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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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作用

篇1

一、微观企业层面:有进有退,多元构建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企业组织形态也逐步呈现出多元、有序的格局,从经营规模、参与的领域,到所有制形态等,这种多元格局逐渐形成了一张企业组织生态网络。而在这个生态系统网络中,占主导地位的将是以混合经济形态出现的股份公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将决定该系统中所有企业的生命历程。哪些企业会续存发展?哪些企业将被淘汰出局?这些问题将由市场机制来解决。

在上述大背景下,对国有经济改革与调整的微观层面,即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其内涵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基于市场规律而形成的企业生态系统中找准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位置,做好市场定位,以产权重组为核心,集中资源,通过各种途径,打造自己的竞争优势。对那些资不抵债,转型困难,不关乎国计民生又无市场前景的国有企业,其选择就是破产,退出市场。即使是目前盈利的国有企业,也要分门别类,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使那些依靠政府保护或垄断而自身没有比较优势的部分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退出”,要不改行,要不合并,甚至停产。

实际上,从理论分析来看,“进”、“退”范围的确定和选择应该以“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为前提,因为进退的实质是解决政府与市场(或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或“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分工问题。因此,为了保证进退顺利实施,有效实现多元构建,政府必须首先对自身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明确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对于非国有资本愿意从事并且能够从事的行业,政府应该果断地(有计划、分步骤地)将国有资本从中抽出来(这实际上即对国有企业实施“非国有化”改革);然后再将国有资本投入到非国有资本不愿和不能经营的非竞争性行业(而这显然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其次,在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构建过程中,要明确其“退出”、 “进入”的主体是政府,而不可能是企业的职工或企业负责人。这不仅是由国有企业的国有制性质所决定的,而且还是提高国有企业改革效率的客观需要。因为,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涉及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的深层改革问题,关系到工人、企业负责人乃至政府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切身利益。所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进一步改革只能以政府为主体,实行自上而下、有组织、有步骤的改革,而不能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那样,由基层单位充当首要行动主体、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

总之,企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多元化要求,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为方向,采取有进有退的方式,但应以缩减数量空间的退出为主,进行结构调整。要符合企业组织生态系统的发展趋势,进行多元构建,灵活布局。这是因为,一方面,量大面广的国有企业加大了监管成本,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其次,还会导致腐败;再次,原有的制度安排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最后,只有在国有经济的企业层面展开系统的多元构建,才能形成一个体系完善、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全国市场。

二、中观产业层面:战略集中,优化配置

在企业层面来看,国有经济以退为主的有进有退的改革,必然在产业层面带来国有经济以集中为主要表现的调整与重新布局。实际上,作为国有经济所有者的人,国务院国资委也是这么要求的,提出了四个集中:一是向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二是向技术先进,结构合理,机制灵活,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集中;三是国有资本要向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行业集中;四是国有资本要向中央企业主业集中。这四个集中要求体现了产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战略集中要把握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原则,政治利益的原则要求国有经济资源在产业选择上要优先集中到关乎国家安全与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经济利益的原则则要求国有经济资源要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与市场前景的产业。

产业层面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其目的是要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要提高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此,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理清产权属性,明确产权主体及其权利和责任;二是加快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和产权交易的法制规范,并严肃贯彻执行;三是要完善国有资产的流动机制,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的产权交易平台,保证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四是继续探索构建国有资产的运营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责任和权利,充分发挥其在国有经济调整中的积极作用;五是加快培育完善的企业家市场;六是在政企分离后,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有序制衡的可靠的公司治理结构。

可以看到,随着企业层面国有经济改革的深化,国有经济的存在形态正在从“国企实体”转变为“国有资本要素”,政企分离取得一定成效,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角色逐渐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转变为国有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其管理的着重点也从“管理企业”转变到“管理资产”上来,这为产业层面国有经济的有效集中和优化配置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产业层面国有经济改革的进程与成败除了上述六个方面的因素以外,根本还取决于整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步伐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三、宏观国民经济层面:全局利益,和谐发展

从整个改革的历程来看,国有经济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方式逐渐从体制外深入体制内的必然结果。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并且事实证明其制度安排表现得更具有活力和竞争力。改革的力量必然突破国有与非国有的边界,渗透到国有经济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经济的改革与调整是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整个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的最高利益。那么,从宏观国民经济层面来看,国有经济的调整就要以国民经济全局利益为导向,要处理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强调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关系,而是要服从全局利益,突出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和谐发展,共筑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和造福民生的混合经济体制。

另外,世界各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国有经济集中分布的状况各有其特点。这说明国有经济在不同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应该起着不同的作用。在经济起飞的工业化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问题。由于私人资本规模有限,即使是搞股份制来建设这些项目都来不及。而从服务面来看,这些产业又是整个国有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因此,世界各国国有经济最早出现在从事铁路、邮电、港口、发电等领域。在经济起飞阶段后,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民间资本能力的提高,一些发达国家的此类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私有化。到这一阶段,出于解决技术改造等问题与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国有经济从事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钢铁、汽车、造船、重化工业等基础工业领域。而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后,世界发达国家的国有资本则更多地投入到基础科研、教育等领域。虽然西方国家没有继续进行国有化,但政府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投资则一直在大量增加。可以看出,国家投资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私营企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上。这就要求从宏观国民经济总体利益与全局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国有经济的微观退出和产业集中的选择上,还要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有梯度、有顺序地进行。

站在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高度来审视国有经济的布局和调整,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其宏观性质与全局意义。国有经济的调整事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全民利益,而且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转轨中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当前阶段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平等待遇,强调两者和谐发展观,即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而非相互竞争,相互替代的关系。落实这种观念的关键就是要全面落实国民待遇原则。要清除限制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不合理规定,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降低其进入的门槛。尤其要加快推进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同时要清除在资本、金融、人才等市场上对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差别待遇,营造有利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社会环境。

国有经济改革的宏观性质与全局意义,还要求在实践中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要避免短期化倾向和简单化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真正到位。

四、结束语

篇2

关键字:经济结构调整 银行业绩效 市场结构 股权结构

一、引言

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中介,银行业的经营发展不仅与其自身行业发展、产权结构改革紧密相关,更是与市场中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相关。随着国家经济结构改革不断深入,具有政府产权背景的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绩效更是如此。国有企业是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主要经营对象,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企业仍然能够从银行获得一定的新增贷款,这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与此同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非国有企业在总量和质量上得到了长足的积累,其经营效率相对于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经营背景下,这有助于银行改善经营提升业绩。可见,国有企业比重逐年下降、非国有经济比例上升的结构性发展趋势与中国银行业的经营发展有紧密关联,因而需要在考虑银行经营改革的同时,重视经济结构调整对银行经营的影响。

现有研究中,主要从市场结构、产权结构等角度分析银行的经营绩效,鲜有研究从国民经济改革的角度出发,考察经济结构调整,即企业部门的非国有化,对中国银行业绩效水平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与银行业经营发展紧密相关的外部经济环境改革这一全局性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在考虑银行业市场结构和股权结构的基础上,分析经济结构调整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这有助于验证国有经济比重降低趋势下经济结构改革与银行经营发展的关联,理解现阶段影响中国银行业经营的竞争、产权和改革等诸多因素的作用。

二、中国国民经济市场化与银行业经营发展

关于银行绩效,国内一些研究讨论了其评价,另一些研究则分析了市场结构和股权结构等因素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李建军(2004)从商业银行企业性绩效、公共性绩效和综合性绩效等多角度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了绩效评价;徐忠等(2009)则发现市场份额与银行资产回报率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市场集中度和资产回报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另外,在股权结构方面,占硕(2006)发现随着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越大,国有银行经营决策受政府政策目标影响的程度也就越高,因而所承受的社会性负担也就越重。刘勇和穆鸿声(2007)总结了关于银行绩效决定因素的争论,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我国银行绩效既取决于市场份额,又与产权结构密切相关。从上述结果来看,市场结构和股权结构对银行业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

经济结构调整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主要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国有经济改革与银行绩效的关联。一般认为,长期以来困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累积问题,主要来源于国有经济大规模改革背景下国有经济重组带来的改革成本和预算软约束问题。林毅夫、李志(2004)发现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由于国有企业与银行公司资金上的联系,受其牵连,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大量积累。张杰(2008)认为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与产权制度无关,而是与银行的重点服务对象,即国有经济有关。安启雷等(2009)认为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发放带有隐性财政补贴性质的贷款造成的。俞乔等(2009)则发现,只要存在政治控制及与之联系的财政补贴,必然导致具有政治性的过度信贷。因而,有研究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否趋于硬化是衡量银行制度改革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之一(吴军,2009)。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与市场结构、产权结构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以及如何通过银行业内部因素影响企业绩效的问题。

近年来,银行业股份制改革的成果令人注目,2009年年末,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为10.87%,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下降,由2004年的13.2%下降为2010年的1.14%。2010年底,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持续实现低位“双降”,拨备覆盖率高位提升。在银行业绩效得到显著性提高的原因中,除了其自身进行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提高效率的举措之外,外部环境的改变也是其绩效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在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之下实现的,而银行业既发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也直接反映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其经营绩效与国民经济组成结构和发展态势密切相关。这体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是以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为支撑的垄断性行业,国家作为第一大股东,具有绝对的控制地位。与此同时,国有经济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服务对象,国民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变化对银行公司业绩状况会产生深切的影响,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状况及其在经济中的地位是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环境。国民经济的变化,尤其是作为中国银行业主要服务对象的国有经济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银行业的整体绩效水平。

另外,在以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轨过程中,非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上升,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还促进了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建立和产权结构改革等一系列变革,施益于经济体中的各个行业。企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则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占比,从而削弱了其对银行信贷占有的压力,为国有银行提供了一个有效运作的微观经济基础(张杰,2004),因而经济的非国有化有助于提高银行业信贷效率,优化其经营绩效。一方面,国民经济的低国有化能够促进银行信贷行为遵循优化配置原则。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逐渐降低,非国有部门在经济地位上高于国有经济,促使银行业降低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程度,并使得银行业能够按照商业原则建立金融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信贷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低国有化能够解决政府双重拥有所带来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中国,政府同时拥有进行贷款的企业和发放贷款的银行,双重产权带来国有企业和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业两部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而企业部门低国有化的格局有助于打破政府双重产权的结构。随着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的逐步提高,商业银行将会有一个更好的微观经营环境。

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尤其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对研究银行业绩效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经济转轨的背景下,特别在渐进式改革的模式中,对银行公司经营绩效的考察更应纳入经济结构改革这一关键外部环境因素。

国有经济部门比重与银行业绩效呈现负相关,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会为银行公司绩效的提高创造良好的微观经济基础,支持张杰(2004,2008)对国民经济结构和银行业发展关系的推测。国有经济比重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在国有经济比重下降的初始阶段会促进银行经营业绩的改善;但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银行2009年的经营业绩出现了明显下降,而2010年受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银行的业绩出现了大幅上升,因此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到一定水平后会不利于银行经营业绩的改善的证据不足。这尽管没有支持国有经济比重太低会削弱银行的业绩,但一定程度上说明经济结构调整到一定程度后,银行业绩受其影响变弱,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大。

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所发挥的作用。市场份额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会使得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的幅度更大。因此,调整政府与银行业的关系仍然是银行业改革的重点问题,银行体制上的改革和完善将会更加有利于银行公司的绩效表现。

本文论证了工业部门的国有比重对银行业整体绩效的影响效果,发现当前整个国民经济的非国有化改革确实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因此,银行业的改革应该重视调整其资产结构,调整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关系,以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银行系统需要加强对整体经济结构的重视,与经济结构调整进度相适应,尤其应当加强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联系,消除对民营企业的差别对待。只要实现了与经济结构的合理对接,尤其是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对接,就可能进一步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能力,实现银行经营绩效的改善。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国有商业银行公共性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与比较,金融论坛,2004(5)17-22

[2] 徐忠、沈艳、王小康、沈明高,市场结构与我国银行业绩效:假说与检验,经济研究,2009(10)75-86

[3] 占硕,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控股权研究――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控股比例的影响及解决,当代经济科学,2006(5)38-44

[4] 刘勇、穆鸿声,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与绩效研究,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7(1)9-17

[5] 林毅夫、李志,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经济研究,2004(2)17-27

[6] 张杰,市场化与金融控制的两难困局――解读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的绩效,管理世界,2008(11),13-31

[7] 安启雷、刘康宁、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体制因素不容忽视,宏观经济研究,2009(4)17-21

篇3

一、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市场主体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

篇4

[关键词]工业;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30年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动的基本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未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合理变革。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

(一)全部工业经济中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变迁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依据各种经济成分实收资本的比重来反映所有制结构。在1978-1998年间,因为各种企业组织形式的投资主体相对单一,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总产值比重基本和对于经济成分的实收资本比重一致,因此以各种经济成分企业的总产值变迁来反映各类经济成分的实收资本比重变迁。在1998年后,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各种经济成分实收资本,因此就以实收资本比重来反映1999-2005年间全国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见表1)。

从1978-2006年间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实收资本(或产值)比重变化可以看出,尽管统计数据口径在不断变化,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工业所有制结构经历了国有经济不断减少(即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2006年的23.64%),而非国有经济不断壮大,且已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的过程。

事实上,不仅国有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而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也在不断降低(见表2)。该比重由1999年的61.6%下降到2006年的45.19%,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也失去了绝对数量优势,而是通过相对数量优势来控制。不仅如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的增长率每一年都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收资本增长率低,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的比重还会进一步下降,国有经济以数量相对优势为基础的控制是不稳固的。

(二)工业各行业所有制结构变迁的状况

工业所有制结构变迁同时还体现在各个行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这里以主要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变迁来体现(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1999-2006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超过50%,从而国家资本能够绝对控制的行业由20个行业降低到10个行业,而比重处于30%-50%,从而能够相对控制的行业由10个行业降低为6个行业。到了2006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40个行业中,国家可以绝对或者相对控制的有16个行业,而其余的24个行业国家资本不再有效地控制,而是由非国有资本控制。即使是这些国家有效控制的行业,国家资本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见表3)。

从我国工业经济中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总体数量、比重及其行业分布的变化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变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无论是在整个工业经济,还是在具体行业,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控制经济绝对数量在增加,但比重都在降低。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收资本在规模以上企业实收资本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45.19%,只能具有相对优势。非国有经济绝对数量增长率更快,比重在不断提高且已经在全部工业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

第二,就各个行业所有制结构变迁而言,矿产资源产业和电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基本始终都是在国家资本的独自垄断或者绝对控制下,而制造业中除了烟草制造业外,其他行业国有经济的比重都在较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装备制造业比重降低较快,已经基本失去了有效的控制。

第三,从整个国有经济对于工业经济的控制来看,数量绝对优势已经失去、绝对控制力已经失去基础,主要是以数量的相对优势和对部分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为基础来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国有经济对工业经济的主导作用因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实收资本绝对数量甚至相对数量优势的逐步失去和对重要行业控制力的逐渐减弱而并不稳固。

概括而言,30年来我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已经从单纯的公有制逐步变为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但是,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并不稳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变迁的理论反思

近30年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根本上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正确地认识其发展规律及其存在的问题对于把握未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根本上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发展的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经济包含有质和量两方面内容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着我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促进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工业生产整体技术水平低、生产分工、专业化程度低,而国有经济在工业经济中占77.6%,因此,存在着生产力水平低和国有化程度过高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国积极采取措施推进适应当时各层次生产力水平的非国有经济发展。但改革开放初期,非国有资本数量较少,因此,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占有较大的比重。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利用降低劳动力价格、减轻赋税负担等一切手段进行资本积累,使得各类非国有经济资本数量急剧增加。而与此同时,尽管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与非国有经济的资本积累相比,变化很慢。因此,非国有经济资本实力不断增长允许其逐渐进入了更多的生产力水平较高、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和领域,同时,国有经济也因为在这些行业或领域的经济效率较低而逐步退出。不仅如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参加本质上是“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此次技术革命涉及到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等,这些技术条件及建立的新产业从根本上瓦解了一些需要国家资本进行控制的行业的技术基础,反而为私人资本投资提供了技术基础。比如,“航空业,由于耐高低温、高强度的新型材料出现,电子计算机在飞机控制和通讯导航中的普遍应用,航空的安全性提高,私人完全可以投资运营,……再如邮政电信业,……传统邮局分检与投递工作则可由计算机完

成”。这些技术的变革已经为私人投资提供了技术基础,因此,随着这些产业部门技术条件的变化,国家资本因为这些部门失去了客观技术基础而逐渐退出,而非国有资本则不断地进入。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我国工业生产社会化和新技术条件发展的需要,各种非国有经济在内在利益的要求下,其资本在数量上逐步具备进入或者并购社会化程度较高行业中的企业的能力,非国有经济会逐步进入这些行业或企业,从而解决原有的国有经济中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和各种非国有资本数量不足的矛盾。

在工业所有制结构中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尽管国有经济本身的比重在不断降低,但是,国有经济本身也在逐步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行业分布及其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一些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和私人资本难以满足的矛盾。尤其是近年来这些行业因为“科技进步带来了设备的大型化、高效化、精密化和自动化,购买这些设备需要大规模资金。特别是在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石油化学和海洋开发等产业都要求建立庞大的企业。这些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仅靠私人资本已经无法实现”。因此,战略性资源开采业、烟草制品业等自然垄断产业、电力、热力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公共产品行业和高科技产业等这些主要部门,国家资本仍然需要大量的进入,从而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需要,并对整个工业发挥有效的控制、导向作用。

因此,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过程从根本上是适应各种层次工业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工业所有制结构。

(二)我国工业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虽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作用是不稳固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到2004年末的统计,在全部工业法人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占34.9%,集体资本占5.6%,个人资本占27.4%,港澳台资本占12.5%,外商占19.5%。可以看出,在全部工业企业法人实收资本中,国家资本已经失去了数量上的优势,只具有相对优势,即使国有控股经济也已经失去了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国家资本控制的行业不断减少、在重要行业、关键领域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对装备制造业已经基本失去有效的控制。因此,国有经济对于重要行业、关键领域的控制也是不稳固的,因此,国有经济对工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是不稳固的。

而非国有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占有了绝对优势,而且在2004年24个工业行业占有绝对或相对的控制,其中外商控制的行业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比重高达54.1%)、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被港澳台资本控制的有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而余下的食品加工业等18个行业则被个人资本控制。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目前状况,整体上说,工业所有制结构变迁是工业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是符合中国工业经济发展规律的,但在变迁过程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因为其比重不断下降、行业分布逐渐缩小而变得不稳固,而非国有经济、尤其是外资大量的进入甚至控制一些重要行业。这种状况尽管提高了短期的和局部的经济效率,但是并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和全局的发展。

三、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未来变迁的思考

基于30年来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过程及其目前状况,未来的变迁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深化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一)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切实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在国有经济未来发展中,进一步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推动国家资本向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服务等行业集中。同时,适应新技术革命的现状,国家资本需要进入那些风险高、投资大的新能源、生物等对于生产社会化发展发挥导向作用的高科技领域并有效地控制这些行业。

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国有大型企业为了适应这些行业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需要通过吸引私人资本来实现资本社会化。总之,在未来国有经济比重可能还会降低,行业分布必然会进一步调整,但是,通过国家资本战略性调整和股份制改革,必须切实保持国有经济的相对数量优势和对重要行业、关键领域的控制,以进一步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二)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国有制经济稳步发展

通过进一步制定政策措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国有制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因此,未来非国有制经济将进一步获得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力发展。

首先,就内资非国有经济而言,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资本积累数量的增加,个体私营经济在单一自身利益目标驱动和资本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必然要求进入更多的领域和行业,因此内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会进一步提高,经济规模会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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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投资地位作用对策建议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间资本对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增量资产中,地位更加突出。今后,中国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民间资本投资潜能的挖掘。因此,我们需要科学、客观地估价民间投资的地位和作用,并对民间投资未来发展的总体走势进行预测,以采取相应的促进政策。

一、民间投资的地位与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地方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间资本投资的配套政策,民间资本投资增长的势头十分良好,对于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消费、投资与就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后一段时间,民间资本的投资将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新的态势与特点。

1.民间投资将成为社会投资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国债投资拉动了社会投资的增长,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国债投资有一定的投向范围,要持久地保持投资增长的势头,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必须充分让民间投资发挥作用,使其在国民经济的战场上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目前,国有经济投资比例逐步下降,民营经济投资比例逐步上升,如1996年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为52.5%,2001年下降到47.3%,同期民营投资的比重则由46.2%上升到了52.1%.预计今后若干年,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将继续有所下降,民间投资将逐步成为社会投资增长的重要力量。

2.民间投资呈现高速攀升势头,有力带动社会经济增长。从近年来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过程中,又是民间投资增长对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的拉动力最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年———2001年,在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起伏变动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同期民间投资则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国有经济投资增长6.7%,而民营经济中的个体经济投资增长15.3%,股份制投资增长39.4%,在整个投资中民间投资增长最快,这就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3.民间投资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中占有较大份额,将成为产业增长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漫长过程。目前,民营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投资来看,2000年,民营投资(不包括外资份额)已占全社会投资的41%.民营投资在各业投资的比重分别是:投入高科技的占19%,基础产业占13.5%,传统制造业占21%,建筑业占43%,房地产占55%,批零贸易与餐饮业领域等服务贸易业占36%.同期,民营经济增加值已占基础工业增加值的28%,高科技增加值的32%,一般制造业的45%.可以说,民营经济已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众多部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

二、推进民营投资新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长远来看,民间投资、外商投资与国有投资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因此,确定未来社会投资增长的目标时,要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优势与特点,除了引导民间投资主体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继续扩大投资优势以外,应当特别鼓励与引导民间投资在国有资本难以发挥作用、国民经济又急需发展的领域加大投资,尤其是中小金融服务领域、中小城市建设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要加大投资力度,以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1.加大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民间经济拥有巨大的资本供给潜力,可为我国资本市场与投资市场提供持久的发展能量。从资本的供给来看,我国民间大约有13万亿元的流动性资金。全国居民累计储蓄额有8.5亿元,居民手持现金1万多亿元,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在8.5万亿元以上。外资有3万亿元,民营企业中的私营、个体部分,2001年的注册资本至少为2.2万亿元。最近,国家有关部门对规范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的市场准入作出了规定。今后,应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资本经营方式进入金融业,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填补国有金融留下的市场空白,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与增长活力,降低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不断提升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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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体制性的影响因素,由于体制问题造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困境。第一,表现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滞后,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扭曲降低了投资及生产的成本,却增加了资源的消耗,从而抑制了创新。第二,在资源消耗的背后是环境进一步恶化的问题,倘若没有及时纠正扭曲的资源价格,就会有损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三,路径依赖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现在的选择受到过去积累而造成的制度体系约束。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之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经济运行规则变迁的过程,经济制度预期功能释放要能够在政治体制的保障下进行,这一保障通常有决定性作用。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需要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变革以及调整。

2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优势体现及具体作用发挥

2.1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优势体现分析

国有经济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作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在实力上较为雄厚,这就为主导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并能在关键领域充分发挥自身领导力及影响力,从而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生产方式过程中起到带头作用。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战略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是目前的经济发展,必须要能够在走出去的战略发展下积极参与海外市场和资源开拓。国有经济作为创新的主体,也引领着科技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起着促进作用。

2.2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具体发挥

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中主导作用的发挥,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主导作用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几个重要层面。首先,在国有经济基础上能对国民经济采取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重要特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特殊作用。其次,国有经济拥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本、技术储备等,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起重要的支撑作用。国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是重要的载体,兼具公益性和盈利性,所以在经济的发展中,不同发展阶段承担着不同的特殊功能,对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创新等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重要途径,要结合实际,从多方面进行加强,要能够深化国有经济的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及运营体制,具体实施措施:第一,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从而逐步提升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并将其用于对民生的改善和保障;第二,加快确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和层次,构建完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促进国有资产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充分流动以及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第三,进一步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以监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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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 环境制约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解决新增就业、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对外贸易和发展慈善事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时期,因此,为了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应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充分激发中小企业的内生动力,切实完善法律监管的制度体系。

1.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制约因素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我国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受多重因素制约,大致可以分为一下几个因素。

1.1行业领域准入的门槛与歧视

主要表现为:一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铁门”(严格禁人行业)、“玻璃门”(看得见,却进不去)、“弹簧门”(即使进去了,由于各种非市场因素,最后退出来)现象,在一些行业,尤其是垄断行业中比较严重。二是部分产业调整、振兴在具体实施中,主要向国有经济倾斜,排挤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三是部分地方政府政策多变,迫使中小企业退出原已进入的行业领域。尤其在金融、铁路、电信、能源开发等行业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营企业进人壁垒。

1.2财税金融支持的不足与管制

主要表现为:一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突出,信贷覆盖率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二是企业纳税复杂,各种收费项目名目繁多,中小企业实际税负较重。三是中小型企业很难获得政府的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重塑市场信心,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财政政策和9万多亿元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流向了大中型国企,出现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 。

1.3社会管理体系的分散与轻视

主要表现为:一是某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实际工作中服务意识不强、透明度低、效率不高。二是在管理、监督过程中,不能一视同仁,往往在实际执行中不爽快,有时还设置人为障碍。三是缺乏更加高效统一的管理职能部门,有时在会出现“多头管理、多头不管”的现象。

1.4私有产权、知识产权界定的模糊与薄弱

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利益规定的模糊,《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我国宪法目前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太过笼统和简单,导致实践中操作的随意性很大,侵害也就不可避免。二是专利保护仍然不足,过高的专利费以及执法动作不协调、执法力度弱等原因极大的制约了创新的内在公里,形成了对原有技术模式的路径依赖。

2.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对策思考

在当前美国增长迟缓,欧盟陷入债务危机的状态下,“倒逼机制”日益成为国内经济学家的共识。而国内经济的真正发展要靠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2.1进一步解放思想,给民营经济松绑

回顾过往的历史,以来,我国的实际经济制度在逐步改变,对实际经济制度的思想认识、理论阐述、法律界定也在逐步适应着经济情况的发展。当个体经济广泛兴起之时,推动宪法修改,明确了个体经济的补充地位,反过来,宪法修改则促进了个体经济的更快发展。当私营经济广泛兴起之时,推动宪法修改,明确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补充地位,反过来,宪法修改则大大促进了私营经济的更快发展。这样,逐步使宪法明确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宪法修改则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更大发展,在国民经济中也超过半壁江山。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到我国,使我国经济下滑危险加剧时,中央出台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用于支持国有企业的大发展,出现了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到目前为止,双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国民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并没有真正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出现了很多逆向调节。

国民经济的发展,真正有赖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据《充分激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一文预测,随着法律、政策、市场和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可以肯定,未来五年民营经济发展仍将基本保持过去10年的发展势头,在经济中的比重继续提高,将超过三分之二,达到70%左右。面对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面对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正在向“三分天下有其二” 发展,我们呼吁进一步修正意识形态中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表述,如可采用上文中的三个建议:“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以国有经济(或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经济,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适应未来生产力的发展。

2.2进一步打破垄断,给民间资本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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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的背后涉及到国家所有权,国家所有权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不仅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改革,而且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长远和现实意义。

国有经济改革应分类进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于国企改革的部分,最重要明确了两点:对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和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两方面改革互相联系,这里仅就分类改革讲些看法。

之所以要分类推进国有经济或国企的改革,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国有经济盘子庞大,包括了多种不同功能的企业,国家对不同功能的企业发展有不同的责任。公益功能的企业,政府必须投资支持,以便向国民提供公益服务。对一般企业,除非国家战略需要,国家不能用特别的投资支持国企,应与非国企平等竞争。因此必须分类改革,实行分类管理。

根据企业基本功能分类推进企业改革,包括相应的资本或股权也要改革,这意味着不同的国企的改革空间和机制设计将有所不同。如对自然垄断行业,在多数情况下“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对其他企业就不一定要控股或绝对控股。

与此同时,还要分类确定企业的法律形式及基本规范。国内一直存在国企是普通公司法企业还是特殊公共法人之争。不同的企业法人法律形式,意味企业的法律规范、治理结构及与政府关系都可能不同。我认为,多数国企应是公司法企业,少数特殊企业可以按公司法与国家决定的章程规范,不必搞特殊公共法人,因为中国缺乏立法资源。

对企业的机制和行为规范设计也要分类,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关系。企业功能作用、经营条件和法律规范不同,其机制和行为规范设计必然有所不同。另外,包括会计制度在内的报告和监管体系也要分类设计,企业如果承担很多政策性业务,或从事自然垄断业务,企业对不同的业务必须分别核算公开报告,接受监督。

国企改革可分三步走

对国企分类,从基本面看可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企的基本功能和产业经济性质进行分类。《决定》明确了按功能分类的原则,实际上也认可按产业经济性质分类的原则。按功能分类的原因,前面已经讨论。为什么还要按经济性质分类?这是因为经济性质不同,引进竞争机制的前景不同,相应的改革条件及监管模式也会不同。自然垄断行业,就很难引入竞争,因此要采取控股加规制的方式进行管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企可以分为两大类:特殊产业领域和一般产业领域。特殊产业领域存在市场失效并且与国民经济命脉和广大公众利益有关。该领域还可以再分为安全、自然垄断、重要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几大类。这类产业或事业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由于技术进步、环节可分性、“替代业务”出现,整体或在部分环节会有竞争性,但总体上由于费用劣加性和规模经济等原因,业务往往是自然垄断或准自然垄断或是寡占竞争型;二是服务于广大国民的公益性显著;三是产业事业发展相对较易受非经济的政治因素或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历史传统影响。

一般行业领域都是竞争性产业,包括战略性产业和非战略性产业两大类。战略性产业主要指该产业领域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用重大,例如技术含量高、经济前景大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支撑或拉动作用大的支柱产业,包括能源、基本原材料、重要装备、IT电子产业中的某些领域及重要的贸易流通产业。这些产业往往都有生产和经营的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的特性,但主要靠以技术和资本实力为基础的竞争力决定产业的水平能力,不存在自然垄断问题,不使用自然形成的稀缺的公共资源(如频率、航线、码头机场等特殊地理位置),主要企业竞争力决定着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将一般产业领域分为战略和非战略两类,不仅是因为战略产业领域重要,还因为这些产业可能需要国家给予特殊支持。

特殊领域的主要国企,未来较长时间内国家可以继续控股,而一般产业领域的国企,国家未必一定要控股。

第二步,根据产业内现有国企的作用、地位及其发展战略,制定股权调整政策。对于一般产业领域的非战略性产业的国企,国家股可以减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企,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增资。在战略性产业领域,如果已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就没有必要人为扶持国企。要确定这些领域企业减持的国家股下限,但这不是说要立即大幅减持,而是要明确股权调整政策,这样可以方便企业据情机动调整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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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决定的。

1、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是同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

2、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依靠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的力量,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沿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3、公有制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拥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力量,控制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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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各类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又有所区别。为评价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按照对工业总产值、社会零售总额、工商税收、就业几个方面的分类分别来考察不同的经济成分所具有的贡献。

表1 不同经济成分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注:资料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1991-1998),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25页。)

年份

外资企业

私营经济

个体经济

1999

15.92

5.34

18.18

表2 不同经济成分对社会零售商品额的贡献(注:资料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1991-1998 ),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版,第23、41、58、24、25页。)   年份

国有零售额比重

集体零售额比重

私营零售额比重

个体零售额   1989

39.10

33.20

0.42

18.63   1992

41.29

27.91

0.83

20.27   1995

29.85

19.31

4.88

30.33   1998

20.65

16.57

10.49

37.05

表3 不同经济成分对工商税收的贡献(注:资料来源:《中国税务年鉴》1992-1998 。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年份

个体

私营

外资

国有

集体 1993

7.93

0.26

5.20

63.56

21.08 1994

7.62

0.37

8.12

63.04

17.15 1995

7.27

0.65

10.38

59.74

17.58 1996

7.35

1.11

13.16

54.69

18.41 1997

6.71

1.32

13.95

56.33

15.34 1998

7.06

2.14

1999

5.59

2.48

表4 整个国民经济中各种类型经济企业从业人员情况(%)(注:资料来源:《工商管理行政统计汇编》(1991-1998),国家工商管理局办公室;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转引自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1、58、24、 25页。) 年份

国有

集体

外资

私营

个体 1989

18.27

6.33

0.08

0.30

3.51 1990

16.19

5.55

0.10

0.27

3.29 1991

16.46

5.60

0.25

0.28

3.56 1992

16.61

5.52

0.35

0.35

3.76 1993

16.45

5.11

0.43

0.56

4.43 1994

16.69

4.89

0.60

0.96

5.62 1995

16.57

4.63

0.76

1.41

6.79 1996

16.33

4.38

0.78

1.70

7.29 1997

15.87

4.14

0.83

1.94

7.82 1998

12.95

2.81

0.84

2.44

8.74 1999

12.14

2.43

0.87

2.86

8.84

从上述各项指标来看,个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在就业方面,个体经济已经成为除国有经济外,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成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有经济提供就业机会的功能正在逐年下降,按其战略地位,以后也很难有大的吸纳空间。因此,个体经济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更为引人注目。其次,目前个体经济在实现社会零售额方面已经是贡献最大的经济成分,其余的在工业生产总值和工商税收方面,其作用也不容忽视。然而,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经济成分在对就业和税收的贡献上,并不是同步的,往往是被看好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的经济成分,反而吸收就业的数量并不多,这是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而必有的“降本”观念所为。因此,如果与国民经济发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目标的认定联系起来,对不同经济成分贡献的衡量就会得出不完全一样的结论。

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中,就业是最重要的目标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而言,目前所存在的任何一种经济成分都有它的重要性,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各有自己的特点。问题是,当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或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我们比较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以及确定它在发展战略中地位的依据。

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无论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还是对出口的贡献,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就业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目标,它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其原因在 于:

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7 %的警戒线,今后几年可能还会再提高1至2个百分点,中国目前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应该为7.03%,在达到9.73%时,就会造成重大的社会经济风险(注:莫荣:《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汝信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版,第166、167页。)。农村地区本来就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隐性失业的现象,目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4%左右,但农业只占GDP的15%。在加入WTO之后,由于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农民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更多的农民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寻找其他就业机会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它对于就业形势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就业形势的严峻性还在于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为追求经济增长,在政策优惠和政府的招商活动中,人们更偏好追求高新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为追求微观的效率,“减员增效”成为一个普遍被采纳的办法;而近年来,对经济的增长和出口贡献非常突出,对税收贡献也增加很快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由于注重微观效益,对就业的贡献虽然也在增加,但幅度十分有限。

过去人们认为,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如果改革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同步,就会出现越改革,越发展,失业越严重的现象。近年的经验表明,就业不是一个由经济增长附带的目标,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增长,而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发展目标,需要由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来予以保障,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导致不同的就业效应。比如,是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还是优先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将使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入,提供完全不同数量的就业机会。

进一步来看,最近几年我国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已十分突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普遍地扩大就业,尤其不能更多地吸收下岗失业人员和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不能同步,甚至是以牺牲就业为代价。这种发展所造成的结果就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城乡与地区差别无法缩小,甚至不断扩大。

笔者认为,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指标,它不仅与效益相联系,也与社会公正与公平,与稳定相联系。扩大就业,应高于其他指标,成为指导今后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

另一方面,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解决就业问题的对象,主要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人的特点是除了劳动力外,既缺少其他人力资本(经营能力、专业知识),也缺少必要的经营资本。当现有的产业不能吸纳他们就业时,他们很容易就成为失业和潜在失业人口,并由此成为低收入或贫困群体。所谓就业问题,主要是使他们在经济的发展中能获得就业的机会。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发展什么经济成分对解决就业问题可以作出最大的贡献?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对就业都作出了贡献,但其贡献度并不相同。

从前面的表列中可以看到,目前在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在各类经济中最大,但它对就业的贡献不是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而是呈不断萎缩的态势。在改革深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有经济的战略地位必然要求她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使它对就业的贡献率会进一步降低。

集体经济(包括乡镇企业)曾经对就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原有的集体经济在新一轮市场争夺中面临艰巨的结构转换,企业较多减员而较少增员;新型的集体经济如股份合作制、合伙制企业,出资者即劳动者,利益机制的刚性使之在用人方面也是精打细算,虽能提供就业机会,但其贡献也已从80年代的排名第二位降低到第四位。

外资企业对经济增长、出口以及税收的贡献都非常突出,1999年出口占全国的45.47%,税收占全国税收的15.99%。但是如果从就业来看,1999年在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为612万,占全国城乡就业人口的2.91%,占全国就业人口不到1 %(注: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60页。)。由此可见,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就业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加入WTO以后, 外资企业将进一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不可能对解决中国的低层次劳动力的就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私营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到1999年从业人员已达到2022万人。它的进一步发展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但由于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限,仅靠私营企业仍无法解决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

从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数据中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对解决就业具有巨大的贡献和潜力。1999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为6241万人,仅次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的8572万人,成为国民经济中第二大吸纳就业的经济成分。如果其他经济成分在提供就业机会上都是有限的话,我们要考察的是,在我国未来个体经济是否有可能大发展,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渠道。

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理由

在我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局面下。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意义,是由于它对解决就业问题具有很大的潜力。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个体与私营经济都有迅速发展的势头,而且私营经济的规模、效益,以及单个经济体雇佣从业人员的数目都要高于个体经济,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发展个体经济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因为发展个体经济门槛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