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经济作用范文
时间:2023-09-04 17: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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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水利风景区的功能。
1.1改善人居环境,保持水利生态。水利风景区的存在保护了水资源,改善了水环境,这对于风景区水系所覆盖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居民也能从风景区开发中获得适当的经济利益,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水利风景区基本的水利防洪减灾功能也能保证所在区域的湿地、湖泊、河流的汛期安全,这也为水利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前提基础。
1.2带动经济发展。水利风景区的作用从最基础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上就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优秀的水利风景区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的形象,在对外展示的过程中提高了相关地区的影响力,吸引外来资金前来投资,调动地区经济活力。
1.3促进水利的发展,改善水利部门的经济条件。水利风景区的开发为水利部门带了直接的收人,在用于水利系统的维护开发之外,还能提升水利职工的收人水平。某些水利风景区含有发电设备,在供电之外还拥有优质的旅游资源,这无疑都为水利部门改善自身的收人水平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水利部门更加强化的自我发展能力与更加可靠的经济保证,能够增加水利发展的自主性,适时上马更多有实际效益的水利项目。
1.4文化元素的注人提升了水利系统的地位。水利风景区的开发往往是综合性的,文化内涵的结合使得景区不但成为一种自然资源,更是人们探寻文化奥秘、寻找文化源头的上佳场所,人们在休闲度假过程中长了见识,培养了多样的文化情操,促进了精神享受上的满足。而这种文化熏陶会带给人们一种新的认识,给予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提升了水利系统的社会地位。比如街州是浙江的母亲河--一钱塘江的源头,山清水秀,有着1800多年的建城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将街州人引以为豪的“双子文化”—孔子文化和棋子文化融人到铜山源的开发当中,能大大提升风景区的品味,丰富其文化内涵。
2.水利风景区在水利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浙江省西部街州铜山源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水产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骨干工程,铜山源水库空气清新,气候适宜,水面宽阔,水质透明,库区周边群山屹立,险峻挺拔,林木葱郁。其距离街州主城区北侧约20公里,经23省道开车仅20分钟,距南侧杭金街高速街州东出人口12公里,距北侧杭新景高速(规划延伸段)太真出口7公里。这样的自然条件、地域优势以及便利的交通在其后续开发过程中,能够促进水库发挥航运、养殖、旅游等综合效益,对当地水利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强劲的助推器。
2.1旅游带动经济。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到2015年,全国旅游业的经济产值达2万亿左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旅游业也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利风景区对于其他行业如旅行社的带动作用之大,自身的发展潜力之大,令人倍感欣喜。旅游业是一项综合业,它能够带动旅游交通、住宿、餐饮、娱乐等多个行业的发展,拉动千万人口的就业。针对旅游业这样的优势,现今的水利风景区旅游依然有巨大的潜力可挖,积极完善景区服务设施,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促进整个水利经济的蓬勃发展。
2.2培育生态文明。水利传统经济项目功能比较单一,在可持续发展上往往会遇到瓶颈,而水利风景区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它从前期规划、开发过程到后期服务和维护上都有其他水利项目可以借鉴的经验。水利风景区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培育了一种生态文明,为水利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缕曙光。
2.3塑造水利文化。水利风景区是一个集中展示水利设施、水利建设历史等水利文化的载体,将文化元素形象地展示给社会,极大地提升了景区的形象,水利文化的塑造将风景区打造成了多元立体的文化内涵,加深了人们对于水利建设的认识。
2.4标准化建设。水利风景区的开发往往是地方政府、水利部门和当地群众共同关心的大项目,在各方协调统一开发水力资源,建设水利工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个系统的工作方法,特别是某些标志性工程的建立对于未来水利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在以后水利经济的发展中有了更加标准化的操作模式,提高了建设开发的效率,保证了水利工程的质量。
2.5现代化理念。水利风景区的开发是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产物,整个项目的开发理念、开发模式上都是非常具备专业素质的,对于水利规划与水利风景区的结合,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开发建设者大胆转变思路,解放工作思想。对于建成之后的日常管理有了全面的统筹,制定了系统的管理制度,保障景区的高效运行,后期对于景区的未来发展也有详细的方案,不会因为一时小有所成就坐吃山空。这些崭新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在水利风景区的应用,为水利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局面,拓展了视野。
二、结语
篇2
关键词:水利工程国民经济任务前景
一、水里工程概述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时间段,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对于水利工程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都有各自的侧重点。例如在我国建国初期,水利工程的兴建的侧重点是水资源的利用,水利工程都以水电站和水库为主,对于环境保护这一块则照顾的非常少。而当初建设水利工程,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发展目标。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步入第三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发展观对水利工程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时期,水利工程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要求水利工程必须进行改革,调整发展思路,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形势。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探索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相互之间的关系,水利工程对于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我们需要肯定。但是在整体上,我们缺乏对两者的客观认识和评价,造成了评价定性,最终导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现如今,面对新形势下国家经济发展对水利工程事业的要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两者之间引发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进行定量的研究,用全新的视野,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高度,去分析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回答水利工程在目前阶段面临的一系列“度”的问题,例如: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调控标准如何把握;水利工程问题引发的国民经济损失与解决水问题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水利工程投资与国民经济比重的问题;如何发展与现行控制指标相符合的新模式;水利工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等问题。所以,对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是水利工程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水利工程对国民经济发展各项分析研究概述
1.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系统的动态关系
对现行的水利统计指标体系进行分析,洞察不足,做出改进,使其能够融入到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中,为日后建立水利投入占用产出分析模型做好准备。我们应改进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把水利部门扩展到12个,构建新的分析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对全国和九大流域进行系统分析统计,绘制占用产出表格,研究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部门与整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还应利用占用产出模型深入的去研究重要水利措施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2.水利工程建设的分项边际成本与效用分析
广泛收集国内外相关材料,对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确立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体系。评述世界水利工程的发展趋势,确立典型国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然后以我国发展现状作为对比对象,进行定位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水利工程问题引发的国民经济损失、水利工程活动等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进行分析和系统的总结,为界定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利用和保护、开源和节流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提供相关的数据。
3.水资源管理的总控制指标与水利管理
采用多目标分析技术,对省级行政规划区域内的水资源使用权分配进行研究。通过对用水定额的分析,制定用水定额的标准。对现行的水资源的补偿机制和恢复机制进行调查,对比国际实例,进行相关的责任和利益关系的量化分析,对管理制度进行创新研究,并对补偿机制和恢复机制提出新的设计方案。此外,还应该根据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形势,探索一条新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4.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关系协调准则
对于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调准则,我们应从多方面去考察研究,例如防洪、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水资源的多元化利用等,制定多方面的调控标准。我们应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测,提出生态环境建设与区域化发展对于水利需求的综合评判标准。发展预测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变化、经济发展的趋势、人口增长与城市化以及农业耕植面积发展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对防洪的需求,生态环境与水利工程建设之间的影响,参照国内已有的规划成果,制定出相应的准则。
5.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
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水利工程都有不一样的需求标准,我们要以国民经济与资源环境整体核算模型为工具,研究水利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协调程度,制定出合理、适宜的发展模式,研究整体的规划方案和相应的调整措施。
三、水利工程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
在上述所提及相关的研究理论和模型中,已经有很多应用于实际实践中。对于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预测、规划和协调作用,前景是令人期待的,体现出来的成果也比较显著,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重要的实践应用成果:
1.通过对我国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关系的分析,结合国外水利工程的发展历程和投入状况来看,我国水利工程在未来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投入状况会持续增加。
2.我国地大物博,自然灾害频发,水灾害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更是巨大。水利工程对于减少水灾害的影响,控制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水利工程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3.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水利工程在其中都会起到保障和促进的作用,在目前阶段也不例外,而且作用更加的明显,国家在水利方面的投资,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在经济效益上得到回馈。
4.通过构建模型和定量评价体系,能够不断的去协调和完善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同时我们不能忽略水利部门内部自身的协调和发展。
5.通过对水利工程投资规模的预测和分析,能够准确的设计水利工程投资的规模,分享投资成本比例以及工程的发展方向和前景。纵观建国以来水利工程投资,结合目前的理论模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利投资调控比例正趋于合理化,这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6.在有水问题发生的流域,适宜的修建水利工程可以对该区域的水问题进行很好的控制,如果是水灾频发的流域,那么水利工程将会对国民财富起到巨大的保障和增值的作用。就目前水利工程的建设而言,任务目标是针对水问题建立安全的防护体系,兼顾水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
7.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对我国水资源的调配、农业的顺利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长江流域的三峡工程和黄河流域的小浪底工程完工,对于我国洪水灾害的防范,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水里工程的前景上看,防洪抗旱、保护自然环境以及水电资源的开发都能够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另外,我们尚可以在水利工程地区开发旅游项目。;例如三峡大坝,本身就依托三峡而建,旅游项目已经走上轨道,其他地区也应该学习经验,增加社会财富。
四、目前水利工程发展的任务
1.加强河道治理,提高水灾防范能力。虽然三峡工程已经完工,但是从近年的防洪效果来看,也出现了乏力的现象,所以说我国目前的防洪形势依然严峻,防洪任务依然很重,还需要加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提防建设以及分流蓄水的能力。此外还需要对部分地区河道进行治理,减少洪涝灾害发生。
2.做好抗旱工作,保障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也是国家重点项目,对于农业生产和农业创收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区域性水库的建设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旱灾的问题。
3.开发水电事业。我国可开发的水资源非常的多,要抓住这个优势,建设水电事业。我国现在电力生产,主要的能源依然是煤炭,从今年形式看,全国煤炭吃紧。所以我们要在两河主干流上兴建骨干水电站,在支流上兴建中小型水电站,缓解全国用电压力。
参考文献:
魏周龙.水利工程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J].水利电力机械,2006年第6期
韩慧芳.深化水利工程水价改革,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J].安徽水利财会,2004年第2期
篇3
关键词:水能开发;经济发展;地位;作用
海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距中心城市哈尔滨285公里,地貌特征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素有“林海雪原、中国雪乡”之美誉。全市辖8镇1乡123个行政村,总面积8816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71.3%,行政区内共有大小河流140余条,大小河流总长度为2930km,年平均径流量为33.79亿m3,具有水能开发价值的河流14条,主要有海浪河、头道河、二道河、三道河、二道海浪河、大杨木河、山市河、密江河等。这些河流均属山区性河流,坡陡流急,自然落差大,流域植被良好,水份涵养区未被破坏。行政区内规划常规电站23座,总装机33.98万kw,总投资35.14亿元。规划抽水蓄能电站9座,估算总装机 1211 万kw,总投资 591亿元。
海林市改革开放较早、经济较为发达,是国家级对外开放城市和全国县级综合改革试点市,2002年被国家批准为“十五”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试点县,2003年被国家十六部委批准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2005年3月被联合国人居署确定为中国三个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之一。
近年来,我们把握被列为电气化县试点的契机,立足资源优势,将水能确定为海林最有希望、最有潜力的新财源和新产业,在国家水利部、省水利厅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举全市之力推动水能开发快速发展。
一、丰富的资源优势为水能开发奠定坚实基础。海林境内资源非常富集,山川秀美,生态优良,森林覆盖率71.3%。有大小河流144条,水资源总量78亿立方米,河流总长度达到2930千米,年平均径流量为33.79亿立方米,开发潜力大。其中最具开发价值的有14条,主要是海浪河、头道河、二道河、三道河等山区性河流,坡陡流急,自然落差大,流域植被良好,水份涵养区未被破坏。为使这些水能资源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十五”期间,海林市紧紧抓住被国家列为电气化县建设试点市的有利契机,坚持两手抓原则,一手抓流域规划,一手抓项目前期推进,加快推动水能开发。分别委托东勘院、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先后完成了海浪河、二道河、三道河、二道海浪河四条流域规划,共规划常规电站23座,总装机33.98万千瓦,总投资35.14亿元。同时,委托东勘院、省水利设计院相继完成了双桥、钓鱼台、青云山、三道、板桥、桦木桥、红旗等电站项目的可研工作,此外,由东勘院规划了荒沟、开化、老黑顶子等9个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1211万千瓦,总投资约591亿元。应当说,丰富的水能资源,规划的超前运作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为海林市电气化县建设和水能产业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抓好水能资源开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培育立市产业的必然选择。水电是清洁、无污染、可再生能源项目,优先发展水电是我国能源发展的重要方针。为此,国家出台政策加大了对水电开发的扶持力度,在水电农村电气化县项目和以电代燃生态电站建设上给予专项资金扶持,并将水电建设纳入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项目。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海林市依托丰富的水能资源,借助电气化建设试点市的政策扶持,牢牢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实施的战略机遇期,调整结构,乘势而上,及时将水能作为全市的主导产业。
水电无论是作为一项清洁能源还是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在全面加快小康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水电产业应该担当起发展区域经济、增加农民和财政收入、改善农村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支撑。虽然我市的水能开发与全国、全省其他兄弟市县相比较起步较晚,但是发展的潜力非常大。经过我们的积极争取和艰苦努力,总装机120万千瓦,总投资40亿元,年均发电18亿度的荒沟抽水蓄能电站,成为了我省抽水蓄能电站建设首选项目,是我省唯一一个列入国家“十一五”电力发展规划备选项目。
三、水能开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财政增收为主线,以建设大项目,构筑新产业,辟建新财源为重点,加快水能开发,抓好水能建设,建成已规划的常规水电站23处和荒沟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每年可实现税费3亿元,使我市财政收入翻一番。同时,长远目标是其余9处抽水蓄能电站全部建成后地方财政收入可实现10亿元,安置就业人员1000余人。通过大力开发水电,将为全市带来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进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大改善。一是经济效益。水电开发不仅能够优化能源结构,还可以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能源支持,推动区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调整经济结构。水电开发过程中修建的交通、通信和能源等设施,为地方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帮助,水电工程建设将带动农田、灌溉、水产养殖和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将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市真正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社会效益。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将得到有效改善。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快农村小康建设,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用电有了可靠的保证后,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用能结构的改变,不再使用以往的烧柴、烧煤,而是向用电烧水做饭、取暖转化。水电建设将大大增加电源工程发电能力,提高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水平,提高供电保证率,保证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居民生活的供电。有了电能的保证新农村建设力度加强了,道路宽阔平整了,增收致富的信心也足了。水电工程建设,提高了防洪抗旱能力,促进了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农村生产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三是生态效益。保护了森林。全市林地面积6171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71.3%。在农村,人们历来是以木材作为烧材,用于做饭、烧水和取暖,每户每年烧掉木材10立方米。经过水电建设,以电代燃农户增加到7万户,每年可减少烧材(木材)5万立方米,仅此一项社会每年可获得生态效益700万元。随着以电代燃户数的增加,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环境的效益将更加明显。减少了水土流失。水电建设带动了各业的发展,同时也为人们提高了就业机会。随着人口的增长,对就业的需求日益加大,人们在考虑就业时,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身边的电能开展各项事业,这就减轻了向林地、草地开垦耕地的压力,保护了自然植被。降低了空气污染。人们用电烧水做饭、取暖,用电能取代其他能源,减少了污水、污气的排放,仅农村居民以小水电代燃料一项每年可减少排放CO2、SO2、烟尘等有害气体3000万立方米,维持了良好的生态系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四、认真抓好水能的几项工作。面对新形势、新课题,面对当前实际,我们建议突出以下工作重点。一是强化法律保障。认真贯彻《可再生能源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健全机构,创新机制,履行水能资源统一管理职责。加强对农村水电的依法行政和有效监管工作,推进农村水电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公共安全,确保安全生产。二是把握好水电开发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在水能资源开发利用、农村土地征用、淹没搬迁、农村水电企业改制等过程中,尊重农民、职工意见,维护群众利益。三是与促进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把水电农村电气化建设、以电代燃工程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容。充分发挥农村水电的特殊作用,让更多的农民不出家门有工可做,同时增加非农就业。四是提高水电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大力推行水电企业现代化管理模式,实行无人值班、少人值守,全面提高水电企业的经济效益。五是坚持电力体制改革方向,打破垄断,保证同网同价,平等竞争。
几年来,我市在水能开发工作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最主要是得益于国家推行电气化县项目,为地方开发水电产业提供了思路,给予了动力。也正是由于水利部、省水利厅、省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我们水电人的努力拼搏,才有今天的局面。但是我们的水电工作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水电项目前期工作量大、费用大、审批手续繁多、土地林地征用难。同时,小水电一次性投入较大,回报期较长,这些都制约了水能开发速度。在此,我们也建议国家在实施水电农村电气化项目和以电代燃项目扶持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出台长效扶持政策,并根据南北方地域、气候和水能状况、发电效益、经济效益的不同,在对北方特别是黑龙江省在小水电入网及电价方面给予倾斜,确保北方及我市水能资源能够得到持续有效开发,为推动市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篇4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农村经济 水利
1、 水利的可持续发展
水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宝贵的资源,水利发展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因此,要认真分析水在各行业中的使用。在水资源的利用方面,我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我国的水资源在时间、空间上分布十分不均,人均占有量极少,同时,人们对水资源的管理不当,浪费严重,很难满足人类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我国的乡镇企业对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严重,因此只有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有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1 我国水资源的利用现状分析
我国的淡水资源十分匮乏,并且人均水资源十分短缺,约为2488 m3,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耕地的灌溉需求,并且据调查发现,农业用水浪费的水资源占实际用水的1/10。比如,我国北方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2,粮食的产量约为6000 kg/hm2,但部分地区干旱缺水,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仅为2250 kg/hm2左右,因此,水资源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为了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需增加约6670000hm2,因此,对水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同时,我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水资源。从东川区大白河的现状来看,若不改变当前的灌溉方式,其它方面的用水量不断增加,会造成大白河的水资源严重亏缺,因此要合理利用水资源。
1.2 我国水资源存在的问题
1.2.1 水利管理不足
我国虽然在农田水利方面投入巨大的资金来保证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但是,我国水资源管理不明确,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尤其是在节水领域,长时间处于无人管理,使得水资源的灌溉利用率仅30%左右,仅为发达国家水资源灌溉利用率的1/2,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严重。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农田灌溉方式采用的是土渠灌溉,而发达国家采用的高效率的微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我国北方每毫米降水量每公顷可生产7.5 kg谷物,仅为发达国家产量的1/5,单位农产品的产量十分低。并且,欧美国家降雨条件良好,降水量是我国的两倍之多,并且降雨在时间、空间上分布较为均匀,所以可以利用大量储存地下水来完成农田的灌溉,相对比,我国是季节性降水,降水分布不均,并且多数为被蒸发、渗漏了,多为无效水。
1.2.2 节水农业发展不完善
虽然我国已经研发出了低压输水管道技术,在半干旱地区采用抗旱保墒耕作等技术,已经大幅度降低了对水资源的浪费,但是依旧存在着很多问题,并且节水农业技术的研究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现在普遍存在的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需要改变,目前我国依照我国的国情所研究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山地灌溉技术就是“燕山滴灌”。因此,发展高效的节水农业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1.2.3 水土流失严重
目前,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逐渐增大,已高达356万km2,并且其中由于水力侵蚀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高达165万km2,约占总面积的1/3;由于风力侵蚀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也高达191万km2,占总面积的1/2,并且由于两者的共同作用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有26万km2。据调查说明,我国处于山区、丘陵和风沙区的城市、农村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的危害很大,它大大降低了土地涵养水源的能力,同时容易引发泥石流和滑坡,造成河库的泥沙淤积严重。并且,它还造成的旱涝频繁,大大降低了水资源的质量。目前生态环境失调是我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由于水土流失大大破坏了农业的生产环境。我国山地众多,在坡度较大的土地上进行耕作易造成水土流失,因此,一定要依据当地的地形建设农田水利工程,发展节水农业。
2 、水利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1 东川区水利建设现状分析
团结渠是东川区目前已建成的唯一的小型骨干水利工程,它是东川的命脉工程,团结渠农业灌溉年均有效供水量1300―1600万m3,亩均用水量为800―1200m3亩,景观有效供水量400―600万m3,此外还肩负着桃树沟电站装机容量2600km的发电用水。它是铜都镇农田灌溉及桃树沟电站用水的主要水源,而且是东川城市供水的替代工程,一旦灌溉用水得不到保证,除影响农作物收成外还直接危及城市日常生活供水,故对东川城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
2.2 水利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2.1 农业生产取决于水利建设
我国是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水资源短缺,在时间、空间上分布极为不均,并且水旱灾害频发。因此要确保我国农业的稳定生产,就必须加强水利建设,增强对水资源的利用率,并且要合理使用排灌设施。据调查发现,我国近1/2的水被用在了农业发展上,水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2.2 水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这就意味着对水利的要求也更高。农村水利设施要确保人们能够拥有安全、卫生的饮用水,还要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据调查发现,我国现在有近2.6亿的人的饮用水不符合标准,甚至有点地区人们的饮水都成问题,并且经济严重落后。所以,只有提高水利建设,确保水资源充足,才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变传统的农业种植方式,提高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才能够实现农村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2.2.3 有利于提高农村生活水平
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用水问题却日益严重。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严重,并且正在向农村转移,这就使得农民的饮水安全问题愈加严峻。因此,要努力发展农村水利设施的建设,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2.2.4 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
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建设一个生活环境良好、优雅的新农村,就需要研究水利建设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农村中人们大多分散居住,并且村内交通不便,卫生环境落后,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缺乏水资源,水资源短缺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农民缺乏节水意识,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严重,因此政府要加大节水的宣传,将保护生态环境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结合在一起,以实现植被的保护和水分的涵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3 加强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措施
在现存的水利设施的基础上,进行开源节流来确保农村的水利建设的发展。并且,要将市场作为主导来发展节水农业,采取价格机制来加大对水资源的管理。此外,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国家能够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农村的水利设施,并加强对水利的控制管理,定期培训水利管理人员,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水平。同时,也要更新水利设施,逐渐完善现有的水利设备,提高水利建设技术,并加强农村的水利管理,提高农民的节水意识和水利重要性的认识,完善水利的管理体系。
3、 结束语
为了完善我国农村的水利设施建设,应建立完善的、高效的、科学的水利管理体系,使得水利资源管理系统化和科学化,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和建立和谐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
[1]王爱芝.加强农村水利建设 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J].现代农业.2011(04):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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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水土流失影响;水土保持作用;农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
中图分类号:S1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2-0004-04
1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土是生存之本,水土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更是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然而,水土流失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严重的水土流失正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制约着农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困扰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笔者在参考众多相关论述的同时,阐述了水土流失对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水土保持在农业生产、新农村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以期推动水土保持工作,加深对于水土保持作用的认识。
2水土流失对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所谓水土流失就是指在水力、风力、重力及冻融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作用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能力的破坏和损失。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是一个多高原与山脉的国家,山地面积大约占国土面积的2/3。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黄土分布最广的国家。因此,对于土地,尤其黄土或松散的风化壳在缺乏植被保护情况下极易发生侵蚀。我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季风气候,降水量地域差异显著,且年内分布不均,大部分地区雨季降水量可以占到年降水量的60%~80%,甚至更高;并多数以大雨、暴雨形式出现,极易随暴雨、洪水而产生较强的水土流失。研究结果表明,水土流失是生态环境的贫困根源,同时还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加剧的重要原因,其主要危害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破坏土地资源、蚕食农田
(1)耕地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破坏土地资源和地面完整,使其支离破碎,沟壑纵横,使得耕地及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减少。尤其在山区、丘陵地带,耕地主要分布在沟、谷沿线以上的梁峁塬上,常常会随着暴雨径流冲刷,沟道切割和地形破碎日益加剧,沟壑纵横及其面积越来越大,坡面和耕地越来越小。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约266.7万hm2,其结果必然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尤其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加剧了贫困,严重影响现代农业发展,导致生态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1,2]。
(2)加剧土地“土化”、“沙化”。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自然降水随洪水而大量流失,不能被充分利用,进而导致土地水源涵养能力和肥力降低,土壤结构变坏,土地逐步退化,尤其北方地区土地则不断“沙化”,南方土地不断“土化”并随着沙丘扩大、推移,逐年掩埋、蚕食良田。据统计,我国每年有大约50多亿t的肥沃土地白白流失,进而使耕地面积的损失达到了近6.7万hm2[3]。
2.2降低土地生产力,恶化生产条件
(1)减退土壤肥力。水土流失使得山丘区土地变得支离破碎,导致土壤蓄水量减少,渗透率下降,造成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明显减少,土层变薄,土壤肥力下降。研究表明,水土流失不仅会减少土壤中的氮、磷、钾主要养分,同时还减少土壤中的硼、锌、铜、锰、铁等微量元素含量。据统计,我国每年损失N、P、K元素约4000多万t[3]。
(2)降低土地生产力。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不仅使得大量表土流失,土层越来越薄,而且很多坡耕地成为“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有效养分迅速减少,质地变粗,通气性变差,结构破坏,理化性能恶化,致使水源减少,土壤蓄水保墒能力衰减,土地日益瘠薄,使得土地生产力下降,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甚者绝产。据相关资料统计,每损失1mm的表土,降低谷物产量10kg/hm2,土地生产力随着侵蚀程度的加快而降低,侵蚀土壤通常较未侵蚀土壤生产力下降80%左右[4]。
(3)生产条件不断恶化。水土流失不仅对农业生产过程中诸如光、热、水分、土地和生物等自然条件产生严重影响,同时,由于水土流失还对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实际上,严重的水土流失必然使得土地生产力下降,人、地、水相互之间的矛盾加剧,进而越来越贫穷的地区,必然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当地无力修桥建路改善交通条件,开展工业、乡镇基础设施建设等。更无经济实力购置农业机械设备、开展技术培训、教育以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素质等。
2.3破坏水资源平衡,加剧洪涝、干旱发生
(1)破坏水资源平衡。水土流失所引起的土地“沙化”、草场退化,生态环境失调,阻碍植被恢复等将直接影响水资源的再分配。尤其是随着地形再造、植被破坏,截留降水、涵蓄水源、滞缓径流的功能逐步减弱,甚至丧失,使地表径流尤其洪水大幅增多,地下径流逐渐减少,同时造成土壤储水库容降低,使土壤水分和作物需水量之间的关系改变,进而破坏原有水资源的平衡。
(2)加剧洪涝、干旱发生。水土流失使土壤透水性、持水能力降低,并使径流改变方向,一旦遇到暴雨,就会洪水肆虐,极易形成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并且水土流失所携带的大量泥沙必然会淤积河道、湖泊、水库等水利设施,严重制约了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有效利用。同时,水土流失还使得大量雨水资源耗于水土流失和无效蒸发,促发干旱(尤其是农业干旱)的发生,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据统计,全国多年平均受旱面积约2000万hm2,成灾面积约700万hm2,成灾率达35%,其中大部分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由此可见,水土流失必然加剧洪涝、干旱发生,甚至有人用“有雨即涝,无雨即旱”来描述水土流失危害,由此导致经济、粮食作物产量低下,严重制约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当地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5]。
2.4淤积河、湖、塘、库,降低综合利用功能
水土流失使得大量泥沙淤积于河、湖、塘、库,进而减少了库容,削弱了水库的调蓄功能和防洪能力,减少水库的使用寿命,严重时易造成漫坝、垮坝等灾害;另一方面造成江、河(湖、塘)、渠、沟河床抬高,严重影响行洪能力,致使洪水宣泄不畅,水位上涨,从而形成洪涝灾害。
据初步估计,全国各地由于水土流失而损失水库、山塘库容累积达200亿m3以上,相当于淤废库容1亿m3的大型水库200多座,按计算费用每立方米库容1元计算,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亿元。由于水量减少造成灌溉面积、发电量的损失以及库周生态环境恶化,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2.5加快贫困恶性循环,加剧生态环境恶化
(1)加快贫困恶性循环。据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科学考察统计,我国各省土壤侵蚀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排序,以西北部和黄土高原地区的省份居首,其中57%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44%的少数民族地区县、32%的老区县属于水土流失严重县。可见水土流失c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及经济水平存在有较为密切的相关。事实上,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水土流失是由陡坡开荒、破坏植被及无序开发建设活动所造成的。因此,水土流失是贫困的根源。尤其是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土地生产力降低,人地矛盾突出,加快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2)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水土流失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使得江、河(湖、塘)、库、沟、渠等水利设施发生严重淤积,不仅降低其调蓄功能和河道行洪能力,还加剧了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发生,并极大地恶化了生态环境。二是使得土壤中含有的大量养分及残存农药、肥料等物质随土壤一起进入水体,造成水体的稀释自净能力下降,水环境容量减少,造成江、河(湖、塘)、库富营养化,加快水污染的速度。三是使得植物生长条件恶化,群落退化,粮田植被、草场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蓄积量聚减,林草植被减少,林草覆盖率降低,减弱了植被及土壤含水对局地甚至区域性气候的调节作用。四是水土流失还会增加扬尘、沙尘暴等恶劣天气,严重影响广大民众的生活、生产环境等。
3水土保持在农业生产和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水土保持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原始地貌水土流失和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控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保护水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使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因此,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加快生态环境改善不仅是水土保持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还是其必然的结果。
3.1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与结构调整
除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外还应包括确保主体工程施工和运行安全,通常水土保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为针对目前的水土流失危害,只有开展水土保持才能达到保持水土与土壤养分,避免良田、耕地的减少。例如科学试验站的观测数据[6]显示:坡耕地年均流失量300~450m3/hm2,荒坡年均流失量达450~600m3/hm2。而研究成果所显示的平均保土效益[7]是:水平梯田为95.0%;林草植被(覆盖率70%-80%时)达96.7%。可见,水土保持效益明显,其不仅可改善土壤生态环境,提高土地生产率与农业生产条件,而且对于扭转乡村尤其贫困山丘区的恶性循环局面,促进农村经济向良性循环发展将发挥显著作用。
同时,只有依据流域地形地貌和自然经济特点,以及当地社会经济条件与基础,合理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并充分利用国土资源和当地人力、财力条件,发挥资源的巨大潜力,才能有效控制区域水土流失,发展乡村经济,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建立种、养、加、产、供、销多元经济,使资源、经济和环境得到协调发展。
3.2避免水利设施降低综合功能,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的1/2,且时空分布不均。据统计,我国干旱缺水地区涉及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总面积约达到500万km2,这些地区农业正常用水每年缺300多亿m3[8],而且这些地区又多处在我国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的地区。
在我国实行水土保持措施不仅可以减少水土资源流失,避免由于大量泥沙淤积江、河(湖、塘)库、沟、渠之中而造成水利设施综合功能的降低,且还能有效拦截地表径流,增加土壤含水量。尤其在干旱、半干旱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地区,通过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不仅能明显减少雨水资源随着洪水的流失,或者称其为充分利用洪水资源,而且还能够大幅增加降雨蓄渗量,缓解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3.3减少自然灾害、促进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
实践表明,大面积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后,必然会使得流域原有趋于恶化的水资源平衡系统获得极大改善,从而使得区域绿色水库,土壤水库和诸如骨干坝、拦泥库、淤地坝等措施拦截、储存地表径流和泥沙的能力大大增强,有效减小来自于上游的洪水,对于消减洪峰、降低洪水位、迟缓沿途江、河、湖(塘)、水库及沟、渠的淤积将发挥显著作用。
同时,随着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程度提高和流域减洪减沙作用明显增强,不仅使得治理范围内的土壤含水量增多、土壤肥力增加或不再降低,水资源无效损耗减少以至于供需矛盾缓解,而且还会使得沿线江、河、湖、塘受到洪水威胁的程度会越来越小、甚至局部根除,使得旱、涝、暴、风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率频率明显降低,自然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和生态环境有效改善。
3.4支撑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可持续发展
实践表明,随着水土保持工作的深入与全面推广,不仅可大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还可加快调整并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使得农民有更多的财力、人力投入于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水平。
同时,在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各地都在探索新的途径与方式,努力将水土保持与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广山、水(供排水)、电(供电与发电)、路(山区结合蓄水坝、拦泥坝建设)、田、林(水保林与经济林)、草(水保草、观光草与牧草)、房厕或公厕、池塘(蓄水调洪库与观光水景池)、管线(供气、供水管线)、通信、村镇与商业网点、住宅、防洪、排涝、排污(含垃圾转运)等的统筹规划,以水土保持及相关专业的技术标准开展新农村建设,无疑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使广大乡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因此,水土保持作为发展农业和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基础和可持续发展支撑。
4水土保持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作用
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战略任务,两者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目标,就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达到保护环境与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最终为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水土保持被列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工程。要求到2030年,全国60%以上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治理,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得到控制。这就说明水土保持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4.1水土保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我国各地所造成的水土流失,除生产建设项目由于人为新增水土流失外,绝大部分除受人为因素影响外,地形地貌与气候则是造成水土流失的重要客观因素。
事实上,我国地形主要以山川、丘陵为主,境内高差悬殊,生态环境多样,其中高山丘陵的面积约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2/3,森林覆盖率极低,且分布不均。因此f,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分布不均的森林覆盖,以及干旱半干旱的气候为我国的水土流失造成客观风险[9]。由此可见,水土流失成为影响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为了改善生态环境,首先必须减少或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自然水土保持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2水土保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与前提
土地是地质、地貌、气候、植被、土壤、水文与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高度综合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各个因素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10]。包含有水土保持防护措施的生态环境建设,可以防风固沙,减少自然灾害,保护农田,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水土保持工作中植树造林与种草,可以增加森林面积,扩大草原面积,提高林草覆盖率,同时降低风速,提高地表保水量,增强局地水汽循环,提高仍此汽利用率与空气湿度,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减少自然灾害。
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都是人类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手段,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且,只有搞好水土保持,并将其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和切入点,才能加快生态环境向良性循环转化,使土地这个生态系统的各因素间相互协调,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因此,水土保持是生态环境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前者便是后者的基础与前提。
4.3水土保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工程
水土保持还是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的重要举措,水土流失是我国的近期首要环境问题。鉴于水土保持采用综合性的治理措施,控制水土流失,开发利用并保护水土资源,使其达到最大的利用,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实践与研究表明,水土保持的本质就是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事实上,生态环境建设涵盖工程、生物、农业、林业和其它相关措施,各单项措施既具有独立性,同时还存在有相互的关联性。而水土保持则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系统工程的方法,融工程、生物、耕作三大措施为一体,形成包括水、土、气圈在内的综合防治体系,发挥群体防护效益,除害兴利,控制水土流失,达到山清水秀、地平人富的目的[11]。因此可以说,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在采取的治理措施与达到的目标等方面基本一致。并且,前者肯定还是后者的主体工程。
5结语
(1)水土流失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的首要环境问题,自然也成为生态环境改善的制约性因素。因此,搞好水土保持,最大限度地防止水土流失及其灾害,维护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使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中的诸因素之间相互协调,最大限度地保证和促进生态环境的正常循环和良好发展。
(2)要想改善区域生态与环境,就必须通过工程措施、林草措施、农业耕作措施的有效结合,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植被覆盖率,保护土地资源,涵养水源,改善江河水流状况,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减少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发生,提高河道行洪减灾能力,防止沙尘暴等恶劣天气的发生。
(3)掌握水土流失状况,分析水土流失危害,探索治理水土流失对策,研究并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水土流失防治,乃是实现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保障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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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税法 法理 规范作用 社会作用
税法作用是税收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课题,历代经济学家,特别是财政、税务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对该课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颇有裨益的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 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保证;对经济的调节;实现社会公平等。但对此若做进一步的思考,不难发现这众多的讨论多是从“税”的角度展开的,其结论也多反映为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就会看到,对税法作用的研究还可以从法理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思考,沿着这个思路将会使我们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天地。为从法理角度展开对税法作用的探讨,先对“法”的一般意义上的作用表述做一扼要了解,并进而延伸至税法作用的法理思考。
一、税法的规范作用
税法作为国家庞大的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对特定范畴—政府为满足社会共同性需要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对特定的当事人—纳税人和国家税务机关及各相关机构;对其特定的行为—税款的缴纳与征收,及相关的管理活动;所作出的成文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它的规范作用体现在:
第一,对相关主体税收征纳行为的规范指引。
税法的指引作用是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税款征缴行为提供决策的相关信息,以使当事人明确其在税收征缴活动中的权力与义务。税法的这种指引作用对税收征纳的双方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特点,即对税务机关的指引更多的体现为“个别指引”;对纳税人的指引则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所谓“个别指引”,即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指引。当某项法律或某项法律条款涉及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的时候,法律的指引就表现为“个别指引”。个别指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通常是直接针对一些特定的、易控的机构。个别指引通常也需要很高的信息成本。从税法规范对税务机关的指引作用看,由于税务机关的特定身份,它是一个有内部约束力的有机整体,它的行为不是某一个自然人的任意行为,行为主体的外延也十分清晰。因此,税法中的各种针对税务机关的条款的指向就十分明确,发挥着个别指引的作用。所谓“共同的规范指引”是通过抽象的规则对同类的人和事的指引。由于一项法律规则可以对无数人、无数事件提供信息指导,这就大大节省了信息成本,提高了指引效率。税法中所有针对纳税人的规则都将发挥共同规范指引的作用。税法所涵盖的纳税人范围极其广泛,而且在各税种税法纳税人的界定时又取决于其是否拥有相应的课税对象,情况十分复杂。因而相关税法只能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税法的共同规范指引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统一性和可预测性的优势,在建立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中发挥最主要的作用。
第二,对相关主体“自身”与“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与评价作用。
从法律的一般意义上讲,其预测作用就是指人们可以依据法律预先估计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从而对如何行为作出安排;其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具体到税法,可以看到,它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意义上的预测与评价功能,而且由于税法本身的特性,表现出其预测与评价的特定内容。
首先看税法的预测作用,税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税收征纳的过程中给相关主体的行为提供一种大致确定的预期。这种预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纳税主体进行经济核算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或者说,有了税法的明确规定,纳税人在进行生产经营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之前,便可大致计算出其经营的后果,测算出可能的利润空间。纳税主体依据税法对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更多地体现为将自身纳税义务与他人纳税义务的比较,从而决定对税法的遵从程度。一般讲,税法制定得越公平,每一纳税主体对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结果就越具有积极意义;反之,就会导致对税法的逆反心理。
再看税法的评价作用,税法的评价作用是指税法作为人们涉税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社会的每一微观主体在其享受了社会为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同时,是否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对人们这种社会行为必须有一个确定性的、权威性的评价,否则社会的规范运行无以为继。税法作为一种法律的评价标准,其评价的特点体现为: 第一,它着眼于对人们涉税行为及其后果的评价,尽管有时也涉及人们对“税”的认识、理念等主观心理因素,但其评价的根本着眼点在于人们的实际行为。这种评价对象的现实性取决于评价目的的现实性。第二,税法评价的标准具有明显的确定性。税法评价的确定性体现为立法、执法意图对“因人而异”、“不同理解”等现象的限制,一般讲,优质的税法都是通过法规条款的细化、具体化来限制“因人而异”、“不同理解”的空
间,从而为人们运用税法对相关行为的评价提供确定性的评价标准。第三,税法提供的评价标准具有权威性,并由此增强了其有效性。
第三,对少数违法者的处罚、戒训作用。
法律对少数违法者的处罚、戒训作用是通过法律责任的强加实现的,税法亦如此。税法通过违法责任的设定,一方面,当少数人过分强调个别利益,并将这种意愿外化为偷税、抗税等违法行为时,应实施处罚与训诫;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违法者的经济处罚,对受损的公众利益予以补偿。
二、税法的社会作用
税法的社会作用主要体现为: 它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对税收征纳行为约束的“制度性知识”,从宏观上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法律越来越成为“制度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也可以说,它在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为国家税收征纳与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性知识,以维护税收征管秩序,降低税收征纳成本,从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显而易见,税收“制度性知识”的形成应体现社会成员整体的利益意图,公平原则应贯穿始终。但是在实践中,制度制定者、执行者的意愿和个人偏好不可避免地渗透于整个过程,干扰公众意图的体现。为此有必要选择能够有效制约制度制定者、执行者意愿和个人偏好干扰公众意图的方法,并形成从制定到执行,再到监督、调整的完整的制度体系,这就是税收的法律体系。
税法体系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国家分别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两重关系;第二层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征纳关系。在第一层关系中,国家是广义的“民众”的代名词,也是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国家与税务机关的关系是既要授予其必要的权力,以保证其职能的履行;同时,又必须严格规范其权力的行使范围、行使方式等,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首先体现为国家征税的依据是其向民众提供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因而有向每一纳税人(享受公共产品的主体)请求纳税的请求权;相对应的才是为保证这一请求权的实现所行使的(在形式上表现为强制性的)征税权。在第二层关系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关系看似很直观,但在其中,税务机关“代行权力”主体的身份又会使其行为不同于经济生活中纯粹的“债权人”行为。正是由于这种权利(权力)与义务“虚”“实”互置的关系,税法为人们提供的“制度性知识”就具有与其他法律、法规、制度不同的特点,形成一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范畴。
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范畴,从微观上,为每一主体提供了明确的涉税行为准则,无论是纳税人(包括其他相对人、相关人)在发生各种涉税行为时,还是税务机关履行职责时,都只需按照税法行事,或按照税法对相关的当事人行为作出判断,而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考虑自己需要承担多少义务是恰当的(对于税务机关则是考虑要求不同的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程度、行使权力的范围,及为相对人提供服务的标准等)。从宏观上,这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将不同的涉税主体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大大减少了人们涉税信息收集或税务监督、管理的成本。即使是出现摩擦、纠纷时,也有望将处理、解决的费用、成本降至最低。
三、税法作用的局限
在肯定了税法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客观地分析税法作用的局限性:
第一,税法只是一种“部门法”,其所涉及的主体及所需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大于税法本身规范,因而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他法规的配合。在税收征纳过程中,除税法本身要调整的关系外,还必然涉及刑法、行政法、经济法以及国际惯例等相关法规的内容;且无论是税法本身,还是相关法规都必须建立在宪法规范的基础之上。因而要使税法的上述作用得以切实发挥,离不开相关法规的配合。近年来,我国涉税的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出现税务机关败诉率较高的现象,部分案例中是由于税务机关个别工作人员执法不当;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税法与相关法规在立法阶段就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显然,这种“法”与“法”之间的不协调对税法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的正常发挥都是一种干扰。
第二,税法立法、执法目标的差异与冲突,常会使其顾此失彼,最突出的是税收的财政目标(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与税法的法律公平目标的冲突,使税法规范作用、社会作用遭到扭曲。在我国多年的税收征管史上,过分追求财政收入目标,以“任务指标”作为税务机关税款征收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为人们所默认的准则。在税收的财政目标与税法产生冲突时,后者常常被忽视,或被人为地作出扭曲性的解释。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在税收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中,只注意强调了税法的财政、经济作用;忽视了从“法理”上对税法作用的研究与思考。
第三,税法普适性与灵活性的矛盾为权力的滥用留下可利用空间。前述税法“制度性知识”的社会作用,是建
立在其必然合理的假设前提上的,但是,当代的法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专家们已不约而同地从逻辑上对这一假设前提给出否定的结论,如目前最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即使立法程序再民主、立法动机和意图也是好的,也无法使法律的制定获得普遍的合理性。这就从理论上对“法”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整体法律如此,税法也不例外。特别是税法还具有特殊的权利、义务主体“虚”“实”互置的特点,在立法中为保护公众(权益的实际主体)的利益而必须赋予税务机关“权力优势”,没有税务机关的这种“权力优势”,税法无以履行;但这种“权力优势”一旦被滥用,税法规范作用、社会作用必然被扭曲。
第四,最后,税法与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僵化性特点。从其滞后性特点看,税法的制定与执行要求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税法只有内化于大多数人的意识,才可能形成普遍被遵循的社会状态,才真正树立起税法的权威,而这个过程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这种稳定性的需要难于应付动态不定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经济重大变革时期,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从其僵化性特点看,税法是格式化的,是由概念、规则复合而成的文字系统;而各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却是非格式化的,是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的。不难发现,完全按照文本主义的原则“依法办事”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障碍,因而,为维护税法整体的实施,对征税中个案效率、公平的折损就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参考文献:
(1) 陈金钊《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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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某种税法不可能同时兼顾“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公平与效率价值之间表现为非稳定性。美国税法的历史发展也说明公平、效率价值之间是反复博弈的。在我国新一轮税改中应贯彻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从而探寻出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
“对税收目标的判断选择实际反映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物质利益、终极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争议。其中效率价值优先无疑是代表了工具理论优先、物质利益优先、功利主义优先。平等价值优先则是提倡价值理论优先、伦理原则优先、终极价值优先。”这就决定了在税收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会对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有不同的偏好。20世纪末期以来,最适课税理论越来越成为各国优化和完善其税制结构的理论依据。最适课税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促使各国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尽力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体系。本文旨在理论上厘清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具体分析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以期对我国税法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立法有所裨益。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理论考辨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渊源
税法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设置和征收某种税能否满足公平或效率需求,其体现了立法者所追求的价值。历史上,税法公平、效率价值多以税收基本原则的面目出现。威廉·配弟在其《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平”、“简便”和“节省”等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随后,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19世纪后期,阿道夫·瓦格纳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到20世纪,经过萨缪尔森等对其进一步阐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税法价值表述,如平等、公平、中性、经济等。尽管其总结归纳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两个基本原则,或者将“公平”和“效率”作为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可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的核心,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税法都必须具备其中之一,才能称之为合理的、正当的税法。
(二)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概述
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税法作为法律范畴的特性和其固有职能决定的”。公平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价值目标,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包括两种公平:一是横向公平,指对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同等征税,这种公平也被称为税法的形式正义原则;二是纵向公平,指对不等经济地位的人实行差别待遇,抑制经济地位高的而照顾经济地位低的,不同支付能力的人不等纳税,收入多的人税负重,收入少的税负轻。爱泼斯坦认为“可以用税收来重新分配财富”,所谓税法的纵向公平就是“分配正义”,即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实行不同的干预才算得上是公平。
税法的效率价值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由此看来,其包括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由于行政效率属于行政法学研究的范围,故本文不予考察,本文只考察税法的经济效率,即税收法律制度应为促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中性税收制度,税收的课征应当尽可能避免对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1、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原因。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所以具有非稳定性,主要是因为税法功能位阶秩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必须根据具体的税种和具体的社会背景才能最后确定。这就导致税法的价值体系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稳定性而处于相应的不确定的位阶上,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税种的情形来把握。胡泊曼指出:“各种价值不仅有不同的‘高低阶层’,其于个案中是否应被优先考量,亦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一种‘较高’价值可能必须对另一‘较低’价值让步,假使后者关涉一种基本生活需要,而假使不为前述退让,此生活需要即不能满足的话。”
2、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矛盾的统一体。税法的公平价值在于保障国家对个人财富在公民之间的平等分配,但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达到在所有分配上的绝对平等,因为绝对平等将导致个人能动性的丧失,社会会因此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在社会分配中保持一定的张力是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税法的效率价值予以保证;同时,税法追求效率价值也只能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全面发展。事实上,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在多数情况下有利于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反过来,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也与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并行不悖。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基本财富的平等分配,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拥有更多的利用自身权利的能力。
3、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在我国税法中的表现。一方面,从具体的税种可以看出其不稳定性。如在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等财产税中,其价值体现为再分配的公平价值;而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印花税等流转税和行为税中,更侧重于税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非稳定性还表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态势下对税法的适当调整。主要表现在贯彻国家的某项特定的政策,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始于1983年,在控制自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自1998年以来,我国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与此相适应,1999年下半年我国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自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二、CA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实证研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
如前所述,税法以“收入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公平价值”和以“经济运行的效率”的“效率价值”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有先后顺序和强弱之分。即“公平价值”是一种“强价值”或“普遍价值”,是税法追求的终极价值;“效率价值”是一种“弱价值”或“片面价值”,是税法在一定经济形势下的权宜价值。两种价值的位阶也并非永恒不变,它会随着具体税种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而变化。在这方面,美国遗产税法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是立法者在税法“公平”和“效率”价值之间反复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21世纪以前的美国遗产税法以公平价值为首要目标
现行美国遗产税法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外部战争和内部的动荡不安时期,立法者们希望通过平等性、公平的价值来谋求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因此设立了旨在对世袭财产进行再分配的继承和赠与征税的遗产税法体系。应该说,其体系的设置、税率结构和纳税义务人等的规定都符合了税法之公平正义要求。
1、它实行的是三位一体的总遗产税制,体现了公平价值。所谓三位一体税制是指在税种体系中,遗产税与赠与税是合并统一征收的,并适用同一税率;而隔代转移税,作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一个补充税种,主要是防止遗产隔代转移以逃避应交遗产税的行为而开征的。隔代转移税的实质就是对财产的转移在每一代都征一次遗产税,以达到与不隔代赠与结果保持一致的目的。这样,不仅对公民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行为进行了再分配,也有效地避免了财产的直接和间接转移中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从体系上体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2、它规定的义务人纳税的原则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美国实行的是总遗产税制,即遗产税和隔代遗产税就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价值课税,以遗嘱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义务人;同样,赠与税是就赠与人所赠的财产的价值课税,以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这种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符合公平价值的要求。因为这样规定决定了作为调节社会成员财产差距的遗产税有必要将接受者作为纳税义务人,从而减少由于家庭出生所造成的市场体系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偶然性基础,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3、它确定的累进税率贯彻了公平价值。(1)累进税率有利于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2)累进税率结构的设置是所得税制的有效补充。首先,美国遗产税实行的17级超额累进税率,弥补了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其次,美国遗产税是对美国个人所得税不予计征的应税所得项目、所得扣除项目和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的补充征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资本收益转移时的征收(美国税法对个人所得的资本收益都采取了低于其他所得税的税率)。因此,作为所得税有效补充的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是税法之公平价值的必然要求。
4、它有利于慈善捐赠行为产生,实现了公平价值。对1982年死者遗产税申报与他们1981年的联邦所得税申报和其继承人1981年的纳税申报的比较研究表明,遗产税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税税率与慈善捐赠行为呈正比关系,即税率越高,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率越高;二是死亡时的慈善捐赠与遗产税的边际税率联系紧密;三是遗产税对慈善赠与的抵免也鼓励了死亡时和生前的慈善捐赠行为。因此,美国遗产税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现了税法的公平价值。
(二)美国最近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体现了税法效率价值趋向
1、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经济背景。事实上,布什2001年的减税方案和他就任总统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2001年布什就任时,适逢美国经济从历史最长的巅峰跌落,面对这种经济情况,供给学派得以广泛推行。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充分肯定了减税对刺激生产的作用,强调税法的效率价值。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为刺激经济复苏,布什以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每年都推出一个减税计划。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连任竞选中,布什仍反复强调要将他推出的一些减税措施永久化,其中当然包括对联邦遗产税的减免。
2、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内容。过去200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遗产税曾三次开征,三次废止。1916年,政府第四次开征遗产税,延续至今。是保留还是再次废止?美国两大政党各执一词,争论不断。2001年7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大规模减税方案,有关遗产税部分规定从法案生效日起,逐步递减,2001年为55%,2003年为49%,2004年为48%,2005年为47%,2006年为46%,2007年为45%。遗产税将在2010年停止征收一年,但同时又加了一条“夕阳条款”似的补充规定:到2011年重新回到2001年的征税水平。2002年7月,美国第107届国会第二次又提出了删去保留条款、永久取消遗产税的议案,该议案经众议院通过后,参议院进行了表决,参议院表决的结果是54:44,没有达到事先达成的须66票多数通过的协议要求。美国取消联邦遗产税制之争反映了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的两种思潮,也是美国百余年来税收立法思想的两个极端——自由竞争和社会公平哪个更重要?
3、支持取消遗产税的理由。支持者认为遗产税阻碍了自由竞争,不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就财政收入角度看,遗产税是小税种。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这一税种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如1999~2003年,遗产税的税收总额只占到国内国民收入(GDP)的0.29%左右。二是遗产税打击了人们对投资、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人们为了逃避遗产税和赠与税,不是减少投资、工作和储蓄,就是增加即期消费。三是遗产税的征收成本较高。以1998年为例,遗产税收入为230亿美元,而征税成本是480亿美元,征税成本高于税收收入多达250亿美元。
可见,由于现今美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使得税法之效率价值超越公平价值成为美国税法价值的主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位阶的不稳定性。
(三)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税法的公平价值向效率价值转移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美国遗产税今后的发展将遭遇税法公平价值的强烈对抗。主要表现在:首先,现在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很大。而取消对大量集中的财富和权力的一种公平、效率价值约束的遗产税,将扩大富人和普通美国公民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的鸿沟,只能使美国的富人得利,而进一步损害那些人不敷出的穷人的利益。其次,现行的遗产税法对鼓励慈善捐赠行为起着积极作用,废除遗产税将使富人向公益事业捐赠的一大动力消减。最后,取消联邦遗产税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如将去除目前联邦税法中累进水平最高的税收手段,损害非盈利集团的利益,甚至会抑止储蓄、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而且废除联邦遗产税还将造成所得税资本收益的征收漏洞,并将使所得税制度下的避税行为增加,减少财政收入。总之,税法之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正是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平衡点,达到税法的健全和良好状态。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非稳定性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看到了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具有的不稳定性。重要的是我们应将税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演绎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的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统的建构的更高水平。具体来讲,要在立法中恢复税法的价值取向的本来面目,以公平、效率价值为追求的目标,结合国情,针对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税种,充分考虑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不稳定性。
(一)新一轮税改是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
1、企业所得税内外并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2008年1月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是对我国原来分立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修订后的结果。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律从分立到今天的并轨,反映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原来我国内外企业分离的所得税法是由立法之际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决定的。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吸引外资,推出很多对外企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意在吸引大量外资,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这种在特定时期,优先考虑税法的效率价值的立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加速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今天的经济环境和过去相比已大相径庭,税负不公也是造成多年来内资企业偷税漏税、假合资、空壳企业等现象层出不穷的诱因;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原来的税制违背了世贸组织的中性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税法的公平价值必然应该取代效率价值,引导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立法的前进和发展的方向。
2、增值税转型也要发挥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现行增值税法出台的宏观背景是治理通货膨胀,抑制投资过热。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新项目的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加大了投资者的税负支出。但是,继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逐步显现,通货紧缩形势严峻。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出成为政府的唯一选择,每年发行1500亿左右的国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砝码。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应将效率价值放置于首要位置的增值税与当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一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而我们的增值税法却对投资课以重税,这与税法之效率价值所追求的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应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是南辕北辙的,相差甚远。因此,在新一轮的税改中,现行的增值税法结构,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在坚持市场经济税收原则的前提下,要把税收政策取向,从治理通货膨胀、对投资征重税这个方向扭转过来,以税法的效率价值作为衡量其优劣的尺度和标准,从而实现增值税的经济调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遗产税是否开征应充分考虑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仅就税法的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本身而言,不可断然言我国的遗产税立法应选择何种公平、效率价值。笔者根据前面对公平、效率价值及其非稳定性的探讨,以及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税法效率价值应缓征遗产税。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致富者都是创业者,其拥有的财富基本上是以经营性财产为主,按照国际惯例,这部分财产应予以一定的抵扣,因此我国私人财富的拥有量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此外,开征遗产税会抑制储蓄,长期来看,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下降,鼓励富人进行生活性消费,这不符合我国现在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目标;再有,开征遗产税可能还会带来资金外流等负面影响。因此,在我国正处于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时期,此时提出再分配财富的公平价值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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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经营业务也随之变得多元复杂。会计作为一种经济信息系统里通用的“商业语言”,在发挥核算与监督两大基本职能的同时,也在汲取多学科的知识拓展自身的作用。如何处理好与会计实践工作密切相关的税法问题已经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会计 税法
会计与税法属于不同的经济领域,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规范不同的对象,服务于不同的目的,但相互关系极其紧密。会计与税法总存在一定的差异。新会计准则的颁布扩大了会计与税法之间的差异,而两者的协调影响着国家的税收的征管,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有重要的影响。
一、会计与税法产生差异的原因
1.职能不同
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是国家根据经济现状和国家惯例制定的,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记录和反映的依据,其职能是反映、监督。而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职能是筹集财政资金、调节经济、监督管理纳税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纳税义务。并主要是通过会计记录进行的监督。
2.规范的内容不同
会计准则是为了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规范企业会计核算,真实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从让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出发,以相关性、可靠性作为规范的目标。而税法是为了保证国家强制、无偿、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依据公平税负、方便征管的要求,对会计准则的规定有所约束和控制。
3.遵循的计价基础不同
会计核算强调的是权责发生制原则,而税法要求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相结合,原因在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各自服务的对象不同,企业会计准则要保证会计信息的准确性,税法要求满足国家税收收入。
4.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同
首先,利润是财务会计的核心指标,而要取得真实的利润数据必须严格执行配比原则,为此需要递延某些纳税影响,这就造成与税法规定的冲突。其次,所有制形式多样化造成会计信息使用者多样化,对于许多使用者而言,根据税法计算出来的利润并不能使他们对企业的获利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虽然如此,但税法不能抛弃会计原则而另行构造一个税法核算系统,在具体的问题上,税法对会计原则采取“有利则用,不利则弃”的态度,于是差异就难免了。
二、会计与税法产生差异的体现
1.权责发生制的差异
会计核算和税收征管虽然都确认权责发生制原则,但两者在确认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首先:会计准则认为企业应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来计算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而税法只依据权责发生制计算生产经营所得,依据收付实现制来计算其他所得。权责发生制增加了会计估计的数量,税法会采取措施防范现象的发生。
其次:会计核算可以确认可预见费用或损失,税收征管却只确认实际发生费用或损失,不确认预计的费用或损失,大量会计估计税法不予承认。
故此可以看出:通常税法在收入的确认上倾向于权责发生制,在费用的扣除方面则更倾向于采用收付实现制。
2.谨慎性的差异
会计准则认为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在依据谨慎性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得到显著的提高,不会低估损失或负债,也不会高估收益或资产;而税法对谨慎性原则的认识是避免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减少税收收入流失现象的发生。例如: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是会计人员凭经验所做的估计,并不一定真实的发生;而税法认为除非损失确实发生了,费用才可以被扣除。税法对谨慎性原则的理解着重强调防止税收。
3.可靠性的差异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竞争的加剧,价格变动明显扩大且频繁,为确保会计信息是相关的,会计在一些情况下会放弃历史成本原则,越来越多应用公允价值。“债务重组”、“非货币易”等会计准则,已经频繁使用公允价值概念。但是,税法始终坚持使用历史成本原则,因为税款的征纳是法律行为,对证据的可靠性要求加高,而历史成本恰好具备较强的可靠性,在涉税诉讼中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鉴于二者对计价所持有的不同观点、不同态度,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差异。
4.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会计认为会计核算仅以企业交易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是不全面的,要求重视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不拘泥于其法律形式,承认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而如果税法承认巨额坏账准备,将会严重损坏所得税税基,一般不接受会计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税法虽然尊重业务实质但更看重其法律要件,注重形式重于实质。
三、会计与税法的关系
会计立足于微观层次而又影响到宏观领域,而税收立足于宏观层次而作用于微观领域,会计直接面向企业但也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连,而税收首先基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而对具体的企业实施征收管理。会计目标是会计制度的起点,进而决定会计制度中的核算原则和具体处理程序。
从世界各国的税会关系的处理实践看,按照其所依据的宏观与微观经济理论的不同,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分离和统一两种模式。我国采取了国际通行的做法财税适度分离。既会计处理与税法一致的,以会计核算结果为相关业务的处理依据。会计处理与税法不一致的,应当以税法的规定计算。例如,在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征收方面,税务部门是以各经济实体的会计资料为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后作为税基的。
四、会计与税法的结合与协调
会计与税法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了两种说法:有人说税法屈从于会计,有人说会计屈从于税法。在现实经济工作中这两种情况确实存在着,但并不代表这两种说法就是正确的,造成这两种说法的根本原因在于会税之间的差异。所以正确协调会计与税法之间关系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更大的经济作用,既保证税收收入,又给予企业更多的理财自。
1.会计差异的处理原则
对会计与税法差异的处理应坚持统一性与独立性两项原则。
(1)统一性:会计与税法的差异是无法避免的,但假如制定税法时完全不考虑会计处理方法,将会无故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没有必要的。例如固定资产资本化利息的核算,预定可使用状态与交付使用不在同一时间段,那么会计资本化金额与税法资本化金额是不同的,由此造成固定资产的会计成本与计税成本的差异将直接影响到会计折旧与税法折旧的差异。对于这类操作口径上的差异应当协调一致,制定税法时可以参照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必竟计算税款的基础数据是以会计为基础的。
(2)独立性原则。只有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应纳税额的准确性。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所有企业都必须严格执行会计制度的相关要求,进行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在完成纳税义务时,必须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税额,及时申报缴纳。
2.正确使用税收筹划
企业应根据会计政策选择较为合理的税收筹划空间。新会计准则较原来的准则有了更多的会计政策,为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税收筹划空间。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对企业的税收筹划产生不同的影响,也会对企业造成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企业在纳税时,应对会计政策对纳税的影响进行充分的考虑,然后选择出有益于节税和纳税的会计政策。合理的税收筹划是一种理财行为,会计选择较为合理的税收筹划空间,是为了降低生产经营和金融投资活动过程中的税收风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经济事项的出现,以会计信息质量为目的的会计核算和以合理征税为目的的税收征管虽不会分道扬镳,但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制定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法规时,各部门应当加强联系与沟通,促进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的相互协调、和谐共处。在经济实践中,要把握好政策的界限,掌握好具体的政策,用妥用好政策,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应用,以使会计和税法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郭庆然,公彦德.税收会计.高校教材.
[2]孔祥娟.试论会计与税法的差异及其协调.商场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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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税法;意义;影响;筹划
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据统计,我国企业中有99.8%是中小企业。可是,一直以来中小企业的发展却背负着沉重的税费负担。2008年元旦起实施的新所得税税法大大地减轻了中小企业的税负,给予了它们更大的生存空间。本文将就新所得税法的实施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方面加以探讨。
一、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1.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鼓励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环境以及发展高新技术等以产业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有利于引导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推进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规范了经济秩序,使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日益公平。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客观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实际步骤,也是建立符合世贸组织涉税规则和公平非歧视的“国民待遇”原则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3.充分的调动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新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适当降低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负;同时,对于享受优惠税率的外资企业来说,税负略有增加,但在国际上仍属于适中偏低水平。统一税率意味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差异将被弥合,外资企业因其投资来源的特殊性所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将被取消。
4.极大的规范了企业的纳税行为,使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新税法特设“特别纳税调整”一章,对防止关联方转让定价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增加了一般反避税、防止资本弱化、核定程序和对补征税款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等条款,强化了反避税手段,规范了企业行为,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带给中小企业的影响
1.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会不断提高,公平竞争的环境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调整,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也进行了统一,在以外贸出口稳步增长和国内资金充足为基础的条件下,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与结构调整的转变起到了促进作用。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所得税制度,对各类中小型企业的税收制度进行了整合,对中小企业所得税负担和政策待遇水平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增强了我国税法的稳定性、透明度与灵活性,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有利于在同一税收制度平台上中小型企业与其他企业开展公平的竞争,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成长并走向成熟的机会,使中小企业在现在经济环境下能够顺利发展,并可以迎接来自国内与国际的更为激烈的竞争。
2.企业的税负有了明显的降低。新企业所得税法适当降低了税率,费用扣除标准也大大放宽,在总体上减轻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我国新税法定的25%的税率,在目前国际上处于中下水平,提高了企业国际竞争力;由于减少了对外资企业征收的税率,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在我国进行投资,也提高了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的竞争力,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的加速发展。
3.营造了和谐的征纳关系,更好的保护了企业的权益。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后,我国的税务机关对办事程序开始注重起来,加强了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意识。在以前,一些地区为了吸纳税源,特别注重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其放松了执法政策,并予以一定的经济奖励,对这些大企业的服务意识较强;但并不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曾一度造成大企业作弊违规没人管,小企业作弊违规被查处的现象,不利于中小企业与其他大型企业开展竞争,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新法施行后,中小企业的财务人员意识到税法发生了变化,了解了自己所应该享受的权益,并利用新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新税出台之后,税务局对中小企业的罚款也比以前慎重多了,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三、中小企业要积极的进行税收筹划以实现更好的发展
1.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导向的特点非常明显,比如说照顾中小企业、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重视研究创新等等。中小企业还可以根据自己“船小好调头”的特点,选择一些国家扶持的产业进行经营,如农林牧渔、公共基础设施、环保节能节水项目、高新技术企业等。
2.中小企业可以留意自己企业是否符合税法所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的标准。特别是原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左右的企业,估计测算一下自己企业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应纳税所得额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从而享受20%低税率的优惠。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增加研究开发费用、安置残疾人员等。
3.中小企业还可以尽量选择符合其他税收优惠条件的项目,比如在购置设备时,可考虑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因该类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从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在实行税收筹划的时候,企业应充分研究新企业所得税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深入挖掘纳税筹划空间,选择恰当的时机做好纳税筹划。
参考文献:
[1]陈奇志:论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J]现代商贸工业, 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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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会计 税法 差异 协调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会计制度、税收制度正逐步与国际接轨。我国关于会计与税法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二者目标的相互影响、差异范围的研究及协调原则上。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和1994年税制改革,由于会计模式的转轨,会计与税法出现分离,二者差异的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理论热点。纵观国内学者们对于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差异的表象,较多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会计与税法差异的具体项目进行详尽对照,并进一步剖析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
会计与税法之间的差异客观存在着,并在不断扩大和增加,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环境因素决定了会计目标与税法目标的相互分离,会计与税法的差异是围绕各自目标确立的两大体系之间的操作方法、程序上的差异。企业所面临的应该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交税,不能少交,当然也不应该多交;二是如何使会计核算系统生成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一般而言,会计与税法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的大小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奉行的财务会计目标与税法目标的趋同度或背离度,二者目标的趋同度又取决于该国所采用的会计模式。当然,一个国家会计模式的选择通常是受到其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资金来源、税制、政治和经济联系、通货膨胀、教育水平、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客观经济环境,即经济市场化程度、法律背景、企业制度、资金来源等。这些因素共同确立了会计的服务对象,同时也制约着会计目标的走向。因此,环境决定模式,模式决定目标,目标又决定差异,形成了环境决定差异的成因链条。
一、会计与税法差异的直接原因
除了环境因素主导会计与税法产生差异外,在我国市场经济初步确立的条件下,会计与税法两大体系之间在追求各自目标的过程中日臻完善,客观上形成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关系。由于会计与税法服务的对象和目的不同、其基本前提和遵循的原则也必然存在差别,这是导致差异存在的直接原因。
建立会计核算体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全面、系统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的全貌,向政府部门、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内部职工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会计报告的根本价值在于让投资人或潜在的投资人了解企业资产的真实情况和未来盈利的趋势。而实施税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引导和调节经济和社会发展,公平税负,保护纳税人权益。由于企业会计规范与税法目的和作用的差异,二者会对某些相同的经济事项做出不同的规定,二者出现差异不可避免。
会计主体是根据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的单位,可以是一个法律主体,也可以是一个经济主体。纳税主体则是指依法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基本纳税单位(或自然人),也就是税法规定的独立纳税人。原则上,规范税制下应以法律主体作为纳税主体,有为管理需要特殊规定的例外。会计分期将企业持续的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据以结算盈亏,按期编报财务会计报告,从而及时向各方面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法两者的目的不同,对收益、费用、资产、负债等的确认时间和范围也不同,从而导致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产生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
由于会计规范与税法服务目的不同,基本前提不同,两者为实现各自目的所遵循的原则也必然存在差异。基本原则一方面决定了方法的选择,另一方面又是进行职业判断的重要依据,直接导致会计和税法对某些相同业务的处理方法和判断依据产生差别。一定程度上,税法也遵循会计核算的某些原则,但由于税法的法定原则、公平原则、经济效率原则和便利原则等,在诸如稳健或谨慎性原则等许多会计基本原则的使用中又有所背离。
二、会计与税法差异的表现形式
会计与税法目标的分离,导致二者在针对同样的经济事项时,具体内容规定和处理方法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表现在会计要素中的资产、负债、收入、成本费用的确认标准、确认范围、计量方法和摊销政策的选择方面有很多不一致之处。
会计制度和税收政策关于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年限和折旧方法是不完全一致的,对于资产评估增值的处理也有所不同,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二者规定也有明显的差异。关于开办费的摊销,会计制度规定在企业开始生产经营当月起一次计入开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而税收政策规定,企业在筹建期发生的开办费,应当从开始生产、经营月份的次月起在不短于五年的期限内分期扣除。
对于收入的确认和处理会计制度和税收政策也是明显不同的。会计核算要遵循客观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和谨慎性原则,注重收入实质性的实现,而不仅仅是收入法律上的实现。而税法的目的是对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所获得的经济收入进行测定,从而对此课征一定量的税收,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满足政府实现经济和社会职能的需要。因此,税款的征收要遵循法律性原则和确保收入的原则,注重界定和准确计算应纳税额的计税依据。
税法所指成本和费用的概念与一般会计意义上的概念有所不同。会计上广义的费用是指实体全部的支出,而成本则是指对象化的费用。税法所指成本,是申报纳税期间已经申报确认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转让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成本。
存货计价方法的确定和期间费用的处理会计制度和税收政策也有一定的差异。
三、会计与税法差异的协调
会计与税法目标的不同导致其基本前提、遵循原则、具体内容规定和操作方法的诸多差异,这给实务领域带来许多矛盾、困惑、繁琐和障碍,迫切要求解决差异引发的现实问题。
按照现行的会计模式和税收征管体制的规定,企业会计必须依据其所执行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进行日常核算,但申报缴纳税款时要根据税法要求将涉税项目的差异在相关的纳税申报表中进行调整,针对差异的处理并不改变账务处理过程和结果,而体现于账外调整。如果企业的涉税业务较多,二者差异过大,纳税调整项目过多,就会大大增加会计工作量和企业作为纳税人的纳税申报难度,企业纳税成本就会提高;相应的税务机关征管机构日常审核、稽查机构检查管理的难度也会增大,征税成本就会提高。根据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以及成本效益原则,如果征纳税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过高,则对企业而言,经济活动受到干扰和阻碍,由此带来的经济收益必然减少,理论上企业会运用手段回避差异;对税收而言,征税成本加大意味着效率降低,税收监控失去应有的作用。因此,实务领域迫切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实现二者的协调,这既有利于降低征纳税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减少各自资源消耗,又能提高企业会计和税务机构双方的工作效率。
在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之前,我国对所得税等已经建立了纳税调整体系,较为详细地规定了税收调整的内容。随着会计制度的改革,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会计核算方法及原则的变化对会计利润及纳税所得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企业财务会计与税收之间的差异性增强,需进一步加强两者间的协调。
究竟如何解决会计与税法的差异问题,实现二者的有机协调,是一个涉及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复杂问题。会计与税法差异的协调,应在正确对待差异问题的前提下,根据适度原则和可操作原则,从宏观领域到微观环节,自上而下建立一个系统的协调机制,在较长时间内,实现二者的适度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