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范文
时间：2023-08-25 17:23: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 要 微观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对于经济类本科生的学习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而大部分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后，所学的知识却难以转化为实践，本科在校生也希望能通过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来增强实际动手能力。文章旨在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操作平台，即开发出一套能让学生动手操作的教学辅助软件，从而达到让学生实践的目的。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软件开发一、经济类专业教学改革问题的提出目前许多高等院校都开设了经济学系，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具有本科学历的经济学人才。但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后，常会发现在校期间所学的理论知识很难迅速转化为实际技能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同时，在校就读的很多同学也希望在学习中能通过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来增强实际动手能力。为了切实满足学生对实际操作这一需要，很多高等院校开始开发各种软件和操作平台，如贸易模拟实验室，模拟谈判室等，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针对经济学类的教学辅助软件和动手操作平台却少之又少，很难满足经济类学生的要求。针对学生在高校的学习情况，在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开发出一套真正能让学生动手操作的教学辅助软件，成了很多同学迫切的需要。本文主要对微观部分的开发做以简要介绍。二、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大部分，两者均使用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它们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共同支架起西方经济学的整个体系。相对于宏观经济学以社会总体为研究对象，微观经济学则以个量分析为出发点，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认为所有个体以期利用有限的资源取得最大的收获，以此来考察个体取得最大收获的条件。微观经济学所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等等［1］。微观经济学是中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基础，只有在了解微观层面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宏观的国家调控和中观的政策分析。因此，针对微观经济学的的教学改革，主要侧重于基础的夯实。而对学生而言，积累案例知识和加强动手能力也成了当务之急。三、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意义西方经济学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类的本科必修课程，已成为重中之重，而目前在校生学习状况的反馈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因此，对本次教学改革，应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解决理论与实际脱节问题。经济学作为人们日程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学科之一，本该与实际紧密相联，微观经济学更能解释许多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因此教改要达到的首要目的即让学生可以将理论实践于现实。（二）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作用。对于高校的经济学系学生而言，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内容无疑是西方经济学。所以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微观经济学进行教学改革，从长远意义上来说，对整个经济学都有着很深的影响。（三）面向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的几百年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合理的做法，这些东西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根据这些规律提出一些政策主张、制度框架，也成为世界各国在经济活动、经济交往中普遍遵循的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应该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2］。对于担负着未来重任的本科学生而言，学好微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下的我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四、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内容任何一门知识，都应该经过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升华到理论这样一个过程。因此对本次教学改革的内容，初步设想包括四个方面，即基础理论的夯实、经典案例分析、模拟公司运行，以及与国内外图书和网上资料“连——连——看”。（一）基础理论的夯实。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教学辅助的最重要目的之一。软件开发的第一部分必然要对学生的基础知识进行考核和巩固。当然，软件不应该完全模仿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再一次的知识填充。这一部分应侧重于将现实中大量的小例子与微观的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借以让学生对知识的了解加深。经济概念大多是由经济现象而来，将这些现象再升华为理论，而教改的目的之一便是增强理解性和记忆性。在这一部分，可将某些有特点的概念与实际相联系进行分析。如果大量的知识可以和生活相联系，与目前的市场，我国的发展状况相联系，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是加强了记忆和了解。对于教师而言，在教学中也发挥了相当大的辅助作用。
（二）微观经济学经典案例分析。目前，本科生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大部分是由国内的学者编著的，其目的主要让学生对西方的经济体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在编书过程中，必然会略去一部分经典案例及其背景和分析。软件开发的这一部分主要搜寻教科书上略去的大量的国内外经典案例，结合微观知识进行详细分析。例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博弈模型——囚徒困境，被堪称为经典案例。如果在软件开发上能模拟案例的真实情景，让学生作为案例的参与者，无疑会让他们更深切地领悟整个案例的过程。在这个模型中，学生可以模拟囚徒做出选择，选择的答案不同，“命运”也就不同，也可以模拟警察对囚徒进行审讯，即如何制造“困境”的过程。如2004年美国朗讯公司的朗讯中国“贿赂门”事件，事实上，对于任何想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而言，也面临着类似的“囚徒困境”。假设有两个跨国公司A和B正在争取同一个项目，他们在处理与政府公职人员的关系上有两个选择，行贿或不行贿［3］，学生可以模拟公司A和B进行抉择。在案例中学习，既是老师的要求，也是学生的渴望。软件开发基于两种目的结合，给学生创造了动手平台，给教师也提供了宝贵的案例资料。（三）模拟公司运行。在完成上述两个环节之后，软件最重要的部分是训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第三部分，软件会生成一定的运行环境，学生需要自己动手操作来完成重重难题。微观重点强调个量分析，与宏观的整体调控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进行模拟环境时，主要侧重于企业内部，或某个市场的内部，而并非从整体上来调节各产业和部门间的运作。比如在进入这一部分之后，软件会将一个公司的背景资料给出，并提出公司运行的要求。学生要通过微观经济学和各方面知识相结合进行经营和运作。学生首先要针对企业进行市场调查、目标市场需求状况分析等，然后针对企业内部营销个案分析、人力资源培训、福利分配设计等。同时考虑到学科间的交叉性，可以同产业经济学的产业组织学等学科相联系，对市场结构与行为、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并给出有实际意义的结论措施等。在给出初始资金、人力和资本之后，所有的操作将由学生独立完成。一定时间内的经营效果和政策效应将作为公司效益的评判标准，系统最后会给出相应的评价和建议。（四）连——连——看。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对西方经济学的讲解并不全面，很多理论带有政治色彩便被略去。学生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之外，对一本真正的西方经济学书籍也想了解得更多。介于本科生外语水平的有限性，学生很难读懂一本原文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而国内外有诸多网站和图书资料可供查阅，这一部分主要便是提供一些知名网站和书籍介绍等，并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微观知识乃至经济学新闻的最新动态展示。由于软件的制作限制，上述几个环节的题库也会存在有限性，软件开发之后可以成立专门的网站提供新的题库下载和知识的更新，从而使软件时常在线更新，不至于落伍。以上是教学改革的一个初步设想，而真正的教改之路还要更久更长，教改的结果是否有成效也不是一朝一夕便能体现。微观经济学的软件开发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要在不断修改中加强和完善。我们期待这套软件能成为学生的实践助手，让他们在面对真正的经济问题之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素质和能力，那么教改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文章项目来源：天津工业大学教务处。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篇2
马歇尔结构是经济学有史以来最精巧的理论之一，严谨，简洁。在这一方面，可以与之并论的可能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歇尔范式的前提是土地的收益递减规律，所以，它应该只能适用于受土地限制的经济或与土地有关的产业。比如，前工业时代的经济以及工业时代的粮食、咖啡、矿产品等产业。它并不适合用来描述增长中的经济，比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观察到的经济，以及扬和阿瑟观察到的经济。它适用于增长还没有出现的前工业经济。如果按照杨小凯的思路严格推理下去，马歇尔范式将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
对于增长中的市场，马歇尔范式的预言没有一项曾经出现过，经济学在心安理得地用马歇尔范式向我们宣告市场是安全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忘记告诉我们，马歇尔的市场同时是没有增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熊比特提到过，他说，均衡的经济是不会出现增长的，只能是一个“往复循环”的经济，（熊比特；1990）这样的经济显然仅仅发生在前工业社会。当时市场的运行既符合熊比特对没有增长的“往复循环”经济的描述，也符合马歇尔范式的预言：收益递减，完全竞争，市场有均衡的价格，没有利润，没有增长，没有失业，没有危机。“它总是保持着一种均衡，因此是井然有序而且可以预测的，。。。。它又是平稳的，因而安全；它改变起来十分缓慢因而是可持续的。不太冒失也不太有利可图”。（athur；1996）对马歇尔范式而言，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信息对称假设，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一切成熟的前工业社会，都有商人巨富产生，但即使有这样的资金积累和企业家素质，再加上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干中学），仍然不足以形成经济的增长；即使是革命性的创新，也都因为生产局限在土地之上，而无法产生增长。至少一千多年的时间，就都在“往复循环”的单调重复中度过了。土地收益递减的强大威力，促成了市场的平稳和和谐，即使有天灾人祸的波动或噪声，也会在市场中收敛到均衡的状态。马歇尔范式得到了近于完美的实现。以至于经济学家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分工和市场在那个时代竟然完全不存在。在这样均衡的市场中，经济学是不必要的，一切都由市场本身安排妥当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几乎是唯一一个从古希腊的哲人思辩直接跳跃到了亚当斯密时代，[马歇尔 ]而其它的科学或社会科学，多多少少在这期间都有所传承，有所研究，有所成就。
一切都显得超乎想象地简单，只要我们将市场和分工的存在历史，延伸到它们的定义所能允许的时代，然后用古典作家一直到马歇尔发现的收益递减规律，去解释被土地局限的经济体系，我们就会发现，马歇尔范式的解释和预言几乎是完美的。唯一可能的怀疑是，那时的经济可以称为市场经济吗？这个问题应该由仅将工业化经济定义为市场经济的人来回答。根据马歇尔的理解，收益递减的经济也可以是市场经济。而收益递减是而且仅仅是土地的经济特征。再先进的技术，再强大的分工效应，应用到土地上，收益都是递减的。只有离开了土地的束缚，分工的收益递增效果才可以显示出来，被我们观察到，经济才有可能增长，这一转折的出现，经济史上称为“工业革命”。当经济进入这样的时代，马歇尔范式的使命就应该完结了，它的一切预言都再也没有意义，阿瑟（athur；1999）的论述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将马歇尔范式应用到工业化以后的市场，会在理论上出现那么多“例外”，因为在增长的时生的经济学现象，几乎全部是马歇尔范式的“例外”。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市场会“失灵”。市场“失灵”，本来就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市场中发生的一切，本来就是应该在市场中发生的，它如何“失灵”？失灵的是马歇尔范式。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切旨在研究我们时代的经济现象的理论，都“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无法与马歇尔范式兼容。经济学家根本无法将描述前工业市场的均衡结构，与研究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或者增长理论，或者收益递增经济学兼容在一个理论框架内。
马歇尔范式不需要与其他经济理论兼容，反之也是一样，因为马歇尔范式描述的是受土地约束的市场。如果它与增长中的经济有关，那就是它会提醒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增长最终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还马歇尔范式以本来面目，反而给它留下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我们实在有必要知道，在最终的限制来到之前，市场的正反馈机制会不会将我们生存其中的自然破坏得不可恢复。
经济学史有一个观点认为，亚当斯密是从增长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而马歇尔范式是从资源的最优分配这个角度来研究经济学的，还有人以此来划分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认为到了索罗以后经济学家，增长问题又回到了经济学的视野当中。
这样的分类引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第一，从马歇尔以来，有几个经济学家是在用马歇尔范式研究资源的最优分配？各自都有什么成就？其实，如果马歇尔范式是成立的，就没有任何必要研究资源的分配，资源已经由市场分配完毕了；即使其中出现了波动，市场也有能力自我调节，也不需要任何研究。比如在前工业社会的市场，就是这个情景。如果资源分配的异动到了值得经济学家来研究的地步，马歇尔范式就不可能成立。虽然有所谓噪声理论试图将经济的周期性危机理解为总的均衡前提下的噪声，但这个理论更接近在地心说的地球外面多套几个圈，将马歇尔的简洁结构弄得复杂无比。
第二，当增长重新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中的时候，亚当斯密的传统却没有回来。增长模型的“进步”，仅仅表现在数学工具上，而在经济学学理上，却显得苍白无力。增长模型告诉我们的是，当生产的要素发生了增量，增长就会发生，但是，要素的增量是如何发生的呢？它似乎是因为有增长才发生的。熊比特（1990）深知增长模型的经济学学理缺陷，所以他另辟蹊径，希望用创新来作为增长的第一推动，或者用类似进化论中的灾难说将企业家能力纳入增长的原因中去。但他似乎并不那么成功，因为无论是创新，还是灾难，都在“往复循环”的经济中发生过。
第三，这样的经济学史一定要漏掉经济学中不可以忽略的一个人，凯恩斯。他显然不是研究资源的分配，他只是看到了这市场的表现和马歇尔范式的预言相去太远。凯恩斯主义有两个预言，一个是说，通涨和失业不可能同时出现；另一个是说，通涨和失业不可能同时消除。（萨缪尔森；1992）在形式上，是他的第二个预言与马歇尔范式的预言不相容，但奇怪的是，以马歇尔范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却因为他的第一个预言失败而抛弃他，似乎是不满他没有估计到，这市场比他想象的还要更加险恶。
关心经济学学科结构科学性的人，一直都在为一个问题所困惑：亚当斯密的传统是如何被经济学抛弃的？切断分工与经济学的联系的，正是马歇尔范式。亚当斯密理论暗示，收益递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增长；而马歇尔则正好相反，他暗示，收益递减更重要，哪怕将增长放在一边。前面说过，收益递增与增长的关系并不那么直观，直观的是它与垄断的关系，所以经济学就更有动机“不允许”它存在了。没有了收益递增，亚当斯密的分工就失去了增长的内在机制，失去了它的理论意义，经济学就这样告别了亚当斯密。以至于当增长的研究回到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来的时候，亚当斯密的传统仍然无法回归。但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无法在均衡的马歇尔范式中找到立足点，于是只好将一切增长的内在机制黑箱化，增长变成了投入增量的函数，这样的增长模型显然不是经济学的本意，也使它遭到批评，说它没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经济学不得不继续困惑，为什么亚当斯密在他开创的经济学里竟然没有任何位置？是亚当斯密错了还是经济学错了？
奇怪的是，马歇尔范式也与经济学，特别是蓬勃发展的当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不兼容，但这种不兼容除了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质疑他们不喜欢的理论之外，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深究。
与整个经济学如此不和谐的马歇尔范式，如何可以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屹立百年而不倒，经济学家可以怀疑它的假设，（除了收益递减假设以外，受到怀疑的还有“理性”假设，信息对称假设，更不用说完全竞争假设。）却不愿意怀疑它的结论，甚至不顾科学的基本要求，宁可另起炉灶建立完全不同的经济学，也要保留它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约翰·希克斯道出了其中的奥妙，这理论中有一个“更为伟大的部分”，经济学不能任其“崩溃”。（athur；1996）
经济学太需要一个市场安全的保证了，只有马歇尔范式可以提供这样的保证。为了这个“更为伟大的部分”，经济学完全容忍了马歇尔范式不允许增长的缺陷。甚至为消除市场的不安全而生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也从不敢直接挑战马歇尔范式本身，而是小心翼翼地在马歇尔范式之外，做着马歇尔范式无法完成的工作；研究收益递增的经济学家如阿瑟，也希望收益递增能和马歇尔范式继续共存，他宁可建立两个经济学也不愿怀疑马歇尔范式。直到斯蒂格利茨，他似乎要直接挑战马歇尔范式了，他（sdigliyz；2001）宣称，不包含失业的经济理论，就不可能是好的经济理论。但很显然，他也不愿直接面对马歇尔范式。经济学家太看重理论的力量了，好象没有了马歇尔范式的支撑，市场就真的会崩塌；或者，他们都明白经济学实际担负的意识形态使命，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回事，而随时可以用马歇尔范式来为一种社会制度辩护又是一回事。虽然马克思经济学的原理被广泛应用在市场经济的每一个国家，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只因为马克思说过，这孩子将来会死；马歇尔范式的预言没有一项为真，却被经济学供奉起来，明知道是一个班驳的泥胎，却仍然香火不断。经济学是科学还是婢女？
五、结论
收益递增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增长中的市场是一个充满正反馈机制的市场，完全竞争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增长和垄断的趋势是同时发生的，垄断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由于垄断的赢利动机对价格的扭曲，以及先发优势的锁定机制使次优技术有机会排挤掉更好的技术，再加上对收入分配差异的强化，帕累托最优也根本没有机会出现。这种由一系列正反馈机制组成的市场系统，阿瑟（athur；1996）说它充满了变数，毫无可预测性；马歇尔（附录8）说垄断价格不可能回到均衡状态；索罗斯（1998）说资本主义市场充满了破坏性巨大的危机；马克思说，这市场以失业为增长的条件，危机则是它永远的特征；列宁说，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一定意味着战争。
将马歇尔范式放到前工业社会的市场中去，只会更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因为经济学不仅可以回到亚当斯密的传统，经济学家也可以用更开放的态度来研究一个收益递增的市场，经济学不再因为某个经济现象冒犯了马歇尔范式而“不允许”这现象存在。经济学也不再是一个“例外”的科学，它的学科结构也会更加完美和谐。
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避免更多的人受到误导，毫无心理准备地去拥抱一个充满危机和变数的市场。收益递增的市场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增长的唯一来源；但收益递增的市场绝不是充分的，我们还需要市场以外的手段来消除这市场的巨大破坏性。换一个角度看，结果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对市场进行约束，就像每一个市场国家都正在做的那样；我们也必须对市场实行严密的监控，就像无数经济学家正在从事的日常工作那样；我们也随时准备出手干预市场，就像许多政府已经做过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要妄想，去替代市场完成增长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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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p. 和诺德豪斯，w.：《经济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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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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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于2001年10月17日在首届中国经济年会全体会议上是发言来自：
、business.sohu.com/2004/05/16/48/article220144890.shtml
[1] 陈平教授于2001年10月17日在首届中国经济年会全体会议的发言中对此有过总结。
[2] 中国经济史研究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有了大量的成果。例如，程念祺，1999；李伯重，1999；盛洪，2003
1可惜我没有读到李嘉图的原文，但谭崇台（2001）在他的《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论述。
篇3
统计学发展到如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是分支众多、实用性强、应用面广、体系比较完整的方法论科学，是探索自然、认识社会、推断未知的重要思维方式与工具.它融合于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经济科学、管理科学等学科.
我校统计学专业是一个新专业，2010年开始招生.综合性大学背景下省属院校的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思考，确定了我院统计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即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数学、经济学素养，掌握统计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够为实际问题的解决和决策提供量化的依据，熟练地运用常用的统计软件处理和分析数据，能在企业、事业单位和经济、管理部门从事统计调查、统计信息管理、数量分析等开发、应用和管理工作，或在科研、教育部本文由收集整理门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本文在综合性大学背景下，利用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对统计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
一、优化课程体系，培养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
在课程体系设置上，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以培养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为目的，调整重组专业，优化整合课程结构，拓展强化实践技能，注重实施创新教育，将整个课程体系构建为“四个平台，八个模块”，即通识教育平台、公共基础平台、学科基础平台、专业方向平台；进一步细化为通识教育必修课程模块、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模块、学科基础必修课程模块、学科基础选修课程模块、专业方向必修课程模块、专业方向选修课程模块、实践性教育模块、素质教育模块.
主要课程为数学分析、高等代数、空间解析几何、概率论、数理统计、常微分方程、应用随机过程、应用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多元统计分析、金融数学、风险理论、抽样调查、统计计算等.
根据专业发展将课程分为数理模块、应用模块；根据能力和兴趣将学生分为提高型和应用型两类人才分别培养，强化学生的应用统计软件能力和各种资格证的职业技能，按照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层次、课程模块，不同层次的学生选择不同的模块，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为因材施教创造条件.
二、优化教学内容，重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根据学生能力和兴趣将按照提高型和应用型两类人才分别培养，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由此整合教学内容，统筹兼顾.具体如下：
优化整体课程结构.按照提高型和应用型的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逐步修订教学计划，从课程设置、学时安排、教学内容、实践性环节上，全面构筑新的课程体系，根据专业发展构建层次、课程模块，不同层次的学生选择不同的模块；从教学内容上揭示各课程之间相互关系，从必修课、选修课、限选课等设置上科学安排模块课程，实现多种课程形态有机结合，为因材施教创造条件.在教学内容上，根据培养方案，认真研究各学期的课程安排，本着“拓宽知识，保证基础，提高素质，重在应用”的原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制定课程教学大纲，统筹考虑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应该讲哪些内容，讲到什么程度，从而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性.
强化基础，突出应用.在大学二年级，为学生开设spss统计软件课，这样在后面的课程教学中，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统计理论和方法，用spss、sas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及处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和统计软件应用能力，与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调查公司、统计局等企事业单位合作，作为稳定的教学实践基地，增强专业实践能力.
利用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优势，重视统计学与其他一些学科的融合.统计的理论与方法来源于各种学科领域数据分析的需要，统计学作用的发挥及地位的提高也取决于统计方法对这些学科领域的应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没有与专门学科的相结合，统计学
就失去生命力.因此开设一些边缘学科课程，如统计模型、运筹与优化、实验设计、计量经济学、保险统计、会计学、证券与期货投资分析、金融管理原理、应用统计专题等，同时让学生用统计方法及统计软件解决生物、医学、林学、教育、心理、体育等其他学科的问题.
三、改革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适当增加实践教学课程，调整实践教学课时比例和学时分配.结合理论知识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开放性实验内容，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训练学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根据专业技能需求适当增加实践性强的课程.在掌握一定统计学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增设实验设计、生物统计学、统计预测与决策、数据挖掘技术与应用、市场调查与分析等一系列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的实践性课程.
篇4
[关键词] 传统文化创意文化创意经济
最初，人们为了生存而结成了社会，而结成社会的本意是要更好地完善自我，建立“自由王国”，马克思把所设想的社会描绘为“自由人的共同体”或“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社会”。但是，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则与人类的初衷大相径庭，传统文化强调以“我”为中心，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实用主义的文化。它是建立在部落、民主及国家生存需要基础之上，以获得生活物质为基本出发点的协调性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同一性，所谓“集体主义”的同一性是中外一切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
原始时代的狩猎经济，决定了文化必须具有协调人们共同对付恶劣自然环境的能力，以保证人类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源和安全保障；到了农耕时代，阶级阵线较为分明，利益冲突较为尖锐，为了夺取社会财富，除了战争之外，文化成为组织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并且总是以武力为后盾，迫使全社会接受以“服从”为核心的价值观；进入工业文明后，轰鸣的大机器使得分工专业化和科层制的组织化，再一次把人给异化了：人类在创造巨大财富的时候，个人却成了社会机器中的螺丝钉，在整体的追求中失去了个体存在的意义。由于生产的社会化，以机器运转为纽带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决定了“权威”的中心地位，故而权威主义成为这个时期社会文化的主要特征。
无论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皆是以获取物质利益为基本前提，把社会成员组织成一个结构牢固的团体为己任，并且千方百计地维护为其服务的所谓“主流价值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主流价值观引导的主流文化是以政权的转移为转移的。文化的先进性与否要由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来下定义的，“忠君”、“敬上”乃其主要内容，“服从”和“恭顺”被标榜为美德，森严而合法的等级是其外衣，任何脱离主流价值观的思想或行为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社会成员被人为地归结为“类”，而不能有自己的个性，更不要说独立的思想了。在传统文化中，除了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任何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说，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重视群体关系的和谐，同时又极力贬低个体的作用和价值，它从根本上扼杀了个性的要求和发展。诸如，群体优先于个体，共性优先于个体；人多力量大，规模才能带来效益，这类思想已根深蒂固。工业化时代的科层制组织形式强制个人放弃个性以适应组织的发展，传统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也要求忽视不同于其他人的少数个体的需求。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加快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和渗透已经非常频繁，文化的疆界也越来越模糊，因而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被从根本上撼摇。信息社会即是“经济建立在信息上”的社会，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社会”；政治建立在公开和透明的信息上的社会，是依靠这些信息建立和谐的社会。在信息社会里，信息取代了资本成了重要的战略资源，这是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与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社会里，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呈几何级增加。同时，信息的生产也呈现出“超级函数”般地增长。在信息社会里，时间在超强度地缩短，空间在奇迹般地扩大。这使得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了离异性的变化：时间变得越来越宝贵，而空间则变得越来越狭小（或者说空间观念被淡化）。如此的变化，焉有传统文化和其产生基础的传统经济的容身之所呢？于是，创意文化及其产业便应运而生。
由“创意文化”(Creative culture)衍生出来的“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这个概念是由英国于上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的，“创意产业”推崇创新理念、强调文化对经济的支持及推动作用的产业形态；倡导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运用知识产权，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拓展，尊重以个人为基础的发展方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纷纷把发展创意文化及其产业作为本国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手段。1997年，新上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就成立“创意文化产业特别工作组”，并亲任组长。数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已经为英国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也都相继提出了以创意文化及产业立国的战略。
创意文化及产业是立足于社会物质财富相对富足的基础之上的，它是对传统文化经济的致命的挑战。同时，昌盛已久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上的，而创意文化活动的表现者―“创意产业”则是建立在创意文化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对传统文化观念的一次逆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H.马斯洛在《人类动机论》中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随着科技进步，财富增加和文化的发展，人类对精神需求的追求将成为主体。若说在物质生活领域共性高于个性，那么人类精神需求则必然地与个性并存，人们对精神需求的追求不应该也决不可能被统一起来！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思维方式开始越来越无法解释很多社会现象：感性消费超过了理性消费，消费者愿意为“体验经济”慷慨解囊。规模带来的效益越来越小，而创意却能一本万利。“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创意文化的产品能够通过产业化模式低成本大量复制，增加共享人的数量而把市场交易的规模和范围扩大，借助衍生开发来求得市场利润的几何倍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作为中国第一位彩铃歌手的北京大学生粥稀稀，他所创造的搞笑彩铃仅在3个月的时间内下载量就达100万次以上，为公司创造了近300万的利润。电影行业最关注的是“票房”，即用共享人数量作为衡量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
网络的诞生更给普遍意义的逻辑以造成了沉重打击，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实现自我，自我表达有了更多、更有力的通道。互联网将世界压缩，然后再连接起来。于是，每个人都可以使自己在某一领域拥有一定的高度。互联网时代的各种奇迹，说到底是被解放出来的个人力量的成功。博客的奇迹就在于是要颠覆公共话语的霸权，超级女生和“莱卡好男儿”们要求颠覆精英与草根的传统社会界限设置，而芙蓉姐姐和孔庆翔式的“审丑”更深层次上来说是公众对传统一元化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颠覆要求。这些突如其来的风暴式的成功，事实上是在新技术支持下的社会成员对自我实现的一次次艰难的探索。这些奋斗可能是莽撞、混乱或破坏式的。其行为可能是解构多于建构，但它所反映的探索方向却是不容忽视的。
当互联网等新技术成熟到一定阶段，实现个性回归从艺术家或哲学家的孤独呼唤变成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公众也就从盲目的革命和解构转向更有理性和建设性的探索。在这样的条件下，创意文化便应运而生。
创意文化活动与传统文化活动的最大区别在于，把“创意”作为产品或服务提供实用价值之外的文化附加值，其最终目的则是提升产品的经济价值。通过直接制造精神产品或者为物质产品提供精神附加值而得到利润的创造价值的活动方式，迎合了人类对精神需求的追求与个性不可分割的原则。因此，创意文化就超越了自身的意义，发展成为以社会成员幸福为基础的和谐社会的先期成果。创意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事业，使大家超越社会分工，把个人的才智从较为僵化的社会机器中解放出来。创意文化鼓励个人全面挖掘自己的潜能，来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样的发展模式已经证明能够很好的利用人类的智慧，并且能够为每个社会成员实现自我和获得幸福提供更好的帮助。英国一家经纪公司用5500万美元购买了一个音乐家的未来版税收入，再把其版税收入证券化，发行证券。这样就出现了三赢的局面：音乐家、经纪公司、投资者都盈利。类似这样的创意经济在全世界每天创造着220亿美元的价值。
创意文化为社会成员的个性追求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个人的创造力和才智不但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而且又满足了某一个人不想雷同他人的那一部分追求。这样，创意文化首次将个人的创造性从有形产品和产业的附属地位中解脱出来，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意文化活动已经在广告、建筑、交互休闲软件、音乐、电影和电视等领域崭露头角，并且造就了许多英雄个人的传奇史诗。
“自主表达”和“自我意识”成为创意文化领域的工作方式和成功之路，依靠充分发掘和发挥自己的个性，众多的个人获得了利润和成功。一些人为“谷歌”制作图表，为“苹果”涉及电脑外壳，还有一些人去录制稀奇古怪的手机彩铃，等等。这些工作不但充满了乐趣，而且还能得到实在的物质报酬。由此可见，创意文化活动的发生发展使得规模化的大机器生产不再成为惟一的盈利途径。
创意文化活动可大可小，大规模的复制则要视情况而定。所以，创意文化活动中个人工作和小团队工作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创作变得更加自由。“谷歌”利用“扁平式”的内部组织代替了科层制，员工之间的关系平等和睦，每个人都充满了理想和激情。公司也可以轻松地把内部员工组成研发团队，依照个人的兴趣和所谓“头脑风暴”来决定其研发项目。这种方式即是创意文化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
科技的发展发展给创意文化的参与者以无限的创造空间，每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走进创意文化的领域中来，因为什么创意都可能赢利。如今，以博客、播客、食品短片、手机作品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创意已经变得十分方便，在得到乐趣的同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各大门户网站开始忙着搭建各种个人平台，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整合了个人的智慧，这又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新方式。所以，美国学者布赖恩.卡欣慷慨地说：“信息产品的非传统特性极有可能对新经济的产业结构造成深远的影响，如果把微观经济学中有关‘看不见的手’的各种假设套进明天即将出现的信息经济中，这种假设势必难以成立。”
信息社会不但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更注重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体制是一个能够充分照顾到每一个人或阶层权益的民主政治体制，而非集中制。尊重少数人的权益，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便是民主政治的首要特征。民主的政府力图避免多数对少数的过度强制，并尽量争取二者间的妥协，藉以保证政治过程的和谐与稳定。这种政治理念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诱发了“长尾理论”的诞生，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安德森在2004年10月提出了“长尾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就足以同那些热卖品的大份额市场相匹敌或超越它（也就是说，不仅要关注“大多数”，而且还要照顾“少数”）。这个理论盯住了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曲线”上长期被忽视的那个长尾巴，可谓是物质文明的又一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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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随着国际网络信息业的飞速发展和软件办公数字化日新月异的进步，网络传播的快捷性和低成本性，数字化沟通的准确性与边际成本的异常低微性等等，导致了约束“长尾产品”的显示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边际交易成本惊人的下降，如果生产“长尾产品”有利可图的话，那么这片冰冻的市场将会被激活，形成一片新的可以进行现实交易的市场，我们可以叫做蓝海市场。
在这里，笔者结合自身经历的关于“长尾产品”及长尾理论实践的一些具体情况，提出讨论观点，希望对相关人员能有所帮助启发。
“长尾”乍现
2006年8月28日，上海威贞实业在机械项目――双螺杆空气压缩机项目的连续两个月(7～8月)合并销售报表业绩如下所示。(见图2、表1)在当天的会议上，营销部门的两位领导对七八两个月合并报表的数据有不同的看法。营销总经理张总认为，从两个月的数据可以看出，前两个月的市场主流需求是3～25立方排气量的空压机，共销售216台，而其余类型的空压机销售量总和才是91台，是前面龙头产品(3～25立方排气量的空压机)销售量的42％，并且分散到6个系列，平均每个系列的销售量仅是龙头产品销售量的7％。由于需求量少，生产难以批量，必然导致单机成本上升，管理费用上升，影响企业总体效益。因此，张总认为，企业生产应当集中到龙头产品上来，从人力、财力、物力综合方面向龙头产品集中，停止这些零散的“长尾”产品的生产，只有集中精力，把优势集中到强点上，才能在市场上取胜。
但营销副总林总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虽然从数量上看，这些后来的“长尾”产品需求量不多，并且多是非标产品，个性化和差异化特征明显，和同行相比，能生产这些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并不多，并且非标生产虽然成本大(非批量)，设计成本、管理成本核算相对高，但同时非标产品的定价也是上限定价，单机利润并不比龙头产品的单机利润少，相反，非标产品的单机利润要明显比标准化的龙头产品单机利润高许多，因此，林总主张，继续保留“长尾”产品的生产。
张总旗帜鲜明地反对林总的观点。他说，两个月的财务成本利润核算表格大家都看得到，如果不是按平均销售成本核算的话，非标产品的附加边际成本要高出批量产品平均成本5～10倍，单独核算这些“长尾产品”是亏损的，主要亏损在宣传推广成本和销售成本及市场成交成本上。做企业不是福利院，如果明知是亏损的，为什么还要继续做。
但林总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些非标的“长尾产品”的生产，正是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应当坚持。
双方争执不下，征求笔者意见，要求笔者决断，并从9月份开始执行之。笔者当时没有表态，事后调查了相关的财务资料和市场销售资料，发现两个人说的确实都有理。最后总结分析发现，两人争议的核心，林总是看中这一片市场，这是蓝海市场啊，既有利基，也没有像龙头产品正面市场那么剧烈的残酷竞争；而张总算的是成本和利润，经营和销售总要知道是盈利还是亏损，张总的分析是正确的，非标产品的边际成本事后进行了单独核算，亏损相当大，主要是边际成本已经远大于市场交易价值，从财务角度讲无交易的必要性，因为是明显的亏损。
捕捉“长尾”
两天后，笔者找张总和林总商议，说了自己的想法：首先，肯定张总集中力量搞龙头产品的观点是对的，继续执行，也肯定了张总对边际成本的分析结论；其次，肯定了林总想拿下这一片蓝海市场的想法是对的，但就是当前成本特别是边际成本太高；结论是支持林某继续扩大蓝海市场的想法。此后经过和财务部门、技术部门的多方沟通，笔者形成了如下决议并执行：
第一，对龙头产品，仍是重点，按张某的思路继续执行；
第二，对“长尾产品”，采取了如下动作：
1．要求市场部建立一个专门销售非标产品的网站，利用网络超低成本，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点，降低对非标产品在推广宣传方面的边际成本，并提高了宣传推广的效果和力度。
2．要求技术部把改进后和成系列的非标产品的资料，以数字化的方式放在网页上，让有需求的客户能很详细地了解未来产品的基本情况，而取消了造样品的做法，这样一来也明显降低了非标产品生产制造的成本，代以电子数据这种边际成本非常低的方式进行。
3．要求管理者代表组织各部门重点研究对非标的“长尾产品”在降低噪音和节约电能方面的研究，因为节约能源也是客户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4．对网站进行推广宣传，和百度等公司进行了推广应用的合作。
到2006年11月7日，经过两个多月的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运营，“长尾产品”以极其低微的边际成本改写了长期传统模式下进行市场交易必亏的状况，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近两个月中，通过网络搜索到供应信息的咨询电话260多个，其中成交大宗贸易(60万以上贸易额)2起，成交非标产品两款共计55台。由于进行网络化和电子数据管理，原来巨大的边际交易成本下降到几乎微不足道，非标产品也就是“长尾”单独核算首次盈利，并且盈利率不低龙头产品。
2006年11月7日相关统计数据如图(见图3、图4、图5)：
在2006年11月7日的会议上，张总看到财务报表，非常激动，说自己五十多岁了，干了一辈子压缩机销售，没想到现在网络化和电子化能把成本特别是设计制造成本，推广宣传成本、供求衔接成本等降低到如此程度，原来看似死海一样的潜在市场由于边际成本变化直接导致预期利润和“长尾产品”总成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由原来的绝对亏损变成了一部分能盈利，一旦能盈利，便具备市场交换的现实条件，这一片原来的死海也就被激活，首先变成了蓝海市场。在这次会议上，张总再也没有反对林总，而是要求对龙头产品的推广宣传等也立即应用网络化和电子数据管理等手段，以尽快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预示着能降低价格，降低价格在同质化的龙头产品的竞争中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长尾”的启示
这个案例发生在去年后半年，对大家是一次锻炼。从上述实际应用及其带来的成功效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网络化信息和电子数据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长尾产品”现实存在的综合成本远大于预期利润致使该对应的“长尾市场”不能激活的状况。长尾市场的激活，标志着在网络和电子时代丰饶经济学条件下新的市场机会和交换方式的产生，长尾市场的解放，是对以往需求方规模经济的扩展，也是对传统学院派经济学理论的新补充和发展，它将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更新微观经济学时代的一些传统观点和方法，并在新的环境下指导市场执行者产生真正的效益。
第二，在网络化和电子数据应用带来的边际成本减小、边际效益上升的情况下，个性化产品、差异化或者说异质化产品、非标产品的生产成本、推广宣传成本、供求衔接成本等降低到足以激活该“长尾市场”的程度的时候，整个商业和营销的概念也得以随之改变。至少有一点，长尾理论的应用告诉人们，应该从传统商业概念的注意力理论向长尾理论迈进，长尾理论情况下，我们面临的不是对信息注意力的多少的问题，而是更多关注信息、网络、电子数据的增值附加服务问题。
第三，长尾理论的应用，并不是对以往经济理论的否定，而是补充；长尾产品的生产销售推广宣传，并不是对主流龙头产品的否定，而是补充；长尾市场在新条件下的解放，并不是对主流市场的否定，而是补充和扩展。
第四，长尾理论的应用，是对传统经济理论在差异化和异质化方面的应用；长尾产品的生产销售推广宣传，是对个性化产品、差异化产品的生产销售推广宣传；长尾市场是具有质化和差别化的蓝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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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优化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原则
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社会上对于外贸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国际贸易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还要拥有一定的实践能力。课程体系的建设思想是要以通识教育为目标，争取培养出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复合型人才，要把教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所有的课程模块之间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课程体系之下，所有的课程和知识点都是相互联系的，都能够找到相结合的地方，借此开展对各课程的进一步研究。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原则：一是要掌握一定程度的商务外语能力和计算机能力；二是要拥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国际贸易人才必须要熟练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对我国有关对外贸易的政策，国际贸易的惯例和规则，进出口贸易的交易程序和合同条款等都必须有所了解。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金融、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基础知识；三是要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目前经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若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脱颖而出，需要拥有创新的能力。必须要关注外贸的实时动态和各种情况，第一时间掌握国际贸易的信息和商机。要善于发展新思维，探索新思路，在经济贸易的浪潮中拔得头筹。
二、目前高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学科体系课程依旧占据主体地位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其课程体系当中传统学科依旧占有主体地位，没有能够从岗位的要求、工作的规范上对课程进行实质的分析和研究。有的高职院校虽已有专门的高职教材，但是教材比较偏重于理论和知识，对于实践的技能问题并未有所改观，从而导致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安排、课程安排、教学实施安排及考核标准等等方面，都比较难实现外贸人才培养的目标。
当下，毕业生往往就业压力较大，许多高职院校仍然是只重视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其他实际技能方面的培育，与“以就业为中心”等指导思想不符。
（二）课程系统性不强，缺乏内在生命力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主要学科有：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实务。经济学已经拥有了几百年的发展史，目前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包括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分支。而贸易实务也衍生出了许多学科，例如外贸英语函电、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结算等等。上述学科都已自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又互相关联，每个课程体系当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结合点。当下学生普遍学习兴趣不足，系统性不强和内在生命力缺乏的课程体系都不足以有效地激发其兴趣，使学生能够按部就班地自觉安排学习进度。
（三）课程设置不重视对创新能力的培养
对于创新能力的培养，目前往往形式过于单一，对于学生培养创造性的思维和发挥创新能力比较不利。创新能力的素质培养，主要是通过对实践性的教学来实现的。具体的课程设置有专业实习、学期作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课外实践等。实践方面的教学为学生创造了开放的空间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为学生学习知识提供了载体，是激励学生自主创新的动力。调查研究表明，当下国际贸易人才在创新方面的能力主要有：职业适应力、业务拓展力、知识更新力以及组织协调力，其中业务拓展力最为关键。
（四）实践教学滞后于外贸应用能力的培养要求
实践教学通常只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缺少根据实际来设计实践内容，不曾体现出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实践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情况，从而使实践过程中的内容比较陈旧，项目缺乏创新。另外，由于实践方面的配套设施比较落后，实践方面的教学形式比较单调，通常就是电脑进行简单的模拟训练，达不到真正实践的作用。同时，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也比较滞后，没有进行合理地规划和安排，使得学生实习困难，实习起不到真正的实践能力的训练。
（五）课程设置贪多求全，结构不合理
许多高职院校要求学生必须修够一定的学分才可毕业，所以课程设置上安排了过多的选修课，使得学生学业压力巨大，缺少精力和时间去发展自己的个性需求和实践需要。对于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方面的课程安排，大多数学校比较重视理论课，忽视实践课，更有甚者随意缩短或取消实践课的课时，导致学生的理论性大过实践性，动手能力太差，难以学以致用，将来面向社会很难适应工作。
因为课程设置上往往过分贪求多而全，使得很多的课程内容重复或交叉。这样势必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差，不愿意主动学习，教学活动难以开展和实施。另外，一些课程的设置老旧落后，更新不及时，严重落后于国际经济形势，而在课时安排上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又难以割舍，最终导致课程结构的不合理现象长期存在。
三、高职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措施
课程体系的规划安排和设置是高职院校展开教育的重点问题，直接影响着教育水平和教学成果的质量高低。课程体系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持久的过程，需要根据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同时课程体系的优化亦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拥有配套的师资、教学条件、教学手段和教材设施等方可实现。各高职院校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办学理念，来合理安排和设置课程体系，最好具有一定的特点和特色。课程体系的优化设置要以学生为主，重视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以帮助学生就业为目的，按照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以社会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为培养的目标。
（一）强化实践环节，加大实践课比重
对于实务性的课程在进行教学时，要注意加入一些模拟的实训，例如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制单、外贸函电、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谈判、商务英语、外贸运输与保险等，可以通过开展进出口贸易模拟实训等。学生可以借由模拟的商务平台，学习如何编写外贸函电，填写外贸制单，从而掌握一整套规范的进出口贸易业务的实际操作。当下许多学生毕业后难以被企业所接收，就是由于学生缺少实践经验，而开展模拟实训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
在对待课程实践、社会调研、毕业实习、毕业论文等环节，要切实保障实践性教学的有效实施。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创建模拟的国际贸易公司，学生通过教师的指导，对模拟公司中进行的一切国际贸易流程进行掌握和学习，能够为将来就业或创业积攒宝贵的经验。
（二）以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作为构建专业课程体系的出发点
调查显示，外贸企业往往比较在意工作人员的进出口成本核算能力、进出易磋商能力和跟单履行合同的能力，对函电处理和撰写能力、单据的制作和结汇能力和信用证的审核能力等也比较重视。企业往往重视毕业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这是毕业生可以顺利就业的最核心的本领和技能。
企业对毕业生要求要具有逻辑思维、信息整合判断能力等，遇到事情能够寻求到合适的方法进行解决是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企业普遍表示，毕业生具备健康的身心、懂得团队的协作、会与人沟通、会处理问题，是一名合格的毕业生应该具有的素质。高职院校要以高技能为培养目标，培养综合性人才。
（三）定位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
从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和工作能力来进行分析，得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掌握外贸跟单、外贸业务等方面的操作技能和知识，掌握国际结算、外贸金融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轻松应对外贸跟单员、外贸单证员、外贸业务员等一线的岗位，具备金融专业背景的高素质的技能型的人才。
（四）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体系
按照对国际贸易的相关岗位要求，教学方面的管理人员对该专业的各个岗位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流程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确定了典型的工作任务之后，对关于工作行动领域的范围、数量、功能、工作过程等给予确定和评价，并把这一过程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习范围初选的标准。
根据对工作目标、职业技能要求等的分析，把关于工作行动领域内的内容转变为专业的课程学习领域，并逐个进行深入分析和描述，对课程的理念、内容、实施及评价等进行设计，重点突出国际贸易的实务学习。把对职业资格的认证也融入到专业的课程教学当中去，吸收优秀企业的文化，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不断摸索出一套适应职业人才的管理模式，不断提升学生的职业素质和专业素养，实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就业的目标。
（五）建设工学结合的优质专业核心课程
按照外贸企业对于人才的职业要求，根据高职院校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学校和企业要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学生的教育工作，以培养满足职业技能要求，具备实践操作能力的人才为目标。可以邀请企业中的优秀员工和高职院校的教师一同进行探讨，以具体的岗位要求为出发点，以企业的经营任务为载体，分解工作任务，并针对各个学习情境，安排规划学生的学习。根据教师的教学方法展开具体的教学内容，并将企业的考核标准和方法融入到教学中，进行教学上的考核，以达到教学与工作实际结合，切实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目标。
（六）加大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建设力度
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按照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思考和探索，勇于实践，以提升教学的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公共基础课程方面，要充分运用案例来进行分析和讨论，通过校内的实训基地和课堂来进行实践性教学，边教边练，做到教与练的有机结合。对于专业技能课程方面，要通过项目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方法等，到模拟实训基地、项目模拟公司等地进行组织教学，并在教学过程中强化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对于如何建立并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包括学校对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体系、学生对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体系、企业对课程教学质量的评价体系等三个方面。具体的指标有教学内容、教学态度、组织管理和教学效果。按照教学组织的侧重点的不同，在校期间以学校的评价为主体，在企业进行实习时，以学校和企业共同的评价为主。学生的成绩，可参照其实习期间的工作完成情况、实习期间产品制作情况、资格证书的获得情况、职业素养的表现情况为评价参考点，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技能。
四、结 语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建设和优化，需要通过各种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将独立的学科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教与学的桥梁。针对目前教学体系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有针对性地借助一系列措施来发挥课程体系优化的效能。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对国际贸易人才需要也不断地增多增高，高职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必须不断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求，及时更新理念，与时俱进，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培养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实践技能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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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目标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2－0060－05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不仅是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 也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国内外，金融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社会科学。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业的发展。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培养目标、 课程结构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如果不积极、及时地加以改革，金融学高等教育既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服务， 也难以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危机深化并威胁全球的经济金融体系稳定。 次贷危机的爆发和传染再次验证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只能审慎应对。金融全球化不仅对一国的金融决策当局和金融业界人士提出了新的挑战， 也对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中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应进行与时俱进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进，以培养具有国际观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金融人才。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和培养目标设
计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外部环境变化
（一）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及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 主要表现为金融学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在“数量”迅速扩张的同时，“质量”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对照西方国家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水平以及21世纪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求来看，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至少还存在如下的问题：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中的专业划分过细，课程交叉、重复现象仍很严重。简单的细化与分割容易使学生形成单纯的专业意识和狭窄的知识结构， 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模式，这显然不利于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问题不再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区域的问题， 也不再是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的问题，专业设置过细、过专、过窄，既不符合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要求， 也不利于学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其次，课程体系尽管日趋完善，但至今仍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在欧美，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以及新近兴起的市场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 是金融学研究的主体，而国内多数高校仍以“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基调，这两个领域在国外均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一差异使得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上还是以宏观金融为主， 微观金融领域的前导课程和基础课程还相对薄弱， 这无法适应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下， 金融业所出现的日益衍生化和日益工程化的发展趋势。 尽管一些条件较好的高校已开始引进美国的原版金融学教材， 力图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更新金融学的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 但要真正有一个根本性、全面性、本土化的变革，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当前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分工合作的加强与深化。 世界市场的形成极大地拓展了金融活动的空间， 使得金融全球化的格局加速形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虚拟化”（或者说金融化）的特征， 现代科学技术在金融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以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等因素都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加速形成。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投机， 从而也孕育着深刻的金融矛盾和金融危机， 而金融全球化也使得金融危机很容易在世界各国传染蔓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此起彼伏， 当前美国次贷危机正威胁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 日益开放的中国很难在危机中独善其身。 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也充分表明了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机制的复杂性， 其规律人们目前还很难真正把握；同时，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使金融危机的扩散和传递速度日趋加快，危害日渐严重，金融安全为各国所普遍关注。这一切说明在现代经济活动中， 金融运动所涌现出的形式之多、规律之复杂，是其他经济活动所无法比拟的，需要我们不断加以研究和总结。这对当前的金融学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变化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挑战
世界经济所表现出来的金融经济特征， 一方面更加突出了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因其纷繁复杂而给我国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
首先， 既然金融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当前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 那么金融学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开放性学科。 面对新的经济和科技形势，金融学高等教育应当强化对基础性、原理性的金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不仅要加强对开放性金融运行机制的研究，而且还要强化对金融工具、金融中介、金融市场、金融风险和金融制度创新的研究，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金融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只有这样， 整个金融学高等教育才有一个与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基础， 整个金融学高等教育才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其次， 当前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日益衍生化、全球化和电子化。传统的金融学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已明显落后于金融实践发展的要求， 所以必须对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进行较大的调整。为了适应现代金融经济发展的需要， 新的教学内容必须融入对金融全球化、资产定价、金融工程、风险管理以及金融安全等新兴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样的教学改革才可能保持应有的前瞻性， 也容易保持与经济金融发展的同步性。
第三， 金融创新的日新月异使金融学的理论知识始终处于快速更新的状态， 这对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方法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由于知识的传授速度往往跟不上知识的更新速度， 所以传统的以“传授”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注重培养学生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 不能有效地启发或诱导他们去探寻金融知识或规律， 那么他们所接受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必然不完整，更无法达到“终身受用”的目标。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金融学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应根据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调整，并相应地更新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以培养出通晓金融理论与实务，特别是国际金融理论和实务的人才。
二、 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若干思考
笔者认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对教育内容的简单增删修补、 课程设置的粗略调整这样的层次上， 而是要打破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束缚，确立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正确认识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树立全面的素质观
传统科学与知识发展缓慢， 造就了静态的知识观念， 当代知识的迅速发展与更新则孕育了动态的知识观念。面向21世纪人才的培养，要求能够将知识的传授、 能力的培养与全面素质的提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教育思想的一大转变，也是培养模式的一种重大突破。笔者认为，要树立全面素质观，必须正确把握知识、 能力和素质三者在教育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金融学高等教育中，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属于表层的东西，但它又是基础，是能力和素质的载体。若没有丰富的知识，也就不可能有强的能力和高的素质； 学生的能力是在掌握了一定知识的基础上经过培养锻炼和参加社会实践而形成的， 它只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表现出来， 知识越丰富越有利于能力的增强， 强的能力可以促进知识的获取；素质是把外在获得的知识、技能内化于人的身心，升华形成稳定的品质和素养，成为内在的东西，亦即做人的修养。因此说，知识、能力、素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素质处于核心的位置{1}。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现代教育就是从知识教育或知识与能力的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 或者认为从专业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可以不提知识和能力的教育的话，这就缺乏辩证的观点了，并将导致实践中的偏颇。笔者认为，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必须能够正确体现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学高等教育要以传授体系完整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为核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根本目标展开教学工作。 对照这样一个总体要求， 目前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 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均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正确认识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的关系，树立新的培养目标
进入21世纪以后，现代科学技术出现的综合化、一体化、人文化、信息化趋势，要求文理渗透和文理结合。在这种形势下，高等教育不仅是以培养专门知识、技能、能力为目的的专业教育，而且是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综合素质为目的的“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就是要拓宽知识面、淡化专业，培养基础宽厚、能力较强、素质较高的通才，也就是说培养知识复合型和能力复合型的人才 {2} 。我们认为，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 就金融学本科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而言，应该淡化专业，强化基础，注重素质教育，使学生具有比较宽厚扎实的经济、 金融理论基础及相关专业的原理性知识，具有较强的获取知识的能力，这是最主要的要求。在教育内容上，理论应当与实践紧密联系，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使他们毕业后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 人才高度流动， 特别是在金融领域， 随着混业经营的推进和深化，金融从业人员不可能一辈子仅固定在银行、证券或保险的某一岗位上， 所以我们要注重夯实其理论基础和提高其综合素质。同时，还要注意到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多层次性特点。
（三）根据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树立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的教育观
终身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教育思想。 在过去的40年尤其是近10年来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终身教育思想认为高校课程设置不应单纯地追求某一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而应强调学科本身的综合性和整体性 {3}。可以看出，终身教育思想是一种着眼于学生发展的教育观念， 强调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 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金融人才。我们知道，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日益求助于多学科融合的战略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如新近兴起的金融工程学科就是如此，其理论基础是金融经济学， 而技术基础则大量运用工程技术和数理模型。
终身教育思想要求金融学高等教育既要培养学生在未来任何时候都能获取知识的能力， 同时也要为学生打下一个全面的理论知识基础。 未来的金融人才必须具备综合协调能力， 能够将多学科的知识综合运用到金融实践中，并不断地加以创新和完善，推动我国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提高。
（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应从封闭走向开放
在静态、封闭的知识观支配下，确定性的追求成为教学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根本原则，已成定论的、确定无疑的知识被纳入课程，并一度视为天经地义，而那些不确定的、有争议的，处于发展之中的知识被拒之门外，造成知识即真理的印象，这容易导致学生形成凡是知识皆有定论的误解， 严重歪曲了知识的本来面貌。这种知识观显然不适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笔者认为，在金融学教学中，应特别关注知识的不确定性、未知性，让学生认识到知识不过是人们关于世界的假设，具有条件性、境域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知识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的知识理应得到足够的关注，纳入课程编制的范畴。 金融学教学内容不应仅仅是既有知识的聚集，还应包括对未知领域的探求，不应仅仅是教材事先规定的材料， 还应包括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形成、产生的内容。在金融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意识到即便是确定的内容， 也常常以不确定的形势加以呈现，以凸显知识的不确定特征。
（五）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树立教与学统一的教学观
在现代高等教育的教学中， 教与学是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教师和学生形成教学的共同体。传统教学观往往将教学活动视为知识的单向传授，教师将作为真理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虚心接受，理解消化，教学过程成为单向的知识传授过程。当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动态性、开放性、内在性，知识不再是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是相对的、有待完善的东西，是需要批判、构建的对象。而知识的构建和完善需要通过师生之间的交往与对话才能实现。教学的过程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根本， 教师和学生都应围绕这一中心来组织教学活动。具体的在能力培养方面，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 知识自我更新能力的培养。 正如我们上文反复强调的，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衍生化使得金融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因此，金融学专业人才的知识自我更新能力必须加强。这包括：（1）要加强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 使其掌握利用现代手段如互联网查询和获取各种最新信息的能力。（2）要重视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相比，专业基础课的知识老化周期要长得多， 专业基础课一旦掌握牢固， 学生今后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3） 外语与计算机能力的提高，这已经是一种共识，在当前各种人才的竞争中，外语和计算机运用能力的高低，往往成为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2. 专业能力的培养。 用人企业往往要求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具有较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能力， 这就要求高等院校应重视学生特别是本科生专业知识水平和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 因此应及时调整专业课程设置， 尽快更新本科学生所用的专业教材，以适应当前全球金融业发展的日新月异，使之能够充分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务操作。 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更新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实验手段、实习设计等诸多环节， 把金融学高等教育的重心从纯粹的传授知识转移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能力上来。
3. 其他综合能力的培养。 金融是未来国际竞争的最重要领域之一， 金融全球化要求金融从业人员应该具备比其他行业更高的综合能力。 笔者认为，这些能力主要包括社会交往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管理决策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注入一些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有意识地让学生们领悟到这些能力的重要性， 并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地加以磨炼。 只有重视这些能力的综合培养和平衡发展， 才可能培养出符合未来经济金融发展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本科）培养目标的确定与设计
培养目标的确定是金融学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明确的首要问题， 它不但涉及到人才培养的规格和模式， 同时还决定着金融学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设置。 下面笔者以本科教育为例谈谈对我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看法。
（一）毕业生应该具有宽厚扎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 金融学本科教学应强调素质教育和应用教育。金融领域知识宽泛，工作岗位繁多，金融学本科毕业生从事实际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不可能在本科学习期间全部解决， 其中大部分应该且只能在实践中获得和掌握。我们常说“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适应能力，就成为本科教学的直接目的。也就是说，本科教育应该是厚基础、宽口径，并以素质教育为主，是宽厚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我们知道，金融学是整个经济学领域中最复杂也最趋近自然科学的领域。因此，理论功底既要强调宏微观经济学更要突出金融经济学， 后者包括资产定价、 公司金融以及新近兴起的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等相关的理论研究。掌握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理论，对于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理解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 创造性地解决金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还应当加强对学生数理分析和计量建模能力的培养，为其以后的继续深造打下扎实基础，也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和西方金融学研究接轨。
（二）毕业生应该具有从事金融实务工作的能力
由于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最终要从事金融业务的具体操作，因此我们认为，金融学本科阶段的教育也应该服务于知识应用这一最终目的。 在强论理论基础的同时，业务课程要与现实紧密结合。实务教育有多种途径， 可以请从事实际工作的业内人士直接向学生讲授金融业务， 也可以让学生直接从事短期的金融业务实践， 还可以采取间接的办法，就是让教师先得到实践的机会或得到实践的教育，而后再向学生传授金融实务知识。笔者认为，本科阶段实务教学的直接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实际工作技能，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实务教学，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金融学的基本理论，以便在日后实际业务工作中能更好地应用金融理论和提高实际业务水平。
（三）毕业生应熟悉相关的经济原理并具备较高的外语与计算机水平
由于经济工作中各个专业具有较大的相互关联性，而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认为， 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还应熟悉相关专业的原理性知识。教学计划的安排应该体现这一要求， 这可以通过安排一定的选修课来实现。同时我们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 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不仅要懂得金融理论与实务，也要懂得一定的国际经济管理，并具备一定的国际交往能力。此外，加强计算机教学，提高本科生计算机运用能力， 有助于学生将来更好地完成工作。
（四）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应该具有较强的创新开放意识和法制自律意识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 转轨经济以及转轨后的市场经济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与计划经济时代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观念”。我们认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我们所培养的金融人才必须具有较强的市场经济意识，这些市场经济意识具体可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风险意识。风险意识对于金融工作者尤为重要，这是因为：（1）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民经济中的诸多风险最终都会表现为金融风险；（2）金融业本身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 微小的失误都可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损失。 培养金融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竞争意识，特别是风险意识，应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以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应该有充分的体现。
2.创新意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更是日新月异。从宏观的角度讲， 一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是分不开的；从微观的角度讲，一个金融企业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市场经济中，金融体制不断地适应社会需求而发生变化， 而新的金融工具会层出不穷。没有创新和超前意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不利的境地。因此，培养金融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创新意识对于他们适应市场竞争是很重要的。
3.开放意识。正如我们上文所反复强调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是未来世界金融经济的发展趋势， 各国经济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因此，熟悉国际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惯例，对于造就金融人才是必须的。 而培养出具有开放意识以及深远的战略眼光的金融人才， 是在今后激烈竞争的国际金融领域中获得成功的一个保证。
4.自律意识。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除了应该懂得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 并熟知和遵守金融法律法规外，还应有很强的自律意识。无论是1995年的巴林银行破产案， 还是2008年刚刚发生的法兴银行的71.4亿美元的违规交易， 我们都看到了金融从业人员的欺诈投机行为对所在金融机构的重大伤害，特别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大金融机构的重创可能引发全球的经济金融动荡。因此，在金融学高等教育中必须加强对学生的自律意识和法制意识。
参考文献：
［1］张亦春． 金融学专业教育改革研究报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篇8
【关键词】 管理模式 市场关系 顾客中心 企业中心
一、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取决于产消关系
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有学者就此作出推断：20世纪70-80年代，供需链的瓶颈从供方转移到了需方，这是企业管理模式由“企业中心”向“顾客中心”转变的根本原因。同时还把短缺经济和过剩经济作为供需链瓶颈转移的时代标志。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不够准确。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过剩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过度扩张生产能力的结果。社会经济就在供求之间从失衡到平衡再到失衡，不断相互提升的过程中，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前发展。也就是说，过剩经济只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相对过剩，这种现象即使在“短缺经济”时代也是经常发生的。以此来看，“过剩经济”或“短缺经济”及“供需链瓶颈在供方或需方”就像一个跷跷板的两端，都是特定时空下的相对状况，用这些概念来描述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必然词不达意。
其次，尽管从产品层面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使得生产过剩现象的发生变得更为经常和普遍，但据此认为供需链的瓶颈由生产环节转移到了消费环节，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如果超越产品层面看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生产过剩总是与大量的未满足需求同时存在的。可见，经常、普遍地出现生产过剩，并非真正的社会生产能力过剩或者市场需求超满足了，那只是供需衔接的问题。它只能说明，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企业协调供需矛盾的能力变得不足，导致生产不能很好地契合市场需求。
最后，从顾客角度看，经常和普遍的产品过剩，确实有利于自身市场地位的提高，从而有条件要求企业改善服务效率、提高服务质量，甚至满足各种个性化需求，但这种情况恰恰反映了供方存在瓶颈。在顾客的要求下，企业将被迫开始重视顾客，关注顾客的需求，并尽力让顾客满意，从而引发了管理模式的革命。当然归根结底，这一切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在起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不难得出结论：产品过剩只是供求关系变化过程中的某个状态而已，过剩经济也只是供求失衡的一种表现。它们对企业管理模式由“企业中心”向“顾客中心”转变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供需衔接由简单变得复杂了，企业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才是导致企业管理模式转变的根本原因。
二、市场竞争直接推动产销关系的转变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生产能力）提高了，企业与顾客的市场地位反而逆转了？答案是市场竞争。既然如此，企业为什么还要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能力）呢？答案依然是市场竞争。接下来，不妨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作些简单的推理和分析，看看市场竞争究竟是如何促使企业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最后使得产消关系发生逆转的。
图1（1）描述了大多数产品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价格与销量的相对变化情况。a：一种产品刚进入市场时，价格较高，产品价值还未被市场广泛认知和接受，销量缓慢增加；b：随着越来越多消费者或用户对产品价值的了解和接受，市场需求开始快速增长，但由于竞争不断加剧，虽然产品的销量猛涨，产品价格却开始一路下跌，除非需求的增加超过供给的增加；c：当市场接近饱和时，即使继续降价，品销量也很难再大幅增长；d：当价值更高的升级产品或替代产品逐渐占领市场时，老产品的价格与销量双双大幅下降，最后不得不退出市场。
图1（2）描述了大多数产品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价格和成本随时间变化情况。a：一种产品刚进入市场时，还没有竞争者，价格稳居高位，但产品的成本也较高；b：当其他企业也看好产品的市场前景时，就会有竞争者加入，市场需求增加的同时价格下降，但由于产品的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利润可观；c：市场需求增长潜力有限，企业竞争加剧，价格开始快速下跌，利润微薄；d：新产品逐渐占领市场，老产品的需求急剧萎缩，价格甚至跌破成本。
显然，由于竞争的存在，企业很难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增加利润，而只能通过价值创新及降低成本、扩大销量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伴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新技术、新产品也是层出不穷。以致于20世纪中后期，市场上丰富多样且日新月异的产品供给，不仅使顾客的选择余地空前增大，而且使消费需求的快速变化与个性化、复合化（要求企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特征愈来愈显著，顾客开始成为市场的主宰。过去，消费需求简单、明确且大众化，市场的可预见性强，成本和效率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现在，消费需求复杂、易变且个性化，产消分离引起的不对称性矛盾更加突出，如果企业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就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都要围绕顾客转，而且要与顾客、供应商、服务机构、竞争者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以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去更有效地满足顾客的需要，从而赢得顾客的长期持续购买。
三、企业的市场关系模型及其演进
企业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是通过满足社会需要来获取盈利。为此，企业需要供应商、服务机构提供资源来制造和销售产品，需要顾客购买产品来获得收入和利润，还要与竞争者争夺资源和顾客。我们把供应商、服务机构、顾客、竞争者统称为利益相关者，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市场关系，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对关系是产消关系，其他市场关系都是服从和服务于产消关系的。如何看待这些利益相关者在企业实现自身盈利目标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决定着企业期望与他们建立怎样的市场关系，从而也决定了企业将采取何种管理模式。
如果企业把这些利益相关者视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对手，把市场当作各方博弈的舞台，甚至不惜牺牲交易对象的利益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除了交易和竞争，似乎不再有什么联系，而且倾向于通过一体化战略将交易和竞争内部化，由此形成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独立和封闭的关系。在这种状况下，企业是以自身为中心来构建市场关系的，与供应商、服务机构、顾客之间往往只为购买或销售建立单向的联系，彼此间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竞争，缺乏沟通与合作，与竞争者之间更是如此。图2即是典型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市场关系抽象模型。
图2中，某企业指的是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供应商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提供者；服务机构是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服务的提供者，包括中间商、物流公司、广告公司、金融机构等；顾客指某种产品和服务的最终购买者；竞争者包括与某企业在供应商、服务机构、顾客三方面可能有部分或全部重合的企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需求日益复杂多变，产消矛盾日益突出，使得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最初，企业仍着眼于优化内部资源利用，表现为在企业内部再造管理系统以适应外部变化、减少浪费，如准时生产、全面质量管理等。随后，企业发现必须把顾客等利益相关者也考虑进来，加强相互沟通和合作，这样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库存、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增强企业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如供应链管理、关系营销、顾客关系管理、顾客资产管理、构建价值网、合作竞争等。陈荣秋（2005）认为，通过“全面顾客参与”能够将顾客资源与企业资源有机地融合到一起，最终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但显然除顾客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主动参与，对于企业更有效地满足顾客需求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单个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总之，企业在优化配置内部资源的同时，还要整合利用顾客、供应商、服务机构、竞争者的资源，以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及争取更多盈利。最后，不仅在企业内部以顾客为中心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而且企业的外部市场关系也是以顾客为中心的，在资源配置和利用上则以开放和共享（整合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取代封闭和独立（着眼于优化内部资源利用）。至此，以顾客为中心的市场关系最终形成。
市场关系从“以企业为中心”向“以顾客为中心”演变的过程中，企业与顾客、供应商、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由封闭转向开放、由竞争走向合作，同时加强了顾客与服务机构、供应商之间的联系，甚至还与竞争者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方面开展相互合作。这一切都为的是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同时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的市场关系最终转向以顾客为中心，意味着企业管理模式亦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
四、以顾客为中心构建开放、共享的关系网络
企业管理模式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不仅体现在组织内部坚持顾客导向，始终把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作为实现企业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并据此作出一系列的调整。相应地，企业也需要与具有不同能力要素的各利益相关者一起，组成以顾客为中心、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关系网络，以充分利用包括顾客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为建立、维护和发展顾客关系服务。也就是说，怎样有效地整合利用外部资源应该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1、传统价值链理论的再认识
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价值链模型解构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流程，是分析企业价值活动的主要工具。他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就是一连串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这些增值活动包括进货后勤、生产制造、发货后勤、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与商品实体的制造和销售有关的基本活动，也包括企业基础建设、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开发、采购等辅助活动。他还据此指出了企业间的竞争其实是企业内部多项活动在进行竞争，而不是某一项活动的竞争。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企业利用自身资源创造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的活动就是所谓的增值活动，管理者应通过分析企业内部的价值活动来优化企业内部资源利用，从而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但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价值是由整个行业或者社会价值创造系统的各个成员――包括供应商、服务机构、顾客等以各自的资源共同参与创造的。产销关系的逆转，更是使得来自顾客的资源成为企业顺利完成价值创造和交换所必需的关键资源。因此，企业需要构建一个由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价值生成、分配、转移和使用的关系和结构，在优化内部资源利用的同时，还要善于利用本身资源来最佳地组合各利益相关者拥有的外部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优化价值活动，有效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Normann and Ramirez（1993）在《从价值链到价值星系：设计互动战略》一文中明确指出：“一个成功的企业战略分析的重心，并非只界定某特定产业或企业，而是必须聚焦于创造价值的系统本身”。
2、以顾客为中心的价值网络
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与全球化迅猛发展。一方面，使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变得十分动荡，“大而全”的一体化模式已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企业转而向自己的核心优势环节收缩以增强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使得顾客资源的累积和开发利用成为企业竞争制胜最重要的战略武器。其结果是，企业将集成的价值链进行分解、重构，以顾客为中心形成价值创造和交换的关系网络，简称为价值网络。企业的价值网络主要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股权型网络，这是企业通过股权关系拥有或者控制的子公司所组成的控制型股权网络；二是契约型网络，这是企业通过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方形成的长期契约而构成的非控制型网络。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企业价值活动向核心优势环节收缩；企业管理的核心任务是顾客资源的最大累积和充分利用；企业更多地依赖商业模式创新来整合内、外部资源为顾客创造新价值；组成价值网络的各企业之间相互介入、资源共享，寻求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
苹果公司原是一体化生产硬件、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电脑公司。但苹果公司在推出iPod和iPhone时，只做设计和营销，产品配件的生产和组装都是由代工企业完成的。还不止于此，2003年苹果公司与唱片公司合作，开设iTunes线上音乐商店，让iPod用户则可以随心所欲的挑选每一首音乐，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iPod取代Walkman随身听的地位在全球热卖。2005年底iPod占据数字音乐播放器市场75%的份额，苹果公司的利润翻了四倍。遵循同样的成功逻辑，2007年苹果公司推出iPhone，2008年开放iPhone的应用开发接口。所有第三方软件公司都可以为iPhone开发应用程序，iPhone用户则可以通过App Store浏览和下载喜欢的应用程序。用户所支付的费用由苹果公司与应用程序开发商3：7分成。至2009年底，App Store上的应用程序超过了十万个，累积下载量超过了三十亿次，当年销售额占移动应用程序市场额的99%，手机总销量则翻了几番，达到2510万部。
苹果公司的成功转型，为企业构建以顾客为中心、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关系网络，以充分利用包括顾客资源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促进顾客关系的建立、维护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参考文献】
[1] 陈荣秋：顾客中心的管理[J].管理学报，2005（2）.
[2] Richard Normann，Refeal Ramirez. From Value Chain to Value Constellation：Designing Interactive Strateg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3（3）.
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差异需求；分层供给；行为选择；机制设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9－0018－06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and framework of mechanism design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restriction mechanism model about diversity demand and delamination supply behavior choice, and analyzed influence of correlative restriction mechanism variable to rural financial supply-demand behavior choice. Consequently,brought forward the suggestion via improving correlative mechanism variable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promoting matching behavior choice of the suppliers and demanders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in rural financial market, to strengthen the devotion of finance to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Diversity Demand; Delamination Supply; Behavior Choice; Mechanism Design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农村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的增收而来的是其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与此同时，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差异日益扩大，这一差异不仅表现在地区和地区之间，也表现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农户之间。
基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的不同，农村问题的侧重点也不同；我国不同地区市场结构和经济结构迥异，地区之间农村金融需求千差万别。即便是同一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涉及同一地区农民收入分层的问题。农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影响其融资需求及其行为选择。
我国复杂的农村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对金融的需求变得复杂化，对此，必须以多元的农村金融供给来匹配，现阶段需要一个多层次、梯度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为此，有学者分析了多种金融机构共存下的小额信贷市场均衡，通过设计贷款合同，使得三类供给者(正式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得以有效区分三类收入群体(高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从而改进农村金融市场效率。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看，对基于自利动机的我国农村金融分层供给和差异需求行为选择的研究并不多，尤其是很少有基于机制设计思想给出简单明了的模型推导。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有关约束机制模型的推导分析，考察农村高收入者、中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差异需求行为选择，以及作为农村金融供给者的代表的正式金融和民间金融相应的分层行为选择，并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便改进机制设计，促进不同农村金融供求的匹配，在满足不同层次农村金融需求的情况下，最大化各种金融供给者的利益，从而改善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匹配状况和效率。
二、我国农村金融的多元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分类及特征
（一）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供给者及简化分类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在内的，以正式金融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同时，还有内生于农村经济的民间金融，日益发挥作用的小额信贷服务，以及以贫困人口福利改进为重要目的的贫困救济。
正式金融主要是指由政府供给的，外生于经济体系的一类金融，它们的金融活动受到中央货币当局的监管。我国农村正式金融体系主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其他正式金融等。
民间金融即非正式金融，则指处于央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之外的那些金融活动。民间金融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规模很大①，发生率也很高②，因此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为便于讨论，本文把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仅分为正式金融和民间金融③两类，讨论两类具有代表性的供给者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选择。
（二）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需求者及特征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需求者主要有农户、乡镇企业和各级政府及一些事业单位。为了简化问题的讨论，笔者仅考虑农户的需求行为，并根据农户的收入和其他特征的不同，将其简单分为三类，即高收入型农户、中收入型农户和低收入型农户。
高收入型农户的收入相对较高，其收入除了满足一般性的生活消费之外，还有部分节余。但其自有资金并不能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因此需要借贷；其借款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还可能投资于非农生产的其他领域，因而其面临的经营风险相对较小。在个人财产方面有一定的积累，因此可以应对数量较小的贷款抵押要求。
中收入型农户是指基本达到温饱状态的农村中低收入者，主要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取得收入，因此面临的不确定性较大，需要借款来维持生产，平滑消费。其拥有生产能力并且具有传统的信用意识，一旦得到贷款，将会努力工作进行偿还。由于其可以选择的其他获取收入的途径不多，即借款的机会成本较小，他们可能愿意忍受更高的利率。而且他们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几乎无法提供正式的贷款抵押物。
低收入型农户则挣扎在生存线上，几乎没有生产能力，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力偿还贷款。当他们也需要资金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他们没有任何符合抵押要求的财产，也无力从其他途径取得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利率存在着极高的忍耐度，需求的利率弹性几乎为零。
对于三类农户的划分依据诸多因素中，本文主要考虑包括收入水平、抵押物的可得性、贷款的主要用途、对利率的忍受程度等。
三、农村金融多元供求者的行为选择：基于机制设计理论思想的模型分析
（一）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在分析农村金融供求者行为选择中的适用性
资源配置机制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如何在理想状态下保证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但现实情况通常是并不理想的，因为完全竞争无法实现，市场主体间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导致了私人生产和消费可能会对社会成本和福利产生影响。既然市场机制会失灵，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机制能够替代或是改进市场机制，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呢？或者说对于给定的经济环境，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机制来保证既定社会目标也即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发展成果就是由赫维茨开创并由马斯金和迈尔森进一步发展和运用的机制设计理论。概括地说，机制设计理论是在已知目标既定的条件下，求解最优的路径也即探讨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可以实现目标的问题。
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内容：最优机制和效率机制。无论是哪一个方面，机制设计都是一种典型的三阶段不完全信息博弈。在第一阶段，委托人提供一种机制安排，具体形式可能是规则、契约、最终分配方案等。第二阶段则由人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机制。若是接受机制，则进入第三阶段博弈：人在机制约束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动。这一博弈在大多数经济事件中的问题是第一阶段过于复杂。因此，现实中人们往往选择直接跳过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进行，即委托人在第二阶段接受机制，第三阶段在机制下选择。这就是所谓的“显示性原理”，它在研究中的应用大大简化了问题的复杂程度，人的类型空间就直接等同于信号空间，把复杂的社会选择问题转换成博弈论可处理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并可进行数理模型分析。
我们把机制设计理论基本思想和框架运用到分析农村金融市场多元相关利益主体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选择问题上，具有适用性和深远的理论实际意义。在这里可以先假设，无论是多元的农村金融供给者还是分层的需求者，都不讨论第一阶段的东西，即现行的农村经济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机制设计是否合理，而是直接进入第二阶段，接受现有的机制体系，认为这些太复杂，无论是正规金融还是民间金融的供给，无论是高收入型农户、中收入型农户还是低收入型农户的需求，都是客观存在。所争论的则是第三阶段的内容，行为选择机制：农村金融供求双方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标准是对自己最有利。同时分析农村金融多元供求主体在相关机制约束下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选择，相关机制变量的改变对相关行为选择的影响，从而考虑改进和完善相关机制来促进农村金融供求的匹配和市场效率的提高。
（二）基于约束机制的农村金融供给者与需求者可能的行为选择
从需求者的角度考虑，一般而言，高收入型农户可以以较低的利率从正式金融部门借款，但考虑到正式金融部门可能要求较高的抵押物，他们也可能求助于民间金融获得贷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可能通过贿赂金融机构或者政府的工作人员来获得不用偿还的救济款或者利率极低的扶贫贷款。中收入型农户虽然也希望从正式金融部门得到利率较低的贷款，但苦于贷款抵押的限制，最终只能向民间金融部门借贷，同时，小额贷款也向他们提供了另外一条取得贷款的途径。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财产去贿赂主管贫困救济和扶贫贷款的工作人员，这两种价格低廉的资金不会为他们所获得。低收入型农户长期以来就被排斥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商业性的小额信贷体系也不会惠及他们，其面临着成本高昂的民间高利贷或者是免费获得政府救济。
从供给者的角度来说，正式金融部门需要考虑如何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扩大借贷交易形成的空间；民间金融需要考虑如何确定不同的利率水平，从而使得自身收益最大化。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面对不同层次的需求，农村金融的提供者会如何选择；哪些因素使得他们背离了自身的最优目标；应该如何设计适当的借贷约束机制，扩大交易达成的空间，自动分离不同层次的需求者，实现农村金融市场供求间的匹配。
（三）农村金融供给者与需求者行为选择的模型分析
借鉴普兰纳布・巴德汉、克里斯托夫・尤迪在《发展微观经济学》一书中的模型①，以保证基于自利动机的借款者和贷款者参与为约束条件，构造简单的约束机制模型，探讨实现借贷交易的必要条件及不同机制变量对于实现交易的影响，借款者和贷款者在相关机制约束下的行为选择以及引入新的机制变量对于合约实施的影响。基本模型和相关假设如下：
假设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供给者正式金融组织和民间金融组织用下标F和I表示，差异需求者高收入、中收入和低收入型农户用上标H、M和L表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为i，贷款者需要对借款者进行必要的监督，其付出的监督成本为c②，c∈(0，1)，贷款者将资金投入农村借贷市场的机会成本为c0；借款者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获得的效用为R，付出固定的成本为s，其还款概率p取决于i和c，与i成反向关系，与c成正向关系，pH>pM>pL③，借款人运用贷款从事农业型生产投资的机会成本为c1，c>c>c④。假设当借款人项目事件失败时，贷款人将不能追回任何贷款和利息，此时贷款人的收益将为0；只要借款人的项目事件成功，贷款人便可收回全部款项；借款人和贷款人均为风险中立。所以，当项目事件成功时，贷款者的收益为i－c，借款者的收益为R－i－s；当项目事件失败时，贷款者的收益为－c，借款者的收益为－s。
所以，贷款者的期望收益为：
π=p(i,c)(i-c)+[1-p(i,c)](-c)（1）
=p(i,c)i-c
(R>c1≥0)
借款者的期望收益为：
π=p(i,c)(R-i-c)+[1-p(i,c)](-s)（2）
=p(i,c)(R-i)-s
基于自利动机，保证借款者和贷款者参与的约束机制基本模型简化为：
p(i,c)i-c>c0
p(i,c)(R-i)-s>c1（3）
1.基于相关机制设计的农村正式金融市场供求行为选择
对于正式金融市场，约束机制模型相应转化为：
p(iF,cF)iF-cF>c0
p(iF,cF)(R-iF)-s>c1（4）
若存在均衡的i、c，则必然满足：
i>（5）
i
即：
若要公式(7)成立，则监督成本c和机会成本c0必须较小，机会成本c1和付出的固定成本s也必须较小，而收益R和还款概率p必须较大。
下面讨论正式金融组织将如何基于不同机制分层不同类型的借款者，并考虑改进相应借贷合约机制以优化农村金融市场供求效率。
（1）基于利率变动机制的差异需求与分层供给行为选择
由于正式金融部门往往受限于高昂的信息成本，因此无法以较低的成本筛选潜在的借款人类型，只好以相同的利率水平向不同类型的借款人提供贷款。
由于PH(i,c)i-c>pM(i,c)i-c，放贷给高收入型农户将给正式金融组织带来更大的收益。
从前面的模型可知，高收入型农户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为=中收入型农户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为=，低收入型农户可以接受的利率上限为=，由于c>c>c，所以
（2）基于利率管制机制的差异需求与分层供给行为选择
尽管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一些正式金融组织的借贷利率逐渐放开，但弹性仍然有限，存在着一定的利率管制。
假设受到政府管制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正式金融组织的利率为，此时借款者足额还款的概率p仅由监督成本c决定，为p(c)，则公式(3)的机制约束问题变为：
p(c)
-c>c0
p(c)(R-
)-s>c1（8）
在满足
π=p(c)-c（9）
⇒=p′(c)-1=0⇒p′(c)=
说明当边际监督成本等于利率水平的倒数时有最优解，且在均衡点处。
但由于信息不完全，正式金融组织无法充分了解借款者的情况，即使付出了很大的监督成本收益也较低，即p′(c)很可能不大。而在管制且上限时，利率往往较低，这时将导致p′(c)
同理，如果有利率管制且有一个较高的下限时，将不能满足
（3）基于要求抵押机制的差异需求与分层供给行为选择
对于农村正式金融组织来说，即便存在一个较高的利率可以分离低风险(高收入型农户)和高风险(中低收入型农户)，利率管制的存在也使其不便。由此，正式金融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其理性的行为选择是不提供任何贷款的。
基于信息非对称及由此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当放贷者未能有效甄别金融市场上风险程度不同的借款者时，将遭受损失。对此，正式金融组织可以通过设计相关机制来消除逆向选择问题，机制之一就是要求抵押贷款，即把相关风险转移给借款人承担，避免贷款者的收益取决于借款人不为人知的类型。
现假设借款人能够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为ν，并当借款人的相关项目事件失败时，抵押物将归贷款人所有。当借款项目事件成功时，贷款者的收益为i－c，借款者的收益为R－i－s；当借款项目事件失败时，贷款者的收益为ν－c，借款者的收益为－s－ν。
这时，公式(3)的约束机制问题变为：
p(i,c)i-c+[1-p(i,c)]ν>c0
p(i,c)(R-i)-s-[1-p(i,c)]ν>c1（10）
即：
显而易见，如果引入抵押品而进一步完善农村正式金融供求的相关机制，则部分地缓解了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降低了正式金融组织可以接受的利率水平。在相同的利率水平上，其愿意提供的贷款数量增加，即抵押品的存在有利于扩大农村正式金融部门的贷款供给规模。
另一方面，农户所能接受的利率水平也降低了。由于仅有高收入的农户能提供一定数量的抵押品，而中收入农户仅能提供较少的抵押品，低收入农户则无法提供抵押品，从而中低收入农户将自动退出正式金融贷款对象的队伍。同时，对抵押品价值z的要求应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①，如果过高，则即便是高收入型农户也无法提供正式金融组织所要求的抵押品，即i*
2.基于相关机制设计的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供求行为选择
相对于正式金融组织而言，内生于农村的民间金融组织基于地缘、人脉关系等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其可以以较小的成本甄别不同类型的需求者；同时由于其不受利率上限的限制，对于不同的借款人，民间金融可以要求不同水平的利率；此外，民间金融还可以以较小的监督成本c监督借款者的行为，且较为有效，即p′(c)较大，能够同时向高中收入型农户提供贷款。
对于高收入型农户而言，供求约束机制为：
i>
i
对于中收入型农户而言，供求约束机制为：
i>
i
假设监督成本、所获收益和固定成本均相同，pH>pM，ωH>ωM。因此，对于民间金融来说，
可见，民间金融组织能够运用其信息上的优势，以较小的成本分离高中收入型需求者，利用不同的利率达到分离均衡，同时其较小的监督成本和较好的监督效果扩大了借贷机制有效性的范围。对于高收入型农户而言，当正式金融组织的监督成本较小或对其要求的抵押品价值较大时，其更倾向于向民间金融组织借款，即便民间金融要求的利率略高。
对于农村的低收入型农户而言，他们借款主要是用于维持最基本的消费性支出，即维持生存。他们缺乏劳动能力或其他可以获得收入的途径，即使侥幸借到钱，也没有能力偿还，可以认为他们的还款概率接近于0。同时他们没有任何抵押品，从事其他活动的机会成本也接近于0，他们的收益仅仅来源于违约所得的贷款。
所以对于低收入型农户而言，公式(3)可写为：
p(i,c)i-c>c0
1-s>0即：i>
1-s>0
由于p(i,c)0，∞，即必须满足i>+∞。显然，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具有信息优势的民间金融不会选择向低收入型农户贷款。
四、农村金融差异需求与分层供求及匹配机制设计的政策建议
基于前面的分析和推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机制设计：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供给组织
由于我国的正式金融部门受到信息成本的制约和利率制定的约束，其提供贷款的规模和对象受到限制。而民间金融组织由于地缘、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优势，可以以很小的成本鉴别和监督不同类型的借款者，通过利用不同的利率来补偿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被排斥在正式金融供给之外的中收入型农户的借款需求可能得到满足，而高收入型农户也可能因为避免提供抵押品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正式金融的不足，增进农村居民的福利。对于低收入农户，民间金融却无法满足其金融需要，其需要的资金只有通过国家的扶贫贷款和贫困救济才可能得以满足。小额贷款的存在可使中收入型农户增加取得贷款的途径。因此，包括民间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在内的其他金融组织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国家应该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而不是一味打压，从而使其更好地为农村居民服务。
（二）利率机制设计：进一步放宽对正式金融的利率限制
农村信用社的利率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浮动，且将作为更加市场化的主体与其他金融组织展开竞争，将有效地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改善金融机构的服务，满足农村的差异需求及分层供给的匹配。
（三）抵押品机制设计：考虑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增加有效性抵押品
对于农村的相关金融组织来说，农村居民缺乏有效的抵押品，未能提供有效地用于弥补信息非对称而引致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的抵押品，可以从制度上考虑农村土地流转承包制，从而提供有效的抵押品。
（四）基于低收入需求者的机制设计：加强财政金融的支农力度
加强国家财政的支农力度，进一步规范贫困救济和扶贫贷款的发放，严格控制其投向。不能直接参与和农户的金融交易的政府，应该严格对于扶贫贷款对象的选择，相对弱化对于贷款回收率①的要求；应该加强对作为人的金融机构的监督。
总之，多层次的农村需求体系要求我们培养多元化的农村供给体系，基于机制设计的视角，考虑构建“双重四元”②的农村金融体系，并考虑积极推行利率方面的改革，促进金融部门之间有序竞争，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同时国家应该严格立法和监督，保障农村最贫困人口的金融需求得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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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内容提要: 在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中，争议最大的就是“不景气卡特尔的适用除外”，虽然美国、日本等国家现都已取消了这一制度，但是鉴于它曾经有过作用，而且当我们目前还不能有效地事前防范经济危机时，在我国反垄断法中设立“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是必要的。本文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以求证政府采用此制度纠正市场失灵时的作用与界限。同时，借鉴日本经验，说明我国实施“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时应当坚持的原则及需要明确的问题。最后指出：在解决经济危机时，如何实施该项带有诸多争议的制度，仍然是有待于不断探讨的课题。
引言
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规定，只要经营者能够证明相关协议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为缓解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而达成、并且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该协议就不被反垄断法所禁止。据此，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出现经济危机，经营者在满足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申请“不景气卡特尔”来克服供需失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然而，克服经济危机是否一定要通过不景气卡特尔？政府在什么样的经济危机条件下必须出面以限制竞争的方式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如何适用法定要件来认可经营者的申请、通过实施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以恢复市场的供求平衡？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对上述问题的判断完全是依赖于政府各部门对市场理念及竞争政策的认识与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政府在审查经营者实施不景气卡特尔申请时，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它经济政策的影响，从而人们总是会对其效果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
笔者认为，理解和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不景气卡特尔的存在、作用、合理性与局限性的认识。为此，本文从论述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性质入手，运用经济学与法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该制度的作用与界限，并通过分析日本的实践经验来加以证明。
一、对不景气卡特尔的法律规制
（一）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的一般原理
不景气卡特尔是指因市场经济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生产者之间可以达成以克服经济危机为目的、以限制生产量与销售量为内容的协议。
在反垄断法中设置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原理是，本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可以淘汰非效率的市场主体，使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回复平衡。但是，经济不景气时，特别是在不景气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一方面，当特定的产业因危机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后，它会牵连相关的产业也不断地破产、休业、解散，失业增大；另一方面，在市场逐渐恢复供求关系平衡的过程中，又会因经济不景气，有的设备或因闲置而受到破坏，或因被处置而在恢复生产时又显得供应不足，从而导致该产业不仅是非效率的企业破产，也会导致优秀企业的破产，使其整体陷入毁灭性的困境，最终导致社会混乱。这种经济社会的混乱与损失不仅给产业，也给一般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整个国民经济都会遭受损失。当经济陷入深刻危机时，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政府有必要在一定的前提下，允许生产者实施以限制生产、销售量为目的的卡特尔。
（二）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的条件与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各国反垄断法对不景气卡特尔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以日本曾有过的规定为例，首先是对主体的限制，只有商品生产企业及企业联合组织才能成为实施不景气卡特尔的主体，商品的销售者被排除在外；其次是对适用条件的限制，规定了积极要件与消极要件。积极要件包括，“可能会导致该商品价格低于平均生产费用，而且该事业者的相当一部分业务存在继续经营下去的困难”，以及“通过企业的合理化，可以克服前面所面临的困难”；而消极要件则包括，“这种克服困难的事态不能超过必要的程度”，“不会损害一般消费者和相关事业者的利益”，“没有不正当的区别对待”，“没有不正当地限制进入或退出”；最后是在满足所有条件的情况下，作为法定的程序，有关限制生产量、销售量或者设备（妨碍设备更新或改良的除外）的行为必须事先取得认可。此外，仅限于因技术上的原因而不能克服的、在限制该事业的商品生产数量方面存在显著困难的情况下，才允许申请价格卡特尔。总之，只有在满足了上述条件之后被认可的卡特尔，才能被认为是例外，而且只是作为克服不景气、解决供应过剩手段的卡特尔。
二、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与市场效率
（一）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的经济学原理与分歧
经济学是用效率标准判断市场竞争成果的。[1]在反垄断法中设立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是为了将不景气卡特尔作为纠正过去投资非效率性的一种措施。为了回避市场失灵，政府可以用计划以事前介入的方式来替代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实践也曾证明奏效的计划是可以防止市场配置资源的非效率性。但是，由于与市场失灵相对应的是政府失灵的客观性，因此，只能在坚持以竞争政策为核心的前提下，从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出发来智慧地创设一种有效的制度。不景气卡特尔就是作为纠正过去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投资非效率的一种措施被提出来的。
但是如何对应因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危机，是让市场机制自行恢复经济平衡，还是通过其它方法来帮助市场摆脱困境，历来存在着分歧。产生认识分歧的原因，来自经济学的两种分析方法，即静态的分析方法与动态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说史上，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J·A熊彼特将经济学分为两大体系——静态的经济学与动态的经济学。他将事先给予一定的条件（如消费者的需求状态、技术与人口、资本等因素），以及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状态称为静态。在所给予的条件及完全竞争状态下、运用一般均衡与经济循环原理，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所进行的分析为静态分析方法，以此方法分析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为市场的静态效率；与此相反，对不事先给予任何条件、有着实际投资变动与技术革新的纯粹现实经济状态称为动态。以景气的变动与经济发展为对象，运用竞争过程原理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进行分析的方法为动态分析方法，以期得出市场机制在动态过程中配置资源的效率（即市场的动态效率）。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运用静态分析法所得出的静态效率与运用动态分析法所得出的动态效率，在用于判断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合理性时，其结论是相悖的。由于理论上对市场竞争成果的判断标准与价值不同，还由于不景气卡特尔制度所带来的效率不是来源于市场竞争机制，而是垄断，所以人们总是考虑着从不同的角度来证明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
（二）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与市场效率
1．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与市场静态效率
当我们用静态的效率观点来分析不景气卡特尔存在的合理性时，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无法说明在不景气“特别”深刻的情况下，市场静态配置资源的功能是否还能有效率地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价值规律与竞争规律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是客观存在，而且若是在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对其进行分析的话，是否会发生经济不景气同市场的静态效率没有关系，它与人们在追求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供求失衡相联系，所以此时所发生的“经济社会的混乱与损失”完全可以认为正是静态意义上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有力证据。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是在一切市场均处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来证明静态的资源有效配置的，所以，从理论上讲，垄断的存在会妨碍资源在静态意义上的有效配置。而所谓的不景气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因信息的不对称，对未来市场价格的不明确等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主要表现在消费与投资分配结果上的非效率性——投资过剩。所以，从市场的静态机能方面来看，理论上的理由说明，在市场自身机能的作用下，当出现了经济不景气，便可以由市场竞争机制来将非效率的企业与设备从市场中排除出去，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化，即通过不景气的淘汰过程实现经济的合理化。并且不景气时期的价格下降还可以创造出新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加正是摆脱不景气的根本出路。这种认识还表明特别是在不景气“已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其“优胜劣汰”的结果也正是一种处理经济危机的有效办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确保静态资源配置效率性这个角度出发，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缺乏存在的正当理由。
2．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与市场的动态效率
由于市场的静态效率的分析是建立在假设的条件下完成的，所以动态经济学对此提出批评的最充分的理由是现实经济社会根本不存在完全竞争，竞争实际上是市场主体的争胜过程，具体内容主要有技术进步、新产品与新市场的开发、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等竞争的动态因素。但是，市场的静态效率的分析方法却排除了这些内容而仅仅去说明竞争过程的最终状态，为此，动态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竞争过程对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的影响。
按照市场动态效率的分析方法，无论市场结构是垄断的还是竞争的，重要的条件是要能够保证经营者有足够的投资与创新的信心与自由，然后用扩大投资的行为和创新的行为所产生的风险与成功之间的比例来分析市场竞争的成果，即垄断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非效率的。[2]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景气卡特尔是实现市场动态效率的一种激励机制，它与以维护市场机制为目的反垄断法是相互联系的，不景气卡特尔成为减少经营者投资的内在风险、引导经营者不断扩大投资的一种手段。在市场竞争活动中，经营者通常担心的是供应过剩带来的价格下降，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能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对各经营者来说，在预测将来的需求会扩大时，他最希望的是其他经营者少投资，而只有自己不断扩大投资。可是在信息量没有绝对差的经营者之间，当某一经营者在预测将来的需求会扩大时，一般来讲，他的竞争对手同样也会有这样的预测，假如各经营者都只是依照自己的判断为扩大生产而增加投资的话，那么整个产业的投资就会过剩，供需失衡导致未来价格下跌。为了回避此情况，经营者就需要有一种能在预防整个产业未来投资过剩方面发挥保障作用的机制，而卡特尔可以支撑价格不下落。
据此，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减少投资风险。因为与改善生产效率相比，经营者更愿意依赖强硬的政策来保障投资扩大市场占有量。
上述分析表明，当市场的价格机制不能事先预知供求关系而只能在失衡后自动恢复时，不景气卡特尔制度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刺激一国扩大投资。如果将引导扩大生产规模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不景气卡特尔就具有激励投资的作用，是合理的手段。它的证明方法是：因不景气卡特尔所带来的市场静态的非效率性（只要存在着垄断，就无法实现市场的静态效率）与经济成长相抵之后，再来计算国民经济的得与失（可以是国际竞争的得与失、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得与失），如果它的结果是对一定的垄断行为加以适当地政策性保护实现了经济增长目标的话，就表明这一政策具有相应的合理性。
（三）作者观点
1．对市场的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的认识
静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是将竞争与垄断对立起来，通过一般均衡原理与帕累托最优，[3]对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的静态效率做出了充分的说明。由于完全竞争理论的概念是明确的，市场的静态效率是通过严格的数学论证方式得出的结果，从而可以从理论上对竞争的作用作出充分的证明。为此它对各国的反垄断立法与竞争政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使各国的反垄断法都以“维护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为其直接的立法目的。
与此相反，动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是在竞争的过程中分析竞争与垄断的关系，指出竞争与垄断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垄断也可以带来市场的动态效率。[4]但是由于对市场动态效率的求证是以现实经济社会的状态为条件，那么对客观社会的认识会因人而异。还有，社会经济的客观变化又不能被人们完全所预料，所以在现有理论的条件下，通过保护垄断的方式来最终实现竞争的效果，只能是反垄断法与竞争政策的一种例外。
2．对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合理性与缺陷的认识
关于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的合理性，有关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都可以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完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是理想的市场结构，现实社会的市场结构总是以“垄断竞争”（企业数目众多、产品有差别、企业自由进入或退出）为常态，所以仅依市场的静态效率为标准来确定一国的竞争政策是不现实的；
第二，各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要求，因此扩大投资与不断技术创新是市场主体进行竞争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竞争实力强的企业提供风险保障，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
第三，市场失灵的客观性使政府在主要依赖竞争政策克服市场失灵的同时，还要依托其它政策来保持经济的发展与稳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国家。鉴于上述原因，基于市场的动态效率原理对竞争与垄断间对立统一关系的证明，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许可个别陷入困境的产业通过卡特尔来恢复竞争秩序以对应经济危机是可行的。但是，在信息不完善的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经济高速发展是有着风险的。因为在哪些领域、保持怎样的发展速度，是政策制定者或执行者事前的主观预测。而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未来经济一定会高速发展为必要条件的，由于这个必要条件具有一定的主观因素，所以它的合理性也只有事后才能得到证明。可以说，无论是竞争的理论还是竞争的实践，都从根本上否定卡特尔时，在特殊情况下通过限制竞争的卡特尔适用除外政策来恢复竞争秩序，是有着市场风险的。因此西方先进国家在经济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后便纷纷废除了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以及其它的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
三、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性质
关于反垄断法的卡特尔适用除外问题，法学界也依然存在着分歧，对该制度的性质、地位与作用界限有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它是竞争政策屈服于产业政策的结果，但也有学者用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句名言来说明不景气卡特尔存在的意义为：“汽车正是因为有了刹车才比没刹车时跑得更快，”认为不景气卡特尔说到底就是不景气时的一种避难措施，它并没有对日本战后所形成的市场竞争状态形成一般性的限制，认识到不景气卡特尔具有避难的作用，企业才能采取大胆的行动，竞争才会更加活跃。[5]
关于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性质问题，我国经济法学界还缺乏深入地研究，日本经济法学界对此曾有着各种观点与学说。在日本高速经济发展时期，这些学说对日本政府实施反垄断法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一）“本来的适用除外”与“倒退的适用除外”
市场失灵理论表明，在现实市场经济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问题均能依靠竞争原理得以解决，竞争机制的作用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就是基于竞争原理以外的政策与制度的原因设立的。所以在法律规范的内容上，可以将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分为两类：“本来的适用除外”与“倒退的适用除外”。该分类是现代日本经济法学的主流学说。
所谓“本来的适用除外”是指竞争原理在自然垄断领域与公共事业领域、知识产权领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自然垄断所固有的行为、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以及个别公共事业领域的垄断行为是反垄断法本来的界限，因为这些垄断行为根源于这些产业或领域不具有竞争性，或者竞争并不一定带来经济效益，所以才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
所谓“倒退的适用除外”是指在市场竞争领域的某些垄断行为虽然是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但因拥有其他政策上的理由而不为反垄断法所禁止。如本文所讨论的不景气卡特尔的适用除外，就是典型的“倒退的适用除外”。日本经济法学界之所以用“倒退”来表述，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年在“原始反垄断法”中设立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是日本竞争政策的一个大倒退，是基于竞争政策以外的目的将不景气卡特尔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反垄断法的效力，它的适用只能是反垄断法的极为例外情况。现在日本的反垄断法中所保留的“倒退的适用除外”仅有“维持再销售价格协议”。
（二）“确认说”与“创设说”
围绕着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适法性问题，在日本经济法学界曾有过“确认说”与“创设说”之争，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卡特尔的违反要件——“公共利益”。
以正田彬教授为代表的“确认说”认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规定的卡特尔，其本身并不违反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只不过是对它的这一性质加以确认。[6]理由是，自由竞争不能完全代表公共利益，卡特尔虽然是限制竞争的行为，但不一定就是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7]正田彬教授对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性质的认识，来源于他对经济法的认识，正田彬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垄断现象主要表现为经济强者对经济弱者的支配与限制，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的正常秩序，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之法，其主要目的就是保护经济弱者，如消费者、中小企业、劳动者，以恢复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8]
以金泽良雄教授为代表的“创设说”在批评“确认说”时认为：原始反垄断法中所规定的自然垄断、合作组织的共同行为等是形式上违反了反垄断法，但它与竞争政策的目的是一致的，反垄断法可以将它们确认为适用除外。但是1953年在反垄断法中设立的卡特尔适用除外，是基于竞争政策以外的其它政策原理而创设的适用除外，根据这些适用除外的规定，将本来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从其适用范围中排除，所以是“创设行为”。
（三）不同学说对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实施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不论是“本来的适用除外”、“倒退的适用除外”还是“确认说”、“创设说”，他们的根本分歧均与如何理解市场竞争成果的两种不同效率相关。根据市场的静态效率，卡特尔是竞争的最大障碍，因此，“倒退说”与“创设说”都认为反垄断法与竞争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只能根据市场的静态效率原理（以保护公正、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为目的）来确定，否则就是“倒退的”，是需要“创设的”；而“本来说”与“确认说”则认为竞争与垄断“本来”就不是对立的，如果将市场的静态效率作为反垄断法与竞争政策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合理性则是依据市场的动态效率，为实现其它政策的目的，作为反垄断法的例外而存在是对反垄断法立法目的补充，反垄断法应当对它加以“确认”。
在法律的实施方面，“确认说”、“创设说”都认为从行为要件上看，所有的卡特尔适用除外行为均是“不正当的限制交易”的行为，是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但从违法要件上看，“确认说”扩大了自由、公平竞争的含义，将其等同于“公共利益”，即只要不违反“公共利益”，就不违反自由、公平竞争，它只是在形式上属于被反垄断法所禁止的行为，适用除外制度的作用就是对这些形式上违法的行为加以适法性的确认。与此相反，“创设说”认为适用除外的卡特尔，不是形式上的违法，而是本质上的违法，给予这种违法行为的适用除外是基于其它政策的目的来实现“公共利益”的，它与反垄断法通过自由、公平的竞争而实现的“公共利益”是不完全相同的，反垄断法对适用除外卡特尔的判断标准还是竞争原理，否则就会动摇了反垄断法的根本价值。反垄断法对卡特尔的适用除外是采取有条件的“容忍”，是从考虑竞争政策与其他特别必要或特别紧急的政策相协调的前提下，对卡特尔所采取的一时性的、不得不容忍的一种例外。
笔者认为，“确认说”的理论容易造成适用除外制度与反垄断法的维护市场自由、公平竞争秩序这一根本制度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的话，在一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当人们还没有完全接受自由、公平竞争原理时，这种学说还会带来适用除外制度的扩大化，从而影响该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所以作者赞同“创设说”。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卡特尔的适用除外范围是十分有限的，适用除外的条件也是极其严格的，尤其是不景气卡特尔的适用除外，只是当市场经济发生危机时，本来通过市场竞争的静态效率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政府基于加速发展经济的目的，替代了市场机制而采取的一时的、通过限制竞争的方法实现经济恢复的法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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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实践
就日本的实践来看，1953年之前的反垄断法的政策目标就是着眼于要全力保障匮乏的资源在静态配置上的效率性，并与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政策紧密相连，因为强调市场的静态效率，一定意义上就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政府的干预，使日本的经济体制从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中迅速地解脱出来。但是这一竞争政策的目标不久就被现实所修正。
（一）日本反垄断中设立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日本的反垄断法是在美国向日本全面推进经济民主化、自由化的特殊背景下制定的。这个被称之为“原始禁止垄断法”自确立之日起，就因全面禁止卡特尔而遭到了来自日本产业界与官方的强烈反对与批判，对卡特尔放松规制的要求时有出现。
1951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一直疲软的日本经济因战争带来的“特需热”也趋于终了。这种“战时特需热”的结束及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又带来了日本出口业的严重困难，于是1953年3月5日，第15次国会众议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审议了反垄断法的修改案，决定在“原始反垄断法”中设立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当时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横田俊对此曾解释说：“在不景气日益深刻的情况下，依靠单纯的自由竞争的自动调节功能来阻止事态的发展，会给产业界招来毁灭性的竞争，对日本经济的破坏具有不可挽回的危险性。为了调整事业者因生产过剩造成的供求不平衡，安定市场价格，就不得不采取以对应不景气所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方法。”[9]
但事后的现实却与人们的意志相反，进入六十年代适用除外立法开始不断增多，对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严格限制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了。[10]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今天再来对此加以评价的话，其原因并不像理论那样地难以解释，它实际上就是在当时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特殊背景下，首先是政府从政治的角度对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二种效率加以相互妥协。即：将反垄断法作为维持市场的静态效率的基本法律手段，以确保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一政治性要求，与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认为政府应当积极介入市场经济活动，运用市场的动态效率原理，对扩大投资给予激励性保护的政治性要求之间的相互妥协。其次是竞争文化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相信市场规律的作用，还是相信政府的作用，对此日本的经济界更愿意依赖后者，因为当时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成熟，战时的统制经济思想依然在影响着人们，加之以美国反垄断法为蓝本的日本反垄断法与当时的日本现实社会存在着严重的脱节，使人们不敢相信仅凭这部法律就能解决市场中所出现的一切问题。
（二）日本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实施与废除
在运用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克服经济危机的效果无法事先确定的话，则可以采取历史的研究方法对其加以说明。
1．日本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实施效果
战后，日本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以下以此为例，考察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实施效果。
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于上一世纪的五十年代，是因朝鲜战争军用特需产品投资过热而引起的危机，直接遭受冲击的是中小企业与出口企业。通过限制竞争的方式克服本次经济危机的主要理由是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所实施的卡特尔主要包括限制生产数量、销售数量、最低价格、工作日及设备的共同处置等。从1959年至1964年五年间，共有49件不景气卡特尔获得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许可，其中再加上1958年通过行政指导所进行的缩短工作日的共同行为33件，1962年12件，合计是94件不景气卡特尔获得了实际上的实施。[11]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摆脱这次危机之后，日本经济迅速地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并将本次的部分危机对策上升为了基本的法律，如《中小企业安定法》、《进出口贸易法》中都有卡特尔适用除外的规定。
第二次经济危机发生于上一世纪七十年初。这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在短期内接连爆发了两次，像日本这样对原油依赖性极强的国家能迅速地摆脱困境，令世人所注目。1973年与1978年的两次石油危机，造成能源配料价格提高，大量消耗能源（尤其是电力能源）的日本基础材料产业（如炼钢业、纺织业）陷入困境，并暴露出这些产业存在设备与技术落后的问题。
面对这一危机，通产省认为危机产业因投资大转产难，整体发展水平还落后于先进国家，加之这些产业陷入危机还会殃及到全产业界，最终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定，从而提出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卡特尔适用除外的方式，共同限制生产与设备处理。与此相反，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陷入危机的产业是投资不合理造成的，应当运用市场机制的竞争原理，通过优胜劣汰的方式实现产业的合理化。但是，在这次的争论中，通产省意见被采纳，《特定不景气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作为限时立法得以通过（时限为五年，1978年至1983年）。依据该法，相关产业的多数企业参加了共同限制设备与共同限制产量的卡特尔，其中有4件限制设备的卡特尔、3件限制产量的卡特尔、1件两者共同限制的卡特尔获得许可。[12]本次经济危机结束之后，日本经济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由高速发展向稳定发展转换的软着陆，它使我们从另一个层面看到，政府在经济危机发生时，运用积极的干预政策替代市场竞争的静态效率，通过统一的共同行为实现设备的更新与产业的调整，在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其结果与“优胜劣汰”的市场调整是可以相同的。
2．日本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废除
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稳步发展的阶段，从1988年到1999年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被废除，这期间没有再发生过适用除外的申请。于是在政府放松行政规制的计划中，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被理所当然地列为废除之列，这是因为：
从整个时代的背景来看，日本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日本政府过度保护国内市场与企业的政策提出强烈的批评，而国内受国家保护的产业经营效率低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这些都与经济大国的身份不相符，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对原有的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提出了建立一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市场主体更加独立的、根据市场原理运行的经济社会的改革目标。
从改革的目标来看，要建立根据市场原理运行的经济社会，就需要强化竞争政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说到底也是一种例外的制度，当年为了培育与强化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制定各种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它的实施虽然对该产业部分经营者带来保护性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经营不努力，损坏消费者利益的不良后果。虽说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已多年没有实际利用，但是它的存在会对经营者产生回避竞争的不良影响而不利于反垄断法的实施。
显然，由于反垄断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功能是通过政府的规制得以实现的，因此对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来讲，无论是想强调它存在的理由，还是要说明废除它的理由，都会受到政府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左右，表现出政府在竞争价值与其他社会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协调或相互妥协。卡特尔的适用除外制度就是这种妥协与选择的产物。如今日本政府全面废止不景气卡特尔的适用除外，一方面是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趋向成熟，另一方面是日本经济转入了稳定发展阶段，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它并不能说明反垄断法的内在矛盾性就此消失。
五、对我国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思考
（一）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在反垄断法中地位
如果我们对反垄断法应有作用的理解只限定在保障市场的静态效率时，那么尽管日本六十年代妨碍市场机能发挥作用的卡特尔盛行，但日本社会却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此仅用反垄断法的观点是无法作出合理地说明的。这就提示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这样的问题：反垄断法不是保障市场竞争秩序的唯一手段，要承认还应当有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法律，也就是说，反垄断法如能在保障市场的静态效率方面充分发挥有效作用的话，是需要其他政策配合的（主要是产业政策的配合）。所以我国反垄断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何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作者认为：在竞争关系向垄断关系转换（或相反）的过程中，当保障市场的静态效率的条件与保障市场的动态效率的条件相矛盾时，在反垄断法内在的理论体系中就有可能形成探明其解决方法的课题——这就是（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在反垄断法中的地位及适用条件问题。
（二）关于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实施
现实中，卡特尔行为是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最常见的一种行为，被认为是对自由、公正竞争直接产生影响的垄断行为，所以各国反垄断法均对它加以禁止，但却又不是始终如一的全面禁止，对卡特尔的态度也不是纯粹地坚持某一原理，而是根据不同的理由与事实来确定卡特尔的界限。这就可以理解为，各国政府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运用最为灵活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临时性的立法）来为卡特尔提供适用除外条件，可见政府在运用与实施反垄断法时具有很大的弹性。从本文所论述的过程来看，关于适用除外的卡特尔，当我们考虑如何论述它的界限的时候，就发现论述的方法是多么的不容易。再当我们思考着用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论证适法的卡特尔存在的合理性时，更感觉到它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从反垄断法所设计的各项制度看，一方面它是以自由主义的哲学为依据的法，另一方面又是实现以价格理论为支撑的竞争政策的法。然而市场经济机制始终要保持的“自由竞争”与它本身不可能完全实现“有效竞争”之间的矛盾，是决定适用除外卡特尔制度作用与界限的根本条件，本文以日本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为例所做的分析表明：一方面，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存在的合理性与实施的理由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但在另一方面，即便是所谓的“良性卡特尔”，对它的适用也是要规定严格的条件的。如果我们承认这是值得借鉴的经验的话，那么在我国反垄断的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实施过程，就应当充分认识如下两个问题，它也是作者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证不景气卡特尔制度作用与界限的目的所在。
首先是对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作用的客观认识。由于我国尚处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还不能单纯地依赖市场机制本身来克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危机对策，必将会在今后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得到运用。所以面对经营者提出的各种适用不景气卡特尔的申请理由，反垄断法执行机关在按照法定条件一一加以判断时，客观地理解该制度的作用，是有效地发挥这一制度作用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对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作用界限的客观认识。不论界定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的作用有多困难，也不论它怎样地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在反垄断法中对卡特尔适用除外的规制原则是：不景气卡特尔的适用除外制度在立法上必须与规定严格的要件相联系，在法律运用上必须与限制性解释相联系，在实施程序上必须与严格的申报制度相联系。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政府在执行反垄断法时的扩大解释。日本在每一次实施不景气卡特尔时，都是要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针对产业界所面临的实际困难，通过临时立法程序来确定此次适用的具体条件。目前我国反垄断法中关于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的规定是非常概括的，而且适用的条件与其它适用除外的垄断协议相同（“经营者应当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这就会给执法机关带来扩大解释之虞，因为它与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息息相关，所以对不景气卡特尔适用除外制度作用的界限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我国的反垄断法已经于2008年8月1日起开始正式实施，作者对这部历尽艰辛而终将诞生的“年轻”法律充满了信心与期待。由于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目前各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不同的对应措施，以恢复市场的竞争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借鉴日本的经验，客观地认识不景气卡特尔选用除外制度的作用与界限，针对不同的危机现状，制定出严格的适用除外条件，并确定明确地适用申请程序。我们期待着我国的反垄断法在此方面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注释:
[1]效率性是判断市场竞争成果的一般价值标准，其中包括市场的静态效率（如平均费用最小化）、市场的动态效率（如技术进步）及社会的效率（如环境保护、社会安全等）。
[2]参见陈秀山：《现代竞争理论与竞争政策》，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56页。
[3]参见〔美〕曼斯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268页。
[4]在竞争过程视野内强调竞争的垄断趋势与垄断的竞争特征。如果将竞争理解为一个动态争胜过程，那么非政府垄断具有内生性质与效率属性。详细原理请参见：王廷惠：《竞争与垄断：过程竞争理论视角的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11页。
[5]参见［日］後藤晃·鈴村興太郎：《日本の競争政策》，東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94页。
[6]参见日本经济法学会编：《经济法讲座》第2卷，《独禁法の理論と展開［1］》，三省堂2002年版，第150页。
[7]参见前注[6]，日本经济法学会编书，第156页。
[8]参见［日］丹宗昭信、伊从宽著：现代法律学全集《经济法总论》，青林书院1999年版，第90页。
[9]［日］经济安定委員会：议事录第一五号（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第5页。
[10]参见齐虹丽：《政府规制与反垄断法适用除外──以日本禁止垄断法中的适用除外制度为讨论中心》，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