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研究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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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2）.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

[3]蔡兵，张海梅，江依妮.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广东的机遇与挑战[J].岭南学刊， 2012（4）：102-107.

[4]郭宝贵，刘兆征.我国海洋经济科技创新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 2012（5）：70-72.

[5]王双.我国海洋经济的区域特征分析及其发展对策[J]. 经济地理， 2012， 32（6）：80-84.

[6]陈景春.鲁粤发展海洋经济比较研究[J].经济研究，2011，（03）：66-68.

[7]广东省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中心、港澳研究中心及本刊课题组.广东"三圈一带"海洋经济合作开发研究报告[J].新经济，2011，（04）.

[8]董观志、郭明珠.广东海洋 经济区域布局初步研究[J].新经济，2010，（08）：88-90.

[9]“蓝色经济”躁动：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风靡全国[N].21世纪经济报道，201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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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资源税改革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各利益方激荡起一丝涟漪。种种迹象表明，搁置许久的资源税改革似乎已近在眼前。不管最后以何种方式出台，煤炭等资源价格上涨将不可避免，资源税将价格上涨因素传导到终端消费者，无疑成为通胀风险的助推力。

财政部4月6日公布2010年工作要点时称，今年将适时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如果工作进展顺利，资源税改革方案年内将对外公布。当前尚未出现通货膨胀现象，是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大好时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接受采访时说。

今年以来，资源税改的信号被不断释放，在1月10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曾明确表示，2010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改革完善税收制度，适时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2010年的“两会”上，关于资源税改革成为今年的热点话题，《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明确提出要“推进资源税改革”。此次“改革资源税制度”被置于“推进税制改革”的首位。

税改时间窗口出现

历时3年之久的资源税改革，迟迟不出，凸显各方利益博弈之激烈。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研究员的话说就是“要顾及到各方利益”。这种利益博弈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税的利益分配格局，二是资源税税率的变化。“资源税改革已经成为定局，改革方案将很快出来，改革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税征收方式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二是提高资源税税率；三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

贾康也表示，目前财政部门正在对具体的征收税率做测算。对于资源税计征方式，“在从价计征的同时，需要保留一部分从量计征”。

常修泽介绍，按现行体制，资源税改革触及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因资源税税负提高后，一些资源大省的收入增加，而净买入资源的省份负担会加重。对此，有专家建议，对资源税改革后增加的收入，应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划分，中央分得的收入可用于受损行业和弱势群体补助。中央政府也希望建立资源税分享机制，但对此设想，资源大省存在很大的抵触情绪。除政府之间的利益调整，资源产品税负上升，引发资源和相关商品的价格调整，这对资源和相关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提出挑战。对此，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也存在分歧。财政部认为应该首先完善资源商品价格形成机制，让资源商品的稀缺性在价格中得以体现。而发改委认为，应该首先提高资源税税负，体现节约使用资源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目标。“正是由于分歧纠葛这么多，所以没有理顺各方面利益，强行推出资源税改革，很可能会激化一些事实存在的矛盾。”常修泽认为从保护资源的角度看，资源税改革是大势所趋，非改不可。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改革的时点和力度，如果不顾经济的现状和行业承受能力，再好的改革也会产生副作用。

“前几年，资源税上调这个决心一直不好下，因为当时物价呈走高之势，出台这样的措施，就等于给物价火上浇油。2008年下半年，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初期也不可能启动资源税改革。当前，在经济向好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应抓紧做好相关配套改革，尽早推出资源税改革方案，否则再过一段时间，如果物价重新上扬，就难以出台了。”贾康直言现在要珍视难得的“时间之窗”。中国的资源税改革已反复论证多年，之前曾两次被搁置：2007年担心在经济过热时期推出会加速物价上涨，增加通胀压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国内经济迅速下滑，推出怕加重企业负担，影响相关企业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认为资源价格改革要求其他制度改革配套进行，资源领域初始制度的改革一定要和价格改革配套进行。资源价格改革是价格改革的攻坚战和深水区，资源价格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在宏观经济尚未真正企稳，特别是世界经济增长尚不明朗，甚至挑战一点都未减少的情况下，任何以增税为中心的税制改革，包括资源税制改革都没有必要急着出台。”张文魁表示。

而随着国家调控政策从“保增长”到“调结构”的转向，资源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常修泽认为，如何以财政税收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资源税是不可回避的议题，越来越具紧迫性。“毕竟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的解决才是经济持续发展之道。而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资源税改，目的就是要最大效率地使用自然资源和公正地分配自然资源收益，促使经济结构转型。”

“从量征收”广受诟病

目前，中国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主要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金属类矿产、非金属类矿产以及盐等，计征方式主要是从量计征。业内人士表示，已经有16年历史的从量计征办法已经广受诟病，从量计征的资源税收模式本意是反映企业对资源的使用量，即开采资源多的企业多缴税，开采多少资源，缴纳多少税，从而激励企业提高资源开采效率。但这一税制征收安排最大的局限在于没有考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成本，也不能反映资源价格的变动。

据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向记者介绍，中国征收资源税的税目主要有原油、煤炭、天然气、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这七个税目覆盖了大部分已知的矿产资源，但仍有许多自然资源未包括在内，如水资源、黄金、地热资源、森林资源等。但是，此次资源税改革方案会增加部分税目，是众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现在资源的重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而且构成资源税的内容延伸了很多，比如黄金、水等，尤其是水资源浪费很严重，所以，下一步资源税税目要向这类产品扩大。“现在至少水资源是要进入的。”刘桓表示。

资源税改革除了扩大征收范围，改革计征方式也成为多年来业界的共识。

刘桓表示，“征收方式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或者从量和从价相结合来提高税负，能够通过价格调整改变资源税，应是改革的重点之一。”

中国现行资源税条例为1994年出台，实行从量定额征收，税收收入不受产品价格、成本和利润变化的影响。资源税税额幅度，原油为8～30元／吨，天然气为2～15元／千立方米，煤炭为0.3～5元／吨。

“从量定额征收在价格变动不大的情况下无所谓，可是这几年价格变动很快，煤的价格过去每吨二三百元，现在变成了上千元。而在价格上涨过程当中，那些资源型垄断企业的收入增加很多，而政府的税收却没有增加，对此，政府和老百姓都有意见。”刘桓说。

从2008年上半年开始，资源品价格像坐过山车一样，资源税征收不足每吨煤销售价格的1％。煤炭价格上涨，但是资源税仍然保持不变，也就是说，现有的税率完全不能反映资源价格的变动。资源税税率已经到了必需改革的时候了。

“资源税制改革不应该影响经济的企稳，不仅开征时机的选择是个难题，资源税税负提高多少才合理，也是一个难题。”刘桓认为，资源税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提高资源税税负，需要考虑提高的资源税在多大程度上是资源企业能够转嫁出去的。不同的资源企业对资源产品的定价权不同。有些资源是市场定价，有些则受到政府的影响，甚至是政府定价。

牵涉央地利益再分配

其实，鲜明利益博弈伴随资源税改革过程。

“每一个部门和群体都强调自身利益，这是决策所面临的挑战。煤炭行业强烈反对资源税改革，其实煤炭行业有能力承受成本的提高。从长远来看，资源税的开征可使矿产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开发，对行业利益而言是维护，而非破坏。”贾康说。

煤炭行业代言人、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多次建议资源税改革暂缓。

根据煤炭工业协会统计，目前对煤炭资源征收的税费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另外，各部门还对煤炭企业征收铁路建设基金、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港口建设费，一些地方政府还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煤矿转产发展基金、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等。

受财政部税政司的委托，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完成了《煤炭企业税费制度改革》的研究课题，给财政部门推行资源税改革提供决策咨询。

他们在提交财政部的研究报告中，对现行煤炭企业税负进行过梳理，煤炭企业实际缴纳的税收占销售收入的18％左右，加上各种政策性基金和费用，实际税负超过30％。目前煤炭资源税按量征收，“如果以3.5％～5％的税率按价征收资源税，按照2009年11月煤价计算，动力煤税负在14～20元／吨，煤炭税额是以前的6倍，煤炭企业的总体税费负担将超过32％。”

“尽管各个利益主体利益诉求不同，但是‘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需要从全局高度审视资源税改革。”贾康表示，税率是资源税改革需要认真设计的重要指标。当前财政部正组织人员认真测算。税率设计的原则是使大多数企业能够存活发展，少数企业在改革中淘汰出局。

由于大部分资源企业特别是大型的都是央企，如果提高资源税地方政府收入会增多，但是央企成本会提高。央企成本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会有一定减少。央企享受了无数的国家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享有近乎独占的垄断经营权，能从银行拿到极为便宜的资金，它们对国家在政策制订上有极强的干预能力。不能忽视的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央企也在发生演化，现在是脚踏两条船、手握两类资源――横跨政府与市场。并且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一方面，打着国有的旗号抢资源、搞垄断，另一方面，打着与市场接轨的旗号，哄抬涨价，要挟政府。“所以资源税的提高，不仅仅是一个资源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问题，其中包含了一部分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分配。”原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表示，中央政府收入会受什么影响，地方政府会增加多少收入，统筹研究拿出一个方案来，各方觉得平衡才能够实现大幅度提高资源税的问题。“现在很多专家提出了很多年，为什么实现不了，就是单纯提高资源税是不可能办到的，单向操作是不可能的。”

因为目前资源税全部纳入地方财政，因此，与能源巨头们一样焦灼的是地方政府。据悉，近期中国能源新霸主内蒙古政府相关部门已经3次拜访财政部，就是为了推动资源税全部从价计征。

2008年中国资源税收入共完成301.76亿元，如果改为全部从价计征，这一额度突破1000亿应无悬念。

遏制“以地生财”冲动

新的税改方案很可能会使国税收入有所增加，从而改变此前“除海洋矿区使用费归中央外，其余税款全部归地方所有”的局面。刘桓表示，按中国现行税法，资源税征收上来后要由国家和省一级地方政府各按50％分成，但实际上，中央对此一直实行灵活调节机制，将资源税更多留给了地方政府。

这也是目前有些地方积极呼吁资源税改革的原因。但如果税改实行后，中央如果仍然只拿到海洋矿区使用费，实际上不利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近期，随着内蒙古、辽河平原、四川、新疆等众多特大油气和煤炭等矿藏资源的不断发现，资源所在地政府希望在资源开发中获得更多利益的呼声日盛。而从目前态势看，各方关注已久的资源税改革路径已渐渐清晰，资源大省将极有可能成为本轮资源税改革中的最大赢家。同时另一个可能的趋向是，“有可能将以前全额收归地方的资源税也分成一部分给中央财政。但中央政府的分成并不会减少地方的收益，从价计征和上调资源税额将足以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额超过以前。让利地方的宗旨不会受到影响。”常修泽认为，如果资源税地方能得大头，那么对于中西部资源大省来说，“以地生财”弥补财政不足的冲动相对而言就会小些了。

此前有声音认为应维持资源税中除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的现状。其理由之一是，地方政府对情况比较了解，且关系其切身利益，在执行有关资源保护政策时措施更加得力。“不过从目前来看，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可能比较大。”刘桓建议，如果中央征收更多的税额，在转移支付上，中央应将在某些资源大省征收的高额资源税分配给其他不发达省份使用，“防止各地方政府自收自用，造成市场割据”。

在改革时机上，目前业内仍存在较大的疑虑。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1月5日表示，此项改革在中国已探讨多年，现已无技术障碍，不过目前中国经济尚未真正回暖，企业能否承受成为改革时机的重要考量。

如中国吨煤资源税税额在2.5～3.6元／吨之间。假如实行从价计征，企业资源税成本可能要提升5倍以上。中国原油从量计征税额为8～30元／吨，如果按80美元，桶的价格、3％税率从价计征，税额将是从量计征时的5倍左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孙钢表示，体现为增税的资源税改革，几年来财政部已经向国务院多次上报方案，但由于种种因素国务院始终没有下决心推出。2009年下半年曾有很好的时间窗口，但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还是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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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塞尔指数； PM2.5空气质量指数；税率差异化；公平性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大气污染和环境质量已然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北方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连续多日空气污染情况超过警戒值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担忧。

（一）PM2.5指数。2012年2月，国务院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PM2.5监测指标。2013年2月28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称PM2.5拟正式命名为“细颗粒物”。随着国家和社会各界对PM2.5空气质量指数的关注度上升，一些主要城市也陆续开始检测并公布PM2.5指数，增强企业和个人对保护大气环境的意识。

（二）环境税现状。环境税（Environmental Taxation），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Ecological Taxation）、绿色税（Green Tax），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部分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征环境税，如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2011年12月，我国财政部亦同意适时开征环境税。

然而，是否能在较短时间内，依靠环境税的征收缓解大气污染问题，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我国各区域长期发展不均衡，各地环境质量差异较大，尤其是在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地区，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政策均有很大差异，分区实行环境税差异化税率，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三）塞尔指数。塞尔指数作为衡量相对差距的主要指标之一，其突出特点是可以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从而便于考察和揭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各自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以及各自在总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鉴于此，本文在进行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四区环境税税率差异化分析时，提出了衡量PM2.5空气质量指数区域差异的塞尔指数，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各地实行差异化税率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并在并提出了四区环境税税率设定的建议，预测了环境税差异化税率实施后达到的效果和潜在影响。

（四）现实情况。在我国，理想的税收政策应该是既能满足国家的财政收入需要，又不对社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制定合理的环境税税率政策，出发点应当有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并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国家整体财力的可能，以及纳税企业的纳税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确定一个适度合理的总体税收负担水平。同时，环境税税率政策的制定，要有利于平等竞争环境的形成，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公平竞争和发展，就必须要坚持公平税负的原则。

二、研究区域

（一）区域环境概况。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当地居民对于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程度也不同。为实现社会税收再分配公平，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区域空气状况的税收比率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华南、华东、华北、西北四个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不同、地形地貌环境不同而导致的空气质量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从地理上看，华北地区以温带季风气候和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四季分明，冬季盛行西北风；地形三面环山，复杂多样，主要由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构成。在封闭的山谷盆地中，因四周群山屏障的影响，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扩散。华东和华南地区地形以丘陵、盆地、平原为主，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和温带季风气候，夏季吹东南风，冬季吹西北风，高温高湿的环境同样不利于污染物扩散。而西北地区距海遥远，再加上地形对湿润气流的阻挡，仅东南部为温带季风气候，其他区域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而干燥，夏季高温，降水稀少，自东向西递减。由于气候干旱，气温的日较差和年较差都很大。

（二）区域经济概况。从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华北地区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较高的速度。特别地，华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和化工等产业为支柱的完整工业体系。其中，煤炭的产量和产值均居全国首位，是华北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华东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致力于发展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全国平均值。近年来，华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它是我国南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区，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轻工业基地。总体而言，以传统重工业为经济支柱的华北地区污染物排放较大，以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华东、华南地区相对排放较少。而西北地区则主要承接了华北地区相关重石化工业的转移。

（三）当前环境问题。从当前环境状况来看，当前华北地区面临的最重要的环境危机，当属大气污染。冬春季节严重的沙尘暴和雾霾天气，严重威胁了该区域人们的健康状况和人居环境。从全国空气污染指数、PM2.5等指标来看，华北地区的空气质量都远低于华东、华南和其它区域同期数据。根据环境保护部的2013年空气质量状况报告来看，华北地区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仅为37%，重度污染天数为16.4%，严重污染天数为8.4%；相比较来看，华东和华南地区重度污染天数仅为0.9%和0.4%，且没有严重污染记录。华东和华南地区虽濒临海洋，海洋的湿气凝结成雨，下雨则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空气，使得环境空气质量明显优于华北地区。但是，经济的发展、化石能源的燃烧、大量汽车尾气的排放等也使得两个地区的雾霾现象越来越严重。而西北地区的环境在长期历史演变中出现种种问题，如干旱缺水、河湖干涸、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等，再加上因华北地区第二产业转移带来的空气质量问题，实施环境税限制污染物的排放迫在眉睫。

（四）样本城市选择。综合以上各点，我们首先筛选出华南、华东、华北三区所辖的有PM2.5值监测的城市

并在各区域中将这些城市按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罗列，从高至低进行排序（统计局官方GDP数据）在各区域中按经济高低划分为中心城市、中等城市和中下水平城市三档，从每个地区的各档城市中各挑选头两个城市作为样本。由于西北地区空气监测平台匮乏，获取PM2.5数据难度大，且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故只挑选西北5个省会城市作为样本。

三、研究方法

（一）塞尔指数。研究过程中，我们运用经济学科中研究区域差异问题的探讨方法，如塞尔指数、方差、调整极差、基尼系数等方法，特别是塞尔指数，研究不同地区资源配置公平的问题，从而探讨税收在再分配中该如何合理配置资源。

分析图表1可知，各区域间及区域内的塞尔系数各不相同且差距较大，这反映出各区域间区域内的PM2.5值差异大，相应造成的污染程度就有所差异。区域间差异最大的是西北地区，因为西北地区的GDP仅占四个地区的8.76%（最小），而PM2.5排放占24.5%（第二），而且投入产出比不高，造成公式分子较大，分母较小。而区域内差距，华北地区的塞尔指数是最高的，因为华北地区的PM2.5值排放量最大，但其第二产业的产值又相对较小，投入产出比不高，同样造成公式分子较大，分母较小。相对而言，华东、华南地区的塞尔指数值较低。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西北地区区域间贡献率最大，由此说明西北区域相对另三个区域来说，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影响正在进一步扩大。假设不考虑各区域历史环境问题，即在同样的环境因素下，每一单位的第二产业的GDP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西北的贡献较大，因此，这一区域所负担的环境税也应提高。而华北地区区域内差距较大，因此该区域内部环境税要有所区分。

而华东、华南区域间差异为负数，是因为与华北、西北地区相比较，两区域第二产业GDP值较大，分别达到23384亿和15179亿，近似于占了40%和26%。于此同时，两区域的PM2.5分别占23%和16%，所以代入LOG函数后因为二者之比小于1，才产生了负数。但这并不能说明华东、华南环境污染不严重。此外，这两区域的区域内贡献率均较大，因此区域内部也要有所区分。

五、税率差异化与税负公平性分析和影响

（一）区域税率差异化。针对近年来大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现状，开征环境税，利用法律规范来控制环境污染，已被认为是改善这一状况的有效措施。由于我国大气污染现状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以华北地区空气污染尤为严重，因此，我们提出了开征环境税的预测，并基于华北、西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环境污染现状及PM2.5差异塞尔指数分析，提出分区制定差异化税率的设想。

环境税税率的制定，必须体现各区域自然环境、产业分布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差异，即华北地区税率最高，西北地区次之，华东和华南地区相对较低，四个地区税率呈阶梯递减。

由“拉弗曲线”我们可以知道，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呈现“倒U型”结构。因此，环境税税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税率过高会影响经济发展，增加企业的负担；税率过低则不利于税收调控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针对西北地区的税率制定，尤其应该体现这一原则。西北地区历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长期以来，国家都把扶持西部地区发展作为主要的战略，并在该区域投资、税收和企业发展方面给予众多的优惠政策，减税也是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即使在未来开征环境税，考虑到西北地区客观条件的特殊性，在环境税的制定上也应当给予一定的优惠，如降低税率、计税时扣除一定比例的税额；等等。

同时，在制定环境税时，实行以PM2.5排放量为标准的累进税率，设置多级累进税率，对污染较高的企业加重税率，污染较少的企业减轻负担，以体现公平效率原则。此外，我们需要强调，环境税是基于不同区域第二产业产值对环境造成伤害所应负担，而征收的环境税也主要用于整治该城市的空气污染，所以环境税真正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潜在影响。环境税的作用并非在于增加政府收入，打压污染企业的发展；而是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刺激企业减排，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也考虑到在开征环境税之后，企业的税负加重，可能会使企业减缓生产，对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征收环境税可以激励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良生产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在减少排放的同时保证经济产值。

在制定区域差异税率的同时，对于区域内污染较少的企业，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使环境税的征收更加公平。比如，华北地区的区域内排放差异较大，是由于不同地区气候条件和主导产业不同造成的，应当在区域内部也体现税率的差异化，保证企业税负相对公平。在实际征收环境税时，排放较少的企业可以凭企业环境评估报告到地税局申请环境税优惠税率及退税，相关资金从该市环境税收收入中提取，从而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所以，如果企业顺应市场、顺应科学发展、贯彻节能减排，征收环境税不会对企业造成很大负担，而会使企业的产值与环保工作良性发展。

（三）局限性。在我们目前的研究报告，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研究的PM2.5空气质量指数，是一个较新的指标。我国从2013年开始才有官方的检测数据，且目前

PM2.5的城市仍然很少，主要都是各省的部分大城市。

其次，现在公布的PM2.5数据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监测标准也不统一，受到了许多质疑。据报道，有些城市把检测

PM2.5的基站设置在城市中环境较好、离污染源相对很远的地方，以对外隐瞒大气污染的实际状况。若现在开征环境税，则可能导致部分城市为了保护本地企业，虚报PM2.5指数，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另外，我们所采用的主要城市GDP数据，只局限于第二产业产值，这是考虑到第二产业是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当然，PM2.5的来源很多，其他产业和居民日常生活也会排放，我们此次的调查数据并没有涉及这些方面。随着我国部分城市逐步公开PM2.5污染源的分布情况，完善监测机制，这一情况将会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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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证券报：《环境税预期升温 环境治理再引关注》，魏 静 201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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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区域旅游合作；现状；对策

abstract:tou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tianjin is a crucial factor to improve the tourism competence of bohai sea surrounding area.it is suggested that tourism cooperationbetween beijing and tianjin should be motivated by governments and boosted by capital, large tourism programs, cooperation on marketing, and enviornment protection, with the opportunities of olympic gam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of binhai new area.

key words:beijing and tianjin;tourism cooperation;actuality;countermeasure

旅游业是一项开放性、关联性程度极高的新型产业，区域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发展战略。而区域旅游合作是实现这一战略的有效途径。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区域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旅游合作初见成效，但环渤海地区尤其是京津地区的区域旅游合作，还停留在地区旅游行政管理层面上，仍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和手段。环渤海旅游圈是我国的三大旅游圈之一，而北京和天津是该旅游圈中的“双核”，因此京津只有进行旅游合作，才能产生集聚效应，提升整个环渤海旅游圈的竞争力。如何推进京津区域旅游合作进入实质性的层面，是一个值得关注、探讨的问题。

一、京津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历程

京津冀是国内最早提出区域旅游合作的地区。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京东旅游区，致力于京东地区两市一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景区的合作，这个区域包括北京平谷的金海湖，天津的盘山、黄崖关、蓟县和河北省的清东陵等，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联合开发、联合营销的合作方式，效果明显。后来由于多种因素，没有能够坚持下去。1987年，由北京旅游学会发起，联合天津旅游学会、河北旅游学会，在北京密云白龙潭召开了第一次“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研讨会”，与会代表表达了区域旅游合作的愿望，从而使这样的研讨会成为例会，每年大家在一起探讨区域合作问题，而且参与的省市越来越多，一直到后来发展为北方十省市旅游联谊会，并促成了每年一届的“北方旅游交易会”，由各地轮流举办，2003年在河南郑州举办。2003年9月19日至21日，京津冀三地旅游局还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广场举办了“京津冀旅游宣传周”活动。2005年8月25日，在河北廊坊举行了“京津冀-港澳台（3+3）旅游合作大会”，与会各方都积极表达了合作的愿望，希望凭借“京津冀-港澳台（3+3）旅游合作大会”这个平台，京津冀旅游圈的合作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同年12月又在河北承德召开了“中国北方环渤海旅游区域合作论坛”，北京、天津、大连、沈阳、鞍山、秦皇岛、承德等11城市共同签署了环渤海旅游区域合作框架协议。2006年10月21日至23日，环渤海16港口城市旅游合作组织第二届年会又在大连市举行。2007年4月18日，津洽会召开“京津冀旅游合作会议”，北京、河北、天津三地旅游部门共同签订了《京、津、冀旅游合作协议》。应当说，在推动这三个地区的旅游合作方面，三省市的旅游学会和旅游局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共识不少，呼声挺高，进展不快”是长期以来三地旅游合作的状态。尽管三地的旅游合作并没有间断，但主要是旅游企业出于本身业务和利益的考虑自发进行的，规模小，随意性强、层次较低。

二、京津区域旅游合作的制约因素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其快速发展带动了相邻的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辐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在很多时候是聚集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形成了“空吸”现象，即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特别是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等更是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在某种程度上说，京津合作的缺位导致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滞后。上海对于长三角、深圳对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应，而京、津两大直辖市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却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京津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缓慢，主要受制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条块分割，各自为政

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的产业发展产生矛盾，政府部门之间缺少有效地沟通和协作，使得京津的共同战略难以实施。同时，各地发展战略存在较大差异，在统一处理涉及京津全局问题时，观念和文化冲突难以避免。因此，两地在政策制定上的矛盾很多。

两地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区域内部产业结构重叠、资源配置低效、市场建设无序，内在竞争摩擦而外在竞争能力不足，旅游经济合作难以全面展开。

（二）政府间的合作不够紧密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地的旅游合作一直没有间断，只是这些合作主要是旅游企业自发的行为，是出于本身业务和利益的考虑而进行的，规模小，层次低，随意性强。例如旅行社之间的相互，景区之间的联票互惠等。在政府层面上，在旅游资源整合、重大项目的协调、联合促销等方面，没有看到突出的进展。更多的是旅游研究工作者的良好愿望和情感，政府并没有真正的介入，或者说，相关决策机构并没有真正把这个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上。

（三）经营的连锁企业、旅游集团还非常欠缺

京津整个地区还缺少在资产、资金、人事、管理、运作、品牌等方面联系密切的旅游连锁企业和企业集团，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多为一次性或短期的，旅游企业之间缺乏长期、规范、稳定、深入的联系，区域合作微观基础并不牢固。虽然两地都有各自颇具规模的旅游集团，但集团之间似乎没有形成合作的机制，没有真正合作的行动，从而没有出现强强联合的态势。

（四）互利互惠的共赢观念还没有形成

各地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区域旅游合作的意义，没有形成区域旅游合作互利互惠的观念，没有意识到区域旅游合作最终可以形成“共赢”局面。落后观念制约着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北京总觉得自己是首都之区，没有必要靠别人；天津也觉得必须保持尊严，不能依附别人。从而造成了各自为政的局面。

三、京津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与机遇

京津区域旅游合作成效不明显，并非缺乏合作基础，事实上，京津之间实施旅游合作具有优厚的基础条件。

（一）历史基础

京津发展历史表明，京津工商教有密切合作的传统。北京金代建都后，成为国家军事中心，天津海河三岔口遂立为直沽寨，成为京师漕粮供给站。元代北京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改为海津镇,由京官接粮。明代天津设卫，建仓储谷，年河运漕粮400万石。清代天津成为京师漕粮与芦盐运转枢纽、护京军事重镇，成为向京都纳税的最近大户。第二次后，天津被迫开通商口岸，发展为中国北方文教、工商、金融、贸易中心和发达的港口城市。民国初期，北京是北洋政府驻地，是直、皖、奉军阀角逐的前沿，天津是军阀官僚幕后策划地，成为北洋政府集机器制造、化学、冶炼、热加工、船舶修建为一体的综合军工基地、实业中心和人才培养中心。

（二）经济基础

2003年，从北京、天津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本外币年末存款余额、全部工业总产值、外贸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额等指标看，京津具有大城市带总体优势。据北京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的测度，2000年，新经济总指数，北京97.0分，居第1位；天津59.1分，居第4位。经济综合表现，北京为97.0分，居第1位；天津73.3分，居第4位；人均gdp，北京第2，天津第3。京津新经济水平居国内领先①。

京津两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北京拥有知识经济等优势，天津拥有加工制造业和海运等优势，两方优势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如果强化京津更深层次的合作，将更有利于双方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从第三产业来看，北京有资金、管理方面的政策优势，天津则有物流、仓储、加工、分装等长处，在组织物流上有优势，因此可以把总部设在北京，但仓储等则可设在天津。

（三） 区位优势及交通设施基础

天津市到北京市137公里，处于“一小时经济圈”内。京津之间的交通极为便利：铁路方面，目前每天有动车组为15组，时速200公里；空调特快11组，空调快速11组，其他类型列车15组。平均每半个小时有1列火车，平均用时1小时20分左右。投资143亿美元的京津城际铁路客运专线将在2008年运营，实现京津两市半小时通达的目标。京津确定新建的南、北两条高速公路，加上现有的京津塘高速公路也将全面拓宽，这样，未来两大城市间将有24条高速车道相连，京津两地的公路通勤更加便捷。

京津两地本身都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和优越的交通条件，除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以外，北京的空港优势明显，天津的海港得天独厚。通过一系列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但能够拉近京津之间的距离，而且可以大大促进资源在两个城市之间更合理的配置，北京可以拥有更为便捷的出海口，天津可以利用北京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打通与中西部腹地的通道。交通一体化可以很快地实现两地的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基础。

（四）旅游资源基础

从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来看，京津两地的旅游资源丰富，且各有特色，具有很强的互补作用。北京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和一些自然景观，是我国的旅游热点。据有关资料统计北京现有的旅游景点约636处，其中与文化方面相关的如寺庙、故居、博物馆等人文景观为513处，约占81%；而山水等准自然观为123处，仅占19%。我国21处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就有6处在北京。大多数外地特别是境外旅游者都是冲着这些文文化遗产而来，这也是北京市旅游的基础。但是单纯的人文化遗产的观光旅游并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难以实现持续发展。天津从天津卫发展起来，是近代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旅游资源以近代文化、街头小吃、民间文化、欧陆古典风情、滨海景观最为著名，这些同北京恢弘的“大景观”有很强的互补性，辅之以丰富的北方民风民俗，可以弥补北京在清新的自然景观和北方风土人情方面的一些不足。另外，随着国家政策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倾斜，天津市更加重视会展旅游、商务旅游的发展。两地旅游资源各有特色，形成综合效应，有利于区内市场流通和共同拓展区外市场。

（五）奥运会和滨海新区开放开发的契机

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是京津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良好契机。天津是2008年奥运会的男足预选赛赛区。京津两地为迎奥运作出了巨大努力，包括快速路网2008年全部建成、京津城际轨道京津两地半小时通达、天津奥林匹克中心建成、天津机场改扩建一期工程“扩容”三倍 、天津完成百条绿化精品道路建设等；北京通过降低公交票价、修建地铁等投巨资全力改善北京交通拥堵状况，为天津与北京的无缝对接提供了先决条件。“奥运旅游”为京津冀区域旅游的进一步合作拓展了空间，也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滨海新区的开放开发也为京津之间的旅游合作提供了一个契机。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加快滨海新区发展写进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议，2006年6月6日，国务院又下发《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将天津滨海新区作为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由此从地方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滨海新区的发展成就不仅受到天津的关注，也引起了全国的瞩目。面对天津和滨海新区全新的战略定位，各有关方面纷纷积极响应。北京市市长也发表了谈话：“北京要抓住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机遇，与天津进一步密切联系，不断加强软、硬环境建设，建立定期的信息沟通机制，共同推进京津冀环渤海地区发展。”滨海新区将成为京津区域旅游合作的新引擎。

（六）京津角色定位的调整及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

北京市市长在关于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报告中表示，北京将坚持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发展定位，努力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不再是传统印象中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甚至不再提及“经济中心”。这标志着北京正在对自己的城市角色重新定位；天津市市委书记张高丽在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上表示，要“努力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科教发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一个政治中心，一个经济中心，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繁荣。

此外，北京将旅游产业定位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天津将其定位为“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两地都将旅游业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更为京津两地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有力地支持，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四、 京津区域旅游合作的对策研究

（一）政府联合，拆除行政樊篱

京津之间的合作之所以一直停留表面状态而无法产生实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因此，区域内的各级政府应主动拆除制约旅游发展的藩篱和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发展的大环境。例如，在京津范围内，撤销公路分散收费的关卡，使公路交通通达通畅；设立京津联合旅游信息咨询中心，相互为到访的或潜在的旅游者提供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甚至做到联合提供旅游服务设施的预订，而不必各个城市各自设立单独的旅游办事处；在京津的范围内旅游企业经营全部开放，取消企业经营的属地限制；两地联合颁发一定数量的导游证，导游人员可以自由受聘于各个旅行社而不受行政区划限制；制订统一的旅游者投诉程序，实现区域内处理投诉的联合机制，提高整个区域旅游形象和可信度。总之，要从拆除制约整个区域内旅游发展的障碍入手，消除行政樊篱，使得京津旅游实现一体化。

（二）制定京津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京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主体吸引物支撑不足，特别是对国内外游客有较大吸引力的龙头景区还没形成，不足以支撑京津旅游的发展需要。因此，应制定京津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从全局发展出发，而不是从地域均衡的角度，对产品开发进行合理布局，科学安排开发时序。充分体现两地的联动发展，指导京津旅游圈按照旅游产业链来布局旅游经济，合作开发旅游精品及各项专题产品。借助环渤海经济一体化进程主动出击，全面融入环渤海旅游圈中，不仅要将京津境内景区有机结合，串点成线，串珠成链，同时还要与环渤海其它城市密切合作，形成整体优势，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全面提升区域旅游产品竞争力，形成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品质上乘的一大批适应国际国内多层次需求的旅游产品系列。

（三）以资本为纽带实现利益共享

在政府联合编制规划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手段来整合资源，联合开发，集团化经营，扭转旅游发展中各自为战的局面。首先要在重大旅游项目的开发和经营上入手，例如在大型或超大型的主题公园的建设、大型综合性景区的开发、大型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等项目上，可以在京津范围内融资，利用资金的纽带把两地联系在一起，实现利益共享；其次，在旅游的经营上，也要创造条件，协调政策，利用资本的手段，打破所有制的界限，充分发挥国家和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促进建立跨行政区域的旅游企业，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旅游经营体系，向更大的区域范围扩展。这样做才能把旅游的“蛋糕”做大，从而实现利益共享，联合和合作才够持久。

（四）利用特大型项目带动京津旅游合作

从美国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可以看出，特大型项目对于区域旅游业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北京的位置比较好的地方已经被密集的建筑群所覆盖，再建大型的旅游项目已经不太现实。京津两地可以利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机会，在国家对于滨海新区的定位和战略的基础上，合作开发大型旅游项目。国家对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是：立足天津、依托京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把滨海新区建设成为高水平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的生态城区。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指出，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要做好“六个服务”，搞好“四个合作”。其中一个服务就是在休闲旅游合作发展方面搞好服务。京津可以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分别以海防文化、滨海游乐、湿地生态、邮轮游艇、商务会展、工业旅游等为主题合作开发大型旅游项目。

（五）加强市场合作，建立无障碍旅游区

京津区域旅游合作首先要解决区内市场合作问题，通过互相开放市场，促进区内旅游者和旅游业资金、资产、人才、知识、管理、品牌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一个生动、流畅的区域旅游发展局面，通过区内市场合作，为共推产品、联合促销、进行区外市场合作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京津区域旅游业整体发展的目标；在旅游宣传促销方面，京津两地要更新宣传促销手段，以经济为纽带实现联合促销、利益共享。政府逐年增加对促销的投入，加大对海外旅游市场的促销力度，并向海外旅游者推介京津整体旅游形象。利用京津大都市的形象积极发展海内外商务旅游、会展旅游，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到京津来。对京津这一旅游品牌，既要树品牌、护品牌，更要利用品牌，要整合旅游资源，延长海外游客在京津两地的停留时间，增加旅游消费。主动与环渤海其它城市赴海内、外游客开展旅游宣传促销，利用北京众多的海外机构建立旅游营销网络，共同开拓国内外远端旅游市场，实现与环渤海其它城市的客源共享。

（六）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京津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渤海海域受污染情况严重，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磷酸盐。而天津海域，绝大部分已成为严重与中度污染区域。虽然近几年经过治理，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好转，但形势依然严峻。

天津海域是京津合作的重要砝码，是开展海洋文化旅游的核心资源，是建设国际游轮项目的最重要的条件。如果天津仅能捧出无机氮和磷酸盐严重超标的四级海水，建设海洋文化旅游精品无异于缘木求鱼。面对如此严峻海洋环境问题，京津两地政府要下大力气，以“同根同源”、“同饮一江水”的理念，共同保护渤海湾生态环境资源，促进生态环境为旅游提供基础、旅游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物质保障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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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美国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

现状及运行机制

作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美国现代化农业仍是其国民经济的强大基础支撑。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数已不足3%，但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值高达3. 47万美元，是我国人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100多倍，且为名副其实的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有一个强大、健全的农业信息服务系统的支撑。由于农产品生产量的强劲增长和大额的出口份额，美国更加注重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美国建立起了体系健全、门类多样、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为农产品出口和国内畅通销售奠定了强有力的支撑基础。

市场体系健全

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农业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农产品产量大，种类多，全国各地中转频繁。经过一百多年的运作与重组，美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日趋规范并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十分完备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完善。美国拥有相当完备的交通运输网络，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运输渠道四通八达。美国的高速公路遍布城乡，从农产品市场直接通往乡村农场，提高了运输效率，保证了农产品的新鲜度。铁路运输也十分便利，许多农产品收购站、仓库、加工厂建有专门的铁路线，实现了农产品的定向流通。

二是市场信息丰富。据统计，美国约有300个信息服务系统为农户提供农业信息，各种信息咨询公司、农业网站也成为农民了解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重要途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农产品信息的主要来源，农户、农业企业、消费者都可以从这里了解农产品价格变化、市场行情等信息。基于高水平的农业信息丰富，电子商务趋势明显。据统计，美国58%的农民拥有个人电脑并掌握上网技术，从事网上交易的农民达16% ，农产品网上交易量占全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量的8%。农业信息的丰富和电子商务的发达，为实现规模化、集成化的农产品物流奠定了基础。

三是农产品物流社会化程度高。美国农产品物流分类详尽，任何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服务供应商。农产品物流主体主要有：私人供应商，包括零售商、批发商、商、加工商和经纪人等，经营额约占农产品物流总量的60%；专业销售合作社，合作社在美国起步较早，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有3000多个合作社，社员数量达184万，销售总额超过610亿美元；农业公司，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规模较大，美国农业公司拥有全国12%的农场，是农产品进入市场的主要渠道之一；农业协会，美国约有3200多家农民自发组织形成的农业协会，不仅可向农户提供信息服务，还可以组织农产品加工，并积极开拓农产品销售渠道；政府农产品信贷公司，这些公司根据政府法令，与农户签订收购合同，根据市场情况储备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稳定市场价格，保证有效供给。

四是零售业高度发达。美国零售业集中程度高，大型零售集团通过规模化经营在国内零售行业中占据统治地位。超市是鲜活农产品零售的主要渠道，占生鲜农产品销售总额的80%以上。美国超市大力推行“直销流通模式”。通过与优质农户签订固定合同，超市直接从农户手中采购农产品，既保证了农产品质量，又压缩了流通环节，大大缩短了产品由生产到销售的时间。大型超市一般都拥有自己的配送中心，利于控制运输成本，还能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追踪。从本次考察的芝加哥最大的大家发农产品分销公司情况看，仅一个公司，就基本满足全市中餐馆所有原料供应。据了解，目前，全美78%的农产品实现从产地直接供应分销商，甚至直接进入零售环节。

五是批发商经营规模化。农产品批发经营呈现大型化、规模化特点，中小批发市场较少。据了解，美国仅有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16家，却担负着全美甚至世界各地农产品的批发分销功能。以本次实地考察的芝加哥国际批发市场（Chicago international market）为例，仅这一个市场、17家商户就完全满足全州及周边地区的市场需求。在批发市场之外从事农产品收购、加工及供销的批发商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另据了解，美国东部最大的马里兰水果蔬菜批发市场，只有2l家批发商，却能为马里兰及周围5个州提供水果、蔬菜和水产品。西部的洛杉矶水果蔬菜批发市场，25家批发商经营着500多种水果、蔬菜，能满足美国及世界各地的需求。批发市场内部交易方式主要以拍卖、销售为主。以批发市场为基础，形成了农产品期货市场，如芝加哥期货市场等。由于采取公开拍卖、销售和期货交易，使农产品市场价格充分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从而形成农产品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传播机制。

法律法规完善

经过多年发展完善，美国在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上，逐步实现了立法管理，并不断予以完善，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构架，为全美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1946年农业市场法案》授权规定，凡享受政府补贴的农民和农场，都有义务向政府提供农产品产销信息。《1966年信息自由法案》规定：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1995年文书精简法案》规定：任何涉及10人以上的问卷调查或存档要求，以及联邦机构为了统计目的收集信息而进行的任何询问，事先都必须得到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批准。信息资料保密制度：美国农业部对所有的农业信息资料均分门别类地制定了保密和公开的时间，任何个人和团体不得随意传播尚未公开的信息资料，否则要受到法律和各种条例的制裁。信息资料共享制度：美国既限制对机密资料的传播，同时又反对信息资料的垄断，积极促进信息资料的共享。一旦信息资料经农业部公开，该资料即为全社会共享。此时农业部将无偿提供这些信息，不得获取利润，只能收取资料和印刷工本费。农业信息制度：农业部各部门对从国内外收集到的各种信息，按时间序列和数据资料来源进行规范处理，基础数据由抽样调查获得。公务员不得故意伪造篡改信息资料，否则将被处以5000美元罚款或5年以下监禁，情节严重者两罚并用。除此之外，在《商品贸易法案》、《食品安全法》、《公共卫生服务法》、《婴儿食品法》以及《茶叶进口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也对市场信息管理进行了严格细致的界定与规范。所有这些，都为美国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奠定了严谨的政策基础。

流通业态多样

美国农产品物流体系非常发达，以“大生产大流通”为主要特点。美国农产品流通主要有三种业态。一是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是目前美国农产品交易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美国现有的期货交易所中，有6家规模较大的纯农产品期货所。其中，成立于1848年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是美国最老、也是全球最大的期货交易所，在全球农产品价格形成中具有领导地位。目前该交易所有3600个会员，47个期货期权品种，主要交易的农产品期货有小麦、玉米、稻谷、大豆、大豆油、大豆粕、燕麦等。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品种的期货价格，不仅成为美国农业生产、加工的重要参考价格，而且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权威价格。二是批发分销。由于美国农产品生产区域化程度高，形成了玉米、小麦、大豆、蔬菜、水果等生产区域，因而农产品产地市场比较集中。销地批发市场占农产品总交易量的20%，但对农产品价格形成具有主导作用。三是产地直销。据统计，由产地直接运送到超市的农产品高达80%。美国的蔬菜物流是这种直销模式的典型代表，产品由田间采摘以后，经过预冷-冷库-冷藏车-批发站冷库-超市冷柜的运输链条，到达消费者手中，使蔬菜在物流环节的损耗率仅有1-2%。除此之外，由于产地集中、信息发达和网络普及程度较高，现场拍卖、电子商务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农产品流通业态和销售渠道。

机构队伍庞大

美国农业部雇员有10万之众，占内阁雇员总人数的6.6%，是联邦政府中第四大部，堪称全球最大的农业部。在全世界75个国家、地区驻有自己的雇员。围绕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方面就有5个大的官方机构，分别是国家农业统计局（NASS）、经济研究局（ERS）、农业市场局（AMS）、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WAOB）以及海外农业局（FAS）。这5大机构组成了美国农业部的信息收集、分析、体系。与此同时，各州农业厅均设有专司信息采集分析的专门机构，一般由20多人组成。另外，联邦农业部、州农业厅还专门有雇员常驻核心市场专门定时定期采集上报信息。加上遍布全国的500家第三方信息服务机构。这些庞大的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的机构队伍和众多的雇员，为美国农产品流通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服务保障。

美国农产品市场信息

采集机制和特点

美国农产品市场信息是影响美国乃至全球农产品流通的关键因素。正是基于遍布全球的机构人员、强大的财政支撑和雄厚的资金投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农产品市场信息及其运行过程中的各环节均已规范、有效，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农产品市场信息收集、分析、体系，形成了从信息采集、分析、研判到全过程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

美国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的运行机制可以归纳为：政府主导、资源公开、依法采发、服务多样、自主采信。主要特点如下：

信息资源公益性

美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全方位的农产品信息采集分析工作，并一如既往的遵循公益公开、无偿免费的原则，全力服务美国民众。1966年，美国政府即出台了《信息自由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人人平等，政府信息具有公共财产的性质，一切人具有同等享受的权利，不受申请人资格的限制；政府对拒绝提供的信息负有举证责任；政府机关拒绝提供信息时申请人可以向法院请求获得司法救济，法院如认为行政机关拒绝提供的文件不属于法律所规定的免除公开的信息，可以判决行政机关公开申请人请求获得的信息。直到今天，美国政府各级各类农业信息服务机构仍然坚持信息资源的公益性。这些信息不仅是价格供求信息，还包括全球各类产品、各国、地区农业进出口政策信息等，使得美国乃至全球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信息服务机构和消费者充分享受公益性信息资源，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引导消费。

信息研判专业性

作为高度发达的美国，其农业全方位的专业化程度正是美国农业现代化的鲜明标志。表现在农产品市场信息分析研判上，更是专业人员支撑、专业机构研判，专业水平服务。美国农业部对农产品信息研判工作高度重视，包括有专门的工作机构、良性的工作机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权威的信息等。美国农业部的34个局（办公室）中，有12个局（办公室）直接参与了农产品市场信息分析研判工作。资金和人力保障充分，且通过跨部门合作进行分析预判，适时调整农业政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农场农产品顺畅销售以及农产品出口收益最大化。此外，目前美国还有大批第三方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机构。这些专门的研究型有偿信息服务机构更是人员专业，资源专业，渠道权威，预判准确。

信息权威性

美国农产品信息采集、分析和工作集中在美国农业部。其中，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局（AMS）在全国各农产品主产州、批发市场、拍卖场及装运点等均设有市场新闻办公室，按每天、周、半月、月、双月、季度及每年形成数据和市场报告报送至华盛顿总部，由总部形成监测报告在美国农业部系统内共享；农业部美国国家农业统计局负责收集农场主定期报告和进行信息现场调查采集，提供及时、准确和实用的农业统计数据；海外农业局（FAS）承担着国际贸易谈判、收集和分析市场信息的职能；农业部与国家海洋气象局共同设立的联合农业气象局（JAWF）提供气象对作物影响报告，作为美国国家农业统计局进行作物评估的重要依据；经济研究局（ERS）对国内、国际市场进行追踪研究，为决策提供依据。目前，由农业部农业市场局的“市场新闻报告”和由世界农业展望委员会（WAOB）牵头的《全球农产品供需状况报告》，对全球农产品市场影响巨大。在信息渠道上，一是农业部地方办公室直接将采集到的相关信息通过信息网络、电话咨询服务台、电传和录音信息提供给社会大众；二是农业部将相关信息汇总后通过新闻媒体免费向社会。三是农业部每天对农产品期货期权信息实行实时向全球，在多种媒体渠道上予以公布。

信息服务多元性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在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的发展和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但是仍然大力扶持鼓励各类民间第三方中立信息媒体、中介组织积极介入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如政府网站提供市场信息服务，而电子商务服务则由农业网络公司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服务主体，在运行中必然采用多样化的信息服务形式。如美国主要农业信息服务项目可以归为以下几类：市场新闻报告、市场形势报告、展望和预测服务、统计报告和研究报告。目前，多种农业传媒（计算机网络、通讯、视听等载体）网络正成为农民、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和各农业部门获取科学知识、传播推广实用技术，进行农业信息咨询服务的重要手段。目前，全美大约有500多家第三方机构专门从事专业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工作，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的内容和氛围，得到各级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的一致认可。

启示与建议

美国农业是典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农业，一定程度上讲，农产品市场信息是影响美国农业的关键因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逐步形成了一套体系严谨、机制合理、运行高效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发展也基本形成了“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强化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的大共识”，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而非农业强国，在推进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的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科学规划，加快市场信息管理制度建设和信息立法

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信息采集、工作责任制度，规范信息采集程序，拓宽信息渠道。要本着规范采集行为，强化采集精度，保障信息时效，维护权威的目的，积极构建采集制度、体制和机制。同时，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加快信息立法步伐，减少对信息的行政干预，增强信息的权威性和时效性。同时，应加强立法监督，对伪造信息、随意虚假信息坑农害农的信息机构或个人，给予严惩。

加大投入，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

美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主要集中在支持农业信息化，让广大农业生产经营者受益。据统计，美国政府每年支出10亿美元用于农业信息工作，用于农产品市场新闻的年度预算就达2200万美元。相比较，我国对农业信息化的投入虽然大有改善，但与构建科学高效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的实际需要相比还十分有限。因此，尚需加大投入，科学规划，快速推进。目前，应优先考虑在信息人员补贴、信息采集、分析预警和权威等体系建设方面大量增加投入。结合金农工程、三电合一、物联网等现有信息化推进项目整体推进。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农产品市场信息分析预警体系，联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科研院所、中立第三方机构等，建立大联合、大协作的农产品信息分析预警工作体系；制定预警工作的实施条例，完善队伍建设，建立数据采集和机制。

积极引导，推进农业信息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美国通过发挥多元化的信息服务主体作用，满足了公众多样化的信息需求，提高了信息服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借鉴美国的这一做法，我国各级农业部门在信息服务上应有所为、有所不为，针对具有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等不同特性的信息产品，分别采用政府主导和投资、准市场机制和市场机制，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丰富的、个性化的服务措施和多样化的服务形式来实现。围绕实现这一转变，当前应着力培育各类信息服务主体，包括扶持引导科研院所、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协会或其他民间中立性组织，逐步让他们承担起传播农业知识、推广实用技术、开展信息咨询服务等功能，不断提高各类主体信息服务的质量。

加强协作，掌握农产品国际市场运行情况

篇6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约束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独立性增强及其国际地位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转向对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研究，将经典金融理论加以改造，使之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逐渐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其中，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在经济金融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对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金融深化理论综述

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金融深化理论经历了两次划时代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批西方经济学家如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约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性”出发，认为经典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财政赤字政策实际上是在抑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因此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实行金融深化。第是以麦金农和马克威尔・弗莱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于九十年代初期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顺序的，如果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一定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1、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在其形成与发展的初期，为迅速地把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大幅度地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普遍制定实施了封闭性的、计划指令性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不仅不给金融体系以独立的资源配置要素的地位，反而通过利率管制和信贷配给人为地扭曲资本和外汇价格，使金融体系处于“金融抑制”状态。这样，储蓄不足、资本匮乏与金融抑制、资本低效配置并存，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这种现象首先为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所关注。麦金农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就在于实际利率太低，甚至为负数。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执行了错误的政策，人为地压低利率；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种人为压低利率，造成金融体系和经济效率低下的现象，麦金农称之为“金融抑制”。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抑制”，麦金农提出了他的“金融深化”理论。其主要思想是，放松政府部门对金融体系的管制，尤其是利率的管制，使实际利率提高，充分反映资金供求状况，使有限的资金流入高效益的项目，提高资金配置效率。而且，高利率鼓励人们储蓄，金融体系“不尽储源滚滚来”，投资也就不愁没有资金。总之，“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市场的活跃高效，会带来整个社会经济的活跃。

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实践的基础上，麦金农又提出了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他认为，第一步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财政控制应该优先于金融自由化。政府财政收支应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适当增加，以减少对银行融资的依赖；第二步是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使储蓄者（存款人）和投资者（借款人）能够得到实际的正利率；第三步是在经常项目和金融成功地实现自由化之后，再实现外汇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和国际化。

2、金融约束理论。托马斯 ・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二、金融深化路径选择国际比较

自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问世以来，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过程基本上是按照金融自由化的理论来实践的。金融自由化也基本上遵循着两种模式：一种是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拉美国家以及来自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东欧转轨国家都推行了一揽子的全面爆炸式的金融自由化；另一种是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亚洲一些国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采取的也是渐进式的金融自由化。

1、激进的拉美金融自由化。20世纪七十年代，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都程度不同地先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其主要措施是：放松和取消了对利息率的管制；取消了对信贷配给的管制；对国有化银行进行私有化改革；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国的银行进入本国从事金融业务。

2、渐进的亚洲金融自由化。亚洲的金融自由化与拉美的金融自由化的本质区别在于：除了个别国家外，亚洲的金融自由化主要是采取渐进式的自由化策略。印度尼西亚在1982～1990年间、韩国在1980～1988年间、菲律宾在1980～1984年间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大多数国家在实施金融自由化之后，确实使金融深化程度得到提高，具体表现为：第一，实际利率由负转正，IMF和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进行的统计研究表明，16个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实际利率上升，下降的只有两个国家。第二，促进了间接货币政策的应用，各国货币当局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变。第三，金融深化指标（M2/GDP）上升，亚洲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比率都上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尤为迅速，1989年达到60%～90%，拉丁美洲的国家在自由化的前几年，金融深化指标也有所提高，但不如亚洲国家高。但是，这些国家金融自由化不久便遭受了银行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打击，严重地扰乱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并导致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幅下降。例如，阿根廷和智利，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完成了利率和银行业自由化后，八十年代初就爆发了金融危机。菲律宾在七十年代中后期放松了银行业准入限制，1981年又开始了利率自由化，紧接着就发生了第一次金融危机。尤其是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这些早先大刀阔斧地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予以沉重打击，连早先被麦金农和肖所称为“没有痛苦的金融改革”的韩国，在这场危机中也未能幸免，只有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

三、我国金融深化程度判断及理论分析

我国自金融改革以来，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竞争机制已初见成效。那么，我国是否完成了金融深化呢？金融深化的效率又如何呢？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可以通过以下5个指标评价金融深化的程度：（1）货币化比率，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率（M2/GDP）；（2）金融相关率（FIR），是全部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是社会融资方式变化发展的标志；（4）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点，这是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市场扩大的主体；（5）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我们依次来看我国这5种指标的实际情况。

1、货币化比率(M2/GDP)。M2/GDP反映了经济货币化程度，特别是反映了通过银行系统创造货币的相对规模，是金融深化进程中首先经历的阶段。中国的M2/GDP自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上升，呈快速增长态势。1978年这一比率仅为0.32，1990年达到了0.85，2000年则达到了1.50，2003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1.9，2005年由于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与落实，M2货币供应量增速呈逐步减缓趋势，M2/GDP有所回落降到1.64。该比率上升速度之快，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进程中是很少见的。1999年M2/GDP指标，日本是1.26，英国是0.91，美国是0.70，德国是0.59。同期，中国的M2/GDP指标值是1.46，大大超过这些发达国家的货币化比率。单从这一指标看，只要达到了1，就可以说一国的货币过程已经完成。但绝不能据此得出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超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结论因为货币化比率的提高与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二者并非是等同的。

2、金融相关率(FIR)。FIR体现了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反映了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来引导现实经济活动的水平。与货币化比率不同的是它的分子项含债券、股票等非货币化金融工具，故数值要比M2/GDP指标值大。中国的FIR1978年仅为0.899，1991年上升到2.11，1999年增长到3.20，2003年升到历史最高水平，达3.92，2005年有所回落，下降到3.12。该比率20多年来上升了3倍，与大多数发达国家20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相当，超过中等发展中国家。这充分说明我国金融深化的快速发展。

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主要由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以及黄金市场构成的，具有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丰富、交易机制多样等特征的金融市场体系。

4、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通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体系已由单一的中国人民银行体制发展为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以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以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并存，功能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新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的数量和金融资产均大幅增加。

可见，我国金融深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甚至可以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然而，以上指标仅仅是“数量化”指标，只能说明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和范围，却无法衡量金融发展的质量。我们认为，中国金融发展在数量上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1）M2/GDP上升的原因。一是由于我国改革初期货币化层次较低，因而使我国的货币化得以在较低的起点上迅速提高；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水平增长很快，进而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各类金融资产的需求也迅速提高；三是随着就业、医疗、保险、住房、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公众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增大了居民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进而增加了货币的预防性需求；四是我国金融市场欠发达，金融工具单一，金融创新不足，货币替代性相对落后，促使居民储蓄存款额一直居高不下；五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融资渠道和融资手段较单一，间接金融仍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手段，银行将数量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进而导致我国的M2/GDP不断攀升。

（2）我国的货币化程度高于发达国家的原因。一是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创造了大批新的金融工具和货币替代物，原有的货币概念难以涵盖新的金融工具，使各种金融资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某些具有货币职能的金融工具未被统计到货币供应量中，导致了货币供应量（M2）与GDP比值增长的放慢甚至降低；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产出的提高主要依靠各种资源的大量投入，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货币的超量供应支撑的；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则以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产出的提高主要依靠所投入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三是居民资产结构的差异。我国居民投资渠道单一，储蓄存款是其主要金融资产形式；而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居民的金融资产多以证券的形式持有；四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货币流通链的延长或停滞，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引起M2/GDP数值的增大。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发展的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资产结构不合理。金融资产结构最重要的一方面是非银行资产的规模，包括股票、债券和保险项目，它们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率的大小可以用来衡量资产结构的变化。中国银行存贷款是金融资产的主要形式，其从1980年占金融资产的84.03%到2005年底的88.86%，平均年占金融资产的80%以上，始终处于高位；股票从1987年占金融资产的0.06%到2005年底的5.68%，年均仅占金融资产的4%左右；债券从1980年占金融资产的5.33%到2005年底的1.33%，年均仅占金融资产的5%左右；保险从1985年占金融资产的0.22%到2005年底的0.86%，年均仅占金融资产的0.6%左右。这些指标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2）经济效率较低下。按照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随着金融不断深化，经济效率会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1979～2005年年均达到15%，但我国的经济效率不是很高，1981～1993年一直徘徊在0.55左右，1994年达到高峰，为0.71，但从1995年之后经济效率一直在下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高速增长的实现主要靠投资增长驱动，投资增长加速时，经济增长率上升；投资增长减缓或下降时，经济增长率则下降。

（3）国有银行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我国长期以来信贷政策倾向国有企业，使信贷结构与多种所有制结构严重失衡，国有工业企业产值的比例从1979年的78.5%降到2005年的22.7%，但却能获得银行80%以上的贷款。而非国有经济虽然创造了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只能获得银行贷款的20%。这种结构失衡导致资金更多地流向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而经济效益良好的非国有企业则被排斥在外，只能从地下金融机构、黑市以较高的利率融资，使银行的资源配置效率越来越低。

（4）股票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是中国证券存量占金融资产的比率较低；二是中国的证券化率指标（股票总市值与当年GDP的比率）较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后，2004年和2005年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率分别为27.14%、17.79%，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差距还是较大；三是股票市场“圈钱”现象严重，年筹集的资金量逐年上升，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5）债券市场不发达，保费比重较低。在债券市场上特别是企业债占比低，而且债券市场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自1995年开始发行政策性金融债以来，以企业债券为主的其他债券份额逐渐下降，且降幅很大。2004年末我国国债市场余额近29，631亿元人民币，金融债13，000亿元人民币，而企业债只有600亿元人民币。中国保险业发展较快，但截止2005年底，其总资产占GDP比重也仅为2.7%。

由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金融深化的数量化指标已达到，但金融深化的质量不高，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程度较低，需FIR进一步发展。

四、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金融深化进程

不言而喻，现代经济都是货币经济或金融经济。发展中国家如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完善金融体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紧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的金融发展的基本方向。通过以上分析看出，我国的金融深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金融体制改革仍相对滞后，金融深化程度较低，因此我们应从以下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

1、确立金融体系在经济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先行发展的趋势日渐明显，事实说明，适当有效的金融深化改革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对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企业来说，能变革其融资方式，硬化其预算约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经济体系的中介环节――市场而言，资金市场的完善能在资金商品化和融资市场化过程中推进要素市场发育、增强宏观调节的弹性；对经济调控机制而言，央行改革能转变其宏观调控方式，增强金融调控能力。所以，我们应以战略性眼光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2、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强化有效金融监管。一方面应努力控制通胀，稳定宏观经济，为金融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在放松管制鼓励竞争的同时，应强化金融业监管，主要是完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央行外部有效监管、健全金融机构内控机制、推进监管国际化等。

3、采取渐进式的金融深化战略。具体说来，可以沿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自由化的思路进行。首先，应培育货币市场，形成富有弹性的利率机制，提高央行运用三大政策工具间接调控金融的能力；其次，大力发展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产权市场等资本市场；最后，才能放松金融管制，实现汇率利率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金融市场国际化。

4、积极消除金融抑制，增强金融活力。（1）在宏观金融管理方面，实施银证分业经营管理，建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央行体系，完善三大政策工具的使用，减少信贷规模控制，推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办法等；（2）在金融微观基础方面促进多元化金融组织健康发展。主要是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职能转变，完善政策性银行的经营机制，稳步发展城乡合作银行，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鼓励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引进境外金融机构，以加强竞争，提高效率；（3）完善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在银行业改革的基础上拓展规范货币市场：发展债券和股票融资，加快资本市场尤其是发行市场的建设；开放外汇市场，放松外汇管制；建立竞争有序的保险市场；（4）审慎渐进地推行利率市场化。首先应整顿现有的不合理的利率结构，杜绝负利率和存贷利率倒挂，保持适度利差；然后建立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导向的弹性利率体制；最后在法规完善、制约机制强化的前提下实现利率市场化。

5、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投资效益。制度转型中的中国，相对储蓄形成而言，更迫切的问题是储蓄空壳化现象严重，有效投资转化效率较低。在财政主导型投资向金融主导型投资转变过程中，在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规范企业投资行为势在必行。这要求我们把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培育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投资效益作为金融深化改革总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子战略。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继祖.金融深化论，廿年来的发展与影响.南开经济研究，1997.5.

[2]赵士平.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财经问题研究，1997.11.

[3]巴曙松.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与宏观金融政策的调整.经济科学，1997.5.

[4]罗纳德・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

篇7

[关键词]香港经济；国际竞争力；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06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4－0001－08

一、引 言

近年来，对于香港经济的争论观点颇多，主要认为，香港经济过分依赖大陆缺乏自立；香港缺乏高新技术，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城市缺乏核心竞争力等等，总之，这些观点看到更多的是大陆对香港的各种援助，而忽视了香港对大陆的经济贡献与作用。由此而对香港在我国经济中的影响与作用产生怀疑。纵观十年以来，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究竟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香港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准确定位香港在我国经济中的战略位置，正确评价香港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对于保持香港的进一步繁荣与稳定，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伟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充分利用和发挥香港优势，加快我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二、香港已经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

（一）香港主要经济指标的国际竞争力

从表1、图1可以看出，与回归之前相比，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2006年香港GDP为1,887.6亿美元，列世界第34位，是1995年的1.3倍；人均GDP2.8万美元，列世界第7 位，是1995年的1.2倍；出口总额为3,155.2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333.1亿美元，分别列世界第12位和第11位，是1995年的1.8倍和1.7倍；截至2006年外汇储备达1,332亿，列全球第8位，是1995年的2.4倍。此外，2006年香港财政收入263.5亿美元，支出254.3亿美元，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失业率为4.4%，保持在正常水平，可以判断，香港经济已经进入了平稳健康的增长时期。

（二）香港城市综合指标的国际竞争力

香港城市综合指标的国际竞争力普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高于内地水平（表2）。香港金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国际竞争力分别排在世界第2位、第3位和第5位，指标分别高于内地的第51位、第6位和第27位；体现政府管理的指标公共财政、财政政策分别排在世界第1位、第4位，与内地的第10位、第1位大体相当；体现社会法制环境的指标制度结构、商业立法、社会结构分别排在世界第8位、第1位和第13位，分别高于内地的第24位、第43位和第30位；体现企业管理的指标生产效率、管理实践、价值观分别排在世界第1位、第2位，分别高于内地的第29位、第37位和第24位；体现要素环境的劳工市场、基础设施、技术条件、教育、健康环境、科技条件等指标分别排在世界第2位、第3位、第2位、第24位、第23位和第32位，均位于先进水平。由此可见，香港已经具备了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以及世界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社会法制环境、教育环境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要素市场。

（三）香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1.国际化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

香港产业结构总体表现为以服务业为主，高端服务业加速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产业布局，2006年第一、二、三次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0.1:9.3:90.7。从服务业结构来看，面向国际的生产业，逐渐成为支撑香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如，金融、航运航空、物流、创意产业、科技资讯以及专业服务等。消费业日益成为拉动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旅游、房地产、酒店餐饮、商业、娱乐业等。表3可以看出，2005年香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2,192.4亿港元，占GDP的90.7%，是2001年的1.1倍，其中，商贸（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餐饮及酒店业）、金融（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物流（运输、仓库及通讯业）、专业服务（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以及楼宇业分别占当年GDP的28.8%、21.9%、19.2%、10.7%。从增长速度来看，2005年服务业比上年增长8.1%，金融、商贸、物流业等主要生产业分别增长11.7%、10.4%、8.6%，均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长水平。

2.高端生产业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十年来，不仅确立了国际商贸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空航运物流中心地位，而且在资讯科技、文化创意产业等高端生产业领域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作为国际商业和服务中心，香港为世界各地提供广泛的优质商用服务，包括法律服务、会计和审计服务、商务顾问服务、电信服务、建筑和工程服务等，2000～2006年期间，这些行业的总输出保持年均8%以上的速度增长。

（1）国际商贸中心地位

2006年香港进出口总额为6,488.3亿美元，是当年香港GDP的3.4倍。从进出口结构来看，货物与服务贸易都表现出快速增长，生产业增长呈现加速趋势。2006年香港整体货物贸易出口（包括转口及港产品出口）总值为24,674亿港元，比上年增长10.2%。货物贸易进口总值为25,763亿港元，比上年增长10.2%，其中通讯设备、办公器械等资本货物增长率最高达27%。2006年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总值为5,623亿港元，比上年增长8.7%，其中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为1,814亿港元，增长32.3%；运输服务业为1,724亿港元，增长30.7%；金融、商用服务为1,198亿港元，增长21.3% ；旅游服务为887亿港元，增长15.8%。2006年，香港服务贸易进口总值为2,839亿港元，比上年增长6.3%，其中，旅游服务业为1,086亿港元，增长38.2%；运输服务业为877亿港元，增长30.9%；金融、商用及其他服务为685亿港元，增长24.1%；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为191亿港元，增长6.7%，表4为2005～2006年香港货物与服务贸易增长情况。

香港国际贸易十分发达，主要得益于人才、环境、基础设施等支持因素。长期以来，香港无论转口贸易还是直接出口，整个交易过程的服务均由香港提供。目前，香港有近十万家贸易公司，长期以来在全球建立了庞大的商贸网络，积累了丰富的全球运作经验，形成了商业品牌信誉，这是支持香港贸易逢勃发展的基本因素。据香港贸易发展局2003年8月一项调查显示，82%的欧、美、日受访进口商表示通过香港采购内地产品，认为香港的主要优势是：运营成本优势（51.8%）、金融设施良好(45.2%)、商品展览中心(45.1%)、各种商品供应商聚集(42.2%)、法律保障完善(42.6%)、利用内地作为生产基地(42.4%)、低税率(40.6%)、自由港(40.1%)、从事国际贸易的专业水平(39.6%)、电信运输设施健全(37.7%)、英语能力良好（36.6%）①。可见，世界一流的营商服务环境、制度环境、基础设施是使香港成为国际商贸中心的重要因素。目前全球已有400多家公司在香港常设有采购办事处，而在香港的3,798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办事处中有1,983家从事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

（2）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目前是全球第12大国际银行中心、第6大外汇市场、市值第6大股市，以及亚洲第3大国际银行中心、第2大股市、第2大银团贷款中心、第2大基金管理中心（以管理资产额计算）和第2大保险市场。国际评级机构认为，“香港在经济和金融两方面足以与爱尔兰、瑞士、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等获得“AAA”评级的经济体媲美②”。根据《世界经济论坛》评比，香港反映金融市场成熟程度的指标仅次于英国、美国以及瑞士，列全球第四位；反映银行业素质的指数仅次于英国，列全球第二位；反映本地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指数列全球第一位。

截至2006年12月，香港共有138家持牌银行、31家有限牌照银行、33家接受存款公司，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共202家机构在香港营业。2006年香港机构存款额达到47,660亿港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2%；贷款和垫款总额达到5,500亿港元，比上年增长6.7%，其中，反映股票市场投资、物业投资、货物贸易的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较快。2006年港元的债务发行总值达到4,540亿，比上年增长520亿。香港股市2005年超越日本成为亚洲集资额最高的市场。截止2006年底，香港有主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975家和198家。2006年香港股市全年报收19,965点，比上年增长34.2%；平均日成交额创下339亿元的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5.3%；股市总值133,380亿港元，比上年增长63%。2006年恒生指数期货合约、恒生指数期权合约、H股指数期货合约和股票期权合约等衍生工具的交易量也大幅度增长。截至2006年底，香港获得授权的保险公司为181家，分别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

（3）国际航运航空物流中心地位

到2006年，香港机场和港口货运量已经保持5年持续增长（见图2），成为国际竞争力较强的港口和机场。其中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自香港对外贸易，尤其是内地贸易的持续增长所带动，另一方面则来自香港机场和港口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如，遍及世界的网络，高效率的货运处理系统，简单的清关手续都使香港成为货物进出口的理想通道。

香港航运业在规模、效率上都体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港口的管理水平、运作能力、技术应用都居全球领先地位，港口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建设、自由港政策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使香港航运物流业快速增长。目前港口开通的远洋定期班轮航线在300条左右，平均每月靠泊的集装箱班轮超过1200条；港口平均一艘集装箱船在码头周转的时间是12小时，高于上海洋山港20小时的水平。从表5可以看出，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逐年增长，2006年为2,330万标箱，比上年增长3.1%，是2000年的1.2倍，成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之一。目前包括港口配套业务在内的港口核心行业，约占香港GDP的4%，为香港提供约11万个就业岗位，占总就业人口的3.5%。如果包括与之相关的贸易、金融、保险服务在内，整个与港口有关的经济收入约占香港GDP的20%，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25%，港口贸易货值占香港贸易总值的50%以上。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航空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共有71家航空公司，每周5300多个航班往返全球140个城市，每天运货量1万多吨，航空货运量为全球第一。2006年香港空运货物吞吐量达到360万吨，比上年增长5.2%，国际货物吞吐量居第一位；以空运货物处理的贸易货值（不计转运）比上年增长11.3%，说明高价值货物空运货量明显上升。从航空运输市场来看，香港作为亚洲门户机场，其“5小时飞行圈”市场中包括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印度、香港和台湾7个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

（4）国际科技资讯中心地位

香港科技资讯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十分明显，通讯基础设施完善，传统产业信息化运用广泛，以软件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长，总部经济十分发达，基本确立了亚洲区域科技交易中心和高科技产品贸易枢纽地位。

一是通讯基础设施位于世界先进水平。目前，香港已经成为全球电信网络最先进、设施最完善的城市之一。电讯业收入占当地GDP的2%，移动及音频电话在商业上的应用居全球前5位，电话密度列亚洲第3位，互联网普及率列全球第10位。香港研发费用支出约有一半用于资讯及通讯科技方面，主要在金融、贸易物流等服务业领域。2005年，香港工商企业用于科技创新活动的研发费用支出达185亿港元，占GDP的1.3%，其中用于资讯及通讯科技支出占47.6%，电机及电子工程技术占32.9%；按行业划分，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占65%，批发零售及进出口贸易、餐饮酒店业占23.8%（见图3）。

二是资讯科技业在房地产、物流、金融、航运物流、商贸服务等传统产业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在金融业领域，网上投资、网上证券、网上银行服务日趋普及，在线银行服务、证券交易所的电子场外交易系统和银行间实时结算系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航运及物流业领域，企业普遍使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传送信息与控制船运，仓储、运输、货柜管理以及其他供应链相关活动使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使得香港码头货柜处理能力居世界前列，航空货物运输和日处理量在全球最高，而误差率最低；在批发零售业领域，企业广泛应用计算机电子辅助设计、生产系统，改善操作流程，推动数字化生产的发展。

三是香港在软件、集成电路、光电子、数码娱乐的设计、测试等高科技产业领域具有广泛的国际市场。后，特区政府十分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先后推出了科技园、数码港等项目，并设立了50亿港元的创新科技基金和7.5亿港元的应用研究基金用于扶持科技创新。2006年香港的高科技产品出口总值超过800亿美元，主要是电子相关产品。其中，目前香港共有700多家软件开发商，2005年软件业出口24.3亿港元。

四是由于香港的国际性信息中心地位，集中了众多的国际高水平信息研发机构，聚集了2,500多家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

（5）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

2006年香港创意产业产值达到500亿港元。其中旅游、会展、设计等创意产业较为发达。香港具有世界一流的旅游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2006年访港旅客总人数达到2,530万人，比上年增长8.1%，香港财政司统计，迪斯尼工程进行期间创造了11,400个就业机会，未来将提供18,000个职位。香港作为国际著名的会展之都，已经形成了一批成熟的会展经济运作专家、从事会展经济的部门和企业，以及规范完善的会展行业法律法规。香港会展公司最大优势是能提供世界范围内的买家资源，这为企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寻找国际客户资源提供了重要途径，中国内地的许多制造商正是通过香港会展公司实现了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设计业是香港重要的优势产业。香港聚集了各种设计人才、信息、资源等基本要素，由于香港设计师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够及时把握国际脉搏，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优势。一方面，香港设计师在掌握全球数据、产品潮流、市场调查等信息方面，较内地设计师更能够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收费较低，较发达国家设计业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目前，香港约有2000家设计公司，许多国际设计公司在香港设立机构，香港的平面设计师、室内设计师以及产品设计师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约有70%的设计公司有服务出口③。

三、香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作用

（一）为内地提供优质生产业

香港服务业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知识密集型的高端生产业，而内地比较优势则主要集中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上，因此，多年来的经济合作形成了良性互动和双赢效果。目前内地制造业相当一部分高附加值生产业，如金融、物流、专业服务、设计、营销等服务由香港提供，这些行业的投资对于促进内地生产业增长，以及制造业优化升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中，港资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同行业的比重分别占50.3%、20%、25.1%，成为生产业外资的主要来源。香港贸发局调查结果显示，内地私营企业最希望得到香港市场调研、市场营销、信息中介、企业管理培训、企业形象宣传、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有79%的受访企业表示，在未来进行并购或引入外资时，会选择香港的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75%表示会选择到香港上市④。

自CEPA实施至2007年5月底，已有1,113家香港公司申请《香港服务业提供者证明书》，获批1,078。从表6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香港生产业在内地设立机构。在所有获批申请中，运输服务及物流服务业有487家，其次为分销服务有253家。此外，广告服务79家、建筑服务60家、管理咨询及会展服务29家、增值电信服务27家、人才中介服务23家、房地产服务16家、航空运输服务14家、法律服务14家、信息技术服务13家、金融18家。这些香港生产业的大量投资，必将带动内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

（二）对内地国际贸易贡献突出

2005年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总额为1,367.1亿美元，其中内地出口到香港1,244.8亿美元，是2001年的2.8倍；内地从香港进口122.3亿美元，是2001年的1.3倍（见表7）。在香港离岸贸易中，大约60%的货值是将内地产品出口到海外，另外35%的离岸贸易是香港将国外货物运往内地。在2006年香港整体货物出口总值中，中国内地为11,562亿港元，占香港货物出口总值的47%，成为香港第一大出口市场。内地通过香港的贸易平台有效地调整进口结构，增加了对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新技术产品、矿产能源等战略资源的进口。由于香港的国际商贸中心优势，内地在香港设立的窗口公司有1000多家，内地生产企业越来越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或通过香港贸易公司进行销售和采购，以及通过香港大型国际商品展览会参展获得国际贸易机会。在香港贸发局主办的展览会中，来自内地的参展企业由2001年的1,200多家上升到2005年的4,300多家，年均增长35%。如，华为集团于2000年设立香港分公司以来，目前通过香港出口占企业出口总额的90%。香港的转口贸易主要源于内地因素。随着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泛珠三角地区出口增长，到2010年之前，珠三角地区集装箱量将继续增加，香港将继续发挥中转港口的优势，随着珠三角地区高科技电子产品出口的增长，香港航空货运量也将进一步增长。

（三）对内地利用外资贡献突出

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FDI流入地区，从表8可以看出，香港对内地投资企业不断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长。截至2005年底，香港在内地投资累计设立企业260,953家，合同外资金额5,943.57亿美元，实际投资2,889.48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外资企业数、合同外资总额、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47.2%、46.3%、46.42%。不仅如此，港资结构不断优化，对中国服务业的贡献增大。目前，港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占总投资的65%以上，近年来，服务业投资明显上升，2005年港资服务业投资比重占港资总量的34%。从投资区域来看，港资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五省，约占85%。其中广东在1979～2004年的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资占66.2%。近年来，港资对西部地区经济的贡献明显增大，2005年为8.7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1.32%。

（四）支持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有利平台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香港成为内地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目的地。截止到2005年底，内地在香港设立非金融类企业共2,511家，投资总额304亿美元，占内地对外投资的65.5%。长期以来，香港是内地最主要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市场。2005年内地在港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及设计咨询完成营业额20.2亿美元，在港劳务人数达20,926人（见表9）。

二是帮助内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多年来，香港成功地协助内地企业来港扩展国际业务，包括提供国际经济环境和投资形势的最新资料；协助企业与不同的政府部门联系和处理各项申请；为投资者在港寻找国际商业合作伙伴等。尤其是香港中小商贸企业市场触觉敏锐，国际贸易经验丰富，有广泛的网络，成为内地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最佳合作伙伴。许多内地企业在实现跨国经营的过程中，把办事处设在香港，工厂设在内地，利用香港统筹业务、设计产品、筹划税务、安排融资等等，以香港为基地管理海外业务，利用香港的商贸服务提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据香港统计，到2005年6月，共有267家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或办事处。

三是利用香港承接海外业务。内地可充分利用香港国际性大都会的语言、信息、人才以及国际商业网络发达、中介服务经验丰富等优势，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订单，通过内地完成服务分包的业务流程。这种新的服务分工模式发挥了两地比较优势，使内地可以更快地进入国际服务业分工格局之中。

（五）支持内地金融国际化的重要平台

香港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无论是金融机构数量、市场规模、金融产品的种类，以及金融运行机制、市场开放程度等方面的优势，其他内地城市都无法相比。由于香港既是海外资金进入内地的中介，又是内地资金流向海外的桥梁。这一重要特点决定了香港金融业既是中国企业融资的首选目的地，又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和缓冲器。此外，香港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进入内地，为内地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起到了示范作用。

从1993年首家内地企业来港集资算起，香港股市为内地企业上市服务已经积累了13年的经验，聚集了一支国际化，水平一流的专业服务团队，形成了一个为中国企业上市集资服务的高效服务体系。2006年内地企业在香港股票市场共集资3,690亿港元，相当于香港股市全年总集资的73%，香港股票市场有60%的股本证券成交额来自与内地有关的股票交易，由于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招股活动，香港的新股集资额超过纽约与伦敦相当，进一步促进了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融资中心的地位。截至2006年底，共有367家内地企业（141家H股公司、90家红筹股公司、136家民营企业）在香港上市，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1%，总市值2006年达到6.7万亿港元，占香港股市总值的50%。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内地经济走向国际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自2004年香港银行开始为客户提供人民币业务以来，共有38家持牌银行在香港从事人民币业务。目前，大量国际著名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开拓内地市场，内地许多机构也在香港设立窗口公司，通过香港筹集贷款。

（六）带动珠三角、泛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贡献突出

香港对内地投资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由于珠三角地区与香港经济的融合，创造了26年GDP年均增速15%以上的超常发展，率先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

1.“前店后厂”模式加快了珠三角地区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

上世纪80年代之后，大量香港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珠三角地区，而将设计、贸易、品牌推广、销售网络等服务业增值环节留在香港，由此形成了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前店后厂”的产业对接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促进香港实现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际化大都市产业转型，另一方面使珠三角地区通过承接香港生产制造业转移加快了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进入了全球一体化的产业分工体系。珠三角地区主要是通过香港投资成为我国重要的生产出口基地，由于香港在珠三角地区进行纺织服装、鞋帽箱包、日用金属及塑料制品、玩具、钟表、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加工生产和出口，为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资金、设备和技术支持，同时为珠三角企业提供了国际市场经营知识和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经过20多年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不仅使珠三角成为全国市场经济意识最强的地区，也使珠三角地区由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目前，珠三角地区的对外贸易、高新技术产业、信息化水平均在国内居领先地位，2006年实现生产总值21,468.2亿元，占广东省GDP的79.6%，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

2.CEPA实施进一步促进珠三角地区生产业大发展

CEPA实施使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融合进一步升级，其主要特点是加速服务业相互融合。香港物流运输、贸易等服务业优势进一步向珠三角转移。如，香港的港口运营商主要分布于深圳港、珠海港，并且把这些口岸作为了香港港口的境外作业区，一方面强化了香港的物流运输运营、指挥和枢纽功能，二是进一步放大了香港物流运输的能力，使这个能力由整个珠三角地区向泛珠三角地区扩展。CEPA实施以来后，越来越多地香港中小服务企业进入内地，服务对象直接面向珠三角的中小制造企业。香港生产企业进入使珠三角制造业嫁接了一个国际化服务业体系，加速了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结构的升级和服务业链条的延伸。目前随着珠三角的制造业聚集，对融资服务、科技研发、设计管理、仓储运输、物流配送、会计、法律等生产需求日益增多，香港生产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带动作用。此外，香港也是珠三角制造业采购技术设备、原材料的重要平台。香港贸易发展局的调查结果，60%在珠三角的企业曾通过香港采购进口。

3.对泛珠三角地区结构升级与协调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

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十分突出。从城市化水平来看，2005年全国城镇与农村人口比重分别是42.99%和57.01%，该地区广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达到60.68%和39.32%；福建、海南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达到47.3%和52.7%、45.2%和54.8%，其余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最低省份贵州为26.87%和73.13%。由于香港与泛珠三角地区特殊地理环境、历史与人文的联系，以及与珠三角形成的长期经贸合作关系，使得香港的经济腹地进一步向泛珠三角地区延伸。香港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融合，带动了泛珠三角地区的结构升级，对于解决泛珠三角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香港有63,000家公司在内地从事制造业，其中53,000家在泛珠三角地区，为其提供服务的主要是香港生产业。目前香港物流企业达6,000多家，主要为泛珠三角企业提供物流和信息管理服务。

[注 释]

①“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产品采购中心-买家观点”，香港贸易发展局2003年8月。

②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2006年经济状况及2007年展望》，第81页。

③北京市工业设计促进中心课题：《设计创意产业政策研究报告》2007年5月。

④资料来源：DRC数据库，转引自张小济：“CEPA与两地生产业合作”，商务部、香港贸发局、对外经贸大学联合主办论坛2006年7月21日。

[参考文献]

[1]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2006年经济情况及2007年展望[Z].2007.

[2]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香港在“十一五”时期国 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Z].2007.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Wang Xiaohong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Beijing 100038,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