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基础和证券交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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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上证券交易；法律监管；风险防范；信息披露

一、完善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92年美国的E-Trade公司在全球率先开展网上证券交易使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证券交易业务蓬勃开展。在我国，中国华融信托公司湛江营业部也于1997年3月开办了网上证券交易业务，成为全国第一家网上证券交易营业部，随后闽发证券、国通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华夏证券等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网上证券交易系统。据证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2年12月底，我国网上证券委托交易量占沪深交易所的比例已上升到12.02%，网上开户数508.10万户，占证券市场总开户数的比例已经达到14.78%。[1]

尽管网上证券交易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国内有关法律和金融规章却甚为不完善，具体表现为：

（一）电子化交易的基础立法呈空白状态。对诸如电子签名的构成要件、法律效力、电子认证机构的资格与责任等基础问题均无明确的规定，这使得网上证券交易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和权责关系很不明晰。

（二）网上证券交易的专门立法不健全。目前，我国专门规范网上证券交易的立法主要是证监会于2000年4月颁布的《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业务核准程序》等金融规章。这些规章对促进网上证券交易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难以保证网上证券交易的安全。[2]

（三）与网上证券交易相关的传统立法滞后。随着网上证券交易的发展，一些现有的传统立法已经不适应其需要。

（四）网上证券交易的国际协调立法缺失。由于因特网的无国界性，有必要制定网上证券交易的国际协调法律规范。但目前，在我国尚欠缺这方面的立法，这不仅会影响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的国际化发展，而且可能引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鉴于此，我国立法机关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应重视网上证券交易立法的完善。

二、完善我国网上证券交易立法的构想

（一）在立法体系的架构上，首先应注意基础立法与专门立法的配套建设。基础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使我国立法保持相对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同时，证监会应就《暂行办法》等专门规范网上证券交易的规章作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要解决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风险的分担等问题。其次，应及时修改或补充《证券法》、《票据法》等相关传统立法，以适应网上证券交易发展的需要。再次，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有关网上证券交易的国际协调法律制度。

（二）在价值取向上，应注重有关立法对投资者的保护。由于在网上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所以，立法应倾向于保护投资者，尤其要注意禁止委托交易合同中对投资者的各种不公平的规定，并应在风险分担等方面给投资者以保护。

（三）在具体的立法内容上，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的规制：

1.市场准入

为保证网上证券交易的安全，立法需设置市场准入的条件，这些条件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必要的设施和技术条件。网上证券交易不仅要求证券公司备有主机、后台数据库、应用服务器、报价服务器等设施，而且要有隔离网上交易系统和其他业务系统、识别投资者身份、加密传送信息、实时监控和防范非法访问等技术。为了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上述关键技术产品应通过国家权威机构的安全性测评。

第二，完善的业务工作程序。证券公司应就投资者开立帐户、签订委托合同、下达交易指令、资金划拨等工作程序作出详细规定，这些规定既要体现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又要利于提高证券公司的经营效率。

第三，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由于网上证券交易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特点，一时一事的疏忽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证券公司必须具备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立法应对证券公司的技术与系统安全管理、交易数据管理、信息服务管理、相关岗位与人员管理等作出具体要求。

2.电子签名及其认证

网上证券交易中，交易指令是否真实、准确地反映当事人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电子签名的真实性、完整性的认定。各国在制定电子交易法、电子商务法时都肯定了电子签名的合法性，并对签名的要求及有关风险的分担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重要的内容有：签名的安全性如何界定；与签名有关的风险如何分配；保障签名安全的具体机制的设置等。[3]我国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立法，使得交易指令的效力和当事人的责任很不明确。为此，有关立法应对此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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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初是由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开征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征始于1990年，因其承担了对调控证券交易的多项功能，所以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多次调整。随着90年代初沪市和深市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使证券市场日益活跃起来。证券市场上的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必然包含有一定量的税收。其时我国税收立法滞后，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税收能够覆盖这项税源，鉴于印花税于1998年恢复征收，90年代初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税种，国家税务总局授权上海、深圳二市对股权转让书据征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最先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课征，当时深圳市政府参照香港证券市场，颁布了《关于对股权转让和个人持有股票收益征税的规定》，此时试行的是“对卖方征收0.6%”，从而达到约束股票转让的行为，目的是为稳定初建的股票市场及适度调节资本利得；到当年的11月23日证券交易印花税即改为”对买卖双方各征0.6%”；然而不久，由于投资者对股票投资的认识不足，市场一度低迷，于是从1991年10月开始，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证券交易印花税调低至“对双方各征0.3%”，降幅达50%。上海在深圳试征证券交易印花税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于1991年10月对交易双方开征了此税，税率也为0.3%。1992年6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下发《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向社会发行的股票，因购买、继承、赠与所书立的股权转让书据，均依书立时成交金额，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0.3%的税率缴纳印花税。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提出了将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改造成证券交易税独立征收的设想，并规定买卖双方各征0.3%，最高可上浮1%，同时规定在证券交易税未出台之前，仍按原办法征收印花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其后，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水平几经变更。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证券交易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

二、印花税的主要职能

证券交易税的主要职能是调节市场交易，但是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作用渐渐异化，财政收入职能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早期的印花税分成比例中，国家和地方各50%，1997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将证券交易印花税分享比例调整为中央80%，地方20%；1998年6月对证券交易印花税再次调整分享比例，改为中央88%、地方12%；从2000年10月1日起将分享比例由中央88%、地方12%，分三年调整到中央97%、地方3%，即：2000年中央91%、地方9%，2001年中央94%、地方6%，从2002年起中央97%、地方3%。我国的印花税收入不断增加，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甚至在证券市场行情火爆的2000年上半年，股票交易印花税收入竟占到上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2000年全国印花税达到了485.9亿元，占当年税收收入的比重达到3.83%，这恰是我国证券市场前5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总量的5倍。必须指出，一方面，我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发挥是以证券市场换手率过高为基础的。目前我国股票的年换手率为300%左右，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的成熟证券市场60%左右的水平。另一方面，印花税税率的下调，当然会影响到财政税收，但是印花税不会以税率下调幅度同比例下降，税率下降了，刺激了市场交易，印花税会有所增加。同时，市场交易活跃了，券商的佣金收入会增加，券商所交的税也会增加。因此，我们在分析是否应对印花税进行改革时，应该先考虑它是发挥出了市场调节职能，而并非是否发挥出了财政收入的职能。

三、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的隐忧

（一）征收印花税依据不足

虽然目前的汇贴纳税方法不须粘贴印花，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但应税凭证是真实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普遍运用，证券交易早已实现了无纸化操作，所谓的股权转让书据只是电脑中的一笔记录，证券交易时既无实物凭证，也无印花税票，征收印花税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成了一种交易行为税，与印花税的本来含义不符，理论依据不充分，法律上不够严谨。

（二）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征收范围狭窄

印花税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的凭证收的一种税，它的意义在于加强凭证管理，促进经济行为规范化，了解其他税种的税源和缴纳情况，加强监督控制，同时可以积累资金，增加财政收入。由此可见，印花税的征收对交易行为的规范作用不大；证券市场的内涵远远大于股票市场，范围狭窄的印花税不利于对所有证券交易征税，而税基广大的交易税有助于保证各种类型的证券市场共同发展。

四、证券交易税制改革的方向

（一）应有助于证券市场持续发展

第一、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企业融资与体制改革。目前境内居民储蓄率很高，企业间接融资的比重相当大，这对企业直接融资与银行信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在证券交易税制设计时，可以考虑引导企业通过证券市场来实现直接融资，并引导企业推动体制改单的进行。第二、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减轻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尤其是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目前固定划一的印花税不足以实现这一功能，要充分发挥交易税制对投资行为的引导，有必要进行适度变革。第三、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推动我国证券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总体而言，我国证券业的基础较薄弱，证券市场还是一个成长型的市场，券商数量多、规模小、实力弱的格局也还没有根本打破，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日益逼近的环境下，整体实力趋弱的国内券商的成长会受到课征较高税率的损害，这无疑会对我国证券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整体素质提高雪上加霜。第四、证券交易税制的改革应有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前，我国的证券交易税率远高于除了丹麦以外的其它国家，较高的税率使得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也相应较高，从而减少了对证券的投资。所以证券交易税制改革方向总体上应以下调证券交易税为主。

（二）以税负公平为重要方向

实现税负公平原则，需要建立完整、系统的证券交易税制体系，既要能“拓展税基”又能实现“差别税率”。从“拓展税基”的角度出发，证券交易税种应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可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目前固定划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足以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在适当时机开征一些新的差别化的税种（如资本利得税等）来实现。

（三）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政策稳定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证券市场，对税负的承载能力存在差别；同时证券市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所要求的证券交易税制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导向也存在差异，因此，实践中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证券交易税制。那么，如何保持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就成为了新的课题。证券交易税制的稳定性，不是拒绝证券交易税制的变革，也不能表现为税目、税率等的固定不变，而是要体现在证券市场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

（四）证券交易税的改革方向是宽税基、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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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手机证券、数字证书、可信电子凭证；

随着通讯技术和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以移动为基本特征的新一代互联网将更加深刻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传统产业模式；手机已经成为保证信息广泛、及时传播的重要途径，而利用手机这个平台开展的“手机证券”业务，可以为用户提供及时的行情、资讯和交易服务，同时通过配套的wap、短信、彩信等形式，将更多的方便带给普通股民。

手机证券、网上证券等技术的发展提升了证券业务的办理的便捷性、高效性，同时也因为网络的非实名性、不可追溯性和不可举证性，增加了用户身份确定、交易行为确认等工作的难度。为促进手机证券业务的发展，需要为建立可靠、公正的交易纠纷处理、责任认定和司法取证体系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本文在手机证券业务面临的安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具体的业务实际情况，提出可信电子凭证系统，建立起一个安全可信应用环境，为公平、公正纠纷处理、责任认定和司法取证提供技术支撑，保障手机证券业务的网上业务处理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公正性。

1、手机证券安全需求

（1）法律与政策要求

在我国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中，对电子商务或电子政务中使用与管理数据电文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其中包括“电子签名法”以及“证券公司网上证券信息系统技术指引”。具体内容如下：

1、在“电子签名法”中，对数据电文使用与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下：

? 需要具有书面形式效力的合法性要求（第4条）

? 具有原件效力的合法性要求（第5条）

? 满足文件保存的合法性要求（第6条）

? 具有证据效力的合法性要求（第7条）

2、在“证券公司网上证券信息系统技术指引”对数据电文的使用提出的需求如下：

? 网上证券信息系统的建设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保证在网上开展证券业务的安全性。通过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实现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服务可用性

? 证券公司应保证网上证券数据传输的保密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可稽核性，对网上交易委托的客户信息、交易指令及其他敏感信息进行可靠的加密，加解密应在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实际控制的设备中进行，不得存在任何中间环节对数据进行加解密。

（2）业务应用需求

证券交易会涉及股民、券商、银行等各参与方大量的资金流、交易信息流，因此证券交易对安全要求非常高。而“手机证券”业务作为一类新兴的、发展势头强劲的移动增值业务，在为广大券商及股民带来全新方便、快捷证券交易业务模式时，也不可避免面临由移动网络特性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如何保障交易安全、如何保障交易各方基本权益等等问题，都是证券业务在移动增值业务市场发展中面临的最现实问题，也是阻碍其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

(1) 如何防止基于移动终端环境下证券交易帐号被盗问题。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股民交易帐号被盗的可能性增加，类似事件的发生会给股票交易市场带来比较负面的影响，从而阻碍了网上证券业务开展。因此，采取高安全手段来防止用户交易帐号被盗是摆在目前手机证券业务发展中最迫切解决的问题。

(2) 如何确保基于移动终端环境下证券交易数据安全性。证券交易会涉及大量敏感、用户私有交易信息的流转，具有较高的数据安全保密要求。如何保障手机终端与证券交易系统之间传输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以防止数据在传输中被恶意篡改而给交易各方带来损失，这是实现手机证券业务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

(3) 如何保障基于移动终端环境下证券交易各方的基本权益。证券交易的用户对交易过程的权益保障具有较高的需求，手机证券业务中流转着大量证券交易凭证，如买卖委托凭证、撤单凭证、银证转帐凭证等，这些证券交易凭证是保护用户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系统需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合法数据电文，作为合法的电子证据保障用户交易过程的权益，这是手机证券业务以及所有移动增值业务在向3G市场推广中要面临解决的重要问题。

2、解决方案设计

（1）系统架构设计

根据手机证券业务需求，基于手机证券业务的可信电子凭证系统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表 1手机证券可信电子凭证应用系统架构图

通过在手机证券业务中集成可信电子凭证支撑系统，实现基于手机终端交易的可信电子凭证的生成、查询、展现、验证、下载、删除等生命周期服务，为手机证券以及其它移动增值业务实现在3G市场中的快速推广奠定重要基础。

（2）安全方案设计

? 实现基于手机终端的可信身份认证

为提高用户证券帐户的安全性，采用基于PKI体系高强度身份认证的数字证书，作为用户登录证券业务的可信身份凭证。

按照《电子签名法》要求，由可信第三方认证中心为移动终端用户和移动业务系统服务器签发标识网络合法身份的数字证书，从而实现基于手机终端环境下用户的强身份认证。

? 实现基于手机终端交易数据的安全性

为保证手机终端与证券交易客户端服务器之间数据传输的安全性，通过在客户端服务器配置SSL服务器证书或SSL VPN设备，从而为手机终端环境下的交易数据建立安全通信链路，确保信息传输过程不被窃取和篡改，实现交易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建立基于手机证券可信电子凭证应用的用户权益保障系统

在移动证券业务系统中部署可信电子凭证系统，建立起基于证券凭证流转的可信服务支撑，包括在服务端部署可信电子凭证管理系统、可信时间服务系统和服务中间件，以及在客户端部署客户端工具，从而实现基于手机终端可信电子凭证的生成、传输、展现、验证、下载及删除等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为在用户规模庞大的手机证券业务中建立起全面的用户权益保障系统。

（3）手机证券可信电子凭证交易流程

通过实施安全技术方案，将实现安全、可信的手机证券电子凭证的生成及管理，具体交易流程如下：

1）用户通过手机终端进行证券交易，通过客户端工具使用数字证书对交易信息进行签名并生成可信电子凭证；

2）可信电子凭证通过手机终端与证券业务服务系统之间建立的SSL通道传输到服务端；

3）业务服务器的服务中间件将可信电子凭证通过服务接口转发到可信电子凭证管理系统；

4）可信电子凭证管理系统对可信电子凭证进行签名并保存到数据库中；同时根据业务需要，可将可信电子凭证返回给手机终端用户；

5）用户通过手机终端客户端工具自动对接收到的可信电子凭证进行验证。

3、系统关键技术

（1）面向手机终端的移动电子认证服务

解决移动终端的电子认证服务关键技术，构建移动网络环境下，包括移动电子认证服务交付与移动电子认证服务支持在内的完善的移动电子认证服务体系。基于移动平台的通用硬件支撑技术和主流系统平台技术，采用较为成熟的Windows Mobile组件技术、K-JAVA技术以及STK卡、SD卡等底层硬件接口技术作为技术支撑，结合移动电子签名的应用特点，实现基于SIM卡、智能SD卡等硬件设备的移动终端数字证书密码服务。与结合传统的证书客户端实现技术，实现包括移动证书管理、移动电子签名、移动电子凭证应用功能在内的移动证书管理及签名客户端工具。

（2）实现可信电子凭证在手机终端上应用

在移动证券业务系统中部署可信电子凭证系统，建立起基于证券凭证流转的可信服务支撑，从而实现基于手机终端可信电子凭证的生成、传输、展现、验证、下载及删除等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在手机证券业务中建立起全面的用户权益保障体系，保障了用户的权益，为大规划推广手机证券业务打下了坚实技术基础。

4、结语

可信电子凭证在手机证券中的应用是掌上网公司与BJCA一起深入研究手机证券业务对可信电文的需求，对手机证券的应用场景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通过应用可信电子凭证，将为手机证券业务建立起可信交易环境，解决了移动网络环境下用户身份认证的问题以及证券交易凭证的可信性和安全性问题，为快速发展的3G业务市场提供可信服务支撑，从而促进移动增值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

在手机证券领域应用可信电子凭证，保障手机证券业务的公信和权威性，推进业务不断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促进金融电子化的健康发展。为在用户规模庞大的手机证券业务中建立起全面的用户权益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 《证券公司网上证券信息系统技术指引》[S].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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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交易税；证券市场；财政收入；税收制度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主要功能

（1）增加财政收入。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税是单边征收，征收比例是1‰，由于证券交易税只是政府在交易环节征收该税，所以作为流转税的证券交易税，在交易转让时征收决定我国的证券交易税具有征收成本低等优点，设置证券交易税的目的之一就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调整证券市场的资金流向。（2）控制交易活动，调控证券市场。证券交易税是证券交易隐形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市场内在效率的最核心的指标。作为证券市场的主体税种，证券交易税的每一次调整会使买卖证券交易发生变化。证券交易税由以前的双边征收变成单边征收，以卖方作为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一方面使得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因为买入证券的成本较低而积极投入资金，另一方面由于卖出的成本较高，投资者会仔细权衡，慎重决策，从而会考虑长线持有，延长证券的持有期以获得股息、红利，减少发生缴纳证券交易税的行为，而且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和规模的扩大。（3）证券市场风险的释放。证券交易税税基一般是交易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提高证券交易税税率，由于一般的投机者和噪声交易者的交易额就比较高，以致相应的交易成本增加，通常两者也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交易代价比理性投资者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控制使的他们的投机活动不得不减缓甚至放弃正在实施的，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被破坏或者是减少损失，这样交易额作为税基的证券交易税有利于证券市场风险的及时释放。

二、优化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

（1）修正证券交易征收范围。证券交易税我国只是对股票的流通环节征收，因此应在“低税率”的同时实现“宽税基”。由于我国政府一直在鼓励证券市场的发展，因此设置过窄的税基，就会造成税款严重流失，也会造成纳税的不公平，也导致市场的不平衡发展，对此政府应考虑加大印花税的征收范围。随着股票、基金、债券等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对证券交易税不再实质性地限制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应包括非流通的转让，否则也会造成税款的巨额流失，非交易过户均适度课征交易税，各种以证券为基础资产的金融衍生产品如期权、期货等新的创新交易品种层出不穷，政府应制定合理的征收范围。（2）设置合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每一次税率的调整对证券市场都是一次大的市场震荡，从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环节和税款征收环节都可以看到，税率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对都非常敏感，因此证券交易税的税率调整一直是我国政府试图调整证券市场的一大法宝，也是证券税制改革的焦点。设置证券交易税税率，应根据证券品种的风险及其收益率水平来确定不同证券交易品种的税率。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实际及借鉴国际经验，我国证券交易税率结构可设计成以下几个方面：国债、企业债券和基金、可转换证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各种证券品种。（3）减少政府干预，改革方向由局部调整转向宏观调控。我国把证券交易税作为证券市场的主体税种，过度依赖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来增加税收收入，纽约等国际证券市场的变动或者政府各种利好利空的法律和法规的政策因素，发展不成熟的证券市场随时受到影响，会引起税收的巨大波动。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成熟度调整该税制结构，应形成以证券交易税和证券所得税为主体，资本利得税和证券遗赠税等其他税种为辅的证券税制。为了避免政策性事件对股市产生较大的波动，应尽量减少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

通过以上分析，目前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主体税种，急切需要建立规范合理的证券税收体系。发挥各个税种的功能，鼓励各个主体对证券市场投资和限制投机活动的发生，在维护证券市场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合理的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宏观调控证券市场投融资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为世界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

参考文献

[1]欧见秋．证券交易税调整对上证股票市场波动性影响的实证分析及对策建议[D]．苏州大学．2009

[2]姚涛，王逸．证券交易税调整效应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07（5）

[3]史晨昱，范幸丽．证券交易税研究前沿及其启示[J]．财政税务．2004（6）

[4]茆晓颖．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国际经验[J]．财政税务．2005（12）

[5]刘颖．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合法性[J]．企业导报．2009（1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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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操纵证券市场 堵截条款 证券交易 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182条的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行为方式有四种，即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买自卖，以及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学界通常把“以其他方法……的行为”称为堵截条款，也叫兜底条款、概括条款。堵截条款的基本作用是为了防止法律列举的遗漏导致有罪无罚，目的是严密法网，惩治犯罪。但堵截条款固有的不明确性，极易导致刑罚权扩张，不利于保障人权。因此，必须对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进行必要的限制。

一、案例引发的思考

被告人赵某曾受过电子专业的高等教育，且具有多年从事证券交易的经历，谙熟证券交易的电脑操作程序。某日中午股市休市时，被告人赵某在某证券营业部的营业厅里通过操作电脑终端，对该营业部准备向证券交易所发送的委托报盘数据内容进行了修改，将周某等5位股民买卖其他股票的数据，均修改成以当日涨停价位委托买入“兴业房产”198.95万股、“莲花味精”298.98万股。当股市开盘时，上述修改过的数据被该营业部发送到证券交易所后，立即引起“兴业房产”和“莲花味精”两种股票的价格大幅度上扬。赵某乘机以涨停价抛售了其账户上的7800股“兴业房产”股票，获利7277.01元。赵某的朋友高某也将受赵某示意买入的8.9万股“莲花味精”股票抛出，获利8.4万余元。但由于被告人修改委托数据，使该证券营业部遭受经济损失达295万余元。

对本案的认定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依照《刑法》第286条第2款的规定，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当依照《刑法》第182条的规定，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定罪处罚。法院适用该罪的堵截条款，采纳了第二种意见。那么，赵某的行为是否属于“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呢？

二、堵截条款的解释规则

1.严格限定规则。堵截条款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立法上使用的模糊条款，由于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对法的明确性要求，在司法中要严格限定其适用范围。因此，不能认为法律列举以外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被堵截条款所包容，不能根据社会防卫的目的和需要进行任意解释，而是要以刑法所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罪行为基本特征为基础，客观地寻求行为与刑法的一致性。

2.同类解释规则。堵截条款是在法律列举的前提下，为了防止列举的不足和遗漏而做的补充规定，所以，这种堵截条款的内容不能完全脱离法律的列举性规定。也就是说，二者在实质上对行为的衡量标准应当具有一致性，属于同类违法行为，即“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与法律列举的连续交易、约定交易和自买自卖的操纵行为具有相同性质。

3.行政先定规则。操纵证券市场罪属于法定犯，其构成以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证券法》和《刑法》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方式也完全一致，因此违反《刑法》的行为必然违反《证券法》。又由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由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证券法规定的其他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进行认定更为实际和妥当。在确定刑法堵截条款的内容时，应当以行政先定行为为基础。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行为虽然不能必然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但不属于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行为必然不能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

三、“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的构成要件

《刑法》第182条列举的操纵行为包括：第一，连续交易。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第二，约定交易。即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第三，自买自卖。即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由此不难看出，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1.必须是人为地控制证券市场的行为。所谓“人为”控制，是指行为人通过操纵行为改变了证券交易真实的供求关系，违背了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市场规律，导致证券市场投资人产生误解并且做出违背真意的投资行为。因此，人为控制市场的行为具有欺诈性。

2.必须是一种证券交易行为。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即交易型操纵和非交易型操纵。交易型操纵是行为人通过直接进行证券交易的方式,改变证券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欺诈性地引诱他人买卖证券的行为,包括虚假交易型操纵和实际交易型操纵。我国刑法列举的操纵行为即属于交易型操纵，其中约定交易、自买自卖属于虚假交易型操纵，连续交易属于实际交易型操纵。非交易型操纵又称信息型操纵，指行为人通过信息影响证券价格和交易量而实现操纵，包括蛊惑交易和抢先交易。蛊惑交易是指编造、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诱使投资人进行证券买卖，行为人趁机获利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国外法律中普遍被认为是操纵市场，但在我国刑法中则单独成立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抢先交易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相关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做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前后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相关证券，并从中获利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具有欺诈性，在我国刑法中未做评价，不能作为犯罪行为处理，仅构成行政违法。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仅限于交易型操纵，故必须是通过证券交易行为才可构成。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罪的构成标准，主要是依据操纵者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的流通股份数占该证券实际流通股份总量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买卖证券数量占该证券同期总成交量的比例、撤回申报量占当日该种股票总申报量的比例等。可见，没有证券交易行为不可能构成操纵证券市场罪。

3.必须是一种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行为。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必须是对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发生影响的行为，否则，不能认定为操纵。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中规定，当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偏离真实供求条件下投资人自主买卖所应形成的正常水平时，可以认定交易价或交易量受到了影响。当这种影响程度严重时，可认定形成对交易价和交易量的操纵。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办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包括连续交易、约定交易、自买自卖、蛊惑交易、抢先交易、虚假申报、特定价格、特定时段交易等八种情形。如前所述，连续交易、约定交易和自买自卖在刑法中已有列举，蛊惑交易单独成罪，抢先交易不属于刑法规制范围。因此，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应当包括虚假申报操纵、特定价格操纵和特定时段交易操纵。

虚假申报操纵，是指行为人持有或者买卖证券时，进行不以成交为目的的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制造虚假买卖信息，误导其他投资者，以便从期待的交易中直接或间接获取利益的行为。行为人在同一交易日内，在同一证券的有效竞价范围内，连续或者交替进行3次以上申报和撤销申报，可认定为频繁申报和撤销申报。

特定价格操纵，是指行为人通过拉抬、打压或者锁定手段，致使相关证券的价格达到一定水平的行为。拉抬、打压或者锁定，是指行为人以高于市价的价格申报买入致使证券交易价格上涨，或者以低于市价的价格申报卖出致使价格下跌，或者通过买入或者卖出申报致使证券交易价格形成虚拟的价格水平。

特定时段交易操纵分为尾市交易操纵和开盘价格操纵。尾市交易操纵，是指在收市阶段，通过拉抬、打压或者锁定等手段，使证券收市价格出现异常的行为。开盘价格操纵，是指在集合竞价时段，通过抬高、压低或者锁定等手段，使证券开盘价格出现异常的行为。

将以上行为纳入操纵证券市场罪堵截条款的范围，既符合堵截条款的解释规则，也符合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列举的操纵行为具有一致性。

五、关于案例的结语

案例中赵某采用侵入证券营业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修改交易数据的方法，造成了证券交易价格的异常波动，不属于交易型操纵，虽然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侵害的不是证券交易秩序而是证券交易系统的安全。因此，赵某的行为不属于该罪堵截条款的范围，应当依据《刑法》第286条第2款规定，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处罚。

参考文献:

[1]张保华:操纵市场行为的几个基本问题[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篇6

[英文摘要]：

[关键字]：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规制/融资/融券

[论文正文]：

2006年7月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并于8月1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备受投资者关注的证券信用交易方式正式登陆我国证券市场。虽然证券信用交易在海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上历史悠久，且有成功的发展经验与监管经验，但在国内尚属一项制度创新。为保证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成功实施，有必要对海外证券信用交易规制进行比较研究，并从中探寻出对我国有益的经验以便借鉴。

一、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法律透析

（一）证券信用交易的内涵

证券信用交易是海外证券市场普遍而成熟的一种交易制度。在对“证券信用交易”的认识上，各国或地区的定义略有不同。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信用交易是指：证券商对客户授予信用而为有价证券买卖及其他之交易。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证券交易法”则将信用交易称之为“有价证券买卖的融资或融券”，即指客户向证券公司借入资金买入证券、借入证券卖出的交易活动，又称为融资融券交易。

在法学理论上，证券信用交易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证券信用交易可包括其所涉及之买卖双方给予的信用（如期货交易、期权交易）、由证券商给予顾客之融资融券的信用（如融资融券交易）、由银行贷款给顾客从事购买或持有证券或给予其他以证券为担保之贷款及证券买卖之选择权（如证券抵押贷款）等；从狭义上说，证券信用交易则是指证券商或证券金融机构对顾客的融资融券业务。本文所指的亦是狭义上的证券信用交易，主要包括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两种形式，以下分述之。

融资交易即“借钱买证券”，也叫保证金多头交易，是指当投资者预计证券价格上涨并想买入证券时，通过证券信用交易方式，按照初始保证金[i]的水平预交一部分价款，其余差额由证券商垫付，同时买进证券，等证券价格上涨后，再高价卖出证券将所借价款还给证券商，从中赚取收益的交易方式。在这种交易方式下，投资者所购证券需作为所融通资金的担保存于证券商处，如因证券价格下跌，担保品的价值降低而使其达不到维持保证金[ii]水准时，投资者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补交维持保证金，否则证券商有权处理担保品；融资期限届满后，客户必须偿还证券商垫付的款项及其利息，也可以随时委托证券商卖出融资购进的证券，以所得价款偿还。

融券交易即“借证券来卖”，也叫保证金空头交易，是指当投资者预计证券价格下降时，借助信用交易方式，向证券商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后由证券商垫付证券，同时将证券出售，等价格下跌后，再低价买进证券还给证券商，从中赚取差价收益的交易方式。在这种交易方式下，投资者卖出证券所得价款不能提取，必须将其留存作为融券的担保，如委托卖出的证券的价格上涨，投资者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按要求追加保证金，当证券价格下跌到投资者指定的价位时，证券商将会为投资者买回证券；约定期限届满时，无论证券价格是否下跌，投资者都必须偿还证券。

目前，在海外主要证券市场上，证券信用交易业务是证券公司的一项常规和成熟业务。据统计，国外证券商通过融资融券取得的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比都达到15%以上的水平，美国证券行业信用交易的保证金贷款收入占手续费收入的38%左右，日本信用交易量占总交易量的百分比为20%。[iii]由此可见，证券信用交易已成为海外证券市场的一种常规交易方式。

（二）证券信用交易主要法律要素

基于交易的信用有三个要素，即信用关系主体、信用载体及信用制度规则，[iv]引申到法律层面上，证券信用交易体现为如下三大法律要素

1。信用交易法律关系主体

信用作为一种隐形契约，其特征表现在它是维护交易双方利益的，但并没有出现在交易双方的正式契约中，而是作为一种双方心照不宣的对双方有约束力的制度规则隐含在正式契约中。信用交易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就是交易活动中的交易双方，其中，转移信用的一方交易者为授信者，而接受信用转移的另一方交易者为受信者。根据信用这一隐形契约，授信方取得一种权利，受信方承担相应义务。在实际操作中，证券信用交易法律关系的主体至少包括如下三大类：（1）信用的提供者，主要包括证券商、证券金融公司、银行；（2）信用的接受者，主要包括证券商、投资者个人和机构投资者；（3）信用的监管者，包括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业自律组织、中央银行等。

2。信用交易法律关系客体

信用以及信用关系在交易中是通过信用客体反映出来的。这一客体可以是内化在交易双方行为中的价值准则，也可以是带有非正式契约性质的口头承诺或者基于完备的制度规则的各种信用工具。证券信用交易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可以作为信用交易对象的证券，包括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同时也并非所有的证券都可以成为证券信用交易的客体，一般而言，只有在交易活跃的全国（地区）性证券市场交易的证券才可以成为交易的客体。

3。信用交易的制度规则

证券信用交易的发生和完成都是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得以表现的，而这些契约的履行和遵守都必须依靠一套完整的信用交易制度规则，否则双方无平等对话的基础，信用交易就无法完成。在信用交易中，制度规则主要包括正式制度规则与非正式制度规则。正式制度规则主要包括保证金比例的规定、信用交易账户的设置、融资融券额度、融资融券期限、资券来源、偿还日期和利息等；非正式制度规则主要包括各个国家或地区对证券信用交易的监管哲学及监管模式等。

（三）证券信用交易的法律关系

证券信用交易作为一种重要的证券交易方式，其运作中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在证券信用交易产生的各类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三类：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委托法律关系、借贷法律关系及担保法律关系。

1。委托法律关系

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是投资者进行证券信用交易的前提。投资者欲向证券公司申请融资融券，必须先按证券公司的要求开立保证金账户，并存入一定金额的保证金（资金或证券均可），再委托证券公司为其融资融券。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保证金账户不同于投资者进行一般证券交易时所开立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保证金账户是为了保障证券公司在证券信用交易中所享有的债权的实现所设立的，为证券信用交易所独有。因此，投资者在证券公司处开立保证金账户，从而形成双方之间的委托关系，它是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资金或证券的前提。

2。借贷法律关系

在证券信用交易过程中，证券公司按照证券信用交易合同的约定，借贷一定资金或证券给投资者，投资者在完成证券交易后，负有向证券公司返还相同数量的资金或证券及约定利息的义务，因此，双方之间形成了以一定资金或证券为标的的借贷法律关系。证券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是证券信用交易中的基础法律关系。在该种合同层次上，证券商有权在合同届满后收回所借出的资金或证券，并要求投资者支付利息；同时，证券商有义务按照合同的规定向投资者借出确定数额的资金或证券，投资者对所借入的资金或证券享有使用权，在合同期限届满后归还所借入的资金或证券，并支付一定的利息。

3。担保法律关系

投资者向证券商交纳保证金后融资买入证券或者融券变现价款，从而使证券商对保证金和证券、价款享有一定的质权。投资者进行证券信用交易，除必须交纳保证金外，其融资所购入的证券或者融券所卖出的价款也必须存放在证券商处，从而在当事人之间形成质押。如果证券商与投资者之间的这种担保法律关系依法有效，那么证券商就有权在投资者账户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平仓或者将投资者资金账户上的资金划入公司账户，同时负有妥善保管、保证投资者账户上的证券不因其保管不善而灭失的义务；投资者则有权要求证券商妥善保管作为质物的证券，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有义务及时追加资金作为相应的担保。另外，在一般担保法律关系中，担保权人不能对担保品进行使用收益。而在信用交易中，授信人可以将融资的担保证券作为融券的标的出借给其他投资者，或者用于向金融机构贷款、融资的担保；对于融券的保证金及卖出价款，既可以向其他投资者进行融资，也可以作为向其他金融机构融券的担保。

二、海外证券信用交易的立法监管

证券信用交易最早产生于17世纪初的荷兰阿姆斯特丹。[vii]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在证券市场比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证券信用交易在金融活动中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同时也日益形成了较为规范与完善的法律规制体系。以下选取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信用交易监管法律体系予以简介。

（一）美国

作为全球最为发达的证券市场，美国证券信用交易的法律监管体系充分体现了立法、监管、自律三位一体的特色。这种结构充分显现了市场化融资模式的特点：监管机关主要在立法、规则等方面提供强制性管理，而其他方面则由民间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经济原则来决定。在这种监管模式下，证券信用交易呈现分散授信的特点。

1。有关法律规范

在美国现行体制中，规范证券信用交易活动的最基础性规范是《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7条规定：“联邦储备委员会有权调查和维持保证金比例，证券交易所的会员、经会员做交易的证券商，对上市证券及柜台市场的保证金交易非依规定不得给予信用；银行及其他证券商对购买与持有证券提供信用时不得违反规定。”在此基础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授权，还专门制定了规制证券信用的四个规则：（1）T规则（RegulationT），适用于证券商。它规定证券商对顾客信用交易的贷款不得超过供抵押证券的最大贷款价值。（2）U规则（RegulationU），适用于银行。它规定商业银行以直接或间接的证券担保方式提供的用于购买或持有政府的债券，其数额不得超过证券的最大贷款价值。（3）G规则（RegulationG），适用于证券商和银行以外的其他贷款人。它规定凡直接或间接以上市证券为担保提供的用于购买或持有证券的贷款都要受法定保证金比率的限制。（4）X规则（RegulationX），适用于借款人。它规定贷款方违反上述规则时，借款人向其借款也属违法；为防止投机者从国外借款以逃避国内管理，它规定向国外借款亦受保证金比率约束。1998年4月1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了新修订的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规制，对T规则、U规则和X规则进行了调整，同时废止了G规则。[viii]以上两部法案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的T规则、U规则和X规则共同构成了美国信用交易制度监管的法律基础。

2。有关资格限制

（1）客户资格。美国的证券法规并不要求开立信用账户的人具备特殊资格，其对开户的规制主要表现在资金要求与程序要求上。其中，资金层面一般由各交易所自行规定，如纽约证券交易所要求客户开立信用账户至少在其账户中维持2000美元以上的净值，即除非客户在其账户存有相当的资金，否则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不得对其提供任何授信，以防止该客户卖空。在程序方面，美国规定，客户开立信用交易账户时需填写社会安全卡号码、姓名、住址等资料，并签订融通协定（CreditAgreement）、质押协定（HypothecationAgreement）以及同意出借协定（LoanConsentAgreement）。

（2）证券商资格。根据美国的有关规定，持有客户有价证券的证券商只要符合《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5条有关净资本的规定，就具有办理信用交易的资格。而非持有客户有价证券的证券商只能以持有客户账户的证券商的名义收受客户款项和证券，所以也被称为引介证券商（introducingbroker-dealer）。

（3）证券资格。根据T规则第220。2条的规定，可作为信用交易的有价证券包括：已在国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权益证券和债券证券）；店头可融资股票（经美国联邦准备制度理事会认可的有价证券）；店头可融资债券以及根据《1940年投资公司法》注册的开放式或单位投资信托基金。

（4）保证金规定。证券信用交易的保证金分为初始保证金与维持保证金。《1934证券交易法》第7条规定了联邦储备委员会有权调整初始保证金与维持保证金的比例。据此，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了T规则，规定每一账户最大放款额度为融资买进或融券卖出有价证券总市值之50%。如果客户欲超越授信额度买卖证券，必须在T+5日内将超越逾额一半的资金存入信用账户。对于维持保证金，T规则未作规定，目前主要由各证券交易所自行确定。如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定融资的担保维持率为市价的25%；融券的担保维持率为市价的30%，如市价低于5元，则融券的担保维持率为市价的100%。实务中，各证券商一般将两者的担保维持率同时提至30%。

（5）融资资金来源。美国证券商对客户融资资金的来源主要有：各证券商自有资金；信用账户中的贷方余额，即客户融券放空所缴纳的保证金及卖出所得的价款；证券商向各商业银行贷款。证券商可将融资客户的证券质押给银行向其贷款，但根据U规则的规定，其贷款金额最高不得超过质押证券价值的50%。

此外，《1934年证券交易法》还确定了若干质押原则，主要有四：一是除非证券商受到客户的个别授权并载明于质押协定，证券商不得将其个别客户的有价证券混合向银行质押；二是绝对禁止证券商将客户账内的有价证券与自有账户的有价证券混合向银行质押；三是证券商向银行质押的有价证券总值不得超过客户账户借方余额的140%，超过140%的部分为超值保证金有价证券，该超额部分的有价证券应当分离保管；四是客户账户借方余额是客户对证券商的总负债，因此，证券商以客户有价证券向银行质押所取得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该负债金额。

（6）融券的借券来源。美国证券商对客户融券的借券来源主要有：客户保证金账户因融资买进为担保的有价证券；证券商自有库存及投资买进的有价证券；通过借贷制度向其他兼营有价证券借贷业务的证券商或有价证券保管业务的商业银行借贷的有价证券，但必须以现金、有价证券、可转让银行存单、不可撤销信用证等作为担保；客户现金账户中的有价证券以及客户的超额保证金有价证券，但前提是证券商与客户已达成协议，并约定向客户支付一定的对价。

（7）对卖空行为的监管。为防止利用信用交易压低证券价格、操控市场行为的发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1938年制定了X规则。X规则第10A-1、10A-2条规定，禁止经纪人或者交易商以低于最后一次交易的价格进行卖空，除非最后一次交易的价格高于前面的价格，否则将不允许按与最后一次售价相同的价格进行卖空。也就是说，融券卖空者卖空的价格至少要比近期的售价高。这样的规定有利于防止市价走低时卖空者的抛售行为，从而避免“跳水”情况的出现。

（二）日本

日本的证券信用交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的信用交易，第二个层次为证券金融公司向证券公司提供融资融券的信用交易。前者被称为“信用交易”，即投资者在证券公司开设账户并按规定交纳一定比率的保证金后，可以自证券公司处融资或者借券进行交易。投资者既可以以自己所拥有的现金或者股票偿还债务，也可以做相反的买卖计算差价来结清头寸。这一交易形式与美国的保证金交易并无不同。后者被称为“贷借交易”，即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后，若在信用交易交割清算时自有资金不足或者股票不够，可以向证券金融公司融通。在证券信用交易监管方面，日本的监管体制呈现出浓厚的政府监管色彩。这种监管模式，有利于证券监管部门及时掌握证券市场信用交易的动态，也为政府及时进行宏观调控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此监管模式下，证券信用交易呈现出集中授信的特点。

1。有关法律规范

与美国相比，日本的法律监管体系要简单得多。日本1954年正式实施的《证券交易法》[x]肯定了证券信用交易，此后经多次调整，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证券信用交易制度。日本《证券交易法》第49条、第51条、第54条、第130条、第156-3条、第156-7条、第156-8条、第205条、第208条都对证券信用交易作了规定，辅之大藏省[xi]制定的《有关证券交易法第49条所定交易及保证金》和日本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受托契约准则》、《信用交易及借贷交易规则》等规章，再加上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制定的相关管理办法，构成了日本证券信用交易的法律规范体系。

2。有关资格限制

（1）客户资格。一般而言，日本本国公民凡经办妥信用交易账户开户手续并能缴纳一定金额保证金的，都可进行信用交易，不受任何限制。日本本国投资者申请开户的，应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并提交不同格式的“信用交易账户开设申请书”，经证券公司或其分公司经理严格审查核实后，由客户在“信用交易账户设定的约诺书”上签名盖章，方完成开设信用交易账户的手续。在日本，由于对开户资格的审查十分严格，因此实际上多为证券商主动选择条件优良的客户，而很少有客户主动申请开立信用交易账户的。

（2）证券商限制。在日本，只要证券商的自有资本比率大于120%，就可以承做信用交易。自有资本比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自有资本比率=自有资本/风险性资产（市场风险+交易对象风险+基础风险）此外，一些证券商还要受“贷借交易基准额算定基准”的限制，并根据这一基准计算其可融资的额度，从而避免信用过度膨胀。

（3）证券资格。日本证券界的大多数人认为，信用交易不适宜于小额资本公司的证券，资本较大公司的股票才适合进行信用交易。因而，法规对能进行信用交易的证券种类作了较严格的限制。目前日本信用交易的证券仅限于上市股票中有股利分配的优良股票，如东京证券交易所规定，可以进行信用交易的股票以第一市场上市股票为限，第二市场（创业板）上市股票、外国法人发行的股票、新股认购权证以及附新股认购权的证券都被禁止从事信用交易。贷借交易的标准则更为严格，第一市场中的上市股票虽可为信用交易，但其中证券金融公司可为融资融券的股票要比实际数量小得多。

（4）保证金规定。为抑制资本过少者进行信用交易，日本于1969年出台了最低保证金制度，规定委托保证金最低额度为15万日元，1972年又提高为30万日元。委托保证金可用现金，亦可采用证券折价方式。但保证金中现金须占一定比例，且有关部门会根据市场情况调节现金在保证金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证券折抵成数。日本《证券交易法》第49条规定了最低法定保证金比例为30%，具体比例由大藏省确定。此外，各证券交易所可以在大藏省所定比例之上，根据市场情况对全部或部分股票的保证金比例进行调整，报大藏省核准后实施。由于初始保证金比率被大藏省作为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手段，因此变动比较频繁。从1986年至1990年，初始保证金变动了10次，幅度从30%-70%不等。而维持保证金则被控制在20%左右，并且当借方信用账户中的现金、证券净值低于该比例时，必须在一个营业日内缴足。

（5）融资融券额度。日本证券公司对客户办理信用交易融资融券没有限额，客户按照要求交纳了委托保证金就可以给予其融资融券。相反，证券公司向证券金融公司融资融券则受额度限制。证券金融公司根据《贷借取引基准额度算定基准》，通过对市场上供需的适度规模、证券市场状况及金融情势等的分析，确定给予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的基准分配额、短期分配额、预备分配额，并根据证券公司的财务状况、信用交易状况随时进行调整。但当股票发生下列情形，即被认定为“注意股票”，证券交易所将每日公告其融资融券数量及余额：信用交易融券总余额占融资余额的60%；信用交易融券总余额占上市总股份数的10%，且融券总余额在500?1500万股；信用交易融资总余额占上市股份数的20%（上限为3000万股，下限为800万股）；某种股票每日股价变动达到涨跌限制幅度50%且持续2-3日以上；市场成交量占上市股份总数的20%左右并持续2-3日以上。如果“注意股票”被公布后，其市场状况及信用交易情形没有发生改观，证券交易所将公布及实施适当限制措施，包括提高保证金率或现金担保率或降低抵缴保证金股票的折价成数等；若仍无法抑制股价的暴涨暴跌，则停止该股票的信用交易。

（三）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信用交易制度虽然建立较晚，但却是世界上证券信用交易最为发达的市场之一。自1980年台湾地区第一家证券金融专业机构??复华证券金融公司??创立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台湾地区整个证券市场之信用交易比例不断提升。台湾地区的证券信用交易虽然承袭了日本的集中授信模式，但其显著特点是形成了证券金融公司对证券公司和一般投资者均可融资融券的“双轨制”模式。

1。有关法律规范

台湾地区的证券信用交易法律监管体系基本上是由台湾地区的“财政部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来实施法律监管。至今形成了以所谓的“证券交易法”（第43条、第60条、第61条、第175条、第177条）为基础、以“证券金融事业管理规则”和“证券商办理有价证券买卖融资融券管理办法”两部行政法规为双翼、以台湾地区“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有价证券得为融资融券标准”和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商办理有价证券买卖融资融券业务操作办法”等具体规定为补充的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监管体系。台湾地区的“财政部证券暨期货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围绕上述大量的操作办法和管理规章，从证券金融公司、证券公司、投资人、银行四个主体业务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同时，证券金融公司依据上述规范制定的具体操作规则，如“复华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操作办法”等，对证券信用交易活动亦有指导作用。应该说，台湾地区有关融资融券的法律、法规以及业务规则是非常完备全面的，这为台湾地区证券信用交易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法律与制度基础。

2。有关资格限制

（1）客户资格。在台湾地区开立信用交易账户须具备以下条件：年满20岁有行为能力的居民或以法律组织登记的法人；开立受托买卖账户满6个月；最近一年内委托买卖成交10笔以上，累计成交金额达所申请融资额度的50%；年所得与各种财产合计达所申请额度之30%。程序方面，投资者开立信用账户时应携带相关身份证明原件或法人证明文件到证券公司签订“信用账户申请书”和“融资融券契约书”，并附同相关证明文件一起由证券公司初审后转交证券金融公司。开立信用账户后，投资者才可以委托该证券公司进行融资融券交易。

（2）证券商资格限制。在台湾地区，证券公司须获得许可证方可直接给客户提供融资融券的服务。根据相关规定，只有具备以下条件的证券公司才能直接办理融资融券业务：公司净值新台币2亿元；经营有价证券经纪业务届满两年；最近两年度结算有营业利润及税前纯益；最近三年未受台湾地区“证管会”停业或撤销分支机构的处分；最近三年未曾受证券交易所停止或限制买卖的处分；已订立业务章程，并设置专卖单位，指派专任人员不得少于5人；增提营业保证金至新台币1。5亿元。（3）证券资格。台湾地区对适用信用交易的证券作了严格的限定。能成为信用交易标的的证券一般包括以下两类：一类是股票上市半年以上、每股市价在票面价值以上并且为第一类上市普通股股票，或者最近一年营业利益及税前纯利占实收资本额的比例均达6%的第二类上市普通股股票；另一类是受益凭证上市满半年，由证券交易所报经主管机关核准公告可为融资融券交易的证券。

（4）融资融券余额限制。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所特别明确规定了融资融券股票的全市场余额限制，即每种股票融资余额和融券余额都不能超过其上市或上柜总股数的25%。单个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余额不能超过其净值的250%，对每一证券的融资余额不能超过其净值的10%，融券余额不得超过其净值的5%。当某种证券的融券余额达到融资余额时，证券金融公司或者办理融资融券的证券公司应立即停止融券，否则将受到违规处罚。

（5）保证金比率调整。台湾地区的信用交易保证金比率由“证管会”在“中央银行”授权的范围内，视发行量加权股价指数的涨跌幅度进行逐级调整。总的来说，台湾地区保证金比率的调整十分频繁，而且其融资保证金比率随股价指数的上升而上升，融券保证金比率则随着股价指数的上升而降低。

三、海外证券交易规制的比较研究

在海外发达及新兴证券市场上，由于证券信用交易有极强的路径依赖，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背景、法律背景以及政府理念及市场完善程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交易模式与监管模式的选择。对海外证券信用交易规制的比较研究，有利于梳理出海外不同证券信用交易规制的特征，并提炼出对我国有益的经验。

（一）海外证券信用交易模式的比较

证券信用交易包括证券公司向客户的融资融券和证券公司为获得资金、证券的转融通两个环节。这种转融通的授信有集中与分散之分。在集中授信的模式下，这种转融通由专门的机构如证券金融公司提供；在分散授信的模式下，这种转融通由金融市场中有资金、证券的任何主体提供。根据转融通授信模式的不同，证券信用交易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1。分散信用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在这种交易模式中，监管当局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从有效防范风险的目标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交易规则。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围内，证券信用交易完全由市场的参与者自发完成。在证券信用交易的资格上，几乎没有特别的限定，任何人只要资金富裕就可以参与融资，只要是证券的拥有者就可以参与融券。在这种证券信用交易的模式下，无论是投资者与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还是证券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转融通都是由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的自发方式进行的，不需要设立专门从事信用交易融资的机构。但是，该模式建立的前提是必须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

2。集中信用模式。这种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中，证券公司与银行在证券抵押融资上被分隔开，由证券金融公司充当中介，证券金融公司居于排他的垄断地位，严格控制着资金和证券通过信用交易的倍增效应。[xiv]也就是说，在证券公司对投资者提供融资融券的同时，设立半官方性质、带有一定垄断性的证券金融公司为证券公司提供资金和证券的转融通，以此来调控流入和流出证券市场的信用资金和证券量，对证券市场信用交易活动进行灵活机动的管理。这种证券信用交易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证券抵押和融券的转融通完全由专业化的证券金融公司来完成。这种职能分工明确的结构形式，确实便于监管证券信用交易，也与金融市场的欠发达相适应。其缺点是禁锢了其中每一个层级的多元化发展，损失了一定的效率。

3。双轨制信用模式。这种模式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台湾地区的证券信用交易制度采用的是双轨制，即证券金融公司与未自办融资融券业务的证券公司存在关系、与自办融资融券业务的证券公司存在转融通关系。另外，因为资金与证券的调度，证券金融公司之间也可以有转融通的关系。所谓的“双轨”即：第一轨是由证券金融公司与委托人签订《融资融券契约》以便前者为后者提供融资融券服务，而未自办融资融券业务的证券公司则居于“”地位。凡这类证券公司可与证券金融公司签订《契约》，由证券公司证券金融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第二轨是由自办融资融券业务的证券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投资人融资融券，若其资金或者有价证券不足时，再向证券金融公司办理转融通。凡这类证券公司可与证券金融公司签订《转融通契约》，由证券金融公司对证券公司提供转融通资金和转融通证券。我国台湾地区采用双轨制信用模式是源于并不完全成熟的证券市场环境，同时其监管层防止市场剧烈波动、抑制信用交易中过度投机活动的监管理念，也在客观上促使他们对信用交易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管。

（二）海外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规制的比较

在海外证券信用交易模式呈现多样化分野的同时，在不同交易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规制也呈现不同的特色。

1。美国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规制的特点

美国证券信用交易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集中立法管理型的特点。其法律规制的详尽完备、监管机构的各司其职、证券市场的高度发达、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促成美国建立了世界上较为成熟的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在一贯秉持自由竞争市场化原则的美国监管者眼中，他们信奉市场是最好的管理者，只是在自发形成的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基础上，从活跃市场和有效防范风险的目标出发，通过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在总体上进行规范和管理。在法律和规则所限定的范围内，证券信用交易则完全由市场的参与者自发完成。美国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证券监管部门对信用交易持放任态度。相反，美国是世界上信用交易监管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频繁而巨额的信用交易活动没有导致市场危机的发生，这从侧面体现了美国信用交易制度的完善和监管措施的得力。

2。日本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规制的特点

相较美国而言，日本证券信用交易的监管模式就显得谨慎得多，其在风险控制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由于日本采用的是单轨制证券信用交易模式，证券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渠道并未完全开通，联系二者的是证券金融公司，因此，这种融资融券交易制度非常有利于政府监管部门进行总体上的监控。与这种集中授信模式相对应，日本证券信用交易立法和监管的目的在于防止市场的剧烈波动、抑制信用交易中的过度投机活动，相对而言具有较为浓厚的政府管制色彩。在具体运作上，日本证券主管部门直接介入证券信用交易的各个具体环节进行管理，重资格审批与额度控制的硬指标，如日本证券金融公司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有额度限制、设立“注意股票制度”、强调信用交易相关资料的揭示等。

3。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信用交易法律规制的特点

与日本的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相似，我国台湾地区承袭了日本的集中授信模式，设置了证券金融公司，但台湾地区的证券金融公司突破了日本封闭的融通模式，将证券信用交易的服务范围扩大到普通投资者，形成了双轨制证券信用交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投资者既可以通过有融资融券资格的证券公司开展信用交易，也可以直接向证券金融公司申请证券信用交易。近年来，台湾地区证券市场虽获快速发展，但其新兴市场特征明显。为防范证券信用交易风险的出现，台湾地区的证券监管当局秉持了其一贯的谨慎监管原则，在构建证券信用交易完备法律体系的基础上，特别强调风险控制的措施和手段，在客户资格、证券商资格、证券资格、融资融券余额限制等方面均有严格的规定，从而大大提高了入市的门槛，充分规避了证券信用交易的风险放大效应。

四、简短的启示

考察海外发达国家或地区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形成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世界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不同、社会经济体制和历史过程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也是最适合自己市场实际情况的证券信用交易模式，而在不同交易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监管特色。应该说，不同的交易模式各有其特点与合理性。在金融市场发达、体系完备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化模式具有更大的效率优势；而在金融市场基础薄弱、配套制度不够健全的国家或地区，专业化的集中授信模式则更有助于防范风险，并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健发展。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哪一种模式能够完美无缺地适用于任何证券市场。一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的信用交易模式，必然是与该国或地区的社会、法律、文化背景以及市场监管理念相契合的。

因此，我国证券信用交易模式与监管模式的选择，也应在考察海外证券信用交易制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的选择。需明确的是，在进行本土化选择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1）在我国证券信用交易的模式选择上，可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熟经验，同时亦应结合我国新兴证券市场的特点，选择符合我国实际的本土化的交易模式。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仍处于新兴加转轨阶段，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健全，法律监管体系还不完善，各市场参与主体尚未成熟且很难准确把握各自在市场中的合理定位，证券市场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信用机制也还没有真正建立，[xv]我国目前还不宜移植分散授信模式。如果我们硬要把高度市场化的分散授信模式简单移植过来，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水土不服”。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授信模式并不适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但该模式仍然是全球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发展的趋势，美国也是证券信用交易制度成功的典范。这种模式制定了简单但严格的法律约束体系，鼓励各种金融机构激烈竞争，以推动信用交易的发展，这就为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该模式值得我国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借鉴的地方。与分散授信模式相比，由于国内证券市场的情况与日、韩等国相仿，因此，集中授信模式更适合目前我国市场的现状。但我国的证券市场十分复杂和独特，简单地模仿日、韩等国的模式同样也行不通，必须在制度的设计上进行本土化的创新，以避免证券信用交易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形。

（2）作为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创新，证券信用交易在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上的适时推出，对我国整个金融业尤其是证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证券信用交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信用交易与现货交易的相互配合可以增加证券的供求弹性，有助于稳定证券价格，完善股价形成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新的盈利模式和规避投资风险的渠道；另一方面，证券信用交易又具有投机特性，其中隐含着诸多的风险因素，如不规范的信用交易操作会造成金融体系的风险、证券信用交易的助涨杀跌效应会导致股市波动幅度加大、证券信用交易创造的虚拟需求会引发银行扩大信用规模、证券信用交易的投机性会增加投资者及券商的风险，等等。因此，证券信用交易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交易创新，更是证券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性变革。为防范证券信用交易风险的出现，我们需积极借鉴海外证券信用交易监管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证券信用交易的法律规制体系，并积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以促进证券信用交易在券商第三方存管全面完成之后健康、平稳地推出。

注释

陈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律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i]在证券信用交易开始前，投资者只有按证券商所确定的融资融券的保证金标准交足保证金后才能进行融资融券交易。

[ii]在证券信用交易开始后，证券商为规避信用风险的产生所确定的维持正常交易的保证金水平。

[iii]参见王跃东：《融资融券业务简述及对市场的影响分析》

[iv]参见张亦春等：《中国社会信用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v]参见吴弘主编：《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律调控》，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vi]参见缪志心：《法律视角下的中国证券信用交易制度构建论》，硕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学院，2005年4月，第4页。

[vii]参见陈建瑜：《我国开展证券融资融券交易问题研究》

[viii]1998年4月1日，经修改的T规则、U规则、X规则开始生效。其中，T规则用来规范经纪人和交易商提供的信用；U规则在1998年4月1日以前仅规范银行的信用，在1998年4月1日以后，U规则经修改后用来规范银行、证券商和其他美国的贷款人，同时废止了G规则；X规则是规范美国公民或相关组织得到来自国外的信用购买或持有美国证券的保证金规则。

[ix]参见任彦：《论我国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贸大学，2006年4月，第11页，第20页。

[x]该法是在参考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和《1933年银行法》的基础上形成并从1954年起正式开始实施的。

[xi]现称财务省。为简便起见，下面仍以大藏省为名。

[xii]参见滕必众、田莉：《证券信用交易的国际比较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年第10期。

[xiii]参见任彦：《论我国证券信用交易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贸大学，2006年4月，第11页，第20页。

[xiv]参见陈红《：我国证券信用交易的模式选择与制度规范》《，管理世界》2007年第4期。

篇7

很明显，印花税在证券市场上是一个临时性的税种，它是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中的书立、领受的凭证征收的一种行为税，因由纳税人自行粘贴印花税票完税而得名。虽然目前的汇贴纳税方法不须粘贴印花，由税务机关在凭证上加注完税标记代替贴花，但应税凭证是真实存在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普遍运用，证券交易早已实现了无纸化操作，所谓的股权转让书据只是电脑中的一笔记录，若继续对此课征印花税，难免令人费解。1994年税制改革提出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为证券交易税，鉴于当时条件不够成熟，《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做出"缓一步出台"的决定。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证券税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证券交易税的正式实施显得越来越迫切。然而，是简单的税种名称的改变，还是吻合经济发展作一个大的调整和完善？笔者认为，在证券交易税拟议出台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认真考虑。

一、证券交易税的性质界定

我们通常将我国目前的税种划分为五大税类：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和行为税。印花税一直是划入行为税的一个税种，如果以证券交易税取代印花税，是维持原来印花税的性质抑或是改变它的性质？虽然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却毫无疑问地将会影响到一个税种的税制设计。

有人认为，有价证券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证券交易即是这种特殊商品的流转过程，因此证券交易税应归入流转税类。但是这里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流转税应该可以选择在商品的生产、销售、消费环节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课征。有价证券似乎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环节，从其诞生便进入了流通领域；鉴于有价证券自身内在的流动性，买卖互为前提与目的，也不存在消费环节，可见证券交易税并不能够象普通的流转税那样有多个课税环节的选择。其次，目前流转税各税种中具有中性特征的增值税最科学最合理，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1994年的税制改革，扩大了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以后的发展趋势是将取消营业税，使增值税覆盖整个流转税的课税领域。如果要吻合这个发展趋势，作为流转税的证券交易税将对证券买卖过程中的增值额课税，这岂不是介入了资本利得税的课税范围？基于以上两点原因，继续维持证券交易税的行为税性质似乎是更为合理。

二、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和税负的确定

从广义的观点看证券交易，一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投资者的认购均应属于证券交易行为。目前的印花税对一级市场的投资者不课税，仅对发行金融证券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发行股票的企业所取得的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以0.5‰的税率课税；对二级市场的买卖双方，分别按4‰的税率课税。可见，在不同市场上从事投资活动的投资者的税收负担明显不同。而滞留于一级市场上申购新股的投资者往往拥有巨额资金，以保证较高的中签率，资金薄弱的中小投资者只能在二级市场赚取股票的买卖差价，可见"马太效应"在证券市场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在二级市场，买卖双方除了要缴纳印花税外，还要缴纳两笔费用：一是1000股一元的过户费；二是按交易金额交纳的手续费，沪市为3.5‰，深市为3‰。如果是异地交易，需交纳5元的异地委托费。有人计算，每作一笔交易，买卖单方平均须缴纳税及费达8.5‰。而在其他国家，譬如日本，对证券交易课税，总体税负是8‰；英国0.5‰；澳大利亚3‰；香港6‰（交易双方平摊）；另一些发达国家，美国、德国、荷兰等甚至对证券交易行为免税。由此认为，我国证券交易行为承担的税负过重，需要调整。然而，笔者以为单纯比较证券交易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税的税负轻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多证券市场成熟的国家拥有完善的资本利得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印花税的不足。另外，为防止资本外逃，同时鼓励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这些国家对证券交易行为普遍实行轻税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国的证券税制还很不完善，对于广大个人投资者并没有开征资本利得税。由于资本管制，投资者难以投资国外金融资产，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资本外流。同时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投资者的投机心理较重，1997年沪市的年换手率达426％，深市的年换手率达490％，远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的10——20％的年换手率。可见相对较高的税收负担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广大投资者对买卖差价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税负水平的关注。1997年5月，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从3‰提高到5‰反而导致股指上扬，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国相对较高的证券交易税税率对证券市场的负面影响其实并不大。

当然，考虑到今后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开征以及中国投资者心态的逐步成熟，我们也可以在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税负水平。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维持卖方的税率不变，而对买方实行零税率。作为行为税，证券交易税对买卖双方课征是理所当然的。买方依然是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对其实行零税率，一是为了降低证券交易的总体税收负担，为今后税制完善奠定好基础；二是希望在鼓励投资者投资于有价证券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卖方的行为，使股指上扬，以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且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既是买方又是卖方，一次交易行为只对一方课税也避免了课税的重复。同时，对一级市场的新股认购者也应按其交易额的4‰课征交易税，既保证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投资者之间的公平，又使二级市场由于买方实行零税率而造成的税收流失得以弥补。

三、证券交易税的课征范围

90年代初，证券市场上的主要交易对象是股票，证券品种非常单一，所以目前的印花税仅对沪、深两地交易所上市的A股、B股交易课征，对其他交易品种如债券、基金等交易则不征税。然而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不仅规模上今非昔比，交易品种也日益丰富，截止到1999年，仅基金一项就拥有8000多亿元的市值，加上国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交易额接近整个证券市场交易额的50％。随着证券市场交易品种的完备，印花税覆盖面狭小的缺陷明显地暴露出来。新开征的证券交易税应尽可能地将所有的有价证券的交易纳入其课税范围。为发挥税收的规范和引导功能，可以对不同的证券品种施以不同的税率，对政府需要鼓励和扶持的（譬如国债）设定较低的税率；对投机性强、获利大的（譬如股票）设定较高的税率，以促使中国证券市场结构趋向合理。

这里有一点需要明确：对于不同持有期的证券，需不需要以不同的税率予以调节？鉴于我国证券市场的高换手率，有人建议对持有期短的有价证券交易行为课以重税以抑制投机。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是一种正常现象，即使在西方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上，投机活动依然猖獗。诚然，我国证券市场投机现象过于严重，但这并不完全是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发展不成熟所致，投资者心理不成熟，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会计报表失真等也不能不说是导致跟风炒作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并不是仅仅通过一个高的交易税税率就可以解决的，而且我们也不能赋予税收制度以如此重大的责任去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另外投资者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买进同种债券，在转让时如何确定其持有期？是否需要确定一个"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抑或"加权平均法"？这将使得税制过于复杂，有悖于税制的简化原则。

四、关于证券市场的税种配套问题

从以上对证券市场交易税的分析可知，交易税的调控力度非常有限。例如，面对一级市场投资者的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和二级市场投资者对买卖差价的过分关注，证券交易税都无能为力。毫无疑问，一个完善的证券税制需要多个税种的协调配合，为维护资本市场的投资公平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规范证券市场，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开征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开征以前，要做很多工作，有些细节需要详加策划和考虑。

1.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确定。正如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有价证券的持有期难以确定，基于同样的原因，卖出证券的购入成本也难以确定。当然可以设定不同的方法，然而对于尚不成熟的中国证券市场来说计算太复杂，纳税人难以据此编制自己的预算，也就削弱了利得税的调控功能。

2.证券交易的亏损抵补。既然政府通过利得税来分享纳税人的证券交易收益，那么纳税人证券交易过程中的损失，政府也应该分担。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市场，损失无法避免，对于资本损失如何弥补，如何设定抵补期限，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篇8

[关键词]：证券交易所 新趋势 自律监管 技术分析

随着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证券交易所作为资本流通的重要场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伴随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进行，信息化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工具创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将对当前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新趋势进行阐述，探讨专业化、信息化以及国际化对于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影响，希望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帮助。

一、目前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新趋势

自律监管主要指的是通过政府的引导和干预，从而实现有效的证券监管。在资本市场中，自律监管是保证证券交易所良好运行的重要保证。全球范围内的自律监管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即中间型、市场自我监管型以及政府主导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呈现出专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自律监管的专业化主要指的是三个方面，一是监管体系越来越专业化，证券交易所等相关机构具有更多的监管责任，二是通过设置细分的专业机构，培养了更多的专业化人员，三是通过先进科学技术的引用，提高监察工具的专业化程度。自律监管的信息化则指的是随着网络信息化技术的提高，更多的信息网络技术被引入了证券监管中，从而大大改变了证券交易方式和信息传输效率。当前，从世界范围内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证券监管电子化程度较高，我国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空间。自律监管的国际化是伴随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趋势发生的。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际间金融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平台，加快了在股权、技术和监管等多方面合作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在证券监管方面如何应对国际风险，加强金融合作已经成为了当前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课题。

二、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专业化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主要经历了宽松、紧缩、萎缩以及复兴等时期，目前正逐渐走向成熟。未来，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中的行政化将会逐渐减少，专业化的程度将逐渐加强。自律监管的专业化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专业的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法律基础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国家立法授权以及自律规则。存在的问题主要为自律监管中受到行政制约的地方过多，监管的法律机制不够完善等。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证券交易所可以从强化自律监管权利，加强法律建设，完善业务规则等方面入手，切实加强自律监管法律法规的专业化程度。

2、专业的监管职能

当前，证券交易所主要的监管职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对交易情况的有效监控，对异常行为的及时调查以及对异常线索的分析上报。为了加强自律监管职能的专业化需要注重以下方面的内容：（1）保证证券交易所的独立地位；（2）丰富监察手段，从而完善市场监察体系；（3）有效加强监管人员的队伍建设。

3、专业的监管程序

监管程序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是自律监管质量的重要反映，因此证券交易所要确保监管程序的专业化情况。针对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监察程序的现状，可以从以方面进行改善：（1）在进行监管制度设计时，要对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设计工作；（2）针对不同的异常情况要进行针对处理，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3）强化监管程序标准，通过公开方式强化社会监督作用。

三、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信息化分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信息化技术在证券交易所中有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目前，我国已经实现的证券交易信息化内容主要包括无纸化撮合交易，异地化交易，网络化清算等。

自律监管的信息化将会对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交易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

伴随交易网络化的发展，电子撮合方式已经成为了目前证券交易最重要的发展趋势。而无纸化交易也给自律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2、监管方式发生的变化

由于证券电子化交易方式的出现，特别是交易模式的不断创新，导致当前的网络化交易中经常出现耦合效应，这也造成了监管方式的改变。目前，主要的交易监管系统主要有全自动监管系统、混合模式监管系统以及其他交易监管系统等。

3、证券交易的风险防范工作需要加强

在传统的自律监管中，主要针对的是交易风险和特殊事件的监管，但目前，随着证券交易的网络化，网络风险也已经成为了证券监管中非常重要的防范内容。

4、网络欺诈等网络风险将成为未来监管的难点

网络交易具有匿名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因此对网络监管的广度和力度都有较高的要求。新形势下的自律监管工作要通过和相关网络技术部门的合作，加强网络风险的防范工作，确保自律监管的质量。

四、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国际化分析

伴随着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证券交易的国际化也给自律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证券监管的国际化合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1）与合作国家签署国际合作备忘录；（2）通过国际执法机构开展境外监管和执法工作；（3）通过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来加强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如今，国际环境瞬息万变，本世纪以来爆发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的自律监管敲响了警钟。证券交易所需要从以下方面完善监管：（1）对跨境监管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2）通过和境外证券机构签署相关备忘录，从而加大境外监管力度；（3）积极开展境外监管的创新工作，例如加强境外发行人司法权区制度的建设，和境外机构发送解疑友好信函等。

五、结束语

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对于维持证券交易秩序，防范交易风险具有重要作用。相关机构要对新形势下的自律监管工作引起重视，从国际化、专业化和网络化等方面加强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工作，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篇9

为保障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以下简称“固定收益平台”）交易的顺利进行，维护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丙方参与固定收益平台交易，应当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交易暂行规定》、本协议及甲方的其他相关规定。

第二条　丙方参与固定收益平台各类证券交易的结算，应当遵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综合电子平台交易登记结算暂行办法》、本协议、乙方的其他规定以及丙方与乙方签订的资金结算协议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丙方如为一级交易商，签署本协议即为明确授权甲方、乙方在其做市证券账户内当日可用于交收的国债出现不足时，于固定收益平台当日现券交易结束后，通过固定收益平台实行隔夜回购，自动就该不足部分进行补券。

第四条　丙方签署本协议，即为明确授权甲方、乙方将其证券账户内的国债（包括交易商存量国债和当日净买入的国债），自动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交易暂行规定》及本协议规定的隔夜回购中的补券券源，当日已经申报作为质押券的现券除外。丙方可向固定收益平台申报其特定证券账户不参与隔夜回购。

第五条　固定收益平台于每一交易日下午二时，统计当日各签署《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交易主协议》的交易商授权证券账户中国债的持有净额，以及一级交易商做市证券账户内当日可用于交收的国债不足的数额。对于该不足部分，固定收益平台将自动以匿名、零利率、一个交易日到期为条件通过隔夜回购进行补券。丙方授权证券账户内的国债，按照数量从大到小的顺序作为补券券源。

第六条　隔夜回购实行“一次成交、两次结算交收”，两次结算交收均由乙方提供净额担保交收。

第七条　丙方如为一级交易商，国债付息登记日，本平台不对其做市证券账户内的不足券源通过隔夜回购进行补券处理，丙方应在此前自行补足相应国债。

第八条　丙方违反本协议的，按甲方、乙方有关业务规则处理。

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条　本协议经三方签署后生效。

甲方名称：上海证券交易所 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______________签字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篇10

证券交易所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证券交易市场的组织者和一线监管者。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交易所的运作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步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分化、大重组的时代，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交易所从传统的会员制组织转向公司制企业。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浪潮给全球证券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加强了交易所的竞争力，巩固了交易所在证券市场中的核心地位。

全球证券交易所公司化浪潮传统上，交易所的组织形式为会员制的商业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形式的基本特点是：（1）组织的所有权、控制权与其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权相联系；（2）组织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3）会员集体决策机制，一般为每个会员一票，而不管其在交易所占的业务份额有多少。

交易所治理结构的另一种形式是以营利为目的、由分散股东控制的公司制。在公司制下，企业控制者和决策者可以不购买或使用企业产品，所有权、控制权与交易权不挂钩。交易所允许客户之外的市场参与者和非市场参与者对企业有投票权，也允许非会员成为其客户。交易所不需要留存所有的利润于企业之内，绝大部分利润通常是分配给股东的。公司制的目标理想是股东利益最大化。

从内容上看，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非互助化）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分散所有权，除向原有会员配售股票外，

其余的股票将发售给新投资者，包括金融机构、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和投资大众，使交易所的所有权和治理结构能充分反映更广泛的市场使用者的利益。

其次是分离所有权和交易权，任何符合资金和能力标准要求的国内外机构均能直接进入交易系统，从而使交易所所有者和市场使用者之间的利益正式分离。

最后是挂牌上市，一方面使交易所的所有权进一步分散化，另一方面又可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便利筹集资金，同时提高交易所运营的透明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券交易所纷纷放弃传统的互助组织形式，转而改组为公司制，并迅速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许多原来采取会员制的交易所已经或计划

采取公司制。目前，除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各大证券交易所纷纷改制并上市（见表一），而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几度考虑改制方案。

第二，新成立的交易服务机构都采取了营利性的股份公司结构，如“自营交易系统运作机构”（PTS）和“另类交易系统”（ATS）。

可以预见，今后将有更多的交易所进行公司化改造，以适应证券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的原因是近十

多年来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交易所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

传统的交易所在成立时普遍采取非营利的互助组织形式，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交易所经营处于垄断地位下，会员制的组织方式对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最小，会员可通过互助组织控制服务价格；二是会员制交易所适应了交易非自动化的需要，

由于交易大厅空间有限，不可能将交易权给予所有投资者，因此，须对进入市场的资格加以限制，将交易资格分配给固定的会员或席位。

近十多年来，交易所之间的竞争白热化，竞争使传统的互助组织失去存在基础，最终导致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向公司制转变。具体来说，交易所治理结构变化有如下几个原因：

1、竞争挑战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证券市场的激烈竞争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资本市场全球化加剧了传统交易所之间的竞争，交易所的垄断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2）由于技术进步，另类交易系统对传统交易所构成巨大威胁；

（3）监管体制变化鼓励竞争，如美国证监会1999年作出两个决定，允许在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在不满纽交所服务的情况下可转到纽交所的竞争对手纳斯达克上市，并允许电子交易系统申请成为交易所，并自由交易在纽交所上市的股票。

激烈的竞争对交易所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是深远和重大的：其一，会员制存在的垄断基础不复存在，证券市场上交易所之间不断激烈的竞争使金融中介控制交易所服务价格的需要和能力下降；其二，激烈的竞争迫使交易所采取以获得竞争优势为导向的商业治理结构，否则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2、交易自动化使交易所失去采取会员制的必要。会员制是技术不发达的产物，适应了交易大厅的需要。在自动化的市场，进入市场没有任何技术障碍，投资者可在任何地方买卖任何一家交易所的股票，投资者直接交易的成本较低，从而减少了对金融中介的需求。也就是说，交易自动化使得交易所的产权可同会员资格分离，交易所无须采取互质的会员制。

3、会员制交易所筹资成本高，不适应交易所发展需要。随着技术的发展，为对抗另类交易系统的竞争，交易所对技术设备的投入越来越大，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过去10年中对技术投资20亿美元，纳斯达克计划在今后6年中对技术投资6亿美元。因此，交易所需要进行再融资。会员制不能通过发行普通股，进行股权与交易权脱钩的股票融资。相比之下，公司制交易所有较大的优势，它可以发行股票并上市，通过引进外部股东进行融资，其筹资成本较低。

4、会员日益多元化，导致利益冲突与集体决策效率低，使交易所对市场环境变化反应迟钝，竞争能力下降。

公司化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角色的挑战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是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的重要环节。证券交易所以其对交易环境和市场的专业化知识及对市场异常现象的快速反应，为证券市场参与者提供优质监管服务。

交易所在进行公司制改造、确立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监管问题，最重要的是转制后以营利为目标的交易所能否较好地处理利益冲突，以较高标准履行自律监管职能和维护公众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剧原来交易所固有的商业角色和监管角色之间的利益冲突。在非营利的目标下，交易所在收入方面可能仅关注满足预算，但在营利目标下，交易所可能要求收入除了满足预算要求之外，还要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回报率。

在交易所对利润的追求中，利益冲突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激化：（1）减少投入监管的资源；（2）交叉补贴，即当交易所的监管和商业运作都能产生收入，且收益率存在差距时，监管的资金可能再投资到交易所的商业活动中；而且，一些客户（如提供交易服务的另类交易系统）仅使用交易所的监管服务，但交易所将对这些客户的收费投入到交易服务中，加强同它们的竞争，这样，这种交叉补贴就扭曲了竞争；（3）非经济定价，即在交易所试图扩大其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时，可能会将价格定在较低水平，从而不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开展监管活动；（4）导致执法不严，如当某些客户对交易所的收入贡献很大时，或当暂停并调查一些交易非常活跃的证券的交易可能会影响交易费收入时，交易所可能不愿意对这些客户或异常证券交易行为采取严厉措施；（5）加剧交易所与其被监管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当交易所监管对象恰好是交易所在某些业务方面的竞争对手时，在交易所营利目标下，利益冲突会更明显。

第二，交易所上市带来新的利益冲突。当转为公司制的交易所为提高公司知名度和筹集资金等目的而上市时，会出现新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的严重性可能会超过交易所本身固有利益的冲突。交易所上市可能使其对其他上市公司的监管更加复杂，歧视性的监管待遇更可能出现。在交易所对自己进行上市监管时，需重新审视其监管行为。

第三，影响交易所的公益性质。一个高效、公平和透明的证券市场对公众利益至关重要，一个良好运作的交易所具有公益性质。而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制交易所则可能会有损于交易所的这一公益性质。

公司化证券交易所监管利益冲突的化解机制公司制证券交易所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就

有可能会产生利益冲突。但必须指出，这种利益冲突并非必然的，相反，外部竞争的压力、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合理的自律监管模式将有效化解监管冲突。

首先，公司制交易所具有提供优质监管服务的动机和能力。从动机上看，公司制交易所像普通商业企业一样，只有提供优质服务才能吸引业务。也就是说，交易所只有有效监管市场，使市场公正、透明、有效，才能吸引更多的上市企业和投资者。再者，由于对违规行为进行货币化处罚可构成交易所的收入来源，将强化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所进行处罚尤其是货币处罚的动机，从而使监管更能够落到实处。最后，交易所股东出于自己的利益而维护交易所声誉，也将对有利于会员但却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形成有力的约束。

从能力上看，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愿意也能够投入更大的财力和人力更新监管的硬件设备，如计算机系统，从而能够提高监管水平，并设法平衡监管成本和收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公司制交易所市场反应迅速，能够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及时修改监管规则，更新监管标准。

第二，交易所间的竞争可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促使公司制交易所加强监管。进一步，如果交易所上市而变成公众公司，就必须严格符合一些标准，尤其是信息披露标准，这将使其运作更透明、更规范。

第三，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消除潜在的目标冲突。一般地，为化解利益冲突，公司制交易所的治理结构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1）设立有公共董事，以增加董事会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可能性；（2）对持股比例予以适当限制，如在澳大利亚交易所曾规定个人所拥有的交易所股份不得超过5％（2000年10月扩大到15％），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规定，除非获得安大略证券委员会的批准，所有持有的未偿付股份不得超过5％；（3）加强交易所决策的透明度，如要求公布有关规则、行动和决策等；（4）交易所的商业活动和监管职能相互独立，如在交易所内部设立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和监督交易所的监管职能，或直接担起监管职能。如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一个新公司－－ASX监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加强交易所监管活动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伦敦证券交易所设立有独立的纪律委员会、纪律上诉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

第四，选择合适的自律监管模式有助于消除利益冲突。在交易所公司化后，可供选择的自律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4种：

（1）内部分离模式，即交易所设立一家控股公司，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市场运作，另一个是非营利的监管机构，如那斯达克改制上市方案中就将其监管部门NASDR分拆组成一个专门的机构；

（2）监管分工模式，如Euronext，将监管分为会员监管和交易监管两部分，把与市场无关的所有自律功能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机构，而各个市场则负责本市场的运作监管；

（3）分拆模式，即将交易所监管职能分拆出去，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独立的自律监管机构；

（4）部分自律监管功能转移模式，即将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部分或全部监管权限，或将对上市交易所的监管权限移交给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如英国将其上市审核权转移到金融服务局，香港证监会设立专门的部门把香港交易所作为一个上市公司来监管，同时在香港交易所面临利益冲突时，监管其他上市公司。

以上4种模式各有利弊，交易所需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自律监管模式，以最大程度地化解交易所自律监管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启示与借鉴前已述及，会员制在交易所发展初期促进了交易所的成长，但竞争的加剧、技术进步和会员利益的冲突已威胁到会员制交易所的生存，导致全球交易所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公司化浪潮。公司制交易所反应更迅速，服务成本更低，技术更先进，且在决策时不必担心有利益冲突的会员的抵制，不拘于现状，并能有效化解监管冲突，是交易所未来发展的趋势。

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所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组织，也不是股份公司制组织。从法律上看，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如《证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提供证券集中竞价交易场所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但事实上我国证券交易所没有自主利益的载体，因而也不是自律性管理的独立法人，它更多地是一个执行国家有关管理部门法规与行政命令的执行机构，可以说是既非会员制、又非公司制的“第三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