境，转向市场、销路、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税收则退居其次。2004年底美国通过了本土投资法，通过降低所得税税率来吸引广大的投资商投资于本国，吸引海外资金的回流，从而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名义税率是15% ，实际税率是11%.而内资企业目前的名义税率是33% ，实际税率为23% 左右。无论是名义税率，还是实际税率，内资企业的税负都是外资企业的一倍。长期以来，内外企业所得税不统一，税负不均等，给国内企业造成了过重的负担，也是造成我国企业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两法合并的步伐应加快进行，建立规范、统一的法人所得税法。
施政文：
听完了三位教授各自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刘桓教授，对我们的所得税法改革持悲观态度，认为不应抱太大希望；另一派就是刘剑文教授和徐孟洲教授，他们都主张我国的所得税法应进行改革，并且也是对此抱有希望的。在我们的法学研究中，有“应然”与“实然”之分，从规范分析到实证分析。在下面的回合，我们希望能看到两派的交锋。我们今天就从“应然”的角度出发，进行规范分析，请三位教授再谈一下公平与效率之间，纵向公平与横向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还是有请刘剑文教授。
刘剑文：
对于所得税改革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我还是基本上同意这位刘教授的观点的。
的确现在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不是靠所得税法的改革所能解决的。我们的经济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还很不完善，社会公平的实现还有待于“吏治”改革。像现在好多省已经免征农业税，但是农业税的取消并不能解决农村所存在的问题。因为农村矛盾更多的表现为干群矛盾。对于收税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奉行的都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我认为在所得税上，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应该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完善，首先应该是税法要素的科学规范。纳税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纳税的，但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主要包括个人和家庭。从公平角度来看，以家庭为纳税主体对非劳动收入如股息、利息、红利会较公平地对待，因为以个人为纳税主体时对这些所得的源泉扣缴根本不考虑其实际纳税能力，在以家庭为纳税主体的情况下将这些所得并入家庭总收入再对某些项目进行扣除，能更好地体现综合纳税能力。
对于征税对象和税率这两个要素的规定，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分为十一类，其中工资、薪金所得纳税占70％以上，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也过高；对于偶然所得的税率为20% ，而工薪所得的税率却可高达45% ，对于勤劳所的要征收如此高得税，是不利于鼓励纳税人勤劳致富。税前费用扣除也需要进一步规范，近年来中国相继实行了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这些改革使得老百姓支出加大，标准扣除太低，已经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需要。不同的纳税人取得不同的应税所得，所花费的成本和费用不相同，故费用扣除应有所区别。此外还要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就东部和中西部发展水平确定一个发展指数，正确制定不同的扣除标准。法定扣除还应考虑家庭负担的差异，应该制定出有赡养父母的家庭和不需要赡养父母的家庭不同的扣除标准。因此，《个人所得税法》对生活费给予的扣除，不应是固定的，而应是浮动的，即应随着国家汇率、物价水平和家庭生活费支出增加诸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应该统一中外纳税人的扣除标准。虽然所得税在社会公平中扮演的角色有限，但是也应重视。
刘桓：
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应当是效率第一。这涉及到对公平如何定义的问题。不同的人对公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说过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所以从事复杂劳动的人获得比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多一些说得收入是应该的。这还涉及到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博士生毕业之后为什么要求工资高，因为他要弥补自己三年所丧失的机会成本。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更注重对效率的追求，而老年人和尚未有工作的人则对税法的公平期望更高，但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发展需要年富力强的富人积极投资，为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和为国家增加税收而来推动。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课以近乎没收的高税率，再由国家进行低效率的投资，这对社会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是不利的。税收有很多种，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分工，所得税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个人所得税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是要推敲的。个人所得税即使在调节的过程当中，也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在实行公平的同时，也可能伤害纳税人投资的基础或者是他的积极性。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并不是无限的，美国的麦克尔。博斯金来中国的时候谈了一个问题，世界税制改革的潮流，个人所得税似乎并不是最优的，因为它可能影响到投资行为，对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大企业家，政府按百分之七八十征税的话，微软的公司可能早就没有了。公平不公平，不仅要看个人收入的高低，要看他的钱怎么花。对于有钱的人，不仅要调节收入，更主要的是要调节支出。
支出的方式不外乎两种，投资和消费。“杀富济贫”，牺牲效率来换取暂时的公平是不明智的。解决这个问题靠社会各界引导企业家把钱拿出来投资。所以我们鼓励投资可以让他少交税。税收的本身就有导向作用，而且这个导向的作用还非常重要。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税收让私营企业主多投，多投资对社会是有利的。
如果不投资而去消费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消费税来进行调节。我们要学会把握人们的纳税心理，利用人性化的设置，利用人类的贪婪、愚昧来达到税收的目的。
施政文：
感谢刘教授。下面请徐孟洲教授为我们阐述他在这问题上的观点。
徐孟洲：
说到税收的公平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税收本身是公平的吗？大家都知道税收是国家征税机关无偿、强制征收的。既然是无偿、强制的，就难说是公平的。所以税法被称为是“侵权”法，当然侵权两个字是要加引号的。什么是公平，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在处理事务时，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至于公平的衡量标准，也不是绝对的，这个标准是有它的发展阶段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标准，这是与历史传统有联系的。在众多标准中，“受益标准”应该是最重要的，以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多少作为衡量公平的标准。谁受益谁付费，谁受益谁交税，这是公平的。比如说车船使用税，当然是那些有车的人才用缴纳。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力标准”，就是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作为公平标准。如何判断纳税能力，在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按照客观说，纳税能力应依据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来确定。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因纳税所感到的效用的牺牲或效用的减少应相同，或者纳税后的边际效用相同。
税收效率是税收学中与税收公平同等重要的原则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来说，税率是应当降低的。税负太重，使经济落后的原因，太讲究公平福利了，就难免会丧失效率。只顾公平，不讲效率也是不行的。比如，瑞典的税率是很高的，所以爱立信等比较大的企业就将自己总部搬出瑞典，这对瑞典的经济来说应该不算是件好事情。
篇7
我国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考虑到许多利润水平较低的小型企业，税法又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即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暂减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24％、15％三档，加上地方所得税税率3％，税率与内资企业所得税基本相同，只是在征税对象的选择方面有所区别。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以后，是选择比例税率还是选择超额累进税率，是选择一档比例税率还是选择几档比例税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笔者认为选择一档比例税率为佳，其理由有三：一是比例税率能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内外资企业可以在同等税收负担条件下开展公平竞争；二是多档比例税率或超额累进税率虽然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等优点，但是纳税人往往在适用不同比例税率或适用不同级次所得税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临界点上做文章，尽可能地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减轻税收负担。采用统一的比例税率会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减少税款的流失；三是多年税收征管工作实践证明，多档比例税率在计算投资收益补税、抵免等方面难度较大，往往产生歧义，给实际征管工作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另外，比例税率不宜定得太高，按照发展中国家企业所得税的平均水平和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水平，税率上限不宜超过25％，下限不宜低于20％。税率太高将弱化吸引外资的能力，税率定得太低会丧失国家既得利益。
二、减少税前优惠政策
目前，在我国不论是企业所得税法还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都有许多优惠政策，如对内资企业中的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新办企业等分别享有不同的减免税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有“免二减三”、“五免五减”和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应当承认，改革开放初期这些优惠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吸引了大量外资。但也应该看到，近些年来由于这些优惠政策的存在，出现许多新问题，如假校办、假福利、假新办、假外资企业相继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给税收执法带来难度。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以后，取消这些或类似的优惠政策，将会彻底根除这些问题，更有利于公平竞争，也有利于税收征管。
三、进一步规范税前扣除项目
第一，取消企业购买国债取得的利息收入税前允许扣除的政策。现行企业所得税税法中规定，纳税人购买国债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征收企业所得税时允许税前扣除，这项规定在两税合并后应作调整。从利率来看，国债高于国家同期银行的存款利率较多，购买国债已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某些地方已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对其免征企业所得税，相对银行存款较低的利息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显失公平。同时，国家财政性补贴也应尽量减少，如果企业有这方面的收入，也应并入应纳税所得额征收企业所得税。第二，提高工资、薪金税前扣除标准。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税工资的人均月扣除最高限额为800元，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确需提高限额标准的，应在不高于20％的幅度内报财政部审定，这个标准有些偏低。两税合并以后，税前扣除计税工资标准应上调，从我国目前生活消费实际情况看，以1500元左右为宜。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已经取消包括实物分房在内等多项福利，低工资高福利的状况已发生了变化，提高工资、薪金收入是必要的，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拉动消费，因为占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是社会需求、消费的主要方面。
篇8
2012年的减税政策已于近日公布，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表示，今年将延续2011年税改方向，将从5个方面进一步实施减税：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落实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税率结构；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试点范围；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等。
“看起来，今年‘减’的意图和方向已经相当明确。我觉得那些正在试点的可以加快推广速度，而且有些税种的税率还可以再调低。”许善达说。3月“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透露，在2012年预算报告里面做了3500亿的减税规模，规模远比去年大得多。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十二五”期间财税工作的重中之重。
结构性减税的提法在中国已经存在将近10年的时间，近年来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如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收入“起征点”及改进税率设计，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等。从财政部提供的今年前两个月的数据看，个税减负的效应显现最为明显。财政部公告称，前两个月我国个人所得税总计1409.79亿元，同比减少57亿元，下降3.9%，主要受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减收影响。
但问题是，大多数人仍然觉得税负过重，减负空间很大。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虽然相对于其他税种来说，个税减负效果显现，但就整个2011年来看，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7%，仍高于2010年的6.6%。如此来看，个税总的趋势仍属于上涨范围。
与此同时，2011年企业所得税实现收入16760.35亿元，同比增长30.5%，比上年增速加快19.2个百分点，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此前许多经济学家分析表示，中国目前企业的税负较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活力。
3月6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今年将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
“税收其实就是一个杠杆。我们谈结构调整，就是通过税来调整，比如新能源、环保，我们就可以降低税率，然后扶持它的发展。再有，就业的扶持，比如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我们通过降低它的税率，他们解决就业可能就相对来说容易一些。整个来讲，我们要刺激消费，怎么刺激消费，让大家有钱，让务工者有钱？那么让企业把税先给降下来，务工者有了钱以后，买东西也相对便宜以后，这样消费就上来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说。
目前正在上海试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被认为是中国结构性减税迈出的重要一步。
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等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税种。2009年，中国对增值税进行改革，允许企业缴纳增值税时抵扣其购进项目所含增值税，相关企业税负有效降低。
营业税是对企业营业额的全额征税，不存在抵扣，不可避免会产生重复征税的问题。
许善达解释说，营业税是比较便于征收的税种，只要有流转环节就要征税，流转环节越多，重复征税现象越严重。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允许抵扣，将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也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均 金对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解说更为形象，“比如一个企业，生产出一台设备，政府征收营业税，然后另一家企业购买并使用这台设备，另一家企业又要交一遍营业税。这就造成了一台设备的重复征税，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企业购买并使用这台设备的时候，可以把这台设备的增值税抵扣出去，不交税，这样相对来说，购买设备的企业的税收整体是下降的。”
许善达说，从国际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征收增值税的国家都是对货物和劳务共同征收增值税，可以说，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是中国税制改革的一个方向，有利于税制完善。
据许善达介绍，上海服务业比较发达，而且是全国交通运输的枢纽和中心，因此在上海试点增值税“扩围”具有典型性，有利于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行。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完善整个增值税抵扣链条，选择了交通运输业作为试点行业。
但是，王均金也注意到“营改增”中的问题，“上海原来交通运输业营业税为3%，服务业收取5%，但‘营改增’后，交通业变为11%，服务业变为6%，这样一来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税收并未减少而是增长了，企业负担实际上是增加了。”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的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
《中国企业家》最近针对税制改革进行调查显示，高达6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身的税负较重，九成被调查企业认为结构性减税不到位。专家们分析这其中的症结就在于，以往实行的结构性减税措施，要么减的是一些不太重要的税种，要么减税的力度还是偏弱，要么在减税的同时又增加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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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大都以国家、社会以及民间三者之间的权力的划分与平衡为主要研究对象。即使考虑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因素，依然是在这个研究的基本范畴中展开的。在最近的文献中，如娄成武、张建伟［1］认为，当代地方政府角色与职能已发生了很大转变，正逐渐由地方政府概念转向地方治理概念。地方治理模式也正经历由传统官僚体制向新兴的市场模式与政策网络治理机制的转变。李文星、郑海明［2］从目前我国行政沟通存在的问题及现实需求出发，在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与公众互动式沟通的概念，并从转变观念、变革体制、拓宽渠道、完善法制等四个纬度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互动式沟通机制的构建，以及地方治理在现代社会多中心治理结构中的关系。这种研究，从学术的角度观察，也没有作出更加明确或者是更加有新意的理论思路。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要用一种新的思维，在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下展开。基于此，本文将用历史与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从历史上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演化关系来考察中国公共治理模式。
一、基本的理论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个要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大致成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向更深的层次观察，是什么决定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与运行框架?就如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的运行以及资源配置构成了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什么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许更为重要。近代人类历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经历过一次大的转变。13世纪以来，发端于威尼斯的资本主义运动，使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等纷纷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背景下，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行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却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迥异的情况。中国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回归历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农业制度的变化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窥一二。
中国历史上农业制度变革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演化成现达的工商业经济，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这是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没有突破以下三个因素:1．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经理人才不顾人生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的扩大超过本人耳目所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以及保险义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之能及。［3］(P31)这三个条件背后的实质因素是政府职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没有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会在合适的条件下实现转型。中国历史上基本的经济制度源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制度的发展又决定了相当时期中国基本经济结构与社会制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500英里。由于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中国北方区域财产与生命的损失，因此，治理黄河成为了历史上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但是，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限制，黄河的治理只能通过中央政府动员全国之力进行，这为历史上中央权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时，北方农业文明的发展一直受到来自长城外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为了保护农业文明的发展成果，也要求国家政权集中权力，动用全国之力来抵御北方威胁。特定的地理、水利条件与地缘关系的交汇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公共管理模式的变化，即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下，国家权力的扩大，民间社会的相对不发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国家直接对大量分散农民的直接征税。由于没有形成社会的中间土地与中介组织，民间的产权界定以及其他相关条件难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黄仁宇所说的进入资本主义与现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传统社会的发展。
中国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根据钱穆《国史新论》［4］所言，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年龄受田还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标准理论，每家受田百亩，此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每户享受百亩私田收益，公田百亩收益归“公家”所有，大概相当于向农民征收收获的九分之一。这对中国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战国后，中央集权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农民征税，又强化了这种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经济制度、农业制度安排对公共治理模式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间基本定型。中间经过汉、唐、宋、明①，虽有很大变化，但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续，并且深刻影响到土地制度的变迁。汉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权制度基本确立，中央政府直接对分散的农民征税，分散的农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政治、经济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维持这种分散的土地制度结构。随着历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对于这种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断加强，但是，私有产权下土地的自由流转内在地推动着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现与扩大，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基础，危及政府的财政能力与运营能力。①
这种行政力量与经济动力的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主要脉络，也导致了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强化。在汉代，全国土地按照比较平均数划分给农民，这样，就形成了无数的自然纳税主体，中央政府对农民直接征税，由于税基广泛，政府对农民征收较轻的赋税。根据荀悦《前汉记》的记载，汉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税率是十五税一。但是，土地的自由买卖、流转使得土地持续集中于若干大的地产者手中，国家的税收持续减少。中央政府为了维持税收的基础，必然会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继续维护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农制度。持续的历史累计形成了传统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权下，官僚集团对无数分散的小自耕农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实行租、庸、调与两税制。租庸调是指唐代田赋制度，“租”是指农民在其授田期间对国家负担的租额;“庸”是指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调”是各地人民给中央的土产贡献。这是一种经济平均主义理想的赋税制度。由于会计、账簿以及中间服务制度的缺失，随着人口变动，户口登记制度逐渐错乱，此种制度的维持需要高昂的成本，两税制的产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变化导致的结果。两税制下，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收税以现居住地与现有土地为标准，同时改以实物征税为货币征税。#p#分页标题#e#
两税法改按人丁为按财产征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与传统的平均主义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对中国农业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宋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突变。宋代中国的工商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它对于造船、铸币、开矿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将其作为全国发展的基础，在军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以及军事问题。在王安石变法中，实行方田法、青苗法，为中国古代经济商业化转型与公共治理模式转型提供了一次契机。但是，宋朝转型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传统政策一直注重培养无数小自耕农，没有形成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产权划分、技术储备和会计、法律等条件。在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中，无法界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政府也无法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以及哪种经济、金融行为为有效，因而国家的法律、会计安排只能以简单的传统案例作为参考。真理在官僚组织手中，不容辩驳，政府管理大批农民，以“息争”为原则，独立的私人产权也不能获得保证。虽然政府通过变革加强了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但是，传统公共治理体制却不能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后，对宋代以来超前发展的工商业部门进行了全面收缩，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蓝本对整个国家进行改造。为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国家的经济政策重新回到原来的重农轻商的传统中。重新将全国土地划分成无数小的单位，大致平均分配给全国农民，对农民直接征税。资料研究显示，明朝主要的税收来自农业及其特产税［5］(P224)，工商业税收在政府的收入构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这与宋代国家的税收以工商业税为主有巨大的差别。同时，在国家的权力安排上，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地方以及民间的权力收缩。政府以官田的名义对苏浙地区的地主课以重租，利用和罗织各种刑事案件，打击各大家族;打击商业阶层，规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纱绸，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权下，明朝全国资源被分成无数细枝末节，财政部门成为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不参与经济过程，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经济的发展因素。社会在收缩中实现均衡，非常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权与经济的分散，民间的商业机构不能发育，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现。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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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英国 西班牙 企业所得税涉外税收规则 比较 国际税收竞争
一、引言
英国和西班牙是欧洲两个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和西班牙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两国都具有系统完善的企业课税制度。学术界普遍认为，英国、西班牙两国的企业课税制度对于两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和国民收入的稳定提高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因此，比较研究两国的企业所得税涉外税收规则对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国内目前还没有关于英国、西班牙企业所得税涉外税收制度比较方面的系统研究。但关于英国的税收制度，还是有一些介绍的。例如，财政部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2000)曾经按照我国的习惯体系编写了一本名称为《英国税制》的书，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英国20世纪后期的各种税收制度；匡小平和仇晓洁(2005)介绍了英国的垃圾填埋税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意义，认为我国也应该尽快开征垃圾填埋税或类似税种；荣传满(2003)则介绍了21世纪前两年英国采取的反避税措施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祝凤梧(2005)介绍了英国的所得税的演变历史；周伟萍(2000)介绍了英国政府如何重视发展电子商务以及相关税收问题；王建华(2006)则介绍了英国政府是如何准备对第二处房产征收空置税问题的；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2006)在《英国20世纪的税制》一文中简单介绍了英国20世纪的税制变迁史；中税网国外税制栏目(2008)则介绍了英国的税收立法和税制结构。
关于西班牙的税收制度，大概是由于语言的关系，我国学者研究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傅光明(2003)对西班牙的农村税收制度进行了介绍，并指出了其借鉴意义；中税网国外税制栏目(2008)则对西班牙2003年的主要税种进行了简单介绍。
关于英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制度，一些国际性网站介绍得比较多，例如，荷兰的国际财政文献局网站(2008)就详细具体地介绍了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征税制度方面的规定；英国皇家国内收入与关税署网站(2008)则从各个方面具体介绍了英国企业征税制度；西班牙税务局网站(2008)则介绍了西班牙的各种税收制度。
国内外的研究为我们系统比较英国和西班牙的企业所得税涉外税收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些观点也确实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我国学者的研究基本还是限于简单介绍，而且资料也略显陈旧；(2)国外的研究则纯粹是介绍，没有也不可能指出其对我国的借鉴或启示意义。
本文对英国和西班牙的企业所得税涉外税收规则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比较分析，并主要从国际税收竞争有效性的角度指出了其对我国相关制度完善的借鉴意义。
二、英国、西班牙涉外税收规则比较分析
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常态。随着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也开始渐渐一体化了，这可以从最新的英中西三国企业所得税主要特征的比较中看出(表1)。英中西三国的企业所得税都把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两类纳税人；居民企业的税基都是全球所得，非居民企业的税基都为本国来源所得；都有单边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的具体办法；对非居民企业都有征收预提税的具体规定；都有具体的国际反避税措施，等等。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虽然从大的方面说英国、中国、西班牙三国企业所得税制度已经大致相似，但从细微处看还是存在许多差异的，例如，三国的居民企业的所得税税率还是存在差异的，就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而言，英国是28％，西班牙是30％，而我国是25％，涉企业税率也不一样，分别是21％、25％和20％。
下面，让我们对英国和西班牙的企业所得税涉外规则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
首先是从税收管辖权上看。英国与西班牙都同时实行来源地(地域)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在居民公司的界定上，两国都采用三个认定标准，只要满足其中一个就可以被认定为本国的居民公司，并进而对其全球所得征税。不过，在具体的认定标准说法上存在一些差异(表2)。
在双重居民的判定上，英国与西班牙相似，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根据税收协定中的决胜规则判定；二是通过两国税务当局的相互协商解决。西班牙一般按照“实际管理场所”标准判定双重居民。英国另有针对双重居民的国际反避税规定：(1)不允许双重居民投资公司进行亏损抵免；(2)限制双重居民公司获得结转抵免；(3)转移至境外的公司的资产视同已经处置进行征税。由此可见，英国对双重居民的规定更为严格和完善。
其次是从单边消除对居民公司的双重课税规定看。英国主要采用抵免法、扣除法，而西班牙则主要采用免税法和抵免法。西班牙免税法适用范围较广，包括通过设在境外的常设机构取得的营业利润、资本利得，但分别有一定限制条件。而英国仅依据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的规定使用免税法，但不实行累进免税法。
英国抵免法严格按照分国、分项限额抵免。允许抵免的外国税收包括国家级政府、省级政府或市级政府征收的税收(但是外国税收所属的税种必须和英国所得税或者公司所得税税种相一致)。西班牙抵免法则采取分国不分项式的限额抵免，但不得抵免部分可以在10年内结转扣除。如果设有常设机构，税收抵免额则分别按各个常设机构单独计算。
英国对来自海外非居民公司的股息采用先抵免在海外缴纳的股息预提税，然后再给予该股息间接承担的外国税收即外国公司所得税抵免待遇，即所谓的“先直接抵免后间接抵免”。间接抵免条件是英国公司或者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至少海外非居民公司10％的表决权，同时允许多层间接抵免，没有层数限制。西班牙对通过境外常设机构取得的股息可以享受免税或税收抵免待遇。直接取得境外股息的居民公司(重要法人股东)可以选择使用免税法，或同时使用直接抵免法和间接抵免法来消除双重征税，后者与英国规定相似，但间接抵免条件为居民公司应当直接或间接参与非居民公司至少5％的股权，仅为英国要求的一半，并且要在为期1年的期限内连续地持有此项股权。另外，西班牙母公司持有0.25％的间接参股权仍可享受税收抵免，即间接抵免只允许到三层子公司，而英国没有限制。由此可见，虽然英国与西班牙间接抵免条件不同，但都在达到消除双重征税目的的同时考虑到了本国的税收权益。
西班牙对于投资组合中的法人股东参与子公司资本不超过5％的股权股息可以通过一般税收抵免法
消除双重征税。从扣除法方面讲，英国居民纳税人有时可以自我选择，但不能对特定来源所得承担的外国税收实行部分抵免、部分扣除。西班牙则没有使用扣除法消除境外所得双重征税。
其三是从非居民课税角度看。在非居民没有设立常设机构的情况下，英国与西班牙的课税规定相似，仅就非居民公司来源于本国所得征税，英国没有专门的非居民公司税立法，但西班牙有所谓的非居民所得税法。西班牙对非居民直接获得的资本利得，根据适用于居民公司的规则并按基本的公司所得税率征税，或根据税收协定课税，符合免税规定的则免税。
对于设在英国的常设机构，应税利润应纳税额的计算与对英国居民公司的计算一致。“常设机构”概念在西班牙税法中被广泛使用，而在英国国内税法中并不适用，但英国在国际双重课税协定中却广泛使用这一概念。非居民公司在英国的常驻代表处如果在英国不从事经营活动，则不用缴纳英国公司税。
对于设在西班牙的常设机构，就其境内外全部所得按照居民公司的处理方法征税，这与英国规定相似。对通过常设机构在西班牙从事贸易或营业活动取得的或者直接取得的来源于西班牙的所得征收非居民所得税。常设机构的营业利润通常按与居民公司相同的税收规则征税，但不允许扣除利息(银行的常设机构除外)、特许权使用费、向总公司支付的管理费用以及技术援助费用。从事营业活动的非居民公司的常设机构应当缴纳地方营业税。常设机构取得的资本利得按其来源采取不同的税务处理方法。境内资本利得需缴纳35％预提税(分项计算，不扣除任何损失)，境外资本利得按规定享受免税待遇。
另外，西班牙对常设机构向境外总公司汇出全部税后利润要征收15％的分支机构利润税，实际税率为44.75％(欧盟成员国，税收协定情况除外)。英国则没有分支机构利润税。
英国对股息免征预提税，而西班牙对股息征收15％的预提税，实物形式支付预提税率相当于18％；支付给符合条件的其他欧盟成员国母公司的股息免征预提税。
英国对利息征收20％的预提税，但因发行欧洲债券而支付给非居民的利息，支付短期债务利息免征预提税。西班牙对利息征收15％最终预提税，以实物形式支付预提税率则相当于18％，低于英国税率，同时也对以下免征预提税：在其他欧盟成员国(不包括对控股公司免税的卢森堡)有住所的公司取得的利息；在西班牙银行存款的利息；公共债券利息；未设立常设机构的非居民企业在西班牙发行的有价证券的利息(直接获得的利息)。
英国对专利使用费和版权使用费征收22％预提税(不适用于影视版税)。西班牙对特许权使用费也征收预提税，税率为24％(欧盟成员国税率为10％)，略高于英国。另外英国规定因销售专利获得的资金应该看作所得征税。在英国专利的销售者为非居民的情况下，专利的购买者可以扣除按公司所得税税率缴纳了的所得税税款。
在其他预提税方面，英国对提供管理服务、工商业技术以及其他类似的服务而获得的收入，不从源扣缴所得税。西班牙与英国不同，居民子公司向其非居民母公司支付的与从事其西班牙营业活动有关的合同劳务费以及分支机构支付的总机构费用应就其收入总额按25％的税率缴纳预提税。对技术费用和管理费用征收24％预提税。对船只或航空器驶入西班牙领土的航运或空运公司的所得应就其收入总额按4％的税率缴纳预提税。
其四是从双重征税协定方面看。英国与西班牙都对外签订了广泛的税收协定，但比较而言，英国对外税收协定的数量要远大于西班牙，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签订了100多个，而西班牙只有59个；两国的双边税收协定都涉及所得税和财产税，西班牙没有制定自己的税收协定范本，在税收协定谈判中使用OECD的税收协定范本。两国都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当国际税收协定税率高于国内税率时适用国内税率。两国都有船运、空运利润方面的税收协定。两国与一些国家的双边国际税收协定中都有给予税收饶让抵免的规定，英国在税收饶让上持积极的态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有税收饶让抵免规定。但是西班牙目前与我国还没有税收饶让安排。
英国和西班牙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国际税收协定规定的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预提税税率，其中英国与中国协定中利息预提税税率为10％，特许权使用费为7％／10％(版权使用费适用较低税率)；西班牙与中国协定中利息预提税税率为10％，特许权使用费为6％／10％(设备使用费适用较低税率)。
三、英国、西班牙企业所得税涉外税收规则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居民公司的认定上已经与西方发达国家基本相似
比较英国、西班牙和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居民企业(公司)的认定标准，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认定标准已经基本与国际接轨了。我国2008年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改变了以往内资企业所得税以独立核算的三个条件来判定纳税人标准的做法，确立了以法人为标准的纳税主体制度。不仅如此，还首次在法律上明确引入了国际通行的“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概念，并采用了“登记注册地”和“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相结合的标准认定居民企业，体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有效衔接，有利于我国税收管辖权的行使。目前，世界各国判定法人的税收居民身份，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一是注册地标准，也称为法律标准，就是把按照本国法律在本国注册登记组建的法人都视为本国的法人居民，而不论该法人的管理机构所在地以及业务活动地是否在本国境内。这种标准容易识别，但也同时易被纳税人滥用。二是管理和控制地标准，也就是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该标准规定，只要法人的管理和控制机构设在本国，无论其在哪国注册成立，都是本国的法人居民。这种标准强调了纳税人的经营活动与所在国的实质联系，较为合理，但难以识别。三是总机构所在地标准，即凡是总机构设在本国的法人就是本国的法人居民。这里的总机构，是指法人的主要营业场所或主要办事机构。与管理和控制地标准相比，总机构所在地标准强调的是法人组织结构主体的重要性，而管理和控制地标准强调的是法人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四是选举权控制标准，也就是法人的选举权和控制权如果被本国居民股东所掌握，则该法人就成为本国的法人居民。在上述四种标准中，目前各国最常用的就是注册地标准与管理和控制地标准。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也采用了这两种标准，并规定满足其一即构成我国的税收居民。
我国原外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其，总机构设在我国境内，要就来源于我国境内、外的所得缴纳所得税。这表明，原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判定法人居民身份是兼用了注册地标准和总机构所在地标准，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原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这里所说的总机构，是指企业法人设立的负责该企业经营管理与控制的中心机构。也就是说，原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中的总机构与其他国家如英国税法中
提到的管理和控制中心机构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因此，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采用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标准，并将原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中的注册地标准与管理和控制地标准必须同时具备，修改为具备条件之一即构成我国的居民企业，使我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更加广泛，更有利于保护我国的税收权益。
(二)我国单边消除双重课税的规定主要采用抵免法，已经与国际类似，但仍然有改进的余地
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规定，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允许间接抵免，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增加的间接抵免规定符合国际普遍提倡的消除双重课税方法，这至少有三大好处：首先，它减轻了跨国投资纳税企业的负担，更加体现了公平税收原则。其次，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间接抵免有利于提高国际国内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这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与国际接轨起到积极作用。第三，从微观企业发展角度，间接抵免对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鼓励企业境外资本投资，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符合我国提出的鼓励企业“走出去”战略。
不过间接抵免条件中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20％以上股份，要求股份比例偏高，可能出于首次税收征管经验欠缺考虑，但长期来看限制了其消除国际双重课税的作用。因此，笔者建议适时将持有股份比例降为10％，并且在放松税收政策的同时，加强征收监管和反避税工作，维护我国的税收权益。间接抵免层次方面，英国不做限制；西班牙限制为三层，但其股份比例仅为5％。结合我国股份比例要求等因素，建议我国应借鉴英国经验，不限母子公司层次，以便充分消除我国企业境外所得的重复征税问题。
(三)非居民企业征税规定已经基本与国际接轨，但仍然可以改进
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明确了非居民企业的判定标准，即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因此，“机构、场所”的概念就成为判定非居民企业纳税义务的重要条件之一。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了税收协定范本中关于常设机构的表述，实现了国际惯例的协调与衔接；同时，改变了原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将营业人直接列为机构、场所的写法，将其独立出来单列一款，视同机构场所处理，既将发挥机构、场所功能的营业人纳入判定标准，又避免了因营业人无需在中国境内依照法定程序登记注册并设立机构场所而无法适用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款的弊端。需要注意的是，企业所得税法中所说的机构、场所，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机构、场所，不包括从事准备性、辅活动的机构、场所。准备性、辅活动的具体内容可参考税收协定范本第五条关于“常设机构”的规定。此外，营业人的概念，应注意不仅包括公司、企业，还可以包括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具体认定时，也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透过形式把握和识别关系的实质，从而判定是否构成营业人以及相应的纳税义务。
此外，笔者还以为，如果在我国的国内税法中广泛采用“常设机构”概念以取代目前的“机构、场所”概念，将有利于我国税制最大化与国际接轨。
(四)我国应进一步加快对外签订国际税收协定的步伐，促使税收进一步国际化
税收国际化是经济、贸易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跨国的纳税人和跨国的征税对象。在税收产生后的几千年发展历史中，税收关系一直没有跨越国界。一国的纳税人全部是自己国家的国民或者居民，征税对象则是发生于本国境内的税收经济事项。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经济、贸易的国际化以及跨国公司的出现使得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协调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对国家的征税权进行约束，就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国际税收协定就是在国际经济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所谓国际税收协定，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了协调相互间处理跨国纳税人征税事务方而的税收关系，本着对等原则，经由政府的谈判后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1981年1月，为了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适应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技术的需要，我国与日本首开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谈判。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共对外正式签署90个税收协定，包括与香港、澳门签署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此外，我国还就国际空运、海运所得与一些国家签署了税收协定或安排。具体规定见表3和表4。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税收协定签署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世界上总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与我国签订国际税收协定，这会影响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为了不影响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税收的国际化进程，笔者认为应继续与相关国家进行谈判，特别是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谈判，签订更多的国际税收协定，以促进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快速实施，同时也保障我国在境外投资活动中作为资本输出国的税收利益不受到侵害。
(五)我国目前仍应该继续坚持和推进税收饶让抵免制
在税收饶让方面，我国对外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中，大多数以缔约国对方(发达国家)承担义务，另外也有互相各自承担其居民从对方国家得到的各种税收优惠给予税收饶让抵免的待遇，如同意大利、泰国、原南斯拉夫、马来西亚等签订的税收协定。目前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利益等因素对税收饶让有不同看法，一方面，税收饶让保证了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同时对发达国家扩展海外投资和国际市场也是有利的；另一方面，税收饶让违背税收中性，可能会产生有害国际税收竞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