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性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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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篇2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古典学派；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学批判，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方法。资产阶级学者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赋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随着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也就走向破产了。的政治经济学继承这种批判性，将它发扬光大，从而建立了系统的科学体系，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在当代，充分地张扬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科学批判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批判性是政治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特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过各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学派活跃和兴盛的时期，社会经济的重心虽已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但重商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批判。而资产阶级“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为此，也必须对他们进行批判。当然，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矛盾。

为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经济学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重心的转换，深入生产过程内部，研究隐藏其中的规律，因而这是批判地创立新的理论。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为此，它就要论证商业必须服从工业，批判已经过时的重商主义。马克思肯定地说：“现代经济学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

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社会总资本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有机构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却不断地提高地租，大大影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积累。因此，为了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经济学还要进行两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辩解；二是批判已经不合时宜的先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为先前的理论已经不符合已经转型了的资本运动的需要。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已经有所变化：一方面，是从货币主义者变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辈。相对而言，前者是一种“对他批判”，后者则是一种“自我批判”。与此相适应，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对他批判比较犀利，自我批判则主要表现在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始终全面自觉地实施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而部分实施的。

斯密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在发展配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批判了重商主义。后者以流通过程为对象，并且只是简单地描述流通过程的现象，这种方法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将研究的视野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并且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连马克思也称之为“生理学研究”。这样从对象到方法的批判当然会导致对理论内容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显然，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的批判，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论具有一种扩张力，显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斯密看来，地租和利润一样，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质上是资本家利润中的扣除部分，这实际上已内在地包含对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还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懒惰和无知。但是，受当时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学，也没有意识到批判对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觉地反映过程发展的自我新陈代谢，因而不能通过自我批判解决他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跖，反而形成双重而自相矛盾的规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觉、不科学和不彻底，限制了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较为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要求资产阶级加速资本积累以利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型发展。但现实的社会关系却是地租不断增长，严重限制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扩张和积累能力。显然，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发展基础上的并且充满矛盾的斯密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产业发展的要求，所以必须加以批判。因而这个新经济时代的理论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业转型发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决面对的现实阻力。为此，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学派，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论，批判、克服斯密理论别是价值理论的明显矛盾，将它推向深入。这种批判重点在修缮基本理论，实际上也涉及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显然，这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我批判”。二是对当时相当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进行深入批判，这是“对他批判”。

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开始发展、商品生产更加发达的时代，这决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业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资本运动。这就意味着他的研究对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价值论，坚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著作……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尽管李嘉图不能合理地处理好基本规律与发展的现实之间的差别，但这也表明他已经注意到基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

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对同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的错误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批判。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它就把庸俗经济学所尊崇的“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显然，这是对庸俗经济学的间接批判。

李嘉图对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的批判更加激进。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证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这与当时土地所有者的辩解有直接关系。例如，马尔萨斯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因此，对工业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当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更加彻底，所以对土地所有者理论的批判就更为有力。

关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给予很客观的评价，称之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从总体来看，从斯密到李嘉图，他们理论的发展不仅与资本运动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内在的联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分别对待批判的对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够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现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变化。这也使他们的理论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论张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批判都奠定在较合理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同时还反过来促进了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古典学派的批判还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观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强制抽象”，使其价值理论并非完全科学化，“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且，无论在斯密或李嘉图的理论中，都不能从各自的理论发展中体现理论的自我批判，只能从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中才能看到这个学派的自我批判。可见，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觉和彻底。因此，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走向更高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成为主要矛盾，一切都变了，“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这也决定了它的批判性开始消失，从而在面对更复杂具体的经济现象时只能抱残守缺。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彻底科学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义上，当然会引起马克思的重视和批判继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资本论》手稿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冠名，此后，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当成《资本论》的副标题。无论哪个阶级的人认真看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马克思强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种扎扎实实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学派的批判性质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观地再现资本运动，对其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对旧的社会力量进行批判，即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尽管他所代表的未来社会还未出现，但资本运动包含的各种否定性因素已经暴露无遗，所以他是反映、代表这些否定因素对资本运动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而且达到一定程度时还会是跳跃式地质变、被另外的过程所代替的。

如果说，“对他批判”是新的过程对旧的过程的批判，人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过程的新阶段对旧阶段的批判，这一点却是鲜为人知的。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之间缺乏联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反映资本运动的“自我批判”与代表未来社会新过程对资本运动旧过程的“对他批判”却是紧密联系的。他发现，正是资本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够彻底战胜封建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由于被批判的对象、过程不愿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马克思还要对来自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实施反批判，更要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批判是与武器批判相联系的。

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是基于唯物辩证法而实施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是与他的阶级立场紧密联系的。这种批判性，来自代表无产阶级的力量，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批判才是彻底的。科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他来说，批判是破与立的统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对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说，批判性极为重要。没有批判性，理论就不能发展，就不能显示自身相对于其他相关理论的优越性和战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从而不能避免教条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世界上真正了解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资产阶级理论却在整个社会占有了巨大的地盘。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论彻底科学化，另一方面还要挤进思想理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地盘。

《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施彻底的批判，但不是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而是深入经济过程分析其运行的根据及其必然发生的变化。它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不仅所依据的方法论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所依据的理论也不同，还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包括他所继承的东西。一方面，是对黑格尔方法的透彻批判，在此基础上创立真正科学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涵着……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为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州。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不用说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马克思也持科学批判的态度。他指出，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因而对资本运动只有共时态的考察，而否认其历时态的运动。因此，即使是李嘉图，其理论的对象、方法、内容、批判性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从其对象看，古典学派研究的是自然的过程，并且将商品生产、工业化等一般过程和资本运动特殊过程混为一体，从而将两种过程的规律混为一谈。他指出，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还都免不了两个错误：“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从而将它的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将它的不同层面混为一谈，与此相联系，必然只重视物的运动，而忽视主体的作用。

马克思还批判古典学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但又使它们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图在抽象力的运用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而且还“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马克思称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强制抽象”。

马克思还全方位地批判他们理论的内容错误，特别是将抽象性的范畴与具体性的范畴混为一谈：“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必然会产生……理论谬误。”…正是这种错乱，导致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抽象的内在规定与比较具体的外在的社会表象之间的关系，甚至将表象当成依据、规律，因而其理论缺乏层次、不能表现历史的发展，很难正确地联系实际。

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马克思既肯定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在客观上批判“三位一体公式”错误的“伟大功绩”，又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这些“对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这种制度、理论与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成反比，还因为它们统治着整个社会，尤其是维护它的理论，决不可能通过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论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建树。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和批判是统一的。他自豪地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在《资本论》中，有许多问题是通过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条”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并且通过分析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接近社会表象，以顺势阐明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定如何在社会表面上颠倒表现，从而能合理地用对象的内在规定来解释社会表象，使理论具体化，同时也解决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统一、李嘉图企图强制使之统一而破产的难题。另外，还有些领域，也是马克思批判地开辟的。

最后，马克思的叙述即逻辑过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说：这是“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在《资本论》中，通过研究历时态的资本运动的阶段上升来推动理论规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起点、初级阶段、较为发展阶段“资本家幼虫”鸲、单个资本家、总体资本家的经济行为的逐步演变，随着理论逻辑阶段的上升，后一阶段的理论规定就超越、扬弃了前一阶段的规定。这是以理论的逻辑发展来实现理论的自我批判，来反映对象的历史发展。

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理论的“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是紧密联系互动的。即以对古典学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经济时代很不相同，其理论都分别与他们对所处时代经济过程的认识有关，所以对他们的错误只能在相关的研究阶段分别批判，并分别成为进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骤。同样的，马克思由批判而实现的理论发展也反过来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对庸俗经济学，《资本论》也是分阶段有针对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据新阶段的研究来批判的。

马克思全面的科学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既有价值论层面、认识论层面，还有方法论层面，并且还可融入实践过程中。他的批判又是历史的，不是单单指向对象某一时点，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及其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资本论》的整个理论过程是分阶段上升的，同时又是对象范围、研究条件、理论规定的分阶段上升，体现了一种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自我批判。

三、现代政治经济学也应注意张扬批判性

彻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突出的优秀品格，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因而当然是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就理论的批判而言，我党及理论界都始终注意将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国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这些“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重大的作用。远的不说，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就坚决地批判了国内某些人否定、曲解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中，坚持、发展了这一理论。

但是，由于这些批判都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分别进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论创新的方式表现的，并且主要是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们大都没有将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它与“对他批判”联系起来。因此，通过一种特定的理论形式将它们比较系统地以一定的逻辑表述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这种理论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或教科书，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因为它的受众比专著更为众多、广泛，而且更系统、通俗，能长期发挥作用。

从现在的情况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种批判性的阐述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和透彻，突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及其积极作用，既应将理论的发展即“自我批判”讲透，也应有必要的“对他批判”。在介绍基本原理的发展时，应该阐明两种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两种批判无论从对象、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应该阐明，“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都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方面，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首先，应该阐明我国经济建设各个阶段的理论创新就是一种“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论为基础、沿着它的逻辑、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的，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使原有理论发生转型，以联系发展了的现实。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决定了它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绝大多数民众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义，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结合市场经济这一不可逾越的经济形式，使基本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这也是对发展了的具体过程的新规律、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着它要根据改革开放的阶段发展，检测前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问题，探索新阶段的改革规律。这种“自我批判”也离不开“对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的基础上，从中分离出一般过程，并且只让它在经济资源、而不让它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发挥作用，更不是对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简单照搬。

其次，应该有明确的“对他批判”。一方面，是对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向外兜售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它极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张进行坚决的明确的批判。但也不宜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经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较强的针对性、说服力，还必须用最新的事实和发展了的理论来批判，说明它已经在俄罗斯的实验中遭到可耻的失败，说明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宪法，特别要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对西方经济学中专门针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在借鉴的时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应用的前提、条件，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不符合最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不利于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的事情或倾向、言行进行坚决的批判。马克思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但现在很多人却有意突破这一根本性规定，极力宣扬降低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比例和地位。这是一定要彻底批判的。在现阶段，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尽善尽美的东西。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都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现实过程中，这些弊病都已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这也是必须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实际的（不是理论的）市场经济青睐有实力的主体，它通行的原则是表面上的公平，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竞争机制会激起人们对财富的尽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导致财富过多过快地集中在实力强大的主体手中。它的调节大都是滞后的、以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为代价的。所有这些，都应该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而纠正。还有，在现实过程中，也有许多偏离改革大方向的事情发生，例如，当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扩大过快、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且居高不下，过度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结构的优化、资源环境的保护，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个别黑心企业主盘剥虐待工人的现象存在，经济腐败急剧发酵等等，对这些不是少数、局部、偶然的情况，的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也不是简单地套用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就事论事，而要依据现阶段发展了的理论，即在基本理论基础上结合新的阶段、条件而转型的理论来批判。

理论的发展不单纯是自身的发展，还要在对别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优越性和战斗力。一种理论再好，没有市场、没有社会影响力，也没有意义。如果人们对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此，批判地对待西方各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挑战，批判地将其中某些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分离出来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违背中国国情的错误，已经成了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责任，也是提升政治经济学“社会占有率”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81.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9.

[8]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篇3

【关键词】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制;合伙制;有限责任合伙制

一、引言

纵观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国际上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经历了独资、合伙制和公司制,最终又回归到合伙制的发展历程。事实上,对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由于注册会计师执业主要依赖个人的专业技能,而不是资本,独资与普通合伙制突出了个人的角色,因而成为早期事务所的主要组织形式;20世纪60年代,注册会计师行业陷入“诉讼爆炸时期”,要求事务所对第三方承担民事责任,动摇了注册会计师对个人独立执业与合伙执业方式的信心,使得传统的独资与合伙制遭到质疑。为了保护注册会计师,执业界对事务所进行了公司制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形式开始盛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融合了普通合伙制与有限责任公司制优点的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开始兴起。在该种组织形式下,事务所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合伙人对其各自执业行为承担无限责任,而相互之间不须承担连带责任。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已成为注册会计师职业界组织形式发展的一大趋势。

在我国,《注册会计师法》也将合伙制作为事务所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但由于有限责任制下的风险明显小于合伙制。而且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远未真正发展到质量竞争、以质取胜的阶段,市场仍不具备自行检验、区分服务质量的能力,这导致了我国事务所普遍偏好风险较低、责任有限的有限责任制,而由于其较弱的约束力削弱了审计的独立性,进而对审计质量产生严重影响。本文结合我国现状,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国事务所组织形式选择的原因,并针对其制度缺陷,探讨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以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现状及分析

(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现状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最初采取的是“挂靠制”,即事务所挂靠于各行政单位,使得事务所实际上处于一种“乱办、乱管、乱执业”的混乱状态。于是,财政部和中注协规定,事务所必须于1999年底脱钩改制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中介机构。按照《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选择两种组织形式: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制。根据截至2006年6月的统计,当时我国的5 641家会计师事务所中,仅有787家采用了合伙制组织形式,仅占总数的13.95%;4 854家采用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占到总数的86.05%。而即便在787家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中,出于自主自愿组建的估计不超过合伙所总数的四分之一,绝大部分合伙所之所以采用此种组织形式是因为其达不到组建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的要求。

(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应当说,我国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偏好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1.有限责任制的组织形式是理性经济人的自然选择

在经济学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是众多不同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条件。所谓“理性人”假设是指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其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其在遵守执业准则的前提下,会努力使自身效用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在审计收费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将会在审计成本与质量之间进行权衡。这时,审计风险无疑会成为重点考虑的因素。而在我国,公司治理的结构不完善使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加大;同时事务所普遍规模不大,收入来源单一,易于面临解聘威胁,而一旦屈从于压力,充当了企业财务报表的“粉饰人”,业绩差的上市公司迟早会暴露其真实面目,事务所自然难逃干系。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组织形式的选择上,自然会倾向于选择有限责任制。

2.有限责任公司制有利于规避执业风险

事务所的所有者总希望选择那种能最大限度规避审计失败风险的法律责任制度。他们偏好于选择有限责任制,这是因为在有限责任制下,事务所的所有者对其失信行为只承担有限的保险责任,其未投入事务所的私人财产在事务所发生审计失败时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有限责任制下,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无论给第三方造成多大的损失,其经济赔偿责任都限定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事务所以公司财产为限,投资人以投资为限承担经济责任,且没有连带责任。因此,从规避执业风险的角度,有限责任公司制无疑会成为所有者的选择偏好。

3.有限责任制能使初始缔约成本最小化

人力资源对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各合伙人应当具备相当的专业技能与执业经验,而且合伙人的个人声誉也将是组建合伙制事务所时应当考虑的关键因素。而在我国,注册会计师尤其是具有从事证券、期货执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的资源仍然稀缺。此时,要选择具有较高专业技能与丰富的执业经验,同时个人声誉良好的注册会计师无疑十分困难。这种对合伙人的高要求必然会带来缔结初始合伙契约的高成本。相比之下,在有限责任公司制下,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承担的风险有限,且对于注册会计师个人的执业能力、声誉以及相互之间是否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要求并不高。因此,有限责任制的事务所更容易以较低的缔约成本建立起来。

三、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

(一)合伙制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的必然选择

1.有限责任公司制不利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一种专业服务,通常不需要大规模的有形资产的投入,这使得公司制的融资优势体现不明显。同时,虽然有限责任制能够“保护”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免于陷入无限责任,规避经营风险,但是不论事务所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都必须有助于保证审计质量。有限责任制下,经济责任轻,当事务所获取的利润远远大于注册资本时,便有了造假的驱动力,从而为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置公众利益于不顾。可见,只要注册会计师仅承担有限责任,审计质量就难以保证。如果事务所只知一味地拒绝承担风险,是不利于注册会计师审计职业的发展的。

2.实行合伙制是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

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一项职业而存在,绝不能忽视其“公共服务”的本质及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相比而言,合伙制更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在合伙制下,如果审计师失信,事务所的所有者就要用他们的全部私人财产承担其因失信造成的经济损失,事务所的私人财产越多,对审计报告使用者的利益保护程度越大,事务所所有者对审计活动的监督越严格,人力资本违规、违约的可能性越小,对审计诚信的保证程度就越高,所以理论上合伙制对独立审计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产权具有无限性,是一种彻底的担保机制。

3.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合性质”决定了应当实行合伙制

会计师事务所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其发展并不是单纯依靠财务资本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靠人力资本之间的精诚合作。也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不是一般的“资合”企业,而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人合”企业。这就决定了在事务所内应由人力资本承担风险。即当审计失败引起第三方诉讼,注册会计师将对其进行经济赔偿,其名誉将受损,市场价值也会随之下降。因此需要一种制度安排对注册会计师的风险加以回避。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如果共担风险,就会促使其相互监督,从而对事务所内注册会计师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实行合伙制的精髓就在于体现了注册会计师之间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合伙制体现的有限连带责任,使事务所有强大的动力去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控制机制,约束合伙人的行为,从而解决事务所风险控制问题。

4.实行合伙制有利于事务所实现“团队工作”的帕累托最优

从理论上说,事务所与企业所有者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事务所的所有合伙人就构成了一组人。由于每个合伙人的努力程度及边际贡献具有不可观测性,因此事务所同样面临着团队工作中的“搭便车”问题。当事务所采用合伙制时,“团队惩罚”对所有合伙人而言就意味着巨大的或有威胁。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合伙人的工作导致审计失败,所有的合伙人将对其导致的经济后果负责,对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样,每个合伙人都由于害怕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不得不选择帕累托努力水平,于是,帕累托最优就可能作为纳什均衡出现。

(二)有限责任合伙制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优选择

有限责任合伙制作为一种创新的事务所组织形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主流形式。

首先,有限责任合伙制解决了合伙与独资在规模化经营方面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上市公司审计的现实需要、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审计需求、国际会计公司的纷纷进驻,都要求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壮大起来。

其次,有限责任合伙制弥补了有限责任制在风险约束机制方面的缺陷,从而能够保证审计质量。有限责任合伙制强化了合伙人个人在执业过程中的法律责任,促使他们更多地注重对公众利益的维护,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公证作用,为注册会计师赢得社会公众的充分信赖。

最后,有限责任合伙制弱化了合伙人之间的连带责任,无过错合伙人无需再为其他合伙人的恶意或重大失误行为负责,大大降低了合伙人之间事前相互了解、事中相互监督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事务所规模扩大的风险,也有利于合伙人进入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可以说,有限责任合伙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公众利益和注册会计师个人利益的共赢,从而呈现出其成为我国事务所未来主流发展方向的巨大潜力。

四、结论

应当说,每一种组织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任意选择。独资会计师事务所设立灵活,但发展后劲不足,难以承接大型业务;有限责任制虽然有利于扩大事务所发展规模,但其对审计责任的规避与审计职业不相容。合伙制最能体现审计责任,代表了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终极取向。有限责任合伙制作为上述两者的结合体,结合两者之长,应当成为未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目标。当然,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是与特定的经济背景紧密相连的。就我国发展现状而言,要求事务所全面推行合伙制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尚不乐观,很多上市公司没有良好的运行公司治理机制。其次,合伙制下合伙人及事务所承担的风险可能远超过其承受能力,一旦出现审计失败,若缺乏健全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风险保险制度,将直接威胁事务所的生存。因此,就现阶段而言,要努力改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加快相关的法规制度建设,大力扩展合伙制的实施范围,促进事务所组织形式实现从有限责任向合伙制包括有限责任合伙制的过渡。当条件成熟时,必将取消有限责任制,全面实行合伙制。

【参考文献】

[1] 蔡立新.关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探讨[J].市场周刊,2006(2).

[2] 谢世飞.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选择的探析[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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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银行；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理论

Abstract：Since 2006，regulatory authority twice adjusted the permission measure which accelerated small and medium banks to run business cross-regional. These banks face mor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ve. How to survive， grow and become strong is a major project and how to alter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to maintain growth is a must problem to solve immediatel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raction cost theory of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analysis the present problems of cross regional development，compares the mainstream commercial bank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uitable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for cross-regional small and medium banks.

Key Words：small and medium bank，organization structure，traction cost theory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四、小结

当前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跨区域经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既保持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同时保证其快速发展壮大，又使得总分行机构间沟通顺畅、决策效率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一个试金石。

注：

①本文中的中小银行是指除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合作社等以外的中资中小银行。

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

③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们意图理性地行事，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Simon，1957）。

④所谓机会主义，是指用欺诈的手段来算计的行为（Williamson，1985）。

⑤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一种专用性投资一旦做出，不能转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生产性价值的损失，它包括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商标专用以及临时专用等（Williamson，1991、1996）。

⑥Williamson认为企业是依靠科层的权威来组织交易，“科层”比“企业”更恰当。

⑦U型是指：集权制的、职能部门化的或一元化的组织结构；H型是指：控股公司制的组织结构；M型是指：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它按照产品、品牌或地理区域设立各自半自主的经营部门（主要是利润中心），每个部门都独立经营自己的业务。

参考文献

[1]Simon，Herbert，1957，Models Of Man.NY：John Wiley.

[2]Williamson，E.A.G.，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3]Willamson，O，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

[4]Willamson，O，1991，“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6：269-96.

[5]Willamson，O，1996，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

[6]姚瑜琳.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改革目标模式与路径选择[J].金融研究，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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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起源是一个制度发生学意义上的问题，它要探索的是制度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等基本问题。制度的起源至少存在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制度在根本上的从无到有;二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中新制度的创立;三是从已有的制度过渡到更新的制度。一般认为，制度是沿着演化和构建这两条不完全相同的路径起源的。若追溯最初制度的起源，则是由长期无意识的演化生成的。演化强调行动者的无意识性或无目的性，即使行动者是基于有限理性算计的，互动的结果也不是预先就存在于行动者的目标函数之中。而在特定制度背景下新制度的创建，则有明确的制造主体，即普通个人、社会精英或者利益集团，他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意识地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对制度进行设计或者施加影响，从而形成新的制度或者改变旧的制度。构建强调行动者有意识地将互动结果预先固定下来，并存在于其目标函数之中。

关于制度起源的原因，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旧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人以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为基点，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述。诺思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产权制度的起源作了深入的考察。他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关于史前人类的研究成果，分析得出最初的产权起源于公有产权，随后才出现私有产权，而产权界定的需求则来源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当动植物相对于人类人口的需求还算丰盛的时候，就没有激励机制去承担因建立和行使产权所产生的费用。只有在稀缺度增大的过渡时期内，才值得去承受建立和行使产权所必需的费用。产权才能够限制资源开发的速度。从历史上看，产权的演变过程包括，首先是不准外来者享用资源，然后是制定规则，限制内部人员开发资源的程度。诺思以人口增长作为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因此诞生的产权制度却被认为是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外生因素，对人口增长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约束性。那么产权制度的出现对限制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是否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性，便直接关系到在理论上对制度起源做出合理解释的可能性。

与诺思对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理解不同，康芒斯将人的自私本性作为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他对利益冲突的解决进行了分析，认为制度用以约束人的自私本性，产生于资源稀缺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由此将制度与其约束标的，即人的自私本性相关联，一并纳入到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中去。无论是演化还是构建，制度起源的两种路径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制度的起源是自发演化与设计过程紧密的互动，若自发演化的习俗和惯例由法院裁决或凭以解决争端，便带有某种人为设计的性质。

然而，资源稀缺性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绝对概念?若是，则即便制度是作为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创生的，又怎会具有其存在的终极价值?缺乏对资源稀缺性本质涵义的清晰理解，是诺思与康芒斯未能分别以人口增长和自私本性两个主要因素加以充分阐释的根本原因。那么，制度起源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其约束标的究竟何在?制度在其约束标的与资源稀缺性矛盾协调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创生的?

本文立足于佛教的经济学观点，依据《大藏经阿含部》的相关经典，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起源于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基本论述之上，进一步探析资源稀缺性的本质以及由此起源的制度的约束标的，旨在明确制度创生的一般形式和路径。

二、资源稀缺性：生态循环失律

佛教在《长阿含经世记经》(又称《起世因本经》)中揭示了资源稀缺性的本质内涵，即资源稀缺并非是资源绝对量的不断减少，而是由于对资源的过度采掘破坏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态循环失律状态。

在人类生存早期，自然生态呈现良性循环，资源相对于一定人口的需求而言是高度丰盛的。彼等众生余福力故，不须耕种，而有自然粳米出生。若有欲须，日初分取，于日后分，即复还生;日后分取，日初还生;成熟一种，若不取者，依旧常在。由于早期人类适时而取、适度而取，在一定时期内对资源的采掘率远低于资源自身的可再生率，生态良性循环得以持续，因而并未出现资源稀缺的状况。

《长阿含径世记经》中指出，生态循环失律产生于人不自觉的懒惰懈怠，而康芒斯所认为的导致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人的自私本性，也便由之而生。时彼众生，福渐薄故，懒惰懈怠，贪吝心生，作如是念，今此粳米，不曾耕种，何用辛苦，日初日后时别各取，徒自困乏，我今宁可一时顿取，遂即并取。由于最初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状况下，资源的生产是自然富足的，以至于人类不需要通过劳动来获取所需，因而逐渐滋生长养了懒惰的习性，要求一次采掘的资源数量在能够满足一日所需之后，还可以提供数日所需，以避免多次采掘的辛苦困乏。过多的采掘是为日后的消费需求预备供给，必然要对剩余数量的资源进行贮存，这就又使人滋生长养了贪吝的心性。

在早期人类的群居生活中，个体的懒惰习性会发生传递效应，使他人竞相效仿。如《世记经》中讲到：时余众生，唤彼人言：食时节至，可共相逐，收取粳米。彼人报言：我以一时，为日初后，顿取将来，汝欲去者，可自知时。彼作是念，此众生等，善作快乐，于日初后，一时顿取，我今应当为两三日，亦可并收。即便悉取。尔时更有别众生，唤彼众生言：我等可共收取粳米。彼即报言：我前总已，取三日分，汝自知时。彼众生闻，复作是念：此人甚善，我今亦宜一时并取四五日分，为贮积故。由此可见，在一定时期内，个体的懒惰习性虽然初始要求一次采掘的资源数量可以满足数日所需，但由于在诸多个体之间的传递效仿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导致受影响者一次采掘所要求的预备供给较之影响者出现成倍递增。于是，时彼粳米，即生皮糩，裹米而住。被刈之者，即更不生;未刈之处，依旧而住。其此稻谷，即便段别，丛聚而生。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可再生率不变的情况下，群体采掘率成倍累加，均次采掘率急剧下降，使资源可再生能力迅速遭到破坏，最终导致生态循环失律，造成资源稀缺的严重后果。

佛教对资源稀缺性本质内涵的揭示，从理论上预示了制度起源的意义和存在的终极价值。正是因为资源稀缺并非一个绝对概念，制度作为限制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内生因素而创生，才具有恢复资源可再生能 力进而 扭转生态循 环 失 律 状 态 的 可能性。

三、制度的约束标的

正如前所述，人的懒惰习性是导致生态循环失律、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根源。因此，制度致力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必然用以约束人的懒惰习性，而这种约束力却是在私有化无序发展的状态下，通过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来实现的。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的懒惰习性促使人类的产权形态发生演变。《世记经》中展示了人类最初的产权形态，即把有资源附着的土地作为公有产权或共同产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朴素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在公有产权的形态下，个体对自然资源保持适时、适度的采掘与索取，是生态良性循环得以维护和持续的重要前提。然而，由于对个体而言，资源的消费是缺乏成本约束的，懒惰习性的长养与贪吝心性的滋生使得为贮积故，一时竞相并取，导致生态循环出现失律，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虽然恩格斯也认为私有产权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了贮积(即剩余财富)，但在佛教看来，这是一种自然起源，并非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且，私有产权自然起源的初始形态仅仅是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并不涉及个体对土地的所有权。随着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人类需要正视生态循环失律下的生存状态，以往非劳动索取的生存方式将逐渐向劳动生产的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而这恰恰说明了私有产权的出现对人类生产力起步与发展的迫切要求。

私有产权自然起源的条件在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本身能够为每一个体支付生存成本。然而，生态系统在某个特定的阈值内，并不意味着能够为每一个体因懒惰习性而滋生的贪欲膨胀支付相应的成本。在生态循环失律状态下，每一个体都必须要为私有产权的取得而付出合理的代价，这种代价无非在于通过劳动生产来获得生存所需及其之上的剩余财富。问题在于，私有产权的自然起源本身是一种无序状态，劳动生产也并非是每一个体的自觉行为。在私有化无序发展、加剧深化其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又如何才能确立和保障劳动生产成为每一个体必要的谋生手段呢?

可以说，制度就是作为协调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矛盾的产物而创生的，制度创生的目标在于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世记经》中讲到：我等今者，宜应分疆结作界畔，并立谪罚。彼是汝许，此是我分，侵者罚之。诸比丘，此因缘故，世间便有界畔、谪罚名字出生。这其中，所谓界畔即是按群体人数划分公有产权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并对每一个体的财产权利进行初始界定，它使每一个体在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采掘与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成本约束，各自独立承担因懒惰习性而采取一时并取和贮积等行为的后果。界畔推进并实现了私有化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变，使私有产权的形态由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向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发生变化，通过将资源稀缺的风险进行分割与摊派，有效缓解了因过度采掘而造成整体资源稀缺性不断提高的恶性状况。其次，所谓谪罚即是针对个体侵犯他人私有产权的行为所实施的强制约束，它以界畔为前提，进一步保障了私有化的有序性，使每一个体不再像先前那样能够随意占用公有产权。个体在面临各自所限定的土地所有权范围内的生态循环失律状况时，只能通过劳动生产这一途径来解决自身的资源稀缺问题，而原来的非劳动索取行为在公有产权被划分界定之后将视作偷盗。

四、制度的创生

所有的制度都是关于产权的制度。在协调由懒惰习性所引起的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两者之间的矛盾过程中，制度是通过界畔和谪罚这两种形式将私有产权以有资源附着的土地形态确立下来的。而在此之前，公有产权虽是无形存在的，但并未被意识到，只有当私有产权以附着于土地的资源形态自然起源，并且其无序发展已威胁到整个群体的存亡时，公有产权的存在才开始被意识到。这也就是个体理性会引致集体非理性的所谓囚徒困境，它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私有化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变是一种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演化趋势，当囚徒困境中群体福利损失表现为生态循环失律时，人类的认知才得以进化，对制度的需求也异常强烈，此时这种演化趋势为私有产权制度的建构设定了标准，使之具有适应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制度总归是要通过建构创生的，它伴随着经济社会状态的演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进化，是历史进程中的驻点。

有关囚徒困境的出路，一般认为可以引入制度的生产者国家或者政府，通过直接构建一种合作性的制度，对不合作者进行惩罚，来调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然而佛教认为，国家或者政府的引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创生，其初始作用不在于生产额外的制度，而是要确保当前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正如谪罚需要一个具备公信力的主体来加以实施，否则就不能保障以界畔的形式维护私有化的有序性，以致造成私有产权制度应有效力的缺失。那么可以说，在私有产权制度的构建背景下，国家制度是作为一种派生的制度需求而创 生的。这一点在 《世记 经》中 有 充 分 的说明：

尔时别有余一众生，自惜己稻，盗他稻谷。余人见已，即告彼言：谓汝众生，汝恶作也，汝恶作也，云何自有，盗取他稻。呵已而放，更莫如此。而彼众生，已复再作，亦且呵放，如是再三，犹不改悔。麤言呵责，以手打头，牵臂将诣众人之中，告众辈言：此人盗他。而彼众生，对于众前，拒讳争斗，语众辈言：此之众生，麤恶言语，骂詈于我，以手打我。时彼众辈，聚集忧愁，悲哭叫唤：我等今者，相共至此，困恶处也。我等已生恶不善法，为诸烦恼增长未来生老苦果，当向恶趣。现见以手共相牵排，驱遣呵责：我等今应求正守护，为我作主，合呵责者正作呵责，合谪罚者即正谪罚，合驱遣者即正驱遣。我等所有田分稻谷，各自收来，彼守护主，有所须者，我等供给。大众如是共平量已，时彼众辈，即共推求正守护者。

可见，若界畔未能使个体侵犯他人私有产权的行为受到行之有效的谪罚约束，那么在群体中就需要一个具有道德威望的主体来主持公正，以保证谪罚实施的有效性，进而保障界畔确立的稳定性。于是，为作正主，诃责谪罚，驱遣平正，无有侵凌。众敛稻谷，而供济之，不令短阙。如是依法，为作田主。以从彼等众生田里，取地分故，因即立名，为剎帝利(剎帝利者隋言田主)。时彼众生，悉皆欢喜，依诫奉行。从中可以看出，国家制度起源于田主制度的确立。田主自身不再占据私有产权，他有别于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必须从劳动生产中脱离出来，行使管理者的职能，即凭借自身在群体中的道德威望，维护现有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与此同时，群体中的其余个体将各自产权收入中的一部分支出供养田主，以维持田主的生计，由此便出现了税收的雏形。对每一个体而言，税收支出等于产权收益与生存成本的差额乘以税率，但税收总额用于维持田主的生计，至少要等于个体的平均生存成本，即群体中个体产权收益总额大于个体生存成本总额时，无论任意个体的产权收益是否大于其生存成本，税收总可以作为必要的生产成本而使国家制度的创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总之，制度是按照其需求层次的不断扩展而逐步得以构建、完善，最终形成一个有机体系的。私有产权制度创生于私有化无序发展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中，进而以国家制度的创生为需求来保障自身的稳定性。国家制度的建构是以税收为必要的生产成本的，而税收的来源反过来又是以私有产权制度的稳定性为前提的。

五、结 语

制度的产生、演变及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是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研究范畴，而佛教在其三藏经典中对此却早已有较为详尽的阐述，主要观点有：

第一，制度起源于人的懒惰习性所导致的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资源稀缺并非是资源绝对量的持续减少，而是由于对资源的过度采掘破坏了其可再生能力所造成的生态循环失律状态。

第二，制度致力于对资源稀缺性的缓解，是以人的懒惰习性为约束标的的，而这种约束力却是在私有化无序发展的状态下，通过使劳动生产成为必要的谋生手段来实现的。

篇6

中国当代女性期刊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只有《中国妇女》《内蒙古妇女》和《妇女》等少数几家女性期刊。在计划经济时代，女性期刊的管理体制可以简单概括为“国家出钱办报刊”。这种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是媒体“喉舌”论，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应对人民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从宏观管理体制看，女性期刊由各级妇联创办，是妇联的一个下级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对期刊的领导层和编辑方针拥有决定权。期刊的主要目标是完成上级妇联的宣传任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从微观管理体制看，女性期刊的运作资金、设施投资以及员工的工资福利由政府规定和保障。同时，期刊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被纳入政府计划，统收统支。在“喉舌”论时代，新闻媒体的官方属性和政策利益目标的一致性，保证了媒体运作体制的顺畅。在这种体制下，各级妇联依靠行政力量的支持，保证了杂志的运营。在公费订阅盛行的时代，妇女期刊都保持了不错的订阅量。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期刊业逐渐走上了“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道路。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有所减弱，大部分期刊没有了财政拨款，迫使期刊走向市场，依靠广告、发行和投资等多种手段生存。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妇联创办女性期刊的一次。1983年，广东省妇联主办的《家庭》问世，成为国内第一家以恋爱、婚姻、家庭为报道和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月刊。湖北省妇联的《知音》杂志诞生于1985年，以“人情美、人性美”为宗旨，取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创刊第一期的月发行量就达到了40万，当年突破了100万。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妇联都创办了自己的期刊。妇联刊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拥有庞大的读者群。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读者生活水平的提升，女性时尚杂志开始出现。1988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与法国桦谢菲力柏契集团合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时尚杂志《世界时装之苑ELLE》，主要介绍国外的时尚潮流和概念。1995年，中国旅游报与美国赫斯特出版集团旗下的Cos-mopolitan杂志合作创办了《时尚Cosmopolitan》，提出“国际视野、本土意识”的口号，注意引导和培养本土时尚意识。《瑞丽》在1995年引进日本《主妇之友》社版权，出版了《瑞丽服饰美容》《瑞丽伊人风尚》《瑞丽时尚先锋》等一系列期刊。其后，《嘉人MarieClaire》《世界都市ILook》《虹MadameFigaro》《昕薇Vivi》等一批时尚杂志纷纷崛起。时尚杂志以内容新奇时尚、印刷精美、重视阅读体验的特点获得了女性读者的青睐。

为了应对市场竞争，2000年以来，妇联杂志出现了向时尚杂志看齐的趋势。实力雄厚的杂志社纷纷推出全彩铜版纸印刷以提供时尚资讯为主的杂志。中国妇女杂志社创办了“大型豪华家政时尚月刊”《好主妇GOOD》;《知音》推出了“体现了中国小康人群的生活追求”的《好日子》;《现代家庭》杂志社与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的《HERWORLD》合作，推出了女性时尚刊物《你HERWORLD》;《妇女之友》杂志社与美国进行版权合作，创办了时尚期刊《SEVENTEEN青春一族》等等。这些杂志以“时尚”为着眼点，其形式、办刊宗旨、读者定位、内容、价格等，均和时尚杂志越来越趋同。

二、女性期刊营销模式的转变

随着女性期刊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期刊的营销模式也发生了转变。期刊的营销是“二次销售”———第一次销售把期刊卖给读者，形成读者关注，再将这些关注二次销售卖给广告主。其中，以发行收入为主的属于发行主导型模式，以广告收入为主的属于广告主导型模式。传统的妇联期刊与时尚期刊的区别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它们最本质的不同在于营销模式的区别。

传统妇联杂志的商业模式一般属于发行主导型模式。杂志的价格较低，发行以邮局征订为主，以量取胜。例如，2012年《知音》杂志月发行量就达到600余万份，居全国各类杂志第二位。这种模式是由妇联杂志的定位所决定的。由于妇联杂志承担着宣传妇女工作的任务，必须面向尽可能多的妇女群体，价格不能过高。同时，吸引广告商的也是妇联杂志广大的读者覆盖面。而这样一来，却无法吸引高档消费品的广告商。在妇联杂志中最常见的广告有妇科保健药品、妇女用品、家用电器、养殖业信息等。由于广告资源有限，不联期刊将医药广告当作主要的广告收入。为了获得可观的广告收益，即使有的广告品质低劣甚至缺乏真实性，刊物也会刊登。随着杂志制作成本的逐渐加大和发行量的下滑，许多妇联期刊的发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时尚杂志的商业模式为广告主导型。它们不以发行量取胜，而是讲求精确有效的发行覆盖，在特定的读者群中获得足够多的市场份额，从而提供准确的广告服务。时尚杂志积极开辟报亭、书店、超市、地铁、机场等发行渠道，还通过读者联谊会、读者俱乐部等形式与读者直接交流。这些发行渠道选择的读者群是真正的且是主要的时尚产品和信息的消费人群。通过严格的市场监控，以销路确定发行量，保证杂志的利润。同时，杂志社可以得到更多关于订户的数据，方便广告商查询。杂志针对的读者群为有一定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的都市女性，即所谓的“白领”阶层。在市场上，这类杂志占据了书报亭的主要阵脚，广告商争相将资金投入这类媒体。

从2000年起，期刊广告经营呈现出“爆发式”的发展，在杂志的商业模式中，也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收入以发行为主的杂志营业额日益萎缩，收入以广告与发行混合的杂志日益成长。各种时尚期刊凭借定位和风格的差异化，以及读者群的细分，赢得了年轻读者，更吸引了大量高档、时尚产品投放广告。相较之下，那些缺乏个性优势的传统妇联期刊出现了滑坡的趋势。针对这种形势，一些有实力的妇联期刊社采用改为半月刊的方式来细分市场。1999年，《中国妇女》杂志由原来的月刊改为半月刊，将自身的品牌价值延展为《中国妇女(品牌本)》和《中国妇女/法律帮助(专刊)》两种期刊样式;《女报》分为“纪实版”和“都市言情版”;《女友》杂志推出了《女友花园版STYLE》《女友校园版CUTE》和《女友家园版LOVE》;《家庭》《知音》都改为半月刊。这类改版后的杂志如果成功的话，都会出现单期发行量下降，月发行量上升，同时广告量增加的情况。

三、传媒市场化对女性期刊内容的改造

期刊营销模式的变化必然对期刊内容产生影响。期刊市场化之前，女性期刊是国家对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每当政府有新的妇女政策出台，妇联杂志都是传播、讨论政策，并深化读者理解的主要渠道。妇联期刊重视言论工作，强调正面教育、典型教育，宣传先进妇女人物，批判男尊女卑思想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妇联期刊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经常对与妇女切身相关的问题开展调查、讨论，邀请妇女工作者和研究者撰文专述，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出于政治宣传的考虑，刊物往往回避社会阴暗面，对一些严重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不报或少报，如、拐卖妇女、溺婴等。

期刊走向市场后，为了吸引读者，女性期刊向“生活休闲”转向，以“纪实类”报道为主，言论和宣传的比重削弱，减少了对社会重大题材的报道和对妇女人生观、价值观的探讨。这些刊物围绕情感、婚恋、家庭话题，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满足了当时文化产品短缺条件下公众对文化消费饥渴的需求。但是，这种“满足读者需求”的导向同时也迎合了在社会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思想。体现在期刊内容中，就是对女性形象呈现的单向化和对性别刻板印象的再生产。

首先，报道以家庭、情感类为主，对妇女生活的展现局限在私领域内。根据陈阳对《中国妇女》《女友》等4本妇联杂志进行的样本分析，发现其中情感、家庭和关于女人的报道居于前3位，共占了70%的样本。其次，报道情节偏好把妇女描述为受害人的形象。妇联杂志最常见的纪实故事是妇女被玩弄、残害等题材的报道。有研究者将妇联杂志中的女性形象分为无我型女性、自我型女性和家庭型女性。其中，无我型女性没有自我意识，依附于男性;自我型女性或者追求享受、专横霸道，或者为工作牺牲家庭，两者的结果都是婚恋失败，被男性抛弃;只有家庭型女性可以较好地处理家庭和事业的关系，获得家庭生活的成功。可见，家庭成功与否仍然是评价女性是否成功的标准。由此可以看出，在市场化以后的妇联期刊中，女性是作为“家庭中的女性”，而不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存在着。这些故事强化了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并贬损了妇女形象，表明女性期刊并不因主办者是妇联就自然会传递其主办者的意识形态，而是根据市场的反应，为了迎合在社会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权思想来塑造女性的形象。时尚期刊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则决定了其内容的另一种呈现。时尚期刊不以情节类故事见长，但是为了避免单调，也刊登一些名人专访和情感类故事。由于时尚杂志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年轻、高收入的都市女性，杂志选取的人物以女明星、事业女性和一些特立独行的女性为主。与传统妇联期刊的“悲惨世界”不同，时尚期刊打造的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这些美丽、独立、个性鲜明的女性告别了“受害人”和“贤妻良母”的刻板印象，肯定女性的价值和自我意识，鼓励女性自我实现，用轻松的方式向传统男尊女卑的性别观提出挑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时尚杂志对女性的呈现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时尚杂志的一切文字和图片都是围绕着“美丽”这个中心的。不管是介绍女明星、事业女性还是个性女性，一定会搭配她们充满女性魅力的图片。这些图片传递的是化妆、服饰、瘦身、健美的种种信息，其终点都是打造美丽的身体。这同样是男权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女性是美的载体，是被看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时尚杂志强化了女性被物化、被看的地位。其次，时尚杂志毫不掩饰地传达着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时尚杂志的内容主要是提供休闲娱乐资讯，以图片为主。图片与文字的比例通常为7:3或6:4。大量色彩鲜艳的图片，给读者造成直观的视觉冲击，使其跳过了阅读文字时必要的理解和反思过程。在摄影、化妆、印刷技术的支撑下，时尚杂志通过营造一种唯美、浪漫、时尚的幻觉，煽动女性的购买需求和欲望。“钻石比男人靠得住”是很多女性期刊表达的主题。它们在这种看似女权主义论调的掩护下，宣扬幸福与商品有着直接关系。这些杂志着重培养的是女性的消费人格，鼓吹女性通过消费获得幸福和自我实现。时尚期刊对女性个体的关怀总是与女性的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所致力于塑造的是以个体为本位，以消费为自我实现形式的消费女郎的理想形象。

四、结语

通过对当代女性期刊发展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媒体市场化对女性期刊内容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女性期刊的社会功能从政治宣传“喉舌”转变为消费潮流的引导者。同时，读者从政治宣传对象转变为广告宣传对象。这种转变从表面上看，增加了期刊和读者的自由度和选择性，实际上却掉入了市场逻辑的陷阱。期刊的产品是一整套意义体系。女性在购买期刊时，不仅仅是作为传媒产品的购买者或消费者，同时也是作为特定社会的共同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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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数学 教学 有效性 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09（b）-0132-02

《经济数学》是高职院校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对于培养学生的基本运算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其它普通高校相比，多数高职生数学基础较差，对学习数学缺乏兴趣，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影响了《经济数学》教学的有效性。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笔者对提高高职院校《经济数学》教学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1 重视“首因效应”，上好第一堂课

“首因效应”即在人际交往中最先输入的信息往往作用最大，对印象的形成影响很大。在《经济数学》教学中要重视“首因效应”，从第一堂课开始，教师应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进入课堂，讲课时做到语言严谨有趣，通俗易懂，有声有色，抑扬顿挫，以良好的形象和高度的责任心感染和影响学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形成一个良好的教学开端。大多数高职生数学基础差，觉得学习数学没有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有的还存在着畏惧心理，因此，第一堂n教师首先要通过实例向学生介绍数学在经济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高利润，作为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明确在什么生产水平条件下才能获得最大利润，解决这样的问题离不开经济数学知识。一个企业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在出厂前要进行质检，合格率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出厂，检验产品的合格率，也离不开经济数学知识。再如通过银行存款贷款利率的计算，让学生明确利息的不同计算方法，在实践中做出最佳选择。通过实例让他们明确学习《经济数学》的意义，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使他们知道数学就在自己身边，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培养他们学习《经济数学》的兴趣。针对数学基础差、存在畏惧心理的学生，可通过典型例子消除他们的自卑感，如华罗庚年幼时数学基础也不好，后来由于自己的勤奋努力成为著名的数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由此可见，只要经过勤奋学习，即使基础差同样可以取得成功。其次要向学生介绍正确的学习方法，高职院校不同于中学，中学面临高考的压力，主要依靠教师的教和“题海战术”来获取知识。高职院校重在学习能力的培养，更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自主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由此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次要向学生介绍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安排和考核方式等内容，使学生对该课程的教学有大致的了解，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2 改革教学方法，重视项目法和案例法教学

《经济数学》教学的有效性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有效性，根据建构主义观点，教师教学的有效性体现在教学中能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建构；学生学习的有效性体现在能否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以保证对知识的主动建构。

另一方面是指教学必须满足高职教育以“应用”为主旨的特征。传统的填鸭式、传授型的教学方法，教师只是一味地传递知识，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无法参与到课堂教学实践中，严重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为提高《经济数学》教学的有效性，必须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重视项目法与案例法等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是师生共同实施一个项目的教学活动，在这种教学活动中，学生是主体，而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灌输的对象，教师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指导者和监督者，而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和灌输者，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从而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案例教学法是针对不同的专业搜集编写不同的案例，将《经济数学》问题与学生所学专业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分析、讨论和交流，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体会到什么是学有所用，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3 优化教学内容，注重专业应用

针对不同的专业和岗位需求合理设计教学内容，以会计电算化专业为例，毕业生从事的工作岗位主要有企业财务管理人员、会计人员、审计人员、仓储管理人员、统计人员等，这些岗位要求毕业生应具备一定的计算能力、获取资料的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教学内容应本着“从专业中来、到专业中去”的原则，将教学内容设计成若干个教学项目，如经济现象的描述、分析与计算，经济问题的数表处理、优化设计，经济现象的推断分析，经济问题数学实验等项目，每个项目再分出若干个子项目，每个子项目从专业课程中精选确定与教学有关的案例，将案例所涉及的数学知识加工整理成若干功能互补的教学模块，用专业案例来驱动教学模块的内容，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专业实际问题。

4 改革考核方式，综合评定学习成绩

高职院校《经济数学》教学的目的不是应付考试，而是培养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经济管理中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经济数学》教学的有效性，学习成绩的考核不能仅靠一份试卷的成绩评定，而应由学习态度、教学项目完成情况、期末考试三方面综合评定。学习态度占20%，包括课堂纪律表现、完成作业情况、参与课堂教学表现等方面，由教师评定。教学项目完成情况占20%，主要看项目完成中体现的能力，如数学互译能力、模型构建能力、创新能力、计算能力、实际应用能力等，由教师与学生共同评定。期末考试占60%，进行闭卷考试，由教师评定。

5 结语

提高高职《经济数学》教学的有效性涉及到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2个方面，其中教师是关键因素，要求教师应创新教学意识，突破传统传授教学思维，引导、调动、激发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并创新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在课程设计上要与专业充分融合，寻找与专业教学的结合点，精心设计教学项目和教学案例，使学生充分感受到数学学习同专业及今后就业的紧密度，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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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之一，斯特兰在这时提出了结构性权利，将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来分析国际竞争经济学结构，其他包括金融结果、知识结构、生产结构及安全结构，这些结构在非政治单位与主权国家中起到了相互影响的作用，也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具有代表性的结构特征，其实，很多学术界的学者之所有对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对权利结构的不理解所导致。

 

一、结构性权利思想的形成

 

国际政治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在发展的过程中相继的出现了。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权力论在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相继脱颖而出理想主义国际治理论的辩论，其核心地位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到了确立。现实主义权利论对军事实力和物质在国际政治中被过分强调，甚至把政治与经济都不同程度的割裂开来进行探讨。世界各国间经济来往越来越频繁，国际政治经济中不再将经济和政治分开来解决出现的许多重要问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她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因为她十分不满国际政治中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现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思想也是她不断提出的，为国际政治理论注入了新活力，尤其是她的结构性权利更是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结构性权利的内容和特点

 

四大结构

 

生产结构。自从在19世纪以来的200年来，生产结构发挥了两种不同变化，第一种是出现了世界市场，本国市场服务生产结构逐渐被国际市场服务的生产结构而取代，使生产慢慢出现国际化的特征。第二种变化是西欧国家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世界市场销售的全球战略一直是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主导发展目标，但民族经济不平衡的状态因全球生产结构的变化有了十分明显的突出表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十分不满跨国公司的经济权利和社会影响。

 

金融结构。金融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双方是互利共生的关系。虽然金融体系效率不高，其结构也不稳定。如果没有金融体系，只会存在初级金融形式和次级金融形式，尤其是次级金融形式，其特点太过松散、单一及不稳定。国家也会成为只有商业关系，国家体系就不会存在了。国际社会的分工带来了不少的收益，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也因社会分工所带来的贸易有所促进。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可以使国际贸易变得更有效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工具。所以，国际金融体系是十分有必要的。世界生产结构可以利用金融体系来重新分配成本和利益，风险和机会。

 

知识结构。人们最容易低估和忽视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在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研究中，知识结构受到了严重忽视，虽然有些技术专家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但很少很专家能够监测、分析及理解知识结构。知识结构中包含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因素，还能影响生产结构和牵涉国际政治体系，使权利更加集中。科技改变的论点没有出现到斯特兰所强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当中，技术(知识结构)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是处于很重要的地位，是不能够被忽视的。传统权利和加强其他权利支柱的保证也是来源于此。知识结构已经开始主导其他结构，权利结构也因技术变革而改变了。还改变了金融结构，而生产结构的改变是通过生产和贸易从政府转移至公司，后续由发展了全新的技术。

 

安全结构。在政治经济学中，某些人另一些人提高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利框架。提供安全的人可以获得某种权利，而在运用这种权利时，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身谋取了福利，并在社会关系方面拥有了特权。虽然安全结构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不少很大，但它也不是随便可以忽视的。安全结构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中是围绕国家体制而建立的。

 

三、结构性权利对现实经济的影响

 

以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为例来分析结构性对权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所谓商品定价机制，就是确定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交易价格模式。在大宗商品贸易中主要有两种定价方式：一是对于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原油、大豆和天然橡胶)来说，其价格基本上是由最著名的期货交易所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二是对于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初级产品(如铁矿石)来说，其价格由市场上的主要买方和卖方每年达成交易。近几年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已难以仅用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加以解释，而表现出明显的金融化特征。从结构性权力的角度来看，定价机制，不论是定价的规则协商还是基准价格的确定，都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软权力，是对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交易双方选择的一种限制。而这种限制又与诸多因素相联系，定价规则的选择与市场结构、生产结构和安全因素息息相关。市场基准价格的确定又牵涉金融和知识等诸多方面，受生产、金融和安全方面因素的限制，以下以铁矿石为例，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机制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行具体分析：

 

基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中国大宗商品定价权缺失的解决办法亦可以从生产、金融、知识和安全四个维度予以分析：首先是金融角度，可以从期货市场的建立和人民币国际化两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全球定价机制。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一国拥有国际定价权的前提，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期货市场现已主导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中国要赢得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必须培育成熟有效的期货市场，保障定价权的获取。中国的期货市场自恢复以来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大连成为芝加哥之外重要的玉米期货市场，郑州的小麦和棉花期货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中国价格”，上海的铜价为全球认可，但距离定价权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美元霸权依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可行的市场逐步建立人民币结算机制，来规避美元波动给中国企业造成的损失，拒绝为美联储的宽松埋单。其次是知识;我们有必要建构中国在世界的话语体系，为中国的正常需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放任外媒恶意炒作“中国需求”概念。同时，需要避免民族主义倾向，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客观分析和理性论证来赢得世界主流媒体的认可，发出我国在大宗贸易领域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自身在大宗商品定价领域的话语权。第三安全;中国应该积极执行资源外交的战略，努力制定包括外交、财政方面的政策，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开矿设厂，降低对个别国家的资源依赖，保障铁矿石的国际航运安全，与航线周边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防范海盗、台风等各种自然和人为风险。最后是生产;中国的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低中端的加工生产环节，资源和原材料需要大宗进口，成为遭受国际企业和国际炒家两头夹击的对象。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中的四大结构分析可得知，虽然作者对它们进行了划分类别，但最终目的让大家对复杂纵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有清晰性的了解，虽然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思想和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的要求并不相符，但她的结构性权利理论简单直观，对政治和经济的紧密结合起着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研究思想，可以说，斯特兰的结构性权利理论在国家关系理论中仍占据特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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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型企业；人力资本；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8-0064-02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知识型企业，人力资本成为企业价值的主要贡献因素。由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何针对其特性设计有效的知识型企业激励机制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1　知识型企业及其所有权安排

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形态。因此，可以把知识型企业理解为，以知识经济为前提，从事知识和信息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

随着知识型企业的出现，一些学者对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思的企业权力转移理论进行研究，提出了人力资本所有者将主导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并且“在知识型企业中，创新者成为委托人，创新者和经营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王胜今等学者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认为知识并没有超越资本等要素成为一种独立的，并且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通过考察美国风险投资企业――最典型的知识型企业的发展，他们提出，知识型企业中人力资本并非企业风险的最大承担者。风险投资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获得快速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才起步，而其他知识型企业，也多在21世纪初知识经济的概念导入后开始发展。在风险投资发展最成熟的美国，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风险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并未能控制企业所有权。所以我们认为，创新者成为委托人的观点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代表了今后发展的可能，但对目前中国的知识型企业还不现实。基于这种知识型企业所有权安排逻辑，我们将从经济学的综合角度出发，针对性地设计新的激励机制。

2　经济学视角的激励机制考察

激励问题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在企业利益相关者群体中，由于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拥有的不匹配，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就会发生道德风险，企业激励问题由此而生。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委托一理论的兴起，经济学理论对激励机制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学家对企业组织中激励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如何进行有效激励这一基本命题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

现代企业理论对激励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显性激励机制和隐性激励机制。两种激励机制具有共同的出发点：契约的不完整性。显性激励理论主张以明文规定的激励合约形式，把_人或激励对象的期望收入和企业经营绩效挂钩，通过补偿政策诱使人的目标函数和所有者利益趋于一致。主要以团队生产理论、委托一理论和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为代表。隐性激励理论强调企业内外部各种因素，如市场竞争、职业声誉和企业文化等所蕴涵的激励功能，并通过竞争激励、声誉机制、内部劳动力市场等理论分析激励功能如何发挥。这样，两种激励机制分别从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共同解决契约不完备导致的激励不相容。

显性激励理论认为，解决企业激励问题，必须使激励对象的利益和其行为后果联系起来。通常的做法是实行基于业绩评价的报酬性补偿方案，如年薪制、股票期权和员工持股计划等，在企业激励实践中操作性很强。但是，基于业绩评价的显性激励在履约过程中会遇到经营业绩无法准确衡量，以及业绩衡量指标选择不当造成激励扭曲等难题。为弥补显性激励理论的局限性，隐性激励理论以“社会人”的假设为逻辑起点，充分挖掘和论证企业内外部具有潜在激励功能的各种机制，如效率工资、奖金和职位提升，以及利用声誉机制和经理市场的竞争压力影响人的长期行为。在企业正式激励制度安排的基础上，隐性激励是作为一种有效补充，成本低，激励作用持久，并能够使激励客体实现有效的自我激励。

3　知识型企业的人力资本特性

知识型企业的人力资本包括全体缔约人，对于其分类，宋良荣等认为，知识型企业是由普通型人力资本、专业型人力资本和创新型人力资本组成的一个“能力集合体”。其中：普通型人力资本只具有社会平均的知识存量和一般的分析力、计算力、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在知识型企业中不占主导地位；专业型人力资本包括技术型人力资本和管理型人力资本，具有某项特殊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在知识型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社会稀缺的创新能力，是知识型企业的核心能力。

作为知识型企业的主体，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多重委托链条中，都是重要的人，具有传统委托理论中人所不具备的特性，这是我们设计激励机制的出发点。

3．1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是通过教育投资、培训、“干中学”、经验积累等途径形成的一些特殊的、隐含的知识或诀窍，这是知识型企业的竞争优势的来源。一旦拥有特殊知识的雇员被解雇或被迫从事其他的工作，这些特殊知识、经验和技能就会贬值，人力资本的价值就会降低，而企业对员工的专用性投资，就会成为“沉没成本”。知识型企业与专用型人力资本之间的复杂依赖性，直接影响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设计。

3．2　人力资本收益的外部性与长期性

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新知识或新方法在单个部门或企业的运用会很快对其他部门或企业产生示范作用，并很快推广，从而使企业或企业集群的效益大大提高，形成外部经济效应。这对企业和社会整体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期限较长，往往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并影响到子孙后代。在资本逐利性的引导下，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很强的自我投资动机。因此，知识型企业应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增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自我投资意愿，并加大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以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

3．3　人力资本具有较高自我实现需求，自我激励能力高

知识工作需要大量投入智力、脑力，通过专业化判断、试错、选择来解决复杂的、独特的问题。由于工作挑战性较高，知识工作容易激发参与其中的人力资本的成就感，并通过满足其成就感提升人力资本的自我实现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与自我激励能力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具有较高自我实现需要的员工通常具有很强的自我激励能力，表现为工作主动、高度的责任心和工作目标驱动性。这对激励机制的设计提出了新的挑战。

4　知识型企业的激励机制设计

知识型企业人力资本的上述特性对企业治理模式提出了很大挑战，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显性和隐性激励理论的作用机理，设计出有效的知识型企业的激励机制。

4．1　剩余索取权激励机制

包括固定薪金、奖金、股票与股票期权、退休金计划

等报酬形式。股权激励等形式具有自我约束和激励长期性的特点，相当于给予人力资本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可以减少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性和外部性，满足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与其投资的边际收益相等的回报的要求，从而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知识型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4．2　剩余控制权激励机制

上述剩余索取权的表现形式――股权，在现实中有的具有投票权，有的只有分红权而没有参与治理的权力。为了使人力资本能获得与其剩余索取权匹配的剩余控制权，需要给予人力资本发言权和谈判权，也就是一定的控制权。这主要通过使人力资本拥有和增加投票权，并提高人力资本在董事会中所占比重来得以实现。知识型企业中，随着人力资本拥有的股权份额的增多，其相应拥有的投票权及其在董事会中的席位也相应增多。

4．3　工作设计激励机制

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针对知识型企业人力资本的特点，更需考虑工作本身的激励性，通过对工作进行有效设计，激发出更高的工作绩效。工作特征模型(JCM)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框架，通过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任务重要性、工作自主性以及工作反馈等方面的工作特点设计，将对人力资本的生产率、积极性和满意感有较强的影响，进而促进高内部工作动机，实现高工作绩效。

4．4　声誉激励机制

这是隐性激励理论的具体应用。人力资本具有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要，追求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建立有效的社会声誉评价体系，有助于人力资本人格的塑造，使立足诚信、重视声誉、开拓进取成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声誉机制的作用发挥，需要外部经理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时、准确地反映人力资源能力、素质的声誉信号，并为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经理市场的存在和完善，也使得人力资本面临更大的“解雇压力”，从而激发出更强的竞争动力，并更加珍惜职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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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性分析

毋庸置疑， 高职教育为全省经济发展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但是，由于教育的滞后性以及受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因素制约， 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仍存在一定的距离。1.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完全匹配按照与产业的相关度分别归类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将高职各专业大类与产业结构进行匹配性分析，2008 年至 2011 年的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比见表 1。 可见，高职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二产和三产，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倒挂严重，正负差在 20 个左右百分点。 专业设置主要聚集在第三产业中，必将导致第三产业人才培养严重过剩， 而第二产业人才培养严重不足。2.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滞后电子信息大类专业为高端新型电子信息产业提供了一定的人才保证， 但是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的人才培养缺乏。 高职汽车运用技术专业的学生 2011 年只有 319 人，电力技术类只有电厂设备运行与维护、供用电技术两个专业，能源类的专业只有制冷与冷藏技术， 基本没有与新能源相关的专业， 更无新能源汽车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这与广东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战略新兴产业极不适应，应引起高度关注。 此外，与半导体照明（LED）产业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半导体照明技术人才极度匮乏。 广东发展半导体照明（LED）产业，重点在于突破大功率半导体照明芯片制造、封装技术，开发新一代节能灯具。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2010 年开始招收光伏应用技术40 人，2011 年招生 130 人，2011 年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在应用电子技术专业下设立自主 LED 与嵌入式技术应用专业，只招收了 20 人。 因此，对接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培养的专业设置是不足的，应引起高度重视。3.文化娱乐服务事业人才培养结构性短缺拉动内需和消费是广东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变，全省的城镇化率已超过 50%，人们的消费层次在不断提高，从生活消费、旅游消费更多地转向休闲保健、文化娱乐等消费。 广东已提出加快培育文化娱乐、信息服务、旅游休闲、体育健身、重大节庆等消费热点。 由此，公共服务管理、信息服务、旅游、酒店、餐饮、会展策划、文化娱乐、休闲保健等方面人才需求势必加大。 高职培养文化娱乐服务事业相关的专业大类有文化教育大类、 电子信息大类、艺术传媒大类、旅游大类、医药卫生大类、公共服务大类等，从规模上看，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但是从结构上看， 文化教育大类和公共服务大类存在结构性短缺。 文化教育大类专业占 14%，居第二大规模，年培养能力达 35 000 人，但其中的语言文化和教育占 97%，体育类只占 3%，体育类培养的是体育服务与管理、社会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保健、 运动训练、 体育休闲服务与管理等专业人才， 而且体育类专业从 2009 年的 1 300 多人的培养能力下降到 2011 年的不足 1 000 人。 公共服务大类专业虽占 2%的比重，可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专业只有家政服务一个专业，专业单一，文化内涵欠缺。 可见，针对人们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调整高职文化娱乐服务事业相关的文化教育大类和公共服务大类的专业结构非常重要。

优化广东省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