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集粹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百家集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当前，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精神大讨论”正席卷大半个中国，犹如一场头脑风暴，为城市发展注入新“血液”。纵观百年繁华的大都市巴黎、伦敦、纽约、北京、上海、深圳……无一例外都有着鲜明的城市精神，并与时俱进地加以提炼升华，这才是一个城市经久不衰的奥秘。

位于中国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硅谷”——麓谷，一座同样有着自己人文梦想的创新新城。

历史回溯巨变二十年

创新探索科学发展新路的先行者

从20年前，一个不到1平方公里、税收仅为3000多万元的弹丸之地，到20年后，全面实施麓谷110平方公里大开发战略，去年园区总收入达1512亿元，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的号角响彻麓谷大地，一座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现代科技新城跃然于世。

理性地回溯长沙高新区每一项发展成就，无不镌刻着创新的烙印。麓谷是长沙高新区直管核心园区，自1988年建区后，创新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先后历经了“统一规划、就地起步、规模发展、巩固提高”、“多园统筹、优势互补、快速发展、带动辐射”、“强化创新、服务两型、集约发展、建设新城”三个发展阶段，现已迈入“创新驱动、服务两型、引领发展、构筑新城”新的阶段，尤其是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无经验可鉴，无先路可循，长沙高新区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探索科学发展新路的先锋者和试验田。

犹如一个新生命从呱呱坠地到蹒跚而行，再到长大成人，而在这一过程中，对精神层面的关注不断攀升，始于诞生之时，贯穿于生命始终。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里说的：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不仅是肌肉和体格的增强，而且随着身体的发展，精神和心灵也同时扩大。

创新精神，不仅仅成为了长沙高新区管委会干部员工身上的“细胞”，更是企业家和普通市民身上的“基因”。而作为雷锋故里，长沙高新区的文化名片更加熠熠生辉，新时代的雷锋精神在此薪火相传，与创新精神一起凝结成这座活力新城的精气神。创新精神和雷锋精神如同阳光一般渗透到长沙高新区——麓谷的每一座山林、每一片湖水、每一幢建筑和每一条街道，给栖身于这座城市的12万麓谷人以温暖和支持，已然沉淀成为麓谷这座新城的人文品格。

“麓谷精神”呼之欲出

非常之时谋非常之事

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的内在动力和重要支撑

2011年7月，由长沙高新区发起，委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为主研究的长沙高新区创新文化建设研究课题正式启动。为了能够集思广益求真知，区内区外共参与，当年10月，以参与发展·思考未来为主题的“麓谷精神”创意征集大赛面向全国拉开帷幕。

为何是在这一年提出？并非偶然。这一年是长沙高新区全面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的关键之年，也是迈入“国家队”的第20个年头，也是在这一年拉开了争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征程。值得一提的是，长沙高新区创新文化建设的开展和“麓谷精神”的征集，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是在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之前，也是在今年“湖南精神”的征集评选之前，麓谷人的前瞻力和创新力再次得以体现。

非常之时谋非常之事。对城市精神的渴望，反映出执政者们不断成熟的执政观，他们愈加清晰地认识到，城市的发展与竞争，已经进入到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的阶段，这也说明麓谷生态科技产业新城的发展已渐入佳境。长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谭杭生，管委会主任罗社辉，调研员、主任助理宋捷多次与省社科院专家专题探讨创新文化建设，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创新文化是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的内在动力和重要支撑，充分契合了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部署。毋庸置疑，“麓谷精神”释放的强大的文化能量必将引领长沙高新区迈向新的里程碑。

数千条创意百家争鸣

创新精神和雷锋精神彰显麓谷特色

短短1个月的时间，“麓谷精神”创意征集大赛吸引了来自东南西北全国各地的“粉丝”踊跃参与，共收集参赛作品数千篇，区机关内部从领导到员工也全员出动献计献策，创新文化的主旋律在麓谷激荡。这些“粉丝”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广泛传播。他们有专家学者、教师、公务员、大学生、海外留学生、海外华侨、企业职员、工人、农民、商人等，来自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的兰继红一家还集体参与，表达着对麓谷这片热土的深情……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职业、年龄甚至民族，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麓谷精神的提炼者。

创新、厚德、务实、包容、开放……成为了数千条参赛作品的热门关键词，百家争鸣，字字珠玑，都彰显出创新精神和雷锋精神的内涵，饱含着对麓谷的情深意重和殷切厚望。哪条最能体现“麓谷精神”的精髓？对此，专家评审委员会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并面向全国公开投票，2011年12月20日，“麓谷精神”第一轮评审会举行，经过反复讨论与斟酌，优中选优评选出15条作品在《高新麓谷》和长沙高新区门户网站上进行候选公示，这15条作品分别为：

1、厚德载物敦行致远

2、勇行先试创新致远

3、敦行致远励新图强

4、创有作为新无止境

5、厚德务实创新有为

6、弘毅笃行创新不息

7、开放兼容务实创新

8、厚德包容创新超越

9、尚德崇文开放兼容

10、包容创新诚信敬业

11、开明开放敢创敢为

12、厚德务实宽容创新

13、厚德尚智融和创新

14、至真至诚维新维行

15、融智融商创业创新

“麓谷精神”再次得以提炼升华，第一轮公示结果出炉后，来自全国各地“粉丝”智囊团的激情再次被点燃，在第二轮投票的同时，还就如何集百家之长纷纷献计献策，思想的火花在第二轮评审中激烈碰撞，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在会上曾多次争执不下，最终，10条作品脱颖而出进行最后的角逐，这10条作品是：

1、厚德务实创新有为

2、厚德载物敦行致远

3、开发兼容务实创新

4、厚德尚智融和创新

5、勇行先试创新致远

6、包容创新诚信敬业

7、融智融商创业创新

8、弘毅笃行创新不息

9、创业、创造、创新、创先

10、麓无止境谷纳百川

篇2

关键词： 桐城派 修正

文坛上的每次新思潮的崛起，往往是对前一时期或同期文学创作弊病的反拨。正如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是对明前期文坛馆阁文学的死板文法进行反拨，兴起于“宗秦汉”还是“尊唐宋”之争尚未停息的康熙时期的桐城派，也是对明代以来拘泥复古而导致为文“模拟剽贼”局面的反拨。

但是，也正如曾为文坛带来新风的前后七子最终拘泥于形式，走上刻板复古的道路；“文必秦汉”最后反阻滞文章真正地向秦汉之风靠近一样，虽然反拨了别人的食古不化和空言无物，兴于康雍、盛于乾嘉、影响经过同光直到民初还饶有余音的桐城派，其在经过了康乾时期戴、方、刘、姚诸人带来的发展盛状后，在清中后期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向死守“义理”、拘泥“文以载道”的“道统”观方向前行，而逐渐走入空洞无物、不合实用的死胡同。

戴名世曾叹：“时文之法者陋矣。谬然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1］（P88），在清代后期由桐城派主导的文坛上，这种曾为“时文”所有的弊病也显于“古文”中来。就说过：“乾隆、嘉庆之际，学者研练经义，负声振道。光初年，稍患文盛，词丰而义寡、栀蜡其外而泥涂其中者，往往而有。”文坛创作不仅在行文中“一挑半剔以为显，排句叠调以为劲”，还在文风上“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2］（P288-322）正走向形式主义的歧途。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对文风的纠正势在必行，而在《圣哲画像记》中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2］（P248）的正是以自己对桐城文法的秉承与超越，在“姚门四杰”相继去世后的清晚期，针对文风之弊做出种种革新，试图一挽桐城于颓败。

桐城文法自方苞起就讲求“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非阐道益教、有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3］（P35）这成为桐城派创作的基本守则。作为桐城后学，自然也继承这一创作主导思路。他的《致刘蓉书》说：“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4］（P7-8）虽然这里是在倡导对行文技巧的注重，但仍离不开以“人心所载之理”主导着“人身之血气”的大前提――仍然是对“文以载道”这一命题的再阐释，只不过是用“血气”承载“性情”的比喻形象地加以图解而已。

不仅如此，《圣哲画像记》里标榜：“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径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2］（P248）《书仪礼释官后》认为:“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2］（P302）将“道”具象成以“礼”为核心、以“仁”和“义”为两大准绳的思想体制，有力地在封建末世维护着理学的权威。

以桐城所宗为自己所旨，表明了与桐城派的渊源。但面对日渐偏离康乾时期文风，从思想到笔法都拘泥一家之言，被刘蓉于《复吴南屏学博书》中评价为“惟宗派之云，甚至谓句法之短长伸缩，声音之抗坠疾徐，皆有一定绳尺，如词曲之有谱然，寻声逐影，良可厌薄”的桐城末流，又严肃地与之划清界限：在《覆吴南屏》这封信中，他点评说：“至尊缄有云：‘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实搔着痒处。”并表示：“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5］（P13797）对梅曾亮等人渐趋仅以姚鼐为正宗，树立门户之别、失之狭隘浅陋的做法提出了直接批评。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桐城后进，在末流以宗派之说当道的情况下，还敢于品评方苞、姚鼐之不足。他在《与刘霞仙》里认为方苞成就尚未达到“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的地步，其在“发明义理”与“学为文”之间“两下兼顾”，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以致无可怡悦”［4］（P247-248）；在《覆吴南屏》里评析姚鼐“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5］（P13798）。这些无疑都表明出于桐城而又自觉地注意桐城局限的创作视角。

也正是在这样的视角上，曾氏主动地对桐城派进行了革新和超越。他在《咸丰六年十一月谕子函》中说：“余平生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又在《覆邓寅阶书》云：“《斯文精萃》亦系古文最善之本，尚不如《文选》之尽善。”还对吴敏树说：“弟尝劝人读《汉书》、《文选》以日渐腴润。”（《覆吴南屏》）平生好读之书除桐城派一贯尊崇的韩愈文章外，还有《史记》、《汉书》、《庄子》，而且认为《文选》集粹的古文质量最高，并爱向他人推荐阅读《汉书》、《文选》――的古文视野已然跳出了桐城派传统上以唐宋家为核心的阅读习惯，向前延伸到了先秦、两汉、南北朝；同时《庄子》的“入选”也表明他对刻板“道统”的扬弃，为求古文真谛而不过分计较作品是否出自先贤大儒之手。

在阅读习惯方面，曾氏不仅从选文的年代上超越了桐城传统的唐宋两代限制，还在选文的体裁上跨越方苞设下的藩篱。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古文中不可录……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力求“雅洁”。而在日记中自叙：“余近年最好班马扬张之赋。”力推“文章之可以道古适今者，莫如赋”（《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子函》），甚至在《送周荇孙南归序》里强调：“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章之道，何独不然。”将古文和骈文的关系阐述为奇与偶的相对与相补充，从根本上修正了方苞对骈文的过激排斥。

在对骈文进行高度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的文论，并指出在音节方面，“声调铿锵”是汉魏文人“有两端最不可及”的高处之一（《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谕子函》）。这自然超越了方苞写文章排斥“魏晋六朝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这一截然分离散文与骈文联系的论调。吴汝纶在《与姚仲实》中评价曾的文论是“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大家”［6］（P1168），足见时人已经认可了结合骈文特点、改进古文创作所取得的成就。

不过，虽然对桐城文风进行了一定修补，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导致桐城派陷于前面所述自道光初年以来文章空言无物的核心原因：过分强调“文以载道”的理念，忽略掉“文”自身的功用，导致“道以害文”。比如，姚鼐在《敦拙堂诗集序》宣扬：“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7］（P289）粗看之下，似乎是将一直以来对立着的“文”与“道”进行糅合，将“文”通过被人为地定义成与“道”相合的“艺”，而使得“文”“道”相契合。但实质上仍是和从“文以明道”向“文以载道”的转变那样，通过将“文”定位在“艺”，使“道”完完全全地统辖着“文”，让“文”仅仅成为因“道”而存在的技术性附庸，抹杀了“文”的本体特征。

而在《与刘霞仙》里，对“文”、“道”矛盾性也解析得很明白：

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尽交至;其次于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廖廖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录》、《思辨录》之类),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立新,将前此所习荡然若丧守,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4］（P247-248）

他承认“文”“道”是可以“兼尽交至”的，但又指出在孔孟之后的文人笔下，“道与文竟不能不离为二”，并以方苞为例证明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在这种不可调和性面前，同姚鼐一样，仍然是遵从着“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评判文章的价值。他在《湖南文征序》中如是概括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札,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文阿娜之声,历唐而不改。虽韩、李锐复古,亦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苏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2］（P319）

在这里，他将“习于情韵”与“习与义理”两者一视同仁，公允地认为各有特色的同时也各有弊病，同属于“偏胜”。但又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束缚，对宋以来的“法韩氏”、“习于义理”做出了“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的好评，在一视同仁的基调上最终还是偏向了“义理”代表的道统观念。

参考文献：

[1]戴名世.戴名世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3]徐珂编.清稗类钞选・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4].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

[5]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C].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