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理解；掌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290-02

一、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890年，马歇尔（1842 —1924）发表《经济学原理》，初步建立20世纪微观经济学。这是对19世纪边际效用论及其以前的庸俗经济理论进行综合的结晶。该理论率先采用“经济学”以代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词，以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为基本假定、运用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创立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构成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体，后经过20世纪中期的扩展，微观经济学不仅研究内容有所扩展，如增加了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了福利经济学，而且研究方法得到创新，如引入数理经济分析法、博弈论等，还关注经济理论的实践应用。

微观经济学研究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社会经济主体的决策与选择问题。属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西方经济学”二级学科，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高等教育中，微观经济学不仅已经成为所有经济类课程和经济管理类课程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也成为大多数非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素质教育课程。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性、思维性、理论性和实用性并重的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课程体系中具有平台性和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

学习该课程要具备一定的《微积分》知识。要学好《微观经济学》，需要具备《微积分》的知识。这要求学生要把微积分课程学好，这对学习好《微观经济学》课程有很大帮助。而学习好《微积分》课程本身又具有一定的难度，加上经管类的学生是文理兼收，特别是对于文科生，学好《微积分》非常困难。《微积分》学不好，对于理解《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相关内容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比如对于利用数学方法推导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有的学生在做题时，计算方法知道，可是由于没有较好地掌握求导公式，导致计算出错误的结果。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1.该课程难度大。《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知识体系来源于西方。故《微观经济学》教材有国外的原版教材，还有把国外的书翻译过来的教材，还有就是国内作者所著的教材。前两种教材的思路都是西方人的，造成国内学生理解的困难。即便是国内作者所著的教材，其内容也都是西方的，其中的一些假设、案例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会让学生感觉比较生疏，造成学生理解的困难。该课程中的很多概念、理论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全新的，接受起来难度大。此外，这门课的内容逻辑性强，前后章节联系比较大，所以，如果前面的内容掌握不好，要学好后面的内容，更是难上加难。还有就是这门课所涉及到的图形多，坐标的表示又与数学上所学的相反，这些都增加了这门课学习的难度。鉴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微观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和基础课，该课程都安排在大一下学期，而此时，这些学生刚接触了一两门经济管理方面的课程，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更是刚刚接触。而对学生本身来说，因为这门课是考研课程，所以，一部分早早立志考研的学生，会下工夫去学；而对于其他学生，特别是把大量精力花在兼职上的学生，花在学习上的精力有限，就会选择知难而退，学习积极性不高而影响教学效果。

2.该课程内容多。《微观经济学》包含的内容很多，它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论、要素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政策等等，而这些理论本身又各自包含很多内容，如市场论又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垄断市场。虽然这门课逻辑严密，学生们依然会觉得内容繁多，要全部掌握比较困难。该课程涉及的知识领域面非常广阔，如数学、金融学、财政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等，无论对老师或者学生，要求都很高，很多人望而生畏。

3.缺乏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大学教学活动中，老师一般都是站在讲台从上课讲到下课，学生坐在下边听边记的教学形式，学生只能理解和记忆教师所讲的内容，把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到记录、整理和背诵课堂笔记上，很少有同学去主动学习和研究同课堂教学有关的经济学知识，也很少能独立进行社会调查和独立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在经济学的课堂上缺乏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缺少学生与社会的双向沟通。大多数教师也缺乏所教专业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讲课的针对性也不强。

三、解决的对策

1.学好微观经济学应多做习题。做练习题的目的是检查学生对经济学概念、原理的理解，然后再让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解决所提出的经济问题，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采用启发式和对比式教学。启发式是一种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教师在转变传统教学方法观念的时候，还应该加强对学生学习中国本土案例兴趣的教法。由于微观经济学理论性强的特点，应理论联系实际，多运用本土化的案例开展讨论、解释微观经济理论，以启发学生的思维。这样就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把学习微观经济学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而能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微观经济学》一些章节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如果注意对相关内容的对比，就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供给理论和需求理论的比较，二者的概念、影响因素等大都一一对应。又如，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在结构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消费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以预算收入为约束条件，而生产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一定的成本为约束条件；在几何图形的分析上，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者的等产量曲线、消费者的预算线与生产者的等成本线具有相似的特征，消费者消费的均衡条件与生产者生产的均衡条件具有相似的形式等等。再如，在市场理论部分，不同类型市场的含义及长短期均衡的分析都具有相同的过程，如果在讲解的过程中注意对比不同类型市场的异同，就非常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

3.突出对图形的讲解。在《微观经济学》里，有大量的图形。学生如果对这些图形不理解，想死记硬背就太困难了，也会漏洞百出。而一旦学生理解了这些图形，会帮助他们掌握相关的理论，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就要求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加强对图形的讲解，讲清它的推导过程，不但要让学生掌握某个图形是什么样的，还要明白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同时，还要注重图形和理论的结合，让二者相得益彰，使学生能够作到通过图形来理解和阐述相关理论。比如在讲解需求变动和需求量变动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时，就可以通过图示法来说明。图表可以清晰地说明了需求量变动是指由于商品本身价格变动引起的消费者购买量的变化，需求的变动是指商品价格本身不变情况下其他因素变动所引起的需求的变动。又比如，在讲解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时，把概念和画图结合起来，更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再比如，在讲解斯威齐模型时，通过它的假设条件可以画出弯折的需求曲线模型图，结合图形可以很清楚的推导出寡头垄断市场的价格刚性。此外，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有其他要注意的问题。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名词都有英文缩写，也要求学生掌握。为了让学生掌握这些缩写，需要教师把这些概念的英文表达告诉学生，从而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又如，还可引导学生阅读课外经济读物，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书籍。包括经济思想史，一些经典著作，反映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期刊如《经济学动态》等，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的书籍，还有经济理论应用方面的书籍如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等等。这样即可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声音的大小、语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丰富程度、语言的幽默诙谐、板书的工整程度等都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总之，《微观经济学》教学就像是一门艺术，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而作为任课教师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思考，经过不断地改进，让我们的教学趋向完善，进一步地提高教学效果。

4.穿插讲解式案例教学。穿插讲解式讲授案例侧重于讲述与解释方式呈现案例，用于说明和论证微观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教师在讲解某一章节基本原理过程中，可以使用各种案例作为理论的一部分穿插其中，使学生通过案例理解基本理论问题。这一形式主要用于理论讲解过程中对重点难点的理解。如在讲授“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结合学生自己选择就业还是就学来解释，机会成本的含义就是当选择了就学而放弃了就业，失去了四年就业应该获得的最大收入，这个被放弃的最大收入就是就学的机会成本；在讲效用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学生难以理解，就以学生自己喝水的亲身体会为例，渴了喝第一杯水特别舒服、到第二杯舒服、到第三杯不舒服，甚至最后难受，以此讲解说明效用理论和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通过邻居种花及工厂污染来讲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通过“囚徒困境”和“田忌赛马”等案例讲授简单的博弈论等等。此外，还可以引人国内外有关理解经济学原理的寓言故事、历史故事等作为案例，使学生真正在心理上“乐”起来。通过所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学生感到了微观经济学就是身边的学问，学习的兴趣高涨，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微观经济学理论。但这一形式的案例不能过于复杂，最好是一些对重点、难点能阐述透彻的小案例。这要求教师自己能深刻地理解和思考现实生活，组织和积累一些案例，在课堂上能信手拈来。穿插式讲授的方法主要是知识点案例，能起到加强学生理解知识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4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刘施扬.《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改革的探讨[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8，(12).

[3] 张秋.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几点体会[J].科技经济市场，2009，(8).

篇2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概述

1.1 城市经济学的含义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生产、成长、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研究扩展到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城市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规律、探求城市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关系，是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意义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结构，城市发展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决定了城市环境中的个体发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评价和预测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为我们选择生活环境提供帮助；另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态发展中的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

2.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2.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2.3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2.4 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3.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3.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3 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3.4 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主观价值论　政治经济根源　劳动价值论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入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引申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胚。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

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已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篇4

关键词：地方高校；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5-0024-02

近来我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大，随着越来越多海归人才引入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研究生培养体系逐步向欧美国家看齐，其培养模式日趋与国际接轨，经济学研究生培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地方院校由于在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及生源等方面国内985和211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与国内名校相比研究生培养的差距在逐步拉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河北大学作为地方高校的一员，近年来河北大学经济类研究生培养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招生专业不断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何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提高培养质量，缩小与高水平名校的差距，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为深入了解经济类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状况，尤其是从学生角度发现现行研究生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在多次研讨，并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设计了系列调查问卷。并于2012年6月～12月，在河北大学组织了一次在校研究生教学状况调查，涉及2010、2011、2012三个年级9个专业，样本量204。通过对问卷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分析目前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类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生学习动机和投入不足。（1）研究生以就业为导向，普遍对专业缺乏兴趣。研究生入学动机和专业选择动机决定了学生在研究生期间的目标和时间分配。本项调查显示，研究生入学的动机占最大比重的是“为了取得学历，找个好工作”，在总样本中的比例高达39%。第二是“为了成才，实现自我价值”，占到24%，而“对科学或学术研究感兴趣，希望探索真理”只占到总样本的9%。在是否对本专业及科学研究感兴趣的调查中，研究生平均兴趣度为3.25，处于不感兴趣区间，而且“非常不感兴趣”的人数占很大比重。这充分表明了现代研究生在校期间缺乏学习兴趣，攻读研究生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工作。（2）课余时间分配的非专业倾向。在学习过程的统计中，充裕的课余学习时间本是研究生提高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宝贵时间，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各专业研究生在课外时间分配中，“备考各种资格考试”成为占比最大的选项，最大的占用课外时间多达70%以上，考证人数占总样本的98%。在专业课学习中，学生选出的不太符合及不符合的选项中包括“阅读专业文献”“旁听其他专业相关课程”和“经常阅读外文文献”。在与导师的交流频率和参加学术报告频率的统计上，各个专业平均频次分别为1次/2.5周、两月一次。总体来说，研究生对专业和课程学习兴趣不高，投入精力不足，这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有深刻影响。

2.培养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生自身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及研究生对学习与科研的精力投入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保证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应当加强对研究生的管理。从本次问卷调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研究生认为在学习与管理上的自主性不足，自控能力差，认为学校的管理制度有待改进。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研究生在课程选择上缺乏自，基本上是研究生按照课表来上课，不利于研究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2）缺乏对研究生约束的机制，由于研究生课程学习及论文环节缺乏严格的过程管理，使得研究生缺乏有效的压力和动力搞好学习和科研；（3）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对于研究生的行为缺乏有效引导。

3.学习环境方面存在问题。从河北大学调查问卷回答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学校的硬件条件及学习环境打出不太满意的评价，主要问题有：（1）缺乏产学研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未制定支持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倾斜政策和鼓励措施，学校培养人才长期性和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紧迫性的矛盾客观存在。因此产学研合作各方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强协调。（2）缺少学术交流机会。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的机会，取决于是否有必需的经费、是否有能力邀请到举办高水平讲座的专家学者、研究生是否有进行学术交流的意识。这对于培养单位与研究生来说，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二、研究生培养机制和培养方案改革的思路

1.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总体来说，地方院校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本科生的培养。与本科生培养相比，研究生培养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与此相应对研究生培养与管理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远远不足。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要做到以下几点：（1）提高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视程度。我们应深刻认识研究生培养对于学科发展，以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意义，急需切实加强管理，加大投入力度，将研究生培养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2）认识到研究生培养与其他高水平学校的差距，提高紧迫性。（3）坚定信心。只要我们推进相关改革，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并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研究生培养质量会有大的提升。

2.对现有培养方案进行修订。（1）加强研究生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训练。对于现有研究生课程结构调整，强化加强研究生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训练，开设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优化方法等课。（2）对现有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统筹和凝练。要组织力量，进一步凝练各二级学科的方向课，打破专业的界限，实行专业课选课制度，使得各专业学生可以跨专业选修课程，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课程总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学生可以选修的课程，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3）加强研究生教学环节的组织与管理。借鉴本科生教学和课程管理的方法，加强对研究生教学环节的组织和管理。一是完善各门课程教材、教学大纲、网络资源建设。二是建立和完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对研究生课程教师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各项评比和考核，研究生课程应与本科生课程同等对待。三是规范和完善课程考核的管理。规定基础课和方法课程考核应有书面考试为主，并增加期中考试环节。各方向课和研究性课程，可以以课程论文形式考核。降低以课程论文作为考核方式课程的比重，加强对学生的督促。

3.加强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管理，为研究生创造良好的环境。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相应规章制度不完善，以及一些规章制度流于形式，缺乏淘汰机制，是导致研究生松懈，在学业投入时间少的一个重要原因。（1）建立中期综合考试制度。在第三学期末，由学院统一组织中期综合考试，考试科目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考试方式为笔试，三门考试均及格者方为合格。如果有两门科目同时不及格者，学院将劝其退学；若有一门不及格的科目，可在第二年重新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及格者，予以退学。综合考试合格后，进入准备开题阶段。进一步严格开题环节、预答辩环节和最后答辩环节的把关，建立淘汰机制。（2）在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实施研究生教制度。在笔者实际调查了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在研究生的主要课程中推行助教制度，助教在年级研究生中选拔。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研究推行的助教制度最为完善，各门课程每周都安排习题课时间，由助教讲解每周布置的习题，补充正课没时间讲解的预备知识是提高研究生课程质量的重要环节。（3）创设良好学术氛围。学院积极创造条件，为研究生举办更多的高水平学术报告，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与到学院教师的学术活动和科研课题中，将研究生作为科研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

参考文献：

[1]何振雄.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提高[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S1）.

[2]孙信丽.浅谈培养机制改革视野下创新型研究生的培养[J].思想教育研究，2010，（09）.

[3]谢安邦，等.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研究报告[C].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十五”课题研究成果汇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新进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11-355.

篇5

(一)逻辑体系严密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基础课程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为主干。微观经济学是从个体的公理性假设出发,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规范,以揭示经济个体的行为规律为其核心要义。宏观经济学则侧重于对总体行为进行考察,同样以理性主义的假定为前提,提示总体行为的规律。[1]

(二)数学模型众多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数学模型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之中。借助严谨的数学模型,可对经济现象进行更精确细致的数学推理和精确描述,从而有助于分析者更好地理解各经济学变量的内在关系。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常借助数学工具逻辑上的抽象推理特点,运用众多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演绎各种经济行为,如一般均衡论、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模糊数学和非线性科学领域的诸多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均得到了广泛运用。

(三)分析方法多样

在经济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长期与短期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借助灵活多样的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把握经济学的相关定义、理论假设和原理。

(四)理论思维抽象

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目的是基于观察大量的经济现象,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剔除一些可以排除的因素和现象,剩下“内核”,然后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2]而要提炼、归纳经济学理论就需要通过抽象的思维。同时,经济理论的提出、分析亦离不开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使得理论思维抽象成为经济学教学的一大特点。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学课程作为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其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可。然而,经济学课程的概念、原理和特征往往比较抽象,对于学习者而言常常会造成晦涩难懂的印象。鉴于我国高校经济学课程的特点,结合教学实践,笔者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剖析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

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教师授课的时候,常常是注重若干重要的理论的讲解,而忽视如何促进学生利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教学内容常常滞后于经济现实,往往停留在理论本身,学院气息很浓,易于造成与现实世界的隔膜,缺乏足够的实用性和现实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了教学实际效果。[1]经济学教材中的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与我国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别较大,如何与我国现实情形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关键性问题。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对人文知识较为熟悉,对定性分析比较感兴趣,偏重于感性认识。在学习经济学课程时,对于经济学家的生平、渊源等项内容,学生比较感兴趣,但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等内容则难以接受。对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如遇教师在授课时强调理论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则往往如坠入云里雾里,对于所学的知识难以理解和掌握,进而对经济学学习产生畏惧心理,更不用提用经济学思想去分析和解读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了。

(二)教学方法

传统的经济学教学模式是教师为主,学生为辅,这样很容易造成教师为完成课时任务,采用满堂灌式教学方式。老师作为“演讲者”,处于中心位置,讲课时间居多;学生只能被动听讲,记笔记,处于被动、机械式的学习状态,难以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气氛,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另外,经济学课程本身与严谨的数学模型联系紧密,定量分析相对较多,这种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使学生失去兴趣,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知识点和数学模型,孤立掌握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观察归纳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考核方式

目前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一般是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组成。平时成绩一般是由课堂出勤率和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所占比重较低。占较高比重的期末考试成绩一般采用标准试卷闭卷考试的方式,侧重考核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忽视学生分析、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能力的考察,这样很容易造成“考前突击”的现象。一些学生平时不上课或者不做作业,考前临时抱佛脚,突击看书、看课件、甚至背习题,只要及格就行,从而易导致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薄弱,“高分低能”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本科教学的创新思路

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观察、分析乃至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升学生知识积累、运用的综合能力。鉴于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应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公共管理的特点;教学方法可采用提问式教学、案例教学和互动式教学;考核方式可以灵活多样,科学准确地评价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以达到促进学生学以致用的理想目标。

(一)教学内容创新

教师在课堂上要结合经济发展现实有重点地补充介绍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如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的最新进展等。在各部分理论的讲授过程中,要侧重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引导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3]如讲到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政策部分时,可以结合我国近期对于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加以解释,使课堂上的理论讲解更为贴近现实。对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该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体现公共管理的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政府规制、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侧重于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政府所出台的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等各类经济政策,加大对价格理论、效用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与区域经济政策理论等的解释力度,促进学生深刻理解其内涵和原理,能运用其灵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有利于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同时在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时,要考虑到公共管理类学生大多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较弱的特点,在授课时可以对模型较多的章节有针对性地加以合理调整,尽可能采用文字和图形对理论内容加以辅助讲解,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学习内容。

(二)教学方法创新

1.提问式教学

可以采用提问式方法来教授经济学课程,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参与到授课过程之中,而非机械地被动式学习。课前提问,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带着问题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复习上次课的知识点,有利于学生更为牢靠地掌握相关知识点;课中提问,对新知识内容进行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活跃课堂气氛。在讲授过程中可适当注重语言的生动性,如在讲解信息不对称理论之前,可以通过“从南京到北京,买者没有卖者精(明)”等诙谐语言的运用,引导学生思考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原因,体会其包含的经济涵义。

2.案例教学

通过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升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认识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可以采用以教师为主的案例教学,先讲解理论知识,然后再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课堂讨论使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也可以在讲解新知识点的过程中穿插、结合案例,让学生明白知识点的运用。[4]另一方面,可以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案例讨论教学,通过分组讨论、组间辩论等形式,通过讨论得出结论。在案例讨论结束后,可作适当总结。总结时可指出学生的优点和其讨论过程及所得结论的可圈点之处,同时亦应着重剖析其欠深入、不够确切的地方。案例要进行精选,有时代性,分析过程及拟实现的目标要有系统方案,案例要反映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突出经济学的学科实用价值。[5]可以让学生讨论经典的经济学案例,如效用论涉及的“钻石和水”、外部性涉及的“蜜蜂和果园”等。同时,教师也可以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应的教学案例,如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所折射出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凯恩斯学派对我国经济政策制订的影响、大学生就业与我国就业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等。

3.互动式教学

传统的教学采用的是“满堂灌”方式,学生与老师的互动机会少。互动式教学方法,则是在转变传统教学理念的前提下,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达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与进步的目的。[6]教师可以在每次课结束时,提前告知学生下次课要学习的内容,留下相应的问题让同学们预习。在下次课课堂上可以与学生共同探讨,针对学生预习遇到的问题,教师可以在授课时进行讲解。如讲到需求弹性的时候,可以问学生“谷贱伤农”的经济含义。

(三)考核方式创新

篇6

关键词：经济人；企业人；软要素；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4-0066-05

收稿日期：2011-05-11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计划项目“服务业集群生命周期与公共政策选择：以山东为例”（2010RKGB1104）

作者简介：商海岩（1971-），男，山东平邑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理论；孙国栋（1977-），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院教师，山东财政学院MPA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管理。一、 序言

自从科斯的企业理论开创以来，企业内部各种非物质因素，如“社会资本”、“学习能力”、“制度”“观念”等被开发出来，比如，企业能力理论更加重视企业的学习能力，并且逐步将这种学习能力作为一种不可模仿的企业特质，成为企业长期竞争力的重要表现。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认为企业从其创业到衰退的整个过程中，有着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一个企业的内部制度、企业文化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是企业生存的关键。这些都显示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企业中的一些“软要素”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这些“软要素”与资本、土地等不同，它与企业内部的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网络化、嵌入性、综合性的特征，研究这些“软要素”必须搭建一个合适的平台。为此，我们提出“企业人”这一假设，将它作为研究企业“软要素”的重要平台，并梳理这一模型的思路。

二、 经济学微观基础假设的演进思路

1.“经济人”假设

孟德维尔很早就在《蜜蜂的预言》中提出了关于“经济人”概念，他认为经济人的特点就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己利益，最终可以造成社会的繁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这种思想通过优美的经济学理论做出了说明，那就是社会的福利由每个追求自己利益的人所创造，社会是一个完美的有机体。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在希克斯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偏好理论摆脱了传统的基数效用论，相对完善的偏好理论为揭示“经济人”的行为进一步打开了理论之门。通过一系列完整的偏好假定，“经济人”追求最优化的理可以通过数学方式描述出来，为微观经济学上个世纪后期在各方面的开花结果创造了条件。可以说，“经济人”假设为经济学从政治学科的附属品到相对完善的经济学科发展直至“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功不可没。

2.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

哈耶克曾经说过：“尽管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与生物学相类似，但它却与绝大多数其他的自然科学学科不同，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处理的乃是那些在本质上极为复杂的结构。”［1］也就是说，“经济人”假设所遇到的问题恰恰在于以它为基础的分析陷入了抽象的科学主义，这样就忽视了经济学微观主体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社会性质，人是能动的，人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人的学习能力是不容被忽视的。

另外，斯密批判的吸收重农学派的时候，将价值的创造源泉定位于劳动、资本等这些“硬要素”，由于这些要素之间关联性不强等特征，“经济人”假设一直强调个人本位主义，忽视了微观经济主体在社会领域的“嵌入性”，同时也抹杀了“软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的可能性。这种强调个人本位主义的处理也给斯密本人也带了“斯密问题”，难以自圆其说。

正如格兰诺维所指出的［2］，“经济活动是嵌入到社会活动之中的”，“经济人”在追求社会活动中恰恰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达到理性的最大化。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曾对此作出批评，如莱本斯坦从非理性倾向方面对经济人做出了批评，凡勃伦则从人的社会性炫耀这一消费特点方面，批判了“经济人”过度重视个人本位主义所导致的解释力问题。

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一些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如“企业网络”、“组织能力”“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已经逐渐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然而“经济人”假设只要没有摒弃古典经济学重视“硬要素”等传统，继续沉迷于个人本位主义的解释方法，很难对“企业网络”、“组织能力”等一列的“软要素”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阻碍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第4期商海岩，孙国栋：基于“企业人”假设的 “软要素”研究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3.一些新的微观基础假设的探讨

首先是“契约人”假设。在威廉姆森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 ［3］三大假设之下，“契约人”假设堪称为新古典范式的“企业人”的标准模式。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集合，契约人是这个合约的主体，无论是合约规定的索取权还是合约没有规定的剩余索取权之间，契约人通过不断的试错、谈判、交互作用，维持着有序的社会有机体。人作为追求目的的动物，严格遵守者人类有社会以来形成的各种契约，因为各种维护秩序的契约约束，“契约人”在制度的框架下不断探索符合自己利益的合法的行为。

但是哈特等的“企业就是由它所拥有或控制的资产(比如机器，存货)所组成”［4］之说，最终验证“契约人”依然遵循当初科斯的古板，企业理论的研究严格地被规定在新古典研究领域之内，资本、劳动、土地依然是统治权的根本，一切不可描述的、不可测量的，依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如“单位人”假设。长期合约一直是企业理论所关注的重要方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可以看做是一种默认的长期合约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单位无疑成为一种人们生存主要的空间，单位空间与长期合约的非流动性以及官僚体制，形成了关于“单位人”这样的假设。

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国家通过单位向个人分配资源，因此造成了“单位人”对单位的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全面的依附关系，尽管标准的“单位人”假设在经济学领域一直没有形成，但是“单位人”的特征却被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的一些学科揭示：那就是一般具有依附性、封闭性、个人缺乏动力机制等等。

“单位人”已经关注到长期合约所形成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是由于行政替代市场所造成的，然而由于缺乏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单位人”对于制度、文化等“软要素”约束的机制缺乏深入地分析，仅仅片面地强调这些“软要素”带来的不利方面，而对于这些“软要素”对人的激励方面却认识不到位。最重要的是，“单位人”只是我国制度建设相对不太完善的产物，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不具有普遍的研究意义。

此外，还有如“人本人”［5］假说、“社会人”假设［6］、“知识人”假设［7］等，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批判“经济人”的理想化，忽视社会性等方面。

4.“企业人”假设

当我们打破新古典的同质性假设，将要素回归到古典经济学里将创造人类福利作为经济学的本性这一主题，来审视企业内的各种要素时，我们发现，不断的发掘劳动的潜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源泉。为了发掘这种潜力，一开始人们重视“硬要素”带给人们的迂回生产的好处，当经济发展到对物质资本的依赖越来越不重要的时候，“软要素”将是发掘人类劳动潜力的重要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社会资本”、“文化”、“制度”甚至是“心智结构”方面的因素研究越来越多，基于能力的企业理论更是突出了“默会知识”、“学习能力”的作用，并认为是在企业不可复制的能力的主要源泉。随着对这些“软要素”研究的增多，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建立一个更适合经济学发展的平台，解释新的经济现象。

企业里的劳动实际上是被长期合约严格限制在企业范畴之内的异质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一方面不能离开“硬要素”，如资本、土地等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是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更多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实中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并不都是价格机制，还有各种隐性与显性制度、道德规范以及文化，这些多数是价格机制所没有办法衡量的，或者受到时间、空间影响的，或者具有很大的外在性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如同网络的存在使得这些软要素在发掘人类潜力、配置人类的精力资源方面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企业人”界定方面，目前的理论并不统一。一是范畴不同，二是理论侧重点不同。

从范畴上看，一般的理论都将“企业人”作为企业内部的人的总称，并且与企业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如赵旭亮、孙建中［8］认为：企业交易契约理论和企业能力知识理论都因其内在的局限性而难以进一步深入下去，走出这一理论困境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能够整合各种企业理论的理论枢纽。企业人范畴及企业人理论假说，可以成为深化企业理论研究的理论枢纽。从而提出：“企业人是一切契约联合体的每一位当事人，也是企业生产性合作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它包括企业家、管理者与每一位员工”。 康丽琴［9］从人的个性偏好出发指出所谓企业人，是指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联合体中的每一位当事人，企业人既包括投资者、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者,又包括企业一般员工。

另一个方面则是认为主要是指的企业内部员工，并侧重于企业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潘晨光［10］认为日本企业人的再生产深受其历史传统文化的影响，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劳资关系、内部培训、分层参与、企业内部福利、内部竞争制度等不同方面，都体现出日本企业人以企业为家的特点。

本文认为“企业人”假设是对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基于“软要素“与”硬要素“结合方面对企业内部劳动配置的研究，它的研究前提是长期合约下的要素非流动性。

三、 “企业人”的模型构建

员工的行为价值可以区分为可测度部分和不可测度部分，可以测度的部分可以由激励问题解决，而不可以测度部分则没有办法通过制度问题解决，必须从文化方面去激发员工潜力。Rafeal Rob和 Peter Zemsky［11］设计了一个动态委托模型用以分析员工激励与团队合作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企业文化对长期利润起着正相关的作用。Akerlof和 Kranton［12］认为企业文化具有资本性，Holmstrom［13］则设计了企业团队产出的剩余模型，阐述了企业文化对团队成员效用函数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团队成员的努力程度。这些模型的共同点是注意到了文化作为重要的“软要素”，它对于员工效用的影响，并提出了文化作为一个共同要素对于个人努力的影响。由于“软要素”是一个新的提法，所以以上这些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对我们构建“企业人”模型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关于企业文化的模型，我们构建“企业人”的效用函数，规定“企业人”的收益来源于“硬要素”和“软要素”的租金，成本为付出的“软要素”的维护成本C。

作为“企业人”，一方面潜力受到硬要素的影响，传统的如资本、土地等，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硬要素为K。另一方面，企业人还受到“软要素”的影响，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假定“软要素”数量为Z。

构建模型：U=rk*+θN∑Ni=1Zi-CZ2i2

其中r是“硬要素”的租金，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硬要素”对于劳动的使用带来更多的利益（比如机器的使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益的多少取决于与劳动的配置，由于这些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所以根据理性最大化原理，我们假定K已经达到了最优的k*。这样，企业人的效用取决于“软要素”带来的收益。

θ为企业人之间沟通的系数，介于0与1之间。C是维护“软要素”所需要的成本，对于员工来说，“硬要素”是由股东提供的，所以使用不用付出成本，但是“软要素”需要自己付出成本，整个“企业人”的效用由“硬要素”和“软要素”带来的收益扣除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构成，下面对这个模型进行分析。

命题一：当人们充分信任和交流的时候，“软要素”的需求随着N的扩大而减少。

我们命θ=1，求最优Z的持有量。

U=rk*+1N∑Ni=1Zi-CZ2i2 ， UZi=1N-CZi=0 ， Zi=1NC

这说明当θ等于1的时候，“软要素”成为一种完全的公共品，人们不会持有太多的公共品，比如“社会关系”这种“软要素”资源共用的时候，一个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关系资源，共用别人的就可以了，当然，这不可避免导致搭便车的现象。

命题二：企业内的“软要素”为同质性时，设个人拥有的“软要素”相同，都为Zi，当N增大时，有：

U=rk*+1N∑Ni=1Zi-CZ2i2 ， U=rk*+θN∑Ni=1Zi-CZ2i2=rk*+θZi-CZ2i2

UZi=θ-CZi=0 ， Zi=θC

可以看出，每个人都会平均地持有“软要素”，持有“软要素”的数量只和维护“软要素”的成本有关，有效的建立“企业人”的交流平台将会增加“软要素”。

命题三：团队是否有效率取决于θ与“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

团队收益为NU，为了分析方便，假定个人持有的软要素依然相等，个人效用函数加总为团队效用：

NU=Nrk*+θ∑ni=1Zi-CNZ2i2 ， NU=Nrk*+NZiθ-CZi2 ， NUZi=N(θ-CZi)

可以看出，企业团队的效用主要取决于θ和“软要素”边际成本的大小，只要θ大于团队边际成本，就可以实现整个团队的正效用，否则，企业团队将只有负效用，个人收益的增多不能保证整个团队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所以，“软要素”的收益非常重要，比如在今天，如果“集体学习要素”的收益比较高，大家将会有激励去维护这种要素。

但是，如果θ不是足够的大，或者说只要小于1，企业团队就会有剩余的损失。

命题四、考虑到额外收益，“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

如果前期的“软要素”沉淀，形成一种资本，这种资本会通过激励、规范以及形成某种“传统”给后面的人带来额外的收益，从而使得后来者更有激励去维护“软要素”。

假设一个两期模型，在T期沉淀的“软要素”在T+1期会带来收益RZi,

则在T+1期有效用：U=rk*+θ+RN∑Ni=1Zi-CZ2i2

这样，使得θ+R大于CZi的可能性更加大，后来者会受到激励，尽力去维护“软要素”，这样，企业团队合作的剩余也将会更大，这显示了“软要素”的资本性。

四、 模型的进一步思考

1.惩罚机制

在企业人的模型假设中，可以看出，惩罚是网络化的，这反应出“软要素”与“硬要素”的区别：

“硬要素”是可以细分的，因此耗损的过程充分显示出时间性。而“软要素”的耗损呈现出系统性，也就是与时间无关，而与系统本身的特性有关。系统本身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的前提是不能超过某个“阈”，这就是系统的“承受阈”。当“软要素”超过这个“承受阈”时，旧的系统平衡将崩溃，带来新的平衡，反映现实中就是人们对网络中的某个事情，某个人的重新评价，引发“道德体系”“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反映在个人上就是要重新树立网络中的“嵌入位置”。

模型中则是局限于某个阈之内，超过会趋向于0，使得“企业人”重新构建或者一无所有。

2.市场势力的构建

由于模型中已经推导出，“软要素”具有一定的资本性，而且难以复制，“企业人”一旦获得“软要素”就等于获得了某种垄断资源，这使得拥有“软要素”的人比拥有“硬要素”更加具有市场势力，在网络中的嵌入性使得其他人要想取代“软要素”拥有者需要更大的网络化成本。

五、 结论

本文探讨了构建一种“软要素”平台的可能性，在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人”这种假设，并构建模型说明以“企业人”为平台的“软要素”的特征。关于“软要素”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区域，进一步探讨如何构建“软要素”平台，以及如何在更加复杂的环境下构建经济模型，将来一定是经济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M］.邓正来，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385.

［2］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JS，1985，91（3）：485-501.

［3］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5-37.

［4］GROSSMAN S, HART O.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4)：691-719.

［5］马克•卢兹.人本经济学的挑战［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82.

［6］MARY PARKER FOLLETT,The New State:Group Organization the Solution of Popular Government ［M］.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1918:267-268.

［7］张军.从“理性人”到“知识人”：解读人性假设的历史变迁与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重构［J］.经济评论，2004（4）：25-27.

［8］赵旭亮,孙建忠.现代企业理论深化的新思路［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4）：19-23.

［9］康丽琴.试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偏好激励问题［J］.江苏商论，2005（2）：83-84.

［10］潘晨光.日本企业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2：30.

篇7

一、学科发展现状

1.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己任，在不断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生产要素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一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还取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因此，原本研究一国内部城市问题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其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如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研究从传统的本国空间研究，扩展到全球（特别是对跨国企业而言）范围内的比较竞争；资源配置研究从如何发挥一国静态比较优势转向如何利用国际资源的城市竞争力研究；城市密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从单纯的城市圈经济协调转向城市圈域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国际间的竞争与协调。这些研究无疑均扩大了城市经济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和深度。

在这些现实经济问题的左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

2.国内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我国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和城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城市经济运行规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城市问题及城市经济政策；探讨了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与区位选择、城市经营、城市治理、城市交通、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对城市化问题及日渐发展的城市圈经济给予了密切关注；并实证研究了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都市圈的经济发展与协调问题，提出城市圈是以大城市为核心、不同层次、不同结构和不同功能的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通过各种网络紧密联系而形成的一体化发展、相互分工互补、交流和竞争的网络体系，都市圈发展模式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整合模式和组织形态。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的新背景下，城市密集区域的经济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国内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提出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中间环节和各部门经济在空间上的纽结，城市经济学是“中观层次”、“空间范畴”和“应用性”的综合边缘学科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

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

二、我国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

1．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简短回顾

我国的城市经济学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财贸经济研究所下面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同年末，大连市政府和辽宁财经学院（后改名为东北财经大学）合作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中心城市会议，以后，此类会议分别在武汉、重庆、兰州连续开过三次。在此期间，京、津、沪和辽宁、四川、黑龙江、山西、江苏、湖南先后成立了城市经济学会，或者在省市社会科学院下设立了城市经济研究所或研究室。从1981年起，南开大学、辽宁财经学院首先在本科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以后，陆续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开始讲授城市经济学相关课程，从事城市经济领域的课题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这些院校先后建立了城市经济研究室、所或系，有些院校还相继建立城市经济硕士学位授予点。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有两所高校（南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建立城市经济学博士点。

中国城市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背景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国外大量的关于城市经济学方面的专著，如英国巴顿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1976年）、日本山田浩之的《城市经济学》（1977年）和美国赫希的《城市经济学》（1984年），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并且为我国高校有关师生所直接使用。同时，我国的理论工作者也纷纷著书立说，陆续出版了《城市经济学入门》、《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实用城市经济学》、《城市宏观经济学》、《微观宏观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教程》、《城市经济学》等著作或教材。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众多专题性著作和论文，使中国城市经济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从研究领域来看，中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涉及了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经济区域发展、城市现代化、城市经济的协调运行、城市经济结构、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经济管理等问题。例如，城市化规律的提出克服了“中国应走非城市化道路”的错误认识；城市经营理论的建立，打破了城市基础设施、居民住宅长期欠账的局面；城市土地经济理论的提出，创造了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新经验；城市与区域“互动关系”和“增长极”、“中心城市”、“首位城市”等概念的建立，使全社会逐渐认识到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经济区发展的重要性;城市经济学及其相关科学的发展，还使城市流通、城市功能、城市产业以及城市公共经济和空间布局等问题，得到了认识上的不断提升。

2．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新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城市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至于有学者惊呼“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上积极进行探讨。如：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界对“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对“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探讨、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阐述、对“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的论证、对“城市管理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城市现代化”问题的透视等等，都是城市经济学研究时代性与前沿性的集中体现，《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从研究成果来看，“中观经济学”和“城市管理学”的推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前者，学术界指出，该书明确了城市经济学在未来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学科定位，拓展了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提出了一系列中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对于后者，城市管理“五职能”说的提出，显示了城市管理学的新发展，是城市管理职能理论的重要创新。此外，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识而言，也取得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如：强调新型工业化必须与加速城市化相结合的观点；提出城市发展离不开乡村发展，市民与农民利益要协调，实行土地股份制经营，加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动的观点；对城市经营问题、城市病的界定、规律、防治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工业空间布局、高新园区聚集效益分析、西部农村城市化等问题的研究；城市区域化研究提出的建立区域共同市场，构建中国“Citistates”的对策和建议等。

（2）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面对城市发展出现的共性问题，应用经济学的不同领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如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区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效益、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等等。城市经济学则从自身的学科特征和基本优势出发，在城市发展的共性问题上积极寻找适合本学科发展的新问题域和生长点。出现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不仅在城市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出现积极的交流对话，而且还主动突破城市科学的边界，渗入到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目前，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生态学、管理学、规划学、工程学、数学等学科与城市经济学的交叉研究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如：城市经济与城市文化关系研究成果的提出，认为城市文化发展滞后，已不能适应城市化形势发展的需要，建设先进的城市文化是当务之急；城市能源、交通、环境、水资源等城市发展生命线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公共安全体制及其运行模式的研究，城市应急管理及危机处置机制的建立等。均是社会学、管理学、规划学、数学等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成果。

（3）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个性化研究是相对于“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研究方式而言的。它的出现，是与力戒浮躁学风、注意学术规范、讲究治学严谨联系在一起的。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又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这种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展的创新与突破。综观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研究，城市发展的国内比较和国际比较研究等，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与突破，究其原因，无不与其研究方式和研究手段的创新有关。

（4）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学界对外联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各研究机构或高校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还通过大量译介外国城市经济学名著，使我国学界对世界相关领域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5）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 ），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近年来，为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委员会向国家教育部呈报了《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报告》以及建设中国城市大学的构想和倡议，先后召开了以“中国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城市经营与管理” “城市经济学科建设”和“城市经济与管理前沿问题”等为主题的研讨会，出版发行了《城市经济理论前沿课题研究》、《中国城市管理新论》等著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3．“十五”期间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重要突破

（1）城市化问题研究。城市化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自然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十五”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化的模式和道路研究。有关我国城市化的道路和模式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十五”期间的相关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并不断拓展。学者们在继续讨论比较“大城市偏好”、“中等城市偏好”和“小城镇偏好”城市化战略模式优劣的同时，特别注意研究了城市化的道路问题，提出了“市场型城市化道路”、“城市自然观”和“多元城市化道路”等新观点，并与传统的“计划型城市化道路”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城市化模式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城市化的实现是市场主导化的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学者们还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圈和城市群的相关问题给予充分关注，认为城市化并非是单一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而是要形成以某一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城市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功能互补的关系，并比较研究了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群或城市圈形成的道路和条件。学者们还把制度经济学引入到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认为“制度障碍”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落后的原因，城市化的发展，必须突破制度障碍，进行相关改革，从而引导资源聚集于城市之中。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水平低的原因，由此而造成了我国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不对称，并实证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偏差，同时指出，城市化的发展除了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之外，相关配套改革必须跟上。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城市化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就城市化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贡献做出了预测，强调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相关的实证研究。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衡量与测度问题，二是实证考察了有关城市或城市群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经验。第一方面的研究争论较多，主要是集中在哪个指标更适合作为考察城市化发展状况的标准。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更恰当；也有学者认为，以城镇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衡量指标更能反映城市化的真实水平。第二方面的研究将对象更多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总结了这些地区在城市化发展中的经验，论证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是近年来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实践性很强的一个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性质研究。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与外延是学者们争议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内涵、范围和目标的认识上不同。有学者提出“城市经营与管理企业化”的观点，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是政府对城市空间内的所有有形与无形资产进行企业化运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城市经营与管理活动盘活城市资产，特别是充分利用城市中日益短缺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筹集资金；有学者则指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是城市空间内的公共事务和国有资产；有学者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只限于城市内的公共事务，不包括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同时国有资产应该尽量退出竞争性领域；有学者认为，城市的公共事务应该尽可能多的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多的由私人企业提供公共产品，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私人在提品的同时应该由私人经营，即完全私有化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私人企业可以提品，但为保持公共产品的公益性，不应采取由私人企业通过向使用者收费的方式来回收成本，而改由政府“回购”方式向私人企业提供补偿，这是一种不完全私有化的观点；有学者反对城市经营与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认为这与政府的公共职能背道而驰，削弱了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还容易出现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短期行为现象，如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他们把市场营销的相关理念引入城市经营与管理中，认为政府经营城市应该以“顾客最大满意度”为目标；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主体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非政府的社会团体组织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重要力量，实际上是强调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民主化，这种“多主体论”的观点颇有新意，也是实践中人们经常忽略掉的；有学者提出“城市治理”观点，他们通过分析城市治理结构与模式，认为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同时提出在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各个城市应该相互合作与竞争的观点；有学者从城市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认为培育和完善城市的各项功能是经营城市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经营与管理的又一独特视角。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土地问题研究。土地是城市的空间载体，在我国土地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如何有效的利用土地是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现行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势在必行，要建立城市土地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提高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有些学者则把土地的保值和增值看成是筹集城市建设资金的重要渠道，提出应合理调控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加强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并从“土地金融”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经营与土地储备制度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则在深入分析了我国现行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势论”和“困惑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看似矛盾，却为我们全面认识城市土地制度的利弊，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极好的认识基础。

城市经营与管理中的城市规划问题研究。城市规划是城市经营与管理的首要环节，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不足，缺乏前瞻性、连续性和权威性，朝令夕改，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趋同现象严重，城市缺乏个性，学者们对此提出了批评。有学者悲观地指出，城市的规划只是一种技能，而不是一门科学，甚至认为是“伪科学”。有学者则不同意此观点，他们一方面指出了城市规划在建筑工程束缚过程中其科学性日益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认为城市规划是一门应用程度很高、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应在城市规划的实践中不断增强其科学性，要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利益要求。有学者在分析了现代城市的系统性质和与之相适应的规划原则后，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城市的规划设计问题，提出了“城市规划系统观”，明确了城市规划系统工程的方法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除了工程建设意义上的规划与设计外，还包括从城市发展角度对城市未来发展目标和实现此目标过程的规划与设计。在这一方面，有学者从城市功能定位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对城市功能特征细化要素的能级探讨，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定位，使城市发展战略更加合理。有学者对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规划与设计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城市群落或城市圈规划设计的目标和原则、规划的区域范围、规划的内容等，认为城市的规划与设计应从其所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在城市分工的基础上确定发展目标。这就跳出了城市自身的狭小范围，从区域的高度来进行城市发展的规划与设计，把城市置于一个紧密联系着的城市群落或城市圈中来审视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划问题。

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学者们强调了包括城市在内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了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固有缺陷”，同时从多个角度总结了近年来我国一些主要城市进行的城市形象建设、生态城市建设、园林城市建设、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城市局部建设的成就和宝贵经验，提出了“生态重建”和“生态重构”的城市发展方向，指出实现这一目标并非乌托邦式的理想和远景，而是取决于人类的认识和行动。

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城中村”现象的研究。学者们以广州和深圳等城市为例，分析了“城中村”现象的现状和成因，认为“城中村”形成的诸多要素中，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及相关制度安排、村庄利益及社会性共同体的内聚、非正式经济的独特功能与地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性是“城中村”形成和维系的原因。“城中村”现象给城市经营与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城市规划滞后、建筑密度过高、用地管理混乱和治安消防形势严峻等，这已经严重妨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建议采取资产量化、住房改造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措施改善。

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风险研究。有学者认为城市管理中需要应用经济手段，但这并不等于应当以经营城市代替管理城市，指出目前以城市经营取代城市管理的发展趋势可能带来五项风险：政府职能越位、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等，进而最终影响社会经济的全面、持续和健康发展。这在目前社会普遍热衷于经营城市的背景下，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城市经营与管理的性质，做好具体工作。

新形势下的城市发展问题研究。信息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在信息化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数字城市”的概念，认为这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通过对信息化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比较区别，分析了建设数字城市所需要的条件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地位得到提升，城市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重要；城市的发展趋势应是城市个性化、城市生活人性化、决策民主化、管理信息化、扩张多元化、产业服务化和城乡一体化。针对跨国公司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城市经营控制力不断减弱的现象，学者们认为在城市发展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人为本，转变政府职能，与国际接轨，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学者从世界城市化发展中心转移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城市发展，认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已转向了东亚地区，这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近年来，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对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对国内外城市的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构成城市竞争力的要素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上。有学者从人口与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和基础设施等五方面，确立了包括58个指标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标准对我国265个地级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排名。有学者应用“城市发展指数”来评价一个城市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包括城市的经济增长、社会资本拥有水平和利用水平、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和各种资本的日益深化等五个方面，并比较了15个城市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状况。还有学者提出了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弓弦”模型，认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混沌系统，各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城市竞争力，并把竞争力分解为硬分力和软分力，硬分力侧重于评价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软分力则用来衡量城市的人文环境以及制度创新能力等。也有学者以经济实力、总量实力、市场状况、人才和科技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政府管理水平等偏重于经济生活方面的指标体系来评价城市竞争力。

三、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的不足

（1）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完整。应当说，这一问题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由来已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对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至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据《经济科学学术观点大全》介绍，有四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应用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综合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边缘学科；第四种观点认为城市经济学属于理论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也始终在进行中，《经济学新科学概览》作者将许多不同观点归纳为五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就是研究城市经济的科学，城市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应该作为研究的对象；第二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只研究城市本身所特有的一些经济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生产关系，即研究城市中各个企业、各个部门以及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中彼此所发生的联系；第四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第五种意见认为，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经济及城市经济关系发展的规律。

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使得城市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各不相同。有的以发展、土地、环境、交通、住房、规划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有的以发展、土地、交通、环境、犯罪、文化、贫穷为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环境、区域、效益、管理作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有的以发展、结构、交通、土地、住宅、环境、财政、管理为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凡此种种，对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的分歧，对城市经济学性质、对象、范畴的不同认识，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不同，使得城市经济学常给人以“雾里看花”的感觉。

（2）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表述的不规范。城市经济学理论观点表述的不规范直接影响了整个理论体系的发展。城市化是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第一范畴，是城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长期以来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观点和认识。如城镇化概念的提出，自以为是标新立异，殊不知却画蛇添足，造成了城市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混乱。又如对大城市化规律的争议。大城市化是所有国家都出现过的、在城市化中前期不可避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大城市人口和数量以更高速度增长的趋势，大城市化不是西方国家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再如城市现代化，它所反映的是城市化的质量要求，包括深刻的经济、建设、环境、人文、管理等方面的内涵，集中体现为“城市建设先进化”、“城市经济高效化”、“城市社会文明化”、“城市环境优质化”、“城市管理科学化”。然而，理论界对这个概念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使得实际工作者无所适从，有的城市以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为城市现代化标准；有的城市从GDP指标的角度追求现代化；有的城市认为园林化、生态化就是城市现代化。如此等等，都肢解了城市现代化的科学涵义。

（3）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部分分离。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薄弱性，使得绝大多数行政管理人员在处理城市经济问题时，将宏观、微观经济理论的方法照搬到城市经济领域，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分离。最典型的莫过于城市经营。除根本否定城市经营的观点外，就即使认为城市可经营的人中又有不同的城市经营观：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认为必须“有与管理相结合的经营，包括直接为城市产业发展服务的经营，以及直接为城市建设发展服务的经营。”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的一种社会活动和管理过程，并由此发展城市经济和城市文明。”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微观经济学理论在城市经济领域的翻版。

2．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

（1）城市化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有关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中，城市化的道路、模式、动力机制和城市规模选择等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但多数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市场主导型”的“自然观”城市化道路和模式，强调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城市化的前提条件，而城市规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研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好政府的计划和市场的价格机制两种手段，即实践中两种手段的配合运用与平衡，以加快城市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第二，城市化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如何作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利益保护工作、如何减少或避免耕地的破坏、如何减轻环境压力等有关此过程中的弱势群体利益保护和减少城市化负效用问题的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第三，我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这在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上表现的非常突出，要加快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就必须加快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因此如何利用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契机，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相关方面的研究与实践的需要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第四，城市区域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规律，但是，目前对城市区域化规律认识肤浅，对城市区域与行政区域的区别和联系把握不甚准确，使我国滞后的城市区域化进程难有改观。在城市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间是竞争还是合作，各地理解不一，不少城市间竞争多于合作，地方封锁、条块分割严重，已经形成的经济区域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的争论多集中在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城市经营与管理的范围和方式、城市经营与管理的目标等方面。学者们开始关注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定位、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其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管理中去等问题。目前研究中的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职能转变问题。这涉及到城市经营的性质和方向，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此问题，但政府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到底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政府职能在城市经营管理中应实现什么样的转变以及转变的步骤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第二，城市经营管理中的三个效益统一问题。在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如何同时实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各种“城市病”开始在我国城市中显现、城市发展中政府与市民矛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更加明显。第三，城市经营管理与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实现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别是对传承历史文化的古建筑保护研究还很薄弱。第四，城市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化问题。市民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参与到城市经营与管理中去，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协调与政府的关系等这些具有较强实践性的问题的研究还显薄弱。第五，城市经营成果的评价问题。在目前的评价标准中，过多关注经济数据、总量数据，能够全面评价城市经营管理成果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尚显不足。

（3）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的不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上，分别创建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内容在内的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成评价城市综合竞争力标准中的相关指标选择和权数的确定随意性很大，缺少相关理论的支持。第二，指标体系中的“主观要素指标”较少，如“城市认同感”、“市民满意度”等极少被关注，而这些指标对城市竞争力往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学科建设发展缺乏应有的社会条件

（1）国家有关部门对城市经济学重要性认识不足。1997年，在国家教委主持的全国学科调整过程中将城市经济学由原来的二级学科降为三级学科，不允许大学开设城市经济学专业课，招收本科生，原有的几所高校的城市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转为区域经济硕士点、博士点，这无疑使这门需要扶植的新兴学科发展受到一定的局限。与此相反，美国在1968年的高校中就有53个系可以培育和授予城市经济学方面的博士学衔，城市经济学还与区域经济学并列为美国10大类经济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视和其地位可见一斑。

（2）城市经济学科教学力量不足，发展缓慢。城市经济学科地位的下降，本科生的停招，硕士点、博士点的消失，使得原来从事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人才迅速流失。教学人才的缺乏，成为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大瓶颈。

（3）科研力量和发展经费严重不足。城市经济学科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到90年代进入艰难发展阶段。有些地方的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室相继自动解体，城市经济科研力量匮乏，严重制约其发展。

四、“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发展的主要领域及其趋势和方向

1．主要研究领域及其发展趋势

（1）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二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学科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验证的结论，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

（2）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城市化的方针政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三是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四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六是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3）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4）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一是尽快建立一套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调查。二是以城市综合竞争力来评价城市发展状况，对大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中小城市，特别是具有发展特色的中小城市则有失偏颇。因此，应建立可以用来评价具有发展特色城市的指标体系，与综合竞争力评价标准一起，构成完整的有关评价城市的指标体系。

（5）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一是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极其复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环境、生态、资源、经济均衡和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这就决定了其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将涉及多学科背景和复杂的方法论，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作为总体目标的分解和管理工作的依据，将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二是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这涉及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实现的研究，对作为政策工具的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2．加速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建议

（1）呼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我国城市发展的滞后，已经使诸多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城市发展离不开城市经济学的指导。为此建议：重新恢复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建设规划中，指导该学科在全国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布局。在研究生教学中，进一步明确将城市经济学作为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的必修课程，成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的选修课程，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的必选课程；鼓励出版研究生系列教材和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的专著；有教学资源条件的高校成立综合性城市大学、城市学院或城市系；进一步推动现有城市经济学会、城市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加强横向和纵向的协作与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城市经济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共同承担城市经济领域的科研课题，举办国际性城市经济学术会议，加强城市经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交流和研讨。

篇8

1.破坏生态环境尽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期内也使本地区GDP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有些还是不可逆转的，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悲惨性增长、创造性破坏”，此外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模式有着很大的隐患和后患，如果不加以纠正，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每创造1亿美元的GDP，就要消耗12.03万吨标准煤，分别是美国和日本的4.3倍和11.5倍，甚至还是印度的1.2倍，能源利用率不及美国的1/3，日本的1/10［2］。目前，社会各界关注的雾霾问题就是最有力的证明。2.破坏市场均衡各地区产业基础不同，经济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不同，但为了完成上级下派的硬性指标，往往采取既简单又直接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地域、行业之间的不平衡。比如，2011年北京万元GDP能耗仅为0.46吨标准煤，居于全国最低，而最高的宁夏是2.28吨标准煤，其间有0.82吨的差距。此外，为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多数地方都是“一刀切”，强制关停一批能源消耗大的中小企业，人为打破了公平竞争，造成了行业垄断，而那些真正高耗能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因为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免于处理。更为严重的是，为了追求单一指标的下降，在某些低能耗行业也开始了重复性建设，引发了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市场机制的扭曲、价格信号的失灵，最终影响的还是市场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基于科斯定理的解决思路和方案

在上述过程中，表面看是政府自身行为的矛盾，背后反映的是市场体制和行政体制的矛盾，一方面是市场机制的逐利行为，另一方面则是行政体制的内部压力，二者的结合处就是政府。特别是在我国，地方政府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又有自身特殊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它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决策选择上，存在着矛盾的地方。应当讲，科斯定理为走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然而它又存在自身逻辑上的矛盾和与实现相脱节的矛盾，应该加以必要的修正。

（一）庇古税存在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法，来纠正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以防止排污者污染环境的行为，从而使环境外部性的问题得到解决［3］。但是这种办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诸多问题。一来政府征税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况且这些成本都是净损失，需要由社会来承担，这无疑又一次加重了整个社会的负担。假如税率设置得不科学，还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失调，引发市场的不均衡。二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削减政府节能减排的动力，助长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因为政府作为“理性人”，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具体说来，就是由于按照这种制度安排，企业排污量越大，交的税相应也越多，而政府作为以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利益主体，自觉不自觉地就会默许企业的排污行为，甚至可能还会有意扶植这样的企业发展。

（二）科斯定理在节能减排中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法。他在其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篇论文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其观点被他的后继者归纳为科斯定理，即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能够通过当事人的高效协商加以解决，从而达到了利益均衡，实现了整体利益最大化。所谓某些条件，主要指两点，一是财政权是明确的，二是交易成本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进一步来讲，无论在开始时产权赋予了谁，市场交换都可以自行解决某一方侵害另一方利益的问题，并且最终结果都是均衡的、有效率的，这也就是说，和私人物品一样，拥有较大外部性资源的配置同样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这一过程中，政府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明确和规范产权，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基于这种理论的指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开展了污染物排放权或排放指标的交易。应当讲，与庇古税相比，科斯定理无疑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对于解决我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行为困境，更是有着积极意义。因为按照它的说法，地方政府不用直接干涉市场主体的行为，只要成功做到上述两个方面，市场自然会平衡好各方利益，与此同时，地域经济也会实现快速均衡增长。

三、新型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

运用市场来解决外部性的分析范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体制对市场体制的干扰，对于规范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促进节能减排，都有着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科斯定理也是建立在多重假设的理想模式之中，更重要的是，他把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通过假设的方式，人为悄悄地“删除”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实践效果。

（一）对科斯定理的必要修正首先，资源环境都是公共产品，在名义上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但实际上存在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因此规范产权一说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更不可能把资源环境变成少数人享有的独占品，这就决定了无法通过私下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其次，即使能够通过交易协商的方式，使双方的权益得到保护，但也无法制止企业对环境的破坏行为，特别是当企业看到排污依然有利可图时，必然会变本加厉，最终污染环境所付出的代价，还是要由整个社会、全体人民来承担。第三，科斯定理假设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很小，这与实际情况相差更远，尤其当环境污染威胁到了当地居民的生命健康时，解决起来就更加棘手，一旦启动司法程序，交易成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大幅增加［4］。第四，环境具有不可恢复和不可逆转的特点，即使当事双方达成了解决方案，受害一方也得到了满意的补偿，环境质量恶化的净损失仍然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此外，作为单个居民，也因为环境外在性的影响，缺乏修复的内在动力和现实能力。第五，地方政府虽然没有了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但在裁决纠纷时却扮演了重要角色，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考虑，也会变相支持企业一方，使自己不能处于公正位置。科斯定理所描绘出的完美市场图景，就是把所有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简单归结为市场交易行为，再通过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直接得出了有效市场的结论。对此，如果不加修正便直接移植到节能减排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另外，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均衡问题，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总量问题，前者所追求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均衡，也就是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与总体利益最大化之间还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同个人理性并不能代表集体理性的道理一样，个人利益的总和永远不能等同于总体利益。

（二）新型社会治理体制的建立坚持科斯定理的合理性，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节能减排中的积极作用，构建相应的制度框架，保障企业、行业和区域之间的公平发展、均衡发展；对科斯定理加以必要的修正，就是基于弥补市场先天缺陷的考虑，重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在节能减排中的重要作用，这就需要建立多元的社会治理体制予以保障。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率先提出的，主要是指各类社会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同一平台上，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共同管理其公共事物。与以往相比，这种新型模式更加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民主化、法制化。具体到节能减排中，就是通过政府、企业和当地居民的协商交流，共同谋求解决的方案。政府可以通过审批、补贴、处罚等各种手段，严格把好市场准入关，坚决防止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进入市场；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促使不达标企业有序退出市场。当地居民也可以根据环境污染程度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损害程度，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自身利益的补偿。总之，就是要通过政府管理、市场杠杆、社会监督三管齐下，形成推进节能减排的联动机制。

四、大力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句话形象准确地表达了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确，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决不能损害我们共同生存的物质基础。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有两条原则必须认真把握：一是必须坚持市场在节能减排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必须坚持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监管作用，二者既不可缺位，也不可错位。具体来讲，一方面，由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可以保障企业、行业和区域之间的公平发展、均衡发展，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实施监管，可以有效补充市场的缺陷和不足。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一）实行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节能减排等行政行为定期开展考核评价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和机制，捆住了地方政府和领导的手脚，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助长了他们的趋利行为。比如，各地普遍存在唯GDP和财政收入至上的惯性思维，为了完成这一指标，不惜牺牲资源环境，乃至后世子孙的利益。由此看来，建立科学多元的一揽子绩效考核指标应当成为当务之急。一是绿色GDP。所谓绿色GDP，指的是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形成的国内生产总值［5］。简单来说，就是从现行的GDP中减去环境污染等因素带来的经济损失。二是节能减排指标。不只是关注单位GDP能耗下降的比例，还应考虑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产品能耗下降的程度；不仅满足于纵向比较，还要考虑行业之间、同行内不同规模企业之间能耗的比较。

（二）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环保产业主要是指，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标的物质生产部门，具体包括节能、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涉及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产品和服务等。在我国，环保产业是朝阳产业，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各地区可以通过大力扶植环保产业的发展，来弥补节能减排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从广义上讲，环保不是专指某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或技术，它具有很强的辐射、渗透作用，能够带动其他行业在技术装备、生产工艺、服务方式、管理模式上的革新，具有很强的外部正效应，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首选。从这个角度来讲，环保产业影响的将是整个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此外，还要重视发展循环经济。这也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它坚持以对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把下游的废物变成上游的原料，进而变成供消费者使用的商品，从而实现对产品从“生”到“死”的全程呵护。

（三）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污权交易，是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在排污者之间进行排污权的交易，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治理污染的目的。目前，排污权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已经是西方发达国家节能减排的主要方式，他们从中获取了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尽管这一制度在我国已有了成功实践，但仍处于“草创”阶段。让企业以购买排污权的方式，进行扩大再生产，并通过出售没有用完的排污权收回资金，就能够使节能减排从企业的被动行为变成主动行为。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17年年底基本建立这一制度的目标。这一利好消息，对于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的治理，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篇9

关键词：一般均衡；价值规律；自由竟争

Abstract:Thegeneralequilibriumtheoryisnotthepatentofwesterneconomics.Beforewalras,Marxhadexpoundedtherelationbetweengeneralequilibriumandparetooptimum,thenatureofexistenceandstabilityofgeneralequilibriumminutely,andputforwardsystematicalgeneralequilibriumtheorythereby.AlthouthMarxiangeneralequilibriumtheoryhasnotobtainedastrictform,itisdeeperthanthewesterngeneralequilibriumincontent.

Keywords:Generalequilibrium;Lawofvalue;Freecopetition

在中外经济学界，一提起一般均衡理论，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瓦尔拉斯体系和阿罗—德布鲁模型。这样，一般均衡理论似乎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专利。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在瓦尔拉斯之前，马克思就深入分析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等问题，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从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的提出不仅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早，而且在思想上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一、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

在经济学中，均衡的严格意义是指经济主体行为的相互一致。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就说明卖者的销售行为和买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实现局部均衡。如果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就说明所有卖者的销售行为和所有卖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就达到一般均衡(1)。马克思十分重视一般均衡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他明确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2)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总劳动量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量在不同产品生产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的问题，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必需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基本经济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社会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显然，如果社会总劳动量按不同产品的社会需要量进行了正确的分配，那么，各种产品的社会供应量和社会需要量就都相等，人们对所有产品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就是严格一致的。因此，社会总劳动量按正确的比例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一般均衡状态。

以上所述是一般均衡最一般的含义，它对任何社会都是适用的。在商品经济社会，一般均衡将采取某种特殊的形式。“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3)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商品生产者都是独立地进行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劳动产品也归生产者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的性质，是私人劳动。“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4)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者又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了社会总劳动，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私人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5)私人劳动的这二重社会性质，前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对别人有用，后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具有共同的社会实体。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表现在：作为私人劳动，生产纯属个人的私事，生产者可以自由支配生产，产品也归私人所有；作为社会劳动，他的生产不能离开社会来进行，他的产品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一矛盾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解决。如果商品生产者能顺利地把商品卖出去，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可实现为社会的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得到解决。反之，如果商品卖不出去，那就说明，尽管他的商品是为社会生产的，但事实上社会并不需要，他的私人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不能实现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不能得到解决。因此，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盾，使得支配资源配置的依社会需要量“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取得了价值规律的形式。

价值规律实际上表明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数量界限。因为价值规律首先是关于商品价值决定和实现的规律。而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实现，实际上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单个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人类劳动的凝结，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应该用它所包含的人类劳动的量来计量，后者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不是个别生产者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6)这就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个层次是某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首先指出了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必要性。他写道：“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7)这个“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8)如果把一个部门生产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来看，它的价值就由该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指将社会所支配的总劳动量，按照对每种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依此分配的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是才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9)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大，那么这种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就有一部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这个商品量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卖不出去。与此同时，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同要由这种商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们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大得多，这些商品必然要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它们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甚至不能得到满足。只有当生产所有商品的社会劳动量都是按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进行分配时，这些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些商品才能全部按市场价值出售。此时，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当一般均衡实现时，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不可能在不减少其他商品产出的情况下增加某种商品的产出。因此，一般均衡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的。

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马克思在论述一般均衡的含义时，实际上提出了价值体系和均衡价格体系的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是商品的内在属性，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个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通过与之相交换的另一个商品才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与之相交换的货币来表现的。因此，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就其表现形式来看，也就是商品的市场价格。当各种商品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恰好相等时，各种商品就按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这样的一组市场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体系。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各种商品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实际上就是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相一致的市场价格出售。因为这样的一组市场价格保证了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以，这组市场价格实际上就是均衡价格体系。

那么，这样的一组均衡价格在理论上是否存在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均衡价格是和价值相一致时的市场价格，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和各自的市场价值严格一致的。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而商品按价值出售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10)“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时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11)因此，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又可归结为各种商品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的可能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供给和需求相等的条件是在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和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对某一种商品来说，“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12)对所有商品来说，“如果这种分工（指社会分工——引者）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它们的价值（后来发展为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殊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13)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可以进一步归结为社会总劳动按不同社会需要的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可能性问题。那么，社会是否可能作到按由各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呢？

在马克思看来，至少从理论上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如果经济社会根本不能作到依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时间，那就等于说经济社会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总是处于供需失衡状态，资源配置永远不可能达到最优状态，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一提法本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自发的、事后的调节作用，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有逐步接近其均衡价格的趋势。他指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1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商品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保持均衡，从而各种商品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相一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经常趋势”；第二，这种保持均衡的“经常趋势”是通过各种商品的供求失衡，通过各种商品市场价格对均衡价格的不断偏离而实现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以价值或均衡价格为中心而上下波动，不仅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且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唯一可能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15)

马克思不仅肯定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而且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瓦尔拉斯定理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因为社会产品的全部实现，意味着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已经全部转移到需要它们的各个购买者手中。如果社会产品可以全部实现，那么社会产品就可在价值形态上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全部资本价值，同时在实物形态上补偿生产和生活中所消耗的全部物质资料，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可全部得到解决。所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社会产品总供求的均衡问题。只要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均衡的，那么社会产品价值的实现就不成问题，社会总劳动就能全部得到社会的承认。只要社会总劳动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那么，各种商品就都能实现供求均衡，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可以实现均衡，社会总劳动消耗就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资本再生产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社会总劳动不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就会导致一部分商品就会供过于求，另一部分商品求过于供，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不能达到均衡，此时，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可见，各种商品同时实现供求均衡，是社会总产品实现总供求均衡的充要条件。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生产n种商品，社会产品实现了总供求均衡，同时n-1种商品实现了供求均衡，那么第n种商品也必然实现供求均衡。

三、一般均衡的稳定性

如果一般均衡是存在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经济体系最初不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实现一般均衡？或者说，如果经济体系偏离了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恢复到均衡状态？马克思在评价布阿吉尔贝尔的劳动价值论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布阿吉尔贝尔是经济学说史上最先提出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济学家，从而也是最先认识到一般均衡重要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社会生产各部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使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发展，就必须使这些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各种商品按由劳动耗费决定的“真正价值”进行交换，是实现这种比例关系的前提；自由竟争是实现各种商品按“真正价值”相交换的社会过程。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写道：“布阿吉尔贝尔就他在这方面（指劳动价值论——引者）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竟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16)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通过自由竟争的社会过程，价值规律可使社会总劳动按正确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述了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机制——自由竟争调节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实际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总量都是个既定的量，因此，按社会需要量正确地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的社会劳动量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由此决定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之间，也存在相应的比例关系。所以，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都具有相对的意义。这样，如果某些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过多，则另外一些商品生产上所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就必然过少。其结果，前一类商品供过于求，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商品的市场价格抬高到市场价值以下，后一类商品求过于供，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市场价格压低到市场价值以上。结果，前后一类商品市场价格的下降将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退出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减少。另一方面，这类商品市场价格的降低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减少，需求将比原来增加，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高。对后一类商品来说，市场价格的上升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量增加。另一方面，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减少。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增加，需求将比原来减少，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低。这一过程将一直进行到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都达到市场价值的水平为止。因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确实有达到一般均衡的客观趋势。

上述自由竞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在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下，通过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趋向其市场价值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机制只适合于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一机制会发生部分的变异。他指出，“如果商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象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较高的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17)这段话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条件下，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不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同，其利润率也必然不同；第二，各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将导致部门之间的竞争，使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第三，部门之间的竞争和由此引起的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将使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进行重新分配；第四，这个过程将导致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因此，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通过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市场价格趋向于生产价格而不是市场价值来实现的。不过，由于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相等，同时价值的变动调节着生产价格的变动，所以，生产价格对市场价值的偏离以及生产价格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

尽管马克思承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有达到一般均衡的趋势，但他又认为，经济体系由失衡到均衡的调整过程，是一个充满摩擦的过程。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8)在发达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商品的供求失调是一种经常性的状态，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在达到一般均衡之前，一些商品供给过多，而另一些商品则供给过少。在前一种场合，一部分社会劳动被浪费掉了，在后一种场合，又有一部分社会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在这两种场合，商品交换都只能在“错误的”的价格上进行。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而且会导致总量性的失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使广大群众的消费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从而导致总的有效需求不足，引发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状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9)经济危机的存在及其导致的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尽管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它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

四、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比较

前面的论述表明，马克思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在含盖的内容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涉及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理论基础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相对价格不仅取决于商品本身的供求关系，而且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价格，从而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供求关系。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把价值视为商品经济所特有的一个范畴，并从分析价值的现象形态——交换价值出发，指出价值是进入交换的所有商品包含的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样，马克思就把价值的实体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认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只是个现象，其本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与劳动的交换。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第二，分析方法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是由瓦尔拉斯最初提出的，后来经过帕累托、希克斯、诺伊曼、阿罗、德布鲁和麦肯齐等人的改进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马克思十分重视对数学方法的运用，他在分析一些理论问题，例如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时候，也运用了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但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不同。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因此，尽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也认识到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不一致和非市场出清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这个理论把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绝对化，所以，它总是试图在理论上寻找避免非市场出清条件下出现交易的可能性。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是设想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二是设想价格的调整过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来不及进行“错误的”交易。前一设想就是瓦尔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订契约特权”，后一种设想就是马歇尔的“瞬时调整过程”。然而，无论是“重订契约特权”还是“瞬时调整过程”，都不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者，人们不知道那位全能的“价格制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可以赋予交易者以“特权”。对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决定了价格调整的速度不会很大，更不用说接近无限了。如果交易者没有“特权”的保护，而价格调整的速度又不会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现之后和调整到均衡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就一定会出现市场非结清条件下的“错误”交易。因此，西方学者所谓的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的不一致，或者说，市场价格围绕均衡价格的上下波动，不是说明价值规律失效，而正是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表现形式。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具有一种不断逼近其均衡价格的经常性趋势。因此，一般均衡是可以达到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是，一般非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调整是一个充满摩擦的动态过程。因此，市场经济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最后，对市场经济命运的看法不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价格调节机制假设交易费用为零，认为一般均衡的实现是无摩擦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有效的，对经济运行进行社会调节是不必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而且应该一直存在下去。这显然是一种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的做法。在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不能承认市场经济有缺陷，如果承认它有缺陷，就等于承认要抛弃市场经济。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作为一种趋势是存在的，但通过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有摩擦、有成本的。因此，市场经济是可行的，但它又是有缺陷的，即存在“市场失灵”。这突出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经济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的这种局限性，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得到消除。“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20)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和有缺陷的经济制度的看法，已被大量经验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有三个问题马克思似乎不曾考虑过：第一，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那么它的缺陷可否通过某种改良的方式，如政府的宏观调控，至少部分地加以克服？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可以得到大量事实的支持。第二，如果代替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否就没有任何缺陷？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考虑的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模式(21)，而是现实存在的计划经济，那么回答似乎应该是否定的。第三，如果没有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制度是“理想”的，那么经济制度的优劣就只是相对的。因此，进一步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判断和选择经济制度的标准是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即经济制度只能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就此而论，大量的经验事实明显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市场经济虽然有缺点，但它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经济制度。

注释

(1)这个定义没有考虑自由物品的情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5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0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2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6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717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1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4页。

(1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年，第43~44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8~219页。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9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48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马克思认为，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而这又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的生产力都得到充分发挥为前提。“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页。

(21)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对一种并不存在的经济制度进行判断似乎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主要参考文献

(1)哈尔·瓦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

(2)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0年。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1996年。

(4)鲁有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

(5)汤在新，《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0年。

(6)汤在新，《〈资本论〉续篇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1995年。

(7)刘涤源、谭崇台，《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1990年。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1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