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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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形势；财政政策；改善民生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0-01

一、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欧美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持续动荡，对于处在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受此影响，我国经济不会独善其身，未来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需市场惨淡、内需依旧不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短期内未可奏效，必将拖累已经极大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换而言之，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未来运行充满变数。

其次，由于通货膨胀的拉动和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我国物价上涨势头明显，不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从长期来看，他们可能会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高不下，从而与以收入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换而言之，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物价上涨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

最后，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拉动经济操作后，其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鉴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时中国被拖入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的事情。因此，在我国面临低迷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国内传统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的压力下，在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两大目标之间，我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在全面评估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内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中央做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议。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即便仍旧维持着名义上的“积极加稳健”的经济格局，如今，其实质性内容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当前预调和微调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其对经济扩张性的操作可相对从缓。我们尚不需要如2008年和2009年那样大规模扩张性的操作，如今经济形势不宜于反应过度。

其次，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复杂性的变化，但是不足以改变2011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换而言之，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稳定物价水平应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最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下，即便我国经济下滑势头有所显现，宏观经济政策着重在刺激的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即在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说，不能以牺牲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为代价稳定经济的发展势头。

三、结构性减税与改善民生

迄今为止，结构性减税是来自官方的正式提法。自2008年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结构性减税由积极财政政策的配角转为主角，在反危机的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显而易见，在变身主角的今天，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性减税。其特点在于：一方面要通过减税，减轻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减税与增税并行，优化整个税收收入结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在实施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七章第三节中，写入“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下，流转税或间接税的税制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其中增值税所占比重最大，是全部税收收入的37.75%。鉴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需要，增值税无疑应当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它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不仅是增值税，其他税种都会迎来一场降低税负水平并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的改革。

鉴于当前积极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定物价水平仍是我们的的重中之重。并鉴于稳定经济的增长和调节经济结构两大目标，增加财政支出的重心地带，也应当锁定改善民生，切实办好有关民生的大事。

具体而言，有关增加财政支出的安排，除了继续着眼于优化投资结构外，要把通过一系列改善民生为主要线索的支出项目及其规模的增加，来拉动消费需求，作为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项目有：支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报酬；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积极落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住房工程建设等等。

可以预期，以增值税为重心的结构性减税及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增加支出的操作，将有可能在2012年走出一条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契合、同整个宏观经济布局相协调的经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扬.关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

[2]金人庆.当代中国税收要论[M].人民出版社,2002.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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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和世界经济放缓的影响分析

去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显现并向全球市场蔓延，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经济，而且引发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动荡，给全球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种种迹象表明，次贷危机的影响比原先估计的要严重。受到美国经济的拖累，全球经济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将趋于回调。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减速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既要高度重视，也不能过高估计和过度反映。

第一，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风险加大，但应对衰退的政策调控力度也在加大。去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就已显现，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回落到0.6%，全年增速回落到2.2%，增幅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从近两个月的指标看，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仍在加大。一是失业率持续上升并达到历史新高。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去年12月份失业率升至5%。为2005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二是消费增长明显放缓。个人实际消费增幅从去年3月份的3.7%下滑到6月份的1.4%和年底的0.5%左右。三是住宅投资持续下降。美国住宅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5%左右，去年住宅投资同比下降0.97%，第四季度下降1.18%，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减速的压力。四是金融服务业利润水平明显下降。金融服务业利润水平通常是其他行业的3～4倍，花旗、美林等金融巨头接连报出大幅亏损的信息，表明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大。与此同时，美国应对衰退的政策力度也在加大。去年底，布什政府与房贷机构达成一项对部分次级房贷冻结利息5年的协议。今年1月份，美联储两次大幅降息75和50个基点，2月中旬，美国国会批准了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尽管从短期看，美国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增长放缓，但要看到，美国应对经济衰退的调整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会发生作用。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但新兴国家强劲增势将缓和全球经济减速压力。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减速，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主要贸易对象国有直接的影响。据预测，西方七国集团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起的证券亏损额可能会增加到4000亿美元，大大超过原先估计的1000～1500亿美元。美国消费市场大约占全球市场的37%，美国进口需求萎缩，使整个发达经济体外部需求下降。欧洲中央银行研究表明，美国内需每下降1%，欧洲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25%。美元大幅度贬值，使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变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短期化趋势明显，政策差异性扩大。国际能源及原材料价格可能因全球经济增速趋缓而回调，从而减缓通胀压力，但粮食会依然紧缺，原油价格仍将处于高位并可能发生新的振荡。受美国经济趋缓、金融市场动荡和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趋缓。世界银行今年初发表的《2008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3%，低于上年预测的2007年3.6%的增长率。但也要看到，东亚地区以及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势依然强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全球经济的过度下滑。

第三，美国和世界经济放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大于以往，但也不能高估这种影响。过去5年，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繁荣期。这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扩展外需空间是分不开的。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中国制造”产品远销世界，使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2002年以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近30%，自2004年后，我国出口额已稳步上升至全球第三位。2002年。2004年，我国年均贸易顺差为300亿美元左右。2005年贸易顺差突破1000亿美元，2006年升至1775亿美元，2007年达到2622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219%、74%和48%。按可比价格计算，外贸顺差对我国GDP的拉动分别为2.5、2.2和2.7个百分点。对美贸易顺差一直是我国净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在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中，对美国的顺差比重高达81.3%，2007年依然占到62%。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已使我国无法置身于全球经济之外而独善其身，美国及全球经济减速对我国的影响已不容忽视。但是，目前仍不能过高估计这种影响。随着近年来我国与新兴经济体联系的加强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完全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减缓美国及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外需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有效扩大内需和平衡内外需关系的能力。

第四，美国和全球经济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但也会成为出口结构调整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减速，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据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幅预期为10.5%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速0.5～1个百分点，再考虑到全球经济体减速的影响，外部输入性因素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的回落，这将有利于我国偏快的经济降温。与此同时，外部输入的减速压力，也可能促使我国加快出口结构调整、促使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外需空间缩小，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将促使我国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加大对自主品牌的培育，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次贷危机导致全球包括资源在内的资产价格普遍下滑，为我国海外投资提供了较多的机会，我国可加大海外投资并购力度，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开辟新的外需空间，增强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

二、雨雪冰冻灾害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分析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雨雪冰冻灾害，对我国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电力传输和能源供应造成了较大影响和损失。但从总体上看，雨雪冰冻灾害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局部的，影响程度将随季节变化和交通运输的恢复而明显减缓，不会改变全年经济的基本面，但造成的新的通货膨胀压力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是短期的，对全年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不大。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电网中断，使工业企业停产和建设项目停工。但这次灾害主要发生在1～2月份，正值全年假日最集中的时期，企业生产活动明显减少，建设项目施工恰逢“淡季”，造成的生产损失较为有限，随着季节转换和交通运输恢复，雨雪冰冻灾害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缓，对全年经济走势的影响十分有限。与2003年“非典”影响比较，这次灾害持续时间较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多方面措施，人们的心理预期比较稳定，对经济的冲击不会很大。与此同时，灾后重建将直接拉动交通运输和能源供应的基本建设投资，一些地区为弥补灾害带来的损失，会开足马力扩大生产，并扩大投资规模，反而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是雨雪冰冻灾害对农业的影响较大，但不会影响全年农产品供需平衡。根据农业部数据，截至2月23日，因低温冻害作物受灾面积1.78亿亩，绝收2530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亿元，约占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的40%。但灾害影响是结构性的，在区域上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又主要集中在湖南、贵州、湖北、江西、四川5省，其受灾面积占受灾总面积的2／3：影响较大的品种主要是油菜、蔬菜、柑桔等作物，小麦主产区在北方，所受影响较小。从全年看，雨雪冰冻灾害对全年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需影响是有限的。截至2月12日，农作物受灾面积只相当于2000年～2006年的全国平均受灾面积的1／4左右。随着春季来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将明显减弱。与此同时，雨雪天气也缓解了南方大部分省区的旱情，对大部分作物的增产效应有可能超过减产损失。如果2008年不再发生超过正常年景的异常自然灾害，我国农产品供求总体仍将保持基本平衡格局。

三是雨雪冰冻灾害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高农产品价格，使通货膨胀压力更趋加大。雨雪冰冻灾害带来的交通受阻、成本上升等因素，将使受灾严重的南方地区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比灾前有明显上升，北方地区农产品尤其是南方反季节供应的蔬菜和南方生产的水果价格有小幅上涨。由于南方农产品恢复需要一定周期，预计灾后农产品价格仍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高位。生猪养殖受到较大影响，猪肉价格可能延迟到秋季前后才能回落。总体上判断，这次雨雪冰冻灾害对今年一季度的价格水平会有较大推动。据测算，去年农产品涨价对今年一季度价格的翘尾影响为5.3个百分点（各月份分别为5.8、4.8和5.2个百分点），加上雨雪冰冻灾害和新涨价因素的影响，预计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可能在7%左右。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处于高位，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生猪价格上涨幅度最大。这次雨雪冰冻灾害带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会进一步加大食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对中低收入群众的生活会产生一定影响。

三、影响全年经济走势的主要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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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征地冲突；理性经济人；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8-483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8.051

近年来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征地冲突事件呈现激增之势，尤其因农用地转用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引发被征地农民、政府与土地开发商之间的博弈最为激烈，引发的土地争议最为突出，直接影响了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1]。如何治理征地冲突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界关注的焦点，追根溯源在于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目前，各地现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计算方法多是围绕单一产值倍数法展开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征地综合地价每3年调整一次[2]，本研究将征地涉及的不同利益主体――政府、农民以及开发商视为“理性经济人”，即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资源约束环境下做出最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3]。在分析三者理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土地的保障功能及土地的成本收益，对其征地综合区片价进行修正，并以鄂州市为例，探讨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确保农民权益及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为鄂州市征地补偿标准调整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1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区片综合地价测算思路与方法

1.1 技术路线

基于征地冲突的区片综合地价测算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在确定测算范围的基础上，首先进行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根据主要地类、主导耕作制度和主要农作物年产值与价格的基础上确定区片统一年产值标准，然后选取主要影响因素修正全区各测算单元统一年产值标准，划分综合区片；最后为解决征地冲突从不同的利益主体失地农民与政府的角度综合测算区片价。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两个环节为区片划分与区片价测算。

1.2 基于因素评级的区片划分

区片划分的方法目前主要有综合判定法、农用地级别调整法、征地补偿费用相近划分法、工业基准地价剥离土地取得费用价格相近划分法等[4，5]。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存在缺陷，相对而言，因素评级法更具可行性，具体步骤如下。

1.2.1 全区统一年产值的确定 首先确定主导耕作制度和主要农作物年产量，依据从高原则确定主要农作物的价格与年产值，加上土地附加收益修正值得到全区统一年产值。

Vz=∑■■gi×Pi （1）

式（1）中，Vz表示区主导耕作制度下的农作物年产值；n表示某种耕作制度所包括作物种数。i表示某种耕作制度所包括的i类作物；gi表示第i类作物的单位播种面积年产量；pi表示第i类作物的调整基准时点的农产品价格；

Vt=Vz×（1+k） （2）

式（2）中，Vt表示区统一年产值；k表示附加收益修正系数。

1.2.2 选取修正因素并确定全区各测算单元统一年产值标准 依据主导性原则、差异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可获取性原则，选择区域内影响统一年产值的最主要的区域和个别因素作为修正因素，并运用AHP法确定权重，根据各因素的差异程度确定修正系数，对全区统一年产值标准进行修正，测算各单元统一年产值标准。

Vq=Vt×（1+K） （3）

式（3）中，Vq表示各测算单元统一年产值标准；Vt表示区统一年产值标准；K表示区域修正系数。

1.2.3 划分农用地统一年产值等值区域 计算得出各测算单元统一年产值标准后，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类功能对各测算单元进行聚类分析。在聚类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考虑各区域之间平衡情况对聚类结果进行适当调整，进行区片划分。

1.3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区片价格测算

征地区片价的测算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有年产值倍数法、社会保障价格法、农地价格因素修正法、征地案例比较法、地价折中法、地价构成法、剩余法和预期收益还原法[6]。这些方法为完善征地区片价提供了技术支持，但都存在缺陷。本研究将征地过程中涉及的三大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农民与土地开发商看作“理性经济人”[7]，在征地过程中为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分别采用工业基准地价剥离法、社会保障法以及成本逼近法对征地区片价进行测算，最后运用地价折中法综合确定征地区片价。

1.3.1 工业基准地价剥离法 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以追求社会稳定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为目标，地方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征地权，希望以低价获取土地。因此，采用工业基准低价剥离法测算征地区片价较为合理。因为相比各类建设用地的出让价格，工业用地相对较低，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应当不能超过由工业基准地价剥离出的土地取得费用[8]。工业基准地价剥离法实际上是成本逼近法的逆运算，具体公式如下：

土地取得费用（征地区片价）=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土地开发费-土地开发利润-税费-利息-应收归国有部分土地增值收益

1.3.2 社会保障法 农民是征地最直接受害者，属于弱势群体，但同样作为“理性经济人”时，他们也希望尽可能获取最多的征地补偿费用。征地使得农民在失去耕种生产价值收益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有的就业途径以及养老保障等生活保障及受教育保障。因此，站在农民的角度，征地补偿应包括农地的生产收益价值与社会保障价值，后者主要采取计算趸缴养老保险的方式来确定。通过社会保障法测算征地区片价较为合理，能为农民争取更多的利益。具体公式如下：

区片综合地价=农地生产收益价格+社会保障价格

P2=Vc+Vs （4）

Vc=■ （5）

式（4）、式（5）中，Vc为农地生产收益价格；a为农地未来预期年净收益；r为农用地还原利率。本研究计算的主要是征收引起的对农用地所有权的补偿，而不仅仅是对承包权的补偿，因此没有根据30年承包价格进行年期修正，直接按式（5）计算农地生产收益价格。

Vs=∑Rj[（Yjm×bj+Yjm×cj）×■+Cje]/Aa （6）

式（6）中，Vs为单位面积社会保障价格，Rj为j年龄组人口所占比例，Yjm为j年龄组男性公民保险费趸缴金额基数，Yjw为j年龄组女性公民保险费趸缴金额基数，bj为男性人口占j年龄组总人口的比例，cj为女性人口占j年龄组总人口的比例，Mji为j年龄组农民月领取保险费标准，Mjo为j年龄组月保险费基数，Cje为j年龄组人均教育和再就业培训的费用，Aa为人均耕地面积[9]。

1.3.3 成本逼近法 土地开发或使用单位是征地后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和受益方，也是补偿费用和就业安置费用的实际承担者。在征地转为建设用地过程中，作为“理性经济人”，土地开发商以最终获得土地改变用途后的增值收益最大化，即成本最小为目标。因此，站在开发商的角度，采用成本逼近法，依据土地开发所耗费的成本构成来确定土地价格更合理。具体公式如下：

地价=土地征用费+土地开发费+税费+利息+利润+所有者权益

1.3.4 地价折中法 为从根本上解决征地补偿偏低带来的征地冲突问题，应分别站在政府、农民和房地产开发商的立场上综合考虑其征地区片综合地价，三方博弈的最终结果应该介于3种算法之间，即在实际操作中可以运用工业基准地价剥离法、社会保障法以及成本逼近法求得的征地综合地价的平均水平作为最终的征地综合区片地价。具体公式为：

Pz=（P1+P2+P3）/3 （7）

2 实证研究

2.1 测算范围及概况

鄂州市鄂城区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是鄂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截止2012年末，土地总面积为60 786 km2，其中耕地面积为24 100 km2。2012年总人口601 836人，地区生产总值100.29亿元，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本研究涉及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范围覆盖鄂城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全部集体农用地，具体为鄂城区行政管辖范围内4个街道办事处（古楼街道、凤凰街道、西山街道、樊口街道）、9个镇（长港镇、杜山镇、泽林镇、新庙镇、燕矶镇、碧石渡镇、汀祖镇、花湖镇、杨叶镇）、1个乡（沙窝乡）的农用地（图2）。

2.2 鄂城区征地区片的划分

2.2.1 鄂城区统一年产值的确定 根据鄂城区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和实地调查并咨询当地农业部门，鄂城区占主导地位的耕作制度为“油菜―中稻”，熟制主要为“一年两熟”。2010-2012年间油菜平均产量为1 719 kg/hm2，中稻平均产量为7 219.5 kg/hm2。依据从高原则，2012年油菜市场价为4.61元/kg，中稻市场价为2.6元/kg。根据上述公式（1）得出鄂城区主导耕作制度下的农作物年产值Vz为26 700元/hm2。经乡镇实地调查和咨询鄂城区农业部门，鄂城区普遍不存在附加经营情况，不需要进行土地附加收益修正，因此鄂城区统一年产值Vt为26 700元/hm2。

2.2.2 鄂城区各测算单元统一年产值修正系数及年产值测算 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主要有一般因素、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由于多数征地都是发生在城市边缘区，这使得区片综合地价的影响因素更为繁多、复杂[10]。为解决数据资料不足、主观因素和经验判断的影响，在实地调查、转嫁咨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遴选出人均耕地数量、规划区位条件、农民人均纯收入、地形条件、距离鄂州市中心距离、财政收入等因素作为影响统一年产值标准的修正因素。鄂城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调整按照乡镇以及街道办事处为基本单元，共划分为14个单元。根据《湖北省征地补偿标准调整技术方案》规定，各测算单元之间统一年产值标准差距不超过10%，在“同地同价”原则下，充分考虑相邻区及市内征地补偿标准平衡，经商议确定鄂城区征地补偿标准上调幅度为3%，下调幅度为0.09%。按照上、下调幅度值以及各因素权重值计算综合修正系数，代入公式（3），得出鄂城区各测算单元的统一年产值（表2）。

2.2.3 鄂城区农用地统一年产值等值区域划分 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分类功能对各测算单元进行聚类分析。在聚类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考虑与上一轮成果衔接和各区域之间平衡情况对聚类结果进行适当调整，将鄂城区农用地划分为3个等级（表3）。

2.3 鄂城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测算

2.3.1 工业基准地价剥离法 根据湖北省国土资源厅的鄂州市工业用途基准地价表，2012年鄂州市工业基准地价分为4级，一级地价为440元/m2，二级地价为338元/m2，三级地价为239元/m2，四级地价为204元/m2。本研究划分的征地区片内同时有几个不同的级别，则取平均值（表4）。土地开发费的获取时点与本次征地区片价估价时点相接近，土地利息可以忽略不计。根据永业行（湖北）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土地开发费为120～150元/m2（红线外“五通”和红线内“场地平整”），而利润一般在8%～10%之间。根据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地方税务局印发《湖北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标准》的有关规定，耕地占用税标准为35元/m2。对于各项土地增值收益的量化方法尚无定论，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增值税实行四级超额、增值额与累进税率30%～60%之间（30%、40%、50%、60%）。

2.3.2 社会保障法 根据鄂城区3个等级的年产值标准（表5），土地还原利率采用2012年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3.25%，计算得出鄂城区农地生产收益价格Vc（表6）。据鄂城区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底全区总人口达601 836人，其中男性人口比例bj为52.58%，女性人口比例cj为47.42%，人均耕地面积为0.04 hm2，Mji为150元，月保险费基数Mjo统一取100，不分年龄组。在计算时，假设地方政府为被征地农民投保到70岁为止，根据鄂城区男性平均年龄38岁和女性平均年龄39岁来投保，可得Yjm和Yjw分别为24 010元和26 150元（参照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国寿金色夕阳养老保险A款费率表，女性55岁领取，男性60岁领取，基本保额10 000元）。另外根据鄂城区的再就业培训费用实际水平，将人均教育与再就业培训等费用确定为800元/人，最终得出基于社会保障法的征地区片价（表5）。

2.3.3 成本逼近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中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土地征用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结合鄂城区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均按最高倍数取值，鄂城区3个等级的年产值参照表3，土地开发费、利润、税费以及所有者权益（土地增值价）参照表4，得出地价（表6）。

2.3.4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测算结果对比分析 如表6所示，3种方法计算的征地综合区片价都比实际补偿价格高。其中工业基准地价剥离法测算的价格要低于社会保障法测算的价格，原因在于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作为“理性经济人”，希望以最低价格获取土地比较低，而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相对较低。而站在农民的角度，社会保障法体现了土地的多重功能，在农地生产收益价格的基础上，考虑了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等生活保障及受教育保障，相对实际补偿补偿价有较大提高。而站在开发商的角度获得的地价最高。地价折中法测算的价格实际是介于农地价格和转用后的建设用地价格之间，既体现了土地的增值收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增值收益在农民、政府以及开发商之间的分配，更具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3 结论与建议

征地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涉及诸多利益主体，而区片综合地价是一个地区综合地价的体现，为合理确定征地补偿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本研究采用的工业基准地价剥离法、社会保障价格法、成本逼近法、地价折中法分别从政府、农民以及开发商的角度考虑到土地的最小成本与社会保障功能，能够客观地体现征地地价的基本涵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其方法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为解决征地冲突以及征地区片综合价的制定提供参考。需要强调的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结合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是否衔接、政府财力是否能承受以及被征地农民是否能接受等方面，采用多种方法，取其优点，并对各计算结果综合考虑测算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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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循环经济；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07-04

循环经济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国民经济“绿化”的新经济发展路径。中国循环产业在2004年全面开展循环产业试验，政府通过引进国外发达技术、借鉴西方先进模式、完善法律体制等途径促进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区域广阔，地区间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趋势，要促进中国循环经济均衡有序发展，需要对回收体系建立完善、客观的评定。

目前中国循环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综合性指标体系以及根据循环经济特定分析方法。章波等（2005）强调循环经济指标体系的普适性，建立了“目标层—控制层—指标层”评价体系；曹小琳等（2008）提出“三级叠加、逐层收敛、规范权重、同一排序”的城市循环经济测度指标体系。更多的研究关注于指标基础上建立的分析方法：王奇等（2007）通过建立封闭和开放的经济系统的物质总量模型，提出了评价循环经济的循环系数；贾蕊等（2007）在物质流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多目标规划数学模型；王春枝等（2010）综合比较了不同区域在某个时期循环经济效率的发展水平，运用面板模型“纵横向”拉开档次，评价分析了多地区的动态发展变化规律。

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理论研究主要针对于循环经济的体制建设，如瑞典环境经济学者Thomas Lindhquis（1990）首先提出“生产者延伸责任制（EPR）”；德国于1990年期开始推行的双重回收系统（Duales System Deutschland）；欧盟出台的《WEEE指令》和《Rosh指令》等。

以上研究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与模型，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虽然国内学者关于循环经济效率的定量化研究已臻于完善，但是分析其内部推导过程仍存在权重确立的主观性、数据处理的不全面性等问题，这也是本文力求克服的问题。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FCE）模型对中国30省市 ① 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结果进行修正，最终通过聚类进行区域的分组。

（一）参数的确定

现有循环经济领域内的实证文献通常将评价体系指标概括为废物减量化、资源再生化、环境保护效益、经济发展效益以及社会发展效益5个模块。考虑到本文以循环经济回收利用的效率为中心，在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筛选，得到评价指标体系（见下页表1）：

（二）参数分析

不同参数具有不同的指示意义，进而对于各指标间权重的确立产生影响，对指标的分类有利于更精确的得出结果。在此将上述参数分为正向指标、逆向指标及适度指标，不同类别指标对应于不同的标准化过程。其中正向指标即为“越多越好”的指标，逆向指标为“越小越好”的指标。除此之外，存在适度浮动时对经济具有最大促进作用的指标，该类指标过大或过小均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因而认为其属于“越中越好”的适度指标。

二、AHP-FCE方法

运用AHP-FCE方法的目的在于客观准确的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降维，最终度量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情况。最终得分越高，就意味着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越成熟，回收效率以及循环利用程度越大。其难点在于如何合理地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结合层次分析法的优势，通过构造判断矩阵确定指标权重。

（一）模型建立

1.去量纲处理。为了保证指标权重能够合理分配需要消除指标的量纲效应，需要对上文得出的评价体系数据xn×m进行标准化处理。

2.构造判断矩阵。构造判断矩阵的最终目的为得到各指标权重。在这里将指标权重看作是指标传递信息量多少的衡量，即认为指标变化程度越大，其在整体中传递出的信息就多。因此这里用评价指标的标准差来衡量样本对综合评价的影响程度。标准差s（i）=

（n）值来测度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通过随机模拟的方法构造多个满足单位性与互反性的矩阵，在不保证该矩阵满足一致性的前提下计算其一致性指标，再进一步平均即可得到RI

（n）。① 一致性比例CR=可以通过CI与RI

（n）的比值得到，其中CI为一致性指标。由现有研究经验得到，当一致性指标系数CR在[0，0.1）之间取值时即可认为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将0.1作为判断是否具有一致性的阀值。

该种权重计算方法的基础为指标所传递的信息量。若样本指标1的变化程度大于样本指标2，则认为指标1所传递的综合评价信息多。

4.计算得分。将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wi与对应的10个不同时间的样本指标相乘并累加得到模糊评价的综合指标zj=wir（i，j），j=1…n。综合评价指标zj的值越大，则说明其得分越高，即回收体系越完善，效率越高。

（二）实证结果分析

1.各地区评价结果。经计算得CR=0.0112，满足0.01≤CR

从打分结果直观来看，绝大多数省份得分处于[0.5，0.6）分数段，统计的30个地区中仅有7个地区不在此区间内，占总量的23.3%。其中高于上限0.6的地区有北京、浙江与山东，低于下限0.5的地区有广西、海南、宁夏和青海。前者均位于版图东部且除北京之外均为沿海省份，三个地区均为人群稠密地区，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生产生活中废水、废气、固体垃圾产生量也较多；低于下限的地区位于中西部与西部、南部等较为偏远的地区，人口密度低，人均GDP较小，工业、生活中产生污染物相对于东部地区较少。

2.区域聚类分析。将2010年各地区循环经济得分情况进行聚类并进行省份归类后可将30个地区划分为四个类别（见下页图1）：

从地域分布来看，全国（除港澳台以及地区）范围内循环经济发展以第二、三等级为主，主要分布于中部广大地区；四个第一等级地区均位于东部地区且除北京外均为沿海地区；第四等级除海南省外全部位于中国中部地区。整体来看从东部到西部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现象。

（三）AHP-FCE的进一步分析

以上排名为综合指标得分结果，如果考虑某一方面发展情况，则可能会有所差异。本文在此基础上分别以五类二级指标为基础对30个地区进行细化评价，得到结果如下：

从2010年各地区二级指标来看，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区均位于前列。其中北京在“资源再生化”方面优势较为明显，达到0.65，领先排名第二位的天津10.14%。其他二级指标在各个地区之间差异不大，发展较为均衡。甘肃、青海、贵州、宁夏等地区循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在五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中均为进入前八名。

三、结论与展望

结合上述模型所得数据，可以总结出如下结论：

1.中国地区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各地区得分情况来看，循环经济发展总分与单项得分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总分较高的地区在各个单项中得分也相对较高，如北京、江苏、浙江。全国范围内发展水平整体差异大，发展水平高的省市在各方面可能均领先于相对落后的省市。

2.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与区位因素有密切联系：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东部沿海、东部、中部及西部四个阶梯。从沿海到内陆地区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说明区位因素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省市的经济发展、技术先进程度均高于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较高，在一定程度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3.中国循环经济产业供需不平衡，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循环经济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有很大潜力。由于第三、四等级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高于循环产业普及的速度，废弃物资源利用率很低，因而中国大片区域具有促进循环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当然，这一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废物产生较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地区，其本身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较小，如中国海南省，将其与其他省份一起比较则有失公正。该问题在将来也应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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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体通过对北京市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实际走访调查，分析《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状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帮助《劳动合同法》的顺利、有效实施，切实保护农民工劳动权利行使。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建筑行业；农民工

近年来，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民工荒”的出现，更使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来自北京、重庆的调查显示，九成农民工处于非法用工状态，他们的合法收入得不到有效保障。新《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在规范企业用工方面确实已经发挥出了相当的作用。但是农民工群体是否真正在本法以及本条例出台后获利，合同签订状况能否有效改善值得调查和研究。

因此，笔者以北京市建筑业为例，通过走访北京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县的15个工地，调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现状，深入分析现状原因，并提出具体对策。

一、合同订立的现状

随着近年来社会民主法制的发展，农民工权益维护和保护工作的逐步推广、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具有了一定的法律常识，权益保护意识也有了一定的增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后，劳动合同签订率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签订率的绝对数值依然很低，在建筑行业表现尤为明显。根据笔者调查，当前仍有63.73％的农民工没有与所在建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据北京市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介绍，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承包建筑工程的建筑公司本身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工人。这部分工人有技术。属于建筑工人的核心；另一种是建筑公司委托包工头招来的工人。这部分工人没有技术，但是却在建筑工队里面占大多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后，建筑公司与第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显著提高，但是与第二部分工人的合同签订率基本保持不变，而恰恰容易出现权利被侵害的农民工往往存在于第二部分工人中。

二、农民工劳动合同低签订率原因

(一)历史形成的固定的用工模式

尽管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是建筑行业的劳动关系和用工模式等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现象而存在。无论是建筑公司、包工头还是农民工，都因为自己的各种利益需求而逐渐形成固定的用工模式。尽管法律出台了相应的规定，但并未对此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二)合同双方地位不平等

在“强资本弱劳动”的现实格局下，用人单位占据更多的优势地位。农民工的要求很可能成为失去工作的契机。这使得农民工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农民工即便想要签合同也往往不会将这个诉求强烈的表现出来。在调查中，有63.09％的农民工表示想要签订劳动合同。

(三)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不足

由于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不稳定性、自身利益要求等诸多因素，以及对劳动合同缺乏了解，很多农民工并不希望签订劳动合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10.87％的农民工认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无所谓，他们表示自己不愿意被劳动合同所限制，希望用工关系随时可以解除。

(四)劳动监督部门监督力度不够

法律的滞后性决定，农民工的权益只有在受到侵犯之后诉诸于法律才能得到相应的保护。因此，更多的权益维护工作应该由劳动监督部门承担。而劳动监督部门却存在对层层转包且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

三、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及解决方式

(一)司法实践中的争议

《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在用工之日起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设置了相应处罚措施：

(a)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b)超过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未按照规定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有关的规定很好的规制了合同的签订，但是在实际的法律使用过程中却存在有一些争议。在笔者对朝阳区法院某法官的采访中发现，在司法审判中，法律的适用涉及到的是新旧法律适用的接续问题，即条文能否溯及既往，如果可以溯及既往，那么追溯的年限计算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二)争议的应对机制

1　司法解释，“定分止争”

有关《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适用的接续，《劳动合同法》和《实施条例》中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要求各个基层法院将此类问题总结并提交上去。相信不久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将会对此问题进行更细致的规定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争议。

2　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协调

尽管司法实践中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诉讼也有一定的应对机制，但仍应加大力度提升劳动合同的签订率。这就要求劳动部门加强其行政监督职能。一来减少诉讼；二来在诉讼中也可以减少举证责任，节约司法资源。

另外，二倍工资支付是保证劳动合同签订的条款，但是并未真正发挥作用。据了解，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北京市各法院受理的申请工资二倍支付的案件极少。并不像人们所预测的会成为劳动争议案件增加最多的案件类型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的劳动模式决定的，而法院属于消极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机关，因此只有确保劳动合同签订率的提高才能真正确保劳动者权利不被侵害。

四、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相应立法

在朝阳区人民法院，笔者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征求各基层法院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以来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试图据此制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自2008年1月1号《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对于劳动、劳务关系的认定标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是否需要经得雇工的同意等在实施之初，就期待更加具体的条文对此加以规定和明晰，以更好地确保《劳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但是，之后出台的《实施条例》在对于如何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仍缺可操作性，对“两倍工资”的适用仍需要明确。

因此，有关部门还应及时出台劳动合同法配套规章，针对法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对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细化，对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更合理的配置，适当减轻企业义务，增强法律的操作性和科学性。

(二)加强行政职能

司法部门属于消极保护权利部门。但是现在。很多时候人们将法院当作保护他们权利的唯一机关，法院审理的大多数案件其实可以通过劳动部门的行政监察职能予以避免。行政部门在劳动领域应该发挥一个核心的作用，可现实并非如此。因此，应该加大劳动部门的职能发挥。才能从源头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劳动合同是所有劳动争议解决最有效的依据，只有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才能逐渐规范用工条件和用工环境，从根本上减少拖欠工资、克扣工资、加班等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即使发生也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了最为有效的证明。同时，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的监督不能仅仅停留在有无的层面，应该考察其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劳动者的权利不被侵害。

(三)加大宣传力度

《劳动合同法》已实施一年有余，但农民工对其了解还不甚理想。应认识到，法律的普及和推广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此，相关部门还应进一步加强《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力度，结合农民工工作特点改进宣传方法、多方面拓宽宣传渠道，并组织相关培训，从根本上使农民工掌握《劳动合同法》这一维权“利器”。

(四)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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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形势有所改善

据悉，本次会议是俄罗斯担任2013年G20轮值主席国后举行的首次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全球经济形势、G20“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长期投资融资、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以及金融部门改革等议题。会后发表了联合公报。

会议认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尾部风险下降，金融市场形势有所改善。但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弱，并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化”、信贷中介功能受损以及全球需求再平衡进程尚未完成等。为应对当前挑战，发达国家应首先制定出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战略，货币政策应以国内价格稳定和经济复苏为目标，并尽量减小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溢出效应。各国要继续落实金融部门改革和结构改革的政策承诺，促进需求再平衡，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复苏，同时继续推进市场决定的汇率体制，坚决抵制竞争性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会议强调推动长期投资融资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性，决定就动员各种长期投资融资问题开展研究；要求尽快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治理改革，并就份额公式改革达成共识，确保在2014年1月前完成份额总检查；要求全面、及时地落实有关金融部门改革承诺，敦促所有辖区尽快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决定制定一套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措施，继续加强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提出在遵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原则和规定的基础上，继续就气候变化融资问题交流经验、深化合作。

中国致力于调结构

周小川在会上强调，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政策效果显著，为全球再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全球需求再平衡关键在于有关国家加快结构改革，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竞争力，同时出台中期财政调整计划，减少政策不确定性，以启动私人部门需求，恢复增长。

他呼吁G20分析各国储蓄水平差别悬殊的深层原因，探索促进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的有效途径。此外，他还呼吁相关国家加快落实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并确保第15次份额总检查按时完成；同时希望IMF有效落实监督新决定，加强对有关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其溢出效应的监督。

谢旭人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指出2013年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积极扩大内需，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活力和动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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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国的物价上涨率也从2012年5月降到了3%以下，从此之后在1.7-3.2%之间波动。尤其是2013年10月以来，中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同比上涨率不断下跌，到2014年4月降到1.8%，达到了18个月以来的新低。

物价上涨率和经济增长率双双达到近期的最低点，这引发了人们对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就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的基础。

对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

从年初到现在，我国的出口增长率逐渐恢复，5月份出口增长9.5%。但这一增长率与以前相比并不算高，只能算是温和恢复。尽管美国和欧洲经济在恢复，但前景并不明朗，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我国的出口虽然在改善，但对其可持续性不好判断。

消费是总需求中相对比较稳定的部分。2014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比2013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3月和4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分别比2013年同期低0.9个百分点。这说明今年消费的增长情况可能比上年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却比去年同期高：去年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真实增长率是6.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率是9.3%；今年一季度，两个数字分别为7.2%和10.1%，均比去年高。消费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率背道而驰，说明今年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比去年有所降低。因此，不能期望今年下半年消费增长率会有大的反弹。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去年1-4月份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7.3%，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

今年投资的增长率也不乐观。首先，在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经济中缺乏好的投资机会。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下降。其次，房价走低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下滑。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6.8%。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5.2%，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27.2%。今年的房地产市场不容乐观，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下滑几乎已成定局。第三，利率将维持较高位置。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目前中国没有市场化的利率只剩下存款利率。但由于各种理财产品的出现，存款利率实际上已经开始迅速市场化，这将导致中国存款利率的上升，提高了银行和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

综上所述，要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扩张性政策。在中国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金融业进入的门槛逐步降低，大量小金融机构出现，必然需要资金，这就导致资金需求量的上升，也将推高利率。

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从根本上说，宏观调控的目标不是保增长，而是保就业。就中国而言，目前宏观调控是多目标的，即“调结构、转方式、保就业、促改革”。因此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就业，还要考虑别的因素。我们应主要考虑保就业和调结构两个目标。

1、为了更快地调整产业结构，在保障就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低越好

中国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保就业。今年7.5%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足以保障就业，所以不需要过度刺激。实际上，如果撇开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不管的话，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是相当好的。一方面，经济增长率保持着7.5%左右，即使二季度以后增长率下滑到7.0%，就业也能够保证。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也处于理想区间，预计今年的CPI上涨率会处于2%-3%之间，不高不低，十分完美。全年增长率7%以上、通货膨胀率2%-3%之间，这一运行状况实际上是非常完美的组合。

由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所以存在进一步刺激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实际上，在目前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实现8%的经济增长率都不是不可能的，只要中国愿意承受更高的通货膨胀，以及更大程度的产能过剩。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应该基于以下原则：在保障就业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越低越好。中国经济目前除了保就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目标，就是调结构。而调结构的重要一环是淘汰落后低效产能。而要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政府命令，比如我国以前的限产压锭、近几年的强制关闭一些落后产能等等。这个手段简单、有效，但也显得武断、粗暴，所谓的落后产能由政府人为认定，而不是市场认定，为一些人留下了寻租空间，同时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第二种手段是通过经济手段淘汰这些产能。经济危机是淘汰落后产能的有效办法，但经济危机会导致严重的失业，所以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如果能在保障就业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经济的总量刺激，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率维持在最低状态，这就对落后产能构成了严峻的生存环境，迫使它要么退出、要么升级。经济增长率不宜过高，否则就是保护落后产能。

2、经济政策不要大起大落，要微调、精细化管理

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处于非常完美的区间。只是由于年初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才需要采取措施。如果经济增长目标本身不是必须实现的，其实甚至都不需要刺激措施。在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可预期的，因此不需要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会使得经济大起大落。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结构急需调整，就更不能采取大规模的总量刺激措施，否则只会给落后产能留下苟延残喘的空间，不利于结构调整。

因此，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总的倾向是：不要大起大落，在目前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不要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措施，代之以由多种小剂量刺激政策构成的“微刺激”政策体系，实现宏观调控的精细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采取的“微刺激”、定向宽松措施是非常合适的。大规模刺激会救活落后产能，同时可能使得资金流向资产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加剧。定向宽松政策有助于经济增长，能够调整经济结构；同时能够控制资金流向，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的加剧。

3、目前的宏观调控应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

目前，在保就业问题不大的情况下，实现其他目标尤其是“调结构”就成为值得考虑的目标。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调控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需求管理用于保增长和就业，而供给管理既被用于保增长和就业，又被用于调结构。这是因为“调结构”本身就是供给管理，它调整的就是供给的结构，一方面要刺激一些产品的供给，一方面要减少一些产品的供给，二者都是供给管理。调结构的首要手段就是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否则过剩产能就难以被顺利淘汰。

4、目前可以选择的供给管理政策

首先，是减税和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当然最好是定向的。比如对小微企业、涉农、高新技术、特定地区（用于调节经济的区域结构）的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尽量减少对传统产业尤其是产能过剩产业的刺激措施。

其次，加速改革。加速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加速财税改革，促进税负公平，切实减少企业税负；加速司法体系、行政体系改革，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使经济运行更为流畅、平稳、简单、有效；促进反垄断、强化公平竞争、降低各个行业准入门槛，让所有行业对民营企业开放，通过公平、充分的竞争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加强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管理、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同时扩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加速金融体系改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等等。

第三，利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调节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

5、目前可以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需求管理同样应坚持保就业、调结构的目标。

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定向性的财政政策，对教育、科学研究、企业研发等活动予以支持，对小微企业减税来刺激投资。

在货币政策方面，应继续坚持保就业、调结构的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倾向是：（1）不实行全面降息，甚至也不实施定向降息。降息刺激出来的往往是低效投资，对经济安全不利。（2）在不降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定向货币数量扩张的方式刺激需求。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定向购买等措施均可考虑，但以定向降准优先，少采用定向再贷款，尽量不采用定向购买。

6、应该适时调整房地产调控的方向和力度

我国目前房价出现松动。应该注意的是，房价不论是大起还是大落，对经济都不是好事情。目前我国的房价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已经相当严重，但泡沫严重并不意味着需要房价大幅度下跌来挤出泡沫。一方面，房价大幅度下跌会拖累经济增长，因为房地产投资在总的投资需求中占比很大，房价下跌会导致投资需求下跌；另一方面，房价大幅度下跌可能会导致银行坏账增加。

随着房价趋稳甚至下跌，这是以前采取的行政性调控措施，比如限购等退出的良机。逐步取消这些行政性调控措施，使房价调控逐步回到主要用经济手段调控的道路上，摆脱行政性调控措施带来的各种扭曲。

总 结

根据目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如果政府不采取更有力的刺激措施，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难以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率都比去年将有所下降。虽然外贸可能改善，但一方面净出口占GDP的比例远远低于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另一方面，外贸改善的幅度也不会有多大。所以总体来说，经济的自然走势不符合增长目标的要求。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是7.4%，低于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在政府采取了刺激措施后，第二季度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PMI（商务活动）从2月份的50.2提高到5月份的50.8，非制造业PMI也从年初的53.4提高到55.5。因此只要这种扩张措施持续下去，并保持其力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5%以上并实现全年7.5%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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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S-LM模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由于凯恩斯有关利率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确定性，二是货币市场均衡无法保证商品市场也达到均衡，因此希克斯于1937年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后，汉森提出这一分析工具，并将LL曲线改称为LM曲线，于是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修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IS—LM一般均衡模型是指在商品市场中，投资I是利率r的函数，I随着r递减而减少，储蓄S是收入Y的函数，S是Y的递增函数。希克斯认为，将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与利息率的另一种关系，形成IS曲线。同样由于下式决定了均衡收入：I(r)=S(Y)，在货币市场上，名义货币供给量为M，货币需求为L=L(r,Y)。货币供给有政府决定，是个既定的量，货币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数，当下式成立时，货币市场达到均衡：M=L(r,Y)货币供求相等点的轨迹形成LM曲线。它表示在货币供给既定时，货币市场处于各种均衡态对应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种组合。将方程I(r)=S(Y)与M=L(r,Y)联立，可求得未知数(r,Y)的解，这个解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E。这就得到一个关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点E代表一般均衡态（如下图）。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组合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都达到供求相等的点。在经济体系达到一般均衡状态时，收入水平达到稳定均衡。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般比较分析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波动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两种政策的效应又会因为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而有所差异。

所谓财政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所谓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关于调整货币供应基本方针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的IS-LM模型比较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宏观经济学IS-LM模型中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这里有引入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

IS-LM模型中的LM曲线是表示货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息率(简称利率)关系的曲线:IS曲线则是表示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收入与利率关系的曲线。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通过影响利率、消费、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使就业和国民收入得到调节。这些影响可以在IS-LM图形中看出。

如果LM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会使IS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它和LM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和收入都高于原来的利率和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则会使IS曲线向左下方移动，使利率和收入下降。相反，如果IS曲线不变，政府实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会使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它和IS相交所形成的均衡利率低于原来的利率，收入则高于原来的收入。而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则会使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使利率上升，收入减少。

（1）财政政策效应

从IS-LM模型看，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是指政府收支变化(包括变动税收、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等)使IS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显然，从IS和LM图形看，这种影响的大小，随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不同而有所区别。

在LM曲线不变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大。反之，IS曲线越平坦，则IS曲线移动时收入变化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越小。如图1所示。

IS斜率大小主要由投资的利率系数所决定，IS越平坦，表示投资的利率系数越大，即利率变动一定幅度所引起的投资变动的幅度越大。若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敏感，一项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利率上升时，就会使私人投资下降很多，就是“挤出效应”较大.因此，IS越平坦，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被挤出的私人投资就越多，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得就越，即政策效应越小。图1(a)中Y1y3即由于利率上升而被挤出私人投资所减少的国民收入，YOY1是这项财政政策带来的收入。图1(b)中IS曲线较陡，说明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较小，因而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的斜率不变时，财政政策效应又随LM曲线斜率不同而不同。LM斜率越大，即LM曲线越陡，则移动IS曲线时收入变动就越小，即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LM越平坦，则财政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2所示。

从图2(a)和(b)中可见，政府增加同样大的一笔支出，在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小，即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在LM曲线较平坦时，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量较大，即政策效应较大。这是因为。LM曲线斜率较大即曲线较陡，表示货币需求增加将使利率上升较多，从而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结果，使财政政策效应较小。相反，当货币需求利率系数较大(从而LM曲线较平坦)时，政府由于增加支出，即使向私人部门借了很多钱(通过出售公债券)，也不会使利率上升很多，也就不会对私人投资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政府增加支出就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较多，即财政政策效应较大。

（2）货币政策效应

变动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即货币政策的效应，同样取决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

在LM曲线斜率不变时，IS曲线越平坦，LM曲线移动（由于实行变动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大，反之，IS曲线越陡峭，LM曲线移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就越小。如图3所示

LM曲线右移，货币供给增加，从而能够增加国民收入。但实际上收入并不会增加那么多。因为利率会因货币供给增加而下降，因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中一部分要用来满足增加了的投机需求。IS的斜率主要决定于投资的利率系数。IS陡峭时，投资的利率系数较小。LM右移时会使利率产生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增加的货币供给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投机需求。国民收入水平不会有较大增加，政策效应不大。相反，IS平坦时，投资利率系数较大。LM右移时，利率下降不大，投机需求较小，政策效应较大。

在IS曲线不变时，LM曲线越平坦，LM曲线由于货币供给量变动时，国民收入的变动就越小，即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小；反之，则货币政策效应就越大。如图4所示。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LM曲线较平坦，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大，即利率稍有变动就会使货币需求变动很多。因而，货币供给量变动对利率变动的作用较小，从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就不会对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反之，若LM曲线较陡峭，表示货币需求受利率的影响较小，即货币供给量稍有增加就会使利率下降较多，因而使投资和国民收入有较多增加，即货币政策的效应较强。

因此，IS-LM曲线的形状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关系如下:

IS或LM曲线移动时,均衡收入与均衡利率会发生变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推动IS或LM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实现带动经济增长,增加国民收入的目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自发性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和均衡收入增加,从而推动IS曲线右移。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受"挤出效应"的影响,IS曲线的形状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关系不确定。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准备金、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推动LM曲线向右移动。IS曲线越平坦,货币政策越有效；LM曲线越平坦,财政政策越有效。

三、从IS-LM模型分析我国的“双稳健”政策

近几年,尤其是2002年之前,我国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上,倾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不过,从2003年开始,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003年我国GDP增长速度达到9.3%,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7万亿元,增长9.5%。在这种变化下,我国实施了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05年开始转变。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的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稳健"。笔者拟运用IS-LM曲线来讨论这一“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双稳健”的政策含义。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质上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宏观经济政策。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保有压,有紧有缩,上下微调,松紧适度的政策(刘国光,200A)。笔者个人认为,“稳健”是相对于“积极”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说是稳中趋于紧缩的,尤其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反应在公众的心理预期上,这种政策调整反应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应运而生的整个宏观政策态度。虽然,稳健政策并不等同于紧缩,但在经济主体的预期中,“稳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近似于紧缩。

2.我国“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

“双稳健”政策的着力点是经济稳定而非经济增长。IS-LM模型探讨的是国民收入与利率水平的水平关系,没有讨论经济稳定的问题。而“双稳健”政策,作为宏观的经济政策,更多考虑的是预防经济过热,推动社会公平和减少失业,调整行业结构,应付经济垄断等各个方面。这一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各项经济指标的分析,落脚于经济平稳,致力于在经济过热和增长缓慢中间寻找平衡点。

3.“双稳健”政策应加大市场调控的力度。

我国的IS-LM模型没有确定的形状,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无法精确拟合。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等原因,一些变量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而定性分析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障碍,不能精确描述IS-LM曲线的形状。所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IS-LM模型(笔者把它看作是在经典理论中加入一些条件的定性模型)是不精确的。尽管长期趋势十分明确,但在短期内,或者在一定的时期内,模型的形状和趋势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在不精确的IS-LM模型下,稳健的政策,即中性政策,应该说很好地配合了这种不精确性。因为稳健政策意味着政府干预的谨慎,意味着留给市场更充分的发展空间,意味着由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力量的出清来实现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双均衡,从而通过市场的培育,使我国的IS、LM曲线由理论上的陡峭趋向正常,由实践上的不精确趋向可计量的稳定。“双稳健”政策是比较谨慎的政策选择。这一政策应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协调性,以提供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实行其它配套的政府干预,加大培育市场的力度,引导市场的完善,使市场的调控更加灵敏有力,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美]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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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资产价格 宏观经济 货币供给 股票市场

伴随着资产市场的不断扩大，资产价格的波动也变得更为剧烈，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学者们对资产价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票和房地产这两个市场，而研究内容则主要侧重于关于资产价格泡沫成因的研究及关于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客观因素的辨析出发，基于资产价格理论，运用计量方法来考察2008年以后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

一、中国资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1、根源于预期

人们购买资产的直接动机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决定资产价格最基本的因素就是资产未来获得收益的能力。做出任何一项投资决策需要衡量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这就需要做出向前的预期，将未来可能获得的现金流折现成为资产的现值，这符合资产的本质属性，也符合我们一般的投资决策过程。但是这种向前预期的定价方法又带来了新的问题——不确定性。向前的预期由于不同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主观认识的差异会大不相同，从而造成了不同投资主体对同一资产的价值的不同看法，最终会形成资产价格的波动。

2、客观因素

（1）宏观经济形势。向前预期的定价方法使得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获取收益的能力，而未来的收益又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当前变化归根结底反映的是“预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是个体经济行为的综合，是个体预期的综合反映，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前一阶段人们预期的结果，而未来的经济形势又反映了人们当前的预期。如果某一时期内资产价格呈现持续的上涨或者下跌，那么，资产价格的这种趋势必定与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符合，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应当也是同样的趋势。

（2）政策制度。中国股市发行、退市和分红等制度的不完善，上市公司质量存在隐患，投资者教育的缺失，使中国股市的“投机性”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国际资本进出的冲击之下，表现出了繁荣时期的泡沫化，以及对于实体经济一定程度背离的疲软走势。

3、主观因素

行为金融学认为，人是复杂动物，不论客观条件上是否存在限制，人的决策行为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认知偏差。资产的虚拟性和它的投机性使人们对于资产的买卖掺杂了更多的非理性因素，这使得我们必须重视投资主体非理性在资产价格波动中所起的作用，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避免对实体经济的损害。

资产价格波动因素分析如图1所示。

总结资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其根源于资本化的向前预期的定价方式，这种定价方式本身就蕴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同时，股票这类金融资产属于虚拟资产的范畴，其交易成本低、流动性强，其运行特征相对于实体经济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在向前预期的定价机制下，资产价格波动的最根本的客观驱动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它决定资产未来收入现金流的多少，是资产定价的基础。但是中国资产价格波动的驱动因素又具有特殊性，就股票价格而言：第一，金融市场投资品种单一，不完善的发行、退市、监管和分红机制的存在，使得我国股票市场交易具有更多的“投机性”。第二，中国的融资渠道仍以银行信贷为主，利率市场化没有完全放开，同时，考虑到我国财政体制的特殊性，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对资产价格具有更大影响。第三，投资主体投资理念的不成熟，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较晚，但规模扩张十分迅速。投资者很多都是跟风入市，面对股市的跌宕起伏被各种非理性思想所左右。

二、对中国2008年以来A股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8年以来的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A股市场股指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指标和货币政策指标的VAR模型来考察股市与实体经济和经济政策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脉冲相应分析来考察其相互间的影响，说明该时期内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客观驱动因素。

1、数据选取与处理

选择工业增加值IAV同比增度，货币供应量M2，以及上证综合指数SHDEX三个指标来反映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市场流动性和股票市场走势，所有数据均为月度数据，样本期间从2008年1月至2012年11月。然后，用X-12方法对其进行季节调整，并对季节调整后的数据取对数减轻数据的过度波动与异方差问题。

2、数据的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从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来看，序列不平稳，但呈现一阶单整I（1），这说明三个序列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1）显示，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工业增速、货币供应量，以及上证综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VAR模型与脉冲相应分析

运用Eviews建立VAR模型之后，对模型的特征根进行AR Roots检验，结果显示VAR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函数是指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如果给货币供应量一个正向冲击，其并没有对股票市场带来明显的影响，而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第一期有正向反应，在随后的阶段逐渐衰减趋近于零。这说明这段时期内，流动性并不是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对于实体经济有明显的影响，见图2。

如图3，给上证指数一个正向冲击，工业增速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时期快速上升，随后缓慢下降，逐渐趋于平稳。这反映了股市资产价格对经济的预期作用，资产价格波动的基本驱动因素是人们“预期的宏观经济形势”，股票价格的正向冲击代表了投资者对经济向好的预期，经济主体对于未来经济的乐观看待会直接带来更多的消费、投资行为，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4、格兰杰因果检验

三个序列呈现一阶单整I（1），通过对其一阶差分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三个变量间所呈现的统计上的因果关系。从表2中可以看到，只有上证指数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Granger原因，其他变量之间均没有明显的统计上的因果关系。这进一步印证了上面脉冲相应分析的结果，即2008年以后至今，股市资产价格的波动反映了预期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变化。

三、结论

实证表明，2008年以后中国股票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其波动反映了人们“预期的宏观经济形势”，而货币政策和流动性并没有对资产价格波动起到太大作用；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整个股票市场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投资主体的非理性因素并不是资产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但这似乎与投资者对股市表现的抱怨相差甚远，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投资者抱怨中国股市是基于中外宏观经济增速的对比，即，中国经济增速比国外发达国家要高，但是股票市场的表现却不如发达国家股市的表现。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其针对股市涨跌这样一个相对变化的比较并没有基于经济增长率相对变化的比较，并非只要GDP增长率是正数，股市就一定要涨，或是我国GDP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GDP增长率，股市收益率就应当高于其他国家股市收益率。这是明显有问题的，因为股票的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增长的因素，因此股市的涨跌，反映的是一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变化。

第二，中国股市的疲软是经济发展调整的必然过程。中国股市本身与国外股市存在差异，平均估值高于国外股市，股票估值本身就包含了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国股市的疲软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实体经济“软着陆”的经济现实一致。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高速增长的时代很可能一去不返，股票市场的表现虽然令投资者不满，股票市场制度的建设仍有待完善，但这样的表现主要并不是股市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我国的经济现实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1] 张维、李根、熊熊、韦立坚、王雪莹：资产价格泡沫研究综述：基于行为金融和计算实验方法的视角[J].金融研究，2009（8）.

[2] 瞿强：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扩张[J].金融研究，2005（3）.

[3] 易宪容：信用扩张的合理界限与房价波动研究[J].财贸经济，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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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文献回顾

在调节范围、调节手段、调节的侧重点以及作用机理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必须紧密结合，扬长补短（贾中慧，2009）。我国加入WTO后，加大了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和互动性，不仅要防患外部经济的冲击，也要重视本国经济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随着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将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配合，但是会暂时出现的脱节现象，这就需要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贾康，2009）。在两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选择上，大多数研究都赞同“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控总量”的观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相应的政策组合方式，即对“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的选择（任碧云，2009）。毕海霞（2006）分析了过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基本轨迹，发现两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时，缺乏更深层级的配合，包括调节分工不明确、配合效果不明显等。影响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两方面，前者是指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手段和工具紧密联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实施的宏微观环境和政策执行能力等。技术因素由于其对政策配合效果影响的直接性而更为重要（任碧云，2009）。对于两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侧重两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运用（王国林，2004），同时注重政策配合环境的建设，主要是相关财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设，健全货币市场，从而提高政策实施主体和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贾康，2009）。

在文献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在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模式上，只是简单地描述IS-LM模型，并没有突出“协调”，而且单纯地从目标与现实的不合，理论性地评价政策配合的效果。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方法缺乏科学性，并没有真正发现两大政策的不协调之处，因此政策建议也缺乏针对性。在一定的经济时期，要优化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某种更有说服力的方法寻找两者之间配合的不足以及影响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对协调和配合进行重新界定，并尝试将协调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通过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纵向对比，探讨两次危机时的政策配合的差异，并分析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试图寻找现实中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协调。

二、政策协调――以两次金融危机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辞海》中，配合是指通过各方面分工合作来完成共同的任务，协调不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当。二者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间关系的理想状态，也可以指实现这种理想状态的过程，强调“理想”。那么政策协调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针对分工合作中出现的与任务目标相悖的问题进行政策手段的调整，以达到政策配合的最优化。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协调，而不是配合。本文将协调分类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时期相似经济环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标、政策有无调整；后者则指在某一的经济环境下，由于经济形势的“左”（与政策调控方向相反）变化或者政策效果与目标相悖时，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会出现某些政策手段的调整。

2.纵向协调――两次经济危机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相同的，过度金融创新而忽视了安全性，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尽管二者在影响力度等方面有所差异，然而都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造成的消极影响广泛，主要表现为出口贸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资情势恶化、内需不足、经济增长放缓。

199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财政支出，主要是购买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鼓励投资消费，刺激出口的税收政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稳健的货币政策涉及存贷款利率、准备金利率的调整，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增加财政支出，税制改革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与前次金融风暴不同的是，面临本次经济危机，在财政政策方面，我国政府要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支出重点倾斜于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以及中小企业；税制不再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是变动了增值税这一主体税种，即真正意义上的税制改革。总的来说，财政政策特别着力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保障民生，促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更大，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和力度都明显增加，为了吸引投资，优化投资结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工程建设、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加大对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过剩产能转移、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优化信贷结构。这不再是只关注货币政策调节总量的一个转变，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节经济结构。

通过对比，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虽然1997年金融风暴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其目标也是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刺激消费、投资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费的财税力度不大，且消费人群更关注城市居民民，尽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对低收入人群消费的转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忽略了乡村居民的消费培养；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拉动经济增长三大马车的结构不协调问题，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倾斜。事实也证明，前一次经济危机暴露的问题，接下来的这一场经济危机中依然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风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选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手段、调节对象等方面需要改进。第二，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经济政策不仅刺激投资，更关注内需的扩大，不仅要出口数据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税政策限制“三低一高”产品的出口；不再将收入分配的重点置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者和农民给予充分关注。这种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侧重点的转变和调整表明我国进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纵向协调――不同时期相似经济形势下的政策协调，以期更好地解决经济问题。

3.横向协调――2008年经济危机

如上所说，2008年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贸易逆差，出口企业大量倒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凸显；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外汇储备风险增加；证券市场受挫等。面对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中央政府果断实施了“双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强劲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国整体经济复苏速度较快。当然，其成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无缝”？

首先看一组宏观经济数据。到2010年5月份，CPI为3.1%，首次超过3%的调控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维持高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9%，比预测高0.2个百分点；5月份出口增速达48.5%，大幅超预期。再看2010年以来中央银行调控准备金的频率：2010年1月18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10年2月25日，国内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至16.5%（上调0.5%）；2010年5月10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出口逐渐回升、居民消费持续上涨、整体经济回暖。但是进入2009年下半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出现了跳跃式增长。货币和信贷的高速增长为保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也带来了通货膨胀预期上升、资产市场泡沫加速膨胀的负面作用。因此，2010年货币政策更侧重于“适度”。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货币供应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贷货币，保证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在“适度宽松”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回收流动性。

这一事实说明了两点：第一，我国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在现实经济出现了与目标相悖的情况下，对政策手段和侧重点进行调整，以达到预期目标。但是这种调整只是货币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没有涉及财政政策，忽视了配合系统的优化；第二，不管是货币财政还是财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调控宏观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更应该注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保持经济长久增长的关键。而不应该只关注形式上的经济数据，即关注促进经济质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单纯地刺激数量。这两点也应该是今后两大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贾中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规律及发展趋向研究[J].现代商业,2009(21).

[2]贾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J].行政管理改革,2009(2).

[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J].中国经济问题,2009(3).

[4]毕海霞等.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实践研究[J].金融教学及研究,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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