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犯罪法律规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条为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正确履行检察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区别对待的原则，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加强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联系，及时总结、交流经验。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注重社会效果，保证执法公正。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联系，共同做好教育、挽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五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或者传播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诉讼权利。

第六条人民检察院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检察人员承办。

第七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在校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

第八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书和内部工作文书，应当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犯的有关情况和办案人员开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况，应当记录在卷，随案移送。

第二章审查批准逮捕

第九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十四、十六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第十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是否有被胁迫情节，案件中是否存在教唆犯罪、传授犯罪方法犯罪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该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实际，制定详细的讯问提纲，采取最适宜该未成年人的方式进行，讯问用语准确易懂，教育用语生动有效。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告知其如实交待案件事实及自首、立功、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律规定和意义，核实其是否有立功、检举揭发等表现，听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

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由女检察人员担任。

第十二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原则上不得使用戒具。对于确有现实危险，必须使用戒具的，在现实危险消除后，应当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三条严格掌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保证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一）过失犯罪的；

（二）犯罪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三）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四）犯罪后有明显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的；

（五）具有其他没有逮捕必要情节的。

第十四条适用本规定第十三条，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前，应当审查其监护情况，参考其法定人、学校、单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三章审查与出庭支持公诉

第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受理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讲明法律意义。

对本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请律师意向，但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第十六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第十七条制作书，应当依法建议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八条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应将有效证明该未成年人年龄的材料作为主要证据复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十九条对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认真做好出席法庭的准备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状态，并对其进行接受审判的教育；

（二）可以与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人交换意见，实行证据开示，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第二十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碍案件审理的，应当分开办理。

第二十一条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征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一般不提请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第二十二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应当充分阐述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犯罪以及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和法律依据。

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态度较好，具备有效帮教条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诉人应当建议法院适用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观恶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胁从犯、从犯；

（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显过错，并且请求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的。

公诉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危害性，适时进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观教育。

第二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条件，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落实法庭教育工作。

第二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不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

对于经补充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不决定书，应当向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公开宣布，并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阐明不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不决定书应当送达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并告知被不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诉等权利。

第四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

第二十六条公安机关违反法律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未成年被害人或其法定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违法意见。

第二十八条审查批准逮捕、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同时审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发现有下列违法行为的，应当提出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二）未依法实行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时限内未对其讯问，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的；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胁、体罚、侮辱人格、游行示众，或者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以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

（七）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八）对已作出的不批准逮捕、不决定，公安机关不予执行或延期执行的；

（九）在侦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第二十九条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时，发现法庭审判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在休庭后及时向本院检察长报告，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见。遇有下列情况，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可以及时向法庭提出纠正意见：

（一）依法不应公开审理而宣布公开审理的；

（二）开庭或宣告判决时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委托辩护人，而人民法院也未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对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律规定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未予准许，未宣布延期审理，未另行指定辩护律师的；

（四）法庭未详细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辩护、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最后陈述、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的。

第三十条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判决、裁定时，应当注意审查该判决、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确有错误的，依法提出抗诉。

第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拘役所中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和公安机关对监外未成年犯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三十二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管教所实行驻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中，发现未成年犯管教所收押成年罪犯或关押成年罪犯的监狱收押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发现对年满十八周岁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没有转送监狱的，或者混押被政府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人民检察院在看守所检察中，发现对余刑不满一年的未成年犯留所服刑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发现拘役所对未成年犯没有与成年罪犯分押分管的，或者违反规定混押被判处徒刑的未成年犯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加强对关押未成年犯场所的安全防范、卫生防疫、生活环境等狱务的监督，确保监管改造秩序和教学、劳动、生活秩序。

人民检察院配合执行机关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促进依法、科学、文明监管。

人民检察院发现执行机关对未成年犯体罚虐待、侮辱人格、刑讯逼供、违规强迫劳动、违法使用戒具、禁闭不当、刑期届满未按时释放等问题，应当依法及时纠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未成年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案件和未成年犯提出的刑事申诉、控告、检举案件，应指定专人及时办理。

第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实行监督。对符合减刑、假释法定条件的，应当建议执行机关向审批机关呈报；发现呈报或裁定不当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对管制、缓刑、假释等未成年犯脱管、漏管或者没有落实帮教措施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

第五章刑事申诉检察

第三十六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提出的刑事申诉案件。

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和刑事赔偿案件，指派检察人员及时办理。

第三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复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直接听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的陈述或辩解，认真审核、查证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线索，查清事实。

第三十八条对已复查纠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诉案件，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规定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

第四十条实施犯罪行为的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从周岁生日的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第四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有关规定。本规定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篇2

摘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方面的重要部分，主体的能力大小与资格适格在调查过程中影响着调查报告的质量问题。本文将从调查主体的具体规定、权限范围、调查启动权等问题进行相关探讨，并提出相关的建议来完善调查主体规定的不足。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调查主体；问题建议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主体的认识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主体的法律规定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中首次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合法地位正式确立并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的主体范围。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相关司法解释中又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方面的权利。因此可知，我国当前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主要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但是过多的社会调查主体，使得调查操作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和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问题。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主体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启动调查主体未具体规定

刑事诉讼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可以作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主体，但是，社会调查工作既包括调查权的启动与调查权的具体实施，二者之间都需要有主体来开展此项工作，那么公检法三机关是作为调查权的统一的主体，还是启动主体与调查主体相分离，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如果公检法既可以是调查权的启动主体也可以是具体调查主体，也就是启动主体与调查主体为同一主体时，调查权与启动权完全有公检法来进行，不利于社会调查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调查主体权限范围规定不明确

1、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可以对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原因进行调查。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导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各方面因素进行的一个较全面的调查，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很大程度的影响公安机关的相关决定。比如，调查材料的影响程度高时，公安机关在做出立案以及批捕申请等方面的决定时，会充分考虑调查材料的内容。但是由于拥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是最先接触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在侦查过程中往往受到有罪思维的影响，在侦查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往往忽视对犯罪嫌疑人无罪证据的调查和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最轻的定罪量刑。由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对其进行社会调查，不仅加重了公安机关的工作量，也不能够完全保证公安机关调查工作的质量。公安机关应注重案件本身的侦查，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可由其他机构专门负责。

2、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具体权限范围在法律上的规定不全面，社会调查是适用于检察机关的全部工作范围内还是就某一程序范围内。比如，在批准逮捕阶段中对未成年犯罪人开展的社会调查，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在7天内做出批捕决定，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需要在这短短7天内，除了研究案情来决定是否批捕外，还得抽出时间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来进行社会调查，如此仓促的调查过程，可想而知，调查结果往往不够全面和正确，对未成年犯罪案件的与否，大大降低了其应有的参考价值。

3、法院。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过程中，对社会调查的重视以及社会调查报告材料的引用，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判决结果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法院是一个中立的审判机关，在法庭上听取控辩双方的辩论后，依法作出相关判决的。法院成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主体，会不可避免的依据自身所进行的调查报告内容来进行定罪量刑，使得法官脱离了中立思想的存在，不利于审判中立原则的贯彻和实施，也不利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公正审判。同样法院审理案件工作量大，所以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这方面就不能做到全面正确的调查，有损未成年人的正当利益。所以为了防止法院的权力滥用问题出现，法律上应明确规定法院的主体调查范围，过于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并不能解决操作性强的社会调查工作，制作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具有明确的调查主体才能够保证调查报告的正确性与公正性。不然可能影响社会调查报告的中立性，侵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比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有社会调查权，但是法院同时还是审判机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受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认为未成年人已实施犯罪或构成犯罪，因此法院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报告时，可能导致调查资料的不全面，需要规定由办案机关或者办案人员之外的主体来实施社会调查。当前立法对这方面规定较为模糊，不利于办案机关进行规范有序的调查工作开展。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主体的完善与建议

（一）具体规定启动程序的调查主体问题

尽管刑诉法中确立了公检法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权，但是法律规定内容还不完善，尤其是对调查主体的规定方面缺乏具体的规定内容。对于该权利何时启动也就是何时行使，以及启动权与调查权的主体是否都有同一主体来进行都未作出明确规定。法律法规应明确规定启动未成年社会调查权的程序问题，比如启动调查的时间规定应具体确定下来，以便于调查主体之间避免不必要的调查冲突，影响办案效率。所以需要明确公检法各自的调查启动时间，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保证调查报告的正确性与严谨性。

（二）确定调查主体的调查权限

调查主体的调查权限方面主要是针对调查工作的调查内容来讲的，法律应具体规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调查内容，排除不必要的调查内容，确定调查主体的调查权限内容，促进调查效率的提高，节省司法资源。区分调查内容与办案机关对有关事实依法查明的不同之处。其次，调查内容中也应避免与定罪有关的一些事实问题，只涉及到影响其犯罪的重要原因。调查报告作为量刑情节在调查工作中应与法律早已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区分开来，防止调查资料的反复收集，节约司法资源，也不利于调查与搜集真正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资料。因而，对于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方面，应主要针对导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危险性的发生，引发其犯罪产生的原因，并且在现有的诉讼程序中又不会关注的这些因素中来进行有关调查。

1、公安机关。进一步的确定公安机关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时的调查权限与调查范围，具体规定出公安机关应该在哪一阶段或者可以在哪一阶段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进行社会调查。比如，在立案阶段作出相应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是否就应对未成年进行立案调查，或是在立案之后的哪一阶段或是任何阶段都应考虑对其进行社会调查。

2、检察院。检察机关的调查权限同样需要引起重视，尤其是检察机关在批捕、审查阶段，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必要与否，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合法与否，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对这两个阶段，法律应作出一个更为完善的补充，明确检察机关的调查权限范围和具体的调查内容，进一步的保证监察机关的调查主体地位，确保检察机关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3、法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于是否采纳社会调查报告的情形，应明确体现在判决书上，并且应使其法定化，并且是法官必须履行的而非是可以履行的义务。使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切实成为对未成年犯罪人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依据。（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兰英、程莹：“新刑诉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规定之评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6期。

[2]陈立毅：“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6期。

篇3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刑罚裁量；刑罚执行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立法现状

所谓轻刑化，也称为刑罚轻缓化，其基本含义是刑罚向轻缓方向发展变化，指国家在刑事立法或者刑事审判过程中，对那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必须判处刑罚的犯罪人，能判处较轻的刑罚就不要判处较重的刑罚，能判处较短的刑期就不要判处较长的刑期，增强刑罚适用的针对性、实效性。[1]（P.213）从一般意义上说，轻刑化是人们对重刑思想的摒弃和否定，反映了人们从感性上的认知到理性上的回归。它是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其基本策略是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刑事执行上的非监禁化。”[2]（P.15）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使得国际社会对其适用处罚采取了有别于成年犯罪人的做法，即弱化了刑罚的报应观念，以教育刑为基本理念，多适用轻缓的刑罚或非刑罚处罚方法。我国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价值取向与国际相一致，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的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轻刑化成了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刑事政策。

（一）刑罚裁量方面轻刑化的体现

1.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根据《刑法》第17条第3款：“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这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的规定。“这一规定的基本精神是，在犯罪性质和其他犯罪情节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比照成年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相对较短的刑期，从轻处罚；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1]（P.73）由此，在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时，在充分考虑法定情节的同时，还应考虑和重视酌定情节，认真客观地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手段、后果、侵害对象、一贯表现和犯罪后的态度等因素，然后决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另外，刑法第17条中规定的是“应当”，而不是“可以”，即凡是未成年人犯罪，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予以从宽处罚，不允许审判人员有自由斟酌是否不必从宽处罚的余地。

2．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种类上的限制。根据《刑法修正案（八）》修订后的《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这是一条原则性规定，即无论未成年人犯了什么罪，应处以何种刑罚，都不能判处死刑。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种适用做出特别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般情况下不适用无期徒刑。在附加刑方面，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不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

3.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进行刑罚裁量时应遵循的标准，但是《刑法》中并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做出特别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可以比照成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根据此司法解释，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情节，平时一贯表现等情况，再决定对其从轻还是减轻处罚，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

4．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确立的一项少年司法制度，“是指在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审判之前，由专门的人员通过走访家庭、学校、社区、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性格特点、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犯罪原因以及被指控犯罪后的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材料提交法院，法院在审判时适当参考。”[3]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实施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这表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调查制度，符合法治发展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

5．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和累犯制度。根据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就是所谓的“前科报告制度”。诚然前科报告制度有一定的存在价值，能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罪的效果，但也存在很大弊端，极易使犯罪人产生自卑心理，增加其心理压力，从而不能树立重新做人的信心。鉴于此，《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修正案免除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与国家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相符，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好措施。

（二）刑罚执行方面轻刑化的体现

1．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适用。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一方面可以利用社会和家庭等多方力量进行教育、感化、挽救，避免在监狱等改造场所的交叉感染；另一方面可以使部分未成年犯罪人不致失去就学、就业的机会，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过自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的规定，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予以了放宽，对未成年犯罪人符合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并且进一步规定了“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即“（一）初次犯罪；（二）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三）具备监护、帮教条件。”同时，《刑法修正案（八）》也规定将《刑法》第72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由此，确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

2．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和假释。减刑和假释无疑都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同时由于该主体的特殊性，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专门指出，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具体而言，减刑、假释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减刑间隔的时间、假释要求执行的原判刑罚时间都可以相应缩短。

3．未成年人犯罪的免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1）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2）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3）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4）共同犯罪中从犯、胁从犯；（5）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6）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这恰到好处的弥补了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对未成年人免刑的不足，更好地体现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4．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是指将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社区力量的协助下，对罪犯进行监督、管理、帮教，以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法。2009年9月，两高院和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明确从 2009年起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这意味着社区矫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存在问题

通过上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立法现状的概述，可以看出虽然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制度为蓝本而建构的，法律条文相对单薄。但这些规定已基本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轻刑化理念和特殊保护原则，较为全面地贯彻了“教育、感化、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方针政策。但是，不能否认，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种类规定不明确。我国现行刑法只明文规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没有排除适用其他刑种的适用，这种做法忽视了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适用罚金刑、剥夺政治权利及没收财产刑也存在很大争议。

2．量刑标准过于原则化。目前，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制度的规定较为原则，除了在《刑法》第17条和第49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原则和不适用死刑原则外，在刑法总则中，对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标准没有任何其它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在审判实践中容易造成量刑不平衡，从而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他们改造，同时也削弱了司法的公正性。

3．非刑罚处罚方法不够完善。作为刑事责任实现方式之一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以轻缓和多样性见长。然而在我国，它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在不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根据犯罪事实及对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情况综合评判，并非一定要给予未成年被告人刑罚处罚，但是又不可能不给予一定的处罚，由于刑法中缺乏更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供法院选择，致使司法实践部门要么对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分后一放了之。”

4．未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所谓“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指对于被判决宣告有罪或者被定罪判刑的未成年犯罪人，在其符合法定条件时，将其有罪的记录或者刑罚记录予以消灭，且该被封存的犯罪记录非因法定事由不被他人知晓、接触的刑罚制度。”[5]《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前科报告义务，这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重大进步。但仅仅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还不够，应进一步在刑法典中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从而解决未成年人犯罪后升学难、就业难等诸多社会问题。

5．监禁刑适用过多，社区矫正制度不完善。在我国，监禁刑是对未成年犯适用得最多的一类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然而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监狱改造的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对正处在身心发展过程中的未成年人，监禁容易发生交叉感染。同时，作为非监禁刑执行方法的一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并不完善，社区矫正的机构、方式、范围、奖罚措施都处于不统一、不规范状态，不能够完全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所呈现的新形势，实现矫正和教育的功能。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以期更好地教育并挽救未成年人。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构想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制度的完善

1．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罚种类。关于罚金刑及没收财产刑的适用。一般来说未成年犯罪人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也不符合罪责自负的刑法原则。而且对未成年人罪犯适用罚金刑或没收财产，可能会导致其生活更加贫困而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刑法应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罪犯一般不适用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这并没有排除对未成年人适用剥夺政治权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未成年犯罪人因不满十八周岁，按照宪法规定，大部分政治权利实际上是不能享有的，故对其宣布剥夺政治权利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2．制定具体的刑罚裁量规范，健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规定散见于刑法、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章节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为更好在刑罚裁量方面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应当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设立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进行明确规定，包括：（1）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2）未成年人犯罪具体适用的刑罚种类；（3）未成年人犯罪刑罚裁量的具体标准；（4）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制度；（5）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制度；（6）非刑罚处罚方法；（7）前科消灭制度等。

3．完善非刑罚处罚方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单一，且规定较为零散，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鉴于此，我国可以在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做出如下规定： 第一、统一规定未成年人犯罪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种类和适用条件。有必要在刑法典中设立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种类和适用条件做出专门性规定。第二、增设适合未成年人适用的非刑罚处罚方法的种类。针对目前我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过少的不足,可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增设一些新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如司法警告，保护观察处分，社区服务等。

4．设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200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纲要》明确提出，法院系统要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将意味着，对犯有轻罪的未成年犯罪人，我国将建立“前科消灭制”，为未成年犯罪人抹去人生污点。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完善

1．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罚执行规范。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制定《未成年人刑罚执行法》，确立未成年犯罪人刑罚执行要以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重在教育的原则，将对未成年人的刑罚执行，从《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中独立出来，详细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缓刑的适用条件；减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等，制定适合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改造的管理模式、教育内容、改造方法及管教机制，力求把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重新塑造教育为新人。

2．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制度。为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并具体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缓刑的适用条件。建议将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为：对被判处拘役、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考验期也应当低于成年人缓刑的考验期，并且规定考验期可以根据未成年人在考验期间的表现适当缩短或延长。

3．完善未成年人的减刑和假释制度。我国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减刑和假释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性，应在内容上对未成年犯罪人减刑、假释的条件细化，量化。但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和罪行特别严重的未成年罪犯假释，适用条件应和成年犯相同。

4．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随着社区矫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工作也必将逐步深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社区矫正模式总体上不太成熟，更没有建立一套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制度。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在此提出几方面的建议：第一、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组织机构建设。“为了更好的完成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我们应该建立独立的社区矫正机构。通过制定社区矫正的专门性法律，确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立法与司法的矛盾冲突。”[6]第二、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措施。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可以增加个案矫正、思想矫正等措施，并组织其开展公益劳动和就业指导活动。

参考文献

[1]王作富.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检察业务指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3]唐亚南.有关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的两个问题[N].检察日报，2011-4-11.

[4]田宏杰.我国内地与港、台地区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之比较研究[J].法商研究，2003，（1）.

篇4

一、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的必要性

(一)逮捕以羁押监禁为手段，不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成长 逮捕是五种强制措施中最具强制性和严厉性的一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惩罚色彩。将这样一种强制措施用于身心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这通常表现在：(1)由于未成年人的认知水平、社会经验、调整能力有限，羁押可能给其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伤；(2)羁押带来的恐惧焦虑可能不利于未成年人正确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3)由于未成年人对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有限，很可能受到共同羁押的罪性较深的成年犯的不良影响，造成交叉感染；(4)逮捕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的自我评价、社会评价，影响学业和就业，容易使其产生自暴自弃的消极情绪，返回社会后再次犯罪；(5)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势头的上升，对未成年人的逮捕羁押将消耗大量司法资源。

(二)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符合当前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国际趋势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就将避免监禁未成年人的主张写入有关文件。1985年11月29日批准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公约》(北京规则)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置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从世界各国对青少年犯罪的立法情况来看，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在《日本少年法》、《苏俄刑法典》、《联邦德国青少年法》、《美国青少年刑法》、《匈牙利刑事诉讼法典》中都有此类规定。可见，在审前程序中慎用逮捕措施，尽量减少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二、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及成因

(一)现状

1．外来未成年人逮捕率明显高于本地未成年人。2006年1月1日至10月31日间，B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共办理A市籍未成年人16件39人，其中批准逮捕5件24人，逮捕率为61.5％；办理外省市籍未成年人92件143人，其中批准逮捕70件110人，逮捕率为76.9％。外来未成年人逮捕率比本地未成年人高出15.4个百分点，明显高于本地未成年人。

2．未成年人逮捕率较高且没有明显下降趋势。2005年，在B区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办理的60件106人未成年案件中，做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有42件79人，逮捕率为74.5％。2006年，在该处办理的108件182人案件中，做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有75件134人，逮捕率为73.6％。可见，近两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率较高，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二)原因

1．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存在缺陷，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较高的根本原因。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中，拘传、拘留只是临时性的过渡措施，能伴随刑事诉讼整个过程的只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由于法律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规定不完善、操作性不强，造成取保候审难以对嫌疑人进行监控约束，监视居住又成本过高难以实现，两种措施都难以达到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目的。因此，司法实践中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除个别适用取保候审外，绝大多数都被采取了逮捕的强制措施。

2．公安机关对绝大多数未成年嫌疑人提请批捕但不提供背景资料，使得批捕阶段对未成年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审查难以实现，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较高的重要原因。由于侦查人员承担的工作量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所占的比例不大，所以侦查人员难以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这一主体的特殊性，从而难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他们往往采取与对成年人同样的处理方法：先行刑事拘留，然后提请批准逮捕。在这一前提下，当案件进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短短七天的审查批捕期限内，很难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很难审查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因此可能对一些无逮捕必要的未成年人也批准逮捕。

3．司法实践中对逮捕条件的认识和把握不全面，忽视对刑罚要件的审查和适用，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较高的又一原因。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了逮捕的三大条件。只有当三大条件同时具备时才可适用逮捕措施，其中刑罚要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指宣告刑而非法定刑，可见，对于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可能被宣告缓刑的嫌疑人，不应逮捕。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办案人对逮捕刑罚要件的认识和把握存在偏差，小部分承办人仍然抱有“够罪即捕”的逮捕观念，而完全忽视对逮捕刑罚要件的审查；大部分承办人能够预测量刑情况，但面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外地嫌疑人，由于缺乏监控条件，为保证诉讼只得放弃对刑罚要件的适用而批准逮捕。这就导致了一定数量的不当逮捕的适用。忽视对刑罚要件的审查和适用，也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4．对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捕适用举步维艰，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较高的现实原因。在A市B区，近年来外来人口犯罪的比率高达78％左右。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外省市的未成年人犯罪占较大比重且逐年增加。他们大部分来自经济落后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因为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而走上犯罪道路；也有一部分是随经商或打工的父母来京，由于无法解决读书问题，终日混迹于社会不良场所，继而走上犯罪道路。前者往往在居住地无监护条件，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适用取保候审等难以监控；后者虽在居住地有监护条件，但监护人流动性强，有的经济条件有限，很难保证诉讼正常进行。这就使外省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无法与本地未成年人一样适用取保候审，而普遍被适用逮捕措施。

三、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的几点设想

(一)完善刑事诉讼相关立法，细化未成年人逮捕条件，健全逮捕替代措施

1．完善刑事诉讼相关立法，对未成年人逮捕条件进行细化规定。应当对刑事诉讼立法进行完善，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逮捕条件进行特别规定，尤其对“有逮捕必要”进行细化规定，从而为办案人员提供审查未成年嫌疑人社会危险性要件的明确标准，进而对没有逮捕必要的未成年嫌疑人果断做出不捕决定。

2．完善刑事诉讼相关立法，对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进行特别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对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应当从奉行核准主义逐步转变为严格准则主义。后者指在决定取保候审时，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申请取保候审的条件，公安或司法机关就必须同意，审批机关只作形式审查。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取保候审采取严格准则主义，将准予取保候审作为一般原则，将羁押作为例外，从而扩大未成年嫌疑人取保候审

的适用，有效降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逮捕率。

(二)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办理制度，检察机关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时介入制度

1．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办理制度。公安机关应当在内部设置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单独查办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并具有丰富办案经验，从而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对其犯罪的主观故意、客观行为、侵害手段、侵害结果，以及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情节等案件情况进行全面细致的侦查，对提捕后检察机关掌握案情，作出是否批捕决定提供准确资料。

2．检察机关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及时介入侦查制度。凡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应及时通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应及时介入案件的侦查。在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着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在校表现、精神状态、知识水平、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等方面进行详细全面的调查，为公安机关提捕后是否作出批捕决定提供重要参考。以此弥补审查批捕周期短，难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背景情况进行调查的缺陷。

(三)积极探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方式的改革，尝试建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风险评估机制

建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风险评估机制，一方面，有利于检察机关做好不捕风险的评估，减少不捕的诉讼风险，同时充分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检察机关作出正确的逮捕决定。

(四)在司法实践中树立量刑预测的意识，重视刑罚要件的审查，避免对未成年嫌疑人不当适用逮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11条、第16条、第17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应当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罚的具体情形。办案人员应当以该司法解释作为对未成年嫌疑人量刑预测的重要法律依据，对具有相应情形的案件，应认定为不符合逮捕刑罚要件而依法做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在办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对捕后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做到内心确信，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以不符合逮捕刑罚要件而依法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办理案件的同时，定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捕后获刑情况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总结规律，提高量刑预测的能力，从而确保逮捕刑罚要件的准确适用，有效避免对未成年嫌疑人的不当逮捕，降低未成年嫌疑人的逮捕率。

篇5

    一、“两卷三书”的基本内容及基本要义

    所谓“两卷三书”制,即以普通刑事卷、社会调查卷、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社会调查报告书和量刑建议书(检察建议书)等法律文书为依托而形成的内在逻辑严密、功能系统全面的未检办案工作机制。

    “两卷三书”分为两种情形,即未成年人起诉案件的“两卷三书”和未成年人不起诉案件的“两卷三书”。“两卷”即指记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受指控行为事实的“普通刑事卷”和记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格状况的“社会调查卷”;“三书”即指“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社会调查报告书”和“量刑建议书”(检察建议书)。起诉案件和不起诉案件的“三书”在形式、内容和功能等方面有所差异。

    (一)普通刑事卷

    普通刑事卷,又称“刑事侦查卷”,是侦查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基本材料,其基本内容包括侦查机关对相关案件事实的刑法定性及其相关的证据材料。在形式、内容和功能等方面,未成年人的普通刑事卷和成年人的普通刑事卷并无二致,体现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共性。普通刑事卷主要记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在案犯罪行为事实以及侦查机关对此的基本定性,是全面考察涉案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基本依据,其旨在解决报应刑发动与否及其程度的问题。普通刑事卷不仅是依法查明案件事实、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依据所在,也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所涉罪名及其法定刑幅度的依据所在,还是制定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量刑建议书和检察建议书等,启动公诉程序以及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依据所在。在“两卷三书”制中,普通刑事卷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指引着后续诉讼活动发展的基本方向。

    (二)社会调查卷

    社会调查卷通常包括如下几方面的材料:其一,反映少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家庭环境及成长情况的材料,如法定人、亲属和少年本人的相关陈述以及户籍档案材料等;其二,反映少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学校表现情况的材料,如教师、同学的相关陈述,该少年的学校档案;其三,反映少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社区表现情况的材料,如邻居、伙伴的相关陈述;其四,反映少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个性心理状况和违法犯罪原因的材料,如心理评测报告、相关人员的分析评估。社会调查卷中的相关材料是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素材。上述材料非常丰富,其相关法律文书的数量完全可以与普通刑事卷的法律文书数量相匹敌,且能够突出地彰显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故而应将其独立成卷。

    (三)起诉书或不起诉决定书

    1.起诉书。起诉书作为人民检察院对审查确认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管辖层级,代表国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所制作的法律文书,是对普通刑事卷所记录的在案行为事实的刑法定性。起诉书是对刑事侦查结论的初步确认,是启动刑事审判活动的必要依据和重要参考,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2.不起诉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是检察机关依法行使不起诉权的重要载体,是终止刑事追诉程序的重要法律文书,在教育、感化、挽救涉案未成年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通过对涉案未成年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及其矫治的现实可能性的全面评估,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相应刑事政策的精神,对符合相应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尽量作出不起诉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诉决定,一方面可以减小刑事诉讼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伤害,适时地对其予以教育、感化和挽救,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修复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害;另一方面也能有效节约诉讼资源,保证有限的办案精力投入到打击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工作中。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检察机关一方面有必要对该未成年人采取适当的教育、感化、挽救措施,即适当运用检察建议书引导、督促家庭、学校、社区、政府部门等单位共同参与到未成年人帮教、管护工作中来,并对之予以有针对性的跟踪帮教和回访工作;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还有必要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指引,协助该未成年人修复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创伤。

    (四)社会调查报告书

    概言之,社会调查报告书是以社会调查卷为基础材料而得出的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治可能性等人格状况的分析评估结论的法律文书。该法律文书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所特有,集中体现着其特殊性。社会调查报告书的全称可以表述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社会人格状况调查评估报告书”。申言之,社会调查报告书通过对侦查机关所收集的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家庭、学校和社区等方面的社会调查材料的全面分析,在系统阐述其违法犯罪原因及其性格特点、心理特征等人格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矫治可能性的评估意见,从而为制定合理、有针对性、个别化的帮教、矫治方案提供指引。

    (五)量刑建议书或检察建议书

    1.量刑建议书。就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而言,量刑建议书具有显着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刑事起诉案件的量刑建议书,一方面要对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罪行严重程度的在案行为事实予以考量,另一方面还要对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矫治可能性等人格事实进行评估,并在综合考虑起诉书和社会调查报告书所载明的事实、理由和结论的基础上,遵循罪刑均衡原则提出合理、具体的刑罚裁量建议,并遵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方针和原则提出合理、有效的特殊处遇措施建议。故而,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量刑建议书更宜称为“量刑处遇建议书”。

    2.检察建议书。就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实践而言,不起诉决定的大量适用会带来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即对被免予刑事追诉的未成年人的适当管控与帮教问题。对此,一些基层检察院在实践探索中创造了一些相关举措,如与家长或单位签订“帮教协议书”,如“两书”(家长告知书和家长承诺书)制度。⑴这些创新性的举措确有一定的实践效益,但其面临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法治疑问,即相关文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按照“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法原则,上述创新举措因“师出无名”而难入法治轨道。笔者认为,通过充分运用检察建议书来督促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有关部门切实履行其对未成年人所担负教育、监管职责,修补相关的社会管理缺漏,可以将上述有一定实践效益的创新举措的实质内容纳入其中,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相关问题的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

    二、“两卷三书”制的特点

    (一)创新性

    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案工作载体主要为“一卷两书”或“一卷一书”,与成年人刑事检察大体相同。“一卷”即刑事侦查卷(普通刑事卷);“两书”,即起诉案件的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一书”即不起诉决定书。而“两卷三书”增“一卷”为“两卷”(即普通刑事卷和社会调查卷),增“一书”或“两书”为“三书”(即社会调查报告书、起诉书或不起诉决定书、量刑建议书或检察建议书),起到了突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乃至整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特殊性、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的作用,其创新性显着。

    (二)系统性

    “两卷三书”的五个基本环节,在外在形式上环环相扣,在内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功能完备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制度体系,为全面把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在案行为事实和社会人格事实,为准确评估其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和矫治可能性,为正确适用其刑事诉讼流程,为公正的定罪量刑,为科学的处遇矫治措施的抉择,提供了全面的决策依据和系统的制度保障。

    (三)规范性

    根据我国修改后刑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理中,有关的刑事司法机关应当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成长背景、犯罪原因、性格特点等情况,形成社会调查报告,以供定罪量刑之决策依据或参考。然而,由于相关制度设计不够规范、严密,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社会调查报告往往流于形式,或以一个简单的《社会调查表》草草了事,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评估。而“两卷三书”通过独立成卷的“社会调查卷”、正式成书的“社会调查报告书”凸显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并对其具体的司法实践工作提出了更为全面、详尽的要求,从而可以起到进一步规范相关司法实践工作,并更好地实现相关法律目标的作用。

    (四)实践性

    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一种制度创新,“两卷三书”制具有显着的实践性。一方面,其制度创新来源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实践经验。该制度创新是在面临相关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时,为寻求问题的解决而逐渐探索、总结出来的合理合法的系统方案。另一方面,该制度创新尚属新生事物,还有待于在相应的司法实践中予以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总之,“两卷三书”的制度创新来源于司法实践,服务于司法实践,并将通过相关的实践检验和经验积累来获得其制度的完善和内涵的丰富。

    (五)合法性

    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的系统创新,“两卷三书”或有其明确的法律依据,如普通刑事卷(刑事侦查卷)、起诉书或不起诉决定书、量刑建议书、检察建议书,或在相关法律规定的合理涵义范围之内,并有法学理论的根据,如“社会调查卷”和“社会调查报告书”。

篇6

论文关键词：合适成年人参与 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adult)参与”制度被称为“一项独特的英国式的发明”，起源于英国的肯费特案件，是国外刑事司法制度中维护犯罪嫌疑人(主要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基本含义为：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的成年人(如监护人或者专设的合适成年人)到场。其主要作用是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协助其与警察沟通，同时监督警察在讯问过程中是否有不当的行为。当前，无论是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奥地利、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此项制度的立法。

二、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类似“合适成年人参与”的规定之梳理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合适成年人参与”都是一个陌生的词语，中国原本没有“合适成年人参与”的概念，但是分析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法相关规定，却也是可以找到一些与国外“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类似的规定。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199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9条第4款规定：“少年被告人的成年近亲属和教师等人到庭有利于审判工作和教育、感化少年被告人的，经过审判庭庭长批准，可以准许或者邀请到庭，但不得向外界传播或者提供案件审理情况”。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案件“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庭．法定人无法出庭或者确实不适宜出庭的,应另行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

我国法律文件中相关规定只有前文提及的三条，这些规定存在着原则性较强，互相矛盾和操作性不足的问题。可以看到，法律规定的仅仅是法定人“可以”到场，而后来的司法解释却规定“应当”通知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到场，但是并没有对到场人员的权利义务作出具体的规定。监护人或其他人到场后作什么、怎么做；没到、没做，有什么罚则，对经通知后拒绝到场的成年人的后续监督措施，均没有加以明确规定。另外，如何通过文书形式反映到场人员情况，对于违法侵权行为，到场监护人怎么办等具体问题法律规定也都没有规定。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引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必要性

应当看到，由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来源于英国，在英国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中，合适成年人参与限于警察询问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侦查阶段，而当前我国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则都倾向于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拓展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全过程。

（一）是由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所决定

未成年人文化知识比较欠缺，认知水平、理解水平比较低、生活经验不足。例如：在庭审过程中，未成年被告人要回答审判人员提出的关于案件情况的问题，他可能存在缺陷:或者是对审判人员的提问理解得不够透彻，甚至误解。因此，他们需要有合适的成年人帮助他们与审判人员进行沟通，作为司法机关与未成年人沟通的桥梁。同时，审判时有合适成年人参与，可以帮助未成年人解释相关法律语言，维护其合法权益，也可以缓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紧张情绪和抵触情绪，有助于提高触法未成年人的是非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是国际条约的要求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应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格固有尊严应受尊重，并应考虑到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的需要的方式加以对待”，“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而我国已经加入这一公约，建立合适成年人介入制度也正是对这一规定的贯彻。第40条2(b)规定:所有被指称或指控触犯刑法的儿童至少应得到“迅速、直接地被告知其被指控罪名，适当时应通过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告知，并获得准备和提供辩护所需的法律或其他适当协助”的保证。 四、“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在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过程中具体完善设计建议

从我国当前存在的三种模式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来看（即：上海长宁模式、云南昆明盘宁模式、厦门同安模式），我们需要即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先进的理念与成功的经验，又立足我国现实情况，从中归纳出我国未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发展趋势，从而不断地巩固和完善该制度。

（一）关于诉讼过程中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法律基础问题

我国缺乏此方面的系统立法支持,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域广泛,各地情况不同,能力存在差异等情况,立刻制定具有全面约束力的法律有一定难度,不妨以“合适成年人参与”为主题,先行制定公安、检察、法院条线内部工作程序,对合适成年人的法律地位、人员来源、参与条件、运作程序、权利义务进行系统的规定,然后在实践成熟的基础上考虑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引入法律规定。在当前,则可以在省或直辖市范围内进行一定范围的试点,以积累更多的经验。2010年4月19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联合签发《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统一上海少年司法实践中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做法和实践值得借鉴。

（二）关于合适成年人的选任与资质

作为专门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实践者，合适成年人的人选在各地不尽一致。笔者建议应当按照下列次序进行：就一般情况而言，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近亲属及教师是最为适当的适当成年人。他们最关心未成年人的权益，也较为了解未成年人，容易与之沟通并赢得其信任。此外，从某种程度上说，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到场也是一种权利。因此，在选择适当成年人时，应当首先考虑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人、近亲属。但实践中可能会遇到许多特殊情况，例如:未成年人没有父母、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父母、监护人、近亲属因经费、工作等原因不能到场，或者拒绝到场。这时候就需要有其他适当的人来承担适当成年人的职责。因此，建立一支常备性的、专门的适当成年人队伍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社区矫正之间的关系

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来看，社会调查大都是由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而这一机构一般就是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因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植根于社区，在调查的开展上有着其他机构不具备的诸多便利。如在英国，判决前的社会调查一般由缓刑监督机构进行。而目前我国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控辩双方、人民法院以及法院委托的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在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分别实施，存在重复调查，调查主体不专业，调查程序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故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可以考虑和社会调查、社区矫正制度相衔接。建议将未成年人刑事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结合，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即合适成年人，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多种调查方式。同时，亦可以借鉴昆明盘龙和上海市合适成年人试点的经验，对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员）的选拔采取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以便选拔兼具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基础知识的人才来专门从事这种职业，以保障社会调查结果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四)合适成年人参与庭审时的权利和义务

篇7

一、对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义工惩教制度的可行性

所谓义工，又称志愿服务者，是指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自愿以自己的时间、知识和技能等参加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的公益性活动的个人。[1]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义工惩教制度，是指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根据考察机关的要求，通过参加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的公益活动，接受矫治和教育的一种制度。

（一）义工惩教制度能够在服务他人和社会的同时，实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提高

有观点认为，义工帮助的主要是他人和社会，而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义工是为了接受矫治和教育，获益的主要是他自己，即使他做了一些帮助他人的事，也是一种被动接受劳动改造的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义工行为。笔者认为，义工的定义和宗旨并不排斥帮助自己。义工制度的目的恰恰是要通过帮助他人和社会，同时提高自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明确指出，志愿服务以自愿、无偿为前提，以弘扬志愿精神为核心，能够把服务他人、服务社会和实现个人价值有机结合起来，引导人们在做好事、献爱心的过程中陶冶情操、提升境界……[2]，香港的实践经验表明，广泛开展的义工工作对于培养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公德意识、奉献精神与社会责任感，都有促进作用，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与进步。[3]

还有观点认为，志愿服务是无私奉献，如果参与者掺杂了私利目的，无疑是对志愿服务本质的背离。因此，要求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义工，显然违背了自愿、无私的原则。也有观点认为，无私奉献只是志愿服务众多价值取向中的一种。从无私奉献到损人利己，中间有很多层次，至少包括单纯利己、为己利他、无私利他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都能产生参加志愿服务的激励动力，而且应该说为己利他是多数志愿服务的动力所在。[4]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志愿服务前提是无偿，但并不是无私。

（二）义工惩教制度兼具了惩罚与教育的功能

司法实践表明，如果只注重惩戒，将触犯轻罪的人，特别是未成年犯投入监狱、看守所或者少管所等封闭场所，容易产生交叉感染。但如果只强调保护，对未成年罪犯仅判处缓刑、罚金等非监禁刑，在现实中往往由于父母管教不力，其本人又因未受到严厉处罚而对自己过错不能正确认识，极有可能重新犯罪，反而违背了刑罚保护的目的。义工惩教制度兼具惩罚与教育的功能。一方面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通过对他人和社会进行无偿的劳动服务来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过，并在此过程中接受惩罚教育，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和给被害人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在专人的督促指导下完成公益服务任务，避免了非监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无人监管教育的问题，促使其在劳动过程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真正重新做人。

（三）义工惩教制度符合修改后刑诉法等法律政策规定

修改后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对被附条件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的职权，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应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尽管矫治和教育的具体方式及内容没有明确，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对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该设定一定的义务（比如进行一定的社会公益服务）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

（四）国外对于义工惩教制度有立法例

域外一些国家也确立了义工惩教制度。例如，美国、南非等国家规定了社会服务令制度。一些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同意参加无薪社会服务，则机关不再对其犯罪提出指控。这种社会服务令实质上是检控的替代手段，在法律效力上，它只是检察机关决定是否的参考手段。在社会服务令执行期间表现欠佳、无悔罪表现的犯罪嫌疑人，仍可被提起公诉。[5]《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a规定：“为被指控人附加下列条件之一：（1）为弥补犯罪造成的损害进行一定的给付；（2）向非营利性机构或国库支付一定款额；（3）进行其他非营利性的服务；（4）承担一定程度的扶养义务……”上述第（3）项指的就是参加公益服务。[6]

（五）一些检察院对义工惩教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我国对附条件不的实践探索已有较长时间了。有研究认为，最初由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从1992年开始探索这一制度，距今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7]但是，在探索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附条件不不仅适用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而且适用于成年犯罪嫌疑人。如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2010年制定了附条件不实施规则，主要适用于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也包括在校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孕妇以及初犯、偶犯、过失犯罪的嫌疑人。有的只要求被附条件不人在考验期内不再违法犯罪，有的还规定了被附条件不人要参加公益服务。如河北省石家庄长安区检察院2001年5月出台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8]上述规定和做法尽管各有不同，但多数都有附条件不适用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应该要求其参加公益服务这两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附条件不，特别是义工惩教制度在探索实践中曾引起较大争议。例如，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对涉嫌交通肇事的犯罪嫌疑人王本朝作出义工惩教及附条件不决定的案例，引发舆论对“行善代刑”的广泛热议。支持者认为，这一管教措施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自我改造，赎罪自救，还能教育和警示他人。反对者则认为，这一做法不仅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刑事诉讼原则，检察机关无权对刑罚的方式进行创新。

应该说，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参加公益服务的社会效果都是认可的，分歧主要在于这项制度是否有法律依据。现在来看，实践证明附条件不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立法机关对这项司法改革成果给予了充分认可，并在修改后刑诉法中有所体现，这也解决了法律依据上的根本分歧。综上，对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义工惩教制度有其可行性。

二、设立义工惩教制度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做义工是否需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自愿

有观点认为，自愿是义工的基本原则和前提，被强迫去做的不是义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志愿服务以自愿、无偿为前提。因此，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义工，必须征得本人同意，不得强制。然而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义工与义工惩教制度不完全一样，不应以自愿为前提。第一，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本质上实施了犯罪并符合条件，尽管从教育、感化、挽救的角度考虑，对其作出不处理，但仍应给予一定的惩罚。而要求其做义工是符合未成年人特点和能力的惩罚方式，符合对未成年罪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第二，《修改后刑诉法》第272条第3款规定：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因此，做义工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义务，不需要自愿这一前提。第三，如果义工惩教制度以自愿为前提，那么如果被附条件不人都不愿意的话，这项制度就可能会作废。第四，义工制度的目的和实质是要通过帮助他人和社会，同时提高自己。对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而言，如果能自愿去做当然最好，即使并非自愿，但能够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进行义务劳动，同样符合义工制度的目的和实质要求。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义工是否应有年龄限制

实践中，担任义工的主要是成年人。有人提出未成年人属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不具备相关能力，不宜做义工。也有人提出，义工有很多种，不应有年龄限制。笔者认为，实践中有些义务劳动要求具备相应的技能，并不适合未成年人，如担任抢险救援的志愿服务者。但有些义务劳动，如到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照顾老人、儿童等活动，未成年人也可以做。因此，未成年人可以做义工，但应有年龄限制。笔者认为，根据实践经验，年龄限制在16周岁以上比较合适。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义工是否应有种类限制

义工包括很多种。《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中提出的志愿服务有：着眼于讲文明树新风开展的志愿服务行动，包括普及文明风尚志愿服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提供医疗卫生志愿服务、社会治安志愿服务、保护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着眼于扶危济困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包括送温暖献、爱心志愿服务活动，居家养老、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活动，以关爱帮困、便民利民为重点，开展的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等等。上述志愿服务中，有的需要专业技能和经验，如提供医疗卫生志愿服务、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等，因此不适合未成年人。有的不需要专业技能，如参与送温暖、献爱心志愿服务活动，参与居家养老、扶残助残志愿服务活动等，未成年人均可参加。因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义工应有种类限制。

（四）以什么方式宣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义工惩教

各地检察机关做法不一致，有的口头宣布，有的书面通知；有的发“社会服务令”，有的发“社会公益劳动服务通知书”；有的在受理案件后初步判断有可能作出附条件不决定，即征得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意后，安排做义工，有的则在正式作出附条件不决定后再通知开始做义工。笔者认为，义工惩教制度涉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监护人和社区、福利院等相关机构和组织，应该有正式书面文书，可在附条件不决定书中予以明确。同时，考虑到办案时限和尽可能迅速审结案件等问题，检察机关可在受理案件后初步判断是否有可能附条件不，即安排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公益劳动，并在正式决定附条件不时，综合考虑其前期做义工的情况合理确定义工期限。

（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义工的情况应由谁来监督考察

各地在探索中做法不一，如江西省宝应县检察院与该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定的《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参与社会服务的试行规定》第3条规定：“对于符合参与社会服务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由县检察院依法作出附条件不后提出，经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指定有关镇（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明确专门机构执行，敦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自觉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江西省永修县检察院制定的《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附条件不实施办法》第13条第2款规定：“附条件不决定生效后，本院将会同县司法局以及人民监督员组成考察小组，对适用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考察。”

笔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明确规定附条件不的监督考察机关是检察院，因此义工惩教制度的监督考察机关当然也应当是检察院。但对此应作广义理解，并非所有工作都由检察院来做。一来检察机关办案任务繁重，承办人难以承担所有监督考察工作；二来此处的监督考察实质上类似于社区矫正中的监督考察，司法行政机关及社区工作人员更有经验。因此，可以由检察院牵头成立考察小组，吸收司法行政机关、社会公益组织、未成年保护机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社区、学校等机构代表参加，共同制定监督考察计划。对于一些相对专业的矫治和教育工作，可以委托社会观护工作站、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等专业机构进行。

需要注意的是，从各地实践经验教训来看，监督考察工作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对检察机关承办部门和承办人员要设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实践中，由于附条件不的考验期较长，且安排义务劳动、考察帮教需要做大量的协调工作，办理一件附条件不案件的工作量远远大于办理一件案件，一些承办人员不愿承担考察帮教任务，甚至干脆选择了事。二是要充分调动相关单位和组织的积极性。安排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义工，需要社区、博物馆、图书馆、敬老院等相关机构和组织的支持和配合，如果他们没有积极性，考察、监督就很可能流于形式。

三、关于义工惩教制度的具体方案建议

为认真落实修改后刑诉法，进一步贯彻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笔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建议制定附条件不义工惩教制度细则，具体如下：

第一条（适用原则）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义工惩教制度应当坚持以下原则：1.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适用的原则；2. 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和尊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并重的原则；3.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个别化以及相称的原则。

第二条（适用主体）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可以适用义工规定：1.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符合附条件不条件的。

第三条（不适用主体）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不适用义工规定：1.不满16周岁的；2.不具备劳动能力的；3.其它不宜做义工的情形。

第四条（决定主体和程序）检察院受案后，符合上述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主动申请或者检察院提出建议的，经检察院指定有关社会公益、志愿服务机构或组织执行。

第五条（义工场所和范围）本规定所指的义工范围包括：到敬老院、养老院、孤儿院、儿童福利院，图书馆、博物馆，大型活动举办地，红十字会、慈善会，民政、环保、交通等场所、机构和公益组织，开展扶助弱势群体、救济贫困、科普教育、保护环境、维护交通、宣传法制等活动，以及担任大型活动志愿者。

第六条（义工时间）对拟作出附条件不决定的，考察期间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义工累计时间为30小时以上100小时以下，并且应当在案件审查终结前结束。具体考察期间和义工时间，由检察院根据案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工作和学习时间确定。检察院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决定缩短或延长考察期间和义工时间。

第七条（考察主体和程序）检察院负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义工的表现，要敦促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自觉参与社会公益和志愿服务，考察其认罪悔罪态度，促使其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执行机构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义务劳动期间的表现，出具工作表现和思想转化报告，作为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或者的重要依据。

第八条（考察后处理结果）对于做义工期间表现良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不决定；没有遵守义工考察期内义务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依法提起公诉。对于参与社会公益服务过程中有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检察院应当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第九条（义工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义工，一般进行无薪公益劳动，不得为商业活动提供服务。义工的执行机构可以对存在家庭生活困难等特殊情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适当补助。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利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义工牟取商业利益；所安排活动应当适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状况，不得安排其从事重体力劳动和危险劳动等。对正在就学或正在就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将做义工的时间安排在课余或工余时间，不得影响其正常学习和工作。检察院和义工的执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注意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隐私，进行义务劳动的场所应当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区域保持一定的距离。

第十条（检查监督）检察院应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义务劳动的法律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对其做义工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方案是对被附条件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义工制度的原则方案，实践中应当根据不同情况进一步细化工作范围与方式。例如，安排到图书馆做义工，可以根据图书馆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制定更具体、操作性更强的工作办法。

注释：

[1]2010年7月修订的《广东省志愿服务条例》第三条。

[2]2008年10月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第1条。

[3]《香港志愿机构及义工制度对内地社会保障的启示》。

[4]龚万达：《志愿服务20年――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综述》，载《辅导员工作研究》2010年11期。

[5]马婷婷、罗鹏：《“社会服务令”相关问题分析》，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10月。

[6][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106页。

篇8

关键词：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救济

附条件不，又称暂缓、缓予、暂缓不，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时，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性格、犯罪性质和情节、犯罪原因以及犯罪后的悔过表现等，对较轻罪行的犯罪嫌疑人设定一定的条件，如果在法定的期限内，犯罪嫌疑人履行了相关的义务，检察机关就应作出不的决定。[1]附条件不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就首开附条件不的先河，其于1992至2003年对近20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了附条件不的决定，其中有4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其余均作不处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因此，虽然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附条件不制度，但据统计，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施行过该制度[3]，适用主体除了未成年人之外，还包括在校的大学生、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等。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将附条件不制度纳入特别程序之中[4]，成为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项特殊制度。

一、犯罪嫌疑人异议权的意义

附条件不虽然是犯罪嫌疑人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检察机关即对其作出不的处理，但在客观上仍然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了一定的处罚，因附条件不所附的条件， 是检察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履行的义务， 具有一定制裁的性质。如有学者指出：“实行附条件不制度， 即将一些本来构成犯罪的行为人不诉诸审判， 而以让其履行一定义务的方式来代替刑罚的惩罚。”[5]

在附条件不的程序中赋予未成年人一方异议权是适当和必要的，符合附条件不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因为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时，其所附加的条件或义务实际上已经处分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实体权利，包括限制了其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未经法院审判而对其作出一定的处分。[6]虽然这种处分是建立在有罪作无罪认定的基础上的宽大处理，仅仅是一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管教和矫治措施，在形式上严格区别于法院宣判的刑罚，但客观上仍不免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受到一定的自由约束和经济制裁。[7]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的决定。”该条款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异议权。一般情况下，适用附条件不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比较有利的，因被不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均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可以说，这部分犯罪嫌疑人是符合条件的，若不构成犯罪或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则径行作出不的决定即可，无须附加条件。因此，一般情况下，被作出附条件不的犯罪嫌疑人不会拒绝检察机关的这种决定。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比如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对自己所犯罪行无力赔偿、想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获取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原谅时，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于附条件不的异议权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刑事案件中，获得法院的公正审判是每一个被告人的权利，任何机关或者个人都无权剥夺。

二、犯罪嫌疑人异议权的行使

（一）行使异议权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附条件不异议权的行使主体应当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共同行使，也就是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者其法定人一方意欲行使异议权均不产生使检察机关作出决定的效果。

异议权的行使主体是根据附条件不的法律规定作出的当然解释，这也是慎重行使异议权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心理上、智力上以及诉讼行为能力上均不够成熟和健全，因此不能令其单独决定是否提出异议，否则难免造成失误；另一方面，异议权是属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专属权，法定人若未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同意而单独提出异议，违背了未成年人的意愿，也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因此，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有异议的，应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共同决定，共同签署。

（二）行使异议权的方式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从法律规则上看，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提出异议的方式并没有确切的规定，理论上认为，书面或口头提出异议均应具有效力，但检察机关须制作笔录附卷。一般认为，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存在书写障碍，应令其提供书面的异议材料，以避免口头异议的不确定性。[8]

对于异议权行使的时间，在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之前必然可以提出异议，而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之后，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于检察机关所附的条件有异议，认为自己不愿达成或者不可能达成检察机关所附的条件的，也可以提出异议。人民检察院在接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的异议后，应当作出的决定。

三、犯罪嫌疑人异议权的行使结果

（一）径行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的决定。即检察机关虽然是附条件不的决定主体，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享有直接的否决权，即使检察机关认为附条件不比较适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实际状况，或者公安机关、被害人认为可以适用附条件不的，也应当尊重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的选择，作出的决定。

需要注意的是，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决定提出异议后，检察机关一般是不能够对其作出酌定不的决定的。酌定不的适用条件之一即为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因此，酌定不是未成年人轻微犯罪案件的首选，若符合酌定不的条件，则无需考虑附条件不。但是在实务中，检察机关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一般都持保护与惩罚并重的态度，且教育未成年人、使其不再犯罪也成为了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首要任务。因此，检察机关对适用酌定不一般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适用条件也要比一般的刑事案件宽泛。[9]一般认为，适用附条件不这一决定是不可逆的，其与酌定不发生竞合时，适用应有先后顺序。只有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符合酌定不的条件时，才能对其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也就是说，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附条件不的决定有异议，即表明其不符合酌定不的条件，因此不能够对其作出酌定不的处理，只能径行。三种不决定的顺序不可逆，具体关系如下表：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出异议后反悔的处理。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充分了解法律，可能存在认识上的错误，或者经过辩护人的指点、对于自己的行为有了新的认识，或者有了赔偿能力能够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时，可能产生撤回其异议的请求。一般认为，在检察机关没有作出的决定之前，对附条件不提出异议后是允许撤回的。但是，一旦检察机关作出了的决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均无权撤销检察机关的决定，除非有证据证明检察机关没有充分告权，或者对附条件不的异议并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否则提起公诉后，异议的撤回将不被允许。这也要求公诉人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法定人充分告权，以保障其法定的知情权。

（二）对所附条件存有异议的处理

对所附条件存有异议包括对考验期限的长短存有异议或者对检察机关附加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有异议。比如，对赔偿金额的大小有异议、对具体的矫正措施有异议、对其自由的程度有异议、对强制性公益劳动的内容或者时间的长短有异议等等。[10]附条件不中所附的条件需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完全做到，应由执行机关进行监督，因此也是一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惩戒措施。但若根据未成年人的实际状况不能够完全满足条件的，应当允许未成年人提出异议并讲明理由。若不顾异议的内容而径行作出的决定不符合刑法对于未成年人差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因此，应当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对所附条件的异议权。当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所附条件产生异议时，检察机关应作出综合的考量，结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分析，必要时应听取所在学校或社会调查员的意见，也应当听取公安机关以及被害人的意见。若认为所附条件可以进行调整或修正的，可以进行修正后重新提出；若认为不应修正或者修正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仍表示不能接受的，可以撤销附条件不，对其作出的决定。

四、犯罪嫌疑人异议权的保障

附条件不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不对未成年人施以刑罚可以避免其在未成年管教所“交叉感染”，利于其重新走向社会；另一方面，对其进行附条件不也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所附期限内接受矫治和教育，如完成戒瘾治疗、参加心理辅导、向社区或者公益团体提供公益劳动等，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尤其是初次犯罪、过失犯罪或者是被诱骗或者被教唆而实施犯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社会的教育，这对避免未成年人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大有裨益。附条件不的异议权，也是法律保障犯罪嫌疑人平等参与刑事审判，从而获得法院公正判决的重要条件，因此需要更为细致的规范保障实施。

行使权利的前提是明知权利的存在，对于附条件不异议权的行使，也需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充分地知情。具体来说，检察机关需要对异议权的存在、行使的条件、可能产生的后果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进行充分的说明，如向其出示书面的文件，并对其进行讲解直至其能够充分地理解异议权的意思，并要求其提供书面文件以表明行使或不行使异议权，并将该书面文件附卷。此外，也应给予其一定的时间保障，允许其作出充分的思考和权衡，使其慎重行使异议权。

注释：

[1] 陈光中：《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

[2] 彭东、张寒玉：《检察机关不工作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3] 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施行暂缓实施细则》规定附条件不适用于犯罪情节较轻、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附条件不的规定》规定附条件不适用于社会危害性不大，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罚金刑的轻微刑事案件。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探索开展轻微刑事案件附条件不工作的规定》规定附条件不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单处罚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办理附条件不案件操作规则》规定附条件不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5] 姚建龙：“暂缓制度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2003年第4期。

[6] 邓思清：“建立我国的附条件不制度”，“国家检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7] 柯葛壮：“附条件不中异议权之保障”，“法学”，2013年第1期。

[8] 封红梅、赵璇：“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救济制度——基于新《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之思考”，“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3期。

篇9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是从形式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关键，由于未成年人年龄上、心理上的特点，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有许多不同于成年人案件的情况，我国刑法有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也有特殊的规定。特别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的颁布以及200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释。对于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在诉讼上如何把握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诉讼就是打官司，就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纷争。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处理刑事案件的全部活动。犯罪作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违法行为，必须通过法定途径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就是司法机关在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的刑事司法活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的特点是：（一）、必须由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是属于国家的司法活动。国家专门机关主要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二）刑事诉讼是公安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通过刑罚权的行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行确定。以便作出处罚。（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任何简化、弱化甚至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四）、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是在未成年人和有关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解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过程。所以，必须保护未成年人在诉讼中的合法权利，任何限制、剥夺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二、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

十分清楚，对于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处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而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适用专门的诉讼程序，则是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有效方法。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有别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侦察、起诉、审判和执行的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并没有做专章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我国于1991年9月4日通过，1992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五章“司法保护”中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作了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1月26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对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法庭审判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通过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该规定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调查、强制措施、处理等问题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成为公安机关办案的主要依据。1999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必将使我国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2006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这些都是我们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重要的立法和司法依据。

三、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方针和原则

（一）、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是指司法机关应当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中对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确定有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既是诉讼的主要目的、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上升的形势下，对其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是十分必要的。另外，由于未成年人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具有叫大的可塑性，因而对其教育、感化和挽救是可能的。（二）、分案处理原则。分案处理的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案件分开处理，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健全，易受外界环境和他人的影响，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于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从该原则的内容上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使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关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开看管；二是在处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或者有牵连的案件时，尽量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在不妨碍审理的前提下，坚持分按处理；三是在未成年人案件处理完毕交付执行阶段，不得与成年人同住一个监所。（三）、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该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确立该项原则的目的是督促司法机关履行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尽职尽责地排除诉讼过程中阻碍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障碍，确保未成年人案件的公正审理。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享有成年被告人的一切诉讼权利外，还享有下列特殊的诉讼权利：一是法定的辩护权利；二是法定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对于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这是对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特殊保护。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在询问和审判时可以同志其发到场。并且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座位。应向未成年人的法定人送大起诉状副本，并告知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和义务。（四）、审理不公开原则。该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允许群众旁听，不允许记者采访，报纸等印刷品不得抗等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情况。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弱国有必要公开审理，应当经过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并限制旁听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规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法律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了不公开审理的原则，是为了加强对未成年被告人身心的特殊保护，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五）、迅速简易原则。迅速是指在诉讼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迅速侦察、起诉和审判。在时间的要求上，尽可能要快于对成年人案件的处理；简易则是指整个诉讼程序尽可能从简进行。迅速和简易是互相联系的，简易是迅速的前提，迅速是简易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实行迅速简易原则是为了从速办案，尽力缩短未成年人在诉讼中所停留的时间，以解除未成年人进入诉讼后产生的紧张、抵触等思想障碍，

转贴于 四、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一）、立案程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是有区别的：第一在进行立案审查时，除需要查明是否具备立案条件外，还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确切的出生时间，进一步调查其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犯罪前的生活居住环境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性格特征，还要查明有无教唆犯罪的人；第二，制作立案报告，除写明立案材料的来源、发案的时间、地点、犯罪事实、现有的证据材料、立案的法律依据和初步的意见外，还应当着重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确切出生时间、生活居住环境、心理特征、等有关情况。（二）、侦查程序。与成年人诉讼相比，未成年人的侦查有如下特点：1、侦查范围比较广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与成年人犯罪案件一样要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获得犯罪人外，还应当坚持全面调查的原则，查明未成年人的准确年龄、生活教育条件、作案动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生理、心理素质，特别应该注意查明那些能全面地说明未成年人违法者个性的材料，使起诉能够作到有的放矢。2、不用或少用强制措施。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时，要慎重对待，尽量不采用或者少采用强制措施，针对问成年人的特点可以交由父母、老师或者监护人看管。对于必须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采取严格的限制条件，并与成年人案犯分押分管。（三）、起诉程序。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起诉时应该注意贯彻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审查起诉除查明《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的情况外，还要对侦查时确定犯罪嫌疑人出生时间、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犯罪原因等一一审查核实。2、凡是决定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案件，一律应坚持公开宣判的原则，宣告以后要落实帮教措施，继续作好善后工作，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定期考察。3、指定专人或专门的起诉科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起诉工作。负责未成年人案件起诉工作的检查人员，应当具备比较全面的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四）、审判程序。1、审判组织。中级以下的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也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有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未成年刑事审判庭和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统称“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少年法庭可以邀请熟悉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心理特征、热心与教育、挽救青少年工作的人员担任少年法庭的人民陪审员；也可以特别邀请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少年法庭的审判人员中应当有女审判员或者女人民陪审员。2、受案范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被指控为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或者主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及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审理，由人民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3、审判程序。（1）、开庭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少年法庭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查明是否附有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如果没有，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3日内补送。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被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讲解有关政策；并告知诉讼的程序和有关的权利义务，指明在接受审判时应当实事求是的回答法庭的提问。少年法庭应当针对被告人的思想顾虑、畏惧心理、抵触情绪进行疏导和教育；其次，少年法庭在向被告人的法定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在开庭审判时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在开庭审判前，少年法庭认为必要时，可以安排被告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监护人与被告人见面。第三，控辩双方可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的表现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报告，在开庭审理前提交合议庭。少年法庭应当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必要时也可以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第四、少年法庭应当为辩护律师提供阅卷的便利和会见少年被告人的时间。审判人员还可以向辩护人介绍审判未成年人形式案件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2）、第一，少年法庭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席位，开庭前，少年法庭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法定人在法庭上享有申请回避、发问、辩护等诉讼权利。开庭审理时，已满18周岁被告人的法定人行使上述诉讼权利时必须正德被告人的同意。第二，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可以坐着回答问题。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审判人员要注意不失严肃，用语准确并应该易懂。足以注意防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诱供行为。在庭审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讽刺、训斥和威胁的行为。第三，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要准确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案件发生时的年龄。在查明案件事实核实证据的同时，还应当注意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行为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法庭审理中，如果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缓刑、官职、免于刑事处罚的建议的，审判人员应当要求建议方向法庭提供未成年被告人家庭监护条件或者其所在社区帮教措施的书面材料。第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第五，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对于可以当庭宣判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在宣布有罪判决结果后，当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对于定期宣告判决的案件，如果经合议庭评议，确定未成年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又未作无罪辩护的，应当在宣告判决时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第六，未成年犯罪案件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是不得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判决时，应当明确告知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并且讲明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不满18周岁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均享有上诉权；第审程序应一律采用直接审理的方式，严格禁止书面审理。对于维持或改变原判决、裁定的二审法院应当向上诉人讲明维持或改判的理由和根据。（3）、简易程序。少年法庭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辩护人出庭。公诉人出庭的辩护人应当出庭。公诉人不出庭，被告人湖者法定人要求辩护人出庭的辩护人应当出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应当在宣告判决以后，对判决有罪的未成年犯罪人，进行认罪、悔过自新的教育。（五）、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后，应认真详细的填写结案登记表，并附送有关未成年罪犯的社会调查报告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等方面的材料，连同生效的判决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应贯彻“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方针，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6条的规定：“未成年犯在被执行刑罚期间，执行机关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法制教育，对未成年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判处管制和拘役宣告缓刑，有期徒刑缓刑的未成年罪犯，应当加强考察的组织和实施工作。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未成年犯监所的监督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各个部门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使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降到最低水平。同时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抱着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办案，严格程序，杜绝漏洞，切实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篇10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刑罚适用；缓刑

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我国对触犯刑法而犯罪的未成年人，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不是单纯地为处罚而处罚，更重要地是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采取各种正确原则和措施，把他们教育挽救过来，使之成为遵守法律的正常公民，避免其重新犯罪。

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刑事责任是指组织和个人触犯刑律，实施了刑法禁止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承担法律后果的责任。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意志自由，而这种意志又取决于后天培养的个人辨认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是由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的程度，生理精神状态决定的，其中年龄所起的作用是最直接最显著的。因此，刑法中刑事责任的承担就与年龄有了联系。这便引导了各国在刑法理论中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进行研究，而每个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是由该国的社会状态以及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未成年人在心理和生理上的成长特点而定的，这个年龄的法定必须符合该国家的实际情况。近现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虽各有不同，但一般都是根据本国少年儿童成长的实际情况以及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根据一个人从完全不具备到部分具备、完全具备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逐步发展过程，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几个阶段，划分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我国刑法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情况的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在刑法第17条中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一般地说，不满14周岁的人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不具备责任能力。因此法律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必要时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严加管教。

2、 相对负刑事刑事责任的年龄阶段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人相对负刑事刑事责任的年龄范围，即处于该年龄段的人只对刑法中规定的少数犯罪负刑事责任，而对绝大多数犯罪则不负刑事责任。这无疑是符合未成年人辨认和控制能力实际状况的科学的制度。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关于对条款规定的理解，我认为在这款中，刑法规定了处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仅对8种严重犯罪负刑事责任。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还要注意：

（1）、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对于刑法第十七条中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指只要故意实施了杀人、伤害行为并且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后果的，都应负刑事责任。而不是指只有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才负刑事责任，绑架撕票的，不负刑事责任。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

（3）、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物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4）、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盗窃财物，数额刚达到或者略过“数额巨大”标准，而其他情节轻微，又系初犯或者偶犯的；盗窃近亲属的财物，其亲属不要求对被告人定罪处罚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对所有的犯罪都应负有刑事责任。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从我国刑事立法上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来看，我国刑法考虑到未成年人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针对其生理、心理特点，对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处罚不应该完全以犯多大罪，判多少刑，单纯的为惩罚而惩罚的罪行报应。对未成年的处罚适当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成年罪犯一辈子的前途，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处罚犯罪未成年人本身。因此，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应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正确地裁量刑罚，达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

二、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刑罚的基本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同成年人犯罪一样，刑罚仍然是对其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但由于未成年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在对其刑罚的适用上同成年人有着很大差异。《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原则。这两条明确规定了对少年犯量刑的方向。这是基本于未成年人责任能力不完备及其容易接受改造、可塑性强的特点而确立的，它反映了刑罚与罪责相适应的原则及刑罚目的的要求。以上是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刑罚的最基本原则之一。

1、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刑罚时应正确适用法定情节

首先，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情节是“应当”情节，即是对量刑结果具有肯定影响的量刑情节，法律不允许审判人员有任何自由斟酌的余地，而要求其无可选择地按照法律规定从轻、减轻处罚。“应当”就意味着必须，而非“可以”。它要求：一是对未成年犯量刑要留有一定幅度，不能在法定刑内裁量最高刑；二是在具有从宽和从严情节中，应优先考虑适用从宽处罚的情节。

其次，该条款规定的还是多幅度情节，即法律规定的具有两个以上从宽处罚幅度的量刑情节，一个从宽处罚幅度是从轻处罚，另一个从宽处罚幅度则是减轻处罚。

最后，从轻、减轻处罚有一定标准，而非无标准的从轻、减轻。首先，它是相对于没有该情节而言；其次，对犯罪少年从轻、减轻处罚还是相对于同种情节的成年犯而言。

因此，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是，在犯罪性质和其他犯罪情节相同或大体相同时，未成年人犯罪应当比照成年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即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分子，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种或相对较短的刑期从轻处罚；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减轻处罚。因此，正确理解和掌握该条款精神，对指导未成年刑罚适用情节的掌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在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刑罚时应注重酌定情节的应用

酌定情节，是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立法精神和审判实践，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定罪量刑时灵活掌握酌情适用的情节。少年犯罪的动机手段、犯罪时的环境条件、造成的损害结果、犯罪少年一贯表现，犯罪后态度、人身危险性、少年犯罪的起因、促成少年犯罪的多种客观因素等等均属于酌定情节范畴。

酌定情节在对未成年被告人刑罚适用的过程中应得到充分重视。

首先，酌定情节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具有普遍性。一件少年犯罪案件可以不具备除年龄外的法定情节，但缺少不了酌定情节。

其次，重视酌定情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刑罚适用的相称原则和量刑个别化。

酌定情节在少年刑罚适用中的功能主要在两个方面：

（1）、影响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功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轻、减轻的选择除要看该案是否具备其他法定情节外，酌定情节往往是影响选择从轻还是减轻处罚的主要因素。此外，从轻轻到什么程度，减轻减到什么程度，也往往要取决于酌定情节。

（2）、酌情减轻处罚的功能。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是对酌定减轻处罚的明文规定，该规定在未成年刑罚适用中十分必要。因为我国尚无专门的少年刑法，依据酌定情节，有针对性地对犯罪少年适用刑罚从轻、减轻判处，能弥补法律规定之不足，充分体现预防少年犯罪和矫治失足少年之目的。

3、未成年被告人刑罚适用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要正确认识“严打”与从轻处罚的关系。所谓“严打”是指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打”是我们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不可动摇的方针，它对于打击犯罪，促进社会治安根本好转，惩治和预防犯罪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对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社会分子实行“严打”和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处罚是不矛盾的。“严打”是通过严厉打击来实现上述目的的，而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处罚，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通过教育、感化、挽救来达到上述目的的，它是“严打”的必要补充。那种不分对象、不分犯罪性质，一律严厉打击的做法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在坚持“严打”的同时，区别对象，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处罚。

（2）、从轻处罚与“双项保护”原则的问题。《北京规则》把双项保护原则作为少年司法的基本观点在其总则第1条加以明确规定，规定了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刑罚时，既要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利益，对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法予以惩罚，又要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即“双项保护”原则。我们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从轻处罚即是体现对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我们在坚持从轻处罚时，还要考虑到整个社会利益，对那些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极坏、经过多次少教后仍不思悔改的极少数未成年犯，在量刑时，从轻或减轻的幅度严格掌握，做到罪刑相适应，宽严相济，一味地大幅度从轻或减轻处罚，起不到惩罚和教育的作用，只会放纵犯罪，因而达不到挽救的目的。要注意保护少年的利益与保护社会的利益相统一。一方面，防止过度地保护少年的利益而对违法犯罪行为该处罚不处罚，导致损害了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防止过度强调保护社会利益而单纯处罚，忽视了对少年的保护。我国少年司法的实践证明，保护少年利益与保护社会利益并不矛盾，是并行不悖的 。

三、扩大适用缓刑的原则

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对判处轻刑者有条件的不实际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从宽的刑罚制度。为了贯彻落实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缓刑应当成为体现对未成年被告人从宽处罚的一种手段。 对未成年被告人应当在依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多适用缓刑。审判实践中，我们适用缓刑的指导思想是：能够适用缓刑的就不要适用实刑，其含义是，对罪行较轻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刑罚的未成年人，首先要考虑适用缓刑，确实不能适用缓刑的情况下再适用实刑。

1、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教育改造少年犯。首先，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少年犯适用缓刑，使其既感受到法律的公正无私又体会到国家的宽大为怀，有利于少年犯消除对社会和司法机关的对抗情绪，促使其认真接受教育改造，悔过自新。其次，由于缓刑对刑罚保留着执行的可能性，会促使少年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不敢恣意妄为，只能老实的遵守法律法规，认真接受监督管教，以避免再犯新罪。其三，可以动员和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帮教少年犯有利于少年犯早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最后，将少年犯放在社会上监督改造，可以避免因关押带来的交叉感染。

第二，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达到预防犯罪与消灭犯罪的目的。对少年犯适当多适用缓刑，有力地显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威力，促使其他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坦白、揭发，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从而收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功效。

2、少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

缓刑是附条件暂缓刑罚执行的制度，其适用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根据我国刑法第72条和第74条的规定，适用缓刑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犯罪分子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

第二，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条件。

刑法对适用缓刑的本质要求是不致再危害社会，“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对判处缓刑的被告人的要求，是审判人员对被告人主客观条件的综合评价。

(1)少年犯适用缓刑的主观条件。少年犯适用缓刑的主观条件包括三方面内容：即有认罪悔罪表现；自我控制能力较强；主观恶性较小。有认罪悔罪表现是指少年犯犯罪后自首、主动坦白、如实交待罪行，认识到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具有痛改前非的决心。对未成年人的认罪态度，不能像成年人一样去要求他们认识深刻，分析犯罪危害透彻，犯罪原因找得准确，而是能够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即可认为是认罪态度较好。自我控制能力较强是指未成年人的自我抑制能力，是抵制不良影响诱惑的意志因素。自控能力较强的适宜适用缓刑。自控能力强弱可以根据少年犯的一贯表现考查判断。如果犯罪前一贯表现较好或无劣迹，一般可认为自控能力较强，如果犯罪前劣迹累累，一贯表现恶劣，应认为自控能力较弱，一般不具备判处缓刑的主观条件。

(2)对少年犯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对少年犯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是指一旦对少年犯确定缓刑后，考验期内的监护条件和社会管理教育条件。《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适用缓刑必需具备客观条件，但根据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诱惑的特点，在考虑不致危害社会这一主观条件时，还必须考虑保证其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条件。少年犯被适用缓刑后，如果无人监管或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不仅不能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而且也难以保证他们不再重新危害社会。少年犯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包括家庭监护条件和社会管教条件两个方面。家庭监护条件是有监护人，并得到监护人切实有效的教育和保护。一般情况下，监护人是少年犯的直系尊亲属，没有直系尊亲属的，其他人适宜做监护人的，也应认为有监护条件。社会管教条件是指少年被告人如果被适用缓刑，能够就学、就业，或虽不能就学、就业，但生活有保障，派出所、街道、村委会等单位能够对其进行教育。家庭监护条件和社会管教条件两者只要具备其一，就应认为具备了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

3、放宽少年犯缓刑适用条件的设想

对未成年被告人而言，扩大缓刑的适用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笔者认为，在设有专门的缓刑执行机关，具备完善、有效的缓刑监督机制的条件下，对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少年犯均可以适用缓刑，在法律上不设置硬性的限制条件，而由少年法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实行判前考察制度，对拟适用缓刑的少年犯暂不宣判，准许其在社会中继续学习、生活，接受定期帮教和考察。根据帮教考察意见和少年被告人的具体悔罪，由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判处缓刑。

参考文献

1、汤宁、刁志华《少年刑事案件庭审方式探讨》，载自《审判研究》，1999年第2期，第35页。

2、温小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中国刑事法杂志》第47期，第88页。

3、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

4、陈万军、万国海主编《少年司法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青少年犯罪问题》1994年第4期，第7页。

5、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6、邓林主编《试述未成年犯罪刑罚裁量罚与宽的统一》，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98年第10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