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相关法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间借贷相关法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为重要。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却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发展，其原因在于当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不相适应。民间借贷已在我国金融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融资方式，其合理、合法与否不言而喻。那么，了解我国当下民间借贷的状况，掌握当下相关金融法律法规是必要而又重要的，这对于未来金融立法与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民间借贷繁盛之原因

(一)融资管道的有限性。首先，为保障一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国家设立银行以方便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筹集资金，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形式，成为融资最为常用的渠道。然而，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全国70%左右的信贷资金，在信贷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这本是中小企业寻求信贷支持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行政过分干预的准财政运作体制下运作，导致了其对中小企业的“歧视”现象。［1］根据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制度的特点，银行经营业务以风险控制为原则，想要顺利让银行放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对于资金短缺需要增加资本而自身资金又短缺的中小企业而言，只能被拒之门外，筹集资金难便使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僵局。银行为防范风险的“惜贷”行为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据吴英本人透露，不管用于何种目的，购置固定资产的目标还是想从银行借款。当时也曾到银行借贷，但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吴英贷款几乎都来自熟人介绍，其背后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贷款难。其次，股票融资、企业债融资、私募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占所融资比例远非间接融资方式比例。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还很低而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具备直接上市融资的条件。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缩减态势。中国商务部表示，2012年2月份中国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金额为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9%，也低于1月份的100亿美元。这是海外对华直接投资连续第4个月出现下跌。可见，直接融资方式当下在中小企业之间也行不通。由此看来，中小企业虽然面对诸多融资途径，但是在现实融资环境中获取资金并不如理论上那样乐观，现实融资渠道有限的难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民间借贷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黑格尔说“世间万物，存在即合理。”笔者认为，民间借贷之所以存在而且长期存在亦有其合理性。从根本上讲，民间借贷的产生终究要归于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进一步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假如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财富多少相同，就没有必要产生借贷关系，正是因为社会财富的不平均才会使缺乏钱财的人向有钱财的人借贷。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社会生产力足够发达，以至于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那么民间借贷便不会产生。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也为民间借贷带来了“可乘之机”。从更为直观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民间借贷主要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管制性、融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收益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1．我国金融体制管制“严”与融资需求“大”之间存在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与此同时，市场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既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事主体经营活动的宗旨，那么其必然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获取更大的收益。然而，当下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范却采取“以行政管制为主、刑罚为辅”的简单管理方式，使得民间借贷主体应有的权利无法得以保障，不得不在法律与现实之间徘徊，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由此看来，我国当前金融体制对于民间借贷的严格规制与对于来自民间借贷资金的需要产生矛盾。2．民间借贷的高收益性与融资需求之间存在契合性。俗话说，有需求就有市场。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后，随着社会贫富差别的加剧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我国已有的历史文献考证，《周礼》中有关借贷的记载就既有私人信用，也有国家信用，并且民间借贷一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绵延存续着，与正规金融共同构筑了一国的金融体系。［6］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民间借贷规模不断壮大，对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眼光来看，民间借贷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广泛的商业活动交往中，并且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可否认、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相对来说，民间借贷来得容易些。其实在我们义乌这样的借贷很简单的，只要你让人看上去很有钱，然后开始的时候还本付息及时点。”从吴英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自身的优异性。从现实的角度上看，民间借贷对于其他融资方式而言，具有融资效率较高，形式内容比较自由，利率弹性较大等优点。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

二、民间借贷潜在风险性

民间借贷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潜在的问题是不能掩盖的。这些消极影响也是当下金融体制对其严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体来看，民间借贷主要容易引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民间借贷本身所具有的“意思自治”的特点会被滥用加重借款人负担，从而引发资金分配更加不均，甚至贫富差距恶化。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利率为银行贷款利率的3～5倍。吴英介绍，一般借贷1万元，每天要支付35元、45元、50元的利息费用。现在回顾，她认为，还在起步阶段，其实每个项目都是亏的，因为融资成本太高。吴英案表明民间借贷因其本身贷款利率相对银行贷款而言更具弹性的特点，反而也会成别人加以利用牟取暴利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民间借贷所附带的缺陷给当时带来资金运转上的风险，严重者会像吴英被指控与集资诈骗有关经济犯罪的罪名。另一方面，所借之债如不能按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兑现容易引发侵权甚至刑法上的责任。民间借贷建立的基础是信用，主要是放贷人对于借贷人的信用。商业活动充满变化与风险，一旦借贷人信用因此丧失将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存在以追讨债务为目的的所谓的“要账公司”，这些公司往往具有黑社会的性质。所以在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情况下，要债公司即通过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帮助放贷人追索债务。这样便会引起新的民事侵权纠纷，甚至刑事上的责任承担问题。法庭上，吴英再次披露，2006年12月21日，资金七掮客之一的杨志昂跟她谎称“有一笔20多亿美元的业务”，将她骗至温州王朝大酒店后，逼迫她签署了大量空白文件，取走了本色集团的营业执照及公章。后得知，杨志昂与吴英的借贷关系是由于杨在得知有部门要核查吴英的本色集团资金来源引起的逼迫提前还款。杨志昂“绑架”一事形象地说明了民间借贷容易引发恶性追债的问题。此外，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高额利率的诱惑，容易引发某些行为风险，促使某些投机者冒险挪用金融机构贷款来偿还或参与民间高息融资，导致潜在的风险扩大，而民间借款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标准化地评估资金的流向，不利于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三、有关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之现状

借贷反映在法律方面体现为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12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210条和211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122条、123条、125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同业拆借纠纷;(3)企业借贷纠纷;(4)民间借贷纠纷。

(一)从横向的范围上看。总结以上相关法律法规不难发现，调整对象中包含民间借贷的法律主要为《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除此之外即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院相关批复的内容。针对民间借贷，我国并没有单独予以立法。这种法律现状主要是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肯定仅限于法律主体之间发生的相对简单、普通的民事借贷关系，而将相对复杂、特殊的商事借贷关系予以否决。因此，在查明民事借贷相关法律的时候，《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涉及的内容较多，而且多关乎普通民事借贷，其余相关法律虽然针对特殊的商事借贷，但更多的是规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

篇2

民间融资作为民间资金需求与供给的一种趋利对接规则,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形态。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对我国的经济不无裨益。目前,地方市以上级辖区由于财政、税收、交通等一系列便利条件,更容易留下优质的金融资源,金融服务在县域地区的发展渐渐跟不上地区发展的需求,欠发达县域地区金融正规势力日显薄弱,在经济多元化发展、资金需求日益旺盛的作用下,民间融资日益活跃,规模迅速壮大。但是究竟县域地区民间融资规模情况如何?就这一问题,本文结合益阳县域情况,运用分析方法,得出结论,望能得到些许启示,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及实践参考价值。

二、县域民间融资规模特点分析

(一)益阳市县域民间融资规模估算

为了能更完备、更客观地反映出益阳县域地区民间融资规模,笔者采取两种方式对县域民间融资估摸进行估算。一是根据抽样调查问卷形式,联合益阳市经济委员会和益阳人行各县支行,踩点160家中小企业和200户居民,结合收集、整理、借鉴2006-2008年《益阳统计年鉴》等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估算出2006年-2008年益阳市县域地区民间融资规模。二是经验估计。运用经验模型,历史数据,结合益阳实际情况,得出结论。

1、方式一

结论估算方式如下:(1)条件设定:一是县域民间融资主体为县域中小企业和居民户;二是县域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借款方式限定为两种①股金(企业内部集资,向员工定向集资)。②向其他单位和个人借款;三是有民间融资发生的县域中小企业设定为80%;四是有民间融资发生的居民户数分别按2006-2008年各年总户数的37.5%、46.5%、49.5%计算。(2)估算方法设定:民间融资总额为中小企业估算的户均融资乘县域户数加上居民户均乘县域总户数的汇总数。

2、方式二

对益阳市县域规模估摸方法:设立假设条件:(1)限于地区民间融资的主体包括县域中小企业和居民(包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2)县域企业融资限定为固定资产和用于流动性生产部分;(3)县域中小企业占全市中小企业比约为80%;(4)根据调查经验所得,按照50%的县域居民有民间借贷发生额。

说明:①基础数据来源于2006-2008年益阳统计年鉴

不难看出,表1和表2估算益阳县域民间融资规模的结果根据年限的不同,存在差异。2006年推算结果总体差异根据宽窄口径不同为148093.09万元～188276.858万元,2007年差异为-32265.22万元～31870.964万元,2008年差异为254113.13～345283.42。两张表的差异可以解释为:(1)基本方法不同。表一主要为实证研究,通过对160家调查企业和200户居民调查得出县域民间融资规模估算结果,表二更多运用历史文献经验数据,再结合益阳市目前情况推算其县域民间融资规模,给定宽、窄两种口径进行民间融资规模分析;(2)样本点选择的差异。表一样本点来源于益阳市所辖4县市,表二样本点更广泛,样本数量更大,通过样本点得出的结论来源于全国的、国外文献的经典数据;(3)调查时间的差异。表一调查时间锁定在2006年、2007年、2008年三年,表二的部分数据来源的调查时间相比较长,也较早,调查时间区间更大。(4)被调查者对民间融资的认可态度、方式不同。调查中,被调查者的基本素质、知识水平各有参差。存在调查数据与真实情况的偏差。在调查中,部分居民被调查者的借贷资金用途在于所属企业融资,而这部分资金可能在企业中又有所反映,出现重复。总体而言,表1、表2的结论均来源于实践结果,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积累、抽样调查等方式进行论证,根据有关统计数据,采取县域地区分企业和居民户相加汇总得出。两者都是对县域企业和居民民间融资状况的客观反映,较具参考价值。

(二)县域民间融资规模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1、县域民间融资发展迅速,总量规模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县域160家企业、200户城镇和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参见表一),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119.54亿元,比2006年增加77.09亿元,增幅为181.6%,占全市人民币贷款总额的57.6%,比2006年民间融资规模占贷款总额比率上升了25个百分点。在表二中,民间融资的规模由2006年的57.26亿元(窄口径)或61.28亿元(宽口径)增加到2008年的亿元85亿元(窄口径)或94.13亿元(宽口径),年均增长约为21.87%(窄口径)或23.96%(宽口径),民间融资总量规模在逐年扩大。同时,民间融资微观主体融资金额也呈上升趋势。县域中小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52.22万元, 比2006年增加106.53万元, 年均增长%; 样本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1.8万元, 比2004年增加0.9万元, 年均增长50%。

2、县域民间融资覆盖面广泛,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随着农业产业化、民营企业、个体工商业的快速发展,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日趋旺盛,从而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使民间借贷需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产业化、高新技术、新型工业、房地产等企业对民间资金都有需求,且民间借贷需求大额增加,小额减少,且需求主体比重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小额民间借贷集中在农户之间,一般用于婚丧嫁娶和小孩上学等应急性需求,大额借贷集中在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之间,现在民间大额借贷需求主要体现在中小民营企业。

3、县域正规金融相对萎缩,间融资规模逼近正规融资规模

一是民间融资年均增速快于贷款和GDP增长速度。近年来,益阳市金融指标“量”、“质”呈现双升态势,金融支持经济发展提速。2006年-2008年贷款余额净增37.35亿元,年均增速超过了10%,益阳市经济在金融的有力支持下2006年-2007年GDP平均增速达到了14%,益阳市县域民间融资规模年均测算增速在25%(窄口径)到35%(宽口径)之间,增速远快于贷款增速,也远快于GDP增速。二是民间融资占金融机构贷款比重逐年提升。2006年到2008年,县域民间融资规模占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重在33.65%到41%之间(规模测算模型2,窄口径)或36%到45.36%之间(宽口径)占县域金融机构贷款比重在68.6%到94.9%之间(窄口径)或73.45%到105.15%之间,呈逐年递增态势。县域民间融资规模已经逼近或者超过县域正规金融规模。

民间融资在县域发展如此迅速,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是金融优质资源的倾斜化、集中化,县域正规金融的相对萎缩,使得县域民间融资发展速度快于城区。历史数据显示,益阳市自2000年城市信用社退出市场,接踵而来的商业银行县级以下机构大量撤并,金融体系便呈现断层,县域金融严重萎缩,导致信贷服务空间延伸不足,广度和深度受到极大限制,近四年金融业务明显向中心城区(益阳市区)快速集中。2004年中心城区贷款余额从2001年末的49.9%扩大到51.2%,贷款增量从2002年的60.23%扩大到80.46 %,提高20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贷款向中心城区集中的环比增速,2002年和2003年均达到2位数,农行连续3年以年均15%的增速迅速向中心城区集中,而同期中心城区GDP占比仅为总额的29.3 %,低于新增贷款份额51个百分点。县域中小企业及居民的信贷需求难以满足,往往求助于民间融资。

4、非正规融资性质股权化,融资行为理性化

近年来,益阳市全民创业的热情高涨,城乡居民投资意识不断增强,一些持有较多富裕资金的民间融资者已不满足于“食利”式的债权性融资,而是更具战略眼光,倾向于“投资”式的股权性融资,将借贷资金折算成股份或以合伙形式投入到各类项目,共享投资和利润。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据监测点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民间融资利率波动与银行实际利率大体相似,两者差距一般在8-10个百分点之间。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银行式付息。民间融资付息方式虽由借贷双方协商,但基本上还是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民间融资规模发展风险问题分析

(一)民间融资法律制度不完善,易造成法律风险

民间融资发展势头强劲,规模日益扩大,但是目前民间融资的监管体制一直没有形成。为防止民间融资的无序发展,就要制定完备的法律和相应制度予以监测和合理规范发展。目前民间融资法规情况:一是我国民间融资相关法律法规条款分散,没有一部专门的法规对民间融资进行规范和引导。分散的法律法规条款不易为民间融资主体掌握,其司法解释法律效力较低,不能从专业的法规角度来规范民间融资。二是现行的民间融资相关法律制度,缺乏对民间融资合法地位的认同。民间融资作为正规金融服务的补充形式,在优化资金资源配置与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功不可没的作用。三是民间融资相关法律的滞后性,阻碍了民间融资的正常发展。

(二)实际管理缺失,道德风险难于防范

管理的缺失易导致民间融资的无序发展。由于相关针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对民间融资的监管存在空白,导致对民间融资资本的管理不到位,由于缺乏管理,民间融资资本目前基本处于无序的状态,体现出了较大的风险性、投机性,很难保证资金的安全和合理运用。民间融资虽然是建立在人熟、信用的基础上,但个别人利用这种关系一次性大额借款不还,形成民间融资风险,调查中存在借出资金3万元已达4年之久,该借款户已外出打工并切断和债权人的任何联系,使债权人资金无法收回形成损失。

(三)民间借贷趋利性、盲目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资金流动盲目性导致产业结构、资金投向不均衡,不仅极易造成投资损失,更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高利贷的存在,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和极大危害

相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上部分则不受法律保护。但仍有众多民营企业铤而走险采取过高的利息来融资进行冒险,过高的利率一方面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不利于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还助长了高利贷者非法在社会上吸收存款,从中渔利,使社会上出现了少数食利的“掮客”。虽一时解决了资金匮乏的矛盾,但必定受其高负债所带来的影响。若是因市场销售不佳、自身经营存在问题等因素导致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企业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如此恶性循环会严重影响企业健康发展。一些地区,有的因讨债发生斗殴致伤,还有的与黑恶势力结合,暴力讨债,影响社会稳定。

四、指导民间融资规模发展的意见及建议

(一)法律定位:出台相关规范性法规

民间融资一直处于“半公开”状态,民间认可度极高,官方无准确定位,这不仅抑制了其正面作用的发挥,也无益于规范其借贷行为。对民间融资要加强疏导,明确其合法地位,加以规范。要加紧制定促进和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方面的法规,在借贷对象选择、手续履行、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引导和规范。对民间借贷法律定位要把握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承认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二是规定民间借贷得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三是民间借贷应缴纳相应的税收;四是明确民间借贷在利率、合同等方面的若干通行原则。因此,建议尽快出台《民间借贷管理办法》,将民间借贷纳入法制化轨道,纳入金融监管范围,为规范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四是尽快出台民间融资相关法律法规,将民间融资纳入法制轨道,纳入金融监管范围,为规范民间融资构筑合法平台。

(二)制度安排:对民间融资的相关指标进行监测

建议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地区性监测通报系统。由人民银行和统计局选点监控,定期抽样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特别对规模、利率变动等情况定期监测,及时掌握民间融资的变化情况,适时向社会披露信息和提示风险,增强民间融资参与者的法制观念、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三是加快金融创新力度,将民间资本导入金融体系。如利用利率手段来促进、发展关系型民间融资,就是出资者可以利用其对借款者所掌握的信息来进行区别定价,即根据风险状况、合作关系长短来确定融资价格和抵押水平。又如组建农村合作银行,鼓励民间资本参股,这样一来,大量的游离资本将吸纳入银行体系等。

(三)引导规范:政府、银行联动引导民间融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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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间借贷 非法集资 界限 规范和引导

民间借贷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是将其划分为广义、狭义两个层次。广义的民间借贷是指各种非正规金融的总称，泛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等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借贷活动。狭义的民间借贷仅指私人之间的借贷活动。对其广义界定更为强调民间借贷的“非正规性”。对“民间借贷”的狭义界定则强调其发生于“个人之间”。 我国法律未对“民间借贷”作出完整定义，只能结合1991 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 条、第6 条及2008 年最高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77 条推导出实践中司法机关审理借贷案件时的认定：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从法律角度出发，民间借贷行为应属于合同行为。它的合同主体、合同利率符合特殊的规定。民间借贷具有如下特征：

1.主体的特殊性。民间借贷行为必须是自然人向自然人借款，或自然人向非金融企业借款，或非金融企业向自然人借款。除此之外的借贷行为，包括有金融机构介入的借贷、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都不属民间借贷。此外，民间借贷行为的双方主体具有特定性，即借贷人必须向特定的对象出借借款，而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的借款，则不属于民间借贷。

2.资金来源应是出借人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而不能是出借人吸收或转借的他人的资金。

3.资金用途只能是借款人为了自己生活或生产的合法目的，不能用于投资、转贷等，更不能用于其他非法目的，否则，就有可能违反相关金融法规构成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

4.资金利率由借款人和出借人双方约定，但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目前我国相关法规规定的，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具有以下四大特征：“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2、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3、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4、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投资人（受害人）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从私法角度观察，民间借贷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畴，即使该类合同约定的利息可能因超出法律规定的限额而无效，但这并不影响合同的整体效力。从刑法的角度^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是一种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在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往往是以借贷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即从形式上看，符合民间借贷的要件。因此，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具备了借贷合同或相关债权凭证等形式要件，也不在于当事人的身份是自然人还是单位，而在于接受款项的一方实质上是否从事了“吸收存款”这项金融业务。只要未经许可，从事了吸收存款业务，就应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笔者认为在现行法下，民间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是性质认定，即对于以借款关系或其他名义进行的民间融资活动，是否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金融业务或集资诈骗行为。

其次是根据性质进行效力认定，如果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行为。并且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则不存在从民事案件的角度对借贷合同或借贷关系的效力认定问题，出借方的损失一般只通过刑事案件中的追缴返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当事人约定的利息和其他交易条件予以确认和保护，同时对于不能偿还借款的，按照违约处理。

最后是对不属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金融业务行为和非法集资行为，又不属于现行法认可的合法民间借贷关系的效力认定，即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认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现行法律确认合法的民间借贷为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活动。

笔者认为，限制企业之间的借贷，目的是防止企业从事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类似的金融业务。“如果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活动不是通过吸收他人资金而后借出，也不是经常性的面对不特定客户的一种借贷业务，而是偶尔从事的以自有利润解决特定对象、特定用途的资金需求，则该行为不具备前面所说的金融业务性特征，不构成非法金融业务”，则不属于违反金融法规的行为，应列入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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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借贷的基本理论问题

民间借贷则是来自于民间借贷体系，独立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系统之外的，关于民间借贷的研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仍然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系统的观点。我国关于民间借贷问题的研究起步晚，如今学者们所认识到的民间借贷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体系不同，主要是通过借贷双方的口头协议或签订合同的方式来对借款期限和利息进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这种观点则认为，民间借贷是以公民为主体的，将其他的主体除在外，而且在现实中企业和非法人组织是参与民间借贷最活跃的，显然这种看法是不足够的总结民间借贷整体的。另一种则观点认为，民间借贷则是农村地区的个人、企业和非法人的组织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通过一定形式的合同来约定，贷款金额，还款计划，利息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显然这种观点认为民间借贷主要存在于农村，将城市中存在的民间借贷问题排除在民间借贷的系统，所以这种观点也还是不够成熟的。

二、民间借贷市场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

（一）从法律监管上分析

1.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国家宏观调控效果的受到严重的影响。大量的正规金融机构以外的民间融资活动，导致资金体外循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第一，给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根据我国的利率进行浮动，而民间借贷的利率则是受市场供求以及借贷双方的自己决定的，因为民间借贷大多是在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资金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利率一般比银行利率高得多，对于国家全面实施利率政策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影响国家信贷政策的执行。盲目性和随意性，自发性，隐蔽性是民间借贷的特点，各种政策和法规对其没有影响，只观注收益，不注重投资方向和社会效益，资本流动趋向与国家产业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国家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其影响。

2.民间借贷发展无序，对于正常的金融秩序有很大的影响。第一，由于民间借贷的出现，使得银行资金来源不断减少，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对于银行吸收存款的竞争难度增加。第二，借款人要返还高息贷款本金和利息，而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则是能拖则拖，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也不断的增加，对于正常的金融秩序有很大的影响。

3.缺乏民间借贷的监管和控制机制，流动性风险是不容易规避的。民间借贷没有规范性，资本的所有者不能对资金进行有效的监管，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现象，这样就使得借款人的资金到期也归还不了。

（二）从法律主体上分析

1.增加公司的财务压力，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企业或个体户一般从民间借贷机构获取的资金有较高的利率，银行利率明显高出银行。这就使得企业获取了高息负债，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收益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就会出现资金使用的不良循环，企业未来的健康发展受影响。

2.不健全的风险补偿机制，不能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民间借贷没有复杂的手续，法律法规来管理和支持完全没有，盲目性较高，而且也不规范、不稳定，借贷双方产生纠纷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债务人不偿还贷款，债权人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追讨损失，同时也没有完善的保险机制来补偿债权人的损失。

（三）从法律纠纷上分析

1.新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产生。民间借贷手续的不规范性的存在，有的以白条的方式来约定，简单的进行担保，贷款期限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贷款周期无法合理的确定，如果借款人因自然灾害等原因不能及时归返时，就会导致不稳定因素的产生，甚至会出现刑事案件。

2.高利贷多见。根据调查显示，如今大多数的民间借贷利率普遍是贷款基准利率的2-4倍，有的甚至月息高达7%，这种贷款已经达到国家标准关于高利贷的规定，而不是受司法保护的。当城乡居民的需要不可预知的生活资金时，而且金融产品的供给不能够满足需要，中小企业存在的融资难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些公司已经开始采用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方式来维持企业的经营，利率不是企业第一考虑的，只要能解决企业的资金流通就可以了，一旦现金流出现状况债务危机就会产生。

3.借贷“陷阱”层出不穷。有的人在借贷时故意设陷阱让借贷者受骗，造成了很多纠纷。一是 “文字”游戏。如果A向B借款5000元，A对B写一张收据，内容是“今天收到5000元”，在发生争议时，说这是B欠A5000元钱，而B还款出具的收条，由于B给他的欠条丢了，于是他写了一张收据 。二是 “数字”游戏。出借人在钱数的前后故意留下一个缺口，之后双方签署的借条，然后在金额处添加数字使得贷款额变化。三是“偷梁换柱”。在向别人借钱时，故意离开现场，让别人写作欠条，通过否认是自己的笔迹来否认借款。

4.借款人故意逃债。当债务人不能够偿还其所借的贷款后，故意躲藏避免债权人追债，在发生争议时消失了。在2009年马鞍山市法院系统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时，该案件的被告近一半失踪或拒绝出庭，法院只能进行裁定，并将有关的法律文书和公示下发，案件就进入了强制执行程序，因为没有办法找到债务人，也就无法获取可供执行的财产，权利人的债务无法补偿，已成为法院的疑难案件。

三、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原因分析

第一，对于民间借贷进行规定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还没有关于民间借贷市场的完整规范的法律。民间借贷行为没有的规则，现行法律对违反的处罚不够，也没有相关法规进行监管。

另外，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风险，中小企业的经营能力比较低下，盈利能力相对较低，民营企业偿还债务的能力也比较差，因此银行无法为其注资。所以中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只有进行民间借贷，这样中小企业就成为了民间借贷肆万主要个体。近些年以来，由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民间借贷的规 模得到了扩张，中小企业如今已经是民间借贷的主要方面。民间借贷具有较高利率，因此民间借贷为了获取利润，对于中小企业存在的风险不予考虑，盲目放贷给中小企业进行经营。借款人抓住了贷款人的追求利益的心理，将经营风险转嫁到民间借贷，这就使得贷款人无法收回资金。贷款人资金的回收，往往采取“武力”的方式来实现，金融市场的秩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较高的贷款利率则是形成民间借贷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民间融资利率通常比正规的金融机构的高，而且利率还在不断的上升，而当借款人不能还贷时，其所收取的利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有时甚至会出现利滚利，和的高利贷同出一辙，这就增加了借款人的偿还成本，甚至还会出现超出借款人可以负担得起的范围。一旦借出的资金不能够收回，资金的供给方无法实现其预期的收益，不能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最终会出现一无所获的结果。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加强对公民法律知识的教育

对公民进行教育使他们能够树立风险意识，宣传“物权法”以及“担保法”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当贷款人进行借钱时，为了确保资金的安全，就需要借款人找到其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个人或单位给予担保，如果有必要可以让借款人以不动产和其他个人财产进行抵押，担保或抵押手续一定要完善，在出现赖帐或无法偿还其债务的情况时，也可以行使担保物权或抵押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一旦双方的贷款意见达成，就需要签订相应的合同，重要的是在内容中将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进行明确详细的陈述。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

缺乏法律和法规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这也是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法律法规的发展和完善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对民间借贷的融资规模，融资主体，利率及其他方面进行规定，把民间借贷纳入到法律法规的范围之内，进而减少纠纷的发生。另外加强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规范化的管理，使民间借贷关系得到规范，借贷双方在有关政府部门进行借贷需求登记，并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以确保贷款的透明和公平，通过政府来监督其遵守情况，这样民间借贷就可以有依赖方双方信用向依靠法制和监管机构担保转变，以确保公民自由借贷的有序地发展。

（三）加强放贷前的审核工作

因为民间借贷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在中小企业贷款时要对其信贷条件进行完全彻底的调查，主要是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态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查。贷款发放后，应定期对借款人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只要是发现企业经营出现异常，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借款人提前偿还或重新选择的抵押品。

（四）加大对借贷关系合法性的审核力度

民间借贷资金的供应方为了得到更多的实惠，能够提供快速，便捷的借款服务，但是其收取的利率要比许多金融机构高得多，这就提高了资金的风险，甚至利率能够达到高利贷的层面，因此，需要加强增对借贷关系合法性的审查力度，审查借贷利率是否达到高利贷的水平，与此同时还要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浮动范围给予明确的限制。

（五）创新金融理财产品，疏通民间资金出口

对我囯的金融投资体系进行完善，根据风险收益偏好不同向公众投资者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而且，私募股权融资机制要健全，引导社会资金分流到民间资金市场，进而对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结构进行转换。事实上，中国人所进行的家庭储蓄主要是为了用来养老，保障医疗等，这都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范畴，如果对这部分资金进行分流，就不能让其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所以就需要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进而满足低风险的投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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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得人们对民间借贷的需求日益增多，并成为当前中小企业创办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却能够影响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也不利于我国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现金流的控制。本文主要是对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现状进行探讨分析，并就如何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引导和规范 民间借贷 策略

伴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我国民间借贷异常活跃，并将长期存在于城乡之间。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80%左右的资金需求来自于民间融资，事实上，由于民间借贷的隐蔽性和分散性，使得其规模远不止这一数据。民间借贷俨然成为我国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有很多企业并不是以解决个人自身或企业发展需求为目的，而是以非法从事资本经营来获利，严重偏离了传统的民间借贷的方向，影响到了我国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所以，很有必要规范和引导我国民间借贷行为，提高民间资金的利用率。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特征

1.灵活性。民间借贷与正规的金融机构不同，其借款或还款的数额和方式都比较灵活，有多种选择余地的选择，只需双方约定好就行。只要你想借，便会有人愿意借给你。

2.广泛性。调查显示，在空间上民间借贷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很遍普遍，尤其是那些金融网点较少的地区。同时，在借款主体上看，民间借贷行为则涵盖于民营小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社会各个阶层。

3.快捷性。快捷是民间借贷中吸引人之处，你所想要借贷的资金能够及时到位。尤其是数额较小的资金，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即可到位，并且这种借贷关系往往只需口头形式或借条，从而有效地免去了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时所需要得一系列复杂程序，因此，民间借贷更适合那些急需资金的人或企业。

二、如何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的发展

1.积极、合理、稳妥地引导民间借贷发展

1）将民间借贷纳入正式监管体系

国家相关部门要逐步建立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和预警、监测、通报制度，当民间借贷遇到风险时，要及时化解。同时，充分考虑到相关体系的操作可行性及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最好只对专业的民间借贷组织或者单笔金额超过一定额度的民

间融资实施监管。

2）加快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出面来规范和维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同时，对于高利贷坚决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将民间借贷引向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2.大胆松绑民间借贷，建立中小商业银行和借贷公司

国家要及时出台相关有利于放宽信用担保机构、银行等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政策，尤其是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更要率组建相应的融资组织，让分散、隐蔽的民间借贷活动走向正规化、公开化，确保民间借贷的风险降到最低，并逐步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民间融资组织。从而不仅可以增加农牧区金融供给，缓解农牧区贷款难问题，还可以提高整个金融组织体系的效率。

3.加强民间借贷中介的管理

国家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来明确民间借贷中介的地位与职责，例如民间借贷中介的组织形式、性质、经营范围以及准入条件等，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对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作用。此外，还要加强对民间借贷中介的监测和管理，最好要成立相应的监管部门，做好民间借贷的监管、监测工作，严厉打击不法行为，保障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以及成立民间借贷中介行业协会，依靠相关的自律性组织进行统计信息收集工作，及时反映民间借贷的动向与发展，并尽早处理民间借贷在经营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4.提高正规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

这就要求国家正规金融机构要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充分做好市场调查，对于那些有良好发展前景、订单农业户、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或者小型加工户等城乡个体经营户给予资金支持。同时，不断创新经营理念、改善手段的金融服务策略，积极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充分发挥银行信用中介的功能，从而为民间借贷双方的顺利交易提供先决条件。逐步加强农村信息咨询服务，加快支农服务电子化建设，并全方位地提高支农服务水平。此外，还要适当扩宽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以便有利于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让资金在同等条件下于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之间合理分布，实现资金的最优化配置。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间借贷的现象越来越多，并将面临这新的挑战与机遇。同时，民间借贷作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其快速的发展也会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市场现金流的控制和金融政策的制定，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这就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必须对民间借贷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分析，从中找出问题，并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正确引导和规范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确保民间借贷能够真正成为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

参考文献：

[1] 曹一萍.规范与引导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会计之友.2009.

[2] 邢增艺.引导我国民间融资规范发展.当代经济.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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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 借贷危机 法律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制度的有效补充，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我国民营经济平稳运行的强大后盾，是我国经济制度平稳转轨的剂。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连续多年保持高位经济增长率，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资本的需求日益旺盛，而我国正规金融机构受很多客观条件限制，很大程度上满足不了经济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而民间借贷先天与民营经济联系在一起，具有灵活高效等正规金融机构不具备的优势，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

我国民间借贷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小企业越发依赖民间资本得以生存和发展。当前我国民间借贷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民间借贷规模和用途区域性差异明显。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我国不同地区民间借贷资本的规模和用途也有很大差异：北京、上海等正规金融体系健全的一线大城市，民间借贷相对不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不明显；新疆、、宁夏、甘肃等西部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规模较小，且主要用于农业生产和家庭消费；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高，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占半壁江山，以生产经营性借贷为主的民间借贷已达到相当规模；另外，一些地区随着民营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投资渠道的不断拓宽，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开始由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其中尤以温州最具代表性，在温州可以说全民借贷。

民间借贷形式灵活多样，中介机构数量急速攀升。经历了悠久的历史演化发展到现在，我国民间借贷以灵活多样名目众多的形式存在着，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一是民间个人或家庭之间自发的直接借贷，没有金融中介的介入；二是以一定组织形式存在的各种金融合会，有聚会、摇会、标会、抬会等，这些合会组织是以社会网络中的个人信用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在成立之初大多以互助互利为目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趋利性愈发明显；三是通过一定中介机构进行的融资形式，也是目前在民间借贷发达地区最为普遍的形式，如典当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基金会、私人钱庄等。

随着民间借贷形式的不断发展创新，民间借贷已由最初无需中介机构的单纯的友情借贷发展到通过各式各样中介机构关系更为复杂的民间借贷，尤其是民间借贷活动狂热进行的一些地区，如温州、鄂尔多斯等地，参与民间借贷的中介组织更是随处可见，由于民间借贷监管处于真空状态，中介机构虽数目众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也不乏一些空手套白狼的中介组织，无挂牌无自有资金，民间借贷中介系统内潜藏着极大的信用风险。

民间借贷利率偏离理性范围，已处于历史高位。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适当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但不得超过其4倍，也就是说，超出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民间借贷也就超出了法律的保护范围。然而在现实中，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完全实行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借贷利率受供求关系影响明显，近几年由于民间资本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且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民间资本供不应求的缺口更加严重，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已普遍超出法律保护范围，逐渐偏离理性范围，不断爆出新高。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从12%到96%不等，且多数超出30%，维持在30%～60%之间，有极少数甚至高于100%，达到180%，高利贷性质昭然若揭。在鄂尔多斯、广州等民间借贷活动活跃的地区，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也都远超法律保护的利率上限，各个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都屡创新高，居于历史高位。

我国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诱因

民间借贷所具有的内在稳定机制尽管保障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长久稳定的演化和发展，但由于内在稳定机制本身并不具备绝对的稳定性，在外在因素的大力冲击下难免有被破坏的可能，从而造成民间借贷风波甚至大规模危机的爆发。

民间借贷资本供求的疯狂式增长为危机埋下隐患。近几年来，尤其是2010年以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不良影响的减弱，我国经济迅速回暖，房地产、股市等投资领域出现资产泡沫，我国政府开始改变之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连续采取的大力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更大力度的银根紧缩和信贷控制，从而控制投资领域过剩的流动性。然而，宏观调控在调节过热的投资领域的同时，也催生了异常活跃的民间借贷活动，大量中小企业及个体商户的资金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纷纷转向民间借贷领域，旺盛的需求促进了借贷利率的不断走高，其利率水平早已超出正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4倍的法律保护范围，变为实际意义上的高利贷，从而吸引更多的闲置民间资本加入进来，加之楼市、股市等投资领域的低迷，民间借贷资本供给变得愈加疯狂和不理性，故而民间借贷井喷般繁盛起来。

据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俨然由十年前享誉中外的制造之都转型成为借贷之城、炒钱之乡，打着担保公司等旗号从事民间借贷业务放高利贷的行当已如同其十年前发达的制造业一样成为极为普遍的经济现象，而没有经营执照的更是数不胜数。其民间借贷利率也已超出历史最高水平，一般月息从2%到6%，有的甚至高达15%，年利率高达180%，民间借贷利率持续走高，这样高额度的借贷利率所蕴藏的风险自然不言而喻。

民间借贷资本链条大规模断裂诱致危机酿成。民间借贷资本循环正常进行的两个隐含条件是高利润行业的平稳运行和信用环境的成熟稳定，除去极少数恶意的信贷诈骗，高利润行业的平稳运行决定了民间借贷资本链条的接连不断，也就决定了民间借贷活动的健康进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为保证经济不陷入衰退，采取了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纷纷以各种优惠政策向中小企业慷慨劝贷，许多企业取得贷款后除了用于优化原有企业经营外，四处寻找投资项目，将资金投入房地产、新能源、金融衍生品等领域，贷款被迅速消化到各种投资项目中。不幸的是，当大多数企业仍处于投资周期中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从2011年1月开始，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开始了新一轮大力度的紧缩货币政策，银行纷纷收回贷款，本来资金实力就不够雄厚的中小企业更面临着资金链紧张、资本周转不开的窘境，为了经营下去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巨大的利息压力更使得中小企业举步维艰，如此就陷入了资金链紧张的恶性循环。

由于货币政策具有滞后性，其发挥作用往往要经历一段时间，当大量民间借贷资本投向房地产行业后，房产调控的效果开始显现，房价出现松动，且消费者普遍持观望态度，房地产市场由热转冷，很多人将借来的资金投进了房地产，不但没有预期的高利润回报，还面临着转手困难及亏损的困境，一些运作大规模民间借贷资金投资房地产的组织和团体更是亏损严重，无力偿还借贷本息。高利润行业的支撑是借款者能够还本付息的前提，没有高利润行业，人们就丧失了参与民间借贷活动的动力，而高利润行业的突然变故，则会使得民间借贷资本循环不能正常运转，导致大规模的民间借贷资本链条中断，引发大规模借贷风波及严重的信用危机。

信用恶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危机不断蔓延。自2011年4月温州出现涉高利贷老板出逃事件以来，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之势便一发不可收拾地铺天盖地而来，一批信誉好的甚至是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也陷入了“倒闭潮”，老板纷纷跑路，使整个温州沉浸在人心惶惶的不安气氛中。温州“跑路潮”蔓延之势尚未削减，鄂尔多斯民间借贷也传来噩耗，鄂尔多斯房地产老板因不堪高利贷追逼而自杀，此后民间借贷资金崩盘的消息屡屡传来。

民间借贷生存于信息相对对称的熟人社会，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传遍整个圈子。民间借贷风波使这些地区长期精心培育起来的信用环境受到重创，银行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急剧恶化，而信用的恶化又进一步引发大规模挤兑，民间借贷资金的出借者纷纷撤回资金，更加剧了借款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使得原本相对安全的企业也无法进行正常有序的资本循环，陷入到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中，于是信用恶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促使危机的雪球越滚越大。

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根源

尽管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与此次民间借贷危机脱不了干系，变幻莫测的货币政策破坏了民间借贷的内在稳定机制，引发了危机浪潮，但单纯看宏观调控和内在稳定机制，二者都没有错，归根结底有错的则是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和法律监管这一制度层面的缺陷。

二元金融体系和利率双轨制成为民间借贷发展的根本制度阻碍。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并发展至今的，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仍是国有金融机构一尊独大民间金融市场夹缝生存、体制内金融与体制外金融格格不入的二元金融体系结构。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国有大型垄断企业，而占全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则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支持。我国金融机构的发起与设立都实行严格管制，使得我国金融领域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

与二元金融结构体系对应的则是双轨制利率体制，即我国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和受管制的存贷款利率这两种利率体系并存，这就导致资金体现出双重价格，即管制的体制内价格和不受管制的体制外价格。基于这一双轨制体系，大型垄断企业享受着低利率的融资优势，中小企业在融资难的情况下转向民间借贷市场则要处于高利率的融资劣势下。

由此，二元金融体系和利率双轨制严重背离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初衷，不仅扭曲了资金配置资源的机制，更扭曲了我国的经济体制，造成了民营企业做实业的生存困境。这样的制度安排逼出了民间借贷的疯狂发展，逼出了房地产投资脱离理性的狂热，逼出了资产泡沫的无限膨胀，更注定会逼出一场民间借贷危机。

政府监管缺失使民间借贷缺乏法律保障。尽管民间借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而且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民间借贷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但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律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法律监管体系，央行起草并准备多年的《放贷人条例》一直未能出台。而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只是零星出现在《刑法》、《合同法》、《民法通则》、《担保法》等法律以及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规章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且有些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行为的管制规定立法不清晰，甚至出现不一致相互矛盾的地方，造成了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法律监管的障碍。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对民间借贷发展采取以行政管理为主、刑罚为辅的基本管理思路，监管主要以事后监管为主，缺乏有效的事前和事中监管。

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指导性意见构成了我国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体系，与规范正规金融业的法律体系相比较，它的不完备和滞后严重影响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使得大量存在的民间借贷始终没有一个合法阳光的身份，游离于法律和宏观调控之外，同时民间借贷市场长期处于监管混乱的灰色地带，民间借贷风险也很难得到有效及时的控制和化解，从而难免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很大威胁。

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法制路径选择

事实表明，尽管民间借贷有着自身的内在稳定机制，但它处于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却也有着自身的脆弱性，凭借自身的力量无法做到始终在安全的轨道上平稳运行，所以不论是事前避免危机的发生还是事后应对危机的破坏都需要政府的作为。从法制角度而言，政府应该加快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现有监管体系。

我国的民间借贷由于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完备的监管体系而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长期以来不仅地位尴尬，而且管理困难问题棘手。发展民间借贷急需制度保障，而制度建设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制度建设应以明确的目标为导向，以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可控化为基本目标展开制度细则的制定。

阳光化，即在法律上明确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这是制度建设首先要坚持不动摇的立场取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不开民间借贷的支持，与其让其一直在夹缝中生存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并成为经济动荡的隐患，还不如利用此契机将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化，以便将其正式纳入政府完善的监管体系中。将民间借贷阳光化不仅要给出合法民间借贷活动的精确内涵，还要明确非法集资等非法民间融资活动的判断标准，从而使正常民间融资活动阳光化的同时严厉打击非法融资行为，从法律层面上彻底规范民间金融市场。

规范化，即建立一整套严格严密的制度作保障，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引导阳光化的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必须做到面面俱到，方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规范化的制度规定应贯穿在民营金融组织运作的整个流程，要建立民营金融组织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从贷款额度、期限、利息、担保、登记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彻底改变民间融资市场混乱无序的局面。

可控化，即建立起规避风险的相关制度安排及配套的法律监管体系。建立规避风险的相关制度也是事前监管的重要方面，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在规避风险的同时还可以使监管事半功倍，民营金融组织不妨借鉴正规金融组织规避风险的一些制度，如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使民间金融组织公开其资本规模、业务范围、经营细则等，从而保障民间金融市场信息的相对对称，进而降低风险。监管方面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条文，使监管部门有明确清晰的法律依据，其次要针对监管对象指定明确的监管部门，使银监会、央行、地方政府等部门权责明晰，防止出现权责不明的灰色监管地带，要彻底改变以前主要依靠事后监管的被动局面，使监管贯穿在民间融资行为的始终，而且尤其要重视事前和事中监管，并加大对事后监管中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保证民间金融市场良好的秩序。

综上，要想从根本上保证民间借贷市场的平稳运行，政府则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监管创造稳定的外在稳定机制，同时要从制度根源上彻底切断民间借贷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民间借贷才能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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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P2P；网络借贷；风险控制

一、P2P网络借贷风险控制的背景

2005年以来，P2P网络借贷平台逐渐在国外和国内出现，一种新型的民间接待方式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P2P借贷是peer to peer lending的缩写，网络借贷指的是借贷过程中，资料与资金、合同、手续等全部通过网络实现，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产品主要有投资理财和贷款，都是通过网上实现的。

相比传统的民间借贷，P2P网络借贷更透明；在覆盖范围上，P2P网络借贷能实现不同地域借贷双方之间的借贷；在交易流程上，P2P网络借贷双方可以通过平台清楚地了解交易的流程；在融资效率方面，P2P网络借贷也比传统的民间借贷要高。总之，P2P网络借贷使得民间借贷更加阳光和多元，优化了社会闲散资金的配置，增加了我国居民的融资渠道，有助于弥补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些不足。

当然，由于P2P网络借贷在我国尚属于新鲜事物，没有金融牌照，游离在监管之外，因而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从2011年开始，我国陆续开始出现P2P网络借贷平台跑路的事件；而到2013年下半年，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开始出现倒闭潮，几个月内就先后有70余家P2P网络借贷平台倒闭，共涉及资金12亿多元。据不完全统计，整个2013年，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整体逾期率超过5%，风险状况呈恶化之势。在这种背景下，探讨P2P网络借贷平台风险的控制和防范显得非常必要。

二、P2P网络借贷存在的风险分析

既然P2P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状况不断恶化，那么具体究竟有哪些风险影响着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发展呢？笔者认为P2P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法律和政策风险

目前，我国涉及到P2P网络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是《合同法》及人行的《贷款通则》，但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P2P网络借贷平台等民间借贷中介进行监管，有关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还处于缺失状态。因此P2P网络借贷平台还处于“无监管主体、无准入门揽、无行业法规”的“三无”状态。由于法律法规缺失，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活动处于法律边缘，没有具体的政府部门监管，监管也仅是针对网站的注册、经营等方面，而有关金融业务的监管明显不力。监管缺失，必然引发一系列的风险，例如，一些借贷平台以高利率吸引投资人，变相从事高利贷扰乱市场秩序。从地方的监管政策看，随着P2P网络借贷平台风险的暴露，一些地方逐渐开始重视监管政策的制定。例如2013年12月19日，浙江开始明令禁止融资性担保机构从事P2P网络借贷业务；同月，上海国内首个P2P网络借贷平台行业标准；2014年1月，全国首份关于P2P网络借贷立法的政协提案以及首份人大代表建议在深圳。随着法律的完善和监管政策的落实，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经营将会受到很大影响，一些投资人的撤出将会导致更大的流动性风险。

（二）市场风险

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网络借贷的便利性、高收益性，催生了越来越多的网络借贷平台出现，而其市场份额在金融市场上的占比始终还是较小，这必然会加剧市场的竞争。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法律法规的完善，一些实力较弱、规模较小的劣势P2P网络借贷平台将会被淘汰。从另一个层面看，由于我国的P2P网络借贷行业将步入整合期，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违约率和坏账率都可能不断提高，平台风险也会逐渐加剧。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也更加重视发行高收益风险适中的金融理财产品，加之利率市场化，P2P网络借贷的外部压力和风险也越来越大。

（三）借款人违约引发的信用风险和声誉风险

P2P网络借贷一般采取闪点网格状的多对多借贷形式，平台借款人也以中小企业和工薪阶层居多，借款人地域分布较广、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这些因素都使得P2P网络借贷面临更多的道德风险和信用风险。P2P网络借贷平台之间以及和银行之间并没有实现信息互通，这导致了P2P网络借贷平台无权进入银行征信系统，审核借款人信息时难度很大，一些无良的借款人会借此提供虚假信息获取借款，这就会导致欺诈问题。一旦出现过多的或规模较大的借款人违约事件，无疑就会使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信誉和声誉受到损害，信用风险和声誉风险增大。据此还会引发连带效应，例如投资者风险也会转移到P2P网络借贷平台；媒体和相关机构会降低对平台的评级，舆论会形成不好的口碑；投资者会失去对平台的信心，导致平台失去资金来源。

（四）非法运作及财务风险

P2P网络借贷平台注册一般以商务咨询顾问、电子商务、信息技术资讯类为主，并非金融机构，自身存在非法操作的风险。例如，P2P网络借贷平台可以利用自身权限，更改数据后台，虚拟和捏造一些事实上不存在的借款人；投资人与借款人以平台为中介，双方没有联系，投资平台可以进行骗贷活动。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交易的资金都由平台控制，中间账户缺乏监管。从近两年关停的P2P网络借贷平台来看，最终许多都是携款跑路，原因就是资金进入平台时间较长、缺乏监管、引发了非法集资风险。从平台的财务管控看，大部分P2P网络借贷平台都不披露财务情况，投资人和借款人只能通过网络、媒体等搜集相关信息，平台的真实运营情况难以掌握，财务风险较大。

（五）运营模式风险

目前国内很多P2P网络借贷平台都实行担保或风险准备金模式，投资者的风险会直接转移到平台自身和担保公司。具体来说，纯中介线上模式需要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和个人征信体系作为前提，平台会面临借款人巨大的信用风险和声誉风险。加之纯中介线上平台缺乏担保，我国的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相对比较谨慎，这种模式下平台也会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

担保模式下，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本质是只做中介，不参与资金借贷双方的交易，使用自有资金作担保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化身成了担保公司，有的平台即使自身不加入担保，它与担保公司也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投资人认为资金受到担保，只会关注高利率而不会过多看重借款者情况，存在着骗贷的风险。所以担保模式下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安全性也不高，风险积聚的可能性大。

债权转让模式下，P2P网络借贷平台的业务难逃非法集资嫌疑，往往是在违法的边界徘徊。例如宜信的操作模式，不仅内部流程模糊，而且存在不确定性，存在较大的非法集资风险。

三、P2P网络借贷风险控制对策

笔者结合多年的金融工作实践，针对P2P网络借贷平台存在的风险，简单提出一些建议对策。

（一）出台针对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相关法律法规

门槛低、注册资本不受限、业务开展随意、监管空白，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引起的。我国应尽快结合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运营实际和发展现状，出台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注册资本、业务监管办法、组织形式、经营模式等，避免一些劣质平台的大范围存在。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严格取缔不合法的民间借贷平台，给予网络借贷市场合理的发展空间，保障参与者的各项权益，促进P2P网络借贷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P2P网络借贷平台法律法规健全后，应强化对平台业务的监管。由于我国的信用体系不完善，P2P网络借贷平台具有跨区域等复杂性，因而监管主体可以根据多元化的原则来设计。例如，人民银行负责法律法规具体内容的制定，地方政府负责出台配套的监管政策措施，通过明确分工、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对P2P网络借贷平台的监督作用。

（二）强化平台内在实力，增强品牌影响力

P2P网络借贷平台目前数量增长较快，估计已经超过了1000家，不仅加大了网络借贷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而且导致了行业的混乱。例如，一些P2P网络借贷平台一味通过高利率吸引投资者，而不会兼顾自身的实力；一些平台只会考虑盈利，难以承受市场的长期考验。为此，P2P网络借贷平台要切实强化自身实力，提高业界口碑和品牌，才能更有效的防范各种风险。P2P网络借贷平台首先要重视信贷管理人才的培育，通过内部培训提拔和外部招聘引入的方式，增强信贷管理队伍实力。目前许多的平台缺乏专业的信贷风险管理人才，从业人员缺乏全面的信贷管理、风险管理知识，对平台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难以应对，不同程度导致一些坏账的出现，影响了平台的盈利能力。其次，P2P网络借贷平台要逐渐加大技术研发资金的投入。基于互联网的P2P网络借贷平台需要掌握系统的软件研发、网络管理维护等技术，这样才能合理规避技术风险。例如，在P2P网络借贷平台运营中，需要及时检查互联网的防火墙等安全状态，需要定期升级管理系统，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网站交易的安全性，避免受到黑客攻击而造成损失。

（三）加强借款人审核，开发优质借款人

为了更好地防范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和声誉风险，P2P网络借贷平台要加强对借款人资质的审核，淘汰那些信用差、偿债能力低的借款人，努力开发优质的借款人。首先，全面了解借款人的相关信息。对借款人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职业状况、家庭情况、教育程度等进行全面调查，避免信息存在错漏。其次，客观评估借款人的偿债能力。调查借款人的工资收入水平、银行流水账单、投资支出等情况，了解借款人的借款情况、保险情况、信用贷款记录等，做出客观的评估结论。再次，财产状况。考察借款人房产、商铺等的拥有情况，了解借款人的还贷情况等。最后，掌握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和还款期限、还款方式、保证人实力等。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综合评估，以量化的方式计算出借款人的综合得分，构建借款人评级体系，借款者的风险特征。淘汰那些排名较后、违约概率高的借款人，优先考虑综合得分高的借款人。

（四）加强事前防范，明确金融职责

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关闭和跑路并不是毫无预兆就发生了，往往都会经历一定的时间和风险累积。例如中宝投资，在事发之前，其各项风险指标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P2P网络借贷平台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定期对平台的风险进行评估，定期评估报告，这有利于平台时刻注意自身的运营情况，也有利于警示投资者。这样就可以在风险爆发之前，做足充分的准备。原来的投资者可以尽快取回平台内的资金，新的投资者会根据风险提示来决定是否投资。

P2P网络借贷平台还应明确自身金融职责，加强道德建设，避免发生卷款跑路的情况。P2P网络借贷行业协会、联盟等组织应切实发挥自律作用，要求平台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条件下，对涉及用户资金安全的数据进行披露，并对投资风险做出相关的说明，以供贷款者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同时，针对P2P网贷平台自身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应建立惩罚机制，比如行业内通报、罚款、封杀等，加强行业内监督，完善黑名单公示机制。此外，P2P网络借贷可以和互联网金融的其他业务模式加强合作，例如通过第三方支付，有效规避P2P网络借贷非法集资的可能性；引入众筹模式所使用的实物回报形式，开创形式多样化的创新平台。（作者单位：华夏银行）

参考文献：

[1] 张玉梅JP2P小额网络贷款模式研究[J].生产力研究，2010（12）.

篇8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间金融；金融监管；法律规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4）09-0075-06 中图分类号：F832.38 文献标志码：A

前不久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在第三章从民间借贷合同登记报备、公证等角度用了7个条文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然而，7个条文未能也无法对民间借贷主体部分之一“民间借贷”进行重点规范。针对民间借贷活动，我国法律层面的规范仍为空白。民间借贷是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中最具社会影响力和亟待法律规制的一类，下文对民间信贷规制的重点、难点和法律路径予以论述。

一、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和难点

民间借贷从法律效力上可区分为合法借贷与非法借贷，民间合法借贷中，主要根据放贷人主体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采取经营的方式从事放贷业务为标准，可将其区分为民间民事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在民间合法借贷的两大组成部分中，民间商事信贷对民间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因而当然地成为民间信贷规范的重点。同时，法律认可的民间商事借贷是商事经营性质的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现为机构形态的民间金融，而我国社会中还存在大量隐性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其性质是非法的专业形态的民间金融，主要是尚未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和经营性高利贷，成为我国民间借贷规制的难点。我国地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规模膨胀速度惊人，2007年其规模介于7405亿-8164亿元之间，而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3年4月底，其规模高达2万亿至4万亿元，占全国总贷款额的7%。实践中，地下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往往采取各种手段掩盖其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非法经营性高利贷的本质，例如以不同的公民个人名义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包括欠条等），将其放贷行为“简化”为最简单的民事借贷，一是得以逃避经营成本、工商管理和金融监管，二是得以蒙蔽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而逃避法律责任。下文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和民间商事借贷的法律规制予以重点论述。

在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出现的早期，自然放贷人以其个人名义从事经营性放贷活动，通常构成非法经营性高利贷活动，经过几年的放贷活动在同一法院累积了多起案件，行为人所在地区的受案法院统计后发现，以该放贷自然人为原告的借贷纠纷案件多达十几起，甚至几十起，与该放贷自然人相关的刑事案件也有多起，通常是人身伤害案件。主审法官根据多起案件案情的高相似度、案件证据的高相似度、案件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关联关系等，可以推断此人是以经营放贷为业的职业放贷自然人，其行为可能涉嫌高利贷，并且债务人在抗辩理由中也提出放贷人（通常为原告）行为系高利贷，但债务人无法提供证明材料，放贷人追讨本利时容易与债务人发生纠纷和冲突，因而与不同债务人发生了多起借贷纠纷和人身伤害案件。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经过一段时期发展后，“业务”老练的放贷人懂得如何从行为外观和证据上将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行为伪装成合法的民事借贷。据笔者调研得知，在法院已经审理的多起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案件中，放贷人提供的自然人借贷合同等证据材料从形式外观上完全合法，反映的借贷事实清楚，约定的利率也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法院审判的角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原告（放贷人）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有的放贷人还在借贷合同上约定了违约金，审判机关早期的态度是：只要约定利息加上违约金的总额不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数额的均予以支持；如果超过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只是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例如，2009年《江苏高院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案件意见》第6条规定：借贷合同当事人既约定借款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人民法院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进行调整后的违约金与利息之和不得超过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经法院调查后的真实案情是：被告（债务人）在向原告（放贷人）借款时，从原告那里仅拿到少于自然人借贷合同上的借款金额的现金，少拿的部分作为事先支付的利息（俗称“双头息”），然后还应在债务到期日归还本金和不超过四倍的利息，逾期不还的还应支付较高的违约金（俗称“砍三刀”）。从事实上说，这种情况显然构成了高利借贷，但是被告无法举证，有口难辩，法院也无可奈何，只得依法办案，支持原告的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甚至部分违约金的诉求。

近年来，实践中还存在“旧据换新据”的案例，即放贷人在实施了上述“双头息”“砍三刀”高利借贷行为之后，在债务到期日向借款人追讨本利，若借款人暂时无力清偿债务，请求宽限期的，放贷人便让借款人重新出具一份新的更高欠款额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以换回先前旧的借贷合同，约定新的还款日期，给出一定的还款宽限期。事实上，放贷人没有提供新的借款给借款人，而是在原先的本利上来了个“利滚利”。“旧据换新据”也是一种新的高利贷形式。1991年最高院《审理借贷案件的意见》第7条明确规定：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人本金谋取高利。审理中发现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其利率超出第6条规定的限度时，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但是在法院审查时，根本无法看出其非法性，借款人若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只能判定借款人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和违约金。调研中还发现，有的地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处理方法，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因为被告（债务人）及其家人在案件开庭审理后，强调对方行为系高利贷，不肯支付高利息和违约金，通过采取在政府门前静坐、到法院闹事、绝食等各种手段要求法院对高利息和违约金不予支持。主审法官出于判决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考虑，又基于公平角度考虑，若能确定该案确系多起以同一人作为原告提起的借贷纠纷诉讼案件之一，且能推断原告为职业放贷人或涉嫌高利贷行为，而原告又无法举证证明因被告的违约行为致使其利益实际受损的，则认定：“双方额外约定的违约金属于变相提高利率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贷利率的规定，该约定显失公平，对原告的违约金请求不予支持，对双方约定的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也不予支持。”

如今，非法经营性借贷活动行为人更加有经验：为了规避法院推断出其行为的非法经营性和高利贷特征，不再以同一公民身份对外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而使用不同自然人的身份作为出借人，形成非法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组织，并通过注明不同的合同签订地、异地放贷、约定异地法院有管辖权等手段达到异地管辖的目的，从而使得在同一法院以同一自然人为原告（放贷人）的借贷纠纷案件大为减少；订立“阴阳合同”，例如在其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之外，另行达成口头协议，对实际执行的利率重新约定，通常该利率高于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放贷人预先从交付的本金中扣除该利率计算得出的高利息，使纸面利率沦为掩饰其高利贷性质和蒙蔽法院的形式；在订立的自然人借贷合同上花心思、大做文章，例如放贷人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证人，并在借贷合同上作为借款人签字；在订立自然人借贷合同上写明“乙方（借款人）承诺以自己所有的某处房产作为抵押，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虽根据《物权法》第187条尚未取得房屋抵押权，但通常可以震慑并不精通法律的借款人；订立两份自然人借贷合同，一份是借款人出具的借条，写明借款人从放贷人处借到多少金额的现金，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诉讼请求的证据提供，而借款人因此根本无法提供反证，但实际上到手金额少于借条金额，一份是双方订立的借贷合同，是用来约定形式上借款人应支付的利息和违约金的，变相提高借贷利率，从而有利于放贷人作为请求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的证据；为了避免借款人提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放贷人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因借款人违约到底遭受了多大的实际经济损失的情况，提前在借款协议上写明“乙方（借款人）确认约定的违约金低于甲方（放贷人）的损失”，以有利于原告（放贷人）在诉讼中要求被告（债务人）支付违约金，并且被告无法向法院申请降低违约金等。这些情况给法院审判带来很大的难度，通常难以识别简单民事借贷下掩盖着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即使可以察觉，也由于证据原因而在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上显得无能为力，只能叹息被告（债务人）实在不懂得保护自身的利益，然后基本支持原告（放贷人）的诉讼请求。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缺陷，无法规制和避免上述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只能要求借款人在订立借贷合同时学会自我利益保护，不去借高利贷，而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期待，在借款人有急迫的资金需求而又无法从正规金融或其他更好的渠道获得融资时，不得不求助于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放贷人往往就是利用借款人急需资金而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根本无法遏制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也无法有效地保护借款人的合法利益。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法官透露，近年来该法院在审判活动中遇到大量借贷纠纷相关案件，约占全部民事案件的1/8。根据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情况来看，社会中的非法借贷和高利贷活动越来越猖獗。

二、民间信贷规制的法律路径

（一）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十分活跃，主要表现为未经许可和登记，以营利为目的长期从事经营性的借贷活动，行为主体主要包括：（1）个体形态的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体工商户；（2）组织形态的放贷合伙、合会等；（3）机构形态的非法经营借贷业务的企业法人等。由于我国对设立金融机构实施审批制，对从事金融业务实施特许制，未经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审批和颁发金融业务许可证，不得擅自设立相关金融机构或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否则根据《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予以取缔。然而，实践中少见采取毫无遮掩的方式开展非法金融活动的案例，大多是在地下从事着变相的、隐性存在着的非法金融活动，以降低成本、逃避金融监管和法律制裁？因此，实际上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认定和识别成为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金融活动的前提，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得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有法可依也十分必要。对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制而言，确立法律上的认定标准和识别方法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和惩治非法信贷和高利贷的基础。

关于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实践中，民间隐性借贷以非法行为居多，包括非法经营性借贷、高利贷、非法集资类借贷，否则行为人无须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来掩盖其行为性质，更无须通过隐蔽的方式在地下开展借贷活动，并且民间隐性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行为联系紧密，是一种长期的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金融活动，故其实际上为民间隐性的非法借贷活动。通过调研和案例总结可以得出结论：隐性、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性、违法性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主要特征。

关于如何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与民间合法商事借贷的区别在于其违法性和隐性，行为人通常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掩盖其行为性质上的违法性，变相地、隐性地于地下开展活动，使其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合法的外观或不易被发现。理论上，就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违法性识别问题而言，不管其表现为个体形态、组织形态还是机构形态，其必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譬如未经登记注册擅自经营借贷业务、未获得金融业务经营许可证而无借贷业务经营资格、违反国家关于借贷利率的限制性规定、资金来源和用途不合法以及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规定的其他情形，只要能够证明其行为具有上述任一情形，即可认定其非法性。然而根据笔者调研获知，司法实践中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困难重重，主要是由于此类非法信贷是“隐性的”开展，司法认定上往往遇到证据不足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如上文所述，一方面，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发生在某个人名下的同一类借贷纠纷案件过多，才能推断出该人是从事隐性的经营性借贷活动，并结合借款人的口供和放贷人变相提高借贷利息的具体情况，才能识别出该人从事的是高利贷活动，这确实是司法实践总结得出的一种识别方法，但不是所有法院都有足够的勇气根据该方法裁判相关案件，因为我国尚无具体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法院在法律适用和司法裁判上显得保守。另一方面，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活动的行为人在掩盖其行为非法性方面的“反侦察能力”不断提高，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通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纠纷或者债权债务纠纷，从证据角度往往难以认定其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或高利贷特征。

从事经营性借贷和高利贷的放贷人之所以能够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重要原因之一是借款人明知而没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事实上放弃了诉诸法律保护的可能。放贷人往往利用借款人急需用钱的经济紧急状况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借款条件，双方真正执行的是放贷人提出的口头“霸王借贷合同”，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包括预先扣息、“换据”“利滚利”“双头息”“砍三刀”、借款反存、设立各种手续费等，为了蒙蔽司法机关和逃避法律责任，多以公民个人名义另立一个利率合法的民事借贷合同作为“外衣”，借款人因急需用钱却融资无道，被迫接受苛刻条件，所以借款人是明知利益受损却难以做到自我保护。纠纷发生后，由于整个借贷关系中非法的部分都以口头方式进行，因而借款人在诉讼中难以提供证据证明对方行为的非法性，又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以公民身份确立借贷关系，借贷合同内容简单、模糊，从外观上看仅是简单的民事借贷关系，法院也难以认定放贷人行为具有非法经营性，故法院不得不支持放贷人的诉讼请求，而真正作为受害人的借款人的利益却得不到也无法得到保护。分析至此可以得出，实践中由于受多种条件的限制，难以找到理想的识别和认定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方法，这也是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猖獗和打击不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有效地遏制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规范和促进合法的民间借贷发展，一是要提高公民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不与非法借贷活动发生交易往来，在投融资活动中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材料；二是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融资渠道，让资金需求者能够从合法的途径更容易地获得融资，为民间游资创造更多、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三是在对商事信贷设定最高贷款年利率的前提下，推进有利率最高限制的利率市场化进程，让资金借贷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降低借贷的利润空间和回报，使得资金借贷本身不再是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式；四是为民间资本进入融资业提供通道，鼓励民间资本开展合法的经营性借贷业务，打击非法的借贷活动，明确非法借贷活动的法律责任，并应将其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可以适用于非法经营性借贷，未经登记许可从事经营性放贷业务的，应予取缔并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

2.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

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市场对投融资的需求，为中小企业经济和部分人的生活改善提供了资金支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不受监管和无序的金融活动更多的是带来了各方面的消极作用：一是其破坏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民间信用，可能引发“民间金融危机”，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和金融安全，从温州蔓延开来的民间借贷危机即是典型的一例；二是其往往导致金融违法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贷、绑架、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三是整个债权债务关系从缔结到消灭都潜伏着各种风险，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引发诸多法律纠纷，破坏了社会和谐，提高了司法成本和难度；四是作为借款人的中小企业和自然人若不能及时偿债，便面临着高息压力和人身威胁，往往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和债务人自杀或逃亡的情况，反而破坏了中小企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等。综上，我们应辩证地看待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对其法律规制也应采取辩证的手段，即以打击取缔非法借贷和高利贷、促进民间合法商事信贷发展为出发点，坚持“引导改造为主，打击取缔为辅”的原则，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改造能够和愿意被改造的部分，打击取缔不能或不愿被改造的部分。

（1）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阳光化和合法化。

我国仅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许可了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村镇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企业的信贷业务资格，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一律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只能从事非经营性质的民间民事借贷活动，未取得信贷业务资格的企业法人也不得经营信贷业务。实践中，囿于法律规定和资金条件等方面限制，社会闲散资金持有者为了赚取高额利息回报，或出于降低成本、逃避监管和法律责任等目的或因不符合信贷业务准入标准而无法通过设立信贷机构开展信贷业务，采取各种掩盖手段通过个体、组织、机构等形式隐性地开展信贷业务活动，根据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因此，实践中未经批准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均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职业放贷自然人、经营借贷业务活动的组织、变相从事借贷业务活动的企业法人等从事的隐性信贷业务活动。我国关于民间借贷包括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少、漏洞多，认识上有偏差，没有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法律规制与市场投融资需求、信贷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要想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必须对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实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首先是要实现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合法化和阳光化改造，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扩大商事信贷经营主体范围，放宽信贷业务准入门槛。我国应扩大民间商事借贷经营主体范围以增强民间金融的主体力量，通过立法和修法许可个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合伙企业、其他组织等成为民间借贷经营主体，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民间借贷经营主体结构，形成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三类借贷业务经营主体并存、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的发展局面，并针对不同类型放贷主体设定不同的准入门槛，在现有准入标准上适当宽松，使更多的隐性商事信贷得以合法化并开展阳光化运作，活跃资金供求市场。

第二，确立民间商事信贷的正当、合法地位，将商事借贷与非法借贷区别开来加以保护和促进。鼓励民间资金进入融资市场，保护由商事借贷行为形成的法律关系，对因商事借贷而取得的债权、担保物权、股权等予以保护，通过出台政策引导和促进商事信贷的发展，而对非法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否定非法借贷行为确立的所谓权利义务关系，主要通过不当得利制度保障资金融出主体融出的资金得以返还。

第三，扩大民间融资渠道，为市场资金需求主体提供更多、更便利、更经济的融资方式，从而活跃民间金融市场，使得有偿还能力的资金需求主体无须求助于非法借贷即可快速地筹集低息贷款。非法借贷的贷款利率往往高于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民间商事信贷利率，非法经营者通过各种手段掩盖非法性质，通常采取预先扣息和订立“阴阳合同”等手段使得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其收债方式不规范，往往掺和着暴力和威胁。扩大民间融资渠道能够使得非法借贷显得毫无竞争优势和生存空间，逐渐自生自灭或转化为合法借贷。

（2）民间借贷发展的规范化。

要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第一，建立商事借贷业务登记制度。对职业放贷自然人、组织和法人实施登记管理，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格式借贷合同实行审查和备案登记制，确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登记机关。

第二，建立风险备付金制度，将放贷人经营借贷业务的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风险备付金与放贷人的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成比例，并不得抽回或挪用，随着放贷人经营业务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扩大，梯度提高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有必要对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风险备付金率或额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他（它）们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也应作出相应的限制。

第三，建立商事借贷市场资信系统，建立诚信管理档案。由金融监管机构对商事借贷经营主体的资信状况、偿付能力、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和披露，对商事经营主体和借款人的在借贷活动中的诚信情况作出记录并建立诚信档案。

第四，建立商事借贷主体的退市制度，妥善处理各种债权债务关系，最大程度上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平衡，维护信贷市场的信用和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和金融系统稳定。在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对于职业放贷自然人、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的市场退出制度应作出特别规定。

第五，将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涉及的各项举措成文化、制度化。出台“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信贷机构设立或职业放贷个人登记、变更和市场退出规则，确立信贷业务经营规范、信贷利率限制、风险备付金制度、放贷人资信评价制度、放贷人和借款人诚信档案制度、监管机构及其职责、法律责任与罚则等。

（二）建构民间商事借贷监管机制

我国民间借贷已经初具资金规模，不可小觑而放任不管。截至2013年7月，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银行与家庭金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民间借贷参与率高，有33.5%的家庭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借贷总额达8.6万亿元。问题是，占8.6万亿元大部分的是隐性开展的未与民间民事借贷区别规制的民间商事借贷，而如此之大的民间商事借贷金融规模却未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范围，民间金融风险容易失控，不利于防控借贷危机和金融危机。鉴于此，一方面，我国应将民间民事借贷与民间商事借贷区别规制，并确立民间隐性的经营性借贷的识别和认定规则及其法律责任，为司法裁判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建议我国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将民间商事借贷纳入常规的金融监管视野，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建构我国商事信贷监管机制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制定“放贷人条例”或“非银行信贷法”并修订《贷款通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商事借贷的认定和监管规则，加强对变相、隐性的商事信贷监管，打击、取缔未能阳光化、合法化和规范化改造的非法借贷活动，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为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金融行政部门（金融办）一起协助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及其派出机构开展监管活动；其二，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监管机构的权责，由监管机构对放贷人的资信、偿付能力及其存入托管机构的风险备付金实施实时监控，对其经营行为实施适当监管，在其风险发生后及时介入并采取接管、托管、重整、并购、清算、司法破产等监管措施；其三，在商事借贷经营主体市场退出方面，商事借贷监管机构应在放贷人发生严重信贷经营风险、尚未支付不能之前介入并对其采取市场退出监管措施，保障债权人利益和金融安全与秩序；其四，在常规的监管措施上，商事信贷监管机构应对发生经营风险、风险备付金不足、不诚信记录等问题的商事经营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直至停业整顿、吊销其业务经营许可证、责令关闭等，对借款人的不诚信行为进行记录并通告各信贷经营主体，建议借贷经营主体对于发生二次不诚信记录的借款人不再发放贷款等，涉嫌刑事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法律责任。只有建构我国商事借贷监管机制，才能更好地规范和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更好地发挥商事信贷对中小企业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改善的作用，最大程度上减少非法借贷活动，形成良好的民间金融秩序，防范民间金融危机。

（三）发挥政策在商事借贷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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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民间融资 合法化 平等竞争

一、我国现在民间融资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民间融资市场发展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资金规模的不断扩大，民间融资市场发展迅速，有力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改善了当地的就业状况。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繁荣城镇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中小企业也有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困扰其发展的瓶颈，那就是融资难。由于在银行贷款遭拒后，部分中小企业将融资渠道转向了民间借贷，使得民间借贷市场异常火爆，利息也一路飙升。以我们的经融改革中心浙江温州的一项调查为例，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其中中小企业有60%左右参与其中。2010年6月温州民间借贷规模为800亿元。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目前温州民间借贷的总量，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温州有约36万家中小民营企业，他们很难从银行渠道获得足够的贷款，只有通过民间借贷来融资。”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对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特别是缓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民间融资缺乏国家认可的监管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

（二）民间融资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空白

我国目前还未正式制定和出台专门针对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相关的法律规定，只在《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之中略见一二。民间融资单行法律缺失，我国缺少对民间融资的专门立法，因此并没有对民间融资的主体、方式、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规制。我国又没有独立的金融法，没能对金融法作概括性的规定，使民间融资无章可循，容易引起混乱。而且民间融资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并未正式纳入国家宏观调控及金融监管的范围，其监管主体不明确，融资活动管理不严格，从而引发较大风险隐患，而且没有专门法律规定规制民间融资风险防范，理论和制度设计缺失，风险防范的专门机构和人才的缺少，导致民间融资的风险防范意识极其淡薄，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民间融资的合法化分析

（一）民间融资合法化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良好途径

民间融资之所以能存在及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存在。民间融资的需求主体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小额的民间借贷，主要发生在农村，另一种主要指中小企业的融资，主要用于生产投资、经营性等商贸活动②。而近些年由于产业发展及经济波动的需求，大量的私营企业拓宽了产业规模与范围，在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下，中小企业的融资很难。并且带有一定政策性支持的银行信贷的发放对象主要仍是一些达到一定资产规模并有较高信用等级的中小企业，无法真正覆盖整个中小企业群体。于是民间融资就开始大量的为中小企业所需。供求主体主要是城乡居民，手中有闲置资金，但受制于种种条件，投资的渠道少，这样就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二）民间融资合法化是缓解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的矛盾的客观需要

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其融资面向的主要是大企业，从而在中小企业的信贷业务上收缩，大银行缺乏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动力。由于我国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再加上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就会出现“金融压制”的现象。金融压抑政策造成了正规金融垄断和整体金融效率低下，这样就为民间金融的兴盛提供了条件。宏观调控缩小了中小企业的正规金融供给，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的活跃，于是民间融资就成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的出路。

（三）民间融资是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

民间融资固有的特点决定了其能满足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民营企业又由于其规模小、投资快，使其具有灵活性，资金的周转频率会更加频繁，相比较城市贷款机构，民间融资手续简便，信息来源快，协商性质居多，便于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而且，利用民间借贷的双方往往通过信用度较高的社会关系作为媒介，并形成了信用保证替代正规金融风险评价体系的的现象，为民间融资的繁荣提供了其特有的载体。民间融资因其激励效率高，运作灵活，信息传递快，交易成本低以及所有制关系对称等而成为市场机制诱生的一种制度变迁。

三、对我国民间融资合法化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的法律体系，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性

针对当前我国民间融资市场的复杂情况，我们必须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的法律体系，以更好的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的正向发展。

1.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明确法律地位和相关法律问题，为其正名。应制定民间融资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以及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同时要加大对民间融资的扶持力度，营造一个适合其发展的制度环境，使民间融资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

2.完善相关配套法律，逐步形成各种专项法规、规章为一体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非法集资行为的构成要件，取消对“非法发放贷款”的限制，明晰与合法民间融资行为的界限。

（二）完善民间融资的监管制度，规范民间融资业务拓展

1.建设民间融资的信用担保体系由于中小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与信息度披露程度差，再加上我国资信的评估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在信贷市场就会遭遇融资难的尴尬境地。对此，可以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建立以政府为后盾的风险补偿机制可大大解决这一问题。中小企业互助担保体系包括由政府出资发起，以中小企业自愿认购基金方式建立互助担保基金，也包括中小企业以会员身份共同出资实现自我服务、自担风险的互助组织，它不以赢利为目的。就目前的现状而言，如果融资主体的规模较小，信誉和实力会使得其被拒于银行门外，中小企业如若相联合，都出一部分资金建立共同的担保体制，无疑就建立了一个较强的信用。最后可以依据我国的地域特点，建立中央与地方分层的担保体系，担保可以以地市为基础，上升到省和中央。

2.要谨慎监管民间融资的融资活动，通过对其进行外部限制来确保民间融资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在监管内容方面，要改变原先只重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经营行为的合规性监管，突出民间金融风险监管，强化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管理。

3.建立监测通报系统和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由政府各部门分头及联动开展调查、统计，及时监测辖内民间融资的总量、利率水平、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并适时进行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民间融资监管体系，明确界定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地下钱庄”，规范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坚决打击非法集资、高利贷等非法金融行为，取缔非法金融组织。

（三）建立融资主体的自律机制

为了降低风险，民间融资主体无论是在借贷还是投资的过程中应当尽到适当的审慎义务，应当考虑对方的信用度在决定是否贷款或投资。这一点非常主要。此外，我认为，民间融资机构应当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主要原因如下：现在的民间融资机构如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因此会出现种种不良现象，放高利贷而伤人，帮助黑社会洗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欺诈。这都是民间金融机构处于地下的产物。建立行业协会，首先可以有行业协会来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对于不合规或故意违法的金融机构，可以责令其退会，并通通过协会的力量要求其推出市场。此外，行业协会可以代表民间金融机构参与立法，以维护自身的权利，，促进民间融资市场的繁荣。民间金融机构可在行业协会内对遇到的问题，信息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个体金融机构的成长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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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金融；法制化 ；重要性；主要内容

一、民间金融法制化的重要性

在“民间金融法制化”的论题下，很显然，国家应该首先允许民间金融的存在而不是人为规定其为非法，同时又要有相关的立法以遏制其负面作用。民间金融的法制化有利于造就其健康发展的法律环境。首先，它有利于建立起由法律支撑的强有力的民间金融信用系统。其次，它有利于民间金融建立法定的风险转移通道。第三，它有利于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和进行制度创新。民间金融法制化以后，有法定的风险转移渠道，在抵御风险能力增强的情况下，民间金融才能寻求制度创新，以合法地扩大收益。

二、我国民间金融法制现状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管制，金融市场化和金融法制建设不足，尤其在民间金融的法制建设相对欠缺。在如何科学有效地解决民间资本的去向、规范和引导民间资金活动的阳光化以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制度性问题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困难。这种状况必然会在特殊的情形下，尤其在中小企业多、民间财富(资金)充裕、经商意识强的区域发生民间金融性危机，其中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就是例证。

三、民间金融法制化的主要内容

第一,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引导民间金融步入阳光化、法制化轨道,使民间金融从“地下”野蛮成长走向“地上”理性发展。当前民间金融异化发展与法律制度缺失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2)》指出,一方面由于民间借贷的相关立法滞后于社会实践,相关法律规则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暴露出零散化缺陷；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市场监管缺位,其法律地位陷入尴尬境地。我国民间金融立法工作必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进一步推进。为此,应尽快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完整规范的民间金融法律,如民间金融法,明确规定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借贷形式、运作模式、资金投向、贷款额度、借贷期限、利率水平和纠纷处理方式等,明确区别各种民间金融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引导民间金融走向法制化轨道。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中要求“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遏制民间融资中的高利贷化和投机化倾向,规范和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为此,要适当调整民间借贷的上限标准,或者细化不同地区、不同情形下的利率标准,建立民间借贷登记制度,鼓励民间金融主体诚信经营、信息公开,从而防范高利率借贷在“地下”野蛮成长,推动其在“地上”理性发展。要严格遵循《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刑法的相关规定,在清晰界定集资诈骗等非法民间金融活动的基础上,打击违法行为,避免“灰色金融”向“黑色金融”的异变。

第二,加快金融体制创新,引导民间资本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社区银行和中小银行,构建与企业分布相匹配的“门当户对”的多层次金融体系,使民间借贷从“场外”走向“场内”。将民间金融纳入正规金融渠道,不仅有利于实现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化、规范化运作,保护借贷双方利益,而且有利于弥补我国金融组织体系结构单一的缺陷,完善多层次金融市场,提高金融体系的竞争性。2006年以来,中国银监会相继出台《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8)》,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立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开启了我国民间金融的组织化、规范化进程。当前,要借建设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契机,探索进一步放松民间资本投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限制,逐步提高民间资本所占比例,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增强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积极性和投资热情,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集体智慧。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依法规范金融秩序,推动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促进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第三,创新金融监管体制,建立分层次的依法监管体系,中央监管机构管住大金融机构,微小型金融机构由地方监管。当前,不仅要让民间金融纳入法制轨道,还要将民间金融置于依法监管之下。为此,要完善监管内容,制定民间资本入股或控股金融机构的单一法则或实施细则,明确民间资本入股或控股金融机构的出资比例要求、进入方式、价值取向、业务范围、放贷资金来源,明确监管要求、财务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要求。建立在市场原则基础上的民营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允许支持金融机构在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许可范围内自由退市,金融监管部门要对风险达到一定程度或资产低于一定限额的金融机构,强制进行重组、兼并和清算,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降低金融转嫁风险,提高民间金融机构运营效率。要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探索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的监管模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