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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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结构；政府转型；国有经济

［中图分类号］F1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45-02

1引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下滑,过去长期积累的一些经济与社会矛盾也在日渐突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成为了经济学界最为主要的争论焦点。而在一系列的解决措施与方案中,经济结构转型无疑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为重要的一根救命稻草。那么,我国目前最为主要的经济结构特点是什么？它与西方经济学所构建的经济结构又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又在哪里？本文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讨。

2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与问题分析

21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

我国宪法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做出了明确说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因此,正是基于政治制度上的这种规定与要求,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地位上的不平等。

22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的比重较小,因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结构时,并未对企业进行详细的划分。而在我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经营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必然会引起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方面明显的不同。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如图所示：

包含金融市场的经济结构框架

221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

在金融市场中,政府往往通过利率管制、资本市场准入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措施,使得民营经济在正规金融市场上的融资举步维艰,而国有经济由于受到一系列政策法规的照顾,不仅可以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获得比民营经济更为优越的融资渠道以及更为优先的融资权利,而且可以从银行部门轻易获得低于市场管制利率的贷款。

此外由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并且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通过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金融机构也往往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贷款。

正是由于政策以及市场的原因,使得金融资源大量集中于国有经济,而民营经济只能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市场,即“影子银行”。因此,正是企业的分化,引起了金融市场的分化。

222从产品市场角度来看

首先,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领域往往是处于产业上游的资源性行业,并且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因此国有企业一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天然气、石油等生活必需产品,另一方面也向民营经济部门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并且由于其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可以轻易从产品市场中获得超额利润,而这些超额利润的最终承担者却是民营经济以及消费者,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

其次,在政府的绝大部分财政政策中,其政府购买的主要对象往往都是国有企业,而这无异于是对国有企业的一种隐性补贴,并且,财政政策投资对象的过于集中往往会引起产能过剩、寻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并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最后,国有经济往往效率较低。由于产权部门、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垄断等原因,使得国有经济无论是在创新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明显弱于民营经济。此外,国有经济不仅会因为自身的效率损失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金融抑制、歧视和效率误配等途径损害民营经济的成长［2］,并最终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拖累效应。

223从要素市场的角度来看

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吸纳了中国将近80%的城镇就业人口,承担了绝大多数的科技创新,但在要素市场上,由于国有经济垄断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工资优势的存在,使得其在要素市场上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民营经济,从而使得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往往流向了国有经济。而这些高素质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发挥,从而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并且,由于国有经济生产效率较低,随着国有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对民营经济的不断蚕食,其结果必然是整体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降低以及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3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对国有经济的大力发展与保障,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扭曲,而造成这种不平等对待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对自身职能定位的模糊与错位。因此,要改革现有的经济结构,必须从政府职能转变入手。

31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

市场经济才是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式,居民与企业才是市场参与的真正主体,政府的真正职能仅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而无止境的干预行为,只会增加寻租的空间以及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从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32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经营规模

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政府过度干预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对国有经济的保障与发展,使得政府一方面通过鼓励政策,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约束政策以及提高准入门槛等措施,限制民营经济的行为,从而保证国有经济的垄断优势。

然而许多实践经验已经表明,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只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降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因此,缩小国有经济的经营规模与经营领域,同时放宽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活力［3］。

3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居民保障水平

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投资收益以及转移支付三部分构成。劳动报酬是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投资收益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政府唯一可以直接控制的,便是转移支付水平。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刺激消费增长,而消费的增长又可以通过产品市场增加企业的收入,而企业收入的增加又能通过在要素市场上增加对劳动的需求表现出来。最终,其结果是失业率的降低以及国民收入的增加。

34实行全面减税,减轻企业负担

过高的赋税水平,使得企业利润和抗风险能力大为降低,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企业在原有行业领域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发生亏损与破产。而在这种情况下,将原本应用于生产的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便成为了企业的主要选择,而这种投资行为,一方面推升金融泡沫,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较高的税收,也使得企业无力再进行任何产品研发与产业升级,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

因此,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可以促进资金从金融市场回流实体经济,从而增加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

35推动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如果将税收看做是对政府提供服务的一种购买,那么政府便成为了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具有极强的垄断性,同时民众希望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垄断往往会产生低效率,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放弃效用最大化目标转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针对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两种途径解决：一是通过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社会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从而约束政府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二是通过对行政人员的思想水平建设,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而我国政府目前在第二点方面做得较好,但在信息公开以及舆论监督方面还有待加强,这也是未来我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着力点。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李志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J］.经济学季刊,2005(3)：913-936

［2］刘瑞明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与增长拖累――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再考察［J］.经济学季刊,2011(2)：603-618

［3］许小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产权保护［J］.新金融,2012(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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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 国民待遇 非公有制经济

如何理解税收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原则体现在税收上，称税收国民待遇，它是指一国政府通过税制给予外国商人和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不高于同等条件下本国公民和内资企业的负担。税收国民待遇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税收国民待遇，是指一缔约国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国时，不对输入产品直接或间接地征收高于本国相同产品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也就是说，除了进口关税外，其他一切费用与同本国产品同等对待。广义的税收国民待遇，是指一缔约方国民在另一缔约方的税收负担，在同等情况下，不比另一缔约方国民的税收负担重，这里的“国民”泛指个人、法人、合资企业等。可见，税收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是：无论在赋税、国内收费等方面，内资外资、国有非国有经济一视同仁，公平税负。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这就要求市场主体之间竞争机会都要平等。税收国民待遇强调机会均等，一视同仁，即不分纳税人的“身份”，资金来源和所在地区一律平等对待，充分体现税收的“经济公平”原则和国际税收协定中的“无差别待遇”，满足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因此，合理灵活地利用税收国民待遇，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税收环境十分重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吸引外资给外资企业广泛的税收优惠待遇，与内资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在税收上享受的是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在一定时期对吸引外资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据有关资料统计，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在8%左右，内资企业负担率在22%左右，后者负担率是前者的近3倍。除了不利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之外，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还给逃税避税增加了可乘之机，造成了税收流失。据报道，我国已批准成立40多万家外资企业，相当部分外资企业利用关联企业之间转移利润手法，每年逃避企业所得税达300亿元（见2003年4月报8日扬子晚报文）。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公有经济发展很快，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非公有经济在GDP，投资、消费等方面的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非公有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税收增长提供了丰富的税源，成为国家税收的“半壁江山”。但面对WTO非公有经济也存在尴尬：一方面发展受阻存在非国民待遇，一方面税负偏低超国民待遇。为此，必须认真贯彻“十六大”提出的“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制经济”的精神，“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重要一点就是给非公有经济以平等的税收国民待遇。

非公有制经济贡献越来越大

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例，1989年个体、私营经济产值为656亿元，2001年私营经济产值达25640亿元，增长了38倍。对GDP的贡献率，1989年为0.57%，2001年为20.46%。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八五”时期（1990-1995）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22%，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分别增长48.6%和62.7%，“九五”时期尽管受一系列国内外环境影响，仍以10%以上速度增长。近10多年来，个私经济产值平均增长率在50%以上，1994年曾高达170.1%，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率。近20年为拉动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成为创造市场活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20多年来，我国约50%以上的出货值是民营企业创造的。与此同时，非公有经济的就业贡献也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从业人员73025万人（含农村劳动力），其中，城镇就业人员为23940万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2253万人，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4760万人，两者合计，占全国从业人员的9.6%，缓解了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创造非农业岗位2.5亿多个，其中私营、个体经济就吸纳了8000多万人（国营企业人员6400万人）。

税收贡献方面，个私企业税收收入增长迅猛，2002年入库税收945.58亿元，增长43.1%，是所有经济类型税收收入中增长幅度最高的。1998年至2002年年均增长54.9%，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8%提高到了2002年的5.7%，提高了3.9个百分点。在大多数县（市）的财政收入中，个体、私营企业税收占当地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超过1/3，在少数市县超过80%。据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私营企业近三年的销售额、纳税额、交费额和税后净利润4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4.02%、24.65%、22.74%和19.50%，其中纳税额增长最快。

但是从税收负担情况来看，1994-2000年全国公有制经济实现的GDP占总量的58.6%，提供的税收占税收总额的56.3%，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税收占税收总额的43.7%。以此推算，公有制经济的税收负担系数为1.36，非公有经济的税收负担系数为0.74，前者是后者的1.84倍。近两年非公有经济税收负担水平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低于公有经济的税负水平。

非公有制经济的“非国民待遇”表现

1．市场准入受歧视。长期以来，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非公有经济在市场准入方面比如银行、保险、证券、电信等行业，受到许多限制。据统计，目前准许国有企业进入的行业有80多个，准许外资企业进入的有60多个，准许私人民营资本进入的行业只有40多个。

2．融资渠道困难。银行体系的信贷资源多是投向国企和政府工程项目，尽管有的国企和政府工程项目决策失误，浪费严重，造成资金大量损失，或长期亏损，也可以根据政府部门的指令继续从银行获得信贷，并享受种种特权。如由财政拨资金成立新的资产公司收购国企债务和银行坏帐的债权转股权的做法，正是国企特有的“解困”待遇。而长期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来源却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只能依靠自由资金或借高利贷，或通过其他非法渠道得到。

3．权益保护未能“一碗水端平”。相对于政府部门大力保护国有资产，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神圣不可侵犯”似乎是天方夜谭。他们的财产与各项合法权益往往不能得到与国企、外资同等程度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损失在我国法律上称之为经济纠纷或民事诉讼，基本上属于民事的范围，这在实践中却往往是“说也说不清楚”。

4．外部经营环境不好。由于各级政府职能转变滞后，部门腐败现象不断发生，加之没有国企的靠山和外商的特殊身份，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往往要面对更多的刁难和干扰甚至敲诈，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屡禁不止，使之遭受更多的非经营性损失。正如一家私企老板所说：“我们最苦恼的就是接待各级政府官员，一看到车子开到厂门口就紧张”。

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国民待遇的建议

1．充分认识发展非公有经济的意义。长期的计划体制造成了我们对私营等非国有经济的不信任感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因而面对WTO，首先要更新思想观念，清除对非公有经济的思想障碍。私营经济等非公经济与国企、外资企业相比，目前仍属“弱势群体”，但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显示其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制经济是“十六大”给非公经济企业带来的“定心丸”，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只有公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2．保证市场准入机会均等。要全面清理以所有制为依据的限制性政策，比如有的行业，公有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可以进入，非公有制经济被禁止进入；有的行业准予外资而禁止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都不符合机会均等原则。一个行业是否准入，标准不是“公有”或“非公有”，而应是行业要求的技术、生态、卫生、福利条件和国家安全等。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行业，原则上应一律消除所有制歧视。加入WTO以后，金融、保险、证券、电信等许多领域将打破原有的垄断局面，对外资实施更多的准入和开放，也应给非国有经济创造机会，鼓励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发展。“十六大”提出除了一些有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外，都欢迎民间资本参与，这将极大地有利于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3．改革现行税制。（1）结合增值税改革，通盘考虑解决私营企业等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建议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企业不分所有制，只要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资料齐备，有固定经营场所，都应享受一般纳税人的待遇。但考虑到改制对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可先对一些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中税负偏重的企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到所有产业。（2）建立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不再区分内资、外资，国有、私营，也不论股份制、还是混合联营，各类企业执行相同的所得税制度。逐步实行各类企业所得税在税率、税基、及其它政策待遇方面的“一视同仁”。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适当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照顾。原规定年利润在本3万元以下的企业减按18%3万至10万元的减按27%征收企业所得税，可改为设为15%和20%两个低档税率，继续体现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和扶持。对一些中小型非公有企业年利润额度的规定，适当提高标准，比如7万元以下，7万至15万元。

4．进一步改善非国有经济的投、融资环境。在投融资、税收、土地和外贸等领域一视同仁，实行平等待遇。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改组和股份多元化步伐，清理限制民间投融资政策。允许民间资本拥有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要按照市场原则配置金融资源和拓宽民间的投资领域。组建非公有企业银行、投资公司等。建立非公有经济发展基金，疏通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对地方非赢利性的私营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可实行免征营业税的优惠待遇，由3年时间增长到5~10年，为地方性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更宽松的税收环境。

5．改善非国有经济外部经营环境。从税费改革角度看，要尽快出台清费立税举措，治理现行政执法环境，制止乱收费、费挤税现象。减轻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的税外负担。注意营造优良服务环境。①从实际出发简化办税程序，减少办税环节和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对私营个体不歧视、不刁难、不敷衍，真心实意地解决他们的困难。②加强税务人员素质教育，落实执法责任制，减少执法随意性。公开政务信息，不搞钱权交易，严格廉政纪律，制止乱收费现象。③做好咨询服务，通过公告、公示等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地开展税法、纳税义务宣传、咨询活动，提高私营个体纳税意识，融洽征纳关系，营造和谐诚信的税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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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营经济在促进东北经济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1.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国工商联公布的国内第一份系统、全面的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已经从拾遗补缺成长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正呈现出数量加速扩张和质量飞跃的良好发展景象。截至2002年底，民营经济注册资金达到2.8万亿元。企业年营业收入1.2亿元以上的有1582家，其中最多的已达355亿元；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7%，远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民营企业的总资产、销售、净资产回报率及资产负债率等指标，都好于同期全社会的平均情况。随着对民营经济的指导思想从政策支持转向制度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更加势不可挡。在这一形势下，引入民间投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无疑将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要素。

2.促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一直是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全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平均占40%，沿海发达省份一般低于30%，而东北三省仍高达80%左右。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使得东北地区缺乏经济活力和竞争力。要解决这一老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民营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经济功能：实现股份制改造，拓宽就业渠道，增加财政收入。

3.提高市场化水平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提出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1年报告中的相关数据，作为受计划经济影响深重的地区，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而市场化程度的落后是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缺乏后劲，经济增长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要在东北地区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市场化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产权清晰，对市场反应灵敏，经营灵活，富于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因此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源。

民营企业在参与国有资产重组过程中，能够促进产权多元化发展，有效矫正失调的资源配置，激发形成相互竞争的市场机制，同时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措施，将灵活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有利于培育有活力的市场主体。

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的计划投资，国家向哪个地区投资多，哪个地区的GDP就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主体多元化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好坏成为决定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当今中国的经济大省，也是民营经济的大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地民营经济发达，经济总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浙江省的经济基础远不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GDP排全国的第12位。但由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经济活力不断增强，GDP连续数年稳居全国第四位。浙江省的民间投资占了社会总投资的2/3，民营经济的税收总量超过了国有经济，成为全省第一大税源。东北经济区要想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后的第四大经济区，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建议

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际，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措施加以协调和配合，才能更有实效地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使之在振兴东北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提高融资效益，改善融资渠道

为了解决融资难这一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东北地区要加快融资体制改革。

首先，要对民营企业进入产业进行科学统筹，要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规划作为基础来整合金融服务规划。国家的科技和产业发展要有战略性和超前性，政府、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观念、方向、质量、效益和风险要有沟通和共识。只有这样，企业融资才有规划，金融支持才有针对性，这无疑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融资的信心。

其次，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改组和新建适当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大小银行并存是一种国际趋势。我们国家需要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目前尤其缺少中小银行。因此应积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探索发展主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允许设立多种形式的创业、产业投资基金。

再次，探索建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独立信用评价体系，推动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建设，从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信用担保的问题。

2.放宽市场准入，拓展发展领域

在老工业基地，要想彻底改变以政府低效率的投资为主的投资体制，首先解决市场准入问题才能启动民间投资。当前应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并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引导民间投资的流向。一是除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外，其余行业和领域都应放开。二是按照国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老工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改革。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投资参股能源、电信等基础产业，对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乃至城市交通等经营性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应公开向社会招标选择投资主体。三要借助东北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突出的制造业优势，在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信息产业等领域，着力培养一批经济实力强、技术层次高、有地区特色的大型民营企业。四是大力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环保产业，对这些产业的投资给予优惠政策。

3.实行国民待遇，减轻企业负担

第一，民营企业用地要统一纳入当地土地开发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兴办的社会公益事业的用地，应依法实行划拨供地。民营企业申请使用国有、集体土地，与国有、集体企业同等对待。

第二，对民营企业实行税收国民待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不管何种经济形式，都应实施同样的税收政策，使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和发展。对投资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民营企业，可按投资额的大小退还全部或部分所得税。

第三，考虑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盈利水平不同，制定相应拉开差距的不同税率和优惠政策。对民营的中小企业实行轻税政策，促进其快速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属于弱势群体，处于发展不完善的起步阶段，政府应采取轻税政策，给中小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第四，加快清费立税步伐。应对现行的各种收费项目按行政级别、部门、性质和收入归属进行全面的清理，在全面综合评估、科学测定的基础上，区别合理与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不合理的收费坚决取消；合理的收费规范化，并向社会公开收费的项目、范围、标准和程序。

4.健全服务体系，改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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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辨析；再理解

尽管党和国家在政策层面上一再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不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同时强调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与政策主张却背道而驰。这不仅影响到改革的政策取向，更对经济改革造成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年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梳理各种观点，纠正错误的理解和导向，正本清源，在经济学原理指导下，恢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理解。

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不同理论阐释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共存于一个社会的，因而计划与市场也是不能共存于同一经济体中的。这种理论观点并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而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一方面把我国经济改革的对象——旧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相互排斥、不能相容的，从而将改革的正确方向即由产品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错误地改为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错误地将计划经济列为否定的对象，实质上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或竭力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转而主张搞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私有制。

(二)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消灭公有制，实行私有制。该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不具有私有制经济的排他、独占等性质，其所有者是一个抽象主体，产权是不确的。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只享有从经营中获取利益的权利，而不负有为自身错误决策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因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经营者极易从个人角度出发作出各项决策，而不惜损害所在经济体的利益。并且由于公有制经济的特殊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很难与之公平竞争，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条件无法满足，自然也无法达到所谓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温床。私有制经济的企业和个人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和独享性，一切行为以实现自身和增加自身福利为目的，而恰恰在追求自身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的政策主张实质是搞私有化，建立私有制，在改革中的表现就是主张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

(三)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

新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再现。自由主义理论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洛克和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与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这是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思想和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认为市场是最佳的可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因为，一方面，经济运行是有规律的。另一方面，在自由市场情况下，个人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市场调节在不受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能最有效率地满足各方面需求，自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干预行为往往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因而建议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主张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础。其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是：国民经济基本上由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实行最低程度的干预，取消国家计划机构，否定国家发展规划；在所有制结构上，取消国家所有制，实行最大限度的私有化，大量吸收外国资本参与私有化改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上，主张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最大限度地缩小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和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可见，在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实行全盘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很明显，这套改革主张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应警惕这种观点的不良影响。

(四)以“现代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必考虑所有制问题。市场在国民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家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参与经济资源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竞争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内容就应包括：一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二是破除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三是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四是摒弃旧的干预经济发展的行政手段，改用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此，该观点认为，在实践上的首要任务是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实行股份制，使国家的作用从微观经济运行中逐渐淡出，直至完全消逝。

(五)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的观点

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结合，即社会公平+市场效率。该观点提出摒弃计划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是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存在市场失灵，进而产生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其一便是要素社会分配不公。追求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要求。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使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完善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观点的影响较大，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一种主流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如各种“社会主义”的定义，主张将“公有制为主体”从社会主义定义中抽掉，提出“普遍幸福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等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等于公有制”等概念的现象。这种观点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公平+市场效率”，显然是片面的。一方面，混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与表象。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是一种表象概念，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目标或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水平的标准，但不能成为区别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制度不同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淡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

纵观以上五种观点可发现，在经济理论史上，长期存在将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对立起来的观点，这已成为一种教条。整个现代西方经济学都表明：自私经济人是出发点，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种教条思想在改革初期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市场经济，在改革后期表现为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私有化，这成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

科学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在辨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进行再理解。

(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一直存在。实际上一些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本身就是不正确的。首先，市场经济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与商品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只有发展程度与阶段的不同。厉以宁曾说：“从本质上讲，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样的。”第二，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育程度。一方面，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与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列宁根据这一原理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市场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三，市场经济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市场经济是在社会分工发展的推动下，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社会分工简单、低下，不能形成市场经济机制。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复杂、全面，人类社会的生产形式才由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一种生产形式，并不是某个社会制度所特有的。其次，计划经济是一种和无政府状态经济相对应的生产形式，政府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具体形式。所谓计划是指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体代表的角色，监控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事先的计划对宏观市场和微观主体进行适当干预，维护国民经济的均衡、平稳发展。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能有效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先天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缺陷，从而有效保证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的平衡，避免生产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最后，无论是单纯的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经济资源配置上都有其固有的优势与不足。对单纯的市场经济来说，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主体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能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支持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保证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不能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为人民共享，惠及全体人民。对作为生产形式范畴的计划经济来说，一方面，它可从全局和总体利益上布局生产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计划调节容易受到主观认识能力的限制，不能完全满足利益创造者对个体利益的追求，需要复杂的组织体系推动，并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将两者取优补短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势更加明显、不足相对弱化的新的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计划以市场为基础，市场以计划为指导。在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有序运行，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

(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如果说市场排斥公有制经济，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事实上，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可以相容，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仍能发挥其高效率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从理论上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没有公有制，也就没有我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对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两大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爆发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随其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卓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从实践上看，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也存在并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郎成平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权结构做的研究表明，欧洲国家持股现象非常普遍。在被研究的欧洲5232家公司中，奥地利国家持股14.81％，芬兰国家持股15.12％，意大利国家持股9.98％，挪威国家持股11.81％，瑞士国家持股7.59％。这充分说明国有经济完全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的阻碍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形式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改革。但同样必须承认，我国旧的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问题，在于其长期处于我国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下所遗留下来的管理层面的问题。如，严重的倾向，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管理指导生产经营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探索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管理与运行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生产经营运行机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运行方法和体制。而认为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则是脱离了中国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照抄照搬。总之，市场经济是不排斥公有制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三)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关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主导作用，国家通过间接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含义中的一个层面，除此之外还有计划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市场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是把市场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使之按照国民经济结构有计划地运行与发展，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自觉按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组织生产。在计划市场机制中，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是统一的、有机结合的、互相渗透和融合在一起的，其作用覆盖全部市场范围，而非相互割裂。计划市场经济能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病，基本保持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有利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固然没有什么“姓资”、“姓社”问题，但现实具体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历史上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运行的，它必然会与某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或社会性质来说，它是姓“社”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两重性质。从一般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发达的社会分工为根据，是一种计划化了的现代市场经济。从特殊性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计划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它是这三层含义的综合或统一。前二者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后者是特殊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结合，组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实践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目标搞清楚了，才能找到实现目标的正确方法和途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出发，要深化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途径。

(一)大力发展现代市场经济

第一，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的载体，即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知识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第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竞争主体。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与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理顺产权关系，实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形成产权约束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第三，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我国宏观调控决策、监督、评估体系；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手段，选择合适的中间目标，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把国家的宏观调控同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积极引导我国企业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有限制发展的轨道。

(二)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

计划市场经济存在多种具体形式。探索实现计划市场经济的方式方法，笔者提出一种基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净收入分成制”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职工不拿固定工资和奖金，而是按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净收入分成制不仅是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分享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机制，而且也必然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它能克服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促进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另一方面，实行净收入分成制，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必然形成荣辱与共的局面，能从微观上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滞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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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一 引言

经济制度是指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反映其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而建立的有利于其统治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有关经济问题的规则和措施，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和发展这种经济秩序而实施的。

经济制度在本质上其实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也有反作用。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其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并受到政治法律制度的保护。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中国当代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学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也吸收了许多西方经济学中的可贵经验，从而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本文从基本经济制度概念的阐述入手，对于当代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和阐发，对中国在经济制度方面的探索和对经济学的突破做了概括，并指出了未能解决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二 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划分为三个层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次，所有制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性质均取决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也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志。所有制问题所侧重的主要是社会公平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若社会两级分化严重，就必然导致剥削程度的增加，即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在产权制度层次，我们注重的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产权制度仅仅是所有制在法律层面上的一种形式。是指在既定的所有制下，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的行为权利，既包括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市场中形成的制度，也包括企业内部形成的制度。

在资源配置调节层次，我们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方式，即资源在部门、地区、各生产单位间的流动和分布，主要有两大类：市场调节机制、企业内部调节机制。

西方经济学更多地关注第二个和第三个层面，特别是第三个层面；而马克思则主要关注第一个层面。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第一个层面，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区别。

一个社会的所有制及其结构，决定或影响着其他的经济制度，并决定社会的根本性质；而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并不取决于它存在着多少种所有制形式，而主要取决于占主体地位、起支配作用和决定作用的所有制形式。这也是中国对基本经济制度探索的成果。

三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阶段（1978—1987）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雏形阶段。

第二阶段（1987—1997）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阶段。

第三阶段（1997—今）是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完善阶段。

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形成了自己明确的观点：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外商独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计划配置、市场配置等多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存。

四 中国经济变革的成就

我们经过自己的探索、调整、完善，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GDP的增速，30年中增加了几十倍，同比实际增速在1993年达到最高，年均增长率为14%，而1998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回落到7%左右，但其后逐步回升，重新达到了两位数，并保持了相对高的增长速度。

1978年—2007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也非常快，从开始的3千亿元达到5万亿元。而从1978年到2007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也从不到100元增长至超过400元。

五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弊端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更加重要的优越性。计划经济具有高效性和稳定性的优点，政府对经济的掌控能力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府控制经济的运行可以减少大的波动，有利于稳定。政府的主导作用可以消除市场经济带来的宏观经济波动。作为核心的国有企业不仅可以带动其他企业的发展，还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率，自然对社会购买力的提高也做出巨大贡献。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计划经济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行政干预造成市场主体处于被动地位，加上政府管理压力太大，不可能拥有完全的市场信息，这种情况下的计划，就有非理性的可能。计划经济也缺乏激励，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造成了矛盾。并且缺乏竞争会导致经营主体缺乏主人意识，国有企业占据了市场的主体地位。

六 结语

在基本经济制度原理之下，我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有了较大突破。

在所有制的形式与格局选择标准上，重新确立了生产力标准，可以用“三个有利于”衡量，其中的关键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并且同一种公有制完全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在所有制性质的区别上，破除了“公”好“私”坏的观念，公和私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二者可以融合渗透。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突破了国有经济比重越大越好的观念，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要占优势，但这个“优势”，不是简单的数量和重量之比，而要从经济规模、资本的增值能力等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以及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等各种因素多方面衡量的综合控制力。

当然，我们对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还处在初级阶段，许多问题未能解决。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解决，我们应该全面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界定和规范国家所有制，想方设法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坚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 Coase. R. H.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 西奥多·舒尔茨，吴珠华等译，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3] 阿萨·林德贝克，张自庄、赵人伟译，新左派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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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复初教授长期从事财务会计与国有资产管理的理论研究，在科研上取得重要成果。郭复初教授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国家财务理论（1986年）、财务机制理论（1986年）、大财务论（1983年）、本金投入产出论（1993年）和本金基金分流论（1997年）等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国家财务论，明确界定了国有资本与国家财政资金的性质区别，提出由财政统管国有资本的危害，主张设立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国有资本，这一原创性理论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促进作用，为实际部门所采纳，并为后来学术界的“宏观财务论”和“财务分层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财务机制论，首次将财务的功能拓展到对微观与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为后来学术界的“财务中心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本金基金分流论提供了通过资金的分流控制规范政府各部门职能的政策建议，对推行公共财政和促使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有重要作用。

郭复初教授的财务理论体系是由三大理论构成的，一是基本财务理论，二是国家财务理论，三是财务机制与财务调控理论。

基本财务理论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财务范畴本金之上。所谓本金是直接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资金，具有循环周转和增值性的特点。本金是资金中处于物质生产流通领域之中的部分，而处在物质生产流通领域之外的财政资金、保险资金只是货币资金而非本金。从本金这个范畴出发，郭复初教授把财务的本质描述为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由于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的主体不同，国有经济财务包括国家财务、企业财务和个人财务等层次，前者为宏观财务，后者为微观财务。本金的投入与收益决定了财务的职能是筹资、调节、分配和监督。财务的本质和职能决定了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的理财目标，财务管理必须遵循计划性、真实性、责任性、权益性等管理原则，并运用一系列现代财务管理方法，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基本财务理论框架。

国家财务理论由五个具体理论构成：（1）国家财务独立论，包括国家财务存在的客观性、国家财务与财政的关系、国家财务管理体制的独立构建等内容。其中，国家财务和国家财政关系的合理区分是国家财务独立论的核心。（2）国家财务筹资论，包括国家财务筹资的主体、目标、渠道、方式和风险等内容。（3）国家财务投资论，包括国家财务投资的主体、范围、结构优化、项目评估、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及投资风险的控制和考核。（4）国家财务分配论，包括国家财务分配的目的、内容、特点以及收益分配的结构和模式选择。（5）国家财务控制论，包括国家财务控制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中的地位、调控的方式、重要经济参数的运用等。在这“五论”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财务独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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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宁素，女，山东平度人，山东财政学院财务处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理论与实践、金融管理。

[摘要]目前山东省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上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或不完全协调的问题，有些问题这几年还有进一步加重的迹象，主要表现在：直接融资比重偏低，金融体系结构性失衡；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仍占据垄断地位；金融体系不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县域金融配置功能弱化，有限的金融资源趋利外溢严重；农村信用社难以承担农村金融主力军的重任等方面。对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优化整合山东省金融资源：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提高现有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快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优化社会信用环境，为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条件。

[关键词]金融资源；资本市场；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1―0031―04

一、当前山东省金融资源配置的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金融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金融市场体系日趋完善，社会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稳步提高。目前山东省金融业务总量和金融机构的种类、数量均居全国前列。金融体系在实现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全国的经济大省，同时也是金融大省，山东却并不是金融强省，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还没有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特别是与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相比，不论是金融业的整体水平与质量，还是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都还有一定差距。金融业的发展活力不足，总量偏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金融业的潜在风险较大。一方面突出表现为“一多两少”，即不良贷款多，盈利少、创新的品种少，由于历史包袱沉重，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仍不容乐观。而另一方面，有的上市公司则面临退市的窘境，历史上一直作为沪深市场绩优板块的山东上市公司，一度出现业绩大幅下滑，甚至曾出现了引起全国关注的“ST济南现象”。当前，优化和合理配置各种金融资源，提高金融运行的速度、效率和质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有限金融资源重新布局和整合，是山东省加快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直接融资比重偏低，金融体系结构性失衡

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总体滞后且结构不合理，导致通过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比重较大，银行系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全社会金融资源过度集中于银行系统。而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还比较低，这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前几年股票市场持续低迷，股市筹资额下降较多，直接融资难有进展，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由于银行系统在资金配置方面的低效率以及巨额不良贷款的存在，资金过度集中于商业银行系统使之既承担了自身的经营风险，又承担了整体经济改革的最终成本。

(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仍占据垄断地位

在间接融资的市场体系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仍占据垄断地位，金融活力不足。全省除济南、青岛、烟台等几个有限的大中城市外，其它地市仍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高度垄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市场集中度平均达60％以上。而地方性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小、发展水平不高。金融垄断的结果是金融活力不足和低效运营。金融活力不足及低效运营不仅会制约企业的发展，也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健康运行。

这种状况还导致金融创新能力不足。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以传统的信贷经营为主，缺乏金融产品创新能力，造成金融产品市场发育不平衡并相互分割，增加了金融交易成本，阻碍了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金融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最终造成金融资源分配效率低下，金融运行质量在较低水平徘徊。

(三)金融体系不适应多种所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五”时期以来，山东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非国有经济发展迅猛，高出同期全省总体经济平均增长速度。非国有经济已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极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与之相对应的是其对金融资源的需求量已与日俱增。据测算，山东省非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占GDP比例已达三分之一，但据粗略统计，山东省银行类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贷款只占全部贷款的大约20％，在一些地区这两个比例相差更为悬殊。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融资障碍，存在着与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相称的金融体系信贷支持问题。在金融领域，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支配了绝大部分信贷资源供应，而这些金融机构将主要客户对象确定为垄断性行业、大型企事业单位等，目标客户雷同，相互间替代性很强，尚未形成合理分工的商业银行体系，金融体系在规模结构、所有制结构与实体经济企业规模结构、所有制结构不相匹配。而新建立起来的主要为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体系，掌握的金融资源量极为有限。地方性金融机构，不仅数量少，市场份额低，而且内部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尚未建立起健全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后劲不足。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这种不对称，使得全社会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存在严重失衡。这种金融资源配置结构与经济结构变化的不一致直接或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大量浪费，导致金融资源的低效率分配。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非国有经济无法取得低成本的金融资源满足其生产发展和贸易扩张的需要。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受制于国有经济制度建设滞后、观念转变缓慢和运行机制僵化，大量金融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和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分配状态。

(四)县域金融配置功能弱化，有限的金融资源趋利外溢严重

目前，山东省县(市、区)和农村人口占60％以上的区共有121个，这些县(市、区)的总人口占全省的90.4％，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75.5％。县域经济发展对全省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但是，近年来随着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各国有商业银行为规避风险，出于资金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综合考虑，普遍实行了集权式的信贷管理模式，贷款权和审批权逐步上收于总行和一、二级分行，总、分行直贷规模不断扩大，一些贷款不良率高和经营亏损严重的县级行的贷款权限被取消，而保留一定贷款审批权的基层行为数甚少且权限较小。多数基层行仅有少量小额质押贷款的权力，其余项目贷款仅有推荐权而没有贷款权，资金营运的空间很小。经济越是落后的农村地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权限就越小。同时，商业银行硬化基层行的信贷管理，体现在信贷考核机制的设计上，轻奖重罚。激励约束机制的非对称性，使基层行贷款营销的积极性大受

打击，放款少则承担风险少，放款多则承担的责任大。这样以来，县级基层行便逐渐演变为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的窗口，资金外流过快，大部分资金上存，由省行统一调拨使用，资金按照利益最大化的经营原则流向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及垄断性大行业、大企业等。贷款业务锐减，基层行的业务更加单一，揽存演变为基层行的主要业务。信贷权限的集中和信贷考核机制的不合理，使得贷款资源愈来愈向中心城市集中。金融资源的趋利外溢，使本就贫血的县域经济“失血”严重。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下降，金融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减弱。

(五)农村信用社难以承担农村金融主力军的重任

山东省作为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重大，解决好“三农”问题尤为迫切与必要。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然而，目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现状却难以令人乐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信用社完成脱离农业银行的改革后，在理论上农村金融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即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者分工协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和发展农村经济相背离的状况。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其市场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业务范围已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无异，竞争的视角也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一些地方农业银行基本已经卸掉了支农主力军的重担。而农业发展银行的实际运作也不甚理想，远未担负起其应尽的责任。农村金融体系的三元格局实际已演变成农村信用社独当一面的格局，农村信用社成为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主力军。但令人遗憾的是，农村信用社难以承担农村金融主力军的重任。实际上，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和金融服务功能一直不甚理想，不少农村信用社支付压力和生存压力过大，超负荷运行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与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地位不相称。

二、优化整合山东省金融资源的思路与对策

(一)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要树立大金融资源的观念，在当前融资主体多元化的形势下，不能把金融资源仅仅等同于银行的信贷资金，而应既重视银行的间接融资，又重视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山东省企业资本金普遍不足，过分依赖银行贷款。近年来，直接融资(不含国债)的比重连续下降，这不利于形成合理的企业资本结构，也不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此，要继续支持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支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积极推进债券市场发展。要充分运用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推动企业上市融资，政府要提供各种条件和配套措施，指导和协助企业上市融资，扩大直接融资总量。要对一些有实力的企业进行改造重组，使之成为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对投资风险较大、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企业积极做好向“二板市场”推介的工作；对“二次创业”中的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吸收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控股企业的股份，进行扩张，改组为上市公司，或是从股票市场上买壳或借壳上市求得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要采取措施努力提高我省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规范运作水平。通过推进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支持、促进一批上市公司做大作强；对那些效益一般、主业不理想或业绩不好的上市公司应加快重组步伐以求得新的发展。要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向民营企业、外商外资、社会法人机构转让，公司内部高管人员和员工购买等多种形式，实现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多元化。

(二)提高现有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

一是改革信贷管理体制。中央银行应督促国有商业银行改进现行的“一收到底”的信贷管理模式，使国有商业银行适当下放信贷管理权限。商业银行上级行在实行授权授信管理过程中，要区别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商业银行县级支行的贷款授权授信权限适当予以下放，合理划分信贷权限。为减缓资金外流，还应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设立适当的存贷比底限，增强金融机构参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满足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合理融资需求。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完善信贷管理考核办法，实行收放两条线管理，制定与责、权、利对等的信贷奖励和处罚方法，制定切合实际、责权明晰的信贷责任体系，充分调动各级商业银行信贷营销的积极性。

二是调整信贷投入结构。一方面要提高国有企业使用金融资源的效率。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信贷倾斜，继续增加有效信贷投入，对于国家重点企业、重点行业和有效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正常周转合理的流动资金需求，确定更为合理的授信额度，适时、均衡地投放；另一方面要扩大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金融资源的占有率。当前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信贷投入，实行综合授信。尽快完善对中小及民营企业的信贷评级和授权授信制度，对符合条件的抵押、担保贷款实行“一站式”服务，并适当减免费用，提高贷款效率。同时积极拓宽金融资源的运用领域，加快金融产品创新，适应客户的不同需求。

(三)加快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

一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功能设计，促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填补由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后对县域经济和农村经济金融服务的空白，一方面加强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网点撤并后机构布局的合理安排，防止服务真空；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县域经济和农村经济的金融服务力度，大力发展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对省内城乡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在有关政策法规允许下，允许民间资金进入，充实中小金融机构资本，增强抵御风险能力。鼓励民营企业家以各种形式参与金融投资，发展民间金融资本；民间金融可以享受与国有金融机构同等的政府信用，以防止因信用不抵后者而吸收不到存款；同时实行利率市场化，给予一定利率浮动区间，从而保证民间金融机构的存款来源。

二是适度发展地方金融控股公司。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已逐渐为国内金融界所接受。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的中间环节，有利于协调金融资源整合与现行监管制度的冲突，是地方整合金融资源的一种较佳选择。目前，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之下，实际上已经存在着模式不一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鲁能集团和平安保险等。尽管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制度基础尚不巩固，但其中还是有可资借鉴之处的。

(四)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真正建立起产权清晰、约束机制强、财务健康、监管到位、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为农村社区服务的地方性金融企业。要紧紧抓住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机遇，积极改革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加强监管，省级政府依法管理、落实责任，农村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监督管理体制建设要求，深化山东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要进一步改进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农村信用社要坚持为农业、农

村和农民服务的宗旨，加大农业信贷投放，增加农户贷款，及时、有效地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农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服务。同时，要整顿农村信用秩序，实事求是地认识民间借贷的作用，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

二是继续完善和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形成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共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局。要利用农业发展银行本身政策性银行和深入农村的优势，赋予其新的职能，引导其进行农业产业化开发建设，承担农业生产基本建设项目，用政策性金融弥补商业性金融对农村地区支持的不足。

(五)优化社会信用环境，为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条件

社会信用环境欠佳已经成为增强金融支持的一大障碍。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努力创建“金融安全区和诚实守信区”，为金融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个人的共同责任。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应多方协作。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已经在全省建立了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正确授信提供依据。山东省工商局投资建立了“山东红盾信息网”，实现了省、市、县三级联网，并且完成了与省财政、国税、地税、统计、审计、人行的联网工作。特别是山东省开通的“诚信山东”信息网，发起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政府信息查询系统。在“诚信山东”信息网的建设中，努力通过联合共建，打破各部门信息孤岛和信息垄断。当前，一方面应不断充实、深化和完善上述机构或部门自己的信用数据库，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诚信山东”信息网的信用数据的征集范围，逐步收集、处理分散在各相关机构或部门的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及其他经营行为纪录，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将各自的数据库连接起来，在共建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覆盖全省的征信体系和网络化的征信数据库，构建一个能够反映企业和个人全貌的信用档案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篇8

目前不少人认为经济结构调整、企业资本重组就是抓住那些盈利企业，放开那些亏损企业，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国有资本的结构。这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我们是应当对国有企业实行资产重组，优化其资本结构，但目前是否盈利不应是衡量国有企业的唯一标准，还要看它是否发挥了功能。盈利并不是国企的唯一目标，换言之，我们搞国有企业并不仅仅是因为盈利，否则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亦可盈利，有什么必要搞国有企业呢？

应当看到，国有企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的。首先，国企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支撑的功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与上游工业的低价产出对整个经济的刺激作用和国际竞争力的加强都是十分明显的。其次，是国企对国民经济的先导作用。在国民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部门，它们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能带动整个经济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而这些部门往往在成长阶段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回报周期长、风险大。国企在此方面责无旁贷。第三，国企在中国还要发挥产业组织的功能。中国不像发达国家，产业组织不够发达，即便是我国的台湾地区，市场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大企业的比重在国际上也是低的。现代市场经济呼唤大企业，否则在国际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国企凭借着它的优势，可以克服中国民营企业组织规模偏小的弱点。第四，某些公共工程、福利部门和某些自然垄断部门。这些部门或产出的公共产品，不易收费，或不易盈利，或可以凭借垄断地位无限涨价。对此，政府需要用国企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后，国企还发挥着国家财政税赋主要来源的功能。目前国企上交的税收还占着全社会税收2/3的比重。但上交利润已是逐年下降，数额较小了。即便是税赋来源的这一功能以后也会发生变化，因为国企产值占全社会比重仅为1/3，而税收占全社会2/3比重。这是一种不合理的不能长久的比例关系，说明国企负担过重，税收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从长远看，国企的前三项功能是更重要的。

既然国企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是有独特功能的，那么我们衡量国企是否搞好，就要看它们是否发挥好了自己的功能，而不仅看它们是否盈利。当然，非盈利或低利的国企也有一个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有些企业由于功能所决定，恰恰不能有多少盈利，正是它的低利，保证了整个经济的高效高利。像这样的企业，国家当然不能放掉。而反之，有些企业确实盈利，但它完全不能发挥国企的功能，也就是说，它的其他所有制同行与它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国家仍然不应抓，要通过各种形式放开、改制。

市场应对我国的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作用，价格－－利润机制应成为企业的基本动力结构，但这并不是我国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全部。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乃至东亚的“政府参与型市场经济”，就无法理解欧洲国家颇为可观的国有经济。要看到，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18世纪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如果说在计划经济全盛时期，孙冶方提出“企业要利润挂帅”是需要学者的勇气的话，那么，在人们对市场还有某种浪漫情绪的今天，我们也应有勇气不把利润指标作为判断国有企业好坏的唯一标尺。

诸侯经济是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

反对重复建设，强调全国一盘棋并不始于今日。几十年来对重复建设的讨伐不绝于耳，近年来中央关于制止重复建设更是三令五申。但各地的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上项目屡禁不止。在各地制定的远景规划中，有22个省市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电子、机械、化工、冶金也被大多数的省市列为重点部门。

是各地不知道中央的精神吗？是人们不知重复建设的危害吗？抑或仅仅是项目设计时的信息迟滞？都不是，重复建设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痼疾，自然有着它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诸侯经济”格局。

多年来，地方政府成为经济运行中极其活跃的利益主体，特别是在投资、上项目方面，它们成为了比企业还重要的角色，有时看起来是企业的搞投资、上项目，其实也是被地方政府所命令的，因为大多数国有企业（90％以上）都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而着眼于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寻求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布局的完整是地方的天然倾向。只要一天地方政府还是投资、上项目的主要决策者，中国的重复建设、结构雷同就不会消失。另外，一些行业性的部门在投资时也会过分追求部门利益，致使经济效益低下，低水平重复，它们与地方政府在封闭割据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要想根治中国目前的结构病，不改变这种运行的主体格局是不行的。

重塑利益主体格局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大企业从地方政府和专业部门的条块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国家对大企业的关系应主要体现投资人的权责，属地和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应尽快弱化，以求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在搞跨省市的大企业集团时，要进行正确的行业选择，凡社会化程度高，规模效益明显的行业，都宜于跨省、跨地的集中；那些社会化程度低的，可以归属地方经济，但在地方也要冲破小的行政区划和部门切割。企业不是政府部门，追求经济效益是它的最高目标。当我国的投资从目前的由各级政府主导转变成由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主导时，我们便会迎来一个具有内在合理化倾向的全新的国民经济结构。这应居为这次结构调整的真正目标。国际经济环境与结构调整

国际竞争的压力是我们这次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应当看到，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冷战”的结束，整个世界市场更加连成一个整体，跨国公司在已有的雄厚实力的基础上，90年代又取得了飞速的增长。目前跨国公司的总产值已相当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超过全世界各国的进出口总额。90年代在发达国家又掀起了一场新的企业兼并浪潮。1995年美国的企业兼并的资产达至3500多亿美元，预计1996年这一数额将会更高，欧洲、日本也在旋风般地实施着企业兼并。一些被人们所熟知的“庞然大物”，如大通－曼哈顿银行，富士银行、东京银行，如AT&T、克莱斯勒、美国广播公司（ABC）、贝尔公司等著名大公司或购并别人、或被别人购并，进一步成为“超级的庞然大物”。最近美国的波音与麦道宣布合并，成为世界航空业的巨人。在这些大物面前，世界市场是有限的。它们对世界市场的抢占与渗透不留任何空白，中国市场当然不例外。事实上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市场争夺已十分激烈了。

面对着这一新的国际竞争形势，我们的回应是怎样的呢？应当说是很不充分的。多年来由于经济体制、思想认识和实践经验方面的原因，各地区、各部门忽略了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配置资源，片面追求各自地区、部门的发展，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导致了先进的大企业过少，集中度过低，较落后的中小企业过多，过于分散化。更为严重的是，如不加以调整，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我国现在已有汽车制造厂几百家，是美国、日本的几十倍，但全国的汽车产量不到200万辆，还不如国外的一个汽车企业产量，而IBM一家的产值就比我国的电子工业全部产值还高。

我国的这种规模偏小的企业不仅无力与跨国公司争夺海外的市场，而且连国内市场的份额也难以保持。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现代大工业而言，规模效益越来越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产品的质量、产品的成本，特别是产品的价格－－性能比都要在规模效益上找出路。汽车、石化、机械、材料等行业离开了规模，一切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因为大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使它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电子工业最为典型，在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的开发中，如果我们不能占领制高点，那么只能作别人换代产品的垫脚石。现在我国有不少好的企业被迫与外国在不利于自己的条件下合资，就是因为缺乏下一步新产品开发的能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跨国大企业的包括广告在内的市场开拓能力，这一点在日常消费品方面尤为突出。

在当今的世界上，开放是一个国家振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并不能更不应由于国际竞争的激烈而关闭已开的国门，甚至稍许的退缩犹豫。改革开放的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世贸组织我们还要积极争取加入。换言之，我国的经济开放度还要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听任这种经济分散化，市场割据化，结构重复化，企业小型化的趋势继续下去，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不堪设想的。

正确的作法是，从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实施大公司战略和资产重组。

首先国际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调整的力度。人们比较熟悉和理解以往的那种短缺造成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知道如果不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出乱子。但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国际竞争的残酷性所造成的后果绝不会比以往的问题更轻，它甚至是关系到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这次经济结构的调整应在深度、广度、内容、范围上超过以往，在措施上应更加坚决，在时间上更加紧迫。

篇9

一、深化对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我国始终坚持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是与我国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属性密不可分的。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社会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关键在于经济基础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否则国家的性质就会改变。近年来，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股贬低甚至否定国有经济地位的声音。因此，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在国内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积极落实国家能源资源战略，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由于国有企业一般是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强化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此外，国有企业在配合中央宏观政策和地方经济建设，推进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区域战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推动了国家各项政策的落实。

二是政治方面。由于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才使得政府能够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各项政策，为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体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反之，如果国有企业被大量私有化，国有经济失去了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大型私企的政治影响力就会大大增强，人民当家作主将难以得到保证。

三是社会责任方面。国有企业既履行经济、政治责任，也履行道德、法律、环境资源和慈善等社会责任。根据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2010）》显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仍然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国有企业总是冲在前头，积极参加各种抢险救灾活动，积极捐款捐物。此外，国有企业比较注重维护职工利益，实行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注重让职工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中同步受益。

从国际方面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有力地节制了跨国垄断资本，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国有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开拓国外市场，深化同世界各国的经贸战略合作，推动政治互信等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国有企业在国内、国际方面所起的这些作用，是民企、外企难以代替的。当然，目前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垄断性太强，少数国有企业依然竞争力不强、管理水平不高、缺乏效率，等等。但除垄断性这一问题外，其他问题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也大量存在。判断国有企业是否应该在某个领域存在的标准，应是国有企业这种所有制形式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这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是否存在问题。在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而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对于目前国内贬低甚至否定国有企业的一些言论，我们举以下几个例子深入辨析。

“国有企业处于垄断行业，影响市场化程度”。市场化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要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完全的市场化是不存在的。有些行业是自然垄断行业，需要实行垄断经营；有些行业规模经济效应很强，行业集中度较高，会形成寡头垄断市场。事实上，西方国家也并非所有的行业都实行市场化。一些人鼓吹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实际上是要求国家放弃对这些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是有害的，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不一致。事实上，我国的国有企业通过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市场化程度已远远高于民营经济，而大多数民营企业仍属家族式企业。

“国有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即使有少数盈利的国有企业，也是得益于其特殊的垄断地位”。当前，我国有的竞争性国有企业利润率不高，这种现象应该是存在的，但大多数国有企业是盈利的。这只能说明这些亏损企业需要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水平，以提高竞争能力，而不能以此判定要废除全部竞争性国有企业。无论哪种类型的企业，都不能保证所有的企业都盈利。垄断性企业获得利润，虽有政府政策的作用，但这种政策的保护是建立在对水、电、天然气等公共产品价格进行严格控制基础上的。实际上，如果完全按照市场供求定价，我国的能源、水电等产品价格会比现在高得多，那将影响居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安全，国有企业利润也将会更高。

“外国能源、资源等行业由私营企业经营，也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资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赚取利润，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资本的贪婪和无畏。如果能源、资源等行业都由私人控制的话，他们虽然也可能在一定时期顾及国家能源安全，但当国家利益、公众利益与企业利益相冲突时，它们就可能为了企业利益而牺牲国家和公众利益。在这次日本福岛核事故中，东电公司的所作所为，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二、深化对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认识

探讨国有企业有序进退问题，必须明确两个问题：第一，国有企业进退的依据是什么；第二，国有企业如何处理竞争与垄断的关系。

首先，关于国有企业进退的依据。近年来批评“国进民退”的声音较高，其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有所上升；二是国有企业进入了“不应进入”或“不必进入”的领域。其实，判断“国进民退”的标准不应是国企、民企各自的市场份额，应该是市场的开放和准入程度，同时还要看具体领域和行业。

国有企业应进入的领域主要有：一是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业，主要是水电、交通、通讯等行业。这些行业先期投资巨大，而且要低价甚至免费提供服务，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参与。因此，国企必须承担这项任务，但应在确保国企提供基本服务的同时，尽量多地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二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行业，如资源、能源、军工等。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大、对外依存度较大。在能源资源安全十分重要的前提下，国家必须牢牢控制国内资源、能源产业。这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也是确保民众基本生活的需要。这两类国有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垄断性。三是确保国家技术安全和占领未来经济发展战略高地，赢得未来发展空间的行业，如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战略性产业等。这类领域的国有企业主要是竞争性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和领域如果不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经济命脉一旦被别国控制，我国就会受制于人。竞争性国有企业主要是提高对整个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尤其要加强对外开拓，培育更多的本国跨国企业、跨国集团。当然，确定国有企业集中领域必须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相机抉择。因此，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有进有退原则，国有企业集中领域虽有所减少，但控制力、影响力有明显增强。让国有企业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是不行的，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有害。

其次，关于国有企业如何处理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对于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国有企业要进入，但并不能因为国有企业进入就限制民企、外资的进入，需要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外来资金的进入。这就涉及如何看待目前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

垄断性国有企业目前主要集中在能源、水电、交通、电信等行业。对于垄断领域，民企参与程度较低。但具有垄断性并不必然是绝对的垄断，往往也可以有竞争。垄断行业应逐步引入社会资本，既可以弥补国家财政资金的不足，也可以激活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竞争力。对于一些项目建设，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采取对外承包方式，允许私人资本参与。比如资源、能源行业，要在强化政府监管的基础上，允许民企、外资参与开发和建设。

竞争性国有企业目前主要集中在支柱产业中，存在的问题是竞争性不够。应着力消除影响民企进入竞争性领域的门槛，让民企真正参与竞争。同时，要认识到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存在并不构成对民企发展的威胁。如果管理控制得当，国企的存在对民企的发展能发挥保护和促进作用。目前大多数民企并没有真正建设现代企业制度，不论从技术创新还是企业管理、营销网络等方面来讲，民企都无法跟国外大企业或跨国企业竞争。如果国有企业马上撤出，这些领域很可能被外资占领，或者造成行业发展混乱。相对于民企来讲，国有企业具有更强大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撑，更有能力与国外的跨国公司竞争。而且一些基础性科研项目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民企投资积极性不高，需要国有企业承担责任，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科技转化平台建设，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因此，国有企业要带头克服我国企业经营短板，着力在掌握核心技术、构建营销网络上下功夫，积极应对国际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的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总体上讲，我们应一方面扶持民企壮大发展，消除民企进入的各种“玻璃门”；另一方面要保持和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将竞争性国有企业建设成面向市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体。

三、深化对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的认识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政企分开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成为独立的市场竞争主体。但政府部门过多干预国有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应积极改进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控制力的要求，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

一是要大胆放开、真正搞活。要兼顾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安全与搞活市场竞争的需要，适当减少垄断性行业和领域。即使垄断，也要吸引社会资金，引进竞争机制，增强活力。对于竞争性行业，要降低市场准入条件，真正实现民企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大力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比如银行业，要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兴建小型银行，满足中小企业和农业发展需要。

二是要严格控制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按照政企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进一步规范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范围，减少对国有企业微观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干预。对于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增产增效等的激励约束机制，要与民企、外企同等对待，增强国企自身发展的忧患意识，消除国有企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心理。对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要按照市场规律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则进行，杜绝“拉郎配”。同时，要防止国有企业左右国家政策，利用政策获取不正当利益。

三是推进国有企业资本化进程。要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推动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全面提升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依靠资本的力量推进国有企业建立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四是改进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考核。要适应国有企业资本化进程，逐步改变对国有企业负责人行政任命方式，更多地实行公开招聘。要改进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既要考核企业利润，更要考核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当前我国正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作为经济主体，理所当然要承担起领头羊的重任，推进科学发展。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效果考核。此外，还要加强对国有企业改制、兼并重组过程中的资产监管，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四、深化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认识

目前国有企业利润分配问题成为了舆论焦点，一些人提出国有企业应拿出更多的利润惠及全民。总结近年来人们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认为目前国有企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太少；二是认为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工资过高，国有企业利润自留得太多；三是认为国有企业获得高额利润不是建立在自身管理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提高上，而是过多地依靠国家政策保护和财政支持；四是认为民众从国有企业利润中受益不明显。应当说，尽管以上问题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或多或少都存在。应当认识到，这些问题有的是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有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甚至是为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而给国有企业提供的优惠政策。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化，这些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在壮大国有企业过程中，要建立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的国有企业分红机制，让国有企业惠及民众。

首先，要合理确定国有企业利润留成与上缴比例。要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实现国有企业持续发展与民众受益相结合。根据国有企业垄断程度以及政府政策、财政支持力度，确定国有企业利润的上缴比例。垄断性行业的利润应适当多缴，竞争性行业的利润可适当少缴。对于上市企业，要逐渐按照国际通行的利润上缴比例，通过利润逐步上缴来推进国有企业加强管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篇10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金额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即社会经济秩序。

（二）客观特征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三）主体特征

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仅限于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而董事是指公司、企业董事会的组成人员，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经理是指由董事所聘任的公司、企业经理及根据经理的提名所聘任的副经理。非国有企业的董事、经理不构成本罪的主体。

（四）主观特征

本罪的主观是出于故意，即明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是公司、企业管理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而故意进行非法营业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

该项罪名增设以后，沉重打击了为谋私利而置国有资产于不顾的一批“蛀虫”，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创造了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公平竞争的氛围。但实际适用中，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 对该罪的为“他人经营”中的“他人”是否能构成该罪的共犯。

今年笔者办理了一起国有企业经理冯某伙同私营业主李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案件，侦查机关将冯某和为冯某实施犯罪提供帐户、开具发票、收取货款、并分赃得利的私营业主李某列为共犯移送起诉。在审查过程中，产生了二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立法精神，该罪主要是针对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成或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的国有公司董事、经理本身，打击面不应扩张至得益于国有公司董事、经理的同类营业经营者，即该法中所指的“他人”不能以该罪的共犯论处。另一种意见认为，该私营业主在明知国有企业经理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而为其提供诸多帮助，从而共同获利，已构成该案的共犯。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1、根据《刑法》总则理论，共犯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而在该案中两人经预谋，李某为冯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且自身在和该经理的共同经营过程中非法获利，而该经理如果没有私营业主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完成犯罪，因此，二人在该犯罪过程中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从客观上已经成为了该国有企业的竞争者、完全符合必要的共同犯罪的概念，即必须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才能构成的犯罪。

2、根据《刑法》总则指导分则的原理，该罪可以设立共犯。在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如果经营者自身通过成立公司等行为由自己完成该罪，可以单独犯罪论处。但现实情况是行为人为掩人耳目，逃避侦查，往往不冒险自己设立公司，而大多采取和他人勾结完成犯罪，因此为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良好健康的秩序，他人和国有公司董事、经理事先预谋，内外勾结，共同实施、经营同类营业行为非法获利，严重损害国有企业的利益，该他人应列为该罪的共犯，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来确定主、从犯的地位，从而更准确地理解立法的本意。

二、 该罪和贪污罪、受贿罪的区别

（一）该罪和贪污罪的区别。

由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体是国有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所实施的职务犯罪，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极易和贪污、受贿等其他职务犯罪相混淆，尤其是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损公肥私，获取非法利益等情况，更加难以区别。就如笔者办理的该起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该国有企业经理和私营业主通过了一定的经营行为，获得了非法利益，粗看该国有企业经理冯某将应归企业所有的利润通过和私营业主李某勾结，将利润留在了李某公司的帐上，从而获得了非法利益，将本应属于企业的公款变成了其私有财产，应该认定为一种贪污行为，但由于该国有企业经理和私营私主确实通过了一定的经营行为获取了非法利益，而非假借经营行为或根据不存在经营行为，是通过“走帐”方式截留利润，因此该案只能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而不能认定为贪污罪。这也是在实际司法操作中为分清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贪污罪的根本区别。又如笔者办理的某国有工贸有限公司经理苏某贪污案，苏某利用职务便利，采取将其所在公司的业务从朋友的公司中走帐、截留国有公司经营利润，其朋友的公司并不参与实际经营，所有经营活动均由苏某一手操纵，因此苏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从上述两个案例分析，笔者认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贪污罪区别的根本标志是：非法利益的取得途径。非法利益是通过实际经营行为取得，原则上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相反，非法利益是假借经营行为或不存在实际经营行为而取得，则应认定为贪污罪。

（二）该罪与受贿罪的区别。

尽管从理论上尤其是犯罪构成要件上，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受贿罪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具体案件中，尤其是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情形下，两者的界限也较难分清。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以下二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如果行为人是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行为人并未直接从同类公司、企业中按企业分利等方式直接获取非法利益，而是采取向他人索要或者非法收取他人财物的，则应以受贿罪论处。反之，虽然行为为从他人处获得了非法利益，还应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其次，从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时间节点上加以区分。如果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相同的营业，在经营利润实现之前就从他人处获取财产性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在利润实现以后，就很难分清他人是与行为人分利还是为感谢行为人而送给其财物的行为，此时，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准确认定。

综上所述，尽管本罪设立以后与传统的职务性犯罪在某些案例上界定较难划分，但深入剖析该罪的犯罪构成及本质特征还是有一些根本标志能够加以把握，从而更好地适用该条法规准确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

三、从维护非公企业的财产利益角度出发，该罪的主体适用亟待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