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法律法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犯罪法律法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犯罪构成/裁判规范/模型/原型

我们无法超越自我的局限性，也无法认识事物的本真。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这仍然是一个应当为之奋斗的理想。

——本杰明·N·卡多佐

一

当人类选择了法律这种“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或者专门的社会控制手段”[1](p.1)之后，维持其种群生存秩序及维护其个体正当利益便获得了外部强制力的支持，以此弥补其他调控手段的局限。这是因为，“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其首要的、本位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观念性的指导形象；社会交往中事先树立这种形象并在交往的全过程中时时遵从它（法以道德为基础并与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为人们树立法律形象提供了最大可能）。法律之次要意义才在于对违反规则之惩罚——以始终保持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2](p.43)（着重号为引者加）。以此审视刑法，可以明了民主社会法治国家刑法规范之性质，即刑法规范不仅是行为规范，而且是裁判规范，更是一种文化规范；（注：张明楷：《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该书对刑法规范的特征加以界定，现引注如下：“刑法规范从现象上或表现形式看，是一种裁判（审判）规范，即是指示或命令司法工作人员如何裁定、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对犯罪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规范”，“刑法规范也是禁止一般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规范，即刑法规范作为行为规范时，所指向的对象是一般人，它禁止一般人实施犯罪行为，给一般人提供评价行为的标准，以期一般人不实施犯罪行为”，“刑法规范的实质是国家认可的文化规范在刑法上的反映。文化规范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作为伦理上、秩序上、职业上、交易上等的要求而规律个人的规范的总称”。另参阅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传统法理学对法律规范模式即假定——后果的理解过于笼统含糊，没有区分法律规范的行为规范性、裁判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后者是前两者得到民众普遍认同即法律具有普适性的内在根据，“它为人们树立法律形象提供了最大可能”。正如布津尔所说，一项法令的真正制定者，不是立法者个人，而是群体，立法者不过是这个群体的忠诚或不够忠诚的代言人而已[3](p.71)，“法律规定是由比个人意志更为深刻的因素所决定的”[3](p.92)，这个深刻的因素就是该法律得以施行的社区范围之主文化群的道德价值取向。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活的法律必定与其宗教、道德和习俗有着基本的一致，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形之下，与该民族的道德、习俗基本甚至完全不相适应的法律是不可能自然生成的[1](p.110)。本文正是以刑法规范的文化规范性为基点，而展开对其行为规范性和裁判规范性加以论述的。

刑法之行为规范一般是禁止性规范，它用以约束所有人，规制人们不得为刑法禁止之行为，从而为人们行为从否定之方面提供指导，拟出一个行为模式，即一种“观念性的指导形象”。那么法律是如何构筑起这样的行为模式的呢？当我们把理性思维的触须伸向处于不同文明样态和程序之下的法律规制对象——所有民众之时，就发现了一个悖论性的尴尬：绝大多数芸芸众生似乎并不知道法律的具体规定（当然，这样的局面是非理想的，也是法学者羞于见到的。）基于此，可以看出行为模式的塑造更多地源于社会道德规范之要求与民众对周遭被予以制裁的危害行为的经验感受及至认同的交汇中获得对法律的浅显而朦胧的感知，从而树立起为与不为以及如何为的观念指导形象；而对危害行为的处罚一般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而要求认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作为归责理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法治国和文化国的形成和发展，要求对法律的这种朦胧的、披上了面纱的认识上升至清晰的、面对面的理解，使人们成为自觉的守法者，而非由于道德舆论的驱使而成为自发的守法者。可以看出，不同文明样态之法律及其前瞻性发展对人们行为的规制正是通过这种途径发挥作用的。

现代刑法区别于近代社会以前的刑法的至关重要之处在于现代法治国的刑法规范是真正彻底的裁判规范。在前近代社会，法外用刑，罪刑擅断，正说明统治者一方面以苛酷的、非理性的法律威慑规制广大民众的行为；另一方面在认定犯罪、惩罚违法行为时，往往超越法律，任意出入人罪，凭借司法裁判官一时个人感情的波动而完成对行为的评价和对行为人的处断，民众之自由、财产和生命被视同儿戏般处置。由此可见，前近代社会刑法的裁判规范性是微弱而不充分的。而立法者在抛出一部法律并使之有效以后，国家必须充分保证该法律的可诉性，否则它只是一部“活着的死法”。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合法权益，它要求对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的处罚，一方面有章可循，一方面通过严格适用的要求以约束规制司法裁判者的裁判行为，防止其逾越法律界限而滥施任意性。否则，法官的法律上裁判依据将呈多样化之势，这正是堪称典范的罪刑擅断！刑法是善良人的大，也是犯罪人的大。近代以来，无数站在人类理性前沿的先驱用血与汗“为权利而斗争”（耶林语），我们在享受这些权利时，绝不能无视对权利的新侵犯。尤其在一个习惯了以官员个人好恶定夺生杀大权的国家，在一个权利常被名义上自诩为保护这些权利的机构所侵犯的国家，倡导刑法规范的裁判规范性，更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它将坦言面对司法裁判者：他们作为普通国民，得遵守行为规范；他们作为司法裁判者，必须严格遵循裁判规范！

二

上面谈到严格意义的裁判规范源自近代，具体而言，它是罪刑法定原则之必然要求。贝卡利亚论道：“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只有代表根据社会契约而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立法者才拥有这一权威。任何司法官员（他是社会的一部分）都不能自命公正地对该社会的另一成员科处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4](p.11)，“当一部法律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4](p.13)近代刑法之父费尔巴哈在《对实证主义刑法的原则和基本原理的修正》一书中指出：“每一应判刑的行为都应该依据法律处刑”。而费尔巴哈“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对公民的处罚”一语更是使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照然若揭。[5]近代以降世界多个国家先后在宪法或刑法中都明文规定了这项原则。

即便人们对罪刑法定主义的教条性有着诸多非难，但人类对前近代专制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依然记忆犹新，哪怕是几十年及至几百年之遥。而每个历史时代都面临着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其智慧去加以解决。法律思想家都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文明史的考察，可以使我们了解近代直至当代社会——在刚刚（比之人类处于蒙昧及专制制度下的历史）脱离了野蛮而扼杀人性的架构藩篱下——我们时代所关注的重心问题仍然在于对民主、人权和安宁的追求，而这一切正是当代罪刑法定之真切的思想理论基础。[6]

由此可见，罪刑法定之确立根据在于树立刑法规范的裁判规范性，以约束、规范司法裁判者的裁判行为，以尽可能地减少司法裁判行为的任意性，即为法官们提供一个裁判模式。那么这样一个裁判模式又是如何建构的呢？由于刑法是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如何处罚的法律，所以，刑法的裁判模式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罪之模型和刑之模型（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正是罪刑法定义的基本内涵）。一般认为，罪之模型包括以下因素：对犯罪概念的规定、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对具体犯罪的规定。而这些又源自于下述这一过程：当立法者对生活中的诸多类危害行为加以刑法评价之后，就以刑事违法性的形式建构起一个犯罪清单，这个犯罪清单就是用以惩罚法律生效之后发生的诸种危害行为的法律凭证。即立法者通过运用其抽象思维把握住生活中千姿百态的危害行为的共同特征（依凭这些特征的拥有就可以作出危害性的认识），加以类化，区别此类与彼类，而在对“原型”的抽象归纳基础上得来的“共同特征”在法律的规定中就演变为成立该犯罪的基本的、起码的条件（即要件——必要条件），如此型构了一个类行为判断的标准或规格。而标准的运用中“符合性判断”在认识论上要求被加以认定的危害行为必须符合每一个要件方能对该行为的性质得出肯定的结论，即具有该标准所表征的性质——构成某种具体犯罪。

这实际上表明，法律为约束司法裁判行为而事先在法律上建构了无数个罪的法定模型，以此比照个案。但是，由于立法资源的节约，以及法律条文形式上简洁、明了的要求，故这个模型的建筑并非由分则独立完成，而是其要件散见于总则与分则之中，乃至规定在其它法律法规之中，如大多数行政犯的空白罪状规定，加之法律语言的抽象概括性，这些都必然妨碍掌握理解个罪的模型实质。因此，学理解释应运而生，甚至在条件成熟之际，立法机关作出立法解释、司法机关作出司法解释，以解决分歧，以调整先前既有的模型。如此一来，以注释刑法学为基础的现代刑法学学科也因为研究对象的确立和研究方法的确定而得以形成，而一个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个基本的理论体系和大量的专业概念。因此，在刑法学学科中，对于法律规定的个罪标准模型，我国刑法学者就用从日文中译出的一个法律概念——犯罪构成——以指称之（但这一概念的内涵及方法论意义都吸收了前苏联刑法理论的精髓，而与日本刑法学乃至大陆法系中该概念的内涵和方法论意义相去甚远，这可以归结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范式及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对这一模型的建构上的差别）。可见，法律概念是人类语言的产物，而非自然客体的产物，其基本意义在于可以被视为是用来以一种简略的方式辨识那些具有相同或共同要素的典型情形的工作性工具。[7](p.484)因此，我们讨论问题时应更多地关注概念表征的实质内容。当然，为了能够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我们必须建立严格的专门概念。因此，对于个罪的犯罪构成，它只是法定的模型，是一个标准，而不能将它与生活中实然的犯罪原型混淆（这也是一些学者在讨论犯罪构成时莫衷一是的原因）。由此可知，世俗生活中只存在犯罪之原型而并无犯罪之构成，只有在法律规范意义上——严格地说，是当它作为裁判规范时——才存在犯罪构成，而“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成了司法裁判者认定原型成立犯罪的终极的、唯一的根据。因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中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8]。因此，刑法学界关于“法定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事实”的区分的前提，就在于将犯罪构成与危害行为孤立乃至对立起来，而没能从二者的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而对实然的危害行为的定性正是通过把握二者间的关系得以完成。

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总是具体的、个罪的，对个罪的犯罪构成的归纳抽象，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很显然，它的形成过程就表明它是学理性质的，但其基本内容仍然源自法定的个罪犯罪构成的内容，这一点应当被犯罪构成概念属性之争的学者们注意。传统刑法学对一般意义上的犯罪构成概念通常界定为“刑法所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注：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传统刑法把它界定为“……的总和”（参阅《刑法学原理》第444页），受到了其他学者的批评，“不能把犯罪构成归结为各个要件的总和，而应如实地把它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参阅何秉松：《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页）。我们认为，从语言的精确性而言，“有机整体”符合逻辑。）此界定揭示出了这一概念之内蕴，但我们在此要强调这样一个常不被学者注重的事实，即犯罪构成为司法裁判者提供裁判标准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当立法完成了犯罪构成规定之后，新事物成为旧框框，再如此类的现象循着既定的观念往里装就行了。

由上述分析，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个罪之犯罪构成是罪刑法定主义赋予刑法规范以彻底裁判规范性而用以规制、约束司法裁判行为的任意性而在法律上所型构的犯罪认定标准或曰模型，而一般意义的犯罪构成则是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具有总则性、纲领性的学理上的一般的犯罪模型。

转贴于

三

在展开下一个问题的论述之前，有必要对几个范畴加以约定，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歧义，同时亦可以作为下面论述的前提。正如上文所述，犯罪构成乃裁判之法律凭证——不管司法裁判者是否在其创造性思维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在他对待处理的个案的定性认识过程中却遵循了这一法定模型，有时候这种遵循是通过对先前判例的下意识遵循得以实现的（而这在判例法国家则是自觉的）——为深刻理解该凭证，就需要学理解释（有权解释实则成为了法律标准之一部分），因此，犯罪构成与对犯罪构成的学理解释当属两个不同范畴，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对犯罪构成概念的提出、历史沿革、学理解释的原则与方法以及不同法系犯罪构成模型的比较等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究，当属“犯罪构成理论”范畴无疑。而下述对于犯罪构成的内部构造的论述正是在以犯罪构成之法定内容为基础的学理解释层面上展开的。

一项原则的采纳和一项制度的设计，首先应予优先考虑的是它的可操作性。而法律手段之所以进入人类的视野，正是基于把它的规定能够施用于现实，而不同时代法律制度的差异性更源于同期的文明发展程度——后者决定手段可操作性从而决定手段的选择。同样，法律规定了犯罪构成模型，其目的也在于将其应用于实然。然而，通过对犯罪构成的分析却发现，它乃是由散见于总则、分则乃至其他法律法规中的诸要件紧密结合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粗略性、线条性乃至单调性比起待以评价的危害行为的丰富性、多样性而且有血有肉性而言，其操作的实际可能便大打折扣。当事物的整体性愈强，其混沌性愈明显，对其本质认识愈发困难。因此，为了使“法院查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以后，就可以按照逻辑演绎过程把这些事实归属于某个规则之下”，就必须“在这样做之前，法官有必要先对构成该规则一部分的某些模棱两可的措施或不明确的概念进行解释。”[7](p.490-491)而在制定法国家，这种解释更多地属于学理解释，通过教育机制完成对法官的培养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官们后来的司法裁判行为。这种学理解释的基本方向是以分析和综合的逻辑思维为指导，由犯罪构成有机整体出发，细究其内部构造，复归于整体。

以注释刑法学为基础的现代刑法学学科以刑法对犯罪之规定为其研究中心，而非实然的犯罪，后者乃另一些学科研究之对象（如犯罪学）。明悟此节，学科研究才不致偏离方向；否则，学科的独立与分立的意义便难以明了。因此，对犯罪构成的学理阐释当以法律规定为据，尤其是犯罪构成要件内容的确定，不得想当然地于法外附加条件，更不得将实然的犯罪原型呈现在诸般事实因素作为认定其赖以成立犯罪的标准要件。个罪模型是对类行为的归纳与抽象，是人的精神由感性飞跃至理性的成果，犹如绘画，寥寥数笔，勾画了“山”的基本特征，藉此人们可以认识千百种不同类型之山。而个案的外观生动之极，千变万化，何况侦查机关为查清犯罪事实、查获犯罪人总要收集诸多证据，藉此确定侦查方向、勾勒嫌疑人特征、确证犯罪时间、地点、手段、工具等等，其内容是作为法定标准之要件根本无法囊括的，因为后者是认定个案性质的最低要求。所以，标准要件的确立要能对不同个罪加以区分。而个罪间的区分主要围绕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加以完成，以此为基础，传统刑法学通说将一般意义的犯罪构成作四要件说，即客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主体要件、主观方面要件，是符合上述要求的。但有学者对主体要件、客体要件颇有微词，主张其“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9]但是，犯罪构成作为法律确立的一个模型，它既是认定实然的危害行为成立犯罪的标准，同时又是否定危害行为成立犯罪的标准，以此实现约束、规制司法裁判行为，设若模型之中无主体要件、客体要件，又怎能完成其裁判规范性质的任务？的确，司法中追究犯罪以客体已受侵害、犯罪人符合条件为前提，但前提的存在以及以后程序中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正是以犯罪构成这一模型为参照。某些个罪，客体迥异，故在法律上严加区分，如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尚不能将个罪加以区分，司法裁判者面对千奇百怪的个案，又是凭什么对它们以“某某罪”之名义加以惩罚的呢？恐怕最终只能以“犯罪成立、予以处罚”这样笼统含糊的判决敷衍了事吧！譬如，同是破坏交通工具，如对客体要件不加区分，怎能区别破坏交通工具罪（危害公共安全）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侵犯财产权）。对于主体要件，法律从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某些个罪要求特定身份）方面予以资格确认，实然中如行为人不符合此资格，故法官们就不得认定其犯罪，这乃是法定模型作为裁判规范对司法裁判者的必然要求。刑法规范作为行为规范，禁止任何人实施刑法禁止为的行为；刑法规范作为裁判规范，纳入其处理范围的仅限于行为人符合犯罪构成主体资格的行为。因此，作为裁判规范一部分的犯罪构成必定要求主体要件。在此，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主体要件是一种法定资格，而大多数普通善良公民就成为“犯罪主体”，因为，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仅仅是法律对主体的资格确认，而“犯罪主体”这一概念是无法表述这种意义的，它是指实然犯罪中的犯罪人（当然，这需要对一系列概念加以重新界定，故笔者甚为赞同冯亚东老师提出的“概念刑法学”的建立[2](p.196)。

传统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分解理论是恰当的，它既解决了犯罪构成整体性强而操作性弱的缺陷，又不致于把犯罪构成这一模型拆解过细，避免管中窥豹，各执一端。（注：“要件说”之争由来已久，主要有“二要件说”“三要件说”“四要件说”“五要件说”等，其中每种观点又有不同说法。具体内容参阅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127页。）但在对各要件内容的确定、概念的界定上，应遵循为人类经验证明了的逻辑思维原则：(1)要件是犯罪构成分解后的产物，其基本的意义仍然是“模型”；分解后诸要件相互之间绝对不能交叉重合，否则就完全违背了逻辑学的原理。(2)对各个要件的“定义不能是循环的”，即“下定义的概念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概念……如果违反这条逻辑规则，或者犯‘同语反复’或者犯‘循环定义’的错误，这两种错误的结果，都不能揭示概念的内涵”[10]。譬如，传统刑法学对客体要件界定为“刑法所规定的、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该定义的逻辑不当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客体要件仅仅是认定犯罪成立的一个要件，只有诸要件俱符合，最终做出终局认定以后，才能认定危害行为为犯罪行为。（注：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对犯罪构成的四要件作出下述不成熟的定义，以求同仁指正：客体要件，是指刑示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客观要件，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主体要件，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另当别论）；主观要件，是指刑法所规定的主观心理状态，即罪过，一般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司法裁判者通过其创造性思维完成对个案符合性判断，一方面以犯罪构成要件为标本，将个案中被证实的事实加以印证，即“块块分割，逐块分析，综合评价”[2](p.173)——首先得出“要件符合性”认识，此际，基本上完成了行为的定性分析；但另一方面“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的总和”（贝塔朗语），在完成要件符合性肯定认识之后，还要综合全案，作出“个案符合犯罪构成”的最终认定，尤其是对那些危害性处于刑法判断临界点上的行为的定性分析，更应注重于此。而这些，都是作为裁判依据的犯罪构成的应有之意。如果说犯罪构成的诸要件是正面予以认定犯罪的标准，那么排除犯罪性行为的诸要件则是从反面予以排除成立犯罪的标准，正反面结合，才成为认定犯罪成立与否的法律凭证。而“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这一认定犯罪的本质便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蕴。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亦具有相同功能。

四

由此可见，犯罪构成之意义一方面在于使司法裁判者对被提起诉讼的危害行为作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司法裁判树立标准，从而约束规制司法裁判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对犯罪构成的阐释进一步深化对模型的理解，使其具有事实上的可操作性，从而丰富和深化刑法学学科理论的深入研究。当循着这一逻辑讨论犯罪构成时，下述这一问题就必不可少地须加以回答：对于两可行为应当如何适用犯罪构成这一法律模型？（注：张明楷：《刑法法》（上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354页。该书对“两可行为”的概念、客观性、特点及处理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模型标准的树立源自人类经验的理性总结，因此标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取决于下列因素：人类经验的丰富程度、总结者思维触及的经验素材的典型性、理性总结的方法及纳入总结的经验多寡等。在立法超前现象中，这类标准的确立更多地受制于我们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以及执行物质技术条件所能控制的范围。因此，犯罪构成这一事先拟定的裁判模式在面对浩森无穷的生活现象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两可行为这类处于临界点上的危害行为的大量涌现也常使司法裁判者们为之气结。

刑法在现代社会是以保障法的面貌出现的，“对于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处以一定的刑罚，并进而通过相应的刑事司法活动加以解决。”[11]这是因为，作为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根据社区主文化群道德价值取向决定的社会危害性本身并无量的程度分界线，立法者乃是以刑罚这种严厉制裁手段的应用来对其他法律无法规制的行为加以调整从而在观念上为社会危害性划出一个犯罪与一般危害行为的界线。当刑罚手段被无可奈何地加以利用以规制某类危害行为时，该类行为便具有了刑法上的犯罪属性。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实际上蕴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只是当一般部门法不能充分保护某种合法权益时，才由刑法保护；只有当一般部门法还不足以抑止某种危害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12]，即刑法具有手段选择的补充性。正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耶林指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11]，因而，“刑罚之界限应该是内缩的，而不是外张的，而刑罚该是国家为达其保护法益与维持法秩序的任务时的‘最后手段’”[13]。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化和感觉能力的增强，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4](p.44)同样，也应当降低刑法的适用率。因此，刑法的谦抑性正是刑法价值取向。所谓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14]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司法实践。作为这种价值之载体的裁判规范，对于两可行为的非犯罪化处理就顺理成章了，这不仅不违反裁判规范的要求，而是从整个刑法的价值构造上挖掘出该制度的实质——所有的制度都是以一定的价值追求为指导的。因为，两可行为的性质本身就说明其他法律制裁手段具有充分的存在空间，“最后手段”的选择毫无必要。

工程，它既需要伟大的立法者，更需要忠诚的实践者。[15]

【参考文献】

[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布津尔．法律社会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意］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5]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册）[M]．法律出版社，1999.p.3．

[6]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法律出版社1999.p.17-41．

[7]［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8]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p.4

[9]杨兴培．犯罪构成的反思与重构[J]．政治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9(1)．

[10]陈康杨．法律逻辑原理[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p.54．

[11]陈兴良．刑法哲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p.7．

[12]张明楷．刑法学（上册）[M]．法律出版社，1997.p.18．

[13]［台］林山田，刑罚学[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p.128.转引自张明楷．刑法学（上册）[M]．法律出版社，1997.p.18

篇2

一、《刑法》第十三条关于“醉驾入刑”的但书解读

现行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规定：“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所谓“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对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这一但书规定能否适用于危险驾驶罪，也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醉酒驾驶的不以情节恶劣为要件，也就是说“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即构成醉酒驾驶。从法理的角度，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刑法》中的“情节”，既是界定是否属于犯罪的重要要件，又是区分犯罪程度的重要因素。换个角度，关于情节的界定既影响定罪又影响量刑。

就定罪情节而言，可以划分为严重入罪情节、一般入罪情节和显著轻微不入罪情节这三类。所谓严重入罪情节，就是只有当行为达到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比如针对高速公路偷逃车辆通行费，偷逃车辆通行费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论处。“情节严重”、“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等诸如此类描述严重行为结果的，才将上述行为定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并且危害不大的行为，并不认定是犯罪。

《刑法》第133条关于危险驾驶罪这个条文是这样规定的：“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按照定罪情节的分类，对于《刑法》第133条之“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追逐竟驶，情节恶劣的”的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竟驶两种行为，情节恶劣的均属于严重入罪情节，两种行为均属犯罪。情节一般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情节显着轻微的，如果社会危害程度不大，则均不认为是犯罪。

从另外一个角度，《刑法》第133条这条特殊的条文其实规定了两种情形：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对于追逐竞驶行为是否入罪，只有满足“情节恶劣”这一要件，追逐竞驶才构成犯罪，而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未规定“情节恶劣”这一要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醉驾，只需达到一般入罪情节即构成犯罪，但并不能以此排除“情节显着轻微”的适用。

二、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特征决定醉驾入刑应考虑情节因素

学界通常认为，犯罪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罚当罚性三大特征。从总体上来说，任何犯罪都有情节轻重的问题，任何犯罪都可以据此进行程度上的划分。因此，所有的危害行为只要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都应该认定为无罪。判断醉驾是否应当一律入罪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判断是否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均足以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程度。影响醉驾行为危害程度的因素有醉驾的时空环境、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和醉酒原因。根据以上原因来判断危害程度，是判断醉驾入刑的关键。

在刑法理论角度来讲，犯罪定义有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两种类别。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是一种实质判断，也就是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界定。犯罪本质是社会危害性，是指对整个社会具有不利价值导向，危害社会利益或危害他人利益从而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行为才是犯罪。比如，传销一开始并不被认作是犯罪，它只是一种销售方式。但是国家认为这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现在的刑法中它属于非法经营罪的范畴。醉驾突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特征。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只要是醉驾，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入刑。至于醉驾情节的轻重，只能是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因素，但取代不了醉驾入刑。这意味着醉驾犯罪这一定性的负面影响远高于刑罚本身带来的利益，醉驾入刑后要承担的不仅是《刑法》中所规定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还有其他衍生的法律风险与后果。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决定“醉驾入刑”需考虑情节因素

有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虽然将行为犯罪化，但是罪责轻微，危险驾驶罪是唯一一个以拘役为主刑的犯罪，所以不主张对醉驾入刑的标准设限。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判处拘役并处罚金”的刑罚相对轻微，但是“犯罪”这一定性却是不能改变。醉驾是违法犯罪，其性质不因情节轻重而改变，只是在法院依法审判时从轻、免刑或从重时，有所区别罢了。这不仅是醉驾的“专利”，也是对所有违法犯罪行为普遍实行的量刑原则。

众所周知，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存在大量的比如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信用证诈骗罪之类的罪名，无论学界还是司法解释均认为，即使实施了上述行为，如果未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也不会认为该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比如，我们都知道是犯罪行为，但为什么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认为“婚内”不是呢，就是因为考虑到婚内属于家庭内部矛盾，是夫妻间婚姻权利义务的矛盾，而没有危害到家庭外社会上女性的合法权利。因此，所谓“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看情节”的相关规定不违背罪刑法定，只是这种行为根本就不符合犯罪构成，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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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详细梳理、形成体系。 对 “法律进校园”活动的主要内容要确保更具广泛性和针对性，比如除了《宪法》这部根本法之外，拟定师生必学的法律法规为《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劳动法》和《课程标准》规定的学生法律课内容，使之形成完整统一的课程体系。

二、增时增量、诲人不倦。每学期法制副校长对学生进行2次以上的法制教育辅导，规定学校教职员工每年学习法律的时间不低于40学时，学生每周按《课程标准》规定不低于2学时。结合鲜明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的讲解法律法规的要义，推升教职工和学生的法制意识。教师教授法律知识时要精心备课，充分体现课堂教育在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基础性主渠道作用。做到进校学生每个都能得到较好的，正规的法律法规的教育，通过考试培养一批批知法守法的学生。

三、有机结合、积极参与。把法律法规的教育任何到道德教育、心理教育、青春期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中去并与交通安全、禁毒、国防、保护环境等专题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讲授、张贴提示、学前教育，集体或个别谈话，全面提高师生守法依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下一步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法规教育活动，使法律法规的教育更具开放性。把法律法规教育当成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做，通过黑板报、挂图展览、先生说法、文艺演出，体现法制教育的文化氛围。

四、多种渠道、广泛宣传。通过多种渠道，把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教育引入更广泛的领域，在学校图书馆设立了法律法规图书专柜，让师生在课外之余学习和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在学校校园网上开辟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教育宣传栏。通过每学期不断更新，不断调整宣传教育的内容，使法律法规的教育更具阶段性和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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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犯罪；法律原因；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90-03

一、女性犯罪的定义

分析女性犯罪的法律成因，进而提出有效的法律对策，首先要弄清女性犯罪的定义，因为定义是表征此种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的重要因素，也是将其与其他类型犯罪区别开来的基本界限。我国刑法学虽对女性犯罪问题有所研究，但并未将其作为一个专题。相反，在犯罪学中，女性犯罪问题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对女性犯罪概念研究并没有得到重视，在很多相关专著中也没有作具体的定义，只是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提及。

比较而言，女性犯罪除了具有犯罪的一般特征以外，还有女性犯罪独有的特征，这是由女性的心理和生理因素所决定的。比如，女性的两种特殊生理现象――经期和更年期――使得女性易情绪波动，产生激情犯罪。再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加深，女性逐渐摆脱束缚的状态，走上独立的历史地位，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成为一种趋势，从而使女性犯罪多以财产型为主，虽然其中也有部分因素是因为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因此，笔者认为，深刻把握女性犯罪内涵需认清两大点：第一，犯罪主体是女性，此种犯罪是依据女性在生理心理方面异于男性来分析犯罪现象的；第二，女性并不是一种特殊身份，其所犯的罪行，男性也可以实施。因此，女性犯罪的概念可以简单概括为：不仅具有一般犯罪的基本特征，同时还是一种因女性特有的心理和生理因素而具有的特殊的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的犯罪现象。

二、女性犯罪的法律成因分析

当前最主要的三大类女性犯罪，是女性暴力犯罪、白领女性犯罪、青少年女性犯罪。笔者认为，女性犯罪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很多女性法律意识淡薄，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目前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对女性缺乏足够的关注，当女性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没有及时、完善、便捷的法律途径予以救济，从而使女性产生逆反心理，最终导致犯罪。

（一）对女性权益缺乏明确的性别视角的法律保护

女性由于心理和生理方面与男性的存有差异，使得女性犯罪在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类型、犯罪危害等方面与男性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应充分考虑性别差异。尽管我国《婚姻法》等一些与女性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条款，但由于立法者的忽视，缺乏应有的性别视角，导致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成为一个“双面人”，其本质目的是想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制定技术的缺憾，难以形成真正的法律城堡，使得女性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甚至得不到保护。女人天生是一种柔弱的动物，在受挫折时如果权益得不到保护，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而导致更广泛的权益被侵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二）女性维权的法律不统一

当前，女性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套内部真正达到有机协调状态的法律体系，从而使得女性合法权益缺失实效上的法律保护，从而导致犯罪。尽管我国《宪法》等法律法规，均对女性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做了相关规定，但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关于女性受害人的特殊法律保护条款的忽略以及统一的法律解释标准的缺失，使得法官等司法执法人员在这些条款上面有着更多的裁量权，进而使得受害女性寻求法律的公正对待与弱者补偿道路障碍重重。当女性权益难以通过合法途径得到救助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几率自然就会上升了。

（三）惩治家庭暴力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

家庭暴力犯罪是女性犯罪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对当前社会影响最恶劣的一种。而对于家庭暴力的制裁，我国目前仍无一部统一的法律或法规，只是在《刑法》等法律中有零散地有所表述。根据《刑法》，只有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才能构成犯罪，《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力度又不强，《婚姻法》虽将“家庭暴力”作为一个专门章节予以规定，但是对暴力行为与家庭暴力之间的程度界限、实施家庭暴力者应受何种处罚才能真正达到预防和减少家暴的目的，仍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法律条款的滞后、执法司法人员不高的法律和道德素质以及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使得施暴者不知法或无视法而不断实施家庭暴力，受暴者由于不懂法或不知法一再忍气吞声，家暴也就屡禁不止，从而使得女性家暴受害者在无法得到正当的法律救济时，采取报复手段，如对等家暴，甚至采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极端犯罪手段。

（四）执法不严，执法不公

执法水平是影响犯罪状况的重要因素，包括执法不严和执法不公两方面。执法水平高，整个社会的犯罪率自然降低，这样既可树立法律权威，又能抑制类似犯罪的再次发生；执法水平低，犯罪率高，就会助长不良风气，引发大量的效仿性犯罪。执法不严，最终导致作为人们心中维权象征的法变为与人们无关的令人生厌的繁琐文字。这种心理在白领女性的心里尤为突出，她们漠视法律，甚至对法不屑一顾，转而信仰金钱，认为只要有钱，即使违法了，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太高。同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正值社会转型期的我国，一部分人受到严惩，而另一部分人受到宽容甚至放纵的执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仍大量存在，这种现象会使被严惩者产生新的不公平感和愤怒情绪，进而产生极端报复行为；而得以宽容和放纵者，由于犯罪的低成本和高收益，使她们特别是白领女性犯罪人的侥幸心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更加助长了犯罪气焰。

（五）女性法律意识淡薄

据有关统计，违法犯罪女性一般文化程度偏低，法制观念淡薄，甚至无知，她们在观察力，思维力，判断力方面相对偏低，认知能力不高，往往分不清道德与法律、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她们或不知自己的行为会触犯法律，或知道却无视法律，或对法律一知半解，误以非法为合法，当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无法运用正确的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不知不觉走上犯罪道路，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都难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青少年女性犯罪人，处在青春期这个不成熟的状态下，还没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缺乏辨别是非、好坏、善恶及自制的能力，容易受外界不良影响，因愚昧无知而上当受骗。

三、法律视角下的女性犯罪预防对策建议

（一）加强女性合法权益的性别视角法律保护

鉴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性别差异，《婚姻法》等一些与女性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应明确地从女性视角出发，制定完善的、具有强度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受害女性，这是预防、减少女性犯罪现象的一项关键有效措施。同时将原本已有的保护女性正当权益的条款真正落到实处，而不只是“纸上谈兵”。比如，《刑法》在规定量刑时，应考虑某些女性是初犯、偶犯或一时冲动，予以从轻处罚。通过这些措施，使得女性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真正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消除对女性设置的各种有形和无形障碍，充分保护其权益，为她们创造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保障其身心健康。由于女性的特殊地位，对女性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也是对下一代、对整个社会给予完善的保护。可见，加强女性合法权益的性别视角法律保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甚至降低整个社会的犯罪率。

（二）建立专门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

作为与男性相对，统治着中国“半边天”的中国妇女，如果真要将其单独作为法律客体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的，同时，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也会给执行带来很大的难度。因此，笔者认为，以建立专门的妇女法律援助机构来取代制定专门的法律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构建妇女法律援助机构，通过专门培训的律师，向妇女及时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及时查处侵害女性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予以严厉打击，以弥补当前法律法规关于女性维权的不统一，从而为女性受害者提供一条正当的法律救济渠道，防止其走上犯罪深渊，对于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法律法规是法治社会中，用以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主要武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包括《婚姻法》等各种法律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来预防和惩治家庭暴力。但令人遗憾，这套体系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并未达到法律制定者的真正意图。因此，笔者认为，尽快制定一部可操作性强的《反家庭暴力法》，使女性权益的保护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是完全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一部完善的《反家庭暴力法》首先要明确给出家庭暴力的具体含义，其次要明确指定反家庭暴力的执行机构，也可以学习欧美等国家，设立专门的家庭暴力法庭，为受害妇女提供更为及时、方便、有效的法律帮助。在制裁方面，新制定的《反家庭暴力法》不仅要对那些已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人施以严惩，同时对那些虽未构成家庭暴力犯罪但又确实给女性及家庭造成创伤者给予处罚。只有这样，才能让受害女性得到全面保护，从而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发生。

（四）加大执法力度，保证司法公正

立法、执法、守法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基本要素。执法水平的高低、执法公正与否是法律能否真正得到实施，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真正维护，犯罪者是否真正得到了应有惩罚的关键因素，光靠立法上的完善及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才能保证法律的权威，不至于形同虚设；才能使犯罪者有所顾虑，不敢轻易挑战法律。笔者认为，真正做到加大执法力度，保证司法公正，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执法人员的法律教育，使其严格执法，执法机关不能因为女性犯罪者的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异而对同等罪行者给予不同等的对待，这不仅不能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反而使受到不公者产生更为恶劣的报复心理，使逃脱法律制裁者更加嚣张，更加无视法律的存在。

（五）提高女性法律意识

大量事实表明，女性走向犯罪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她们不知法、不懂法造成的，法律意识淡薄，当权益受侵害时不知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也不知违法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及将要承担的严厉刑罚处罚，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建立专门的法律宣传机构并配合新闻媒体，以取代专门依赖零散的社会团体和法律热爱者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势在必行。当然这种宣传不能流于形式上的发放普法读物，进行一两次普法教育，还应进行实例操作，比如说，对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案件进行公开审判，让民众更自然地参与到法律程序中，更深刻地理解法律。同时，各类法律宣传部门应从娃娃抓起，开设法律课程或定期到学校进行法制宣讲，利用各种渠道进行有效的法律宣传工作，提前教育。加强对女性的法律知识教育，提高女性的遵纪守法意识，使广大女性做到：既学法、懂法、知法、守法，又善于运用法律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从而达到防止和减少女性犯罪的目的。

女性是家庭和睦的纽带，是现代社会的“交际花”，女性犯罪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整个家庭甚至整体社会来说都是无法避忌的。一直以来女性犯罪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随着近年来女性犯罪率的不断上升，这一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和敏感。解决女性犯罪这一社会现实问题不仅关乎无数个女性的身心健康，还涉及到如何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追究和惩罚，更是关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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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唐晓庆.论女性犯罪的特点和原因[J].华商网，2008，（15）：45.

〔2〕邓珊.家庭内女性暴力犯罪之社会透视与防控构想――以南京女子监狱为视点[D].南京理工大学，2005.6.

〔3〕霍布斯鲍姆.极端的时代[M].南京：江苏出版社，1999.

篇5

鉴于我国食品、餐饮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和多样化，各种新的食材、新的食品、新的工艺、新的设备、新的添加成分大量增加，有必要在食品安全卫生法律法规中加入更为严格和具体的审核标准语监督标准，确定能够涵盖每一种新事物，避免有所遗漏。对此一方面可以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外此类行业的管理经验和模式。对于一些实在无法界定、无法有效管控的产品、行业或现象，可以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强化地方的监控引导，采取出错则重罚的原则进行标准化管理。尤其是在涉及到农副产品方面，规定要细化、具体化，可执行、可操作、可监督，不允许存在放任自流的情况。

2.将绿色、无公害的内容落实到法律法规中

在相关法律中向着绿色、无公害的标准进行倾斜。对目前餐饮行业中不利于健康饮食构建的现象、企业进行引导，鼓励转型。对于已经建立绿色食品研发、生产、加工、运输、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和机构、个人，进行鼓励，给与更宽阔的认证渠道和空间，推动此类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也可以考虑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食品检验标准，达到这个标准的给与更多的政策扶持，不能达到标准的限期整改或重罚，以绿色食品的标准实现多种食品企业、行业、产品的自我规范和调节。

3.强化法律法规的惩处力度

在传统的法律法规中，对违法行为和责任事故的处理力度不够强，使得一些企业、作坊、个人铤而走险进行非法牟利。在新的形势下，强化处罚惩治力度，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很有必要。尤其是对于我国饮食行业普遍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绝不能姑息迁就，一律重罚。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食品行业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门槛提高，杜绝资质不够，生产水平落后，卫生条件不达标的作坊和小企业扰乱市场秩序。而对于大的食品企业、集团，如果发生此类问题更应该严厉追责，确保起到良好的法律震慑作用，让违法犯罪现象消失于无形。

4.结语

篇6

关键词：初中数学教学；法制教育；教法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6）06-0120

当前，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的70%以上，其中15-16岁的少年犯罪又占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15-16岁正是学生在校学习的第二学段（7-9年级），正是学生成长的黄金时期，如何让青少年健康成长成为我们教师忧心、揪心的问题。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上升，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调查统计结果表明：青少年学生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其自身的法制观念淡薄，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因此，我们在对青少年学生实施素质教育、加强道德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法制教育。那么，如何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呢？这是当前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每一位教师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笔者所任教的科目是数学，但是，笔者在上课过程中除了教给学生数学学科必备的知识，还要在适当的时机给学生传授一些适合学生的案例。笔者认为：学生的道德品质、法制观念、行为习惯的养成等，不只是班主任、政治教师的责任，我们每一个教师都有责任。因此，在各科教学中，教师只要抓住契机，适时渗透法制教育，会大大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笔者认为，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充分认识到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数学源于生活，又运用于生活、服务于生活，数学知识在实际生活中无时不有、无时不在。在初中数学学科教学内容中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法规资源，在教学中适时恰当地渗透法制教育，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还可以增强数学知识与社会、法制三者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和应用。这样，我们既完成了法制教育的任务、实现了法制教育的目标，又能更好地完成数学教学的任务，提高数学学科的教学效果，实现法制教育和学科教学的双重目标。

二、研究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首先根据本堂课的教学内容和目标要求，充分挖掘与本堂课教学内容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找准法律法规知识的渗透点和切入点，然后按照科学融入、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达到潜移默化教学效果的基本要求和方法，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过程中主动地、快乐地接受法制教育。如在七年级数学上册第一章《有理数》1.4有理数的乘除法教学时，在“多个有理数相乘”法则中，“多个有理数相乘，只要有一个因数是零，结果就是零。”笔者适时地对学生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渗透。“一个人的人生千万不能乘以零，否则你的一生就等于零，如果一个人一旦染上就相当于将你的人生乘以零。所以，同学们千万要拒绝，远离，莫让你的人生乘以零。”通过循循善诱的教诲，学生三年的时间能够在思想上坚定地拒绝，防范。

三、教师要以身作则、遵纪守法，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教师的任务是用自己的榜样来诱导学生”。学生在校期间与教师接触的时间最长，教师的思想素质、道德观念、言行举止都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因此，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认真学习《教师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知识，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用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增强依法执教的法制意识和观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严于律己、言行一致。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凡是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和教育。

四、找准法律法规知识的渗透点和切入点，进行科学渗透

在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首先教师要认真钻研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潜在的法制教育元素，寻找法律法规知识的渗透点和切入点，认真研究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然后进行科学渗透。在进行八年级数学上册（人教版）15.3《分式方程》一节时，可以结合教材内容的教学对学生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七条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一百二十公里；又如，在进行九年级数学下册（人教版）27章《测量旗杆的高度》数学活动时，可以在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有关知识测量旗杆的高度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第十三条升挂国旗时，可以举行升旗仪式。举行升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奏国歌或者唱国歌。全日制中学小学，除假期外，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式；又如，在教学八年级数学下册（人教版）20.2《数据的波动》一节时，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对学生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条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篇7

赣州市律师协会：

本人身份证号码：，受聘于江西创兴律师事务所（单位），本人知悉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办理实习证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现就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做出以下承诺：

本人一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历史上无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记录。

以上承诺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篇8

旅馆治安管理责任书范文一：旅店(宾馆)业治安管理责任书

为了加强古鲁瓦克派出所辖区旅店业的治安管理，保障旅馆业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有关政策的规定，特制定本责任书。

一、开设营业性旅店、旅馆、招待所及留人住宿的，都必须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做到文明经营，合法经营。

二、开设旅店业必须自觉接受古鲁瓦克派出所派出所的管理和检查，每年同派出所签定治安责任书。

三、旅店必须建立如下几项制度：

1、按照店簿所要求的内容逐人登记，如不按规定登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罚。

2、做好旅店财物保管制度。

3、发现违法犯罪活动及时报告制度。

4、旅店工作人员及住宿旅客应遵守规章制度。设置门卫和夜勤制度。

四、派出所责任区民警对旅店管理中负责检查督促上述几项制度的落实，并要做好旅店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及时掌握情况，堵塞漏洞，经常总结经验教训，对不按制度办事的，一经检查发现，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整顿处罚，对执行好的要给予表扬和奖励。

五、旅店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要根据情况对旅店负责人予以治安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1、将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放射性及危险品带入旅店不报告派出所的。

2、容留他人在旅店内进行非法同居、、、赌博、吸食、贩卖、传播物品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 3、发现旅店内有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或被公安机关通缉人员，隐瞒包庇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4、拒绝、阻碍公安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5、旅店工作人员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

6、旅店内留宿年满十六周岁以上外地人员从事商业性及其他劳务活动的人口，住宿时间在一个月以上，未到派出所履行暂住人口登记手续的。

六、经检查发现不按责任书规定执行，视情节追究旅店负责人、承包人、当事人的责任。

派出所 旅馆、宾馆业(户)

责任区民警： 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旅馆治安管理责任书范文二：旅馆业治安管理责任书

为加强对旅馆业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公安部《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实行治安责任制，旅馆业的法人代表或经营者为单位的治安责任人。治安责任人应积极履行维护单位内部治安稳定、确保旅客人身财产安全的职责，现由__________派出所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订立如下责任书。

一、责任目标

1、经营旅馆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设置治安保卫组织或者指定安全保卫人员。

2、旅馆接待旅客住宿必须登记。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按照规定项目如实登记。

3、严格旅馆信息采集报送制度，旅馆信息系统装机率、住宿登记率、验证率达100%，旅馆单位每天向公安机关传输信息不少于1次。

4、旅馆应当设置旅客财物保管箱、柜或保管室、保险柜，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工作。对旅客寄存的财物，要建立登记、领取和交接制度。

5、严禁旅客将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和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带入旅馆。

6、旅馆内严禁、、赌博、吸毒、传播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7、旅馆内不得酗酒滋事、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旅馆不得私自留客住宿或者转让床位。

8、旅馆业实行访客登记制度。

9、旅馆工作人员发现违法犯罪分子、形迹可疑的人员和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不得知情不报或隐瞒包庇。

10、旅馆单位应严格遵守消防安全各项规定。

二、奖惩办法

1、旅馆业单位违反上述规定，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和《福建省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触犯刑律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对模范执行上述规定、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三、责任期限

本责任书有效期为____年，自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年___月___日。

_____________派出所(盖章) ________________单位(盖章) 责任民警：________________ 治安责任人：______________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旅馆治安管理责任书范文三：旅馆业治安管理责任书

为加强对旅馆业的治安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及公安部《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谁主办、谁负责 的原则，实行治安责任制，旅馆业的法人代表或经营者为单位的治安责任人。治 安责任人应积极履行维护单位内部治安稳定、确保旅客人身财产安全的职责，现 由__________派出所与_________________(单位)订立如下责任书。

一、责任目标

1、经营旅馆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设置治安保 卫组织或者指定安全保卫人员。

2、旅馆业必须实行实名一人一登记制度。登记时应当查验旅客的身份证件， 按照规定项目如实登记。

3、旅馆应当设置旅客财物保管箱、柜或保管室、保险柜，指定专人负责保管 工作。对旅客寄存的贵重财物，要建立登记、领取和交接制度。

4、严禁旅客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腐蚀性、放射性等 危险物品带入旅馆。

5、旅馆内严禁、或引诱、容留、介绍他人;严禁传播 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6、旅馆内严禁赌博或提供赌博器具等其他条件。

7、旅馆内严禁吸毒、贩毒或为吸毒者提供便利等其他条件。

8、严禁旅客发生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

9、旅馆单位应严格遵守消防安全各项规定。

10、 旅馆工作人员发现违法犯罪分子、形迹可疑的人员和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 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不得知情不报或隐瞒包庇。

二、奖惩办法

1、旅馆业单位如违反上述规定，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责 、 任人及法定代表人予以从重处罚或停业整改， 构成犯罪的，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对模范执行上述规定、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三、责任期限

本责任书有效期为____年，自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年___ 月___日。

_____________派出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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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约租车 法律法规 法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网络约租车是“互联网 + ”时代涌现出的智能新型交通业态。它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平台，通过整合供需信息，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点对点的出行服务。移动互联网信息平台是网约车的媒介，消费者的差异化、个性化出行是其要实现的目的，中高端消费者是其主要服务对象，互联网共享经济是其本质。与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不同，网约车服务更多地依赖于互联网进行运作，这也给网约车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目前我国立法已经明确网约车服务的合法性，但是在网约车市场的不断发展和调试的过程中，也逐渐反映出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缺陷。如何建立健全更加完备的网约车法律服务体系，是我国网络约租车快速发展的关键。

网约车发展态势迅猛

网约车服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所青睐的打车方式之一，它所具备的快速、高效率、低价等优点使其在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竞争时处于有利地位。客观上看，随着我国城市的飞速发展，人们的日常出行受阻较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上下班高峰期，尤其是在一些一线城市中，出行高峰期往往出现“打车难”的问题。公交车、地铁、出租车等出行方式常常“人满为患”，传统的出行方式表现出“等车久”、“坐车挤”、“打车难”等问题，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同时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使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联系日渐紧密，其中较为成功的一个例子便是网络购物。

网络购物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开发专业的购物软件，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搭建出一个稳定、安全、快速、高效的购物平台，网络购物在短时间内兴起并不断发展。网约车服务行业的产生与网络购物一样，也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是网约车服务产生的前提条件。除了互联网这一核心技术支持之外，市场客观环境也是推动网约车服务产生的重要因素。

网约车服务在产生之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则要归于其良好的用户体验。饱受出行困扰的人们第一次使用这种新奇的出行方式，能够迅速地达到目的地，而且价格相对合理，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次良好的“消费体验”。经过网约车经营公司的公关宣传和消费者的讨论传播，这一新型的出行方式发展态势迅猛。网约车服务极强的竞争力与其良好的用户体验是密切相关的。相对于传统的出租车行业来说，网约车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减少了消费者的等待时间，在价格上，网约车服务一般较之于传统出租车更低。这些特点都是网约车服务的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网约车立法现状及问题

自从网约车服务这一新型出行方式如火如荼地开展以来，交通部、工信部、公安部等部门一直紧密关注和有序指导这一市场服务的规范化发展。网约车服务在其经营过程当中，时常被报道出一些价格欺诈、司机不合法经营甚至暴力违法犯罪的现象。因此，制定网约车服务法律法规的任务刻不容缓，其旨在维护消费者和网约车服务经营者之间的公平交易、安全交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优化和促进出租车服务的转型和升级。任何一种法律不可能在制定之初即做到十全十美，网约车服务法律法规亦是如此。只有在不断探索实践中发现问题，及时总结，才能不断健全网约车服务法律法规，以求日臻完备。

当前网约车服务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相关立法缺位，法规出台迟滞。我国网约车服务过较长时间的“任性”发展，直到2015年10月，交通部才匆忙推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则是在2016年才制定出来。在网约车服务法律法规出现“空白”的这一时间段，网约车服务游走于“灰色边缘”，类似打球。法规出台速度的迟滞，使得网约车服务行业秩序较为混乱，引发了诸多安全问题，例如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虽然后来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在其实践中发现，立法只是大体上具备了框架，网约车服务仍存在着一些为法律法规所忽视的方面。由于这些立法缺位问题，使得网约车服务的法律法规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投诉机制施行不到位。投诉机制是监督和鞭策网约车服务市场的重要举措。目前网约车服务法律法规设置了相应的消费者投诉机制，但其具体实施效果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投诉机制相关法律流程还不够完善。同时，网约车服务公司也并未公开对于违法违规驾驶员的处理程序和处理结果，以至投诉机制的具体施行并未得到贯彻落实。

健全网约车服务审批法律机制

对于网约车服务，相关主管部门应该辩证地进行看待。目前网约车服务市场，主要是一些发展较为成熟、口碑较好的大型网约车服务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经营模式下，网约车总体的运行效果是良好的，但也存在着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甚至一些暴力违法犯罪的案件也时有发生。事后进行追责时，却发现相关网约车驾驶员并不具备相关经营资质，使得追责工作陷入僵局。究其原因，仍是目前相关的网约车审批程序存在漏洞，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政府部门需要严格规定网约车服务平台公司的经营资格，同时建立一种“线上线下，联合管理”的模式。网约车服务驾驶员的直接管理单位是网约车服务平台公司，但是对于驾驶员的审查仍是政府网约车服务监管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看到，网约服务平台公司存在着一些驾驶员资料审批不严格的现象，导致审批工作存在着薄弱环节。

政府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对网约车服务平台公司进行严格监督，另一方面，更要对每一位网约车服务驾驶员进行资料审查，将每一位驾驶员的资料整合在相应数据库中，并对其信息变动进行实时记录，以确保每一位驾驶员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实现网约车监管服务的透明度，杜绝违法犯罪问题的发生。

健全网约车服务投诉处理机制

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是促进网约车服务进步的重要因素。同理，根据消费者投诉的问题来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改进和完善也是十分合理且有效的。在网约车投诉机制建立之前，应该鼓励消费者对网约车服务进行评价，类似于网络购物一样，通过消费者的消费反馈能够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提供更加全面的参考。

相关部门应该立足于消费者的反馈意见，对网约车服务法律进行修订和健全。对于消费者投诉举报的网约车服务驾驶员，网约车服务平台公司应该对其经营服务进行资料记录，给以其相应处罚，以鞭策网约车驾驶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当然，在服务投诉机制当中，对于消费者评价的真实性也要进行细致考察，建立消费者信用评价等级是一个较好的衡量评价真实性的方法。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注：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约租车法律规制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力：《共享经济特征、规制困境与出路》，《财经法学》，2016年第5期。

②杨炼：《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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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尤其在当前全省农行案件防范面临严峻形势的情景下，由于我们平时疏于学习，对规章制度学习不深，理解不够全面，只抱着兢兢业业干好工作，遵守纪律，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等与己关系不大的可学可不学，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久而久之，就会萌生一些自由散漫的思想，造成违规违纪的现象发生，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2、经过这次规章制度学习教育，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不学习法律法规有关条文，不熟悉规章制度对各环节的具体要求，就不可能做到很好地遵守规章制度，并成为一名合格的员工。

3、当前金融系统发生的许多案件除故意犯罪因素外，大多数都是因个别员工法律和规章制度意识不强，违规操作而造成的，不但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并且也毁了自我的人生和前程。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