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典文学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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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文学：研究：现实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之际，国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物质承担载体和精神主体，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中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主动参与世界新局面建构的重要精神依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39，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也是古代作家艺术地理解世界的一种象征。它所倡导的思想、观念、道德等对塑造当代社会人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更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色彩和自觉的人文关怀，它以其独特的方式沉淀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和理想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古典文学的研究积累十分丰富，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古典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个时期的某个人或某个流派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积累形成的。一切古典文学研究都是在当代意识下进行的。从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来看，挖掘其审美价值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接受古代文化遗产，领略感受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之美；从古典文学研究的功能来看，既可以满足人们对人类心灵历程的认识、理解和把握的需要，还可以为当代艺术与文学的创作提供经验素材，促进当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从古典文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上来看，必须具备当代的研究观念，掌握当代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不管是古典文学的传播者还是研究者，都应从多个角度诠释中国古代经典的现实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中，真正树立世代传承、坚韧有力的精神支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利于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彰显坚强乐观的民族魂。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分析中国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洞察到文学家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总结评价文学好坏的是非标准和最终取舍，都具有认识价值。作家们把自己一腔的理想与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他们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时代的风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与追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现实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大力挖掘和积极倡导这种民族精神。

第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家作品，文学典型可以引导人们提升人格品位。

学习的根本价值在于能塑造人的灵魂。人文素质教育应把培养当代人的高尚人格与远大理想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众多文人的人格高贵，他们的作品都是自身崇高人格的自然流露，传达出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追问，讲究人格修养与操守，呼吁强烈的民族感和社会意识。屈原的不苟世俗、竹林七贤的洁身特立、司马迁的刚直不阿、陶渊明的淡泊明志等高品格使当代人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自觉地感受和体验其中的人格精神，使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和谐社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中国现在不断倡导和谐社会，和谐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的一大阐释。只有将感性与理性、人文和科学精神高度统一，才能培养出和谐发展的人，才能用审美的方式按照美的规律来构建现实世界。我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传递的同时，注重古今的融汇贯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文学的和谐在某个方面促进了思想精神的和谐。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和谐与融通，在很大程度上既扩展了古典文学的传播范围，也为古典文学基础上的新文学研究提供良好的契机。

第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利于民族文学的发展、促进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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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语文；经典古诗文；诵读教学

诵读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一种学习方法，小学语文经典古诗文诵读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环节。古诗文诵读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诗文当中的内涵，提高学生文化储备能力。另一方面则可以在诵读的过程中，有效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感受我国的优秀文化与古诗文内在情感。所以我们必须予以经典古诗文诵读高度的重视。

一、小学语文经典古诗文诵读问题

（一）朗诵背诗混淆了概念

因部分教师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所以一些教师并没有明确诵读与背诗之间的区别。教师误以为朗诵就是背诵古诗，只要熟记、硬背古诗内容即可[1]。要求学生将所有的古诗文全部背诵下来，并没有带领学生在诵读的过程中，加深对诵读古诗的内容理解。然而事实上，诵读设计的初衷并非如此。虽然诵读缺失要求学生需要熟记古诗文内容，可是熟记却并不是其最终的根本目的。如果学生仅仅能够做到背诵古诗，但是却不了解古诗涵义，那么古诗诵读就是去了原有的涵义。这不仅是在浪费教学时间，同时也无法提高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2]。

（二）课堂诵读时间不足

目前国内大部分小学教学一堂课的时间都是 40 分钟，为了保障教学进度，大多数学校都没有单独设置诵读课程，语文教师也没有将正常课程的时间划分结构，为诵读教学提供时间与空间学习。即便存在诵读教学需要，教师也只不过是让学生拿出课本读一两遍。教师安排诵读更多的是让学生在课后与课前诵读，要求学生在不占用课堂时间的基础上，做到古诗文内容的熟练记忆。这种教学模式过于形式化。所以学生并不能在诵读的过程中，真正了解古诗文的人文学习价值。

（三）诵读太过主观化

教学主观化是现在诵读教学最大的弊病与常见的问题。小学语文诵读教学中，一般为教师领读，学生跟读的方式学习。教师通过语言的方式，控制学生的情感抒发与阅读速度。虽然教师要求学生在诵读中，必需带有感情，不过教师却没有告诉什么是感情，用哪种感情诵读。教师只是盲目的按照教师的诵读方法诵读课本，教师的速度快慢以及词句停顿衔接等，是学生学习的基础方式，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并没有意识到学生的自我学习意识培养，只是单纯的将自己对古诗文内容的情感和理解传达给学生。学生无法真正领悟古诗文深层的意境和涵义。

二、优化小学语文经典古诗文诵读办法

（一）充分结合诵读与教学内容

虽然诵读是语文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但是诵读教学也需要为其提供一定独立的空间和时间。诵读与语文教学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诵读教学中，教师不妨越过领读的部分，要求学生自行阅读，结合学生自己的理解，讲解古诗文的内容。在这样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诗词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自学水平。在学生了解了基础知识以后，组织学生完成古诗文的诵读，提升学生的古诗文印象。如在学习了《静夜思》这首古诗以后，学生在诵读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时，就会产生疑惑，为什么李白会思念家乡，难道在看看月亮的时候看到

什么了吗？之后教师开始讲解李白为何会思念家乡，结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进行作者的思想感情理解教学，使学生领悟古诗文涵义，提高古诗文理解水平。

（二）开展多样化诵读活动

为吸引学生的诵读兴趣，教师不妨开展多样化的形式，进行诵读学习。如教师不妨组织学生进行古诗文内容表演，学生以组为单位，自行决定表演内容。为了确保学生能够达到表演效果。学生在课后一定会仔细剖析古诗文人物、情节与内容。在表演的过程中既提升了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能力和理解深度，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这对学生古诗文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提供给学生更多的诵读时间

保障诵读教学价值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止诵读形式化[3]。为了提高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发挥诵读学习价值。教师就必须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诵读时间，在诵读的过程中，建立深刻的印象。学校不妨修改课程表结构，每周单独列出 1-2 课时作为诵读学习时间。此外学校也可以在大课间实践播放古诗文名家朗读，增强学生学习记忆，感受古诗文文化熏陶。

结语：

古诗文的诵读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古诗文意义，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在诵读的过程汇总使学生继承与弘扬伟大的中华文化。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必须重视古诗文诵读，加强古诗文诵读环节。创新诵读模式，提高学生语文水平。这不仅是在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水平，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继承教育方法。

参考文献

[1]李桂华.探析小学语文教学中的经典古诗文诵读 [J].中国校外教育，2017（0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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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趋同化经济思想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参考文献：

[1]Blaug,Mark,GreatEconomistsBeforeKeynes:AnIntroductiontotheLivesandWorksofOneHundredGreatEconomistsofthePast,Brighton:Wheatsheaf,1986.

[2]Jackson,Gerry,DefendingtheMarketAgainstInterventionistMythsandSocialistCriticism,Part2,TheNewAustralian,Number97,November,1998.

[3]Veblen,Thorstein,TheSocialistEconomicsofKarlMarxandHisFollowers,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ume20,1906.

[4]王祖奇.凯恩斯国家干预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与时代[J].学术界.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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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宫庙的主体建筑一般是建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一般居址”与宫庙殿堂建筑不能杂处。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是“卫君”之地，也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地方。这种“消费”性“城”需要有为其服务的民众，但“民众”应安排在“城”附近的“郭”中，即所谓“郭以居民”。这种“郭”可以理解为象偃师商城之“大城”，也可以理解为“城”旁之“居民区”。我们注意到，龙山时代晚期也发现了一些内外双重城垣的城址。它们是否为“卫君”之"城”和“居民”之“郭”，还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工作去研究。总之，我们在研究文明形成时期的“城”时，还要注意与之相关的“郭”或其附近的“居民区”遗址。它们二者是“分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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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诗词;语文教学;情境;品味;感悟

《初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然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有时经过教师过于直白的分析讲解反而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和神韵。学生缺乏对诗歌的感性认识，只得用死记硬背来应付考试，甚至有学生对古典诗词采取拒绝的态度。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引导学生去学习呢？以下几点是我在实际教学中摸索出的一些粗浅见解。

一、创设情境，巧妙激趣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学好古诗词是十分重要的。要想创设合理的情境，必须根据古诗词的内容需要、学生的知识水平、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等来确定具体的形式和方法。

（1）创设故事情境。如教学李白的《赠汪伦》时，可先讲述汪伦用计诚邀李白到桃花潭做客的故事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2）创设生活情境。文学离不开生活，所以诗歌也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活情境来体会。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根据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可以设计导语假设学生自己身在外地会有什么感觉。这样学生就充满了好奇，随教师一起融入词中。

（3）创设表演情境。可以抓住学生喜欢表现自己的心理，让学生在课前排演情景剧。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可以让学生排太守带随从出去打猎及归来的情景。

（4）创设音乐情境。利用音乐使学生进入诗词情境。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意境清远，笔调深婉，引用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来渲染气氛、激感、烘托意境就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5）创设竞赛情境。利用孩子渴望表现自己的心理，在讲《钱塘湖春行》时，我让学生说一说关于描绘春天的古诗词，同学们争先恐后的地准确回答完后意兴正浓，很快进入了教学。

（6）创设娱乐情境。采用一些娱乐形式可以增强学生对古诗词的兴趣。如运用猜谜语的形式，如“汩”（打一句唐诗），谜底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二、了解诗人，感受背景

诗词作品常常是作者经历、思想感情的外现。可以说，充分了解诗歌写作时的历史背景，是进入诗歌意境的前提和钥匙。如教学杜牧《泊秦淮》，先有感情地介绍时代背景：杜牧生活在晚唐时代，当时唐朝已呈衰落迹象，风雨飘摇，然而当朝的达官贵人却不顾国家安危，夜深了仍然在花天酒地。杜牧是一个有正义感和远见的诗人，他在秦淮河畔看到这个场面后，感到非常悲愤，于是写下了《泊秦淮》这首千古传诵的诗歌。

三、诵读成韵，领悟感情

教师在教古诗时，放手让学生诵读，从整体上去感知古诗文的音乐美，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步入诗的意境，通过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朗读，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体会诗歌所表达的强烈真挚的情感。古诗朗读要讲究节奏，韵脚要读得响亮而稍长，朗读还要注意掌握感情基调，如壮志难酬、苍凉悲怆的《渔家傲》，委婉含蓄、缠绵绯恻的情诗《无题》。

四、品味语言，整体感知

诗歌讲究“炼字”，讲授诗歌要注重品味语言，赏析诗句，整体把握。如“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不说山光使诗人心情宁静愉悦，而写山光使飞鸟怡然自乐，这就是含蓄不露，这就是诗味。鸟的怡然自乐，正是诗人淡泊宁静的反映。品读中要防止对字词作繁琐分析讲解，而忽略品味赏析、整体把握的做法。在教学中，很多教师把古诗等同古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甚至翻译成文，这不仅破坏了诗歌的音乐美和建筑美，也破坏了审美者在审美时的主观体验的意境美和韵律美。到头来，一首内容和形式俱佳的诗歌杰作让学生只收获了几句干巴巴的片言只语。

五、迁移拓展，感悟主旨

学习诗词还要在实际生活中活用，因此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进行反馈。

（1）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阳光明媚、暖风融融的情况时“吹面不寒杨柳风”要随口咏出;吃荔枝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要在嘴边;冬日清晨开窗，大地一片白茫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赞老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报母恩：“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在作文中，要想有文采，有底蕴，一条捷径就是渗透文化信息，“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借助他们的智慧火花来照亮你的文章。比如：“个性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翠竹;体贴是‘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思念;财富是伊犁土地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遥远的绝响”。

学以致用方能才思敏捷，才能独具慧眼，高屋建瓴，才能领略语文的博大精深，才能大胆张扬个性，挥洒青春。

当然，古诗词教学的方法是灵活多样的，语文教师应抓住古诗词教学这一重要平台，用全新的课程理念，灵活的教学方法，深厚的知识底蕴，力争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培养爱国主义感情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相信我们教育界的同仁们，会通过古诗词的教学培养出更多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篇6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着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

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着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篇7

关键词： 古典文学 科研能力 大学本科 教学培育

中国古典文学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必修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一般安排六个学期的时间完成这门课程的授课与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古典文学知识和文学发展流变，而且要具备阅读古籍的基本能力，以及研究古典文学相关问题的基本素质。

那么，这种阅读能力和科研素质的培养，需要通过怎样的途径得以实现呢？笔者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十几年，为本科生开设过四门相关必修课和选修课，得到同学们的好评。现笔者对执教的经验与思考作总结，以抛砖引玉。

一、寓教于课堂讲授之中

古典文学的课堂教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学习环节，教学设计必须科学合理，涉及学生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培养，包括两方面内容。

第一，文学史的讲授，按照朝代顺序，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和重要作家进行考察和分析，总结其艺术规律，探求其成因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学术研究无止境，后出转精。在教学过程中，既要重点讲述学界通识，又要兼顾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从而引发学生的思考，而不是单纯满足于知识的写录与机械记忆。

以清代散文流派讲课为例，重点介绍桐城派，产生及持续的时间、流派名称的由来，然后分别介绍代表作家及其贡献，随后讲述这一流派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关于阳湖派的问题，需要向学生指出，学界有关阳湖派是否独立成派存在不同意见，可分别简介各派的观点及其依据，然后以曹虹教授《阳湖文派研究》的出版及其研究成果的介绍结束这个问题的讲述。

经过这样的讲述，学生对清代散文主要流派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初步了解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并且对学无止境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培养他们对于古典文学勇于探索和不断创新的意识。

第二，文学作品的赏析，必须结合文学史的内容，对重点作家的重要作品进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方面的剖析，加深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理解。

以明代传奇《牡丹亭》为例。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的狂飙运动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即是显证。在讲授的过程中，要结合汤氏《牡丹亭记题词》进行提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P1153随后，我对《游园》一出戏文进行了讲解，并发动同学对汤显祖的“至情”论展开了课堂讨论。

由此，学生对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汤氏的创作特色，到明代中后期文学界公安派“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特点在创作中的表现，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实现了从作品解读到理论批评的顺利过渡。

二、寓教于课外考察之中

除了课堂的讲述，给学生适当布置作业，也是很有效的手段。上学期我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撰写一位乡贤的小传，简介其生平及其文学活动。我特别提了一个要求：要写出自己通过哪些途径，搜集了哪些材料，有哪些收获。

布置这个作业的目的，一是事关自己家乡的古代名人，学生很感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家乡的自豪感；二是让学生走出书斋，放眼世界，将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阔眼界，增强动手能力。

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他们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选取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初步掌握了相关资料。接着，利用国庆节放假时间，回到故乡，各展神通，收获很大。

有的同学走访了乡贤的出生地，与其后人访谈，得见了其珍藏的家谱、族谱，得到了第一手访谈资料；有的拜谒了名人纪念馆，甚至独自前往名人墓园，拍摄了珍贵的照片，增进了感性认识；有的去博物馆参观，看到了传主的字画，对其文学以外的艺术成就有了切身体会；有的广泛发动社会关系，趁着放假期间，进入了地方志办公室查找资料；有的甚至找到了少人问津的江苏省档案馆，并遇到了在那里工作的校友，得到了其热情的帮助；还有的同学则去了南京图书馆和地方图书馆，翻阅了收藏在那里的古籍。在报告里，同学们说：“捧读古籍的感觉，真是不一样啊。”

在汇总、书写报告的过程中，学生们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问题：为什么在世时颇有文名的古人，身后却默默无闻？为什么声名颇为显赫的古人，却没有进入断代史撰写者的视野？这到底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个案，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通过这次作业，同学们有了不少收获：完成作业不是简单地坐在图书馆里下载资料，必须通过多种多样的途径搜集获取。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地方志办公室、档案馆、墓园……有价值的资料不仅是文字资料，还包括书法、绘画、家谱族谱、墓志、书影、访谈录音等。文学研究由此变得生动起来，学生兴致盎然。

治学固然要耐得住寂寞，所谓板凳坐得十年冷，没有耐心是不行的。但是，做学问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当你打开眼界，敞开心扉，就能海纳百川，精益求精。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年轻学子加入到学术研究的队伍中，学术才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三、寓教于考核之中

考试分数事关学生的切身利益，最为学生动心牵挂。教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努力方向进行引导。

每学期开学之初，除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古典文学常识、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等基础知识之外，还强调对名家名篇的考核，要求学生在本学期内，利用课余时间，大量背诵《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作品。

只有熟悉掌握了足够数量的具体作品，学生对于古典文学的认知才能真正做到既脉络清晰，又血肉丰满。正如清人张佩纶所云：“熟读唐诗三百首，足推博雅也。”[2]P616

南师大文学院目前所使用的是本校郁贤皓、钟振振等教授编选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除了选篇典型精当之外，这套教材还在每篇之后附有《选评》，汇集了历代对本作品及作者的点评。学生在背诵时，不仅能够熟知作品的原文和释义，而且能够结合他人的评价，进一步深入体察作家的风格和本篇作品的艺术特色，达到点面结合的效果。

如今的本科教育不同于以往，科目众多、学分总量和工作诉求等因素都使得学生的专业学习时间受到了挤压。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如何在这么多科目的竞争中保证学生对古典文学学习的投入呢？经过这些年教学实践的检验，我觉得，以考促学的方式是一项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古典文学教学方法。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相形之下，本科生的知识储备和治学能力都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很容易产生望而却步的心理。有的学生甚至误以为死记硬背，就算是学好了古典文学。其实，只要教师方法得当，激起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热爱，就开了一个好头。然后，根据本科阶段学生的特点，用心讲授，悉心指导，引领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学习和研讨，不断促进他们养成求知求真的思维习惯。在治学的道路上，教会他们不盲信权威，不迷信教材。同时，以阅读原始文献为基础，以理论批评为手段，文史互证，密切关注学界的学术动态，最终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本科阶段的学生一样可以迈入学术研究的大门。

参考文献：

篇8

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15年十大好书评选活动中，《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入选。这本书共二十章，三十多万字，并配有大量图片。本书201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大陆首版。作者潘富俊，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博士，现任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讲授景观植物学、文学、植物文化等课程。潘先生对植物与古代文学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曾将台北植物园从研究用植物园成功转化为教学园及台北市民优质休憩点, 让民众在林木花草中,吟咏古典诗文。并有《草木》、《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研究古代文学与植物的著作。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科学家，潘先生对传统文化和植物学都有着系统而缜密的研究，而这本书的撰写，是为了能和读者共享植物与文学的乐趣，希望有系统地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引述植物的今名、现状。因此，着重在古典植物名称的辨识， 对于常出现植物名称的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易于混淆的植物种类等。本书为我们描绘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作者累积数十年的研究，在书房中遨游文学世界，在田野中实地探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每种植物及其自然生态，重现几千年来文人笔下的植物原貌，解析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名称与寓意的植物面貌，并找出植物引进中国的脉络，同时分辨虚实，厘清文学作品的写实与想象。

书名《草木缘情》，草木乃水陆草木之花，缘情则语出东晋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很好地概括了本书的要旨， 即探寻人文世界与植物世界的关联，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给人以审美的趣味，无尽的启迪。

二

千万种植物，是山川自然的精英;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是人文之精美。作者通过对文学作品(包括国画)中植物的种类、特性及其在文字作品殊的情感表达，建构起一个文学体系中的植物世界，由此我们得以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植物及其文学寓意，使我们对古典文学以及植物世界均有新的认识。

植物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情感和思想的重要载体。我国古典文学，很多作品都与植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诗经》的蒹葭苍苍，到《楚辞》的滋兰树蕙;从王维的折柳送别，到曹雪芹笔下的黛玉葬花，作者认为，各类文学的内容总离不开植物，例如南朝《玉台新咏》诗词769首，有植物的362首，占47.1%，《清诗汇》共27420首，有植物的15145首，占55.2%，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植物支撑起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片天空。如果从文学理论角度来看，经典作品中的形象，构成原型(protetype)，其实质就是建构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体系。植物，作为特殊的文化语言，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自古风、骚并称。《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起奠基作用的经典作品。正因为如此，作者对《诗经》和《楚辞》中的植物做了大量研究，不但研究其中植物古今名称、种类特性，还对其寓意加以研究，以求在植物研究基础上，尽量开掘其文学意涵，这对植物学和文学研究，都是很大的贡献。其较有特色的是从植物学角度着重探讨了《诗经》和《楚辞》之间的异同及传承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诗经》、《楚辞》植物有共同的类别，作品中有着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如白茅、泽兰、松之类。但其各自地方特点还是很明显。《诗经》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业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据作者统计，有135首出现植物，多以植物来赋(描写)、比(比喻、象征)、兴(起兴)。这些植物以华北地区黄河流域的植物为主，而《楚辞》植物以华中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植物为主，共99种。除了和《诗经》一样，所提到的植物有全中国广泛分布的种类外，其他大部分为当地常见或者特有的植物。这些植物，有的仅产于华中，有些则延伸至华南，此类华中、华南特有的植物，作者统计有26种，约占楚辞植物四分之一以上。这些植物，包括蘼芜、木兰、肉桂、芭蕉、橘子等。这些植物产于华中、华南的，只有莼菜，也就是诗经中的茆。(见于《鲁颂泮水》)，作者推测这种仅产于华中、华南的植物，应该是在周代以前传到华北的。《诗经》、《楚辞》有不少相同的经济植物种类，如分布全国的桑、板栗、柏树，菜类的薇、荠菜等，但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

诗经所处的背景是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此地水深土厚，民生艰难，民性多尚实际，对于生产生活所依赖的经济植物及天地物候多加颂扬，以《豳风七月》为例，全诗围绕一年四季的农业劳作展开叙述，其中植物，均为桑麻黍稷，瓜果野蔬之属，切合实用的植物。

《楚辞》写作背景为南方长江流域，此地气候温暖，土壤肥沃，物产丰饶，食物不虞匮乏(《汉书地理志下》：江南地广食物常足)，因此歌咏食物、经济类植物的篇章罕见，而以香草香木之类象征、隐喻类植物居多，且反复出现。如《离骚》共出现香草18 种，《九歌》中香草16种，两者有11种是相同的植物。

《诗经》、《楚辞》的植物，构建了古典诗歌的象征体系。《诗经》中已经开始用松萝、菟丝子等植物来比喻依附、攀附，以美好植物来比喻美好事物，如桃之夭夭等。以有刺和到处蔓生的植物来象征不好的事物。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小雅大田》)，墙有茨，不可扫也《鄘风墙有茨》，开启了以植物比喻、起兴的先河。《离骚》在此基础上，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以植物来寓意言志。《草木缘情》认为，植物全株或局部有香气的植物，均为《楚辞》引喻的香草，其中伞形花科的植物占有很大比例。《楚辞》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香草是白芷和泽兰，均属伞形花科。与此相反，恶草恶木，令人不快，《楚辞》与《诗经》一样，以此来比喻小人，或不祥事物。《楚辞》的象征、比喻手法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其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富于艺术魅力，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符号系统和植物文化传统。

三

利用植物统计进行文学研究，这是本书作者的有益尝试。此举为今后的文学、文献研究开启了一条新路。在明末成书的《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而其真名尚无定论。《草木缘情》通过研究指出：该书主要人物西门庆的住宅庭院中就至少种了40种植物，主要是作为观赏的庭院植物。作者以列表统计的方法，研究该书中乔木、灌木、藤蔓、草花类种植情况，判断该庭院所处位置应为华中地区，这些植物，正是作者所熟悉的植物，间接反映《金瓶梅》作者的生活体验或籍贯所在，提供作者的背景资料。这就为解开扑朔迷离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提供了有力证据。

名著《红梦楼》通行版本为百二十回。其作者，有认为是曹雪芹所作，也有认为是曹雪芹原作80回，高鹗续后40回，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据《草木缘情》作者统计发现，《红楼梦》第一个四十回出现165种植物，第二个四十回出现161种植物，第三个四十回仅出现61种植物。每回植物的种类、植物种数的分布频率，或者植物在单元内出现的总数，从统计观点来看，第一个四十回和第二个四十回之没有差异，而第三个四十回不但每回平均植物种数和单元内植物总数远少于前两个四十回，而且作者对植物的熟悉程度及描写水平也远为逊色。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支持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并非同一人的观点。

古代文学作品，因年代久远，多有各方面疑问存在。采用《草木缘情》中的植物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佐证，有利于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结论。

四

《草木缘情》内容丰厚，文辞华美。然智者千虑或有一失，书中也存在一些失误，现就目光所及，提出如下问题就教于方家：第二章《历代诗词歌赋的植物概况》第五节32页，作者列举唐代杜牧《赠别其一》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认为：此诗为杜牧在云南结交红粉知己所作，以当地盛产之豆蔻形容少女之美。按《唐诗鉴赏辞典》，这首诗是诗人在大和九年(835)，调任监察御史，离扬州赴长安时，与歌女分别之作。第二句以豆蔻喻少女之美，诗歌故事发生地点为扬州，非书中说的云南。第四章《楚辞植物》第七节89页，引《离骚》纫秋菊以为佩实为纫秋兰以为佩之误。

第五章《章回小说的植物》第三节98页，插图标示苜蓿，实为紫云英。第七章《国画中的植物第二节》154页，所附元代郑思肖《墨兰图卷》，意在说明元代的宋朝遗民郑思肖绘兰花均不画土。实际从文献看，郑思肖画兰，只是大多根部不着土，画幅中兰根为暴露状。然此幅真迹保存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墨兰图卷》，正是难得一见的根著土兰，此幅画中墨兰根在土中并不露出，其不以实笔画土，乃因中国画习惯以虚写实而已。第十三章《文学与野菜》第二节，323页，作者解释《诗经国风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中七月流火是指盛暑夏季。按《诗经》，此处七月，指夏历的七月，相当于当今农历的9月。火，星名，指大火星，每年夏历五月间黄昏时心宿在中天，六月以后，就渐渐偏西。时暑热开始减退。故称流火。本句真实含义，是夏历七月天气转凉之意。同首诗中有七月烹葵及菽，说明葵(冬寒菜)和菽(大豆)，是当令成熟的农产品。

五

篇9

关键词：文本研究 射雕英雄传 人物原型 文学元素

金庸小说所呈现的恢弘历史背景和主流思想性历来为人所称道，然而，吸引数代读者争相阅读的原因却不仅于此。关注历史的，大可以去看史书;探究思想的，也可以去读《论语》、《道德经》。可为什么爱好各不相同的众多华人都爱看金庸小说呢？那是因为他以半文半白的通俗语言所传达的中国古典情思恰如其分地贴合了华人的文化背景，使读者有强烈的认同感。本文以《射雕英雄传》为例，立足于文本，从人物关系架构方面分析其对古代五行学说的继承，从人物塑造方面探寻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吸纳和传承。

一.人物关系架构与五行学说

《射雕英雄传》的人物关系架构稳定、典雅，继承了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思想。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之中，《射雕英雄传》所依据的背景年代最为久远，而其中的人物谱系更是开创了金庸其他小说的后续架构。虽然金庸先生曾说“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1]，但通读过金庸作品的读者应该了解，他的每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有传承，而并非兴之所至，随意构造的。这个源头，就是《射雕英雄传》。

基于上古创世神话和原始图腾膜拜的五行家，按照阴阳五行给东南西北中这五个方位分别配上相应的颜色，守护神灵和神兽。[2]以这样稳定的结构建造中国古人的世界观和认知依据，并迅速得到认可和继承。因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不成体系，源流众多，仅五行学说的各个细节就不统一。一种说法是由青、赤、黄、白、黑等五龙来体现五行思想，另一种说法则是由黄龙和四圣兽来体现，关于四圣兽的说法也不统一，本文只择其一种。

表1：五行学说架构

而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塑造了多位闻名遐迩的武林形象，即号称“五绝”的五位武学大宗师。无论从人物姓名的给予，还是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颇见五行学说的踪迹。

表2：《射雕英雄传》五绝简谱

《射雕英雄传》中的五绝，是指当世的五位武学大宗师，号称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

黄药师，绰号东邪，喜着青衫，居住在东海桃花岛，岛上遍植桃花。因东方属木，所以姓名和住地之中，黄、药、桃三字或带草头，或从木旁，且让人物居住在遍植桃花的地方。掌管东方的春神句芒同时又是位药师，善于炼制丹药，所以小说中把东邪叫做药师，并且赋予了他相似的能力。又因五行相生水生木，所以又把桃花岛安置在东海之中。东方色尚青，所以黄药师总是一袭青衫。东方所配神兽为青龙，而龙最为变化多端，高贵智慧，因此，小说中东邪的性格同样的离经叛道，清高孤傲，极富智计，绰号中也用一个“邪”字来突出这一性格特点。

欧阳锋，绰号西毒，素着白袍，是一位金发碧眼的西域人，居住在西域白驼山，善于养蛇和用毒。因西方属金，所以在姓名中使用锋字，并让人物“目光如电，眼神如刀似剑，甚是锋锐”[3]，“语声中铿铿然似有金属之音”[4]。掌管西方的大神蓐收是战伐之神，“左耳有蛇”[5]，所以小说中设定欧阳锋善养蛇、用毒，使用蛇杖作为武器。又因五行相克火克金，所以小说设定西毒的绝学会被一阳指所破，而一阳指的首创者正是五行属火的南帝。西方色尚白，所以欧阳锋穿白袍，居住在白驼山。西方所配神兽为白虎，是可怕可畏的东西，所以小说赋予了欧阳锋狠辣狡诈的性格，在绰号中用一个“毒”字来突出。

一灯大师，本名段智兴，绰号南帝或南僧，原住在云南大理，避位后遁入佛门，着红色袈裟。因南方属火，所以灯、兴二字均与火相关。灯从火旁;兴字的繁体“d”，则是以火为字底的会意字。昔燧人氏始创钻木取火，却无法保存火种，掌管南方的祝融在燧人氏的基础上创造了使用火和保留火种的方法。小说中，南帝一灯大师被赋予绝技一阳指，学成时即可隔空灭蜡烛，击敌于无形。黄帝封祝融为正火官，并派他到衡山附近做司徒，死后葬于衡山，现衡山的最高峰叫就叫祝融峰，山顶建有祝融殿。小说中，一灯大师携徒避仇时就居住在铁掌峰附近的一座山里。因五行相生火生土，五行相克火克金，所以，五行属火的南帝传一阳指给五行属土的中神通，击退了五行属金的西毒。小说中也数次提到，南帝的一阳指正是西毒蛤蟆功的克星。南方色尚朱，所以一灯大师着朱色袈裟。南方所配神兽为朱雀，而朱雀又称火凤凰，具有浴火重生的传奇特性，且德性美好。小说中，作者也同样给南帝安排了其余人物所不曾有的人生经历与内心挣扎，并最终令其顿悟世事，在精神上“浴火重生”，其武学造诣和个人修为也因此更进一步，达到了为人景仰的新境界。

洪七，绰号北丐，每日污衣烂衫，乞丐模样，隐逸游走于市井郊野。因北方属水，所以北丐的姓氏是一个从水部的洪字。“北方，玄武所生，……镇北方，主风雨”[5]，而洪七本人和历代丐帮弟子均以北方为根据地，从事着牵制金兵，抵御侵略者南下的工作。作者在塑造北丐洪七的过程中，有别于其他三绝，从小说对北丐的推崇来看，作者更多地赋予了这个人物以北方大帝即真武大帝的性格和事迹，而把有关北方守护神共工的事迹用于与其相关的周边事件之中了。掌管北方的水神共工一向和火神祝融有隙，是以有水火不相容的说法。而洪七领导下的丐帮内部，污衣、净衣两派历来势同水火，难以调和，以至于不断升级的内讧酿成一场巨大的危机，使丐帮实力遭受重创。北方色尚黑，因此洪七总是污衣烂衫。小说中虽曾说洪七一年穿污衣，一年穿净衣，但其进行主要活动时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无一不是身穿污衣，指甲缝里藏泥的模样。北方所配神兽为玄武，即龟蛇合体之灵兽。玄武的本身原是一只北海大龟，曾被当作柱子支撑整个蓬莱仙山，此龟灵性深觉，闻道多年，修成正果;而蛇是人们心目中机智、灵动的化身。小说中，洪七也被赋予了这种侠义正直，又精明豁达的性格。又，按照五龙配五行的说法，五行神兽为五色神龙。传说中，龙生九子各不相同。龙的第七子叫做狴犴，它主持正义，而且能明辨是非。洪七就同样被赋予了公正的秉性，他曾言自己“生平从来没错杀过一个好人”[6]。小说中，金庸为北丐取名洪七，并不是随意之举。否则为什么不叫洪六、洪九，偏偏叫他洪七呢。

王重阳，绰号中神通，着土黄色道袍，始造活死人墓，后住在终南山上，全真教创始人。因中央属土，所以王、重二字均为土字底，其始建活死人墓作为修炼之处，也是十分顺应五行的行为。因五行相生火生土，所以五行属火的南帝能够帮助五行属土的中神通，传授他一阳指以克制西毒，从而保护《九阴真经》不被抢夺。中央配黄色，所以王重阳及其全真弟子均着土黄色道袍。中央所配神兽为黄龙，是四圣兽之长，位于四圣兽的中央，镇守中原。如按照五龙配五行的说法，黄龙仍比其他四龙位高，黄龙是中国古代皇权的象征，是中心、首脑的象征，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小说中，中神通王重阳实力最强，在第一次华山论剑中技高一筹，成为五绝之首，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人物塑造与多样化的古典文学素材

在人物塑造方面，《射雕英雄传》博采众长，杂糅了神话、历史传记、民间故事等多种古典文学素材。例如在对中神通王重阳的塑造中，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点。

王重阳，绰号中神通。掌管中央方位的大神是后土，又称厚土娘娘，源于母系社会自然崇拜中的土地与女性崇拜，是道教尊神中的第四位天帝，掌阴阳，滋万物，被称为大地之母，相传是最早的地上之王，后为与掌管天界的玉帝相配台（而并非结合），逐渐成为主宰大地山川的女性神。远古时代，后土与黄帝同列中央之神，汉建"后土祠"，有"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之说。天为阳，地为阴，帝又与后相对，于是后土就逐渐成了女神。而金庸在创造王重阳这个人物的时候显然偏离这位大神有些多，转而运用了更加繁复精妙的手法。王重阳和古墓派创始人林朝英的故事，杂糅了玉帝、黄帝、吕洞宾、后土娘娘和真实版王重阳的传说。

小说中，古墓实为王重阳建造。林朝英为逼迫王重阳与其结亲，遂与王打赌，赌输了要么娶林朝英为妻，要么把古墓让出。林朝英用计胜了王重阳，而王没有娶林，选择让出古墓。这个桥段来源于道教传说“后土娘娘计骗祖师神”的故事。传说平陆和芮城两县交界处有块风水宝地，本是祖师神吕洞宾最先选中给自己做庙宇的，却被后土娘娘娥皇、女英用计给骗走了。吕祖云游到中条山上空时，一眼看中这里的地脉，随手拔出宝剑插地为标。没想到后土娘娘同样看中了这块宝地。无奈已被吕祖所占，二神不甘放弃，遂趁吕祖尚未动工，将一绣鞋埋到地下，又将宝剑插在鞋上，骗吕祖说她们占地在先，有埋鞋为记。吕祖性情直爽，襟怀坦白，没想到娘娘会捉弄自己。见宝剑果然插在鞋上，便不再相争，转而另寻别处。娘娘就这样把宝地据为已有。两位娘娘，两县各奉其一，平陆供奉娥皇，芮城供奉女英。祖师神则另选了距此以东约二里远的“龙首观”。虽比不上娘娘庙的地势，却也另有一番气象[7]。

三.结语

《射到英雄传》中类似的创作手法有多处，凡杂糅了古典文学元素的地方，均令人印象深刻。金庸以其丰厚的学养，将各种文学样式所富含的文学要素全部梳理、内化为个人的创作素材，巧设架构，妙笔勾勒。读来似曾相识，却又不着痕迹。这是传统文化给作品带来的魅力和艺术价值。读者在作品中回归到原典，找到了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和心灵栖息地。在当代，能够对古典文学进行自然地传承就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对传统的理解和发扬比一味创新求异更重要。

注 释

[1]金庸：《新修版金庸作品集5：射雕英雄传.金庸作品集新序》，广州出版社2008年朗声版，第5页.

[2]超值典藏编委会：《四书五经.尚书.洪范》，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28页.

[3]金庸：《新修版金庸作品集5：射雕英雄传》，广州出版社2008年朗声版，第605页.

[4]金庸：《新修版金庸作品集5：射雕英雄传》，广州出版社2008年朗声版，第604页.

[5]冯国超（译注）：《山海经.海外西经》，商务印书馆，第201页.

[6]金庸：《新修版金庸作品集5：射雕英雄传》，广州出版社2008年朗声版，第1300页.

[7]董这五千年：后土娘娘计骗祖师神，搜狐博文2014年.

参考文献

[1]孟庆波，刘彩艳.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三点反思[J].社会科学论坛，2013，（06）：237-241.

[2]张静，张海涛.叶嘉莹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综述[J].文学与文化，2014，（2）：35-43.

[3]陈佳.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综述[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2）：147-148.DOI：10.3969/j.issn.1008-8024-B.2009.02.067.

[4]杜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J].江海学刊，2011，（03）：5-7.

[5]吴少华.论当代流行音乐创作中的古典因素[J].歌海，2013，（3）：54-55，59.

[6]王立，胡瑜，张亮等.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3）：67-69.DOI：10.3969/j.issn.1673-8039.2009.03.015.

[7]顾彬，杨青泉.“金庸”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危机[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8（2）：75-80.DOI：10.3969/j.issn.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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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体育新闻报道中越来越注意运用汉语言文学中的创作手段和方法，而且体育新闻曾经也一度成为了新闻界和体育界热议的话题，体育新闻报道中也越来越注重对人文关怀的特写，并且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传媒事业在新闻领域更加显得有激情和活力。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关怀已经成为了时代特别关注的一块，不仅是汉语言文学所追求的真善美的重要的内容，而且也是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的一块。体育中心的人文关怀是真善美工作的重要表现，与汉语言文学中追求的真善美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所以，体育新闻报道中的人文性关怀与汉语言文学在追求真善美方面追求一致。由此看来，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人文性关怀，而且体育新闻报道中所运用的文学题材与汉语言文学也是息息相关的。

2、体育文学的发展

2.1、体育文学的发展情况

随着体育事业的蒸蒸日上，体育研究越来越受到时代的推崇。并且研究的范围已经涉及到各个领域，虽然以体育为题材的体育文学确实比较冷淡，但是体育文学这方面的发展潜力还是相当大的。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在体育文学方面的发展，研究这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体育文学和体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体育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的转型，体育文学曾处于一度的低靡期，与我国文学发展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是落后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在体育文学发展的近期，体育文学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有许多是借鉴了文学的体裁，在体育报刊杂志上也出现了与体育相关的内容，例如说，体育诗歌的发表，体育小说和体育戏剧的出现，增加了许多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这种趋势的发展为汉语言文学中文学的发展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同时也丰富了汉语言文学中文学的内容。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体育比赛的前后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和思想深度，在某种程度上，体育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有深层次联系。

2.2、体育文学的发展表现

近几年来。我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非常惹人瞩目的成绩，以前一贯发展较为冷淡的体育文学在近几年来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说，中国古典文学与体育的融合方面。中国的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古典文学与体育相融合的体育文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并且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健身功能。这种古典文学与体育相结合产生的体育文化不仅传播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对我国体育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会推进我国体育事业与文学的快速发展。除此之外，文学中融入了体育中动态的因素，使得文学中静态的因素与体育中动态的因素充分地结合起来，更加突显出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协调与一致。体育文学的发展变现还体现在一些具有代表的体育文学作品当中，例如中篇小说《足球流氓》，这篇小说不仅写出了一种当时环境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同时也呈现了体育界一种特殊的真实形态。还有体育网络文学的发展，代表作有李寻欢的《足球男人》等，这些体育网络文学虽然只是一些散文、随笔或者是评论，但是他们真实的反映出体育文学当中的多元化显现，既凸显了体育的发展状况又显示了汉语言文学中的一些写作方法和手段。以上所表现的就是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个表现，即体育文学的发展。通过研究汉语言文学与体育融合的可行性分析，不仅可以为体育文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我国的体育文学的快速繁荣发展。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