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理性与感性的博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能源危机；博弈；秸秆回收

一、农户就地焚烧秸秆的原因

在我国农村，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对于秸秆变废为宝的观念并不成熟，且沿袭了传统的秸秆处理的方式，很多农户认为秸秆就应该就地焚烧，他们中的多数人环保意识并不强，也不懂得如何创新性的去寻求秸秆的更具有高效率的利用方式，总结来看，目前我国农村的秸秆处理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因素，主要是资金不足，时间紧凑，技术的不全，没有一个合适的市场来支撑这一行业。

（一）资金约束

如果不就地焚烧，那么农户可利用秸秆的途径可能就是用秸秆来饲养牲畜，然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如果农户要去采用秸秆来饲养牲畜，则购买牛犊等需要的资金将在农户收入中占据重要比例，而且秸秆饲畜还必须考虑到规模化养殖。因而，由于资金的短缺，用秸秆来饲养牲畜这一秸秆有效利用的途径在农村基本无法实现，在短期内，还存在极大的困难。

（二）时间约束

目前在我国的农村，一般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很有限，而农作物的耕种的周期却非常短，到了农忙时节，农民几乎都在抢收抢种，几乎没有时间去更好地处理秸秆，另外，由于劳动力的成本一般比较高，所以雇佣劳动力就相对而言并不划算，故而，我们说要使秸秆高效的利用存在着时间的约束，农民只好选在就地焚烧。

（三）技术约束

秸秆制沼，是农户有效利用秸秆资源的途径。且是可以推广的有效利用秸秆的途径，然而，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有限，且没有技术，因此在沼气的管理上必然存在着技术的约束，这些约束主要表现在：由于季节不同出现的冬季产气问题以及沼气池出渣的清淘工作，对于我国政府而言，如何把沼气的技术普及给农户，将是一个难点，也必将是一个突破点。

（四）市场约束

作为农户，其快捷的处理秸秆的方式除了就地焚烧就是出售了，然而由于目前我国能处理秸秆的企业甚少，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一个并不怎么值得投资的行业，而且企业还需要承担运输费用等等，所以农户虽愿意出售秸秆，但却没有合适的市场来支持这一交易行为，故存在极大的市场约束。如果政府能出台相应政策来扶持这一市场，也必将能带来秸秆处理的一个新的良好的突破口。

二、博弈模型

（一）构造模型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或是成本最小，每一个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也不例外，农民作为理性人，无论他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作为最终目标。理性的农民为了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得不选择了秸秆的就地焚烧来作为秸秆处理的唯一方式。然而由于秸秆的就地焚烧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浪费了资源，故而政府是一直站在其对立面，每年，政府都会相应出台一些禁令来阻止这一行为，然而显然，农民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必然会抵制这项禁令，从而使政府的政策失灵。现仅就短期做一个假设，并建立一个博弈模型，以期在政府与农户的博弈过程中，使得农户在选择秸秆还田的条件下，政府也可以成本最小化。

（二）博弈双方模型构建

A是理性农民，农民作为秸秆的拥有者，理论上是拥有对秸秆处理方式选择的一切权利。从自身利益出发，农民会选择一部分作为自身家庭的生活燃料，一部分直接就地焚烧。B是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作为监管部门，首先其明确秸秆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能源，可以部分替代煤炭，可以作为工业原料，还田和饲料，因而为使秸秆能够更好的发挥其经济价值，政府部门更倾向于出台一系列政策来阻止秸秆的就地焚烧，这就构造了秸秆利用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模型中，农民的所有策略集合为（焚烧，还田）政府的策略集合为（补贴，监管）模型的基本假设：假设博弈主体都是理性人，都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为目标。假设秸秆焚烧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为C，还田给农民带来的收益为D，且A>B假设政府的策略集合互不相交，且假设政府进行的补贴为E，且E>A因为只有政府的补贴大于焚烧所带来的收益，农民才会放弃焚烧秸秆.政府监管的成本为F显然D

三、结论分析

从上述的表格可以看出，最优的决策集合应该是（D+E，-E）与（D+G，-G），即不焚烧加补贴，还有不焚烧加提高秸秆回收价格，秸秆作为农产品的最终废弃物，在农民眼里得不到重视，但通过对国内外的实例研究中可以得出，这场博弈必须让农民选择不焚烧，且不论在短期与长期，其都必须在最优的纳什均衡所包含的策略集合里，但由于在博弈模型里并未考虑政府的投入来源，且从长期来看，若是科研取得巨大进步，则此时的D*将远大于原来的D，且此时的D*-H将大于原来的最优策略里的D，且对于环境，对于解决能源危机都是有益无害的。

四、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结论，本文认为，要想根治秸秆的就地焚烧，在短期内当然是通过各项补贴来作为激励，然而长期内，则是技术上的创新，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如果在秸秆的使用上有一个更好地途径最为支撑，则必然会使得农民不加埋怨的接受，另外，在短期内，则应该通过补贴来鼓励农民大力发展秸秆还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秸秆这项资源的使用上必将迎来一个重大突破。

（一）在短期内发展秸秆还田

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秸秆有更多更好地用途，在国外也有很多将秸秆变废为宝的例证，然而，由于我国目前农村的现状，由于资金，时间，技术以及市场条件的约束，农户很难在短期内实现秸秆的其他综合利用。特别是对于一些受时间约束的农村，由于劳动力在外就业以及劳动力成本增高，采取其他秸秆综合利用方式，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秸秆全部打捆并运输到农户家庭或市场。显然，秸秆还田对农户来说其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比较低，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秸秆的特殊的生物组成，其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肥力，进而间接地提高产量，另外，由于秸秆还田还能取代肥料，不仅节约了生产成本，而且有利于环境，是政府应该大力倡导的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政府在对秸秆禁焚进行补贴的过程中，也变相的处理了环境污染问题，将这一外部性的问题内部化了。

（二）政府应加强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

各部门应主动沟通，协调好农林畜牧等的行政工作，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体系，以保证农户在劳动力缺乏和劳动力机会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能有充足的时间完成作物收割到下茬作物播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进行技术创新，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长期的最优纳什均衡。（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马骥.我国农户秸秆就地焚烧的原因：成本收益比较与约束条件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9（2）.

篇2

【关键词】企业竞争；博弈；完全理性；参与者行为

0 背景

西方博弈理论研究做了一个基本假设：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博弈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开展的。事实上，这种情况经常被打破，现实生活中基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强烈影响和各种外部环境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博弈的参与者并不完全理性，信息也并不完全。在这一点上，东方的博弈研究，更准确的说中国的博弈研究就是在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事实基础上进行的。古人的智慧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的大成智慧是在经验和实战的基础上考虑到双方的所有可能情况而衍生出的博弈智慧。在商业竞争中，企业会以自身获得最大利益为目的，但是同时也会根据实际的市场情况、竞争对手的策略变动计划，选择对己方利益最大对敌方利益最少的策略、中间策略、双赢策略或者双失策略。后面谈到的三种策略，是在商业博弈中的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体现。所以企业中既存在完全理性又存在不完全理性的竞争。这种综合性竞争方式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参与者人的人格特征：感知与认识层面上的感性与理性并存。此背景下本篇讨论博弈参与者行为情况，并对各类情况进行分析。

1 故事

1.1 参与者的明确

我们在一个商业背景下阐述一个故事。有A、B两个公司企业（假定两个企业规模类似），消费者，旁观者政府，背景是在政府赋予相对完全市场权利条件下，充分竞争。

消费者没有直接参与竞争，但是是利益相关者，同时也是A、B公司设定博弈策略的条件。在A、B两个公司博弈阶段，消费者不会自己制定策略来和A、B竞争，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影响选择队列或弃权以此来干系A、B公司竞争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间接博弈参与者。所以在此归类为参与者之一。

对于两个公司来讲，竞争的产品市场。产品的关系，可以是同类产品，可以是相关产品，可以是不同类产品，也可以是实体或虚拟产品。消费者，即购买者，从事产品购买行为或非购买行为。A、B公司可以是竞争关系，也可以是合作关系。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我们看作是与公司的合作关系，非购买行为为不合作关系。此外，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关键角色以旁观者身份间接参与，在恰当时候作为协调者。

总体来讲，相对于有限的博弈边界企业竞争不限制理性。这是任何环境下默认的相对规则。

1.2 参与者的行为

上文简略提到几种情况，参与者之间有以下几种行为：企业A和企业B竞争市场或合作开拓市场，消费者购买使用或不购买使用企业产品，政府干预。鉴于讨论的意义，不考虑企业A和企业B放弃市场的行为。

企业进入市场，首先需要分析市场，搜集信息并处理，制定相应策略。鉴于前文的假定：两个企业规模类似，信息的搜集处理程度和策略制定的优越程度成正比。如《孙子兵法》第二章所说“未战而庙算”，则有如下讨论。根据A、B公司的关系，有下面几种不同情况。我们设A公司搜集处理的信息为信息集{A}，B公司搜集处理的信息为信息集{B}，收益概率为P。

在AB竞争时存在两种情况，根据人的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情况，有如下解释。

当A和B竞争时，如果信息集{A}>{B}，那么A制定的策略会优于B，从而A盈利概率PA大于B盈利的概率PB。但PB存在着两种情况，大于0和小于0。根据参与者的完全理性分析，当处在竞争情况下，两个参与者会以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从而使获胜的一方达到最大的盈利而不顾及失败方的利益，他会以最大限度的盈利来制定策略霸占市场，从而导致失败方的利益破坏，所以当AB竞争时，会有PA>0>PB；而根据参与者的不完全理性分析，当双方竞争时，获胜方会存在给失败方留有余地的可能性，因为获胜方可能会有利用失败方促进自己长久获胜的长久备战不懈怠来促进产品的继续优化，通过失败方的策略调整也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来达到长远发展的目的，所以所以当AB竞争时，会有PA>PB>0。当当A和B竞争时，如果信息集{A}={B}，A、B的策略会具有类似效果，所以PA=PB。但根据人的完全理性分析，竞争双方都希望获得最大利益，所以会尽力使自己盈利，所以有PA=PB>0；根据人的不完全理性分析，当双方竞争时，可能存在恶性竞争，双方宁可鱼死网破也不愿让对方利益得逞，有“破釜沉舟”嫌疑，所以有PA=PB

当A、B合作，参与者完全理性时，会尽力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双方是合作关系，A盈利会带动着B盈利，由于信息集的差异导致策略的差异，所以会有当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0，信息集{A}={B}，PA=PB>0，信息集{A}

对于消费者来讲，该参与者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福利的体现。消费者通过购买行为影响企业的行为，从而影响A、B企业的均衡态，使它处于动态均衡中，企业A、B所提供的产品所满足的消费者的需求、服务、功能就是企业的社会福利的一方面。我们将消费者购买行为视为合作，不购买行为视为不合作。那么，消费者存在以下四种行为：与企业A合作与企业B不合作，与企业B合作与企业A不合作，与企业A、B均合作，与企业A、B均不合作。我们通过决策树来分析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与A企业合作与企业B不合作时，企业A会获得消费者提供的利益。那么消费者会选择A而不选择B的原因用逆向归纳来解释。企业要获得利益，要做出让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的策略，通过产品的质量或价格等优势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而产品所提供的质量保证或价格优势等正是消费者获得利益的一方面，消费者关注所获得的产品能否满足个人需求能否达到其所注重的产品性价比，这里解释为产品提供的福利。

当A所提供的产品福利大于B时，那么以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会选择A的的产品而与A合作，A盈利。以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可能已经习惯某企业的产品，不论双方企业所提供的福利如何都不会影响消费者的决定，那么消费者可能选择与A合作，A盈利；消费者可能选择与B合作，B盈利。当A、B所提供的福利不相上下时，以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可能选择A，A盈利，也可能选择B，B盈利，或者二者皆选，故有与企业A、B均合作，双方盈利。以参与者不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无关产品福利，消费者可能认为两者都可以选择，不抱有比较的态度，所以也会存在与企业A、B均合作，或者与企业A、B均不合作。当A所提供的福利小于B时，那么以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消费者会选择B的的产品而与B合作，B盈利。当A、B所提供的福利不满足消费者要求时，从参与者完全理性的角度出发，不论双方哪方所提供的福利较高，消费者也选择均不合作。

2 总结

通过在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两种条件下对参与者多种可能行为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参与者处于完全理性和不完全理性情况下时，做出的行为可能存在差异，也可能相同。这与我们常规人始终完全理性条件下的博弈有着一定偏离和耦合。但是，这也正是实际中存在的多角度分析下的结果。实际中的分析更侧重于两种情况下的综合分析得出概率最大的可能情况，然后做出策略选择。又由于信息量的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博弈双方仍然可能做出差异策略表现出不同行为。这就类似于条件概率原理，只要条件有些许差异，分母就会改变，当你的策略即分子相同时表现出的行为是不尽相同的，而当策略有偏差时又可能表现出相同的行为。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庄子》；审美文化；生活；感性；多维构成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042 — 03

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1〕及周来祥主编的《中华审美文化通史》〔2〕都有庄子的重要位置，古代审美文化中的庄子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理论形态，与“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庄子并无二致。异彩纷呈的当代审美文化，庄子也没有缺席，不过显现的不是理论形态，而是当代人从中读出的生活智慧，甚至不乏感性形态。2007年《于丹心得》的大热引发了一场庄子文化的风潮。2007年至今，大学教授、媒体人、作家等各类作者出版的有关庄子的“心得”式、“生活宝典”型的大众读物不下100种，若从当代审美文化的宏观视域观之，《庄子》的文化风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庄子》当代审美文化”。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审美文化讨论将其理论内涵聚焦于生活与感性层面，《庄子》当代审美文化也不缺乏这两层维度。有关《庄子》的大众读物大都将自己定位为面向大众生活的指导书，如《给大忙人看的庄子》（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庄子叫我们想开点》（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而说庄子感性，似乎有点困难，庄子是历史人物，仅从画像上来看，他的确不够帅气，更谈不上性感。但当代审美文化中的感性没有局限在视觉，它是一个“穿越”性的词，在很多场合和境域都能遇到。比如我们说“于丹讲得好”、“书写得好”，这个“好”字就包含着感性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将之替换为“痛快”、“过瘾”等一些明显带有“感性”色彩的词。看来，当今《庄子》的生活与感性维度并不匮乏，但它们不是《庄子》的本然属性，而是当代审美文化中媒介、消费、经典符号及文化博弈等要素多维形成的结果。

于丹讲得好

于丹现象的成因首先是于丹讲得好。《百家讲坛》开播十余年来，真正大红大紫的人物就两位，一位是学术超男易中天，另一位是学术超女于丹。“学术”与“超男（女）”联系起来显然有谐谑甚至是挖苦的味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称谓也分明表明了学术与流行文化现象的分离。易中天、于丹来自学界，但他们所讲的内容并非学术，充其量只是治学的衍生品。学术不可能大众化，其衍生品却可以畅通无碍地进入大众生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当代社会，取得大众的关注是文化事件成长的前提，于丹无疑做到了。

于丹讲得好，“好”字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形式，其二是内容。就“形式”而言，于丹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她讲课铿锵有力，声情并茂，与那种一板一眼的学究式讲法有很大不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是有效传递信息的关键。抓住注意力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让注意力留驻，这就要靠内容了。于丹讲的是《庄子》，《庄子》是众所周知的文化经典，但这不是留住大众的关键理由。于丹吸引大众的法宝在于她讲《庄子》的具体方式，她首先把《庄子》玄妙的哲理还原为一个个生活道理，再用小故事进行串接，这样的《庄子》浅显易懂、精彩生动。于丹传布的庄子思想是与当下生活对接的生活智慧，自然能受到大众的欢迎。

形式侧重于感性，内容侧重于理性，二者并不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由形式的好进而关注内容，内容好又会引人反观形式，这时的形式已不是给人以第一印象的形式了，而是观众经过对内容与形式的全面评价之后形成的身心愉悦的整体表现形式。在这种高级形式中，感性和理性融合在一起，而更加侧重感性。如我们常说听人讲课“如坐春风”，这个比喻形容的分明是一种舒畅的感觉。看来，说于丹讲得好，这个“好”字的含义中，感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当代审美文化中，“感性”已超越了经典美学对它的限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庄子》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现象，感性元素实是一种基础构件。

媒介的“超链接”作用

于丹讲得“好”，如果只在高校课堂上讲，知道她的人毕竟有限；在电视上讲，就不一样了，广大的受众都有成为于丹拥趸的潜力。虽然，由于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电视一家独大的局面早已被打破，但现在的媒介也早已超越了各自为政的阶段，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媒介组织。电视、网络、纸媒等媒介已经形成了联动，电视节目火了，网络、纸媒肯定顺势而上；同样，网络、纸媒上有什么新鲜事，电视节目也会有选择地进行追踪。这样，电视、网络、纸媒等媒介已经成了彼此的超级链接，只要在一种媒介上引起关注，就很有可能迅速成长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化事件。可以想见，于丹讲《论语》初期，关注她的人并不多。当时于丹的名气还不够大，《百家讲坛》是一个老牌节目，也无需进行刻意炒作。于丹的大热完全是由于她讲得好，继而在网络、纸媒等媒体上传布，更多的人被吸引来看于丹的节目，于丹由此迅速成长为一个文化新星，她趁热打铁讲得《庄子》自然也引起了人们的青睐。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发达的媒介，也就没有今天的于丹和《庄子》。

媒介不仅仅是成因，其本身也是《庄子》文化现象的构成要素。“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这句广为人知的话意在说明“对人的组织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3〕，也就是说媒介操纵着社会文化现象的结构过程。他在《理解媒介》一书第二版序言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过程。”这句话如果放在《庄子》审美文化现象中可以理解为：多种媒介组成的媒介帝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环境，这种环境保证了于丹、《庄子》等信息的迅速流动，并最大限度地将之与大众联系起来，形成一种火热的文化景观。媒介在这种景观中绝不是一个外在的装饰，而是深入文化肌理起积极构造作用的关键元素。没有发达的媒介，也就没有当代瞬息万变的文化现象，也可以说“当代”一词本身就内置有媒介的意义。麦克卢汉还将媒介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提供高清晰度信息、受众参与度低的媒介就是热媒介，提供低清晰度信息、受众参与度高的媒介就是冷媒介。热冷媒介的分类或许还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清晰度与参与度的对比的确指出了媒介传播作用的一个重要事实。当代的媒介帝国，就其整体效果而言偏向于“热”的一面，信息的记载、传输等都维持了较高的清晰度，高清晰度也就阻断了受众对信息的深度加工与介入，受众更多的是停留在感性认知的层面，从而确立了当代文化中感性的统治地位。大众对信息浅尝辄止的接受促生了大批的“热”文化现象，《庄子》现象也是其中之一。

消费的文化参与

“消费”是一个中性词，是人类社会中一种常见的经济行为，不过，这种中性的理解较适用于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时代。生产力水平较高、社会物质财富大为丰盛的时代，“消费”一词就承担了远超过经济行为本身的意义。如波德里亚所说，消费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4〕，也可以说，与“媒介”一样，消费不仅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它带来的社会变化也使其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在波德里亚看来，生活在丰盛时代的人们被“物”包围着，这种物不只是单纯的消费材料，还包括附加在消费材料上的意义。如日常生活用品，在功能大致相当的情况下，不同品牌及广告宣传对该品牌的定位就成了这种消费材料的意义。当代社会，消费的内涵更多的指向消费材料的“意义”，“功能”倒成了一种附加的东西。

任何热文化现象都有导向消费潮的潜在可能，因为“热”也就意味着流行与时尚，用现在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来说就是“人气”。如果一种文化现象人气旺盛、关注度高，商业策略运用恰当就很容易引起消费热潮。西美尔时代的时尚与今天有很大不同，但他对时尚的言说却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时尚的目标特别接近于纯粹的金钱拥有”〔5〕，这句话明确指出了时尚与消费的密切关系，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一些人用极端手段获取金钱、追慕时尚的行为。消费热潮中，人们购买的主要是一种感觉，一种由时尚孕育出的狂欢心态，这就是消费品的意义，其物质形式仅仅是承载这种意义的外壳而已。

于丹的大热自然引发了《心得》的热卖，数百万册的销量无疑创造了一个消费神话。而我们不禁要问的是，在这数百万的购买者中，真正认真品读此书的会有多少呢？这个数字无法统计，但可以想见的是，认真读这本书的人不会很多，它作为时尚品的意义要大于作为一本书的价值。或许象其他许多时尚品一样，它最为合适的归宿就是房间里的某个角落，在那里它只是它的主人曾经追逐时尚的一个见证。《心得》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时尚物品，它还承载着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而这种文化意义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仍然要靠消费来引导。《于丹心得》热卖之后，出版商看到商机，纷纷推出《庄子》的“心得”式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休闲、娱乐指向，其热度虽然无法与《于丹心得》相比，但连续几年的出版、100多种的数量也使这些作品渐成气候，人们已渐渐接受这种解读《庄子》的方式，《庄子》的影响范围因而也在慢慢扩大，《庄子》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占据当代文化的一席之地。毫不客气地说，消费导引的这一出版现状正在悄悄改变着当下的文化格局，消费作为当代文化的构成元素由此可见一斑。

经典的符号价值

“经典”的身份并没有在《庄子》“热”现象中起到关键作用，但“经典”的广告效应确乎提升了受众的参与度。在于丹掀起的《庄子》热潮过后，《庄子》并没有像其他流行文化现象一样淡出大众的视野，而是在出版商的推动下继续维系了一定的热度。《庄子》能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发挥余热”无疑受惠于其“经典”的文化地位，只不过“经典”的内涵已悄然发生了转变，即由学界的、官方的经典转变为大众的经典。

《庄子》成为经典应始于魏晋。魏晋时期尚清谈，《老子》、《庄子》、《周易》被视为“三玄”，谈论注解者甚众，“三玄”的名号也就意味着《庄子》“经典”地位的确立。自是之后，历代解庄注庄者不绝如缕，《庄子》的经典地位遂得以巩固。西学东渐以来，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庄子》自然不会受到轻忽。学界对《庄子》的研究一方面延续了注解的传统，另一方面则融入了现代内涵与西学视野，后者在现代语境中尤其重要。同时，作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也在普及之列。直至今天，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在扎实推进，《庄子》的经典地位当然毋庸置疑。但对于大众来讲，《庄子》更多地是一种橱窗里的经典，只能观赏而无法触碰。《庄子》艰深的思想将很多人挡在了封面之外，人们只知其名，难知其味。

《于丹心得》为大众打开了《庄子》，后来跟风出版的众多《庄子》读物走的也是大众路线，这一现象给人的印象就是《庄子》这一传统经典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大众终于接触到了传说中的经典。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经典与学界的经典已经大不相同，“心得”类《庄子》摆脱了注解传统、学术理路，融入当代生活智慧，成了一种通俗读物，这也是于丹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此时的《庄子》如果还被视为经典的话，它已经是被当代文化重新建构的经典了，或者说《庄子》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获得了重新编码，官方的、学界的经典在当代的《庄子》这里只留下了一个厚重的符号。当然，重新编码后的经典在内涵上并非与此前的经典完全割断了联系，因为很多“心得”类读物的作者都是学界中人，他们的作品肯定有对传统的承续，只不过在写作目的上更多地侧重于当下生活。

中国的当今社会已有比较浓厚的后现代氛围〔6〕，很多经典在当代语境中都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虽然解构之风盛行，但经典思维依然存在，因为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建构的过程仍然会出现经典。当代娱乐文化尽可以对《庄子》重新编码，也可以将这种重新编码看作解构，但要注意的是，它消解的是《庄子》的经典阐释，而不是其符号性的经典地位。不仅如此，这一编码过程还须大大借重《庄子》的经典地位。即使在重新编码的读物中，也能分出等级来，名家、著名出版社的书相对来说较受重视，人气较旺，这也能反映出经典思维的存在。“经典”的问题非常复杂〔7〕，不论如何，《庄子》的经典价值都在其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博弈的力量

一谈到博弈，我们自然会想到博弈论。博弈论是一种有关策略的理论，力求在双方或多方势力较量中寻求均衡。而文化博弈，如果不考虑经济、政治等元素的介入，完全没必要涉及策略，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总能激发出文化活力，促进文化的良性发展。王国维曾大赞“佛教之东”对“吾国思想凋敝”的补益作用，近世传入的“西洋思想”又被他称为“第二之佛教〔8〕”，可见“西学东渐”所带来的文化能量的巨大。庄子躬逢其时，西学与中国文化不同的观念、方法等极大地丰富了《庄子》的诠解空间，庄子也因而焕发出新的活力，游走于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以来对《庄子》的新阐释主要是学界的努力，而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庄子》又不得不遭遇大众文化的语境，传统与当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也使庄子迅速成长为一个文化明星。

学界对《于丹心得》的指责是显见的文化博弈，但在此之前，有关《庄子》的文化博弈已然展开，《于丹心得》可以说就是博弈的一个结果。于丹在讲《庄子》之前考虑的问题应包括《庄子》的本文、经典的阐释、传播的效用、观众的接受能力等，这几方面的问题其实就是传统与当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于丹在其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赢得了大众，也为自己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其后引发的争议可以视为已经潜存的文化博弈的外显化，赢得大众的于丹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便在这场大众瞩目的博弈中占取了主动。于丹赢得了经济利益，不能说于丹赢得了文化博弈，文化博弈很难用输赢来论。学界中人的退却不代表精英文化的萎缩，《庄子》的经典阐释依然是学界一以贯之的研究热点。这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角力最显著的一个结果就是扩充了庄子文化的影响力，大众可以不必掩饰他们对晦涩的经典阐释的厌恶之情，但他们最起码知道了学术的庄子与大众的庄子存在着不同。所以，文化博弈，受惠的是文化自身。有关于丹的争议结束了，但《庄子》引发的博弈并没有结束，《庄子》大众读物的撰述者不得不面对多种文化势力的交锋，况且很多作者属于学界精英阶层，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在他们身上的拉扯可能更为剧烈。正像西学与中学的碰撞激发了中国文化的活力一样，经典阐释对大众读解的渗透也会提高庄子的文化活力，大众文化的兴盛同样会引发精英阶层对庄子审美文化的重新定位。

〔参 考 文 献〕

〔1〕 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2〕 周来祥.中华审美文化通史〔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008.

〔3〕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4.

〔4〕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6-227.

〔5〕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吴燕（上燕下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4.

〔6〕 曾艳兵.东方后现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篇4

【关键词】感性 社会 艺术教育 自觉 创造

人在制造和使用复杂工具的过程中产生思想意识，通过理性地回忆、思考和推断，发明技术与工具，从而改变生存环境。人膜拜技术与工具的魔力，感恩它带给人的福祉，缅怀创造者的能力素养与思想意识，追慕、幻想与学习前人的技术与思想，拜服理性的伟大。在与自然博弈的胜利中，人类开始失去了理性。绘画艺术中人物的处理，微妙地说明了二者地位的轮转。工业技术创造了财富，却留下环境破坏与人性异化，使人考虑理性意识创造力的局限和人与自然的平衡，思考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科学家在创造过程中对感性的眷顾、对直感形象思维与顿悟灵感的赞赏，使我们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在注重理性意识与技术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感性力量的认识与重视。

一、感性唤醒人性与艺术创作的自觉

理性认识是对事物整体、本质的把握，是一种高级别的认识方式。感性认识是片面的、个别的、现象的、表面的。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提供了认识的材料。没有感性思维的参与，理性思维不能持续正常地工作。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还会出现感性直觉直接解决问题的现象。

客观事物刺激了人的感官后，引起感官的注意。感官把这种刺激传达给感觉神经，在大脑内经过加工处理再反馈给人的意识。感官会有选择地接受并传导客观事物的信息给神经。理性认识所接收的材料是被感官筛选过的，所以阿恩海姆提出视觉思维的概念，即视觉乃是思维的一种基本工具（或媒介），而且视觉思维的知觉特征不仅仅限于直接的知觉范围内，广义的知觉还包括心理意象，以及这些意象同直接的感性把握之间的联系。因而它也就有了一般思维活动的认识功能。

把艺术当作生存技能、提高人的文化修养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与手段。解剖学、透视学、光学、色彩学等科学理性思维成果促使艺术与艺术教育发生了巨变。唐宋艺术的传播与西艺东渐，理性化的认知与教育方式清晰可辨，从整体入手，运用几何形体的空间、明暗关系的基本规律，分析、理解、概括、锤炼各种形态事物，最终习得对客观物象的镜像模拟。中国画中的僵死程式、艺考中的速成范式、儿童简笔画的训练等或将是理性走向极致后的悲哀。这种方法在社会实利主义教育中的价值功不可没，是教育科学的有力证明。但使人奴化于技术思想而缺乏灵动的艺术创造，也致使我们培养的学生进入社会后缺乏思想创新。

政治关怀的是族群，艺术关心的是个体。关心政治只是艺术价值的一方面。艺术连结着不同地域、民族的人，优秀的艺术品是人类共同思想情感的结晶，所承载的内容与形式是人类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统一，是艺术与技术的和谐把握。在艺术技术化的教育中要警惕理性对艺术创作的背叛，反省和尝试用感性的意识与方法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唤醒艺术创造的自觉性和人性意识的自由解放。

二、感性是冲破社会陈规的高级思维方式

理性与感性共筑社会生活。在需要创新的时代我们更提倡感性的价值与意义。突破理性逻辑的惯性，大胆摸索多种解决问题的路径。牛顿从苹果落地的现象中发现万有引力，爱迪生在梦幻中获得发明电灯的灵感，达芬奇通过艺术的想象设计了飞行器，爱因斯坦、钱学森感谢艺术对科学研究的贡献。感性是理性的初级形式，其神秘性因科学不能破解而体现出艺术的高贵与不可思议。

理性因子像一种负荷让人承载，感性可以超越这种压抑。通过对形式的直觉把握进入自由的境地，艺术教育在培养人的感性积淀上有着十分优越的资质。人在成长的初年，主要依靠对事物的感觉印象来处理各种信息。一个人所积累的感性材料越丰富，在进入成年期之后进行抽象逻辑推理的整体调度的范围就越广，宏观把握世界的能力越强。人们都难以忘记自己童年的回忆，无论童年是什么味道，在多年后回忆起来都能品出新的滋味。人的感性思维一旦激活，可以冲破陈旧的社会秩序，自由意志会深层次挖掘主体的潜能和创造力。一个好的社会是能激发个体创造潜能的社会。人从原点出发，不满于现实，破坏并创造一个新世界，最后走向一个新的原点。人的创造潜能的大小决定着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感性思维的积淀对一个人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艺术教育是培养感性思维的利器

（一）创造刺激感官的感性思维环境

对婴儿进行胎教，给婴儿的房间设置明丽的光色，穿戴能吸引婴儿注意力的服饰，调动婴幼儿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兴趣和能力，刺激其感官敏感性。在学校教学中多使用直观形象与动态音画结合的教学手段，适时地变换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福禄贝尔“恩物”系列学前教材的畅销，儿童艺术类生活与教学用品的丰富与精美，为促进儿童视、听、嗅、触等感官的发育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多设置一些活动课程，能够让学生自由潜心地投入其中，调动其主体意识和兴趣。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和艺术馆中，体验自然的博大丰富之美和艺术作品的精微韵致之美，让孩子陶冶其中，在广泛的文化艺术情境中去学习、感受艺术，潜移默化，不教而教。

（二）显化感性思维的优越性

陈景润先生的数学老师曾在班上幽默地说，在座中有一位将会摘取“哥德巴赫猜想”皇冠。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为一位数学家埋下了奋斗的种子。但是大多数人受经验和自身狭隘的视野所限，认为当前所找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条捷径，并且出于对晚辈的关爱，剥夺抹杀了其他有效路径，让后学者错误地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从而抹杀了其主体创造的潜能。社会越来越民主，尊重每个个体存在的独立价值，不以一家之言独尊，听百家争鸣的合奏才是民主文明的新声。尤其是对于儿童，艺术是他们施展天性自由的天地。他们天真无邪，没有功利的城府顾虑，在民主自由的氛围中最能充分挥洒个性情致，产生奇思妙想。当我们赞扬孩子做得很好，鼓励孩子寻找别的办法，然后再肯定、再激励。儿童凭借感觉与直觉地肯定，体验与判断事物，学会应对外部世界的方法，在他进入抽象理性思维后会有更多的思维加工材料。在学生掌握一题独解的基础上，设置一题多解的可能，发散思维，鼓励创造，解读答案形成的具体主要条件和多样条件，多提启发性的问题。艺术教育答案的多样性和相对宽松的环境，比起其他教育形式有着天然的优越性。

（三）持之以恒地信任艺术教育的价值，以美与善的感性支配理性地求真

科学的科目可以采用量化的办法给出精确标准，结果显而易见。人在物质资料还不够丰富的追寻价值功利的时代，常常从利己的角度短视事物的价值，这样的生态系统要想长久地持续发展是令人担忧的。有人曾做过实验，在学校总课程数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艺术课程的比例，不仅没有降低其他课程的质量，反而能够提升。艺术素养的养成非一日之功，是长期积淀的结果。艺术的直觉感悟更是如此，谁也不可预知感性的领悟何时能够助力人生际遇。人之幼年与人之老年对艺术情有独钟，青壮年因生计而对艺术及其教育往往有心无力，甚至不屑一顾。当没有物欲的压迫，自觉追求高雅艺术的心灵净化，抵御破坏社会与自然持续健康发展的形迹，一种向善向美的正能量，感性地支配着理性的务实求真。

结语

感性在我们的思维、艺术、人与社会的发展中的意义时常是隐性的。其突发性、易逝性等神秘特征让人无法慢慢地去细细考究，致使今天我们仍然对它不甚了解，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的一些零散规律。它不会随意地帮助我们成长和发展，而需要我们用一颗虔诚的心去感知、去体验、去领悟、去实践；它对人的精气神的消耗绝不低于我们用理性对事物做出的解释。我们只有用百倍的能量去努力研究、认识它，才能获得更多有利于艺术、人与社会发展的有价值的内容。

参考文献：

[1]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心理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2]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奚传绩.艺术教育丛谈[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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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一、引言

十期间，生态环境问题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之相应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也已成为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必然要求。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作为企业向政府、环保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报告其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情况的主要形式之一，既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也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需要。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文献，多是基于影响因素和价值相关性两个方面采用大样本法构建统计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影响因素方面，Karim和Lacina等（2006）从公司特征出发，发现盈利能力、公司规模等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是公司绩效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之间的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价值相关性方面，MarlenePlumlee等（2009）将行业划分为环境敏感性行业和非环境敏感性行业，得出前者披露环境信息的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后者披露环境信息的质量与预期现金流量负相关；但是胡华夏和胡东（2008）研究发现由于信息需求者并不关心环境信息，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与否并不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看出，目前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理论分析方法与实证方法，采用博弈方法的研究较少。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动因的研究中，大多利益相关者的文献仅限于研究一方相关者与信息披露的关系，将利益相关者汇总研究的比较少。正是基于此，本文以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为主题，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不完全信息下的三方博弈模型进行相关研究。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三方博弈的作用机理

（一）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

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正是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他们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促成了企业最终得以持续经营。由此，看出利益相关者之间息息相关，作为企业要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服务，以达到更好的管理和治理有效资源。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利益出发点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环境会计信息需求的差异，以及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得到的效用不同。（1）管理者的价值取向。相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一方面，管理者的职责之一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为了达到其经济目标，他就需要考虑环境问题的负面影响，因此管理者的环境会计信息需求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全面具体。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再一职责是向股东反映其委托受托责任履行情况，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可靠地信息，因此管理者必须披露环境信息造成的经济效益。（2）股东的价值取向。首先，为了避免自身遭受投资损失，进而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股东非常重视企业的环境会计所带来的问题是否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其次，股东为了自身价值创造，通过获取的环境会计信息可以对管理层进行有效激励，以确保管理层忠实于股东。所以，股东希望掌握全面的环境会计信息，明了环境影响，及时纠正企业活动，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3）注册会计师的价值取向。注册会计师的职责便是独立公正的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审计，这也是注册会计师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环境审计不仅保障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而且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社会形象，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可见环境审计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之大，注册会计师为了增加其业务来源，也乐于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审计。（4）证监会的价值取向。证监会的职责之一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以确保证券市场健康运行。这其中有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包括：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原则、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框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等。还有对会计事务所等相关机构的监管，包括：参与会计事务所的审批过程、对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行为进行监管等。因此证监会需要知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履行情况。

（二）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两方博弈分析

从整个博弈全局的一般顺序出发，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证监会的三方博弈必须以上市公司内部的博弈均衡为出发点，由此需要构建构建管理层与股东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1）模型的假设。假设1：博弈方公司股东与管理层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其中管理层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股东考虑的是企业的价值升值假设2：管理层的战略空间（顺从，不顺从），股东的战略空间（激励，不激励）具体参数设置如下。A：为管理层按个人意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获得的效用；B：为股东未采取激励政策时股东获得的效用；H：为股东对管理层披露信息实施的激励成本；X：为管理层顺从股东的披露要求获得的额外效用；x：为管理层未顺从股东的披露要求通过激励政策获得的额外效用；Y：为管理层顺从时股东获得的额外效用。其中：x>0。（2）模型构建与分析。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管理层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拥有直接决定权，出于自利原则，管理层只披露那些对自身有益的信息，而不管隐瞒信息对股东的价值。这不仅影响了股东利益实现，还反映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缺陷。由于股东无法直接到公司经营治理过程中，相应的全面了解环境会计信息对其来说有些困难，出于理性原则，股东就要选择是否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以鼓励管理者采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动，再者管理层也会选择是否顺从股东的要求，这就要取决于政策对他们而言的额外收益。由此构建了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博弈树如图1所示（M代表管理层，S代表股东）。其中①～③为管理层与股东双方收益函数，表达式如下。①：管理层的收益为A+X，股东的收益为B+Y。②：管理层的收益为A+x，股东的收益为B-H。③：管理层的收益为A，股东的收益为B。首先看M节点的策略选择，当管理层顺从股东的要求其所获得收益为A+X；当管理层不顺从股东的要求所获得收益为A+x。这里分两种情况：x>X时，管理层选择不顺从，也就是说此时股东的激励报酬过低，不足以让管理层放弃依个人意愿的披露；x<X时，管理层选择顺从，也就是说此时股东的激励报酬带来的额外收益大于按个人意愿披露的额外收益。再看S节点的策略选择，当股东选择不激励时获得收益为B-H；当股东选择激励时，这里同样分两种情况：x>X时，管理层的不顺从使得股东收益为B+Y；x<X时，管理层的顺从使得股东收益为B。综合考虑股东的两种策略其选择结果如下：当x>X时，股东选择不激励，此时收益为B；当x<X时，股东选择激励，此时收益为B+Y。在现实企业中，股东为获得企业价值最大化会制定一系列策略使管理层与自己站到同一立场。例如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管理层出于自身收益最大化，相应的会做出增加企业价值的行动。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股东还需综合考虑支付报酬的方式、数量大小等因素，只有恰当的激励方案才会带来股东价值最大化。上述动态博弈模型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将展开重复博弈，最初也许股东的激励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随着股东对信息的掌握，其会加大激励力度，使得管理层改变策略，从而管理层与股东达到博弈均衡状态，结果便是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有选择的披露，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但最终并不是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三、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假设前提

假设1：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市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审计师也是偏向于利己的选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证监会同样会考虑自身成本效益问题，故而也是理性的假设2：注册会计师在审查出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不真实时，上市公司可能会贿赂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到额外收益，可能会选择与上市公司合谋，出具不独立的审计意见假设3：注册会计师针对不同的公司选择不同的审计质量策略。一般的，高质量的审计策略要比低质量的审计策略所需成本要高假设4：证监会随机审查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对于查出虚假披露的上市公司给予行政处罚假设5：证监会的审查技术有限，不一定会审查出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上市公司，查出与否与由自然决定假设6：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有四个参与人，即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政府等监管部门和自然。设参与人的集合为I=｛1，2，3，N｝，其中1代表上市公司，2代表注册会计师，3代表证监会，N代表自然假设7：设S为参与人的策略集合，Sabk表示参与人a在第b个博弈阶段的第k个行动。那么S111=真实披露，S112=虚假披露，S221=高质量审计，S222=低质量审计，S231=独立意见，S232=非独立意见，S341=检查，S342=不检查，SN51=查出，SN51=查不出具体参数设置如下。V：为上市公司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的收益；v：为上市公司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获得的额外收益；B：为上市公司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成本；D：为正常情况下，上市公司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d：为公司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审计合谋支付给注册会计师的金额；C：为注册会计师采用低质量审计策略所耗用的审计成本；c：为注册会计师高质量审计策略比低质量策略多耗用的审计成本；F：为监管机构的检查成本；J：为审计师因选择独立审计，遭到上市公司的惩罚，即失去以后年度对该公司的审计及相关业务；L1：为当公司污染环境严重，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给企业带来的股价大幅下降、融资困难和声誉等的损失；L2：为上市公司虚假披露信息被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处罚金额；K1：为注册会计师因为合谋被查处造成的审计诚信缺失；K2：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被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监管机构处罚金额；P1：为外部审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概率；P2：为外部审计师选择发表独立的审计意见的概率；P3：为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随机抽查，被抽中的概率；P4：为监管机构查出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的概率；r：为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概率。

四、博弈模型建立与分析

（一）博弈模型建立

博弈顺序为：第一阶段，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还是虚假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第二阶段，由被聘请的会计事务所估测决定审计质量高低，是派出经验丰富和审计技术较高的审计人员执行审计工作，还是选择级别较低的审计人员审计上市公司；第三阶段，当注册会计师审查出上市公司作假时，注册会计师决定是出具独立的审计意见，还是接受上市公司的贿赂款，出具不独立的审计意见；第四阶段，政府监管机构对环境会计信息和审计意见进行抽查监管，上市公司可能会被抽查到，也可能被漏掉；最后一个阶段，政府监管部门对抽查到的公司进行审查，并不是百分百可以查出问题的，这由自然决定。由此本文构建了三人多阶段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1）～（12）为各个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收益函数，表达式如下：（1）（S111,S221，S231，S341）=（V-B，D-C-c，-F）（2）（S111,S221，S231，S341）=（V-B，D-C-c，0）（3）（S111,S222，S231，S341）=（V-B，D-C，-F）（4）（S111,S222，S231，S342）=（V-B，D-C，0）（5）（S112,S221，S231）=（v-L1，D-C-c-J，0）（6）（S112,S221，S232，S341，SN5）=（v-L1-L2-d，D+d-C-c-K1-K2，L2+K2-F）（7）（S112,S221，S232，S341，SN52）=（v-d，D+d-C-c，-F）（8）（S112,S221，S232，S342）=（v-d，D+d-C-c，0）（9）（S112,S222，S231）=（v-L1，D-C-J，0）（10）（S112,S222，S232，S341，SN521）=（v-L1-L2-d，D+d-C-K1-K2，L2+K2-F）（11）（S112,S222，S232，S341，SN522）=（v-d，D+d-C，-F）（12）（S112,S222，S232，S342）=（v-d，D+d-C，0）本文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博弈的完美贝叶斯均衡，分析得出如下均衡结果：

（二）注册会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条件

（1）注册会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21））为：rP2（D-C-c）+（1-r）｛P2（D-C-c-J）+（1-P2）P3［P4（D+d-C-c-K1-K2）+（1-P4）（D+d-C-c）］+（1-P2）（1-P3）（D+d-C）｝（1）（2）注册会计师选择低质量审计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22））为：rP2（D-C）+（1-r）｛P2（D-C-J）+（1-P2）P3［P4（D+d-C-K1-K2）+（1-P4）（D+d-C）］+（1-P2）（1-P3）（D+d-C）｝（2）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条件为：E（U2（S221））>E（U2（S222））整理得出：rP2+（1-r）<0分析得出：审计独立性的概率和上市公司真实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概率越大，注册会计师选择高质量审计策略的可能性越大。

（三）注册会计师选择发表独立审计意见的条件

（1）注册会计师选择发表独立的审计意见策略的期望收益E（U2（S231））为：r［P1（D-C-c）+（1-P1）（D-C）］+（1-r）［P1（D-C-c-J）+（1-P1）（D-C-J）］（3）（2）注册会计师选择与上市公司合谋的期望收益E（U2（S232））为：P1｛P3［P4（D+d-C-c-K1-K2）+（1-P4）（D+d-C-c）］+（1-P3）（D+d-C-c）｝+（1-P1）｛P3［P4（D+d-C-K1-K2）+（1-P4）（D+d-C）］+（1-P3）（D+d-C）｝（4）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选择出具独立的审计意见策略的条件为：E（U2（S231））>E（U2（S232））整理得出：（1-r）J-P3P4（K1+K2）+d<0分析得出：审计独立性与上市公司真实披露信息的概率、监管机构的审查概率、监管机构的查出概率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受到的声誉和罚款损失成正比例关系。审计独立性与上市公司支付给注册会计师因审计合谋的贿赂款成反比。

（四）监管机构策略选择条件

监管机构选择审查策略的期望收益E（U3（S241））为：r［P1P2（-F）+（1-P1）P2（-F）］+（1-r）｛（1-P2）［P4（L2+K2-F）+（1-P4）（-F）］｝（5）监管机构选择不审查的期望收益等于0。监管机构倾向于选择审查策略的条件为：E（U3（S341））>0整理得出：-rFP2+（1-r）（1-P2）（P4L2+P4K2-F）>0（6）分析得出：加大政府监管部门监督审查的可能性，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实现：政府监督审查技术和经验提高，即是提高审查质量；给予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师的法律罚款加大；监督审查的成本减少。此外，当上市公司可能受到的惩罚金额与审计师可能受到的惩罚金额大于监管机构的审查成本时，上市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的概率越大，政府监管机构监督审查内部控制信息的概率加大。（五）上市公司真实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条件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信息的期望收益为：V-B（7）当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信息，注册会计师选择采取高质量的审计策略时，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E（U1（S112，S221，S-1））为：P2（V+v-B-L1）（1-P2）｛P3［P4（V+v-B-L1-L2-d）+（1-P4）（V+v-B-d）］+（1-P3）（V+v-B-d）｝（8）当上市公司选择虚假披露信息，注册会计师选择采取低质量的审计策略时，上市公司的期望收益E（U1（S112，S222，S-1））为：P2（V+v-B-L1）+（1-P2）｛P3［P4（V+v-B-L1-L2-d）+（1-P4）（V+v-B-d）］+（1-P3）（V+v-B-d）｝（9）显然得知：E（U1（S112，S221，S-1））=E（U1（S112，S222，S-1））上市公司选择真实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条件为：E（U1（S112，S221，S-1））=E（U1（S112，S222，S-1））<V-B整理得出：v-P2L1-（1-P2）d-P3P4L1-P3P4L2<0分析得出：当L1<d时，P2越大，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虚假披露信息。当L1>d时，P2越大，上市公司更倾向于真实披露信息。当L1越大，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信息被公布，公司遭受的声誉、股价等方面的损失越大；当d越大，即上市公司贿赂给注册会计师的金额越多；当P3越大，即证监会监督审查的可能性越大；当L2越大，即上市公司虚假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受到证监会的处罚金额越多，上市公司更倾向于真实披露信息。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证监会的三方博弈分析，可以看到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证监会等都不同程度地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起到促进作用，但同时又会在某些方面阻碍着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因此我们可以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探析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深层次原因，而不是仅仅限于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角度分析其宏观表象原因。第一，上市公司角度。由于上市公司内部管理层和股东双方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督，披露出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大部门上市公司还没有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做到自愿披露环境会计信息；同时，由于披露成本过高使得真实披露得到的社会形象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或者虚假披露获得的额外收益超过真实披露获得的额外收益；政策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如监管部门对其监管惩罚力度的不明确，导致上市公司在提供环境会计信息过程中产生逃避处罚的侥幸心理和机会主义倾向。第二，外部审计师角度。审计市场不完善，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行为不规范，证监会等监管部门还未能实施有效监管；目前注册会计师行业还没有完全触及环境审计领域，缺乏环境审计的全方位知识体系，以至采用高质量审计手段还是低质量审计手段判断不足；当事务所出具了令公司不满意的审计意见时，公司可随意撤换事务所，使得事务所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从而容易造成审计合谋事件发生。第三，政府等监管部门角度。政府、证监会等部门在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好它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引者导的角色，现实中甚至存在地方政府为了完成经济指标与公司合谋的现象；环境会计法规的不完善使得上司公司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不能有法可依；监管部门惩罚力度不够或者检查质量不高使得部分上市公司以及相关注册会计师疏于管理。

（二）建议

（1）加强公司相关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首先要加强上市公司内部相关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其克服信息供给的“有限理性”。此外，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企业的股东和管理层不仅要努力提高专业素能，还要进行常规性财经法规教育，以加强其守法意识，将其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2）提高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或鉴证业务时，理应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恪守职责，不受委托单位或其他单位的影响，出具真实的审计意见。同时，应该从加大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督惩罚力度和规范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行为两方面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3）加强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信息必须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审查力度：对于虚假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对公众造成严重影响的，应当严惩不贷，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没收非法收入的同时，应给予数额较高的罚款。

参考文献：

［1］胡华夏、胡冬：《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财会通讯》2008年第5期。

［2］包刚：《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财会通讯》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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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弈论；人力资源；中小企业

成功的企业，关键在人才战略，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激发企业员工的内在行为动机，使之围绕企业目标而努力，就成为激发企业活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源泉。

一、中小企业人才流失现状

中小企业往往人才较为缺乏，高层次人才少，也不像大企业具备雄厚的资金和资源，对人才的吸引力与大企业相比处于非平衡状态。但是小企业在成长和经营的过程中也会培养出大量的人才。

二、中小企业人才流失的原因

人才流失，是指在一组织内，对组织经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人才非单位意愿的流走，或失去其积极作用的现象。

（一）薪酬。薪酬是调动中小企业员工积极性的最直接、最现实因素。

（二）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在我国的中小企业中，一般企业主具有决定权，企业领导具有绝对地权利。这种情况使得企业中的绩效考核制度形同虚设。

（三）缺乏储备人才战略。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自身特点和条件所决定的，很多企业都没有人才储备战略。

（四）缺乏有效的沟通激励。对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来讲，沟通是管理公司的重要环节。有效的沟通可以使员工具有归属感、心理安全感、存在感，得到一种非物质上激励，提高工作效率。

三、博弈论应用模型

本文拟设某中小企业的优秀员工有跳槽想法、中小企业可以采取或不采取某种措施情境下，进行博弈分析，得到留住员工的最佳手段。下面是中小企业和员工的博弈：

（一）企业是否采用储备人才战略与员工的博弈

1、假设前提

员工方面：员工每年为企业创造价值5万元；员工基本工资3万元/年；员工跳槽后工资4万元/年；跳槽后各种费用及损失0.5万元。

中小企业主方面：开展后备人才储备战略，包括培训员工，关注人力资源市场等消耗每年0.5万元。

2、情况说明

本文所列数据均为双方一年之内的利益得失。由于中小企业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工作复杂度低，易操作性高，新聘员工在一年内可以熟练掌握。对于本文其他博弈模型情况同样适用，故在以后的分析过程中不累述。

3、博弈过程

结论，对于员工来讲，跳槽的收益始终大于不跳槽的收益。不跳槽对于跳槽来讲是完全劣战略，有跳槽条件的员工在博弈论假设条件中必然选择跳槽。公司的储备人才战略对于保留想跳槽的员工意义不大，储备人才战略只能在员工跳槽的情况下保证企业的损失较小。

（二）企业是否采取加薪制度与员工博弈

1、假设前提

员工方面：员工每年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为5万元；员工基本工资3万元/年；跳槽后公司4万元；跳槽成本0.5万元。

中小企业方面：企业为保留人才可采用加薪的原则，本文采用加薪20%的策略保留人才。

2情况说明

企业得知有其他企业愿意为自己的员工多供一万元的工资，则通过加薪的方式留住人才。

3博弈过程

结论，在本模型中，出现了纳什均衡。即员工跳槽，企业不会为员工加薪。也正说明了现在的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人才流失实际情况。企业的资源有限，工资增加的幅度不会大于一定的限额，而员工有了更好的选择。最终造成的员工跳槽的这样一个局面。基于劳资双方理性的策略，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合乎常理的。

（三）企业采用沟通策略与员工的博弈

1、假设前提

员工方面：员工每年为企业创造价值5万元；员工基本工资3万元/年；员工跳槽后工资4万元/年；跳槽后各种费用及损失0.5万元。

中小企业主方面：采取沟通激励的方式，给企业员工带来收益为a，公司带来收益为b，其中a，b均大于0。

2、情况说明

采取沟通激励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使员工得到除了物质以外的其他需求，所以沟通一定会带来价值。而且沟通的成本在中小企业来讲几乎没有，在本论文中认为成本为0。但是由于员工的感性度不同，企业主的亲和力沟通技巧不尽相同，所以沟通带来的价值不好定量。本模型选用变量a替代沟通带给员工的价值。企业采取与员工沟通的方式，会使得其他企业员工同样获取相同的感知，对激励员工起到一定的作用，则获得效益为b。

3、博弈过程

结论，博弈结果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当a0.5的情况下，最终的博弈结果是，员工选择不跳槽，企业采取相应的沟通策略；第三种，a=0.5，对于本身难以量化的沟通激励进行量化，本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技术上和概率上来讲不予考虑。

不同的结果恰巧说明了沟通激励是具有灵活性和艺术性的。沟通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员工的抉择，也直接影响企业的利益和发展。沟通的好坏与否对小企业的影响还是较大的。

四、结论

采取所有措施战略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由于资金原因有些时候并不必要，所以笔者认为。在大多数中小企业中，采取有效的沟通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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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人类建筑仅作为遮风蔽雨的场所,没有考虑过室内环境设计.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居住环境和室内环境,与此同时人们对建筑室内环境质量的需求等级也不断提高.现在人们的绝大部分光阴,即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在室内环境中度过,如何营造一个舒适、美观、适用的室内空间也是人们对建筑的最终要求.近年来,室内装饰越来越热,人们普遍关注办公和居住空间的质量,因此室内设计显得愈发重要.目前,在室内设计的众多风格中有两种风格是受到人们普遍欢迎的:一种是现代简约式的风格,另一种是中国古典式的风格.在当前的室内设计中现代的设计手法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受到时尚一族的普遍欢迎,但是在民族性和现代性两种风格的应用中,中国的室内设计界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是认为西方现代设计都是先进的,他们不注重对现代设计理念的借鉴和具体分析,一味热衷于对西方技术形式的模仿和克隆;另一种是盲目自大,以一成不变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外来文化,凡是与自己的民族文化习俗、民族精神、审美趣味不相吻合的东西都统统认为是异端邪说而加以排斥.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认识室内设计中的民族性和现代性呢?在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博弈中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个最优策略?

2民族性与现代性在室内设计中的博弈

在室内设计中,设计师有两种设计理念可供选择,即体现民族性的中国古典风格以及体现现代性的现代简约式的风格.那么,在设计实践中,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两种设计风格中抉择?采用不同设计风格会对室内设计产生何种影响?能否找寻一个最优策略?为此,我们将借鉴博弈的思想对室内设计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博弈进行探讨.

2.1室内设计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博弈矩阵描述

在室内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选择采用民族性风格,这种风格的采用使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也可以选择采用现代性风格,这种风格的采用使得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并吸收西方优秀的设计理念.然而,只片面追求单一设计风格的应用,必然导致某种文化的缺失.因此,寻求某种策略均衡将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优方案,也是设计师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室内设计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博弈中,我们有4种策略组合可以选择,如表1所示:(1)既不运用现代元素,也不运用民族元素.这种室内设计是庸俗化的设计,毫无特色可言,是室内设计应当摒弃的设计方式;(2)仅使用现代元素,完全不使用民族元素.这种室内设计照搬西方设计理念,过分彰显西方现代设计理念的优越性而忽视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民族性设计理念的优点,设计中无民族性可言,容易造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3)仅使用民族元素,完全不使用现代元素.这种室内设计排斥西方优秀的设计理念,片面凸显民族性的极端重要性,导致室内设计因不吸收西方现代设计理念而不能迎合现代人的家居追求,造成西方优秀文化的缺失;(4)在室内设计中,既融入民族元素体现民族性,又吸收西方优秀的现念体现现代性.这种设计既能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又能迎合现代人时尚家居的理念追求,吸收了现代性、民族性的精华,摒弃了现代性、民族性的糟粕,使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现代文化充分融合,是适合各类群体的宜居型室内设计理念.

2.2博弈的此消彼长

通过博弈矩阵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个融入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室内设计无疑是最优策略,是能够最大化满足居室设计需求的设计理念.然而,在我国当前的室内设计中民族性与现代性通常单方面独立发展,民族性与现代性还没有充分融合.在实际应用中要么完全采用现代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完全忽视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表现出民族性消现代性长的特点;要么完全强调民族文化,生搬硬套中国传统的形式,排斥现代设计中的优秀成果,呈现出现代性消民族性长的特点.

2.2.1民族性消现代性长

现代文化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的基本轮廓成形于16~17世纪.随着社会财富的累积,社会生活日趋丰富,人们的价值观、审美需求开始走向更新.现代性的确立使现代主义的室内设计理念深深植入设计者的创作原则中.创作的思路、评判的依据被约化为几条形式美的法则;功能与形式被赋予线性的因果关联,形式遵从功能的安排;机器所展现的不带任何装饰、逻辑清晰的美受到尊崇,一时间,密斯式的均质、纯净的空间成为时代的象征.注重实效性、经济性,崇尚标准化、理性化构成了现代主义建筑及室内设计与审美的基本内核,在当今的创作思路中依旧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2.2.2现代性消民族性长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蕴藏着不同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追求,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和民族特有的艺术精神孕育了各个民族特殊的审美价值观,也浓缩了该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心理特质,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说民族村落是这个民族的外表,室内设计则足以体现该民族的心理,其风格也是不同时代的历史沉淀、融合多元文化,通过创新和表现构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民族性体现.我们民族艺术讲究是“意境”.民族性强的室内设计一般典雅大方,忌恶庸俗,其中的气势、魄力、疏匡、雄浑等都表现出居者的意境.设计中的意境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常常将室内设计的灵魂表现得淋漓尽致.

2.3博弈后的共生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片面追求单一设计理念的应用是不可取的.我们既要追求现代的生活方式,但不希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消失.两种风格要互有彼此,互相融合.其实从本质上讲,它们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应该可以和谐共生的.在室内设计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博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只有共存才是最可取的方式.现代设计,追求的是空间的实用性和灵活性.其在选材上不再局限于石材、木材、面砖等天然材料,而是将选择范围扩大到金属、涂料、玻璃、塑料以及合成材料,并且夸张材料之间的结构关系,甚至将空调管道、结构构件都暴露出来,以简洁的表现形式来满足人们对空间环境那种感性的、本能的和理性的需求.但这些与中国的民族传统并不矛盾,我们的民族文化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一直在随着时代前进.在室内设计中把民族元素融入室内设计中,重新发掘出中国文化的精脉,并延续到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来,会越来越明显地受益于有灵性的人群.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就注重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民居和园林的设计语言而融于现代建筑与室内环境设计,使中国的地方风格与国际化语汇交融,开创了现代建筑与民族文化结合的典范(如图1所示).同样,北京中国银行建筑与室内环境设计(如图2所示),贝聿铭先生又在建筑室内四季厅的大空间中融入了北京四合院的神韵,并与庭园绿化设计有机结合,使其室内空间设计中的文化性受到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一味地抄袭西方某些商业化的设计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西方的现代室内设计也常常吸收一些外来元素而不断充实和发展,如美国著名的室内设计大师赖特的流水别墅(如图3所示)的设计就是受到了中国春秋时期老子思想的影响.他所完成的流水别墅的室内设计达到了自然和人文悠然共存的最高境界,整座别墅室内所有的柱都用天然而粗犷的岩石装饰,地面用当地溪流中的水冲石铺设,以至于壁炉都以暴露的自然山岩砌筑而成,使之与自然和谐,增添了大自然的意境,使室内空间与自然共生.我们的设计应该更好地发扬中国的建筑文化传统,创造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这是当今整个世界的趋势,我们可以从我国的建筑文化传统中吸取营养.

3正确认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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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文秘站

摘要: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是政策的核心问题。直接关系到政策的成败与否。本文通过讨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对比分析了他们彼此的关系以及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对此问题的一些新认识。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 理性 非理性

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决策者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影响政策问题的复杂环境,等客观因素进行加工、分类、整合、处理,并最终形成政策的过程,而不是全然由决策者拍脑袋决定,因此,政策制定过程是一种理性选择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过程。但是,由于在现实中,政策制定中常常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严重干扰,并且由于决策者自身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属性。尽管一些学者曾尖锐的批评过政府选择行为的非理性,但是由于政策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接受新制度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主张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等问题。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所遇到过的卓有成效的经理们之中,有些人运用逻辑和推理,而另一些人主要依赖于预见和直觉。既有轻而易举就做出决定之人,也不乏每当移动一步就备受烦恼之苦者。”这段话表明,管理是人的一种双重能量的活动,既有理性成分又有非理性成分。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

在里,理性有rationality和reason两种表达。前者一般指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而后者一般是狭隘地指进行推理的能力。理性,可以直观解成为人的行为类型,此类型的特点是以逻辑推理方式来观察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去解释,理性,具有以清晰的思维逻辑为基础,通过深思熟虑,冷静理智,不轻易显露主观感情等特点。理通常是指人们在某些理性因素作用下进行的行为选择,这种行为是在冷静、客观的前提下提出的。提出有限理性学说的西蒙认为,理性的概念应分为经济学讨论的实质理性和心理学所讨论的过程理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总是达成按照给定效用函数来说客观或实质最优的决策。认知心里学的理性人所作的是根据现有知识和手段来说,以过程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本文谈及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指决策者对政策问题发挥充分的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靠分析、判断、处理等方法。理性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为技术、实证、推理、理智、逻辑性等方面,大多与方法、手段、目的相连。

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理性通常由下列因素及其过程使然:(1)决策者能较为全面地搜集和掌握的信息资料;(2)在政策效力方面,决策者能够准确评估政策所产生的效应;(3)经济学家和统计部门所提供的理论和数据支持(4)政府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形成对政策的比较方案,从而在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有根据地说明甲方案优于乙方案或乙方案胜于丙方案,等等。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

纯粹的非理是指人们在直觉、本能、信念、情感等非理性的驱动下(而不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上)对环境的反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感觉、知觉、表象、情绪等形式展开的感性意识,不能像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展开的理性思维那样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于相对模糊的感性意识支配着人们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人们的意识活动通常都停留在感性层面上,而这种底层次的感性层面的意识活动就会导致纯粹意义上的非理。广义的非理还包括那写尽管产生于逻辑思维但没有效用上实现“最优”的行为。比如,西蒙将非理性理解为“对效用最大化的任何偏离”这实际就是指广义的非理。相对于理性,非理性是活跃的、能动的和不安分的,非理性因素不受任何逻辑规律的限制,它们时常表现为难以预料的波动或情绪冲动,如本能、直觉、灵感、意志和神秘的体验等。在本文中讨论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指决策者没有对政策问题充分发挥认知,其政策形成主要依据直觉、经验、外部刺激等等。

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产生的主要的原因有:

(1)现实中信息和环境的非确定性。自上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从整体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变化运行规律,未来的变化乃是由某些动态的并且是不可知的,不断变换的需求、机会和选择等混合因素决定的,要利用这种变化并获得益处,或在风险中少付出代价,需要考虑的参数和要素的数目非常的多,这就更加需要直观的判断和感觉。基于这种观点,所谓的非确定性环境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单独个体感性认识之上的主观现象。准确的说,非确定性存在于完成某项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与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种类之间的可见和不可见不同之处。这种感性的差异不是客观的数量,乃是由所涉及到的个体来决定的,显而易见它代表着个人的丰富经验。这样,非确定性就被定义为某种与决策者个体直接相关的事物,这种相关性更重要指的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即非理性的因素。

(2)客观因素的制约。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许多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发挥,例如:政策的时效性,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政策制定中必须要注意时效问题,针对当前问题迅速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政策制定者删繁就简,依靠现有的经验和直觉甚至灵感对问题作出感性判断,及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另外,政策制定的成本,政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有限等等客观因素都制约了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政策制定中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冲突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除了这句话本身。尽管按照传统的政策学观点,我们应该在政策制定中排除非理性干扰,以理性的视角去构筑政策规划。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决策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同构现象是一种客观实在,他在决策行为发生过程中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对于个体决策者而言,他们的决策是在一种既包含理性又包含非理性的有限理性下作出的。而对于群体决策者来,他们对于政策问题的判断可能来自对于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也可能来自于自身经验、直接等感性认识。正是由于这种同构,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 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冲突究竟何者在公共政策中更重要。

第一,必须承认,政策科学是一门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学科。

政策制定作为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是政策科学的核心。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过程的成败,因而在政策制定中的必须对政策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理性的判断。不仅要了解政策本身,还要看到各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还要对未来的变化趋势、方案执行结果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的预测,对政策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采取必要的预防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解决政策问题,推动社会发展。所以,只有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才可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有效性。但是,这种技术经济理性(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是以“经纪人”的人性假说为基础的,在这种理性下,将理性从非理性中分离出来是比较容易和明确的。然而,由于

基于“经纪人”基础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有很大出入,一些学者认为,理研究是针对经济学规范性研究应运而生的,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指出一个在理性意义上最合理的结果,而不是描述人们的真实的行为规律。比如博弈论学者海萨尼就认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而不是实证性理论。至少这种理论正式而明确地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个局中人在对策中为了最有效地促进它自身的利益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在这种类型的对策中他实际上应该怎么做。”由此可以得出,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导致了政策目标简单化,单一化。

第二,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理性是难以避免的

首先,从个体决策者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们无法脱离理性而存在。但是,当把理性狂热地抬高到“唯我独尊”和“无所不能”的地位,否定并抛弃人的情感、欲望、意志等非理性要素,把它当作客观和真理的化身,并用理性衡量一切、推演一切,甚至推演人类时,它也就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非理性,必然要招致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古希腊哲学史上的斯多葛派认为,如果可能的话,理性应该完全压制情感,以达到心灵上的宁静。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人的灵魂最高的属性和力量,它应该统治着人的激情和欲望。很明显,两者都在强调理性的绝对地位和力量,认为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是不可靠的,它们是人的理性的障碍,而对人的情感和欲望加以贬斥。不可否认,人应该具有理性,并且也可以具有理性。然而,人却不是纯粹理性的动物,人有七情六欲,人又是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并不只有理性的思维在发挥着作用,情感、意志、灵感、信仰、潜意识等非理性因素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理性主义张扬盛行之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人的心灵中的非理性的因素也要起着必须的作用。相对于当代公共政策制定所处的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任何人,无论他/她具有多么超人的之后,所能掌握的用以支持其决策行为的知识和信息都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作为富于情感的高等动物,其决策行为并不完全受理性支配,还会受到情感、深层心理动机、宗教激情、价值信仰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个体的经验、直觉、灵感等超理性因素也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次,从作为间接决策者的公众来看,存在群体非理性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同于个人的决策,各种利益集团、公众等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大力倡导政策制定的民主化,除了为落实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权利之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以群体的利益关注制约个体的利益动机,以群体的理性弥补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以群体的理性制约个体非理性的作用。但是,必须看到,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有时会表现出一种群体非理性。集体无意识、群体失智等都是对这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刻画。这种群体非理性一旦被激发,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外部力量可以制约它。这种现象不仅为现代心理学所揭示,也被现实中大量的实例所印证。回忆一下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国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中的群体性狂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群体非理性所具有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虽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只是在少数时候才会出现群体非理性的现象,但是,一旦出现,必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就是理论和经验的对立。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决策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理论分析的政策方案与通过经验得到的政策方案是相互抵触的,这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最让决策者头疼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对方案的选择往往是很艰难的。当然这是很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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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任何政策方案的产生也不会纯粹的依靠理性或非理性,因为无论个体决策者或是群体决策者的决策行为都是一个理性和非理性穿插的复杂过程,即便从行为结果上看是非理性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包含者一些理性的成分。这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中理性和非理性呈现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理性保证了政策在客观世界的精准性,而非理性保证了政策在现实世界的有效性。理性不断修正非理性的政策方案,而非理性又反过来不断改进理性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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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验教学；微观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

0引言

构筑于经济理性与均衡分析假定之上的传统经济学通常被视为一门不可实验的学科。正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著名的《经济学》(SamuelsonandNordhaus，1985)中所说：“可控性的实验室是测算出经济规律的一种可行方法，然而，经济学家们还不能像化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做受控实验，因为控制其他重要因素对经济学家来说并非易事。所以总的来说，他们只能是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那样，满足于观察而已[1]。”然而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日趋复杂与多样性，对经济世界的认识同样也在不断更新和提高，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同样受到了来自现实经济世界的各种冲击与挑战。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DanielKahneman和VernonL.Smith教授，标志着实验方法和实验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界认可，从而推翻了有关经济学研究不可实验的论断。随着产业组织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等经济学新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出现，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尝试用实验方法来认识多重选择的不同均衡结果，相关的实验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经济学开始步入了实验时代[2]。在实验方法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的同时，实验在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学生通过亲自参与实验、分析实验等环节，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抽象的理论，也可以亲自证实或证伪理论，加深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引发学生对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微观经济学作为我国当前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长期以来一直以理论教学为主，是否可以将目前流行的实验方法引入教学当中？如何让学生巩固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实验教学提高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兴趣与主动性，进而提高其综合专业素质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微观经济学为何要进行实验教学，实验教学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领域以及基本原则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未来经管类专业微观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1微观经济学为何要进行实验教学

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掀起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边际主义革命”，随着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出版，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经济学有关自利经济人假说的基础上，通过定义一个更加清晰化、统一化的具有经济理性的行为个体，将数理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框架之中以强化经济学理论推理的严谨性，建立起了一套描述个体经济决策行为的理论和均衡分析体系，使经济学的研究建立起了统一的分析范式[3]，也形成了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企业生产和成本理论、要素价格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演变，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和分析方法也日益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主流经济理论受到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所基于的理性选择假定暗示着决策个体或群体具有行为的同质性(均是最大化的自利行为)。这种假定由于忽略了真实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差异特征和不同条件下认识的差异性，意味着作为基本理论前提的理性人假定在这种情况下是失效的，导致了主流理论的适用性大打折扣[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行为经济学将个体行为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理性假定下个体行为的同质性作为异质性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形，增强了对新问题和新趋势的解释和预测能力[5]。此外，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理论假说也需要通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来判断真伪。通过观察现实发生的经济现象，从中获取实地数据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而实地数据获取的不可重复性、缺乏可控性和难度较大等特点使传统经济学很难获得理论验证所需的全部有效数据，影响了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将实验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后，利用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的优势，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实验在扩展理论、检验理论以及发现新理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大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同时，在经济理论的教学方面，课堂实验也发挥着传统理论教学方法无法比拟的作用。构建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上的微观经济学这门理论经济学课程，由于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抽象的特性，在教学过程中更多采用的是静态分析方法或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讲授过程中充满了大量的数学模型和公式，导致学生面对理论讲授倍感抽象和晦涩难懂，而且这些运用数学知识推导出的结论虽然在理论上符合逻辑，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验证或与实际不符，理论与实际的脱离使学生只能应付于相关结论的机械性记忆，严重影响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以及运用相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实验的方法则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实验方法在理论教学中的运用，能够让学生“亲身经历”理论所阐述的经济运行，亲自去证实或证伪一个理论，改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被动状态，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因此，无论是从微观经济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趋势还是从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来看，将实验引入到微观经济学课堂中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2实验教学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介绍实验经济学的文献和专著大量涌现，实验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实验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之中。根据AlvinRoth教授的说法，实验方法主要用于3个方面：“与理论家对话”(speaktotheorists)，“寻找事实”(searchforfacts)，“在君主耳边低语”(whisperintheearsofprinces)[6]。这3种情况，分别代表着实验方法在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发现新的理论和为公共政策决策提供参考等方面的作用。此外，实验还有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在经济学教学领域。最早的有记录的经济学实验可以追溯到1948年张伯伦在哈佛大学课堂上进行的市场供求实验，引起人们对经济学教学中应用实验方法的兴趣。回顾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主要集中在3个领域的运用：市场理论、博弈论和个人选择理论。因此实验教学在微观经济学课堂中应用也主要集中于这3个领域。

2.1市场实验

市场理论实验是西方经济学家进行的最早的一类经济学实验。1948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张伯伦报告了他的第一个市场实验。他在哈佛大学的课堂通过让学生填写标记着价值和成本的纸牌，导出了这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在这个实验中，参与实验的学生被允许在教室自由活动，并以分散化的方式与其他人协商。尽管市场结构是竞争性的，但是张伯伦发现实验交易的数量大于由供求曲线相交所确定的均衡数量，实验结果显著地偏离了竞争性市场的预测[7]。此后，以学生身份参加这次实验的弗农·史密斯对实验方法产生了极大兴趣。他认为张伯伦让学生在教室四处走动所发生的分散化交易不是检验完全竞争理论的合适制度环境。为此史密斯设计了一个“双向拍卖”实验制度作为替代方案，他证明了这样的市场能收敛到有效的、竞争性的结果。此后市场实验的方法除了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组织有关问题的研究，还进一步延伸到了劳动力市场、国际贸易市场和证券市场等领域，成为经济学实验中最为成熟的领域之一。

从微观经济学教学的角度来看，市场实验主要可以应用于微观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这部分教学内容，通过开展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等课堂实验，让学生扮演厂商和消费者，在课堂模拟不同市场结构的交易过程，亲身体验不同市场结构下厂商的决策行为模式，感受和认识供求机制相互作用形成市场均衡的过程，发现不同市场结构之间的异同，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加深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和掌握。

2.2博弈实验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或游戏论，随着博弈理论在经济学研究中地位的日益突出，实验方法的运用也日益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实验方法能够用于检验博弈对局人的真实行为，并对博弈理论的预测能力和适用范围进行评价和界定。实验经济学家将博弈规则转换为环境和制度，通过观测实验被试对象的决策行为来检验博弈理论对均衡预期的正确性[8]。囚徒困境、最后通牒、公共产品是实验方法在博弈论领域运用得最多的3个方向。此外，随着维克里在1961年第一个用博弈公式解决了独立私人价值拍卖模型，拍卖理论引起了越来越多博弈论研究者的关注，而史密斯首次通过实验的方法检验了这些拍卖理论。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可以采用实验的方法让学生直接参与博弈游戏亲身感受囚徒困境这一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加强学生对占优策略、纳什均衡等概念的感性认识。还可以通过模拟“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环境，让学生通过参加博弈实验，进一步加深对理性人假设的认识，发现理性人假设的不足，让学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远非主流经济学所谓的“理性经济人”所能涵盖，通过实验的方法让学生拉近经济学理论与实际的距离，避免经济学成为远离现实的“黑板经济学”[9]。

2.3个体选择实验

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和自利性假设的逻辑推论，是个体能够在稳定偏好下合理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选择结果及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但在现实中，个体的选择和决策往往与这些假设是不符的。由于个体偏好在自然环境中很难被观察到，因此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代表的非主流选择理论开始通过实验的方法对个体选择中经常出现的非理性行为进行分析，这类实验多指不确定或风险情境下的个体偏好选择问题的研究，主要针对所谓的“预期效用理论”而展开，实验形式大多为“彩票”(lotteries)选择实验[10]。在个人选择实验中比较著名的实验有阿莱(Allais，1953)设计的“阿莱悖论”实验、Lichtenstein和Slovic(1971)发展的有关“偏好逆转”的实验，以及Kahneman和Tversky(1979)有关“前景理论”的实验[11]。因此，在中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课程中可以通过模拟上述有关个体选择行为实验来验证期望效用理论。让学生参与实验做出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体决策，验证、比较实验结果和期望效用理论之间的偏离，进一步思考期望效用理论存在的问题。

3实验教学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的基本原则

经济学实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它通过选择真实的行为人在模拟的实验环境中进行实验，因此实验需要在程序、激励等方面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以实现实验设计的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目标。弗农·史密斯通过总结大量的实验设计的成功经验，在1967年提出了价值诱导原则这一实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为了确保经济实验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他认为实验设计必须满足显著性、支配性、隐私性与报酬的单调性等原则[12]。而实验的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应用到经济学的课堂中，虽然实验的规范性和严谨性不如研究型实验要求的那么严格，但是同样需要遵循这些经济学实验的基本原则。除此以外，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该遵循正确处理辅课堂实验与实验室实验、验证型实验与设计型实验以及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关系等基本原则。

3.1价值诱导原则

价值诱导原则的核心是把实验被试者置于同真实市场交易相似的模拟实验环境中，在合理的实验机制设计下，通过为被试者提供真实的物质激励，考察其在物质激励下的经济行为，而将非经济方面的影响减小到最低的程度，这也是实验经济学同心理经济学和其非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区别[13]。在开展经济学实验时，要使具有不同特征的被试者能够像真实的经济人一样做出行为决策，就需要采用价值诱导原则。在实验过程中，可以通过一定的报酬(这种报酬既可以是货币奖励，也可以是本身没有内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只要是被试者渴望得到的就行)实现对实验参与人的控制，诱导实验参与人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性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使用报酬手段诱发实验参与人的特征应满足单调性、显著性、占有性3个条件。此外在实验中一般要求对每个实验参与者的所获报酬保持隐私性，实验者可以通过密封的纸条等方式让每个被试者只知道自己从每一次行为决策中所能获得的报酬。可见，价值诱导原则不仅是实验经济学在实验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且在课堂实验教学中也同样适用[14]。在微观经济学的课堂实验中，除了可以使用一定的货币和物质报酬外，也可以使用本门课程的分数来作为激励手段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做出决策。

3.2正确处理课堂实验与研究型实验的关系

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进行实验教学时，首先要认识到经济学课堂实验和研究型实验的差别。研究型实验主要是通过受控实验对已有的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或通过实验发现经济规律。而课堂实验的目标在于教学，因此需要从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出发来设计实验，根据不同的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以及不同层次的实验对象，制定明确的实验目标，确保实验方法、实验制度、实验激励等环节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保证课堂实验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并取得明显的实验效果，从而达到实验教学的目的。

3.3正确处理课堂纸笔实验与实验室计算机实验的关系

将实验的方法应用于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当中，教师可以通过简便易操作的实验来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原理。这种互动性很强的教学手段改变了过去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听的单向信息流动的状态，形成了师生互动、老师引导、学生参与其中的双向交流过程，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从实验工具来看，经济学实验主要可以分为纸笔实验和计算机实验两种类型。在实验经济学发展的早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有的实验都是在教室或实验室中通过纸、笔、黑板、时钟等设备来进行。这种纸笔实验最大的优势在于实验工具简单，操作简便，对场地没有特别要求，在教室中就可以进行实验，作为一种理论教学的辅助手段，加深学生对相关理论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实验开始依赖于计算机进行[15]。计算机实验的优势在于能够提高实验效率，通过使用计算机，被试者在进行决策和选择时只需要填写某个数字或者点击一下鼠标即可完成，实验结果也会迅速在计算机屏幕上精确地显示出来。由于计算机实验的进行一般需要在专门的标准实验室来完成，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安排单独的课时来进行实验或者设置微观经济学的配套实验课程(根据专业的不同，也可以在高年级开设实验经济学课程)。

3.4正确处理验证型实验与设计型实验的关系

依据教学目标的高低和学生层次的不同，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开展实验教学时可以将实验分为验证型实验和设计型实验两种类型。验证型实验侧重通过对课本上的经济现象、经济理论等进行验证，使学生通过实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弥补对经济理论和现象感性认识的不足，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基本实验操作技能，是经济学实验教学中最为普遍的类型。但这种实验形式在实验过程中学生容易产生依赖性，只是被动的跟着老师的安排走，不利于锻炼学生的独立操作和思考能力。设计型实验是在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经过系统归纳并掌握了较强的实验技能后，只给出实验题目和要求，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并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实验研究。设计型实验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实验查阅文献、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得到全面训练和提高。设计型实验作为实验教学的高级形式和阶段，比较适用于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学。

3.5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关系

教学方法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所采取的教学手段、教学方式，它不仅反映了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也直接影响着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掌握、理解与兴趣。作为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来说，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理论教学的目的在于夯实学生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功底和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实验教学则通过让学生亲身参与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观察判断能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不同于理论教学，但是又不能脱离理论教学，实验教学是依存于理论教学的教学手段，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同样如此。实验作为一种教学工具或教学手段，与课堂理论教学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的关系。因此，只有建立科学合理并能给予实验教学以充分重视的经济学教学体系，才能全面完成培养高素质经济学人才的教学目标。

篇10

这很重要，因为下一步要干的大事，是在他们的天猫店上玩的。以下是《销售与市场·渠道版》记者采访易观张鹰实录：

第一个拳头

宏三在天猫怎么玩呢？

上来先杀引流品，你知道什么是引流品吗？腾达路由器，还有罗技的鼠标。

记者：因为便宜是吧？

张鹰：罗技鼠标不便宜，罗技原来是鼠标最好的品牌，现在差不多是鼠标的一线偏后一点，稍微有点过气了。

怎么算出来这两个是引流品呢？

首先引流品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绝对销量，量不够大说明它不是刚需，引流品一定要是刚需。不是刚需的话，就引不来流量了。

引流的核心是吸引流量到我的店铺，所以我在各个地方投放，顾客看到这个产品、这个价格就会有意愿来了解一下我这个店，就是做这个的。

为什么要选这两个呢？

因为天猫上很多买家，是相对专业的玩家，就是不到发烧的水平，但是他是有挑剔的，相对懂的人上天猫去淘。

也就是说，买鼠标之前他脑子里面会有几个牌子的概念，不会是什么牌子的概念都没有，随便挑。

所以，要怎么选品搭配呢？你看，刚才说的两个都不是第一品牌，但是品质没有问题。

但我们选的是在供应链方面绝对有优势的爆款。假如腾达路由器一般价格是120元的话，我们就以宏三的整体采购能力吃下一款，包销一款给他做到80元，一下就形成了落差。

80块钱打路由器，我们用了一个多星期就让这个单品冲到路由器的冠军。

打到这个程度之后，我们就可以两面说话，一面是跟天猫说话，你看我新店，稍微动个小指头，一下单品第一，我牛吧？

然后你回来跟腾达说，你还让那些分销商在网上卖？他能卖几个货？20个你还给他发货？我包了，我给你签独家，你说个数字吧。你家的路由器全网销售我独家包了，谁能有我量大？上游肯合作了吧？

所以说，做好IT管理能力，绝对的供应链控制，让市和场不要分离，这才能玩大。

然后就是配送、仓储问题，然后才是促销、店员、店长和网上客服的激励机制，这样你玩起来才顺，才不憋屈，才倒腾得开。

第二个拳头

但是，有个问题，光打路由器、鼠标也不行，为啥？

有销售量没有销售额，因为客单价低，你还必须再有第二个拳头，解决销售额问题。我要一天卖1个亿，靠这个玩意不行，什么东西量又大总价又高呢？就是最绚的笔记本和最绚的手机。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个零售原理：

一个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下他能接受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消费者是多面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购物场景中，他的选择偏好完全不一样。人就是这么复杂的。

你跑到东方广场，买了一个LV的包包，想买电脑，就只能买苹果电脑，你没法买联想，你把你自己挤到那儿了。

但是同样一个人坐在家里面，你在天猫上一逛，忽然一个优惠券弹出来：今天联想促销降1000！

你一想，联想还有触屏呢，这多合算，吗要买苹果呢？然后下单。

同一个人，绝对是这样。如果不理解这个，就做不好零售。零售场景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理性决策，所有的分析都是理性的，所有的决策都是感性的。零售的奥妙就在于用理性的逻辑引导客户做出感性的决策。

这个配置完了之后，找出热销量最大的笔记本或者是手机，比如当时我们主打三星的S3，就把S3打到网上的基本最低价，让它去杀量。

记者：这个作用还是引流？

张鹰：这个作用不是引流，是走总量，因为客单价高，这时候我必须把交易额做大！

做交易额是给谁看的呢？是给天猫看的。为啥？要不你不会重视我。你看我开店还不到200天，我一天2000万了，能不能重点支持啊？

大家都卖三星S3，首页呈现谁家的？寻求流量支持、促销支持！这就是良性循环。我也卖、你也卖，窗口就是这么有限，位置就是这么有限。

小卖家的玩法叫作直通车、竞价，大卖家的玩法是直接抢促销位、活动位。双十一那么多促销位是博弈的结果，我要几个位置，几点几点我要出来、我配什么产品，这都要布局。

所以，你看，第一拳是引流，第二拳解决销售额的问题，第三个才是关联销售、高毛利配置、推荐组合，到第三步才是赚钱。这是一个系列套路。

记者：什么产品高毛利？

张鹰：膜什么的这毛利太高了，清洗的东西、配的盒子、套子这绝对是高毛利。别看金额不高，毛利很高。

记者：毛利能有多高？比如去年6·18一个亿的销量，利润有多少？

张鹰：6·18当天不赔钱就不错了，绝大部分大促的时候大家是赔钱的，宏三还能赚点钱，虽然赚得不多，但是做这个渠道的真正目的还不是为了做好这一个店，而是另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