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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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结合多年从事刑事检察工作来分析检察机关运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探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合理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依据和方法，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 化解社会矛盾

审查，是刑事诉讼承上启下的关键，承担着打击犯罪、保障权利、维护法治的重要职能。构建和谐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离不开检察职能，在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意义重大。司法部于1994年正式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2005年下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了法律援助制度，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2013年2月4日新修订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均确立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从提出到明确到正式确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探索近二十年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在审查阶段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不突出，这与之前缺乏法律规定和缺少推进该制度的方式、方法有关。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法律援助适用阶段进行了扩展，对适用对象进行了扩大。根据以上规定各级检察机关针对不同适用对象分别制定出适用的方式、方法，通过审查案件，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也明显提高。

一、审查阶段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依据主要体现在新法对刑事法律援助适用阶段的扩展

笔者认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平等、人权和正义三个方面作为理论基础，从而确立和形成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理由和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律方面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法律援助”。[1]而法律援助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刑事法律援助。刑事法律援助在使公民获得平等的司法保护、保障当事人享有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已成为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新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将刑事法律援助适用时间进行了扩展。

在审查阶段提供刑事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意义。刑事诉讼中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大部分发生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阶段获得刑事法律援助不仅是人权保障的必须，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要让刑事法律援助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就要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刑事法律援助的地位。《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符合规定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人，符合规定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二、审查阶段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化解社会矛盾的方式和方法主要表现在适用对象扩大后适用事项的增多

目前，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不能够合理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产生多少社会矛盾的数据无从得知，但是，纵观现在的涉法、涉检上访的刑事案件逐年上升的数量就可见一二。笔者曾经通过为被害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成功的化解社会矛盾，将社会风险降为零。这是一起农民工讨要工资引发的故意伤害案，被害人是三名民工，讨要工资无望还被殴打，其中一人致死、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通过审查案件，笔者认为此案是农民工讨要工资案件，处理不及时、不得当会引发社会矛盾、给检察工作带来舆论压力。审查后，及时通知被害人及被害人近亲属可以聘请诉讼人，便于维护其合法权益。被致死的被害人近亲属聘请了诉讼人，另外两名被害人明确表示家里无钱聘请诉讼人，如果公检法处理不公，就要上访找有权机关说理做主。在此情况下，笔者想到为这两位被害人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律师在接到案件后，根据案件情况撰写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并及时递交。之后，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律师积极与被告人的辩护人取得联系协调民事赔偿，该案一审已经生效。因为援助律师的努力和协调，两名被害人均得到民事赔偿，同时对案件的处理表示满意。这起案件是笔者所在市第一件为被害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本案的处理结果和处理方式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原来，案件承办人如果可以细心、耐心、真心的对待当事人，一些上访、缠访的案件完全可以化解。受到这起案件的启发，包头市检察院已经与包头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已经在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推开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工作。

由此可见，作为承办具体案件的检察官，要结合检察工作实践来分析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职能部门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关系，通过承办案件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矛盾；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适时转变思路，研究探索完善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以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运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可以适用以下方式和方法：

1.明确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援助的对象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当事人。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将援助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人四类人群：未成年人；盲、聋、哑；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人。

2.扩大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申请的事项范围。除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的，可以申请获得刑事法律援助外，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也应当认为是符合申请条件：（1）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会引发社会矛盾或的；（2）家属反映强烈；（3）当事人要求提出聘请律师申请，家属不予支持或者无法通知到，当事人反映激烈的；（4）当事人为本市辖区以外的外来人员，当事人家属无法参加诉讼的。

3.明确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时限要求和工作流程。人民检察院在收到移送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应告知当事人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将《法律援助告知书》交当事人。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在24小时内将申请转交或告知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并于3日内通知申请人的法定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协助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关证件、证明材料予以申请办理。

4.建议、协助法律援助机构组建专业的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议在本辖区律师范围内招募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热心社会公益、具有三年以上刑事辩护经验、无执业违纪记录的骨干律师，组成本辖区的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并建立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准入、评价和退出机制；对于为四类人群殊人群提供过服务的法援律师，建议法律援助机构将其设为专门服务该人群的专业律师 ；对承办过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检察院公诉部门做出公正评价，将对当事人负责、能够化解矛盾的律师推荐法律援助机构作特殊备案，具有专业知识、符合专业律师条件的推荐给法律援助机构作专业律师。

5.建议、协助法律援助机构设刑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在检察院公诉部门设立法律援助工作联系点、设立服务电话，及时为刑事被告人、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申请初审、对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援助服务等事项。

6.特殊情况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紧急或特殊情况下先予提供法律援助的，申请事项属于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且因情况紧急、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或者涉及人数较多的案件，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的，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与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协商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7.简化申请手续，对以下规定：（1）由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救济的；（2）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已获得司法救助的；（3）农村户籍务工人员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4）现役军人及其近亲属；（5）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申请法律援助的；（6）持有残疾人证且无固定生活来源的；（7）国家及省规定的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的其他情况的七类人员，告知申请援助时无需提供经济困难证明并协调法律援助机构尽快办理。

总之，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在于让人人都能平等的站在法律面前，让司法的正义不能因为个体条件的差异而区别对待。作为打击刑事犯罪一线的公诉人来说，应针对当前社会矛盾出现的新变化，在依法、充分履行现有职能的基础上适时转变思路，探索完善检察环节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职责，依法化解、减少、缓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司法公正，理顺群众情绪，促进社会和谐。

注释：

[1] 基金项目：2012年人民检察院重点调研课题

[2]（英）丹宁勋爵，著.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的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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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调查与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存在教育权、发展权、人身权、受监护权缺失的问题，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堪忧，对其进行法律援助已成为当务之急。在进一步探讨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法律援助之前，有必要对农村留守儿童及法律援助的概念加以阐述。

（一）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这一概念自1994 年第一次提出时，主要是针对父母出国留学、工作而被留在国内的儿童，这和现在“留守儿童”的概念差异较大。有学者在研究中对农村留守儿童作出如下解释，是指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务工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由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友委托监护及独立生活的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笔者认为这种阐述既符合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又符合有关儿童的国际公约，因此在本文研究中采用了这一解释。

（二）法律援助的概念

我国2003年通过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列》中无专门条款来界定“法律援助”这一概念，可见我国对“法律援助”的概念界定采取隐含型方式，目前理论界对法律援助的概念各抒己见。本文研究的法律援助采用如下定义，即法律援助是指对难以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基本权利的社会弱者，由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环节和各层次上，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二、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问题分析

（一）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立法缺位

我国立法未将留守儿童的特殊性加以充分考虑。由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程序上应具有相应的特殊性，援助人员应具备专业性，进行援助时应兼顾优先性与灵活性。然而在我国立法上，法律未将留守儿童与正常的成年人加以区分，也未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特殊性加以充分考虑，这样不利于农村留守儿童在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法律程序及时得到救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针对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缺少专门条款的规定，就毋庸说有关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专门规定。所以，制定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和保障制度给予留守儿童更全面的保护已势在必行。

（二）法援资源有限，办案质量欠缺

1.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大。伴随着农民工流动数量的增多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增长趋势。由于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留守儿童缺少必要的关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孤儿。一方面，由于缺少家庭的保护，留守儿童受到外界侵害的事件增多；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监管，留守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差，容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身心健康扭曲，违法犯罪的频率增加。随着法制观念的不断深入，无论是留守儿童寻求自我权益的保护，还是因自身不当行为引起的纠纷矛盾，都亟待法律加以有效解决，因而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

2. 留守儿童法律援助资源有限。面对留守儿童如此大的法援需求，法律援助因受到人、财、物等因素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仅有的工作人员远不能满足该需求，使得目前的法援资源远不能适应社会对法援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站可以介入并分担如此多的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案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事实上，靠法律服务谋生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对于无经费保障且较多的法律援助案件是否倾尽全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最终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效率和办案质量。

（三）经费紧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步履艰难

充足的援助经费是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顺利开展的必要保证，若无必要的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制度将无法落到实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又在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条例规定了以政府为主，社会积极参与的经费保障措施，虽为解决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经费保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并未规定任何强制措施和法律后果加以制约，经费来源依然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办理留守儿童相关的案件所必需的交通费、差旅费、复印费、通讯费、查找资料、调查取证等费用支出，法律服务工作者除了耗费时间、精力以外，还需由自己来支付办案费用，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办案的积极性。

（四）农村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法律意识薄弱，对法律援助制度认知度较低，增加法律援助的困难 。

农村留守儿童远离父母监护，自身法律意识薄弱，加之临时委托监护人对法律援助工作不甚了解，对法律援助制度认知度较低。当留守儿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或是自身行为侵害他人利益时，往往不能通过合法有效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于受居住环境、生活习惯、文化层次、交通条件等因素限制，农民惧怕通过法律援助打官司，有着传统的息讼意识。所以，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的法律援助自主性不强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五）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法律援助形式简单

1. 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针对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我国无论是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无专门规定。仅有的法律援助立法滞后，特别是原有的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配模式已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关部门对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不到位也是法律援助中心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对于免交费而获得法律援助的留守儿童案件，当事人则需要提供一套完整的证明材料。而这样一件法律援助案件的证明和材料收集，很可能要涉及到公安、法院、工商、档案等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协调能力不足，需交纳相关费用，无疑增加了法律援助案件的成本，这导致了经济困难家庭的农村留守儿童接受法律援助却不得不中途退却。

2. 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形式简单。法律部门并没有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性而特别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和援助方式。现阶段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形式简单，法律援助工作最常见的方式是简单的诉讼以及法律咨询。以非诉讼法律事务为主的法律援助，如对农村留守儿童开展法制宣传、心理咨询的事前预防机制，没有在农村地区实践。

三、完善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由于农村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关爱与监护，易造成社会化过程的扭曲，因此运用法律援助手段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极为必要。

（一）立法保障

我国的法律援助立法才刚刚起步，急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中未专门规定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是一大缺陷。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关于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理想立法模式应采取分别立法的模式为宜。首先制定统一的《法律援助法》，然后专章规定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其中，充分考虑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特殊性，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职能、设置，援助对象和援助程序，经费投入及管理体制等问题从立法上予以明确，以确保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行，从而为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经费保障，强化政府职能

法律援助经费是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顺利实施的保障。解决经费来源可以考虑三种途径：一是国家财政拨出专款服务于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因为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留守儿童的保护是政府的责任；二是通过社会力量的捐助，关心支持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工作；三是通过保险制度筹措法律援助资金。可参照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设立农村诉讼保险制度，在保险期间内，可由保险公司在规定额度内承担各种诉讼费用。保障经费来源，确保农村经济困难、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

（三）人力资源保障

由于国家对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不够重视，再加上从事法律援助的人员不多。在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下，政府应切实担负起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任务。落实律师每年免费为农民提供一定法律服务的义务，对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加以专业培训，建立专职的法律援助律师队伍。法律援助中心应指派专业律师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法律服务，将农村留守儿童维权案件直接指派给有责任心及业务专长的律师办理，同时建立监督制度，实行办案跟踪检查，针对重大疑难案件应指派专业团队办理，提高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

法律援助机构可充分发挥当地妇联、共青团等社团的积极作用，通过设立援助站，积极与社团联系，共同推动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援助维权工作，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的问题。

（四）加大对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宣传

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在做好法律服务的同时，积极延伸法律援助的辐射功能，如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网络和开通援助热线，可通过网络、广播电台的形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开展心理及法律有关知识的咨询；也可在部分村社设立法律咨询平台，由专业法律工作者定期到现场接受法律咨询，增强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意识，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及对复杂社会现象的鉴别能力，知道合法行为，什么是违法行为。整合各方力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五）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提前介入机制，提前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1.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维权绿色通道”，优先受理农村留守儿童案件。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维权绿色通道”，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村留守儿童案件，优先接待，及时受理，保证农村留守儿童获得及时的法律援助。办理留守儿童法律援助证，有法律援助证的留守儿童及家长，凭证即可向司法机关申请法律援助，不用其他证明材料和审核手续。

2.简化办案程序，建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的提前介入机制。另外，对农村留守儿童维权案件的管辖权，凡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一律采取属地管辖原则进行受理，不分户籍和省籍，均可向承办案件的单位所在地法律援助中心提出法援申请。建议各级法院“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许可指派律师采取提前介入调查取证等非诉讼措施。如果家庭监护出现障碍时，可通过设定诉前变更监护、指定监护、监护权丧失等形式，进一步保证留守儿童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及时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这样就在某种程度上，简化办案程序，提前法律援助的介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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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日前颁布了《工会法律援助办法》，规定工会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为合法权益受害的职工、工会工作者和工会组织提供无偿法律服务。县级以上工会将建法援机构，为职工提供无偿服务。

作为中国弱势群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发展。法律援助是国家通过设立专门机构，给那些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义务提供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帮助，是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制度，我国宪法、邢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但是，我国法律援助还存在着供需矛盾突出、受援层面狭窄、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全国总工会颁布的《工会法律援助办法》要求“县级以上地方工会和具备条件的地方产业工会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在同级工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地方工会可以与司法行政部门协作成立工会(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也可以与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合作，签订职工法律援服务协议”。这是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和突破，对法律援助对象、范围与形式、法律援助程序及法律责任等问题作了细致可行的规定。其最大的突破是将法律援助做为组织行为、政府义务或者说是国家行为。毫无疑问，《工会法律援助办法》的出台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中的一件大事，它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对工会法律援助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范，为在全国范围内工会组织建立，健全和开展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标志着我国工会在保障职工权益方面真正走上了法治化的轨道，这种做法必将大大提高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的力度和刚性，工会法律援助不愧为工会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希望工程”。

毫无疑问，面对利益关系多元化、劳动关系复杂化的新形势，全国总工会坚持中国特色的工会维权观，积极探索职工维权社会化心机制，摸索出了一条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工会工作实际需求的工会法律援助机制，并及时地颁布了《工会法律援助办法》，体现了党的政治优势和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的能动性、积极性，打造职工维权“绿色通道”，便捷地为职工服务，增强工会维权成效，做到了维权关口前移，减少新的劳动关系矛盾的发生，在和社会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党和政府分了忧。解了难，真正成为党和政府的好帮手与职工的“娘家人”、“贴心人”，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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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责任，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领导

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更好地落实目标责任，我们成立了由县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局长为组长,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基层科、宣传科、公律科、法律援助中心等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指导。初步形成了由局党组统一领导,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相关职能股室组织协调，乡镇司法行政机关自觉参与的工作格局，为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充分发挥法制宣传职能，强化未成年人的法制观念

在开展“五五”普法工作中，我们始终把未成年人的法制宣传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通过四种法制教育形式,深入持久地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一是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普法教育机制。主动与县教育部门联系，在全县中小学校配齐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在教育局领导的密切配合下，全县中学都配齐了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严格落实责任制，规范法制宣传教育的制度。

二是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

以漫画、图片作宣传展牌，在全县学校巡回展览。我们向省、市普法办以邮寄形式，收集关于吸毒、网吧、不尊重长辈和老师等一些漫画图片，共制作160块展牌，深入各学校巡回展览，让学生观看和自我对照剖析，并要求每一名学生写出《观后感》交给学校的法制副校长评阅。通过巡回展览，不少学生深受教育和启发，同学们感慨的说：“平时我们听法制课倍感乏味，而看这些图片让我们还有些吸引力，也领会了很多法律知识”。

三是开展把法律带回家的主题活动。

组织县普法讲师团，在各学校巡回宣讲法律知识。县依法治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吸纳法律和授课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成立了县普法讲师团。深入到全县各学校巡回宣讲《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义务教育法》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课。结合生活中实例案件进行以案说法，让学生通俗易懂，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五五”普法开展以来，全县共有中小学生2.6万余人接受法制教育。

四是开展经常性的普法宣传活动。

结合青少年实际，在电视台常年开辟“普法之窗”。青少年尤其是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很容易在法律上产生一些模糊认识，对一些犯法，罪与非罪的辨别亟待我们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今年，我们购买了一些愚教于乐的专题法律节目片，在电视台以“以案说法”和“一问一答”等形式开辟“普法之窗”。让学生们观看后晓知以理，知以法，使他们懂得了很多法律知识。

三、大力实施“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程

四、加大法律援助工作力度,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是建立健全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我们在县团委、县妇联和十个乡镇设立了未成年人维权工作站,在全县各中小学校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让各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担任法律援助信息联络员,全县基本上形成了由团县委、县司法局组织协调，法律援助中心具体指导，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主动介入,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联系点主动参与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助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

二是简化了工作程序,畅通了工作渠道。为了确保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时能及时获得法律援助,我们简化了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程序,规定凡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一律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同时还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申请,法律援助工作站可以先承办再申请,以节省工作时间,及时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是建立了目标考核机制,确保任务分解落实。为了确保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落实到实处,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目标考核制度，把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质量、服务态度列入了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落实了奖惩措施，签订了《法律援助责任书》，规范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确保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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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对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健全我国法律体系与结构、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工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工作就成为目前法律研究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规范和标准来划分弱势群体，给实际的公证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较大程度上的难度，需要相关部门在制定法律标准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和完善，以保证援助工作有序展开。

论文关键词 公正法律援助制度 弱势群体 和谐社会 贫富差距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公证机构依据《公证法》的相关内容给予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有偿或无偿法律援助的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我国在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深远，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实践性的建议，以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一、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重要性分析

（一）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过程

1. 公证法律援助的明确确立。1997年5月20日我国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了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同时公证处也成为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机构之一，向社会提供公证法律援助服务。也正是从此时起，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正式成为了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了法律援助的性质、任务目标、方式、在组织机构、援助范围、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我国公证法律制度有了实施的法律依据，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公证法律援助得以广泛而深入的展开，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体现了我国法律机构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与体系的决心，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建立步伐，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的基础，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

3. 法律援助形式的确立。200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颁布实施，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法律援助形式，促进了公正法律援助工作的高效展开，也为实际的援助行为法律化、制度化提供了实施依据，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行为的合法性，进一步规范了公证法律援助的职责范围，推动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分析

1. 我国法律体系完善的客观需要。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充满了波折与阵痛，在我国刚刚成立就已经明确了法律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探索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我国历史时期的特殊阶段法律制度遭受到了严重的践踏，对我国法制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法律体系的确立和完善工作停滞不前，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法律制定工作得以走上正轨，法制化进程在此历史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形势对法律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将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纳入法制化轨道，法律内容的全覆盖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亟待加强。基于此种背景下，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得以明确确立并取得长足进步，可以说之所以会出现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正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所带来的客观要求。

2. 弱势群益合法利益的有力保障。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不仅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也导致了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平稳运行。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以及实施，从根本上丰富了法律体系的内容，给予社会弱势群体法律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随着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维权行为的合法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进一步丰富了维权手段以及针对弱势群体利益侵犯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加强，相关人群的合法利益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障，为我国和谐稳定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法律保障，推动了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步伐。

二、 现行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如何认定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我国虽然颁布实施了《公证法》等公证法律援助条例或标准，但是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认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符合现象却进行公证法律援助的现象。比如老人的赡养问题，家庭境遇较好的老人往往会因为子女不赡养等问题进行法律援助的申请，而此种行为一般都会被受理执行。单单从法律援助条件上看此种行为是不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条件的，因为被援助的对象尽管是老人，但是由于其家庭境遇比较好。生活能力或者生活所需能够得到有效的满足，与公正法律援助条件中弱势群体等援助条件的标准相悖，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质疑，导致其行为在法律适用范围内是属于不合法行为，造成了社会影响较大，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运转和公正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威性。

（二） 公正法律援助对象的狭隘性

我国《公证法》规定对符合法律内容规定的当事人可以采取有偿或无偿的法律援助行为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或者赔偿请求。这里的当事人在实际的法律公正援助制度中基本上是自然人，而我国《宪法》则将自然人、法人、组织统统归纳为自然人，那么在实际的法律援助行为事实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偏颇一面，对自然人能够进行良好的法律援助服务，可是针对法人以及组织却没有有效的进行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对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狭隘性，造成实际的当事人合法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往往因为法律界定上不属于“自然人”而遭到拒绝，导致其权益的维护遇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困难，也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因此，我国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中当事人的包含范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狭隘性，已经在实际的维权活动中显露无疑，需要认真的对待，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来丰富完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保证其社会涵盖面能够符合实际的经济生产生活所需。

（三） 法律援助形式应该更加主动

根据我国《公证法》以及地方相关法律法律的内容，进行公证法律援助服务的前提都是当事人向相关机构提出了援助申请，公证机构在进行核实之后才会被动的进行援助行为。此项决议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当事人的界定存在着不足，当事人涵盖面的狭隘性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主要说的则是当事人自身是否具有提出申请的能力以及行为，当当事人无法活动或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时，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申请，此种情况下公证法律援助服务是否应该展开或者主动进行？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规定，导致实际的当事人权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法律援助行为只能是被动式的展开，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当事人包含的某项面临失传的技术或者手艺时，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就应该及时的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以保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然而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受到了法律援助条款的限制，导致其工作行为主要是以被动式为主，缺乏灵活机动的操作性，面对着经济形式的迅猛发展，明显落后于实际的客观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改进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 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虽然法律援助公证制度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经从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公证机构的人员编制还是脱离于政府编制之外独立运行，导致从事法律公正援助的工作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不同学历、年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充斥其中，造成了整体援助实施过程中专业技能以及服务水平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工作人员整体参差不齐导致的法律援助行为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以及当事人的满意，对公证人员的素质以及公证机构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五） 公证机构日常行为受到的法律约束较低

目前我国的公证机关在进行日常的法律援助行为时，按照规定执行的意识比较淡薄，公证行为以及公证约束力饱受质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构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导致其自身内部违反规定等行为滋生，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制化进程以及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严肃性。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导致法律援助行为以及流程不合法现象比较普遍，比如2004年5月11日西安宝马彩票时间，公证机构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导致整体公证行为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日后开展公证行为过程中充满了不信任以及质疑等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机构来对公证行为以及法律援助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迫在眉睫。

三、 推进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建议分析

（一） 完善监管机构，加强人员素质培训

针对目前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日常工作流程疏于管理和违规操作等行为，需要建立严格高效的法律监管部门来约束日常的工作行为，保证其工作能够处在社会的监督之下，杜绝隐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为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氛围，保证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行为法制化以及规范化，提高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信誉度以及形象，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工作也要持续展开，在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将世界先进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益处向工作人员普及，充分推动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能够与国际接轨，跟上时展的潮流，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丰富及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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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高校 学生 法律援助 诊所教育

一、研究背景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广义上的法律援助主体并不限于政府，社会各界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均可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经过不断的摸索和总结后，我国已经形成了政府与社会混合型的法律援助运作模式。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晚，援助力量薄弱，法律援助供求严重失衡，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支撑。而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出现一方面对于缓解供求矛盾、补充政府法律援助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对于高校的法学教育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可以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实务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在现阶段，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还远不成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机制来规范，法律援助的效果也受到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高校法律援助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对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现状

高校的法律援助活动与诊所式法律教育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由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让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职业责任感；另一方面，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出现和普及也为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铺平了道路。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起步则相对较晚，直到21世纪初才引进这种法学教育模式。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并依托其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截至2012年12月，我国已有151个高校的法学院或法学系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这为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武汉地区的高校为例，武汉大学1992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中南民族大学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诊所法律教育中心，并依托该中心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华中科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后与社区居委会有机结合，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活动。

（一）武汉大学的法律援助

武汉大学是我国最早一批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高校之一，其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来，不断加强自身发展优势，在武汉群众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二十余年来，中心面向全国为社会弱者义务提供法律服务，许多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又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依法讨回了公道，走出了绝望和无助的困境。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已接待咨询约50000余人次，回复信件近21000余件，电话咨询约38000余次，通过中心的网站提供法律意见1000余次，诉讼案件达18650余起，胜诉率达78%。现在的社会弱者权利与保护中心已经不依托于武汉大学，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社会团体，其发展模式在我国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中独具一格，特色鲜明。

（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律援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0年5月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作为学校服务社会的窗口，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社会提供法律咨询和案件。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共接待来访者9000余人次，回复电话、信件2000余件次，写作法律文书3000余份，各类案件1200余件，其中包括创中国民间法律援助标的额之最的阳新县8岁儿童石某某高压电电击人身损害赔偿案；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湖北某船厂150余名职工房屋纠纷集团诉讼案等重大案件，受益人群遍布全国各省市。中心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实现了尽最大努力，为最需要法律服务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以实现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稳定的目标。

（三）中南民族大学的法律援助

中南民族大学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诊所法律教育中心，它与中南民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通过法律援助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是中南民族大学法律诊所的特色之一。中心截至2012年12月已接受咨询2000余次，承办案件70余起，到社区服务8次，社会调查2次。其中办理的案件以劳务纠纷、合同纠纷、相邻权纠纷等案件居多。目前，中心已经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洪山区人民法院一起，就“少数民族及其他少数人语言法务翻译诊所援助教学法探索”课题进行调研，并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四）华中科技大学的法律援助

华中科技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起步相对较晚，其最大的特色是依托于社区居委会开展法律服务，服务对象也仅限于该社区居民。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设立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与华中科技大学社区居民委员会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遴选课业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居委会为据点，为寻求法律帮助的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写作法律文书等服务。该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案件及接受咨询40余次，其中20余起为家庭和财产纠纷。该校法律援助中心运作资金主要是由该校法学院与居委会共同负担。由于资金短缺等限制，该中心遭遇了不能扩大受众、进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的尴尬。

三、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的问题

尽管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在补充法律援助资源，扶助弱势群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高校援助机构在诉讼中存在局限性

第一，目前我国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补充，却没有在立法上得到确认和支持，这一状况使得某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遭遇诉讼时身份不明的尴尬和运作不畅通等问题。

第二，高校学生在提供法律援助时并不具有律师身份，他们只能是以一般公民的身份来办理具体案件，因此学生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一定限制。由此可见，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要想像律师一样开展法律实践，无论在法律规定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状况势必会影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对法律援助活动的顺利开展形成巨大的障碍。

（二）对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机制不健全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其依托的是高等院校，因而其首先要受高等院校的领导。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全国法律援助工作，故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又应受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监督。这种双重管理模式有可能造成因管理权限不明确而带来的管理缺失或管理冲突。其负面效应在于，一方面使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运作缺乏合理规制，导致无序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管理和监督的不明确，会导致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缺乏社会支持，而生存艰难。

（三）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缺乏资金支持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遭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资金不足问题。这一问题在不同的高校存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可以获得外来援助，但是相关基金会对于受资助的高校法援组识的审查非常严格，因而获得资助的高校比较少。其他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学校团委、院、系资助（如中南民族大学获得学校专项拨款）；社团会费；商家赞助（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拉外援的方式曾得商家赞助）；各种基金会资助；律师事务所资助；社区组织临时性赞助（如华中科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依托于社区居委会）；律师赞助等等。经费不足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负担不起进行案件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不得已放弃了一些原本可以办理的援助案件，这直接影响了高校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长足发展。

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础上。就我国目前而言，法律援助缺乏系统明确的法律法规。除《法律援助条例》之外，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一般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尤其是在民间法律援助方面，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对民间法律援助组织进行规范。因此，这就需要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立法，为高校法律援助确立法律依据。

首先，应对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像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与保护中心这样成功注册的案例并不多见。只有立法确认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合法主体身份，进行统一注册登记管理，才是高校法律援助组织迈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其次，开展法律援助的高校学生的资格问题应当明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从法律职业化教育的角度出发，承认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的“准律师”身份，使其在真正地从事法律职业之前，充分地参与法律实践，同时也为法律援助的高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高校与司法行政部门双层管理体制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高校内设机构，应当在日常工作、人事安排、行政管理等方面接受本校职能部门的领导，以便正常运转，获得支持。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司法行政部门加强沟通，在人员资格、场地、工作范围等问题上服从其管理，接受其业务指导和监督，从而保证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质量，杜绝低质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出现。

（三）开拓多样化的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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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得到提升

（一）狠抓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工作，促进了“法律进机关进单位”活动的全面开展。市、县及其直属部门单位坚持中心组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法律知识培训制度、定期不定期开展法制知识培训、讲座和研讨活动。市、县普遍实行了干部学法用法登记考核制度，定期对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学法笔记、 三、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深入人心

（一）为政府决策及经济建设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组建了政府法律顾问团，指派律师为政府的决策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建议，协助政府解决应对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银行欠债、职工欠薪、拆迁安置等带有普遍性和前瞻性的法律服务，预防和减少了社会矛盾，维护了政府的声誉和利益。

（二）组织律师为企业和新农村建设服务。开展了律师在企业中金融危机对宁夏经济影响的调研活动，深入企业调研，提出了律师为企业服务的具体措施，为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妥善解决了企业发生的各类纠纷。开展了律师事务所“结对”活动，律师开展送法下乡活动，为各镇（乡）开展法律知识讲座60余场次，为广大农民群众无偿起草、见证各类协议6万余份。引导群众依法创业、依法经营。

（三）进一步强化律师参与接待工作。组织律师参与处理敏感性、群体性涉法上访工作，引导群众以理性方式反映利益诉求，为有效防止社会矛盾激化提供了法律服务。全年参与接待50余次，处理了大量事件，减少了不和谐因素，化解了社会矛盾。

（四）进一步强化公证事务服务经济建设。公证为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办理了城市建设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招投标公证、拆迁中的证据保全公证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合同公证等，预防了纠纷、减少了诉讼、公证职能作用得到了有效的发挥。

（五）狠抓法律援助工作，维护了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完善了法律援助工作制度，规范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加大了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提供了应有的服务，做到了应援尽援，解决了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无钱打官司及打官司难的问题。

四、人民调解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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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在证据即定性方面没有争议，存有分歧的是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房某的辩护权利。回顾办案过程，2013年3月15日，郑州市公安局上街区分局对犯罪嫌疑人房某采取刑事拘留的时候，已经告知房某的法定人赵某（系犯罪嫌疑人母亲）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表示已经知晓情况，一定委托律师进行辩护。2013年3月22日，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告知房某有权委托律师为其辩护，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向检察机关表示以前没有委托辩护人，现在正准备委托辩护人。2013年5月20日，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该案件，同年5月22日，向房某送达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明确告知其依法享有获得法律帮助和辩护的权利，再次要求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委托辩护人，但是，直到2013年6月2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是没有委托辩护人来为房某辩护。2013年6月3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上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援助中心指派河南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2013年6月10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向上街区人民法院提讼，2013年7月18日，法院审理结束。自从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后，律师履行了法律援助相关义务，为房某辩护，有力地维护了房某的辩护权利。

对上述公检法三机关的做法有两种评价：第一种意见认为，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拒绝指派或表示自行委托辩护却没有委托辩护人时，在不同的阶段，由不同的办案机关给予指定辩护，办案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制约。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辩护；检察机关在审查之日起，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院在审判阶段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也没有指定辩护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为其指定辩护是侵犯未成年人委托辩护权，检察机关只应在审查阶段指定辩护。第二种意见认为，房某及其法定人未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的，检察机关发现后，要求公安机关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检察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和法院指定辩护实施法律监督。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不依法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被指定辩护的律师应当负责指定后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的法律辩护工作，对前一个办案机关已经指定辩护的，后一个办案机关不再重复指定。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就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了解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正确把握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行使问题，需要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辩护的特殊要求和程序规定。在侦查阶段，审查逮捕、阶段，审判阶段是否由不同的办案机关来指定辩护人，他们之间的衔接和效力问题？二是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是否可以强制性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三是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和法院指定辩护的程序和方式，以及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介入期间。

二、相关法律规定及理解

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区别对待，着重强调司法保护和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出庭受审并替自己辩护或自己选择律师援助，如果没有律师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律师援助。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人（包括未成年人）的经济状况不足以聘请律师，法院应当从地方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德国、日本等国家建立了强制辩护制度，被告人必须有辩护人为其进行辩护，只有这样法院的审判活动才合法有效。

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结合本国国情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修改前《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在立法上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对独立出来。《刑事诉讼法》第26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第2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刑事诉讼规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细化，第4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了解其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490条规定：“审查逮捕、审查中，人民检察院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以上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有关法律规定，着力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体现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指定辩护的司法机关由原来的“人民法院”转变为现在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这表明指定辩护不仅仅在审判阶段适用，更应该在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逮捕、阶段适用，而非仅在法院审判的最后阶段来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我国现行的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从法理上分析称为依职权指定辩护，即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向司法机关申请指定辩护，司法机关只要发现指定辩护的情况，都应当指定辩护。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准确把握诉讼程序的适用，依法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以达到教育未成年人认识错误，增强法制观念，重新回归社会的法律效果。

三、如何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以保障其诉讼权利

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提高案件质量的客观需要。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中，他的辨认能力和认知能力限制了其不能完全自行辩护，来更好地保护其诉讼权利。然而，在司法实务中，由于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因经济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又没有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情况很多，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

首先，在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办案的司法机关应自侦查阶段起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侦查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停止讯问并告知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人委托辩护人，如果没有委托，司法机关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指定辩护。从侦查阶段起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可以让援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部过程，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

其次，在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时间应自侦查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之时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开始进行。在第一次讯问时指定辩护也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特殊的心理需要，不仅在程序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而且在感情上也给予未成年人安慰，能够消除其恐惧心理，以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最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必审查未成年人及其人的经济状况，只要有证据证明其未满十八周岁，就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检察机关如何介入并进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法律赋予的职权能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和法院的指定辩护进行法律监督，并对其不当行为予以纠正。回到本文案例，结合案情和相关法律规定，对公检法处理本案的做法，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指定辩护理由的正当

本案中，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表示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意思不真实、拒绝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理由不正当。第一，房某及法定人多次表示自己委托辩护人，但是一直没有委托辩护人，可见其委托辩护人的主观意思表示不真实；第二，公安机在侦查阶段也没有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为其指定辩护，检察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的这种行为予以纠正，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第三，房某及其法定人质疑检察机关的行为无法律依据，为未成年人委托辩护人是一项义务，并不是个人的一种私权，可以放弃，义务的不行使，不能阻止检察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第四，被指定辩护的律师应当负责指定后房某刑事案件诉讼过程的法律辩护，对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阶段已经指定辩护的，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审理阶段不再重复指定，除非有例外的情况出现。本案中，2013年6月3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上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援助中心指派河南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一直到法院审理结束。如果出现前一个办案机关未依法履行指定辩护职责，后一个办案机关应当及时为其指定辩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检察机关为房某指定辩护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不仅没有侵犯房某及其法定人委托辩护权，而且还保护了他们辩护权的完全行使。

（二）检察机关介入指定辩护的期间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保护对象，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然而，一直到2013年6月3日，案件进入审查阶段，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才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这种做法也值得商榷。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从侦查阶段就开始介入刑事诉讼，能够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防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情况发生。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可以在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与检察官交流意见。在进行法庭辩论时，律师因熟悉案情，能很好地行使辩护权利，而非流于形式。所以，从实体公正的角度，体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应受谴责性的不同，拥有的权利也有所差别。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未成年人不仅享有一般的刑事诉讼程序保障，并且应当赋予特殊保障，不再考虑未成年人个案的特殊性，酌定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而是凡是涉及到未成年犯罪人的，都必须为其指定辩护，以保障其诉讼权利更好地行使。

（三）建立指定辩护法律监督机制

侦查阶段，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有指定辩护的义务，公安机关没有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检察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不指定辩护的理由不成立的，并依法予以纠正。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指定辩护，也可以自行指定法律援助的律师提供辩护。同时还要监督法院执行指定辩护的情况，对法院不履行指定辩护职责的情形及法律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建立程序性制裁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以使控辩双方能够真正平等，有效的参与诉讼，达到实质的控辩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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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祸从口入”时，面对这些“吃”出来的问题该如何去维权？在采取维权行动之前，请先自我“五问”！

第一问：“吃”出问题时能不能索赔？

案例：2003年5月30日，重庆市綦江县打通镇大罗中心小学学生食用了学校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发放的糖果，陆续有94名学生出现头痛、恶心、腹痛和发烧等症状。经调查，中毒原因为学生食用过期变质、油脂酸败的糖果。

2008年10月，重庆西南医院罕见地查出20多名婴幼儿患上肾积水毛病，孩子父母都说之前一直在吃各种奶粉，因此怀疑与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三鹿奶粉”事件有关，因此欲找商家和厂家索赔。但医学专家称，孩子患上这种病有多种原因，并非只有吃了问题奶粉这一可能。

说法: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如果因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社会普遍公认的安全、卫生要求而遭受侵害，尚未食用的，有权要求销售商办理退货；已经食用的，如已经或在将来造成自身的人身、财产权益受损，消费者可以依法向厂家及销售商索赔。

提醒:上门索赔得师出有名，也就是说，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或家人遭遇的伤害是不是买回的食物造成，这是索赔的前提，仅仅凭怀疑就草率启动维权可能会得不偿失。具体到上面的案例，对于那些患上肾积水毛病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要维权，首先就得请权威医生做进一步的病理诊断，找出奶粉是真正的元凶方能有望。而对那些因吃糖果而发病的孩子，家长索赔自然无悬念。

第二问：未伤身却伤“神”，能否要求精神赔偿？

案例:2005年2月23日，中国对苏丹红一号下达“追杀令”，一时间全国谈“红”色变。安徽的吴忠琪有一个正在上高三的儿子，因此前在肯德基吃了含“红”食品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为替儿子讨还公道，吴忠琪向肯德基公司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论。

说法:我国的精神赔偿诉讼往往和人身损害赔偿联系在一起，一般不独立于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之外。如果食用“问题”食品所造成的人身损害还不确定，消费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就缺少法律依据，注定会败诉。

提醒: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因食用问题食品后造成了自己的心理不安或者巨大压力就可以要求精神赔偿。记住，如果对身体造成了伤害，除可要求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常规赔偿项目外，还可要求精神赔偿；如果对身体没有造成伤害，则不能要求精神赔偿，这时可以厂家或商家提供问题食品属违约为由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问：“祸”从口入，你拿什么去索赔？

案例：张先生从超市购买了一只熟鸡回家招待客人，饭后不到一小时，全家人和客人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腹泻症状。张先生怀疑是由买回的那只鸡引起的。但此时手上只有一张买鸡的超市小票，整只鸡已经下肚，想维权也不知道从何着手。因没有留样而很难判定引起全家人身体不适的食物究竟是不是那只鸡，张先生只能忍气吞声。

说法：因食品问题而起的维权纠纷中，一个极其致命的难点就是举证困难。一是因为食品作为易耗品很难留样；二是留下的样品是否是“祸首”不是消费者说了算，而是要经过国家认可的检验部门的检验。

依据我国目前在食品安全维权纠纷上的举证责任制度，对消费者对怀疑存在质量问题的食品负有举证责任，如果举证不力或者不能，将无法维权。这与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有关，还缺乏一部统一、完整的《食品安全法》。

提醒：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相对滞后、举证责任还在消费者手里的情况下，对于购回的食品一定要进行“望、问、闻、切”，对食品形状、颜色、气味等异常的食品最好不要食用，即使食用也必须保留一部分样品或者包装袋，以备万一食后有可疑中毒时，做毒物化验用。

第四问：是单兵作战还是集团诉讼？

案例：2003年5月23日上午和5月24日上午，宁波某区卫生监督所和宁波市卫生监督所分别接到80多名消费者投诉，反映他们因食用在宁波某超市购买的烧烤三明治后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宁波市卫生部门联合调查组随即对卖场以及加工场所进行现场监督检查，确认引起这起食物中毒事件的是肠炎沙门氏菌。不少受害消费者纷纷走上了索赔之路，但都是单个进行，而不是集团诉讼。

说法：集团诉讼是处理大规模食品安全卫生事件的一大法宝。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集团诉讼制度允许某些当事人未经其他受害者的明确授权，代表他们提讼，并要求赔偿整体损失。集团诉讼兼利原告和法院，也能节省各方诉讼费用，并维护所有受害者的权益，潜在受害人日后也可直接申请法院裁定适用集团诉讼判决，免去再诉之累。

提醒：问题食品引起的人身损害一般不是个案，而是批量性的。这种情况下，应联合其他受害人，选出代表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这样做的好处有3：一是大家分担诉讼费用，可降低诉讼成本；二是证据上可相互佐证，形成证据链，避免因单兵作战而举证不力；三是抱团作战可向侵权者形成更大压力，以利于庭外和解，促使问题解决；四是可为潜在受害人日后直接申请法院裁定适用集团诉讼判决提供可能。

第五问：孤掌难鸣时，可想过寻求法律的慈善？

案例：2008年10月8日，不足周岁的“毒奶粉”受害者张卓宇成为广东省第一个三鹿集团的消费者，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奶业协会分列第一、第二被告。书要求两被告连带承担赔偿张卓宇医疗费及相关费用等共计15万元及精神赔偿金30万元，同时要求三鹿集团向张卓宇支付惩罚性赔偿金45万元。

与此同时，深圳市律师协会郭安元建议，由深圳市律师协会成立三鹿事件受害人律师援助团，无偿为事件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

篇10

一、以“*”普法为重点，积极开展普法活动

（一）全面推进“*”普法工作

一是召开了全县普法依法治县工作会议。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于4月召开了全县普法依法治县工作会议，对全县普法依法治县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会上，县政府主要领导就推进“*”普法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后各乡镇和部门都根据人动情况及时调整了普法工作机构，制定完善了普法工作方案和相关措施，为确保我县普法依法治县的全面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创新普法形式，科学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年初，县普法办根据实际需要先后下发了《领导干部年度学法计划》、《公务员年度学法计划》、《青少年年度学法计划》、《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年度学法计划》、《农村普法实施方案》等5个单行年度普法工作计划。按照“*”普法总体规划，制作了《“*”普法依法治县目标责任状》，并与8个乡镇签订了《责任状书》。为使目标责任落到实处，建立了评价考核体系，制订下发了《普法依法治县工作目标责任考核标准》，确保了普法工作顺利推进和普法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二）认真贯彻落实四个规范性文件，促进全民普法深入开展

一是提高依法行政意识，狠抓领导干部法制宣传教育。制定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计划》。今年以来，县委中心组共举办法制讲座2次，参加讲座学习的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42人次，乡镇、部门党委(组)中心组举办法制讲座46次，参加讲座学习的副科以上领导干部120余人次。

二是全面加强社会各界法制宣传教育。全县各行政机关按照“*”普法的要求，把公务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学法纳入了创建学习型机关的重要内容，坚持了“月学一法”的学法制度；狠抓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今年以来，全县共有13所学校开展了专题法制讲座活动，受教育人数12000余人次，开展主题法制宣传活动9场次；为提升企业管理人员诚实守信观念和社会责任意识，5月，县普法依法治县办与县委党校、县商务局联合举办了企业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班，全县共有8家规模以上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计34人参加了培训学习；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各乡镇先后开展了以普法中心户为重点的普法培训，全县共培训中心户1300余人，普法中心户以院落为单位组织普法活动5000余人次，赠送普法教材600本，下发普法资料5000余份，开展法制知识咨询活动20场次。通过送法下乡活动，增进了农民群众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稳定。

三是以考促学，确保普法落到实处。根据省普法办的安排，于4月份组织全县公务员、参公管理单位人员以及企业管理人员等进行了考试。全县共有79个单位参加了普法考试，参考人数4424人，其中：县级领导干部36人，公务员及参公人员1125人，事业单位3223人，企业管理人员40人，圆满地完成了考务任务，达到以考促学的目的。

二、认真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一是认真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全县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58件，其中民事51件，刑事7件。诉讼23件，非诉讼调解35件，公证法律援助9件，司法鉴定2件，援助对象涉及老人、妇女、未成年人22件，农民工3件，残疾人46件，困难群众9件，办理其他法律事项530件，代书15份，较好地完成了州局下达的半年任务指标。

二是为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工作影响力，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工作。年初以来与县普法办通力协作，将《湖北省法律援助工作条例》纳入到“*”普法宣传之中，为使社会上更多的群众知晓法律援助工作，援助中心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今年春节向农民工赠送《农民工法律知识问答》、《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务工读本》共计12000册；“三八”、“六一”、“5.22”助残日与妇联、教育系统、残联分别开展了《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的宣传活动。

三、扎实稳步推进基层工作

（一）夯实基础，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

四月初，为强化全县乡镇司法所目标责任制管理，根据恩司基字[*]4号《*年司法行政基层工作要点》和局下达的目标任务，制定了《来*司法所工作目标考核方案》。对基层、普法、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办公室工作等六个方面进行考评。

进一步改善司法所的办公条件。今年，我局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改善其办公条件，为司法所购置增添电脑4台、打印机5台、民调桌椅5套、沙发5套、办公桌4张、办公椅76把等新的办公设备，为司法所人员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学习环境。

顺利通过省厅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检查验收。4月23日，省司法厅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检查组一行4人，对翔凤镇司法所进行检查验收。通过查看资料、座谈、听取汇报、群众评议等方式，翔凤镇司法所的工作和建设得到省司法厅规范化司法所建设检查组的肯定和好评，达到了全省规范化司法所的要求和标准。

（二）突出重点，狠抓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

全县司法行政系统积极开展“迎奥运，创环境”百日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做好人民调解工作。今年上半年，各乡镇司法所对各中小学开展法制教育课23次，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16次，组织中心户长培训8次,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积极贡献。据统计，共调解各类民事纠纷1015件，调解成功980件，成功率为96.5%，其中公民与公民间纠纷839件，公民与法人及社会组织之间纠纷176件。纠纷分类情况：婚姻家庭纠纷270件，邻里纠纷313件，合同纠纷73件，赔偿纠纷53件，劳动纠纷21件，村务管理纠纷10件，土地承包纠纷107件，征地拆迁纠纷35件，计划生育纠纷4件，施工扰民纠纷1件，房屋宅基地纠纷43件，其他纠纷85件，防止民转刑12件31人，制止群众性械斗5件，防止群体性上访9件28人，参与“严打”整治及专项治理活动6次。

（三）采取措施、规范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我县原有基层法律服务所8家，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14名。分散到8个所，平均人员不足2人，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办公条件简陋，结合我县实际需要，来*司法局党组决定撤销7个法律服务所，全县合并为1个基层法律服务所。整合后的城区翔凤法律服务所，由原来的2人增加至10人，投入办公经费10万元，购置电脑、办公桌椅、档案柜等新的办公设施，其办公条件大为改观。今年上半年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42件，其中诉讼案件32件和非诉讼案件10件，民事案件32件，刑事案件5件，办理法律援助事务5件。建立常年法律顾问点6家，写作法律文书31份，，开展其他法律援助事项54件次，减收费4200元，总计收费55800元，挽回经济损失84.3万元，其中仅百福司民族中学学生宿舍楼一案，就为其挽回经济30多万元，法律服务工作维护了全县的社会稳定，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四、认真做好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

（一）社区矫正工作

全县共有五类监管对象53名，其中管制1人，缓刑35人，假释6人，暂予监外执行5人，剥夺政治权利6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5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2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10人，侵犯财产性犯罪15人，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9人，贪污贿赂罪9人，其他3人，城镇户口21人，农村户口32人，男性50人，女性3人，全县8个乡镇的矫正工作基本步入了有序管理轨道，上述矫正对象未发生重新犯罪的现象。

（二）安置帮教

按照“就地化解，妥善安置，给以出路，保障生活”的原则，对刑释解教人员实行哪里来，到哪里去，哪里能消化，就在哪里安置的办法。全县共接待刑释解教人员55人，其中刑释人员50人，解除劳教人员5人。通过对回归人员的安置，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半年,继续对全县*年-*年回归的刑释解教人员进行了排查摸底，同时认真做好*年刑释解教人员的登记。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安置帮教工作程序，使安置帮教工作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了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和脱管现象发生，使安置率达到了100%，帮教率达到了100%。

五、认真做好公证、律师及司法鉴定工作

（一）公证工作

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推动公证工作规范有序发展。通过一系列工作管理措施，使工作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一件错证，大大提升了公证工作在社会中的公信力，上半年公证处已办结各类公证事项69件，共接待来信来访150人次。为来凤城市建设提供优质公证法律服务，武汉大道二期工程的房屋拆迁工作，在该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公证工作职能作用，确保房屋拆迁工作顺利进行，为武汉大道二期工程顺利施工奠定了基础。

（二）律师工作

按照《州司法局*年司法行政工作要点》的安排，依据省司法厅关于《湖北省合伙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指引》（试行）和《湖北省合伙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指引》（试行）的通知精神，认真按要求进行查漏补缺，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

（三）司法鉴定工作

我县民族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是来凤唯一的司法鉴定所，于*年12月24日经湖北省司法厅批准成立，*年4月1日正式面向社会开展法医司法鉴定服务，主要从事法医临床鉴定业务。该所现有专职鉴定人员4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1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3人，针对女性鉴定人员的空缺，目前该鉴定所又组织了2名女性医生进行了法医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现正在申报执业资质。半年来，司法鉴定所共受理各类案件35件，无一件错鉴，为司法公证提供了法律依据。

六、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一）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加强学习

年初以来，根据上级要求，在局党组的领导下，全局干警认真学习“*大”精神，切实践行科学发展观，学书记、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认真组织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根据县委、政府的相关要求，在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内开展作风整顿和“一优化、两提高”活动。进一步规范了各项制度，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机关自身效能建设，使全局干警思想、政治、理论、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升，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二）认真做好综治工作

根据《来*翔凤镇辖区各单位*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管理考评细则》和签订的《*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的目标任务，我局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全面推进综治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认真搞好计划生育基础性工作，

加强计划生育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计划生育氛围。设置了固定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和规范的计划生育户外公示栏，半年组织了2次育龄妇女培训学习，群众政策知晓率达l00％。《常住人口登记卡》、《常住育龄妇女信息卡》、《流动人口登记卡》建立规范，按月运转，登记准确率达100％。

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半年来，通过全局干警的共同努力，我局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各司法所开展工作不够平衡；二是机关及部分乡镇司法所人员不够，对开展工作产生了一些影响。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将在下半年进一步强化措施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完成。

八、下半年工作要点

1、进一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全面提升全局干警的思想、政治、业务素质，继续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及活动;

2、继续开展“*”普法，加强法律宣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