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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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育发展；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 Matlab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010. 060

[中图分类号] 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010- 0103- 04

0 引 言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教育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与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形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和创新动力，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价值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重已保持在7%以上，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为6%以上，而我国于2012年才首次达到了全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入的低水平约束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教育投入决定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与质量，从而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果从根本上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两者为相互作用的统一体。

本文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讨了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经济与教育系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系统，研究充分考虑了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滞后期，以中国经济增长指标与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为比较序列建立灰色关联模型，揭示了影响教育、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指出增加教育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1 文献述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舒尔茨、贝克尔等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指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丹尼森完善了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强调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80年代初，我国学者展开了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均对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持肯定态度。蔡增正基于194个国家与地区的数据，考察了教育在25年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指出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先弱、后强、最后稍有降低的趋势；贾彦东 等人以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了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差异性，得出两者的协调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关于灰色关联分析在教育领域的研究，自1982年邓聚龙教授创立灰色系统理论以来，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教育问题的预测、评估、决策以及系统指标确定等方面。雷光龙 等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GM（1，1）预测模型，展开了对全国农村职教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并对2000年以后全国农村职教发展进行了分析预测；张文剑 等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各教育层次的规模结构、专业结构、地区结构与经济发展（GDP）的关系进行了评估及预测；项飞海、沈永跃 等均基于地区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确定指标权重进而分析各省教育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度。本文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基于近10年来全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以中国经济增长指标与教育发展水平指标为比较序列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探讨两者相关性问题。

2 模型确定与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是系统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对系统动态过程量化分析以计算系统诸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其实质就是比较若干数列所构成的曲线列与理想（标准）数列所构成的曲线几何形状的接近程度，几何形状越接近，其关联度越大，反之关联度就小。关联度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失，并且对无规律数据同样适用，不会出现量化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不符的情况，然而灰色关联分析仍存在需要对各项指标的最优值进行确定；部分指标最优值难以确定等难点。

灰色关联分析首先要指定系统特征序列，参考数据列常记为yj（j = 1，2，…，t），一般表示为：yj = {yj（1），yj（2），…，yj（n）}；被比较数列记为xi，一般表示为：xi = {xi（1），xi（2），…，xi（n）}，i = 1，2，…，m。

以yj（j = 1，2，…，15）为参考序列，以xi（i = 1，2，…，5）为比较序列建立灰色关联模型。对于一个参考数据列yj，比较数列为xi，可用下述关系表示各比较曲线与参考曲线在各点的差：

ξi（k） = ■

ξi（k）是第k个时刻比较曲线xi与参考曲线yi的相对差值，这种形式的相对差值成为xi对yj在k时刻的关联系数。？灼为分辨系数，？灼∈[0，1]，引入它是为了减少极值对计算的影响。

若记：？驻 min = ■■yj（k） - xi（k），？驻 max = ■■yj（k） - xi（k）

则？驻 min与？驻 max分别为时刻yj与xi的最小绝对差值与最大绝对差值。从而有：

ξi（k） = ■

如果计算关联程度的数列量纲不同，要转化为无量纲。无量纲化的方法，常用的有初值化与均值化。初值化是指所有数据均用第一个数据除，即：xi′（k） = xi（k） / xi（1）；yj′（k） = yj（k） / yj（1）。然后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即是各种不同时刻的值相对于第一个时刻的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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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原则

    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要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除了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以外,构建价值判断新模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来说,价值判断对其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会产生深远的、深刻的影响。为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

    非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增长是一对辩证性的词汇。在以前,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非包容性增长的道路,其主要目标是狭隘的经济增长,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唯一指标。同时,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陷入了“重效率而轻公平,重眼前利益而轻长远利益,重经济增长而轻社会进步”的误区。可见,非包容性增长经常带来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一致。为此,包容性增长要摒弃这种错误的趋势,真正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包容性增长认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发展状况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障,社会就很难得到很好地发展。与此同时,社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保证。进一步讲,如果社会发展受到遏制,经济增长就很难保证其持续性和实效性。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走一条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和谐一致的道路,而这正是包容性增长所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二)坚持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全体劳动者的原则

    包容性增长不仅指经济高数量的增长,而且指经济高质量的增长,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到广大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福利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包容性增长给全体劳动者带来的福音愈发突出。例如,近些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不断改善。同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收入分配公平系数得到不断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体劳动者,这既是一项基本要求,也是一项基本原则。

    (三)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就好比是个跳板,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既不能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也不能片面地强调社会福利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可以解决两者间的平衡问题,为两者提供一个完美的平衡点。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坚持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基本原则,这是实现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现实中,经济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着贫困的减少。两者之间要想发生联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包容性增长很好地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伴随着包容性增长的提高,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减少,绝对贫困的人数和比重也在不断降低。因此,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福利同步增长的原则,这既体现了包容性增长的民生本位思想,也体现了包容性的内涵和真谛。

    (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贯彻的基本原则,这是长期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本文所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这样几层含义: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要全面、协调、可持续。一方面,社会进步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需要经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需要社会进步为其提供客观的条件支撑。其次,物质与精神要全面、协调、可持续。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以前有了质的飞跃。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精神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无论是健康安全,还是精神文化和教育水平,都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的精神需求。最后,长期与短期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包容性增长的环境下,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或利用必须是持久性的,既不能单纯地追求眼前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也不能单纯地追求当代人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国经济必须走一条长期与短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五)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来说,数量型增长与包容性增长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与它们倡导的终极关怀有着本质的联系。就数量型增长来说,其倡导的终极关怀是物质财富增长。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包容性增长所倡导的终极关怀是人文关怀。在这种增长模式下,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通过长期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必须坚持人文终极关怀的原则。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的幸福感指数会不断提高,两者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一个人的幸福感指数很高,并不一定代表着经济的增长。这两者间要产生直接的联系,还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经济增长是否是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取得的,要看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在包容性增长模式下,中国经济更加注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增长环境。

    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转型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全新的增长理念,中国在践行的过程中还要实现路径的转型。具体而言,其路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总体来说,在包容性增长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奉行“以物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用。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讲,这种增长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持久性的增长。换句话说,这种增长模式很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增长模式。首先,在内容方面,经济增长要同时兼顾经济目标与环境目标,切实保证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其次,在衡量指标体系方面,经济增长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具体的指标来衡量。最后,在结果方面,经济增长要满足时间和空间的不同需求,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营造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氛围。

    (二)经济增长观念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屡次创造发展奇迹。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度不断加大,直接加速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或经济萧条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树立科学的增长观,为包容性增长提供合理、有效的引导。首先,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共同富裕。在改革初期,中国奉行“先富论”。这种发展观念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包容性增长必须始终坚持并践行共同富裕的理念。其次,包容性增长更强调和谐发展。在现实中,不能片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因此,包容性增长必须贯彻和落实和谐发展的理念。和谐发展,既包括制度的和谐,也包括社会的和谐,既包括利益的和谐,也包括思想意识的和谐。

    (三)经济增长制度的转型

    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制度转型为包容性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具体而言,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正式制度方面的转型。在改革初期,非包容性增长坚持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而包容性增长摒弃了这些传统制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次,非正式制度的转型。包容性增长要建立伦理至善的增长伦理,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发展取向方面,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在发展机制方面,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整体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最后,制度环境的转型。在实践中,包容性增长要想取得成效,需要有一个和谐的制度环境。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依靠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防止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保险、医疗、住房等各项保障制度,使其符合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求。

    (四)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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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危机;联系

对比克鲁格曼(1998)、马哈蒂尔(1998)、李石凯(2007)等学者对美国次贷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包括政府宏观政策的不当、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金融自由化、资本市场的泡沫化、监管缺位、经济增长的放缓、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微观经济基础的薄弱是近20年来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以下联系。

第一,导致美国次贷危机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共同因素之一既是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都采取了一些不当的宏观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运用宏观调控加速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而在诸多政策中,政府通过主动投资带动地方经济增长正是经常适用的策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应主要靠私人投资来支撑,政府公共投资只能是一种辅手段。如果为了维持经济增长而不顾客观情况地盲目扩大政府投资,试图通过政府公共投资的扩张来维持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而且会留下种种隐患。而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言,私人投资往往不足,而当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一风险则难以避免。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就越高,公共投资的扩张和指令性的贷款计划几乎成为了一些地方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

第二,从金融体系自身的脆弱性而言。相关研究都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会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使得其更加容易出现风险。实际上,金融风险的相关理论都认为,导致金融体系自身脆弱性的原因主要就是信息缺陷的客观性与金融主体行为的不理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使得该地区市场机制的效用大大降低,进而加剧了相关的信息缺陷问题,而这完全有可能会进一步促使主体行为的非不理,从而导致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我国股市中某些股票的大起大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第三,金融自由化是引发两次金融危机的又一共同因素。而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政府及金融机构都有加快金融自由化的内在冲动,这也为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积累创造了条件。以我国为例,发达的东部地区希望继续保持其经济领先的地位,而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更有向上的动力,这直接导致当前全国各地关于金融支持某地方或者某行业的发展的研究不断涌现。而从实践中看,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相关理论的支持下,各地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有了推动金融深化、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的愿望,而这亦有可能导致多方面的金融风险。

第四,资本市场的泡沫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经济领先区域很容易出现资本市场的泡沫化,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首先,由于经济领先区域相对较好的投资环境,经济落后区域的资本会持续的流入到经济领先区域,导致经济领先区域流动性的相对性过剩,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就存在中西部地区资金持续流向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情况;其次,国家“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是针对全国经济情况进行的调控,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当国家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很容易导致经济领先区域经济的过热,进而导致资本市场的泡沫化,而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正影响着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五,监管缺位。金融监管本身就是滞后于复杂的经济现状的,现有研究表明已有的金融监管政策及方法都是在对已经爆发的金融危机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情况下引发的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企业之间过密的联系,政府对金融机构经营的过度干预都会使得这一时滞后大大加长。在我国,由于地方财政与地方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政府一直无法真正完全处于调控的位置,这无疑加大了这一风险。

第六,经济增长的放缓。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导致区域间产业同构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必然导致国家及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在我国,当前受全球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经济增长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而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内需,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几乎是不能避免的。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导致的中西部大部分人口平均收入较低问题毫无疑问是制约内需放大的重要原因。

第七,微观经济基础薄弱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下企业-政府联系机制会更加紧密,特别是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更是如此。一旦宏观经济波动,政府鞭长莫及,企业便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普遍存在只注重扩大生产规模巩固市场的垄断程度的倾向,而对科研与开发及无形资产的集中重视不够,尤其是大企业往往容易得到国家的某种扶持和优惠,并能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影响政府决策,从而损害政府对竞争的保护政策,破坏创新机制的正常运作。因此,这些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倾向,创新能力不足。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企业大多将效益不好归咎于资金不足,而不是更多的从自身的经营管理上找原因,这更加大了这一风险产生的可能。

参考文献:

1、李忠民.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冲突问题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1).

2、宋春梅.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实证研究[J].理论探讨,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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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增长质量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82 年至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03%，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3.7%。城市群是城市化道路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和高级阶段，是发展现代城市经济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区域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我国计划形成包括沿海三大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在内的十大城市群，它们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将成为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

城市群能否承担带动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提升的重要职能，取决于城市群的承载力――尤其是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否支撑其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提升。自“十七大”起就提出了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增长速度之前，表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不难，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矛盾与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十二五”规划指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群的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益凸显，已威胁到区域甚至国家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对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质量提升的分析研究，不仅能使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还能够让我们观察和把握到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状态。

2.文献综述

2.1 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

20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年代初，人类意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罗马俱乐部”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构建了“世界模型” 对全球的资源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进行评价，提出了经济的“零增长”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Slesser提出了新的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方法――ECCO模型。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等发表了《经济增长、承载力和环境》一文引起了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积极探讨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王学军（1992）提出了“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这一概念，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和层次分析法，从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定量评价和分析了中国分省区的地理环境承载力潜力[1]。毛汉英（2001）等采用状态空间法作为量度区域承载力的基本方法，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人类活动定义为三维空间状态，定量地描述和测度区域承载力与承载状态[2]。方创琳等（2003）采用多模型互补对接支持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绿洲系统“三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进行了多情景预测分析[3]。中国科学技术大会（2008）主编的《中国城市承载力机其危机管理研究报告》通过预警指标对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主要城市群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交通和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统一。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不断积累，质量提高的重要源泉是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4]。李岳平（2001）拟建立一套在定性规定上的、科学适用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六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5]。刘亚建（200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为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余产品量，并认为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投入的资金物资越少，经济增长质量越高[6]。

钞小静、康慧（2009）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7]。钞小静、任保平（2012）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8]。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3.以三个城市群为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分析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包含了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综合承载力概念，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资源结构符合持续发展需要，区域环境功能仍具有维持其稳态效应能力的条件下，区域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9]。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多变量、多层次的动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分析、比较和选择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的，要充分考虑承载体与受载体之间的互动反馈方式、强度、潜力与相互替代等特点。本文在综合借鉴毛汉英（2001）、李岩（2010）、毕明（2011）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资源承载力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两大分项指标体系，这两大分项指标体系又具体包括19个基础操作指标，如表1所示。

从国内外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文献来看，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并提出要在数量基础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依据国内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10]。在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广义定性之后，笔者综合借鉴李岳平（2000）和钞小静（2009）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代价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主要方面，在这四个分项指标体系下又设定14个基础指标，如表3所示。

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为例，对这三个地区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分析和比较不同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别与联系。之所以选取这三个城市群是因为它们分别是我国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由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面积较大，所以在资源储量和地域面积的绝对量上占有优势，比如土地面积、水资源总量、主要能源储量（关中地区数据缺失）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等方面。京津冀地区主要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储量最大，达30609.42亿吨;人均GDP最大，但万元GDP水耗也最多;森林覆盖率、人均道路面积最少;经济发展的二元性较为突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高代价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但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分配状况较好。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状况都优于其他两个城市群。2012年GDP产值达108905.27亿元，第二、三 产业产值比重达96.07%，并且在科学技术投入和成果方面最为突出，但付出的经济增长代价也最多;虽然长三角土地面积最大，但人口密度是京津冀和关中城市群的1.5和1.7倍;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关中城市群的森林覆盖率和人均道路面积指数遥遥领先，并且污染物排放量最少，但大部分资源还是相对稀缺，资源承载力相对较弱;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与京津冀和长三角相比最高，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4.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高，例如长

三角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无论是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处于劣势，并且二元结构突出，但仍有其独有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京津冀城市群资源环境条件和承载能力相对较弱，所以经济增长质量不及长三角地区。因此，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其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的好坏依赖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要追求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就不能忽视支撑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不能盲目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而要根据承载力状况调整发展战略，战略目标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战略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型，战略要素依赖由资源耗费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型，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发展转型[11]，推动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学军.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及其区际差异[J].地理科学，1992，12（4）：322-328.

[2] 毛汉英，余丹林.区域承载力定量研究方法探讨[J].地球科学进展，2001，16（4）.

[3] 方创琳，鲍超，张传国.干旱地区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变化情势与演变情景分析[J].生态学报，2003，23（9）：1915-1923.

[4] 王积业.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0，（1）：11-17.

[5] 李岳平.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及实证分析[J].江苏统计，2001 （5）：19-22.

[6] 刘亚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J].思想战线，2002，28（4）：30-33.

[7] [11] 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6）：75-86.

[8] 钞小静，任保平.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4）：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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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协整分析 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济分析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在众多经济学重要课题中，金融进步和经济发展存在的争议问题，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在理论方面和实证层面上，都影响着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理解和处理。

从理论层面分析，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与新古典宏观学派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货币金融变量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只是一层面纱。金融发展处于“供给主导”地位。

在实证分析上，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的比较分析，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进步和经济扩大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而言，关注金融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本文将基于国内专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对国内目前金融行业发展与经济之间存在的辩证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与数据

衡量金融发展，国际上通用的标准：麦氏指标（M2/GDP）和戈氏指标（全部金融资产/GDP）。戈氏指标别称是金融相关比率（FIR）。许多学者选择这两个指标进行实证分析，这两个指标局限性在于都仅仅测度的是金融规模，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表金融发展程度。马正兵（2008）据此应用第一组数据与经济增长向量开展典型相关分析，构建了一个金融发展指标=1.2015×M2/GDP―0.0465×PRIVATE―0.2248×SVT/GDP，应用路径分析方法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的效应和路径。本文将应用马正兵（2008）所构建的金融发展指标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回顾历年文献，之前的学者有选择GDP、GDP的增长率或者人均GDP的。本文选择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

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较晚及部分稻2009年之后缺失，我们采用数据样本区间为1992-2009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金融年鉴》。为了实现除去不稳定的时间序列的不同方差情况，同时实现变量间的弹性系数，对人均实际GDP和金融发展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nARGDP和LnFD来表示。应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单位根检验

如果变量之间的信息在产生中是不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两个不平衡的时间程序做回归分析，这样对导致虚假回归情况的存在。因此，在进行检测以前，对这些时间程序进行是否平稳进行检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用ADF方法对lnARGDP与lnFD两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lnARGDP和lnFD均为I（1）过程，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

（三）协整检验

本文在这里采用E-G两步法协整检验来分析人均实际GDP和金融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

第一步，对同属I（1）过程的lnARGDP和lnFD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采取最小二乘估计（OLS），模型的估计结果为：lnARGDP=7.9594+0.8380lnFD

（87.9838）（4.0788）

R2=0.5097F=16.6362

第二步，对上述模型的残差e进行单位根检验，仍采用ADF检验，人均实际GDP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方程回归系数表明，金融发展对人均实际GDP的弹性为0.8380，即金融发展深化1个百分点，人均实际GDP可增长0.8380个百分点，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1988年格兰杰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为：

[Yt=α+i=1mβiYt=i+j=1nγjXt-j+μt]

上式中：Xt，Yt分别代表两组变量Xt-j为Xt的滞后值，Yt-i为Yt的滞后值，α是常数，βi，γj为回归系数，μt为随机误差。

零假设检验为Ho：“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如果系数γ1，γ2，…γn中至少有一个显著不为零，则拒绝零假设，接受“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对两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lnARGDP和lnFD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人均实际GDP的变化对金融发展的深化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当前情况是金融进步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维持长时间的相互平衡。金融发展帮助经济发展，在另一方面经济进步没有给金融发展提供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进步之间联系，中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近二十年期间存在从金融发展到经济增长的单一因果关系。我们的结论支持了“供给主导”的理念，就是金融的进步帮助了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被动体现。

通过以上分析，金融进步应该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不断进步，有必要进行金融行业的改革，保持金融行业规模的扩大，推动金融结构优化，改善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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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内蒙古，股票市场，经济发展上市公司

 

内蒙古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令人注目, 根据《内蒙古统计年鉴2010》,在过去的五年间，的GDP从2005年的390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1620亿元，年均增长17.6%，经济总量由全国后列进入中列。 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跟国家的大政策、宏观的经济环境有关，也跟自己所具备的优势有关,毕竟，内蒙古资源十分丰富，人口又相对较少，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但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发展的很缓慢，上市公司数量连续几年保持不变，上市公司的结构也很单一,这与自治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局面极不相称。

1、 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1 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讨论了在制度约束下，经济体内要素作用的经济增长问题，考察了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发展上市公司，指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技术和劳动（人力资本）。但根据我国近 30年来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资本贡献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我国劳动力相对富裕，人力成本低，物质资本却相对稀缺，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资本贡献。并且，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来看,资本形成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发展经济学早期的“大推动”、 “非均衡增长”、“结构性变革”、 “低水平陷阱”、“金融深化”等研究,都强调通过一切手段提高资本形成以推动经济发展。资本贡献是讨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因素。

股票市场的存在，加速了资金的流动和资本的形成。通过股票的发行，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又流入了发行股票的企业，促进了资本的集中，提高了企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大大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股票的流通，使小额的资金汇集了起来，又加快了资本的集中与积累，社会资源通过股票市场的集中和分配，能够实现在既定条件下的最优配置。股票市场变成了融通资金，联系和沟通资金供给和需求的纽带，将资金盈余部门的资金融通给资金短缺部门 。Baymol（1990）指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快慢，主要不是取决于该社会资源的优劣，而是取决于该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对资源的引导及机制能够发挥的范围与程度。

1.2 国外对股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有关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比较多，最早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学家 Goldsmith (1969)的研究，使人们开始关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0 世纪 90年代后，一些经济学家在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股票市场的发达程度与一国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米切(Michie,1987)的研究表明，1853年，在英国大约有 25%的投资资本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经济发展上市公司，1913年，这一指标达到了 33%；格利和肖(Gurley&Shaw,1967)则认为，19 世纪美国发行的股票价值是国民财富或收入的一倍以上。

阿替勒和约凡诺维克(Atie& Jovanovic,1993)利用GJ 模型和MRW 模型分别研究了股票市场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他们发现，在其研究期内（1980-1985 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发展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当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也恰恰是股票上升的时机。股票市场交易率 i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上升0.083 个百分点。因此，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如果不利用股票市场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手段是很大的损失。

肯特和利文(Kunt& Levine,1996) 选择了 44 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作为样本国，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逐渐递增，而中央银行的作用逐渐递减。博伊德和斯密(Boyd & Smith,1998)则认为，处于较高人均收入水平下的经济总是伴随着活跃的股票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与股票市场的高速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迈耶从证券市场规模、数量的角度讨论了股票市场的作用，认为股票市场直接融资的作用体现在企业的融资结构和证券融资占其总融资的比重上。

综上所述，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股票市场有助于动员储蓄，便利交换，降低流动性风险，优化资源配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可见，一个地区的股市发展情况能反映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2、内蒙古股票市场与经济的研究

股票市场是股票发行和交易的场所，包括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俩部分，本文是从内蒙古股票发行市场－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角度，考虑研究内蒙古股票市场的发展，进而研究讨论内蒙古的经济发展。

2.1 从内蒙古上市公司的数量变化看待其经济的发展

在金融发展战略之下，内蒙古挖掘、打造自已的区域特色，资本市场发展很显著经济发展上市公司，逐渐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内蒙古自1994年第一家上市公司（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成功发行后，截止2010 年年末，全区共有21家上市公司，其中在香港上市1家,在境内上市20家(上交所上市14家,深交所上市6家)。内蒙古的经济和股票市场近几年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内蒙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匹配。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增速的鄂尔多斯市，在过去的10年内，没有新增一家上市公司。到现在为止，上市公司仍然只有老四家：鄂尔多斯、远兴能源、亿利科技和伊泰B。

表1 内蒙古境内上市公司与国内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对比表

 

 

 

2007年

2008 年

2009年

2010年

内蒙古上市公司

19

20

20

20

国内上市公司

1 530

1625

1718

2063

占国内上市公司比重

1.2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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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经济结构；要素转移；结构优化；关联

一、我国农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途径

（一）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农业要素转移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经济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生要素转移效应。我国农业结构中，种植业长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现在，种植业占农业结构比重超过50%，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三者加起来不到一半。在农业的四个部门中，种植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畜牧业和渔业较高，我国农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种植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畜牧业和渔业的结构比重则持续上升，伴随着这一过程，农业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由种植业不断向林牧渔业转移，不但农业产出的量不断增长，而且农业产出的质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总体来说，要素转移效应从“质”的角度揭示了农业经济结构变动影响农业产出增长，长期来看，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农业产出与农业结构都不断变动演化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产业关联是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指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的经济结构形式。在社会化生产中，农业产业一方面依赖其他产业的投入以形成并发挥本产业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依赖于其他产业的需求关联，销售本产业的产品，投入产出联系构成产业关联的物质基础。产业关联的方式包括产品、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以及投资联系等。产业关联的类型可以分为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单向练习与多向联系；顺向联系与逆向联系。产业关联分析的是产业结构与产出增长在“量”上的联系。

为便于分析，本文主要考虑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农业各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如表1所示，下面分析产业关联对总量增长的影响。

由于结构关联水平主要是说明农业各部门之间以何种生产技术发生联系，不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形成不同水平的结构关联，此时，某一部门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从各部门投入的中间产品投入量是不同的，因此可以用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来反映结构关联水平及其变动。直接消耗系数又称投入系数，是指j部门生产一单位产品所消耗的i部门的产品数量，假设aij为j部门的投入系数，Xij是投入产出表中第i行，j列的元素，表示投入j部门的i生产，Xj为第j列的总数，表示j部门的总产值，则有：i，j=p，w，s，f）。

，矩阵A反映了整个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如果扩大到各个产业，扩大后的矩阵A则表示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总体技术水平。经济在短期内可以用高投入、高消耗得到高产出，但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长期增长，并且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因此，技术矩阵的水平高低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

结构关联以一定的技术水平为基础，也受部门关联程度的影响。这种关联程度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观反映就是部门之间中间产品的交易规模。规模越大，说明产业之间联系程度越高。随着部门之间交易范围扩大、环节增多及交易额增大，产业结构关联程度开始深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次上进行分析。从总量层次上讲，通过比较中间需求（中间需求/总产出）的相对比例的变化与产出增长的变化后发现，两者具有相关性，中间需求与总产出的比率增加较快的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这表明结构关联程度的较快深化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部门结构层次上讲，部门产出增长与部门中间使用率（中间投入/总投入）增长一致。世界银行对日本、韩国、以色列、中国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个部门共计四十组观测值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研究数据肯定了结构关联程度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优化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农业经济结构优化是指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合理化主要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调整不协调的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间协调发展；高度化主要遵循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通过创新加速农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制，促进产出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的内容主要是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农产品贸易结构的优化。

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四部门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互适应，四部门协调平衡发展，产业的结构效应能够充分发挥。农业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不断投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是自然环境在可控范围之外，本文可以合理地不做分析），而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果，合理的结构与国内、国际市场相适应，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效应能够有效的展开。因此农业结构合理化是农业经济协调增长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农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发展，沿着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顺向递进演进；顺着劳动密集型农业，资本密集型农业，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阶段发展。传统农业密集使用劳动，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大规模使用，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过程，以及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向包含农业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都是农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它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占优势的农业部门或产品。

农业产业优化能够有利于发挥产业的结构效应，深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促进关联效应。尤其有利于发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即主导农业部门“不合比例增长”的作用对其他关联产业产生的影响，分为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前向效应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还存在其它的效应，如结构弹性效应、成长效应、开放效应等。

（四）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区域布局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经济结构具有层次性，农业区域结构是指地区层次的农业结构。区域产业结构是指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划分的经济区域内，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要素禀赋、适宜技术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区比较优势，使得各种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不同。如两湖的粮食主产区，东北的粮食主产区，山东的花生，以及华北平原的玉米、小麦主产区等。区域结构是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往往不能形成统一体系，但是各具特色，形成若干个在全国具有专业化的优势产业部门，各地区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相互依存。

合理与协调的区域产业结构是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经济增长规模是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反映了内涵的技术水平，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联系密切，相互制约，经济增长引起结构演进。农业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动能够有效影响农业产出的增长，被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过程所证明。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而且各种农产品的生长条件也不尽相同。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气候迥异，尤其是南北方、东西部的自然气候条件截然不同，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行政区的农业结构却高度同质化。1978年，17个省市自治区的种植业占农业80%以上，占59%，22个省的粮食占种植业80%以上。据统计，各省同质化程度超过90%。东北三省的农业结构同质程度高达99%，而且东三省与长江流域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相似程度也接近98%。农业结构没有反映地域差别，也没有反映产品差别。随着农业经济的加速发展，上述地区的同质化迅速降低，各区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主导产业，全国范围内形成大米、小麦、花生、玉米等主产区，既发挥了规模优势，也发挥了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农业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还大大加速了农业生产专业化，促进农业技术的变革。因此，农业经济结构变动的区域布局效应，对农业产出的增长具有积极的效应。

二、总结

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农业经济结构变动使得农业劳动和资本等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如种植业）像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如畜牧业）转移，从而产生要素转移效应，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的四个部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化肥农药等投入品以及生产品的销售，不但与工业等其它部门产生关联，而且也与农业内其它三部门发生关联，产业关联的发生、发展和深化，也体现了农业技术水平，能够影响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经济结构在演进过程中，不断向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伴随者这个农业产业优化的过程，农业的区域结构也在变动，两者都能够影响农业总产出的增长。因此，农业经济结构变动主要通过要素转移效应，产业结构关联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产业区域结构布局效应等四个途径，对农业增长发挥重要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就是总量与结构都不断变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白宏.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问题，2002(9).

2、庞道沐.大力推进根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J].农业经济问题，2005(9).

3、张晓群等.加入WTO与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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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变迁；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在区域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当中，主导产生占据了主要的动力，通过不断的技术研究与进步，推动出了新型产业的出现，并且也推动了产业结构不断地向着高级化的区域发展。技术的研究与进步有效地提高了社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地深化了产业的分工。高新科技技术的运用，有效地改造了传统的产业模式，这也是我国针对传统产业的发展所提出的最基本的应对策略。不断地将先进设备引入到产业当中，合理地规划与管理重工业，做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配套设备的吸收与消化，才是产业结构升级当中的重点。

一、产业结构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概述

（一）结构问题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

在现代的经济发展当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社会分工正在日益的细致化，随着急剧增加产业部门，也使得部门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导致相互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这也显示出了现代化的经济增长需要具有一体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也就使得经济结构调整效益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点。在现代的经济增长当中，另一点较为显著的变化则是持续高增长。从一般情况来看，对于人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以及配置等决定了持续高增长，而资源配置会出现何种效果则取决于结构状态。另外较为显著的变化则是大量科技技术的使用。也可以那么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现代经济的高增长率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不可能在生产部门之间平均地进行新科学技术的分配，科学技术只能够被某些特定的生产部门吸收。所以，首先是在特定的部门当中出现了创新技术，然后才逐渐地扩展到其他的部门当中。因此，对于总量的增长来说，技术创新是结构关联效应的产生而最终实现的。

（二）产业结构变迁加速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的，结构的变化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而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之所以产业结构变迁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加速作用：其一，主要是由产业部门之间增长率不同而造成的。因为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增长率的不同，为了加速与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就需要将增长率较低的区域内的经济资源逐步转向到较高的区域，也只有实现这种经济资源的转移，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经济增长，增长率较高的区域才能够提供足够的资源以备使用。如果没有进行此类资源转移，增长率较高的区域就不能够实现资源的增长，或者说是增长较为缓慢，而产业结构出现变迁的过程就是此类转移过程。因此，只有在结构变迁当中以一定的资源转移作为其内容，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经济增长加速，如果没有这种变迁，经济增长就会较为缓慢，甚至是不出现经济增长。

（三）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产业结构不仅有利于经济运行的实现，又能够反映出资源配置的效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演进，其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结构的变迁与调整。所以在经济发展当中，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最为永恒的主题。从目前的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来看，其新趋势已经是结构优化和调整，最终实现了质量与效益提高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结构效益的增长。从这一个意义上来看，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为抓好结构调整。

二、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产业结构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经济总量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较多的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的问题。

1.第一产业集约化的程度较为低下。从目前我国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农业基础依然较为薄弱。对于农产品来说，生态、水资源等等都约束着正常的供给。目前的农业生产大多数都属于小规模的经营，不能够形成统一的规模，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的生态化与现代化。

2.过度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从数量上推动第二产业增长。在第二产业上，主要是依赖机械、能源、房地产等等，在这些产业当中，以技术、附加值为主的行业水平不足，导致了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过高，而工业技术的密集型偏低；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第三产业依然满足不了需要，尤其是没有形成行业当中需要的，并且较为规范与系统化的法律法规。

3.没有合理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非正常趋同等问题。在地区都遵循着“GDP至上”，而相对落后的地区依然对于先进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律与模式进行照搬，完全忽视了自身在产业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重复性的建设比比皆是，导致只从数量上增长，而忽视质量，导致产能过剩，而此类问题虽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主要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能源与资源的消耗程度较大；二是在国际经济的竞争当中，我国的企业缺乏核心能力，导致贸易摩擦急剧加大、贸易条件日益恶化；三是三次产业之间不存在良好的协调性，导致就业矛盾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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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 经济差异 云南省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概述

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以熊彼特（1912）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较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发育良好的金融体系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进而影响储蓄水平、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希克斯（Hicks， 1969）在考察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发现，工业革命中所使用的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存在，真正引发工业革命的是金融系统的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帕特里克（1966）和戈德史密斯（1969）强调金融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帕特里克（1966）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区分为“供给引导”与“需求跟随”两种类型。帕特里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出推断：在经济发展初期，金融发展导致实体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趋于成熟时，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拉动金融发展。

大多数经济学家从理论与实证研究的角度证实了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如格利与肖（1960 ）、戈德史密斯（ 1969）、麦金农（Mckinnon， 1973）等人分别从金融中介、金融结构、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等角度论述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否定了琼・罗宾逊等人作出的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被动反映的观点。尤其是戈德史密斯（1969）开创性地运用跨国实证研究，检验了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但并非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可以减少信息与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储蓄率、投资决策、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率。

国内学者则把中国视为一个整体，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有韩廷春（2001）、曹啸和吴军（2002）、陈伟国和张红伟（2008）、姜春（2008）等，他们主要从实证方面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的不同侧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丰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成果。但是，全国各地区的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平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出显著的区域性，所以，有必要离开全国层面深入到具体的地区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正是基于对此问题的考虑，从云南实际出发，从地理空间范围层面来认识金融活动的区域化运行的特点，进而揭示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云南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

（一）研究的空间单元及分析方法选择

根据云南省政府关于构建滇中经济圈的发展规划，文章把云南省16个地州（市）划分为滇中、滇西北、滇西南三个大地带，其中昭通与曲靖原为滇东北地区，但因曲靖已并入滇中地区计算，若将昭通单独作为一个独立区域进行定量计算，势必拉大区域间金融差异，使数据缺乏可比性和科学性，故把昭通地区并入滇西北计算，各区域的详细划分如表1所示。

本文选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作为衡量一个地区金融资源总量指标，是因为我国目前存款指标总量达到全部金融资源总量的80%以上，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在时序段上，选取1990-2007年连续时间序列，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云南金融年鉴》。

为进一步认识金融活动的区域化运行特点，本文采用金融相关比率来衡量区域金融差异，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 FIR）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戈德史密斯，1998），可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公式如下：

（1）

其中，i表示区域数，j表示年度，sij表示第i区域第j年的金融资产总额，yij表示第i区域第j年的GDP总量。

（二）云南滇中、滇西北、滇西南三大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演变过程

利用公式（1）计算得到云南省三大区域金融相关比率（见表2），可定量描述1990-2007年云南省区域金融差异的产生和变化过程。

根据表2绘制曲线图1，可进行分析与讨论。结果显示，云南省金融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发展极不平衡。从图1可看出，1990-2007年，云南省三大区域的金融相关比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滇中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1992年，该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超过50%，到2001年超过1；滇西南地区，其金融相关比率在1996年超过50%，之后保持在60%左右；滇西北地区金融相关比率在2000年才达到50%，之后保持在60%左右。说明滇中地区2000年以后，金融资源充裕，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滇西南和滇西北金融资源相对匮乏，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就云南省来看，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之间的外延是否完全重合？本文将就此进行实证分析。

基于金融资源区域分布的区域经济差异实证分析

（一）云南省金融发展空间分异特征

根据云南不同区域金融相关比率，可以初步知云南省三大区域滇中、滇西北、滇西南金融发展水平的演进规律。为进一步分析16个地州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的特征，本文采用金融区位熵指标，计算2007年云南省16个州（市）金融区位熵，结果见表3。计算公式为：

（2）

其中，s为金融资产，包括存贷款余额、保费收入、上市公司市值。Qi表示第i区域内金融资产总量在全省的占比与该地区的人口在全省中的占比。Qi的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越低。

为对区域内金融发展的相对差异进行比较，本文按区位熵对地区金融进行分类：以Q表示云南省金融区位熵的平均值，经计算Q为1，当Qi＞Q时，为金融资源较富裕地区；当0.6＜Qi＜1时，为金融资源不足地区；当Qi＜0.6时，为金融资源较匮乏地区。由计算结果知，昆明、玉溪、版纳、德宏等地区金融区位熵大于1，这四个地区金融资源相对富裕，曲靖、丽江、保山、楚雄、红河、大理、怒江、迪庆等地区金融资源相对不足，金融资源较匮乏的地区为昭通、普洱、临沧、文山。

（二）云南省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文采用经济区位熵指标，来衡量不同地理空间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程度。通过计算，得到2007年云南省16个州（市）经济区位熵（见表4）。

根据表3、表4，绘制图2，从图2中可看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内在联系，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也高，金融发展受到抑制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金融活动的区域化导致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与金融活动的区域化运行紧密相连，两者之间的外延基本重合。

结论与启示

实证分析表明云南省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的地域性与金融活动的区域化运行具有内在联系，且二者之间的外延基本重合，即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也较快，金融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储蓄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金融资源的富余与稀缺程度的不同导致的发展结果不同。提高储蓄率，增强金融创新能力，促进资本集聚，是实现地区经济增长的前提。由于云南省内各地区的资源禀赋、政策扶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不同，导致金融集聚能力不同，省会城市昆明凭借其优势地位成为全省资本的集聚地，成为全省经济的增长极。但边缘地区的资金过度向中心城市集聚，会导致中心地区的经济过热，出现房产泡沫和过度投资、物价上涨等问题，成为金融、经济风险诱因；与此同时，边缘地区如怒江、普洱、昭通等，由于资金稀缺，自我发展能力低下，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方面，存在一个循环过程：低收入―低储蓄能力―资本形成不足―低生产率―低收入，在供求循环累积因果作用下，将很长时期处于贫困状态。政府应适时进行调控，对这些地区给予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改善其金融生态环境，突破贫困恶性循环链条，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Goldsmith， Raymond W.，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69

2.Gurley， John G. and Edward S. Shaw， Money in a Theory of Finance，[M]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0

3. Levine，Ross and Zervos，Sara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8（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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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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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伟国，张红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1952-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J].当代经济科学，2008（3）

篇10

 

 

河北省“八五至十一五”20年间地区生产总值由896.33亿元增长为20 394.26亿元，翻了22.75倍(未剔除物价指数影响);综合货运周转量由1 520.75亿吨/公里增长为8 070.69亿吨/公里，翻了5.31倍;综合客运周转量由357.88亿人/公里增长为1 172.86亿人/公里，翻了3.23倍。“十二五”期间河北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完成投资6 431亿元，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容量将进一步扩展，同时又面临不同运输方式间的竞争加剧，各种运输方式竞争发展激烈，其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显现。本文采用河北省1990—2009年交通运输与经济统计数据，分析河北省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以期为制定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战略与决策提供依据，促进区域综合运输体系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异地贸易呈蓬勃之势，各种运输方式的业务量迅速增加，特别是近年来，综合运输体系越来越完善，综合交通运输建设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作用日益增强，学术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对综合运输体系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1]罗斯托认为交通运输是随着商业的兴起而发展的，运输网的扩大可引起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随之扩大。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豪伊尔提出运输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欧文在《交通运输与世界发展》(1987年)一书中，用37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定量分析认为，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奥地利经济学家E·萨克斯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对运输业进行了研究，奠定了运输经济学的基础。1996年世界银行在《可持续运输：政策变革的关键》一书中指出，运输是发展的关键，如果没有为工作、健康、教育和其他令人舒适的环境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生活质量就会变差等[2]。国内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另一种是从交通运输学视角进行研究。两种研究利用的方法虽不同，但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一致。主要论述两者关系之间作用关系、投资效应。

 

总的说来，现行研究中存在以下缺陷：(1)多数研究只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省份约三十多年的数据，这些宏观统计数据资料未能深入到交通运输结构，使分析的内容和结果均受到一定局限。(2)我国相关研究的成果分为两类：一是交通运输业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方法或现代方法中使用传统指标体系，对自然环境指标考虑多，经济指标考虑少;二是经济学专业相关学者大多使用《中国统计年鉴》《经济年鉴》等宏观统计总量数据，关于交通运输数据多数采用了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等，未考虑公路、铁路、航空网络密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经济计量分析特点，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思想，结合协调发展理论提出了基于VAR和VEC模型的交通经济数据的分析方法。在指标选取上不仅考虑经济指标、交通总量指标，还将微观网络密度指标统筹考虑，利用换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以河北省交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

 

本文选取1990—2009年的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衡量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指标之一为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借此来反应交通运输发展规模，该指标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获取，本文首先把区域内的铁路、公路、内河通航里程加总得到综合运输里程，再根据网络密度定义，得出1990—2009年河北省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①。换算周转量②，是指将旅客周转量按一定比例换算为货物周转量，然后与货物周转量相加成为一个包括客货运输的换算周转量指标。它综合反映了各种运输工具在报告期实际完成的旅客和货物的总周转量，是考核运输业的综合性的产量指标。本文选取1990—2009的全社会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并将客运周转量进行调整得到换算周转量代表综合周转量，借此来反应综合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见表1)。

 

(二)研究方法及样本分析

 

本文将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利用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换算周转量衡量综合交通的建设规模。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3]，通过协整分析探讨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之间短期和长期的均衡关系，利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探讨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为了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1990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对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得出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得到生产总值时间序列、网络密度时间序列、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图1，相关数据资料中没有异常值和缺失值。

 

三、统计结果及分析说明

 

(一)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长期动态关系

 

利用上述数据，设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时间序列为{yt}，网络密度时间序列为{xt}，综合周转量时间序列为{Zt}。并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检验水平下原序列{yt}、{xt}与{Zt}均不平稳，且含有截距项结果见表2。

 

对原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得lnyt～I(1)，lnxt～I(1)，lnZt～I(1)。传统的VAR理论要求模型中每一个变量是平稳的，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需要经过差分，得到平稳序列再建立VAR模型，但这样通常会损失水平序列所包含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将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在变量的协整关系上建立VAR模型。利用Eviews6.0，根据AIC准则与SC准则最小建立VAR模型的滞后期(见表3)。

 

根据表3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为2，并对lnyt、lnxt、lnZt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

 

根据序列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两种检验方法表明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表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尽管经济增长与网络密度、综合周转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然而实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扰动，比如经济政策的变化等。这导致了变量常常会在短期偏离其均衡路径。基于此，我们建立VEC模型来分析其长期和短期因素的影响。本文估计得到关系式为：

 

其中误差修正项反应了变量偏离长期均衡路径的反应程度。在长期均衡中经济增长变化受综合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与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影响。由于现在的区域经济是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系统，因此河北省区域经济的运行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劳动、资本、信息的交换。在这些要素流动中，交通运输发挥着导向和制约的作用，便利的交通条件——交通的可达性和运输能力的扩大性能够促进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塑造城市形态;从短期看，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变动分为四部分：(1)受上一年度的综合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影响较大，表明由于运输业产出的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生产资料的流通壁垒，使得市场的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2)受上年交通网络密度增长波动的影响，在河北省的区域范围内网络密度主要受交通的里程长度影响。(3)受上年度的自身经济增长变动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惯性，使得经济发展受自身影响很大。因此研究经济系统内部问题也具有现实意义。(4)来自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当经济增长发生短期偏离，系统将以0.06的速度将经济增长变动反向调整到均衡状态。因此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通过这种稳定性能够调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交通运输的网络密度短期波动主要受上一期的综合周转量的增长波动以及经济增长波动变化影响，当经济增长波动扩大对网络密度的增长变化影响反而变小。网络密度的短期偏离，系统能以0.07的速度反向调整。短期内上一期经济增长的波动变化并不能增加交通建设规模的引致需求。经济增长的变动对交通运输业的促进作用减少，交通运输的建设主要是以需求为导向，受自身的发展规模的影响较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对运输需求的认识体现出浓厚的供给主导观念。这种观念在实践中延伸的意义在于以一定的供给条件去对应一定的需求或在一定的供给条件下去研究需求。从运输业，特别是道路运输业发展的现实来看，一方面交通运输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仍需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着非常严峻的运力过剩的现象，产生了严峻的结构性过剩的矛盾。可见一味地增加各种交通的里程、规模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大幅增长，因此应该对交通线路的节点进行优化、科学管理，使得交通运输的利用能力增加。只有经济能够平稳增长、工业产值也平稳增加，交通运输的建设才会平稳推进，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促进对交通运输需求的先决条件。

 

综合货物周转量的波动变化受经济增长波动与交通建设规模增长波动的正向影响。当经济加速增长会促进货物周转量速度增长幅度。当交通建设规模加速发展时也会使得货物周转的速度提高。这与河北省实际情况较为符合，作为工业大省，在现有交通运输规模的条件限制下价值量的增加必然通过提高运输能力或者增加平均运距来提升货物周转量。运输业本身创造着巨大的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使用价值，通过运输业的发展推进生产布局优化，实现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可大大提高资源效用，增加物质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日趋鲜明，相互联系日益密切，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运输则是这一发展规律的内在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运输手段的衔接，就不可能出现产地与销地的空间分离，资源与产业的空间分离，只能就产就销。交通运输的输送和吸引功能，是经济增长推动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条件[4]。

 

(二)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分析

 

利用Eviews6.0对VAR(2)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模型特征方程的根均大于1，则VAR(2)为平稳系统。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lnyt、lnxt与lnzt现期及未来各期的影响，并以此来考察1990—2009年间综合交通运输规模与经济增长间交互影响的过程(见图2)。

 

由图2的第一行三个图可知，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给lnyt变量当期一个标准扰动之后，通过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对当期以后的各变量将会产生连锁变动效应，经济增长对自身的扰动脉冲响应为正，且维持在0.07左右，第七期之后趋于平稳。给交通运输网络密度一个正向冲击，经济增长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出现负向波动，第6期之后趋于稳定。当综合货运周转量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经济增长第一、二期响应也为零，第三期后逐渐有个小幅的正向反应，第九期趋于平稳。可见短期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冲击时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综合运输周转量在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拉升作用，短期内并不明显，只有在中长期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才明显;由图2的第二行三个图可知，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在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冲击时在前五期有负的影响，之后却有正的影响，第九期趋于平稳。交通运输网络密度对自身扰动项的响应首先为正，之后开始回落，第三期为负的影响，第五期后趋于平稳。当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受到正的冲击时，网络密度第一期响应为零，之后为正的响应，第八期趋于平稳;由图2的第三行三个图可知，当经济增长受到一个正的冲击，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前二期为微小负的响应，第三期开始有正的响应。当网络密度增长受到一个正向影响时，货物周转量的增长变化对其的响应为负向变化，直到第六期平稳。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对自身扰动的冲击响应为正，随着时间逐步减小，第八期趋于平稳。

 

在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受到正的冲击时，经济增长对其自身冲击的响应为正，由于交通运输业建设的时滞性特点，直到中期网络密度为正向反应，只有经济的长期增长才能促进交通运输建设规模的增长。而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长速度的增加只在中期对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正向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分析

 

本文继续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经济增长速度、网络密度与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之间的相互贡献率。方差分解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其做法是通过将一个变量冲击的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的随机冲击所作的贡献，然后计算出每一个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即变量冲击的贡献占总贡献的比例。如图3所示对VAR(2)进行方差分解示意图。

 

(1)各变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率。首先，对河北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其自身发展速度，自身方差贡献率长期保持在70%左右，这意味着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网络密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在26%左右，说明交通运输建设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较小，在4%左右，随着时间的延长呈稳定趋势。即既要依靠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合理、科学地规划交通运输的建设，并且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利用能力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速度。

 

(2)各变量对交通网络密度的贡献率。交通网络密度受其自身的方差贡献率短期内随着时间减小，中长期在30%左右。在短期、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率在15%左右平稳波动，但在长期贡献率达到24%左右。综合货物周转量的增加速度对网络密度的方差贡献率近似“倒U型”，在中期影响最大。短期来看交通运输的建设要靠自身的增长来拉动，长期经济增长对交通建设规模的直接需求效果并不明显，但是通过对货物周转量增加的引致需求在中期效果最为明显。

 

(3)各变量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率。货物周转量的增长波动变化主要受自身波动变化的影响，但是该影响效应随着时间逐步减小，在第十期降到38%左右。在短期受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中长期逐步上升，增加到40%左右。短期内网络密度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方差贡献不大，但在长期达到20%左右。在短期来看，综合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受自身影响最大，它与货物重量与平均运距有关，在短期由于平均运距变化较小，交通建设规模的影响具有局限性，而货物运载重量随着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而增加，但是达到一定水平时，即交通运输能力达到饱和时，其对货物周转量增加速度的贡献不变。从长期来看，经济的增长速度带动了交通运输能力的提高，路况的改善使得综合货物交通运输增长速度大幅提高。

 

四、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理论研究和实际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业的引致需求作用不如交通运输业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业的建设规模、合理布局、运输能力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短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主要受其自身增长波动的影响较大，有一个正的拉动作用。网络密度、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远远小于经济增长自身贡献率，河北省为30%左右。因此提升交通运输利用能力，增大货物周转速度可以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具有调节作用。但是交通运输业的大规模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经济发展的进程，也是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进程。经济的增长对交通发展的引致需求作用并不明显，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经济增长速度受到冲击后会在中期对交通运输业有个正的影响，短期为负的影响，说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当经济增长波动性为正时，短期内对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作用，但在中期对其有个正的引致需求，这种运输需求与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滞后性相符。经济的增长主要受之前的自身影响较大，因为微观个体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已经盈利的经营模式，但是依据企业生存周期理论，在中长期个体会探索新的盈利模式，因此会改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新产品的大量出现，新的区域经济间联系增加，新的需求出现必然要求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提升和结构改变。

 

(二)对策建议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与综合交通运输需求向供需平衡靠近，但综合运输结构过度竞争矛盾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未来这种趋势如何演变、调控不仅是河北省，也是全国及其他一些省份所面临的问题。根据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我们的政策建议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既不超前也不滞后，需要合理、科学地规划交通运输的建设规模，提高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综合利用能力。目前河北省及其他一些省份提出适度超前发展的规划，在适度超前问题上应认真研究和严格控制，充分考虑综合交通运输投资后其效益的滞后问题，以避免过度投资及土地资源浪费;综合货物周转量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方差贡献率很小，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我国有17个省份(包括河北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超过50%，这些省份产业结构普遍偏重，特别是河北省为钢铁大省，产量高附加值低，各省出台系列政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前货运周转量处于峰值区域，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货运量将减少，运距将增加，客运周转量处于上升阶段。因此在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时也要注意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统筹客运、货运特点及走势，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改善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与节点和线路的匹配问题，使综合运输系统内部各种运输方式互补共存、紧密协作，“在运输方式的选择上，不能简单地以占用土地的多少来衡量，关键要看是否更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否对经济发展更有利，是否更有利于整体路网布局的完善和效率效益的提高”[5];科学规划，对综合交通系统优化升级，提高交通系统的利用能力。铁路、公路、航空建设密切配合，以防各自为政而导致过度竞争。既要考虑传统上的交通可达性、便捷性、时间效率，更要考虑产业结构变化走势和个性化需求，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以实现整个运输系统的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