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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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人类生产劳动或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决定着劳动者其他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发挥程度;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劳动者,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不健康的劳动者也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一种既非物质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伦理道德等相互渗透的方面｡发展经济学家揭示了思想观念支配人的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

一､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发展｡韦伯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因素｡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鼓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固定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赢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强烈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厉以宁也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得到证实｡在新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在新教伦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甚至在非宗教伦理观念的某种信念､某种思想､某种理想的推动下,世界上除荷兰､英国这样新教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着人们要为一定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创造事业的精神动力｡一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产生了,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思想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交易费用节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和约束,它影响个人行为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一种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就会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和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降低｡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否则,制度的执行费用将上升,制度力将在各抒己见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冲突中耗散殆尽｡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机制｡

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源于经济机会｡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

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进思想,就是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等新思想的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显然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利润的新思想｡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利润与国民收入同比例增长,从而就有了储蓄｡随着本国企业家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机会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的体制,他们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他们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而致富｡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也不是下层人士,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任何一个受传统小农思想偏见束缚的处于贫穷社会类型的小农,绝不会去寻求市场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就处于中间地位｡“在经济增长的加速中总是城市人起了决定性作用,认为城市人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所作出的贡献比住在农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人在生物上优异,而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刘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来就是“创新精神”,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企业家创新精神指导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认为,“经济机遇”(即刘易斯的“经济机会”)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前提,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即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因此,创新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创新行为包括以下情况:采用了一种新的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开辟了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来源,实现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他建立了企业,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他就会失去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因为,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业主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因此,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并反过来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二､结论与启示

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劳动力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我们可以找出太多的贫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是贫困之总根源｡“减少或消除贫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种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样”｡但思想扶贫或思想反贫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一种扶贫方法｡“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等反贫困,更要通过农民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现代化,重视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这也是建设“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篇2

对于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中间存在着大量纷纭的观点。本文从风险规避、信息获致、公司治理、储蓄动员和促进分工等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同时经验结果尤其是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有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金融风险。

关键词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金融风险 金融自由化

一．理想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

对于金融体系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问题，经济学家们持有异常纷纭的观点，这些结论迥异的研究成果简直使人迷惑。自熊彼特、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麦金农以来以至于内生金融增长学派，大量经济学肯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关系，但也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反对熊彼特所坚持的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家精神的论断，认为是企业领导而金融追随，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自动和被动地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这就否认了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有些经济学家不相信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说法，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过分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则经常以故意忽视金融来表示他们对于金融体系作用的嘲讽态度。在一本包含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的论文集中，并没有涉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而且在尼古拉斯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综述中，也没有讨论金融体系问题，甚至在列示他所忽略的问题的清单中也未提及金融问题 。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更加使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作用产生了疑虑。鉴于金融体系在经济中的巨大，对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是近几十年来不可否认的经济现实。经验研究证实，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确实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特别指出“运转良好”，是强调金融体系的两面性，即在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金融体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不存在金融抑制、达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而且金融监管非常有效的理想经济中，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在这部分内容中就是试图描述这样一个理想情形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功能；而经验研究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比那些金融抑制严重、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比较滞后、政府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的经济，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少的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可以从至少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分而言之：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风险的交易、风险的规避、风险分散化和各交易主体的风险分担。在所有风险中，流动性风险（liquidity risk）是最为普通的一种金融风险，所谓流动性（liquidity），就是一种资产可以以协议价格被转换为购买力的速度和便利程度，而所谓流动性风险的产生，是源于与将一种资产转换为交易媒介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都可能影响流动性，加剧流动性风险，这些摩擦产生了一种动力，导致可以提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产生。直觉和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提高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在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经济中的高收益项目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资本承诺，但是储蓄者却不希望长时期放弃对其储蓄的控制权，因而假若金融体系不存在或者金融体系出于非常幼稚的发展阶段，就不能提高长期投资的流动性，因此较高收益率的投资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史学家希克斯通过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认为革命时期英国金融市场的发达使得流动性风险得以减轻，这是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的重要原因。根据希克斯的研究，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所生产的产品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明出来，技术创新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而在18世纪的英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正是资本市场流动性。在存在流动性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储蓄者持有诸如股票和债券等转换便捷的流动性资产，同时，资本市场将这些流动性金融工具转化为非流动性的生产过程中的长期资本投资，假如没有金融市场这种转换，需要大规模长期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产生 。除了降低流动性风险之外，金融体系还会降低与个人项目、私人厂商、个别产业和地区有关的金融风险，也就是所谓具有个人特征的风险（idiosyncratic risk）。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都可以提供风险分散和分担以及风险交易的渠道，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水平，金融体系提供风险分散化的服务可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对于技术创新有推进作用。在金融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获得更多有关投资和资源配置的信息，这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私人的信息获致成本（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sts）更高，私人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搜集大量的有关企业、管理者以及经济态势的信息，因此，私人信息获致成本的高昂创造了金融中介产生的激励。金融中介机构在获致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信息成本得到节约，因而有利于有关投资机会、投资收益、经营管理状况、宏观经济等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这就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完备的金融工具，是经济中各种投资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些信息引导着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一般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关厂商的各种信息获取和扩散的通道，当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增大的时候，投资者就会获得更多的有关厂商经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态势的信息。而在那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信息获致的成本高昂，这就阻碍了私人资本向长期投资的转变，阻碍了高收益投资的形成，资本配置的效率被严重降低。金融抑制的消极后果之一是使得信息获致成本增大，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的存在，降低了投资者获取有关经营者信息的成本，尤其在股票市场上透明度较高的股票价格，成为一种获致成本极低的公共品，投资者很容易通过股票价格以及股票市场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来判断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使经营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调整企业战略。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从而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投资者从发达的金融体系中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对于经营者的监督，因而，金融体系在这里似乎充当了一个无形的管理者和社会评判者的角色，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依照市场原则对资金的流动进行有效的配置，可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在金融抑制的经济中，信息获致成本较高，人们难以通过金融体系来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的信息，因而投资者就难以对经营者的业绩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监督。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在金融抑制的国家就会特别抑制金融市场（比如股票市场）的作用，而试图以银行等间接金融机构甚至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形成资本配置的主要手段，金融市场对厂商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被削弱，因此就不得不以政府的权威形成另外一种监督与约束的机制，而后者显然是成本高昂的。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动员储蓄(mobilizing savings)和大规模资金积聚。动员储蓄和促进资本积聚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过加强流动性、提供风险分散化机制、以及降低信息获致成本，金融体系可以有助于经济中的分散资本的快速和大规模积聚，从而为工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资本。动员储蓄是要花费成本的，但是发达的金融体系通过大量的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工具和广阔的金融市场，降低了由不同私人手中收集储蓄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成功地使得储蓄者在放弃其储蓄控制权的时候感到安全可靠，降低了储蓄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美国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中，投资银行在储蓄动员中起到重大作用。许多投资银行利用自身与欧洲市场的联系而从境外筹集了大量资本，还有很多投资银行与美国境内的实业家和银行建立密切联系以利于储蓄动员，还有的投资银行在各州之间巡回宣传以向居民户出售证券，这些资金筹集行为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有关动员储蓄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金融创新的目的都是降低储蓄动员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起到有效的增进作用。而金融抑制的国家进行储蓄动员的方式是通过利率的扭曲、对金融市场的压制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单一化而实现的，这些金融抑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动员储蓄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却抑制了储蓄和投资的形成，增加储蓄动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长期中抑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斯密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允许更大的专业化分工，因为一个专业化分工较细的经济所包含的交易比自给自足经济（autarkic economy）所包含的交易要多得多，专业化分工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交易成本要足够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其金融体系的发达，使得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中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更活跃的交易与技术创新，从而也就意味着更强劲的长期经济增长。总之，以上我们综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金融自由化经济和金融抑制经济的绩效逐一作了比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这些积极层面的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设之上，现实中的金融体系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会使得上述功能受到削弱，尤其在金融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时候，比如在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也会伴随出现一些金融脆化和金融动荡的情形，这些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基于经验和国际比较的结论

学家们已经在和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这些经验涉及公司层面的研究、产业层面的研究、特定国家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出在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的关系。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很难使我们下结论说，金融体系仅仅是自动地对经济行为和化作出反应，或者说金融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附加产品。有关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他使用了1860-1963这一个世纪中间35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得到结论说：“假如考虑几十年这样的长时期，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国家，甚至出现这样的，即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平均速度的快速增加 。”但是戈德史密斯的经验研究存在着若干缺陷：一是其经验数据仅限于35个国家；二是未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控制；三是没有考察金融发展是否与生产率提高以及资本积聚有关联；四是金融中介的规模未必能够准确衡量金融体系的作用；五是金融体系之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未揭示其因果关系，这些缺陷，戈德史密斯自己也有所察觉，而这些开创性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在方法论上弥补戈德史密斯的缺陷，对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密的考察。King & Levine考察了1960-1989年这30年间80个国家的数据，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进行系统性控制，研究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渠道，建立了衡量金融发展的其他方法，并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用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聚和生产率的增长 。

King & Levine使用四种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水平，试图以此更准确地评价金融体系的作用。表1概括了1985年四种指标值相对于人均实际GDP的比率。第一个指标DEPTH，表示金融中介规模或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结果显示，最富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属于前25%的人）的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以正式金融中介中的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而最穷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最低的25%的人）仅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以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可见，在实际人均GDP和DEPTH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的第二个指标BANK，表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在配置信贷方面所占据的地位，它等于银行信贷与银行信贷加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设置这个指标的目的，是要说明，在一个国家中，银行一般比中央银行更有可能实现金融体系的信贷功能以及其他功能。虽然设置这个指标有着内在缺陷，比如银行并不是提供有价值的金融功能的唯一金融中介，另外银行也有可能只为政府所有的或者公共企业提供信贷，但是这个指标大体可以反映金融中介在一个国家信贷行为中的重要性。在最富国家中，BANK这个指标达到90%，相反，在最穷的国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几乎与中央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处于同等水平。第三个指标PRIVATE，等于提供给私人部门的信贷数量在总信贷数量（不包含对银行的信贷）中的比重，而第四个指标PRIVY，等于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背后的假设是，那些为私人部门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比那些仅仅为国有部门和政府企业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更有动力投身于加强对于企业的研究，更有动力进行公司控制，也更有动力去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动员储蓄和提高交易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实际GDP和流向私人部门的贷款数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King & Levine接下来继续探讨1960-1989年间标志着金融发展水平的这四个指标（F）与同时期三个经济增长指标（G）之间的经验关系的紧密程度。三个经济增长指标是人均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总生产率增长率，所谓总生产率增长率，即“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是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减去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的0.3倍。如果用F（i）表示1960-1989年间代表金融发展（DEPTH，BANK，PRIVY，PRIVATE）的第 i个指标的值，用G（j）表示同时期代表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的第j个指标，用X表示控制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要素（如人均收入、、稳定性、汇率、贸易、财政有货币政策等）的条件信息矩阵，那么在77国中进行12次回归分析的公式就是：

G（j）=α+βF（i）+γX+ε

篇3

关键词：农村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43215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都有了质的飞跃。农业作为我国第一产业，有必要立足于当前金融发展形势，改变农村金融现状，更快更好地推进相关农业经济的建设工程。

1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1.1 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概述 以及发展过程

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金融主要推行的政策是传统的农村信贷补贴政策。其主要以政府干预为主要方式，主张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补贴的理论。还有1种理论就是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它完全否定了农村信贷补贴这种手段，认为只有采取金融市场的方式才能够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为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的环境形势，不完全竞争理论应运而生，这种理论认为政府不起主导作用，而是通过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其反对政府进行市场利率定价，支持政府采取相关政策辅助协调来保证其他银行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低息融资。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主要经过了4个时期。1979―1993年，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建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1993―1996年这段时间，其方向主要是完善服务性的农村金融体系，而1997―2005年这段时间，则强调了对农村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提出要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导能力，2006年―现在，实行的是农村金融改革，提出创新金融机构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

1.2 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农村金融改革关键期，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农村的金融机构规模小、数量少、金融机制不健全、发展速度慢等问题。在现代化发展大环境下，流入第2和第3产业的贷款越来越多，而在农业方面的贷款额度都比较小，农业经济发展在基础上就没有其他产业牢固。目前，我国也正创立新型金融机构，比如村镇银行、农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这些都能够称得上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典范。

2 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分析

提到农村金融的发展，可能大家第1个都会想到农业贷款，但金融机构进行的农业贷款对农业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作用不大。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2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的发展可以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机制。虽然储蓄率的上升下降是极不稳定的，但不能够否认金融发展可以给储蓄率带来不小的影响，金融的发展可以很大程度上分散金融风险。有效地开发农村金融资源，可以促进农村储蓄率的提升，也给农业经济增长带来影响。

农业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金融储蓄向金融投资的转化率高低。目前有部分金融资源是不能够转换为投资的，他们多数都以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形式流入了金融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从分散的储蓄户那里吸收储蓄时带来交易成本，而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让储蓄户放弃积蓄控制时会付出的信息成本。不能否定这种机构的存在，但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一定要让手续费用或者佣金费用得到降低，才能够极大地提高金融运作效率，让农村金融市场走向市场化的道路。农村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够改善农村金融规模以及结构，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确能够提高农村金融转化率。

3 搞好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建议

要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就要合理化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立足于新媒体时代，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把握农业经济实际状况和农业需要，从技术上确保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也要加强内部管理人员的素质培训，提高其管理水平和金融管理手段，进一步提升整个金融机构的效率。肯定以及重视非正规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积极引导其与国有金融资源进行合作，促进经济结构和金融机构的合理化。继续合理建设与运营操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推动全面农村金融机构与经济结构建设。

加快改革和创新的脚步，构建科学化干预政策和现代化金融体系。顺应形势发展，政府应该减弱其控制力，促进非正式金融资本融入到整个金融市场领域，以活化金融资本为主要目的进行适当性干预，实现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构建。面对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现象，应该要完善农村金融机制，促进国有和民有资本的融合，保证其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4 结束语

要正确的认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对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予以高度的扶持，这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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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古典增长；内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水平效应；增长效应

中图分类号：F091．348．1；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045―07

一、引 言

早在三十多年前，GoldsmithLlj、McKinnon和Shaw等人就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Goldsmith等人的工作富有启发意义，但他们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基础，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技术是外生给定的，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对技术水平不产生影响。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逻辑，虽然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动员更多的储蓄，并能更有效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但对经济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物质资本投资，而不是提高技术水平。所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系统的发展，只能促进产出水平的暂时增加，而不能提高产出的长期增长率，即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金融系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悲观结论，使得金融发展理论在经历70年代短暂的兴盛之后，便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后尘，远离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领域。

近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兴趣的升温，应主要来源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思想启发和技术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肇始于70年代初的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金融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迅速融合，不仅使举步维艰的金融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在悄悄改变着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只注重实体经济而漠视货币与金融部门的历史。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技术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即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能对技术水平产生影响。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厂商的物质资本及R&D投资、政府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改变等，均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此，金融部门的发展，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向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融资等方式，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发挥持续而显著的作用。所以，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不仅有水平效应，而且有增长效应。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早期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为比较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不同效应，本文分别建立了引入金融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对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十分庞杂，仅就某一模型进行讨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为避免论证的片面性，本文选择了资本外溢、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等三类代表性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二、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效应

下面，本文通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门，来分析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的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一)模型基本假设

1．消费者行为假设。假设经济由可存活无限期界Ramseyt式的消费者组成。令人口的增长率为n，初始的人口规模为L0=1，则t期的人口数量为L1，＝L0eet“。消费者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工资)和资本收入(租金)，并用于消费和储蓄，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ct表示单个消费者在t期的消费水平，P(0

其中，б(б>0)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1／б表示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替代弹性。当б越小时，随着消费的上升，边际效用的下降越慢，因而，消费者越愿意允许其消费随时间变动，即其跨期消费弹性越大。当б＝0时，效用函数为线性形式，即u(ct)＝ct，当б＝1时，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即u(ct)＝Inct。实际上，消费者也可假设为Diamondt式可存活两期或三期的世代交叠者。在Diamond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亦可表示为

其中，cIt和c2t+1表示t期出生的消费者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消费水平。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对消费者类型的假设主要有Ramsey式和Diamond式。二者的区别在于，人是不断地进行新老更替的，是新人不断地出生而老人不断地死亡的。与消费者寿命的连续或离散的特征相适应，对消费者最优化行为进行分析所运用的工具也有所区别。在Ramsey消费者寿命为连续状态的模型中，运用Hamilton函数来求消费者行为的最优解，而在Diamond消费者寿命为离散状态模型中，所采用的是拉格朗日乘数法。

2．金融部门。假定经济只能生产一种最终产品，该产品可用于消费或投资。若进行资本投资，一单位为的目的，主要是确定状态变量在转移路径上的运动方程，这正如我们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所推导的那样。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对转移动态问题进行处理需要非常复杂的数学工具，目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还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技术问题。因此，当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或局限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或技术进步率，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却非常精巧地解决了转移动态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1．模型基本假设。假定实体经济部门包括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部门。按照Lucas观点，人力资本的存在，使得广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不再成立，因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均产出也会实现持续增长。

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物质资本(Xt)和人力资本(Ht)，且其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可表示为

式(46)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增加)，均能提高平衡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人力资本的积累率和消费增长率。

综上所述，在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既有水平效应又有增长效应。

四、结 论

本文结论认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水平是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决定的，因此，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对技术水平不产生影响，长期产出增长率只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金融部门作为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的中间人，本身并不能生产最终产品或研制新的技术，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融资服务，将储蓄者闲散的小额资金集中起来并提供给投资者，转化为投资者的资本金，因此，金融部门的出现，将使得实体经济部门的物质资本投资增加。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的作用下，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只会带来产出水平增加，而不会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所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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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港口物流；经济增长；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59.22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港口对国民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贡献已为世人所公认，“城以港兴”深刻地揭示了港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港口是当代城市物资交流的重要枢纽，世界贸易的90%以上都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95%的贸易货物要通过港口集散。港口物流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这种显著的相关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罗刚毅（1998）对港口建设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关关系做了分析，他运用1985～1994年的各类基本建设投资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证实了港口对于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指出要适度加快港口建设。蔡涛（2005）根据20多年的历史数据，运用数学方法同样得出我国港口物流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的密切正相关性结论。

港口物流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表现的比较明显，以著名的世界第一大港――荷兰的鹿特丹港为例，当鹿特丹港发展到饱和时期时，管理层通过贯彻物流理念，成立港务中心，发展包括物流所需的一切技术手段，从而带动了整个荷兰经济的发展，而鹿特丹港本身的年产值就占了荷兰GDP的12%。

河北具有优良的港口资源，港口物流的发展已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但是河北的经济发展却远不如这些地方，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借助河北省的数据资料再次验证两者之间关系的存在性。

二、河北港口资源及港口物流发展理论分析

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店港和黄骅港是河北省的四大优良港口，这些港口群依托其自然地理位置形成河北港口物流顺利发展的资源优势；从历史上看，秦皇岛港作为河北百年能源大港，担负北煤南运的重任，占据了世界最大能源输出港的地位；从技术经济上看，港口物流的集装箱业务正在快速增长，信息程度日趋电子化，制度管理方面逐渐完善。从近年来港口物流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些港口群正在成为河北的经济增长极，对河北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带动作用。

本文理论的分析从区域经济学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入手。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费朗索瓦・佩鲁于20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观点，指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其基本思路是：“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增长极的形成应具有资源优势、历史、技术经济三个方面的条件。经济增长极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力量，它自身不仅能形成强大的规模经济，对其他经济也产生着支配作用、乘数效应和激化与扩散效应。经济增长极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港口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事实也证明，中国的发展与港口密不可分，临港城市更是在港口的推动下飞速发展。陈静思、乐美龙（2008）运用2006年前10名港口与前20强城市数据排名分析得出港口的存在对这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河北港口物流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为解释港口物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选取了河北各年GDP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河北港口的货物吞吐量表示港口物流量作为解释变量。同时，需要申明的是，由于河北省港口货物吞吐总量没有成为统计年鉴上的一个单列项，资料的获取比较困难。从《中国物流年鉴》和《河北经济统计年鉴》中，通过各大港口发展和港口生产综述中整理出了相关的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可看出：从20世纪八十年代直到2001年，河北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以秦皇岛为主，占到了整个河北货物吞吐量的90%以上，所以用秦皇岛港的货物吞吐量来反映河北的港口物流还是不失代表性的。在2002年之后，由于河北其他港口，如京唐港、黄骅港的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其吞吐量也开始在总量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就把所有港口的货物吞吐量之和作为河北港口物流量。

2、模型的选取。当物流量达到一定数值，经济总量这个因变量必然有一个对应的可能数值；即当自变量物流量发生某种变化，如增长或降低时，因变量经济总量也会发生相应程度的变化，其中存在的函数关系是确定的函数关系。因此，本文拟运用一元线形回归模型来进行分析：Y=aX+b。其中，X表示物流量，Y表示经济总量，a是回归方程系数，用来反映两者的影响程度，b表示误差项。

（二）回归分析。我们选用河北经济统计年鉴1988～2006年河北各年地区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以及整理得到的物流货物吞吐量，运用Eviews3.0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1、整理数据，如表1所示。（表1）

2、用最小二乘估计（OLS）估计模型。根据上表，利用一元线形回归分析法Y=aX+b对原始数据进行OLS估计，结果如表2。（表2）

从输出结果可以得到几个重要信息：

第一，经济意义检验。就本结果而言，样本回归方程系数=0.384311，是正值，说明港口物流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拟合优度检验。R2=0.858635，值比较大，说明两个变量之间拟合度比较高，因此这条回归线是合适的。

第三，参数显著性检验。从总体中随机抽取一个样本，还必须要通过显著性检验。先看回归系数a的T检验：假定以95%的置信度估计，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n-2=17下，得临界值t（n-2）=t=2.11。t值10.16>临界值2.11，所以拒绝a=0的原假设，说明样本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第四，代入后期数据检验。代入2007年河北港口货物吞吐量为37532.9万吨，这里有两种方法：①直接代入上面得到的方程式=X+，即：=0.384311×37532.9-288.3369=13134.7亿元。通过河北省统计网查得2007年河北真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863.5亿元。预测值比真实值小，差值为728.8亿元。②把2007年吞吐量代入数据列表中，通过Eviews软件预测，2007年经济产值为14，135.96亿元。预测值比真实值大，差值为272.46亿元。

四、结论

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明显得出港口物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港口物流的发展确实能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同时，还表明以下具体内容：（1）河北的港口物流量增加100万吨，那么相应的经济总量平均增加38.4311亿元。（2）经济增长（GDP）的总偏差中，有85.8635%可以由港口物流量与经济总量的依存关系来解释，只有约14%属于随机因素的影响。（3）两种方法计算的差值都小于样本回归标准差1，248.707，在误差包括的范围，两种预测结果都是正确的，由此可以看出河北港口物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回归分析是可行的；可见，用上面数据拟合出来的线形相关关系的确存在。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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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之前，中国的GDP可能达到80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8.5%或者9%的预期速度，GDP可能会达到100万亿人民币。我国的经济发展高速发展的周期从改革开放时期算起就有40年。在这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国高度关注世界上发生的林林种种的危机和风险，其目的就是要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要延迟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形成世界经济的反周期运行。通过国家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反周期运行中，要把中国的经济周期的平稳性拉长。通过经济的平稳性，腾出手来用好战略机遇期。为我们企业升级、地区合作、国家转型提供重要的发展环境。

上海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的33年来，总体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上海经济发展速度平均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经济结构调整从适应性调整转向了战略性调整快于全国3-5年。新世纪的头十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高增长期，上海经济发展速度与全国增长基本持平，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发展方向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十二五”期间，上海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全球国际化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战略性调整，成为上海发展的方向，上海经济结构从国内的主动的率先调整转向为适应全球国际化发展的被转型调整，经济增长平稳回落，低于全国区域省市经济增长的2-3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持平

近年来上海经济增长回落，从表面看是受到了上海结构调整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受到了全球转型发展中遇到了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挑战所致，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转型发展态势引起了国际的利益争端加剧。中国的转型树大招风，如上海等发达城市的转型目标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矛盾摩擦将不断增多，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增大，和平崛起将会被牵制。美国等国家推高压力，发达国家与新型大国的利益矛盾升格，对国际发达国家的对华战略将牵制中国的发展，强化了地缘战略，对中国安全造成了威胁。

二是全球工业化造成的海洋争端加剧。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海洋资源争夺成为世界性的热点。全球蓝色圈的科技空间技术，成为世界大国掠夺海洋资源的重要手段，全球性的圈海运动将不断发展，新世纪的国际商业文明随着全球陆域资源的减少，将科技手段又转向了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海洋深处探寻和开采资源增长点。中国的海域面临着和平与战争共存的发展态势。

三是美国“新经济政策”效应引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制约全球增长。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主政时期，针对1971年7月美国通货膨胀加剧，联邦赤字扩大，在爆发了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出台了1971年8月15日著名的新经济政策。这是美国经济史上，政府在和平时期对经济的一次严重干预政策。新经济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是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义务。特别是这一条，影响了40年来世界性金融政策，催生了美国在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美国是在占有全世界约30%黄金储备的优势条件下，向全世界发行美国国债的。我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我国外汇储备达到3万亿美元，其中70%是美元资产。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我国购买美国国债不失为是一个最不坏的方案。在我国购买的美国国债中，约有60%购买了美国的流动性国债，由于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和两房债信用评级，中国外储金融资产安全性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美国负债累累，如果当债权国需要动用外汇储备的时候，美国拿什么来还呢？美国一但陷入全球债务危机，将会采用惯用的方式有：最简单的是采用行政债务违约，然后是扩大货币发行，形成通货膨胀，这些手段都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最狠的一招就是利用新经济政策的持续效应，使美元贬值，美国就能使债权国的美元资产完全打水漂，降低其债务。

由于我国购买的美国流动性国债是可以随时交易，美国汇率政策就是使得美元贬值。由于美元贬值，就意味着我们要抛售流动性国债，越抛售流动性国债，美国国债的价值就越低，国债蒸发的就越快。有专家初步估计，中国美债的账面损失可能超过20%。如果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以最低下跌20%计算，将会损失约2304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亏损177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140元）。在美元贬值中，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美国政府。有权威机构测算，人民币汇率升值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我国央行的外汇资产价值贬值一个百分点。假如人民币升值5%，我国的外储将蒸发掉近上千亿美元，接近数千亿人民币。

目前，全球制衡美国对债权国不负责任的经济手段十分有限。全球对改革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呼声很高。虽然全球的金融体系走出了靠“金本位”自律调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但是走不出靠“信用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时代。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向美国那样，为世界承担提供“结算支付”、“资产储备”和“价格标准”三个方面功能的全球服务。

正是如此，全球对美国的债务制约基本上处于听之任之。美国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美国有数十万亿美元的各类债务，按照常规的债务还债期限，是遥遥无期的时间表。由于美国具备了指定操控国际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因此，美国应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降低国家债务风险，将本国的资产债务缩水变得偿还最小，将异国的资产通过汇率变动窃为己有。

我们要警惕新经济政策的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全球债务金融危机。上一轮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全球债务危机的案例。由于美国国债十几万亿的死钱需要寻求投资出路，从美国产业转型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已经转到亚太地区。因此，美国玩起了全球金融创新产品的游戏。将许多金融产品包装成为次贷金融产品，将2000多亿美元的次贷产品，通过各类金融机构包装、拆分和细化，形成了8000多亿美元的市场项目整体上市卖出。由于美国热钱太多，金融创新产品的目的是赚取后道利息的钱，因此，次贷金融产品，如房产首付款实施零首付等。美国的实体经济基础越来越弱，大量的虚拟经济是通过金融将企业与个人相联系，美国的次贷总额占了全国GDP的十分之一。由于金融不稳定，美国6000多家银行当时就有三分之一受到强烈冲击，美国就有许多国家银行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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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能源发展；能源强度；经济增长；影响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能源资源的使用开始呈现供不应求的趋势，为此新能源在不断得以开发和发展，这个过程会形成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不同的地区能源发展对其经济效应反应不同，能源开发强度的大小也与新能源开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发展现状下，对新能源开发中要结合能源结构进行调整，促进经济增长，并使能源得到有效利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能源和能源强度的概述

新能源其主要是指通过新型技术来对可再生资源进行开发并予以应用，这个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能、氢能等能源，而目前我们日常最常用的已开发的能源类型例如石油、煤炭等能源对环境会造成一定的污染，所以新能源具有比这些能源更加突出的低污染、无污染的环保特点。能源强度具体是一种单位能源产值的能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在单位产值内对能源的消耗，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能源之间所形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而通常情况下，能源强度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包括生产技术、经济结构等的影响，而能源强度也会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

二、新能源发展的现状分析

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众多经济学家也在不断进行较为深入的研讨，其中研讨重点是新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形成的互相制约的关系。资源对经济的波动影响是在多方面的因素下所形成，一个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区域，如果能源供给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资源紧缺的影响，会导致资源约束经济的发展；另外一点是在其他能源资源非常充沛的地区，由于资源产业的过剩现象，使得资源反而产生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约束控制的影响。在这些关系约束中，能源是对经济增长造成重大影响的核心要素之一，尤其是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技术能力还不够成熟，因此造成对能源消耗大且投入高的状况。

三、新能源发展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能源强度单位产值内能源的消耗量大小的一种表示。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一方面可以对已开发的能源进行补足和增添，同时新能源是低碳环保型的，因此对环境的污染和损害都非常低，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最为重要的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单位产值的能量消耗，也就是说新能源的不断开发利用，可以提高资源的使用程度，降低对资源的损耗，因此无形之中是增加了经济效益。因此，总体来说，新型能源的开发提高了能源强度的利用率，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新能源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新能源优化调整经济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如果仅仅通过能源和资源要素的高投入以及高消耗来实现是完全不够的，其根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改变经济增长的途径。在当前我国的工业发展的基本国情下，能源消耗会持续上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会不断增加能源消耗量，使能源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要素之一，而中国要走新型能源发展道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从节能环保、清洁低碳以及科技先进化的出发点进行周全的考虑，积极建设能源利用效率高、污染环境小且具有高新技术水平的经济发展体系。在新能源不断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要对经济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加快建立以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为核心的新型经济体系。与此同时，要在现有能源应用的基础上对其他新型能源进行开发，强化能源的利用效率并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平衡经济与能源之间的关系。

2.能源的消费结构的权衡

通过能源的开发，在单位产值内形成一定的能源消耗，从宏观上看其对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较为浅薄，但实质上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发展，使得新型能源与经济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倾斜和不平衡。所以，各个地区要结合当地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开发条件，来协调平衡产业结构，提出可实施性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的优势，促使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突出特点，同时能源需求量也相对较高，在这种经济发展形势下，要重视能源的消费结构的权衡，对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进行合理的分配，尽量降低高弹能源的使用。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要积极开创与时俱进的步伐，发展新型节能环保的新能源产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对于中西部地区所具有的资源丰富的优势特点，可积极发展新能源生产产业，在日照强的地区发展光能发电等环保低碳产业，充分发挥各种新型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并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节能减排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但这个过程要把握协调好能源强度，让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取得相互促进的作用，从而使能源得到最大效率的使用，同时也提高了能源使用强度，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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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资本积累 全要素成产率动态面板GMM

一、前言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间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以往文献已对这一现象从生产要素积累、资源禀赋、宏观经济稳定、人力资本、法律制度以及国际贸易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此外，金融发展程度这一变量也受到广泛关注。

Schumpeter （1934） 提出银行可以通过选择出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来促进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Levine （1997）认为金融中介可以通过分散风险，促进资源有效分配，提高企业管理效率，促进资金转移，及降低交易成本等途径促进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众多实证文献都证明了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仅有少数文章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个部分，即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此外，在一国金融发展的衡量上，以往文献多集中考虑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较少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后来也有文献研究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详细研究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部分的影响。因此，本文从改善金融发展衡量和细分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做出改进，较为全面地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7年欧洲、亚洲和北美50个国家的数据，借助动态面板技术，探讨了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资本积累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本文的样本数据，我们发现，1）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股市对总体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作用；2）金融中介和股市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3）金融中介和股市对全要素生产均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指标衡量

（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

下面式子描述了产出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达到稳态前，我们可将人均GDP的增长分为两部分考虑：资本积累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

在现实中，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经济增长。因此，本文将经济增长分解成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部分。全要素生产率是考虑实际人均资本积累率后，残余的实际人均GDP增长。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技术的发展，人力资本积累等等。本文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代表经济增长。资本积累用实际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来衡量。根据Beck （2000）全要素生产率由实际人均GPD增长率减去0.3倍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

（二）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将同时考虑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用私人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金融中介的发展，选用股票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股市的发展。

三、数据

本文的数据样本包括50个国家2000年至2007年的数据 。资本存量增长率和政府消费与GDP比率的数据来自EIUCountrydata数据库。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通胀率，人口增长率，进出口总和占GDP比重等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存款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占GDP比例及股市市值占GDP比率等数据来自世界银行金融结构数据库。平均受教育年数数据来自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

四、实证模型与方法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的基本模型如下：

x是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本文首先将私人贷款与股市市值之和（金融系统发展程度）加入模型，考察金融系统发展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然后将私人贷款和股市市值同时加入模型，分别考察金融中介和股市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Xi，t是控制变量，根据Beck （2000）选取初始人均实际GDP，平均受教育年限，政府规模，贸易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等变量为控制变量。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初始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通常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加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控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高的人力资本一般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因此该国将有更高的经济增长和储蓄。政府规模，即政府消费与GDP的比率，可以衡量不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共消费。贸易开放度，即进出口总和与GDP的比率，可以用来衡量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加入通货膨胀率这一变量可以控制一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否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计量方法

为了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结果的偏误，本文使用动态面板GMM计量方法。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时间序列较短（8年），而截面单位数量较大（50个国家），因此适用于该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此外，考虑到GMM模型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和无序列自相关的假设，本文也对回归模型进行了Sargan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以确保GMM模型的适用性。

五、回归结果及解释

回归结果与本文的预期一致，金融中介和股市均能促进资本存量增长。金融中介的发展能够帮助企业募集更多闲置资金，用以扩大生产，并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累积更多资本。因此，资本存量的增加与金融的发展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股票市值也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增长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股市为流动性不足的项目的融资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股市为他们提供了对冲和分散风险的机会，从而促进更多资金进入股市。因此随着供给和需求的增加，投入的资金量和交易量随之上升。

我们发现金融发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无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除资本积累增长之外残余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其变动的因素极为复杂，在学术界的研究中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释。虽然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JamesB.Ang（2011）认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业的高薪会使得人力资本将从创新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从而导致技术创新降低。

六、结论

本文重点从实证上研究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发展对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运用动态面板GMM分析方法，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人均实际GDP的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股市的发展对人均GDP的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均会对人均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有显著正影响。第三，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中介的发展还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

参考文献：

篇9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外部经济；均衡“陷阱论”；杨格定理；产业关联；锁定效应；多重均衡；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5-0029-08

一、引言

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概念的逻辑性以及具体表现等基本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学热点主题之一。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参与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之中，密集地发表了数量众多、层次较高的论著。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同时，这些讨论已经将“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从现象判断、经验分析和战略推演推进至理论研讨层面。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结点。

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中探寻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和模型基础，依托基础理论的框架和模型将现有研究推向深入，同时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认识。如果“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讨论的问题和思想，已经突破了现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解释力，那么就有必要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完善，当前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改进经济学相关框架和模型的理论价值。因此，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是研究的必然趋势，学者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我们发现，就现有文献而言，当前学者们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探明”的经济学基础，尚存在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依然存在很多不明之处。如果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寻，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展示一个更为可观的理论图景。通过初步研究，我们发现“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一些更具理论深度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二、问题的提出：现有成果评析及“再发现”的必要和方向

（一）前奏、共识和理论思考

虽然明确的“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2007年世界银行在北京的报告《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①，但是其基本观点却出现得要再早一些。2002年开始，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1]，可视为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前奏”。2004年，时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两会期间概括了“拉美现象”。他认为“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以上，迈上重要历史台阶，但是要警惕‘拉美现象’”，即“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2]。人均收入1 000美元正是世界银行所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②，马凯的概括已经是与“中等收入陷阱”相一致的比较清晰的表述了。当然，据此认为在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之前，“中等收入陷阱”就已经获得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认为世界银行“炒冷饭”也是不恰当的。首先，由于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拉美现象”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国内关于“拉美化”和“拉美病”的讨论，未能挺进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研究领域，“拉美化”和“拉美病”也被视为“参照性案例”和“个案现象”，并未引发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探讨。其次，世界银行将在此之前国际上已经广泛讨论的现象重新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具有重要的新背景和新指向。这个新背景就是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和预见：2006年，东亚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一旦越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很可能在2010左右实现），那么东亚地区将有超过95%的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地区的未来将主要取决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和表现”。基于这一背景，如果东亚诸国也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那么，就全球范围而言，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遭遇经济增长困境的现象就不再是“拉美个案”，而是全球多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可能遭遇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演变为一个需要认真审视的东亚问题，以及需要深入讨论的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阶段性问题和理论性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东亚诸国全面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也将逐步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起步问题，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不仅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会引发深入的理论思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麻烦，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的低收入阶段和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集中在“低收入阶段”，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问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会“一帆风顺”，这一观点，并不是经济学家明确坚持的观点，但是至少可以视为发展经济学和经济阶段论学者习惯的“话外音”。在此我们可以简单试举两例。在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中将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虽然罗斯托也认为从“‘起飞’阶段到”到“向‘成熟’推进阶段”大约需要 6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关于“起飞”的比喻还是容易将人们引入“起飞”前艰难积累与“起飞”后腾空跃进的联想。因此，提到罗斯托的“阶段论”，困难集中在“起飞”之前，起飞之后会顺利实现增长的观念，几乎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这一观念在罗斯托的表述中尚属“联想”范畴，那么，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刘易斯的表述就更加明确：“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3]。刘易斯的表述很容易让人们认为，只要解决了收入和资本积累问题，或者只要度过了最为艰难的积累阶段，有了收入和资本，经济增长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像“贫困的恶性循环”“低收入陷阱”等理论，也主要在低收入水平上讨论经济增长的困难，在解决了低收入阶段的生计问题和资本积累问题之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困难则很少被提及。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警示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在度过“低收入阶段”的困难之后，将遇到的新的困难，既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实，也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的欧洲所出现的“高福利病”或“欧洲病”[4]。

将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不同收入阶段都可能出现的阶段性的困难，消除传统上“有了收入和资本积累就会一帆风顺”的习惯认识，正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能引发的理论思考。

（二）阶段论和陷阱论：传统提法，仍需明确方法论源头和基本模型

虽然部分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些看法，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并非无源之水，它只是发展经济学习惯称谓的自然延续。“中等收入”标识了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不同的阶段，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传统之一，而“陷阱”和“低水平均衡”则是发展经济学描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困境的习惯称谓。

除了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亚当·斯密的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论、李斯特的经济阶段论、钱纳里的工业化进程阶段论、霍夫曼工业化阶段论、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都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划分方法。世界银行提出的“低等收入国家”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阶段划分，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和规范化。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展开，日本学者大野健一就从产业升级的阶段划分入手，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重视国际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以人力资本提升不足形成的“玻璃天花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5]。青木昌彦对于东亚经济发展“五阶段”的重新划分[6]，也被用于阐释东亚诸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以“陷阱”和“均衡”表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困境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习惯做法。例如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强调的经济增长困境，在发展经济学中通常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也被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③；舒尔茨所描述的落后地区的“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也将落后的停滞状态视为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状态”。Mark·Elvin针对中国经济史的“李约瑟之迷”，提出了“高水平陷阱”假说[7]，姚洋通过动态均衡模型证明了中国土地投资回报高于工业回报的“均衡状态”导致中国错过了科技革命[8]。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探寻还是卓有成效的。就现阶段形成的基本共识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所界定的是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停滞现象，将这种可能的困境描述为“陷阱”也只是发展经济学的学术习惯使然。发展经济学的常见的“阶段论”和“陷阱论”，可视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但是，把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努力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理论上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是什么方法论工具和经济学思想，能够为“阶段划分”提供一个坚实的方法论源头？换言之，“阶段论”的经济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发展经济学“阶段论”，通常是学者依据其关注的经济问题，从某个视角结合历史经验所做的“阶段性分割”，将这种划分与“阶段性出现的经济发展困境”相联系，明确相应的划分标准，并将这些划分标准纳入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解释，进而形成可供操作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源头，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同样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方法论源头。

第二，既然经济增长的困难不仅出现在“低收入水平”上，那么，构建一个能够兼容不同阶段的周期性困难的经济学模型是必要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基础上讨论“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陷阱”或“均衡”，研究框架就不能是仅停在某个收入水平上的“个别分析”，一个既能区别不同收入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又能将不同阶段的“均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是“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探寻的最终目标。

（三）比较优势论：应纳入开放条件下的重要理论支撑

通过比较优势，或“动态比较优势”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是探寻“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基础的另一个卓有成效的成果。Jan·Eeckhout和Jovanovic·Boyan认为经济增长率按人均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呈现U形分布：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其原因是高收入国家具有人力资源和技术等比较优势，能够保障经济的高速增长，低收入国家则具有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可以支撑高速的规模扩张，但是中等收入国家的比较优势则相对不足[9]。在国内，张其仔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H-K”模型指出了我国“比较优势断档风险”[10]，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支撑。蔡昉也认为基于比较优势和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11]。

然而，以“比较优势缺失”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在逻辑上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的，其意义在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如果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易中的状态和地位，能够左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那么，这种“外在于”国家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显然，从“外在因素”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有待添补的逻辑环节：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对外开放和比较优势？对外贸易和国际市场等“外在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也说明，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经济学基础方面，“比较优势论”只能充当开放条件下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支撑，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相关模型在开放条件下需要纳入和统一到“内在规律”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能独立充当“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

（四）“再发现”的方向：源头、模型和开放性

综上所述，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进行“再发现”，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个方向。第一，一个能够解释经济发展阶段性差别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源头。第二，一个基于上述方法论源头能够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统一的，同时又能标明阶段性差异的规范的经济学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论源头和规范的模型最好能够就“比较优势”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理进行较为清晰的解释。显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求”，都具有较大的难度，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难以深入下去的症结所在。

三、方法论源头：金融外部经济

比较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论划分，其关键在于“结构重要”命题以及产业关联机制。将“结构约束”和“经济效率”相统一的金融外部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的方法论源头。

（一）结构重要：从阶段论与周期论的比较研究开始

“发展阶段”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如果关注点集中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相邻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等问题，那么，仅仅关注“波动规律”的“经济周期”理论分析工具，是明显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经济周期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被抽象掉的“结构性差异”则显得非常重要。本部分从“阶段论”和“周期论”的差别开始进行讨论，将阐明由于抽象掉了结构性差异，“经济周期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关键的内容。过度依赖“经济周期理论”，忽略结构性问题，可能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在“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上解释力不足的重要缘由。这为我们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确定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向。

我们的分析可以从这样一个“总产出”公式开始：

Y=A·F（L，K），

其中Y表示产出量，A表示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数量。

这一公式是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所普遍采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出规模”，被抽象为一个统一的加总的指标“Y”。相应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讨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增长和波动，也是这个“总产出”的增长和波动。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共识。很明显，这种处理已经将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却表明，结构比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差别一直被视为比“人均收入”更为重要的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关键指标”④。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抽象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内容之一，也导致经济学基础模型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

当然，任何一个理论都没有必要囊括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所有特征。“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辩解。但是，当我们关心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困难”时，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作为解释对象时，这种“抽象”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同时被“抽象”掉的正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产业之间的结构约束和供求关联机制。

当学者只关注一个抽象的“总产出规模”时，其假定的不仅仅是“对不同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再关注”，还包括“生产出的东西都能够找到相应的交易对象进行交换”。回顾一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不难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即“总产出”在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销售困难，只来自于总支出和总需求方面，只有支出总量和需求总量的不足，才构成这些“总产出规模”在市场上的销售困难。换言之，“只要货币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间的市场交换将不会出问题。因此，以此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必然将经济周期波动、就业不足、物价波动和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货币总量”等指标上。

如果我们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纳入视野，我们将发现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对象。这就是产业之间的“供求关联”。任何一个产业的产品，都需要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交换。在一定时期内，或者说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各产业之间彼此的“供求关联”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某一个产业规模的扩充，必然要求其他产业规模的相应扩充，否则，“单独扩充”其规模的产业，将由于“交易对象”的不足，而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上游产业生产的原料和中间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销售价格（购买其产品的部门生产的“交易物”不足）。我们可以将这种“关键困难”表述为：任何产业部门的扩张，都依赖于那些与之相关联的产业部门的“协同扩张”，否则“单独的扩张”将受到惩罚。相应地，这一机制也会形成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当与某一产业相关联的多数部门或者主要部门已经实现了扩张，那么，这一产业的扩张将是“自然的”“顺畅的”，甚至是“强制的”。这一原理意味着，从“经济结构”视角对经济总量波动、就业量变动和经济政策等基本问题，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性解释，这是“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性解释。

其实，在经济学中，这种“结构因素”和“关联机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中被视为“扩大再生产”问题。扩大再生产的实现，不仅仅是总体产出的问题，不同产业之间的结构和关联问题，必须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著名论断：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12]

因此“社会总产品”不再被视为一个整体的C+V+M，而是区别为两个不同部类的I（C+V+M）和II（C+V+M），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两个部类之间在结构和比例上都要服从相应的等式要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I（V+M）=IIC，扩大再生产条件下I（V+V+M/X）=II（C+C）。违反这些比例结构将会形成“价值革命”，导致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结构约束”是引发危机、阻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和总需求政策问题，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

总之，抽象掉了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不仅难以有效地标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且忽略掉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动力”或“关键困难”。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困难”，经济结构显得尤为重要，一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论源头。

（二）金融外部经济：结构与效率相统一的方法论源头

虽然在古典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包含了可以处理结构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大量有价值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虑到“中等收入陷阱”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我们还是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论源头。

金融外部经济就是这个能够兼容结构性问题和产业关联机制的方法论源头。实际上，金融外部经济也一直充当着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交互依赖。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统论述了“技术外部经济”和“金融外部经济”概念，并将罗丹的研究视为对金融外部经济的应用。自此，金融外部经济成为讨论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结构性依赖的关键方法论基础。西托夫斯基也被视为金融外部经济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实，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经济概念，是经济学家维纳于1931年提出的。

我们认为，金融外部经济是操作结构性差异、产业关联机制的关键的方法论源头。要阐明金融外部经济的方法论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点，对金融外部经济进行剖析。

1931年，作为对经济学界20世纪20年代“成本大争论”的总结，经济学家维纳在《经济学》期刊发表了著名论文《成本曲线和供给曲线》，系统阐述了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成本曲线，同时也在分析中明确提出了“金融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经济可以表述为，由于对服务和物质产品整个产业的购买量增长所导致的服务和物质产品价格的下降。产业A的金融外部经济可能是其他产业B的内部经济或外部经济，如果产业A购买了更多的服务或物质产品，它们的价格将下降，因为产业B可以用更低的单位产品生产出这些产品”⑤。这是金融外部经济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从这个表述中不难看出，金融外部经济实际上是外部经济的报酬递增机制在产业关联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是报酬递增机制与关联机制的结合体。

产业关联是各产业产出规模之间的交互依赖。而报酬递增机制则是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指生产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导致这一机制的原因包括：规模扩大为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提供条件，促进了技术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对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减少，等等。所谓金融外部经济就是指一个部门的生产效率受到与之存在供求关联的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影响。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将“产业关联机制”所描述的“规模联系”和“结构依赖”，推进至“效率联系”和“技术联动”。在金融外部经济的视角下，由于各产业规模之间的必然联系，各产业以规模扩张为基础的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这一原理最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杨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经济的表述更为贴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因素”“产业关联”“技术进步”等内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广泛分布于高级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领域，因此本文选择“金融外部经济”来指代这一原理。关于这种依赖和关联机制，克鲁格曼将其表述为：“这种循环关系意味着一国可能会经历自我强化的工业化（或者无法实现工业化）”[15]。

四、基本模型：“多重均衡”破解“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

金融外部经济只是描述了各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依赖”和“效率依赖”。那么，如何将这一思想模型化，使之兼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障碍”呢？

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例如“大推进”理论、“贫困的恶性循环”等理论，都是从不同角度模型化了“金融外部经济”的思想，同时也是对“发展障碍”问题的模型化解析。但是，这种解析并不完善，或者说并不完全符合经济学模型所要求的严谨的学术规范。由赫希曼发起的对“平衡增长”理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这一理论的失败。其实，赫希曼的“产业关联”机制、“关联效用”和“主导产业”等理论的表述，只是金融外部经济基本思想的另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基于相同的核心思想，却陷于批判和否定之中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模型化”表述并未能够真正清晰表述其核心观点。这也是金融外部经济理论在后来需要被重新发现的原因。

（一）“多重均衡”重振金融外部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以金融外部经济为基础的“大推进”理论等“超发展理论”重新被相起关注，完善的模型化成果是墨菲等人对“大推进”理论的模型化。克鲁格曼将这种模型化的成果称为“多重均衡”模型，并提出了较为简化的数理表述。限于篇幅限制，我们可以基于金融外部经济的核心思想，提供一个更为简洁的文字概括。

第一，要素弹性供给假定。将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定于效率普遍高于其他部门的城镇工业化部门，除了这些部门之外，还存在一些能够为这些部门提供弹性要素供给的低效率地区或低效率部门。这一假定并非要求以“二元经济”为前提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要一国经济仍存在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存在一部分部门为另一部分部门提供具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我们的分析就可以进行。由于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部门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普遍存在，且整体经济增长的表现主要依赖于效率较高的工业化部门，所以，这一假定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还是可以接受的。在欧盟，其劳动力、资本流动以及大量移民的事实也表明，即使是高收入国家，这样的弹性要素供给也是普遍存在的。

第二，存在产业关联机制。国民经济存在众多部门，一个部门能够获得的“回报”取决于这个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交换”。因此只有其他各部门产业规模都相应提高后，这个部门所获得到的回报，即收益才能相应提升。

第三，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离散的技术分布。随着规模的提高，每一个产业在不同的生产规模上单位要素的产出效率提高，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即更高的生产规模意味着高技术水平的人均产出会提高。但是，技术是离散分布的。同时，更高的技术也意味着单位要素的更高的成本，我们可以假设，要素成本的上升幅度不会高于技术所取得的产出的增长幅度，即只有在经济方面“合算的”⑧技术才会被采纳。

如图1所示，生产规模从小到大，要素使用量分别为FA、FB和FC，其中生产规模越大，技术水平越高，例如生产规模的要素使用量达到FB时，可以采用更高的技术，从而QB/FB>QA/FA，同样QC/FC>QB/FB，但是，更高的技术往往需要更高的要素成本价格，单位要素价格计为W，其成本计为C。

由于存在“要素弹性供给假定”，我们可以将分析限定在各产业部门的规模持续扩大的规模扩张式的“经济增长”背景之下。在这一背景下，依据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似乎经济增长会“一帆风顺”地进行下去：各产业的生产规模越大，单位要素的产出越高，同时产出规模的提高幅度大于要素报酬的提高幅度，工业化部门会持续扩张下去，其效率水平会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也会越来越高。但是，由于存在“产业关联机制”，模型的结果将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多重均衡”的。由于产业间存在相互依存的供求关联机制，一个产业部门在相互关联的市场交易关系中能够“换得”的产品，取决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这些在交易中所换得的产品，就是这个部门的“实际收入”。这个“实际收入”并非取决于这个产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取决于那些与之交换的各部门的产出规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采用“新技术”后“要素成本”的上涨幅度低于生产规模的上涨幅度，但是，如果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未出现扩张，那么，产业的“实际收入”将不会增长，因此，扩大生产规模、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反而是不合算的。只有所有产业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到新的水平上，新技术才是合算的。所以，经济系统并不会自然的持续扩张，绝大多数产业的规模被确定在某一个水平上时，各产业最优选择的均衡点，并不是朝向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技术，而是保持在原有技术水平上。

因此，随着各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由小到大，经济系统“均衡机制”的结果不是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而是会存在多个离散的均衡点，越大的生产规模，对应着更高的均衡点、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必须所有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都相应扩张，才是“合算”的，任何一个产业部门单独扩张，将会因为“实际收入”增长滞后于要素成本的增长而变得“不合算”，保持原有的生产规模才是符合“均衡机制”要求的最优选择。相对于更高水平上的“均衡点”而言，较低水平上的均衡点，就是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低水平均衡陷阱”。

（二） “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相统一的“陷阱论”新解

有趣的是，上述墨菲等人完成“多重均衡”模型的同时，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布赖恩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系统论证了经济系统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布赖恩的分析也是以“报酬递增”机制为核心的。但是由于分析方法论和研究思路的差异，布赖恩的研究更多地被视为“演化经济学”等理论的代表。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布赖恩的术语，对于经济系统交易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提出一个基于“多重均衡”模型的解释。

任何一个均衡点，都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机制促使经济系统向均衡点移动。如果A、B、C三点分别代表低、中、高三种收入水平。以B点为例，当经济系统从低于B点的收入水平接近B点时，各产业之间以QB为基础的交易关系逐步形成“均衡机制”。这时，各产业所面临的市场交易规模接近于QB，其收入水平也接近QB，收益高于成本，产业规模的扩大形成“正向激励”，各产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会受到均衡机制的“吸引”进入B点。这种情况下“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表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良性互动，形成良性循环，构成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但是，一旦经济系统进入B点，各产业部门以QB为交易量的市场供求关联最终形成，当经济系统试图继续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提高收入时，以B点为中心的“均衡机制”同样会发挥其“吸力”，在某些产业部门扩大生产时，需要面临其他产业部门较小的生产规模和交易量的限制，导致收入增长滞后于成本上涨，甚至收入无法增长。产业规模扩张面临“均衡机制”的“惩罚”。这种情况下，同样是市场“均衡机制”的动态作用形成的“吸力”，却表现为经济系统难以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锁定效应”。

因此，“多重均衡”模型的动态机制可以表述为：经济系统“规模扩张—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动态过程，随着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技术水平由低到高，经济系统将在经过不同的“均衡点”时，交替出现“自我强化”的良性互动和“锁定效应”的恶性循环。这是对中长期经济周期，尤其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经济周期的另一个“结构性”表述。在不同收入水平下，进入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所面临的“锁定效应”，就是各种“陷阱说”的经济学基础。

（三）“多重均衡”新模型为阶段性特性提供的理论支撑

上述分析还未在模型中引入阶段性的“结构性差异”。实际上，技术变革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特征，不同的技术水平，往往对应着生产部门之间不同的分工关系，不同的中间产品链条和产业间不同比例结构的差别。

最为典型的“结构性差异”模型莫过于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模型”，在这一模型中，技术进步被处理为“资本有机构成”即C/V的提高，而这一比例的提升必然对应着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即第一部类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产业关联”可以将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因素引入模型之中，但是“结构差异”的引入本身，也会形成对经济发展障碍的另一个有力的解释——由于产业之间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经济系统需要适应产业之间“结构比例”的变化，那么，调整的困难还将进一步增加：各产业之间的交换数量需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中必然需要部分产业承担收益与成本变动，某些产业可能会因此而受益，另一些产业则会因此而受损。“新结构”的形成，会比原有的结构约束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当然，这一要素的引入也说明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具有统一性。

五、对策悖论与开放条件：“比较优势重要”的模型解释

在“多重均衡”模型中，一旦经济系统进入某一个均衡点，固守于“均衡点”就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对策往往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对策悖论”。但是如果将封闭条件下的“均衡状态”推广到开放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均衡机制”所形成的“锁定效应”将获得缓解。这也部分地解释了“比较优势重要”命题。

（一）“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

“锁定效应”下的对策悖论就是“市场”与“计划”之间的悖论，换言之，就是政府干预与否的悖论。按照“大推进”理论的逻辑，各产业在结构约束下的发展，需要产业规模“协同扩张”。然而市场机制则很难实现“有计划的协同”，完全依托自发的市场均衡机制，其作用将不是“推进”，而是“锁定”。因此，政府干预下的投资和“推进政策”成为发展经济学重要的政策主张。然而政府的推进并非是单独对某一个产业领域的支持，而是对各产业协同扩张的“大推进”，即对整体国民经济的系统干预。实践证明，这种干预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会形成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除一系列“寻租”和“腐败”问题外，更为严重的负面因素在于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则可能因为政府的过度参与而受到损坏，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下降。基于市场机制进行政府干预，利用“税收杠杆”等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施加政府的影响，也许是最佳选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政府既施加干预，又防止市场损害市场活力，其“分寸”是很难把握的。通常，这种“最佳选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状态”。

（二）对外开放克服“对策悖论”

对外开放是克服上述“锁定效应”，更具可操作性的对策。在“多重均衡”模型中，对于“独自扩张”部门进行惩罚的，正是封闭的经济系统中产业之间的关联机制。实际上，要克服这种“锁定效应”，除了要求各产业部门在生产规模上实施“协同扩张”的“平衡增长”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甚至暂时地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约束。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就是突破这种“关联机制”的有效选择。

在开放条件下，具有出口潜力的部门的“独自扩张”将不再受到“关联机制”的约束和“锁定效应”的限制。生产规模扩大后，可以将更多的产品销往国外，而不必再受制于国内市场各部门所提供的“交易规模”的限制。同时，“出口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会通过“关联机制”的作用，带动其他相关部门的扩张，从而拉动经济系统逐步脱离“均衡点”。当然，这种“开放政策”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一国需要具备能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需要在一国在脱离“均衡点”之前持续存在，或者不同“比较优势”之间的衔接不会出现“断档”。否则，如果“比较优势”在经济系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自我强化”之前就被耗尽，或者其力度严重削弱，都有可能使得一国经济在脱离“均衡点”的过程中，面临重新回归“均衡点”的“锁定效应”，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倒退”。另外，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也要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将导致一国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规律依然根植于一国经济自身的条件，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所提供的仅是部分产业部门生产规模的“调整”，使国民经济的“结构约束”出现一定范围的“伸缩性”。但是最终的经济发展动力必须源于国民经济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活力。因此，过渡依赖国际市场，放弃合理的国内经济结构的“重建”和“回归”，无异于放弃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最终会因“比较优势”的耗尽或国际市场的动荡而遭遇打击。

六、结论与展望：“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理论价值和未来图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这样概括“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阶段，将某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困境描述为“陷阱”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习惯用法。“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经济学各类“陷阱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延伸。但是，“中等收入陷阱”也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构建一个能够标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结构性差异”并兼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陷阱”因素的统一的经济学模型。将理论源头回溯到各类“陷阱论”的方法论基础，即“金融外部经济”，同时将重振金融外部经济的高级发展经济学“多重均衡”模型应用于解释经济系统周期性出现的“自我强化”和“锁定效应”，将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较为规范的基础模型。在这方面，经济学所表现出的潜力和方法论优势也值得关注。另外，这种分析也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图景：以政治经济学再生产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结构论”，是解释经济增长、就业和相关经济政策等宏观经济学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现象的理论基础[16]。构建以“结构论”为基础的动态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可以将长期分离的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理论实现有效的综合，对于各类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模型，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研究方向。

注释：

①也有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半年报2006》已经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未见明确的原文献支撑。2006年11月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经济报告》中的确涉及了东亚的“中等收入”问题，但是报告也指出，其观点引自吉尔和卡拉斯的《东亚的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思考》，即2007年在北京的报告。

②人均收入与人均GDP之间还存在较小幅度的差异，但基本水平相仿。

③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转引自蔡昉：《“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④受购买力平价等因素的影响，“人均收入”水平的可比性存在局限性，但是“比例”和“结构”等相对性指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种局限性。

⑤Viner，Jacob. "Cost curves and supply curves." Journal of Economics 3.1（1932）：23-46. Pecuniary的英文释议为relating to or involving money，与货币有关的，引涉货币的。从维纳的表述中也可以判断，金融外部经济所讨论的实际上是涉及到货币对商品和劳务购买的，产业间的供求关联。因此金融外部经济在有些场合也被译为“货币外部经济”，笔者认为也可译为“供求外部经济”或“购销外部经济”。

⑥Young，Allyn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38.152 （1928）：527-542.这里使用“金融外部经济”而不是“杨格定理”，概括这一原理，主要考虑到“金融外部经济”与主流经济学的关联更为密切，其原理表述更接近“结构”和“产业关联”的核心思想，且以“金融外部经济”为主题的模型化努力相对较多。

⑦赫希曼认为，罗森斯坦和纳克斯的关键思想是“平均的增长”，赫希曼通过“关联机制”论证了“非平均增长”，其实罗森斯坦和纳克斯以及其先驱杨格的论述中，关联机制也是支持“平衡增长”的关键因素。

⑧至少在“生产效果”上是合算的，当然，更多的产品能否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还要看市场交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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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预示着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表明的是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意味着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不仅强调产出的增长和生产的速度，而且更为强调随着产出增长和生产加速而出现的生产、就业、消费等结构上的变化和体系、分配上的变革。“在发展的概念中，必须包含各个社会主要追求的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价值”，“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中，人们最初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把增长与发展作为相同的概念，“人们研究发展问题，很少考虑哪些人因增长而受益以及产出是如何构成的。但是，经济政策对分配的影响，产出的结构以及生产的经济环境等等，对各个经济社会并非无关紧要的”[1](P9-10)。从数量增加上理解的经济增长，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是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而经济发展作为对生活质量改善的追求，如果注意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则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一切社会进步的首要的物质条件。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诫人们：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受益的经济增长不能算经济发展。人们开始从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中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这就使得经济发展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经济学，而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另一门独立的学科——增长经济学，也开始得到建立。这两门学科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充分体现经济增长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发生了融合态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可以追溯到英国的R·哈罗德爵士和美国的多马教授对建立平衡的（或“指数的”）增长概念的重要贡献[2](P1384)。1948年，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导论》的出版，多马《资本扩大、增长率和就业》、《扩张和就业》两篇论文的发表，基本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此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个由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到制度决定经济增长论的发展过程。

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论包括了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和收益递增决定经济增长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从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说具有共时性，可以同时存在；从理论的发展来看则具有历时性，反映了要素投入决定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说明了在劳动、技术不变情况下，增加资本量对促进经济增长有决定性意义。这种资本决定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影响。资本决定论存在着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模型中的经济增长率与劳动无关，只有在资本——产出率不变时，才有可能把劳动因素引入分析过程；二是模型中没有引入技术因素，资本——产出率只是作为一个理论上的已知条件。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理论遭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的挑战。经济增长理论由物质资本决定论阶段进入了技术进步决定论阶段。索洛、斯旺等人放弃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产出率不变的不合理假设，建立了一个资本——产出率可变的生产函数模型。这一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充分显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索洛还以实证分析中关于技术进步对总增长率的贡献约为87.5%的测算，进一步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进一步论证了索洛关于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他在对美国、西欧、日本的全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中，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用人力资本理论补充和发展了技术进步决定论，这就使经济增长理论由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发展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阶段。舒尔茨在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基础上，把资本分为常规资本和人力资本，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人力资本是以具有递增收益的知识为代表的，它通过对教育、卫生保健和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促进产出的增长；人力资本所产生的递增的收益，可以消除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从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实际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是独立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它在用于经济增长问题分析中只是一个外生的东西，并没有被融入经济系统内部。

从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到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再到人力资本决定经济增长的论点，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都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真正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分析了它们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机理，探寻了这种机理实现的动力和条件的学者是阿罗和卢卡斯、罗默。他们的分析使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这就是新增长理论的形成。

阿罗以其“干中学”模型，对技术进步内生化作了一个初步尝试。在此基础上，罗默和卢卡斯等人做了突破性研究。1986年，罗默提出了“收益递增的长期增长”模型，认为知识是“内生的”，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其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中具有递增报酬；知识也具有“溢出效应”，一个企业所创造的知识会产生社会效应使其他企业受益，这样，只要企业实现知识生产的最优控制，就可以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显然，罗默把技术和知识直接内生化了。卢卡斯对技术进步因素作了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研究，提出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他认为，劳动可以分为“原始劳动”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两种形式，后一种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有内在的和外在的两种效应。内在效应是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形成的，它表现为高人力资本可以获得高收入即劳动力的收益递增；外在效应是通过在岗培训和“边干边学”形成的，它表现为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发生递增。因此，人力资本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旨在探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探讨的重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在很长时间内，制度分析与经济增长是脱节的，把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他的分析进一步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引入增长与发展融合的时期。

诺思以制度变迁为核心，以产权为基本概念，分析了经济增长问题。他用产权理论解释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这两大必须克服的壁垒，克服的办法就是制度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减少经济组织获得收益的不确定性，促进其活动得到最大收益，从而使这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创新精神，经济得到极大增长。为此，诺思设计了促使经济增长的国家模型。他认为，国家并非是“中立”的，它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制定、变更或维持着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的正式规则，因而对最终体现产权结构效率、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在诺思看来，国家既具有卢梭所说的“契约”的性质，也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掠夺”的性质，此外，国家还有两个目的：一是企图确立一套关于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的基本规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诺思认为，由于国家的这两个目的是相悖的，因而在为使统治者获取租金最大化而确立的产权结构和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发生着必然的冲突，导致整个社会不可能持续经济增长。诺思还认为，在国家制定、界定并维持了产权结构的情况下，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制度结构，出现某些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关键就在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既会引起政府政策的差异，也会引起社会公众在劳动态度等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精神上的制约。

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来看，暂不论其不足，诺思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由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发展到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这一发展深刻说明了技术的发展、人的发展等在经济增长中的内在作用，当诺思把制度研究引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之后，又使经济增长理论由研究经济的短期增长转向了研究经济的长期增长，从而使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具有了与经济发展同一的意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逐步趋于融合。

  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归纳起来看，主要表现在两个重大方面：

第一，在实践上，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带来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外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无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来自于资本、劳动力，还是来自于新技术，一国的经济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变化或者是生产率的变化来实现增长的。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西方有些经济学家在考察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时，把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把资本和投资的短缺看作是经济增长停滞、人均收入低下的原因，从而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就是通过资本形成实现经济增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发展之初资本短缺的确是很严重的。在战后至60年代的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增长第一”的发展政策，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相当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2%，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同一指标的4.9%的水平，也说明了资本、技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却用“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事实，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诸如两极分化、失业加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说明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和贫困，并不完全在于缺乏资本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缺乏形成资本和技术的能力、引进和利用资本和技术的机制，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落后，并不完全在于缺乏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更重要的是缺乏具有有效的宏观调控与有效的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市场经济体。

内生变量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实施“增长第一”发展政策带来的困惑，推动发展中国家从制度内部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走了一条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增长道路。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关于发展中国家在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发展过程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福利的最终目标的确定，以及关于公平分配、充分就业、普及教育、培训劳动力、提高健康水平、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妇女儿童和青年的正当权益等具体目标的确定，已把满足人的基本需求放在了首要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的尊重，意味着“人的发展”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伊尼亚西·萨克斯在《发展还是非正常发展？为质量经济学辩护》一文中指出：“模拟增长在第三世界造成最大的破坏，使非正常发展正在蔓延。”模拟增长“被认为是在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的道路上不断快速前进的唯一方式，而现代化和赶上工业国家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概念。的确，现代化彻底改变了城市中的消费结构和杰出人物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却没有创建一个能够在保证全体居民合情合理的生存的同时对之加以供应的生产结构”。“为了得到真正的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看来需要考虑它们国情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它们照搬工业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成为问题，甚至不可能，它们还需要吸取工业国家走进死胡同的一切教训，以便寻求有本质不同的内源发展模式”[3](P49)。所谓内源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指国内人力物力和精神力量的调动和发挥，以及国内民众创造能量的释放和自觉程度的提高。这一模式正是对“人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强调。

第二，在理论上，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变量的分析转入内生变量的分析，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分析之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出现了融合态势。

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源头，可以说是18世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然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没有深入到模型的分析中，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也没有针对性，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明确划分为“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两大部分，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才有了明确的对象。经济增长理论被明确地规定为“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理论”[4](P1)；而经济发展理论则被明确地规定为“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5]。

由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这两大理论成为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理论研究的内容、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由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在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上存在的差别，因而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解上也必然存在差别。在当时来说，严格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无疑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避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把发展的目标放在结构的优化和社会的进步上；但是，混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却使经济增长理论过于注重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研究，而忽视对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实效的研究，从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危及到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经济增长理论只有通过修正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1973年6月，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中，对经济增长的定义作了一个新的表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只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6](P57)显然，这一表述从先进技术的利用、制度的调整方面说明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在一定意义上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了新的发展，开始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特别是新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其和新制度理论的结合，使它能够把原先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这样，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容趋于广泛性，涉及了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范围。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理论经过战后近30年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沉闷的停滞时期。当然，这与经济发展理论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思路、研究问题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以及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外在分析存在缺陷有关，也和发展中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经济处于困境有关。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调整，经济有所增长，有的国家还出现了“经济奇迹”，从而给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再加上，经济增长理论也由对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分析进入了内生变量的分析，由对经济的短期增长进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的分析，由对某一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进入了综合因素、制度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的分析，其理论内容、分析方法更加实用。经济增长理论的现实感对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而使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方法和框架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也就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态势。

  三、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统一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发展中国家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经济上已由发展之初的经济凋敝、生产方式落后，发展为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状况；已由发展之初的经济结构片面畸形，即产业结构低度化、出口结构低层次化，发展为制造业比重上升而农业和采掘业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的状况；已由发展之初的出口能力低弱、出口结构的不合理，发展为出口能力明显增强，并使出口结构得到局部的改善。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储蓄能力和投资能力的绝对水平有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不仅在经济贸易方面往来密切，而且相互之间的资本流动量也在增长，技术转让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但是，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够高，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还比较低，非生产性领域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如通货膨胀、债务负担、开发能力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困境之中。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既有强劲的基础、新的起点，同样也有发展的障碍和限制。增长与发展在理论上的融合态势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第一，必须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合理安排上推动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现已成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工具。这一分析工具的应用意味着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决定性影响作用，但是，制度的安排合理与否，则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持续程度。纵观经济发展史，不同的经济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一般而言，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计划指令配置资源，对经济增长起作用，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通过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运用主要是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要素获得经济增长。

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制度的选择和安排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由自由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迈进，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资本剥削劳动获得经济增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再加上资本的增长大于劳动的增长，因而资本只有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经济结构来获得经济增长。显然，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优化经济结构获得经济增长，实质上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安排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中，当集权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一方面把握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把握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安排特性，是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