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内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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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企业发展

一、中华文化特色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形成了以血缘宗族、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等级观念深入各个阶层，权力意识远大于权利意识；价值观方面，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形成了“内儒外法、济之以道”的国家统治思想和个人修养原则，强调内在中庸修身，外在尊重权威，并要求顺应自然天道；集体生活时则注重礼法道德的约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化了集体互助、和谐包容等优秀文化品质，为中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中华文化以更自信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为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提供了文化支撑。

二、文化分析

本文采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分析，具体如下：

（一）权力距离

中国长期保持的中央集权制度使等级制深入社会各阶层和民族文化内涵中，君臣父子尊卑间的不对等关系体现了中华文化中较大的权力距离，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个体权利意识，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控制，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分工和效率。

（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

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作为基本单位构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促使人们注重人际交往和集体协作，这使得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倾向远大于个人主义，这一方面体现了团队合作的偏向性，利于内部团结，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搭便车和不重个人绩效的风险和弊端。

（三）男性化与女性化取向

中华文化一方面表现出掌控权力、追求工作成就的男性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注重培养人际关系、关注生活质量等女性化特征；中庸之道使中华民族文化表现出独有的中性化取向，但在现代中国企业中更偏向于男性化。

（四）不确定性的规避

中华文明强调以“和”为贵，使人们在选择异于其他人时会降低安全性感受；同时，中华文化蕴含的包容性提升了国人对环境的适应力，因而不确定性较低。这促进了稳定，却也可能压制创新。

（五）长短期取向变量

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中华文化的统治地位，影响着社会关系和管理决策，引导其重视长远目标，因而中华文明注重长远规划，并以之为集体愿景长期奋斗。

三、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企业发展

（一）中华文化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中华文化的社会关系网、集体主义取向及和谐包容的文明内涵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组织文化，也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及实施。具体而言：

首先，在集体主义取向引导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实施不仅要以人为本，还要重视员工关系，强化团队管理而非仅管理个人；在以个体差异确定个人绩效的同时也需奖励团队协作以提升效率；在强调奉献精神之外也需关注员工福利。

其次，中国企业通常注重团队合作以避免分工带来的职能分散，以奉献精神激励员工多做贡献，但却忽略了因不注重个人绩效激励而可能引发的员工积极性下降、团队低效等问题，出于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也可能导致个体创新意识流于从众心态之下。因而，企业发展既应当发挥文化优势，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分析每个成员的能力、潜力并将其配置到团队中合适的位置；讲信修睦，构建和谐的员工关系；同时，树立个体差异化管理理念，以统一公平而又尊重差异的绩效评价体系为标准，促进员工和团队组织的同步发展。

最后，企业在塑造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时，不仅需要完善绩效管理制度，以公开透明的内部晋升和外部竞争为基础提升效率，还需要重视员工福利及其精神追求的满足，以保证公平和稳定。

（二）中华文化视角下企业管理的其他方面

第一，中华文化中较大的权力距离使中国企业大多采用直线型的权力结构，当往往陷入层级过长内耗严重的困境。因而企业发展需要适当分权以降低权力距离，采用扁平化结构，以任务目标分工于工作团队，以职能完成情况为标准进行控制，构建一个纵向压缩权力距离，横向强化职能控制的组织体系，在保持模糊层级控制的基础上，以分权分利提升绩效。

第二，中华文化注重长期规划，企业发展根植于环境和文化中，以其目标为导向进行战略规划和市场选择，然而当前中国企业的发展瓶颈在于无法将长期规划转换为短期计划以增加其可行性。因此，企业需要依照各职能部门的实际情况，权变的进行人事管理和任务目标管理。

第三，中华文化中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一方面让企业能够稳健的执行发展规划，降低风险，另一方也压制的创新和可能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让中国企业能适应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在当前改革开放，各民族文化大交流的潮流中，中国企业应凭借其较大的市场影响力改善全球供应链格局，凭借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参与到全球竞争中，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规则并宣传中国的文化价值。

第四，中华文明中，法家强调规范制度而理学强调伦理，这也将成为建立维护新的市场秩序的精神支柱。未来中国企业发展一方面要完善内部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在市场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谨守市场道德，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健康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余建年.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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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不仅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探讨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契机。研讨会在黄帝文化方面主要讨论了黄帝文化的特色、现代价值和精神内涵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认为黄帝文化具有强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识，“中华民族对黄帝的尊崇，实际上尊崇的是生养、培育中华民族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华文明初始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种固定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人中之杰――黄帝。从传说时代就以现实生活而不是神物灵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人文初祖的现代意义》)。山东经济学院王继训教授指出黄帝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情感纽带和精神感召作用，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导向力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黄帝与中华文明的导向力》)。

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精神和创新精神，是黄帝时代历史特征的总结”，“现有的黄帝文化的各种资料的性质不完全相同，与黄帝时代的关系不完全相同，未必全都反映黄帝时代的历史真实。作为观念史的黄帝文化，它既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联系在一起，又与五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联系在一起，在黄帝时代以来的五千年间得到不断丰富发展”(《黄帝文化论纲》)。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通过对历史典籍的考察辨析认为，“黄帝的传说产生于北方，黄帝族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在梳理黄帝形象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揭示了浙江缙云黄帝文化以道教文化为核心的本质，并强调拜祭人文初祖的活动不能走上背离人文主义精神的道路(《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

二、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研讨会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一系列成果。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俊义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通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载体和标志予以集中反映，呈现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既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弘扬，又便于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认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乃是一个民族具有主体性的深层内涵和核心标志。民族精神家园是由宇宙意识、价值观念、道德情怀和思维方式所构成的精神系统，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非只建设共有的‘精神’，而是包括了培育这种‘精神，的载体，‘家园’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环境和氛围”，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社会(国家、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角度强调了精神文化所凭依的载体的重要价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中华民族56个民族在内的‘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共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仅仅指从56个民族精神中抽象出来的都具有的精神财富，也应包括所有民族和地区多元文化中优良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杨恩成教授认为，“不能把‘民族精神’框范在一个狭窄的范畴内，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多民族性和多元性。这是我们谈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的出发点”，坚持和弘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谈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先生认为，“精神家园是获得身心自由、张扬生命意义的目标和归宿；精神家园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种诗意的存在”，“精神家园其实是一个心灵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开放和追求，一种安顿生命的体验”(《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清华大学程钢副教授认为，“家园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它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温情与相互理解的精神家园”(《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征。周伟洲教授认为主要包括民族性、多元一体性、包容性、创新性及时代性(《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认为天人合一、顺乎人性、和而不同构成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论框架，关于文化经典的重新诠释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革新的主要方式，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形式主要是教化，目的是塑造人的道德(《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特点及建设经验》)。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途径。首先是强调教育的价值。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认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是现代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应该加强教育的普及和提升(《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先生强调“在高等教育中，弘扬中华文化特别要加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和谐的建设，它是大学教育的历史使命”，着重“培养学生的和谐文化思维、和谐文化观念与和谐文化精神，用和谐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弘扬中华文化是我国大学的历史使命》)。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张俊相教授主张弘扬“大学之道”，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建设高等学校的精神家园(《弘扬“大学之道”，建设高校精神家园》)。西北大学李浩教授认为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校园建设等概念在我国理论界早于民族精神家园概念提出，它们在神圣性、包容性、开放性、仪式性与创新性等方面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学精神探索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启示》)。陆栋认为教育要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将中国文化的理想与人才培养的实际相结合，培养出有民族文化自觉和现代文化素养的人”(《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程钢副教授认为“传统经典可以作为知识的核心与媒介，从而促进多元一体的成分之间达成文化的共识，最终推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浙江大学何俊教授、陆敏珍副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的，但经验性依然在发挥作用，区 域性的自足平衡系统仍然存在，它们对解决精神家园建设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影响(《网络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现代转型》)。

其次，突出文化认同与现代性反思的意义。周伟洲教授着重指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民族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正确处理各民族发展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辩证关系等(《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则认为要继承和发扬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相统一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等。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应当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重视兼容会通、体现时代要求(《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几点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从文化自觉角度阐述了精神家园建设的具体思路，从古代儒家注重道德自觉的伦理本位出发，分析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有用资源，重点论述了儒家实现道德自觉的道德实践方法，即学以明伦的伦理实践、效法天地自然的情感实践、养气立志的君子人格实践的现代价值(《精神家园建设与文化自觉》)。北京语言大学李庆本教授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与传播对象国之间的关系与解决途径(《中华文化传播对象国的文化政策研究报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佘树声研究员、西安佛教研究中心韩金科研究员通过对殷商、西周、东周出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观的比较，认为当时氏族家族血缘纽带关系伦理认知发展到了顶峰，并且促使非氏族家族血缘关系伦理认知和伦理体系产生，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百家争鸣自由学术环境的观念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历史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精神的建构》)。

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从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重新反思理性与信仰、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认为“重新构建精神家园是挽回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精神家园与人的尊严》)。暨南大学范立舟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研究能够强化民族凝聚力，促进全球华人在价值规范和思想品性方面的共同观念，培育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广阔胸襟，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提供思想保障(《天下归心：中国传统文化之认同性问题研究》)。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使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没有对民族精神的自觉，民族文化将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

三、关于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系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的联结点是研讨会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研讨会在若干问题认识上有所突破。

强调文明的传承和革新。张岂之教授认为，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黄帝文化与继承发扬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源”与“流”，“实质是‘继往’与‘开来’。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如果没有创新，就会使文化失去活力；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否定继承，又可能迷失本原。‘继往’同‘开来’相互联系，‘推陈’与‘出新’是辩证的统一”(《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

突出信仰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锦秋教授认为“黄帝陵是中华儿女共同景仰的圣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黄帝陵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公认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标志之一。继续做好，不断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增加民族凝聚力、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重估黄帝信仰的价值，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共祖，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中华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在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今天，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候，深入认识黄帝信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解读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并发挥黄帝文化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成为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重要工作。”他认为“黄帝信仰是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不单纯是血统的探源，同时也是文化的寻根。黄帝信仰整合了民族的统绪，使中华民族之中各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归属，起到了巩固中华共同体的作用”，“突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开启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先河”(《文化学的视野：黄帝信仰与中华民族》)。

彰显黄帝文化的现代意义。赵馥洁教授认为，“经历五千年之久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历史记载、神话传说、文物遗迹和祭祀活动构成的黄帝文化中积淀和凝结着丰厚渊深的精神价值内涵。自古以来，对黄帝的历史探索和历史纪念总是与弘扬这些优秀精神价值融合为一体的。黄帝文化中蕴涵的精神价值，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包括赞美文明创造的人文价值、崇尚“惟仁是行”的道德价值、追求统一和谐的社会价值理想、奋力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从天下为公精神角度阐发和梳理了关于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研究，认为“黄帝精神是原始社会发展到社会即将转型、物质达到史前丰富阶段的产物，也是上承‘三皇’下启‘三代’之重要时代的精神结晶。其以土地为根发展经济、以民生为本创造发明、以和合为纲建立古国的精神，可以综合概括为‘天下为公’的伟大精神，亦可泛称为‘黄帝精神”’(《弘扬黄帝为公精神，建设民族和谐家园――兼论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内在关系》)。

揭示黄帝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历史过程。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黄帝是人们的共同远祖，这种祖先认同的趋势为战国时期的黄帝崇拜现象、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为华夏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观念基础和心理基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起着构建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黄帝与中华民族》)。台湾明道大学李增教授认为黄老之道，“以《老子》之道为先，《黄帝四经》在后，老子之道着重在玄虚，《四经》之道在落实”，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黄老之道比较与对中华民族精神之贡献》)。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认为秦汉是中国中古政治信仰的创立期，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政治信仰从实到虚以及与政治理性的密切联系(《秦汉政治信仰建设及启示》)。

四、关于中华文化

研讨会对中华文化的丰富性、深刻性、现代性也作了充分揭示，特别勾勒了中华文化 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方面的积极意义。

关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张岂之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贫困，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提高，没有普遍的富裕，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没有政治和文化与之协调发展，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主张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考察，突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新时期弘扬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主轴是精神文明，包括中华文化的特有精神内涵和当代人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取向(《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成人”之学，教育人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以“修身”为中心的“成人”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也是儒学的生命力与现代性所在(《儒家学说的实践性格》)；他在学术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古代祭天礼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涵，包括报本观念、效法和遵循天道的意识、以天德要求自己的以德配天思想，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做了新的阐发。西安交通大学钟明善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有两个主要观念，即阴阳对立统一观念、易和变观念，并且体现在书法艺术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艺术》)。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认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是道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现代社会尤具特殊意义”，主要体现为以平等、主体、至上的原则珍视、安顿、关怀生命，既重视现实的形体生命，又主张回归自然，保持精神生命的自由，以获得生命的圆满与超越(《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

关于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变异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属性，是“由众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汉族与其他古今众多少数民族长期文化交融的结果”，构建和弘扬现代中华文化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保护中华文化(包括构成其基础的各个民族传统多元文化)，合理地、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中华文化中各民族多元文化的遗产，推动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相互关系问题。赵馥洁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是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所蕴涵的优秀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应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根据和基础；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中优良的精神文化的升华和重新构建”，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价值，认为在黄帝时代就已有“天人和谐论”的萌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掘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蕴藏的丰富的保护自然、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结合历史地理的变迁讨论了环境生态破坏等问题，强调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确立俭朴节约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活习俗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途径。建设生态文明也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和内容(《从天人和谐论到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

关于学风建设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关系。王俊义教授指出，端正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风气，是展开学术研究与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强调精神家园建设必须依托学术研究，注重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

篇3

（一） 文化传播有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经过了上下五千年的发展、沉淀并且传承下来的珍贵财产，它一方面是值得我国公民自豪的文化，另一方面更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而文化与传播从始至终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作是文化传播的过程。

文化传播可以被划分为内部传播和对外传播两个方面。内部传播是指拥有本质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间的互动；对外传播则是指拥有本质不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间的互动。对内传播，可以让本民族本群里的同质文化产生互动与融合，由于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群体组成较为一致，因此在传播过程中亦较为容易被受传者所接受，因而使得文化得以代代传承与发展。对外传播，由于群体组成差异性较大，每一群体受到的社会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等都不同，因此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容易遭受到文化的冲突以及传播障碍，并不利于文化的对外传播。

因此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部传播过程中，能够实现民族的认同感与文化传承，而对外传播上，不仅仅只是文化输出，更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传播内容进行重新筛选，选择适合的文化对外传播，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选择不同的传播策略与手段，运用科学的传播渠道与媒介，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交流与碰撞的过程，更是一种完善自身文化发展的过程。

（二） 文化传播有助于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尽管我国拥有着令我们引以为傲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却并未能充分被利用起来，并对外进行传播。这也导致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并不对等。于此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也导致了世界上一些对我国文化不了解的国家，对我们产生抵触思想。《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之分析》一书的作者，雷蒙・道森，曾在这本书里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有时是富裕的、先进的、美好和诚实的；有时却又是愚昧的、可怜的、虽弱和狡猾的。”其实，中国一直都是和谐的、友爱的、文明开放的。国际社会对中国错误的理解，直接导致了我国的世界形象的塑造，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进程造成了阻碍。

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更主要的还是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帮助外界对我国文化有一个更好地了解，并深刻意识到我国崇尚和平与和谐，并通过这一途径，在国际社会营造我国良好的形象。

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提升软实力，都可以通过对本身优秀文化的借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并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上的认同与包容。而我国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当中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具备了独特的文化元素以及丰富的内涵，更应该努力去把它传播出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从而加强我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提高我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展现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三） 文化传播有助于实现先进文化普世价值、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对外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就在于加快中国优秀文化普世价值的实现步伐，进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华文化在向世界输出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多种文化与文明的碰撞，相互冲突与融合。从历史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源于文明间的歧视，即自认为处于文化主导地位并拥有强大民族优越感的族群，为实现某种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而与其自身原有的文化发展路线相背离，进而产生对外欲望膨胀和霸权扩张行为。所以说其本质并不是“文明的冲突”。当处于某种文明里的人群执意将自己族群的文明冠以普世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时，其他民族或国家文化为了捍卫与抵御文化入侵，流血牺牲也就变成一件在过于正常的行为了。

因此霸权文化的传播只基于霸主国家自身对其文化的认同，不能代表全世界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积极向外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以此来提升整个世界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并增强本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这种背景下，只有真正优秀的、基于民族文化平等观念传播的文化才更容易实现其普世价值。而一个具备普世价值的文化应该是和谐、友爱、平等的。

因为中华文明积极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和”字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中国文化里常说的“以和为贵”传播的便是一种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相互包容的思想。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它肯定了文化包容性与统一性的同时，也更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博爱、奉献、变通等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思想内涵。这些正是中华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世界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仅用它宽和包容的胸怀与的理念化解了诸多矛盾冲突，源源不断地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动力。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所以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是全世界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 阳明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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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文化；群众舞蹈；创编；应用

【Abstract】Along with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the mass culture’s development， people's value orientation and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is increasing in constant. As one of the main form of urban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the mass dance is advantageous to the prosperity of mass culture， promote the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From a regional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exploring how to blend in minnan region culture elements in the d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ways to the danc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ance through the paper expounds caus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culture， while inheriting regional culture，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reating dance workers.

【key words】regional culture； mass dance； the plait. application

1、问题的提出

舞蹈作为一种表演性艺术，其创作具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自由空间。群众舞蹈是以群众为主体的，在群众中进行的、并以群众自我娱乐为主要目的的舞蹈活动。群众自己掌握和应用舞蹈的手段，通过舞蹈艺术的创造和传播来表现群众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群众舞蹈和其他群众文化一样起源于劳动和人类特有的精神生活需求[1]。随着社会的发展，群众舞蹈在内容上日益丰富，形式上多姿多彩、多方面地反映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情感及审美需求。因此，群众性的舞蹈活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在群众舞蹈创作中，不仅应该忠实于生活，更应该大胆吸取地域文化元素，加上自己的创造性努力，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闽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统一性、乡土情谊、家族本位和崇儒重德等典型特征，在闽南文化中都有体现。闽南文化不仅包含了崇儒拜祖、家族经济、乡土情怀、习俗传承、自强不息等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本文从地域文化视角出发，探索在群众舞蹈创编中如何融入闽南地域文化元素，提出了群众舞蹈创编的有效途径，以使群众舞蹈更具地域特色，同时又能够对推动全民健身、增强民族情感，对民族艺术和地域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传承与保护发挥积极作用。

2、闽南文化概述

2.1 历史渊源

闽南民系族群是古代中原汉人多批次大规模入闽，并与当地闽越遗民逐渐融合而成的。从中原带来的黄土文化，与闽越人“善舟船”的海洋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闽南文化的基础。闽南文化发源于福建泉州地区，逐步向漳州地区、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台湾地区及海南地区扩展；并且随着闽南人的足迹，沿着江河海岸延伸至广西平南玉林地区、浙江平阳地区、东南亚港澳地区，以及内陆的江西上饶周边地区、江苏宜兴以及本省的闽北、闽东和闽中个别地方。宋元时期，频繁的对外交流，使闽南文化又融合了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和南洋文化。近代以来，闽南文化继续接纳西方异质文化，不断获得更新和发展。闽南文化如同一个雪球，顺着历史的轨道滚动，不断壮大、发展与成熟。因此，闽南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世界性的。

2.2 精神内涵

闽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民间艺术戏剧、传统的建筑风格、民俗传统、闽南方言、民间信仰、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体育竞技、地方精神和文学等。闽南文化有着诸如多元性、开拓性、务实性、包容性、奇异性等特点[2]，具有重乡崇祖的生活哲学、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念和山海交融的行为模式等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2.3 传承意义

在中华大文化里，闽南文化只是众多的子文化之一，但对于从这里走向世界的众多闽南华人来说，闽南文化是传承了其文化之根的记忆，是长久被储存在已经远离了这块土地的游子对家乡的记忆。当前，在群众艺术当中弘扬闽南文化，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广泛联系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建设美好家园、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需要，因此在群众艺术的创编当中融入闽南地域文化元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闽南文化融入群众舞蹈创编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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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山文化

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石器时期，红山文化发源于辽宁西部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中，至今，我们已经发现了近千处红山文化遗址。红山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红山文化的原始先民们擅于饲养，兼事渔猎，细石器工具发达。因此，这一时期的艺术造型文化发展迅速，这种艺术造型文化对于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红山文化中的“龙形象”是中华“龙文化”的发源，红山“龙”成为一种文化发展的脉络意象，历经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至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红山文化中的“玉龙”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大发现。这件“龙”作品呈现墨绿色，高26厘米，造型完整，体态蜷曲，呈C字形。它的吻部前伸，呈现略向上弯曲的姿态，嘴部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这件作品概括了中华“龙形象”的特点：鹿眼、蛇身、猪鼻、马鬃。这种特征延续至今，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象形符号，成为“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永远的象征。红山文化不仅具有现代文化的历史存在，在现代文明发源的界定上也起到重要的佐证作用。在红山文化重大考古发现以前，人们所知的只有夏商周以来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红山文化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史前的历史，扩展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二）移民文化

东北地域文化还是一种移民文化，这种区域性的移民文化特点，使东北的区域文化呈现出一种丰富繁杂的大一统的现状，这种现状对于东北现代文化的发展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这种文化包含了三种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化类型：少数民族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汉文化、异国异乡文化。据考证，从原始社会开始，中原文化就是东北地区的原驻民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东北的社会人群增添了流民、移民和谪戍之人，这些人为东北文化中注入了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区所具有的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总之，东北的区域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发展、吸收、融和了其他地方文化，在文化的传承、融合、嬗变中发展而来的。这种移民文化的特质使现代的东北地域文化具有兼容性、包容性、开放性的特点。

二、东北地域文化的现实性在现代文化中的作用

东北地域文化的历史性特点对于现代东北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多的作用。东北地域文化中的现实性特点对于现代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一）东北方言文化

语言是文化内涵的外在显现，东北方言是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方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方言，东北的方言是由这个区域内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是一种由历史的熔铸和自然的陶冶而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东北方言是一种多元性的文化现象，具有简洁、生动、形象，富于节奏感的特点，契合了东北人豪放、率真、风趣的社会群体性格。研究东北方言的形成，有助于了解东北方言中蕴含着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

（二）东北饮食文化

与其他地区的饮食文化不同，东北的饮食文化具有热烈、豪放的特点。东北菜的菜码大、菜量足、菜味重。历史上，东北地区属于富足、丰饶的区域，与其他地域相比，东北地区较少出现饿死人的时期。东北饮食文化是一种物产丰富基础上的简约与丰富的综合。有学者认为，这种丰富之上的粗糙与简约是东北人将精力放在一统天下上，都没有把精力放在研究吃喝上的结果。东北的现代文化受到饮食文化的影响很大，东北饮食文化反映了东北地区人们的人生哲学、生活美学。

三、东北地域文化在现代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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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进程中，几乎处处打上了竹的烙印，处处都可以见到竹子的踪迹。我国是世界上研究、培育和利用竹子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为丰富、竹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非常喜爱竹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宋代著名文学家坡的一句名言，揭示了中华文明史中一个特殊的现象：竹作为一种特殊的质体，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的方方面面。竹子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并渗透和凝聚于精神文化之中，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元素之一。纵观历史，没有哪一种植物能够像竹子一样对人类的文明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不愧为“竹子文明的国度”。

竹文化溯源

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竹子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竹文化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体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诸多方面。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证实，原始时期中国竹林的分布，西起甘肃祁连山，北到黄河流域北部，东至台湾，南及海南岛。中华文化发源的两大中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正是在竹林生态区域之内。我们祖先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正是在这种竹生态环境下产生和演进的。竹子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字、生产、文学、艺术、宗教、风俗以及日常生活，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毫不逊于石器、金属，以致于积淀成为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中国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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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竹子的使用开始于仰韶文化时期。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发掘了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出土的陶器上可辨认出“竹”字符号，说明在此之前，竹子已为人们所研究和利用，这意味着我国人民研究和利用竹子的历史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汉字起源于原始社会崩溃的仰韶文化，而“竹”字的原始符号则应在此之前就已出现了。研究表明，我国商代就已知道竹子的各种用途，其中之一是用作竹简，即把字写在竹片上，再把它们用绳子串在一起就成了“书”，汉字“册”即由此而来。竹简为我们保存了东汉以前的大批珍贵文献，如《尚书》《礼记》和《论语》等都是写在竹简和木简上的。殷商时代用竹简写的书叫“竹书”，用竹简写的信叫“竹报”。竹笔的发明在文化史上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殷代文化遗迹中出土的甲骨、玉片和陶器上都可以看出毛笔书写的朱墨字迹。湖北曾侯乙墓和汀鄂出土的春秋战国墓的文物中也有佐证。早在9世纪，我国已开始用竹造纸，比欧洲早约1000年。关于用竹造纸，明代《天工开物》中作了详细记载，并附有竹纸制造图。用竹造纸，标志着我国古代造纸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成就，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随着时代的发展，竹在生活中与人们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竹文化景观

中国竹文化，就是以竹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可以分为竹文化景观和竹文化符号。

竹文化景观是指人化了的竹所显示出来的中华文化性质，或者说是中华民族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生产需要、书写需要、审美需要等有意识地用竹创造的景象。竹文化景观既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心理倾向和特点，又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进程。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竹密切联系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用。

从服饰方面看，秦汉时期就出现用竹制布、取竹制冠、用竹做防雨的竹鞋、竹斗笠，并沿用至今。古代人使用的竹簪、竹蓖箕、竹箍等，都是用竹制成的饰器，震惊中外的马王堆出土文物，发髻上就插有竹笄、角笄、玳瑁各一件。现在运用高科技还可以将竹纤维与纯棉、真丝合成纤维或交织制成服装、毛巾和床上用品等。

从饮食方面看，根据《诗经》《禹贡》等文献记载，竹笋在西周时期已成为餐上佳肴，此后相沿不衰，时至今日竹笋仍不失为中华民族的桌上名菜。竹不仅可以充饥果腹，满足口舌之好，而且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倾注了生长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民族对于植物格外厚爱的感情。

从住宅方面看，竹被中华民族用作房屋各个部分的建筑材料，甚至到了“不瓦而盖，盖以竹；不砖而墙，墙以竹；不板而门，门以竹。其余若椽、若楞、若窗牖、若承壁，莫非竹者”的地步。中国竹建筑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农立国的生活观念、尚俭归朴的生活情趣、优美和谐和空灵飘逸的审美理想。

从交通运输方面看，竹是一种重要的建造材料，人们用竹来开路架桥、制舟做车。在需要与条件制约之下发明创造的交通设施和运输工具，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代代承传，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特质。竹制交通设施和运输工具显示出中华民族极富想象力的创造精神。

从生产生活用具方面看，正如坡所述：“食者竹笋，居者竹瓦，载者竹筏，炊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竹材被中华民族大量用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物，如：炊饮器具、消暑用具、家具等。竹制日常生活器物的制作工艺、形制、大小及使用制度，构成了一幅别致的中华民族生活风俗图和中华文化景观，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强烈理性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生活艺术化的情趣。

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传统产业都有竹制生产工具。在中国古代生产中，无论简单工具还是复杂工具，竹都是一种重要制作材料。竹制生产工具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性和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中华民族认识自然与利用自然的智慧和理想，显示出我国劳动人民面对自然时因地制宜的态度。

中国的书写工具别具一格，书写材料亦颇有特色并富有创造性，而竹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竹笔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书写工具，作为创作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工具，历久不衰，宣笔、湖笔、湘笔等名笔的笔杆均由竹制成。早在中华文化的发轫时期的商末周初年间，竹即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书写材料——竹简。至春秋时期，竹简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书写材料。直至南朝时期，流行了约2000年的中华民族的主要书写材料才被纸所完全取代。然而，竹与书写材料的密切联系并未因此中断，竹虽不再作为直接的书写材料，却在唐朝中叶作为上等竹纸的加工原料而再次成为书写材料的重要元素。竹制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尤其是竹制书写工具使汉字的书写艺术化而形成书法艺术，以及形成中国画画法的一个重要动因。竹制书写工具和书写材料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观念。

工艺品是器物由实用走向审美、人类精神需求增加的结果，兼具实用与审美两种功能，既是物质生产技能的集中体现，又显现出文化性格与审美追求。这两方面的表现均需借助于其构成物质材料的形状、色彩、造型的变化，因而体悟与分析工艺品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追求不能忽视其构造材料。在蔚为大观的中国艺术品中，竹制工艺品是颇具特色且种类繁多的一类，它表现了中华民族娟秀细腻、清新淡雅、柔和婉约的审美趣味。

竹又是中华民族乐器的重要制作材料。被列为中国古代音乐分类的“八音”之一，甚至常用“竹”代表管乐，用“丝竹”代称音乐。竹制乐器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待自然的“天人合一”或“天人协调”的态度，亦显示了中国传统音乐简明、灵活的特征。

从人类的生活环境看，竹子也发挥了其特殊的作用。竹子独特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决定其具有广泛的生态效益：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减少噪音和为其他生物资源提供生存环境，备受人们的青睐，从古至今，人们都用其保护和美化人类的生活环境。

竹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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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被中华文化赋予象征宗教观念和理想人格、表现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的功能，中华民族的内在情感、观念常借竹而得以象征与表现，因而竹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重要符号。

竹宗教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一。中华文化在战国时期开始把竹神圣化和非凡化，对之加以崇拜，人们常崇拜竹以祈求得子或求子健康成长，以驱病延寿。彝族、傣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视竹为本民族源出的植物或搭救其祖先性命之物，作为本民族的祖先和保护神进行祭祀，竹成为一种图腾。

竹民俗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二。竹子在民俗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竹文化联系着口承文艺、游乐活动和民间习俗；祭祀、婚丧、交际、节日、朝规等社群文化构成了民间竹文化的重要元素。

竹诗歌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三。早在远古时期，竹就被当作原始歌谣的描绘内容，其后《诗经》《楚辞》等先秦两汉的文学作品，对竹和竹制器物均有大量描绘。南朝时期，伴随着山水诗的出现，以竹为中心意象的咏竹文学诞生了，其代表就是谢脁的《秋竹曲》和《咏竹》。此后，历代文人墨客对竹吟咏不断，创造出大量咏竹文学作品。竹之挺拔、常青不凋之色以及竹的摇曳之声和清疏之影，尽入诗怀，并借以象征与表现谦逊、高洁、耿直、坚贞、思念等情志和思想，构成情志依附于竹意象、情志贯注于竹意象、情志超越于竹意象几种文学符号类型，显示出清新淡雅、幽静柔美的审美特征。

竹书画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四。中国绘画画竹始于唐朝，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画的重要一科——墨竹画已问世，北宋文同、苏轼等人开始大量画竹，完善了画竹艺术。清朝涌现出倾毕生精力于竹的画家——郑燮，他不仅留给我们大量竹画，而且在画竹艺术上多有创新、理论上颇多总结。从正直、高洁、孤傲、坚贞、抗争到直爽达观、体恤民情等，画家们都借画竹得以象征与表现，并构成别具一格的简淡逸远的绘画风格。

竹造景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五。竹子是中国古典园林中重要的植物材料，从上林苑、辋川别业到寿山艮岳，都有竹子景观的记载。现存的江南古典园林中有不少竹子造景的范例，如网师园的“竹外一枝轩”、沧浪亭的“翠玲珑”、留园的“碧梧栖凤”、个园的“春山”等等。竹子造景可通过题咏、匾额、楹联、名人故居、雕塑以及竹韵景石等艺术手法渲染竹文化，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营造出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意境。

竹人格符号是中国竹文化符号之六。竹在中华文化中被人格化，成为象征中华民族的人格评价、人格理想和人格目标的一种重要的人格符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和道家设计出两种迥然相异的人生道路和人格理想：建功立德与遁迹山林、刚正奋进与淡泊自适。这迥然相反的二元人格标准构成了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系统，竹人格符号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意指着中国传统人格的整个结构和系统。

中国竹文化的发展

丰富的竹资源为我国古代用竹、种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是中国竹文化产生的物质基础。中国对竹子的培育和利用已有6000多年历史。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加强，竹子的优良特性和开发价值得到重新认识，且已被逐步推上生态环境建设和山区经济建设的历史舞台。

竹子具有其他一般植物无法比拟的多重特点和优势，发展竹资源、开发竹产业能把生态建设和产业开发有机结合起来，在推进生态建设的同时推进产业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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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兴建了大量的竹子公园、竹子博物馆。典型的竹子公园有北京紫竹院公园、上海万竹园、南京台公园、成都望江楼公园及广州晓港公园等；以竹景为主的“园中园”主要有北京植物园的“集秀园”、杭州黄龙洞圆缘民俗园的“方竹园”、马鞍山采石矶公园的“万竹坞”等。位于安吉县竹种园内的中国竹子博物馆，是我国目前展馆面积最大、展品最丰富、设施最先进的竹子专题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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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伦理 当代社会 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忠恕之道”奠定普世伦理之基

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强调的是一种“忠恕之道”，具有深刻的普世性内涵。同时，“忠恕之道”包含的平等、宽容及理性等精神，也给当今社会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借鉴。

首先，儒家的普世伦理价值观彰显了一种宽容的精神气度。儒家的“宽容精神”强调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道德个体应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这同时也展现出了“恕”的价值。“恕”与“宽”往往紧密衔接，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做到平等容人，懂得同情与关爱，儒家的“仁爱”也将宽容作为“爱”的第一要义。“忠恕之道”展现的宽容精神是创建普世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多元的世界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虽然价值观各异，但都积淀着深厚的历史内涵，表达着不同的时代诉求。如果不尊重其特殊性，就不能达成对普世伦理价值观的认同。同时，在各民族获得普世伦理价值观共识的进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一种包容开明的态度去明确自身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其次，儒家的普世伦理价值观突出平等的精神。虽然人和人在经济、宗教、文化、政治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是从人性上来讲，却依然存在着相通之处。当前，全球一体化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而一体化需要通过科学的秩序来逐步实现。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差别较大，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现象。倘若能在普世伦理上达成一致，各国就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国家，不以霸权的姿态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别人。

最后，儒家的普世伦理价值观表现出一种理性思维。道德与理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若每个人只关注自身利益而忽略他人，必将引起矛盾和冲突。所以，应当运用理性思维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此才有利于形成社会与人的良性互动。儒家不断强调通过“诚敬”来审视个体的私欲，以求内心修为和外部伦理规范相一致，这样才能在处理事务时，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努力探索“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将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展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既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也尊重了自然规律。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对自身能力的认可。从全世界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让人们陷入了工业文明所引发的悖论中。但是从人类文化的发展情况来看，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在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时，要注重发挥个体的价值，提高创新能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融。在谈及人、自然及社会间的关系时，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整体性价值角度出发，构建和谐有序的国际关系，积极推动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

在努力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不仅需要认识自然、创建人类生态伦理关系，同时也需要去关爱自然，实现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宋代的程颢曾在《定性书》中提出：“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而用智，往往容易被蒙蔽双眼，以致于利欲熏心，难有远见。儒家伦理并不反对用智，但是反对“自私用智”，即反对人们为了追寻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而不考虑整体与长远利益。儒家在反对“自私用智”的同时，也强调崇尚“德”。德本身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是至正的理性。目前，科学协调和破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应该倡导整体性原则，依靠“德”去管控“智”，强调理性的重要性。

追求“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与利益上的冲突难以避免。每一个国家都应在确保自身效益最优的前提下，做好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工作，谋求自身的长远发展。儒家也曾提出过“异质文化”方面的具体问题，旨在维护文化的多元性。儒家针对文化并存的状态，表现出宽容与开放的态度，将“和而不同”作为其理论根据，尊重差别、突出和谐。实际上，将这一理念运用到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是在认可差异的同时，突出多元化的一面。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也倡导以宽容的态度去包容其他民族的文化，积极开展对话，汇聚共识，消解分歧，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荣。将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作为科学处置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将有利于消除文明的冲突，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特点及发展历史，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在当前的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传承并推广中华文化，将有利于促进不同文化圈的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讲，文化形态实现持久发展的关键是拥有内在的精神和个性，能够展现文化的独特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其中高度凝聚的哲学思考和先进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蕴。中华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要依靠我们做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转型，肩负起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让传统文化再次熠熠生辉。

在对话与整合中打造当代儒家伦理文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文化的全球化也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在当代社会与科技快速发展的局面下，人员交流、信息交换已非常便捷，可以说，当代社会是流通性的国际社会。

文化的发展是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交流的结果，通过中西融通、互为体用，采用开放的姿态，结合我国实际去吸收有价值的文化精华，展现时代精神。我们不仅要立足本国，也要放眼世界，开创新的文化局面，展开不同文化圈的充分对话。文化整合本身是跨越国度的对话，我们既要立足当代，也要穿越历史的隧道，去和传统理念展开深层次的对话。同时，也要积极清除中西对话的阻力，大力探索不同文化的内涵，为其创造和谐的对话语境。全面开展文化对话，需要将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作为起点，深入了解历史，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定位。传统价值理念是社会、民族的指示器，只有对传统价值理念展开全面透视，才能寻找到文化之源。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同文化间的交往要注重“和而不同”，才符合文化多元的具体要求。科学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通过对话与交往，形成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共识，不断加快推进文化交流的健康稳步发展。在当代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等，也正在经历从冲突到对话的整合过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已经深深融入到当代儒家的伦理文化之中，成为影响当今社会的重要思想。

儒家的伦理道德揭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秩序与规则，展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状况，并客观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表现出创造性、包容性与普遍性，拥有持久的活力。在当代社会宣扬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将有助于我们缔造一个和谐、宽容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①郭明俊：《论儒家价值观的普世意义及其普世化的可能方式》，《理论导刊》，2009年第2期。

②蒋国保：《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3期。

③崔雪茹：《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因素及路径》，《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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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赛当天，运动装组的自由设计师张涵的作品《蜕变-极光》获得金奖；天津工业大学的王梓旭的作品《THE FAST AND THE FURIOUS》获得银奖；武汉纺织大学王朋的作品《蜕变・型变》获得铜奖。运动鞋组则由来自北京服装学院的史玉磊的作品《D・NA》获得金奖；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现代设计艺术学院的郝艳茹的作品《行生代》获得银奖，北京服装学院的冯国强的作品《飞鹰》获得铜奖。

作为被业内广泛关注和认可的运动装备设计赛事，“乔丹杯”一直秉承挖掘原创设计力量的理念，鼓励具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作品。本届大赛以“紧扣国际运动装的潮流脉搏，发掘中国运动装备的设计内涵，提升中国运动装备的国际地位”为宗旨，是中国运动装备领域唯一最权威的运动装设计大赛。

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华丽收官

10月29日下午，第22届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总决赛在北京798中央大厅隆重举行。从东、南、西、北四大分赛区成功晋级的20组设计新秀齐聚一堂，火热对决。经过刘元风、祁刚和王玉涛等9位服装设计界资深专家的严格评定，来自四川师范大学服装学院的王一顺以一组炫动时尚的设计作品《新鲜》成功问鼎金奖，大赛的其他各单项奖也悉数产生。

本次中国真维斯杯休闲装设计大赛以“乐・潮”为主题，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中国服装协会、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主办，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香港时装设计师协会共同协办。自1993年开赛以来，已成功举办了22届。作为服装设计界毫无争议的最具影响力的设计赛事，大赛始终本着回馈社会的宗旨，为有志青年提供发挥潜能、展现才华的舞台。大赛每年参赛的院校超过200所，今年的参赛作品更是达到6979份，再创新高。

比赛现场，观众除了欣赏到炫彩夺目的设计新作，还与新生代偶像乔任梁零距离接触。同时，还举行了真维斯及菲尔品牌的春夏走秀炫目进行。紧贴潮流的款式、青春亮丽的设计令人目不暇接，让在场观众对即将上市的春夏装新品产生了无限的期待。

欧迪芬“20年盛典show”如约登场

“欧迪芬”杯2013中国内衣设计大赛如约登场。在题为“20年盛典show”的设计大赛总决赛盛大开启之际，在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与欧迪芬的共同倡议下，来自北京、上海、深圳的一线设计师们，共同发起“绿色时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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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文化 跨文化传播 有效方式 文化强国

中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股中坚力量，拥有中华文化悠久历史的神秘魅力，吸引着众多外国友人。中医是由于古代人们需要与疾病抗争产生发展而来，在实践中不断被丰富，得到了升华。由于中医的历史太悠久，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在历史之中的一段时期曾被视为不科学。中医是在探索病症产生的过程中发现治疗规律，由实践发展为理论并被不断完善。虽然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中医不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完美，可是它根据理性分析科学实践这条道路前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中医学是一门饱含了古人智慧的科学学科。

1 中医文化对外传播注重包容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今网络已经把世界连接得越发密切，地球在虚拟世界中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不同地区的人类从最初的物|交流逐渐向精神文化跨地区交流的需求发展。不融入到交流共通的大浪潮中就会被历史的巨轮无情碾压。在中医学习中需要加强对跨文化传播意识的培养，使跨文化传播在最初就拥有坚实的根基。当今社会各个民族都已不可避免文化的交流，并且意识到不同文化的交融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催生出更多更伟大的新发现。可是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如何打破文化壁垒形成和谐的文化交流环境，这就需要我们秉承和而不同的智慧，使文化传播充分具备包容性。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是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同，也饱含了将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转变成为整个人类可以共同享有的美好愿望。经济全球化使得民族文化也互通有无，其联系变得越发密切。同一性不代表要抹杀差异性，全球化不是单一化，而是充分认识差异化的前提下尊重其差异化，全球化才可能真正实现。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要尊重双方文化的差异性并以包容的态度对待，这样跨文化交际才能有效实现。

2 中医环境下的外语教学

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语言，语言承载着文化同时也限制着文化，想要顺利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语言就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必须要克服的障碍。外语教授者在传授基本的外语知识时，也应该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实底蕴，所以中医学专业的外语教师不仅仅需要具备优秀的外语技能，中医文化知识内涵也应该成为一个必要的标准，这是进行中医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必要前提。中医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同时也具备人文化的哲学性。所以中医学的外语教师应具有中医方面权威的价值取向，这是培养学生中医文化学习能力的促进条件。现在大多数中医学习注重强调理论知识的累积，而轻视对外传播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对于中医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中医文化的教学仅仅局限于对理论的绝对顺从，而缺乏教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就会陷入固定模式的泥潭中，等到幡然醒悟之时，再想改正，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被传播地区的语言与传播出去的文化是两个不可分割并相互辅助的方面，在外语教学中应融入对文化的认识，使学生在学习外语同时明确认识到自己肩负着对外传播中医文化的重任。中医文化教学是一项有计划有目的的教学活动，因为其包含了文化与语言的双重性，也就决定了其教学任务的复杂艰难性。在一般化的外语教学过程中，语言技能的学习是教学实践的重点，文化融合在语言教学中自然形成文化与语言相一致的教学成果。但是跨文化教学，文化应是整个教学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其主角性质不可取代。语言作为一门工具应为文化而服务。中医跨文化交际学习者应在学习中医的同时，注意传播目标地的日常生活和习惯，注意本地的风俗文化，这样被传播目的地的人们才会愿意学习了解中医文化，也才能真正理解中医文化。

学生在学习中医的同时，应时刻不忘自身肩负着对外传播的重大使命，因此不仅要精通中医这一对外传播的内容，也必须要了解被传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把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培养起来，这才是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语言和文化不可分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如果只注重语法技能而忽视风俗文化，就会很容易造成文化矛盾，这也是跨文化交际之所以困难的一大原因。所以我们应该在跨文化交际的大环境中建立起外语教学的框架，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

3 中医对外传播注重方式的多样化

传播方式多样化。科技缩短了地球的空间距离，多种文化在“地球村”这样的概念中激烈碰撞，这就注定了对外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必定走向多元化。在中医文化的传播方式上，“多元化”这一概念也应得到充分应用。首先我们应考虑充分运用多媒体发挥它们各自的传播优势，对传播对象有明确的定位并对传播内容精挑细选，做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中医跨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群体就是学生，不仅是针对广大在中留学生，国外的中医文化爱好者，对内我们国家自己的大学生也是一个重要的受众群体。我们不能因为“跨文化”这样的字眼就局限于外国友人而忽视掉文化传播的根本是我们自己的国人。只有自己了解精通自己的文化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传播者。在华留学生是基础受众者，在此基础上因力求扩大其他年轻的受众群体得以实现中医跨文化的最大宣传效果。中医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不应局限在课堂教学上，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培养方式，应该引起广大教育者和学者的重视。传统的传播方式比如书刊杂志，广播电视，加之现如今已非常发达的网络通讯，这一切都是可以开发的能力培养方式。传播的过程也是能力培养的过程，这两方面可以同时兼得。

4 及时获取反馈，强调传播效果

我们还不因局限于仅仅传播中医文化，而不顾传播效果。只有真正达成了中医跨文化传播成果，传播过程才算有效，否则过程再艰辛再努力都是枉然，没有结果就没有意义。在上文已经提到中医文化传播要重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那么在传播的过程中，因为有明确的群体划分定位，所以也就为之后内容反馈的分析记录打下了基础。定期的数据分析和多方位的读者意见反馈，为进一步的中医文化对外传播有着必要的指导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医文化传播也不应被禁锢在传统的纸质媒介里，这样对传播效果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传播者应时时不忘创新，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不断学习，仔细观察受众群体的接受状态，适时转变传播的方式，力争提高传播效果。中医传统文化应与新兴多媒体相结合，在传统文字传播的基础上注重更有趣味性的视觉效果。视频这样的动态趣味化传播是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一个良好的发展方向，在展现中医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能够更多地吸引国外友人对此的关注，这对之后更大面积地推广创造了新的可能。

5 结语

近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取得了一定成果，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们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不应受到冷落，文化强国这一发展战略要求更多的国人把目光转向传统文化对外输出这一领域。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不可心急心燥祈求在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成果，只求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逐渐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被更多的外国友人认识并接受。要想中医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传播，首先我们国人就必须对中医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把目光放之全世界，在中医求学过程中，夯实自己的外语交际能力，时刻提醒自己肩负着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伟大使命。中医文化的对外传播需要每一位中医学习者、研究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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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邵雷，烟建华.从历史的角度论中医的科学性[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5）：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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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舞蹈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交流随着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火热，汉语的独特魅力使得外国人对汉语学习的热情不断高涨。为了满足外国学生特别是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需要，对外汉语课程成为重要的汉语教学工具。而汉语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复杂古老的语言之一，是汉藏语的分支。汉语的文字系统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这对于来自于不同语系的外国留学生来说，汉语无疑成为最难学习的语言。如何让学生能够最快地接受汉语的学习方式、理解和良好地运用汉语，是每一个对外汉语老师所重视的首要问题。

一、舞蹈的含义与作用

1.舞蹈的含义

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早在上古时代，舞蹈就成为人们思想交流与情感表达的重要工具。作为人类社会艺术之一，现代社会将舞蹈定义为以身体作为语言进行互动交流或者进行内心表现的一种方式，一般借助于一定的节奏和音乐，使得形式更具有美感和感染力。

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伴随着人类的劳动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原始的舞蹈每个动作都密切配合了生产劳作行为。在原始社会时期，劳动动作的手脚运动在连续重复的过程中被规律化，伴随叫喊声与击打动作形成了最初形态的舞蹈。在随后的历史文明中，舞蹈不断的演化发展，形式越来越丰富，功能越来越多样，从夏商周的巫舞、武舞，到秦汉的长袖歌舞、飞燕舞，再到隋唐时期的宫廷舞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舞，舞蹈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并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独特神韵与形态的东方舞蹈艺术。

2.舞蹈的作用

舞蹈本身具有多远的社会意义，包括运动、社交、求偶、祭祀、礼仪等。在原始时期，舞蹈的作用主要显现于狩猎或者战争活动中，伴随着很有节奏的口号，把散漫的、生活分散的成员召集到一起进行集体活动。由此可见，舞蹈具有团结集体的社会性作用。它有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的感召能力。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成熟，舞蹈从单纯的劳作中得到更多功能的承载，开始具有了礼仪与祭祀的功能，最后发展成一项运动项目。

中国舞蹈的历史就是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缩影，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桥梁，并且是现存的珍贵资料。可以说，中国历经了多长的文明，就有多长的舞蹈史。

二、对外汉语教育与舞蹈的应用

1.对外汉语的学科性质

对外汉语作为一门教授外国学生汉语项目的学科，属于文化课的教学学科，是一门能够系统独立传授汉语文化知识、传播中华文化的课程。一方面，它起到对外汉语教学的作用，即进行语言课的培训，系统讲授汉语的语法、词汇、句子与文章。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的教学，即教授学生系统了解汉语背后的文化知识，介绍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并将我国的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对比等。

前者的教学要求是教师要把讲授重点放在基本语言知识上，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汉语技巧，对文化知识的涉猎不慎广泛，而后者的文化知识教育目的就是推广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因此，需要系统地向学生讲授中国的文化。基于该学科的两种不同性质，本文更多地在传播文化知识的层面上探讨舞蹈在对外汉语中的应用问题。

2.舞蹈应用于对外汉语的教学目标

舞蹈是依靠音乐的节奏与旋律、配合肢体动作进行表达的方式，是文化的体现。每个国家以民族为基础都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民族舞蹈，这也是该国家文化内涵的缩影。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要正确认识舞蹈与对外汉语的关系，舞蹈是文化的反映，是课堂中讲解传授知识的辅助工具，而不能用传统的眼光一味地持批判或抵制态度。只有教师用开放的眼光看待这一项教学手段，才能将舞蹈在课堂上运用自如而不至于弄巧成拙。

在舞种类型上，我国的歌舞风格大致上是比较平缓的、动作柔美舒展，体现着中华儿女内敛含蓄的性格特点以及坚毅与修养并存的民族形象。而西方舞蹈多随性活跃，节奏明快，反应了西方人热情活泼、随性爽朗的性格特征。对外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在舞蹈上体现出来的这样的差异性，进而联想到文化的差异。也是通过舞蹈的展示，让学生进一步感受中国文化，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强课堂趣味或者纯粹的音乐舞蹈课。希望学生认真观赏相应的视频以及积极地参与学习，提高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更快地吸收汉语言的基本知识以及中国文化知识。

3.舞蹈对对外汉语教学的作用

（1）克服文化障碍增加趣味性

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因素的不同，所以后天形成的社会文化和基本国情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中多冒险精神、西方人思维开放灵活，形成的文化氛围与东方内敛含蓄的文化特色大相径庭。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文化、非洲的古老文明以及美洲的多元与热情都各具特色。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聚合在一起难免有较大的差异与拘束感。而舞蹈是全人类的共同语言。一项身体语言符号研究显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表达某些情感时的肢体动作都是一致的。舞蹈领域的表达也是依赖于肢体语言。因此，舞蹈在人们表达感情和进行社会交往时可以消除文化背景的差异，增加学生之间的亲密感，增强学生之间的互动。这也给原本枯燥的课堂带来更多乐趣。

（2）寓教于乐

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娱乐性与观赏性的结合。通过肢体有节奏的摆动达到肌肉放松、舒缓压力的作用，也是强身健体的良好方式。在互动型的舞蹈中，还可以加强舞蹈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在自发性创作的舞蹈中可以激发舞蹈着的思维与创造力，在欣赏与参与各种少数民族的舞蹈中，舞蹈中可以获得愉悦、热情的身心感受……总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舞蹈，都是趣味性与娱乐性的结合。在教学中加入舞蹈欣赏以及舞蹈参与的环节，可以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性，有助于带动课堂气氛，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不知不觉感受中国的文化特色。

（3）打造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中外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再教育领域也带来很大的影响。西方教育倡导自主性学习，课堂氛围十分轻松散漫，而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则较为严谨，以教师为主导型学习模式使得外国学生往往不适应这样严肃的课堂氛围。舞蹈特有的律动和带动性可以使学生情绪得到放松，缓和课堂氛围，能够令外国学生更加适应对外汉语的课堂。另外，这也是教育领域的一种大胆尝试，是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很好的实验，成功地在课堂中融入舞蹈等艺术元素对日后各项关联学科的改革有着积极地试点作用。

三、舞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1.应用原则

不是所有的舞蹈都可以应用到课堂之中，舞蹈与教学的而结合是有一定章法可循的。如前文所述，舞蹈的选择、课堂的选择要与对外汉语的教育目标相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探讨一下舞蹈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1）尽可能扩大汉文化的接触面

舞蹈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因此，舞蹈的选择首先体现在指导精神上。舞蹈在对外汉语的应用中要符合我国的主流文化，反应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在舞蹈的选取上，在保证符合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选择民族特色突出，有鲜活的中华气息的代表性舞蹈。这样，可以让学生更能直观地感受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从而更好地实现授课目的。

（2）注意发挥舞蹈功能与传播中华文化相结合

舞蹈应用于对外汉语课堂的课程设计就是要在最大限度上给学生创造良好积极地文化背景，提升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程度与兴趣。舞蹈是最原汁原味的艺术形态，是一个国家当前生产力状况、社会文明程度的真实表现。汉语的学习不仅是要学习相应的语言基础，还要让学生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更好地吸收所学的知识。欣赏与参与中国舞蹈的过程可是很好地达到这个效果，让学生沉浸在音乐与舞蹈的气氛里潜移默化地接受语言知识与文化。

（3）坚持比例适中

对外汉语教学的终极目的不是娱乐，而是教育。能够寓教于乐固然是一种良策，但是运用起来也要得当与适度。舞蹈毕竟只是艺术的一种形式，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仅凭舞蹈的表现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与准确客观，仍然需要其他艺术形式以及文化表现形式的元素共同参与，比如歌曲、戏曲、武术、民间工艺等各种优秀文化的代表。所以，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好舞蹈元素的比例，舞蹈的欣赏与参与要放在最有利于学生吸收课堂知识的位置上，而不是随意编排。同时教师在开展课程时，也要注意传统文化与现实国情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给学生创造健康良好的文化氛围。

（4）比较与结合原则

学习的过程不是单一汲取的过程，而是在纵向、横向等不同维度进行对比的结果。只有经过对比，才能发现中华文化独有的特征，并且将这种记忆内化加深。在对外汉语的课堂上选取舞蹈进行文化表达时，要注意不同舞种之间的比较以及中外舞蹈特征的比较。在比较重发现中国舞蹈的特点以及中国各民族舞蹈的风格特点，在结合中发现中外舞蹈的相似之处。

总之，教师应当本着教学优先、趣味相随的理念，本着贴近真实、反映现实的精神，采取灵活的教学手段不断彰显中国汉语言和文化的魅力。

2.教学设计

（1）课程对象

在教授对象设计上，舞蹈在对外汉语应用课程的教学对象一般比较适宜具备初级汉语水平的学生。因为本课程的设计重点并不是教授汉语的字词、语法语音等。而是希望学生通过欣赏与学习中国的舞蹈与音律，以及用肢体语言亲自来感受中国文化的内涵。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并不会花费太多精力为学生逐个解释该舞蹈的基本用语表达以及基本语言知识，没有任何汉语言功底的学生难以完成这样一项任务。

（2）课程导入

在课堂内容设计上，笔者以讲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国家”这一主题为例进行阐述。

上课之初，教师先向学生展示一些主题图片，图片的内容反映了不同少数民族的风格特点，以人物图片为主，尽可能选取反应少数民族舞蹈动作的图片，并配合播放相应的舞蹈音乐。配合着图片教师向学生讲述课程背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互相融合的大家庭，长时间的民族交往使得各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色，这在文化上也产生了一定的融合现象。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汉族人数最多，其他民族为少数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生活上的互动使得其在文化上也形成了既有自身个性又有多民族共性的特点。

在学生对此堂课程文化背景有了大致的了解以后，结合图片向学生提问一些启示性的问题，如“图片中你看到了什么”“图片中的人物在做什么”“猜一猜他们来自哪个民族”“看一看他们的动作有什么特点”“你喜欢跳舞吗”“你的国家喜欢跳什么风格的舞蹈？与图片相似吗”……

（3）播放舞蹈视频，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与讨论

为了说明这一特色并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多民族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教师可以选择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民族舞蹈让学生欣赏与学习，亲自在参与的过程中体会舞种的风格差异以及在肢体与表达上的共性。例如，教师可以从蒙古族的蒙古舞蹈、藏族的高原舞蹈、云贵地区的孔雀舞蹈和汉族的现代舞蹈四个舞种中各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舞曲进行课堂展示。教师可以用发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比较，资助发现其中的异同，也可以积极引导学生互相讨论、自由论证，在学生发言完毕之后，进行总结回答。

教师先播放完整的少数民族舞蹈视频，配合律动的音乐和优美的舞蹈动作，教师向学生讲解不同民族的背景特点以及文化特色。比如，蒙古族的舞蹈大气磅礴，比较粗犷，反映了蒙古人豪迈大气的性格，藏族舞蹈乐曲律动性强，肢体舒展，反映出藏族人民的随性与淳朴、云贵地区的舞蹈动作柔美、云贵高原山水秀美造就了心思细腻西南民族，而汉族舞蹈兼收并蓄，融合了多种民族的风格特点，更具有包容性。

（4）参与与互动环节

播放结束后教师进行短暂的对比总结，继而选择旋律与动作难度较小的不同舞种片段让学生亲自模仿学习。片段选择上尽可能既有这五个民族动作的差异，又有动作的相似性，并用发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在身体力行中进行比较。根据场地的不同，教师可以积极鼓励学生主动前来尝试，也可以发动全体学生与老师一起学习、体会。在参与完毕后，教师让学生逐个发言，学生可以畅所欲言自己刚刚参与的感受，引导学生自发地将中国舞蹈与自己本国家的舞蹈特点进行比较，进而比较中国不同民族的舞蹈之间带给学生不同的感受。

（5）课堂总结

在课堂结束之际，教师把课堂氛围收回来，再一次总结本节课所要介绍的主要内容：带领学生回顾本堂课学到的民族有哪些、各自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大家庭的现实状况等问题。相信，经过实际体会，学生会对所学到的知识印象更加深刻，了解更加直观，并且会对中国留下深刻的回忆。

3.课程难点

开展这样寓教于乐、互动性较强的课程，既是对学生学习能力提出的较高要求，也是对教师的一次挑战。开放的课堂氛围首先要求教师自身比较活跃，并且具备一定的少数民族知识背景，做好充分的课堂准备。在舞蹈的选择上也具备一定的难度，选取的舞蹈难度要适中，易于易于观赏与学习，并且还要有自身的特色所在。此外，教师要学会调动学生的情绪，帮助学生克服为难情绪，通过自身的授课魅力缓解课堂较为严肃的氛围，使学生有兴趣积极参与进来。

四、结语

中华民族的舞蹈是从古至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华儿女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反应，是中国人思维的写照，也是中国民情与国情的表现。通过舞蹈与课堂的集合，通过舞蹈的指引，使得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避免了生硬与枯燥，使课堂变得更加具有趣味性，也使得学生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对汉语教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全面的分析与实证，认为在坚持扩大汉文化接触面、舞蹈功能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以及比例适中的原则下，有计划、分步骤、合理地将舞蹈元素结合到汉语教学中去，既能给广大外国学生带来更加丰盛的文化大餐，又能大大提升汉语教学的课堂质量与效果，也是以汉语为基础的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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