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和证券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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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对于股票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当股价上涨时，认购权证会水涨船高，而认沽权证则会发生相应的缩水。

2、在股价下跌时，认沽权证上涨会对股东给予一定的补偿，从而保持股东的盈亏平衡，认购权证则是能让股东在未来业绩增长中获得红利。

3、权证到期后两者的价值是不一样的，认购权证到期不会对股价造成什么盈，只需要按行权价购买股票；而认沽权证到期时，是属于价内权证，股价会小于行权价格。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关键词：经纪人证券公司投资者法律关系

在证券市场中，证券商以其特有地位，发挥着促进证券流转的枢纽功能。各国证券法对“证券商”一词的界定与使用不同。美国证券法律没有直接规定证券商的概念，代之以经纪人（brokers）、自营商（dealers）、人（agent）和“broker-dealer”等概念。韩国、日本的证券交易法通过对证券公司和“证券经营业务”内容的界定间接明确证券商的概念。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证券法律则明确规定了证券商的概念。我国证券法未直接采用证券商这一概念，而是规定了证券公司等概念。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19、129条的规定，我国证券公司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两类，二者均可从事经纪业务，也就是说，我国的证券公司都可以成为证券经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37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作为证券经纪人，证券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本文暂且将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称为证券公司经纪人，以别于其他经纪人。

由于面对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广大投资者很难作出合适的证券投资选择，且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03条的规定，一般投资者不得进入证券交易所亲自参加交易，加之作为自然人（以佣金为收入来源的一类证券从业人员）和非法人的经济组织形式存在的证券经纪人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托于证券公司才能实现其证券经纪的功能，因而，证券公司经纪人便成为证券市场的中坚力量，直接与证券投资者发生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投资风险的承担、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和证券法立法目的实现，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问题，世界各国规定不一，但大致可因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规定而划分开来。由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民事相关概念和制度上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将这种关系规定为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先让我们看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及其成因，再论我国的实际情况。

一、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之考察

现代社会，英美文化对各国影响极大，在证券业界这种影响更是凸现耀眼，其中尤以美国的证券立法走在世界前例，为各国所效仿。

理论上，“英美法认为，经纪人是为获得报酬被雇于进行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人”，“通常是收取佣金为买方或卖方购买或出卖股票、债券、商品或劳务的人。[1]法律上，（1934年美国证券交易法）第3条第A款第4项把”经纪商“广泛地定义为”任何他人从事证券交易业务的人，但不包括银行。“该法注释中说明，经纪商”纯粹是代客买卖，担任委托客户之“。[2]美国法院判断一个人是否经纪商的标准有，（1）该人他人买卖了证券，从事了证券业务。活动不一定是全日的；（2）在从事证券买卖中，该人收取了佣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补偿；（3）该人向公众视自己为经纪商；（4）该人代顾客保管了资金或证券。[3]英国1889年<经纪人法）规定经纪人是人之一。根据有关商事法律规定，经纪人是受雇代表他人从事购买或售卖的一种人。[4]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人的关系是关系。也就是说，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委托证券公司证券买卖业务，证券公司经纪人在证券交易中是投资者的人。那么，英美法系中”“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呢？一般意义上的，是由一人代另一人为法律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归于被人（本人）。[5]概念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各国民法关于的规定并不一致。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在英美法系国家，法自成一体，其涉及范围比大陆法系广泛得多。但英美法中的主要是委托，有关立法、判例和学说很少涉及法定。这是因为英美法中的家庭法律制度及信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大陆法中法定的职能。在英美法中，有关商事都是委托，而且都是有偿的[6].其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团体成员的内部关系。合伙被认为是法的一个分支、合伙人之间、合伙人与合伙企业之间互为关系；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是人与被人的关系，雇主对雇员在业务范围内的一切活动向第三人承担责任。第二，企业与相对人进行交易时形成所谓”企业交易“。无论交易以企业的名义，还是以企业成员的名义进行，企业本身须对自由交易产生的侵权之债与合同之债负责。于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广义概念，即人不论是以被人名义，还是以人本人名义代被人为法律行为，不论法律行为的效果直接归属被人，还是间接归属被人都是。前者就是直接，后者是间接。用一位美国法学家的话来说：”广义乃是多种法律制度之综合，其所以范围渺无穷尽，自由世界的一切事物无不籍此而推进。一个人雇佣他人为自己工作、出售商品、代表自己接受财产的转让，与他自己亲自进行这些行为具有同样的效力。众所周知，假如没有制度一切企业都将无法存在。“[7]为什么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是这样呢？弗里德曼说：”任何声称是关系的最终真正及主要主题及目的，都是通过人的行动来构成委托人与外人的直接合同关系。这是的核心。“[8]普通法强调的核心是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并为了维护这样的确定性质而付出了代价，就是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受到漠视，未能取得充分发展。故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采广义概念，不仅承认大陆法中的”直接“关系，也承认大陆法中所谓”间接“关系[9]，其间接（或隐名）主要指各种行纪关系及商、经纪人等在商业活动中与委托人及第三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同时也包括一切非商事性质的不公开人身份的关系[10]，居间人、行纪人、拍卖人等都处于人的法律地位，具有同样的权利、义务，没有独立存在的行纪、居间制度。经纪人、人、中间人成为同义词。无怪乎，《牛津英汉百科大辞典》将英文”Agency“译为商、业、居间介绍、媒介等，基本上与中介同义（《中华大辞典》谓中介为媒介之意。），因此，在广义概念的基础上，英美法系国家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规定为关系是完全正确的，由证券公司经纪人客户买卖证券符合实务，保证了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同一。

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考察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在许多法律概念和制度上都存在着差异，有关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不同法律规定就是明显的一例。

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系广义，由委托所生之业务大多，产生委托的法律关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由委托所生的法律关系有委托、行纪和居间等。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所称仅指人以被人名义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被人，系狭义的概念。<日本民法典》第99、100条规定：“人于其权限内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人未明示为本人而进行的意思表示视为为自己所为。”台湾地区民法上所称之是人在权限内依本人之名义为意思表示，其效力直接及与本人，学说上称之为直接。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与之应严予区别者，系所谓间接。所谓间接，系指以自己之名义，为本人之计算，而为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首先对间接人发生，然后依间接人与本人之内部关系，而转移于本人之制度。由是可知，间接非属民法上所称之，只可谓为类似之制度而已。关于间接，民法仅于行纪设有特别规定，于其他情形，则依其内部法律关系处理之。[11]“证券经纪商系接受客户委托，为他人计算买卖有价证券，乃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计算之交易”，“此所谓以自己名义为之，系指证券经纪商代客于有价证券集中交易市场从事买卖，均以证券经纪商名义为之，而与该相对人订立契约即可。”[12]可见，在大陆法系狭义概念的基础上，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不是投资者的人。在日本证券交易制度中，始终坚持了狭义制度。为了贯彻民法典中狭义制度，在证券交易中，将证券公司接受客户委托，以证券公司名义为客户买卖证券规定为“佣金”，以区别于民事制度中的“一般”[13]，并规定佣金适用日本商法典关于行纪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16条更是明确规定，从事有价证券买卖之行纪或居间者为证券经纪商。很明显，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证券经纪人与人不是同一法律地位，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不是关系，而是行纪、居间法律关系。这是由大陆法系国家的、行纪、居间概念和制度决定的。所谓行纪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接受他方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用他方的费用，为他方办理动产和有价证券买卖等业务，并获得佣金。行纪制度源于古罗马时代。现代意义上的行纪制度可见于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商法典，瑞士债务法也有规定。（日本商法典）第551条规定：“行纪是指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买卖物品为业。”由于行纪行为的后果，需由行纪人另为转移行为，转给委托人，故行纪实为间接。所谓居间是指当事人约定一方按另一方的要求，向另一方提供与第三人订约的机会或作为他们之间订约的媒介，并获得佣金。居间制度在古罗马时代已有之，近代居间合同始见于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法国商法典、德国民法典和商法典以及瑞士债务法中都有居间的规定。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制度允许证券商从事行纪、居间业务。证券公司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是行纪或居间关系。

当然，由于英美证券法律制度领导着世界的潮流，大陆法系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免深受其影响，最明显的一例是上文提到的日本证券法律制度规定的“佣金”，日本商法典明文规定它实质是行纪，却仍沿用“”一词称谓它。

三、我国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关系的法律思考

关于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我国理论界说法不一。有观点认为，“从实际运作来看，经纪行为从本质上具有行为的基本特征，确切指民事行为中的委托行为，”[14]即委托关系。有观点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证券交易行纪法律关系或证券交易居间法律关系[15].有观点则认为是信托关系[16].还有观点认为二者的关系是经纪法律关系[17].立法上，对二者关系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矛盾和混淆。首先，证券法第137条在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时，条文本身就存在弊病。该条将证券公司经纪人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在法律上讲，中介的含义并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溯源。如前所析，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与中介基本上是同一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和中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同。有人认为中介业务就是接受委托，进行竞价、促成成交，通知委托者办理清算、交割、过户手续等等[18]，这与同为本条规定的业务有何区别呢？如何理解该条中规定的与中介的概念及其关系呢？其次，同为，民法通则与证券法的规定有出入。根据证券法第137条的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客户买卖证券。我国法律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民法通则沿袭了大陆法系的传统，采狭义的定义。依据我国现行民商法之根本大法-（民法通则）第63条的规定，民商法上的“必须是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以自己名义（而不是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使其法律效果间接归于被人，则不得称为”[19].也就是说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必须以投资者的名义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才为。然而，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03条的规定，在证券交易过程中，证券公司经纪人执行客户委托须以自己名义进行。由此，我国证券法上的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制度不一致。若用英美法系的概念解释我国证券法规定的概念，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与中介的概念属同浯反复。若采民法通则规定的概念，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概念一致，在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时就不应该采用的概念，规定为“代为”客户买卖证券似乎更为适当。再次，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同合同法的规定不一。合同法中专章规定了行纪和居间制度。这些规定将证券公司经纪人的业务界定为行纪、居间，与民法通则的有关概念和规定保持了一致，与证券法的相关内容有别。如（合同法）第419条“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的以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的规定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规定为行纪关系。上述种种不同规定导致证券公司经纪人和投资者之间关系难以确定，使证券公司经纪人在证券交易中的法律地位模糊不清。那么，在我国现在的法律环境下，他们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呢？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梁定邦先生说过“民法的范畴是证券法赖以建立的基础”，“没有任何专门的证券法可以独立存在，所以他们亦要考虑民法及其他关于金融产品的法律的发展。”[20]其言下之意乃在于证券法应建立在民法的范畴之上。我们赞同这一观点。从法制系统工程来看，性质相同此相近的法律、法规使用的法律概念和词语及其含义应该保持一致。否则，将使整个法律体系混乱，给执法者和受法者的执法和受法造成巨大困难。从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而言，虽然特别优于基本法，但在法律概念上应保持一致。因此，有必要从几种相近的民法范畴的比较中探寻之。

1.委托和行纪的不同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分为法定、指定、委托。委托是基于当事人意示表示而发生权的。委托和行纪在我国古已有之，民法通则中只明文规定了委托制度，却没有规定行纪制度，也就是说，只规定-厂委托法律关系，没有规定行纪法律关系。但现实生活中行纪大量存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行纪业蓬勃发展，延至今日，已成规模。我国实务对行纪是肯定和保护的。合同法第22章，共10个条文，对行纪合同进行专章规定。就我国有关委托和行纪的有关规定与实务以及国外立法规定来看，二者存在以下区别：

（1）身份不同。委托的人无须特殊身份，只要是一般民事主体即可。行纪人是多为具有特定行为能力的经济组织，一般都具有商号身份，如信托商店、证券公司等。

（2）名义不同。委托的人以被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而行纪人则是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如，我国合同法第414条中规定，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

（3）行为效果不同。委托的法律效果直接由被人承担。行纪的法律效果直接归于行纪人，间接归于委托人。委托人与交易的相对人之间并不存在法律关系，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均由行纪人和相对人直接承担，然后再由行纪人转移给委托人。如我国合同法第421条规定，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日本商法典第552条和台湾民法典第578条也有类似规定。

（4）行为的范围不同。作为一般民事制度，委托的范围没有具体的限制，而行纪人只能从事法律允许从事的业务。如我国合同法第414、419条规定行纪人只能“从事贸易活动”、“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等。日本将行纪限于为物品的买卖或其他非买卖行为。德国的行纪限于为商品或有价证券的买卖行为。我国台湾地区将行纪限于动产的买卖行为及其他商业上的交易行为。

（5）有无偿性不同。委托可以无偿，也可以有偿，由当事人协商确定。行纪行为是有偿法律行为，委托人应该支付报酬。

可见，在我国的法律环境下，委托与行纪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我国证券法规定，证券公司经纪人接受投资者委托后，是以自己名义入市交易、清算、交割并承担责任，这实属行纪行为，二者之间形成行纪法律关系，而不是委托法律关系。合同法第419条的规定正说明了这一关系是行纪关系。区别和行纪的意义在于分清当事人及其责任。在行纪关系下，投资人只能与证券公司经纪人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不涉及交易中的对方。集中交易时直接交易双方是证券公司经纪人。若发生证券交易纠纷，投资者无权直接向对方当事人求偿。此种法律关系之弊病在于，如果证券公司经纪人不行使求偿权，投资者则会因不是当事人，没有求偿权，导致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为避免此种弊病，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特殊规定。“为使交易之效果在涉及民事责任或诉权时归于真正下单之投资人，证券交易法在1977年修正时，在第20条第4项规定：委托证券商以行纪名义买入或卖出之人，视为前项之取得人或出卖人，”[21]也就是说，将投资者视为证券交易的直接当事人，有权超越证券商，直接要求对方当事人承担责任。台湾地区的这一修正弥补了将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为行纪关系的不足，值得我们参考。若将二者的关系确定为委托，那么，一旦出现交易纠纷或事故，权利、义务完全归于委托人（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经纪人无关，证券公司经纪人对证券市场和交易不负任何责任，届时投资者不但找不到相对交易人，而且更难于举证，其利益必将无法得到及时合法的保护，此与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及实务相谬。我国证券法将二者的关系规定为关系令人费解，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委托不符，与合同法相冲突，与我们的法律体系不合。

2、委托与居间的不同

在我国古代，居间早已存在，称居间人为“互郎”、“牙行”或“牙纪”。古罗马也有居间制度。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居间，但我国实务上一直承认居间。合同法第23章专章共4条规定了居间合同。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他方委托人支付报酬。从有关立法和实务上看，委托和居间虽都建立在委托和信任的基础上，但二者区别很大。

（1）行为的内容不同。委托人本人与第三人签定合同，并可决定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合同的内容，处理的事物一般具有法律意义。居间人仅为委托人报告订约机会或为订约媒介，并不直接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办理的事务本身不具有法律意义。

（2）行为的名义和目的不同。委托人以被人的名义为其服务，对被人负责。而居间人则是以自己名义从事媒介行为，对双方当事人负有诚实居间的义务。

（3）有无偿性不同。委托可以有偿也可无偿，由当事人选择决定。居间则是有偿的，但只能在有居问结果时才得请求报酬。

可见，委托与居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证券法律制度允许证券商从事居间业务，就是说，允许证券商接受委托，为他人报告订约机会，介绍买方和卖方，或为订约媒介促成其成交。我国证券法对此未有明确规定，而是在第137条规定了“中介”二字。<中华大辞典）谓中介为媒介。从法律上讲，证券法规定的“中介业务”实际上就有：述的居间业务。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的居间业务为数不少，理应受法律保护。有观点认为证券经纪商是居间人的观点与现代各国证券交易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22].我们认为在一段时间内，随着行纪人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全面，可能会大量出现居间人和行纪人重叠的现象，单纯居间业务减少，似无存在之必要，但长远看来，随着交易制度的完善、交易方式的科技化和市场的国际化，证券交易的方式呈多样化，证券公司经纪人作为居间人仍有存在之必要。

3.行纪与信托的不同

我国理论界曾经称行纪为信托，因英美法上另有与行纪涵义完全不同的信托制度，为了区别，而不再称行纪为信托。英美法上的信托制度，起源寸：中世纪英国衡乎法的用益权制度，其实质是一种转移与管理财产的制度。信托是指委托人（信托入）将财产权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则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在行纪和信托关系中，行纪人和受托人虽都基于信任关系，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利益而管理和处分特定财产，但二者之间存在许多不同。

（1）性质刁；同。合同法414条明确规定行纪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信托则是一种财产管理关系，英美法上的信托类似于大陆法中的某些他物权制度。

（2）当事人不同。行纪的当事人为委托人和行纪人，信托的当事人有信托人、受托人和信托受益人三方。在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与利益相分离，所有权属受托人，利益属受益人，且受益人不一定是委托人，通常为第三人。行纪关系的委托财产的所有权和利益均归于委托入，无分离的可能。

（3）行为的内容不同。行纪人主要从事代客买卖等业务，而且必须服从委托人的指示。信托人系“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其行为范围远大于行纪人所能为。

（4）成立要件不同。信托须以财产交付给受托人为成立要件，行纪则不以交付财产为成立要件。

（5）法律责任不同。违反行纪合同主要承担违约责任，而在英美法上的信托制度中则有完全不同于合同责任的信托责任[23].（6）享有介入权不同。在委托人无相反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于受托出售或购入的物品，行纪人可以自己作为买受人或出卖人购入或售出，这就是行纪人的介入权，合同法第419条给予了规定。在信托关系中，为防范利益冲突，禁止受托人拥有介入权，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卖给自己，不得用信托资产购买自己的财物。

可见，在行纪与信托之间，证券公司经纪人接受投资者委托，代客买卖证券，实属行纪性质，非为信托。

关于证券经纪商在接受投资者委托进行证券买卖时与投资者形成的法律关系为经纪法律关系的观点[24]，从其对经纪的界定来看，经纪即为我们所说的行纪。“经纪是指一方（经纪人）接受他方（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他方利益从事物品的卖出和买入等行为并收取报酬的行为。”[25]我国台湾学者陈春山在论述台湾证券交易法时认为，所谓经纪依民法第576条之规定乃是以自己名义为他人计算，为动产之买卖或其他商业上之交易，而受报酬之营业。所谓经纪商，依证交法第15条、第16条之规定，乃是指经营有价证券买卖之经纪或民间之业务者。对经纪的这种解释及其引用的有关法律条文规定，实际上都是对行纪的定义和有关规定，甚至条文中采用的字眼原本就是“行纪”。我们认为，该观点所说的经纪法律关系实际上就是行纪法律关系。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实务中，并没有规定经纪法律关系，而是将行纪法律关系确定了下来。既然已经有了行纪法律关系，再无必要规定一个与行纪法律关系基本相同的经纪法律关系，“画蛇添足”，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

因此，我们认为，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经纪人与投资者的关系是行纪或居间法律关系。这是由我国的民法范畴决定的。一位知名的法学家曾经提及，如果要执行法律，法律的条文必须准确，以防止不法者在法律漏洞中运作，削弱法律的公信力。对于证券法第137条的规定与民法的有关规定相脱节之处，极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将证券法第137条规定的“”解释为适用行纪的有关规定，“中介业务”解释为居间业务等，以求法律、法规的准确性、完整性、严密性，以满足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更好地发挥证券法的作用。

注释：

[1]吴弘主编：《证券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3页。

[2]潘金生主编：《中外证券法规资料汇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771页。

[3]张育军：《美国证券立法与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4]董安生主编译：《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5]杨志华：《证券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6]陶希晋、佟柔主编：《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9页。

[7]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415页。

[8]何美欢：《香港法》（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9]罗伯特。霍恩等：《德国私法与商法》，1982年英文版，第226页。

[10]陶希晋、佟柔主编：《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11]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64页。

[12]吴光明：《证券交易法》，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13页。

[13]参见JapaneseSecuriticsRegulation，p.138.[14]陈学荣：《中国证券经纪制度》，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15]韩松：《证券法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191页。

[16]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0页。

[17]吴弘主编，《证券法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4页。

[18]李双元、李晓阳主编：《现代证券法律与实务》，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19]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第87页。

[20]梁定邦：《证券法的领域》，载中国证监会主编《证券立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1]余雪明：《证券交易法》，财团法人中华民国证券市场发展基金会1990年版，第128页。

[22]吴弘主编：《证券法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5页。

[23]王家福等：《合同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页。

篇3

（一）广义的投资银行定义解析

早在15世纪，伦敦和一些英联邦国家从事国际贸易并兼营承兑业务的商人事务所发展形成了最早的商人银行。19世纪，商人银行传入美国并进一步发展成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称谓。 “投资银行”是美国和欧洲大陆的称谓，英国称之为“商人银行”，在日本则指“证券公司”。

一般人望文生义，容易将“投资银行”做字面理解，既有“投资”性的“银行”。其实，这四个字大有学问。

1.“投资”

学理上，根据对“投资”的不同解释，把世界上所有投资银行界定为四种：（a）任何经营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可以称为投资银行；（b）只有经营一部分或全部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才是投资银行；（c）把从事证券承销、交易、企业并购的金融机构称为投资银行；（d）仅把在一级市场上承销证券和二级市场交易证券的金融机构称为投资银行。

可以看出，在从（a）到（d）这四种形式中，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从宽到窄，与证券市场的联系从松散到紧密。

2.“银行”

从名字、组成和功能上看，世界上活跃的所有投资银行不过四种类型。

（a） 独立的专业性投资银行。这种形式的投资银行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存在，名称上一般不出现“投资银行”字样。美国的高盛公司、美林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第一波士顿公司、日本的野村证券、大和证券、日兴证券、山一证券、英国的华宝公司、宝源公司等均属于此种类型。他们通常都有各自擅长的专业方向，比如收购兼并，比如证券承销。

（b）商业银行（Commercial Bank）拥有的投资银行（Investment Bank）。这种形式的投资银行主要是商业银行对现存的投资银行通过兼并、收购、参股或建立自己的附属公司形式从事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业务。这种形式的投资银行名字里一般带有“投资银行”字样。

（c）全能性银行（Universal Bank）直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这种类型的投资银行主要在欧洲大陆，他们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同时也从事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 这种形式的银行名字里一般有“银行”字样，但不一定有“投资”。

（d）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兴办的财务公司。这些“投资银行”的名字里通常没有“银行”字样，但通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3.可见，“投资”已经不仅仅是“直接投资”；而“银行”也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银行“Bank”，更多强调的是中介性、证券投资性。

“投资银行”区别于其他相关行业的显著特点是，（a）它属于金融服务业，这是区别一般性咨询、中介服务业的标志；（b）它主要服务于资本市场，这是区别于传统商业银行的标志；（c）它是智力密集型行业，这是区别其他专业性金融服务机构的标志。

在实务操作上，金融证券专业人士通常认为，“广义的投资银行”是指所有从事直接与“证券”、“证券市场”相关联的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资金需求方出售证券，资金最终提供者即资金盈余方购买的是资金需求方所售证券，投资银行代表资金需求方出售证券及办理相关事宜。这是投资银行的最主要业务，但并不是唯一业务。

专业人士谈到“投资银行”，通常指的含义是“券商”、“证券公司”。

（二）投资银行业务

经过最近一百年的发展，现资银行业务逐步朝着多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出现了所谓的“金融百货公司”，使得投资者几乎任何金融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投资银行的业务与证券市场的联系越来越松散。其核心业务大致分为三类：传统型、创新型和引申型。

传统型业务主要包括证券承销、经纪和自营，这是投资银行最本源、最基础的业务，也是投资银行业兴起至今给该行业带来最丰厚利润的业务。

创新型业务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诸如企业并购、重组等收费性咨询业务以及证券化业务。

引申型业务则指近 2 0年以来兴起的资产管理和新的衍生品交易，包括互换、契约废止等产品。

在投资银行这些业务中，不可不提的是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中发挥的作用。

应该指出，在美国，企业间相互吞并的案件极多，几乎每年工矿企业资产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吞并案件多达数千起，中小企业吞并案例多达数万起。各大公司间，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吞并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工程，涉及法律、产权、技术、市场、劳工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它们都需要寻找靠山式人。投资银行自然成为安排公司兼并收购的重要媒介和顾问。

一般来说，美国的投资银行在一项单独的购并交易中扮演着“人”和“主人”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人”，投资银行向收购方提供有关收购企业方面的咨询；同时也为企业出售方提供有关产权转让方面的咨询服务。另一方面，作为“主人”，主要指投资银行向收购主承诺提供贷款，这种贷款可以是投资银行自有资金，也可以是作为受托人所管理的基金。

二、 美国“投资银行”定义、银行法、投资公司法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英文对应“Investment bank”和“Investment banker”，两个词经常通用，后者既可以指“投资银行家”个体，也可以指“投资银行”这种金融机构。

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 Investment Company Act）Section 2（a）（21）对“投资银行”做了界定。

“投资银行”即，“投资银行”是指从事他人发行证券的承销业务的任何人，但不包括投资公司、非日常业务而在单独的交易中担任承销商的任何人或者从事实推断某些只为一家或多家投资公司承销证券的任何人。（“Investment banker” means any person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underwriting securities issued by other persons， but does not include an investment company， any person who acts as an underwriter in isolated transactions but not as a part of a regular business， or any person solely by reason of the fact that such person is an underwriter for one or more investment companies.）而“人”（person）是可以指自然人或者公司（“Person” means a natural person or a company.）可见，这个定义是“狭义”的，仅仅涉及到“投资银行”在一级市场的“承销”业务；从主体资格上看，又是广义的，不仅仅指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不仅仅指银行，可以是任何公司或自然人。

相比之下，美国学理上对“投资银行”的定义要广泛得多。通常指“为公司或市政机构发行证券作承销商或人的个人或机构” （An individual or institution which acts as an underwriter or agent for corporat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ssuing securities），“但通常会从事经纪人或交易商的运作，为先前发行的证券创造一个流动性较强的二级市场，并维持市场价格的稳定，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意见”，（Most also maintain broker/dealer operations， maintain markets for previously issued securities， and offer advisory services to investors）“投资银行在收购兼并、私募发行、公司重组中起到很大作用”，（ investment banks also have a large role in facilitat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rivate equity placements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投资银行不象传统银行那样面向个人接受存款发放贷款”（Unlike traditional banks， investment banks do not accept deposits from and provide loans to individuals. also called investment banker.）。

有趣的是，“投资银行”虽字涉“投资”和“银行”，但是美国有关银行和、投资公司的法律对“投资银行”业务的有关规定却相对间接、简单。

（一） 银行法的有关规定

1.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三个主要部分之一便是规定商业银行（从事吸取和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承销和发行证券）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使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出现了。该法第20条、第32条等条款规定如下。

（1）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业务

任何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一般不能同时经营证券投资等长期性业务；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包销股票和债券业务；不准商业银行持有公司股票；商业银行的人员不得在投资银行兼职；商业银行不得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或附属机构。

（2）禁止投资银行染指商业银行业务

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承销企业、公司和政府所发行的证券以及有关这一业务的顾问、咨询等工作；投资银行在经营证券业务的同时不准经营支票存款、存单存款、贷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只能用自己的资本而不是客户的钱去认购证券。

虽然该《法案》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了，但它们彼此间的业务仍有着密切联系，分离在实务中并不彻底。（a）有些投资银行就是从原来的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的，比如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由原来的大商业银行J.P.摩根公司的一部分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离开后成立的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机构。投资银行在包销股票、债券时，如果金融额度很大，往往由多家银行组成辛迪加，共同购销证券，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也积极参与。（b）由于1933年银行法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国外机构，因此，许多大商业银行也积极为海外的美国公司、外国大公司和政府包销债券。 （3）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包销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券。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界限向日益缩小的趋势发展。

为了规避分业经营的限制，美国商业银行创造了在商业银行之上设立控股公司，由控股公司来从事其他业务包括证券业务的经营模式。如果仅从法律上来看，这种模式并不违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限制性规定。但1956年，美国国会颁布了《银行控股公司法》，将此种模式也纳入分业经营的监管范围。

2.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of 1999，又称Gramm－Leach－Bliley法），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揭开了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的新纪元。

《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允许银行控股公司选择注册成为金融控股公司。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商业银行可以从事各种金融业务，但是，仍然不能从事金融之外的实业。至此，美国首创的金融分业监管模式在其出生地被抛弃，美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从事证券投资经营，行使投资银行的功能。

（二） 投资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1940 年投资公司法》第3条规定了“投资公司”的定义，其中豁免了“投资银行”。

“投资公司”的定义采用了主观和客观两种检验标准。（1）按照主观的检验标准，任何宣称自己是专门从事证券投资或再投资业务的机构即被认为是投资公司（Section 3（a）（1）（A）any issuer which is or holds itself out as being engaged primarily， or proposes to engage primarily， in the business of investing， reinvesting， or trading in securities）。在对此进行确认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法院将会着眼于公司的陈述、公司经营报告和财务报告以及股东的预期愿望。（2）按照客观的检验标准，任何事实上从事证券投资、再投资或证券交易的公司都被视为是投资公司，即使其不自称为投资公司。同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法院会考虑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财务报告结果以及公司和股东的关系。此外，如果公司 40% 以上的资产投资于证券（不包括美国政府证券和现金），则该公司将自动被视为投资公司（Section 3（a）（1）（C）any issuer which is engaged or proposes to engage in the business of investing， reinvesting， owning， holding， or trading in securities， and owns or proposes to acquire investment securities having a value exceeding 40 percentum of the value of such issuer‘s total assets ，exclusive of Government securities and cash items， on an unconsolidated basis）。

该法特别豁免某些机构不作为“投资公司”对待，第3（c）（2）（A）豁免了任何主要从事承销和分销他人发行的证券、向客户出售证券、从事经纪人业务、市场中介业务，或进行一项或数项此类活动，并且把其作为正常总收入的主要来源的人。（ Any person primarily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underwriting and distributing securities issued by other persons， selling securities to customers， acting as broker， and acting as market intermediary， or any one or more of such activities， whose gross income normally is derived principally from such business and related activities.）第3（c）（2）（B） （i）中规定，在本项中，“市场中介”指在金融市场上，固定或相对固定地从事一种或多种金融合同交易业务、充当市场买方和卖方的人（For purposes of this paragraph，the term “market intermediary” means any person that regularly holds itself out as being willing contemporaneously to engage in， and that is regularly engaged in， the business of entering into transact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market for a financial contract or one or more such financial contracts）。按照该条款，具有“投资”性质的“投资银行”被《投资公司法》豁免，不属于“投资公司”。

三、 适用证券法中有关“经纪人”、“交易商”的法律规定

（一）投资银行何时适用经纪人、交易商的法令

在一级市场，（1）公募发行中，投资银行最本源、最基础的业务活动是证券承销。通常的承销方式有四种：包销；投标承购；代销；赞助推销。（2）投资银行还可从事私募发行。私募发行又称私下发行，就是发行者不把证券售给社会公众，而是仅售给数量有限的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

在二级市场，投资银行在二级市场中身兼经纪商和交易商二职。作为经纪商，投资银行代表买方或卖方，按照客户提出的价格进行交易。作为交易商，投资银行有自营买卖证券的需要，这是因为投资银行接受客户的委托，管理着大量的资产，必须要保证这些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因此，在二级市场上起作用的投资银行可以适用证券法有关经纪人交易商的规定，但此种情形下适用法律有所区别。

1.投资银行为投资性的“银行”时

当投资银行是“商业银行拥有的投资银行”或者“全能性银行直接经营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首先是“银行”，然后才是具备“投资性”的金融机构。

所以，除了应该适用经纪人、交易商的一般规定，律师还可以想尽办法使这一类投资银行享受美国法律关于“银行”的一些豁免。如，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2条规定，“银行不因从事下列业务被视为交易商（i）许可的证券交易……。”

2.投资银行为非“银行”的“投资银行”时

当投资银行是“独立的专业性投资银行”和“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兴办的财务公司”时，不但名字中没有银行字样，而且完全不能享受美国法律关于银行的任何豁免规定。此时，投资银行与其他的经纪人、交易商并无区别。

因此，应该适用关于经纪人、交易商的一般规定。

（二）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对经纪人、交易商的定义

1.经纪人（broker）

一般来说，经纪人是纯粹的中间人，充当买卖证券的人，为个人或机构投资者实施交易以获取经纪人手续费。

篇4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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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业；现状；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三亚市证券业的现状分析

截止2013年5月，共有6家证券公司在三亚市开设了7家营业部。其中，中银国际证券三亚营业部成立于1993年，是第一家在三亚成立的证券公司营业部；银河证券和华泰证券则分别在2010年10月和2013年5月在三亚成立营业部，是最近才开始在三亚开展业务的证券公司。

2012年，三亚市各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和管理的客户资产余额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状态，并随着市场行情波动。2012年一年内，三亚市所有证券公司营业部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达到了1049.73万元，而同期管理的客户资产余额为216219.46万元，比年初的225411.55万元略有下降。

从证券公司来看，无论市场如何波动，中银国际证券三亚营业部管理的客户资产余额和营业收入一直位列第一位，而且优势十分明显，金元证券河东路营业部则紧随其后排名第二，之后是东吴证券三亚营业部和万和证券三亚营业部。而金元证券三亚迎宾大道营业部、银河证券三亚营业部和华泰证券三亚营业部由于成立时间相对较晚，开展业务时间短，目前管理的客户资产和营业收入还比较少，尚需进一步发展。

二、三亚市证券业存在的问题

（一）证券市场规模相对较小

目前，三亚的证券市场规模在全省排名第二位，但与省会海口市相比，还有着较大的差距。截止2013年5月，共有23家证券公司在海口市开设了30家营业部，这两个数字都是三亚市的四倍左右。2013年5月，海口市各证券公司营业部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总和为2966.04万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三亚所有营业部一年来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总和。与此同时，海口个证券公司营业部管理的客户资产余额达到了4891548.62万元，是同期三亚市各证券公司营业部的客户资产余额总和的18.5倍。因此，尽管三亚的证券业在稳步发展，但整体规模依然偏小，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二）服务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各证券公司在客户众多而工作人员有限的情况下，分类管理和精细化管理做得不够深入。证券公司普遍采取同质化的进行产品营销和服务，如对所有客户推广一种金融产品，并没有做到根据客户的特点，如受教育程度、风险承受能力等，进行不同的针对性的服务。在产品营销过程中，无法做到充分考虑投资人的投资风格和投资周期，造成产品不被投资人接受或者误导投资人的情况。

（三）对其他服务业支持不够

除了证券经纪等常规业务之外，证券公司还在公司上市辅导，以及发行债券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三亚市只有两家上市公司，分别为大东海A和海南瑞泽。三亚市的资产证券化率明显较低，由此可见，证券公司在对公司的上市辅导方面支持不够。此外，在债券发行发面，证券公司对其他行业的支持力度也显不足。

三、对三亚市证券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监管体制，发挥证券业协会的作用

和证监局相比，证券业协会具有贴近市场、贴近行业的优势，应当在证券业的监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证券业协会的发展还需要证监局的大力支持，证监局应当下放适当的权力，是证券业协会树立一定的权威，为证券业协会发挥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奠定基础。与此同时，证券业协会应当积极的进行行业自律管理，对各营业部和从业人员进行监管，提升三亚市证券业的整体服务质量

（二）各营业部应提升服务质量，吸引更多的客户资源

目前，各营业部对于客户的服务同质化比较严重，对客户的分类管理和细化管理做得不够。因此，各营业部在对客户进行投资咨询、培训等服务时，应当充分把握不同客户群的投资理念、投资习惯、风险承受能力的区别，开展针对性的服务，提升三亚市证券业的整体服务质量。同时，在进行金融产品营销时，也应把握不同人群的投资习惯与风险承受能力，采取区别化的营销方案，更好的帮助投资者获取更高的收益。

（三）证券公司应积极推广新的业务，创造新的增长点

目前，我国各证券公司的主营业务还是传统的证券经纪业务，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比较依赖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但是，随着在三亚开展业务的证券公司数量的增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势必会受到压缩。因此，积极开展新的业务，通过其他业务的收入弥补手续费和佣金收入的减少将成为各营业部的主要对策。开展新业务，如融资融券、资产管理等业务，需要监管部门的批准，因此，监管部门应当对符合资质的证券公司在三亚开展新业务予以放行，进一步激活三亚的证券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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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娜.浅谈我国证券公司创新业务[J].区域金融研究，2013，01：57-59.

[4]王霄冰.中国地方性证券业协会发展问题研究[J].中国证券期货，2013，04：46-47.

篇6

近期,关于境外企业可以在境内股市发行股票的消息频频传出,为此,国际板的开启引起了市场的关注。一时间,开启国际板的时机是否成熟?境内资本市场是否有必要再开一个国际板的大讨论不断。事实上,开启国际板可能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简单,它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应该由相关的法律条文来规定。而一直被市场热传的汇丰要成为首家国际板上市公司的说法,也有待时日检验。

今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在上海庆祝建党八十八周年座谈会上表示,未来上交所将进行三方面的金融创新工作,包括吸引红筹股和海外企业在上交所上市。一时间,国际版的推出,再次成了坊间热议的话题。日前,就这些话题,《新财经》记者专门采访了西南证券研发中心首席研究员张仕元和德邦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满平。

作为过渡国际板很必要

《新财经》:近期,国际板要推出的消息不断传出,证监会也在为国际板制定专属的上市规则和指导意见,您认为有没有必要再另外制定一套国际板的上市规则?为什么?

张仕元:我认为很有必要。毕竟我们目前的证券法和公司法主要是针对境内企业的,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也主要是境内投资者和经过批准的境外投资机构。国际板究竟是什么样的企业可以上市,是在境内有业务的外资或合资公司,还是在境内没有业务的境外企业?企业的上市是以A股IPO或发行CDR还是发行B股?融资是要求投在境内,还是可以全部用在境外,等等;都需要相关的法律条文加以明确。毕竟我国目前针对企业的法律有两类,一是约束内地企业的相关法律,其次还有针对外资和中外合资的法律体系。因此,在资本市场对境外企业开放时,有必要出台相关的规则。

《新财经》:允许外资企业来A股上市,其实就是在一个市场上市,国际板的概念是不是显得多余?

陆满平:允许外资企业来A股上市,确实就是在一个资本市场上市,但却是在不同的板块上市。国际板本身就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多余的问题。国际上也有专门国际板的先例,如日本、韩国证券市场的国际板。

张仕元:国际板的说法,应该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我国汇率和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国际化之前,设立一个过渡的国际板,可以缓解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压力。此外,随着国内资本的越来越充裕,国内资本走向国际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容许境外企业来境内市场发行股票,可以满足境内普通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当然,既然境外企业和境内企业上市存在许多差异,那么,单独成立国际板并设立相关指数,还是有一定的必要的。但长远来看,就没有必要单独另眼相待。A、B股以及未来的国际板,完全融合是最终的趋势。毕竟它们和创业板不一样。后者针对的企业和A股上市企业在规模、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交易规则也不完全一样。

《新财经》:国际板与B股市场有什么区别?

陆满平:B股的正式名称是人民币特种股票,它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和买卖,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B股公司的注册地和上市地都在境内。它的投资人限于: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定居在境外的中国公民。2001年我国开放境内个人居民投资B股。

国际板是指注册地在境外的公司制企业,在我国境内证券市场国际板公开上市,以人民币标值和单独交易结算,境内外投资者可以直接投资交易的专门板块。由此可见,我国的国际板与B股市场是有明显区别的。

资本的运用上,气度要大

《新财经》:境内企业也可以去境外证券市场上市。境外证券市场的外资上市标准与其本国的企业上市标准有区别吗?

张仕元:境内企业去境外市场上市,由于其融资的市场及其交易货币均是国际化的,因此不存在两套标准的问题。

陆满平:境内企业到境外证券市场上市,首先必须获得境内证券监管层的许可函,而这必须达到一定的条件才能获得。而海外创业板大多融资成本高、融资额少且交易不太活跃,上市意义不大。境外买壳上市,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中小型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捷径,但其实买壳上市的风险很大,交易所里到处都是买卖壳公司的小贩,充满着陷阱,后续再融资可能性小。境外欧美发达的证券市场,外资的上市标准与本国的企业上市标准没有什么区别,基本上“一视同仁”,给予外国公司证券市场上市以国民待遇。但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跨境监管和处罚适用如“萨班斯法案适用”等方面会有所区别。而一些地区特别是亚太国家,外资的上市标准与本国的企业上市标准,因不同的交易所和市场板块,要求会有所区别。如亚太最发达的日本证券市场,有国际板,但早些年并不太欢迎外资企业在其证券市场上市。

《新财经》:外资企业在境内融资后资金会怎样运用?

张仕元:我们的国际板是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而在境内资本市场融资,还是为外资企业境外发展筹集资金,这也许是我们设立国际板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从资金的充裕度来看,我国的资本充裕是相对的,如果是为了解决境内居民的境外投资问题而容许资金在境外使用,势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本短缺。但如果不容许资金在境外使用,似乎又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不相符合。

如果我们只定义为方便外资企业在境内发展筹集资金,解决外资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那么,就可以将国际板视为对境内外资企业的一种国民待遇,完全没有必要叫国际板。因此,笔者认为在资金的运用上,可以适当大度些,这样可以吸引优秀企业来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加速推进我国的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有利于上海国际金融地位的确立。

陆满平:境内证券市场受制于人民币没有国际化、没有市场化利率等,试点或者说过渡期的境内证券市场国际板,应该率先对已经在我国境内有独立公司制法人的国际跨国公司、大型企业或海外红筹上市公司回归境内国际板上市,其募集的资金要求使用在我国境内的独立公司制法人或红筹境内企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性项目开放,应该允许其在我国证券市场国际板募集的资金全球使用。

问题会有但不可怕

《新财经》:外资在境内上市,对于境内上市企业和欲上市企业有没有影响?

张仕元:影响肯定是有的,就像在水池养鱼一样,水池的水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封闭的),如果投的鱼多了,也许会缺氧,这就需要考量政府的平衡艺术了。此外,境外企业来我们的资本市场,可以给我们的企业提供一个新的参照,也许他们的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比我们强,那么,资金就会从境内上市公司流向外资企业。因此,外资企业来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影响肯定是不小的。

陆满平:国外企业境内上国际板,肯定会分境内证券市场融资功能的“一杯羹”。这种影响类似于大型央企的上市融资,但近几年来,大型央企的上市融资对市场的影响已越来越小。随着我国多层资本市场的逐步建设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池塘”越来越大,“水”也越来越深,从每天的交易市值来看,几年前证券市场日交易市值沪深两市相加过百亿已经了不得了,而几年后的今天即使上证指数在2000点以下,日交易市值也在1000亿左右。所以,国外企业上国际板,对于境内企业的影响非常有限。

《新财经》:您认为境内证券市场有必要搞那么多市场吗?

陆满平:有必要,但确实感觉有些多。如果国际板设立了,应该加快A、B股的统一问题;如果创业板设立了,可以考虑将中小企业板与A股或创业板合并。资本市场依据企业大小和经营风险的不同,设立三板、创业板和主板市场已经足够,能分别解决企业在发展初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的融资问题,实现各个阶段的资本增值。这就达到了资本市场设立的目的。

篇7

关键词：证券交易所得 资本利得税　海外比较

一、证券交易所得环节课税的理论依据

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以买卖证券资产产生的增值所得为课税对象而征收的种税，属于资本利得税的范畴。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和立法者就资本利得税制争论不休，焦点在于资本利得是否为所得，如为所得是否实行特殊税收待遇，是轻税、免税还是重税。

(一)主张对资本利得不征税　所持理由是：(1)根据“所得源泉说”的立法思想，所谓所得是指在来源上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的收入，而那些一次性或偶发性的收入因其既不能长久又无规律性则不能列为所得，证券资本利得就是其中的一种。弗里茨・纽马克将其表述为，只有从一个可以获得固定收入的永久性来源中取得的收入，才应被视为应税所得。根据这一学说，资本利得本身价值的增值是偶发性、不规则的收入，不具有循环发生的源泉性质，是一种不能预期的意外收益，不应作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同时资本转让过程中的损失也不能扣减其他应税所得。(2)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之所以增值乃至产生利得，大多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对由此而产生的证券转让收益征税，将会导致对资本的侵蚀，不利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3)交易所得因其没有规律性，往往需要冒较大风险才能获得收益，盈亏难以预测与把握，因此可以将其视为风险收入。若对证券转让收益征税，而对亏损又不予退税，结果会导致投资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从而阻止了资本的流动，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

(二)主张对资本利得征税　其主要依据是：(1)根据“净资产增加说”的立法思想，所得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投资者净资产的增加额，而不论其来源是否具有连续性和规律性。美国经济学家黑格和西蒙斯将所得定义为，一个人的消费加上或减去其财产价值的增减额。因此，所得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资本性资产收益。资本利得与普通所得相比，并无任何实质性的差异，因为两者都会使投资者的净资产增加，如果对资本利得不征税，显然是厚此薄彼，有失公平。(2)资本利得属于非劳动所得，劳动所得一般都要纳税，非劳动所得更应纳入课税范围之内。(3)证券利得税的征收可以调节某些证券投资者的巨额利润，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主张对资本利得征税的观点中，还存在着具体税制设计上的分歧。(1)关于资本利得计税依据的分歧。按照“净资产增加说”理论，对证券资本利得应该征税，但净资产增加的形式有两种。因此，在关于资本利得税计税依据的选择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设计方法：一是以增值表现为基础的计税依据。所谓增值表现，是仅在账面上看到了净资产数值的增加，但该部分价值并未实现，即“虚拟利得”。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的以增值表现为计税依据的理论认为，资本一旦产生，无论其价值是否已经实现，都表明投资者获得了相应的经济生产能力或经济购买能力。因此，只要资本利得发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二是以增值实现为基础的计税依据。所谓增值实现，即由于资产的出售或转让所得使净资产增值。建立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上的以增值实现为计税依据的理论认为，资产在尚未出售之前，账面上所反映出来的资产增值只是潜在的“虚拟利得”，需要投资者另外拿出一笔钱来交税，甚至有可能迫使投资者提前出售有价证券来筹集税款，从而改变投资结构影响资本构成。再者对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进行测算和评估也是件不容易的事，费时费力，其结果也不一定准确。因此，只有当资产被售出或转让，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能对其资本利得部分征收利得税。(2)关于资本利得税负担轻重的分歧。关于资本利得税的税负轻重问题上，存在相反的两种看法：第一，主张对资本利得采取轻税政策。持此观点的依据在于，对资本利得不征税有违税负公平原则，但又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实行轻税政策。一是资本利得与其他所得不完全等同，它是“纸上利润”(Paper Profit)，通常会再投资于其他证券，而不纳入正常家庭预算之内用于消费，即取之于投资，用之于投资。二是税负聚集的考虑。通常情况下，资本利得是多年积累形成的，若在其实现时一次按较高的累进税率课税。则其税负要比将资本利得按分期等量实现时的税负重的多。这将造成课税制度上的不公平，不利于从事长期投资。三是通货膨胀的因素。部分资本利得是通货膨胀的一种反映，这种名义所得的增加，并没有增加投资者的实际购买力，假如课以重税，则无异于没收其部分资本。四是紧锁效应的考虑。在实现基础上，资产出售即发生利得税负，如果采用高税政策投资者为了节税或避税，可能不愿出售或延迟出售其资本资产，从而阻碍资产的正常流通，产生投资“锁定效应”。五是对风险性投资诱因的考虑。资本利得是一种风险较大的投资收益，盈利与风险并存。若对盈利征税而对亏损不予退税，会导致投资风险的进一步扩大。为促使投资人从事收益高但风险大的产业给予优惠的税收，有利于发展风险投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第二，主张对资本利得采取重税政策。主张对资本利得课重税的理由是：一是不劳性。资本利得是因资产增值而发生的所得，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所得，而不劳所得应课以较辛勤劳动所得较重的税率。二是高所得阶层所占比例大。通常资本利得在高所得阶层所占的比例较高，如课轻税，无异于是对富人的所得课轻税，有损于税收的累进程度，从而使贫富更加悬殊。三是避免逃税。如对资本利得采取较一般所得较轻的课税措施，将可能诱使其他所得有意地转变为资本利得形式，以逃避税负。因此，是否对资本利得课税以及如何课税，见仁见智，各国一般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权衡利弊，从而决定各自的税收政策和相应的税收制度。

二、证券交易所得环节课税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证券交易所得环节的课税通过增减证券投资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规模和结构两方面影响证券市场的发展：

(一)影响证券市场规模的“收入效应” 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开征累进的证券交易所得税，具有自动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涨跌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如果证券价格上涨，投资者交易所得上升，随之而来的证券交易所得税负的上升使得投资者税负加重，从而导致证券市场规模缩小，抑制了证券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反之亦然，因此，在成熟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所得税是调节证券市场供求关系，平抑证券市场起落的有效杠杆。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会减少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收益，有抑制证券市场上涨或促使证券市场下挫的紧缩效应。国际上有些地区曾因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消息而引起证券市场狂跌。因此，何时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必须根据本国证券市场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来决定，不能盲目征收，否则必然会引起证券市场的动荡。

(二)影响证券市场结构的“替代效应” 首先，证券交易所得税能够影响证券投资的时期结构。若对证券持有期的长短不同的

所得课以不同的税负，如对持有期较长的证券交易所得课以较低的税或免税，而对持有期较短的所得课以较高的税，则能改变投资者持有证券时间的长短，起到抑制投机行为，鼓励人们从事长期投资的作用。其次，证券交易所得税能够影响证券投资的种类结构。根据投资收益取得的风险程度的不同，实行允许资本损失从增益中抵消的税收政策，则会起到鼓励风险性投资的作用。最后，证券交易所得税具有“投资锁定”效应。对证券交易所得征税，尤其是在适用高税政策时，投资者着眼于减轻或规避税负的考虑，可能会选择持有证券，而不是出售，这就把投资者锁定在现有的投资组合中，导致“投资锁定”效应的发生，不利于投资者依据经济情况变动来重新安排最优的投资组合，在客观上干扰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转。

三、海外证券交易所得环节课税的比较

证券交易所得是各国资本利得课税的重要对象。对证券交易所得课税，不仅涉及股票、债券等一般有价证券，有的国家还对认股证书(如日本)、投资股权(如西班牙)及其他证券财产权利的交易所得课税。伴随着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海外许多国家(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证券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地区)，在证券交易所得税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富有成效的探索。本文对海外交易所得课税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一)证券利得的课税方式与税率的比较　从各国(地区)课税情况看，证券交易所得的税务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免税。有三种选择：一是对一般利得都免税，因而证券利得也不征税。如香港税法规定对资本利得一般不征税，但如果投资者在短期内频繁炒作而获利，其所得可被香港税务当局裁定为经营性所得，并入其他所得计征薪俸税。二是对其他利得课税，但对证券利得免税。如我国台湾所得税法规定对证券交易所得免征所得税，但对证券交易损失也不允许从其他所得中扣除。三是对部分证券利得免税。如瑞士对个人从事期汇交易和金融期货实现的资本利得和出售或使用期权实现的利得是免税的。第二，作为普通所得并入综合所得课税。多数国家将证券买卖的价差收益视同普通所得，根据投资者是自然人或是法人，将其证券利得并入个人或公司综合所得中一起课征所得税。实行这种课税方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不区分利得与所得而同等课税的国家，如埃及、冰岛、印度尼西亚、挪威、俄罗斯、瑞典等。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股票投资的资本利得征税，并且从1921年开始，它们就适用于优惠的低税率。但考虑到所得税税率的大幅度降低和课税级距数的简化，美国在1986年税改法案中删除了资本利得和普通所得的差别，将过去资本利得的各项优惠予以取消，从1988年开始，所有变现的资本利得都视为普通所得纳税，最高税率定在28％。第三，对证券利得实行单独课税。即将证券交易所得从公司或个人所得中分离出来，不再计入综合课税所得而单独依率计征。有的适用特别税率(一般都是比例税率)，如巴西(15％)、法国(19.9％)、葡萄牙(10％)等；有的采用简易办法征税，即按出让价格的一定比例计征。例如，意大利对出让超过总股本一定比例的推定利得，按出让价格的1.05％课税(其他证券利得按净利得适用25％税率课税)。又如日本对于上市股票，把转让股票总价额的5％视为推定所得，对于可转换债券、认股证书，把售价的2.5％视为推定所得，分别按10％和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实际相当于转让总价的0.5％)进行源泉扣税。从税负看，除爱尔兰利得课税统一实行40％的高税率以外，其他国家对证券利得单独课税的一般都适用较低的税率。

(二)长期证券利得与短期证券利得的比较　区分长短期利得是资本利得不同于所得课税的重要表现之一，许多国家对资本资产拥有时间长的，实行低税甚至免税，相反则实行高税，以达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短线投机。如德国规定对投机性的资本利得扣除一定免征额后全部课税，对长期性资本利得免税。法国对公司资本利得分短期(两年以内)和长期(两年以上)，前者按33％征税。后者按15％征税。瑞典对长期证券利得超过免征额部分的60％给予免税，而对短期证券利得超过免征额的部分全额课税。当然，也有国家不考虑证券持有期的长短，统一实行比例税率。如美国个人所得税对长短期证券交易利得实行最高税率为28％的同等税收待遇。区分证券长短期利得的界线为1年的比较普遍，即持有证券1年以上的为长期利得，不足1年的为短期利得，如澳大利亚、奥地利、印度、土耳其、葡萄牙等。但区分界线也有长于1年的，如西班牙、法国、瑞典、挪威(同为2年)；丹麦(3年)；芬兰(5年)等。也有短于1年的，如德国、卢森堡(同为6个月)等。

(三)计税依据的比较　从各国(地区)课税情况看，证券交易所得的计税依据并不相同。第一，资本损失冲抵和结转的比较。基于证券投资的高风险性，为了体现公平原则和鼓励投资，各国根据其自身特点，在对证券利得征税的同时，分别规定了证券交易亏损的弥补政策，允许证券利亏在证券利得范围内冲抵和结转，因而各国的计税依据也不尽相同。英国对于资本损失只能在资本利得范围内扣除，可无限期后转。加拿大资本净损失的50％可从课税所得额中扣除，但以2000加元为限，不足抵扣者可前转一年和无限期后转。美国联邦税法对个人股票买卖的资本损失是否能一次性从资本利得中扣除有具体规定：投资者的资本损失(长期和短期)可从资本利得中扣除，并规定短期资本损失先扣除，长期资本损失后扣除。如资本损失超过资本利得，还可以投资者的通常收人(如工资收入)相抵，但不得超过3000美元，其余的资本损失则可带到下一年度再申报。也就是说，美国只对股票交易者的净利得征税。至于公司的资本损失，可以用资本利得冲抵，当年未冲减完的，可前转三年或后转五年冲减，如还不能冲减完了，则不得再冲减。第二，确定免征额。为了鼓励中小投资者，照顾低收入阶层，许多国家在对证券利得征税时做了关于免征额的规定。如法国对个人出售股票所取得的利得课税仅限于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加拿大规定公司的资本利得在并入一般所得课税时，可以先扣除50％，即减半征收。个人的资本利得在减半征收之前，可以先扣除每人的累积免征额10万加元。第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证券交易所得一般包括有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出售证券利得应区分名义所得和实际所得分别课税。为了使证券交易所得税更加合理，在课税时需要将名义所得按通货膨胀率调整为实际所得，大多采用指数化的调整方法，这就消除了因物价上涨而造成的虚假收益。如澳大利亚对居民不超过一年的股票收益，并入综合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超过一年的，则允许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计税额。美国考虑通货膨胀对交易利得的影响，采用“指数法”，以售价扣除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历史成本作为计税依据。如出售一项长期证券，售价为150万美元，原始买价为100万美元，持有期5年，同期平均通货膨胀率为8％，其应税利得为3.07万美元[150-100×(1+8％)5]。

(四)不同证券利得课税的区别对待　证券利得除经常按持有期限区分长短期利得分别课税以外，通常还有以下几种区别对待的课税类型：第一，“控股”程度。许多国家对达到一定控股程度的公司股票出让所实现的利得实行特别课税。达到规定控股比例的股票或股份，通常称之为“重要股权”。作这种区分可能主要出于防范避税的考虑，因为达到一定控股比例的投资者对公司的重要决策(如股息分配决策等)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有些国家往往对达到一定控股程序的股票利得予以特别课税规定。如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卢森堡等对有关股票利得一般不征税，但对拥有重要股权的股票利得则征税。具体而言，法国对出售股份占某一公司股份25％以上者取得的股票利得课税。荷兰规定只对出售股份占公司股份33.3％以上者所取得的利得征收资本利得税。第二，证券是否上市。即上市证券与非上市证券在税收处理上有所区别：有些国家对上市证券课以轻税，如丹麦、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意大利等。上市证券税负轻可能是考虑到其交易透明度高，便于管理，因此菲律宾、意大利等国甚至将“上市”条件延伸到要求在本国交易所交易。但也有些国家对非上市证券课税相对优惠。如韩国对上市证券交易所得按普通所得税税率课税而对非上市证券另征轻税，则可能是认为上市证券交易方便、频繁，更接近于经营所得。基于同样的理由，有的国家规定证券交易限额，对在一定期限内交易规模超过规定限额的征税或征高税，如丹麦、意大利都有这方面的规定。

篇8

    对证券市场本质的认识是一个投资者投资理念选择的基础。关于证券市场的定义和功能这一知识点,一般的《证券投资学》教材中都会进行论述,在论述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时,一般都认为证券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和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融通资金、资本定价、资源配置、宏观调控等功能。但如果仅仅依照教材这种泛泛而谈式的论述进行讲解,结果就是学到最后学生对证券市场的本质也可能没有形成十分清晰的认识。究其原因,可能还是由于教材编写者以及教师自身对证券市场的本质理解不透彻所致,从而也就不能理解讲清证券市场的本质对《证券投资学》这门课程的教与学的重要意义。

    其实,从证券市场的定义出发,结合证券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市场体系以及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地位,不难得出证券市场的本质,那就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只有讲清了这一本质,才会让学生对证券市场和证券投资的认识更加深刻,也才能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做出理性的客观的思考和判断,也才会对证券投资理念和策略的选择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关于证券投资的意义所在,一般认为,是为了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从而在物质上保障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享受。如果因为从事证券投资反而对生活质量和生活状态造成了负面的效果,其实也就失去了证券投资应有的作用。在教学中我们会向学生阐明这些负面的效果,主要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

    (1)因为证券投资导致财富缩水。

    (2)因为证券投资导致社会关系的严重退化。

    (3)因为证券投资导致个人精神、身体等方面的负面后果。

    与一般教科书在导论环节就对证券投资的意义进行阐述以及一般情况下教师走过场式的对这一知识点进行照本宣科的讲解不同,我们选择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后,再来跟学生探讨证券投资的意义,跟开篇就大谈证券投资的意义效果相比,反而会让学生获得更加深刻的感受,进行更多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让学生真正明白投资这一活动目的所在的意义在于,会让学生在进行投资实践时,自然而然的对投资的策略和方式方法、投资与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选择真正有价值的适合自己的投资理念和策略。

    讲清楚价值投资理念的优缺点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我们主要从投资与投机的区别、投资流派的介绍引入这一问题,并通过典型代表人物的投资经历和结果的介绍,引导学生自己对价值投资理念的优缺点进行思考。关于投资与投机的区别,我们采用的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说法。他在《证券分析》一书中从投资与投机区别的角度对什么是真正的投资做了明确的定义,他认为,投资是指根据详尽的分析,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操作就是投机。这一论述其实也是对投资理念的最早划分。

    关于投资流派这一问题,随着现资组合理论的诞生,目前一般认为证券投资形成了界限分明的四个流派,即基本分析流派、技术分析流派、心理分析流派和学术分析流派。其中,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是完全体系化成熟的流派,而后两种目前还不能单独据以做出投资决策。关于价值投资的优缺点,我们会告诉学生这一基本事实,那就是价值投资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价值投资的优点在于其通过价值判断,在较大安全边际价格的基础上买入并长期持有,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投资的风险。而价值投资的缺点在于,价值判断本身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而市场环境和趋势等价值投资回避的问题往往对投资结果造成重大的影响。为了向学生展示不同的投资理念均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事实,我们在教学中一般会以巴菲特和索罗斯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因为在当资者中,巴菲特与索罗斯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人物,也是坚持不同投资理念均获得成功的典型。巴菲特主要从分析公司的质地出发,通过价值判断,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买入目标股票并长期持有,直到认为投资标的过于高估或投资标的不符合当初判断时才获利了结。巴菲特通过价值投资获得了空前也可能绝后的巨额财富,是信奉价值投资理念并获取巨大成功的典型。

    而索罗斯的投资理念与巴菲特则完全相反,他靠对时事和趋势敏锐的把握赚取利润,当他确信一个大的趋势已经形成并自我强化时,他会果断出手投入重金参与其中,通过顺应趋势来获取利润,其对市场的领悟力和洞察力让所有投资者深深叹服,其积累的财富数量也让人叹为观止,是通过市场趋势分析获得巨大成功的典型代表。通过向学生介绍这两位天才投资家所信奉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投资理念以及所获取的巨大成功,能够使得学生对投资实践的多样性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并能在自己的投资实践中结合自身的实际对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投资理念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

    2以突出实践性作为《证券投资学》教学的指导原则

    2.1转变教学理念,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进行重新安排不少高校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喜欢把大量时间分配在教材中出现的各种理论和模型上面,并且认为,倘若不进行理论和相关模型的深入讲解,一方面会使得自己的教学内容无法组织,另一方面也会使得普通高校跟职业学院培养模式没有区别,从而不能体现普通高校“高人一等”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这一观念是有问题的。在高等教育早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的今天,倘若还固守以理论作为讲解重点的传统模式,只会使学生所学跟所需严重脱节,也不符合一般经济管理类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证券投资学》的教学就应该以应用性为导向开展教学活动,倘若把应用性强的课程变成干巴巴的理论灌输,讲得晦涩难懂,教学效果恐怕就很难得到保证。因此,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在对少数关键性的理论和模型进行详细讲解和介绍的基础上,对于一般的模型、公式以及相关的技术细节,则尽量做到点到即止。空出的教学时间则被放到实际投资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上。对实在有兴趣深究理论的个别学生,给其开列有关书目,建议其课后参考权威的投资学书籍自学,从而防止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沉溺到一些旁枝末节的知识点中,影响学习的整体效果。

篇9

一、资产证券化之胜出

当代经济空前的化潮流和迅猛异常的生产力高涨趋势，不仅把直接融资推到了突出的重要地位，而且因为投资者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更因为各种基金、保险机构参与投资，伴随其直接融资空间、社会基础不断的扩张，投资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已成为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金融安全无疑具有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价值，资产证券化正是回应时代的产物。

如同萌生于18－19世纪的公司制度一样，资产证券或称资产支撑证券，问世于上世纪末期的美国，而美国却以其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预示了资产证券化世纪风云的来临，继后迅速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被经济学家称为当代的创新投资工具 .勿庸置疑的是，经济现象一旦从偶发变成常规，必然以法律制度的创新为其支撑，并以此构成人们可预期利益的稳定保障和行为遵循规则。

资产证券化之胜出，并不取代其他投融资制度，却也以自己之优胜品质成为一枝触目新秀。她的先躯当属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公司制度，正是公司制度这种“发明”，创造了一日千里的经济速度和千万倍的社会财富规模化增长。以公司制度为基础的传统股票、债券融资，是以公司的一般资产为担保，以公司资产及其经营作为发行股票、债券的信用条件。因而理性的投资者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公司经营与管理状况，而不能仅仅把目光投向股票、债券市场。然而投资者往往由于时间、精力及相关知识的欠缺，无法或者也不愿时刻追随企业的经营变化，达到恰如适当地选择“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以致错失良机受挫于瞬间的频率不低。甚至，公司制度框架本身就注定，其信息公开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投资人通常都处于弱势，其获取信息和控制力的滞后性对广大中小投资者极其不利，即便是拥有投资专业人力资源的机构投资者，也难以幸免失误，面对深不可测的公司高层恶意运作，更是令人望而却步。于是，社会期待着一种既能满足投资更大的规模化、社会化需求，同时又相对省力、省时、透明度充分、风险小而回报稳定的方式。资产证券化这种新型投资模式的出现，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所谓资产证券，或称资产支撑证券，是以区别于公司信用的特定化资产为信用保证所发行的投资证券。其“资产”信用保证也不同于特定物的抵押或一般特定债权质押，而是指现实的或未来必将发生的合同之金钱债权，为经济学家称为预期现金流。这种资产因产生于合同关系，其金钱债权为特定当事人基于特定法律行为有权获取的权益，虽然“现金流”或“金钱权益”本身不具有物的特定性（即称一般等价物），却因合同基础关系而使其债的权益特定化，从而“资产”乃为特定化资产。同时又因为投资人企求的投资回报并非特定化的物质属性的财产使用价值，为了满足投资人对物的交换价值增值的欲望，该“资产”也只能是预期的金钱债权。

资产证券化之投资安全性缘自法律制度的创新，其结构设计处处体现了对证券投资者投资安全保障的价值理念追求和人文关怀。其中，核心制度是“特设目的机构”的创新。我们知道，融资人是拥有或即将拥有金钱债权的原始权益人，而资产证券制度的巧妙设计，是在原始权益人之外设立一个专属性的特设目的机构，由该特设机构依据预设融资项目方案持有原始权益人之金钱债权，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行融资债券，形成由特设机构为居中层面的、阻隔融资人与投资人直接进行法律行为的三律关系。

如前所述，资产证券化不仅以特定资产作为直接融资的信用保证，投资人只须对资产质量作出判断，即获得可靠投资预测，同时，为了实现“资产”的保证性，还必须有赖法律制度的创新。特设机构这种标志资产证券的独特制度，决不是孤立的、简单的一种载体改变，此项制度的创新要求对相应的一系列传统融资法律制度进行吸收、借鉴，并演绎成又决不相同于任何传统融资法律制度的、独具特色的崭新制度。

二、资产证券安全价值的制度保证

（一）资产证券发起人破产隔离制度

防范发起人即融资人提供的资产保证信用风险，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对融资保证资产进行破产隔离的制度。

破产隔离，就是使发起人用以保证融资的特定资产与发起人的其他资产从法律上进行分离，确保融资保证资产不受发起人经营恶化及其他债权人追偿的，并且在发起人破产的情形下不被列入破产财产。于是，这就提出了发起人须从法律上将其用以证券化的资产与自身其他资产进行剥离和如何剥离的。在美国，剥离资产的法律形式是“真实出售”，也就是发起人把拟用于证券化的保证资产“真实出售”给特设机构，而特设机构则用其资产作为保证发行证券，并将融资资金向发起人支付购置资产的对价，从而使发起人的预期原始权益获得提前的现实受偿。我们注意到，之所以被称为“真实出售”，是因为美国法律将债权性资产转让界定为销售的性质，并使用了“真实出售”法律词语，同时在判例中对资产让与人在什么情形下应当承担买回资产的义务，对在某种情形下资产的转让不被认定为“真实出售”等等，都同时作了法律上的界定。 “真实出售”应满足上的账外处理，一旦发起人发生破产程序，证券化资产可依法认定为已出售资产不被列入债权人清算受偿财产，以保持证券化资产的独立性，使投资人的保证资产专属性确定不变。美国采取“真实出售”方式达到转移证券化保证资产所有权，也是与其破产制度中赋予破产执行人享有充分权利的规定相关联的，从其他国家、地区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实证考查，“真实出售”方式并非唯一。

美国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所揭示的不只是一种业务性操作经验，而在于它确立了资产证券化具有普遍意义的破产隔离和制度创新。正是破产隔离导致资产证券化特设机构这一独特融资主体得以成立，而且成为任何国家、地区资产证券立法的刚性通例。也就是说，尽管除美国以外，我们尚未发现其国家、地区一概沿用“真实出售”，但不可改变的是：发起人用以证券化的资产必须依符合本土法律规范的法定形式，满足其原始权益转移至特设机构独立享有，达到与发起人进行破产隔离，保证用以证券化的资产承担起对投资人清偿到期本息的不可动摇的资产信用。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人不仅对投资回报可以有确定的预期，同时也有稳定的安全保证。资产证券通常采取资产债券形式，其流通性得以实现投资人的市场进入与退出；回报利率、周期明确，投机性相对缩小，安全性显著，特别适宜于机构投资。

（二）债权转移的独立性、无因性制度

特设机构受让的、借以发行证券的资产，往往是一种单项债权的同类资产，甚至可能是分别的多个发起人的原始权益资产，这些资产群组称为资产池。前已述及，资产池也就是依必要法定形式与发起人进行破产隔离的特设机构专属资产，其资产之独立性特征是勿可置疑的。

我们注意到，以美国为例，“真实出售”与通常的商品出售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任何通过合法交易出售的商品，理所当然地已经完成所有权转移，出售的资产自然不被追诉为破产人的破产财产。问题在于，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的资产客体，仅仅是发起人现实的或未来的合同债权，而且必须是金钱之债权，特设机构作为其债权受让主体，虽然以取得之资产为保证发行证券，并用发行证券融资资金向发起人作了“对价支付”，但特设机构最终不是向发起人取回融资资金以保证投资人的到期权益，而是依据发起人的原始权益即其债务人的给付，兑现投资人回报。这就既不同于间接的金融机构金钱借贷融资，也区别于公司发行股票、债券的直接融资。而另一翻特别的资产证券，其资产之独立性除了依存于特设机构这一主体，还必得依赖发起人债权资产之有效转移。

已经证明，后起于物权的债权制度，在本来意义上是为了满足物权的流转，又正是物权流转在空间、时间上的扩张，使其与生俱有的债权制度的活力获得了极大的充实、发展，最终产生了债权独立的交易价值，并且日趋强化。为了保证债权的多次流转必要的安全性，当在票据法上的票据可以脱离仅仅当作取得货物凭证而直接充当流通权证的情形下，债权即获得其无因性、独立性的支撑，进而产生了脱离财产物质形态的证券市场，即一个仍与实际经济关系有联系而又遵循别种路径的虚拟资本市场。如果说本论以及近期有关资产证券化的，能够被解释为新世纪前夜所展现的新型融资制度的话，我们完全应该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只能出现在当代。它是债权制度走过漫长历史路程，为当代高度社会化、全球化经济发展迎来的一缕曙光。

不难看出，自从产生证券交易市场以后，债权制度便形成了具有特定物质经济利益的合同之债、与单纯的有价证券之债。前者须以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及特定标的物的履行约定为合法要件，为有约因之债；后者限于交易形式与交易程序符合法定，有价证券即财产，证券之转移即为财产转移。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向特设机构进行债权转移当属后者，不适用《合同法》债权转移的规定。首先，除了金钱借贷之债权，任何合同债权都与相应的债务为一体，属特定主体之间互为债权债务的关系，当我们论及资产证券化特设机构受让债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改变原始债权债务的基础关系。因为特设机构仅仅是一个受让债权，用以发行资产证券的专属机构，称为“空壳”的机构，不具有为发起人代履行债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其后兑现投资人回报的保证性资产，却是依赖发起人全面履行债务而得以实现的预期债权。在发起人方面，通过转移债权经由特设机构发行证券，已经提前实现债的权益，其融资利益即成为支持其履行债务的投资追加，发起人理所当然地必须不变地承担原始权益人约定的相应原始债务。

以上说明，发起人所转移的资产-现实的或未来的金钱债权，已经脱离了传统的金钱借贷出借人享有的债权或合同履约之后的应收欠款债权之藩蓠。后者是合同一方履行义务之后的应收款，其单纯债权转让适用合同法，其债权实现是债务履行后的对价；前者之转移债权，不仅发生在原始权益人对债的履行之前，而且是通过特设机构发行资产证券提前受偿的期待债权。这自然决定了原始权益人与原始债务人基础关系不可改变，债的抗辩权也一并不可改变。参照除美国“真实出售”之外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发起人转让资产的行为，一般为资产证券化专项立法规定的必要公示程序予以确认，目的是预告原始债务人按合同约定履行到期给付之债之受让主体。其告知并不构成对债务人债务之加重负担，只起到约束或排除原始权益人重复受偿的作用，保证已经用于发行资产证券的资产归于投资人的预期回报。

于是，我们认为资产证券化资产（即特定的预期金钱债权）的转移，依符合转移之特别法定程序而成立，其不可撤销之效力来源于债的独立性、无因性，它们原始的基础合同关系与预期金钱债权支撑性证券之债是相互分离的。基础合同关系的瑕疵及其履约失败与证券关系无关联性，而证券关系却为证券市场独立的权益关系，受到相关证券法律和市场规则调整

（三）信用增级制度

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必须有资产的信用增级制度为保证。

资产证券化凸显其投资安全性，在着重保障投资安全的同时，更为社会财产形式空前发展之容量、内涵所推出。当代经济不仅债权趋于显重，而且产生债权的创造性劳动价值被赋予无限的广度，大量的非物体智力成果越来越具有可转让的特殊使用价值，成为债权的客体。它们与传统的物质性商品使用价值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是与智力成果、服务有不可分离的人身性和载体形式的抽象性。例如当利用一位知名家现实的或未来可预期的表演合同之债权作为保证资产发行证券，投资人由于对其资产的抽象性难以把握，对其人身安全性亦不可预测，为了保证投资安全，增强投资信心，就需要有相应的信用增强手段。当然，包括对于传统的或具备物质属性履约基础条件的预期金钱债权，例如电力、公路可预期的建设项目收费或某种朝阳型新产品开发等等，也因为其预期给付权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会给投资者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为了满足空前高涨的经济发展和同样空前广泛、巨大的投资者双向的需求，使无垠的“资产”外延达到进行可融资的极至，必须借助于资产信用增级制度，使任何融资保证资产一旦出现投资回报风险，均可直接获得资产信用增级的自动救济。

资产信用增级与资产自身信用是两种相互关联的独立信用，并成反比例关系。资产信用优良，所需信用增收加强性保证相对较小，反之则大。资产的优质性与非优质性有绝对与相对之分。绝对的优质资产为发行证券至清偿投资本息期间可明显判断的市场回报可信资产，其价值评估共识程度高，无可置疑；相对的优质资产包括一般具备稳定市场回报和欠佳市场回报的资产。资产的优质程度即资产信用程度，须与其相当的信用增级相匹配，以防范一旦发生预期金钱债权实现上的障碍或缺失，由增级的信用资产给以补足，确保投资人到期证券权益不受损失，或不误期迟延。绝对的非优质资产如银行呆坏账资产，或无市场前景的萎缩性资源资产即是，它们自身已无资产信用或资产信用极低，采取信用增级显然无济于事，应认为是不宜作证券化的资产。

资产支撑证券之“资产”保证特征提示我们：发起人的原始权益作为一项特定的现实的或未来应发生的金钱债权，均属附条件的请求权和期待权益，存在基础关系的变数与不确定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基础关系风险的关联，我们已经述及破产隔离制度和债权转让的独立性、无因性制度，目的是从制度架构上确保发行证券资产的独立地位，保证其证券担保的确定性。但是，难道又不是本属于安全性设置的这些制度仍然使投资人有可能掉进安全陷阱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破产隔离同时也就免除了发起人的法人责任，把“资产”的唯一判断价值到了极至。资产支撑证券与公司证券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前者独立于原始权益人、发行人的法人人格，既不受公司资产和资产经营状况影响，也排除投资人与公司财产及其责任的牵连；后者相反，公司证券是公司资产信用担保，与发行人法人人格相联系的；同时，资产证券在方便投资人直接判断证券资产独立信用即其安全价值之际，无疑也已经告知投资人其资产信用之特定性和债权固有的相对性，如果发生投资回报风险，投资人既无权追及发起人，也与发起人原始权益的债务人没有关系。因此，前述资产确定与独立性的价值定位，仅属安全性制度保证，而非为资产信用所代替。资产信用本身的价值判断是资产证券化的灵魂，是投资人应倍加关注的重中之重。

当我们论述破产隔离、债权转移的时候，我们同样应以极大的关注，充分理解被剥离或被转移的证券资产之依附载体-特设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无资产或无关联资产的信托人机构（以下将详细论述）。可见用以证券化的资产与其持有并借以发行证券的主体人格并无实质性的财产利害关系，特设机构在严格意义上是工具性的，它的任务是托负起证券资产的保证信用，而不具有机构自身的信用。这就再一次提示我们资产证券之保证资产信用的极端重要性。判断证券资产的信用标准，应包括物质的和的两个方面。所谓物质的，指用以证券化债权的物质属性，其债权的对价产品信誉及市场空间即是；所谓社会的，因为债权不同于特定的物质产品权益，而属特定主体之间的请求权，前述破产隔离、债权转移制度之设定，只解决资产即债权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和保证责任的特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能改变债的基础关系。于是，我们评价“资产”信用的时候，一方面要对其作客观的物质性的安全评估，另一方面仍需以原始权益人的整体资产经营信用及其用以发行证券债权的信用记录为基础参数，从源头上找到资产信用的支撑。

有资产信用，才能谈到资产信用增级。资产信用是基础，信用增级或称信用增强制度是必要的补充信用制度，用以提高发行证券资产的信用水平，并保证弥补可能出现的资产信用不足及不能追及发起人责任的缺陷，实现最大限度地避免投资风险，为证券投资人提供更加充分可靠的信用保护，增强投资的安全性。应该强调的是，资产证券化的信用增级是投资安全制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必须的刚性制度，即使是资产信用为优质的，同样需要有信用增级的保证制度。例如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中集集团）在2000年的一宗离港货运应收款进行证券化融资，项目总金额8000万美元，由发起人公司提供一个优质的应收账款组合，“真实出售”给荷兰银行的资产购买公司，并要求所有客户在预定日期将其应付款项付至荷兰银行指定账户，而由资产购买公司以购入债权（资产池）为保证在商业票据市场上发行商业票据，并将其投资资金支付给中集集团，同时中集集团作为协议约定的服务人，继续承担履行运输业务的合同义务，其“真实出售”的应收款债权收益归资产购买公司，通过约定的信托人银行支付投资人到期本息。其中，中集集团按约定在出售资产之外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应收款作为无追索尾款，即在投资人全额兑现到期本息之前的担保资金。 此例作为实证，说明正因为是优质证券资产信用加有相当保证的信用增强措施，得到了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最佳信用级别支持，保证了整个资产支撑证券发行的成功。

资产信用增强制度可采用内部信用增强和外部信用增强两种类型的不同方式实现。内部信用增强主要是设置分级证券，一般的优先证券兑付周期相对优先，风险极小或无风险，收益稍低；次级证券兑付在优先证券之后或周期加长，风险可能增大，但收益略高，二者除风险与利益实行公平分配外，次级证券还允许第三方保证人购买或发起人承诺回购。此外，在资产信用评级基础上，由发起人用一定额度的超量债权作为无追索尾款，保证投资人兑现到期投资回报，也不失为信用自证和加强的手段。外部信用增强是指第三方提供的信用担保。由于资产证券的发行具有一定规模，涉及投资的公众性安全，要求担保人资格较严，通常是信用良好的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专业机构，其担保的资产在质量、数量上应该相当的可靠，并相当的宽裕，要求担保机构不仅作为资产证券化资产信用的增级条件，而且须在投资回报风险发生的情形下，履行保证的给付义务。美国资产证券化初期，由隶属于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启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担保发行“过手证券”，该协会提供的担保代表了美国政府的信用，而担任特设机构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均属政府发起设立的公司）则通过购买按揭贷款作为保证资产发行资产证券。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早已突破政府担保信用的局限，但说明资产证券化的外部信用担保非同于一般合同担保。，就第三人保证须与被保证人债务有相应或高于其给付能力的信用程度，并在被保证人不能履约代为履行保证责任而言，二者在本质上应无二致。

（四）投资人享有信托法上的权利保护

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的创新性是勿可置疑的，但前述破产隔离制度，证券资产特定债权转让的独立性、无因性制度和资产信用增级制度分解开来并无特殊的意义，只有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独立体系，才被称之谓具有资产证券特征的法律制度。其中作为组织体架构的特设目的机构，应该是完成资产证券法律制度创新的核心支撑点，没有特设机构的存在，也就无以存在资产证券法律制度，而特设机构的本身应该归属于什么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呢？

对于特设机构的法律定位，因为没有继承渊源，学界有诸多见解，而资产证券作为引进的西方舶来品，鉴于对其立法例和实务的考证，有关特设目的机构的性质与功能定位大致趋同，本论的探索性观点也正是以趋于一致的共识为基础的。

我们的立论基础是以“资产”为出发点。由“资产”而且是经过重组的“资产地”信用直接融资，这是资产证券区别于物权抵押和债权质押种种间接融资法律体系，也区别于公司制度依托法人财产直接发行股票、债券的基本创新标志。如果说没有资产不可证券化的立论成立（有资产信用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因资产外延的无穷性、个性、证券化资产具体需求的多样性等等，必然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形式具有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因此，对特设目的机构的设置，应当是不拘一格，以保持资产证券应市的无限活力为要旨。但无论以何种名义或方式设立的特设目的机构，都只能是信托法上的信托人，应受信托法调整。

首先，特设目的机构之目的，必须被预定该机构没有自身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而专属原始权益人作为发起人为之发行融资证券。其专属性，排除了特设目的机构具备从事具体经济活动，进行相应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为资产证券的运行要求特设机构受让来自原始权益人的未来金钱之债权，而该债权在基础关系并不改变的情形下尚属虚拟的权益，与此相关联的是，特设目的机构借以用自己名义发行证券所享有的资产所有权标的也属于虚拟的财产权，行使其虚拟权利只须具有信托人主体资格就足够了。根据信托法原则，受托人为受托事宜进行管理，其费用由委托人负担，即便是资产证券发起人选择信托投资公司为特设机构，也同样适用信托法原理。鉴于我们对“资产”概念所阐述的理由，我们不认为特设机构即信托公司，它可以是其他适宜的多种便捷方式，但都应该是信托法上的受托人。

特设目的机构是一个名实相符的资产证券独有机构，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个没有注册资本、没有固定人员和没有固定场所的“三无公司”，或称“空壳公司”。特设机构如依公司而称，似与《公司法》抵触，也有悖于公司制度原理。当然，作为承载社会公众性融资的法律主体应不宜于自然人，它可以是一个由资产证券特别法规定的专属性法人机构，其组成要件由法律作出一般性规定，符合法律要件的任何与特定资产证券项目相适应的机构，不拘其特定形式，须作都不予排斥为好。

其次，特设目的机构依信托法上受托人的法律定位，使其受让原始权益人转移之债权，并保证受让债权独立性，防范其资产转移后新的破产风险成为可能。专设的目的机构因不存在受让债权之“资产池”与自身资产混同的物质条件，也不存在特设机构发生破产的可能性，所以，用以保证发行证券资产的独立性、确定性，在法律上将处于无任何关联关系的状态。如果由信托公司作特设机构，依投资信托法规定，同样可以保证证券资产独立于信托公司资产和其他信托资产，免受其债务困扰和破产风险。

最后，特设目的机构所具有的信托法上受托人属性，须以证券发行得以成立。由资产证券特设机构为纽带的信托法律关系，不可能在委托协议达成即成立。因为在此情形下发起人提出融资方案，经法定主管机构批准或特许，虽然已经具备委托信托事项的条件，经委托协议签订并进入资产转移程序，但“资产池”所含虚拟权利只有通过特设机构发行证券售出后，才能产生以投资人为主体的受益人。可见主导资产证券化的信托法律关系与一般信托关系存在明显的程序上和实施阶段性的差异。自然，这些差异并不改变投资人作为信托受益人受到信托法的保护。

投资人作为信托受益人应享有信托法上的权利，并借此一并得以行使投资主体的相关权利。投资人除享有信托受益人对特设机构在履行受托人职责上的知情权、监督权、信托管理人选择权和诉权以外，还可以设立投资人行使决策参与权的机构。根据我国地区《资产证券化条例草案》设立“受益人会议”并选举“信托监察人”的规定，投资人将以“会议”集团组织形式全面行使相关权利。这种有组织的法定形式，应该是有益于提升投资人地位，强化其对投资权益保护的透明度和法律效力。

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架构突出体现的投资安全价值，代表了当代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理念。它不仅是力量，也是，使我们不能不为它吸收、社会养份之充足，肢体、技能匹配之美妙而赞叹！

结束语：

诞生在新世纪前夜的资产证券化，其经济和社会意义不限于增加了一项直接融资的金融新品种，而堪称是继公司制度盛行之后，在后公司化的新制度胜出，它以其更加鲜明的包容性、广延性特征，象一股悦人的清风，向日新月异的财富创造无垠世界迎面扑来。今天，我们似乎只看见它是工具，明天，它一定会向世界展示出更多的精彩-它所蕴含、代表的新思想！

注释：

篇10

我们都是有梦想却不知道怎么努力付出的纠结体，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忙规划人生的幼稚派。小编整理“证券从业资格《金融市场基础知识》模拟练习题”供考生参考。

1、证券公司设立私募基金子公司与设立另类子公司均要求（ ）。

①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自营业务资格

②最近六个月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相关要求，且设立子公司后，各项风险控制指标仍持续符合规定

③最近一年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且不存在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受到监管部门和有关机关调查的情形

④公司章程有关对外投资条款中明确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并经注册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审批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考查证券公司设立私募基金子公司与设立另类子公司要求的区别，①具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自营业务资格仅是证券公司设立另类子公司的要求。

2、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由（ ）组成。

①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②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派出机构

③证券交易所

④行业协会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③④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组成。

3、下列关于SHIBOR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07年开始试运行

B.属于货币市场格局之一

C.目前已成为认可度高、应用广泛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之一

D.不具有广泛性，不能帮助金融结构提高自主定价能力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中国人民银行于2007年开始运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目前它已成为认可度高、应用广泛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之一。选项D不正确，其余符合。

4、财政政策对股票价格造成影响的途径包括（ ）。

①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促使股价下跌

②扩大财政赤字，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发展

③调节税率，影响企业利润和股息

④干预资本市场各类交易适用的税率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考查财政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①属于货币政策的影响。

5、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该履行以下职能（ ）。

①证券账户、结算账户的设立和管理

②证券的存管与过户

③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及权益登记

④受发行人委托派发证券权益

⑤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交易的清算、交收及相关管理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⑤

C.②③④⑤

D.①②③④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