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情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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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张浩吉/ 广东省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猪瘟（Hog Cholera，HC 或ClassicalSwineFever，CSF） 是由黄病毒科、瘟病毒属成员之一的猪瘟病毒（Hog Cholera Virus，HCV或Classical Swine Fever Virus，CSFV） 引起猪的一种高度接触传染性病毒病，是严重危害国内外养猪业的最主要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国际兽疫局（OIE） 将CSF 列为A 类16 种法定传染病之一，在我国也被列为一类传染病。近些年来，我国的猪瘟流行特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典型猪瘟的大流行得到较好控制之后，慢性猪瘟、温和型、繁殖障碍型和亚临床型猪瘟在许多地区的规模化猪场时有发生，其症状也容易与其他猪病混淆。尤其是由母猪持续性感染造成的繁殖障碍以及仔猪先天感染导致的免疫耐受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持续带毒猪成为了猪场主要的传染源，为猪瘟和其它疾病的防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介绍了当前我国猪瘟流行的新特点，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总结了我国现阶段猪瘟防控与净化的技术要点。

一、猪瘟流行的历史与危害性

猪瘟历史悠久，1833 年首先出现于美国的俄亥俄州，1903 年证明病原体是病毒。该病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南美洲的大部分养猪国家。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在2000 年至2012 年的猪瘟（CSF） 在全球的流行报告显示，CSF 主要在中南美洲、亚洲和欧洲三大区域流行，全球CSF 的流行情况较稳定。但从2005 年开始有报道在非洲南部CSF也多次发生。

猪瘟在我国何时开始流行没有明确记载，据1935 年的猪瘟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当时我国绝大部分省区都有猪瘟发生，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严重。解放初期猪瘟仍然广泛流行于我国农村。我国于1954 年由中国兽药监察所研制出的猪瘟兔化弱毒（Hog cholera lapinized virus，HCLV） 疫苗被公认为是安全有效的活疫苗，具备免疫原性强、遗传性稳定、无残余毒力、对怀孕猪和乳猪安全等特点，为成功控制我国猪瘟大规模流行以及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猪瘟的根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根据我国农业部《兽医公报》中猪瘟疫情数据，汇总2001 年1 月到2010 年12 月10 年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猪瘟月新发生次数，统计发现在此期间猪瘟共发生6 052次、163 年次和1 181 月次。根据猪瘟发病月次和发病次数地理分布，可将我国猪瘟分为3 个主要地区：猪瘟无疫区、猪瘟疫情稳定区和猪瘟重灾区。其中以北方几个省份为猪瘟无疫区，共有5 个省；中东部和西部为猪瘟疫情稳定区，这个地区猪瘟发生较少，且在2009-2010年期间几乎无猪瘟发生；以南部沿海省份为猪瘟重灾区，其中以福建、广东、广西和贵州最为严重。目前我国的生猪饲养量占全球比例接近70%，猪肉消费占国内肉类消费60%，是生猪生产、饲养与消费大国，猪瘟等动物疫病一直是阻碍我国养猪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百亿元。

二、猪瘟病毒的生物学特性

CSFV 是一种RNA 病毒，属黄病毒科、癍病毒属。病毒粒子呈球形，有囊膜。CSFV 目前一个血清型，但不同病毒株之间存在着抗原性的差异。强毒株引起急性、致死性感染；中等毒力株引起亚急性或慢性感染，以死亡或康复告终；低毒株引起温和型和无症状持续性感染，以繁殖障碍，胚胎和仔猪受害为特征。CSFV可在猪的肾、淋巴结、白细胞、骨髓、细胞内培养生长，不引起细胞病变。病毒对干燥及腐败较为敏感，但对热的抵抗力较强，78℃ l h 才可致死，低温也能长期保持病毒活力，如在冰冻猪肉内能生存几星期至几个月。CSFV 对2% NaOH、氯制剂和复合醛等消毒药敏感。

病猪和带毒猪是主要的传染源，病猪或带毒猪通过口、鼻、泪腺分泌物、尿液、粪便排毒。慢性感染猪不断排毒或间歇排毒，易感猪与病猪的直接接触是本病传播的主要方式。研究证实，CSFV 低毒力毒株感染妊娠母猪时，可使母猪持续带毒500 d 以上，这些持续带毒猪的存在，形成了猪瘟常发地区和猪瘟常发猪场，成为猪群中CSFV 垂直传播和水平传播的根源。持续带毒母猪所产仔猪CSFV 的带毒阳性率达50% ～ 100%，多为死胎或产弱仔。带毒种公猪通过可将病毒传播给母猪造成胎儿感染。经胎盘感染CSFV 的仔猪，可导致先天性免疫耐受，即使通过吃初乳和猪瘟疫苗接种也不能使带毒仔猪产生免疫保护力。

国际上将CSFV 分为3 个基因群（I 群、II 群和III 群），10 个基因亚群（1.1、1.2、1.3、2.1、2.2、2.3、3.1、3.2、3.3 和3.4）。近年来，国内对CSFV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流行的CSFV 基因型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等单位经对1979-2008 年间我国近60 个地区猪场获得的400 多份CSFV 样品的基因序列测定比较发现，目前我国流行的CSFV 基因型主要为基因II 群，占74.66%，基因I 群只占25.34%。王琴等采用CSFV 强弱毒鉴别MAb 通过ELISA方法对我国流行的29 株分离株进行抗原反应性研究，结果显示针对弱毒株的Mab 除3 株为阳性外，其余均为阴性；而这些分离株可以被强毒MAb 分为强反应和弱反应两组，显示我国猪瘟病毒的流行毒株的抗原性有一定差异。而我国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株为基因I 群，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培养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对目前我国流行的所有基因型猪瘟野毒均能提供良好的免疫保护。

三、当前我国猪瘟的流行特点

（ 一）流行范围广，但流行规模小，呈散发流行

我国自2007 年实行CSF 强制免疫政策后，CSF 在我国的大规模暴发流行得到控制，这与我国CSF免疫的范围广、密度高、强度大密切相关，大规模免疫接种使猪群均有一定程度的免疫保护率，但是在缺乏有效运输与市场检疫情况下仔猪的频繁交易和流动也导致了CSF的流行范围更广。虽然流行的范围广，但流行规模较小、疫区显著减少、影响程度较轻、季节性不明显，但这种散发流行见于全国各地。

（ 二）猪发病日龄趋小，亚临床型持续感染现象严重

据调查发现，目前我国79% 的CSF 发病猪群多在90 日龄以下，特别是2 ～ 10 日龄的哺乳仔猪和断奶至60 日龄的保育猪发病最多见，而成年猪（育肥猪和种猪）发病较少，症状不明显，但CSFV 持续感染严重。猪发生持续性感染后，CSFV 可在猪体内存活数月甚至终生，可持续向外排毒，但不表现临床症状，是引起CSF 流行最不易被发现和最危险的传染源。

亚临床型无症状的持续感染现象多发生于仔猪，母猪感染也可表现亚临床型，但在母猪会进一步发展为繁殖障碍型。剖检亚临床型病者，一般无明显的病变，常见的是胸腺萎缩和淋巴结肿大。

（ 三）非典型猪瘟是当前的主要表现形式

近年来，CSF 在流行过程中毒力发生变化，低毒力的CSFV 进入猪体内，导致了非典型性的温和型猪瘟的出现，发病猪症状显著减轻，发病率、病死率比CSF 低，且多呈散发或局部地区的少数养猪场发生，流行速度缓慢。

这种非典型的温和型在大、小猪均可发病，但以乳猪为多。本病特点是病势缓慢，病性温和，病变局限，病程延长。病猪表现鼻干、口渴、减食、尿黄、消瘦、体温升高。病猪长期便秘，粪如干球状，常混有血液、粘液或白色脱落的假膜，个别病例于后期出现下痢。部份病猪于四肢下部及腹下呈现淤血紫斑。中、大猪多能自愈，病死率低；但幼龄乳猪有较高的病死率，约30%～ 50%。

非典型的温和型猪瘟的病变是扁桃体有坏死或溃疡。胃底区常有片状充血、出血。回盲瓣附近可见溃疡雏形，病久者演变为钮扣状溃疡。胆囊肿胀，胆汁浓稠，粘膜充血、出血或溃疡。脾脏常见边缘出血性梗塞。部份病例的肾脏、膀胱也呈现出血点。小猪常见肋骨与肋软骨连接处出现黄色轻度钙化线。

（ 四）妊娠母猪带毒综合征（繁殖障碍型）危害严重

带毒母猪综合征是指妊娠母猪感染低毒力或中等毒力的CSFV 后引起的潜伏性感染，带毒母猪无明显的临床症状，但CSFV 能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导致出现流产、早产、死胎或木乃伊胎，母猪不或不孕等。垂直传播率高达45% ～ 100%，产下的仔猪貌似健康，实际上仔猪将长期带毒。带毒仔猪无论是吃初乳还是进行疫苗免疫，体内的CSFV 均无法消除，且仔猪易发病死亡或免疫失败。仔猪体内的病毒长期存在并不断向外界排毒，造成水平传播。

垂直传播和水平传播在规模化猪场反复交替进行，可致CSFV 在猪场内恶性循环，即无临床症状的持续感染带毒母猪一胎盘垂直感染一母猪繁殖障碍一仔猪带毒—无临床症状的持续感染带毒后备母猪一无临床症状的持续感染带毒母猪，这种带毒现象是导致我国CSF 长期持续存在和散发流行的主要原因。

（ 五）混合感染现象严重

临床上，猪瘟与其它病毒病、细菌病等混合感染的现象较为普遍。如猪瘟与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病毒（PRRSV）、猪伪狂犬病毒（PRV）、猪圆环病毒（PCV-2）、猪流感病毒（SIV） 等病毒性疾病的混合感染；尤其近几年饲料霉变的影响，诱导猪瘟免疫抑制，导致猪瘟散发；猪瘟与链球菌、沙门氏菌病、猪肺疫等细菌性疾病混合感染；因此混合感染是导致猪群发病严重和死亡率升高的主要原因，在控制猪瘟时要注意对并发病的预防和控制。

四、造成猪瘟流行的原因分析

（一）对猪瘟防控的重视程度不够目前， 虽然我国已经实施了CSF 疫苗强制免疫政策，大部分地区的猪场均进行了猪瘟计划免疫，但仍然有一些地区或有些人对猪瘟的防控不够重视，对猪瘟的危害性认识不够，认为没有大规模流行就万事大吉了，思想松懈，防疫措施执行不到位，饲养管理理念跟不上，导致猪瘟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猪场时有发生。

（ 二）疫苗质量不高或运输保存不当

目前市场上的猪瘟疫苗种类多，疫苗质量参差不齐、注射剂量不足或运输保存不当都可以影响猪瘟的免疫效果。不同的疫苗生产工艺不同，生产出的疫苗质量也有很大不同。根据疫苗病毒含量，决定免疫剂量，一般普通细胞苗都需要加倍到4 ～ 6 倍免疫，成兔脾淋苗需要2 头份，猪瘟活疫苗（传代细胞源）使用1 头份。

疫苗运输和保存对疫苗品质影响很大，猪瘟弱毒疫苗需要在-15℃条件下保存、运输，并严禁反复冻融。猪瘟疫苗-15℃条件下保存有效期为1 年；0℃～ 8℃冷暗干燥处保存有效期为6 个月；8℃～ 25℃条件下保存有效期为10 d。保存使用过程中条件不合格都会影响疫苗效果。

（ 三）免疫程序不合理

疫苗免疫比较混乱，没有科学合理地制定免疫程序，导致猪瘟免疫效果不好。在生产实践中，猪瘟的免疫必须依据猪体的抗体变化规律实施免疫，母源抗体水平的高低和猪体持续带毒情况都会干扰疫苗的免疫效果。但实际上很多养猪企业并没有认真的考虑这些因素，盲目制定免疫程序。

（ 四）猪瘟低毒力毒株的持续感染在国内很多猪场的种猪群中，母猪带毒但不表现症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些猪群的带毒比例很高，甚至达到了30%。这些带毒母猪外表正常，但是猪瘟病毒可以通过胎盘感染仔猪，导致带毒母猪生下的仔猪带毒率高达100%。因此，带毒母猪生下的仔猪由于在胎盘内接触猪瘟野毒，从而对猪瘟病毒产生先天性免疫耐受。此类仔猪免疫疫苗后不能产生有效的猪瘟抗体，甚至会因为免疫猪瘟造成应激而发生其他疾病。国外试验也证实，先使猪感染野毒，在1、2 和4 d 后再免疫C 株疫苗，不能起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因此，要想控制好猪瘟必须先从种猪着手，要密切监测种猪群的带毒情况。

（ 五）免疫抑制性疾病的影响

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病毒（PRRSV）、猪伪狂犬病毒（PRV）、猪圆环病毒（PCV-2） 等病毒的感染或霉菌毒素中毒，都可以抑制了机体的免疫应答能力，造成猪瘟免疫水平低下。PRRSV 所引起的最显著病理变化是严重损伤肺泡巨噬细胞，造成其大量破坏，并伴有循环淋巴细胞及黏膜纤毛清除系统的破坏，可以抑制机体的免疫应答能力，造成对猪瘟疫苗的免疫应答能力下降。S.Suradhat 等试验证实感染PRRSV 后免疫猪瘟疫苗，不能抵抗猪瘟强毒的攻击，而未感染PRRSV的对照猪则可以抵抗。当发生多病原的同时感染，机体抵抗力和免疫应答能力势必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猪瘟的免疫效果。

五、猪瘟净化技术

近些年来，猪瘟在亚洲、欧洲、南美洲等地区呈现复发的趋势，一些宣布已消灭猪瘟的国家（ 如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等）又见猪瘟复发的报道。并且猪瘟的流行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地区典型猪瘟和非典型猪瘟共存，隐性感染和持续感染并现，且免疫失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新的流行形式给全世界养猪业带来了新的威胁。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养殖水平和养殖模式不同，尤其在中小型养殖场和散养户，猪瘟的防控与净化面临巨大的挑战。

猪瘟净化方案的成功实施和净化结果的维持是建立在：（1） 敏感、特异的猪瘟检测方法；（2） 稳定、高效的猪瘟疫苗和合理的免疫程序；（3）切实可行且长期坚持的卫生防疫制度和规范的饲养管理体系。

（ 一）猪瘟检测方法

猪瘟的实验室诊断方法可以分为抗体检测和抗原检测两大类。抗体检测是疫苗免疫效果评价的主要方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简称ELISA） 以其操作简便、敏感、检测样本量大等优点成为最主要手抗体检测方法。目前使用的抗体间接ELISA 方法和抗体阻断ELISA 检测方法，适用于田间大规模免疫抗体水平普查，商品猪场免疫效果评价和不同免疫水平猪群的分群。其它的抗体检测方法包括间接血凝试验、琼脂扩散试验、免疫胶体金快速检测试验等。

抗原检测方法主要有免疫荧光试验（FA） 和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免疫荧光试验是最常用的猪瘟抗原检测方法，用脾、肾、淋巴结、扁桃体制备冰冻切片或抹片，经荧光抗体染色后检测抗原，该方法的首选病料是扁桃体，因为扁桃体是猪瘟病毒最早的增殖部位。RT-PCR 检测方法目前也已经广泛用于猪瘟病毒的实验室检测，包括常规RT-PCR、套式RT-PCR、荧光定量RT-PCR（Real-timeRTPCR）。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和军事兽医研究所研制的通用荧光RT-PCR试剂盒，为非典型、温和型及持续感染CSFV 的检测提供一个快速、敏感、准确的方法，是适用于种猪净化的可靠手段。另据报道，套式RT-PCR（ 巢式PCR），其敏感性比普通RT-PCR 高出100 倍，而且特异性很高，应用前景广阔。

（ 二）猪瘟疫苗和免疫程序1. 猪瘟疫苗。

现有国内市场上主要有三种猪瘟弱毒疫苗，即猪瘟牛原代细胞疫苗（原代细胞苗）、猪瘟兔脾淋组织疫苗（脾淋组织苗）和猪瘟猪传代细胞苗（传代细胞苗）。三类疫苗使用的猪瘟疫苗种毒均为猪瘟兔化弱毒疫苗C 株，该疫苗免疫接种猪可完全有效地抵抗各种我国流行的不同基因亚群猪瘟野毒株的攻击。三类疫苗区别主要在种毒的培养繁殖系统上，成兔脾淋苗使用成年新西兰大耳白兔增殖猪瘟疫苗种毒；牛细胞苗使用犊牛细胞增殖；而猪瘟传代细胞苗使用猪源传代细胞系增殖。

猪瘟疫苗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工艺不过关和疫苗生产的原材料质量存在问题，导致猪瘟细胞疫苗病毒滴度不高和BVDV（ 牛病毒性腹泻病毒）污染。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猪瘟疫苗质量标准相比，我国猪瘟疫苗原有质量标准只有欧盟标准的约1/4。因此，疫苗品质是有效预防控制猪瘟的关键，要选择正规生产厂家，相对稳定的产品。

2. 免疫程序。

免疫程序的制定与猪群的带毒情况、疫苗种类和饲养管理模式有关。种猪群作为免疫重点，通过监测种猪体内抗体的变化，当抗体保护率水平在70% 以下时，种猪群进行免疫；仔猪通过初乳获得了母源抗体，母源抗体在早期对初生仔猪有保护作用，通过仔猪体内母源抗体的监测确定首免日龄，按照同样的原则制定二免、三免时间。参考的免疫程序：猪瘟阴性场：公母猪按一年三次普免猪瘟疫苗2 头份/头；仔猪在21 日龄接种猪瘟疫苗1头份/ 头，随后在60、100 日龄分别接种猪瘟疫苗1.5 头份/ 头。猪瘟阳性场：公母猪按一年三次普免猪瘟疫苗2 头份/ 头；新生仔猪零时免疫猪瘟苗1 头份/ 头，随后在60、100 日龄分别接种猪瘟疫苗1.5头份/ 头。

（ 三）猪瘟净化方案

1. 净化方法。

（1） 检测淘汰法：即反复多次对全场种猪群逐头进行检测，淘汰阳性猪只，再引进阴性后备种猪扩群，是目前猪场最常用的净化方法。该方法对检测手段要求高，必须对健康状态下低带毒量猪敏感性高。

（2） 后代隔离法：仔猪提早断奶，然后将仔猪转移到“无特定病原的清洁区”内，进行人工饲养。该方法可阻止多种传染因子的传播，有利于多种疾病的净化，但对饲养管理要求高。目前，也有猪场在新场建设时采用该方法建立健康繁殖群体，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具体净化方案。

（1） 种猪场净化标准：以种猪场为单位，连续2 年无临床病例，免疫抗体合格率多85%； 病原学监测结果连续1 年以上无阳性。

（2） 种猪场净化技术路线：按照“检测淘汰/ 分群免疫检测淘汰净化”的程序，采取对野毒感染猪群进行扑杀或淘汰，对假定阴性猪群实施高密度免疫，同时加强消毒和提高综合饲养管理水平实施猪瘟净化。

（3） 净化检测方法：病原检测可用免疫荧光试验或RT-PCR，该方法适用于扁桃体和血清样品的检测。抗体检测可用ELISA，如用IDEXX的ELISA 试剂盒检测猪瘟抗体，阻断率低于50% 的种猪用猪瘟疫苗补充免疫一次，在免疫后6 ～ 8 周再次采样进行检测，所有抗体水平达到阻断率50% 以上的种猪保留，抗体水平在补免后仍未达到理想抗体标准则淘汰。

（4） 净化步骤：建议在种猪群猪瘟病毒感染率<10% 的条件下实施净化。

①首次检测：对核心群、后备群所有种猪进行病原和抗体检测。后备群转为生产群前再次进行病原和抗体检测，病原学检测阴性且免疫抗体合格者留作种用。

②扑杀/ 隔离、免疫：病原检测阳性猪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对病原检测阴性、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多85% 的猪群，个体免疫抗体合格的猪留作种用，隔离个体免疫不合格的猪并进行加强免疫。对病原检测阴性、群体免疫抗体合格率<85% 的猪群，全群加强免疫一次。

③二次检测：间隔3 个月再次对核心群、后备种猪群以及免疫后的隔离种猪群进行病原和免疫抗体检测。病原学检测阴性且免疫抗体合格的猪可留作种用。

④扑杀/ 淘汰：二次检测病原学阳性猪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对病原学检测阴性但连续2 次免疫抗体不合格的猪进行淘汰。⑤再次检测：对连续2 次病原学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的猪，每6 个月进行一次抽检，每次每群抽检数量30 ～ 60 头；不足30 头者全部检测。凡出现病原学阳性个体者对全群进行普检，并扑杀阳性猪；凡病原检测阴性的猪群，免疫抗体合格的猪继续留作种用，免疫抗体不合格的猪参照②“扑杀/ 隔离、免疫”的相关要求进行处置。

⑥结果判定：连续2 次病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且免疫抗体合格率多85%，该猪群为净化猪群；否则按照净化步骤循环进行。每次样品的采集、检测、阳性猪的处理均应在10 天内完成。

（5） 净化效果的维持：

①管理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度，全面做好清洁和消毒；实行人员进出控制隔离制度；规范饲养管理行为。

②免疫种猪场坚持免疫接种，严格遵循《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的要求对猪群实施免疫。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

③持续监测净化种猪群建立后，每6 个月进行一次病原和免疫效果监测，每次每群抽检30 ～ 60 头，不足30 头者全部检测，以持续维持净化猪群的健康状态。

篇2

关键词：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

一、引言

后，我国国内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充分调动了市场活力，经济迅速发展。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更为深入地融入国际分工之中，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迎来了新契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进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更能突显出一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的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稳步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给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深层影响仍未消除，但世界经济已经逐步回暖，国内经济势头良好。

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国内外企业的竞争力增强，各具比较优势，这也大大激发了各国间对外贸易的活力。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是迅速发展，规模迅速扩大，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由表1分析可知，我国进出口总额由1990年的5521.7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245502.9亿元，增长了43倍。其中出口总额从1990年的2969.9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41166.8亿元，增长了46倍；进口总额从1990年的2551.8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04336.1亿元，增长了40倍。

除1998年和2009年进出口总额稍有下降以外，1990年至2014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持续增加。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三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出口贸易增速仍快于进口贸易的增速；从2011年到2014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同比增长幅度不大，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规模都较为稳定；2015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24.55万亿元。总体来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比较乐观，增速平稳。

三、我国的经济增长现状

伴随着改革开放，投资、出口、内需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三驾马车。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更深入的融入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综合国力明显提升，跃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也稳步上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经济增长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的人均收入持续性的上涨。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表示国内经济增长情况，以GDP总值衡量我国的经济规模。1990年至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87万亿元增长至68.26万亿元，增长了35倍。尽管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GDP总值仍稳步增长。如图1所示，我国GDP总值是逐年增长的，这也说明我国的经济是一直增长的。从图中分析可得，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五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幅度波动较大，2011年之后随着经济的回暖，我国经济增速又趋于平稳，增速在10%左右；但由于经济环境的影响，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速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从1990年至2015年我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出口规模都在迅速增长。随着经济规模基数的增大以及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我国的经济发展增速趋缓，对外贸易依存度由1990年的29.58%上升至2006年的64.36%，又降低至2015年的35.96%，但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经济全球化的实现促进了各国之间商品的流通，优化了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配置。对于我国来说，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日趋明显，尤其是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四、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

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国内生产总值可由支出法计算，即Y=C+I+G+X-M。直观来看，出口X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量因子，进口M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减量因子。但根据实际情况，进出口贸易使一国融入到世界分工的大体系中，从而优化世界资源配置，各国一方面由于国内专业化的分工提高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销售市场由国内市场扩大为国内市场加国外市场，形成规模经济，增加一国规模收益。

（1）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国际分工的专业化和细化。对于我国来说，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使得我国的生产资源流向竞争力强的生产部门，扩大优势产业的生产规模，企业实力的壮大能够推动企业内部的生产创新和资源优化，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

（2）一国的出口可以直接增加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有效需求，增加国内就业机会，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时可以吸引外资投入，使资本进入我国市场，加速国内资本积累，为经济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3）一国的进口即为另一国的出口，另一国出口的增加，该国的国内人均收入也随之增加，从而增加了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又D向从他国进口，如此循环，不仅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还提高了贸易国的消费者福利。另外，一国的进口还能创造有效需求，将国内消费者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有效的消费支出，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

2.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我国经济规模，以X表示出口规模，M表示进口规模，T表示进出口总额。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与GDP总值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建立下述三个模型，分别分析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1）建立模型：LN（GDP）=α+βLN（T）+γ，其中α为常数项，β为系数，γ为随机误差项。运用eviews3.1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分析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的可决系数约为0.98，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7，可以判定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进出口总额的t统计值为30.89531，t检验通过。F统计值为F=954.5201，大于F（1，24）=4.260，回归方程显著。T系数为正表明，进出口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为正，与实际情况相符，经济检验通过。因此，此回归模型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建立模型：LN（GDP）=α+βLN（X）+γ，其中α为常数项，β为系数，γ为随机误差项。运用eviews3.1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分析结果：

由回归模型分析，模型可决系数为0.96，拟合优度较高。进口总额的t检验通过，且系数为正。回归模型F=604.47，大于F（1，24）=4.260，显著性检验通过。模型分析结果符合进口贸易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通过回归模型可分析出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传统经济理论中被长期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进口的增加会降低GDP，但换个角度来说，进口贸易一方面能够刺激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内更多的资源用于国内企业的专业化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

五、以进出口贸易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推行出口导向政策，国内投资和出口贸易推动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金融危机深层影响的扩大，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考验。利用进出口贸易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至关重要。

1.继续扩大出口市场

出口贸易的开展使得国内企业拥有比国内市场更大的市场，即国内市场加国外市场。消费市场的开发有利于国内企业形成规模经济，消费群体的扩大意味着消费者对商品的追求更加异质化，企业必须通过创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争取消费市场。因此，扩大出口市场不仅能够形成规模经济，还能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国内企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有效促进国内经济增长。

我国长期推行出口导向政策，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但多以商品总量的扩大为出口贸易增长的支撑，粗放型的出口方式加剧了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优化出口贸易的结构，将出口商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质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后续动力。

2.适当扩大进口贸易

进口贸易同出口贸易一样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进口商品能够激发国内消费者的潜在消费需求，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支出，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市场的补充在提升社会福利的同时还能够弥补国内资源，有利于更多的国内资源用于市场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开发工作，促进国内生产的专业化和细化。

进口贸易也是国际分工发展的一部分，技术引进结合国内研发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能够使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我国应鼓励自主创新，将技术引进与国内研发相结合，开发更高端的科学技术，从高科技产品的末端环节走向领先环节。另外，我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战略性资源的进口能够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我国可以适当的扩大进口贸易以促进经济增长。

3.完善贸易保护政策

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各国国内企业都受到了来自国际市场的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各国都必须建立相关的贸易保护政策。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的基础相对薄弱，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完善相关的贸易保护政策，把握好我国的开放度。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贸易保护主义逐渐盛行。在国际新环境下，我国也应当完善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努力学习和利用相关国际规则，通过多边对话机制减少同他国的贸易争端摩擦，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参考文献：

[1]马二霞.中国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辽宁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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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的国际化及实现途径

经济法的国际化是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国际主义倾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具体体现。经济法的本质是以市场经济为调整对象，并以某种强制力为依据，对市场经济中的反市场行为进行规制。经济活动的扩张会导致市场的国际化和世界一体化，而世界性的市场所对应的克服反市场行为的强制性规则与各民族国家克服本国反市场行为的规则具有相似性。这样，产生于民族国家的经济法便会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而表现出扩张性特征，当本国经济法的扩张性与他国经济法的扩张性在扩大了的市场范围内产生冲突时，解决这种法律冲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各国放弃坚持本国经济法规则，通过制定共同的经济法规则来替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经济法;另一种是处于共同市场的国家都选择适用一个国家的经济法规则来规制共同市场中与本国利益相关的市场行为。当国际市场所容纳的民族国家数量增大之后，不同国家规制本国市场的经济法规则更加无法适用于国际市场，双边规则也不能适用于多国参与的市场，此时，就需要多边的市场规制规则。各个民族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经济交往所遵守的经济法规则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对有些国家会产生正面影响，而对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民族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的目标是通过货物、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间的流动，在国际比较优势的作用下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即各国都试图在参与国际市场中尽可能地最大化本国利益。

在国际市场中，适用有利于哪些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各国十分关注的问题，各国都希望将本国规制市场经济的规则适用于国际市场，或者自己主导制定国际经济规则。这样，各国规制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国际适用性，通过本国经济法的国际性来维护本国经济和其他经济利益。经济法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两种途径:一种是国内经济法的国际化;另一种是国际经济法的国内化。国内经济法的国际化是经济法的国际性最为明显的表现，即国际间各种经济组织规则的建立和发展是少数经济强国的国内法扩张的结果，这些国际经济组织规则的建立不仅是国家间经济交往与合作的产物，而且是各民族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将本国法律扩大适用到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产物。在经济法的国际化过程中，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的经济法往往具有更大的扩张性和国际适用性。例如，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之所以形成，是由于其存在着相应的基础，特别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经济法，是该规则的主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尚需时日。在我国承诺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义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他国家经济法规则的延伸和缩影，而我国并不存在相应的国内法基础，这就需要在国内经济法上作相应的补充与协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其规则。有人认为，拆除法制的障碍是启动国内经济法的国际化方式，因为市场的国际化使得各国政府调节市场的经济法开始发生各种冲突，这些冲突表现为外汇壁垒、关税壁垒、市场准入限制等法制壁垒，为了拆除这些国家之间的市场壁垒，国内经济法开始接受国际组织的国际调节，各国政府主动让渡自己的国家调节权，就会形成新的法律部门，即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的国内化是本国经济法具有国际性的另一种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能再将国内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国内经济关系或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是不科学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它又进一步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要求各国实行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经济自由化，而经济自由化的极端后果是各国国内的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相互融合或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之间的关系所面对的市场范围趋同，国际间的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与本国经济关系在逐步加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关系基本上与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致的。尽管国际经济法在各国的适用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将国际经济法内化为国内经济法来执行是主要的方式之一，国际经济规则的国内适用是经济法国际化的主要途径，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只有接受国际经济法，才能将本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之中，所谓的“法律接轨”就是接受成文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接受发达国家的经济规则。国际经济法的国内化具有双重属性，既有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有阻碍本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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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模具钢市场运行情况介绍

由于国内个别地区如黄石地区低端模具钢H13、Cr12MoV等产量较大，部分下游企业为了节约采购成本，在对模具本身不造成大的影响下批量采购，对国内部分大钢厂如宝钢特钢、抚顺特钢、长城特钢等冲击较严重，钢厂为了增加市场占有份额市场售价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而塑料模具钢方面，受汽车轻量化影响，国内塑料模具钢的用量逐年递增，国内不少生产中板的企业开始投入到生产塑料模具钢的行业，多以生产P20、P20H、2311等为主，各钢厂的价格也相对特钢钢厂生产的价格也较低廉，各企业为了占有更多市场份额，价格战打的也相当激烈。

二、原材料市场方面

今年上半年国内铁合金价格低碳铬铁价格基本维持在稳定状态，但钼铁、钒铁价格弱势震荡，整体呈现下行趋势；国内铬铁市场因为南非及印尼对铬矿出口限制，导致国内铬矿价格一路上涨，但国内由于钢厂采购量减少及放缓，低碳铬铁的价格仍维持在稳定状态；钼铁市场由于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市场价格也是一度低迷；反铁市场虽然价格在4月份有小幅反弹，但需求支撑较弱，价格很快下滑。

三、下游市场方面

近年来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的家电行业、汽车行业也发展迅猛，从下图三可以看出，近年来国内家电产量增速较大，其中洗衣机的平均增速在 12.04%%，电冰箱的平均增速在15.35%左右，彩电的平均增速在6.35%左右，但2014年从我爱钢铁网的预估数据来看，洗衣机、冰箱及彩电的产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同比下滑幅度在7.3%-13.3%左右。

再看汽车行业，从05年起国内汽车产量增速迅猛，近年来平均增速在17.95%左右，但在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汽车行业销售不景气，使得汽车产量增速在5.2%左右，11年国内房地产市场火爆，多数热钱开始投入房地产，国内的汽车消费放缓，使得汽车的产量增速同比只有0.84%左右；2014年上半年国内汽车销售火爆，市场销量大幅增加，从上半年的产量来看今年的汽车产量增速应该在8-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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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效率；财政收支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3）02007005

一、 引言

自2012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延续及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并未好转。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数据，2012年1—5月，CPI同比上涨3.5%，低于全年4%的调控目标0.5个百分点，比2008年同期高峰值8.1%低4.6个百分点，物价增速仍处于回落通道。2012年1—5月，中国出口7 744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8.7%，较上年同期下降16.8个百分点。另外，5月工业企业出货值同比增速仍位于低位，显示外需并未实质性好转。

出口大幅下降，内需无力拉动，这对于刚刚经历经济寒冬的地方政府雪上加霜，2012年5月之后，各地纷纷推出相应的刺激计划。天津、山西、黑龙江和江苏等10余省市陆续了累计超过10万亿元的地方经济刺激计划[1]。其中，贵州预计投资3万亿元，重庆预计投资10年6万亿，四川预计投资6.49万亿元。

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投资势头足以盖过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是应该快马加鞭，还是应该放缓节奏，三思而后行。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应该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和条件下启动，是否应该作为刺激经济的常规手段都是本文所研究的问题。

二、 地方政府投资动因

1.国际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点燃，向全球蔓延，顷刻间，全球股市暴跌，实体经济一度陷入停滞状态。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的宽松政策，各国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务来筹集资金。但是在多数延续高福利政策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却不得不面临债台高筑而无力偿还的局面。欧洲债务危机，使世界各国对经济丧失了信心。

经济形势一度恶化，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势必对国内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自2011年以来，中国对外出口的数据就一直不乐观（如图1所示）。

图12011—2012年中国进出口商品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自2011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呈下降趋势。2012年1月，进出口总额2 72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出口总额1 498.6亿美元，同比增长-0.6%，创下了2009年以来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速的新低。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导致世界商品需求萎缩，而中国又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出口在GDP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为避免国内经济伴随世界经济持续恶化，维持地方经济正常运作，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重新抬头。

2.国内经济二度探底，内需严重不足

受国际经济形势低落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也并不乐观。2008 年第3 季度和第4 季度的GDP 增长率分别为9.0%和6.8%，自2001 年第4 季度（6.6%）以来第一次下降到7.0%以下。为了避免经济继续下滑，2008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即“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转向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增长。“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之后，国内一度进入投资“”中，各地投资项目纷纷上马。利用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宏观经济预警指数是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景气合成指数，由工业增加值增速等10个预警指标构成的经济预警综合警情指数。可对“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后国内经济运行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自2008年“4万亿”计划出台后，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开始回升，于2009年触及经济趋热区域，达到经济景气指数最高值。但在之后的3年里，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开始回调，特别是到了2012年初开始出现急速下滑。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即将触及趋冷警戒线（如图2所示）。

图21996—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警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上述分析可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国

际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国际需求不振，传导至国内直接导致出口锐减。面对国内通货紧缩，投资刺激冷却，国内外需求不足的局势，政府理所当然地开始酝酿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希望在投资的拉动下，缓解国内经济增速下降的局面。

为缓解经济危机过后当前地方经济压力以及建立中长期地方经济新体系，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更多的是出于地方经济自发需求，似乎是经济运行至此的一个必然产物。

三、 重启大规模地方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刺激力度大，能够使经济快速复苏是政府投资的特点，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也会带来低效率、挤出效应、产能过剩及地方财政收支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围绕历年地方政府投资效率、产能过剩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研究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的必要性。

1.地方政府投资效率逐年下降

投资效率主要体现为投资规模与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适宜程度，即在一定时期内，投资规模大小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衡量地方政府投资效益，可借助边际资本产出率，该指标的经济含义是一单位投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加值，计算公式[2]为：

边际资本产出率=新增生产总值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100%

新增生产总值（GDP）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三大部分组成，由投资直接引起的GDP增长应该是GDP的资本形成部分。所以上式可以改写成：

边际资本产出率=新增资本形成额/新增地方（中央）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额×100%

计算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投资边际资本产出率逐年下降（如表1所示）。自1978—1990年，地方政府投资边际资本产出率还有一个上升的阶段，但从1991年特别是1993、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投资边际资本产出率快速下降，直到2009年已经跌破100%。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疲软，递增的地方投入带来的效益却一年不如一年，地方政府自主投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2.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即生产能力超过市场有效需求，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危害。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间展开激烈的竞争，采取各种手段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引起市场分割、投资过热以及过度或无效行政干预等，这实际上是导致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重要体制性因素[3]。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运作情况来看，一些扭曲的刺激措施，往往对市场发送不正确的信号。如通过补贴（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手段增加市场有效需求，这样反映到企业就是增加生产、扩大产能。但消费只是在经济低落的时候起到快速恢复经济的作用，所以刺激不是持续性的，一旦消费刺激结束，高消费不再持续，这种一时性和寅吃卯粮式的解决方式，必然使得企业扩张的产能出现过剩。

但工信部及发改委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和项目审批环节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担忧。以钢铁行业为例，钢铁工业“十二五”规划中指出，继续推进东南沿海钢铁基地建设。根据发改委公布的信息，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铁920万吨、钢1 000万吨、钢材938万吨，总投资为696.8亿元，并将在广东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 614万吨的基础上实施[4]。而宝钢2011年产量也不过4 427万吨，其钢铁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还出口至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产能能够足够满足国内需求的水平上，又新建年产量如此大的钢铁项目，其钢铁区域产需不协调发展的解释似乎并不能站得住脚。

国家“十二五”规划针对电力、钢铁、房地产、装备制造业和煤炭等12个重点产业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划，截至2012年8月，2012年发改委审批项目约2 400个，新开工项目计划累计总投资197 119亿元，同比增长24.9%；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05 432亿元，同比增长14.2%。而2011年1—8月，新开工项目计划累计总投资不过157 821亿元，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530 311亿元。在给国内经济注入强心剂的同时，不禁让人感到后怕，药性过后，过剩的产能该如何处理。

在刺激的同时，国家在2009年9月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抑制产能过剩，但地方政府在抑制产能过剩方面却并不乐意主动地配合，因为多数产能过剩产业都是纳税大户，是拉动当地GDP的主力军。所以，地方政府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似乎没有太多新的调整，在国家“十二五”规划政策的导向下，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还是集中在基建和制造业等产能过剩领域。

3.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构成。在税收收入总额上，2011年地方税只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45.8%。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52 547.1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6%；中央财政收入51 327.3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9.4%。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项目主要由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公共服务、农林水事务、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和交通运输等方面构成。其中2010年上述几项就占据地方财政收入的62.4%。2011年地方财政支出92 733.7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4.9%；中央财政支出16 514.1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5.1%。

地方政府在只拥有50.6%的财政收入下却要承担84.9%财政支出，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必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2002—2011年，地方财政赤字从6 766.5亿元一路攀升至40 186.6亿元，在10年间增加了将近500%。从地方政府赤字占GDP比重可以清晰地看出，自2008年起，比值快速增长（如图3所示），凸显出中国地方政府赤字状况越来越恶化。

图32002—2011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巨大的投资资金缺口，反映出近几年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和投资是极为不正常的。为了拉动地方经济，投资必须跟上去，但财政预算是有限的，只能依靠预算外资金。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国内贷款等手段筹措投资资金，大量的贷款积压使得地方政府时刻处在高负债危机边缘，若财政收入无法归还贷款和利息，地方政府破产一触即发。在存在巨大投资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必将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恶化，若不能配套出台有效风险防范措施，地方债务危机将日益凸显。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历年地方政府投资效率每况愈下，产能过剩问题依旧严重，地方政府收支极为不平衡的情况下，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过于草率和盲目。不能否认地方政府投资对地方经济的刺激作用，但前提是应该在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充分的分析，了解本地产业结构，估算产能情况，预算当地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策。所以，本轮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投资时机还不够成熟，而且规模过大，容易对经济产生剧烈影响，若市场无法正确捕捉正确信息，容易进一步加剧经济恶化，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一， 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

政府投资的原始目的是纠正市场失灵，对社会投资和资源配置起到宏观导向作用。地方政府投资也是如此，其出发点应该以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为原则，充当经济的监督和维护者，调节当地投资结构，引导社会投资往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代表地方政府的意愿，用投资创造地方收益，破坏市场规律，挤压地方民间投资，从而导致盲目投资，制造产能过剩。

第二，改革地方官员考核与晋升制度。

以GDP为纲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是导致地方政府投资旺盛和投资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财政分权制度下，一方面，在收支不合理分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投资创收是一个很好的创收途径；另一方面，GDP是中央政府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在任命制下，为了表现其在任期间的政绩，投资是快速增加当地GDP的有效办法。但是一旦官员升迁换任，这些巨额投资背后的债务就留给下一任官员，下一任官员为了弥补上一任遗留债务和政绩表现，必然又会大规模地投资，如此恶性循环，地方投资需求必然会飞速攀升。中央政府应设计合理的官员考核制度，改变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和投资低效的局面，让地方政府退出GDP竞赛。

第三，改革项目审批与核准制度，下放市场自主投资权利。

2004年国务院改革单一投资审批制度，将投资项目的管理分为审批制和核准制，即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审批制，而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但事实上，审批制的改革实质上只能说是“制度的改良”，审批制的改革未能完全下放企业投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政府管理企业投资。

政府投资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纠正市场失灵，因而其项目审批制还应该保留。并且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审批，控制其投资的热度，将投资的机会和权利下放给市场。具体可以通过减少企业税收、建立企业投资补贴机制等优惠措施，鼓励市场自主投资。地方政府应逐步减少和取消核准制，进一步完善当地市场运作监督体系， 保证市场公平运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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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三元悖论 角点解 中间汇安排

当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很少有哪个国家不是处于开放经济之中。各国或积极的参与而融入全球化，或被动的为全球化所溶。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内外两种均衡的严峻考验。内部要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低通货膨胀、充分就业三大目标；外部则要寻求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汇率制度的稳定性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成为一国政府追求的三个难以居首的目标，也就是学术界所称的“三元悖论”。本文立足我国经济现状，试图阐明“三元悖论”理论在我国现阶段的应用性，并提出相应的汇率政策选择。

一、理论阐述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于1951年在其著作《国际收支》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米德冲突”（Meade’s conflict）。米德认为，开放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有时会使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产生相互矛盾的情况，要解决这个矛盾，同时实现两个均衡，就要采用两种独立的政策进行适当的搭配。米德发表这个论断时，各国仍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其隐含的一个推论是，货币政策有效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2006，侯杰、雷日赣）。可以将这个“二元冲突”看成是三元冲突的理论前身。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创立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系统地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货币政策对汇率、利率、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他综合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和米德的政策搭配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其所得出的结论是：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即改变实际产出水平上是极其有力的；而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则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从而为三元悖论打下了理论基础。

“三元悖论”原则的首次明确提出是由克鲁格曼完成的。克鲁格曼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详细阐明了该原则。

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意味着资本要素可以在一国内外自由流动，这不仅是已过宏观经济开放程度的表现和标志，也意味着资本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一国既可以在国内资金短缺情况下利用世界各国资本，又可以在本国资本丰裕时投资到回报率较高的其他地区。

而固定汇率制在布雷顿森林瓦解前一直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固定汇率的稳定性，在保证贸易和投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增强人们对前景可预期性的信心。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般均认为它对国家内部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是极其重要的。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保证了，国家内部经济的均衡发展。经济在冷热失调时，政府可以充分运用货币、财政政策确保一国内部经济的均衡发展。

因此，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构成了三极，没有国家可以完好的兼顾到三方目标。克鲁格曼认为各国只能达到三个目标中的两个：或者放弃汇率稳定，像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实行浮动汇率制；或者放弃灵活的汇率政策如阿根廷那样，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甚至像欧盟那样放弃本国的货币；在或者放弃自由市场实行资本管制，大多说国家在上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都是那样做的，包括现在的马来西亚。

2001年，我国经济学者易纲在“三元悖论”基础上（又称“不可能三角”）提出了扩展三角理论框架，并提出简明的X+Y+M=2公式。其中X为汇率，Y代表货币政策，M代表资本流动状态。三个变量变动范围均在0到1之间。X=0表示完全自由浮动，X=1表示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度，Y=0表示货币联盟，Y=1表示货币政策完全独立；M=0表示资本完全管制，M=1表示资本自由流动。其余中间值表示中间状态。

二、政策选择

根据以上理论发展，我们可以有肯定的三个角点解政策组合。

1、(0，1，1)组合。这种角点解追求的是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而放弃固定汇率制。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并允许资本的自由输出入，并根据宏观经济情况及时运用调整国内市场利率等的货币政策。保障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和国内经济安全免受游资的冲击。但是这也意味着国家要承担浮动汇率带来的风险，如各种交易的不确定性提高，从而给贸易和投资都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都倾向于这种政策组合。

2、（1，0，1）组合。这种政策组合下，资本自由流动，并实行固定的汇率制度，本国的货币政策将趋于完全的无效。这种情况下，国内利率水平的高低不由本国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和需求决定，因为存在资本的自由流动，任何利率上的微小差异都会引起国内外资金的套利行动，因此国内利率比和国际市场利率保持一致。此时如果国内经济发生通胀，投资过剩时，国家如果采取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来缓解，那么较高的利率会引起资金的内流，此时本币有升值的压力，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一国政府要抛出本币，收回外币，货币供给增加直到利率恢复到世界水平，从而货币政策无效。同理，当国内经济面临紧缩的痛苦时，一国政府也不能通过放松银根来达到缓解国内经济紧缩压力的目的。

3、（1，1，0）组合。此时，政府希望采取稳定汇率制度的同时，保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有效性，以便对国内宏观经济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保障国内三大目标的实现。但条件将是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我国在2005年汇率改革以前基本属于这种情况。但这种管制也是有代价的，它在保证经济不受投机资金冲击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开来，不能充分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最终将会是国内经济丧失应有的活力，被国际经济所边缘。

根据克鲁格曼的论述我们似乎只有这三种确定的角点政策可供选择。但易纲的X+Y+M=0扩展三角理论放松了这种选择，我们不必要对三个变量取整数解，每个变量在0到1之间还有大量的解存在，我们将这些政策组合称之为中间汇率制。这些中间汇率制对不但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现实中也是先于理论而造就存在的。如固定盯住制、爬行波幅、爬行盯住制、汇率目标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等。但是这种中间地带的汇率安排并非是三元的和谐解。随着上世纪70、80年代来国际投机资金大量的出现，中间制度并不能有效地防范货币危机的发生，可以说货币危机的发生国多为中间制度的国家。

三、我国汇率制度选择取向的探讨

我国2001年加入WTO，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阶段性肯定，也是新一轮开放的伊始。如今金融业开放的五年过渡期已过，我国将有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服务业将获得国民待遇，QDII和QFII名额的逐年扩大，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的资本市场将更加的开放，资本的流动将更加的活跃。而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那么立足我国现实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我国汇率安排将会走向何方？

我国目前资本流动方面仍属有一定管制的国家，汇率制度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意味着我国的X和Y都介于0和1之间的值，这就这保证了我国货币政策变量M有取1值的可能。但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并没有绝对的效果。2007年上半年来，央行频繁出手上调准备金比率和利率来抑制我国国内偏热的经济和流动性过剩，但到目前来看，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热钱流入减，居民的储蓄率更是创下新低。

对于我国汇率政策安排的选择，一定要明确我国的近期目标。首先对于我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依然要保证未来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其次，货币政策有效性是确保我国调整经济平衡的必要工具。所以我国近阶段内的汇率政策组合仍将是中间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已经和我国的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而单独的浮动汇率制度也不非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所能承受之重。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货币当局依然要立足经济目标倾向，适时的调整浮动汇率框架下的管理限度，同时稳定资本市场开放步伐。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目标区制不失为我国的一个可选方案。目标区制既有一定的波动空间，调整货币、资本的供需平衡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又规定一个波动的底线，使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稳定在一定限度内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鉴于我国近期人民币升值的释放压力，这个波动带也应当是可调整地。

应当清楚看到，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不是只考虑资本自由流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足够的，汇率制度选择也要综合考虑我国经济构成、经济发展战略、地区状况以及国际状况等多种因素。因此就这个角度来看目标区制也只是次佳选择。较之角解政策组合，中间政策更容易存在较大的主观性，更依赖于政府的判断和决策，这也意味着更大的人为性风险的存在，而这些都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归属。

【参考文献】

[1] 王光伟：货币、利率与汇率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 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 刘剑，乔桂明：现代国际金融学[M]，复旦大学，学出版社，1998。

[4] 易纲：汇率制度的选择[J]，金融研究2000年第9期。

[5] 易纲，汤弦：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基础[J]，金融研究2001年第8期。

篇7

一、涉外经济法的定位:纠缠于多种学说之间

(一)走不出的泥沼———现有的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因其具有特殊的调整对象,而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该书序言中即表明:“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

2.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综观国内的经济法学著作,一般都把涉外经济法视为国内经济法的调整领域之一。例如,徐杰的《经济法概论》,肖平的《中国经济法》。此外,有些涉外经济法学专著,虽然强调涉外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特定性,但也同样坚持“涉外经济法是我国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例如,焦志勇的《涉外经济法概论》。

3.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认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国内法渊源。例如,姚梅镇编写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3]。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专论》也作了类似的表述:“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各国的涉外经济法等。”[4]72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学者通常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的范畴。例如,李双元的《国际私法学》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是广义的,其中就包括涉外公司关系[5]。韩德培的《国际私法新论》将国际私法的范围界定为:“国际私法……还包括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综观该书的内容,“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6]。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有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7]。在这个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同时,在国际商法的渊源一节里,该书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并在其后的内容中进行了广泛的阐析。

6.民法组成部分说。国内有些民法著作在体例上包含了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王作堂的《民法教程》明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定性为民事立法[8]。

(二)我的质疑———进路的展开

1.涉外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目前,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立法模式,即“内外统一”和“内外分流”。显然,在第一种模式下,涉外经济法没有“独立”的前提。而在第二种模式中,尽管涉外经济法与纯粹调整本国境内经济关系的国内经济法相比贴上了“跨国”的标签,但其仍不应具有“独立”的地位。以我国为例,现阶段我国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与国内法律制度相分离,其中以“三资企业法”最为典型。但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制不健全,公司法没有出台的背景下产生的。自加入WTO以来,从对外资立法“废、改、立”的步伐中可以预见,我国涉外经济法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的融合势所必然。并且,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未将涉外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独立部门说”是不合适的。

2.涉外经济法不是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首先,从一国的角度看,虽然涉外经济法具有某些国内经济法的属性,但从全球角度观察,它无疑已构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法律规范均在调整不同范围的国际经济关系。关于涉外经济法归属于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理由,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其次,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将抛弃“内外分流”的立法模式,“内外统一”是大势所趋,并将此作为由国内经济法来涵盖涉外经济法的论据。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内外统一”的立法模式是趋势,但它只是一种过程,并非一种结果。尽管可以预见,统一调整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将慢慢占国内经济法律的主导地位,但只要国家还存在,各国利益相异,“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从理念到实践都不会消失”[9]。

3.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国际上的通说认为,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属于实体法。如果随意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而忽视国际通行的观点,并把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

4.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涉外经济法是指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①。涉外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而国际商法调整的是在一般经济交往活动中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涉外经济法与国际商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5.涉外经济法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本文采用经济法的“狭义说”,故可从前文的论述中推出,用民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就如同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一样,是不恰当的。退一步讲,即使站在经济法“广义说”的立场上,将我国涉外经济法的规范类型分为两类: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范畴,问题是后者去向何处?笔者认为,也不应视为民法的组成部分。理由是,虽然民法和商法的分界在理论上并无定论,但我国民法强调私权,崇尚意思自治,而商法却带有公益的色彩,这一点与传统大陆法系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是不同的。就涉外经济法而言,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因此,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角度来看,将民法作为涉外经济法的归宿是不合适的。

二、涉外经济法的归宿:国际经济法

事实上,对事物本质的概括,不可能涵盖事物的全貌,总有处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边缘地带”,因而可能出现“亦此亦彼”而非“非此即彼”的情况[10]。因此,我们在探讨法的本质时,应重点抓住核心性、必然性的因素,并对边缘性、偶然性的因素,以及“亦此亦彼”的现象保持适当的关注,这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要义所在。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涉外经济法的核心性、必然性因素在于它所调整的涉外经济关系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一)法学角度的分析

从法理上看,这种观点体现了逻辑与实用相互兼顾的理念。有学者认为,一个跨国法律现象必然会涉及到众多法律部门,但如果把一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部门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构成了一个新的法律部门,这是荒谬的,国际经济法应该把别人调整的东西还给别人[11]。

笔者认为,尽管这种观点坚持了一个法律部门只能以一类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然而“部门法划分的科学性在于善于区别必要的交错和不应有的重复以至混乱,善于使逻辑和实用相互兼顾”[12]。国际经济法的“广义说”②之所以包含了涉外经济法,正是从实用主义的理念出发的。它没有拘泥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进路,并未把“法律调整什么”作为唯一的大前提,而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进路,以“问题是什么”为逻辑起点。虽然关于这种研究进路的法律移植是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兼容还没有定论,或者说多大程度的移植才最符合我国国情尚需探讨,但从方法论上看,它是面向实际,有所创新和可资借鉴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不必墨守成规地一味强调法律体系严密的逻辑性,而是要在逻辑和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具体而言,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调整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这并非法学家的臆断,而是由社会关系复杂化、多样化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从实用的角度看,首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任性地为所欲为,而是在一种“共进”的理念指引下,彼此合作。因此,如果只对这个“复合体”中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就不能解决国际社会对其相互协调时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如果只研究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协调的根本内容。如果将这两种关系生硬地分割开来,不仅否认了国际经济法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也不利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其次,国际经济法作为在国际层面上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的法律,其主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目前,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等一系列领域所形成的规则已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而不再是“地域性的的涉外规则”[13]。换言之,涉外经济立法的视野应更多关注国际层面的协调才能迎接现实的挑战。

从逻辑的角度看,即使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但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这多种社会关系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调整这一“复合体”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由于这一调整对象的内在联系而集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群[14]20。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法学部门划分的理论逻辑也并不矛盾。

正如潘抱存教授所说:“国际经济法综合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发展成为区别于传统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发展部门,是完全符合系统科学最优化原则的。”①

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有害论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涉外经济法视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则混淆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界限,肯定了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的正确性,是有害的。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从本质上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合理权威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凌驾地位得到扩张。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时刻警惕国家经济受到不正当的限制是正确的,然而,是不是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就一定会加深这种忧虑,或者说是不是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法这种忧虑就不存在了呢?笔者认为,不尽如此。

一方面,承认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不会加深这种忧虑。顾名思义,国际经济活动具有跨国性的特点,任何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活动,诸如贸易、投资、信贷、运输、保险,技术转让等等,总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发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这正是各国家通过涉外经济法所调整和制约的领域。从宏观上看,一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是具备合理性的。同时,这也并不必然导致对国家经济的侵犯。因为,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领域管辖权”(即“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jurisdiction)准则,各国对于部分或大部分在本国境内开展的国际(涉外)经济交往活动,理所当然地享有充分的依法予以管辖的权利。并且,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属地优越权”(territorialsupremacy)准则,各国的国内法在管辖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交往活动、调整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关系方面,应当优先适用[4]77。

另一方面,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经济法也不能消除忧虑的存在。国际法规范在我国的适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适用,一般仅在民商事领域,更多的法律规范是通过转化成国内法而间接适用的。涉外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种间接适用的载体。从最初的自由市场,过渡到社会市场,再发展成现在的国际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单独地进行体外循环。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在尽力协调着各国的涉外经济法,尽量求大同存小异;从各国家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市场中的经济交往活动,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在外源型和内发型的这两种力量交互影响中,各国共同缔结了大量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而在目前来看,这些条约的制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了履行在这些条约中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就必然要修改自己的涉外经济法。也就是说,虽然涉外经济法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国内法,但在制定、修改,废除这类法律规范的时候,国内立法机关的意志间接地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说只要坚持涉外经济法是国内法,就能拥有绝对的经济,可以排除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见,国家经济是否受到不当限制,问题并不在于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还是国内的范畴。我们对国家经济时刻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这与涉外经济法的归属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属性,事实上,即使将“性质各异的法律规范综合在一起称为国际经济法,也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各自原来的属性。”[14]87

(二)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从国际调节的理论来看②,倘若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那么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将失去起点和终点。众所周知,在国际上还未形成统一市场之前,各国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健运行是由“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配合、相互作用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交通、通讯领域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了国际化和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这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否则,国际市场将是无序的,不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存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两种机制,它们仍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仅凭这两者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国际化的需要,于是“国际调节”机制应运而生,与前两种机制在良性的互动中,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调节机制体系格局。考察当前以WTO及其规则体系为首的各种国际经济调节组织和规范,不难发现,其重点均主要放在对各国涉外经济法的规制上,即推进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消除各国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此,可作如下归纳:“国际调节”所针对的是“国家调节”,“国际调节”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再调节[15]。而“国际调节”主要依赖的是国际经济法,“国家调节”则是通过一国涉外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的。缘此,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始于协调各国涉外经济法之目的,终于其所包含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等国际法规范在相关国家涉外经济立法中得到回应之时,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如将涉外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割裂开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③。

把一国的涉外经济法和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一道纳入国际经济法,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的[16]。因为,涉外经济关系具有双重性,从属地原则来看,它是国内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但从各国涉外市场是国际化市场组成部分的角度出发,涉外经济关系又和国际经济法紧密相关。基于这种双重性,涉外经济法究竟应该归向何处才更有前途呢?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人们需要突破法律给经济交往带来的束缚。于是,私法的趋同化和统一化现象日渐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ATT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促使成员国的有关国内经济立法与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协调一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私法统一化和公法协调化的进程。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触及的领域日趋宽泛,所形成的协调一致的国际规则日益增多,从而在很多领域中,使各国从理念到规则都走上了逐步统一的道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将一国的涉外经济法放在“国际”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是更科学合理的。任何看不到这个大趋势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定都是欠妥当的。

篇8

【关键词】股票市场 宏观经济 影响 相关性

根据近年来大多学者关于证券市场、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可发现股票市场出现波动的决定性因素表现在宏观经济上，且能够将宏观经济情况反映出来的又以股票市场为主。大多股票市场发生波动，多因宏观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多政策性因素、规律性因素等，使股票市场难以保持持稳趋势，可见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极为明显。因此，无论从国家宏观调控角度或股票市场发展角度，对宏观经济、股票市场二者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理论视角下的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关系分析

（一）股票市场受GDP影响研究

理论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变化往往依托于以GDP为基础推测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反映。若在外界环境处于稳定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呈现出平稳持续增长趋势，可判断此时社会中的需求、供给保持正比关系，此时的经济结构也较为合理。在此环境下，社会人群因对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预期值，便会向市场投入更多的资金，如典型的炒股现象，而企业在此背景下为进行自身规模的扩大，也开始进行更多的投资，由此使整个股票市场更为活跃。但假若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此时企业因盈利亏损，便减少投资，整个股票市场环境下，供给情况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的，其中需求者，即投资者在收入预期方面不断降低，对投资资金开始减少，这样需求曲线会保持快速下降。由此看来，股票市场受GDP影响较为明显[1]。

（二）股票市场受利率变化影响研究

关于利息率，其主要指利息与本金二者的比率。通常从债权人角度看，利率可作为收入来源之一。而从整个股市发展情况看，利率影响则极为明显，利率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市场中资金的流动，资金流动性的高低将决定股票市场发展。以经济学视角看，市场发展中资金供求关系主要以利率为决定性因素，其中的需求方与供给方分别为投资与储蓄，而投资与储蓄实质可作为表示利率的函数，所以利率的变化直接影响股票市场发展。

（三）股票市场受货币供给量影响研究

股票市场中，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效应方面。例如，投资组合效应。其主要指当国内处于货币政策放宽条件下，个人持有货币增多，而投资效益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如果不存在其他外界环境干扰，因个人货币存储较多，便会将其投放到市场，以此达到利益获取目标，这样股市价格会由此提高。再如，预期效应。其主要指在货币政策的放宽前，许多投资人开始预测货币市场走向，采取相应的货币投资方式，使股票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也有增长效应在股票市场中存在，可将其理解为货币供给量上升情况下，整个市场中投资扩大、利率下降，此时股票投资会取得更多的收益，一定程度上推动股市价格的进一步提高[2]。

二、基于实践视角下的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关系分析

（一）20世纪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与股票市场关系验证

本文在研究中选取上世纪国内经济发展作为实证，原因在于该时期内国内经济发展变化较为明显。以1994年与1999年之间国内经济发展为例，国内此时GDP在增长率上约下降5个百分点，整个市场环境下，个人与企业都难以获取较多的收益，而且通货膨胀率呈现上涨趋势，直接导致股票市场发展受到挫折。而该时期结束后，国内经济发展中注重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使GDP在增长率上到8%，此时股票市场逐渐回暖。直至2000年，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因经济矛盾逐渐解决，使证券市场发展速度提高。然而能够发现，在2002年以后，国内GDP增长率尽管提高许多，但此时股市的发展却以“熊市”形式存在，完全与经济发展相背离。而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表现在此时我国股市发展不健全，且较多投资者在未正确认识市场发展情势的背景下便盲目跟风，导致股票发展较为扭曲，产生“熊市”。

（二）从供应角度探析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向关系

尽管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人均收入、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保持正比关系，但从实际角度看，却不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如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背景下，因货币流动率不断出现变化，便会使股票市场因货币需求量变化而受到影响。综合实际影响情况看，变化情况首先表现在股票价格提高后，货币需求量会因个人收入提高而上升，而这种股票上涨趋势下，人们为进行风险控制便采取资产组合调整方式，如斥候货币量的扩充，使市场内货币需求量不断上涨。另外，股市交易量因股价上涨而出现扩张的情况下，需依托于较多的货币供应才可实现。因此，综合来看，股市变化、货币供应变化二者相互影响。

（三）利率变动情况下股票市场变化态势

无论理论或实践研究，都可发现影响股票市场的关键性因素体现在利率变动方面。当利率保持下降态势时，由于企业成本有所降低，此时大多企业为扩大经营规模便会利用利率下降优势，加大投资力度，使股票市场得到发展。自1996年起，我国的在降低利率方面连续八次，每次利率调整政策实施后都刺激股市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利率调整消息传出后，也会产生一定的预期效应，带动股市的提前发展[3]。

三、结论

我国经济发展中，股票市场已逐渐成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文章研究看，宏观经济的发展能够带动股票市场发展，而股票市场又是对宏观经济的具体反映。尽管在二者相关性研究中发现，存在背离情况，但其原因多集中在股票市场发展较为滞后等方面，在日后完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可被逐一解决。

参考文献：

[1]薛华林.中国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相关性比较分析[D].南昌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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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BT项目 移交受让款 延迟 回购 效益

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国内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国家于2009年和2010年实施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然受国际经济二次探底的影响，国内经济数据再次走弱。受此影响，国内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化较大，直接影响着投资者决策大的变化。

2010年6月份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堵住了地方政府依靠地方融资平台搞城市建设融资之路。然而地方政府城市投资计划的实施急需资金的支持，BT项目成为地方政府不二的选择。地方政府在引进BT项目时，往往条件优厚，投资人在关注收益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项目的回购风险。目前，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也在减少，如果同时面临几个项目进入回购期的情况，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就更是岌岌可危了。

地方政府和投资人签订的合同，往往有迟延支付移交受让款时，地方政府需承担违约责任，并按约定支付违约金的条款。然在实施过程中，为了双方长期的合作，在遇到地方政府延迟支付移交受让款时，违约金并没有实际支付。在延迟支付移交受让款的情况下，支付方式也会影响投资人的收益。本文将主要主要研究延迟支付移交受让款不同的方式对投资人收益的影响。

一、案例分析

（一）案例

某一BT项目，投资主要分两块，前期配套费用5个亿，投资回报率为中国人民银行5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两个点，按季结息；建安费5个亿，投资回报率为中国人民银行5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按季结息。假设进入回购期某一基准日，前期配套费用加上投资回报为5.5亿元，建安费用加上投资回报为5.45亿元。若地方政府当期可支配资金仅有5.5亿元，剩余资金需1个季度之后方可支付完毕。假设这1个季度内，贷款利率未发生变化，也未进行结息。

（二）案例分析

回购方案一：先支付前期配套费用加上投资回报为5.5亿元，建安费用加上投资回报5.45亿元以及对应投资回报一个季度后支付。实际支付金额为：W1=5.45+5.45×R5/360×T（R5为五年期以上贷款利率，T为一季度的天数）

二、理论分析

针对以上两种投资回报率的BT项目，如若地方政府延迟支付移交受让款，回购方案的选择关系到相关方利益的所在。下面将进行具体分析。

因此情况一和情况二比例K的大小，受费用甲和乙的投资回报率的大小以及累计投资时间长短的影响。

其三：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中间状态，从费用甲和费用乙中按各自本金比例取部分费用后，至某一基准日加上相应的投资回报刚好为费用C，此时K的取值为一定比例的费用甲的本金加投资回报与一定比例的费用乙的本金加投资回报。此时K值的大小介于情况一和情况二取值的中间范围内。

篇10

我们将当前的经济定义为非稳态。由于潜在经济增速面临下降，经济探底的空间就超出预期。这意味着调整将会非常漫长，这一特殊的经济环境也决定了市场演绎的逻辑与以往有所差异。

非稳态的产生可以从经济内生和外生两个角度去寻找源头。从内生的情况来看，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非金融上市企业的投资收益率低于银行贷款一般加权利率。这无疑对企业的投资需求造成了打压。从居民部门来看，房地产价格高企会挤压居民的其他消费。在政府部门的债务约束方面，2009年之后，城投债上市规模呈爆发式增长。不考虑展期，2016年地方债务偿还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外生的干扰也存在。我们正在经历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道路。僵尸企业的存在将会导致企业产能和杠杆去化异常缓慢，国内经济调整将会异常的漫长。下半年的经济仍将以下行为主。

国内宏观经济调整的底在何处，将是决定资本市场走向的重要因素。

经济大幅调整的时候，往往也是经济要素打破重新匹配之际，企业必定要经历去杠杆的过程。如果深入到经济调整的传导机制，可以发现在经济减速后，企业部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不得不采取去杠杆的调整。这个时候需求已经开始下滑，去产能的过程意味着供给端也开始改善。如果需求的下滑放缓，那么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将会首先出现拐点，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增强。随着需求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和股市将触底回升。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和美国科网泡沫、次贷危机两轮调整的情况来看，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目前国内经济刚刚进入转型期，经济调整的关键取决于企业去杠杆、去产能切实的推进。过去的数次经济周期中，政府都干预了经济的正常去杠杆过程。如果由此理解未来经济政策改革措施，有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将有助于加快经济自由去杠杆的过程。首先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显性化。经济转型本身的动力就是来自人口、环境和资本的稀缺。如果能够将这些稀缺资源合理的反映到企业的成本中，就能有效的配置要素，推动落后产能的去化。要素价格市场化主要集中在利率市场化和环境成本的显性化，这样的过程能够推动去产能和去杠杆。其次是放开多个行业的准入门槛，市场竞争激烈才能够激发企业的活力，同时淘汰落后产能。

“财富积累引发的人性需求的爆发”与“技术进步的供给创造需求”是消费需求演进的两条路径。

前者是爆发性需求。在一轮产能周期的后期，随着产能的不断扩张，资产价格和财富积累都到了一个巅峰状态。而这个时候，对于投资收益率的预期则开始下行，投资增速和产能扩张都开始放缓，更多的资源开始逐步应用于消费领域。后者则是持续性的需求。技术进步，特别是横向创新，是一个供给创造需求的过程。技术进步引导的消费突破，往往具有更加持久的动力。供给创造需求正在完成从“任务导向”到关注人性需求的飞跃。

从国内当前的环境来看，恰好处于财富积累的巅峰阶段。爆发性增长的焦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在学历层次提高，网民数量急剧增长的背景下，对于传媒、网络相关行业的追捧；其次是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医疗需求的继续扩张，其中又以受益于政策的医疗器械为首；再次，自下而上形成的政府消费需求，包括环保和智慧城市领域的安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