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商业模式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平台商业模式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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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进化逻辑;媒介平台;商业模式

一、 引言

信息时代，蕴藏在媒介背后的技术对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自1994年互联网接入中国以来，迄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二十多年来，在不同互联网逻辑的主导下，国内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也处于不断演进与创新的过程中。理解互联网技术的进化与媒介平台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逻辑勾连，对于指导互联网媒体的商业模式创新实践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 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概念界定与研究视角

目前学界关于商业模式的概念多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然而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维度和视角不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有学者对这些定义进行了梳理，认为大体可以分为经济类、运营类、战略类和整合类四种类型（原磊，2007），但从根本上讲，商业模式反映的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逻辑（秦志华、王永海，2013），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而设计的开放性价值网络，进而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紧紧连接（陈道志、王平华、宋远方，2016），而如何定义价值、创造和传递价值以及获取价值，应该成为完整理解商业模式概念的基点（王雎、曾涛，2011）。也正因为此，从价值维度解读商业模式已成为近年来商业模式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从价值视角切入，借鉴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将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定义为一种由价值定义、价值创造系统、价值获取的多维网络体系（如图1）。

其中，价值定义指向媒介产品的需求端，即目标受众的需求及其满足方式，反映媒介平台的市场定位，是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研究的核心;价值创造系统指向媒介产品的生产端，强调媒介平台如何通过建立关系协调机制，进而将所能调动的资源转化为媒介产品并将其传递给受众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互联网媒介战略研究的终点;而价值获取则指向盈利模式，是指媒介平台如何通过媒介产品盈利，作为一种以媒介产品流通为主要功能的平台，媒介平台价值获取的潜在方式贯穿生产端与需求端，其中“客户需求是商业模式的利润源泉”、“产品或服务是商业模式的基本支撑点”（孙永波，2011），因而，“价值定义”、“价值创造系统”共同定义了媒介平台“价值获取”方式的可能，而三者共同构建起完整的商业模式体系。

三、 互联网逻辑与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路径

毋庸置疑，互联网对传媒的影响是内在的与革命性的，互联网时代的三个基本逻辑――“连接”的逻辑、平等的逻辑、“免费”的逻辑――构成了当今时代传媒经济的前置条件。其中，“连接”意味着开放，这是互联网的本质，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演进也是“连接”的演进（彭兰，2013）;“平等”意味着“去中心化”，背后隐含着传播权力的深层次转移;内容“免费”是互联网时代的显著特征和应有之义，“产品（信息）生产几乎近于零的边际成本”，“大量使用‘虚拟资源’无需缴纳任何费用”（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2014），也正是在“免费”的逻辑下，共享成为互联网精神的重要内容。

互网的这些潜含逻辑，不仅构成了传媒经济宏观性的背景要素，互联网技术的具体演进也在重构着媒介平台相关主体、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式。而商业模式本身就是“建立在许多构成要素及其关系之上”（Osterwalder，2005），因而，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与互联网的内在逻辑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新闻门户”：需求满足方式的悄然改变。Web1.0时代，互联网技术的本质是聚合、联合、搜索，其聚合的对象是巨量、芜杂的网络信息（Capriotti、Carretón、Castillo，2016），这种聚合、联合催生了新闻门户网站。对于互联网来讲，一个门户实际上是进入网络世界的一个入口点，门户网站通过提供基于web浏览的用户界面，为用户提供所需要的新闻信息。“新闻门户”主要是指新浪和搜狐，“新浪”的战略目标是“为全球华人提供新闻与内容服务”，而搜狐则将自身定位为“中文社群传媒帝国”。

从“价值创造系统”来看，与传统媒体时代一样，新闻信息的生产依然为专业媒体所掌握，网站及代表它们的网络编辑对传统媒体新闻内容的“搬运”与加工整理，而后推送到门户首页和对应的各个“子门户”。新浪和搜狐为了增加互联网的点击率，将新闻内容作为重中之重，其中新浪网甚至建立起强大的新闻编辑队伍，二十四小时更新门户网站内容，以对突发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报道，这与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遵循着相同的逻辑。

发生改变的是媒介产品的需求端，互联网环境下，受众不再是“被动”的，而是成为主动寻求感兴趣领域信息的主体，媒介平台基于受众需求“自觉满足”的特征，对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分类，建立起各个子门户，迎合受众的主动特性。这种转变也带来了广告投放方式的改变，门户网站开发出了弹出窗口、强迫广告、浮动广告等多重广告手段，广告被较为精准地投放，且广告流量的监测更为细化与准确，这是Web1.0时代媒介平台与传统媒体显著而重要的不同。尽管此时的门户网站已经创造出了包括技术服务、在线旅游在内的多元化收入模式，但由于巨大的访问量以及精准可测的广告投放方式，广告收入是“新闻门户”价值获取的主要来源，新浪在2008年的广告收入达到1.111亿美元，而搜狐的广告收入在其总收入中也占据大部分比例（刘辉，2009）。

从价值视角来看，相较于传统媒体，这一阶段的“新闻门户”，尽管也是“广告支撑型”的盈利模式，但由于受众需求满足方式转变为“主动寻索”，其实质却发生了悄然改变。若以“价值三角形”逻辑概括的话，“新闻门户”的商业模式为“自觉寻索+专业生产+付费广告”。

2. 社交媒体：“分享满足”与生产主体的转移。社交媒体是Web2.0时代的产物，借助于Blog、Tag、SNS、RSS、Wiki等应用，互联网搭建起以人为核心的关系体系，其典型特征在于最大程度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王伟军、孙晶，2007），个体用户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体现。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平台”、“社交”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词，社交媒体随之兴起，博客、微信、微博、开心网、人人网等以关系为核心的媒介平台成为主流，其中微信、微博至今影响力巨大。

这一阶段，社交媒介平台的运作机制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商业模式也产生革命性的更新，无论是“价值定义”还是“价值创造系统”，抑或是“价值获取”机制，与Web1.0时代都截然不同。

最为显著的是“价值创造系统”的改变，新闻信息的生产主体出现了转移，媒介平台不再生产新闻信息，而只是担任信息载体提供者的角色，“仅提供基本的平台功能与开放式的接口”（窦毓磊，2014），信息的生产权被让渡，形成了包括职业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非民众个体的组织传播主体的“三元”传播主体结构（杨保军，2013）。媒介平台将新闻内容生产权让渡出来，媒介平台成为一个可以由用户自主设置和定义的平台，而这导致了新的盈利方式――增值服务――的产生，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例，开放了包括语音识别、客服接口、OAuth2.0网页授权、生成带参数的二维码等九大高级接口，通过开放接口，为商业主体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同时收取增值服务费用，这样一来，既能让企业用户能够在公共平台发挥更大的空间，也能更大程度地方便个人用户（傅瑜、隋广军、赵子乐，2015）。

从“价值定义”角度来说，用户的需求满足机制既不是被动的输入，也不是主动的寻索，而是分享式的满足，社交平台上各式各样的信息，基本都是基于“强关系”或“弱关系”的分享信息，人被定义为“分享的动物”，媒介平台越发像是一个有着固有规则的良性生态系统，“平台型商业模式”渐渐成型。媒介平台将包括游戏、电商、广告在内的“盈利性产品”巧妙嵌入“生态系统”，商业主体、新闻内容生产主体、用户被深度整合，“多边群体之间的关系是竞合而不是竞争”（王千，2014），媒介平台的“价值获取方式”也愈发多元。

以此看来，诞生于Web2.0逻辑的社交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是典型的“平台型商业模式”，而基于“分享满足”的需求满足机制的诞生与新闻信息生产主体的转移，是“平台型商业模式”产生的重要因素。

3. “算法媒体”：“自动满足”与“生产补贴”机制。以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天天快报为代表的“算法媒体”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意味着Web3.0时代正在到来。建立在1.0时代和2.0时代基础之上的Web3.0时代既要实现个人“碎片化资源”的深度整合，又要实现更加“智能化的人与人和人与机器的交流功能”（徐璐、曹三省、毕雯婧等，2008），还要实现“物与物相连”、“人与物相连”的智慧网络（高钢，2010）。

“算法媒体”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结果，其背后潜含着“技术至上”的哲学逻辑，相较于Web2.0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价值定义的角度来看，“算法媒体”的需求满足机制有了新的变化，受众既不主动寻索信息，也不依赖分享获取信息，其信息需求以一种“自动”的方式得以满足。媒介平台引入智能分发机制，受众将观看新闻的选择权部分让渡给了技术，用户历史点击行为和点赞行为会被技术自动识别，技术以此为依据判断用户的偏好和兴趣，并进行后续的推送，技术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用户自我选择机制。

而从“价值创造系统”来讲，“算法媒体”采取了“生产补贴”机制，以增强其新闻内容的竞争力，这种“生产补贴”机制大体分为两部分，一是针对优质内容的补贴，一是针对优质内容生产者的补贴。针对优质内容，“算法媒体”同样引入智能机制，某条信息被点赞和转发的比率会成为其后续被推送与否、推送多少的关键性要素，信息的点赞率越高、被转发率越高，会被平台推送给更多的用户，而这类信息中携带的广告所产生的费用，会以提成的方式分发给内容创作者;针对优质内容生产者，会有专门的补贴，以“今日头条”为例，其下设有“千人万元计划”、“百群万元计划”，与优质内容生产者签订合同，从而获取优质内容的首发权。

“算法媒体”依赖优质的内容及针对性的需求迎合机制，迅速吸引了大批用户，形成了新一代具有影响力的媒介平台。从“价值获取”的视角来看，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媒体”的盈利方式主要在于广告，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的广告被巧妙植入媒介平台，形成了良好的效果。当然，除了广告之外，佣金、电子商务也是其盈利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其中佣金是指媒介平台作为其他APP营销渠道，当用户通过媒介平台发生购买行为时，需要与之进行利润分成（陈卓，2016）。以此来看，需求满足机制的“自我满足化”和对内容生产者的补贴机制是“算法媒体”商业模式的显著特征。

四、 媒介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可能性方向

从“新闻门户”，到社交媒体，再到“算法媒体”，媒介平台的商业模式经历了从“广告型商业模式”到“平台型商业模式”再到基于算法的新一代商业模式，在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互联网技术逻辑进化的身影，而技术的进化，主要从“价值定义”与“价值创造系统”两个方面推动着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需求满足方式”与“新闻内容生产机制”的变迁，构成了媒介平台商业模式演进的主要索。

当然，互联网的进化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特征，使得不同历史阶段衍生出的媒介样态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接纳新的技术特性，进行新一轮的“互联”，与蓬勃新生的媒介平台共存，甚至相互竞争，这种情况下，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会在以往商业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创新，商业模式也会越发复杂化、深刻化。

以历史的视角来看，Web2.0技术的运用还有极大的空间，Web3.0也不过是刚刚兴起，因此，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创新只是刚刚开始，从Web3.0的特性来看，媒介平台商业模式向前演进的可能性突破路径在于：

1. 新闻内容的生产主体发生改变。人的主体地位继续受到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大踏步前进，形成“人机共创”的信息生产局面。这种信息生产权的再度转移，毫无疑问会造就全新的商业模式。事实上，人工智能正在进行，包括谷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正在尝试“机器人”写作模式，新闻内容生a主体的再度转变的存在着较大可能性。

2. 对人的需求机制的深度挖掘。这种思路本质上在于对人的不同定义，以新浪为代表的“新闻门户”充分认识到人的“主动性”、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分享”、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平台认识到“技术可能比人更了解自己的新闻需求”，均导致了媒介平台商业模式的演进，因而，未来对个体心理结构与需求满足机制的深度发掘，形成新的关于“人”的定义，也是媒介平台商业结构演进的可能路径。

3. 媒介终端的形态演进。当今的互联网媒介平台的依托媒介主要是PC、手机、平板等终端，技术不断进化的情况下，媒介终端将进一步演化，从而重新构建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连接方式，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要素连接机制的改变，会构建起全新的商业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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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雎，曾涛.开放式创新：基于价值创新的认知性框架[J].南开管理评论，2011，14（2）：114-125.

[5] 孙永波.商业模式创新与竞争优势[J].管理世界， 2011，（7）：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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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保军.“共”时代的开创――试论新闻传播主体“三元”类型结构形成的新闻学意义[J].新闻记者， 2013，（12）：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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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徐璐，曹三省，毕雯婧，等.Web2.0技术应用及Web3.0发展趋势[J].中国传媒科技，2008，（5）：50-52.

[16] 高钢.物联网和Web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J].国际新闻界，2010，（2）：68-7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项目号：7130206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项目号：13XJC6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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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是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从终端、技术到业务的全面深入的融合。移动互联业务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市场潜力最大、前景最诱人的业务。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2014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7.9%，人均每周上网26.1小时。中国 4G 用户总数达 9728.4 万户， 4G 网络的推广带动更多人上网；根据调查，2014年新网民最主要的上网设备是手机，使用率为 64.1%。手机即时通信由于其随身、随时、拥有社交属性和可以提供用户位置等特点，已经从单一的通信工具演变成支付、游戏、O2O等高附加值业务的用户入口，同时，以其庞大的用户基数为其他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商业价值。

移动互联网不是简单的移动+互联网，它有很强的乘法效应。移动互联网具备了互联网的基础特征，如开放性、创新性、信息共享性、用户需求长尾化、交互性等；但是移动互联网又具备不同于互联网的本质特征，如便携性、身份可识别性、可定位性三大特征。移动互联网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离散眼球经济”。身份可识别性特征决定了移动互联网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即基于用户身份的信息交互和社交应用，移动支付、优惠券下载、移动电子商务等也将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定位性决定了移动互联网具有更大的商业价值。位置信息和身份识别的融合应用，可催生出移动信用服务、精确广告推送、基于位置的SNS等更多、更有趣的应用。

移动互联网开启一个新时代，它正在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移动互联网商机巨大。从大型机到小型机到PC再到桌面互联网，每个时代都创造了比上个时代更多的财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规模和使用场景的井喷式增长，将会带来更多的业务发展与创新机会。

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互联网企业如腾讯、新浪、盛大、搜狐、百度等都不同程度地在布局移动互联网，原有的SP业务部门在转型为移动互联网部门。大量创业者、互联网从业者甚至是传统领域的企业都在积极进入，这种投融资热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得到持续。

移动互联网的未来发展方向是更加社交化、本地化、移动化。资本市场正喷出互联网社交化的热浪。移动互联网社交化对电信运营商流量经营很重要。从用户的角度看，移动SNS是用户信息最密集、用户付出时间最多的平台式应用；从运营商的角度看，UGC内容是移动互联网流量的主要来源，而SNS又是UGC的主要来源。在移动互联时代，电信运营商应如何有效地开展业务经营呢？

电信运营商战略转型初见端倪

中国正从传统工业时代迈入移动互联时代，商业逻辑正在切换。在工业经济时代，稀缺资源是生产资料与货币，企业成功的关键是是产品规模化与市场细分化。由于电信运营业天然的规模经济特征，运营商必须成功地穿越行业“规模化”拐点，否则难过衰落或被吞并的下场；但基础业务同质化竞争，又必然要求企业实施差异化增值；电信运营商不可能长期安全地维持在规模化阶段，它必然要跨越多样化拐点。在移动互联时代，稀缺资源是客户的时间与注意力，企业成功的关键是客户黏着化与业务平台化。在移动互联企业的成长初期，规模化的用户注意力是最重要的，因此通过新闻、游戏、社区等各具特色的应用快速形成用户流量规模，是跨越的关键；但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企业为构建核心竞争力，还必须充分利用新经济价值要素的高度关联性，企业的商业模式必须建立在对价值链的整体理解与运用上，即打造合作共赢平台以支持价值链各要素的协同配合。

在移动互联时代，电信业将发生诸多结构性变化。在传统电信1.0时代，客户对通信的需求，主要限于语音。从语音到短信，也是在通信方面的创新。运营商提供的业务主要是与网络合一的标准化通信业务，如语音、短信，网络上的内容来自通信双方。通信双方均属于买方市场，电信运营商作为卖方为一个具有外部性的群体提供服务。在新电信2.0时代，客户的需求主要是信息需求。电信与互联网的融合，满足的是客户获取信息的需求；从固定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则是顺应了客户信息需求个性化、碎片化的趋势。运营商提供的业务主要是与网络分离的个性化信息业务。供需双方处于平台的两端，形成两个市场。电信运营商作为平台组织者连接着两组群体，以帮助双方接触获利。

在移动互联时代，电信运营商纷纷启动转型战略。随着商业环境的演变、客户需求的变化、产品价值的变化与价值链的变动，电信运营商需要对企业发展战略进行再定义。

面对移动互联网给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带来的威胁与机遇，中国电信开启了转型战略：从固网运营商到全业务运营商，带来能力边界的扩展；从ICT到3I转型体现了对转型的新认知――成为综合信息服务商。事实上，电信运营商转型战略的背后，都隐藏着对客户价值的深度挖掘。

中国移动也适时提出了业务转型的发展战略。但中国移动高举转型的旗帜唱了许多年，似乎至今还不太成功。竞争对手联通与苹果的合约机，拉走了移动不少中高端客户。腾讯公司的微信一开通，中国移动突然发现，业务还可以这样做，真正的竞争对手原来是腾讯等一批有极强实力的移动互联平台商。

其实，中国移动一直在积极推动企业转型。中国移动的发展战略定位，从早期的移动通信专家、到移动信息专家、再到现在的移动改变生活，反映了中国移动价值定位的不断超越。新电信时代可以说是变革转型的时代。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彻底的客户导向、组织利益再分配、专业障碍等多种挑战可能会严重威胁中国移动的战略转型。中国移动呼唤高水准的变革转型领导力，否则很难应付复杂多变的格局。

大凡成功的企业转型，除了要求变革领导者具备成熟的心智模式外，还需要参与转型者设计一套高水准的变革转型方案、并赋予足够的资源整合权力。现在，4G牌照发放了，在技术层面可以说中国移动、电信、联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就看谁能在战略转型的路上走得更快。

电信运营商业务模式之变

在移动互联时代，电信运营商业务运营的成功模式可概括为“1234”。

“1”：打造1个移动互联时代的品牌。

在移动互联时代，客户需求与传统话音时代有显著的不同。这要求电信运营商要构建移动互联时代的品牌，作为整体业务的精神统领，开展全业务运营。

“2”：坚持以客户为导向，创建合作共赢平台。在移动互联时代，客户与合作伙伴都是电信运营商重要的服务对象，合作伙伴也是电信运营商最重要的客户。

移动互联时代下的合作平台是开放、共享、共赢的平台。平台模式最有可能成就产业巨头。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里，有60家企业的主要收入来自平台商业模式，包括苹果、谷歌等。平台模式的精髓，在于打造一个多主体共赢互利的生态圈。未来的平台之争，一定是生态圈之间的竞争。百度、阿里、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围绕搜索、电商、社交各自构筑了强大的产业生态。

“3”：在移动互联时代，电信运营商业务领域将着力向3个方向延伸：横向产业价值链整合，纵向技术一体化融合，前向客户深度运营耦合。

国际案例表明，电信运营商的横向产业价值链整合，主要从传统的网络运营向上游内容创编与整合端延伸；纵向技术一体化融合，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的固网、移动网逐渐扩展到互联网、广电网；前向客户深度运营耦合，即基于客户需求把握创新商业模式如手机广告（第三方收费）、电子支付（佣金）、位置服务（搜索+广告收费）等。

“4”：在移动互联时代，电信运营商应在四大关键领域强力推进：终端、应用、平台与管道。

终端。用户价值实现的引擎。在移动互联时代，消费者决策发生了变化。消费者购机入网过程：先选终端，后选运营商。3G时代，手机终端制式与运营商几乎成了一一对应关系。在智能手机的销售环节，3G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应用越来越丰富，需要专人在销售现场进行一对一的辅导。相应地，运营商的业务销售重心应从销售套餐转到销售手机，渠道重心从营业厅转向社会渠道，营业厅的重心从业务受理转到手机销售。

应用。持续激发用户需求。传统PC端的内容和应用基本上都已经平移、延伸到了移动互联网，两者在业务内容和体验方面趋于接近，而且移动互联网产品推出更快速、接入更方便。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终端的独特优势（地理位置、摄像头、重力感应、麦克风、触摸屏等），与传统互联网相结合，带来无穷的创新空间，也蕴藏巨大的商机。由于智能手机的流行，现在的APP多指智能手机的第三方客户端；由于具备一键直达的易用性和更好的用户黏性，使得客户端成为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主体。 在移动互联时代，有四大重点应用――应用商店、社交应用、位置服务与移动支付需要运营商重点布局。

平台。商业模式创新的助力。平台使开发者和消费者双边的需求都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匹配。平台模式将大大拓宽移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其商业模式的侧重点升级为构建包含内容、应用和终端的商业生态，盈利模式更多元，内容应用更丰富。运营商通过平台运营实现用户统一体验，通过账号经营实现多产品之间互联，可以掌握越来越多的用户消费行为和时间份额，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管道。提升用户体验的基础。智能管道不仅与流量经营、三网融合以及智慧城市等现实需求相联结，而且与业务转型相关；电信运营商需要汇集各种要素资源，在业务与终端等环节注入智能元素。 在智能管道建设上，电信运营商需要重点围绕四大环节做工作：感知、管控、分发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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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最能折腾、崇尚以战养战的京东都要如此变脸，这意味着中国电商企业以持续融资、以牺牲毛利率和持续亏损换取规模与品牌效应为特征的早期草莽阶段正在终结，它们正身处新的黄金十年的临界点，利润率将随着规模增长、成本效率提升而逐步好转，以争取微弱盈利导向的精细化运营中期阶段正在来临。

要探讨这一转向，尤其不能忽略目前关于电商红利终结的争论，多数观点认为中国的互联网人口、网购人口的高速攀升已经刹车，加之平台崛起、电商价格与营销血拼等态势存在，新流量金贵如油，很多电商企业陷入了“无营销无增长”的尴尬境地。

不过，尚有三大红利并未被充分挖掘：一是老客户挖潜，客户忠诚度管理将成为电商必备利器；二是网购黄金用户群（36～50岁中年人士）尚未真正活跃起来，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中国数字新生代3.0》报告称，2011年中国互联网用户平均年龄仅为28.9岁，“年轻的探索者”（26～35岁）依然是网购主流人群；三是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增速正超越PC互联网，互联网女皇Mary Meeker在其2013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中也谈到了印度市场的移动互联网已经超过PC互联网，其他国家也将朝这个方向迈进。大朴网创始人王治全甚至称，“中国电商真正的红利时代还远未到来，现在只能是坚持”。

2013年，在传统企业深度触网、平台型电商控制格局、垂直电商寻觅出路等三股主要力量的激荡之下，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将出现如下五大新趋势：

并购与融合将主导竞争格局变化。据易观国际预测，2013年以资源整合为目的的大佬级并购持续，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二八原则显现，这也意味着大平台将垄断消费的绝大部分份额。平台生态之争会使得更多的垂直电商陷入困境，并转而需求出售给大型平台，而平台商也将依托并购后的融合，对电商市场进行卡位和深度布局。

此外，除了互联网电商平台加速布局，传统的零售巨头以及大型品牌商也将通过更多并购或与垂直电商合作，它们将成长为新一代的融合型电商企业，其核心特征是虚网做深（B2C官网+多平台分销，或者打造自己的电商开放平台）、实网做虚（线下店化身体验中心、虚拟仓库，强化物流和售后服务能力等虚拟增值业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企业业务的新型融合。

这意味着它们会从单纯的卖产品向服务转型，从单纯将电商视为渠道向实现企业新商业模式转型，而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企业是连锁零售巨头苏宁、商业地产巨头万达以及家电制造巨头海尔。

以C2B为代表的新长尾经济继续萌动。C2B概念诞生于阿里系要扶持小而美电商、保持平台生态健康性等方面的考虑，阿里系也将其作为重要的战略来对生态内的电商施加影响。目前能够看到的方式包括D2C、预售模式、聚划算的个性化定制团购、双十二中的生活方式标签化尝试等。这些都是比较初级的探索，但阿里系的平台影响力已经使得更多的企业在关注并尝试C2B模式。

C2B并非简单的个性化定制，而是企业通过聚合消费者需求，通过模块化设计与柔性化生产的方式，实现对消费者需求的快速传导和满足。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规模化的不规模经济，也是一种新型的长尾经济。目前最主要的难题在于上游供应链不支持、成本及效率尚不足以支撑模式的良性循环，但在服装、鞋类、家电等行业一批传统和新创企业的探索下，该新长尾经济会继续呈现模式探索上的多样化趋势。

微电商将成为一种新基因。所谓微电商，主要指电商企业利用社交化、移动化两大趋势进行的电商服务链条延伸，其业务重心并不在于拉新户、促成订单成交等PC互联网的核心诉求，而是在于实现电商业务向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的迁移，从而实现企业的社交化、O2O化整合以及移动电商等新战略布局，从而占据未来竞争高地。

其主要特征有三：一是向移动终端屏幕迁移，尽管受制于屏幕大小、通信流量等先天限制，但它具有较高的直达率、利用碎片化时间、与用户随行等优势；二是提升移动化的增值空间，主要是实现移动购物以及O2O的商业创新，可以包括签到便捷化、CRM准确辨别、瀑布流设计、富媒体信息展示、移动支付创新等购物路径重设，还要加入商品的物流查询、点评、CRM二次营销、社交化分享等功能；三是基于社交化的矩阵设计，企业会以自己的电商官网为核心，构建包括PC互联网、PC社交媒体（微博、人人、开心、空间）、移动社交媒体（微信、微博、APP）等构成的矩阵，这会带来企业在组织架构、营销模式等方面的新变革。

微电商可以被视为企业迎合SOLOMO消费趋势的必备基因，变革背景在于社交化与移动化已经呈现不可分割的融合趋势，同时，要依托O2O模式盘活线上与线下的资源，企业必须做出有针对性的组织变革、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探索。

非标品垂直电商的黑马崛起。在垂直标品电商饱受争议、出路渺茫之时，针对非标品的方案型电商正如黑马般崛起，它囊括了家具家装、旅游、半工业品（IC元器件、化工产品）、高端服务定制及设计师D2C、农副产品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很多高额、低频的行业领域前景广阔。

非标品垂直电商正呈现出方案化的特点，即它们不仅卖产品，还要提供一整套的基于服务的解决方案，从售前、售中、售后的全程去覆盖客户的需求，根据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产品组合、渠道供应和售后服务。和一般电商相比，方案型电商更偏重于专业性的方案输出和服务，而和C2B相比，方案型电商虽然不能完全个性化定制，但却能在已有产品上进行不同组合建议，给不同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组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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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发展农业。这种模式有几个特征。一是依托先进设备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二是非常注重形成规模效应，从而系统地降低经营成本。三是专业化程度比较高。四是营销成本也相对较高。伊利不惜重金和迪斯尼达到了战略合作，每年几十亿的广告投入，是央视广告的常客。五是必需建立覆盖范围广的销售网络。

用工业化的方式发展农业面临几个问题：一是企业有钱建工厂，没钱建市场。市场渠道建设和营销投入对于很多制造型企业而言，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同时，风险投资一般也不敢把钱给企业打大市场，这非常可能是打水漂。工业化经营的农产品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太大，这对风投而言有些望而却步。二是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已经不再是农产品，对人体健康甚至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三是食品安全提出了全程控制的要求，而做全产业链企业却是一种不经济的方式。全产业链更是一种过高的门槛。

第三种就是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发展农业。这就涉及到生鲜电商。生鲜电商的经营难度可能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这里初步列举一些问题。

首先，生鲜电商领域缺乏平台型电商。那么生鲜电商作为独立电商就要和社区化的菜市场、社区店和超市进行竞争，以少打多，以弱打强，其胜负就不需要猜谜了。电果网是我一直比较看好的生鲜电商，但电果网很大一部分营收来自线下的团购，说是生鲜电商，却有些名不符实。1号店是另外一个特殊的例子。1号店是比较罕见的超市电商，先有在线超市，然后意识到生鲜产品可作为引流产品来经营。但了解永辉超市做法的人就知道，如果不去控制源头，做生鲜是很困难的。而且1号店的物流还外包了出去，这必然会影响用户体验。

其次，生鲜电商要对食品安全问题负责。诺亚有机、正谷农业都为此横跨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现在北京周边有很多生态农庄，其农场主也不得不既做生产，又做营销。生态农产品的生产需要一整套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技术体系支撑。技术是否过硬，是决定生死的问题。但是生鲜产品生产出来后，又必需快速销售出去。我见过很大的大企业老板，不得不依靠新发地来走量。换句话说，营销能力也决定了生鲜电商的生死问题。生鲜电商还必需有互联网基因和电商基因。生产、营销和电商，必需成为全能冠军，生鲜电商的经营体系才可以持续运转起来。很多生鲜电商在生产上都是依靠对外采购，但也不省心。所以，不要去嘲笑优菜网的困局。谁做都一样，只是困难程度略有不同而已。生鲜电商是全年冠军，其实也是前面缺乏平台型电商衍生出来的问题。如果优质的生产者和流通者都聚集在一个平台，就可以形成分工，各司其职。平台商可以对生产者和流通商进行双重把关。这才是生意的基础。

第三，生鲜电商普遍缺乏管理基因。众所周知，生鲜电商的冷链成本至少是普通产品的一倍，这里还没有算逆向物流。每一个生鲜产品背后都要求较高的专业化能力，很难通吃。生鲜电商还需要懂得网络营销推广的人才，随着O2O模式的兴起，还需要培育一支地面扫街的部队。要知道，用户需要的是平价、便利、安全、稳定、丰富的生鲜产品供应，做到这一点，没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怎么能行？绝大多数生鲜电商对精益管理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了解。管理的瓶颈就意味着生鲜电商注定要亏损。

第四，生鲜电商的营销模式必需从4P(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向4C(消费者、成本、便利和沟通)升级。如果生鲜电商做到精准的4P营销，可以做到微利经营，因为4P理论实在是太经典了，很实用。但是，4C才是生鲜电商真正能发展壮大的关键。因为4C才能有效聚合用户，令生鲜电商更加的社会化，并通过社区营销、微信服务和微博的品牌化宣传，来低成本地形成较强的用户粘性。在4C的基础上，生鲜电商将发展出新的业态，从而获得稳定的赢利。

第五，生鲜电商应该定位在引流性产品。很多生鲜电商非常专注，但我认为，生鲜电商需要放在更大的业态中去定位。生鲜产品有很强的引流作用，但是低毛利将使得这是一门很难做的生意，需要找到更加丰富的产品组合，才能构成一个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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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没有人会想到我国拥有手机的人数有12.35亿，排行世界第六；也不会预料到互联网用户会达到6.7亿人。据统计， 2013年较2012年底手机用户增加8009万人，在日常生活中手机成为必备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正在发生剧变。

现在互联网又把手伸到物联网和车联网……

互联网与车联网快速发展

互联网在技术领域掀起新一波的浪潮，很多东西都通过互联网互相联系、信息沟通、互相控制。

移动互联网也在加速信息革命，随着互联网行业进一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将被互联网思维所改造，最终达到完全的融合。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生态系统中，有平台商、内容商、品牌商、制造商等多种群体，构成了生态系统存在和发展的要素。互联网全面、深入地影响实体经济，并逐渐成为变革经济形态的根本力量。

信息革命创造新的业态和生态系统，同时打破了工业革命的旧有基因，传统的商业业态也将发生裂变。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互联网与传统经济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

互联网与生活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如今的企业甚至于整个产业也被它所改造。物联网、车联网必将顺势逐渐发展成为主流。

目前，导航、动态交通信息、车辆防盗、紧急救援等都已成为比较常见的事情，美国目前以安防为主，欧洲以导航为主，日本以信息为主，我国现在把三者结合起来，一起推进。

随着互联网进一步发展，汽车在终极阶段也会提供一些智能服务，包括车辆安全预警、车辆运行监控、远程故障诊断、紧急救援服务等，要发展到高级的阶段主要特征是协同控制，包括车车通信与安全的控制、车路通信与安全的控制，实现车路协同系统，即基于无线通信、传感探测等技术进行车路信息获取，通过车车、车路信息交互和共享，并实现车辆和基础设施间智能协同与配合，达到优化利用资源、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堵的目标。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为出行着急，越来越多的城市限号行驶，抽签买车、车牌拍卖都是想疏堵，却无济于事。如何治理汽车社会面临的堵车等问题，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车联网。

车联网会引发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车上各种交通咨询、车辆定位功能、交通信息导航、道路救援等都可通过车联网实现，不久的将来人们不仅可以在车上娱乐、学习、购物、工作，甚至远程处理家务。

车联网就是通过这种不断智能化的服务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并且，现在许多公司也向高度智能的目标做出了不断的努力， 通用的On-Star提供车上各种交通咨询，旗下各个品牌的安吉星强调的是车辆定位功能，并承诺60分钟会让爱车失而复得；丰田G-Book主打交通导航和道路救援，不少汽车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平台，乘客可以将手机功能和操作转移到车载系统中，可以使用iOS的地图、影音播放、简讯收听、语音通话等功能。

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发展，与汽车行业相关的周边产业也必将顺势而起。车辆运行监控、车辆远程诊断服务、应急调度服务、肇事车辆追踪系统等都将在不久的将来拔地而起。如今我们能看到最好的例子就是O2O的商业模式初步形成，它带动了线上线下无数的增值服务发展。未来汽车运营中，线上线下的界限也将随着车联网的发展而逐步消失。

三网联动引发汽车产业变革

三网联动所引发的汽车产业变革，涉及汽车企业的方方面面。汽车企业的产、供、销模式的改变势必引发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连接渠道的改变。原材料、设备采购，产品销售，人员的招聘逐渐变为“O2O模式”。内部管理方式将向流程化、信息化、自动化转变。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泛在信息的强力支持下，量体裁衣式的小批量定制生产模式将广泛应用，传统商业模式也将越来越多地被电子商务所代替。

此外，车联网将会拉动新的巨大产业链。车联网的推广和普及对GDP会产生强力拉动作用，若平均一辆汽车设置的车联网硬件的费用是5000元，则一年附加产值可达1000亿元，带动的软件和地面设施及各种服务可能上万亿。车联网产业链越来越长，汽车产销经营活动加入了很多服务的内容，汽车制造商和信息集成商、服务商可以直接联系，联通到各个领域的服务部门。

但汽车企业也遇到新挑战，苹果日前时候推出了Home kit和Health kit，可以对门窗、灯光等家用设备控制的应用和健康程序的应用互相配合分享数据，从而更大地发挥各自的作用，或许Car Kit的到来也为时不远。部分汽车行业的人士对这种挑战有如临大敌之感，不过也有人认为未来有像苹果、谷歌这样的新锐掌控互联网领域也不是坏事，有的车企感觉到后院起火、命运多舛，前景未卜，有的车企是愿意扩大合作。

不可否认，能够快速反应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在应用程序研发方面具有优势。汽车制造商必须寻找到让自己的产品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方法。汽车厂商的一条出路在于围绕那些与汽车本质属性相关的应用程序做文章。 从自身擅长的、与驾驶行为直接相关的领域入手。不少人认为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但在主流观点看来，双方一定将是合作竞争的关系。根据主办方在2014底特律车联网大会上进行的现场调查，65%的受访者认为，谷歌和苹果将成为汽车厂商的合作对象，而非威胁。

随着手机逐渐和车联网的结合，手机加上OBD（On-Board Diagnostic，车载诊断系统）加上GPS将催生经济型车联网。通过手机无线获取汽车实时数据并传送给云服务器，把汽车OBD的数据和GPS地理定位数据结合所产生的商业价值将是无可替代的，因此，经济型汽车装备车联网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

对于车联网、物联网带来的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信息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也成为一把双刃剑，目前智能汽车至少有超过80个智能传感器，每天向车联网云端传输的数据高达100兆，这些数据涵盖了汽车和驾驶者个人的各类信息。

举例来说，利用市面上随手可得的汽车诊断设备再加一款应用软件，即可实现对智能汽车的攻击。最近360便破解了特斯拉Model S应用软件的一些漏洞，并实现对特斯拉车的开锁、鸣笛、闪灯、开天窗等操作。

另外，以OBD2技术为例，用来自行诊断车辆故障类型的功能模块，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企业但却使汽车存在安全隐患。它可以远程通过手机进行遥控，可让汽车在驾驶途中突然熄火，遥控打开其后备箱进行偷盗，随时让车门打开，这又是新的安全隐患。这种应用软件一旦放在网上下载，任何会使手机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汽车的黑客，这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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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Display研究数据，2011年，中国智能电视400万台，2012年1675万台，2013年达到2600万台，一路攀升，从2011年到2012年已经扩展4倍之多，2013年达到2600万台，产品渗漏率将达到90%，2015年智能电视将超过90%。可以预见，这个产业的井喷将带来家庭娱乐一个巨大的变化，毕竟目前电视仍然将占据家庭娱乐的中心地位。

随着这个产业的逐渐成熟，围绕智能电视的各种应用服务将成为智能电视产业的主角，视频服务、游戏服务、家庭生活类服务、社交服务、教育服务等成为用户重新回到电视机前的重要拉动力。同时，争夺客厅入口、抢夺客厅服务将成为IT和互联网公司一个重要的战场。这也是谷歌、苹果、联想、甚至小米、乐视等企业抢滩传统电视服务商，纷纷进入电视领域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一个新的生态，一个新的市场。

综合来看，智能电视时代，彩电企业需要将面板厂商、芯片厂商、操作系统供应商、内容集成播控平台、内容供应商、互联网供应商、App应用和配件厂商等整合起来，组成全新、完整的产业生态圈。生态圈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是面向消费者需求的资源全面整合。

但这似乎是“纸面上的呼吁”、最理想的状态。截至2012年底，中国智能电视市场格局仍然乱象纷呈。模式上，运营商主推的IPTV网络电视与广电倡导的OTT（Over The Top，基于开放互联网的视频服务）互联网电视之间的对决依然在继续，这是政策上的博弈，更是利益间的角逐，视频网站、开发者等其他玩家夹在其中等待着结果；厂商间，3D、4K、云服务、智能系统、芯片等全方面的竞争开始拉响，而且电视厂商们还要防备着IT厂商的“侵袭”；市场上，消费者们对智能电视的交互体验、应用设计等似乎仍然不感冒，生态系统的商业模式尚未成熟，开发者们心存疑虑

2013年，中国智能电视市场将呈现什么态势？

蓬勃市场下模式之争

相对传统电视，智能电视则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不只是传媒工具，还具有功能丰富、自主拓展等特点，从传统电视向智能电视转换，这一过程，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消费者权利的扩展，并带来了该市场蓬勃发展的原动力。

产业政策层面，国家正在加大力度推进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2011年2月，工信部的《数字电视与数字家庭产业“十二五”规划》就已经对未来定下，表示将在“十二五”期间大力推动数字电视产业销售收入的增长，同时预计到2015年，以数字电视和数字家庭为主的视听产业销售产值要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达到2万亿元。

简单来看，智能电视的到来，顺应了电视机高清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趋势。当PC早已智能化，手机和平板电脑也在大面积智能化的情况下，电视也逃不过IT巨头的法眼，开始走向智能化。智能电视正在成为继计算机、手机之后的第三种信息访问终端，用户可随时访问自己需要的信息。在三网融合的大环境下，基于开放软件平台的智能电视将成为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担当家庭多媒体信息平台的重任。从全球范围来看，IT互联网巨头和彩电巨头都相继投入巨资开发智能电视，智能电视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然而，另一组数据显示，面对个人PC、互联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冲击，目前北京地区的电视开机率仅为30%，跟三年前相比下降了40%，电视正在失宠。

这也正是电视为何“必须”走向网络化、智能化、应用化甚至IT化的原因：把人群尤其是消费力强的人群留在客厅。所以目前的情况是，谁都看好这块市场，但同其他产业一样，开始阶段各家都有自己的心思，尤其是在国内市场。电信系IPTV与光电系OTT的模式之争，已经延续了数年之久。

OTT（overthetop）核心意指在网络之上提供服务，强调服务与物理网络的无关性，足见其开放性。IPTV运营基础则是运营商自建的宽带网络（专有网），且已经建立一定的商业模式。简单来说，OTT离消费者更近更理想化，IPTV则至少在目前更成熟更可行——由于IPTV是电信发展视频的早期业务，已经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发了大量盒子，有了不少存量用户。

长远来看，《互联网周刊》更看好OTT模式的发展，无它，更开放更符合用户利益。但OTT模式在中国遭遇困境是不争的事实。其政策风险以及商业模式的模糊使得其取代IPTV还为时尚早。

2011年10月28日广电总局了181号文件《关于印发“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的通知》，中国式OTT合法化，但经营权仅限7家：中国网络电视台、百视通、杭州华数、南方传媒、湖南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而在商业模式上，目前国内的OTT模式并没有形成如IPTV的付费商业模式，无论是电视机还是机顶盒，利润集中在终端销售环节，其他收入环节难以控制，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服务性收入。虽然也有业内人士提出OTT的“依靠VC投资支撑的网站模式”，或者与电信运营商合作以IPTV的商业模式加上互联网电视的内容、产品，“以互联网电视之名行IPTV之实”的模式，但前景待考。相形之下，政策的利好以及电信运营商光网城市等宽带提速的进行使得IPTV面临有利的发展环境。

更严重的是，从国外的发展来看，OTT的核心是虚拟运营，依靠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市场化规律，依托用户的前向付费这一生存根基，给予各方相应的利益回报而建立的良性循环。但在中国，缺少付费根基难以构建良性的利益链，而且产业环境开放但无序，政策监管封闭，利益集团垄断，这都使得中国的OTT很难具备一个虚拟运营的土壤。

唯一的破局之道还在政策——“更好的”三网融合政策将为智能电视发展破除政策。最新消息显示，国务院已于2012年11月下函同意组建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由财政部出资，国家广电总局负责组建和代管，注册资本45亿元。中国广电作为“第四大运营商”，按照三网融合推进目标的要求，未来将有望获得国际出口带宽、骨干网牌照、ISP和IDC牌照。同时，一旦地方广电运营商能够通过中国广电获取新的互联网接入端口，则互联网视听内容进入广电系统监管的电视屏幕将指日可待。

IPTV与OTT寻求某种方式去融合，这是第一个变量。

产业初期的格局乱象

正因为政策变数尚存、模式探索未定、商业前景待考，整个智能电视市场虽然希冀与从“终端硬件到软件和内容”的模式转变，但目前来看步履蹒跚。

目前智能电视市场的格局，除了电信运营商和广电系统外，主要参与者还是电视厂商、IT互联网企业以及围绕整个生态的应用开发企业，此外还有芯片、配件、内容服务等领域的玩家。

电视厂商方面，国内的智能电视主要还是由创维、海尔、海信、康佳、长虹、TCL这6家国产彩电巨头主导，加上合资的三星和LG电子，基本这些企业都已经推出了自己旗下的中高端“智能云电视”，并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轮大战。

具体来看，大多数厂商选择Android操作系统，3D、LED几乎都是标准配备，在技术取向上，高端产品基本是以偏光式3D和侧光式LED背光为主，分辨率以1920×1080为主，在硬件规格上创新点并不多，不过云服务、智能交互、多屏互动等服务还是层出不穷。同时国内一些IT与互联网巨头，比如联想在201年中期率先推出了智能云电视，此后乐视以互联网思路即将推出的“超级电视”以及盒子战略。

系统上看，虽然Windows和Mac系统依然具有很大潜力，但目前为止由于Android系统在智能手机上的巨大成功及开源特性，目前国内的智能电视主要以Android为主，这也导致应用的同质化现象明显。除了要个性化定制电视操作界面外，定制各家独有的“应用商店”，成了打造竞争差异化的不二法门。比应用商店的软件数量、精品游戏的种类，独家提供的应用有多少，都成了市场竞争的销售亮点。

相比同行“玩票”性质的应用商店开发，有意系统化打造智能电视应用商店的厂商更值得期许。此前三星电视品牌就曾推出电视应用设计大赛，借以寻觅三星电视应用平有的热门应用软件，而国内方面海信、康佳等也开始了尝试。

芯片领域的竞争相对明朗，但玩家也不少，这些芯片厂商都会有自己的布局。现在电视领域的芯片还是以双M（联发科MediaTek与晨星MStar）为主，而且这两家合并了，相当于一家独大的局面，不过其它一些厂商如海思等也有不小的动作。同时其它领域跨界玩家，比如手机、平板的芯片商也开始往这个领域转型。另外还有高通、Navidia，虽然现在有使用它们芯片的智能电视，但不太多。

机顶盒市场则是另外的局面。

目前中国将普遍意义上的互联网电视切割成三份，发三种牌照：一个是IPTV，通过电信专网接入；一个是数字电视，通过有线数字电视网接入；一个是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电视，可以通过上互联网的普通网络接入。这三个都要有牌照，而且只发给国家广电总局认可的广电机构。而互联网玩家的路径只能是第三种——即使互联网可以在美国改变大选，在中国改变购物，但目前面对电视仍力有未逮。

业内炒的最凶的便是小米盒子与乐视盒子——2013年1月底的最新消息显示，小米科技与CNTV旗下未来电视达成合作，未来3年内小米盒子将接入未来电视运营的中国互联网电视集成播控平台，此次合作预示着此前被叫停的小米盒子突破了牌照限制，将重新推向市场。而在小米盒子之前，同样不具备平台资质的乐视网也是采用和CNTV合作的方式获得机顶盒销售资格的。

其实互联网盒子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产品，从微软1999年的“维纳斯”计划算起，数字家庭、数字电视、IPTV、机顶盒、OTT、智能电视、互联网电视，这些名字多变得让用户头晕。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用互联网改变世界的方式，打开封闭的电视产业链、让电视开放，像电脑和手机上网一样自由连接，不受限制的为用户提供数字内容。

但近期工信部文件明确了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的换代时间表是2015年，寻求“无盒化”发展——这是“盒子们”一个不小的打击。据报道，2012年12月21日，工信部联合五大部门《关于普及地面数字电视接收机的实施意见》，提出在未来三年内完成地面数字接收机的普及，具体的目标是：从2014年1月1日起，境内市场销售的40英寸及以上电视机需具备地面数字电视接收功能。而从2015年起，境内销售的所有电视机都应具备地面数字电视接收功能。

所以第二个变量仍然事关政策，但核心却是智能电视的玩家们能够回归为消费者服务到极致的态度，潜下心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并形成良性竞争局面。

新商业模式下的开发生态

此前，人们寄望于苹果如同改变手机行业规则一样，再次对传统电视格局带来革命性的颠覆——苹果电视也是乔布斯在生命时光最后一直想攻克的一个堡垒，《乔布斯传》中对苹果电视有过这样的描述：“乔布斯希望创建一款完全易用的整合电视，能够与用户所有设备和iCloud无缝同步，无需在各种遥控器之间切换，拥有最简单的用户界面。”

用户更希望电视机是一款成熟的产品，而目前市场上的智能电视却是非常的糟糕：各种硬件配置、不同的操作系统、海量的APP软件、不同的联网方式、不同的内容平台、各种人机界面，甚至多样化的外置交互设备智能电视目前所呈现的更多是一些冗余的功能和应用，这让电视机变得更为累赘。

事实上在电视发明的80年中，以前的发展比较缓慢，最近几年的发展却进入了与IT业一样的快速更新换代进程当中。当中国还在为互联网电视擅自上市而恼火的时候，PC厂商已经宣布“智能电视就是PC”了——电视的“应用化”已经势不可挡。国外方面，三星在谷歌正式智能电视的Android操作系统之前，抢先了基于Android的智能电视，微软也不甘寂寞地宣称Xbox本身就是电视机，而Opera和三星已经推出自己的电视应用商店。可以想见，将来在软件层面上，电视的升级速度也会在激烈比拼中不断提升。

对于那些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殚精竭虑的开发者来说，智能电视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还处于蓝海。各种创业公司可能在围绕桌面端，移动或者Web的应用开发上如鱼得水，而且他们可能也会禁不住诱惑，将原本的开发经验搬到电视上。同时，TV屏刚刚开始，本身应用数量非常少，开发者更容易在TV这片新蓝海中脱颖而出。乐视网CTO杨永强认为，随着智能电视市场的不断扩容，应用开发的前景更加广阔：“它有望成为家庭智能娱乐中心的核心，让年轻人的娱乐回归客厅，让儿童拓展视野、寓教于乐，让老年人享受到数字化夕阳红生活。”

与手机一样，国内的智能电视在Android系统的大平台下进行了衍生和定制，理论上适配Android系统的软件在智能电视上都能适配，但是由于产品属性及使用场景的不同不能进行简单的移植适配。而对开发者来说，困境还不止于此：户粘性不高、国家政策限制、缺乏统一的标准、操控方式不佳、商业模式尚不清晰等等都困扰着他们。尤其是后三者，让很多开发者头痛异常。

智能电视之所以智能，是因为其可以搭载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但是目前的智能电视操作体验不佳，“不会用”、“不好用”成为用户用户抱怨最多的词，人机交互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制约智能电视发展的最大因素。

简单地照搬智能手机界面，简单地适配传统的电视摇控器，是整个智能电视操控不好的主要原因，如何迎合电视用户的需求，同时又能适应智能电视带来的操控变化，将是智能电视一个需要攻克的重要突破点。事实上，2013年初的CES上已经有多款带触屏的遥控器展出。

平台方面，目前智能电视后台服务支撑也刚刚起步，目前支撑智能电视运营的平台有三种形式：电视厂商自建、互联网电视牌照方、互联网公司，其中电视厂商自建成为主流，包括海信、TCL在内的厂商各自建有自己的运营支撑平台，在操作系统统一性上、运营平台商业支撑上，比如广告平台、支付平台、CDN分发平台等资源上，都还缺乏成熟的规范化运作，这给互联网公司、开发者带来一定的障碍。

而应用商店上，中国的智能电视应用商店还不多，现在相对比较中立的现在主要是乐视和欢网，此外就是电视厂商自己的应用商店，如创维、海信等。但现在传统手机上做应用商店的厂商也看到这方面的潜力，开始逐渐转到智能电视应用市场这个领域。乐视这方面决心不小，其应用商店Letv Store目前已预置终端百万台以上，与创维、康佳、海尔、海信等电视机厂商达成合作，植入其智能电视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能手机大爆发背景下，从移动端入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13年元旦，湖南卫视正式了其电视互动社交智能手机客户端应用——呼啦。用户在下载了呼啦之后，进入呼啦世界里化身为一个呼啦角色，通过扫描湖南卫视的二维码和各类图形图像获得各种成长的养分和奖励，用户与湖南卫视互动时的行为偏好会塑造呼啦角色的特征，让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培养专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角色。还有目前表现不错的酷云TV，它能实现电视和移动终端第二屏之间的双屏实时互动。如当直播节目过程中出现某个商品时，它也能立刻将该商品的购买信息推送到你的手机端。如果刚好对这款商品有购买兴趣，直接点击就可以到购买页面进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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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采购管理；成本控制

[DOI]10. 13939/j. cnki. zgsc. 2015. 51. 028

2015年7月4日经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是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的重要举措[1]。“互联网+”目前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的一项战略，将互联网作为当前信息化发展的核心特征，提取出来，并与工业、商业、金融业等服务业的全面融合。这其中关键就是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让这个+真正有价值、有意义。正因为此，“互联网+”被认为是创新2. 0下的互联网发展新形态、新业态，是知识社会创新2. 0推动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演进[2]。

采购管理作为供应链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去引领这种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推动其发生重大变革，以加速提高效率和提升服务，更好地实现“物有所值”的采购宗旨是值得行业思考和研究的。本文围绕“互联网+”中关键技术，包括电子商务、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对将这些新技术运用到采购管理实践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思考，为采购管理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1 “电子商务+”采购管理

电子商务已不再是一种新兴技术，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很多传统行业，如农业、制造业等都在借助电子商务这个平台去展示和销售产品。采购管理也应结合电子商务，发展属于自身的电商平台如今已是大势所趋，通过电商平台的“集群”和“竞争”效应来促使管理水平的提升。

传统的货物采购，一般采用协议供货形式与特定供应商达成合作意向，之后按照协议要求进行供货。协议供货虽然为通用和标准化货物的采购提供了较为便捷的采购方式，但是由于其对市场反应存在滞后性，采购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电子商务采购平台利用其自身技术优势，向广大供应商敞开大门，有效整合了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用户采购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商品名称、介绍、价格等所有信息在平台上都能一目了然，用户注册后只需点击鼠标和填写购物清单就完成一笔订购，之后货物将会通过物流及时送达给用户，整个过程方便、快捷。

电子商务采购平台怎么建，如何建，与传统电商平台又有哪些区别，这些问题都是要重点关注和思考的。

关于怎么建的问题，对于大型企业，可以自建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电商平台，一方面更契合企业实际采购需求，企业原有的一些供应商也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在平台上的所有采购信息都能保存在企业内部数据库中，保护了数据隐私，也方便了后期统计和分析。对于小型企业，由于采购量较小，加上自身资金实力有限，可以在一些专业电商平台中开通企业账号，企业只是一个终端使用者，所有商品展示、采购、物流等环节都交由专业电商平台来运营，目前很多电商企业，如京东、苏宁易购等都有面向企业级客户的专属订购平台。

关于如何建的问题，自建电商平台由于受众面较窄，对供应商缺少足够的吸引力，而且物流配送不专业也是一大问题。可以考虑将自有电子采购平台与专业电商平台进行系统对接，这样不仅可以将专业电商平台中的供应商“引进来”，还可以把物流配送“带出去”，充分发挥专业电商平台商品多、技术强与物流快等方面的优势。

电子商务采购平台也有其特殊性，与传统电商平台不同的是，可以结合采购管理实际，增加网上竞价、电子反拍等功能，进一步激发供应商热情，增强企业采购议价能力，有效控制采购成本。

2 “云计算+”采购管理

目前，受到国家《电子招标投标办法》的指导，很多企业都建立起了符合自身采购流程的采购管理信息系统，但是大多功能雷同，缺乏统一标准，并且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云计算技术的发展，恰恰为采购管理系统的统一提供了解决方案。云计算提供了一种按需使用的模式，将系统进行“云化”处理，所有计算资源都运行在云端，使用者以租用付费形式按需使用，大大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可以考虑设计并部署一套采购管理云系统，云采购系统上实现了原有采购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供应商库管理、专家库管理、全流程采购电子化管理、采购合同管理等，使用者根据自身需求，向云采购系统提出申请全部功能或部分功能的使用权，经系统审批通过后自动为其分配独立账户和资源空间，这种“按需定制”的云计算平台，既保证了功能的使用，又降低了资源的浪费，另外，为避免产生“数据孤岛”，云采购系统需预留接口，方便与系统对接，云采购系统已是当下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发展的一种趋势。

3 “移动互联网+”采购管理

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广泛使用，各互联网公司围绕用户生活场景在移动端正在大张旗鼓地布局。采购管理在移动技术浪潮的驱动下，也能有所作为。比如，将采购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移动端改造，方便在移动端进行操作和管理；又如，基于先进通信技术的采购管理通信平台，可减少了沟通成本，提升了服务质量；再如，基于位置的采购信息收集系统，大大提高了采购管理决策水平。移动互联网下的采购管理时代已经到来。

4 “物联网+”采购管理

物联网是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来实现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它是互联网的应用拓展。众所周知，库存量大小是采购的重要依据，可为货物统一配置廉价的微型传感器，当货物入库或出库时，通过库房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将当前库存量数据实时推送给采购管理信息系统，以此完成精确化采购；又如，在采购货物验收时，可以利用射频识别技术来完成自动化验收。

5 “大数据+”采购管理

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未来世界将由“信息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如何在浩瀚的数据中挖掘出价值是当前一项紧迫又重要的任务。采购管理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来提高其精细化管控能力，进而提高采购决策水平。比如将积累多年的采购数据进行加工、处理而后进行统计、分析，从结果中可得到如采购总量、采购项目分布情况、资金节约率等关键数据，以多维度分析助力采购决策以致采购战略地实现。

6 结 论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给采购管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未来，随着更多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涌现，采购管理也必将“乘风破浪”，以“物有所值”的理念带给企业更多成本上的降低，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第三利润源。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

近年来，网民数量的持续增长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除了早已难以撼动的综合性互联网巨头外，也涌现了一大批“术业有专攻”的互联网企业。在自身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为进一步获取利润，企业之间的竞争愈加白热化，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也不断涌现。

一、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

几乎所有好的竞争概念无不建构在对抗的基础上。只有在对抗的竞争机制下，市场才能不断激励创新与推动发展。不过竞争固有的对抗性决定了主体间的损害无法避免。在互联网背景下，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市场竞争交织展开，平台竞争、跨界竞争随处可见，互联网主体间的竞争损害比比皆是。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顾名思义，就是互联网行业经营者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做出的损害竞争对手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合法行为。认定该种行为，还需综合考虑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效益，并结合比例原则对竞争行为进行进一步评估:第一，考虑竞争行为对相关消费者权益的影响;第二，惯例，商业道德体现了部分社会利益，但很难作为单独因素去判断行为是否正当;第三，考虑竞争行为的禁止是否会人为造成不必要的垄断，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互联网环境下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例如在互联网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第二类是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类平台成长为超级平台后，凭借其对互联网资源、流量的掌控，向平台商户施加压力，让其在同类平台中“二选一”，构成与其他平台之间的行业竞争壁垒，来维持和巩固其超级平台的地位。典型的就是阿里巴巴让商户在淘宝和京东等网购平台“二选一”的行为。第三类则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而产生的，主要是利用链接、软件、搜索引擎等数字技术手段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譬如域名抢注、竞价排名、不正当链接、软件攻击或者相互不兼容、广告拦截等。

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

(一)技术性强，具有隐蔽性。互联网是通过编写运算代码运行的，具有虚拟化、隐蔽性和专业化程度高等特点，计算机的程序设计和代码改写等都需要专业的人士，使得侵权行为能够很好地隐蔽。例如侵权行为人通过远程控制他人的计算机，限制其他软件的使用，或者捆绑非必要软件、服务等，要普通用户认定侵权手段和行为，是不现实的，而且互联网头部企业在认定这种侵害行为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在百度青岛联通、青岛奥商等公司一案中，用户举报在百度输入关键词搜索后，总会弹出一段广告，严重影响上网体验。百度调查发现侵权行为、侵权地点和侵权时间都在不断变化，且侵权行为时有时无，对于侵权主体也始终无法认定，为此，百度通过多次实地取证，并向行业权威技术专家请教，法院才最终以行为模式的共同性和行为实现的必要性推断出侵权主体。(二)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正因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隐蔽性，技术性强，因此被侵害方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请求技术专家来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侵权损害。另一方面，原告既难以举证被控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导致的损失，又难以计算侵权人通过不正当竞争获得的收益，因此法官支持的赔偿金额一般都低于被侵权方的诉求。也正是因为侵权成本低，侵权收益却很大，导致恶性竞争层出不穷。在真假开心网案中，千橡互联公司通过仿冒开心人公司创办的开心网，令网友真假难分，致使开心网注册用户流失了3000多万，利益损失高达千万。在之后的诉讼中，开心人公司仅获赔40万元。而千橡互联公司却通过该行为获得了众多用户和极大的流量，并且顺利上市，40万的违法成本也就无关痛痒了。(三)注意力之争，流量为王。在互联网经济下，吸引用户注意力，是获得流量的关键，也是扩大竞争优势的关键。经营者想要在互联网经济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拼的就是用户，就是流量。为了争夺用户有限的注意力，互联网经营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推出的产品和服务大多也是获取注意力的载体。譬如在天猫公司诉载和、载信公司不正当竞争一案中，法院指出，在“用户为王”的互联网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就是拥有“用户黏性”，两被告通过在自己的购物网站设置购物助手这一“搭便车”的行为，既会影响天猫公司的用户黏性，给天猫公司造成损失，还会导致难以追踪服务来源，加重售后负担等后果，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四、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与不足

依上所述，前两种行为类型，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具体行为类型条款和相关法律法规即可予以规制。同时，《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亦通过增设“互联网条款”，列举三类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一项高度概括条款，来进行规制。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了经营者应当诚实守信，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作为兜底条款，以期为案件审判提供依据。然而，适用兜底条款也存在弊端，如果对互联网技术手段产生一定的误解或不能充分理解互联网领域的竞争特点，很有可能对“公认的商业道德”“诚实信用原则”等概念产生理解偏差，继而扼杀了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和竞争。断然要求新的技术、商业模式去适应原有的惯例、道德，也是不合理的。而且，“互联网条款”的规定都是高度概括，很多新型行为并没有囊括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列举的具体行为类型之内。这也反映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法律规制仍然不够全面。

五、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的建议

(一)设立一般条款，完善列举条款。法律具有滞后性，难以规范一切现实。为了更全面地规范不断更新发展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必要借鉴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设立一般条款。通过释明和分析，明确反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基本构成要素等，使之成为概括性补充条款，从而扩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司法实务也需要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强的一般条款来弥补对商业道德认定的缺陷。同时，还需要完善列举条款，增加新的行为类型和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通过细化和补充“互联网条款”，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这样，通过设立一般条款和完善具体列举模式双管齐下，健全反不正当竞争法，解决现有法律的模糊、无力，让法院真正有法可依，从而更有效地维护互联网竞争秩序。(二)引入诉前禁令制度。诉前禁令是指法院依当事人申请，为避免不可弥补的损害，在前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性手段，制止被控侵权行为的措施。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规定该项制度。由于互联网四通八达，信息传播速度快，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所造成的损害也会迅速蔓延扩散。如果不能及时制止和控制，那么受到侵害的企业只有在法院依法受理后才能得到有效救济。但在诉讼过程中，侵害行为会一直持续，并不能有效保障受侵害企业的利益。长此以往，也会阻碍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引入互联网领域的诉前禁令制度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这种行为，而且诉前禁令作为临时性措施，在认定不构成不正当竞争之后，便可立即取消，不会对涉诉企业造成实质损害。通过诉前禁令，弥补救济的不及时所造成的损失，从而避免企业“赢了官司，输了市场”。不过，在应用诉前禁令时，还得综合考虑涉案竞争行为的性质，对被申请人、相关行业及消费者的影响，并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一定的担保。(三)加大处罚力度。由于互联网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对于用户流失，商誉受损等造成的损失，被侵权企业也无法有效证明具体的数额，因此司法实践中，法院常以可以直接计算的损失加上一些合理费用为标准确定被侵权方的获赔数额，且基本都是50万元以下。这样一来，不仅难以弥补损失，还会抑制企业的积极性，阻碍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发展，还会影响到市场竞争结果的最终承受者———消费者的利益。为此，有必要加大处罚力度，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立法中加入集惩罚性、补偿性、遏制性为一体的惩罚性赔偿机制，强化民事责任;对实际损失以及侵权者的获利等一般性赔偿实施补救，从而保障被侵权方的全部经济利益损失能够得到弥补;最后，依法提高行政罚款数额并充分发挥刑罚在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的威慑和制裁作用，让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者真正意识到实施违法行为的成本和代价。

六、结语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互联网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如影相随。为了更好地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我们可以从完善立法、引入诉前禁令制度和加大惩罚力度等方面入手，保障互联网市场竞争的公平有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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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AI变成服务，机器人不会抢走人类的工作

首先，他认为未来20年，AI会成为很多行业的基础。AI系统将成为电力一样无处不在的商品化服务。

当今出现的三股科技势力给了曾经只在缓慢发展的AI加速爆发的一个契机：神经元网络的大规模处理能力提升；芯片的性能爆发级增长及价格越来越低廉；大数据的出现让人工智能能深度学习。比如从前培养一个围棋高手需要20年，但现在可能只需要几个月；谷歌能让AI在几小时的学习后，就在电玩游戏中击败人类玩家。凯文凯利强调，人们其实把人工智能想得太高级了，它们其实是一种人工智慧。它们会比人类机智100倍，但只是一种窄向的机智。

与电影中《her》那种跟模仿人类一样的AI不一样，它将来只需要成为人类某个领域的助手。比如自动驾驶的AI只需要考虑驾驶，不用分析各种日常生活问题。以不同于人类的方式思考，是AI的价值，而不是说它的价值在于比人类在各方面都更聪明。过去，我们只有一种思考方式，就是人类的思考方式。但在一个联系超密集的世界中，不一样的思维是创新和财富的来源。人工智慧廉价而聪明，会被植入到所有人类制造的东西里。

AI会成为一种“服务”，人们对它有需求时下单就可以了，就像电力网络一样。未来企业的创业公式是：制造一个产品，给它加上智能。未来肯定会有3-4个通用的普通AI平台，而其他公司则贩卖一些专业版的AI服务。给AI加上肢体，它们就成了机器人。不过现在的机器人靠编程工作，但将来它们可以通过与人类的交互式沟通，观察和学习人类的劳动。它们会夺走人类的工作吗？那些以生产效率为指标的工作会被机器人代替，但人类的创意、沟通是无法用“产量”衡量的。就像工业化把农民变成了工人，AI虽然取代了人类机械化的工作，却能给人类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虚拟现实会成为最普遍的社交平台

第二个趋势是，VR、AR和MR将成为继智能手机之后又一生态系统。VR是纯虚拟数字画面，而AR虚拟数字画面加上裸眼现实，MR是数字化现实加上虚拟数字画面。从概念上来说，MR与AR更为接近，都是一半现实一半虚拟影像，但传统AR技术运用棱镜光学原理折射现实影像，视角不如VR视角大，清晰度也会受到影响。MR技术结合了VR与AR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将AR技术体现出来。

Facebook在这周了一个新的VR产品，同时在过去的5个月，凯文凯利所在的《连线》杂志，也关注了所有主流制造商的VR产品，他试过多产品，大多数产品做得非常逼真。他认为就像从只能通话的手机变成智能手机一样，VR也会经历这种过程。VR正在变得越来越便宜，因为镜片、屏幕、数字处理器正在低廉地普及化。

现在的VR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只能通过头部的旋转来探索虚拟世界。谷歌Cardbard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第二种更高级别的VR是有漫游式的，有“深度”和“空间感”。漫游式的、用户可以随意走动的那种技术肯定是未来的趋势，现在谷歌有种500多万美元的产品就能达到这种效果。虚拟现实，将是未来的最普遍社交平台。在凯文凯利尝试过的VR设备中，如果只看图片，并没有那么好玩。但要是有10个人互动，乐趣就会增加100倍，重点是可以通过VR一起分享自己的体验。虽然VR将是一个商业化设备，但它的社交网络平台商业化，将比设备的商业化前景好多了。没有互动的新创造，是不完整的。

天眼开启，隐私让位于炫耀？

VR、MR设备的普及，也会带来对个人信息更完备的追踪。在使用VR设备时，你的所有运动，你在哪里停留多久，你想去哪里，这些在现实当中，现在觉得很难追踪的东西都可以用VR轻而易举地解决。另外还有各种可穿戴设备，能够把个人信息全面量化。这些设备的结合，甚至可以追踪你的一生，从你出生到最后，全程追踪你的身体质量，显示每个阶段不一样的指标。我们想要的服务，都能实现个体化定制。

“所有可被追踪的痕迹，都会被追踪；任何可被测量之物，都会被测量”。凯文凯利重申这一点，他还说，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隐私总是让位于炫耀。”因为大家更关心的是自己是否能得到个性化的服务，是否能够有更多炫耀的方式。不过他强调，追踪在科技时代是双向的，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谁在追踪自己，用什么样的方式，双向监督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互相追踪的，有更多可用的信息可以共享从而实现更好的共赢。

未来最大的电商一定拥有最大的实体店

现在零售实体店和电子商务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实体店跟网店之间有很多紧张的情绪。但10-20年，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实体店，亚马逊刚刚了自己第一个实体书店。未来线上和线下一定是互相融合的。电商平台的拥有者，能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把产品数据化，把用户体验做得更好。VR的发展将带来互联网的体验时代。它会让我们感觉到虚拟的东西是真实的，也就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大脑告诉我们它是假的，但我们身体上的触觉、嗅觉能让我们感觉到它是真的。

比如它可以帮助我们召开远程会议；把我们带到现在人类还去不了的地方探险，比如深海、天空、悬崖；在网上买东西时摸摸布料的质地，看看书的色彩……而实体店可以提供给人们电商一样方便的物流体验，多元化购物、消费的体验。无论线上线下，他们所销售的产品都是物联网的一部分，比如智能化的鞋子，比如带上VR设备，我们能看到现实中每一种商品、物体的标价。凯文凯利觉得，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还不如过去50年的变化来得大。人们应该去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我们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协作，才能闯进不可能的未来。

“未来20年最伟大的产品，现在还没出现。”凯文凯利说。“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起点。”最后，凯文凯利与华南几位互联网企业的年轻创业者进行了对话。凯文凯利表示，目前互联网大部分的商业模式都集中在流量端，我们需要去进行数据挖掘，从而实现收集，选择，放大。中国移动营销具有广阔的前景。有米科技CEO陈第对此表示认同，“流量”是目前移动营销的核心。在有米的运作模式中，全球化的移动广告平台作为“横”线，将业务做广。同时借助移动广告平台的流量优势，重点布局游戏、电商、金融、教育、O2O等行业作为“纵”线，将业务做深，形成产业上下游的聚集，最终形成与有米紧密联系的生态流量网络。

另外，凯文凯利告诉陈第他所出版的3本书的具体思路是：把科技视作一种可进化的生命体这种逻辑，贯彻三本书的始终。以生命体去理解科技，就能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而凯文凯利在自己作品中没有提及的东西，主要是基因工程、基因图谱。新的科技让人们很容易地复制基因并进行基因检测，这会对人类的肌理造成很大改变，将会开启巨大的科技机会。另外，他觉得人类还没了解宇宙由哪些信息组成，到底人类掌握的信息和掌控宇宙的力量之间有没有关系。这两个是他正在思考的方向。

继2015年12月首届深圳湾论坛后，2016年4月1日，北大汇丰商学院再度携手第二届“深圳湾创业创新论坛”，并邀请“美国硅谷教父”、“科技预言学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进行“洞见【必然】的未来”主题演讲。

凯文·凯利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未来20年重大商业科技潮流的见解。论坛现场，KK带来了新书《必然》，和现场600多企业家、创新创业人士分享了新物种的基因特征、所思所想、行为规则和未来走向，以及未来30年哪些领域会出现重大财富机会。

“很难想象有什么事物会像廉价、强大、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那样拥有改变一切的力量。”

KK表示，人类未来的日常行为将被彻底改变，人工智能将是一些有界限的实体，而我们能清楚地区分我们和它们的思维。人工智能思想的到来加速了其他所有颠覆性趋势的进程，它在未来世界中的威力与曾经的“铀元素”相当。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知化是必然的，因为它已经近在咫尺。

VR(虚拟现实)将是最社交化的社交媒体，它使互联网成为体验，不是看电脑，而是感受网络，像第一人视角体验。

谈到屏读，KK表示，我们从传统的书面到了屏幕显示，比如kindle等，信息都可以从生活中的各种屏幕中读取，信息获取方式更快更廉价。后续屏读的变化会影响更大，屏幕会越来越薄、多样，甚至在眼睛随着注意力的变化而改变和获取。信息的提供会根据你的需求来提供。

讲到大数据，KK认为，数据是流动的，交互的，不再是以前单纯的储存，而是从文件到web到数据云的演化。KK对流动性进行了诠释，他认为，流动性带来了新的力量，重要的不是复制品的数量，而是可以通过其他媒体链接、处理、注释、标记、突出、翻译、强化一份复制品的方式的数量。同时，流动性进一步释放了创造力。

讲到“使用”，KK以优步为例(注：uber)，他认为，使用权将优于所有权，类似的这种按需“使用”模式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冲击着数十个其他行业，将形成“uber of X”模式。

“如果你生病吃药，医院可以根据你被量化的数据给你制定特别的计量，即是普通的每个人也是特别的。”以医疗为例，KK表示，生活中所有数据只要能被记录和量化的都能被记录。

随后，凯文·凯利与腾讯开发平台高级总监胡皓、人人聚财创始人许建文等嘉宾展开深度对话。

此前凯文·凯利在阐述“互动”时，就提出了共享经济的概念，即在未来成熟的共享经济模式下，商业主体不再被单一的个体所有，而被更多的人分享使用，使用权大于所有权将成为未来商业形态的核心。

篇10

在19世纪，股份有限公司逐渐盛行，“公司”成为了基本的经济主体。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公司+雇员”这一基本结构的空间，已逐渐受到了“平台+个人”这一结构的挤压。

“互联网平台+海量个人”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全新的、显著的组织景观。随着“平台+个人”这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持续生长和扩展，全新的经济、法律、社会含义，也将由此深化和扩展开去。

只要想一下“公司”在今日世界中的位置与影响，人们就应该对这一组织领域全新的重大变动，保持好奇、开放以及敬畏。

“公司+雇员”消退

人们熟悉的公司，不过只有约200年的历史。公司内的金字塔、科层制管理，也不过只有100多年。回顾历史，“公司化”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场商业运动，公司由此成为了社会结构的主要构件。“公司”的科层制管理体系，也逐渐扩散到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领域。

但这种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在今天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如果说全球化改变了民族国家，那么互联网则正在改变“公司”，一场“去公司化、公司消退”的新商业运动，其实已经开始。

今天的情况是，互联网让跨越企I边界的大规模协作成为了可能。

一方面是公司中很多商业流程正在大量地向市场外移，也即所谓的“外包”活动的日益广泛化――比如电子商务消灭的只是一些利用信息不对称而生存的中间服务商，同时却又催生了大量新兴的拥有核心能力的中间服务商。

另一方面则是自发、自主、快速聚散的柔性共同体大量出现，很多人已经由此去构想一种普遍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凭爱好、兴趣，快速聚散，展开分享、合作乃至集体行动。

组织将永远存在，但以“公司”为代表的那种科层制的组织地位，却将逐渐下降。同时，以自组织方式、柔性化地展开的各种社会化协作，则会不断涌现，并可能逐渐成长为另一种越来越主流的组织方式：

在戈尔公司，其低层领导并非由高层领导所任命，而是来自同事们的认可：你做事的能力如何？你作为团队建设者的表现如何？或者：你召开会议时，其他同事会否主动参加？

在维基百科，自发自愿的、活跃的业余编辑数量，在2011年初达到了约9万名，这种集体智慧带来了很高的、可以媲美专业编辑的编辑质量。

Linux、维基百科、闪客、字幕组……跨边界组织的成本正在大幅度地下降。

阿里巴巴曾鸣曾说：“以科层制为特征、以管理为核心职能的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组织的职能不再是分派任务和监工，而更多是让员工的专长、兴趣和客户的问题有更好的匹配方案，这往往要求更多的员工有更多的自主性、更高的流动性和更灵活的组织。甚至可以说，是员工使用了组织的公共服务，而不是公司雇用了员工。”

篱笆，到处都在被拆除。

互联网平台迥然不同

“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Uber没有一辆出租车；全球最热门的媒体所有者Facebook没有一个内容制作人；全球市值最高的零售商阿里巴巴没有一件商品库存；全球最大的住宿服务提供商Airbnb没有任何房产，全国前三大酒店业OTA没有一间客房”，这句广为流传的语句，到底在说什么？

互联网平台正在给商业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正如索尼前董事长出井伸之所言，“新一代基于互联网DNA企业的核心能力，在于利用新模式和新技术更加贴近消费者、深刻理解需求、高效分析信息并做出预判，所有传统的产品公司都只能沦为这种新型用户平台级公司的附庸，其衰落不是管理能扭转的。”

事实上，平台模式由来已久，但直到互联网的出现，它才具有了全新的规模、内涵与影响力。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KPCB整理的2015年5月市值前15大的互联网公司，市值总和高达2.4万亿美元，成为了全球经济中重要的力量。哈佛大学托马斯・艾斯曼的研究也发现，全球最大100家企业有60家企业主要收入来自平台商业模式。

作为一种组织现象：上述15大互联网公司，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平台模式。也不只是互联网公司，很多企业和行业，也走向了平台化的结构。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任何企业都面临着纵向控制与横向协同，或集权控制，或分权创新的难题。此外，企业还面临着如何与外部需求进行对接的难题。

今天的互联网，为这一老难题提供的新方法，就是以后端坚实的云平台（管理或服务平台+业务平台）去支持前端的灵活创新，并以“多个小前端”去实现与“多种个性化需求”有效对接。这种“大平台+小前端”的结构，已成为了很多企业组织变革的原型结构。如7天酒店的放羊式管理、韩都衣舍的买手制、海尔的自主经营体等。

不只是单个企业演化出了这样的结构，苹果的App Store，淘宝的网络零售平台等，同样也是类似的结构。它们也都是“平台+多元应用”这一结构（或大平台+小前端）在不同企业那里的碎片化呈现，也即不同程度的“后台标准化、统一化、模块化”与不同程度的“前台个性化”之间的组合。其特征则表现为分布式、自动自发、自治和参与式的治理等。

平台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了基础服务商、资源调度者的角色，如淘宝网向平台上的商家所提供的“信用体系、用户体系、商品体系、交易流程、计算能力、服务标准”等服务。而垂直市场、垂直应用或企业内部的前端员工与团队，则创造了灵活多样的产品和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集成了技术模块或封装了商业流程模块的平台，使得平台之上的协作得以简化，“大平台+小前端”的整个体系的运转，也因此体现出了很强的灵活性。

个人成为经济主体

工业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大批量、小品种”的规模经济，与之对应，组织也在持续走向极大化。1929年，资产达10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巨型企业已有约65家，到1988年这一数字增至了466家。再如今天的沃尔玛，它在全球的雇员已经超过了200万人！

到了DT（数据处理）时代，尽管大型组织仍将是组织领域里的一个主要图景，但随着“多品种、小批量”的范围经济正在很多个行业里取得越来越主导的地位，与之相应的组织规模，相应地也在逐步走向小微化、个人化。

当“公司”多多少少地变成了“低效率”的代名词，那么企业组织的规模将注定走向小微化，大企I式的“多人企业”最终也将会裂变为很多个“个人企业”。甚至于，一个单独的个体也仍会进一步地碎片化――当每一个人参与到以任务中心、以流程来驱动的各个不同的临时性组织中去时，他们可能会担任不同的角色――在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之前，能够在不同剧组里同时出演不同角色的演员，其实已经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了。

在今天这种一个人就可以面对全球市场的时代，小企业――更确切地说是个人，正在迎来自身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小微企业乃至个人”在今天的发展机遇，与个性化需求的勃兴直接相关。互联网所聚合、催生的个性化需求，是“组织小微化”的沃土。过去受限于市场规模而不能成立的很多特色小生意，现在在网上找到了它的客户；反之亦然，过去受限于信息成本而不能得到满足的那些个性化需求，现在在网上也找到了它的卖家。

大企业往往意味着超级细致的分工――每个人只能参与价值链上的一个小环节，员工难以直接感知到自己的劳动到底为客户创造了什么价值；大企业也往往意味着超长、超慢的内部流程――每个人要实现跨部门协同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组织本身的复杂性最终将一点点地压垮个体的协作意愿。大型组织带给个体的，往往是一种无力感，以及一种被螺丝钉化之后的乏味感，组织对于个人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和感知。

分工与协作被重构

过去那种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的二分法，似乎也越来越不准确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是，消费者正在转变为产销合一者。在淘宝网，用户既是信用体系的消费者（购物参考），也是它的建设者（参与打分）。搜索引擎也同样如此。

无论是互联网上蓬蓬勃勃的特色生意，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赋能，还是对“组织人”的重新解构，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令人心仪的未来：个体被机器和组织“异化”的状态，有望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正是信息文明带给我们的一个了不起的礼物。

这种分工全面深化、分工与协作体系全面升级的原因是什么？

在市场范围方面，大市场才会有大分工。典型如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已经摆脱了对欧洲出口的过度依赖，随着铁路、流通网络（邮购商店、百货商店等）、现代媒体（杂志、报纸等）的发展，以及西部开拓、人口增长、收入水平高等因素，美国国内市场当时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新兴技术在这样一个大市场上较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及相应的大分工体系。互联网和云计算则正在支撑起一个在广度与深度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大市场，这就为分工与协作体系的升级提供了前提。

在交易费用方面，虽然社会总体的交易费用是否有很大变化这一点很难估算，但互联网和云计算在局部上的确大幅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和协作费用。另外，降低交易费用也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云计算通过对海量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正在创造出新的专业化价值。

无数个体创业者或开发者等小企业、个体经营者的大量兴起也说明，这是一个企业间分工（自发自动地协作）大行其道而不是企业内分工（以管理来协同）盛行的时代。

在交易技术方面，诸如淘宝、支付宝的交易系统与交易机制，都可以被视为是广义上的交易技术，正是由于这种可以同时服务数亿消费者、在陌生人之间极低成本地开展远程交易、高度发达的交易系统，为交易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才支撑起了高度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

在资产专用性方面，与工业时代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完全不同，云平台以“平台共享”的方式，在云计算中心的“初始固定投入”与App、垂直应用、增值业务等的“边际投入”之间，进行了一种超出企业资产专用性边界的社会化的分工。

企业价值观发生转变

因此，在价值追求上，一些企业早已开始接受“非财务目标至少与财务目标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如《小巨人》一书所介绍的一些美国企业，它们并不热衷于追逐利润，也不致力于规模扩张，而是追求一些在它们看来更为重要的目标，比如员工的自豪感与尊严，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建立一种朋友关系并分享共同的理想，与社区建立和谐的关系等。这些看似空泛但却真实存在的价值观，在网络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

到了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基于共同的小众兴趣、小众价值观、小众梦想、小众爱好，去实现内部协同和外部与客户的深度沟通，比过去要更为容易了。裂帛、阿卡、阿芙等淘宝上成长起来的企业，多少都具有这样的特性。

当然，抨击“公司”这种组织方式的管理制度，但在工作中又或多或少地只能扮演螺丝钉一样的固定角色，这样的情形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了。面向未来，类似于“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社会化自发协作，对于个人而言，要以这种柔性化方式参与其中的前提，就是个人自身的“专家化”。

德鲁克曾预测，知识工作者将很快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大的族群。

事实正是如此。仅从企业内部与信息工作相关的员工比例来看，上世纪60年代的IT应用，首先让后端财务人员等的工作方式发生了转变；上世纪80年代的PC普及，几乎让所有的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方式都发生了革命；到今天的IT消费化浪潮――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可以预期的云计算对IT民主化的极大推进，企业里最后那些工作还没有实现IT化的员工，其工作方式也必将发生“信息化、知识化”的转变。

至此，所有部门和员工工作的IT化、信息化、知识化，将基本完成。而这又意味着全社会知识型工作人群比例的极大提升。

既然经验和知识不均匀地分布在每个人身上，那么只有每个人的经验、知识与数据的结合，才能让数据变得鲜活生动起来，诸如此类的长尾生意和职业也将越来越多。在宽泛的意义上，人人都是知识工作者，人人也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这会让个体的工作与生活更加柔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