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科学成果转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命科学成果转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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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作为一次历史性变革，已成为未来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若能跟上转化医学的浪潮，就可以把握住未来医学发展的先机。医院汇聚了医疗、教学、科研等多领域的人才，在进行转化医学研究中将起到独一无二的作用。对我国医院来说，我国病种复杂、患者基数大，在开展转化医学研究中有独特的优势。引导并培育转化医学相关人才，对跨越临床与基础间的鸿沟、提高人群健康水平意义深远。但就目前而言，医院内的医学相关人才在进行临床与转化医学实践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多的障碍。

一、医学人才从事转化医学所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境

1.开展转化医学研究的意识不强，缺乏开展转化医学的相关知识。临床医师所拥有的主要是医学专业知识和实际诊疗操作技能。面对临床与转化研究，对其他学科新技术、新知识深度与广度的需求，缺乏及时获取和掌握的动力和渠道。除此之外，由于临床医生所掌握的知识多集中在临床领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临床工作中凝练适合研究的问题并非其专长，缺乏对临床难题认知的敏感性，同时也没有掌握科学的临床研究设计方法。有些医生甚至认为自己只需看好病即可，无需搞科研，粗浅的将行医和做研究割裂开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临床实践，使患者受益。而对于一些基础研究人员而言，一方面他们并不知晓临床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因而很少以临床医生和患者需求为导向确定自己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简单地将在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认定为最终的研究成果，缺乏将书面的科研结果转化为实际的临床应用的意识和能力。

2.践行转化医学研究的动力不足，医院对医学人才的引导工作仍不充分。医生职业的特点是相对稳定、受人尊敬、收入较高，对医生来说，能够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即可为自己带来很高的满足感和收益，若在繁重的医疗工作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则非常辛苦，往往需要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但收获却很少，因而从事科研活动对医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除此之外，目前我国的人事考评晋升体制多以的数量质量、课题数量等科研工作业绩为主要的考核、评估方向。研究人员多以能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文章为主要目标，多数是为了研究而进行研究，往往将研究停留在研究论文和科研成果的层面，能真正将研究成果在临床实践中进行验证的少之又少，缺乏将研究成果应用到临床及健康保健中的动力。

3.医学人才间沟通不畅，良好的合作机制尚未建立。目前我国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相关研究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屏障，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相互脱节，临床医学人才与基础科研工作者尚未建立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即便在医学院校附属的教学医院里开展研究时，临床医生与基础研究人员也缺乏有效的沟通与整合。有些基础研究学者终其一生都在从事基础医学研究，并也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基础研究学者很少真正到临床中去调研、去探查临床医学的实际需求，这就导致其基础研究往往偏离了临床实际。另外基础研究的对象往往比较简单，而当面对临床实际的复杂的人体时，基础实验的结果要经过漫长的临床试验验证后才能真正为临床所用，患者和民众难以直接快速地受益于科技发展。除此之外，由于临床医生的大部分精力都要投入到临床诊断和治疗当中，若想在做好医疗工作的同时，也做好基础研究并将其转化为让人群受益的产品也是相当困难的。另外，我们所面对的疾病不仅局限于某个单独的医学专业，其复杂性往往覆盖多个专业的研究范围，若想取得可应用推广的突破则需要多机构间具备不同技能和多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共同协作。但当前阶段，医院、研究机构、医疗企业等往往各自为政，封闭的开展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沟通交流，无法形成成果转化链条并产生协同作用。

二、搭建综合化人才发展平台，助力医院转化医学建设

1.优化环境，打造转化医学人才集聚平台。医院环境可以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优化适宜转化医学发展的软环境，就是要求医院要树立“人才是转化医学发展的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工作氛围，建立以转化医学为导向的医院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院内工作的人员。优化硬环境则包括创建高标准的科研环境、配置与临床转化研究相适应的仪器设备、建立可供临床研究的生物样本库和生物医学信息技术平台以及为研究者提供政策法规、生物统计学、流行病学、试验方案设计以及职业道德和医学研究伦理的咨询服务等。通过优化医院的内外环境，一方面可以从外界吸引更多的人才，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医院内部的人才脱颖而出。

2.加强培养，打造转化医学人才成长平台。转化医学是跨专科、跨行业的集成体，其人才培养不能拘泥于传统的专科型人才培养模式，传统的培养模式往往将基础与临床割裂开，并且由于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基础医学研究者对临床医学的了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临床医生同样也很难涉足到纷繁复杂的基础医学领域。当前，我国转化医学基础教育和在职教育均存在较大的差距，仅极少数高校开展了转化医学方面的教学内容，转化医学教育还未得到普及，缺乏转化医学的在职教育。针对此现象，医院应在继续教育方面多开展有关转化医学知识的教育培训，如开设讲授转化医学研究特点、手段及方法的课程、邀请国内外相关学者举办转化医学相关知识及转化医学相关领域最新进展的讲座，从而提高院内医学人才对转化医学的认知与了解。同时鼓励并支持员工通过出国进修、提升学历等获得转化医学相关的专业系统培训，帮助医学人才成长。

3.科学引导，建立转化医学人才激励平台。从事转化医学研究活动在医学人才的职业生涯中较为缺乏吸引力。虽然科研本身有一定的乐趣和吸引力，但仅仅依靠研究本身的吸引力是不够的。尽管医院一直在鼓励医学人才从事科研，并把科研工作纳入到晋升、绩效考核指标中，但尚未为对转化医学研究设置专门的鼓励性措施，因而医院需要制定适宜的激励措施，提高研究以及其他学术发展在医学人才职业生涯中的吸引力，以激发其积极性。为推动转化医学建设，医院要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将转化医学研究的范畴确定下来，设立相关的研究项目，为转化医学设置专门的经费。同时还要鼓励临床医师、医技人员、护理人员等各方面医学人才结合自身专业优势积极从事转化研究，设立激励机制，调动医学人才开展转化医学的积极性。如设立转化医学项目申报奖励、转化医学科研成果奖励等。

4.加强内部合作与外部协作，完善转化医学人才团队建设平台。任何重大科研项目的突破，都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团队合作。随着医学研究和诊疗技术的发展，医学相关人员的分工日益专业化，单独的某一个学科或领域所拥有的资源是相对有限的，通过多方合作来获取并整合更多的医学资源，打造集临床、基础、公卫、药化、理工、计算机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转化医学团队，实现多学科、多背景、多技能的交叉式研究，是转化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团队之间的紧密合作将是转化医学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在团队建设方面，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构建转化医学内部合作团队，如医院内部临床医生与基础医学研究者组建内部合作团队，可就某一感兴趣的课题进行合作研究；另一方面是医院可考虑与外部的医药健康相关企业进行协作、优势互补，加速成果转化和实现诊疗突破。与此同时，在构建团队过程中，不能将简单地将转化医学团队建设等同于普通团队建设，转化医学团队的组成多分布于生命科学的各个相关领域中，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亦可能被涉及。此外在构架团队框架时，各合作单位之间，不应强调领导与被领导区分，强调的是保留专业化特质的同时，在相似价值认识和兴趣、关注的基础上，集聚不同资源，实现对限定领域工作的扩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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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区域发展互动。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武汉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已有110多年的发展历史。2003年。武汉大学将近期发展目标定位于“中国中西部最好的大学”，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密切了研究型大学与区域发展关系。为了积极履行研究型大学对区域发展的人才培养及输送职能。武汉大学不断调整和完善人才培养计划，目前在湖北省的招生指标约占年度招生计划的50％。从历年研究生报考情况看。武汉大学的研究生考生也主要来自湖北等中部省区。为了积极履行研究型大学对区域发展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武汉大学不断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通过整合相关科技资源，形成了国家级、省部级与地方政府及企业共建、学校设置机构有机结合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系。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武汉大学在工程技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专门设置了一批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机构。如2002年设立的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作为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每年完成组织研究，出版年度《湖北发展研究报告》的专项任务。通过构建一批区域发展研究的平台，武汉大学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成果的同时。有效地密切了与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发挥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支撑作用

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积极推进区域科技创新和区域发展，必须建立和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一般而言，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科技创新推动体系；以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为依托的区域知识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以产学研共同体为载体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以专业化、网络化和产业化为特点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以社会化、市场化和科学化为基础的科技管理体系。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研究型大学主要承担知识创新的重任，同时也积极履行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科技中介服务等职能。

近年来。武汉大学积极融入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努力发挥研究型大学在区域科技创新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例如。通过构建以重点研究基地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平台，不断增强自己的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了湖北省中小企业科技服务中心、武汉大学生产力促进中心。通过构建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不断提高自己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在深圳、宜昌等地建立了产学研基地，通过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不断提升自己面向企业的技术转移能力；在武汉、随州等地建立了大学科技园和武汉大学科技企业孵化器，通过构建科技创业平台，不断强化自己培育科技创业者、孵化科技企业以及转化科技成果的能力。目前，武汉大学已拥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2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一批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同时与武钢、长江通信等大型企业共建几十个技术研发中心，利用这些多层次、开放式的科技创新平台取得了许多重要科技成果。

参与区域社会发展事务，助推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研究型大学是区域知识创新的中坚力量，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研究型大学发挥着驱动引擎的重要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体现在多方面，既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过程中，又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行业科技进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企业微观管理之中。

为了发挥对区域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武汉大学积极参与区域社会发展事务，履行自己对区域社会发展的责任。武汉大学不仅为区域发展输送一批党政干部，而且通过创新、创造、创业教育，努力培养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并使其具有信息萃取能力、综合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科学鉴赏能力。武汉大学充分发挥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及特点，立足于区域经济建设的前沿领域开展攻关及配套服务，解决了大量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综合性、关键性和复杂性问题，取得了明显的综合经济效益。武汉大学努力探索将学科优势向产业优势延伸，形成独具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群，取得了明显的综合经济效益：以3S学科为基础，孵化了“武大吉奥”等企业为代表的地理空间信息产业群；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孵化了以“武大弘元”等企业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产业群；以工程学科为基础，孵化了以“武大巨成”等企业为代表的工程技术产业群。武汉大学现有控股科技企业30余家，每年为社会提供2000余个就业岗位、创造产值达几亿元。

武汉大学作为研究型大学，积极履行知识创新中坚以及社会技术源的职能，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并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如武汉大学在氨基酸技术研发方面具有传统优势，多少年来使我国数百家企业直接受益。这种独特的做法，既体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体现了武汉大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

发挥文化引领作用。积极构建区域“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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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战略需求；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154-01

一、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

当代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新的科学发展、新的技术突破及重大集成创新不断涌现，科学成果产业化速度越来越快。

科学创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速度不断加快；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向高新技术产业，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高科技人才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先决条件，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各学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结合更加密切；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航空航天与空间科学技术等五大技术将成为引领未来新技术革命的主导。

二、当代科学发展的战略需求

(一)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第一，农业。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足，难以为保障粮食安全和满足农业结构的调整、提供可靠的支撑。第二，制造业。效率低，装备落后，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全行业人均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比例非常小；占固定资产投资的设备中，很大一部分靠进口解决。第三，高技术产业。技术密集度和增加值率低，高技术企业仍处在劳动密集型阶段，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第四，现代服务业。水平不高，特别是金融、电信、中介服务严重滞后。

(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第一，人口需求。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通过科学技术扩大就业；提高公共卫生与健康水平。第二，资源需求。从资源消耗型向节约型转变。第三，环境需求。从忽视环境保护向重视环境保护转变。

(三)保障国防和公共安全的需求

第一，国防安全。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尚在，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接触与遏制”政策；中亚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恐际主义、分裂势力等国防安全面临复杂局面。第二，公共安全。我国每年因公共安全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和伤残，经济损失6500亿元，是世界安全事故、灾害最多的国家之一。

三、当代科学发展的对策

在后工业时代的人类文明面临着诸多考验――资源、环境、人口以及战争等，当代科学发展也面临着诸多考验并受制于各种因素。科学的发展有其内部规律，人类无法改变事物的客观规律，但能够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让当代科学发展与人类文明相互作用，让当代科学在人类文明的作用下，朝着有规律的方向前进。所以，就当代科学发展的研究规律，我们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一)做好当代科学发展文化环境建设

当下中国已经挣脱了思想上的枷锁，但现实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制度设计还存在着限制学术自由的诸多因素。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解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

所以，应该做好当代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建设，保障学术自由，保障学术人才的政治待遇、经济条件和职业安全；重视和发展科学理性、科学精神，尊重和鼓励人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进一步营造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社会环境；重视价值理性，吸收西方科学的观念、方法和体制，实现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培植以求真为核心特征的科学精神：保持怀疑精神，增强科学创新。

(二)坚持自主创新，推动科学发展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是，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制建设，重点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推动跨学科研究，培育和支持新兴交叉学科。

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我国当代科学发展的延伸提供基础。壮大创新人才队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体系。进一步扩大科技队伍开放，加强当代科学发展的国际交流，支持我国科学家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的作用。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科技创新要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主导战略。

(三)重视当代科学实用性，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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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海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有多远

科创中心是指主要依靠科技、知识、人力、文化、体制等创新要素驱动发展，对其它区域具有明显的集聚与辐射作用。科创中心具有创新精神突出、创新要素聚集、创新成果丰富、创新产业发达和创新环境优越等特征。具体地说，全球科创中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持续地产生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技术。二是持续引领新兴产业发展的潮流。三是每若干年就要产生一家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是颠覆性影响的企业。四是原创思想的发源地和汇聚地。由于经济基础不同，历史文化各异，以及评判标准不同，科技创新中心有不同发展模式。依据规模和地位不同，科创中心可分为世界级科创中心城市（如伦敦、纽约、巴黎）、区域科创中心城市（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墨尔本）和非中心科创城市群（日本关西创新城市群）;依据主导产业不同，科创中心可为高技术制造创新中心城市（美国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中心城市（美国西雅图、日本大阪）;依据文化背景不同，可以分为单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日本东京）和多元文化下的创新型城市（新加坡、香港）等。2012年12月Startup Genome公司调查全球5万家创新公司，从公司生产、资金、企业表现、创办人态度、技术发展趋势、后援网络、人才等元素，找出全球最热门的新创公司群聚的20个城市，分别是硅谷 、特拉维夫、洛杉矶、西雅图、纽约、波士顿、伦敦、多伦多、温哥华、芝加哥、巴黎、雪梨（澳洲）、圣保罗、莫斯科、柏林、滑铁卢（加拿大）、新加坡、墨尔本、班加罗尔（印度）、圣地牙哥（智利）。

上海要建科创中心，而且是国际领先、有全球影响的，任务将是非常艰巨的。与世界科创中心相比上海差距主要有：一是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创企业;二是缺乏以人才为核心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难以吸引国际一流人才;三是缺乏世界一流的国立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四是缺乏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五是缺乏持续不断产生重大科学发现和变革性技术成果的能力;六是缺乏学术传承和有效的产学研结合机制。

二、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路径探讨

路径之一，调整发展指导思想。上海正在做面向未来30年的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新一轮城市规划的编制，应把科创中心作为一个重要的功能定位，和“四个中心”建设并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都是产业中心。从城市发展趋势看，从“产业中心”必然走向“产业中心+创新中心”。上海要调整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更加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职责是制定政策、改革体制、增加投入、完善法治、培育资本市场。政府要从抓大项目转向抓科技公共服务，从重项目审批转向重市场培育;从重研发投入转向重政府采购，加快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由重前期立项转向重全过程管理，提高科技管理公正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由重经费分配转向重使用绩效，努力提高科技经费使用绩效。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低，但带动社会投入不够。2012年上海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达到5.9%，北京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为4.2%，而北京全社会科技支出量远超上海。2012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同时，要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当成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速度工程，当成是重大工程与项目的叠加;防止在体制机制未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传统的分钱分物的模式再度重演;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理解为是要在与兄弟省市争资源抢项目中胜出一筹的招商引资大战;防止在风起云涌的创客中心建设成为房地产商、资本玩家的概念资源;防止政府忽视对存量资源的结构改造而一味上新的项目。

路径之二，创新科研体制，提高科研投入效率。深圳过去数十年，在一个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的城市实现了高科技产业的整体跃进，诞生了华为、腾讯、中兴、迈瑞、比亚迪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明星企业，PCT国际专利数量连续9年居国内城市之首。过去几十年，中国创新的制度设计基本上采用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深圳依靠“需求拉动”的模式，创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在人们推崇深圳模式时候，深圳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布局源头创新，实现“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并举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如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国创新能源研究院以及大疆科技、超多维等公司等，并在短短几年内迸发出巨大能量的典型。2007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成立，现在已成为全球生命科技领域具备引领作用的科研机构，连骄狂的美国人也关注着华大的一举一动;华大基因是基因测序能力和基因组学研究全球最强的科研机构。2010年成立的光启研究院，已在超材料领域，掌握全球的85%基础核心专利。光启团队在4年时间内，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成果，他们在空间科技、光子技术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开启了全新的产业空间。华大、光启的快速发展得到深圳市政府的高强度投入。这种投入在深圳政府内部也出现过很多议论，政府对华大、光启的支持方式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民办科研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孵化后，市场回报将成为科研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传统科研机构会一辈子由政府养着。对民办源头创新机构的资助关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团队从事的领域是不是国家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是否能够拉动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团队是否用正确的方式高效率工作;第三，团队自身是否具备国际一流团队的能力。民办科研“养事不养人”。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和科研规律，不用看政府脸色;员工全员聘用，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是其基本生存之道，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

路径之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职责，防止创新主体错位。企业的职责是研发技术、创新产品，特别是注重原创性产品开发。目前，一方面是企业重视研发不够，上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弱。另一方面，大学和科研院所里，大量人员不在做基础研究，而在做一些横向研究，做企业应该做的事，或者只能产生大量的论文和论证会。综合性大学职责是基础研究，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培养创新人才。上海综合性大学办了过多的校办企业。一流教授不上课，忙于做课题，培养的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创新创业能力。全国只有深圳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上海本土企业没有成为研发投入主体。2013年上海市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61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7%。R&D经费528.3亿元，其中国企35.48亿，占6.7%;有限责任公司86.77亿，占16.4%;股份公司73.5亿，占13.9%，港、澳、台企业48.94亿元，占9.3%;外资企业232.66亿，占44%。 2014年华为销售收入2882亿，净利润279亿元。研发投入408亿元，占2014年销售收入的14.2%。过去十年，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超1900亿元人民币。2014年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又一次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 华为一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上海国资委系统数十家企业的总和。华为的专利申请数超过上海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同时，要防止企业创新功能错位。上海规模以上企业发表的科研论文中，80%来自本地企业研发机构，外资企业只占20%，科研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在沪研发中心更是凤毛麟角。科学论文，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教授研究员们的分内事。为什么上海企业搞科技创新，也在不断发论文，因为企业拿的不少是政府科研项目和资金，坐在工厂里绞尽脑汁“搞创新”，申请项目。最终，企业论文一厚摞、专利申请一大堆，项目验收通过后，文章束之高阁，专利在市场上无人问津。上海缺少像华为、中兴这样的科技民营企业。

路径之四，上海应继续开放，欢迎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进入上海。截至2014年6月，跨国公司在沪设立研发中心375家，占全国约1/4，其中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占比达全国1/3左右，上述两比例在全国最高。上海应建全球研发总部，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在上海投资研发。将跨国公司的研发纳入城市创新体系中。美国有大型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欧盟有大型光伏实验室，2013年10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脑科学计划在瑞士洛桑启动。该项目由来自全球135个人脑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共同进行，并得到了欧盟12亿欧元预算的资助。上海也应有这类开放型技术研发平台。如果在申城涌现出几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发中心，那么“全球科创中心”就有实实在在的支撑点。建议高校和企业建立更多的联合实验室。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产品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他们的最新产品。纽约是国际上经济最开放的城市之一，美国2013年通过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外国资本可以像美国本国资本一样自由进入投资领域，但针对通信、交通运输、金融及国防工业等领域，有一定限制。上海在鼓励外商投资同时，对威胁到沪上本土科技产业发展的外资企业要进行特定阶段、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限制，为本土科技企业技术进步提供必要的保护。

路径之五，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创新创业环境短板。上海本土企业创新薄弱，尤其是“草根”的创新。2009年纽约科技企业24163个，上海2109个。 上海要扭转科技企业以外资为主导的局面，从体制、机制上加大对本土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从人才供给、专利申请、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本土科技企业更多政策优惠，帮助企业树立自主品牌、深入开展自主研发，打造本土科技品牌。深圳已是国际公认的创客中心。“创客”一词，是“长尾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2012年出版著作《创客：新工业革命》中创造的英文单词“Maker”，意指出于兴趣爱好，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创客是以用户创新为核心理念，是创新2.0模式在设计制造领域的典型表现。深圳每年要举办全球性创客大会，创客之所以聚集在深圳，除了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以外，更因为包括深圳对创新的保护以及深圳年轻人口结构和创新文化组成的生态系统，已经将创新的成本拉得极低。指出，全民创新，万众创业，深圳能不能起一个表率作用。2015年1月，来到深圳的第一站，就造访“柴火创客空间”，柴火创客空间发起人潘昊，同时也掌管着全球第三大开源硬件制造企业（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过去几年，这家创办于2008年的深圳公司已经服务了全球约200万创客，其中95%的客户来自国外。

路径之六，必须在人才、企业、市场、开放、平台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新的动力、活力和合力。关键是要让创新人才在上海快乐生活，快意创业。进一步提高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和程度，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应拿出更多的岗位，全球招聘国际一流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国外科研经费60%-70%都是用在人身上的，所以大家觉得做教授不仅是光荣的职业，收入也是非常高的，这样才能真正鼓励科技创新。上海应将陆家嘴金融区实行的人才所得税减免政策推广到科技创新领域。对认定的国际性高科技人才，所得税就是应该大幅度减免，对去临港工作的人才引入政策应更为精准化。政府对创新人才要提供必要住房保障，提供更多的人才公寓和住房补贴，切实解决创新人员的后顾之忧。上海过高的生活成本对上海科技创新人员带来巨大压力。相比之下，印度吸引了大量欧美非常有才华的印度人，不是57岁的人，而是27、37、47的人。因为印度有一个吸引他们同胞的计划，即使以前没有印度国籍，但只要父母曾经是印度人就可享受，比如不用签证可以回印度，可以成立公司，可以进行任何经济运作。子女上学有大量英语学校。而上海去一家国际学校读书非常贵，很多在欧美工作的中国人希望回国，子女读书成为最大问题。上海要借助自贸区文化开放的机遇，积极扩大义务教育国际化办学规模，降低办学成本。上海基础教育有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上海学生在PISA考试中屡获佳绩，上海已有吸引国际学校办学的教育基础和市场前景。上海城市老龄化程度是全国最高的，这对科创中心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路径之七，上海要切实解决创新企业融资难问题。近年来上海新募集的资金额度全国最高，但在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数量、资金额度等方面均少于北京。中关村的成功，一部分原因是与硅谷的人脉无缝连接。上海也必须与本行业世界最高端的地区创建快速链接。积极发展政府或国有资本参股、外资或民资控股、市场运作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基金管理公司导演，政府的资金要投基金的基金。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营造环境，让好的创业能够与好的资本结合起来，让有钱的人愿意投资，让优秀的人愿意来管理风险投资。政府支持而不控制，引导而不干涉。上海现有的国有风司应改造为投资管理公司，定位于风险投资者（LP），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而非风险管理运作者（GP）。然后组建与市场接轨的项目管理公司，按照“分散风险、专家管理、规范运作”要求，选聘优秀的风投人才来运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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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华医院坚持不懈地走“名医、名科、名院”发展之路，迄今名医荟萃、人才辈出。2001年，医院首创“名中医工作室”传承模式，堪称全国中医界学习典范。如今，上海龙华医院由31位名老中医所带领的工作室，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掌舵领航、薪火传承，160余名中青年名中医崭露头角。在此基础上，作为一所“研究型中医院”，上海龙华医院陆续培养出28支龙医团队、28位龙医学者、280名龙医团队成员，如春笋般涌现的新生力量正在接过“继承、发展、创新”的接力棒，逐步承担起医院医疗、科研、教学、转化、推广的重任。可以自豪地讲，上海龙华医院不仅为上海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中医药人才，更是钻研出一大批原创性中医临床科研成果。目前，上海龙华医院成为全国唯一承担两个重点研究病种的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一期建设，顺利进入二期建设。

经过几代学术带头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上海龙华医院在中医骨伤科、中医肿瘤、中医外科、中医肾病、中医脾胃病、中医呼吸病等领域均取得重大创新，相继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时至今日，上海龙华医院走出了一条“国内领先、亚洲著名、国际知名”的现代中医传承与创新发展之路，并在探索如何建设现代化研究型中医院的发展道路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可以说，不忘中医文化之本的“龙医人”带着浓厚的“中药味”，在不断变换的时代中传承着历史赋予的重任。

展望未来，上海龙华医院将进一步围绕“打基础、建机制、谋长远、出成果”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临床研究为根本，强化临床科研规范化，培养高水平人才与队伍，基地与医院相互依托，不断完善学科与基地联动发展机制，为实现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总体建设目标继续努力。

中西结合 医研融汇

现如今，提及老中医，难免给人一种“玄之又玄”的错觉：望闻问切，把脉开诊，之乎者也，写方抓药。

全自动多色分析流式细胞仪系统、多功能全自动样本制备工作站、荧光倒置显微镜、病理图像分析仪、冰冻切片机、Micro-CT图像采集与分析工作站、Ⅰ期临床试验病房、GCP研究平台、临床科研信息一体化平台……走进上海龙华医院，各类实验室，各种各样的进口实验设备可谓琳琅满目、种类齐全。让人不禁心生疑惑，这难道是中医院吗？

不错，这是一所现代化的研究型中医院。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中医通常根据经验诊治，不作试验、缺乏数据、鲜有分析，全凭个体经验感觉。正是在这种所谓“黑箱理论”的影响下，困于难以找到符合现代循证医学框架的理论根据，传统中医一直饱受欧美发达国家医学界的诟病。上海龙华医院一改久有的“经验”体系，引进现代化、国际化研究模式，与西方国家采用同样的试验标准、同样的临床设计方案、同样的检测方法，参照“循证医学”要求，不断填补与夯实基础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循证证据。

具体而言，中医治疗恶性肿瘤，被誉为是继西医手术、放疗、化疗“三大法宝”之外的“第四把利剑”。但是长期以来中医多采用以攻邪为主的“攻法治疗”，治疗效果不甚显著。令人赞叹的是，上海龙华医院肿瘤科刘嘉湘教授突破了这一理论瓶颈，以现代科学方法不断丰富“扶正治癌”法则，成为中医治疗肿瘤“铸剑师”中的佼佼者。而“铸剑征途”耗费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年华。

历经多年临床实践与探索研究，1972年，刘嘉湘教授提出“扶正法”治疗恶性肿瘤，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以及防治肿瘤放、化疗毒性反应的中医诊治体系。创始之初，他遭受到超出预估的质疑与诋毁。为了得出最准确的试验数据，刘嘉湘严格采用国际科学试验方法。一开始不知道是随机试验好还是队列研究好，他就去咨询统计学专家，得知随机数据更有代表性就坚定选择随机化设计。他严格遵循西医统计学方法执行，将患者随机分组，一组只采用化疗，另一组仅给予中药，第三组既接受化疗又服用中药，方法学规范、严格流程控制，每天护士定时定量备药、发药、监督吃药，谨防患者乱吃药等偏倚因素干扰。最后，数据统计全部由第三方把控。而且，前期动物实验的数据资料齐备。

从“六五”、“七五”、“八五”直至“十一五”，刘嘉湘观察了上千个病例，应用实验肿瘤学、现代免疫学、生物化学、细胞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临床观察与动物体内外实验研究，统计了大量病患的5年生存率、中位生存期等硬指标数据。最终论证了由他研发的“扶正中药”――金复康的显著治疗效果。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显示，金复康治疗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13.5个月，5年生存率为11.17%；中药联合化疗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5个月，5年生存率为20.71%，均优于单纯化疗组患者（8.9个月）。

在一系列临床有效病例和经得住考验的循证数据面前，人们不由得口服心服。目前，由他首创的“扶正治癌法”不仅被国内中医、西医学术界广泛接纳，成为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主要治则之一，而且获得世界医学重视。至今，这位79岁的抗癌大师仍活跃在临床一线。

除金复康口服液外，刘嘉湘在“扶正治癌”理论基础上研发的肺癌中药治疗新药还包括芪天扶正胶囊，以及中药外贴治疗癌痛的蟾乌巴布膏。临床证据表明，上述扶正中药不仅能够提高机体细胞的免疫能力、有显著镇痛效果，有效率高达93%，同时长期用药无成瘾性和毒副作用风险，堪称国内首创并达国际先进水平，被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为国家级中药新药。凭着这些沉甸甸、高含金量的数据分析、实验报告，中药新药“金复康”还喜获素以标准苛刻著称的美国药监界首肯，经美国FDA批准现于美国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进行Ⅱ期临床试验。一旦通过，我国首个治疗肺癌的中药新药将有望步入国际市场。

交叉协作 佳绩频传

中医学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同于传统中医的“固执己见”，在科研上，上海龙华医院历来鼓励龙医人大胆创新，提出“向西医同道学习，强化医院临床科研能力”的宗旨。

在骨伤科王拥军教授头脑中，科学研究也需要战略眼光，要把握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大势；既要具备清醒的自我认识、开放的全球视野、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要明白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在世界医学、生命科学发展中具有的原创性科研意义；以古鉴今，深刻理解中西方文化与医学的内涵，虚心学习并开拓创新之术。他将上述中医科研思想高度浓缩为“取势、明道、优术”六个字。

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回国后，眼界大开的王拥军率先在脊柱病研究所“大展拳脚”，启动一系列改革：建立中医脊柱病、骨代谢疾病以及骨免疫疾病实验室，引进并完善“符合中医特色，具有世界水平”的实验室管理技术，将脊柱三维步态分析系统、芯片检测技术、Micro-CT、RNAi、系统生物学、基因敲除和转基因模式动物技术等先进科技方法运用于中医药研究。他在国内中医院校率先建立基于表达特异性报导基因克隆细胞株的体外药物筛选平台，以及基于基因敲除、转基因动物的体内药物筛选平台……

不仅如此，上海龙华医院向来注重多学科交叉协作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实验研究，除与国内高校保持合作外，亦先后与哈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大学等5所美国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加拿大温哥华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建立长期稳固的临床与科研合作关系。2005年，上海龙华医院在泰国华侨中医院开设龙华中医肿瘤中心；2007年，再与新加坡义安中医药中心达成协议，长期选派人员开展相关临床任务，实现业务量不断上升同时大力推进了与国外医疗机构的合作交流。

近年，上海龙华医院的中医理论创新、中医方法学研究、中药复方研究、证病结合研究能力不断提高，SCI收录学术论文影响因子逐渐提高。通过不懈努力，现已经完成“扶正祛邪法”、“益气化瘀补肾法”、“筋骨平衡法”、“健脾法为主”、“益气养阴、调摄冲任法”等多项子领域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研究。例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益气化瘀补肾法”治疗颈椎病的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筋骨平衡法”防治慢性筋骨病，“健脾法为主”辨证治疗中晚期胃癌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益气养阴、调摄冲任法”治疗乳腺癌的临床诊疗规范与疗效评价标准研究等。肺癌中医辨证分型标准和疗效评价标准被列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颈椎病中医诊断疗效标准被纳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标准化项目，中医、中西医结合颈腰综合征诊疗指南成为中华中医药学会整脊分会规范，脊柱侧弯体疗操治疗青少年脊柱侧弯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广项目。

5年来，上海龙华医院还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奖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各类奖项30多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7项，公示19项；形成165个医院制剂，拥有中药新药证书12项，实现成果转化39项，成果推广应用19项。

再者，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教育部重点学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室/中医三级实验室、卫生部“十二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上海市临床医学中心/“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百余国家级科研项目、科研项目级别、项目量和科研经费在上海市同类医院均名列第一……这累累硕果绝非偶然。

作为上海唯一拥有上海市中医外科和中医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两家临床医学中心的中医院，科研一直都是上海龙华医院的重中之重。“以科研为核心带动临床，以临床为基础带动科研创新”，即临床产生的问题由研究所研究，研究所研发的技术、药物再由临床检验。正是得益于此医研融合，上海龙华医院这所中医院才能在与西医院的惨烈竞争中辟出一条“康庄大道”，永葆中医的神奇魅力。

老干扶持 小荷初绽

在上海龙华医院，尊老是一种传统。

硕士生、博士生高级别“徒弟”每日接送“老师傅”上下班，中午帮着打饭，陪同“师傅”前往外地开会调研……事无巨细，凡是和师傅有关的工作，徒弟们全都亲力亲为。点点滴滴，都出自内心的敬重与爱戴。

老中医，愈老愈贵。54年前，黄文东等八位知名老中医齐聚上海龙华医院，将毕生行医所学带来并留在这里。他们对医院精心“呵护”，为医院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学术与人文基石。继第一代“元老”之后，胡建华、姚乃中、邵长荣、王大增、刘嘉湘、施杞、陆德铭等28位第二代名中医渐行成长成熟并挑起大梁。

新生代力量的培养始终是上海龙华医院的核心工作。传统中医，以名医招收弟子的方式得以传承。上海龙华医院不仅一直坚守着“师徒”传承模式，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名中医工作室”。由医院牵头，名老中医公开招收学生，各位学生可自愿报名，经遴选后正式献花鞠躬拜师，一位老中医亲带3？5名学生。每周，工作室的师生要共同门诊2？4次，并一起参与查房，由老师口授心传，确保弟子如愿得偿“真传”。弟子们在抄方子、整理病案、报成果、口授内容整理汇编过程中受益匪浅。名中医刘嘉湘总结提出，有的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要多听多看，有时候一两句话却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经验之谈。

“名中医工作室”为上海龙华医院培养了一拨又一拨“名师高徒”，如妇科李祥云教授、学生郑锦，骨伤科施杞教授、学生王拥军，肾内科陈以平教授、学生邓跃毅等。2007年施杞与王拥军师徒二人同时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一时传为美谈。

王拥军对师傅施杞教授满怀感激之情，因为对他而言，施杞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长者，更是如同父亲一般的亲人。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回想当年，王拥军有机会公费出国深造，但必须交纳保证金，施杞“拥军出国，我来担保，不用交押金！”的一句话令王拥军铭记一生。师傅传承给学生的，不单是学术思想，还有一种精神。师傅常说“于仁厚处用心，于熟精处用功。对待患者博爱，对待学术踏实”，这种仁爱、博爱的医德，又何尝不是前辈们留给我们最美好、最珍贵的一剂“良药”。循着师傅的足迹，现今王拥军也已桃李天下，徒弟梁倩倩博士荣登“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得主，这在上海市中医界尚属首例。

毋庸置疑的是，“名中医工作室”发掘中医古籍经典并融汇新知，为中医继承发展留下了理论精华。数据显示，自工作室创建以来，已然整理医案医话超过万则，临床随诊笔记两万余篇，出版书籍230余种，千余篇，而且收集了大量的宝贵影像资料。刘嘉湘教授的“扶正法治癌”，朱培庭教授的“胆病从肝论治”，邹菊生教授的“眼深部望诊、角膜深层辨证”等，无不成为现代中医理论创新的经典之作。

如今，上海龙华医院已从当年的“元老”丰富发展为拥有31个“名中医工作室”的全国示范中医院、上海市三级甲等医院。而且“名中医工作室”效应已席卷全国各大中医医疗机构，成为中医传承的不二法门，其中不乏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上海市海派中医流传传承研究基地。2012年9月8日，上海龙华医院又率先创立了全国首个以专家姓名冠名的中医流派学术研究中心――“石筱山伤科学术研究中心”。

再者，上海龙华医院针对年轻人的苗圃计划、龙医团队系列人才培养方案陆续出台。新的学科人才培养理念以及中医复合型人才“六结合培养模式”再次大放异彩。“六结合培养模式”，具体包括中医与西医结合，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医古文与外语结合，医药学与生物学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业务技术与组织管理结合。

此外，上海龙华医院“注重人格培养，立身树人”。因为，中医药要发展、要走出国门，更需要优秀的中医科研人员。由此，医院要求学生加强外文文献的阅读和整理，要求在国外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要求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正是在这种严格要求的氛围下，研究所的创新团队佳绩频传。

半亩方溏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施杞教授根据长期的临床、科研与教学实践，总结出“1+1>2”的人才培养超越模式。“1”是指施杞教授对学生们所做的工作――“引路、铺路、养路”，即引领学科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科研思路，培育弟子们献身中医药事业的高尚情操。他坚持一手抓软件、一手抓硬件，建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医骨伤科现代研究平台。2012年，施杞教授荣获“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正是在这些培养模式轨道中，上海龙华医院走出了王拥军、许玲、季光、莫文、李和根、刘胜、张惠勇、梁倩倩、杨燕萍、卞琴、崔学军、李晨光、王琛、王琳、钟逸斐、孙建立等后辈翘楚。

软硬俱佳 云帆沧海

走进国际学界，将中医药发扬光大，雄心勃勃的“龙医人”从没有停下脚步。闭门造车的中医发展模式已让传统中医吃尽了苦头，走不出国门、得不到国际认可。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国际影响就等意味着没有竞争力。作者认定医院必须培养一批不但中医功底厚实而且具备中西医结合实力的复合人才，谈国际影响才不是一句空话。

在施杞教授、王拥军教授的带领下，“前移式培养模式”率先在脊柱病研究所实行。近5年，研究所共计投入超过160万元，资助优秀医生、科研骨干、优秀博士研究生出国深造，学成之后再为医院、为研究所、为国家做贡献。截至今日，上海龙华医院先后派出17个博士研究生“好苗子”中，学成期满的12位已满载16个国际级学术奖项悉数“衣锦还乡”。

归功于“有中医内涵的留学博士”，研究所成功申请到3个国家级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这在过去是龙医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目前，这所中国中医药界的首家脊柱病研究所已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多所著名高校达成长期合作协议，携手深化中医药防治椎间盘退变性疾病、中医药促进脊髓修复与再生以及中医药治疗骨退变性疾病等相关领域研究。

2008年，上海龙华医院被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定格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同期承担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和“骨退行性病变”二大疾病系的研究。2012年，医院成为上海市“重中之重”的“中医药防治慢病（恶性肿瘤、骨退行性病变）临床医学中心”。

上海龙华医院再接再厉、不断奋进，今年又组织申请了“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意义有三：其一，结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以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临床规范化研究评价为切入点，以高水平临床循证医学研究为核心，构建中医药综合防治恶性肿瘤临床科研协作网络，使临床研究水平达到国际规范化要求，并不断向社区、基层转化。其二，建立国际临床规范化研究技术平台，使之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临床评价的基地和转化医学中心，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其三，积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和技术揭示“扶正治癌”治疗恶性肿瘤的生物学基础，为中医肿瘤学的临床推广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这是上海龙华医院给自己规划出的三点新坐标，无疑对科研水平、临床水平、国际合作、人才储备、硬件配套再次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在这里，任何一个决策都经历过规范的“循证分析”考证。医院相关人员负责收集数据，把全国各家同类型医院的政策数据全都汇总起来，共计分析了973例，同时制定出96个参数，十几大项用于政策研究。继而，借助医学科研循证方法，包括科技投资比例、配备专业人员、科技成本效益产出比等医院建设的各核心要素标准都具备科学的政策研究和指标依据。每一项决策都确保了雄图壮志的主观意愿与科学管理理念、手段的客观保障有机和谐。

在合理宏观决策同时，上海龙华医院更强调“精细化管理”，使办公流程更加科技化。通过计划、统筹、决策，通过信息化技术监督执行，行政科研效率大大提高，为民众服务更为便捷。

目前，一幢总面积37245m2的17层综合大楼，一幢规划面积13500m2的10层科研大楼拔地而起，研究型门诊、研究型病房、医技用房、临床教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临床科研信息中心等基建蓝图指日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