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联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联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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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当前，各个高等院校在进行经济学讲解中，都采用了把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开讲解的方式，微观多置于宏观之前，这主要是沿袭了凯恩斯以后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流派的做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化解社会中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稳定，主要关注资源利用问题。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区别，但是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将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1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差异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同属于经济学科，很多教材甚至把他们编著在同一本书里，但是两者却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两者的基本假定具有较大差异，微观经济学的几个假设分别是：完全理性、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总体是承认市场的完善性，反对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和政府具有调节经济的能力。

其次，研究的内容看，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围绕两个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和两个主体（企业和消费者）来进行论述的，主要研究的是最为基本的单位，居民、厂商、市场等个体对象。宏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立足于经济体整体，把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研究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律。两者的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微观经济学采用个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由于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

最后，两者解决的问题不同，核心理论差异很大。微观经济学主要解决的是资源的配置问题，研究市场经济如何使得资源配置优化，进而增加社会福利，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为价格理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其它内容都是围绕价格理论展开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主张政府不要对经济进行过多干预。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解决的是资源的利用问题，研究使现有资源如何充分利用，较好地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其它内容也是围绕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这一核心理论展开，并指出市场不能完善地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进行政府的有效干预。

2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相互联系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是也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分析体系。

首先，两者研究的目的都是探究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使得整个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和有效利用，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其次，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内容上存在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假定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如何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资源是如何被充分利用的，因此两者的研究内容缺一不可，缺失一个那么整个研究就会不完整，单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最后，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微观经济学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很多研究方法和思想，而宏观的很多内容必须依赖于对微观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同时，微观和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经济学，不进行价值判断，只是对经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描述。

3 教学中如何利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问题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着很多差异，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总的来说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科学和教学体系中的，所以在教学中应该特别注意两者的关系。

在教学中，我们要在讲解其中一门课的时候，有意识地涉及另外一门课的相关内容，比如我们在讲解微观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时候，应该提及到宏观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增长时要应用此函数。同样，我们在讲解宏观经济学时，也应该对相关的微观内容进行引用和比较，对两者内在的逻辑性给予必要的阐释。

由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地方具有统一性，因此很多微观创立的思想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均衡的思想，是贯穿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思想，它是由微观经济学所创立的，但是在宏观的很多内容研究上都得到了使用，尤其是在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上，均衡思想被大量应用，这样在讲解时，最好能够把均衡思想在微观经济学的使用和在宏观经济的使用对比，联系起来讲解。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很多方面有联系，在很多方面也有区别，因此教师有必要对两者之间比较大的区别详细进行阐述，以引导学生在学习时建立起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比如，微观经济学先是提出了几条假设，在假设的基础上对整个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他本身具有更为浓厚的演绎方法；而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时，是对已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经济规律，更偏向于归纳性的思考体系，这两种分析问题的差异在学习中不断地对学生进行讲解和分析，非常有助于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深入学习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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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微观经济学；居住空间分异；西安；房地产市场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51-03

一、相关概念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科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方经济学形成了按研究对象不同分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资源如何分配的；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1）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是随着城市的诞生出现的，居住空间结构的不断演化，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2）城市居住空间变迁总体上呈现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相对应的特征。城市的发展与居住空间分异相互作用，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居住空间的分异，而反过来，居住分异也影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二、宏微观经济学联系与区别

（一）联系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互相补充的。经济学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既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又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微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最优配置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共同组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分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它们都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存在，分析这一制度下的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

（二）区别

1.基本假设不同

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有以下三点：（1）市场出清。这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地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2）完全理性。这一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只有在这一假设之下，价格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才是可能的。（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地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基于两个假设：（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纠正市场机制的缺点。

2.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1）均衡价格理论（2）消费者行为理论。（3）生产理论。（4）分配理论。（5）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经济福利的实现等问题。（6）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其中主要有：（1）收入决定理论。（2）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3）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4）开放经济理论。（5）宏观经济政策。

三、从经济学角度谈居住空间分异

对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纪初的古典人文区位学的空间理论，但真正将其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空间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代表人物有W.Alonso （1964）、E.S.Mill （1967）及R.F.Muth（1969）。其中，阿隆索的研究最有影响，他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解析了区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土地在不同活动中进行分配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扩展，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分异已然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

目前，中国很多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西安可以算是一个强有力的代表。以住宅开发项目的档次和价格在空间的分化为有力代表的居住空间分异的格局在西安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分异格局和市政府大力开发建设各经济开发区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及其影响

开发区与一般性区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特区”性质一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别管理体制的区域。其殊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对优惠、激励性的政策，而开发区明确划定的地域界线则将这些相对优越的政策、体制、观念、方法、服务、设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区段内，使良好的硬环境与优越的软环境在特定局部空间相加在一起，可令开发区内部“小环境”相当鲜明地异于及优于周围“大环境”，乃至形成制度、产业、功能、设施、甚至心理意义上的所谓“孤岛效应”。开发区这类“特区”的设立与运行，等于在城市空间人为地制造出“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或谓“特区”与“普区”之分割对比，两者之间不平等的境遇可导致不平衡的发展，从而可能制造或加剧城市内部经济一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1.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的经济异速增长

开发区“特区”机制及其“孤岛效应”影响作用卜的城市极化分异首先体现在开发区显著高于“非开发区”的经济异速增长过程中，这在各地较高等级开发区中尤为突出普遍。西安市经2003—2004年最新一轮开发区清理整顿后现共存有各级各类“开发区”18个，其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者依次分别为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西安高新区”）、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西安经开区”）、省级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开发区（又称“西安曲江新区”）。这几个主要开发区的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连年在30%以上、有些甚至达70%或更高，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一般“非开发区”，已成为西安市有目共储的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虽然由于开发区并非一级行政区，且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而可能跨涉不止一个区县，其经济社会统计数值也相应地被分解纳入到不止一个区县，因而不易进行开发区与各区县发展指标之间的直接比较，但从开发区经济社会数值占全市总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实，可以间接反映出开发区的“异军突起”以及一般“非开发区”的相对弱势化。表1显示西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资吸引（以实际利用外资额反映）、经济增长（以GDP、工业增加值反映）、开发建设（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收益回馈（对地方则政收入及就业增长贡献）能力都快速提高，占全市总量的比重也不断扩大，是拉动西安GDP增长的绝对主力。下面以2007—2009年度西安市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和最具有西安开发区代表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经济状况的对比，对西安“经济区”在西安经济的地位进行说明：

2.开发区配套商品住宅开发及其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来，上地市场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使地价和上地竞标机制以及市民个人住房消费意愿与消费水平等市场力机制开始发挥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调控功能，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分异隔离开始在中国城市显现，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重构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各地开发区大都配置有30%～40%的居住用地。开发区作为各地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形成一种比较纯粹的“全产权私有住房拥有者”聚集区，凸显加剧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居住分异隔离。

目前西安居住分异格局基本上是“高收入者多居于开发区新城、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旧区、而中等收入阶层居住相对分散均匀”。在开发区较优质住宅和住区环境吸引及其较高房价的过滤筛选机制作用下，拥有最强住房购买力和“迁移力”的较富裕人口率先离开旧城而移居开发区新城，从此拉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化。再结合上述有关开发区从业者职业、学历、收入特征分析，不难看出几个主要开发区正趋于成为西安市较高学历较高收入阶层工作、居住、活动的主要空间，这自然会对相应区段文化、消费、形象、社会服务种类档次、社会活动形式形态等产生影响，继而造成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更深层次分化。

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区的经济对西安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建设，导致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总体发展态势是：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正成为各种发展要素资源辐合汇集的区域极化中心，因而局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显著高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这表明开发区建设发展不仅如一些海外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因设立时间及政策力度的差异而成为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具体机制之一，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开发运作机制及内在结构特性而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分异的机制之一。（2）“开发区”作为一种区域发展策略的基木思维其实就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石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虽说依据该区域发展理论，增长极核与周边区域差距扩大的空间极化效应属于阶段性的正常现象、会随着“溢出效应”的增强而逐渐消失，但山于增长极理论在世界各地实践应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所期望的区域整体发展结果并非总能如愿实现，而极化效应的持续强化则可能蕴蓄区域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隐患，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增长极理论的批评与反思越来越多。开发区实践对于区域之间及城市内部极化分异的强化凸显效应尤其是其中“政策力”因素的影响作用，同样值得决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二）从市场失灵角度看此现象

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那么，对于“新经济区”和“非经济区”来说，似乎是宏观经济调控下的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市场分配不均导致的，形成了“市场失灵”的表象；但是，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后，使经济特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虽然形成了“孤岛效应”，但是这个效应是暂时性的，是会向四周蔓延的，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引入，那么形成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居住圈层则是在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所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经济特区所导致的似乎是资源的大部分都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是正常的，其实质并不是“市场失灵”。

从微观经济学来考虑这一现象，研究资源按什么原则分配给社会，是由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决定的。那么在政府优先发展的经济特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一些优惠性政策吸引开发商前去投资，这也形成了社会资源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

2.建议

那么通过以上的讨论，可能缓和、消弭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一社会差距的措施包括：（1）合理规划平衡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引导和鼓励适宜项目向老城/老工业区的分流；（2）建立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利益平衡补偿机制；（3）大力促进开发区第二产业的全面发展，此举不仅有利于扩大开发区税源、提升开发区整体经济水平、完善开发区产业结构、改善开发区工作环境与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扩大开发区就业而、使开发区发展能够惠及更多领域史广泛阶层的劳动者；（4）增强开发区住宅价格与房型的多样性和“广谱性”，使多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者有机会共享开发区较优越的软硬生活环境，也有利于创建出独具活力、结构更为丰满健康的开发区新社区。

参考文献：

[1] 蔡汉冲.宏微观经济学比较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2005，（10）.

[2] 李志刚，吴缚龙，等.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倡导还是控制[J].城市规划汇刊，2004，（6）.

[3] 丁蕾.济南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4] Alonso W.Location and Land Use：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y，Mass，1964.

[5] Mill E S.An Aggregate Model of Resours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ian Area[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6，（57）.

[6] Muth R F.Cities and Housing[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hicago，1969.

[7] 徐晓军，沈新坤.城市贫富分区与社区的阶层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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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微观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基本前提假设，然后分析了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的主要挑战：1.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2.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3.信息对传统营销构成了挑战。4.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关键词 信息 微观经济主体 生产经营

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信息，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产生极大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只有充分掌握最新、最全的信息才能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有效的配置企业的有限资源，以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一、微观经济主体概述

资源配置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就是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的，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单个经济主体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加以规范化。

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的内容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有三个：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

1．市场出清。市场出清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的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具体来说，物品价格的调节使商品市场均衡，利率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工资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均衡。在这种均衡的状态下，资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资源闲置或浪费问题。

2．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完全理性。

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的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二、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所面临的挑战

21世纪是一个信息的世纪，各种信息，如市场供需信息、产品质量价格、品种信息、生产单位效益信息等的畅流与否，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极大的影响。信息时代使企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只有识时务，敢于迎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信息改变企业的生产模式，提高其运作效率

首先，信息时代，传统的迂回生产方式将被直接生产方式所取代。直接的信息交流减少了以前多级中间环节和远距离交易所造成的迂回物耗，信息社会生产方式本质特征是缩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减弱了生产对某生产资料的依赖性。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的畅通，企业将会快速掌握大量的生产资料供给信息，取得某一生产资料的渠道增多，使原材料价格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可直接快速获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使生产更贴近消费需求，产品价值更容易实现，在实现生产的最终目标――消费的基础上使生产单位获得最佳效益。

其次，物资、能源、人力、自然资源等物质资源在信息流的作用下可被其它物质要素代替。即以廉价、充足的资源代替价格昂贵、稀缺的资源，这是掌握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及信息流作用的必然结果。

最后，信息时代资讯业特别发达，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加之先进的技术设备（硬、软设备）使新产品的开发和各种设计（如用电脑进行建筑设计）、生产方式的改变都会在更大程度上节约时间，并能使实验、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中的资源消耗减少，从而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信息对生产要素具有优化作用。它迫使生产力各要素优化，引导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促进生产力系统有序运行，提高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生产力系统中，各因素的优化组合信息调节和控制，组合情况如何，均可通过产量、成本、成本利润率、劳动生产率等统计信息反映。而这些信息的反馈有助于重新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而实现最优组合。从另一角度分析，当生产者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状态下盲目生产而使生产能力受碍时，对各种信息的综合分析和运用可以消除不确定因素，为企业提供明确的生产方向和生产方式。明确的生产经营目标能够使生产力系统中各要素发挥最大功能，特别是能够激发生产力系统中的主要因素――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发挥，从而提高生产。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信息，通过互联网和网络教育等信息媒介使生产力各要素――人和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各要素自身的功能不断增加，使生产力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得以持续。

（二）信息改变公司管理方式，实现决策科学化

现代管理的艺术在于驾驭信息，公司管理要求对人、财、物、时间、技术等进行科学组织与协调，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些活动必然有信息的参与，信息是最有效的粘合剂。信息作用于管理者，可增加管理者与管理对象的可知性和透明度，使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功能、管理方法发生重大变革。过去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组织机构层次多，且各层次因

人员素质不同，考虑问题角度不同，立足点不同而造成对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这无疑不利于信息在各层次间的畅流。计算机网络快速、有效地传递信息，有利于转变原来的金字塔型管理为各层次管理者间、各部门、各地区管理者直接联系的平行矩阵型，中间层逐渐减少，各层次管理机构分别针对某一机构的散发式管理体制更有利于信息的迅速、准确传输，有利于管理者根据快速反馈的信息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目标，提高管理的效率，实现管理的目标。

科学的决策要求充分占有信息，信息的及时、准确反馈是生产经营单位修改决策和做出新决策的依据。可见，信息作用于决策群可使决策有依据，增加决策的透明度，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才能真正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组织。此外，信息有利于沟通各层次决策群，使之协调一致，减少各决策群间的摩擦。

（三）信息对传统营销的挑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作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各方面，企业产品质量好坏、品种是否适销对路，均会在市场中得以体现。因此，获取和有效利用准确的市场信息极为重要。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引起市场营销方式的巨变。当今社会，消费者购买行为日趋个性化，市场变化难以捕捉，生产者对市场的反映更加敏锐，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行为增加；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在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更加突出，生产者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特定购买欲望，才能在市场中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杯羹，这一切需要信息的媒介作用，由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虚拟市场――网上营销，从90年代以来，开始风靡全球。

建立在信息产业特别是互联网基础上的电子商务将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通过电子化方式处理的传递数据，包括文本、声音和图像；实现电子资金划拨、电子证券交易、电子货运单证传送、商业拍卖、合作设计、产品交易等。总之，电子商务直接作用于流通领域，将促进销售方式的革命，推动流通技术的改革，使传统商务的业务模式和流转程序发生变化，以迂回经济到直接经济，从而提高流通领域生产力。此外，商业信息的充分利用，电子商务的兴起，意味着消费者有更多的渠道获得产品类型、数量和质量、价格等商务信息，并进行有比较地选择。在拓展了的商务活动领域中，真正实现消费者的决定性作用，生产者才能根据真正的消费者意愿进行生产，从而减少生产中的浪费，实现产品的有效生产。

在营销生活中，消费者从有购买欲望到进行购买有一个临界点，当某一品牌产品的价格和质量都对消费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并已到实施购买的边缘时，总是需要一定的契机及相关的刺激，以实现其真正的购买，传统的营销是通过降价、打折、送赠品等方式实现购买欲望到实现购买的转变，但这一方式已越来越不灵了。在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的收入上了台阶，消费层次提高，消费者除关心商品的性能、价格和购买及维修的方便外，更重视通过各种媒体获取其他消费者对该商品的看法和消费该商品消费者的普及程度等信息，现在很大一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消费追求新、异和消费的个性化，他们乐于消费新产品，突出自己的消费率先进入了高层次，而这一切只有通过快捷的方式获得消费领域的最新信息。可见，信息既引导消费出现新潮流，又使生产者及时、准确地掌握需求领域的最新动态，及时开发新产品，使自己随时立足于市场的前沿。

（四）信息促使微观主体以宏观经济政策为导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任何国家的微观经济活动必须在客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运行，因此公司准确、及时地掌握政府的客观经济政策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微观经济的指导作用是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运用货币、财政、税收政策指导生产方向，淘汰长线的传统产业，鼓励朝阳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国积极倡导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个应用领域（电子政府、电子商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娱乐）中电子政府被列为第一位，政府信息化、政府上网可促进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它能为互联网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在政府上网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企业较容易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先进的手段多渠道准确、快速地获取国家的财政、税收等政策，尽可能地以宏观导向从事生产，最大限度地享受财政和税收等优惠。同时，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如GNP增发速度、物价指数、储蓄和投资增长速度等，政府实施的紧缩或适度放松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又能在畅通信息流的作用下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服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合理的产业结构下运行。因此，企业既要克服过去等、靠、要的思想，又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盲目生产，只有通过各种信息不偏离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背景，才能取得较佳的生产经营效果。

综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犹如人体的血管和血液充斥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面对如此庞杂的信息，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对信息的筛选和比较分析，辩别信息的真伪，有取舍地加以运用，决不能被信息所淹没。我国在网络、电子商务、信息和接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健全。不真实地夸大产品功能、传递虚假需求的虚假信息时有发生，从而误导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可见，有选择地、及时地获取有效的信息，用以指导生产和消费活动将是信息时代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参考文献：

[1]瓦尔特•J•威塞尔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

[2]邹薇.高级微观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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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总需求;货币供给

一、引言

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利于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资金时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果不存在金融市场，企业就不可能具有对资金的筹集和运用的权利，也就没有对生产要素的选择和运用的权利;同时，金融市场还可以加强企业的信用约束，增强企业的投资风险观念和事假价值观念，晚上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促进企业自主经营和字符盈亏。金融市场的晚上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出正常的功能，完整的市场机制是以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客观规律为基础，通过供求变动、价格变动、资金融通以及利率的升降等要素的作用的综合而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客观调节的过程。培育和完善金融市场，资金可以顺利流动，信贷即指才能发挥调节作用，利率对企业进行经济活动才能自发的形成调节作用，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金融市场发展和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育，金融市场是现代市场体系中最活跃、最有渗透力的因素。它是商品交易和生产要素交换的没接，是资金在部门间、地区间、经济单位件流动，因而也是打破封闭、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有力工具。

二、宏观经济学中金融市场的作用

金融市场将宏观经济的冲击和政府政策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简单说的，金融市场主要聚敛功能、配置功能主要包括资源的配置，财富的再分配和风险的再分配。调节功能包括直接和间接调整宏观经济和反映功能主要包括微观经济的运行，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企业的发展动态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利率的变化影响人们为购买房产或汽车而筹资的能力。股票市场的震荡，决定了许多人养老金的价值。金融市场的收益率通过对投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也反馈到商品市场上。正因为你如此金融市场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宏观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完善使经济的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人们，使得经济发展变得更加有效率。转移支付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而活动，是一种用于补偿公共物品而提供的补偿支出。政府间的财政转移实质上是一种存在与政府间的财政补助，它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的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准仪或财政平衡制度。这种转移支付，实际上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间，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一种再分配的形式。在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之间普遍存在财政收入能力与其支出责任不对称的情况下，财政转移支付就成了确保各级地方政府都能正常履行其职能的一个必要条件。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是矫正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行为扭曲现象，弥补政府间税收分割缺陷，实现政府间的横向均衡和纵向均衡的重要手段。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应遵循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法制化原则。按转移支付的对象分类，可将其分为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横向转移、纵向转移和横向转移相结合的三种方式。按照是否带有附加条件及制定资金用途又可以将其分为一种对称性支付，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即不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也不规定资金的具体用途和大致投向，三是专向性转移支付，即规定所拨款项必须转款专用。

三、宏观经济中解释大萧条的原因

篇5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

篇6

关键词：会计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

一、引言

在经济管理中，会计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对于各个行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建设。伴随着当今社会环境的变化，会计的发展也应该及时做出相应性和适应性的调整。这不仅是因为，会计必须在适应环境的时候才能发展，更是因为会计能够直接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对世界的经济环境做出重大影响。只有在会计环境的宏观视野内研究会计的一些科学问题，才能更准确的把握会计发生与发展的规律，进而更好的认识和发挥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目前学者对于此问题的探讨分别从经济、科技、法律、文化等因素进行，我则主要是对经济因素进行讨论。

二、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1.经济体制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会计的发展极大一部分受到经济体制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体制和理论，会计模式必须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体制相适应。例如，对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决定了占主导地位的必须是会计的计划性，企业会计主要是为上级管理部门和国家计划服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服务的对象扩大为与企业相关的所有利害人，这是因为在当今市场开放的格局下，会计主体拥有相对来说极大的自，实时清楚和细致的披露企业的会计信息给企业的债权人和投资者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和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则相差更大。

会计的发展需要适应经济体制的变革：从微观方面来看，需要企业不断完善自身的经营和管理制度，建立发展观，进一步提升面对困难和危机的抗压能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会计的良好稳定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环境；从宏观方面来看，则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共同调节，建立一个稳定的以各种市场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以使会计行业更健康的发展。

2.经济发展水平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会计的理论与实践等影响很大。从整个会计发展史来看，经济发展的水平与会计实务的复杂程度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关系越复杂，会使得其会计实务的复杂程度更高，会计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广泛，会计的发展更科学，会计各方面的工作更完善。

3.知识经济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知识经济是以无形资产为主的经济，是以知识投入为导向的经济。在知识经济体系中，这种无形资产相对于有形资产会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经济的发展也由资源依赖型向知识依赖型转变。作为可以保持长期持续发展的知识经济，它的发展，必会导致产业结构发生重大的调整，促使产品成本迅速降低，加快产品更新速度，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网络与信息技术在经济活动中会扮演重要角色。这就要求财会的重心应及时的向无形资产倾斜，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也应从以劳动生产率为标准过渡到以知识生产率为标准，并且应将企业的无形资产放在企业财务报告的显要位置，详尽地予以披露，恰当的反映企业资产的实际情况和价值，突出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下的地位。

4.经济全球化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当今世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和资金技术流动的加快，各国的经济市场进一步紧密联系，并且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使得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也逐渐朝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这在客观上会将本国的经济机制与财政政策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因此，就要求各国在对经济环境的认识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行动上要有积极的措施，使本国的会计理论和准则与国际接轨。这样，才能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使会计与经济环境融为一体，使会计这项经济管理活动在新的环境里有着全面的发展。

5.企业组织形式及规模的变化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企业的组织形式决定着会计核算的方法。因为企业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等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同的组织形式通常会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这是因为它们的所有者权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于独资企业来说，业主独资出资并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业益无需分类；而对于合伙企业，由于是合伙人共同出资，其权益分配就应该按照合伙企业的规定进行。并且，企业规模的不同也会导致会计核算方法的不同。例如，同样是对于一笔宣传广告的费用，在一个大公司里，可能会直接被作为当期费用，但是对于一个小公司来说，这笔费用可能相对来说占了公司支出的绝大部分，这时，在小公司中，则可能会采用递延的方法进行处理。

三、会计发展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1.会计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效益好的企业会吸引会计信息流向本企业。理论上，如果每个经济主体都做出了对社会而言最合理正确的经济决策，就意味着全社会做出了最合理正确的经济决策，就可以使宏观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分配。并且，通过运用会计手段，政府有关部门不仅可以正确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和结果，还可以监督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发挥预警作用，以便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调整，避免限制、阻碍国民经济运行的情况，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2.会计对微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会计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结构复杂，替代品多，价格波动大，仅仅凭借和依靠个人的管理经验或直觉已经很难及时有效的制定出科学的经济决策。所以这决定了企业管理者必须要采用科学合理可行的方法和手段，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决策，明确企业主体经济活动中不同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责任，使得企业既能满足市场需求，也能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但是，不合理的使用会计信息系统，会使得生产环节日益增多，生产过程也越来越复杂，因此要想合理降低自身生产成本，就要依靠管理者将生产的各个环节所发生的成本进行科学的计算与记录，使得企业内部能够积极有效地执行经济活动，促进微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3.会计对经济秩序的影响

在新时期下，会计发展的重要职能就是对经济秩序的维护。市场经济在一步步地建立、完善和发展，在这整个过程中，正常并且稳定的经济秩序是一道重要保障。当然，有时候会不可避免的发生经济秩序混乱的现象，这就要通过会计职能的发挥，尽最大可能减少市场混乱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总体而言，经济秩序的混乱总会反映在会计活动中，无论是在票据管理还是收入管理，会计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总之，会计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在不断进行，社会经济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并且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对会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得会计在维持和创新自己强势的同时，针对劣势采取对策，积极探索改变劣势的方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对于政府来说，政府应制定完善的会计准则，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营造良好的会计法制环境，对于会计行业来说，应该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扩大对外交流，在会计国际化中做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

如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如何更好地发挥会计管理经济活动的功能，如何尽快实现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更好地融入国际惯例，将成为我们今后要致力解决的问题，此路任重道远，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正刚.浅析会计与经济环境[J].当代经济，2008，（2）.

[2]小丽.现代会计发展与经济环境的关系[J].现代商业，2000，（3）.

[3]刘永祥，刘晓春，杨秀兰.论会计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06）.

[4]汪小英.会计与知识经济的适应性分析[J].财务与会计，2000.

[5]姜亚南.会计与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探讨[J].财会天地，2013.

篇7

关键词：企业成本 投入产出 数学模型

一、成本核算投入产出简介

投入产出是所有经营活动都不可避免讨论的问题，将投入产出作为一项经济理论予以提出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提出了这一为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经济理论，同时他也是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投入产出这一理论，能够被广泛的运用于现实的经济社会中，它不仅能够用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同时也可以用来分析一些微观经济、企业的经济活动等问题。对于一个生产性企业而言，成本的控制管理对企业的整体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成本核算是进行成本控制管理的一个常见方法，一个企业的正常运行，需要大量的生产资料。并且整个生产是一个系统、有序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原材料、劳动力投入，产品产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生产阶段对原材料、生产力的需求都是不同的，为了实现企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在成本控制上进行有效的管理，恰当的安排每一个工序、每一个生产阶段的原材料与劳动力投入情况，既保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同时又使企业生产的成本效益最大化。

二、成本核算的投入产出数学模型设计

不同的企业，由于其生产经营的对象不同，在进行成本的核算工作时，也并不完全采用同一种方法进行。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对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行管理时，为了更好的结合企业的自身特色，我们通常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特别是在结转产品的每一个步骤成本时，有 “逐步结转分步法”和“平行结转分步法”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的计算方式各不相同，最终得出的结果也会必然有差距。在本文中，我们选择“逐步结转分步法”来作为建立数学模型的依据。一个企业的成本核算，涉及到多方面、多部门的内容，在本文建立的数学模型中，我们是根据部门分类来对产品进行投入产出的管理。

产品生产成本核算模型结构：

第1象限，主、宾栏都是自产产品，构成自产产品（包括自制半成品、产成品）流量矩阵，它是按产品加工工艺顺序，从半成品到产成品的次序排列的。元素Wij表示制造期内生产第j种产品消耗第 i种半成品的数额。

第2象限，生产成本的矩阵，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半成品和产成品，其中的元素F指的就是整个行向量中的合计数。它所指代的内容就是在这个生产报告期内，第 i 种产品的产成品数量和半成品结存量的总和。

第3象限，产品成本矩阵。元素Kj是列向量合计数，表示本期第j种产品（成品和半成品）总成本。元素Z是列向量，表示第j种产品的单位成本。

第4象限，成本项目流量矩阵，元素Y、V、G分别表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被分摊到第 j 种产品上的成本数额。

三、投入产出数学模型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在企业的成本核算中如何构建相关的数学模型，无论是数学计算方法还是数学模型的构建，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仍然是将这些理论的知识实际转化为企业管理操作的具体方式。对于投入产出模型在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第一，确定企业成本控制的相关指标。企业成本核算工作的进行，必然离不开成本控制目标这一内容，如何确定企业的成本控制目标，这对于企业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作用，合理的控制目标才能使企业的运行健康有序，才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成本控制的目标确定，就是将生产材料(m)、生产工人工资(w)、制造费用(r)的变动与产品的最终生产成本结合起来，这三个因素发生变化，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产品的生产成本发生变化，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根据公式3来对处于变动状态的企业成本进行预测，也就是即：[ΔC] = [( I-A)- 1]′[(Δm)+(Δw)+(Δr)]

第二，对产品的市场销售量和市场需求量进行预测，为企业的投入与产出计划提供参考依据。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在每一项产品正式进入生产流程以前，通常都会有一个前期的计划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这一产品的投入和产出进行预期，一般是投入产出表的形式。完成这一工作同样需要几个不同的步骤和阶段，具体分解为以下几项：(1)首先我们必须根据某种预测方法来对产品在市场上的未来销售量或者市场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量进行相关的了解，得出一个最终的产品值，假设其为Y。(2)根据我们已经建立的数学模型，计算出企业对于该项产品的预期总生产量(总产品量X值)，即：[Xi]=[I-A]-1[Yi]；(3)确定企业生产经营的中间需求量,即：[Xij]=[A][X](式中：[X]为总产品对角矩阵)；(4)对生成过程中需要使用耗费的各种生产资料进行确定，包括直接的生产材料、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的制造费用等。(5)将以上程序中我们已经取得的数据带入到相关的EXCEL表格中，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产品制造前的成本投入产出表的制作。

参考文献：

[1]李定安.成本管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何其祥.投入产出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3 钟契夫.投入产出分析[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

篇8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2.缩减政府规模。如果政府规模持续膨胀，财政开支就难以满足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设事”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如果仅仅取消审批事项，而机构和人员编制不作相应调整，行政审批制早晚会卷土重来。所以，缩减政府规模也是改革行政审批制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困难是事业单位规模、人员膨胀，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使财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需要缩减政府规模，而后者又要求缩减事业单位规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

3.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强制力和内在的扩张冲动，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奏效，前述广州市的审批项目改革就是例证。所以，改革行政审批制还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场和政府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审批制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审批，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审批项目的扩张。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进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丹尼尔·史坦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BAUMOL,W.J.,ANDR.D.WILLIG.Fixedcosts.SunkCost,EntryBarriersand

SustaimabilityofMonopoly［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95,August,1981,405-431.

篇9

    的发展刻不容缓。

    本文主要就县级工业的发展问题谈一些看法。县级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而言,县级工业包括县国有工业企业、县城镇集体工业企业和乡镇工业企业。县级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县级工业投入少、见效快,是构成地方财政税收的重要支柱。县级工业基本上都是中小型企业,以小企业居多。因为其规模小,所需资金少,因此在投入上有调动地方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并且可以动员和利用社会上暂时游离出来的资金办企业。从广西的财政状况看,历年来县级工业都提供了相当数额的财政收入。

    二、县级工业与城市大工业协作配套,是实施专业化分工不可缺少的力量。县级工业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同大工业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为大工业提供配套服务。

    三、县级工业是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途径。县级工业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相同行业中,也较城市大中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但在扩大就业方面有很多有利的条件:第一,它不一定要花很多投资建大厂房,购买新设备,往往是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第二,职工对日用工业品比较熟悉,技术要求不高,操作容易掌握;第三,行业多,门路广,经营方式多种多样;第四,由于技术构成低,每百元固定资产能吸纳的就业人数和创造的社会财富比大企业高。

    四、县级工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有利于增加出口创汇。县级工业在出口创汇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是资源的优势。县级工业依托本地特有的资源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增加出口创汇。

    其次是传统特色和技术优势。县级工业生产的日用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种类多,换汇率高,在国外有传统的销售市场。此外,可以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展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加工工业,为国家多创外汇。

    五、县级工业是开发贫困地区,协调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支持力量。县级工业的发展从县域实际出发,并带动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有利于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从而增加就业,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使内地的资源逐步得到开发利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从盐池县的实践来看,经过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工业生产体系,在主要行业中,涌现出一批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其中有不少产品曾分别获得国优、部优及自治区优质产品称号。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县级工业的整体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主要表现在:

    一、是总体规模偏小,设备陈旧,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落后。大部分企业技术水平偏低,有的还处于原始手工作坊生产状态,缺乏实力雄厚的优势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国内技术转移工作基本上还处在初级阶段,有的县(市)基本上还没有开展。大部分企业设备老化,故障率高,制约了正常生产,企业产品产量、质量都受到影响。

    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属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有市场竞争力、有发展潜力的产品少。

    三、是人才缺乏,经营粗放,管理水平低,产品开发创新能力差。部分企业习惯于过去生产型的经营管理,对市场把握能力欠缺,仍是盲目生产。在当今产品普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县级小企业的产品往往停留在简单仿制的低级水平而不能及时升级换代,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现象极为普遍。多数县级工业生产的产品款式单调,质量欠佳,难以适应市场消费的急剧变化,致使其市场不能迅速扩大。

    四、是企业盲目布点,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大厂争原料、争市场现象较为突出。大部分是全能企业,专业化协作水平很低,企业间组织联系松散,协作困难。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甘当“配角”而许多小的企业却要充当“主角”。较大的企业难以从小企业获得低成本高质量的零部件及中间产品,小企业无法从较大的企业得到技术、资金等方面支持来提高效益。造成人财物浪费大,资源、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低。

    县级工业要发展好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1、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必须起基础性作用,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市场对县级工业的   发展起导向调节作用。充分发挥宏观管理在市场准人竞争、退出等方面的作用,可以促进社会资源流向经济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实现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变地区之间结构趋同,以保持县级工业健康快速发展。 2、依据本地资源,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问题的关键是要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观念,形成

    地区经济整体优势在区域范围内,各县的发展应当围绕全省或全区的区域规划进行,各展所长,优势互补,使生产力布局合理化。

    3、以效益为中心加快发展。要改变县级工业落后状况,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改革和发展的有利时机,加快县级工业的发展,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应该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使速度与效益统一起来,转变粗放型外延式增长方式,实现工业经济质量型、集约型增长。

    4、以存量调整为主。县级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是提高县域经济整体水平的关键。因此,单凭增量的扩张难以达到优化存量资本的目的。只有把着力点放在存量资产的调整上,对现有县级工业企业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加大企业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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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经济学的性质与教学特点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核心澡程，也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必考科目，它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课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干其所特有的课程结构和知识层次具有相当难度，因此我们需要针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特点进行设计，才能在教学中改进和创新本课程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经济学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笔者根据西经教学实践，总结出本课程教学具有的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1理论教学内容较多，逻辑性强，较抽象

西方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它运用抽象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排除一些次要的因素和现象，创造了极为严密、精细、完整，前后内容联结紧密，系统性很强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环境。例如，在微观经济理论中，从简单的供求理论开始，到消费者与生产者理论，再进而研究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及福利经济学等，各个知识点围绕价格理论这一核心层层推进，前面的内容总是后面内容的基础，前后衔接，环环相扣，需要串起知识的链条才能准确的把握微观经济的全部内容，这一特点对于初学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对偏重感性思维的文科生更是如此。

1．2实践性结合理论性，虽然西方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核心课，但教学中必须童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因为如果只是注重用一些图表、函数和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虽然能使学生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记一些公式、图形，却不能达到能力培养和学以致用的目的。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目前主要在低年级开设，对于那些社会阅历简单、社会实践有限的学生而言无疑会带来相当的误解和困惑。同时，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模型，其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与实际有很大距离，因此，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1．3传统教学方法存在较大局限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课堂上通常是教师板书、讲解与学生的听讲、笔记相结合。结果是教师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干板书上，而学生又在机械的记笔记反而无暇思考，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在进行较为复杂的推导和图形解析的时候，首先要花一定的时间把它们抄到黑板上，然后讲解；如果这一分析过程很长，则需要抄写一半；讲解，擦掉后，再抄另一半，原有的逻辑性就很难完整的表现出来了。而且一些经济学模型的动态演化过程是很难在黑板上准确进行演示的，也影响了学生的理解。

2多媒体技术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的优越性

在我国多媒体教学在2O世纪8o年代已经开始出现，但当时是采用多种电子媒体，如幻灯、投影、录音、录像等综合运用于课堂教学。90年代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多媒体计算机已经逐步取代以往的多种教学媒体的综合使用地位。因此，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媒体教学是特指运用多媒体计算机并借助干预先制作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来开展的教学活动过程。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优越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2．1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教学容量明显增加

目前课件的开发方面的应用软件有不少，但对于普通的本科西方经济学任课教师而言，最容易掌握和使用最普遍的是Powerpoint。该软件操作相对简单而且功能强大，它能够提供多种形式的文件编辑和动态演示功能，还可以进行超级链接，可以很方便地在课件中加入其他软件对象，~IWord文档、office表格及图形等。那些以前需要占用教师大量时间的板书和图形可以轻松地由展示界面显示出来，而且甚至是可以以动画的方式显示，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更为清晰明了，便于学生理解，增加了授课效率。例如在微观经济学部分单是解释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如果要清晰明了的展示就需要6个图形，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可以在一个图形上以动画的形式予以展示，省时又省力。

2．2形式活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课程学习对象为2O岁左右的青少年，此年龄段的学生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和欲望极强，但持久性差。在平时的生活中喜欢接触电脑、网络等IT信息。所以相对于传统的板书教学，大量使用图形动画、视频和声音的多媒体教学方式更容易被学生接受，通过多媒体教学所特有的全方位、立体式的多种刺激信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可以把标题、重点、结论等内容分别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使之显得更加醒目，学生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印象也会更加深刻。在介绍宏现经济学的货币政策部分时，引用我国历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实例，并可加入相关视频。

3多媒体技术在西方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使用多媒体课件讲授西方经济学能够较好的适应该课程的教学特点，具有很明显的优势，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

3．1教学方式的改变。要求教师本人提高对经济学专业领域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在采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教师的板书量大幅度减少，课堂信息容量大幅增加，这就对教师的经济学专业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对干大量的基本概念用更多的口述替代板书，即用多媒体进行演示的同时，需要花更多时间对基本概念进行讲解，同时补充大量的实例，力求通过更多形象的例子来讲清经济现象。另一方面，若要充分发挥多媒体课件的优势，需要教师对所讲的内容有更深刻的认识，才能设计出合理的课件内容及结构安排。当然其中对于教师对于软件使用的技巧也有要求，所以教师还必须在专业学习之余不断学习与更新软件使用的新知识，这都增大了教师备课的难度与复杂性。

3．2影响学生的动手能力

在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中，运用数学、几何的语言进行分析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尤其是在经济学基础的课程中，图形语言的认知和使用是普遍的。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需要在黑板上为学生画出图形，并解释。但是由于使用了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这些图形便直接显示出来或者是以动画的方式出现了。虽然更为清晰和便捷，但是学生却无法通过教师的画图操作来学习这种方法。而且动画图形出现的时间相对较短，学生也往往无法对图形的形成过程有较为深刻的印象，从而使学生在进行图形分析时的动手能力受到影响。

3．3影响学生对知识点的系统把握

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具有比较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前后联系紧密。这也是本门课程的特点之一。但是以多媒体课件的方式讲授时，受到每页课件大小的约束，一个知识点的内容可能需要一个或多个页面才能展示完全。这就从形式上打破了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那些以前可以在板书中系统呈现的知识链条，在使用课件时不能完整的展现出来，从而影响了学生对知识点的系统把握。虽然，我们也可以使用超链接的方式进行前后的联系，但是，学生在页面的频繁切换中仍不能很好的掌握各知识的脉络。

4对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的几点建议

针对多媒体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特点，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不断更新课件，更好的结合实践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与其他的传统和基础的学科相比较，变化更快，作为西方经济学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对于多媒体课件的内容也应当不断调整和丰富，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此外，在每一次更新内容时，除了注意新的理论发展，更应该把实践和案例内容的补充作为重点，以更贴近学生、更贴近当前的教学案例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参与与学习热情。

4．2通过习题课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对于在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动手能力得不到锻炼的问题，建议采用习题课的方式予以解决。也就是单列习题课时间，由学生自主做题，并由教师负责指导，从而达到解题和分析能力训练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发现学生的薄弱点，进而选择典型习题作为例题，通过板书的方式向学生说明。既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同时也更有针对性。

4．3为学生提供知识点网络结构图

构造系统的知识体系多媒体教学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教学手段，故教学模式和方法也应作较大的变动。但是，传统教学方式也有一定的生命力。在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中，在应用多媒体技术时，适当加入传统的教学方法，二者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将会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例如，针对学生对知识点把握不够系统的问题，建议为学生提供知识点网络结构图，构造系统的知识体系。当然，这个结构图也可以通过课件展示出来，但是毕竟页面有限，内容过多，字体相应变小，不利于观看。所以，如果能以板书方式展示，则可以显示更多的知识点与相互关系。同时，板书的过程教师可以边讲解边串联起各个知识点，也会给学生更多消化吸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