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规和行政法规范文
时间：2023-08-28 17:02:4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地方法规和行政法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券；信用风险；发债规模；KMV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9-0061-02
一、文献综述
在国外，地方政府债券发展已相对成熟，有很多文献对地方债券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有以下两篇：W．Bartley Hildreth（2005）认为，市政债券为政府基础建设融资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税法改革法案对市政债券的发展影响巨大，主要包括个人投资者成为投资主体、债券保险从小到大得到迅速发展、规范的评级制度建立并且对投资者的决策影响巨大等。James Leisland（1997）研究了快速城市化的新兴市场国家，如菲律宾、印尼、波兰和南非，如何借鉴美国市政债券的成功经验，制定合理的政策以期获得类似的成功。
国内，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财权上交，事权下放），地方财政日趋紧张，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国外市政债券问题研究。刘爱清（1998）在日本地方债券发行机制研究中指出，在日本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散”机制下，中央政府很重视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对地方债的规模、方向、用途实施调控。这对中国有重要启示。曹鸿涛（2003）着重研究美国地方债券的信用风险防范制度，认为中国应完善资信评级制度，采取抵押、多元负债等信用增级方式，推动保险公司开展“债券保险”业务，形成立体式的信用风险防范制度体系。杨萍（2004）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债券发行经验研究，她认为政府对债券收益提供保证可能招致市场扭曲；会造成债务人主动违约的道德风险和投资者忽视借款人信用特征的问题。这对中国起到警示作用，要注意地方政府盲目发债。
有一些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林好常（1999）认为，地方债券不仅利于解决中央政府财政负担，促进资本市场发展，还有利于克服利用外资的本币化倾向。但政府债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仍面临一些制度上、法律上的障碍，包括利率的市场化、地方政府的资信评估与担保、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和法规的健全等。胡春兰（2006）结合中国国情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论证了建立和发展西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可行性，提出建立西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构想。
通过对前人文献的回顾，本文发现国内学者关于地方债券的研究多停留于定性分析，而较为准确的定量分析的文章则很少，主要有以下几篇：韩立岩、郑承利、罗雯、杨哲彬（2003）提出市政债券违约风险的概念。利用KMV 模型建立市政债券信用风险模型，他们提出了计算理论违约概率的方法。基于MATLAB软件模拟的真实分布，他们计算出不同债务规模的违约概率，提出合理的发债规模。周鹏（2008）尝试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预测财政收入，然后运用KMV模型计算辽宁省基于对数正态分布的违约概率和合理发债规模。茹涛（2009）通过自回归的方法预测上海市的财政收入，并运用KMV模型计算出上海市的违约概率和合理发债规模。
基于BS期权定价公式与风险债务定价理论（Merton，1974），美国KMV公司开发了KMV模型。该模型最初用于银行衡量负债公司违约风险大小。如果在债务到期日，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高于公司债务值（违约点），则公司不会违约；如果此时公司资产价值低于公司债务值，则公司变卖所有资产用以偿还债务。本文将公司资产的市值替换为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公司债务替换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即可支配财政收入大于等于债券发行额时，地方政府能如期偿还债券，否则地方政府将违约。
二、对江苏地方政府债券发债规模及其信用风险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计算
1.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A2009。关于财政收入的预测方法很多，本文尝试用茹涛（2009）的一阶自回归模型预测江苏省财政收入，但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将各指标取对数再进行一阶自回归。本文使用1978―2008年数据来预测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
首先对模型中的各个数据序列做ADF检验，发现均是平稳的，然后通过Eviews软件得到一阶自回归模型：
log（FDRt）= 0.969218*log（FDRt-1）+0.085881*log（GDPt）-0.15224
（28.14858）（2.592835） （-3.75048）
FDRt表示第T年地方财政收入，FDRt-1表示第T-1年地方财政收入，GDPt表示第T年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各项检验指标均显示模型可用于预测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江苏省2009年GDP预期增长率为10%，即33 343.87亿元。经模型计算得到，2009年江苏省财政总收入预测值为：9 321.5亿元。根据最近五年的趋势看，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基本维持在40%，故地方财政收入预测值为：3 728.6亿元。
并非所有地方财政收入均可作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担保，秉承审慎原则，本文假定基本建设拨款、科技三项费用、企业挖潜改造费用这三项财政支出为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由于2007年地方财政支出科目做了调整，不能直接找到2007年和2008年的相关数据。但收集数据过程中，笔者发现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0%左右，秉承审慎原则，本文用1994年以来的最低比例17.625%预测2007、2008、2009年的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得到A2009=657.17亿元。
2.可支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g和σ变动率。将A2009=
657.17亿元及n=16（1994―2009年共16个数据），代入这两指标计算公式中，可得：g=0.2145，σ=0.0931。
3.2009年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本息和B2009。考虑到江苏省将地方债券融资主要投向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医疗卫生、教育、交通运输、文化及其他各项支出七个方面，本文以2008年这七项财政支出之和作为发行债券基数，设定六个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2009年4月20日，财政部江苏84亿地方政府债券票面年利率1.82%。我们假定2008年地方政府债券也以1.82%为年利率，从而可计算出2009年各个发债规模要偿还的本息和（如表1所示）：
4.预期违约概率EDP。根据模型，已知A2009、g、σ、B200-和到期期限T=0，我们可求出违约距离DD和预期违约概率EDP（如表2所示）：
（二）模型结果分析
如果发行规模控制在30%以下，违约概率非常小且增长缓慢。如果发行规模为60%时，政府违约概率为0.999，几乎肯定会违约。地方政府债券具有不可忽视的违约风险，且违约风险对发债规模有很强的敏感性。因为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违约概率呈现加速增大态势。韩立岩（2003）认为，地方公债的信用等级至少要达到标准普尔BBB+或者穆迪Baa1，其预期违约概率应该在0.4%之内，这样方为安全边际。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假定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当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为531.078亿时，它的违约概率EDP非常的小，即2009年财政部代江苏省发债84亿几乎没有风险。
三、模型的缺陷及改进
在模型的运用过程中，发现模型主要存在以下缺陷：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假设。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真实分布未必服从对数正态分布。通过Matlab软件模拟出该指标的真实分布，此为本模型的一个改进方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预测方法不够精确。2009年江苏省实际地方财政收入为3 229亿元，与地方财政收入预测值有差异。国内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过一些有益探索，可以作为模型改进方向。
参考文献：
[1]韩立岩，郑承利，罗雯，杨哲彬.中国市政债券信用风险与发债规模研究[J].金融研究，2003，(2)：85-94.
[2]周鹏.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相关问题的探讨[D].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8.
[3]茹涛.地方公债发行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度量与融资规模研究[D].上海：上海复旦大学，2009.
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共7项,前6项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常用的处罚种类,而第7项只是笼统地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法学上规结出行政处罚种类共四大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自由罚。申诫罚是指行政机关向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政相对人提出警戒或者谴责,申明其行为违法,教育行为人避免以后再犯的一种形式。它区别于其他种类处罚的特点在于对违法行为者实施的是精神上或者名誉、信誉等方面的惩戒,而不是对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实体权利的剥夺或者限制,因此申诫罚更能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财产罚是指强迫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剥夺其原有财产的行政处罚。这种处罚的特点是对违法的相对人在经济上给予制裁,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金钱给付义务。财产罚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没收指对非法收入应采取没收措施,而罚款是处罚违法相对人的合法收入,这是罚款与没收的主要区别。行为罚(能力罚)是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权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一种制裁措施。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经行政机关批准同意从事某项活动的权利和资格。没有这种资格就意味着违法。如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责令停产停业。自由罚(人身罚)是限制或者剥夺违法行为人的人身自由的处罚。自由罚的实施使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就是行政相对人在短时期内将失去人身自由,如行政拘留。除了上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常用处罚种类外,许多单行法律、法规规定了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下面将就这些规定是否行政处罚进行探讨。
1责令改正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许多学者们和执法工作者持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责令改正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法》中没有规定,因此它只是行政措施或行政命令,或者是行政强制,而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行政处罚,因为它是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书面文书送达的,并且对行政相对人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对人必须执行的。《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6种基本行政处罚种类外,还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0章法律责任第62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以1 000元以上10 000元以下罚款:①经营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包装的。②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③伪造、涂改标签或者试验、检验数据的。④未按规定制作、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⑤种子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未按规定备案的。
这些规定中的“责令改正”是不是一种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如果由行政处罚机关没对行政相对人下达处罚决定之前,单独口头或者以文书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就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起要求违法的行政相对人纠正其违法行为的作用,具有教育意义;如果单行法条款中规定了责令改正,行政处罚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以行政处罚决定形式书面下达的,那就是行政处罚。地方法规中规定的“责令改正”是不是行政处罚呢?如《江苏省种子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第42条规定,违法本条例第6条第2款规定,未经批准采集或者采伐省重点保护的天然种质资源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 000元以上20 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理《江苏省种子条例》只是地方法规,只能规定6种基本的处罚种类,但是该条例的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行政处罚法》第11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该条例的这条规定,实际上是对《种子法》第61条第3项作出的具体规定。另外,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或者罚则中规定类似于责令改正的,应一并如上理解。
2通报批评是否为行政处罚的种类
对于通报批评,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不是行政处罚的一种,而是一种机关内部指出错误的方法,不具有处罚性,有的人认为通报批评是一种行政处罚,一旦作出将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信誉等产生影响。笔者认为,通报批评用于单位内部上级处理违纪的下级,或者党和行政机关内部监察部门或者纪委处理违反纪律的人,这时只是一种行政处分,不是行政处罚。当行政机关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使用通报批评时,是否是行政处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的第8条第(7)项规定,先看一个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第43条规定,被审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这条规定中包含警告,也就是行政处罚的一种,笔者认为,单独对违法行政相对人以书面形式通报批评时,不是行政处罚,只是行政机关利用责权对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一种警示,利用其声誉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或者改正违法行为。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将通报批评写入行政处罚决定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书面通报批评的,就是行政处罚。因此,通常有人把通报批评同警告一起,作为申诫罚的2种最重要的形式。其实,警告通常仅限于直接告知违法行为人,而通报批评告知的范围较广泛,不仅限于告知行为人自己,还包括告知与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篇3
改革闯关从来不容易
周虎城
由于我国法律体系尚存在一些僵化和不适应现实发展的状况，要想改革，恐怕不得不陷入一定的违法陷阱。这个“违法”并不是说要去公然犯罪，去故意违规，而是通过改革把现行法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化解掉，建立新的制度体系。
任何改革都是有可能失败的。如果改革注定不失败，那就不需要改革，中央直接下一道指令照此办理便行了，何苦还要找地方试验？何苦还要建设什么特区呢?这些年来，关于特区不特的声音甚嚣尘上，为什么?不外乎是特区没有拿出什么改革创新的案例来，没有拿出什么为中国改革试水的方案来，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改革经验可以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
“革新失败免责”条款逻辑上不存在
李克杰
从现代法治的角度衡量，无论是普通工作还是改革创新，即使是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只要工作过程中没有程序违法和实体违法，都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如果程序违法，或者工作过程中存在故意或过失给国家、社会、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只要构成了违法，也都应一律地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法律责任(包括纪律处分、行政处罚、民事制裁和刑事处罚)，地方性法规不仅没有权力增减，而且也没有权力豁免，否则就是越权，就是违反上位法。
换句话说，就是地方性法规对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法律责任没有“豁免权”，它只能对自己设定的有限处罚措施享有“豁免权”，但也不得违背我国法治的公平公正原则，任何无原则的豁免都是不允许的。
尽管如此，“革新失败免责”写入地方法规并非没有任何意义，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鼓励、导向和宣示方面，同时它也具有释法意义。
它通过对“免责”条件和情形的具体列举，能够让对法律并不十分精通和熟悉的革新者辨明方向。这意味着“革新失败免责”入法必须充分论证，列举情形必须周延，否则容易成为规避法律责任的借口。基于此，海南删除这一条款体现了立法理性，值得肯定。
“革新失败免责”条款已经过时
潘洪其
“改革创新”是这个时代中最为宏大、最具正当性的主题词之一。惟其如此，就免不了有人会以“改革创新”为名，大张旗鼓上项目，劳民伤财，竭泽而渔。
真正科学的鼓励机制，与被鼓励者承担应有的责任密不可分，人们一般称之为“激励约束机制”。
一方面，由于改革是对未来不确定性发起的冲撞，改革者必然要承担各种未知的风险，因此需要事先约定。改革如果获得成功，改革者能够在物质上、荣誉上获得什么样的收益与奖励，作为对其承担风险的合理补偿。这是对改革创新的最好的鼓励。
另一方面，改革者需受相应的责任约束，这表现为明确改革者必须履行的责任；改革如果失败，必须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包括法律责任。这样才既符合“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公平原则，也符合“激励与约束共存”的公正原则。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缺乏健全、完善的法制环境，社会上改革创新的动力普遍不足，当时规定一些“改革创新失败免责”待遇是很有必要的。
篇4
1.1行政调解设定不统一，缺乏规范性
我国行政调解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予以规定。目前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形式多样，层次参差不齐。“据不完全统计，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有近40部，行政法规约60部，行政规章约18部，地方法规约70部，地方规章约45部，另有大量一般规范性文件。”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分散在如此众多的文件中，人们难以掌握。并且这些规定内部不协调，相互冲突的地方屡见不鲜。在名称上也不统一，有用“调解”的，有用“处理”的，不仅纠纷当事人无所适从，就是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由于法律法规过于分散，导致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
1.2行政调解制度内容简单，对象范围狭窄
目前我国的行政调解相关法律条文十分简约，其内容仅涉及调解发生的情形、调解的主体和对象。而且调解的对象相对含糊，并无确切的范围和限度。对象主要包括民事纠纷对财物损害赔偿纠纷，对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轻微违法行为权属争议行政赔偿、补偿的数额争议。呈现出较大的人为确定因素，容易与其他处理纠纷的方式相混淆，不利于当事人选择正确解决纠纷和争议的方式。调解范围设置的局限性，将难以充分发挥其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应有的作用。由于规定得不详实，缺少与之相应的程序，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凭经验办事，使行政调解的运作呈现一定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1.3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的程序性保障
我国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几乎都只设立了行政调解，而没有设立具体调解程序实践中行政调解主体往往依照其他行政程序或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随意性大。程序是公正、合理、及时解决纠纷的有力保证，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程序保证，当事人很可能因程序不公而对调解结果不满，从而使调解协议难以自觉履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调解程序规定的极少，只在《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办法》也只规定了申请—受理—调解—终结—归档五个简单的程序，缺少了行政调解所必须的一些程序性措施和原则，比如在调解之中，应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重要事项进行调解采用听证程序等。这是程序民主、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程序性缺陷常常使当事人对行政主体失去信任，导致行政调解功能难以发挥。
2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的设想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的地方，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不能将其应有的功能充分发挥。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积极完善行政调解制度。针对我国现有的行政调解规则，笔者认为应当从统一法律规范，扩大对象范围，规范程序及赋予协议法律效力等四方面进行设想。
2.1行政调解法律规范统一化
2.1.1确立行政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项制度所确立的原则具有最高效力，对于活动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样的，行政调解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凡是法律上明文规定可以适用行政调解，方可适用，同时要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不愿意的，决不能强行调解。行政调解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1）合法原则。
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当然也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的要求。具体表现在行政调解必须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受到法的理念与精神的支配，公平、公正地化解纠纷，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自愿、自治原则
自愿是行政调解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行政调解行为与其他绝大部分行政行为的区别之一就是其不具有强制性，行政机关在调解中只能是组织者、中间人，其不能在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时强制进行。自治是指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强调当事人的亲力亲为，自觉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按照自愿、自治原则，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调解，在调解中如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对调解结果是否接受等，但需注意的是，该项原则必须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影响和损害当事人、第三人的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适用。
2.1.2设立统一的法律规范
我国的法律文件对于行政调解规定从实体法上看较为分散。然而挪威、美国都先后制定了《纠纷解决法》。欧盟、联合国也正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可见，诉讼外调解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我国应该适应社会的变革要求，修订相关法律。在条件成熟时，应该考虑制订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在《行政调解法》中，明确界定各种制度化调解机构的全县、效力、人员构成及资质条件；确定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不同的调解所应承担的资源投入、管理、监督、保障的职责和权限范围；解决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程序与正式的司法程序之间的冲突，减少各种机制之间的冲突和重复，使包括司法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整体运行更为合理和有效；建立对调解的司法审查与救济程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正。
2.2行政调解范围普遍化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其调解发展非常迅速，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近年来，调解解决争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租佃关系的民事争议和小型的刑事案件等诸多纠纷均纳入到调解的范围之中。然而如前所述，我国行政调解范围大致局限于民事纠纷、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行政赔偿和补偿的数额争议这几个方面，实际上，调解机制在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争议中，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因此，行政调解范围应从现有的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争议，扩展到行政争议的解决中去。只要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或侵害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纠纷就可以适用调解。
参考文献
［1］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0.
［2］朱最新.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解制度［J］.行政法学研究，2006.
［3］范愉.有关调解法制定的若干问题（上）［J］.中国司法，2005.
［4］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
篇5
关键词：气象；执法；发展
一、引言
气象行政执法是气象主管机构履行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气象主管机构依法履行对外管理的过程中，气象行政执法主体是否适格，气象行政执法行为是否规范、合法，不仅对于维护气象行政相对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同时对维护气象主管机构的良好执法形象也是至关重要的。《气象法》的颁布实施，赋予气象主管机构行政执法权，作为气象行政执法主体机关，如何依法行政，保证气象事业快速有序发展，有更高的具体要求。本文从气象部门实际出发，分析目前气象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确立有效的气象行政执法行为的一些建议。
二、气象行政执法的解释
气象行政执法是指气象主管机构基于气象法律、法规的授权，为实现公共利益，依法对相对人实施处理权、保障实施权等具体行政行为的总称。具体体现为在气象行政部门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监督管理和依法查处违反活动，它是保证气象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
三、气象行政执法的特点
⑴行政性。气象行政执法是气象主管机构依据气象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事采取某种具体行政措施。
⑵程序性。气象行政执法既要执行实体法，同时执行程序法，任何一方面的欠缺都可能导致行政执法无效。
⑶强制性。只要发现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气象主管机构就可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⑷可诉性。气象行政执法一旦出错，必然会直接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必然会对气象行政执法行为提起复议、诉讼等。
⑸服务性。气象行政执法主体不但是管理者，还是服务者。其服务于气象的公共性，服务于气象的安全保障功能和服务于气象的资源。
四、气象行政执法的依据
气象行政执法依据是指实施气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按照法律效力等级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气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的顺序应当是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
⑴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执法活动的依据。
⑵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基本法律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这些法律为气象行政执法提供了程序上的依据。非基本法律有《气象法》，是气象行政执法的实体依据。
⑶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气象行政执法依据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对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未按照批准的空域和作业的时限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行为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进行处罚。《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对未经批准擅自升放、未按照批准的申请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等违法行为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
⑷地方气象法规。是气象行政执法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执法的依据。
⑸气象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气象规章。这些规章对气象主管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和执法范围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五、气象行政执法的存在问题
⑴对气象违法行为的性质界定不够准确，存在处罚畏难情绪。气象主管机构的执法人员面对严格的处罚程序和相对人维权意识和水平的不断提高，存在处罚畏难情绪，担心处罚程序操作不当引讼，从而出现了该罚不罚的现象。
⑵证据收集欠规范、完整。在实际工作中，执法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依据对当事人、证人的调查笔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很少有在收集当事人陈述后，围绕违法行为的再行收集证人证言、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其他相关证据。而作为行政处罚主要判断依据的调查笔录由于只是一个独立的的证据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印证下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调查笔录的效力就会受到质疑。
⑶行政处罚受到的外部干扰大，执法人员处罚顾虑多。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使原先处于城市边缘的气象探测场被高层建筑所包围，破坏气象探测环境的行为时常发生，面对这类气象违法行为，气象主管机构因为顾虑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关系而不敢执法。
⑷气象执法岗位专业法律人员缺乏。执法人员虽经过省、市级的培训，掌握有关法律、法规，但面对严格的立案、调查、取证、定性、听证、处罚程序没有十分准确的把握。
六、气象行政执法的规范建设
⑴以《气象法》为依据，抓紧完善地方性气象法规体系建设，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涉及气象灾害防御、气象信息制作和、雷电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⑵更新执法观念，明确气象行政处罚关系。气象行政执法人员要提高对行政处罚目的、意义和性质的认识，做到明确气象行政执法权威和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之间、气象行政执法与尊重相对人的人权、气象行政执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⑶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确保气象行政处罚内容合法。慎重运用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做到执法过程符合法定程序，对违法者的处理幅度适当，避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权责脱节等现象。
⑷提高气象行政执法的技术水平。要对气象违法行为进行分类和整理，对每一类违法行为的性质、特征和重要环节，调查取证的程序、证据的保存和使用等问题加以明确，做到取证准确、及时、合法、有效，确保处罚行为依据的违法事实确凿、证据确实、充分。
⑸全面提高气象行政执法人员的整体法律素质。对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围绕行政处罚的基本知识、气象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法律素质。
七、气象行政执法的发展方向
⑴执法的重心基层化。执法的重心应当放在地(市)级气象主管机构。省级气象主管机构主要是对地(市)级气象主管机构的执法进行指导协调、监督检查以及查处影响重大的违法行为和跨区域的气象违法案件。
⑵规范执法程序，完善气象行政许可流程和统一执法文书格式，提高执法工作效率和执法质量。
⑶执法队伍专职化，建立定期培训制度，提高执法质量。“省会城市的气象主管机构要有3-5名专职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地(市)级气象主管机构要有2-4名专职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县气象主管机构要2人以上兼职人员承担本单位的气象法制工作。”每年定期举办以气象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培训班，使执法人员做到“科学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
⑷执法宣传。通过“3•23”世界气象日、“12•4”全国法律宣传日、网络、手机短信等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气象法律法规和规章。努力把气象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到社会的各方面，减少气象违反案件的发生。
八、结束语
气象行政执法是行政执法在气象行政中具体运用，具有一般行政执法的特点，又具有气象行政的特有的特性，只有使气象行政执法进一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才能推进气象事业的飞跃发展。
篇6
第一条为规范财政部门会计监督工作，保障财政部门有效实施会计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统称财政部门）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执行《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行为实施监督检查以及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当事人的违法会计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执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会计监督检查，并依法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跨行政区域行政处罚案件的管辖确定，由相关的财政部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财政部门指定管辖。
上级财政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财政部门管辖的案件，下级财政部门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可以报请上级财政部门管辖。
第四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处理，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经审查立案、组织检查、审理后，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条财政部门应当在内部指定专门的机构或者在相关机构中指定专门的人员负责会计监督检查和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立案、审理、执行、移送和案卷管理等工作。财政部门内部相关机构或者职责的设立，应当体现案件调查与案件审理相分离、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相分离的原则。
第六条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会计监督制度，并将会计监督与财务监督和其他财政监督结合起来，不断改进和加强会计监督工作。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法会计行为有权检举。
财政部门对受理的检举应当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处理，不得将检举人姓名和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单位和被检举人个人。
第八条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在会计监督检查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二章会计监督检查的内容、形式和程序
第九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设置会计账簿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一）应当设置会计账簿的是否按规定设置会计账簿；
（二）是否存在账外设账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伪造、变造会计账簿的行为；
（四）设置会计账簿是否存在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行为。
第十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实施监督检查，内容包括：
（一）《会计法》第十条规定的应当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经济业务事项是否如实在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上反映；
（二）填制的会计凭证、登记的会计账簿、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与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是否相符；
（三）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四）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第十一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会计核算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一）采用会计年度、使用记账本位币和会计记录文字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二）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登记会计账簿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三）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程序、报送对象和报送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四）会计处理方法的采用和变更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五）使用的会计软件及其生成的会计资料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六）是否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建立并实施内部会计监督制度；
（七）会计核算是否有其他违法会计行为。
第十二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会计档案的建立、保管和销毁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公司、企业执行《会计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财政部门依法对各单位任用会计人员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一）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是否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任职资格。
第十五条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依法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程序和内容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可以采用下列形式：
（一）对单位遵守《会计法》、会计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二）对单位会计基础工作、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会计人员从业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或者抽查；
（三）对有检举线索或者在财政管理工作中发现有违法嫌疑的单位进行重点检查；
（四）对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定期抽查；
（五）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抽查；
（六）依法实施其他形式的会计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应当执行《财政检查工作规则》（财政部财监字[1998]223号）和本办法规定的工作程序、要求，保证会计监督检查的工作质量。
第十八条在会计监督检查中，检查人员应当如实填写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
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检查工作记录的编号；
（二）被检查单位违法会计行为发生的日期、记账凭证编号、会计账簿名称和编号、财务会计报告名称和会计期间、会计档案编号；
（三）被检查单位违法会计行为主要内容摘录；
（四）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附件的主要内容和页数；
（五）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六）检查人员签章及填制日期；
（七）检查组长签章及日期。
前款第（四）项所称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附件应当包括下列材料：
（一）与被检查事项有关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资料的复印件；
（二）与被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合同、协议、往来函件等资料的复印件；
（三）注册会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四）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九条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可以在被检查单位的业务场所进行；必要时，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也可以将被检查单位以前会计年度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有关资料调回财政部门检查，但须由组织检查的财政部门向被检查单位开具调用会计资料清单，并在三个月内完整退还。
第二十条财政部门在被检查单位涉嫌违法的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作出处理决定。
第二十一条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在对有关单位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重大违法嫌疑时，可以向与被检查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或者被检查单位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有关情况。向与被检查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查询有关情况，应当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并持查询情况许可证明；向被检查单位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查询情况，应当遵守《关于财政部及其派出机构查询被监督单位有关情况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财监字[2000]39号）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检查组应当在检查工作结束后十日内，将会计监督检查报告、会计监督检查工作记录及其附件、被检查当事人提出的书面意见提交组织检查的财政部门。
会计监督检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检查的范围、内容、形式和时间；
（二）被检查单位的基本情况；
（三）检查组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
（四）当事人的违法会计行为和确认违法事实的依据；
（五）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的建议；
（六）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
（七）对涉嫌犯罪的当事人提出移送司法机关的建议；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九）检查组组长签章及日期。
第二十三条财政部门对于检查组提交的会计监督检查报告及其他有关材料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并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章处理、处罚的种类和适用
第二十四条财政部门在会计监督检查中实施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
（一）警告；
（二）罚款；
（三）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五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查实后，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依法从轻给予行政处罚：
（一）违法会计行为是初犯，且主动改正违法会计行为、消除危害后果的；
（二）违法会计行为是受他人胁迫进行的；
（三）配合财政部门查处违法会计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其它依法应当从轻给予行政处罚的。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依法从重给予行政处罚：
（一）无故未能按期改正违法会计行为的；
（二）屡查屡犯的；
（三）抗拒、阻挠依法实施的监督，不如实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情况的；
（四）胁迫他人实施违法会计行为的；
（五）违法会计行为对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六）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为依据进行会计核算，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实的；
（七）随意改变会计要素确认标准、计量方法，造成会计信息严重失实的；
（八）违法会计行为是以截留、挪用、侵占、浪费国家财政资金为目的的；
（九）违法会计行为已构成犯罪但司法机关免予刑事处罚的。
第二十八条财政部门在对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实施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有《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所列违法会计行为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财政部门在对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实施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有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者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财政部门在对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内容实施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有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的违法会计行为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一条财政部门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被检查单位的有关人员有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行为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财政部门在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的，应当依照《会计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财政部门对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实施监督检查时，发现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的程序和内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财政部门认为违法会计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五条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实施会计监督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的；
（二）、的；
（三）索贿受贿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
第四章行政处罚程序
第三十六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按照本章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十七条财政部门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检举的违法会计行为案件，应当予以审查，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第三十八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下列内容予以审查：
（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
（三）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三十九条财政部门对符合下列条件的违法会计行为案件应当予以立案：
（一）有明确的违法会计行为、违法会计行为人；
（二）有可靠的事实依据；
（三）当事人的违法会计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
（四）属于本机关管辖。
第四十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审查后，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告知检举人，并将审查意见存档；认为案件依法应当由其他部门管辖的，及时将案件材料移送有关部门。
第四十一条对下列违法会计行为案件，财政部门可以直接立案：
（一）在会计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二）在其它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三）在日常财政管理工作中发现的；
（四）上级财政部门指定办理、下级财政部门上报的；
（五）有关部门移送的。
第四十二条财政部门对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第（三）、（四）、（五）项规定立案的违法会计行为案件，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程序实施会计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财政部门应当建立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审理制度。
财政部门应当指定专门的机构或者在相关机构中指定专门的人员，负责对已经立案并实施会计监督检查的案件按照本章规定的程序审核检查组提交的有关材料，以确定是否对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以及对当事人的处罚种类和幅度。
第四十四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审理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并遵循实事求是、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错罚相当的原则。
第四十五条案件审理人员应当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下列内容进行审查：
（一）实施的会计监督检查是否符合法定程序；
（二）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三）收集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充分；
（四）认定违法会计行为所适用的依据是否正确；
（五）建议给予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合法和适当；
（六）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七）需要审理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六条案件审理人员对其审理的案件可以分别作出下列处理：
（一）对会计监督检查未履行法定程序的，经向财政部门负责人报告并批准后，采取必要的弥补措施。
（二）对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中止审理，并通知有关检查人员予以说明或者补充、核实有关的检查材料。必要时，经财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另行组织调查、取证。
（三）对认定违法会计行为所适用的依据、建议给予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不正确、不适当的，提出修改意见。
（四）对审理事项没有异议的，签署同意意见。
第四十七条财政部门根据对违法会计行为案件的审理结果，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决定：
（一）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二）违法会计行为轻微，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成立，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四）违法会计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将有关材料移送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并提出给予行政处分的具体建议。
（五）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违法行为应当由其他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将有关材料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六）认为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违法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四十八条财政部门对当事人没有违法会计行为或者违法会计行为轻微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会计监督检查结论，送达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有关单位。
会计监督检查结论包括下列内容：
（一）财政部门的名称；
（二）检查的范围、内容、形式和时间；
（三）对检查事项未发现违法会计行为或者违法会计行为轻微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说明；
（四）要求当事人限期改正违法会计行为的期限；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第四十九条财政部门对违法会计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应当制作会计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有关单位。
会计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地址；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事实和证据；
（三）要求当事人限期改正违法会计行为的期限；
（四）行政处罚决定及其依据；
（五）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六）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七）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财政部门的名称、印章；
（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处罚决定文号；
（九）如果有附件应当说明附件的名称和数量。
第五十条财政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财政部门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应当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财政部门应当采纳。
财政部门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五十一条财政部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按照《财政部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财政部财法字[1998]18号）的规定组织听证。
第五十二条听证程序终结后，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十三条财政部门应当在接到会计监督检查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遇有特殊情况可延长至六十日内送达当事人。
第五十四条财政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当事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五条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财政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六条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财政部门可以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加处罚款有异议的，应当先缴纳罚款和因逾期缴纳罚款所加处的罚款，再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七条案件结案后，案件审理人员应当做好案件材料的立卷归档工作。
第五十八条财政部门应当建立违法会计行为案件备案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财政部门对适用听证程序、提起行政诉讼和上级财政部门指定办理的案件，应当在结案后三十日内向上一级财政部门备案。
第五章附则
第五十九条本办法所称“违法会计行为”，是指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违反《会计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违法会计行为案件”，是指财政部门发现的或者受理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涉嫌有违法会计行为的案件。
第六十条本办法所称“当事人”，是指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检查的单位及其对会计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第六十一条本办法第五十一条所称“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个人处以二千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五万元以上罚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的地方法规对“较大数额罚款”的限额另有规定的，可以不受上述数额的限制。
第六十二条本办法所称“限期改正”的期限原则上为十五日。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由组织检查的财政部门决定。
第六十三条本办法所称的“日”，均指有效工作日。
篇7
第一、公司管理机制的法律规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这个问题是从有人问我在中国设立的公司中除董事长和总经理外又设立CEO(首席执行官)是否违法引起来的。中国公司法中没有CEO的规定，也没有有关其职权的规定。究竟法律没有规定的是允许呢，还是禁止?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一项事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公司章程和合同具有相似的性质。我们可以解释为：公司章程中任何规定，只要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均应视为违法无效。这一法律规定将无效的范围限制、缩小了，有两个限制词：一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不是任何政府的规范性文件，甚至地方法规也不在其内；二是违反的必须是强制性规定，而不是任意性规定。公司法中究竟哪些是强制性规范，哪些是任意性规范，争议颇多。
我认为首先应区别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应有更多的强制性规范。其次要区别股份公司与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应当有更多的任意性规范。在公司管理机制问题上，应扩大任意性规范范围。在公司意思机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设立及权限、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表决程序中涉及章程修改、少数股东利益保护等方面应是法定主义(强制性规范)，其他方面应当允许在章程中作出与法律不同的规定。在公司管理机制上哪些允许放开，哪些必须管严，还缺乏科学的界定。一味的管严，一切都是强制性规范，不利于公司根据自身不同情况创造多种有效的管理模式，更何况世界各国管理模式也在日新月异。只有统一性而无多样性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
第二、公司管理机制的法律规范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股东(尤其是大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一致?
这个问题是从合资企业管理机构(董事会)的矛盾引发产生的。合资企业由于不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实际上成了中外双方股东利益协调和冲突的机构，中方董事实际上是中方股东代表，外方董事实际上是外方股东代表。
公司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公司中存在着两个主体、两种权利、两种利益、两种责任。股东和公司是不同的主体，其权利、利益和责任自然也就不同。公司的利益绝不能等同于股东的利益。但公司最高管理机构董事会的成员又都是控股股东、大股东提名选择组成的，要让董事会不为大股东、控股股东利益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法律制度层面来看，有许多法律规定是防止控股股东操纵公司为自己谋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次级债权”的理论和实践。“次级债权”理论源于美国公司判例法上的“深石原则”(Deep-RockDoctrine)，即法院只要认定被控公司的业务经营完全被控股公司所控制，其经营方法主要为了控股公司的利益，就可以判决控股公司对被控公司的债权应次于被控公司的其他债权得到清偿，这就是次级债权。
我认为在我国的公司法中也应规定这一原则，即控股公司对被控公司的债权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被认定为次级债权。至于这种“特定情况”如何界定，可以从严，也可以从宽。但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应当从严。只要有证据证明控股公司有利用其控股地位将被控公司的财产或经营非法占用或谋利时，就应当确认其为“次级债权”。
第三、公司管理机制的法律规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司法权的介入?
这个问题是从加勒比海一个岛国TCI法院判决和我国自己国际仲裁实践中引发出来的。中国一家外资企业，其独资持股公司设立在TCI(Turks&CaicosIslands)特克斯凯克斯群岛。该公司发生股东内部股权争议，该岛最高法院判决指派一位公司合伙人为该公司之接管人(JointReceiver/Manager)。按照该国法律，接管人的权限很大，他有权“使用公司的公章和图章，”有权“以公司的名义并代表公司采取各种行为并在任何契约、收据或其他文件上签字”。依照法院判决，接管人签署公司文件要求改变和撤换在中国这家外资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这一判决和文件究竟有没有效力?引起了争论。
普通法国家法院权限很大，介入公司纠纷的领域也很广。例如，美国有的州公司法规定：法院可以审理有关董事会选举中董事任职争议的纠纷；因公司管理陷入僵局(瘫痪)时，法院可以指派公司的接管人等。这在我国公司法中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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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路运输 ； 行政执法；威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是国家法律法规授权具体负责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的执法机构。道路运输行政执法工作主要包括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两大类。道路运输行政执法的威信不仅体现在运输管理执法人员通过执行法律，实现立法目标，取得法律效果，更体现在通过法律效果的实现，取得相应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影响，达到引导社会公众在参与道路运输行为中遵守法治秩序，树立行政执法的权威和威信，推进行业治理向法治转型的目的。
一、道路运输执法威信存在问题及成因
（一）执法标准不统一。道路运输行政执法效力层次最高的依据是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施行至今仅做过3次细微修改。当前，我国道路运输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条例的很多规范内容已与当前道路运输管理工作实际不符，亟待修订和完善。条例的内容较为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执法实践中所适用的依据主要集中在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法规中，因规范性文件缺乏稳定性、地方法规与部门规章规定不一致、相邻地区就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等原因，导致道路运输行政执法的尺度和标准缺乏统一，损害执法威信。例如由于法律缺失，造成对残疾人违规行为处罚难问题。如果严格执法，势必超越了这部分特殊群体心理和经济等方面的承受能力，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特殊照顾，势必影响政策公平性。
（二）执法环境不好。由于公众法制观念缺失，在道路运输执法中，当事人车辆或者相关证件被扣后，不是依法进行陈述申辩，而是通过找关系、暴力对抗、自伤自残无理取闹等方式逃避处罚，而道路运输执法部门往往因执法权限和出于社会稳定考虑，做出让步。这势必给社会公众造成守法无好处，越闹越得利的印象，侵蚀执法威信。
（三）存在以罚代管现象。燃油费税改革后，道路运输执法经费由中央转移地方，再由地方财政划拨执法机构。部分地区财政部门通过预决算制度变相向运管机构下达罚没款指标，基层道路运输执法机构经费普遍得不到保障，迫使运管机构执法趋利化，出现重罚款轻服务现象。
（四）存在执法不严问题。由于极少数基层运管人员素质问题，一些地方，一些单位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问题。个别甚至还、贪赃枉法，给运政执法带来严重负面社会影响。
二、要建立健全道路运输执法的法律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道路运输业法律法规体系是道路运输执法威信树立的源泉和基础。当前交通运输部门亟须加快道路运输管理的立法进程，既然难以实现将行政法规升格为法律的目标，就应当着手修订与完善现有道路运输管理法规体系中与经济社会发展和道路运输执法实际不相适应的部分，及时清理各地地方性立法中与上位法相抵触的规定，尽早制定全国统一的城市公共交通、出租汽车业等职能的管理规定，逐步建立道路运输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三、要加快道路运输行政执法管理体制改革
目前全国大部分基层运管机构单位性质为自收自支型事业单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道路运输行政执法的趋利性问题，需要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实施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中统筹考虑运管机构的性质，纳入公务员管理，落实地方财政经费保障。同时，要切实提高执法人员待遇，吸纳更多的包括法律专业人才在内的各种高素质专业人才，为树立道路运输执法的威信提供人才保障。
四、要强化交通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运管部门应借助于国家普法及法制宣传的平台和载体，大力宣传国家和地方交通运输方面的法律法规，让广大公众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同时要坚持政务公开，加大对运管部门的法定职责、执法依据、规范执法等方面的宣传和教育，让公众理解和支持执法工作。
五、要创新工作理念，不断提升执法水平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良好的法律制度只有在具体应用中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方能树立执法的权威和威信。在道路运输执法中要运用法治思维，坚持以人为本、效果为先，兼顾社会的原则。执法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管理活动，它对法律、执法工作本身以及社会意识、认识等所产生的影响都可以归纳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法律效果决定社会效果，行政执法所追寻的社会效果应当通过法律的适用来实现，只有在特殊和个案情况之下，并在严格且公正的规则和程序控制之下，才能加以“变通”。执法工作首先要考虑法律效果，只能在法律规则的框架内，合理并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寻求社会效果的最大化。而不违反程序或实体之规定达到追求社会效果的目的。因此在道路运输执法中应做到：1.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基本要求，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按照行政处罚法及道路运输管理法规关于规范执法行为的羁束性规定，以礼服人、以法施威，尽量做到“相同情况相同对待”，让道路运输执法参与各方都强烈地感受到被公平公正对待，实现法律效果的最大化。当遇到特殊个案的处理需要突破法律设定的具体规则进行特殊“变通”处理来实现社会效果时，也应当以法律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在法定的程序和体制内进行解决。2.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以防腐，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可以维护执法的公正性和树立执法威信。任何制度的安排和行政指令的作出，都需按照法律规则办事，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更应该树立对法律的敬仰，以身作则，为一线执法人员做好法治的表率，用实际行动支持执法者、教育执法者依法行政、依法治运。3.把教育优先贯穿始终，在执法中体现人性化。在执法工作中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优先，处罚次之。在符合法律既定规则的前提下尽量人性化开展执法，融法、理、情于一体，取得人民群众对执法工作的支持与肯定，树立执法的权威。
【参考文献】
[1]董和平.执法效果论 .当代法学，1997（6）：15.
[2]孔祥俊.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项基本政策的法理分析.法律适用，2005（1）：26-31.
篇9
【关键词】城市规划管理；问题；对策
城市规划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保证城市土地合理利用和开发经营活动协调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1]。近年来，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的管理水平正不断地发展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规划法规不完善、管理体制不健全、规划许可的自由裁量较大、缺乏公共监督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1 城市规划管理的基本概念
任致远先生将城市规划管理分为宏观管理、中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三种类型[2]。大家通常讲的规划管理主要是指微观管理工作[3]。城市规划管理主要是指以“两证一书”为核心的管理，具体说就是根据《城乡规划法》和已批准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实施行政审查，批准、核发“两证一书"（即：《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对城市规划行政许可的内容是否符合已批准的规划，以及城市内的建设项目是否符合规划许可的内容进行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的行政管理活动，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系统性、实践性、科学性很强的技术行政管理工作，直接关系着城市规划能否顺利实施[4]。
2 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5]
2.1规划法规不完善
由于城市规划自身存在缺陷和城市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无不与行政权力相联系，导致城市规划管理缺乏保障导致规划缺位或干预乏力，因此，城市规划干预作用的发挥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我国的城市规划由于缺乏完善的法规体系支持，规划的干预缺乏力度；地方性法规不完善，开发商采取较为隐蔽的或“”的手段；行政程序和立法不完善，规划编制、审批行为缺乏程序性规定等原因，违法现象频繁出现，违法建设屡禁不止。因此，城市规划法律制度作为城市规划体系的核心应尽快完善。
2.2管理体制不健全
事实上，城市规划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很强的工作，是管理城市的重要依据，但在当前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下，大多区规划局受区政府和市规划局的双重领导。有些时候在“规划审批权”的行使上必然会因区政府的要求而放弃从全市整体利益出发的规划原则，且内部缺乏有效的制约制度，行政管理人员规划许可权使用不当，再加上行政处罚权受到分割，规划部门在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的过程中，碰到“未依法办理规划审批手续”的建设行为，明知它违反了《城乡规划法》，却无权处罚，大大影响了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2.3规划许可的自由裁量较大
行政许可的条件和标准与行政许可的自由裁量权有着相辅相承的关系，行政许可的条件和标准愈明确，行政许可的自由裁量权愈小，反之亦然。但是，在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规章中城市规划行政许可的条件和标准直接规定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在各层次规划、技术标准、设计规范甚至政府规范性文件当中进行规定，给规划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提供了存在的土壤，易产生腐败现象。
2.4缺乏公共监督
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早已允许市民参与，而在我国，规划常常仅限于政府和专家之间的交流，普通大众对规划缺乏应有的了解，也缺少对规划的支持和参与，且我国城市规划决策，往往是只有领导者才是“决策者”，规划决策权相对集中，是少数人闭门造车式的决策。这种决策主体的错位使得规划领域的决策呈现封闭型、政治家型的特点，缺乏公众监督，致使随意更改规划、规划服从项目的情况时有发生，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最终使城市偏离良性的发展轨道。此外，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利用城市规划管理对城市建设进行过度干预，由此产生诸多不良影响。
3 解决问题的对策
3.1 完善规划法规和规划许可审批程序
充分运用法制管理手段，是切实搞好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根本保证。要做好这一点，就要求各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抓紧城市规划法制建设工作，以《城乡规划法》为中心和基本依据，尽快建立健全包括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以及行政措施在内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营的法规体系，制定科学的审批管理程序，加强审批程序控制和制度化管理。严格依照《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规划管理，防止和抵制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行为，对一切违背城市规划和有关城市规划管理法则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追究当事人应负的法律责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保证城市规划的实施。
3.2 健全管理体制
要改革规划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建立健全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笔者建议通过深化规划审批制度改革；建立规划委员会制度，健全规划决策机制；规划管理的重点由开发转向保护，实行四线管制；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建立规划管理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坚持协调的原则等措施，健全管理体制。
3.3 采取规划许可听证制度
针对规划许可的自由裁量较大的问题，笔者建议结合规划工作的实际情况，从清晰、简便、有利于工作开展和充分发挥听证功能作用的角度出发，将城市规划行政许可听证定位于大众辅助型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方式上，通过健全城市规划听证制度，对合理、有意义的意见、建议，应当积极吸收、采纳；对听证中存在重大分歧、反映强烈的城市规划问题，实施许可时就必须慎重，对没有被采纳的意见应当有反馈。
3.4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
城市社会的主体是居民，城市文明的主要创造者和享受者自然也是广大市民百姓。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只有居民的直接参与和管理，才能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感，才能有效地整合与发挥城市自身的各种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民的社会参与是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离开了居民的积极参与，就没有真正的或完整意义上的都市文明进步。换句话说，没有大多数居民的积极参与，就没有城市现代化的内在发展，就可能出现“有增长（有建设），无发展”的局面。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既是对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监督，也能够使公众更易理解和认同城市规划的意图，顺利地实施城市规划。应向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做法较好的国家学习，拓宽公众参与的途径，让市民更多地参与到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中去。
4 结束语
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项综合性技术行政管理工作，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受体制、机制、法制等深层次方面原因的影响，但由于本人工作在规划部门的基层单位，看问题的角度不够宏观，以及自己的能力所限，所以对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明.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管理研究[J].城市规划，2014，4（35）.
[2] 任致远.21世纪城市规划管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107-110.
[3] 陈嫦娥.城市规划批后管理对策研究[D].浙江大学，200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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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警作为一种新的防震减灾手段，受到我国政府和公众的极大关注。为实现地震预警的社会效能，必须将其纳入法制化管理。本文从地震预警立法角度出发，借鉴日本相关法律法规，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关键词：
地震；预警；立法；法制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直以来，我国政府对防震减灾工作非常重视，尤其是汶川地震后，政府更意识到地震预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近年来，国家对地震预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逐步加大了对各级地震台网的建设投入，在不断深入开展预警相关活动时，为例保证地震预警社会效能的实现,在建设地震预警硬件设施的同时,必须进行与之配套的法律制度建设。
一、地震预警基本法律问题梳理
（一）地震预警的概念界定
依照法理学，法是指调整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总称，故地震预警相关法律法规，是指调整地震预警主体之间的相关法律关系的总称。在梳理地震预警相关法律问题之前，对地震预警的概念界定非常重要。地震预警的工作原理是：地震发生后，纵波（P波）和横波（S波）两种主要地震波同时由震源向外传播，纵波传播速度比较快，大约是6KM/s，但震动相对较小，破坏也小，横波速度较慢，大约是4KM/s，但携带能量大，破坏性大。地震预警是利用P波传播快于S波，S波未到达给定地点时，利用二者之间的时间差，快速估算地震参数，并预测地震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抢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震中周边地区之前，通过电子通讯系统及时发出警报。所以立法中对地震预警定义为：是指在地震发生时，在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目标区域前，利用地震预警系统向该区域发出地震警报信息的行为。其中，破坏性地震波是根据行业惯例来界定，一般指4.5级以上地震。可能遭受破坏的目标区域即预警目标区，是指布设预警监测台网或者布设预警接受终端的区域。
（二）调整的法律关系
地震预警地方立法需要调整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职责。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部门协同的原则，负责地震预警系统的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及地震预警信息产出、与处置，地震预警知识的宣传及演练。二是特殊单位的权利义务。学校、医院、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核设施及其他可能由地震引发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事关公共安全和生产安全，在接受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的同时，应带有责任建立地震预警处置设施，主动采取措施减轻灾害损失。
（三）公民的权利义务
公民有权利享受地震安全服务，获得由政府提供的预警信息服务。为最大限度地减轻地震灾害损失，公民有义务主动了解地震预警相关知识，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地震预警相关的应急演练。
二、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梳理
目前，地震预警活动依据的法律法规有：第一，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行政法规。《地震监测管理条例》、《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第三，地方法规及省规章。从规范地震预警活动的角度进行分析，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只有原则性规定，规则性规定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具体如下：《突发事件应对法》中规定了突发时间的预防应急、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这些突发时间中包括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中，地震属于自然灾害，地震预警属于自然灾害预警，该法中关于自然灾害预警的条款全部适用于地震预警。但地震预警与其他突发事件预警相比具有以下特殊要求：第一，时间紧迫性要求。地震预警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科学技术，当破坏性地震发生时，只有在几分钟或几十秒的时间给预警目标区采取应急行动和措施。第二，社会全面认知要求。地震预警信息要向社会公众完全，并通过多渠道全面高速传播，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涉及公共安全，具有特殊性。第三，科学技术的特殊要求。地震预警信息的监测、处理、信息生成、、传播等多个环节要求地震预警系统有先进的技术系统，并在第一时间无缝隙链接。所以，现有的立法指示原则性规定，规则性适用不健全，且相关规定零散，无体系无逻辑，如地震预警信息的和传播，无法从现有法律法规中找到依据，可操作性太差，需要专门的预警相关法律法规。
三、地震预警立法的重要问题讨论及国外借鉴
（一）责权划分
地震预警建设不仅依赖于政府投资，还有赖于行政机关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地震预警信息涉及公共安全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应当由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其他部门协同、社会公众参与。日本作为最早正式启用并向社会公众地震预警的国家，法律制度相对完善，不同层次的法律及有关技术规范规定了日本气象厅、政府部门各自的职责及应急处置义务。
（二）规划与建设
根据上位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地震预警应当统一规划，统筹利用公共和社会资源，合理规划布局，避免资源浪费。地震预警系统的建设，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符合地震方面的国家及行业标准。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核设施及其他可能由地震引发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有义务建设预警处置设施，预防和减少次生灾害带来的损失。目前，有特殊企业或社会力量自主建设地震预警系统，并产出地震预警信息。地震预警涉及公共安全，可以鼓励特殊企业建设专用地震预警台网，社会力量在符合地震预警整体规划的情形下，可以自主建设地震预警台网，但须向本级政府地震主管部门备案，其产出的地震预警信息只能在其内部使用，不得擅自和传播。
（三）地震预警信息、处置
在立法中明确地震预警信息主体、接受主体、条件和内容、途径、等相关条款，为地震预警的社会效能提供有利保障。
1.主体：立法应当明确预警信息的权限。我国地域辽阔，不适合统一预警信息，应以省份为单位，每个省都应有一个负责预警的机构，同时应规定预警信息的备案制度。《防震减灾法》规定地震预报的主要主体为各级人民政府，因地震预警信息时限性的特点，很多学者认为，其由地震主管部门更为事宜。
2.接受主体：按照使用途径不同，我国的地震预警信息接受主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普通公民，接受预警信息主要用于个人紧急避难，从而减轻人员伤亡；第二类是特殊行业主体和重大工程单位，如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核设施等可能由地震引发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接受预警信息主要是用于立即停止生产作业，从而降级经济损失和减少次生灾害；第三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救援部门，主要是为了震前预防及震后应急救援。
3.条件和内容：在我国，目前各省陆续出台的省规章中并未对地震预警信息的条件和内容根据不同接受主体进行区别。福建省地震预警管理办法规定：向预估地震烈度大于6度（中国地震烈度标准）的地区地震预警信息，内容包括发震时间、震中、震级、破坏性地震波预计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预估地震烈度等。
4.途径：（1）电视和收音机的广播。在我国，电视和广播仍然是地震预警信息的主要途径，考虑到公众接受的时效性及预警目标区域的实际经济水平和发展状况，应当由政府主持建立专门的播发机制，由媒体专线和地震主管部门实现无缝链接，及时有效地震预警信息。（2）防灾行政无线的广播。我国属地震多发国，建议在重点防御区也逐步安装地震预警信息瞬间警报系统，以达到预警目的。（3）手机短信。手机用户与电信运营上签订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协议，主动取得地震预警信息，在发生较强地震时，手机会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屏幕会显示预警信息。我国也在逐步使用手机安装地震预警专门APP,弹性扩大地震预警范围。（4）系统内的语言广播。本在大型商业场所、电影院、运动场、车站、地下街道等人员密集的场所设有地震预警广播，及时播放地震预警信息。（5）报警专用终端。日本研发了可以接受地震预警信息的专用终端安装在地震预警工作者的个人计算机上，特别接受地震预警信息。我国也陆续研发了这样的接受终端，在产生不同的地震预警信息时，接受终端会有不同的声音报警和信息显示。
5.误报、撤报、漏报、续报：地震灾害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当地震发生时，地震预警系统初期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据此发出的预警信息可能不准确，也可能因为信号干扰出现误判。在日本，撤报只限于因为雷电等地震以外的原因引起误报，最初判断烈度在5度弱的地区重新判断在3度以下烈度的情况不进行撤报，以此来避免人群混乱。建议我国也采取此种做法，对误报、撤报做具体规定。在日本，因漏报的续报内容仅限于最初预估烈度在3度以下，但实际地区烈度在5度弱以上。在日本，误报、撤报、漏报、续报都有相关的免责条款。我国部分省出台的省规章也有免责规定，但未对相关修正方案进行规定。
（四）地震预警宣传与应急演练
为达到地震预警成效，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完善地震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机制，主旨开展地震预警知识宣传和应急演练。过政府主导、统筹规划、部门协同、公众参与实现地震预警成效。
（五）法律责任
地震预警立法中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一是刑事责任。地震预警刑事责任包括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内部刑事责任中涉及的内部刑事责任主体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及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不履行地震预警工作相关职责，、、，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外部刑事责任主要在地震预警信息和地震预警监测环境保护中。擅自地震预警信息，造成群众恐慌、扰乱社会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故意破坏地震预警监测环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三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指由于违反民事法律、违约或者由于民法规定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
四、结语
综上，为保障地震预警的时效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能，必须将其纳入法制管理,明确相关部门和组织的权限和职责，落实相关责任，使其地震预警全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地震预警立法逐步开展，不断完善，是大势所趋，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张晁军、陈会忠、李卫东．地震预警的十个问题．国际地震动态．2013（6）．
[2]中国地震局政策法规司．地震预警法制建设探讨．国家防震减灾．2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