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范文
时间:2023-08-29 17:17:5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对策。如果从政策法规、海事监管以及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等方面综合采取措施,将会极大地促进沉船打捞难题的解决。
关键词:沉船 打捞费用 强制保险制度 海事监管
随着人类海洋活动日益频繁,加之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船舶日益大型化,货物形态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化,船舶沉没后所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复杂化,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沉船的打捞。航道中的沉船对于其他船舶的航行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影响,为了保障船舶的通航安全,及时清除沉船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实际的沉船打捞以及海事监管实务中沉船打捞却一直被认为是海事监管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问题,沉船打捞过程也存在诸多困难,如何能够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一直是各利益方以及主管部门关心的问题,也是保障船舶在航道内安全航行的必要基础。
沉船打捞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政策法规
现行法律法规在强制打捞沉船责任主体问题上存在法律冲突。依照《海上交通安全法》、《沉船打捞办法》的规定,当发生了强制打捞沉船沉物的情况下,被强制的对象(行政相对人)是“沉船的所有人、经营人”,而《防治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两部法规则都规定为“强制清除或强制拖航的措施,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肇事船方承担”。通常情况下,海事主管机关强制的对象是沉船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而不论沉船肇事的责任人是谁,当沉船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依法承担了责任后,再依法向造成沉船的肇事人进行追偿。但是,如果依照《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两部法律的规定,海事主管机关强制的对象只能是造成沉船的肇事人,而造成沉船的肇事人可以是船东或者经营人,也可能是与船东或者船舶经营人毫无关系的第三人。显然,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严重冲突。
法律依据有待进一步明确。目前,海事部门在实施沉船打捞管理时,主要依据1957年由原交通部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捞沉船管理办法》,该办法对沉船打捞相关规定的内容不完善且已陈旧,已不适应沉船打捞现状。但是,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能够完全调整和规范打捞沉船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
存在法律空白。对沉船强制打捞责任主体规定模糊,除了沉船所有人、经营人以外,与沉船打捞有关的当事方,如船舶管理人、货物所有人、责任保险人、光船租赁人等责任如何界定未明确。当实施了强制打捞措施后,海事主管机关如何向责任主体追偿所发生的费用问题,现行法律法规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对打捞沉船“全部费用”范围作出明确解释,为打捞清除沉船而采取的扫测、设标和搜寻等执行措施所发生的费用是否属于强制打捞清除沉船费用范围的规定不明确。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指令性打捞清除的费用负担问题,指令打捞关系只存于海事部门与执行打捞清除任务之间。当打捞人接受海事部门指令并完成打捞清楚任务后,如何使完成任务的打捞人能够得到相应的打捞清除费用补偿,现行国家法律也没有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海事部门面临支付费用的责任问题。《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打捞沉船管理办法》均未对影响通航安全的沉船限期做出明确规定,对于长期无法打捞清除的沉船,只设立标志及通告是否可行,海事部门面临通航安全保障不到位的责任问题。
存在职责规定不清。《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对由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所有人或经营人逃逸,设置标志保障通航安全的职责由谁承担的规定尚不明确;《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沉船的打捞清除在未妥善处理前,其所有人或经营人必须负责设置规定的标志,但对于所有人或经营人逃逸及无主沉船由谁设立标志,设立标志的费用由谁承担的规定不明确;《海上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均未规定影响海上通航安全的无主沉船由谁负责打捞清除或者采取其他相应措施。
2、机制和外部环境
在水上交通事故中,因为沉船所有人或经营人往往是受害方,在强制打捞沉船时,按照《海上交通安全法》及《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责任主体只能是沉船所有人或经营人而不是肇事船,就有可能引起沉船责任主体的对抗情绪,对海事部门的限期打捞规定不予执行,也不按规定设立标志。
在实际监管中,一旦发生需要清楚残骸的沉船事故,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面临着承担沉船事故损失和支付打捞清除费用的双重压力,而且沉船打捞清除费用极有可能数倍地超出打捞起来的沉船价值。对于一些单船公司、经营不善或者实力弱小的公司以及渔船、三无船舶没有能力承担沉船沉物的清除费用,沉船责任主体就有可能对海事部门的强制打捞决定不予执行甚至逃逸,海事部门的强制效力对责任主体不能发挥作用,海事部门的强制打捞通知也形同虚发。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如果不组织强制打捞,则面临行政不作为责任问题,而如果海事部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被强制人限期内没有实施打捞清除残骸任务时,委托代执行人实施了打捞清除任务后,代为实施打捞清除任务的单位,又面临一个不能收回打捞费用的问题,海事主管机关面临打捞单位经济赔偿责任。
3、具体实施环节
不组织强制打捞而导致监管不到位的行政不作为责任问题。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规定,对影响航行安全和有潜在危险的沉没船舶,如果其所有人或经营人逾期不清除的,作为水上交通安全主管机关的海事部门负有强制打捞的法定职责,但由于缺乏专项资金,在沉船主弃船逃逸的情况下或者对于无主沉船,海事部门经常无力组织打捞清除,容易导致不作为的责任问题。特别是对于小渔船、三无船舶等沉船,海事部门经常会面临找不到所有人或经营人,或者所有人或经营人对海事部门的强制决定不予理睬的情况。
执行程序不规范的责任问题,在沉船打捞清除中,海事部门主要职责包括限期打捞清除、强制执行打捞清除、及时打捞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强制实施程序暂行规定》对海事行政强制措施和海事行政强制执行实施程序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对于许多沉船事件,海事部门经常都是以发文件的形式强制打捞,而不以法定程序作为。同时,有的交通事故中,由于沉船方无力打捞清除或者不愿打捞清除,海事部门经常强制肇事船打捞,导致强制对象错误的责任问题。
解决沉船打捞问题的对策
1、法律法规建设
根据《2007年内罗毕国际残骸清楚公约》规定和目前我国在残骸清除方面的法律现状,建议立法部门尽快开展残骸清除的立法工作。并在新的法律法规中对残骸清除的主管机关、责任主体进行明确。对打捞沉船“全部费用”的范围以及打捞期限作出明确规定,对于长期无法打捞清除的沉船,只设立标志及航告是否可行等问题也要做出明确规定。
2、建立沉船强制打捞费用实现保障机制
建立强制保险制度。我国目前的保险多是自愿性的商业保险,从衡量自身利益与风险程度的角度出发,商业保险人通常不可能主动为沉船沉物打捞清除提供财务保证,因此,建议规定从事国际航线营运的船舶必须投强制保险,通过填补该空白来建立残骸清除的强制保险制度。另外,建立直接诉讼制度,直接诉讼是是保证强制保险实施的手段。直接诉讼意味着,在强制打捞清除责任人不支付强制打捞清除费用的情况下,国家海事主管机关可以直接向承保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清除责任险的保险人提讼,直接要求其支付强制打捞清除费用。
设立沉船打捞基金。解决“无主沉船”打捞经费和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无力支付打捞费用的问题,已成为实践中海事部门在管理沉船沉物打捞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建立沉船沉物打捞基金是有必要的,沉船打捞基金是指通过向进出我国港口的船舶收费的方式而设立的一种政府性专项基金,其用途在于补偿沉船强制打捞清除费用。
确立沉船强制打捞清除费用的优先受偿地位。《1993 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认为强制打捞清除费用应列为比船舶优先权更优先受偿的请求权。但我国并未加入该公约,且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拍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规定》所列明的可从船舶拍卖款中优先偿付的费用中,并不包括强制打捞清除费用。因此,在我国强制打捞清除费用的优先受偿地位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得到支持,建议确立沉船强制打捞清除费用的优先受偿地位,为沉船打捞清除费用的实现提供更多一层的保障。
3、海事监管和保障机制
海事部门必须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赋予海事管理机构的职责,切实加强沉船打捞的安全管理,体现海事监管对水工作业的安全保障作用。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实施精细化管理,实现沉船打捞的科学监管: 一是严格规范沉船打捞审批、施工过程监管、完工验收工作。着眼于职责划分清晰明确,监管程序严格规范,检查内容全面具体,协调互动无缝衔接,进一步完善关于水上水下施工和沉船打捞方面的管理配套文件规定,实现对沉船打捞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和各个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发挥好水工审批、技术评估、船舶签证、安全检查、现场巡航检查、完工验收等海事管理手段的作用,有效保障海上施工作业安全。二是加强源头管理,监督和督促施工企业落实安全管理第一责任在积极向施工单位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依法对存在安全和防污染重大影响的沉船打捞工程,开展通航安全和环境影响技术评估,督促施工单位制定施工方案安全及防污染措施计划书,建立相应的安全和防污染责任制,制订符合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污染要求的措施和应急预案,并指导其有效落实,实现对沉船打捞作业安全和防污染问题的源头管理。三是加强保障能力建设,加大对此类事故实施监视、监管的能力建设,做出具体保障安排和应急反应专项部署,做好应急反应工作。
在实施沉船打捞过程中,针对有重大通航影响的船舶应该特事特办,在保障打捞作业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降低一定的审核标准,实行类似于道路交通小事故快速处理的打捞许可制度,保障执法程序合法、合理兼具一定的灵活性,现场执法行为透明、规范并承担一定的责任,保障沉船(物)打捞作业和过往船舶通航安全,保障海洋环境清洁。
篇2
一、交通肇事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新刑法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罪的客体是公共交通安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依据该条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其构成要件分为两个方面: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和加重犯罪的构成要件。
(一)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表现在本条文的前段,即: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体现的基本犯罪构成如下:
1、客体,本罪的客体表现为交通运输管理秩序及公私财产安全,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等,这些与交通运输行为密切相关,统称为公共交通安全。
2、主体,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及其他人员,非交通运输人员也能成为本罪主体。根据司法实践,在偷开机动车辆的过程中因过失撞死、撞伤他人或者撞坏车辆的,成立交通肇事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3、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致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重大公私财产
遭受损失,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这里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要是指保证公路、水上交通运输安全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但由于新刑法规定了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故有关铁路及航空的法规不会成为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
(2)违规的行为还需造成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行为虽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但没有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不成立本罪。
(3)行为的违规性与事故的重大性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此点直接关联责任的承担,而责任的承担直接导致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直接相关因素。利用非机动交通工具从事交通运输违章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就应以本罪处理,否则只能认定为其他犯罪。例如,行为人在城区或其他行人较多,有机动车辆来往的道路上违章骑三轮车,造成重大事故的,就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但行为人在人烟稀少、没有机动车来往的道路上违章骑三轮车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就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只能分别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
4、主观方面,对于违规本身是故意,但对结果的发生仍然是一种过失,目前已达成基本共识。
以上分析了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凡是符合以上四点,毫无疑问,应定为交通肇事罪,但是引起较大争议的,乃是笔者下文即要论述的加重犯罪构成。
(二)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罪构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中断体现为情节加重构成,末段表现为结果加重构成。
1、情节加重构成,表现在符合基本的犯罪构成的基础上,符合本法规定的严重情节: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反映在司法解释上,即客观方面起点上要求降低,致一人重伤为前提条件;法定刑升格,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主体的要求提高,具体见司法解释第二条。
数额之问题下文还将展开,此处不予赘述。
2、结果加重构成。表现在符合基本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又发生刑法规定的加重结果,即因逃逸致人死亡,其法定刑为7—15年。在过失犯罪中,实属罕见,因而有学者认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是否过高,需要将此条文区别于其他条文的是对于伤者死亡结果的主观态度,如果说,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要求是过失的话,则逃逸致人死亡,所涉及的行为人主观方面至少应该是间接故意,及对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因而有许多文章称,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定故意杀人罪,笔者不同意此观点,虽然说,逃逸致人死亡,此种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看刑法有无特别规定,如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但也无哪个人主张故意杀人罪,诸如此类现象不胜枚举,此处分析其特殊性。
如前所述,如按情节加重构成,交通肇事致人重伤以上,才进行结果加重评价,显然无法解决下面这种情况:即交通肇事导致受害人轻伤,如骨折,就不符合基本犯罪构成,但由于天寒地冻,肇事者逃逸导致受害人死亡,对于肇事者之行为如何评价,有文意指出,应单列“交通肇因逃逸致人死亡罪”解决此类问题,笔者亦不同意此种观点,认为此种行为完全符合犯罪的根本特征,用一个新罪名解决此类问题,实属多余。
二、交通肇事罪与非罪
(一)交通肇事罪的认定
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1)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2)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3)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4)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5)严重超载驾驶的;(6)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二)与其他罪的区别
2、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区别的主要在行为人的主观态度,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而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显然为故意犯罪。发生交通事故后,以下两中情况自古以来就是按故意,故意伤害罪论处的,一是肇事后,为了杀人灭口,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而故意把受伤者撞死的;二是肇事司机明知道被撞伤的人被拖挂在车下,还继续逃逸也不顾被伤害人的生死,以致被害人伤残、死亡的。
3、与以危险的方法来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的犯罪,而且必须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造成严重后果的;并且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观上是故意的,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不要求必须造成严重后果。
三、交通肇事罪的预防
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要健全交通法制,为了适应道路交通的发展和变化,要制定和完善门类比较齐全的交通法规体系,包括道路管理、车辆管理、交通管理、事故处理等方面的法规并努力加强宣传教育,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2、加强驾驶员管理,包括大力发展驾驶学校和教练场
,使司机培训正常化,严格驾驶员的考核和年度审验,不断提高驾驶员的素质,要采用扣分制度使驾驶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减少违章和事故发生,提高汽车的安全性能,尽可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或发生后减轻伤害程度。
3、不断改善道路的线型,改造路面,提高道路等级并完善交通安全设施,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创造条件。
4、在交通管理中,我们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特别要依靠党政领导,加强单位内部的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把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任务推向社会,落实到全社会;提高广大群众和全体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努力解决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5、开展交通肇事科学研究,不断探索交通事故的成因规律,预防方法和手段,努力解决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资料: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具体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3、文:《交通肇事罪研究》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具体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篇3
关键词交通规则 交通事故 公共安全
案情:2010年4月20日6时许,犯罪嫌疑人王应华驾驶电动自行车与孙志珍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受害人孙志莲乘坐)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孙志莲受重伤、孙志珍轻微伤,事故发生后,犯罪嫌疑人王应华弃车逃逸。
一、电动车的肇事者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电动自行车是不是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肇事者的行为能否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为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因此,电动自行车不是机动车。
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交通肇事犯罪强调的是行为人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其危险性具有足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伤亡的现实可能性,因此需要从交通肇事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本质属性这一点来把握。驾驶非机动车辆一般情况下由于其本身性能所限,是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但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违章行为危害了交通运输安全,违章肇事,危害交通运输安全,导致法定的危害结果发生的,也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外,《刑法》也并没有将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限制在机动车驾驶员的范围内。以前,北京就曾作出过自行车撞死人按交通肇事判决的先例。因此,无论是机动车交通工具运输的人员还是非机动交通工具运输人员、或相关人员甚至是行人在触犯了国家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只要负有主要责任以上,都可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构成交通肇事罪,因而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关于电动车的肇事者逃逸情形的定性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交通肇事构成犯罪,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行为人交通肇事未造成严重后果而逃逸的,不属于本条所规定的情况,可作为治安处罚的从重情节考虑。本案犯罪嫌疑人王应华存在逃逸的行为无可置否。
该案根据现有证据,在发生事故过程中,驾驶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孙志珍在明知前方犯罪嫌疑人王应华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偏向路中间行驶,仍没有对自己所驾车辆减速,反而想加速超过去,就在她驾驶三轮车绕过王应华的电动自行车时,自己的车身发生侧倾,翻到路东侧地上,致使乘车人孙志莲摔到路边钢筋堆上造成重伤。然而事故发生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王应华却因畏惧承担事情的法律后果而弃车逃逸。
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的人员。”之规定,受害人孙志珍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违反了该条例。以上述情况看,孙志珍的违章责任应大于或者等于王应华的责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一款:“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王应华也应当对此次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王应华因畏惧承担事情的法律后果而弃车逃逸的行为,成为了认定事故过错及责任的关键因素,故而,其逃逸行为使得其由同等责任或者主要责任转化为了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份作出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如果是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同时又有严重情形,如酒后驾车、吸食后驾车辆、无照驾驶、明知机动车辆机件失灵、明知机动车辆配置不全、明知是报废车辆而驾驶的、以及肇事后逃逸的等,有这些情形之一的,即使是造成一人以上重伤,也构成交通肇事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王应华在事故发生造成受害人孙志莲重伤的情况下逃离事故现场,也应当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交通肇事罪。
本案在集体讨论的过程中关于定性方面存在着分歧,因此特将此案向本院检察长做了汇报,并将案件具体情况向上级院进行了说明。
上级院经研究最终一致认为: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逃逸的,交通管理部门几乎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但在刑法上还是应当查明事故的原因,不能仅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来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该案通过提审犯罪嫌疑人和询问受害人及相关证人了解情况,应当认定犯罪嫌疑人王应华承当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孙志珍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该案关于犯罪嫌疑人王应华骑电动自行车致人重伤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是不可置否的。但如果双方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犯罪嫌疑人王应华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将来对其处罚不会很重,可能会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甚至不排除不起诉的可能,故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
篇4
【关键词】醉驾;刑法修正案;必要性;不足;完善
1.醉驾入刑概述
什么是醉驾?因饮酒而完全丧失、或是部分丧失个人意志,却在这种状态下驾驶机动车,那么这种行为我们就称之为醉驾。根据我国关于《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的规定,酒后驾车是指行为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在20-80毫克之间,若达到80毫克以上,就认定为醉酒驾车。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是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的规定,自2011年5月1日零时起实行。 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醉酒驾车就触犯刑法,即醉驾入刑。
2.醉驾入刑的必要性
我国每年醉酒驾驶导致的事故率居高不下,2009年全国查处醉驾4.2万起,2010年,全国查处醉驾达8.7万起,据悉,全球15%的致命道路事故发生在中国,每年夺取近10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与醉驾有关。“醉驾入刑”法律法规的出台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是一种法律完善、社会进步的表现。
2.1“醉驾入刑”填补法律空白
一直以来,我国对于醉驾只有行政处罚,很多驾驶人便不以为然。认为喝点酒开车没什么大不了,出了事顶多不过是罚罚款、拘留几天,问题不大,更何况也不见得会出事。的确有的人多次饮酒驾驶,也没有出事,因而对酒后驾车可能会引起恶果的警惕性不高,认识性不足。
“醉驾入刑”以后,尤其党员醉驾还将会被,公职人员醉驾将失去公职等一系列规定,使关于醉驾的处罚变得完整、清晰且有足够震慑力,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原有法律在此领域的空白,使全社会对酒驾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人们不再不以为然,反而在很多时候还互相告诫: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保持清醒的头脑上路,不因一时的冲动而后悔莫及。
2.2“醉驾入刑”维护公民切身利益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机动车数量的大幅增加,人们非驾车出行的交通事故发生机率也大大增加,其中醉驾事故比率的居高不下使民众对醉驾已深恶痛绝、忍无可忍,普遍要求要遏制这种行为。
法律实施的最终目的是使民众能够有秩序的生活在社会之中,并因此实现生命之价值,立法部门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刑法正是民意的体现,是真正维护公民切身利益的体现。
2.3“醉驾入刑”使交警执法规范化
一直以来,交警执法总面临如下几方面问题:一是治理酒后驾驶的法律力度不够。出了事顶多是罚罚款、拘留几天,这样的处罚让很多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此起不到震慑、预防作用; 二是整治酒后驾驶干扰大。抓到一个酒后驾驶,只要问题不是特别严重,说情电话就不断,软磨硬缠,总觉得小事情、小问题,要求只教育警告不处罚,弄得执勤执法民警骑虎难下,想来想去只好给领导“面子”,“放一马”算了;三是社会环境给酒驾提供了温床。我国的酒文化、风俗 、人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很多事情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互相攀酒、劝酒处处可见,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不喝醉就没什么大问题。
醉驾入刑为交管部门提供了重击醉驾的“利剑”,法律震慑力度变大也使人们从心底对醉驾引起高度重视,当法律的约束强制人们养成安全文明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以上所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3.醉驾入刑的不足与完善
3.1“醉酒”标准的具体适用问题
什么是 “醉酒”?行为人只要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在80毫克以上,就认为是醉酒驾车。但关于此标准的具体适用,很多人认为,仅仅以此单一的标准划分“醉”与“非醉”有失公平,与刑法平等性原则不吻合。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酒精对人的神经系统产生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有人喝一杯酒就醉,有人喝几十杯酒才醉,何为“醉”不能笼统定义。
因此,对于“醉驾”入刑的“醉”,除了对行为人进行酒精含量检测之外,还应对行为人被检测时的意识状态、驾驶时速、驾驶时间和地点等进行综合考量,然后再进行定罪处刑。
“醉驾”虽然危及公共安全,我们要加大预防、惩戒醉驾,但我们也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一刀切”敷衍了事,应该以一种细化的、慎之又慎的态度对待“醉驾”入刑问题。
3.2“醉驾入刑”不可留模糊空间
据新华社有关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曾有若醉驾“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一席话,把“醉驾入刑”这个话题再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少人质疑、发问:“怎样才算是情节显著轻微?我们根据什么来判定呢?”如果对认定情节显著轻微没有统一标准,不仅容易滋生腐败,给特权人士留空子,也违背了刑法修正案(八)醉驾入刑打击醉驾的立法初衷。因此,醉驾入刑一定要细化、要清晰,不可留模糊空间,法院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也不应该有自由裁量权。
3.3“因公醉驾”与“因紧急醉驾”问题
“醉驾入刑”实施以来,法律条文能否真正得到执行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的“同案不同罪”主要围绕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因公醉驾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法治社会最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在具体实践中,关于界定怎样算是紧急情况、怎样算是“不得已”这些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可操作性不强,也不准确。因此,对待因公醉驾问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不能给法律的执行留有弹性。
第二,因紧急醉驾问题。魏东教授说在“警察追逃犯、公民见义勇为、公民急救病危病人”等特殊情况之下,因紧急醉驾的行为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其实,此时我们可以将醉驾适用紧急避险的规定,比如把警察追逃犯归类为履行国家职能的行为、公民见义勇为和急救病危人归类为保护国家、社会、他人法益的行为,这样此问题就更明朗化了。
3.4执行不能到位,造成法律的不权威问题
按照“醉驾入刑”规定,只要醉驾就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但实践中我们无法做到每时每刻每处都有交警去检查司机的酒精量。尤其是夜间,这是酒驾事故高发时间,但却是交警休息的时间,不能做到及时查处醉驾的情况。这样就有失公平,就会对法律的威严大打折扣。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每个路口建立一个自动测试仪和监控摄像头,让司机路过时自觉的测量自己的酒精度,遵守法律?
3.5“醉驾入刑”引起的 “醉跑跑”问题
篇5
摘要:“酒驾免责”是指将酒后驾驶列为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在“酒驾免责”问题上存在着支持与反对两种对立的观点。酒后驾驶虽属违法,但却未有法律、法规规定保险公司对酒后驾驶导致的伤亡享有免责权。因此,酒驾保险赔偿机制的构建,对平衡各方利益、需要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酒驾免责;商业保险;赔偿机制
一、“酒驾免责”问题的由来
“酒驾免责”条款是指将酒后驾驶列为机动车第三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从其适用角度来看,此条款是仅存在于商业保险行业之中的一种通说条款,并非法律上的专业术语。将酒后驾车作为商业保险机构自身免责事由的条款,大量的存在于我国各种类型的商业保险合同中。
但2012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国务院在修改后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第22条做出了明确规定。
从上述条例的修改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已经逐渐倾向于保护第三者受害方的利益了,而此时,我们的商业保险中却仍然坚持“酒驾免责”而对于就加重的受害者不予赔付,这就直接导致了很多购买了商业保险的顾客在其权利遭受损害时,得不到本应该享有的补偿及救助。商业保险机构这种变相规避责任的做法,对于保险实务及我们的司法实务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并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二、对“酒驾免责”问题上存在的两种观点之介述
我们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在“酒驾免责”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首先是支持“酒驾免责”的,理由在于商业险可以限制行为。他们认为,商业保险的意义不仅在于防范未来不可预知的危机,还应该是对道德风险的一种有效避免,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限制;“酒驾免责”是约束。支持者主张“酒驾免责”条款的本质的意义在于对驾驶人自身的一种约束与警醒。酒驾若也能赔付,那不就是纵容吗?显然不是;“无过错责任险”有悖市场规律。无过错责任险指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格驾驶人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无过错或有部分责任,造成行人伤亡或保险车辆的直接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一种附加险。很多保险业人士认为,若取消免责条款,则商业保险就成了一种完全的无过错责任保险,不问双方当事人的过失或过错,而让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损失,这势必将造成驾驶人更加不注意后果,危险驾驶,投保人更加肆无忌惮,致道路交通情况于更加混乱,人民、社会的安全于更加无保障的一种状态之下。就我国现状来说,不适宜采用此种方法,而这也是免责条款存在的必要,还有包括法律方面的分析等其他多种理由。其次是反对“酒驾免责”的,理由是:交强险设立的目的在于为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及时、合理地填补其遭受的损害;商业保险应与交强险相辅相成;还有的认为无论事法律或者是制度均应当体现出其本身的价值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理念。保险公司亦是如此,此类理由还有保护受害人利益等等。
三、对“酒驾免责”条款问题的评析
(一)酒驾是否应当成为免责事由
首先,酒驾是不应该成为免责理由。从我国的立法趋势上也可看出这点。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的目的便是为了为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及时、合理地填补他们所遭受到的损害。而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一味地推卸责任,将“酒驾免责”与防范风险相等同,将自己定位于裁判官的角色,去惩戒醉驾违法者,保险人将责任推移给政府,主张由政府通过刑罚、行政处罚去限制酒驾行为,并且主张政府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来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又将赔偿责任完全的转移给肇事者,有肇事者来赔付酒驾所造成的一切损失,这无异于是转移、推卸责任的表现。
其次,从法律角度来看,无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它们都采用了“强制责任保险”的说法。商业险虽然是无过失责任保险,但依据法律规定,也应当在承保范围内予以赔付,而不是遇上“酒驾”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予赔付了。不能因为商业保险人片面的追求盈利性,便可抛弃应当负担的社会责任、商业责任,采取单方获利的格式条款,这是不应当的。
(二)伤者利益谁来保障
对于在酒驾交通事故中受伤的伤者而言,其无辜被撞受伤后生命、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最迫切的愿望便是使身体得到救治,而非对肇事者进行惩罚。由保险公司进行先行赔付较之肇事者的赔偿时间更快,更有保障,也更能确保伤者的利益。不能因重视对醉酒者的惩罚,而忽略对伤者的利益保障。我认为,保障伤者的权利应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谈到对醉驾者的惩罚。
(三)酒驾保险赔偿机制应当构建
在现代很多国家的保险条例中,都会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主。世界各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先后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获得合理的赔偿。
近年来,我国的机动车保有量突飞猛进,但与此相对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更是逐年持续攀升,与此同时,肇事者无力赔偿、机动车车主肇事后逃逸、酒驾保险公司免赔等现象的出现,也使得交通事故后的赔偿问题变得尤为凸显。在酒驾事故中,惩罚酒驾者固然是重要的,但保护受害人利益才应当是其核心。况且,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已经规定了对酒驾肇事者的处罚了,商业保险机构还用通过自身的保险制度来规制预防犯罪吗?保险人强调,若不规定“酒驾免责”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但是,他们也曾提出说,受害者的损失是政府和肇事者的责任,保险公司只负责盈利。这样的两个截然相对立的出发点在保险人那里却契合得无比自然。因此,对肇事者的惩罚并不是保险公司的责任,而对受害者合理、及时地赔偿才是其应当做好的工作,故而此赔偿制度的构建也是势必面对的。(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12-087”
参考文献
[1]孔利强、梁凌.论交强险的“酒驾免赔”条款[J].上海:金融发展研究,2012. .
[2]郝江荀.无证驾驶肇事,保险人依法免赔[J].中国保险:2010,(2)
[3]黄玉强.醉酒驾驶交强险保险责任之确定[J],法制与经济,2010.
篇6
交通安全日活动策划方案1
一、活动主题
细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出行
二、时间安排
12月2日至12月10日为集中宣传阶段,形成宣传热点;12月11日至年底为持续推进阶段。
三、工作目标
以全面提升师生文明交通素养为主线,统筹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宣传渠道,集中开展多方位、全覆盖、立体式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弘扬法治交通精神,着力提升师生交通安全意识、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文明意识,为创造有序、畅通、安全、绿色、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做贡献。
四、活动内容
1、“指尖上的文明交通”活动。各团学组织要充分发挥微博、微信、微视和客户端等“三微一端”新媒体平台受众广、传播快的优势,开展“指尖上的文明交通”传播,宣传交通法规、交通安全知识、校园交通安全等,并保持话题热度,不断延伸宣传触角和覆盖面。(负责单位:校院两级团学组织新媒体中心)
2、“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活动。目前,我校学生使用电动车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中有许多为超标电动车,也有学生开小车到校上课。各班举行一次以关注交通安全为主题的班会课,教育学生注意交通安全,校内尽量以步行为主,不使用不合格、超标电动车,各类车辆按指定地点有序停放。(负责单位:各班级)
3、“交通违法我监督”随手拍活动。倡导文明交通,加强校内车辆通行秩序,进一步加大交通违法违规行为曝光力度,鼓励、发动学生积极参与“交通违法我监督”随手拍活动,用手机、相机记录交通违法违规行为、违反校园交通安全的行为、车辆乱停乱放行为等。(负责单位:校自律会)
4、“交通安全伴我行”主题活动。各班举行主题会、主题团日活动,播放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片,使“尊法守规明礼”观念深入人心。
交通安全日活动策划方案2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交通安全工作,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根据《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及上级部门的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 “上级领导、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的总体要求,通过完善交通设施,加强交通宣传,落实部门责任,强化日常管理,全面推进我校交通安全工作的开展,为创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构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贡献力量。
二、工作目标
各项机制健全,师生出入便捷、安全,杜绝交通事故的发生。
三、工作任务
1、学校成立了以校长组长,分管安全的副校长为副组长,各班主任及相关人员为成员的事故处理领导小组,除经常进行安全教育外,要印发《交通安全常识》宣传资料师生人手一份。
2、经常性地组织学生观看交通事故案例专题片,聘请交通事故受害人来校讲述交通事故的严重危害。开展以《交通安全》为主题的班会,大讲交通事故的危害性。
3、严禁师生集体乘车外出远游。教育学生在上学、放学的途中必须遵守交通规则,靠右慢行。
4、学校在放节假日之前,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发出安全通告,要求学生在回家与返校的途中,必须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严禁乘座货运和无牌无照,状况不良的车辆及拖拉机。
5、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必须沉着镇定,立即拨打110向当地交警部门报案。并要拦住肇事车辆或记住肇事车牌号码。
6、及时组织工作人员抢救受伤人员,或者拨打120电话等待急救中心来抢救。并及时与受伤学生家长联系,派专人保护好事故现场,记住现场见证人,配合交警查处事故原因,分清事故责任,等候妥善处理。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交通安全涉及到师生的健康和家庭幸福,因此,此次加强学校交通安全工作是广大师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维护广大师生根本利益的具体要求。学校要高度的重视,切实加强领导,以高度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
(二)突出重点,落实责任。
交通安全教育,要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交能安全责任制,由校长负总责,将此工作列入创建“平安校园、交通安全文明校园”活动议事日程。找准工作重点和突破方向,并结合自身职能,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此外,还要加强工作检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将工作责任落实到位。
交通安全日活动策划方案3
活动目标:
1、通过读新闻、演小品等形式引起同学们对交通安全的重视。
2、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及交通标志,并逐步形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活动重、难点:
通过本次班会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及交通标志,并逐步形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良好的行为习惯。
活动准备:
1、让学生们收集有关交通事故的新闻。了解一些基本的交通规则和常见的标志。
2、组织学生排演小品。
3、教师准备交通安全有关的课件
活动过程设计:
(一)主持读有关交通事故的新闻以引入主题。
1、读新闻,看图片。问:大家有什么感想呢?
2、同学们议论,各抒己见。
3、老师小结:
生命在你手中,交通安全不容忽视。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交通规则,并要养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二)交通知识竞赛(抢答形式)
1、交通讯号灯有哪些颜色?都有些什么作用?
2、红灯亮时行人该怎样?
3、黄灯亮时还可以过马路吗?
4、什么灯亮时才可以走?
5、行车、行人应靠哪边走?
6、出示各种交通标志,让同学们说出交通标志的名称及其意义。
(三)看小品,议一议:
1、小品内容:一名小学生放学回家由于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果出了车祸。
2、议一议:
(1)这个小朋友违反了哪些交通规则?
(2)我们应如何遵守交通规则?
3、把小朋友的错误纠正过来。
4、由小品、谈心得体会。
(四)小结:
1、同学们小结:通过这次活动,你懂得了什么?
2、班主任小结:生命只有一次,幸福快乐掌握在你的手里,希望同学们通过这次班会活动,学会珍惜生命,养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
(五)课外延伸
请你做个交通督导员,自己守纪守法同时也提醒督促身边的人也遵守交通法则,让我们大家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交通安全日活动策划方案4
一、活动目标
1、全园幼儿参与“宣传活动”受教育率达到100%;
2、全园幼儿交通安全法制常识知晓率达到95%以上;
3、我园幼儿交通安全法制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明显提高,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遵守率达到90%以上;
二、活动内容
(一)组织发放宣传品、宣传资料
1、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画册发放到各班,由班主任组织幼儿学习。
2、组织幼儿观看交通安全教育录像。
项目负责人:
(二)开展交通安全教育课等主题教育宣传活动。
1.各班根据交通安全相关内容,每月至少开展一次交通安全教育主题课;
2.邀请镇交警队同志来园讲授交通安全知识,不少于1次。
项目负责人:
(三)全员参与,明确职责,多形式加强交通安全保障。
1、由幼儿园负责建立园门口安全门岗制,由值班老师和门卫共同维护好现场交通秩序,安全护送幼儿过马路。
2、值日领导和值日教师放学时一定要带领幼儿过马路,提醒幼儿注意安全。负责幼儿安全排队上下车、文明乘车,确保车队安全工作。
项目负责人
(四)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1、设立交通安全宣传橱窗,定期张贴交通安全法制宣传资料;
2、幼儿园信息报道员及时客观报道幼儿园交通安全工作的开展情况。
三、组织领导
成立园宣传活动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全园宣传月活动工作。
交通安全日活动策划方案5
一、活动主题
结合20xx年为民服务日活动,以“心系群众,为民履职”为主题,开展一次“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为主要内容的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充分利用横幅、标语、图片等媒介,大力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全院干警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交通意识,为珍爱生命,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安全、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
二、参加人员
市县人大代表、交警中队全体干警、镇一中全体师生
三、活动要求
加强领导,统一组织,此次活动由镇人大牵头组织。
四、活动形式
采取大会形式,集中讲解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特别是与中小学生有切身联系的交通法规
五、活动内容
一、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主动维护交通秩序,服从公安机关的管理。
二、不驾乘无牌、无证摩托车,驾驶摩托车不超员、超载。
三、骑电瓶车、自行车、三轮车等非机动车应靠边行驶,不得突然猛拐、相互追逐。自行车、三轮车不得加装动力装置
四、不在道路上强行拦车、扒车、追车和抛物击车,不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乘坐公共汽车、出租车和长途客车。
五、不驾驶报废车、拼装车上路行驶。不无证驾驶机动车,不使用拖拉机、农用三轮车、老年车载人营运。
六、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横道或者过街设施。不翻越公路护栏、交通隔离墩、隔离栏,
七、行人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八、行人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
九、在机动车道上不得从机动车左侧上下车,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
十、学前班儿童在道路上行走须有家长或教师带领,未满12岁的学生不得在道路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不得在公路、街道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
十一、驾驶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不得闯红灯。
十二、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
十三、不得在街道上乱停乱放机动车。
十四、爱护公路两侧的花草树木,不损坏交通设施。 十五、骑自行车要靠边行驶,不侵占机动车道、逆向行驶、抢行猛拐;不骑车搭人和追逐打闹;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不得闯红灯。
十六、驾驶车辆时,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十七、驾驶车辆时,不得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抽烟、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十八、严禁酒后驾驶、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
十九、驾乘车辆时,不得向车外吐啖、乱扔垃圾、乱丢烟头。
二十、发生交通事故时,不得肇事逃逸。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警。
篇7
1、打“球”行政执法留于形式。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2002年起,供电部门已将其行政执能、用电监督职权移交给政府综合管理部门,企业法人失去了电力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不能对电力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调查、取证、处罚和紧急处置,不能作出警告、罚款、停电的执法决定。企业生产经营中出现的与电力行政执法有关的问题又不得不做。做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又要承担主体不合法的法律责任。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往往出现勉强应付,留于形式。
2、行政执法人员底气不足,有畏难情绪。80年代后期,电力部门为做好行政执法工作,成立了护电民警办公室,统一作公安服装,配警车,配武器。政企合一时期,虽未统一装备和作装,但独立行使执法权。现在执法权没有了。部分从事电力行政执法人员,对“多年婆婆成媳妇”的现状一时不适应。认识有偏差。一提起行政执法,就联想到我们没有行政执法权,参加行政执法心里总是不踏实,畏难情绪较大。客观上确实存在着有的县(区)供电公司与地方经贸委关于行政执法方面的工作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从事行政执法从员没有领到行政执法证件。
3、供电企业自身保卫力量严重不足。原国家电力公司国电发[2001]296号文《关于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单位按照意见加强管理,切实做好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其中第三条规定,建立完善电力保卫机构,从严管理电力保卫队伍,各级电力企业保卫机构是电力企业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各级地方电力设施保护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配合地方各级公安部门打击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的犯罪行为。电力企业保卫机构现有人员编制不足。市供电公司只有一名电力设施保护专职;县(区)供电公司没有单独设立保卫部门没有设专职,而大量工作都需要市、县两级供电企业的同志去做。且层次参差不齐,未经专业执法培训,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和执法能力,致使电力法律法规的具体贯彻执行达不到如期的效果。
二、对策:
一、提高认识,摆正位置。
电力行政执法,是指电力管理部门(或电力执法主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管理相对人采取影响其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1996年出台的《电力法》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管理部门,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电力体制改革到位后,行政执法主体是各地经贸委电力主管部门。根据省市有关文件规定,电力企业配合电力主管部门行政执法。由过去的主角变为配角。仅仅是角色的转换,但主要工作还是我们做。这并不是执法力量的削弱,而是一种力量的整合。借助政府的力量共同做行政执法工作,力度将会更大。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政企分开到位后,电力管理部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立专门的行政执法队伍。即使成立这支队伍,主要力量还是要以电力企业为主。这是因为,电力行政执法的特点决定了对执法人员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较高,而电力企业长期以来聚集了大量行政执法人员,这是电力行政执法工作的宝贵财富和基础。
二、组建联合执法队伍。
电力行政执法工作离不开队伍。根据省、市政府文件精神,2002年下半年起,我省淮安、扬州等市的经贸委开始履行行政执法职能,承担起行政执法工作任务,联合供电企业的力量成立了电力设施保护行政执法办公室联合执法,负责行政区域内的电力建设,发、供、用的管理以及电力设施保护等方面的行政执法和电力监管工作。淮安市的做法是以经贸委电力能源处为骨干,抽调供电公司保卫部、营销部、法律事务部共23人组成。市经贸委电力能源处处长任主任,公司保卫部主任任副主任,办公地点设在供电公司。行政执法文书统一盖经贸委的印章。供电公司参加行政执法人员统一领取了行政执法证。这样做,既符合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两年多来,联合执法100多次。2004年7月11日,淮安市区健康西路富丽花园附近发生的一起汽车撞杆逃逸,引起严重倒杆事件。供电公司保卫部立即向市经贸委领导汇报,联合执法队会同市交警一大队干警连夜组织案件调查,经过10余天的奋战,终于侦破了此案。9月1日市交巡警一大队召集价格认证中心、市经贸委负责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供电公司保卫部的同志、肇事车主开会,宣布行政处罚决定,责成肇事车主安某赔偿供电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有效地维护了企业的利益,又维护了行政执法的权威性。
三、成立电力治安办公室。
依靠公安机关的力量开展行政执法工作这是势在必行的一种做法,并非权宜之计。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二种做法可以借鉴:一是紧密型的。目前,我省宿迁、南京、徐州等市、县已采取了这种做法。商请公安机关派2—3名干警进驻电力企业工作。二是松散型的。由电力企业保卫部门和公安局刑警大队建立工作关系,不集中办公,一旦有事召之即来。淮安、连云港采取了这种做法。实践证明,这两种做法都比较实用。都能对电力设施的有效保护、打击窃电、维护公共安全和电力企业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在遇到重大专项行动时两部门可以紧密合作;另一方面,方便两个机关日常沟通,公安部门能及时掌握情况,有利于指导和督促各级公安部门对电力行政执法工作的支持。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确保了行政执法过程中取得证据的有效性。本来证据的取得只要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等标准就可以采信,但在过去的实践中,一直存在行政执法人员取得证据的效力问题。各地的实际情况是,只要是公安人员取得的证据,法院采信的概率就更大一些,供电部门即使知道一些住户和单位有窃电、破坏电力设施等嫌疑,尽管有充分的现场证据,法院一般也很难采信。
2、为参与行政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提供了保障。过去,行政执法人员履行职责,经常受到质疑或严重阻挠,围攻、殴打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威胁到生命安全。违法违规行为无法予以及时制止和查处,造成了行政执法工作的极大困难,很多情况下是借助公安人员的力量才得以顺利进行。如:入户检查。行政执法人员履行职责时,有时需要进入居民的住处,例如对窃电行为的查处。《宪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法律也有这方面内容的规定。如果执法人员行为不慎,不仅仅是违法,还存在违宪问题。根据各地经验,公安机关配合行政执法工作往往比较顺利,能有效地规避法律风险。
四、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
为了提升电力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市、县经贸委会同法制局每年定期组织行政执法人员业务培训。作为电力企业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同志不能错过每年一次的培训机会,以提高自身素质。除此以外,电力企业自己也要组织培训。同时要继续在电力企业参与行政执法的人员中开展“争先创优”活动,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要在行政执法人员中倡导终身学习的理念,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要真正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工作实践中,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自己,不断探索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电力行政执法工作的新路子。
篇8
关键词: 危险驾驶罪;刑罚体系;困境;完善;思路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5-0064-04
一、危险驾驶罪的刑法规定简述
(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全国机动车数量和驾驶员人数猛增。由于缺乏严厉的法律规制,实践中酒后驾车、飙车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日益增多,也严重侵害到社会交通秩序和交通管理制度。显然,对于尚未造成重大事故却给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危险驾驶行为,我国刑法的原有单一的交通肇事罪已经不能对此类行为起到良好的规制作用。
因此,综合我国的国情以及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2011年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此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的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将《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为危险驾驶罪。[1]15至此,危险驾驶罪成为我国刑法的独立罪名,危险驾驶行为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二)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分析
科学合理的配置一个罪名的法定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理论界相关研究较为粗疏,立法机关在给新罪配置法定刑时尚没有特别明确的原则和规则予以遵循。笔者认为,在对个罪配置法定刑时,应当始终坚持罪刑均衡原则。具体地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足制罪,即为个罪配置的法定刑应当具有足够的威慑力,能够阻遏已然犯罪个体或潜在犯罪个体实施犯罪活动。“惩罚之值在任何情况下,皆须不小于足以超过罪过收益之值。”[2]225二是横向平衡,即对个罪配置的法定刑,应当与其他类似犯罪的法定刑相衔接和均衡。这样处理,既有利于整个刑罚体系的稳定和协调,也与民众“犯罪等于坐牢”的朴素的刑罚观是契合的。
根据经济学的“理性犯罪人”理论,任何一个犯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会将犯罪的预期成本与预期犯罪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从事具有风险的犯罪行为。[3]56-68如果犯罪的收益小于犯罪的成本,犯罪人就会放弃实施犯罪的计划;相反,如果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犯罪人就可能从事犯罪的活动。因此,要预防和减少犯罪,就必须增加犯罪成本,提高刑罚的威慑力。
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条文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的主刑属于单一刑种,并限定为拘役,附加刑为罚金(对危险驾驶罪附加罚金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拘役刑的期限为一个月至六个月,数罪并罚不超过一年。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犯罪行为受到的刑罚应与其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相符合,而轻罪通常被适用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从危险驾驶罪的构罪标准来说,其是抽象的危险犯,不需要造成人身或财产的损害后果。因此,现行刑法将危险驾驶罪视为一种轻罪。
从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来看,二者是一种补充关系,即将预防犯罪的关卡前移,通过惩治交通肇事的“预备行为”来防止更严重的实害结果的发生。但由于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交通肇事罪是实害犯,所以,前者的法定刑低于后者的基本刑。另外,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上比较容易符合,而放火、爆炸、决水等犯罪则是具体危险犯,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上较难符合,所以,前者的法定刑低于后者的基本刑。最后,鉴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在配置饮酒驾驶、醉酒驾驶和超速驾驶等危险驾驶的行政处罚种类时,均有罚款,为保持处罚的一致性,符合罪责刑相符合原则,危险驾驶罪的刑罚种类也设置了罚金。[4]13因此,危险驾驶罪的现有刑罚体系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二、危险驾驶罪刑罚体系存在的困境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两年以来,危险驾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惩治。但通过分析发现,危险驾驶罪在打击和惩治危险驾驶行为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其中刑罚体系的缺陷给实务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刑种单一给法律适用带来困难
危险驾驶罪的主刑为拘役,是我国刑法中少有的单一刑种规定,这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了如下难题:
一是刑期较短,跨度较小,影响司法裁量和法律的威慑力。危险驾驶是典型的危险犯,刑法所要惩治的就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危险的驾驶行为。但实践中危险驾驶的不同表现形式所引发的危险程度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同为醉酒状态,在车流量很大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与在偏僻无人的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相比,其造成的潜在危险或客观危害显然更为严重。如果对危险驾驶行为最高仅能处以拘役和罚金,那么部分危害性较大的危险驾驶行为将很难有效遏制;而对于某些危害性较小的危险驾驶行为,如果也据此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则可能对行为人日后的工作生活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单一的法定刑的刑度并不能有效地保证对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实现罪刑均衡”。[5]35-36
二是对刑事诉讼的高效有序运行造成诸多不便。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的一般条件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具有特定的社会危险性,三者缺一不可。而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不符合逮捕条件,因此实务中对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处理并不是在拘留期间提请检察机关决定逮捕,而是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如果不变更强制措施,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必须在七日内完成整套工序,即案件的侦查、审查、裁判等,否则,就会产生超期羁押。在当前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的情况下,这样的办案程序给办案机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有时难以实现。若对于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一些外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随时到案,影响办案效率;有时还可能出现脱逃的现象,大大增加了司法成本。
(二)法律后果与其他道路交通违法犯罪存在倒挂
关于交通违法犯罪行为,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制体系主要有四个层次:一是饮酒驾驶,主要由行政法律法规调整;二是醉酒驾驶,根据危险驾驶罪条款予以规制;三是交通肇事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非逃逸情况下);四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过失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其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从上述法条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应处于中间层次,其社会危害程度大于饮酒驾驶,而小于交通肇事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法律规定的刑罚也基本一致(交通肇事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法定刑一定程度也存在倒挂,本文不展开讨论)。但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
综合刑法的规定,犯危险驾驶罪可能会被判处拘役实刑、拘役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这会产生以下问题:酒后驾驶可能会被处以最高十五天的行政拘留并处最高5000元的罚款,如对危险驾驶罪判处缓刑或者相对不,则实际刑罚轻于酒后驾驶;交通肇事罪如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则危险驾驶罪的实际刑罚可能重于交通肇事;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能出现的倒挂情形与交通肇事罪类似,即宣告刑为缓刑的状态。上述三种情况有违于刑法的“举轻以示重”和“举重以明轻”的基本法理,会产生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偏差。
(三)缺乏统一的量刑标准
由于法律只规定了对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没有规定统一的量刑标准,导致同样或类似的犯罪情节在不同地区出现了差距很大的裁判结果。由于缺乏司法解释对统一量刑标准的细则规定,对于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酒驾驶行为,不同地区的缓刑适用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异,相同血液乙醇含量的犯罪嫌疑人在不同地区的量刑结果可能截然不同。而量刑结果是公众对于司法裁判的直观感受,同案不同判往往会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削弱了法律的震慑力和公信力。
三、危险驾驶罪刑罚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确定某一罪名的刑罚,应当结合违法性的大小、有责性的轻重和预防必要性的大小综合考量。[6]33故对于危险驾驶罪的刑法体系,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予以完善。
(一)增设有期徒刑为法定刑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拘役刑期本身缺乏伸缩度与跨度,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量刑难以规制不同程度的危险驾驶行为,不利于司法裁量;二是可能判处拘役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采用逮捕的强制措施,且客观上对司法机关的办案期限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导致《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实践操作的巨大困难。
对比其他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罪名,在未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形下,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低量刑标准是“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14条),危险驾驶罪法定刑为拘役并处罚金。这使得那些未达到“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标准、同时以危险驾驶罪处罚又过轻的危险驾驶行为无法得到准确的量刑。因此,笔者建议,可以增设有期徒刑为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将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修改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一是将未达到“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标准的行为进行更好的规制,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二是克服司法实践中对程序法适用的困境,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措施时,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合理决定,避免部分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嫌疑人利用取保候审的机会脱逃,也使此类案件的办案期限更加科学合理,不再出现“七日之限”的现象。
(二)规范本罪与其他道路交通安全罪名的衔接层级
现行法律对酒后驾驶处理的四个层次存在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的法律后果倒挂,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造成法律适用的不公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律体系入手,对每个层次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和完善,使之更加合理。就危险驾驶罪而言,除增设有期徒刑为法定刑外,还应当规范缓刑的适用、相对不和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可以用明示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对缓刑适用的情形予以规定。作为一种危险犯,如果大范围的使用相对不或免予刑事处罚,就难以实现通过刑罚遏制危险驾驶行为的初衷;另一方面,如果一律不适用缓刑,则会导致法律适用过于机械化,可能与其他道路交通安全罪名的刑罚倒挂,造成不公平的司法结果;同时,对于交通肇事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缓刑的适用条件需要进一步规范,这一条件不应低于饮酒驾驶的处罚标准和危险驾驶罪的缓刑适用条件。
(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
量刑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决策活动,是法官依据相关的犯罪事实、行为人的相关情况,在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范围内,对具体的个案进行分析、判断并最终以定量的形式决定对犯罪行为人适用刑罚的思维活动。[7]立法机关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是解决各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量刑标准不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以醉酒驾驶为例,虽然各地实际情况具有差异性,但定罪量刑及适用缓刑的标准应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各地可以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根据本地实际对罚金标准作一定程度的调整。这样才能在保证立法目的实现的前提下,避免出现“隔条马路醉驾风险截然不同”的不公平结果。
笔者认为,要做到量刑标准的明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针对近两年各地在危险驾驶罪的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量刑问题,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量刑的标准予以细化,使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明确。二是进行案例指导。通过案例的指导和约束,给司法机关处理同类案件提供具体的参照标准,有助于实现量刑统一,也有利于社会公众通过了解案例,对案件的处理过程和诉讼结果产生合理的预期。这种预期无疑是促成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的有效剂。
较之理论界侧重于“罪”的研究,社会民众往往通过“罚”的直观感受来评判个案的公正。对危险驾驶罪而言,亦是如此。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道路交通安全的高度关注。危险驾驶罪的个案判决结果,尤其是量刑的结果,常常会影响到公众对法律的认知判断。近两年的司法实践表明,现行法律对于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规定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司法等相应手段对其进行完善,才能够克服法律在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使危险驾驶罪的刑罚体系更趋于合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犯罪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8]4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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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明楷.危险驾驶的刑事责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6).
篇9
【关键词】案例教学 思想政治 生活化 课堂教学 方法 实效性
政治课堂上,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台上,教师拿着书本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台下,学生耷拉着脑袋兴味索然恹恹欲睡。甚至很多同学提到“政治课”就头疼。教学实践告诉我们:其实学生不是不愿上思想政治课,而是不喜欢那些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
生活化是政治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要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巧用案例教学,无疑会使政治课程的教学由空洞变得丰富,从枯燥走向生动。同时政治教学生活化把课堂延伸到学生的生活中去,很好地实现了学生的学习与其生活和社会的相融,有助于学生对所学理论从简单的平面式理解进到深刻的立体式理解,从而提高教学实效。
一、关于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指以真实的事件为基础撰写的案例进行课堂教学的方式,以真实或者虚拟的情景呈现目标知识,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观察、调查、分析、讨论、实践的一种开放式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能启发学生充分地思考问题,不拘泥于对复杂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答案,而是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注重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自主性的发挥,和新课程的理念不谋而合,是一N极有发展潜力的教学方法。
思想品德课的知识特点及初中生的思维与情感特点也决定了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必须倡导案例教学。“对于道德教育来说,最有效的学习活动也许是这种事例研究讨论。”“案例教学法”正是体现了新课改的要求,改变传统教学以本为本、从概念到概念的注入式教学方式,变成一种促进学生成为教学主体,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索性学习的开放式教学方法。
二、案例教学法的优点
1.案例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效率。
案例教学的辅助手段就是案例,它源自于学生容易感知的现实,易激起学生的共鸣。尤其在整合现代信息技术与学科的环境下,教师可以采取多渠道取材、呈现案例,还可以引导学生自主寻找灵感,使得教学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课堂传授转变为课外和课内的合作探究。
2.案例教学有利于提升学生合作探究、创新能力。
政治课案例教学营造了一个民主、平等的探讨氛围,能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生敢想敢说,畅所欲言。学生在参与案例教学中,还会自主做出探究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独特方案或最佳方案,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案例教学法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宗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3. 案例教学法体现了新课改的教学理念。
案例教学法很好地体现了教师的组织者、合作者、引导者的作用,而不是传统的“执行者”、“独奏者”、“施教者”,真正体现了新课改的教学理念。教师在课堂中要当好三位一体(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的角色,必须把课堂教学的主体空间还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舞台上顶大梁、唱主角。
三、如何在思想政治课使用案例教学法
(一)以真实性的案例,教给学生社会生活的真知灼见。
思想政治教育最感人的地方在于真实,最能打动人的是真人真事,它的生命力也在于真实性。我们教学的对象是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好奇心强,认识事物比较感性。我们只有将抽象的理论化为朴素的生活常识,才能为他们喜闻乐见。所以回归生活,用真实生活来补充、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政治课程,教给学生社会生活的真知灼见,这样既吸引学生,又可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关注生活,贴近生活,把生活带入课堂,是我们品德课教师应实施的教学尝试。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我们都应力求寻找生活素材,结合学生生活实际,让学生去探究、体验、感悟,让知识真正转化成学生内在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如教《诚信是金》时,我使用了这个新闻作案例:“2010年5月25日,昆明马先生在自助银行取款,取款机出现故障,取1000元,取款机吐出了3700元。”请问多出的这笔钱,马先生可以占为己有吗?如果你是马先生,你会怎么做?”
同时,我还列举了另一个类似案例作比较,就是中国新闻网2014年01月16日报道的“英国诺丁汉郡一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日前出现故障,向取钱的客户发放超额现金。”最后告诉了学生两个事件的结局:“前者马先生主动报警并交回了多取的钱,后者吸引了约60人排队取钱。”这个对比并不是为了抑西扬中,而是让学生(特别是部分崇洋的同学)人性中的某些本质,即所谓的劣根性,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同样存在。告诫引导学生在诱惑面前如何遵守法律法规,诚信作人。
这些案例,来源于鲜活的社会活动和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生活,与思想品德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教学中把课内外连接起来,把学习理论与解决实际问题统一起来,真正实现了小课堂与大社会的有机结合。
(二)用典型性的案例,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获取知识。
典型的材料折射出的是社会现实,容易激发学生共鸣,提高教学效果,一般来说,国家时事热点、地区案例、学生实际是典型材料的最佳切入点。如在讲授初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知识点时,由于此知识点涉及的面比较广,可结合初二《法律的作用》中的法律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可结合初三依法治国知识。为了攻破此难点,我引入了“三鹿”奶粉案例。在讲授初三“亲近社会、服务社会”,为了让学生能直观感受,我举了一九九八年抗洪、2008年抗震救灾的案例,还结合我校广大师生的捐款活动让其感受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
案例教学要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多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传媒里的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情境,通过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领悟和揭示,引导学生自主探究获取知识、深化感情和提高能力。
(三)用热点案例,启迪学生关心时政,强化学生的时代责任感。
在思想品德的教学中案例的使用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案例陈旧,跟不上时代的节奏,这与思想政治课要具有时代性的特点是不符合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把握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是思想政治课的生命力所在。
现代媒体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实效性强,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它为教训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弥补了教材上一些图、文、数据的相对滞后现象,展示了最新的发展动态。教师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注意从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多收集那些及时反映人们最为关注的社会热点,挖掘这些热点背后隐藏的政治知识,精选设计为教学典型案例,将其灵活迁移到教材的各个环节,让学生从不同的时政材料中理解课本理论,帮助学生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针对当时小悦悦事件热点,我设计了以下案例。
材料:2011年10月13日,广东佛山2岁女童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两度碾压,肇事司机逃逸。随后,另一辆车从小悦悦身上再次开了过去。七分钟内,在小悦悦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冷眼漠视,最后是拾荒的阿婆陈贤妹救起了小悦悦。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抢救无效离世。
1.小悦悦夭折于车祸,哪些人应当承担责任?
2.如果你遇到类似事件,你会怎么做?
学生沉痛看完视频后,经过激烈讨论,分析得出以下的人应当承担责任:小悦悦的父母疏于看管,没有尽到监护职责;肇事司机肇事逃逸,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路人见死不救,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并形成一个共识,如果自己遇到类似事件,会这么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尊重、爱护他人生命;助人为乐、见义勇为。
案例的选择要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热点、能反映时代特色,可以启迪学生关心当今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时政,强化学生的时代责任感。
(四)用虚拟案例,创设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情景,强化学生的情感体验。
案例是现实问题的缩影,它来源于生活,它描述的是真实的特定社会现象,但是有时候,为了适合参与者练习,可以设计或者虚拟一些案例。如教学八年级下册《我们的人身权利》时,我虚拟了一个情境:“开朗的初中女生小芳,喜欢听歌上网,有一段时间,小芳一回家就上qq跟网友聊天,半个学期来,成绩一落千丈。妈妈坚持要看小芳的聊天记录,要求小芳告知qq密码。问:如果你是小芳,你告诉妈妈密码吗?请说明理由。”这样,用虚拟的一个同龄人小芳,以她的经历为主线,借助她的体验,通过学生的小组活动、合作探究,激发、活跃学生的思维,强化学生在隐私方面的责任与信誉意识,知道如何尊重和维护自己及他人的隐私权,掌握保护个人隐私的技巧和法律手段。同时培养学生自主思考、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能力,使学生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
尽管有时为了某种目的需要,在案例叙述中允许虚拟一些情节,但是,设计的案例一定要和真实的情况相接近,或者至少和参与者所熟悉的环境相类似,创设贴近学生生活实际的情景,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强化情感体验。通过教师创设生活化的情景,激发学生探索的热情,引导学生参与课堂的合作与交流活动,在合作与交流中坤进一步探究,在探究中生成知识,而后又产生新疑,最后引导学生把探究的“触角”伸到n堂之外。
可见,在思想政治教学设计中,巧用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参与兴趣,唤起他们学习欲望,从而深化知识、感悟人生,在不知不觉中达成教学目标。同时这样的教学活动烙上了生活的印记,把课内外连接起来,使“课堂生活化”、“生活课堂化”,把学习理论与解决实际问题统一起来,真正实现了小课堂与大社会的有机结合,真正地体现中学思想品德课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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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摘 要: 临时工,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的用工形态,如今却大量存在于多个行业,并引发“临时工现象”。行政执法中临时工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有诸多方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近年来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不足,依靠大量临时聘用人员协助社会管理。素质低下的执法人员不是在增加政府的执法力量,而是在瓦解法律的权威和减弱执法者的能力,因此不得聘用编制外的临时工。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将权力下放给市场和社会,缓解执法不力的压力。
关键词: 临时工 行政执法
一、行政执法中的“临时工现象”
2010年11月9日,河南中牟县76岁的菜农张会全在卖红薯时,被执法城管掀了菜摊,连连扇脸,后有关部门称打人者为临时工;2011年9月,江西修水县一女子到派出所为孩子办户口,与户政人员有所争执,办事女警竟然发怒拿起台面资料砸向办事居民。修水县公安局回应,已将“发飙女警”蒋某予以辞退,蒋某为聘用人员,并非在编警察;2012年3月,温州公交车司机撞死3人后逃逸,官方称肇事者系临时工;2013年5月31日,陕西延安市发生“城管跳脚踩商户头部”事件。延安市城管局回应,包括踩人城管在内的4人均为临时聘用人员。另据《新京报》记者披露,延安市城市管理局参与一线执法的城管队员超1/4是协管员,属于临时聘用人员。该市城管监察支队目前正式在编人员139名,协管员55名。 2014年4月9日,福建马尾亭江集贸市场,城管与一名摊贩发生小冲突后,一名老人上前劝架,疑因遭到城管方面人员的殴打,当场不治身亡。马尾区政府在微博通报中提到两位伤人者的身份是该地区的“市容协管员”,而不是此前有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城管人员”。 而“市容协管员”是政府聘任的临时工,没有编制。
临时工,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的用工形态,如今却大量存在于多个行业,到处都是临时工,并引发“临时工现象”,中储粮林甸粮库几万吨粮食失火是临时工监管不力,红十字会向国企、老干部捐赠上万辆自行车是临时工,“中华脊梁”奖的活动文件是临时工伪造的,暴力执法的是临时工,上班打牌的是临时工,违规申请保障房的是临时工,强制拆迁的是临时工。政府临时工,指的是政府机关临时聘任的人员,没有编制。根据我国新劳动合同法,已经没有了“临时工”一说,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必须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的就是单位的正式员工。
政府雇佣临时工作人员参与行政执法,临时工们并不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职业道德及执法能力,使得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大量违法违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民的人身财产全,而且使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公信力下降。政府雇佣临时工对学历没有要求,以延安为例,城管部门的临时工大多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或以上学历。多数部门在招聘时只要求初中、中专或高中以上学历,没有职业技能要求。部分临时工入职后会为他们培训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执法程序,但多数入职后不进行正规进行培训,工作仅凭经验。政治工作、党团学习、纪律教育等制度形同虚设,对于随时可能遇到的暴力冲突,也没有任何针对性的防御培训。协管员的队伍设置、人员招录辞退、福利待遇、经费来源、法律责任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这些制度上的不完善必然导致行政执法的不规范,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临时工现象”存在原因
行政执法中临时工普遍存在,究其原因有诸多方面:首先,临时工没有编制,不用占编制名额,在编制满额的情况下,各单位只好大量扩充编外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占编制单位也就不用承担各种福利待遇;其次,临时工的工资待遇较低,延安城管局临时工每月910元,浙江2009年城管基本工资为900元,不解决住宿。但是临时工的劳动强度却很大,实际工作都由他们承担;再次,临时工入职和辞退更容易,程序更简单,在职期间管理、培训没有严格要求。最根本的原因是近年来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不足,依靠大量临时聘用人员协助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这导致了城市在规模上的迅速扩张。近二十年来,中国各个城市的面积和人口都在成倍增长,流动人口大幅度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张给政府的行政执法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城市管理问题变得棘手。各地政府开始通过“社会公益性”岗位招聘辅执法人员,包括治安协管员、交通协管员、城管协管员等,但没独立执法权。再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开始,对社会公共事物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党政企三位一体的单位体制管理社会。这种党政企三位一体下把整个社会都纳入了有效的管理系统,地方政府本身的管理职能显得多余而严重退化。但在改革开放后,政企分开,经济单位不再承担社会管理功能,地方政府管理功能弊端立即暴露出来。上述两个重大的社会变化导致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无法跟上社会的发展,再加上我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部门人员减少,而社会管理事务增多,政府部门没有根据新形势及时调整编制,使得执法人员短缺,各个地方政府才开始大量聘用编制外的临时工作人员。①
但是,这种以降低标准和人员素质,扩大工作人员数量的方式,对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不仅无益,而且有害。首先,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尤其是行政执法能力的提高并不取决于数量的增加,而是取决于管理和执法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一个没有经过正规教育和专业培训的人员进入社会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不仅很难严格按照法律和法规进行工作,而且这些人本身可能会成为违法的主角。其次,政府执法主要是凭借法律的权威,而不是靠人多势众。如果说,城市执法主要靠人多的力量,那么每个城市的城管部门再增加一倍或几倍都无济于事。因为一旦在执法过程中发生冲突,执法人员再多也只能在数量上居于少数。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如果没有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政府人员再增加几倍都无法有效管理。
对这些执法部门来说,聘用临时工既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又节约了成本,一旦出了事,还可以直接推向前台充当替罪羊,实在“美事”一桩。可是,对公众来说,并不具有执法资格、只能协助执法的临时工在不少地方成了执法主体,因为权力大责任轻,权责严重不对等造成他们轻视法律,肆意侵犯执法对象的权益,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
三、关于政府“临时工”的法律定位
1、临时工的法律身份
临时工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工制度。1954年5月,劳动部《关于建筑工程单位赴外地招用建筑工人订立劳动合同办法》首次在国家文件中引进了临时工的概念。1962年10月14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国营企业使用临时职工的暂行规定》第一次对临时工的使用管理作出规范。1965年,国务院的相关规定要求企业、事业单位积极推行两种制度,少用固定工、多用临时工。1989年10月5日,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第一次对临时工作出明确的法律定义,该规定第二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的临时工,是指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临时性、季节性用工。”即便是在国家鼓励用人单位使用临时工的计划经济时代,相关规定也并不否认临时工是单位的职工。执法领域,公安、城管行业的“临时工”群体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协助普通民警、城管执法人员,负责治安维护、交通管理、市容市貌维护等。
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明确规定,对所有劳动者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同工同酬, 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用人单位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可以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所区别,就企业而言“临时工”的称谓或用工形式已经过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今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必须签定劳动合同,并给予相应的福利待遇。《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并没有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以临时工、正式工进行划分,而是规定双方都应签订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或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就是说我国在法律意义上已没有临时工、正式工之分,只有合同期限长短之别。这标志着,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临时工”概念早在1995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临时工这个计划经济的产物就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事实上,“临时工现象”仍然存在,大量的临时聘用人员
2、临时工的执法身份
虽然临时工群体由于种种原因现实存在,但是他们并不具有执法主体的身份,不得参与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活动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活动,这就要求承担行政执法活动的机关或组织,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或资格并经国家有关机关的合法许可。按照我国《公务员法》,行政执法岗位早已实行定岗定编和逢进必考制度。要有执法权,必先有行政执法资格和身份;否则,就没有行政执法权。在行政执法机关,“临时工”本来就没有合法身份和行政执法权。
按《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该条表明,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由行政机关内的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实施,并且不得委托其他人,按照行政机关的逻辑,临时工们并不属于行政机关的在编人员,那么临时工并不能参与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任务。
《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第十七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第十八条: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内容表明行政处罚只能由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实施,不再编制内的临时工是不能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即使委托也要委托符合条件的组织,而不是个人。
以上表明临时工不能参与行政执法,将执法权委托给临时工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退一步讲,即使临时工参与了行政执法,相关部门也不能免除责任,不能因为是临时聘任的人员就将违法行为和自己划清界限,临时工所在的部门也是要承担责任的。临时工参与执法代表的是行政机关,民众相信,无论你是临时工还是正式工,当你站在社会管理的第一线,你就代表政府形象,你行使的就是政府职能。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明确: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说,就算是临时工,只要参与执法,代表的就是单位法人主体,如果发生城管打人等暴力行为,不管是正式职工还是所谓的“临时工”,单位都要承担民事责任。
四、政府不应雇佣“临时工”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日前公开发行的三中全会《决定》辅导读本中撰文披露以下内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保护等引发纠纷甚至,往往由执法机关不按程序办事或程序不规范造成。鉴于此,我国将全面清理行政执法人员,严禁未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执法,将履行行政执法职责的合同工、临时工调离执法岗位。从法理上讲,行政机关是权责统一的,行政权力既不得擅自放弃,也不能任意转让,聘用“临时工”违背了现代行政精神。在现实层面上,招聘“临时工”既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和某种灰色交易,也在权力外包过程中导致基层乱象丛生,还会助长相关单位和编制内人员的慵懒作风,更直接加剧了有关部门人员冗多、财政负担过重,或者通过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来供养“临时工”。因此,废除编制外的协管员制度势在必行,因为素质低下的执法人员不是在增加政府的执法力量,而是在瓦解法律的权威和减弱执法者的能力。不仅如此,即使是编制内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的管理人员也需要大幅提高法律水平和执法能力。
那么不聘用临时工作人员,政府无力管理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基层工作由谁来承担?长期以来,临时工参与执法,是因为执法者“人手不足”,太多的事要做,而取得执法资格有着能力门槛与编制限制,于是,合同工、临时工进行执法成为“中国式执法”的必然现象。简政放权,“浓缩”执法范围与空间,才是釜底抽薪之举,亦是根本之策。城管的很多工作完全可以交由市场去做, 譬如园林绿化、市政设施维护等。“向市场放权,向社会让权”,“强化宏观调控,强化民生保障”当这些目标实行之后,“浓缩的都是精华”,有执法资格的人员去执法也就变得很轻松。
值得提醒的是,传统的行政执法模式与习惯也要与时俱进,加快在依法行政框架下的行政执法改革与创新,由执法范围的“量变”、执法人员的“量变”,引发执法功能走向更好地捍卫法律尊严、维护公民权利的“质变”。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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