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誉权的法律规定范文
时间：2023-08-24 17: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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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新闻媒体报道范围的逐步放宽，新闻事业的发展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虚假报道、不当评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新闻侵权也逐渐成为了大众视线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名词。究竟什么是新闻侵权，众多从事新闻学研究和法学研究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界定。例如新闻学教授孙旭培认为所谓新闻侵权一般是指通过新闻手段，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名称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造成不法侵害。著名法学家王利明教授给新闻侵权下的定义是，新闻侵权行为是指新闻单位或个人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以故意捏造事实或过失报道等形式向公众传播内容不当或法律禁止的内容，从而伤害了公民和法人的人格权的行为。上述两种定义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都向我们揭示了新闻侵权的基本内涵：新闻侵权是指行为人通过新闻媒体侵害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法律后果的行为和事实。由此可知，新闻侵权行为并没有由实体法作出特别规定，因此属于一般侵权行为，而非特殊侵权行为。
结合新闻侵权的概念、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以及侵权责任的基本理论，我们可以总结出新闻侵权的构成要件应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有新闻侵权行为的发生。新闻侵权行为应具有违法性，违法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和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如果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即使造成损害也不承担民事责任。例如在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案件中，新闻侵权行为人对事件进行了不实报道或不当评论。
其次，新闻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了损害结果。侵权法的功能之一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害，使其利益尽可能恢复到如同未曾受到损害的状态，因此，没有损害就没有责任。在新闻侵权案件中，一般来说不会直接对他人的财产和身体进行侵害，它损害的多是人格权，例如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等。
再次，新闻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对损害事实承担民事责任的必备要件之一。也有学者否定因果关系这一构成要件，认为含有损害受害人名誉内容的报道一经发表就必然使得受害人名誉受损，其中的因果关系是不证自明的。笔者不能认同这种观点，例如在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案件中，受害人名誉受损的结果必须是由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这一行为造成的，如果受害人名誉受损与新闻报道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没有理由让新闻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
最后，新闻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过错是指行为人通过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故意和过失状态。例如在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案件中，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报道内容失实或评论不当且会损害他人名誉权，却希望或放任作品发表；过失则是指行为人未尽合理义务，对某一新闻报道发表会给他人造成损害应该预见却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却轻信此种结果可以避免。
在实践中，新闻侵权的种类多种多样，受害人既可以是公民个人，也可以是法人；被侵害的权益既可以是名誉权，也可以是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各种民事权益。本文由于篇幅有限难以面面俱到，故仅从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这一种类型入手加以研究。绝大多数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案件中，基本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事实陈述失实，或称言论失实，即侵权行为人的言论背离客观事实，对事件做出了虚假的描述；二是意见表达不当，或称评论不当，即新闻侵权行为人的言论中有侮辱、贬低他人人格的不恰当的评论。区分事实陈述与意见表达对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很大影响。
二、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反思
上文已经分析过，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与过错责任原则其实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诉讼只能适用一般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也叫过失责任原则，它是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条件的认定责任的准则。按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承担民事责任。所谓过错推定，是指在某些侵权行为的构成中，法律推定实施该行为时具有过错。这些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仍属于过错责任原则，即构成要件中要求行为人的过错。行为人可以通过自己没有过错来获得免责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也将过错推定为过错举证责任的倒置。 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原告要证明新闻报道侵害了个人名誉权的四个构成要件全部存在，并没有发生举证责任的倒置，也即，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新闻媒体对于以上四个构成要件的不存在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而仅对免责事由承担证明责任。但是要原告证明所有构成要件都存在有时是很困难的，甚至根本不能实现，这也是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有大量的新闻侵权案件实际适用的是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司法实践与法律规定发生背离不得不促使我们对该类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思考。下面笔者将从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的各个构成要件以及免责事由出发，逐一分析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
（一）存在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的行为的举证责任
具体来说，要证明这一要件存在就是要证明新闻媒体存在言论失实或者评论不当。笔者认为这一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这是因为，在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的案件中，关于事实陈述是否失实的部分，原告既能获知新闻媒体的报道，又知道所报道的事件是否确有发生及其真实的情况，在提供各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资料时具有可行性。反之，若要新闻媒体证明其所报道的事件为真实则有些强人所难。因为新闻媒体一般并非其所报道的事件的亲身经历者，难以直接证明其所报道的事件必为真实，若要新闻媒体提供其尽到了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的证据来借以证明其所报道事件为真实，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到的是新闻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而非证明其报道的事件本身是否为真实。关于意见表达的部分，原告可将评论内容交予法庭，并指出其认为的不当之处，法庭一般可以直 接根据争诉的评论直接做出判断。
（二）受害人名誉受损的事实的举证责任
名誉是指对民事主体的人格价值的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体现了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和精神利益。而名誉权侵权行为则是指行为人以侮辱、诽谤或其他方式贬损他人名誉、使他人社会评价降低的违法行为。由名誉权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名誉受损主要表现就是第三人对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以及证明责任一般的分配规则而言，这一损害结果的证明责任应由被害人承担。但是“评价”是一种主观活动，不一定表现出来。受害人即使能感觉到外界对自己的贬低性评价或者疏远蔑视甚至排斥，但要形成直接证据也是比较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主张虽然仍应由受害人承担证明责任，但要对其证明责任进行减轻。例如可以适当降低原告对损害事实的证明标准。
（三）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证明这一构成要件存在就是要证明受害人名誉受损的是新闻侵权行为引起的，按照一般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这一构成要件应当由原告即受害人承担证明责任。但不能否认的是因果联系的证明是十分抽象的，原告很难从正面直接证明第三人对自己的评价降低就是新闻侵权行为造成的。因此笔者主张应该减轻原告在证明因果关系方面的举证责任，例如可以采用间接推定的方法，即若存在新闻侵权行为和受害人名誉受损的事实，则由法官依据一般的经验法则推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推定的事实理所当然也是可以被推翻的，如果新闻侵权行为人能提出证据证明二者之间确实没有因果关系，受害人名誉受损是由于其他事由引起的，也是应当被允许的。
（四）被告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
在证明被告是否存在过错时，应对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加以区分对待：
1、对事实陈述无争议，仅因评论不当而引起名誉权纠纷的案件应适用过错原则，由原告承担证明被告有过错的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8 条规定：“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由此可知我国法律规定的判断意见表达是否得当的标准在于是否侮辱了他人人格。与此相对应，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与评论是否构成侮辱直接相关。评论构成侮辱，行为人就具有主观过错；反之则不具有。所以有学者主张，在这类侵权纠纷中，原告只需证明被告发表了系争言论即可完成举证义务。笔者也赞成这一观点，至于该言论中的评论是否构成侮辱，则应由法官进行最终判断。因此，对这类侵权纠纷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是适当的。
2、因事实陈述失实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由被告对其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也即被告要证明自己有理由相信自己所报道的内容为真实或者自己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这对被告人而言是相对好证明的，比如被告可以证明所报道的内容是经过原告同意的，或者可以提供消息来源以及事实调查的途径和经过等等。相反，如果适用过错原则，则意味着原告要证明被告明知其所报道的内容为虚假的仍要报道，或者证明被告没有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而报道了不真实的内容。但是被告人过错是被告人的主观状态，原告很难甚至没办法对上述内容加以证明。因此在这类案件中，将被告人主观是否有过错这一要件导致给被告证明更加具有可行性，也更加公平。
（五）免责事由的举证责任
免责事由是被告提出的用以减轻或者免除自己责任的事由。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免责事由应该由被告举证加以证明。在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的案件中，存在着言论自由和个人名誉权的冲突，法律对这两项权利都是保护的，只是在保护的同时加以了一定的限制。为了保护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权，法律特别规定了一些免责事由。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些能够减轻或免除新闻单位责任的事由应当由其举证证明。
三、结语
新闻侵权虽然不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侵权行为之一，但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侵权主体，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所以新闻侵权与一般的侵权行为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在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的案件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如何分配新闻媒体与受害人的举证责任直接关系到诉讼的结果，影响到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切身利益。
按照法律规定的一般侵权的归责原则以及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理论，新闻侵权案件应适用过错原则，并由原告对构成新闻侵权的各要件承担证明责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构成要件由原告证明相对困难，有时甚至难以实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通过对新闻报道侵害个人名誉权纠纷的各个具体构成要件出发，提出了一些如何更加合理分配双方证明责任的浅显的观点，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和意见。
参考文献
[1] 田志.新闻报道侵害名誉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J].法制与社会，2011（5）.
篇2
关于肖像权的法律规定，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
《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新闻侵权主体客体名誉权
所谓新闻侵权,是指新闻单位或个人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以故意捏造事实或过失报道的形式刊载或播发有损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不当内容,从而使其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利受到损害的民事违法行为。
民法上的侵权行为必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即损害事实的客观性、致害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致害人具有过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以新闻单位和新闻从业人员为主体的法律纠纷并不都是新闻侵权,因为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作为法律纠纷当事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可能与其职业无关,有些可能与其新闻活动无关。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新闻侵权还应具有下列特征:
主体特征
新闻侵权的主体,一般是指新闻侵权的直接受害者。直接受害者之外的其他人是否可以成为新闻侵权的权利主体,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如在日本,其新闻法规定的新闻侵权的权利主体包括受害人和“与该事项有关的直接关系者”;《哥伦比亚新闻法》则规定新闻侵权的主体包括受害当事人和他的“上下两代直系亲属或同代姻亲”。关于死者受到新闻侵权的情况,《匈牙利民法典》第八十六条规定:“死者名誉受到侵犯的时候,可由死者的亲属和死者遗嘱受益人提讼。”由此可以看出,各国法律普遍规定新闻侵权的权利主体除受害人之外,还有其他直接关系人、死者的上下两代近亲属。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受害人是当然的权利主体,如果受害人死亡,权利主体还应包括死者的近亲属。这个“近亲属”,据最高人民法院不同时期的司法解释,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规定更加宽泛,涵盖了死者上下三代近亲属。但是,对于没有这个“近亲属”的应该怎样保护其名誉权,至今仍无具体规定。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可以借鉴国外的某些做法,即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以及工会、妇联、党派等组织团体作为原告行使诉讼权利;另外,如果侵害死者(或已撤销的法人)名誉权的行为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则可由检察机关作为诉讼主体,向人民法院提讼。
关于新闻侵权的义务主体,也就是承担新闻侵权责任的主体,世界各国法律的规定很不一致,规定范围的大小差异也很大。如《美国新闻界与法律》规定,“凡与刊登引讼的材料有关的当事人都有责任”,“从发行人、出版商到一些有影响的编辑部成员,如总编辑、收入丰厚的专栏专家、评论员或其他记者”,从中可以看出其规定的范围比较宽泛;我国清朝末年的《大清印刷物专律》第四章第六条规定的义务主体,包括做诽谤之人、印刷诽谤之人、谤件出版所之主人、谤件出版所之经理人、谤件之发卖人、贩卖人或分送人;法国则将销售者也规定为义务主体;瑞典法律规定“作者、编者、业主、出版者”均为义务主体,范围较窄;范围更窄的仅包括“编辑和作者”,如《丹麦新闻法》第六条规定:“只能对编辑和作者处以罚款。”
我国关于新闻侵权义务主体的规定,显示出“中国特色”。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一归纳,可发现其义务主体是“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这样的规定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在我国,新闻单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不允许私人开办的。
司法实践中下列三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关于总社与分社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如果分社了侵权新闻,总社应为侵权义务主体。但是为了更好地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便”原则,将分社作为独立的诉讼主体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关于新闻发表单位与新闻刊转单位的关系问题。文摘类报刊林立是我国新闻活动的一大特色,而且许多非文摘类报刊也辟有文摘专版或专栏,因此,加强该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新闻发表单位是指新闻稿件的原始发表单位,新闻刊转单位是指转载该条新闻的再发表单位。从理论上讲,新闻的刊转应当视为又一次发表行为,可以构成另一次侵权行为,所以应对其因转载而造成的扩大损害承担责任。而且无论侵权稿件来自何种权威新闻机构,新闻刊转单位的刊转行为都构成一次新的侵权损害,如果因此发生侵权纠纷或诉讼,不得以原始发表单位的权威性作为抗辩事由。当然,一条新闻经多次刊转后,每一个发表单位都有可能受到侵权指控,但受害人并不一定必须向每一个发表单位都去主张权利,这体现了民法制度中的尊重当事人诉讼权的原则,我国司法实践对此实际上也是予以肯定的。
关于编辑与新闻单位的关系问题。编辑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系职务行为,是新闻流程的当然组成部分。基于此,我国不采用国外可对编辑进行的做法,而只能以新闻单位作为被告。
关于作者与新闻单位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作者和新闻单位是否列为共同被告,二是应该如何管辖。二者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直到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六条中规定:“应根据原告的决定被告”、“只诉作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都提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均列为被告,但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才算作出解答。
这些规定虽然较为科学和合理,但忽视了(或者说是回避了)另一重大问题,那就是通讯员作者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通讯员队伍的组成及人员来源的特殊性及广泛性,所以谈起来很敏感,也很复杂。
客体特征
新闻侵权行为的侵害客体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身权。
各国立法对新闻侵权客体的规定不尽相同,许多国家只规定了“名誉权”。英美两国采用诽谤法制裁新闻侵权行为,其目的就是“保护个人名誉不受无理攻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给“诽谤”下的权威定义就是“以文字、印刷品或其他可见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坦桑尼亚《出版法》则规定新闻侵权的客体为“他人名誉”。也有一些国家规定的新闻侵权客体的范围较宽,通常包括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尊严、威信和利益。
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类似于英美,只将“名誉权”作为新闻侵权的客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名誉权才能成为新闻侵权的客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都能构成新闻侵权的客体。此外,隐私权作为最易受到侵害的权利,理应成为新闻侵权的客体。从理论上讲,受害人可以根据新闻侵权所侵害的客体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诉因。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原告对新闻侵权的,基本上都是以侵害名誉权,原因是当新闻侵权行为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荣誉权等权利时,往往同时又侵害了名誉权或隐私权。根据法条竞合原则,若当事人单独主张这些权利,则不易得到法律的帮助,以名誉权进行或许更为直接有效。
行为特征
新闻侵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创作、编辑与出版。创作包括作者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所用的文字稿件的采访写作和广播、电视所用音像稿件的收录或摄录;编辑是指新闻单位对记者或通讯员提供的新闻作品进行的加工、改编、删减或整理,包括报纸、杂志对文字稿件和照片的润色、处理,广播电台、电视台对文字稿件的录制和对音像稿件的剪接、配乐、解说等;“出版”包括新闻作品在报刊上的刊载和在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发。从上述三种形式可以看出,新闻侵权应当由作为的方式构成,不作为不能成为新闻侵权的行为方式。在认定新闻侵权行为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必须是在一定新闻媒介上公开传播的才能构成新闻侵权。新闻报道必须附着于新闻媒体,即报刊将编辑好的新闻刊载在报纸或杂志上,广播电台、电视台将广播稿和编辑好的文字与图像在节目中播发,才有可能构成新闻侵权。反之,如果非以新闻媒介为传播工具传播谣言或其他虚构事实或他人隐私,即使后果严重需承担法律责任,也非新闻侵权。另外有些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新闻作品相同或类似,但由于是在内参等非新闻性的刊物上发表,故不认为是新闻。如前些年著名的“海灯法师名誉权案”,由于作者所写报道发表在党内机密材料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故不构成新闻侵权。但是作者后来又将该报道修改后寄送给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发表,那又应另当别论。
必须是新闻报道载有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禁止的内容的才能构成新闻侵权。“不符合事实的报道”是指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或作者、编辑选材、写作、审查核实不严,由于疏忽大意作出错误认定,扩大或缩小了事实范围,造成新闻失实;或作出不当评论与描述,以及新闻图片报道不符合事实或超出法律的界定。“法律禁止的内容”是指现行法律对侵害私人权利和社会公益的行为予以禁止的规定。有人认为,只有失实的新闻报道才能构成对当事人的名誉侵权,报道内容真实则不能构成新闻侵权,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从逻辑上讲,内容失实只是构成新闻侵权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如果报道内容为法律所禁止,即使是完全真实的,同样可以构成新闻侵权,甚至其内容越真实、越具体,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也就越大。如2008年发生的一起案:某法院对被告人依法进行了判决,该院一名干警将此案写成报道在某晚报上发表,其中披露了被害人的真实姓名和受害的详细经过,结果造成该被害人不敢上班、不敢出门,整天躲在家里,怕见外人,最后患了精神分裂症。此案中的作者受到侵权指控,便不得以内容真实为由作免责抗辩。
主观心态
新闻侵权构成的主观要件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无太大差异。但由于新闻的时效性所限,新闻从业人员很难全面而又准确地掌握事实,难免会发生事实依据出入或事实认定失当的情况,从而很难做到毫厘不爽,与事实完全相符,所以对新闻侵权行为过错的认定应当采用一种较为宽松的标准。事实上,新闻侵权完全出于故意的很少,大多都属于过失。这一点,国内外看法基本一致。如美国著名律师威廉・狄福特就曾断言:大多数(新闻)诽谤案的起因,是纯由失慎所致,而非出于有意。
尽管理论界普遍认为,侵权新闻一经发表,无论故意或过失即可构成新闻侵权,但在所有新闻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对新闻侵权案件的指控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要求考察责任人的主观心态,我国也是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不同,对最终确定赔偿责任有着重大影响。
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
新闻侵权所造成的主要是精神损害,它使受害人形象受到破坏、评价降低、尊严丧失等。如受害人亲朋与其断绝来往,配偶与其离婚,公众对其轻视、嘲笑、怨恨、非议,受害人本人旧病复发或造成精神失常;法人信誉下降、消费者对其产品明显不信任等。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后果表现得并不明显。公民因新闻侵权行为往往会产生恐惧、悲伤、怨愤、绝望、羞辱等精神痛苦,而由于其文化程度、思想状况、涵养程度不同,有些人只是在内心深处承受痛苦而不形之于色。在此情况下,要求受害人提供证据证明其精神受损的实际后果显得非常困难。笔者认为,新闻侵权中的当事人只须证明侵权行为的存在,不需要特别证明其损害结果,如无相反证明,则可推定新闻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受损害结果。
篇4
关键词：死者人格利益 生者身份权益 法律保护
一、问题之提起
案例:原告陈某系解放前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1940年，荷花女参加庆云戏院成立的兄弟剧团演出，从此便在当地红极一时，后于1944年病故，年仅19岁。被告魏某以“荷花女”为主人公写小说，曾先后三次到原告陈某家了解“荷花女”的生平以及从艺情况，并向“荷花女”的弟弟了解情况并索要照片，随后创作完成小说《荷花女》，共n万字。该小说使用了荷花女的真实姓名和艺名，陈某在小说中被称为陈氏。小说虚构了荷花从17岁到19岁病逝的两年间，先后同3人恋爱、商谈婚姻，并3次接受对方聘礼之事。其中说某人已婚，荷花女“百分之百地愿意”为其做妾。小说还虚构了荷花女先后被当时帮会头头、大恶霸奸污而忍气吞声、不予抗争的情节，最后影射荷花女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该小说完稿后，作者未征求原告等人的意见，即投稿于某《晚报》报社。该《晚报》自1987年4月18日开始在副刊上连载该小说，并加插图。小说连载过程中，原告及其亲属以小说插图及虚构的情节有损荷花女的名誉为理由，先后两次到《晚报》报社要求停载。晚报社对此表示，若荷花女的亲属写批驳小说的文章，可予刊登;同时以报纸要对读者负责为理由，将小说题图修改后，继续连载。原告以魏某和晚报报社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承担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例提出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案件，并由此引发最高院于1989年4月12日作出《关于死亡人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最高院在批复中，明确了对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并认为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进行了纠正，没有再提到死者的名誉权受保护，而改称为死者的名誉受侵害时的保护。认为:“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受侵害，由其近亲属来加以保护。从该条文理解，既可以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即:死者的人格利益;也可以认为法律保护因为死者名誉受损而受到损害的死者近亲属，即:近亲属的身份利益。可见，当时最高法院对此问题没有把握，只好模糊处理。笔者认为，死者既然已死，还能像活人一样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评价?还会有利益的损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侵害死者的名誉其损害结果是什么呢?当然是造成死者的近亲属身份利益的损害，尤其是近亲属的精神利益的损害。
关于精神利益损害，我国立法于2001年2月26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中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1)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2)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3)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该司法解释认为，被侵犯的不仅仅是死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其近亲属的人格利益，是死者亲属自身的权利受侵害而造成精神痛苦，并得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人身权领域，“造成精神损害”并非一种独立的侵权类型，而是在侵犯了某种人身权并进而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讨论是否以及如何赔偿该精神损害的问题。所以，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说明死者亲属的何种人身权受到了侵害，是一个重大缺陷，也造成了解释上和理论上的困扰。但该司法解释至少肯定了这么一个观点，即:对死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身体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其近亲属精神利益和人格尊严的侵害;对死者人格的保护，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生者的人格利益和尊严。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2005年由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及立法理由》在人格编第386条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了这样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自然人死亡后，其遗体受法律保护。禁止对遗体、骨灰进行侮辱和损害。死者的人格利益，死者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进行保护。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其他近亲属有权进行保护。该规定告诉我们二个观点，第一观点是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和隐私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死者的遗体受法律保护;第二观点是死者的人格利益，由其近亲属加以保护。死者近亲属在该侵权案件中作为诉讼权利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诉讼权利主体保护的客体是死者的人格利益，还是亲属的身份权益，仍存在模糊的概念，学理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二、各种学术观点介绍和评价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学说观点是，自然人死亡后，仍可以继续享有某些人身权。如有的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如死者名誉权。闭有的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但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篇5
论文关键词 婚内隐私权 特殊性 法律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信息产品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的隐私被侵害的危险性越来越大，尤其是夫妻之间侵犯隐私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如发生在辽宁的“丈夫安装摄像头监视妻子案”，发生在四川的“丈夫偷查妻子话费案”等。然而，由于我国法律直接把隐私权明确列为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的时间尚短，导致法院对处理侵害隐私权的案件缺乏实践经验，对夫妻之间侵犯隐私权而起诉的案件，大多以调解或判决离婚作为主要的责任承担方式，没有考虑到婚内隐私权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在实践中处理夫妻间侵犯隐私权的案件时显得比较粗暴。为此，本文试图从阐释婚内隐私权的特殊性入手，来探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在对婚内隐私权保护方面是否能够做到确实、充分。
二、婚内隐私权及其特殊性
婚内隐私权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由一方所享有的不愿为配偶知晓和侵扰，或由双方所共同享有的不愿为第三人所知晓和侵扰的信息的权利。从本质上看，婚内隐私权是隐私权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具备一般隐私权的对世权，绝对性、排他性等性质，但由于男女双方夫妻关系的缔结，使得其具有了不同于隐私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主体间的情感性
婚内隐私权的情感性特征主要是指情感问题贯穿了婚内有关隐私问题的始终，所有的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都因情感因素而产生，也因情感因素而解决。男女双方是以感情为基础而结为夫妻的，但由于夫妻之间年龄、性别、个性以及文化背景、家庭背景和社会经历等方面可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双方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生活、交友、思维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等方面出现不一致，导致一些冲突的产生豏。如果这些冲突不能及时得到解决，那么夫妻之间情感的基础将会遭到破坏。当夫妻之间感情的平衡被打破时，一方就极力的想要知晓对方对于自己的态度转变的原因，会采取些侵犯对方隐私的行为来探查，如偷看对方日记、聊天记录、电话信息、跟踪对方等：基于感情的因素而实施了侵犯对方隐私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夫妻之间发现对方有侵犯其隐私的行为后，都会以吵架而告终，然后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经过反思后，如果能够心平气和的沟通，最终达到相互理解，那么一方对于配偶侵犯其隐私的行为将会被原谅：双方基于感情的因素而解决了侵害隐私的问题。
（二）有限的私密性
隐私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是一项绝对的权利，具有排他性。但由于婚姻关系的存在，使得夫妻之间的隐私权得相互克减。一些对于第三人来说是个人隐私的信息，对于配偶来说则不属于隐私。如基于夫妻生活的需要，一方的身体信息，个人在婚后的收入，对第三人来说是绝对的隐私，但对配偶来说则不属于个人的隐私。因而，在婚内由于夫妻关系的存在，使一方对于配偶的信息享有知情权，从而使得婚内隐私具有有限的私密性。
三、现有的法律规定对于婚内隐私权保护
（一）现有法律规定对婚内隐私权的保护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对婚内隐私权进行专门保护的条款，有关婚内隐私权的保护主要通过法律、司法解释的有关条款，历经保护名誉权、隐私利益或隐私权的模式来实现的。这些条款主要包括《民法通则》第10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4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侵权责任法》第2条，《婚姻法》第15条，《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2条，以及《刑法》的252条等。
（二）现有法律保护的不足之处
如上所述，我国对婚内隐私进行法律保护的条款具有明显的零散性，且在初期还把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解释为侵犯名誉权的行为进行“寄生的”保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隐私权保护的一大缺憾。根据隐私权的性质，再结合《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侵害人格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只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可以适用，且适用赔偿损失时的条件还必须为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或夫妻离婚时。除了责任适用的缺陷外，还存在法律保护的真空地带。《侵权责任法》第6条表明责任构成要件须以过错为构成要件，过错包含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但“婚内侵权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侵权”豒。因而，在婚内一方必须是出于故意侵犯对方隐私的行为才构成侵权，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就会出现一方出于过失侵犯了对方隐私，给对方造成了精神的痛苦，但却因不满足责任构成要件而不需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即便是出于故意侵犯了对方的隐私权，也面临着和《婚姻法》规定的配偶的知情权之间的冲突问题。
抛开《侵权责任法》回归到《婚姻法》的领域，我国的《婚姻法》也没有关于夫妻之间相互尊重人格权或隐私权的规定，且作为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也无关于尊重隐私权的规定。唯有在《婚姻法》中第4条，第13条，第15条规定的夫妻相互忠实、尊重，夫妻平等，夫妻自由的条款中存在着若干与隐私权内容重合的部分，可解释适用，但这些条款对于保护婚内隐私权太过于零散，而且也会导致冲突。如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尊重的义务，那么一方若有外遇，另一方在行使其配偶权和知情权时必然会侵犯对方的隐私权，导致权利的冲突；再如，夫妻既然享有自由，那么其就有保持个人信息自主的自由，若一方将所有关于其个人人身和财产的信息以隐私为由对配偶对予以保密，是否侵害了配偶的知情权呢？
再者，一方若侵犯对方的隐私权，使得对方因此而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从而导致精神失常或者自杀。那么对于故意侵犯对方隐私权，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是否应不仅仅让其承担民事责任，也应让其承担点刑事责任呢？纵观我国《刑法》只有有侮辱罪和诽谤罪，来保护他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权；有侵犯通信自由罪，来保护他人的通信自由权；有非法侵入住宅罪，来保护他人的住宅不受侵犯。这些条款都包含隐私权的若干内容，但并非隐私权的全部。难道隐私权在刑法中也只能通过“寄生的诉讼”进行保护？
四、完善保护婚内隐私权的建议
笔者认为，由于婚内隐私权的特殊性所决定，对其保护应以《婚姻法》为主，同时辅以《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在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况下，进入到《刑法》保护的层面。具体措施如下：
（一）通过修改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方法对婚内隐私进行保护
由于夫妻关系具有其特殊性，可以在新修改的《婚姻法》中增加一条“夫妻之间权利平等，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人格权利，如姓名权，荣誉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以婚姻法中对于人格权利的明确规定，来对婚内隐私权进行有力的保护。或在此种方法较为困难的情形下，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夫妻之间应相互尊重隐私权，以效力较低的司法解释的方式来对婚内隐私权进行保护。除了民法层面的修改外，在以后出台刑法修正案时，增加一条“侵犯公民隐私罪”：侵犯公民隐私权情节恶劣的，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单处或并处罚金；情节特别恶劣，或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刑法》中对于隐私权的规定，客观上也可以辐射保护到婚内隐私权，使得一方意识到对配偶隐私的尊重。通过民法和刑法两个部门法的保护，在立法上为婚内隐私权的保护打造一张完整的网。
（二）多样化其法律责任承担方式
对于侵犯婚内隐私的法律责任不应拘泥于传统民法上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判决离婚等，还可以根据需要采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程序上的法律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等。《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这就在法律上为多样化承担侵犯隐私权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也弥补了一般责任方式的不足。如采取训诫的方式，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否认其行为的合法性，让其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好好的反省自己的行为，更容易让双方当事人信服和接受，更有利于维护夫妻关系的和睦。除此之外，对于侵犯婚内隐私情节严重的，还应课以刑罚上的责任：通过多元化、立体化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来达到周延保护婚内隐私的目的。
篇6
【关键词】精神损害 赔偿法 民事 刑事
相同程度的精神损害,刑事法律规定不赔,国家赔偿法规定少赔,民事法律规定多赔,这既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也不利于国家法制的统一。因此,应深入研究刑事、国家、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实践的需要,制定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规定。
现行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规定
赔偿原因。第一,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不赔偿。相对于民事赔偿来说,刑事制裁侵害人是对被害人受伤心灵的最好抚慰,没有必要再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如果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因损害程度无法衡量,赔偿标准难以制定,赔偿数额难以确定,既不好调解也不好判决,会影响案件的按期审结。第二,国家精神损害违法赔偿。国家赔偿法将违法责任原则规定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的共同原则,具体规定在国家赔偿法总则第二条,其涵义是只有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害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受害人才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三,民事精神损害归责赔偿。民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民事法律的归责原则。民事法律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推定过错责任和共同危险责任,侵权行为的类型不同,归责原则不同,应根据精神损害行为的具体类型认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赔偿范围。第一,刑事赔偿无范围。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赔偿经济损失、物质损失,不赔偿精神损失,刑事赔偿没有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第二,国家赔偿范围窄。《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仅包括名誉权、荣誉权,而未包括生命权、身体权等人格权,赔偿范围狭窄。第三,民事赔偿范围宽。我国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人格权、监护权、死亡自然人近亲属的精神权、特定纪念物品的拥有权等权利。
赔偿标准。刑事法律和国家赔偿法未规定具体的赔偿标准,有关民事精神损害的司法解释未规定具体的赔偿数额,但允许法官考虑相关因素并通过自己的良知确定。相关因素包括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场合、方式、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和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还应考虑三条原则:对受害人是否起到抚慰作用;对加害人是否起到制裁作用;对社会是否有一般的警示作用。①
赔偿方式。刑事法律只赔偿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不赔偿精神损失,其没有精神损害赔偿方式的规定。国家赔偿法律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但只规定了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几种精神抚慰方式,没有规定物质赔偿方式。民事法律针对侵害公民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情况,规定有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承担责任方式。这些承担责任方式可以适用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现状的分析
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排斥在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之外,使得严重精神损害得不到赔偿。1999年到2002年,历时三年多,案件的被害人黄某诉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全国首例权精神索赔案”,经过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审和二审,民事诉讼的一审和二审,最终以被害人败诉而告终。不用经济手段制裁被告人,不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不但无法抚慰被害人及其家属受伤的心灵,而且对其精神伤害更加严重。这样的判决在情理上是不正当的,在法理上是不正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允许刑事被害人对遭受的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保护被害人的人格权利和身心健康,是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符合国际司法的发展潮流。
国家赔偿范围不包括金钱赔偿方式,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益。②近年来的一些案件,暴露出了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救济的立法缺陷。2001年,陕西一位叫麻旦旦的女子被公安屈打成招,诬为并被关押,后来麻以自己是处女的医学证明才洗刷不白之冤。这起震惊中外的“处女案”给麻旦旦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却以获得74.66元的国家赔偿金了结。这样的判决结果,受害人难以接受,公众也难以接受。受害人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损害,只补偿其物质损失,不赔偿其精神损失,不公平。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日益增多,侵权形式也多种多样。我国民法及司法解释对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规定不够全面,许多案件当事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未能得到支持。应当逐步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人身权,如权,与婚姻家庭有关的权利等给予保护。权是指性的纯洁性及良好品行方面的权利,包括性自由权、性安全权、性纯洁权,是一种独立的人格权。③由于民法没有权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以侵害权为由提出请求,法院审理时可以将其归为身体权、名誉权、健康权范畴之内,法官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当地生活水平和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等自由裁量赔偿数额。
精神损害赔偿法的完善
精神损害主体和案件性质不同,损害产生的原因不同,但无论损害主体和案件性质如何,相同程度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和赔偿方式应该相同。应全面分析不同性质案件精神损害产生的原因,制定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规定。
全面分析精神损害产生的原因。第一,故意杀人、重伤、等严重刑事犯罪行为是造成被害人精神伤害的原因,凡是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精神损害都可以归类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解决。死亡被害人的家属和案件被害人的配偶,因犯罪行为受到精神伤害的,都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第二,国家要为公权力的行使行为、经济行为、作为行为、不作为行为、法律行为、事实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国家赔偿的范围在扩大,违法归责原则不能适应国家赔偿实践发展的需要。如警察在追捕逃犯过程中开枪误伤路人,或边防检查站检查物品时不慎造成被检物品损坏,都很难确定是合法还是违法。为解决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缺陷,应把国家赔偿法律规定的归责原则与民事法律规定的归责原则相结合,适用于国家赔偿实践,形成以违法归责原则为主,公平原则、无过错归责原则为辅的多层次的归责原则体系。第三,不同种类民事案件,精神损害产生的原因不同,归责原则也不同。分析双方当事人对造成精神损害过错程度的大小,确定赔偿额度。侵害人主观上有过错,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侵害人没有过错,被害人有过错,侵害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应根据过错程度,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双方均无过错,法律应视损害严重程度要求侵害人给受害人一定的补偿。
制定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规定。民事赔偿标准和赔偿方法,可以推广适用于刑事赔偿和国家赔偿;民事赔偿范围经扩展完善后,可以统一适用于各类赔偿案件。民事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侵害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和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权是法律赋予权利人以人格利益为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人格所享有的与其主体不可分离的权利。人格权有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分。我国《民法通则》对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等具体人格权作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也作出了对生命权、健康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予以法律保护的规定。这些规定不全面,需要在刑事、行政、民事法律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身份权是权利主体从事某种行为或因为婚姻家庭关系取得某种身份而享有的民事权利。身份权包括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等。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子女人身、财产方面管理和保护的权利。配偶权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与妻作为配偶间的一种身份权。④亲属权是父母与成年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身份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被监护人因非法侵害行为脱离监护致使亲属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作出保护监护人受损害精神利益的规定。这一规定适用范围很小,应将亲权、配偶权等身份权纳入保护范围。
财产权是不同于人格权的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如债权、物权、知识产权等,这些权利被侵害也会影响被侵害人的精神利益。就合同之债来说,当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侵犯另一方当事人的精神利益时,应当允许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知识产权有人身属性,侵犯知识产权会给受害人带来精神痛苦,对侵犯知识产权所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作者单位:南昌理工学院经济管理系)
注释
①杨立新:《人身权法论》,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
②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篇7
案例：我原是一家公司的员工，一个月前，我因私拿公司一台价值300元的电风扇回家被开除。此后，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开了我的姓名、住址、照片、曾任职务、开除原因。此后的半个月里，我发现有1103人次浏览该内容。当我到其他单位求职时，有单位明确表示我有前科拒绝录用。请问，公司网站上公示开除员工，是否构成隐私侵权？
说法：公司侵犯了你的名誉权，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隐私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私人信息不被非法刺探、搜集和公开，私人生活安宁不被非法侵扰的权利。尽管你确实犯有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可以因此置你的隐私于不顾，其出于管理需要虽可以在公司网站（应为局域网）上公布你的姓名、开除你的简要原因，但未经你许可，同时公布你的住址、照片等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私人信息，则超出了其权利范围，在普通网民均能浏览的公开网站公开这些信息更是构成侵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因此，公司必须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因病“试用期中止”，可否被要求延长？
案例：我入职某酒业公司时，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并约定了6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到第3个月时，我双休日登山不慎右腿摔伤。我请病假治疗3个月去上班时，公司提出因我自身原因导致试用期中止。因此，需延长试用期。请问，公司的要求合理吗？
说法：《劳动合同法》规定：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本案双方约定6个月试用期符合法律规定，但对试用期期间因病休假等特别情形，是否应延长试用期，法律没有规定，此种情形下，只能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双方应协商解决。
若协商不成，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尽管导致试用期中止是一种意外，并非是你的过错，但毕竟属于你自身原因导致其“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那么，你负有承担继续履行试用期合同的义务。
升职后被以试用期不胜任解除合同有效吗？
案例：我是某矿山机械公司的推销员，工作勤奋敬业，业绩一直领先于其他推销员。2013年10月，公司人力资源部通知我，公司要与我续签劳动合同，并决定任命我为销售部经理。但按照公司用人制度规定，新上任人员须接受6个月试用期。我与公司续签了3年期劳动合同，合同中约定销售部经理的职务试用期为6个月。2014年2月下旬，公司以我在试用期内不胜任本职工作为由，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合同。请问，公司的做法对吗？
篇8
「关键词商誉，商誉权，工商业标记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并购大量涌现，商誉的重要性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商誉权也成为了法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中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设立商誉权必要性；2、商誉权的法律属性。本文也正是就这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商誉说起
什么是商誉？商誉是商人基于良好的经营而取得的营业信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利益，它与营业场所、商品名称和商标密切联系，但其本质表明商人与其顾客的关系（出处一）。 商誉指企业信誉和交往关系所带来的利益，商誉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财产，是通过企业及其工作人员长期诚实工作建立起来的（出处二）。 由此可见商誉是商事主体基于自身经营实践及其工作人员的长期的努力工作而获得社会（主要是其顾客和客户）的正面的肯定的赞誉，包括商事主体的信用、资产、经营能力、经营风格、商业道德以及商品的质量、性能等方面，它在本质上是商事主体与其顾客在经营交往中形成的一种信任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商事主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它是商事主体参于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因此，商誉一方面与商事主体自身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能够给商事主体带来经济利益。
由于商誉都是无形的，工商业标记天然地成为商誉所依附的主要载体。工商业标记属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其巨大的经济价值被人们熟知，但是有一点必须澄清一下：这只是表面现象，工商业标记是特定商事主体或其商品服务的标记，经营者及其商品服务的商誉多集中在标记上，它反映着经营者的商誉，是商誉的主要载体，工商业标记的价值来源不是对其自身的利用和支配，而是来源于它所标记的商誉，它不产生商誉，它只是储存商誉价值的载体。商事主体花费大量的金钱围绕工商业标记做广告、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并非增加了工商业标记的价值，而是提高了商誉的价值，这种价值通过商誉的载体-工商业标记体现出来。所以工商业标记不过是商誉价值的所依附的符号，而非价值本身，工商业标记的价值只是商誉价值的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标”与“本”、“流”与“源”的关系（出处三）。
二、设立商誉权的必要性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劳德（Macleod）所认为的那样：“财产这个名词的真正和原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一件东西的绝对权利。财产的真正意义是完全指一种权（出处四）利、利益或所有权。”法律若不于客体之上赋予权利，自然客体本身并不能体现财产价值， 所以商誉本身并不能体现财产价值，只有以商誉为客体赋予商誉拥有者以商誉权，商誉的价值才能为充分体现出来。是否有必要设立商誉权，这要看通过对现有的权利体系中的各种权利主要是工商业标记权和名誉权的保护，是否能够很好的保护商誉拥有者的商誉权益，如果能够很好的保护商事主体的商誉权益，就没必要在现有权利体系之外再单独设立商誉权；如果不能，那就需要在现有权利体系之外另设立商誉权，以求更好的保护商事主体的商誉权益。
商誉的主要载体是工商业标记。工商业标记包括商事主体为了区别主体本身与其他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而设立的表彰自己的名称，如商业名称；为区分自己经营和其他主体经营的商品或服务而加在商品或服务之上的各种标记符号，如商标、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等。现在以商业名称权为例，看是否可以通过对工商业标记权的保护，完成保护商誉权益的任务。商业名称权是商事主体就自己的商业名称依法享有的决定、改变、依法转让并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定的地域和行业范围内所享有的单独使用权以及不受侵害的权利。通过对商业名称权的保护，禁止其他经营者擅自使用、假冒、盗用、在一定地域和行业内使用相似或相同的商业名称，能够有效的保护因被侵害商业名称权而受到损害的商业信誉权益，但其保护范围只限于此。对那些被其他方式的行为损害的商业信誉权益，不能很好的保护，比如同行业的其他经营者通过比较广告，来明示或暗示自己在某方面的优势地位，这时没有侵害商业名称权，却影响了商事主体在顾客心中的地位，使商事主体的商业信誉受到损害，这时就不能通过对商业名称权的保护来保护商业信誉权益。其他的工商业标记权亦受到这样的限制，另外如商标权还有时间性的限制。这时自然而然的会有人提出：是否可以通过对商事主体的名誉权的保护，来补充保护商事名称权所不能保护的那部分商誉权益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商誉的构成因素十分复杂，商誉的载体是多种多样的，“甚至的定的电话号码（如国信寻呼126，127）都体现着商业信誉”（出处五）， 名誉权的保护范围在侵犯商誉权的行为面前显得有些狭小而力不从心。另外通过保护名誉权来保护受损害的商誉权，保护的力度也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因为如此，甚至有人建议引入商誉的概念来对企业的名誉权来进行保护。
鉴于现有的权利体系不能很好的保护商事主体的商誉权益，所以单独设立商誉权就十分必要。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中也不乏保护商誉权的法律条文，例如我国《刑法》第221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信誉。”。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商誉包括两个方面：1、商业信誉，商业信誉是社会针对商事主体自身的总体综合评价；2、商品信誉，商品信誉是社会对商事主体的商品服务的评价。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共同为商事主体带来经济效益与竞争优势 （出处六）。其实这只是商誉的两个主要方面，商誉的构成因素颇为复杂，远非这两个方面所能包含，对其全面保护是十分困难的，这说明我国法律还有待于完善，同时也为探讨商誉权法律保护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空间。
三、商誉权的法律属性
商誉权属于民事法律权利，这一点没什么异议。至于为什么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侵权行为法或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商誉权的，鲜有在民、商法典中对商誉权有明确规定？本文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有影响的民、商法典制定时间都比较早，那时商誉的重要性并没于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所以没规定商誉权，后来其他国家制定的民、商法典多是对其效仿，也没有商誉权的规定。随着商誉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商誉权在将来的民、商法典中一定会占据一席之地的。另外，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是为保护法律权利而制定的，把商誉权放到什么法律中进行保护，这属于纯粹的立法处理或立法技术问题，丝毫影响不了商誉权是民事法律权利的性质。
对商誉权法律属性争议集中在它究竟属于民事法律权利的哪一种权利，目前理论界对此有以下几种看法。（一）人格权说，这里面又有两种观点：1、名誉权说，该说认为商誉属于法人名誉的一部分，商誉权属于法人名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他们的区别，那就是“当一个企业的名誉被一般人（既非竞争对手）侵害时，其所侵害的是名誉权；当一个企业的名誉权被其竞争对手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规范的手段侵害时，其所侵害的是商誉权。”（出处七）。 2、特别人格权说，该说认为商誉权虽具有无形财产的性质，但只有人格权才是它的本质属性，商誉权的客体包括精神利益与包含于商誉利益中的间接财产利益，商誉权是一种有别于相关权利的特殊人格权（出处八）。 （二）知识产权说，该说认为商誉是人的脑力、智力的创造物，与各种各样的信息有关，而且这些信息与各种有形物质相结合，符合知识产权的特征商誉权的，商誉权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与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相似。（出处九）（出处十） （三）知识产权兼人格权说，该说认为商誉与名誉是交叉关系，商誉权不只是单一的知识产权属性，兼具人身权（人格权）与财产权（知识产权）的性质，侵犯商誉权是一种竞合侵权，侵犯的客体有两个：一是商品，表现为商品信誉；一是商誉主体，表现为商业信誉。当主要侵犯后者而竞合侵犯前者时，商誉权表现为一种人格权，商誉侵权视为名誉侵权；反之，商誉权表现为知识产权。 （四）财产权说，该说认为商誉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由其所生之权利当然为财产权。商誉权是财产权已为经济学界、法律学界的相关文件所肯定：在国际会计界，无形资产作为虚拟的，为实体形态的资产，其范围包括传统的知识产权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其他无形财产，如特许经营权、商誉权；在国际多边投资协议中，商誉与版权、专利、商标都是可以拥有投资的资产形式（出处十一）。
本文认为要准确界定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就要首先全面分析商誉权的特点与设立商誉权的目的，而不应该只是看到它的某一个或几个特点与某权利的特征吻合或不合而将其归入某权利体系中或排斥在某权利体系之外。如前文所述商誉是社会对商事主体的赞誉，在本质上体现了商事主体和社会（主要是其顾客客户和相关主体）的关系，它是商事主体在经营活动中付出许多代价逐步积累起来的，是稳固现有市场和开发潜在市场的重要筹码，当商誉受到损害时，其影响是深远的、长期的、不宜恢复的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设立商誉权的目的应该是保护商事主体通过努力而获得的在市场竞争中得的应有地位，必须说明的是它的这种地位“并非是直接的财产，商誉必须通过企业的经营活动才能获得其价值”（出处十二）。
关于商誉权的特点，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1、商誉权的主体限于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允许其他主体拥有商誉权是毫无现实意义的，这是商誉权与名誉权的区别所在。在我国并不局限于个体工商户、合伙和公司，如果农村承包经营户生产或加工的农产品能够长期或季节性而不是偶然的在市场上销售，那么农村承包经营户也可以成为商誉权的主体。2、商誉权开始于商事主体的产生，随主体的消亡而归于消灭，其取得并不需要经过申请、登记、审批、授予等程序。当商誉权主体终止后经过一段时间重新开业，在那段终止的时间内，虽然商誉作为社会的评价客观存在并没消失，但是商誉权由于权利主体的缺位而并不能存在。这说明了商誉权与商誉权主体自身的关系十分密切。3、商誉权的客体是商誉自身，是社会的评价和信任，而不是商誉利益。因为任何客体不论是无形的还是有形的，都必须都是客观存在的，商誉利益只是一种通过努力可能实现的利益，并不是必然存在，故不能成为商誉权的客体，商誉权的客体只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评价和信任，也就是商誉自身。这也说明商誉权有的只是间接的财产利益，并不首先是财产利益。4、商誉权具有可转让性。商誉权的转让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屡见不鲜了；在1982年我国与瑞典签订的《关于互相保护投资的协议》和1984年我国与法国签订的《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均规定了商誉权是可以投资的资产形式之一；在会计界更是把商誉归作为无形资产的一种。本文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商誉权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并不可以因此认为商誉权在本质上是财产权，正象明星们用其姓名为商事主体或商品做广告而获得丰厚报酬但并不能认为姓名权是财产权一样。正因为如此，在转让商誉权时会有很多限制，比如要和商标权、商业名称权等，甚至要和营业一起转让。5、商誉权并不具有地域性。有人认为商誉权具有地域性，其效力范围限于其经营活动的地域或者其已经设立办事机构或分支机构的地域。这种认为是不对的，因为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经济与人口流动的加剧，任何一个商事主体的商誉影响范围绝不仅仅局限于其活动的领域，认为商誉权具有地域性对商事主体的地域性经营扩张是十分不利的。6、商誉权的保护范围只能局限于商誉的一部分。由于商誉的构成要素颇多，商于权的载体也是很复杂的，甚至可以说与商事主体有关的任何消息都可能成为商誉的载体，因此对商誉权的保护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
由以上对设立商誉权的目的、商誉权的特点分析，可以说商誉权是一种由特定主体享有但可以有条件的转让的民事法律权利，它在本质上体现了商事主体和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给带来商事主体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通过主体的经营活动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果按照传统的民事法律权利的划分方法，本文认为这种权利应归入人格权的范畴，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消费者对产品的内在品质了解越来越少，消费者选择消费品越来越依赖商事主体的商誉，市场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商誉的竞争，商誉权事关商事主体存亡，商誉成为了商事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必备条件，商誉权成为了商事主体之所以能够拥有主体资格的必备权利。人格权的最本质特点就是人格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备权利，因此把商誉权归为人格权是较为理性的选择。只是基于其对商事主体的特殊作用，应加大对其的保护力度。
篇9
一、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
（一） 相关法律规定
对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能否造成精神损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对精神权利的保护程度是不一致的。英美法系并未规定对侵犯精神权利的经济赔偿的救济措施；大陆法系则通常都规定了对精神权利的侵犯采取赔偿权利人精神损失的救济措施1.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对此问题并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从中可以找到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该规定中的“赔偿损失”可以理解为我国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也是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最根本的法律依据。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了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人身权是指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对于侵害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为，该法规定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形式。这里的赔偿损失可以理解为对侵害著作人身权而对权利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直接具体的法律依据。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者可以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著作人身权应当同公民一样受到同样的保护。对于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各国版权法所保护的内容有所不同，而《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第一款所明确规定的精神权利仅仅有两项，即作者身份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作者仍保有要求其作品作者身份的权利，并有权反对对其作品的任何有损其声誉的歪曲、割裂或其他更改，或其他损害行为。”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对精神权利的保护是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要求的，且保护水平较高。此外，我国著作权法第36条还规定了作为邻接权主体之一的表演者的表明表演者身份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精神权利。从国际保护来看，作为邻接权主体之一的表演者的精神权利较版权人的精神权利的出现要晚得多。伯尔尼公约仅规定了对版权人精神权利的保护，而有关邻接权保护的罗马公约及其他任何国际条约都未规定对表演者精神权利的保护问题，直到1996年的《世界表演和唱片条约》才明确规定了表演者的精神权利。
我国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于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未作规定。
（二）学界理论观点
对于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对知识产权侵权中涉及的侵害人身权的问题，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予以补救。其赔偿范围仅限于对受害人人身精神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包括因侵害知识产权人身精神权益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对于侵权情节一般的，首先应当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或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形式，而不适用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对精神损害情节较重，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形式不足以使受害人的权益受到保护的，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避免出现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2.
二、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
（一）侵害著作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侵害著作权人人身权的问题，已经适用了精神损害赔偿对权利人进行保护。这也是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主要和常见的一种类型。如在吴冠中诉被告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两被告联合在香港拍卖出售了一幅假冒其署名的画，法院认为被告侵害了原告的署名权，判令赔偿原告由此受到的损失3.
网络的发展在对著作权人经济权利的保护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对著作权人精神权利的保护提出了挑战。在网络环境下，精神权利是否仍应受到保护呢？是否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络已经使得天衣无缝地改变他人作品并在网络上传输变得易如反掌，作者的精神权利，尤其是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极易受到侵害。在网络时代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还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这一方面是保护著作权，鼓励和促进作者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保证公众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保障网络健康发展的需要。此外，网络环境下对于表演者精神权利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网络技术使得侵权人可轻而易举地对表演者表演形象非法歪曲，对表演者表演进行篡改，破坏表演者表演的完整性等等。
在法院去年处理的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网络版权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方认为被告擅自将其作品上网，使原告受到各方询问，干扰了写作计划，从而遭受精神损害，故六作家各提出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的请求。由于该案中不涉及侵犯作者精神权利的问题，在网络上传输的作品均是完整的，并对作品予以正确署名，因而判决驳回了六作家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后原审法院提出在互联网上应承认精神权利的保护，如果侵权内容包括了作者在作品中依法享有的精神权利，即可判决赔偿4.可见，法院还是倾向于保护权利人在网络空间的精神权利的。但在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时，笔者认为应强调这种赔偿属补偿性，而非惩罚性，因而应将精神损害赔偿额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出现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额。
（二）侵害专利权、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侵害其他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权，进行不正当竞争等纠纷中，侵权行为也会造成对权利人的商誉、信誉等关于法人名称权、名誉权的精神利益的损害。虽然相关法律对此并未作出具体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对此类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的案例。例如对于因侵权造成的商誉损失，在北京巴黎大磨坊食品有限公司诉北京太阳城商场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中，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商誉损失一万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另外，在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诉被告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名誉损失费320万元，后双方在二审就商誉损失问题达成调解。
三、最新司法解释与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一）指导性原则
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民事侵权包括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指导性原则，包括：
1、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条件
只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法院才可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未造成严重后果，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般不予支持，而是根据情形判令其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2、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该解释中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性质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即是一种补偿性的赔偿，而非惩罚性赔偿，因而应避免出现过高的赔偿额。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参照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
（二）有关侵害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著作人身权、商誉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该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当其上述精神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应有权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这里就出现了著作权法的规定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相矛盾的问题，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而且，在侵害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商誉等有关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权、名誉权的案件中，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前述的对其商誉损失予以赔偿的案例。如果依该解释，这些案例所确定的对商誉的精神损害赔偿似乎也不能成立。因此该条规定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所产生的不统一应当引起重视，笔者建议对于涉及侵害法人和其他组织知识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应予以明确规定，并与现行法律保持一致，以充分保护权利人的精神权利。
注释：
1 吴汉东、曹新明、、胡开忠：《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39页。
2 蒋志培：《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载于《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
篇10
10月28日,丹凤县人民法院庾岭法庭开庭审理一起离婚案件。辖区庾岭镇32岁的女子薛某向法庭提起诉讼,因与丈夫39岁的叶某感情不和,已分居两年,请求法庭判予离婚,并由丈夫支付5岁的孩子每月200元的生活抚养费。
叶某听后非常恼火,称妻子曾外出两年多都没回家。他提出四个条件:他来抚养孩子,由女方支付抚养费;两年来,他四处寻妻耽误打工挣钱,女方需付误工费;最后两条,必须先支付其精神损失费和青春损失费,四项共计3万多元。叶某说,薛某不跟他过耽搁了他的青春,离婚后再找媳妇非常困难,责任在薛某,她应给予赔偿。叶某的二哥说,弟弟和弟媳多年前一起外出到山西打工,弟媳中途变心出走,今年9月,才在湖北找到她。这一要求,女方当然不同意。
这一要求在法律上没有根据,不予支持。他说,现在只能从安全角度做工作,为使双方不受伤害,暂时没有判决离婚,法庭进行了调解,给双方6个月的思考时间。
离婚能否索要青春损失费
青春损失费并非一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名词,该名词在我国法律条文中均未出现过。该名词之所以为广大群众知悉,是因为在近年来的司法实务过程中,常常为报刊、杂志所报道。“青春损失费”是在法律咨询及纠纷中常见的问题,很多人向我们咨询过。那么,在恋爱、婚姻的纠纷中向对方索要“青春损失费”是否可以呢?这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老考虑:
第一、法律上是否有依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一规定确立了对精神损害可以适用财产赔偿的责任形式,而且就精神损害的适用范围作了界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就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专门作出了司法解释。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的范围是:
一、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权,?给他人造成精神损害的;
二、侵犯监护身份权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给监护人造成精神损害的;
三、侵害死者人格权或非法利用、侵害遗体、遗骨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的;
四、灭失或毁损他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而造成精神损害的。
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反之,不符合以上范围情形的则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而且按照法律规定,构成侵害的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其中并无赔偿青春损失费的规定,也就是说所谓的青春费不属精神损害赔偿的范畴,所以要求青春损失费的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