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有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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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

一、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向

1.战略性调整所有制结构

我国当前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依据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对我国国有经济的所有制进行调整，为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正确的调整方向做出保障。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1）通过改革保证公有制的核心地位：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指应该对国民经济中主要、重要行业实行控股，适当参股非国有经济。

（2）通过改革保证多种经济制度共存：针对非国有经济的主要、重要组成行业，国有经济应该适当从其中退出控股，或者可以选择参股，以便保证多种经济制度共存，共同发挥作用，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得到满足。

2.战略性调整产业结构

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应该重点把握产业结构的调整，因为它对于国有企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发挥着主导和关键作用。目前我国国有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缺少战略性规划，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出现问题。产业结构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应该大致趋同，而是应该与各国政治、经济实际情况密切相关，随着产业性质、所有制目标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调整应该包括两方面：（1）从空间结构上调整国有经济产业分布情况。（2）从中观层次调整国有经济关于某既定产业中观层次上的规模。

3.战略性调整产品结构

对企业产品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可以从根本上为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证。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产销率低的现状，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中，应该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为前提，大力发展投资品，形成消费品与投资品达成同等发展地位。但是针对投资品，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和开发投资品方面。

4.战略性调整企业结构

企业结构与国有经济结构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必然会影响企业结构，而战略性调整企业结构会加强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效果。所以针对目前企业结构存在的组织规模失衡问题，以及组织结构失衡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战略性调整，以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成效。

二、深入探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改革举措

1.战略性调整外部总体布局

在保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位置的同时，采取适当措施提高非国有经济的参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主要包括：（1）建立和完善调整国有资本的动态机制，保证国有资本进退的有序性和合理性。（2）以存在高竞争的行业为着手点，适当降低国有资本的比重。（3）以产权为纽带，加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参与程度，采取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作用。

2.战略性调整内部产业布局

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关键在于“集中范围，增强保障”。比如，在国有经济中提高公益性或者战略性行业的参与，将国有经济行业的标准适当放低，促进多种经济制度共同存在，共同作用。

3.鹇孕缘髡微观产权布局

通过调整措施，让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存在，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保证经济的持久发展，合理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改变以往的绝对控股形式，逐渐转变为相对控股。主要包括：在调整国有企业过程中严格把控股份制的改革方向；以合理的方式调整或者减少国有制经济的控股程度，比如上市。除此之外，需要注意采取合理的措施保障国家的控制力。例如采取措施加强设立政府特权，主要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或者通过制定公司章程等办法，从而为政府的话语权做出保障。

4.战略性调整企业规模布局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序退出规模相对较小的国有企业中，主要集中发展大型企业中；二是针对规模相对较大的国有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其核心竞争力，从真正意义上做到规模大而且发展强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要加强中央和地方对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作用，应该在调整中注意区别功能，不能盲目进行调整，要保证国有经济的公益性以及竞争性。中央在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中，合理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以保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发挥重要作用。地方国有企业在进行战略性调整时，应该注意保护和发展各地方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企业，减少以延伸政府职能为主要功能的地方性城市建设企业，并且要注意对于风险的把握和调控。而针对目前存在的竞争性企业，发展其多种混合制经济，以为有序退出作出保证。

三、总结

结合目前国有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且及时提出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合理方向，准确把握国有企业的职能作用，提出相应的改革举措。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不仅可以保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也会对国有经济的掌控力有所作用。希望本论文关于研究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和改革举措的内容，对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有所作用，提高国有经济的活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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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营经济在促进东北经济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1.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国工商联公布的国内第一份系统、全面的民营经济发展分析报告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已经从拾遗补缺成长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正呈现出数量加速扩张和质量飞跃的良好发展景象。截至2002年底，民营经济注册资金达到2.8万亿元。企业年营业收入1.2亿元以上的有1582家，其中最多的已达355亿元；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7%，远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长率。民营企业的总资产、销售、净资产回报率及资产负债率等指标，都好于同期全社会的平均情况。随着对民营经济的指导思想从政策支持转向制度保障，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更加势不可挡。在这一形势下，引入民间投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无疑将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增长要素。

2.促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一直是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全国国有经济的比重平均占40%，沿海发达省份一般低于30%，而东北三省仍高达80%左右。过高的国有经济比重，使得东北地区缺乏经济活力和竞争力。要解决这一老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民营经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经济功能：实现股份制改造，拓宽就业渠道，增加财政收入。

3.提高市场化水平

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提出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1年报告中的相关数据，作为受计划经济影响深重的地区，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而市场化程度的落后是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缺乏后劲，经济增长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要在东北地区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市场化进程，就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产权清晰，对市场反应灵敏，经营灵活，富于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因此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源。

民营企业在参与国有资产重组过程中，能够促进产权多元化发展，有效矫正失调的资源配置，激发形成相互竞争的市场机制，同时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措施，将灵活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有利于培育有活力的市场主体。

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的计划投资，国家向哪个地区投资多，哪个地区的GDP就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主体多元化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好坏成为决定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当今中国的经济大省，也是民营经济的大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地民营经济发达，经济总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浙江省的经济基础远不及计划经济年代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GDP排全国的第12位。但由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经济活力不断增强，GDP连续数年稳居全国第四位。浙江省的民间投资占了社会总投资的2/3，民营经济的税收总量超过了国有经济，成为全省第一大税源。东北经济区要想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后的第四大经济区，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建议

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际，制定各种具体的政策措施加以协调和配合，才能更有实效地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使之在振兴东北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1.提高融资效益，改善融资渠道

为了解决融资难这一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东北地区要加快融资体制改革。

首先，要对民营企业进入产业进行科学统筹，要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发展规划作为基础来整合金融服务规划。国家的科技和产业发展要有战略性和超前性，政府、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观念、方向、质量、效益和风险要有沟通和共识。只有这样，企业融资才有规划，金融支持才有针对性，这无疑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融资的信心。

其次，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改组和新建适当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大小银行并存是一种国际趋势。我们国家需要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目前尤其缺少中小银行。因此应积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探索发展主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允许设立多种形式的创业、产业投资基金。

再次，探索建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独立信用评价体系，推动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建设，从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信用担保的问题。

2.放宽市场准入，拓展发展领域

在老工业基地，要想彻底改变以政府低效率的投资为主的投资体制，首先解决市场准入问题才能启动民间投资。当前应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并制定相关政策积极引导民间投资的流向。一是除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外，其余行业和领域都应放开。二是按照国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老工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改革。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投资参股能源、电信等基础产业，对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乃至城市交通等经营性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应公开向社会招标选择投资主体。三要借助东北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突出的制造业优势，在石油化工、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信息产业等领域，着力培养一批经济实力强、技术层次高、有地区特色的大型民营企业。四是大力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高新技术、环保产业，对这些产业的投资给予优惠政策。

3.实行国民待遇，减轻企业负担

第一，民营企业用地要统一纳入当地土地开发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划。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投资兴办的社会公益事业的用地，应依法实行划拨供地。民营企业申请使用国有、集体土地，与国有、集体企业同等对待。

第二，对民营企业实行税收国民待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不管何种经济形式，都应实施同样的税收政策，使民营经济与其他经济形式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和发展。对投资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民营企业，可按投资额的大小退还全部或部分所得税。

第三，考虑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盈利水平不同，制定相应拉开差距的不同税率和优惠政策。对民营的中小企业实行轻税政策，促进其快速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属于弱势群体，处于发展不完善的起步阶段，政府应采取轻税政策，给中小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第四，加快清费立税步伐。应对现行的各种收费项目按行政级别、部门、性质和收入归属进行全面的清理，在全面综合评估、科学测定的基础上，区别合理与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不合理的收费坚决取消；合理的收费规范化，并向社会公开收费的项目、范围、标准和程序。

4.健全服务体系，改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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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背景一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当前的结构调整是在对外开放环境下的结构调整，这与过去封闭半封闭状态下进行的结构调整有着本质区别。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在过去封闭半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结构调整只能是在国内范围的"调整"和"平衡"，而且多用行政命令、计划手段去实现。在开放的条件下，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内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市坊的一部分，国内市场的竞争越来越国际化，竞争日趋激烈．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发挥我区经济的比较优势，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对接互补。

调整的目标一战略性而非适应性．适应性结构调整是指从短期出发，哪里结构失衡了，就在哪里以应急的方式加以缓解。我国历史上曾多次进行过这种适应性经济结构调整。实践证明，这种短期、应急的"适应性"调整，容易引起比较强烈的结构性周期波动，甚至产生影响长期健康发展的负面效应．要改变原来者是在"适应性"调整上反反复复的状况，政府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与结构调整政策时，应当尽快转到"战略性"调整轨道上来。与适应性调整不同，战略性调整强调长远性、科学性和宏观性，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是以结构优化升级为战略目标，立足长远．二是在具体的产业、部门、地区、所有制等结构调整中，不是采取应急的"救火"方式，而是有预期地打提前量．从这个角度看，战略性结构调整更具科学性。三是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主要层面是宏观．微观层次的结构调整，靠市场机制来完成，靠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来实现．政府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主要应从宏观、全局着眼，而不是从局部着眼。

调整的对象一不仅是供给结构，还包括需求结构的调整；中国短缺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全国绝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基本上不存在供不应求的商品。在我区市场上也基本上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的占绝大多数。原煤、木材、纯碱、乳制品和液态奶、糖、原盐、羊绒制品等产品产量，进入全国前10位。在过去短缺经济条件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而且调整的依据并非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主要是根据"形势需要"进行供给上的"填平补齐"。战略性调整对供给结构的调整，主要是依据市场需求，即以市场为导向．同时，战略性调整对需求结构也进行调整．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使供给结构更加符合需求结构同时，通过需求结构的调整，使需求结构更有利于供给结构的调整，两者实现互动式的调整．

调整的方式一市场导向型而非政府主导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大量的竞争性领域，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这也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体制基础．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结构升圾，提高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这就要求我们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一个基本原则是，市场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事，就应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让企业自主决策。政府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应集中于一些大的结构问题，尤其是集中于那些市场无力解决的领域，要增加对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环境和社会福利性事业的投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地区经济结构协调发展；实现国有经济"有进有退"，对国有经济布局和全社会所有制结构进行引导增强农业基础性地位，大力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城镇化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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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传导机制；区域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134-02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即从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这一过程的传导途径，具体来说，就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启动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监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这一过程。有效的货币政策从中央银行开始，在金融市场上通过“传导机制”程序，影响居民和企业的非金融决策，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

一、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区域差异原因分析

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已表现出显著的区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区域金融的结构差异越来越明显，经济改革进程差异和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程度不同，使得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同。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经济结构特点差异较大，另外地区之间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都不相同，对货币政策承受能力和执行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在经济发展方面客观上存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外资投入数量大。因此，东部地区在资本需求上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投资和产出水平上，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多，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原始资本积累少，投资效率上仍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货币政策也主要是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作为参考依据。

不同区域在同一时期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区域之间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也不同。从经济周期来看，沿海发达地区发展快，当其经济发展到达顶峰的时候，内地偏远地区往往还处于发展起步甚至恢复阶段。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呈现严重的不平衡性，导致在实行统一货币政策时不同区域出现不同的效果。

（二）区域间金融体系发展程度不同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在各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从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看，国有银行在东部的分支机构占其全部分支机构的50%，中部占31%，西部占19%；城市商业银行东部占55%，而中、西部占45%；外资金融机构东部占96%，中、西部占4%。另外，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商业银行的总行或总部都设在东部地区，以及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主要业务市场都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

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主体，是货币政策的最初接受者和传递者，因而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商业银行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布和发展的巨大差异使得不同地区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存在很大差距，东部地区商业银行的运行效率和市场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越高，对货币政策信号反应就越灵敏，货币政策传导就越顺畅，政策效果也就越明显。

（三）区域间产业发展、行业结构和企业规模差异较大

经济发达地区都具备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得各种产业相互搭配、相互促进，形成了互动的良性循环。按照发达国家标准，中国东部地区的产业比例发展比较协调，而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较大，在高新技术行业及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等方面，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同，具体来说，原本不受银行关注的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和传统低附加值行业以及中小企，在紧缩货币政策背景下获取贷款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从中国来看，高新技术行业和大多数的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较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以及中心城市，欠发达地区传统行业占主流，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爱大嫌小”，导致发达地区信贷可得性比欠发达地区强；而且上文中分析，相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东部地区金融体系相对完善，当货币政策趋紧影响到信贷供应时，对不同地区冲击不同，对欠发达地区的较大，对发达地区冲击相对较小，这就进一步加剧货币政策在区域之间的传导差异。

（四）区域间微观主体结构与发展速度差异较大

企业是金融市场上最主要的资金需求者。近年来，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长，由于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能力较强，其融资渠道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因此与国有企业相比，它们对于货币政策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从区域间来看，东部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程度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到2010年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其全部总产值的3/4，而中、西部地区其比重还不到1/2。当货币政策放宽时，在东部地区，对利率比较敏感的非国有企业数量众多，从而对商业银行贷款需求量大，而对中、西部地区货币需求影响不会很大。当货币政策趋紧时，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会利用地区优势，通过改进生产降低管理成本、拓宽融资渠道如利用外资或民间资本，来应对资金供给不足。由此可见，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非常活跃，并积极向银行申请贷款来谋求自身发展，而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金融市场发展也不完善。因此，东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敏感。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区域差异表现

由于同一货币金融政策的实施在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当货币政策趋紧时，东部地区由于金融组织体系完善，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时有更多的选择，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东部企业资金来源影响相对较小，而且东部地区是商业银行总行所在地，面对中央银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将信贷权限进一步上收，导致信贷投放向东部地区集中。这时如果不注意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差异，这种统一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对中西部地区经济造成过度紧缩，压制了正常的资金需求。因为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权限较小，而且贷款十分谨慎，在强调风险防范的情况下，只能不加区别地对企业贷款需求一概回绝，通过惜贷、慎贷消极地回避风险，在加上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落后，融资渠道少，使中西部地区正常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中央银行旨在避免或压制经济过热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是以东部地区为参考，客观上对西部地区却产生了过度紧缩的作用，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当货币政策放宽时，在东部地区，由于金融机构体系全面、多样化，而且又是总行所在地，贷款权限很大，金融机构贷款会较快地通过各种类型金融机构流向实体经济，而且贷款数量较大。特别是在经济形势较好、金融机构利润预期较好的时期，出于追逐利润和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动机，各类金融机构会想尽办法向企业贷款，这样金融机构贷款会迅速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货币政策传导速度较快。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比较单一的区域，金融机构种类主要以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主，近年来随着一系列体制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措施的相继推出，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不利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机构撤并和信贷集中化的趋势。国有银行的机构撤并在西部地区最为严重，信贷权限集中化，实行贷款终身责任制，采取严格的授权授信制度，授信条件收紧，流动性约束加强，这样使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转向寻求信贷安全最大化或稳定、被动地完成任务，不再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在此背景下，这些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主要表现为存款竞争而贷款谨慎，这样使金融体系的资金不能顺畅地流向实体经济，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速度较慢。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由于中国经济金融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呈现显著的不对称性效应，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其中，货币政策在东部发达地区传导较快，效应显著，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解释力较强；中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最落后的西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较低，货币政策效应呈明显的滞后性。因此，在统一货币政策的目标前提下，央行可针对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采取有所区分的政策措施，增强货币政策在不发达地区的有效性，促使各地区经济平衡发展。

首先，在全国统一性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行地区差别化的货币政策。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产业结构及微观主体结构等发展差异来设置各地区具体的货币政策目标，从而使各地方都能对货币政策的变化及时有效地作出反应和调整。同时实施具有一定差异的金融监管政策，例如适当降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准入要求，以促进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市场机制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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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001―04

国有企业(简称国企)是企业的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或制度。其主要内涵是：企业所经营的资产归国家所有，企业经营的成果完全由国家占有、使用和支配。从历史上看，国企由来已久，到了现代社会，国企才在许多国家得到长足的发展。二战后，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的国家)都相继组建了数量可观的国企，其中，以社会主义国家为最，并视为立国之本。时隔不久，由于先天和后世的种种原因，导致国企经营效率低下，严重亏损，债台高筑，难以为继，接着又几乎在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无不采取种种措施，改变或改造国企的这种不景气状态，其中，通过拍卖将国企改变成民企最为普遍。例如，英国和日本，将铁路、公路、航空、军工等许多大企业卖给私人。在上世纪60～70年代，私有化形成一股浪潮。

在我国，建国之初国企在恢复生产和振兴国民经济中发挥力挽狂澜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时隔不久，也毫不例外地遇到了经营不善和严重亏损的问题，且越发严重，导致国民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

从1978年起步，至今已有30年了。回顾30年来的改革历程，清醒可见：国企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成效或成败，关系到整体经济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命运。同时也看到，对国企改革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和艰难的。

如今，为了将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入下去，很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国企改革是如何走过来的，并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再战。

回顾我国国企改革30年来的历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86年，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进行国企经营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企是政府垄断企业的经营权和产品的支配权以及收益处置权，因而导致国企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行状态。针对传统国企政企不分的弊端，党的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的文件，推动了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府向企业让渡了一定的生产自、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企业经营权的部分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产品的控制权和索取权。

这一阶段改革意在使国企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四自”经济实体。

从结果上看，虽然这一阶段改革是浅层次的，采取的是一些权宜之计的放权让利的措施，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

这一阶段改革之所以取得成效，主要是因为：第一，它能使各利益主体在改革中获得程度不同的利益，具有普惠性质，从而产生了较强的激励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二，这种改革是在不改变原有产权框架内进行的，只在政府和国企之间进行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问题，因而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进行比较顺利。第三，这种改革虽然表现为政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国民经济总量是增加的，中央政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又带来社会成员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接受并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第二阶段是1987～1992年，主要是进行国企从经营权向所有权过渡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企业的产权问题，使人感到不进行产权改革没有出路，相应地也产生了两种不同改革思路：

一种思路是主张将国企改革仍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进一步推进或深化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与这种认识相对应的制度选择是企业承包制或租赁制。政府决策部门也倾向于这种改革思路，于是。从1987～1992年，国有企业经历了两轮承包和租赁改革。

承包和租赁推行伊始，确实调动起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1987年和1988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4.1％和20.7％，企业实现利润1987年比1986年增长8.0％，1988年比1987年增长18.2％，亏损面也逐年下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在推行承包、租赁制期间，却出现了企业增效、经济增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状况。在推行承包、租赁制的第一年，即1987年，伴随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却出现了低增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6年的20.8％，1987年骤降为18.4％，一年下降2.4个百分点，1988年又急剧降到15.8％，比1987年又下降2.6个百分点。

承包、租赁带来的后果招致了全国各界强烈的批评和反对。人们普遍认为，在承包、租赁过程中，国家和企业处在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中，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成本很高，且无法对承包、租赁合同的细节逐一地加以规定，企业经营者可凭借承包、租赁权合法或不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国家的利益。因而政府对企业约束仍然是软的。企业只负盈不负亏，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而且还造成了承包、租赁者的行为短期化和“机会主义行为”，有导致国企被掏空的危险。

与承包制、租赁制的改革主张不同，国内理论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深化国企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主张，与这种主张相对应的制度选择是股份制。股份制改革是国企在所有权层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改变由国家垄断的企业财产制度，使国企内部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优化国企内部的治理结构，为实施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激励和制约，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从实践上看，国企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始于1986年，改革之初，大都在国有中小企业中试行。试点的影响面并不广泛，主要问题在于当时非国有的财产主体介入不足，又找不到能够作为非国有主体的普

遍介入形式。在多元化主体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股份制试点往往在企业内部职工中展开。由于企业内部职工筹资能力的局限，股份制改革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而且因当时对股份制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认识不清，管理人才匮乏，很多试点企业的职工股份演变成为一种工龄折股，内部借贷买股，或化公产为私股，最后使股份制难以推进下去。在这期间，由于承包、租赁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以及股份制发育不足，致使国企改革一度处在摇摆、徘徊、迷惘之中。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改革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第三阶段是1993～2004年，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同时对国企布局和不合理的结构进行调整。1993年，在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步骤。1994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在国企中展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要通过产权结构的改革，使国企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在现代企业产权结构的制约下，政府不能直接地控制和经营国企。政府可通过人即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或控股公司参与国企重大事宜的决策，但这个决策也要受所有者出资额即所持股份数额限制，不能一家说了算。当然，政府可在国企清算和转让时依据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和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在现代企业组织框架中，从发展上看，政府的意志是递减的，是受限的，而股东的意愿和权利可得到组织和制度的保证。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权利、责任和义务是由法律规定的。决策只能由董事会成员讨论后通过表决做出，这就可以避免长官意志和个人意志的独断专行，从而为企业的科学决策及其实现提供组织基础。

在此期间，国企的现代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绩效：

――到2002年，15.9万户国有控股企业中的50％以上实行了公司制改革。从1998年到2002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组上市的有442家，累计筹集资金7 436亿元，其中境外筹资352亿美元。

――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和大企业集团。1997～2002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内地企业由3家上升到11家，这些企业全部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推出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共有368家，占总数的73.6％，资产占总数的96.4％，利润占总数的85.4％。

但国企所有权层面的改革，不是一个简易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仍然受到多方的限制。

在这个阶段上，伴随着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从战略上考虑，国家对国企的布局和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从一定意义上说，调整也是改革。1999年9月中央召开十五届四中全会，就国企改革专门做出《决定》，其中最使人们关注的就是“有进有退”。往哪里“进”呢?《决定》明确指出：“三大行业”，“两类企业”。三大行业是：国家安全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事业。两类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中少数几家关键性的企业、支柱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所谓“进”，就是要加强，增加投入，提高经济效益。从发展上看，在这些行业和企业中，经济总量还会增加，还大有发展潜力和前景。除此之外，应当都在退的范围之内。所谓“退”就是国企从那里撤出来，为民营经济腾出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民营经济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通过各种方式放开搞活。

在国企的“进”和“退”过程中，也要经过市场并通过收购、兼并、重组、出售、关闭、破产等多种形式来实现。

经过几年的实践，国企布局和结构取得了积极进展，成效显现：

――国企在“三大行业”，“两类企业”中有了明显的加强，不仅总量大大增加了，质量明显提高了，而且管理也大有改善，从而促进国企在这些部门较快地发展。1995～2002年，通过改组、联合、兼并、出售等多种形式，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7.76万户减少到4.19万户，下降了46％，中小企业户数从24.5万户减少到14.9万户，下降了39.2％。

――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部门等从市场退了出来。1994～2002年，全国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080个，涉及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995.4亿元，安置职工约530万人。关闭破产政策的实施，不仅推动了国企布局优化和结构的调整，也促进了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

――放开搞活了一大批中小民营企业。1997年以来，各地通过改组、联合、兼并、出售等多种形式，使地、市、县级的国有小企业的60％左右转为民营企业，并给以信贷放宽的支持，促其发源展，同时，相应地也加大了对地、县、市以下的国有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改革的力度，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吸引外资等方式，对国有小企业实现产权多元化改革，改革面达到80％左右。

但在实施对国企现代化改革过程中，问题还是存在的，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国有独资公司仍在较大范围内存在着。党的十五大四中全会指出，在全部国企中，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外，都要积极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公司。到2001年，单一投资主体的独资公司仍有14.5万户，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总量的75.9％。独资公司严格说来不是真正的公司，更不是现代企业制度。独资公司的建立，不是改革而是改良。因为独资公司根本不可能建立公司制所特有的制衡机制，产生不了公司制所特有的功能，发挥不了公司制应有的作用。独资公司与传统企业没有什么区别。

――在行业分布上，除必须由国有控股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外，国有经济还广泛分布在其他行业和领域，在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激烈的加工工业和一般竞争行业，国企的比重仍然偏高。

――在股权比重上，国有股权在许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包括上市公司中严重存在着“一股独大”的现象，据统计，到2000年，在3.2万户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股占总股本的63.5％。在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更为严重。在全国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几乎全是国家股，占总股本的70％以上。

――在经营决策和人事安排等方面，还是一家说了算，缺乏多股制衡机制，发挥不了股东会和董事会的作用。不利于很好地实现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公司制的基本原则。

――在企业规模上，截至2002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9436户，净资产52637.2亿元，销售收入56868.5亿元，平均每户企业净资产5.58亿元，销售收入6.03亿元，规模偏小。《财富》杂志公布的2002年世界500强中，美国有192家占39％，西欧119家占24％，日本88家占18％，这三家合计占81％。中国大陆只有11家，仅占2％。

――当改革进行到1997年，竟出现国企全行业净亏损的局面。为了扭亏所付出的代价或成本是相当高昂的。据有关方面统计，三年之中，用去银行

呆坏账准备金1500亿元，技改贴息200亿元，实施债转股580户，共用去4050亿元，并于2000年4月1日停息，当年即减免企业利息支出195亿元。几项加总达5945亿元。这就是说，三年解困，情况有所好转，主要取决于党和国家政策的优惠和照顾，而不是来自于国企改革的成效，或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增强。

――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有一个重大特色。即分拆上市，而不是整体上市，这种上市方式，容易发生利益转移，很多作为子公司的上市公司，被母公司掏空。

此外，还有一大批需要破产关闭的企业没有退出市场。据初步调查，到2002年，全国符合破产关闭条件的资源枯竭的矿山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有2500多户，涉及职工近510万人，涉及金融债权2400多亿元。受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额度、政府财力及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这些企业一时难以退出市场。

国企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国有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影响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也影响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深化。到2002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达到11.83万亿元，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7.69万亿元，占65％；非经营性国有资产4.14万亿元，占35％。15.9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额达18.02万亿元，为了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必须必须加快对国企的改革、调整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才能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进一步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才能进一步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第四阶段是2005年至今：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在原有改革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深化对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内部的改革。这里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内部产权分置制度的改革。

中国股市自1990年起步至2005年以前，长期处于低迷状态，不死不活。在此期间，虽然出现过几度“牛市”，但都为时较短，总的状况是“熊市”。原因何在呢?主要是因为作为股市主体的国有上市公司“转轨不转制”和股市本身在组织管理上存在的种种弊端，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主要功能错位；股本权设置不合理，国有股不上市；国家控股公司组建过多；公司内“一股独大”；证监会的功能定位有误；仍奉行计划经济的人事任免制度，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无法形成；广泛地用配股代替按股分红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化改革来解决，

但当务之急，是对股权分置制度的改革。

从2005年起，股权分置制度的改革开始启步，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台为标志，中国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证监会2005年6月16日在公布《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增持社会公众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东大会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可通过二级市场把不上市的国有股变为上市的流通股。

传统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分置的：国有股包括国有的法人股，法人股也大都是国有的――是非流通股，不能上市，只有非国有股即社会公众股才能上市，属于流通股，这实质上在股市上形成了两个市场，两个价格。这种情况的存在，带来的的后患是严重的和无穷的，如寻租、价格信号失真、割裂的市场失去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等。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把原先由股权分置切割的两个市场(一级和二级)，两个价格(一低一高)，变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股票上市后呈现全流通状态，真正实现了同股、同价、同交易。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有效引导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推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在价值取向上的趋同，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维护公司的形象，有利于股东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形成良好的预期。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也适度放宽中小板企业的上市标准，准许创新型的企业能够通过上市实现快速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除接纳大型蓝筹公司上市外，也要扶植新兴企业成长，促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当然，也应准许资本的自由退出。资本市场的有推有进，进退自如，给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更多的选择机会，促使资本市场有效运作。

股权分置改革消除了股市和股价的“双轨制”，重塑了二级市场的游戏规则，反过来则将为一级市场提供优质的制度环境，必将全面地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和深入，股市逐步振兴起来，主要表现是股价一反常态，有了生气，逐渐活跃起来，并呈现出上扬趋势，再加其他因素的影响，股市一度成了脱缰之马，在较短的时间内，暴涨到惊人的程度，并形成一定的泡沫。随后又急剧下跌，短短的几个月，又跌到似乎难以收拾的程度。这种现象，对缺乏资本市场熏陶的中国股民来讲，是很难适应的。本来，股市有涨有落，有大涨必有大落，应当说是常态，但在中国，难以为人们所接受。

篇6

(一)发展民营银行的必要性

1．构建现代金融组织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现代金融组织系统应该是包括国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和民营机制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体系。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促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客观上要求发展民营银行等非国有金融机构。

当前个体、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在东部发达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比重已超过经济总量的一半，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这种现状要求金融机构为个体、私营经济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国家也要求金融机构加大对个体、私营经济服务力度，但由于体制等方面原因，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个体、私营经济的融资环境并未得到改善，缺乏金融支持是制约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出问题。要想有效改变这一现状，关键在于我国金融业要按照生产决定流通、经济决定金融的规律调整经营战略。加强现存金融机构对个体、私营经济服务，更快发展适应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使金融业的业务结构、资产结构与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

2．提高我国银行业的产业互补性优势

发展民营银行，可以在比较优势分工原则下，与大银行在产业分工上形成协作与补充。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的信息成本高，缺乏灵活性。而民营银行分散在各地，对中小企业情况较熟悉，获取信息的成本较低，运作灵活。这样民营银行的出现将弥补大银行服务的遗漏，为中小企业开拓新的融资渠道。

3．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制度安排，难以满足三农发展的金融需求的问题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存在着角色转换滞后的问题。在原有机制下形成的信用机制，非公有制经济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制度之外，无法获得国有经济得到的信用安排。截至目前的金融改革，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信用关系，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很难向三农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发展民营银行，可以优化现行金融体系下的信用机制，改变对三农发展金融服务短缺的现状，促进三农的健康良性发展。

4．发展民营银行是实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最优选择

1998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出口锐减，外需不振，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减弱，加之国内长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低效率投入导致的低水平重复盲目建设，造成产业结构失衡，以经济增长减缓为表现形式的国民经济深层矛盾凸现。面对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我国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国债，近六年来国债建设投资项目累计达32800亿元人民币，GDP的增长分别为7．8％，7．1％，8％，7．3％，8％，7．4％，据测算，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2％，1．7％，1．8％，2％和1．6％。由此可见，财政投资弥补了基础建设资金不足，引导部分社会资金投向，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如此之大，有悖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同时，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使中国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双重压力。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均在国家可控范围内，但都达到历史最高记录，长此以往，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使财政运行面临较大风险。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和债务风险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相机退出。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调整社会总收入的传导机制可以简单分析如下：

图一表示在当前政策下的社会总收入；图二表示在财政政策逐步紧缩、为了不影响总产出的情况下而配合的货币政策；图三是财政政策逐步紧缩，在实践中配合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底上调利率27个百分点，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本次调息的试探作用大于现实意义，预示货币政策将进入新一轮紧缩。在这种宏观政策指导下，社会总收入将减少。发展民营银行，以利润最大化引导投资，将弥补总收入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发展民营银行，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条件。

(二)发展民营银行的可行性

1．发展民营银行政策法规的可行性

发展民营银行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以下条款：

第十二条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有符合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2)有符合本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3)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长(行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5)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中国人民银行审查设立申请时，应当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银行业竞争的状况。

第十三条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2005年第6期(总第311期)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l亿元人民币，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发展可以调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但不得少于前款规定的限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其他条款中，没有不允许设守民营银行的规定，这说明设立民营银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2．发展民营银行的理论可行性

(1)产权结构理論和交易成本理沦

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民营银行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股份制产权结构形式，使其具有内在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它们的服务对象民营企业和居民群体也属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主体。这种产权清晰的供求双方形成的信用关系，属于硬约束信用，效益与风险是这种信用关系的主要特征，它大大优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间的软信用约束。同时民营银行机构精炼，管理成本较低，加之激励机制有效、办事效率较高等制度优势，可以为客户提供质优、价廉的多种金融服务，克服弊端，减少客户寻租费用，提高客户消费金融产品的总体满意度。

(2)银行动态成长理论和银行分层理论

按规模可以将银行分为大、中、小三类银行，它们依据对等理论(大、中、小银行分别有自己的对应优势，适合对应的客户群体)为大、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从静态上看，大、中、小银行是分层并列存在；从动态上看，通常银行发展的顺序是从小银行发展到中型银行，最后发展成大银行。我们将小银行、中银行、大银行分层并列存在的理论叫银行分层理论，将银行从小银行发展成中型银行，最后发展成大银行的理论称作银行动态成长理论。银行分层理论说明，在市场中，中小企业是客观存在的，与之对应的，可以为其提供信用服务的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在目前阶段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相比，不论从资产规模、管理水平及服务群体来看，都只能看成中小银行)是大有市场空间的。而银行动态成长理论则说明，随着企业的发展，银行也将发展和壮大，由中小银行成长为大银行，可以为发展起来的大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3．发展民营银行的现实可行性

(1)巨额的民间资产

据2004年统计资料，我国民间资产达36万亿元：城乡居民储蓄为12万亿元；个体工商户注册资本4万亿元，假设股市一半的流动市值和保证金为私人所有，为1万亿元，资本外逃保守估计5．5万亿元，房产总价值13．5万亿元，民间资产远多于国有资产：居民储蓄由1978年的210亿元激增到2004年的12万亿元，巨额的民间资产是发展民营银行的资金前提。

(2)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调整的需要

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人浮于事，制约着商业银行效益的提高。为了适应银行业的全球竞争，国有商业银行按效率原则撤并了一批成本高、管理难、业务不足和严重亏损的基层机构和重复设置的网点，并逐步把业务转移向大城市。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略退出为民营银行市场进入提供了空间，它们的出现

金融理论与实践可以填补国有商业银行撤退后出现的信贷供给空洞。

(三)发展民营银行的制约因素

1．设立形式的两难选择

发展民营银行，基本途径是新设和改组。新设优点在于没有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民营银行轻装上路；改组是通过对问题金融机构整合降低金融风险，并有效利用原金融机构的设备、客户等资源。理论界常用以下模型对这两种方式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Y1+Y2-C1+e1)／(Y3-C2+e2)

其中：Y1=通过改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带来的收益；

Y2=利用被改组对象资源带来的收益；

Y3=银行没有历史遗留问题的负担，轻装上阵带来的收益；

C1=处理被改组对象遗留问题产生的成本；

C2=开办费等新增成本；

ε1，ε2：其他的一些对成本及收益产生影响的因素。

通常情况下若比值大于1，则选择改组方式设立；当比值等于1时，改组和新建方式没有区别；当比值小与1时，选择新建方式设立。但是Y1(与当地信用社发展状况相关性强)与C1(与当地政府态度相关性强)难以准确量化，使决策者在选择设立形式时陷入两难境地。

2．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协调

在发展民营银行的理论观点提出后，各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发展民营银行对本地经济的推动作用，江浙地区、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纷纷要求发展区域性民营银行。但如果没有充分论证，盲目发展，将可能出现我国信托业过度发展的后果，危及金融体系安全。另一方面，发展民营银行将对原有金融机构产生冲击，以致对地方政府利益产生影响，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保护主义，设置障碍，提高民营银行的进入壁垒。

3．规模经济及风险防范

银行业的突出特征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银行的单笔业务固定成本越低。历次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银行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与银行的规模成正比。结合民营资本的投资能力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已形成的垄断地位来看，新生民营银行不可能组建成像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那样的超级大银行，其单位营业成本较高和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特点将制约其发展。

(四)发展民营银行的市场进入选择

1．吸收民间资本，组建民营化的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

农村经济不单纯由农业和农户组成，还包括农村飞：商企业。伴随着农业特别是部分地区农村工商企业的发展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其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多，而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客观上为商业化金融组织在广大农村地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组建农村股份制民营商业银行，其人股的股东应该以农村信用社原有社员为主，重点吸收有资金实力的农产、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农民开办的中小企业，使其资本金全部由民间资本入股组成，在经营过程中逐步壮大。

2．城市商业银行引进民间资本，通过股权结构改造，组建民营化的城市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大多是由各地区的城市信用社改组而成，由于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使其风险集中，经营问题复杂，规模一般较小，且经营能力不足，所能经营的中间业务较少，几乎未涉及到表外业务的经营。监管当局亦不允许其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限制其扩张网点，这些均制约城市商业银行的壮大。民营资本所有者的自身实力使其不可能参与所有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造，但是在民间资本充足、商贸发达的部分地区，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引进优质的民营资本所有者加盟，促使国有背景股本的逐步稀释，最终实现民营化。这些城市商业银行在经过股权结构民营化后，有利于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实现邻近地区商业银行的并购和营业网点的扩张，逐步发展扩大。

3．民间资本拥有者申请新设社区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设立商业银行注册资本最低为10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为1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为5000万元人民币。目前我国金融资产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30％左右城市居民占有近80％的居民金融资产，其中近一半又被20％的少数高收入阶层占有，这说明我国部分个人完全有能力申请新设民营银行。而社区银行是他们的最优选择。

篇7

客观地说，社会各界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陌生。在中国转型改革的35年中，20多年的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确定的思路就是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改革。为何在正式提出并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十余年后，在这个有着多年探索经验的改革领域上，中央再次强调混合所有制，而且把它提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意味着什么？这有什么新的内涵？

并不陌生的混合所有制

混合所有制、股份制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个热门词，经历当时改革的社会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中国改革的起点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改革庞大的国有企业。在经过了20余年的探索后，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路子。

1.国企改革难题逼出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但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走出困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为此，1997年，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这个历程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途径。这也是在经历了放权让利、经营承包制等改革方法后，国有企业改革找到的一条稳定的改革路子。

2.混合所有制实现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双壮大的效果。混合所有制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既可以包括公有制经济，又可以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基于市场的基本规律，不同所有制组成资本的联合体，开展经营活动。客观地说，这种方式，实现了两个效应：一是实现了国有资本扩大效应，使国有资本能够控制和影响更大的资本量，实际上逐步形成资本平台；二是形成了渐进改革的效应，使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中逐步转型成为有竞争力的实体。两个效应的释放，使国有企业和非公经济实现了“共赢”。一方面，国有资本不仅没有削弱，而且还实现了保值增值，数据显示，2003～2011年，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资产总额从19.78万亿元增长到85.37万亿元。截至2013年11月，国有企业资产累计约90.6万亿元，是2003年的4.58倍。2003～2012年，国有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42.38万亿元，年均增长16.6%；净利润从3202.3亿元增长到1.61万亿元；上缴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35万亿元。

另一方面，非公经济也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有经济资产总额占56%，外资经济占21%，国有经济占23%。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显示，2012年私营企业达1085.72万户，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79.4%，注册资金占全国实有企业总量的37.68%，个体工商户首次突破4000万户口；在利润方面，非公企业利润总额达到1.82万亿，最近5年的平均增速达21.6%；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占比超过60%；在税收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对税收的贡献超过了50%；GDP所占的比重超过了60%；就业贡献超过80%。

混合所有制的制度稳定性

混合所有制是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但这个发展需要稳定的制度预期。过去10余年的改革探索中，对国有资本定位、社会资本产权保护等问题还有不少有待完善之处，非公经济发展的制度预期受到明显影响，使得混合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制度掣肘。

1.国有资本的定位与混合所有制。强调国有资本减亏增效，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目标。过去10年在这方面有了明显改观，国有企业每年都有巨额净利润。然而，国有资本的核心定位是什么？是不是只要有利润就可以进入？换言之，混合所有制鼓励不同所有制之间的资本联合，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可以进入到所有的行业？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然而在实践中，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过快膨胀的态势仍然很明显，并且这种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推进的。数据显示，2003～2008年，国有资本在房地产业的扩张最快，年均增长33.5%；2009年，国资委分管的129家央企中，超过70%的企业涉足房地产业，而央企开发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到2011年仅占全国已建成保障性住房面积的13%～15%。这一格局客观上形成了“国进民退”的担忧，这种担忧又转化为对制度预期的担忧。因此，国有资本定位不解决，有利必争，混合所有制难以突破。

2.不同所有制的产权保护力度与混合所有制。人们潜意识认为，国有资本的产权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而且这个产权是有国家信用为后盾的；而社会资本很难得到这个后盾。这使得混合所有制中产权保护的强度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企业家刘永好提到一个例子有效地佐证了这一点：“2012年仅有几家民企能和新希望集团一样评上AA+，更多的民营企业只能评AA或者A或者更低的评级。而国有企业，特别是有些央企，不少都能评上AAA。其根源就在于评级机构本身就觉得，央企出了问题最后国家买单，所以评级要高一些”。在评级上尚且有这种潜意识的区别，在产权保护上区别可能就更大了。

由于多种原因，非公经济的产权保护仍然面临不确定性。企业家财产权及人身自由被公权力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庆在某个时期利用公权力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实施侵犯，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恐怕不能不引起社会资本的担心。这种担忧在现实中就转化为社会资本的外流。有调查显示，中国身价上千万人民币的富豪年平均消费减少15%，富豪移民比例提高了4个百分点，达到64%。其中，已有1/3身家超亿元的富豪移民国外。而招商银行调查研究也表明，超过 30%的高净值人士、超过 50%的超高净值人士持有境外投资。在产权保护力度不统一的情况下，发展混合所有制很可能变成国有资本的“独角戏”：即便垄断行业放开，但民营资本也未必敢进去。

3.现代企业制度与混合所有制发展。所谓混合所有制是不但股权要混合，收益要混合，治理结构也要混合，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经营管理。客观地说，尽管现在一些垄断行业放开了一些项目，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但在形成混合所有制时能否真正形成现代企业制度？能否真正按市场规划来办？能否真正摆脱来自政府的直接干预？虽然民营企业进去了，但大股东仍是国企，而国资委仍然有权要求企业怎么做。再例如，现代企业中，员工持股、MBO制度安排是形成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有效形式。但某些人借助片面的理解，把员工持股以及MBO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利用社会不满情绪无限上纲，使得MBO叫停10年。当然，混合所有制发展中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MBO也不是尽善尽美，确实出现了由于不公开透明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但这类迎合民粹的观点，不从现代企业制度出发，不就混合所有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和建议性的意见，而是把MBO等一概否认，不仅使得民营企业发展受到重创，而且使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放缓。其根源，就在于混合所有制发展的制度还不稳健。

正是因为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潜力仍未释放出来，也使得经济增长动力受到明显影响。这就是三中全会重提混合所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走向制度化的混合所有制

三中全会在部署混合所有制时，在提出“三个允许”外，还进一步提出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国有资本定位和公益性。这是在过去10余年实践的基础上，针对经济生活的现实突破矛盾做出的进一步改革谋划。也就是说，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焦点，不在于简单的股权结合，而在于明确定位、改革监管、公平竞争。

1.明确国有资本作为公益性载体的性质。国有资本作为全民共有的资本，本质的特征是公益属性。全民共同出资设立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其与自己争利，而是为了社会共同的目标。因此，回归公益性，国有资本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即使在竞争性领域，也要反映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即要强调国有资本投资收益的公共性。由此，这次超出社会预期的是，一方面，将会有更多的国有资本重点配置在公益性领域，配置在与国家战略目标直接相关的领域；另一方面，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被明确定为30%，并且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就超出了10余年前单纯的国企减亏的层次。

2.逐步从管国有企业为主向管国有资本为主转变。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事实上，既管资产，又管人、管事，常常会忽视国有资本定位这样的大局问题。同时，又很难走出 “一管就死，不管就乱”的历史困局。应当看到，以管资本为主简化国有资本管理，一方面可以着眼于宏观管理，集中精力履行好国家出资人责任；另一方面，可以在改变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理上取得重要进展，增加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三中全会也提出，大力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就为国有企业改革明确了最终目标：从国有企业走向国有资本。以后可能国有企业的形式不会存在，而是以国有资本的形式体现出来。国家意志通过国有资本得到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国有企业走向国有资本，远比过去从国营企业走向国有企业更重要。

3.完善产权保护，释放社会资本活力。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公经济更具机制灵活、创新意识强等优势。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更需要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未来5～10年，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企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围绕国有企业这个主角转；而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主角，开始转变为社会资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篇8

关键词：城乡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现状；对策

一、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基本问题

（一）关于人力资源市场

人力资源市场是指人力资源的供给方（劳动者）与需求方（企业等用人单位）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相互交易，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总称。这种市场化配置活动区别于传统的计划配置方式，其内容主要指人力资源供求主体的活动及相互关系，其外延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人力资源中介和相关服务机构等因素的活动以及管理、服务中的相互关系等。

（二）关于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

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有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层次，就是要把构建城乡统一人力资源市场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置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战略之中，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考虑就业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外资政策、社会事业发展政策等的关系，实现就业与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第二层次，就是要兼顾城市就业和农村就业，并且把城市就业和农村就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立足于城乡就业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适应和促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实现城乡就业的统筹规划、良性互动和整体健康发展。城乡统筹就业的本质是一种机制，是劳动力在城乡间、区域间有序流动和保证劳动力有效交易的一系列机制。

二、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的现状

我国劳动力市场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力开始流动而逐步建立发育起来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从建立起就存在城乡分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劳动力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功能日益健全，但城乡分割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一）城市人力资源市场现状

我国的城市人力资源市场，是在比农村人力资源市场的发育更紧迫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所带来的就业压力，迫使国家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工作安排，有限的国有经济部门又不能吸纳这么多的人就业，于是只好放松政策，允许私营、个体经济发展，这就产生了城市非国有经济对劳动力的最初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第一批供给者是城镇的无业居民，他们一般拥有户籍和固定的住所，就业相对容易，但因为受到某些思想观念的影响，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第二批供给者，也是它的主体部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或称“民工”。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城镇流动人口限制的放松，农村富余劳动力中一些有闯劲、有冒险精神、并敢于吃苦的人便开始了进城打工的“流动生涯”。城市经济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也为城市各种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城市老动力市场的第三批供给者，是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和从国有经济部门主动出来的优秀人才，他们既有专业技能又有管理经验。这个市场的需求方，主要是20年改革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各种非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培育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市场“经理市场”，即由承担着一定的管理职能、收入相对丰厚、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经理人才形成的劳动力市场，由于“经理”们素质较高，也深知自身的价值，所以这个市场最能体现这些企业“按质论价”的用人特点。

（二）农村人力资源市场现状

农村劳动力市场是伴随乡镇企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的普遍推广和极大成功，在农村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这些资本在一些有头脑、有作为的农民“企业家”手中与国家放松了的政策结合在一起，就为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这些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构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获得发展的最初动力和持续动力。随着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就业的工人不再局限于本村本乡的农民，外地、外省的农民打工者甚至部分城里人也逐渐加入进来，随着产品销路的平稳扩大，本村本乡的农民也不像以前那样只是季节性、临时性地在企业做工，而是渐渐完全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成为像城市土人一样的非农人口，市场本身也不再限于农村，而是与城市经济逐步走向交融。

三、中国城乡统一人力资源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就业，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城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制约农村劳动力平等就业的诸多体制、政策还没有完全消除，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规定和歧视性政策，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障碍。

（一）政策支持上不平等

我国长期以来把就业工作的重心放在城市，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家没有列支专门的资金、项目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镇职工就业和就业登记相比，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一直不在国家统计之列;与城镇职工享受系统的职业培训相比，农村劳动力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享受不到国家扶持的职业技能培训，即使之后国家出台了农民工培训规划，但是无论是从资金数量还是从培训规模上比，与城镇职工还是有很大差距。另外，国家没有将农民工的管理纳入到城市综合管理中，所需经费由进城农民工负担，造成了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在就业上的不平等。

（二）就业准入上不平等

大部分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即使长期在城镇居住、就业和生活，却仍保留农业户口，被称为“农民工”，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城乡劳动力身份地位不完全平等，农村劳动力处于弱势。与城镇职工自由流动就业相比，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设置了许多限制和规定，有些规定甚至是歧视性的，造成了农村劳动与城镇劳动力在就业准入上的不平等。一些地方对企业使用农民工进行行政批复，在市场准入上设置较高门槛，规定了种类繁多的限制性条件，如工种限制、数量限制、季节限制、性别限制、地域限制、户口限制等。

（三）管理服务上不平等

与城镇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享受到的政府服务较少，国家没有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纳入统一的管理和服务中，农村劳动转移就业难度增加。一是市场信息服务不完善。目前大多数基层未能建立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仅有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提供的劳动力供求信息，远远无法满足农民工对劳动力供求信息的需求，从而增加了转移就业的难度。二是法律维权服务不健全。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其合法权益经常受到损害，但是由于维权意识不强，经济能力较差，国家又没有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三是子女上学服务不到位。农民工子女上学难、收费高问题一直是困扰进城务工农民的首要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地方没有将农民工子女上学纳入当地教育规划中去，农民工子女享受不到同等的教育待遇。

四、构建城乡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户籍制度的改革对于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权的法律认可。他们虽然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但是其工作、子女入学、社会福利、劳动保障等等都因为户籍制度而无法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待遇：他们的迁徙从名义上讲只是暂时的、流动的。在户籍制度下，户口有着极高的价值，“农村人”为了追求“城市人”所能享受的种种公共福利，极力想冲破户口这层阻拦，实现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跨越。因此，首先放开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是根本。采取既符合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客观要求，又符合循序渐进的改革推进方式。鉴于完全放开户籍制度对城市就业以及社会福利和保障部门产生的巨大压力，可以采取适当的门槛作为准入证。以此给予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居民相当的权利。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推进城市化进程，除了关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外，本文还应当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农村老人儿童以及城市中的低收入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要求。

首先，应建立完善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指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法律形式的总合。其次，应加强医疗保险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却难以适用种类人员多层次的保障需要，而且也难以适用就业多样化的格局，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的需要。然后，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我国己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将发生在2030-2050年期间，这无疑会对以政府独当一面的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为了减轻政府负担，可以考虑将养老保险负担主体多元化，把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与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相结合，建立三位一体的养老保险制度。最后，在失业保险方面，我国的失业保险应以促进就业为目标。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很多不利于促进就业方面，导致失业人员把失业保险看作一种低水平的收入，加之缺乏再就业培训，使失业保险对生活的长期保障消磨了失业人员再次就业的动力，成为名符其实的“保险”。失业保险应该以促进就业为基本目标，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工作服务，而不是对失业人员生活救助的生活保障。

（三）加强农民转移就业培训

政府应该加强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要增加政府对农民转移就业培训的投入，整合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科技等部门培训资源，提高培训补贴标准，扩大培训覆盖面。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向农民工开放，并免费提供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严厉打击非法职业介绍机构。鼓励企业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鼓励较大的企业和行业协会办职工学校、农民工学校，有计划地进行在岗职业培训。搞好劳务输出基地建设，扶持一批农村劳动力骨干培训基地，打造劳务品牌。在农民工中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通过财政补贴，降低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的费用，使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经过鉴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单项职业能力证书，推动农民工培训上水平。要将国家在城市实施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覆盖到农民工。

参考文献：

（1）劳动经济学，陆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非正式迁移”的状况，杨云彦.中国社会科学.1996

（3）城乡统筹就业问题研究，张建武.中国农村经济.2001

（4）开源断流：寻求充分就业的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理论与模型，何景熙.人口与经济.2002

（5）中国就业制度演变，胡鞍钢，程永宏.经济研究参考.2003

（6）实施城乡统筹就业的制度障碍及变迁路径，王元璋，盛喜真.当代经济研究.2003

（7）城乡就业一体化的制度约束与制度创新，贺艳红.经济研究导刊.2007

（8）统筹城乡就业构建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杨丹川.人事人才.2008

（9）我国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问题研究，胡祖杰.硕士论文.南昌大学.2007

（10）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究，徐林清.博士论文.暨南大学.2004

（11）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黄阳平.中国经济信息问题.2007

（12）建立我国城乡协调的劳动力市场研究，熊盛文.当代财经.2006

（13）论城乡统筹就业的必要性，罗斌.农村经济问题.2001

篇9

分类改革要先“动刀”

“长期以来，说到国企，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国企垄断。其实，国企中只有少部分是垄断，112家央企中不超过17个，大部分是走向市场的。为何会产生这种误解？原因就在于没有把分类搞清楚。”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

从上海打响“头炮”起，过去的一年里，20多个省区的国企改革集结号相继吹响。但在多数业内人士看来，很多动作尚未落到实处，或者是边做边等。“地方层面的国企改革，涉及了混合所有制、国资结构调整、产权制度等内容，但在国企分类、政企分开、股权改革等顶层设计上，各地改革是有限的，只是枝叶在动，根本未动。”李锦指出。

分类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必然的前奏。国资委主任张毅在日前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上明确表示，2015年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对不同类别国有企业，要按其主要特点、发展目标、改革方向，分类推进改革调整，加强分类监管、分类考核。

“区别企业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特点，区分垄断性收益和竞争性收益，将对国企进行更加周密的分类，初步考虑把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日前召开的“首届国企改革发展前沿论坛”上透露，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和管理是明确国企的国家所有权政策，明确国家对国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目标，以及对具体中央企业的商业目标，完善整体的配套评价体系，为全面推进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主张把国企分为公益性和营利性，“公益类国企交财政部监管，纳入公共财政预算，这类国企的企业家可以由政府任命，薪酬也要限制;营利类国企应由国资委监管，这类国企的企业家应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不限薪。同时，营利性国企的进退应由市场来选择。”他指出。

据有关人士透露，更具体的分类是，商业类被分为了商业一类和商业二类。前者主要是指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后者则主要是指主业关系到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或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经营专营业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企业。

现实情况中，很多国企业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细分将是个艰巨的工程。“细分以后，对不同类型国企将根据不同定位，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提出不同的考核要求。”李锦表示，这将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变革。

数据显示，2014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纳税率，国有工业企业为8.53元，私人企业为3.02元，外资企业3.03元，国有工业企业税负为其他企业的2.6倍。

楚序平强调，分类之后急需尽快建立对国企的科学评价体系。“怎么建立客观评价体系、完善公平竞争政策任务很重要。”同时，他认为，要研究建立分类后的国企分类考核问题，解决考核中存在的过于重视当期利润、中长期考核激励不足、考核标准“一刀切”、董事会考核权不足等问题。“此外，也要研究企业分类后的分类改革、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等问题。”

因企施策，“对症下药”

当分类改革理清国企的功能纠葛，混合所有制将向着十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更加顺理成章地全面铺开。

最近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议首次提出“负面清单”概念，意味着除了少数禁止的行业外社会资本都可以进入国企;但同时也强调不能一“混”了之，要一企一策，因企施策。

混合所有制在实现国企与民企优势互补上的成功实践已被充分证明。然而面临的问题也更加尖锐：如何解决民企由于担心混合后缺乏话语权而进入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如何在混合过程中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国外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成功进行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淡马锡以控股方式管理着23家国联企业，其中14家为独资公司。

新西兰则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几条“铁律”：政府保留对企业的控制权，保留至少51%的股份，不允许出现基石投资者（即除新西兰政府外，禁止任何单一投资者持有超过10%的股份）;新西兰公民与机构享有优先购买权，新西兰公民与机构持有的股份（包括政府股份）不得低于85%;国有股份出售必须通过IPO上市发行，禁止协议出售;国有股权减持收益用于发展新产业或购买新资产等。

“今年国企混改重点在于顶层设计和细节安排。”楚序平提到，我国的混改也可以明确几个原则：一是央企总部最好保持国有独资，对绝大多数重要国企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权;二是混改过程中优先考虑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公众基金，优先中国投资者;三是混改出售的国有股权收入，必须用于发展国有经济的新投入，不能吃光分净;四是一企一策，不刮风、不搞倒计时、不搞运动，防止犯颠覆性错误;五是优先鼓励IPO上市发行进行混合，必须进场交易、竞价交易，禁止协议出售等。

“一企一策并不意味着没有统一的约束，制度的约束应该至少体现在改革程序公正规范、改革方案依法依规、股权转让公开公允、内部分配公正透明四个方面。”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防止混改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最好的办法是规范国有资产评估，完善国有资产定价机制，严格资产交易操作流程，确保公开透明。

事实上，并非所有国企都适宜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认为，只有竞争性国企适合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公益性国企和自然垄断型的国企应坚持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主任龙斧也表示：“企业不缺钱就不需要上市。”他说，美国近90%的中小型企业都不上市，仍然可以保证效率。

李锦判断，随着混改的不断深入，未来将迎来三大浪潮：一是民营经济活力充分释放的浪潮，二是国有企业结构重组的浪潮，三是随着产业结构大调整，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科技创新潮流。三大浪潮或将成为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国资监管“动其筋骨”

事实上，国资监管改革早已提上了国企改革的日程。“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张毅表示，国资委要带头自我改革，把该企业行使的权力交给企业，把不该企业承担的包袱都卸下来。

“国企当前最突出、饱受社会诟病的问题就是运行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市场主体地位未真正确立，突出表现在自主经营地位缺失、自负盈亏的责任落不到实处、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破解之道在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从管理国企向管理出资人投资资本转变，从管理企业经营者到管理企业董事会，由董事会选聘经营班子转变，从管理企业的重大事项向部分授权委托董事会管理转变”。他强调，要合理界定国资监管部门的职权，避免国资监管部门“既当老板，又当婆婆”的尴尬。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此前也表示，国企要进行两个层次的改革：高层次的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低层次的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国资委不直接管企业，而是下设公司，管理国有资本的配置。目的是将国有资本用活，产生更大的效益，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企业体制着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厉以宁说。

对改革后的国资监管来说，重要的是引导国企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要做好加减法，加的是新技术、新业态，做大做强战略新兴产业，积极拓宽国际市场;减的是通过企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对无效、亏损的不良资产果断进行关停并转。”李锦表示，“2015年，在分类改革完成的基础上，企业必然会迎来大分化、大调整、大改组的过程。112家央企可能会重组为30到50家左右。”

必须看到，国企崛起为中国崛起作了巨大的贡献。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看来，今天中国企业的成长发展不是单纯地讨论谁进谁退的问题，而是关于中国企业与国际跨国资本之间的竞争。“能否搭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车，关键在于国企。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集中度还远远不够。要搭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车，需要突破传统的国内视角，放在国际竞争背景下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他强调，新一轮国企改革要服务于能否打造出世界一流的跨国企业这一战略目标，也是检验国企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和依据。

专家观点

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将来央企会分为三类：第一类，大部分的央企将会改组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二类，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第三类，调整保留功能性的实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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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是对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具体模式的探讨。文章首先分析了在金融改革中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地位，进而阐述了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产权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主要是国有产权的退出和民营产权的引入；然而在中国的渐进转轨之路还远没有走完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实现完全的民营化在短期内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给出一中间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内核仍是股份化，具体的含义为：一是政府主导国有银行改革，二是股权安排上国家相对控股。具体的组织形式主张采取在美国一度十分流行的“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形式。

一、金融改革的着力点：从体制内入手

中国过去20余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樊纲，2000），主要采取了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没有急于触及体制内的“存量”（主要为国有企业）。这样，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国有金融的强有力支持下，国有经济一直保持着“低效率”的增长，这又大大减小了改革的阻力。从而保证了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谈及金融改革，许多学者就极力主张运用同样的方式，即在国有金融体制之外发展“非国有金融”，让壮大后的“非国有金融”再来打败“国有金融”。①笔者则认为金融改革应从体制内入手，特别是对国有银行的改革，事关金融改革的成败。

一方面，经过一二十年的渐进改革，中国政府已相对成为一个“强政府”，在面对金融改革时有了相当的控制力。过去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的改革方式，在今天应该主动加以改善。而且，同样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带来的阻力（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大环境变好的情况下，过去渐进改革的成功为直接启动金融领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再花一段较长的时间采用经济领域同样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进行体制内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目前发展体制外金融已经缺少了与过去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相类似的客观环境。当初，“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迅速成长起来，除了政策上的宽松之外，另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是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仅有20%左右的社会劳动在国营企业中就业，在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允许乡镇企业和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非国有经济就可以迅速地发展起来（樊纲，1993）。即只要有相当的原始资本，一些中小企业就能到市场上非常容易的买到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主要为劳动力和产品原材料。从后果来看，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时移，如今的金融领域所面临的环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资源（主要为存款）有3/4被垄断在国有银行内①。又鉴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稀缺性和国家信誉担保国家银行，非国有金融很难像过去非国有经济运用劳动力那样自如的得到可运用的大量金融资源。其次，金融业是相对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胜任，而从国有金融机构那里挖员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后，原来相对封闭的环境已不存在，国内金融业要面对的是国际上大的竞争环境。这决定着我国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国有经济那样拥有一个一二十年可以稳定成长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却只有5—10年的时间可以在没有大的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改革。③而这5—10年稳定期拿来改革国有银行相对是比较充分的，但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金融”则明显不足。

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新兴民营企业的小商品走俏街头巷尾，但如今我们以美好愿望成立的民营金融机构却未必能同样风光，从而也就很难说其能挑起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梁。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革国有金融，而国有金融改革的主战场显然又是国有银行改革。

二、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产权结构调整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作为金融业体制内改革的主要内容，国有银行改革对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那么，国有银行改革的首要任务又是什么呢？本人认为是产权结构调整，其是国有银行的一切糟糕现状得以改善的前提。

第一，产权不改，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可能得到完善。国有银行改革的本质内容就是逐步将其办成“具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现代金融企业”。有人认为，国有银行可以像过去国有企业那样承包给民间经营，而产权仍为国家所有。这样即实现了广义上的民营——不动所有权，只转移经营权。从而可以逐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这种想法是好的，但能否实现则存在困难。原因是，过去的事实证明，在一般经济领域广泛实行的承包制就有诸多弊端，明显的一点是经营者过分的追求短期利益、对资源的过度使用等；而鉴于金融业的特殊性，一旦实行承包制，肯定会产生更多和更严重的问题，后果也将更加糟糕。可以想象，“承包”给民间的国有银行同样不可能实现政银分开，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营化，更不要谈什么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了。

第二，产权不改，国有银行不可能有动力支持民营经济，那么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就是空谈。应该说，我们改革国有银行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其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具体的就是让大量的资金流向新兴的民营经济。但在国有独资下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从现实中看，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一再发文敦促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即使有，也只是国有银行应付央行的“面子活”。原因仅在于中小企业缺乏信用、给中小企业贷款成本高吗？显然不是！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国有独资下的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既不承担任何风险（特别是政策性贷款，商业性贷款他们也可往政策性上靠），又能获得利益；④但给体制外的中小企业贷款，由于属于国有银行的纯商业贷款，那么风险则一律由其自担，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样一来，在许多民营企业的不规范运作、信誉没有树立的情况下，加之国有银行辨别优劣客户的能力十分贫弱①，那么贷款给民营企业的风险也就不小②。相比来说，何不安安稳稳的给国有企业贷款，而去自找“麻烦”呢？况且对民企的放款一旦出问题，还可能会引来“收了对方的贿赂”（樊纲，1999）这种荒诞不经的嫌疑。所以，即使国有银行的资金多的贷不完，其也宁愿存在央行的账户上、买国债等，而根本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但一旦国有银行的产权多元化、大量的民营股份进入后，对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的要求就会增强。而大量贷款给国有企业、存款于央行或买国债显然不可能有高收益，此时就会要求其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用级别的辨别能力，从而逐渐主动放款给中小企业。

另外，国有产权部分的退出国有银行，也不会影响其稳定性。原因是，在国有独资之下，国有银行是以国家信誉做担保（这也是为何国有银行的问题如此严重，但老百姓仍然将钱存进去的原因）。但由于“国家信誉具有不可分性”（张杰，2003），所以即使国家只有一点点股份在里面，老百姓照样认为是由国家担保的，不会出现挤兑。况且，国有产权是逐步退出的，而不是一下子退到很小的比例（比如10%以下）。

由此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银行业在进行了机构扩张、金融工具创新两次大规模的竞争之后，将必然要进入第三次最具本质性的竞争——产权改革（易纲、赵先信，2001）。产权结构调整已成为国有银行改革所不可逾越的障碍，拖得越久，改革的难度就越大。那么，产权如何改？

三、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过渡安排：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

1.过渡时期中国国有银行的二重属性：公共性和竞争性并存。在谈起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调整时，孙章伟（2002）认为，由于银行业既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又是竞争性很强的行业，所以如何在“国计民生”和“竞争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对国有银行所有权安排改革尤为关键。其实，更直白地说，笔者认为转轨时期的国有银行体制事实上已具有了“公共性”特征，这在表面上体现为其毫无条件的支持国有企业，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背后的最终目标其实是保证就业、维系社会稳定等。从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相对应来看，公有产权对应“公共性”，民营（私有）产权对应“竞争性”（杨灿明，2001）。但明显地，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国有银行都在发挥“公共性”功能，而几乎毫无“竞争性”可言③；所以，本应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银行的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存在相当的错位。

但另一方面，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渐进转轨尚未完成之前（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仍大量存在），国有银行的“公共性”仍将有必要存在。但无疑地，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将明显增强，而且中国要将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也要求逐步增强其“竞争性”一面。所以，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就在于如何降低国有银行的“公共性”，增强其“竞争性”。显然，调整国有银行的公共性与竞争性的要害又在于适当的调整其产权结构（以逐渐改变其产权特性）。④那么如何在国有产权和民营产权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核心要务。

2.降低国有银行“公共性”、增强其“竞争性”的关键：实现真正的民营。过去的事实一再表明，国有国营下的银行是不可能具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所以，要改善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国有银行转为民营是必然选择。而且最终完全的民营化（至少是民间控股），即“民有民营”应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最终模式。但鉴于前面的分析，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这中间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即国有股逐步退出，民营股逐步进入的方式。本文所主张的模式为：一是政府主导国有银行改革，二是股权安排上国家相对控股。显然地，国有银行改革中，虽然国有产权需要退出，但完全退出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所以，在国有银行不是整体出售的情况下，其改革的发起人必然是国家。①

从理论上讲，狭义的民营银行就是“具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市场化机制来经营，并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巴曙松，2001）。但广义上，由于“民营”与“官营”相对，所以民营银行就是非官方经营的银行，表明的只是一种经营机制上的特征。一家国有的、或者是国家控股的银行，如果采用规范化的经营机制，同样也是民营银行（巴曙松，2001）。②所以概括起来，民营银行有民有民营和国有民营两种形式。应该说，国有银行市场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狭义上的民营银行，但国有银行要实现由民间资本控股显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我们知道，“国有”即意味着国家拥有全部或大部分所有权。而在这两种产权安排下，民营的目标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独资的情况前面已做过分析，而绝对控股（股权在50%以上，国有股一股独大）与独资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国家绝对控股的情况下，其他的非国有投资主体根本没有表决权，对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转换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可以想象，这种方案也很难吸引有实力的投资者入股。事实上，“民营经济”的实质不仅在于“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完全的自主决策权，而且在于它是一种在企业（公司）股份总额中私人股份所占比重达到51%以上、国家可以占有一定量的股份但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刘迎秋，1994）。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如果民营产权不占半数以上，是很难真正实现“民营化”的。

3.国有银行实现真正民营化的有效组织形式：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在引入非国有经济时，这些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国家）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刘伟、黄桂田，2002），是在其股份化过程中的关键所在。因此，尽管要防止新引入的单个法人实体所占股份过高，但也不可使其过低。否则，其无心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这样对于改善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这才是最终目标，产权改革即股份化、引入非国有法人实体等都只是手段）毫无助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国有银行的实质性改造一开始的时候，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规范运作的民营法人投资实体及境外法人投资实体，而不要急于引入个人投资者。③

在组织形式上，采取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可以保证新的法人实体对国有股牵制力的更好实现。这时国家只作为其中一个出资人角色出现，只是相对控股，而不干预子公司具体的经营（经营者应该是到市场上招聘的职业银行家），国家拥有多少股份就相应派驻多少董事，按照股份的比例分得经营利润。④这样就保证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既可以做到产权明晰，便于政银分开等，又可以使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不失整体性，保持规模优势，利于与外资银行竞争。具体的股权设置，比如可以新成立的控股公司暂由国家100%控股，是一级法人；独立子公司则放开让民资和外资进入，是二级法人。在独立子公司中国有股相对控股，股份比例大概在25%左右是可以的①；再者，非国有股要适当分散，即限制单个投资者的入股比例，比如1%—10%。

四、结语

中国的银行业很早就提出了市场化的目标，特别是自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急于提高中国金融业竞争力的学者们就强调在各方面都要与国际接轨，提出要加速其市场化的进程，诸多关于银行改革的方案也大多出于此背景下。过多的“吸收”了发达国家的“现在”是这些方案的通病，从而导致他们大多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可以想象，一旦中国允许混业经营，国内的金融机构是可以同外资金融机构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了，但如果监管不力，就很可能导致金融业的大混乱，从而拖累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结果不可想象。所以，中国银行业要实现市场化并没有错，但关键在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短期内银行业还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那么，只谈市场化就于事无补。从而仅仅盯着发达国家的现在而寄希望于直接搬用或纯粹模仿，其实对我国的实际无多益处。我们通过分析，特别是主要参照过去一二十年渐进改革的经验，发现了一条银行业可行的渐进过渡之路。本文就是探讨了在这条渐进之路上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一个可行模式。超级秘书网

应该说，国有银行的国有独资和私有化是国有银行产权安排的两个极端，我们对目前的“国有独资”不满意，但在近期也并不希望其实现“私有化”。原因是，在经济转轨时期，银行业拥有“公共性”和“竞争性”的二重属性。但国有银行过去的问题恰恰在于其过分发挥了“公共性”，反而忽略了“竞争性”；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也就在于如何降低其“公共性”，提高其“竞争性”。又由于公有产权偏好于“公共性”，私有产权则偏好于“竞争性”，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恰当的安排二者的比例。在国有产权所占比重由多到少的逐步退出次序下，国有银行改革的各级目标模式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于是发现在国有股份和民营股份的比例的适当安排下，以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为组织模式——对国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有着重要的衔接作用——是一个绝好的过渡模式。而且更关键的在于，在这种模式下，原来的国有银行会逐渐转向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改革国有银行的初衷。

参考文献：

1.巴曙松，2001：《民营银行：炒作与务实》，《经济学消息报》1月5日，NO.418。

2.樊纲，1993：《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