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相关法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事纠纷相关法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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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官们介绍，校园民事纠纷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从诉讼主体和案由看，校园民事纠纷的原告多为未成年人，既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被告多为学校，占三分之二；案由均为侵权行为案件，占100％。

从案件原因和类型看，共分5种情形：一是学校在从事教学管理活动中因教学设施或采取措施不当产生的民事纠纷，既有学校在进行宏观教育管理中产生的民事纠纷，如学校对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进行通报、处分，被处分学生不服状告学校案，也有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违反操作规程和职业道德等产生的纠纷，如因教师随意体罚、打骂学生引起的纠纷。二是学校在执行国家教育政策过程中，因学校和学生理解不一致产生的民事纠纷。三是学生在校期间，由于学校监护不力或者学生之间发生纠纷，但学校不予管理或者尽了管理职责而学生不听造成的民事纠纷。四是学校在组织足球赛、春游等集体活动中发生的民事纠纷。五是由于学校管理不当或个别老师思想素质较差侵害学生名誉权、隐私权等发生的纠纷。

法官们认为，校园民事纠纷的责任确定应以过错原则为归责原则，教育部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是依法确定责任的重要规章。校园民事纠纷产生后，如果当事人协商不成，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在提出损害赔偿类型和数额时应于法有据，尽量避免因盲目造成的浪费当事人双方人力、财力和国家审判资源情况的发生。

如何减少校园民事纠纷的发生？法官们建议：

第一，普及法律知识。一方面，学校要加强对教师法律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应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学生、家长及全社会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依法维权能力。

第二，加强有效沟通。学校在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必要的法律知识教育的同时，应走出校园，和家长、学生进行有效沟通，定期召开家长会，了解家长和学生所思所想，做到教育工作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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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调整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对四个社区居委会人民调解成员进行充实，各社区将热心社区工作、懂政策、懂法律的老党员、老干部聘请为人民调解员，进一步壮大社区人民调解队伍。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将负责、民政、妇联、计生的工作人员充实到领导小组中。把人民调解工作纳入综合治理工作中一起部署、考核、验收，切实提高各社区及辖区企业、单位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视。

二、开展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提高调解员素质

全年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员培训2次，学习《人民调解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调解小组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结合业务学习活动，每月进行1次法律知识学习，提高调解工作技巧和能力。

三、开展人民调解排查工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结合“三民”工作的开展，加大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解力度，充分发挥下派工作组的作用，通过排查化解着重解决居民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及纠纷，确保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上交。同时，各社区要每月上报一次矛盾排查情况表，每季度上报一次矛盾纠纷分析材料，并制定出相应对策。街道每月结合信息研判会开展一次矛盾排查会议，及时分析化解各社区出现的疑难纠纷。

四、规范人民调解工作，落实一案一补

继续开展“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活动”，各社区统一使用人民调解标识牌、人民调解印章、规范使用调解登记表，人民调解案件档案必须使用统一格式，调解案件要建立档案。街道调解组织调解任务为35件，各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完成20件调解任务，书面调解建卷不少于5件。调解要建立调解台帐，使人民调解工作逐步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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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民事纠纷;诉讼调解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2-0022-02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科技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数量显著增长，寻求更为高效、经济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途径，成为法律研究的新热点。确立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机制能为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开辟新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一、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的适用性

（一）知识产权纠纷的特殊性

知识产权纠纷作为一种权利冲突和利益失衡，实质上是当事人基于利益诉求而进行的博弈行为。与传统民事纠纷相比，知识产权纠纷具有其特殊性。

1.结果难以预测

知识产权客体具有无形性，对于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而言，诉讼结果通常较难预计。知识产权保护无形的知识产品，相较于普通民事案件，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除了要求正确适用侵权构成要件，更重要的在于首先确定权利保护范围，判断其范围是否覆盖被诉侵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风险。

2.具有交叉性

知识产权纠纷在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层面具有交叉特性，其权利状态因权利复审程序等有关程序影响而缺乏稳定性。处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需要经过多个审级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以确保程序解决权利授予瑕疵争议为基础，使得知识产权纠纷诉讼程序效率低下，不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3.当事人利益目标多元性

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主体与权利人愈发将知识产权视为市场竞争优势的核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过程中，当事人主张权利的现实利益与未来市场布局的长远利益目标的多元性，为双方合作共赢创造巨大空间，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目的并非单纯维权，而在于排除市场竞争，实现市场利益。

（二）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的优势

诉讼调解指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就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自愿协商，形成合意。与诉讼判决相比，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制度具有优势。

1.形式灵活

目前，由于知识产权较强的专业性导致知识产权纠纷诉讼期限更为漫长，知识产权纠纷大幅增加与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资源有限的不平衡，又使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效率很低。而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程序灵活，当事人只要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可以自由协商并且有选择地适用法律条文，缩短了纠纷解决时间，从而降低了诉讼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审判效率，实现司法效益最大化。

2.具有互利性与自主性

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模式是纠纷当事人正当利益与自主意识的最大体现。诉讼调解使当事人成为权利冲突的解决主体，纠纷解决更强调当事人的自治与合意，双方互利互让，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利益诉求，着眼于未来知识产品运用，达成更多商业化协议，以此实现合作共赢，避免知识资源的浪费，保障了解决结果的公平性。

3.具有平和性

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由纠纷双方合意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具有平和性和非对抗性，更好地保障后续的及时执行，有利于维护双方良好的经济关系，从而维系社会秩序稳定。

二、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现状

（一）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相关制度基础

当前，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支持建立各类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法律规范与司法意见的出台为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提供了制度依据。

2008年最高院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政策。2009年7月，最高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倡导通过非诉调解方式解决纠纷。2010年6月，最高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指出各级法院要切实转变重裁判、轻调解的观念，将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各个环节。2011年4月，最高院等16个部门联合《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各级法院充分发挥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作用。

（二）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措施

近些年来，在相关民事审判原则与司法意见的影响下，全国各级法院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积极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总结出一系列有效的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措施。

1.采取诉前禁令、证据保全措施

由于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侵权行为多样，权利人取证存在一定困难，法院及时实施证据保全措施，保全知识产权侵权证据，使侵权人处于不利地位，从而有效促成案件调解结案。而诉前禁令措施能够及时有效地预防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降低权利人的损失，促进双方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2.找准利益平衡点

在知识产权纠纷中，法院分析当事人合作发展的空间，将利益平衡点作为调解工作的突破口。通过促使当事人达成停止侵权共识，可以满足权利人对于未来市场规划的预期;通过交叉许可、授权使用等合法途径促成调解，使当事人由不正当竞争者转变为合作伙伴，实现双赢，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运用在先案例

过往的相关案例是法律原则与法院审判思路的集中体现，对于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预测诉讼风险具有导向作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应充分运用在先案例辅助调解，有利于当事人直观理解法律规定，判断诉讼风险，权衡诉讼利弊，促使当事人选择利益最大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此达成调解协议。

4.选择适当调解方式

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法官可根据案件类型与性质灵活选取合适的调解方式，不必局限于固定模式。例如，审理专利权纠纷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时，可以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与调解，由专家就技术争议等问题与当事人沟通。而对于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等案件，则可以邀请相关行政机关管理人员协助调解，提高调解成功率。

三、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制度缺陷与完善

（一）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制度缺陷

1.调审结合违反调解中立性

我国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采取审判与调解相结合模式，审判人员同时兼任判决者和调解者，名义上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实际却具有潜在的强制力量。与判决相比，调解结案风险性更小，可以使法官轻易回避法律行为有效性等法律问题，同时规避错判风险，避免了当事人就该案上诉和再行的问题。对于调解结案的盲目追求，必然导致调解职能的扩张和判决职能的萎缩，违反了调解的中立性。

2.诉讼调解率考核影响调解中立性

现行司法体系与结构下，诉讼调解率作为法官考核指标，直接与法官的待遇、奖惩相关，为法官提供了调解的制度激励，在本质上与调解员作为中立第三方解决纠纷相违背。实践中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法官积极运用自己的资源与影响，利用当事人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贫乏，更倾向于将调解作为结案的捷径，侵犯了当事人的自。

3.诉讼调解贯穿整个审判过程影响程序效率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诉讼调解可在知识产权案件诉讼任一进程中进行。实践中有法院要求，所有知识产权案件能调则调，一时不具备条件的也要创造条件争取调解。诉讼调解贯穿于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全过程，程序无节制的拖延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

（二）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调解制度完善

1.设立专门调解机构

法院应当将调解职能与判决职能分离，设立专门调解机构，从事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工作。基于知识产权纠纷涉及专业技术问题较多，对于法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院可以邀请相关领域专家组成专门的调解委员会，或者对法官积极开展相关专业培训，进而负责主持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保证程序的公正性。

2.法院附设调解

我国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建立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为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提供更多选择，促进知识产权纠纷高效解决。法院附设调解模式将调解程序从诉讼程序中独立出来，一般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与诉讼程序形成有效衔接，如果调解成功，当事人达成具有强制力的调解书，如果调解不成功，当事人则可以选择继续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

3.规范调解程序

我国应在立法层面上对诉讼调解程序制定明确规定，在维护知识产权案件调解程序灵活性的前提下，通过法律条文对诉讼调解程序加以必要规范。第一，在庭前准备阶段，调解程序的启动应以当事人申请为前提，从而实现调解自愿原则。第二，应规定调解期限，防止诉讼程序的无限拖延。第三，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禁止“背对背”调解，有助于实现调解的中立性。

参考文献：

[1]刘友华.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研究[D].湘潭大学，2008.

[2]刘友华.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诉讼解决的现状及评析[J].知识产权，2010（1）.

[3]王莲峰，张江.知识产权纠纷调解问题研究[J].东方法学，2011（1）.

[4]周亦鸣.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建构[J].人民论坛，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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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民事相对人的平等主体身份，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维护民事权益的方式、能力和水平直接体现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能力和水平。工商机关与其他行政机关一样，也有借贷纠纷、购置办公用房和办公用品、房屋租赁、雇请临时用工人员等方面的民事纠纷。由于工商部门以前具有培育建设市场的职能，因此拥有很多有形市场，这些市场大多是贷款修建的，同时为收取市场管理费，工商部门还雇请了大量临时务工人员，“管办脱钩”后，产生了大量还贷、抵押纠纷和劳务纠纷。在近20起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我局公职律师积极参与了调查取证、谈判协商、诉讼、等具体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公职律师充分应用法律专业知识，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既维护本单位自身合法权益，又考虑民事主体相对人的实际情况，妥善解决了所有纠纷，其中很多纠纷通过协商解决，避免了诉讼发生和矛盾激化。

此外，公职律师在我局对外招标、签约和政府采购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公职律师本单位的相关法律事务，不仅能及时根除纠纷隐患，避免纠纷发生，更有效地维护本单位的合法权益，节约诉讼成本，而且在纠纷发生后，也能通过正确途径、正确方式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避免事态扩大，产生更大损失和不良后果，公职律师的作用取得明显效果，也为我局树立了良好形象。

二、广泛参与，严格把关，大力提高全局依法行政水平

(一)发挥法律参谋助手作用，提高全局依法决策水平

在决策过程中，我局公职律师积极参与，进行专门的研究及可行性分析，严把法律关、政策关，为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在2006年的近10项行政决策中，我局公职律师都积极参与了起草、审查和修订，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分析法律和政策关系，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在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培育和发展农产品商标、加强涉农合同监管、延伸消费维权网络等一系列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决策中，既遵守法律又敢于创新，所有决策都收到了预期效果：在治理商业贿赂，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整治虚假违法广告，清理整治无证无照经营等重大决策中，坚持合法与合理相结合，妥善处置了很多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在改革企业年检、个体工商户验照制度，建立企业分类年检制度、个体工商户滚动验照制度、会计师事务所提前年检制度，实行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检制度，深化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推动各类市场主体诚实守信经营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公职律师在行政决策咨询中紧紧围绕全局中心工作提供法律服务，进一步规范决策程序，促进依法施政，保障了全局的合法高效运行，提高了行政效能。

(二)参与地方立法和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规范抽象行政行为的实施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中介机构管理的要求，我局专门组织公职律师攻坚，学习借鉴外国、外地的管理经验，克服涉及管理部门多、内容新、协调难度大等困难，经过调查研究。反复协调、论证和修改，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起草了《成都市中介机构管理办法》，该《办法》共20条，明确了管理范围和管理对象，建立了联系会议制度、“黑名单”公示制度和违法处罚制度，结束了我市中介监管无统一法律体系、无统一管理机构的监管状态，为促进我市中介机构的规范管理和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同时，积极参与地方立法工作，认真完成市人大、市政府交办的各类立法及规范性文件的征求意见工作。截至目前，共回复各类立法征求意见稿100多件，参加立法修改讨论会20多次，提出了约200多条意见。

(三)直接参与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研试，强化政府依法行政

我局成立专门的行政许可案件审批委员会和行政处罚案件审批委员会，负责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中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研究。我局公职律师大多是案审会成员，为促进我局依法行政提供了保障。2006年全市新登记注册各类企业17593户，个体工商户62483户，企业集团18个，外地内资企业驻蓉办事机构设立备案登记252户，完成改制企业登记377户。全市工商系统共查处各类经济违法违章案件10056件，其中立案查处3842件，万元以上大要案件2633件，案件总值18839万元，罚没款入库金额6702万元。截至目前，所有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案件无败诉、复议和被撤销案件。

我局公职律师参与处理群众申诉和上访案件30余件，完成市委、人大、政府、政协交办事项和提案回复40多件，参与研究处理重大疑难案件50余件，起到了很好的法律宣传、法制参谋、攻坚克难的作用。

(四)调查和处理具体的法律事务，参加诉讼、复议活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公职律师是专门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的队伍，这一优势是社会律师所不具备的。由他们本单位的相关法律事务，能更有效地维护本单位的合法权益，不仅节约了诉讼成本，而且取得很好的效果。为了规范和改进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切实发挥复议和诉讼的监督作用，我局制定下发了《关于行政应诉和行政复议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了被诉部门负责人和主办人出庭应诉制度，鼓励公职律师直接参与诉讼和复议工作，负责组织被诉部门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审判旁听，并直接指导如何答辩、应诉。2006年共办理行政诉讼案件5件，无败诉案件。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15件，被复议案件3件，无被撤销案件。

(五)通过法制培训授课和法律咨询等活动，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实际效果

为全面提高我市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企业法治化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决策的能力和企业竞争力，我局积极开展了“百千万企业普法工程”，安排5年内在全市范围内组织100家规模以上企业、1000家民营企业、10000家个体工商户，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分期、分批、分层次地开展法制宣传培训教育。针对新修正的《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新

法律法规，进行了专门的工商执法人员培训，总数超过2000多人次。在这些活动中，公职律师大都参加了直接授课。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为法制宣传教育做出了贡献。在公职律师的直接参与下，我局的“四五”普法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工商系统“四五”普法先进单位，被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分别评为了全省和全市的“四五”普法先进单位。

三、尊重法律权威，自觉接受法律监督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公正执法。是确保全局依法行政，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保证。公职律师的参与更加畅通了法律监督的渠道，也使监督更及时，更有效。

近年来，我局接受了市人大组织的执法检查组对我局执行《商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成都市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成都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条例》、《成都市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公职律师站在法律角度对法律执行情况、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立法修改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很多专业性较强的意见和建议，增强了执法检查的力度和深度，有效地促进了法律实施。

在接受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中，我局公职律师积极主动参与，在预防职务犯罪等方面定期与检察机关沟通，了解相关信息，针对热点问题和容易发生违法犯罪的环节、领域，及时向领导反馈，及时向全局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传达，及时采取防治措施。针对工商执法管理中的具体情形和困惑，及时向检察机关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帮助和指导。由于公职律师参与指导，及时沟通，及时预防，近年来，我局没有发生过一起渎职或的违法犯罪行为。在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中，我局不仅认真对待每起行政诉讼案件，而且虚心接受司法监督，我局长期安排专门公职律师与法院衔接工作，对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建议认真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反馈法院，充分运用法院的案例和建议指导执法工作，防患于未然，对促进我局依法行政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我局注重通过公职律师与新闻媒介沟通，提高了信息可信度和准确性，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通过公职律师作新闻发言，及时解答宣传法律法规问题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及时通过媒体与社会大众沟通，及时解决问题，及时消除误解，扩大了政务公开，提高了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吸引了广大群众参加社会监督：促进了法律知识的普及，提高了群众的法制观念：改善了执法环境，为法制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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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县调解工作的情况分析

近年来，我县基层调解组织和法院在实践中，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用调解方式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纠纷案件，为社会矛盾的及时解决化解、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2009年至2011年6月期间，我县求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共收理各种民事纠纷1539件，调解成功1279件，调解成功率达83%左右。其中收理交通事故民事纠纷1144件，调解成功885件，调解成功率达77%；收理的群体性民事纠纷208件，调解成功159件，调解成功率达76%；收理法院移送调解的民事纠纷229件，调解成功106件，调解成功率46%。我县法院收理民商事案件4460件，调解1012件，撤诉756件，调撤率39%；其中姻婚家庭纠纷815件，调撤415件，调撤率达50%；劳动报酬纠纷142件，调撤126件，调撤率达88%；交通事故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358件，调撤141件，调撤率39%；民间借贷纠纷1782件，调撤率33%；卖买合同纠纷349件，调撤率41%。另对调撤处理案件的结案时间统计，其中一个月内结案的占调撤案件总数的40%左右。

从上述统计数据分析，我县的大量交通事故和群体性民事纠纷，在矛盾的初始阶段，就在人民调解组织中得到有效的解决。而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纠纷，大部份以姻婚家庭、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民间借贷、卖买合同纠纷为主，法院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通过审理，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了调解，许多又以调解撤诉的方式得到合理解决，而其中近40%左右案件又是在一个月内以调撤方式结案。同时，对于许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以及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法院立案受理时，经合理地引导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二、各地法院主要做法和分析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围绕服务大局、为民司法的主题下，以实现案结事了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对法院民事调解工作非常的重视。2007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中，就确立“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工作指导方针。为充分发挥法院诉讼调解所具有的双方当事人对抗性小和案结事了的效果，在认真总结调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0年6月7日在其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中，确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要求各级法院要牢固树立调解优先理念，自觉主动地运用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尽可能把握一切调解结案的机会做到“案结事了”的目标。为此，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在积累许多有益的调解经验之后，很多基层法院在法院内部设立了法院调解中心或称诉前调解中心。

从各地法院设立的法院调解中心效果来看，其在化解纠纷、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等方面发辉了重要作用，综合各地的作法，其处理案件的工作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1、审前调解前置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在移送判业务部门审理前，由立案法官积极主动地将全部案件引入法院调解中心，由调解中心法官对每件案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自愿平等协商，力争将纠纷化解在诉讼的初始阶段。如调解不成再移送致审判业务部门进行审理。

2、暂缓立案分流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对部份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以及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矛盾激化的案由调解中心对当事人的案件材料进行审查后，进行暂缓立案受理，引导其到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再予以立案受理，进入诉讼程序审理。

3、诉前调解分流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通过对案件材料审查，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难易程度，在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将部分案件先引入法院调解中心，由调解中心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前来进行调解，经过调解中心调解未果的，再移送审判业务部门进入诉讼程序审理。

4、诉前调裁合一型：就是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通过案件材料审查，根据案件的性质和难易程度，将部分案件先引入法院调解中心，组织调解，由调解中心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经过调解中心调解未果的，在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再移送审判业务部门审理，由调解中心及时审理进行裁决。

法院设立的调解中心能有效地将部份民事案件得到及时的解决，但上述各种形式均有其利弊，其中审前调解前置的方式能有效及时地解决许多民事纠纷，但是所有案件都要求调解前置，有违调解的自愿原则，同时目前普遍存在送达难问题，也使许多案件久拖难调，影响案件审理期限；暂缓立案分流的方式能使法院和人民调解形成双联互动的关系，但在符合立案条件时，而当事人又不愿意到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暂缓立案无法律依据，也易引起当事人对法院的对立情绪发生矛盾；诉前调裁合一的方式无凝对民事纠纷及时解决最快的方式，但法院调解中心不是审判业务部门，在调解未果时，由其进行审理判决是否存在法律问题，涉及到其法律地位和性质；本文认为四种方式中以诉前调解分流最合理合法，它符合民诉法的调解合法自愿的原则，同时又能高效快捷地解民事纠纷，但其也存在案件如何确定案件分流和分流范围的问题。

三、法院调解中心的功能定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快速发展的阶段，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增加，民事权益之争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表现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如何高效公处理,成为人民法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各地法院成立法院调解中心，本文认为其功能定应体现如下方面：

1、过滤分流功能：随着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增强，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民商案件受理量呈逐年攀增的趋势，使法院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进一步加剧，所有民事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不仅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不符合民事纠纷应高效及时处理的要求。同时，诉讼并非是矛盾解决的唯一途径。对立案受理的民事纠纷，由成立的调解中心及时进行调解处理，能够起到过滤分流案件的功能，使大量民事案件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从而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和当事人的讼累。

2、缓冲矛盾功能：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许多因社会变革、姻婚家庭、邻里关系等原因所引发的民事纠纷，往往双方当事人存在情绪严重对立，矛盾易于激化，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这类纠纷进入法院进行诉讼，在处理上仅凭判决往往难以实现当事人内在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纠纷的化解。对于此类案件，无论是立案时、还是审理后，将其引入法院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缓冲双方矛盾，发挥调解的服务和调节功能，有利于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3、诉讼疏导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的调整，造成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和内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一些纠纷在得不到及时地疏导化解，很容易引发，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有些纠纷虽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问题，但并不是通过诉讼所能解决的，往往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或解决。在解决民事纠纷的渠道上，诉讼虽是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万能的。法院调解中心可以引导当事人理性对待矛盾纠纷、合理表达诉求、合理选择解决手段和方式，从而妥善地尽快解决矛盾纠纷。

4、高效及时功能：人民法院针对日益繁重的审判的压力和有限的审判资源之间矛盾，为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根据自愿合法的原则，对立案受理的案件，由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从而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高效及时地处理民事纠纷是法院调解中心应有的功能定位。

四、法院调解中心的运行设想

法院设立调解中心的目的如上所述应具有过滤分流、缓冲矛盾、诉讼疏导和高效及时的功能，故其运行应适应其功能的定位，其运行可设想如下：

1、中心的工作职能：中心的工作职能应包括立案调解、委托调解和协助调解，推进诉调对接工作，对诉外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和司法确认，并积极参与司法行政部门、人民调解组织、行业协会等部门、团体和组织的联合调解。

2、中心的受案范围：针对法院调解中心的功能定位，可以将以下案纳入其调解受案范围：1、姻婚家庭继承扶养等民事纠纷案件；2、民间债务和劳务合同等民事纠纷案件；3、相邻纠纷案件；4、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民事纠纷案件；5、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配合的案件；5、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群体性案件；6、案情复杂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7、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8、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适用法律有一定困难的案件；9、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10、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11、当事人情绪激烈、矛盾激化的再审、案件。

3、中心的人员配置：法院调解虽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制度，但同时更是一门集法学、心理学、博弈学以及文化底蕴、表达艺术等于一身艺术，对法官的综合能力有着严格的要求。调解与考验法官法学功底的判决不同，它需要法官在精通法律前提下，去揣摩透当事人的心理，分析其所思所想、所惧所求，从而对症下药，而这些经验都来自于日积月累和长期的庭审经验，故为了更好地发辉法院调解中心的功能，调解中心应由审判经验丰富、调解能力突出的资深审判员组成，并可聘请退休法官参与调解。

4、中心的工作机制：

（1）建立立案调解评价机制：立案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桥头，在立案开始时，应根据立案材料的相关反映，预估案件的审理难易，从而决定是进入法院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处理，并在在立案过程中对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相关咨询，使当事人对案件处理回归至合理的心理预期，从而为案件的调解打下良好的基础。

（2）建立立案调解通知机制：根据立案材料的相关反映，立案部门在征得原告同意后，将案件引入法院调解中心，调解中心收到案件后，应以简便灵活的方法向被告送达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并通知当事人到庭或到当事人住所，在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不愿调解的，及时向其送达法院庭开传票。

（3）建立案件调解流转机制：为避免案件进入调解中心的案件，因调解不果可能导致诉讼时间和成本增加的现象，应针对不同类型案件建立案件合理流转机制：（1）对于立案后进入法院调解中心的案件，如姻婚家庭继承扶养、民间债务、劳务合同、相邻纠纷、损害赔偿等民事纠纷案件，在双方当事人均有调解意愿时，在双方均到场的情况下，且应半日内办结。如果需要进一步沟通协调促进继续调解的，也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于不能调解的案件，将在移至调解中心的2个工作内移出，以保证案件流转的速度。（2）对于审判部门转入调解中心的案件，如案情复杂难以形成证据优势的案件、当事人之间情绪严重对立的案件、适用法律有困难的案件、判决后难以执行的案件、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案件等案件。调解中心收到案件后，应向及时通知当事人到庭或到当事人住所进行调解，经多次组织协商，确实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及时转回审判部门及时裁判。

（4）建立推进诉调对接机制：在推进诉讼调解同时，应与目前社会开展的大调解工作机制做好衔接与配合。调解中心可将有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相关组织进行调解，对达成调解协议的及时予以确认，在调解过程中，为弥补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也可请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5）建立人民调解确认机制：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果都要通过诉讼程序而获得强制执行力，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故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民商案件，当事人要求确认其达成协议效力的，调解中心应对人民调解协议及时的确认。

五、法院调解中心调解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法院调解中心调解存在的问题

法院设立调解中心开展调解工作属于实践先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作为指导性文件，虽确立有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开展调解工作，但其仍存在以下问题：1、调解中心机构的性质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并未规定法院专门调解机设立，实践中，如何协调其与立案部门和审判部门的关系和职责分工；2、与法律规定的调解条件冲突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调解中心对未经庭审的案件径行调解是否违反了法定调解的条件，并损害了当事人的诉权。3、与法院内部管理体制冲突问题，表现在法院调解中心的受案形式、受案范围、调解程序期限、以及调解文书案号形式均无明确的规定，如何与目前法院内部有关案件流程管理体制相衔接。

（二）完善法院设立调解机构的建议

在实践中，法院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开展调解工作，为民商事案件的高效及时的解决，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和节约有限的审判资源，发辉了重要作用，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尽快起草相关司法解释，对法院专门设立调解机构进行规定：在规定中应明确调解机构的性质，其与法院其他立案审判部门的关系，以及开展调解工作的规程、调解文书的制作和形式等。

篇6

房产在法院冻结期间被卖出

涉案物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路一套26平方米的房子，最初产权属于罗云。

2010年9月29日，罗云同一天分别委托两家房产中介，将这套房子以50万元和51万元卖给了翁某与李某。

碰巧的是，两个买房人认识，他们在发现购买了同一套房子后，找到了罗云。罗云退还了翁某的50万元，并承诺将房子过户给李某。后因罗云以各种理由拒绝过户，李某将罗云告上法院。

2010年11月16日，石景山区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罗云将该房屋过户到李某名下。罗云不服，提出上诉。

2011年3月11日，在该上诉案进入二审程序、法院冻结该房交易手续后，罗云又委托中介与买主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骗取徐某购房款人民币50万元。

5天后，罗云的上诉案维持原判。经当事人举报，罗云被控制，并被检方以合同诈骗罪诉至法院。

一房二卖构成合同诈骗罪

石景山区法院认为，罗云于2011年3月11日，隐瞒涉案房产已被法院裁定冻结交易手续、且已被判决过户给李某的事实，通过中介与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骗取徐某购房款5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法院一审判处罗云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1万元。

罗云不服，提出上诉。罗云认为，自己作为房屋的产权人，有权处置诉争房产，不构成犯罪。

近日，北京市一中院终审认为，在房屋不能进行交易、转让的情况下，罗云故意隐瞒上述事实。最终，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释案：为赚钱假卖房要追刑责

篇7

《人民调解法》和最高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确立的司法确认制度，作为调解制度和诉讼制度效力的衔接，不仅是司法改革最大的亮点，还赋予了非诉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增强了调解协议的公信力。然而轰轰烈烈的大调解运动要实现创新社会管理的目的,有效帮助诉讼分流,重点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非讼调解法制化，二是非讼调解效力性。第一个问题已然解决，第二个问题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九十四条、一百九十五条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明确了经司法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与其它司法文书同样的强制执行力，以及调解协议确认无效后的救济方式。但是,从现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安排看,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尚未明确。本文拟从司法确认理论观点、司法实践及实然机制的建立入手探讨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问题，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作为我国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对接的桥梁作用。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数量呈倍数级增长，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这些纠纷的迅速化解，各种类型的非诉调解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相继出台的《人民调解法》和最高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确立的司法确认制度，使得人民调解这朵被西方人誉为"东方之花"的奇葩，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到创新社会管理中。美国学者科恩曾经指出:"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调解在解决纠纷中不寻常的重要地位 。"作为调解制度和诉讼制度效力衔接的司法确认制度不仅是司法改革最大的亮点，它还赋予了非诉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增强了调解协议的公信力，它不仅符合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潮流和趋势，更顺应了构建社会主义法治需求。但是,从现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安排看,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尚未明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第一百九十四条、一百九十五条中相应的规定，也只是明确了经司法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与其它司法文书同样的强制执行力，以及调解协议确认无效后的救济方式。

一、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理论观点集萃

调解制度是指"在第三方的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 。主要有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四种类型。要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法律效力进行法理学分析，就必须首先对该制度的内涵作一个科学的界定，为后续的研究和制度完善打下基础。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衔接意见》、《人民调解法》还是《若干规定》，均未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作出明确定义。目前在学理界和实务界也均无对此创新制度的权威定义，笔者认为，"司法确认"应是法院对某种事实的承认，结合字面解释和实务界对司法确认的改革实践，当前我国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指的是人民法院为推进多元化解决纠纷，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司法审查来确认该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对合法有效的人民调解协议内容以司法强制力保障其执行的司法制度。

（一）第一种理论观点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等同于其强制执行力

正是由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内涵重点突出了有效的调解协议有司法强制执行力这个特征，因此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在现有研究的众多论著中，都被简单地等同于司法确认的强制执行力，如唐力在《非诉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8、39条》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20__ 年的《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规定了可以通过司法确认解决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问题，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了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李秀梅在《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考察》一文中也提到，"定西创新"使得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得以固定，然而无论是"定西创新"还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__年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20__ 年《若干意见》），仅仅是赋予了调解协议于司法确认后有了强制执行力，简单来说，就是"诉前司法确认机制"就是将原来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一纸调解"协议"，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便等同于人民法院的直接判决，有了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执行力不只是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的核心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的全部内容。当前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探讨非常欠缺，相应的制度设计也比较粗疏。因此，这种观点忽略了对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相关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比如司法确认被赋予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是什么?确认决定书是否具有既判力?既判力的有无对于司法确认制度分别会产生何种影响?

（二）第二种理论观点司法确认与判决、裁定、调解书等司法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种观点针对上述问题，认为法院对调解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后，当事人不得就相关内容再行，法院也不得受理相关内容的。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就如同法院的生效判决一样具有拘束力、执行力、形成力及确定力。其中，实质上的确定力又称为既判力，即"诉讼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公权性的法律判断，是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目的的，而终局判决正是这种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作为国家机关的法院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作出的判决，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确定判决表示的判断不论对当事人还是法院都有强制性通用力，不得进行违反它的主张或者判断的效果就是既判力。"法院调解作为一种调解类型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然而对于法院调解有无预决效力，众多学者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论断，第二种观点也是我国台湾地区的主流观点，认为 要考察经司法确认的法律效力，就需要认真研究诉讼上和解的效力，根据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规定，和解成立的，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台湾地区的一般学说认为和解有羁束力、形式确定力、执行力。而和解是否具有实质确定力，也就是既判力方面，这一观点认为只要不是以不法或不能事项为内容，或者以违背公序良俗事项为目的，或者有无权等情形时，该和解为无效，当事人可以主张在该范围内和解不生既判力，也就是说，以和解内容正当为前提承认既判力。我国台湾地区，法官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核时，要进行必要的实体审查，因此经核定后的调解协议具有一定的既判力也是合理的。

（三）第三种理论观点司法确认裁定应当具有一定的消极意义的既判力

司法确认是通过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审查，将只有合同效力的人民调解协议"化身"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确认决定书。即法院对调解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后，当事人不得就相关内容再行，法院也不得受理相关内容的在法院调解过程中，程序因强调合意而遭到弱化，因而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不如审判过程那样严格、规范，这种弱化必然体现在既判力上，即没有经过严格程序过滤而确定的事实和权利义务，不具有预决效力，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一是司法确认制度本身化解纠纷的"制度性效力"。司法确认制度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民众简便、快捷、经济和彻底地解决纠纷，同时促进以人民调解为主体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使其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如果作为司法确认程序最终成果的确认裁定书不具有消极意义上的既判力，那么就意味着当事人在确认程序结束后，依然可以就同一纠纷再行。换言之，就是调解协议经过确认程序之后，除了增加了强制执行力外，依然与普通民事合同无异；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依然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随时可能陷入纷争再起的境地。对当事人而言，造成时间和精力无谓的消耗，最后导致当事人失去利用司法确认程序的兴趣和热情；于法院而言，也是一种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这显然与司法确认制度设立的目的背道而驰。二是司法确认中当事人程序保障的自我责任。尽管司法确认程序并不具有普通审判程序一样的程序保障，但依然存在产生当事人自我责任的基础，即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既然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并共同自愿地选择将协议交由法院确认，那么就应该承认法院作出的确认裁定书，并自觉接受其对自己的拘束。这是民事领域处分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必然要求。因此，赋予确认裁定书以消极意义上的既判力，是一种必然选择。

（四）第四种理论观点部分司法确认有预决效力

这个观点是折衷观点，赋予了司法确认极大的自愿裁量权。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执行力不存疑义，但其既判力却是有争议的。即使承认其有既判力，这种既判力也是相对的，在存在无效和可撤销事由时，当事人可以向原法院提起宣告调解无效或者撤销调解之诉。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以笔录方式对和解协议的确认不具有既判力。这种笔录只能具有可以签发执行根据的效果。这种形式的确认判决文书具有行政性质，不是一种诉讼性质的裁判决定，法官只不过对协议予以见证，而并不赋予其既判力。当事人可以经本诉途径对其提出攻击，但不能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第三人也不能针对其提出取消裁判的异议。在我国法律对法院司法确认决定是否具有既判力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我们不能从既判力的概念出发寻找是否具有既判力的答案，而必须在现实和需求中寻找线索。既判力不是判决裁定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法律赋予的。是否通过立法赋予司法确认决定以既判力，并不是绝对的，既可以赋予，也可以不赋予，关键看两点因素：第一，赋予既判力是否有利于公正地解决纠纷；第二，赋予既判力是否有利于有效率地解决纠纷。一个调解协议，如果法官并未对其合法性、自愿性进行必要审查，就赋予其既判力，对当事人来讲可能并不公正，对案外人或公共利益而言，则存在更大的受损风险；如果一个调解协议，经过法官必要审查（投入足够的司法资源），确保了其合法性和自愿性，但对调解协议的确认决定仍没有任何既判力，就会使法律秩序处于不确定状态，不断提起的诉讼也会使前期投入的大量司法资源付之东流。而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其被赋予的效力显然不具有上述效力。所谓"和解为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的方式，因而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核心，法院不过加以斡旋，且就和解的内容作形式上的审查而已，并未令当事人就和解是否存在有瑕疵提出充分的攻击防御方法后作出诉讼上的判断，故不能承认诉讼上和解有既判力以遮断当事人瑕疵之主张 "，其原理也适用于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立法及司法解释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强制执行力"上，即对于通过非讼程序加以审查并确认的调解协议，其法律效力主要表现为执行力，其执行根据是司法确认决定书，属民事诉讼法第212条第2款所规定的"其他应当由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调解协议是司法确认决定书的附件，通常是其经司法审查能够予以确认并执行的内容，不一定是整个调解协议或其全部内容。

二、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的司法实践演变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确认制度也是随着调解协议的效力变更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完全依赖当事人自觉履行阶段

1982年《宪法》第111条第二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为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奠定了宪法基础。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工作。当事人对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履行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调解中如有违背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从此，人民调解制度与民事诉讼产生了紧密的联系。1991年4月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对此做了类似的规定。从上述规定及当时的司法实践来看，人民调解协议是指发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双方在第三方即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为解决民事纠纷而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当事人双方签字或盖章的书面协议。人民调解协议的实现，几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觉，调解协议的效力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缺乏法律强制力的保障，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完全处于空白状态。

（二）"双方合意"的民事合同性质阶段

仅仅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很难保证人民调解协议的实现。面对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一些地方法院首先突破传统规定，认可了人民调解协议是具有"双方合意"的民事合同性质的法律效力。例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规定，人民调解组织的合法调解协议将被法院作为证据采纳。20__年7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协议是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约定，具有合同效力。20__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吸纳各地各级法院创新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司法解释首次明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若干规定》第一次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确定为"双方合意"的合同性质，司法确认制度在这一阶段有了最初的原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案件的权威性和实效性。

（三）部分有"法律约束力"的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各地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巧妙试 验，将人民调解协议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督促程序"进行嫁接使用。20__年、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两度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意见》，要求"依法适用督促程序"，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配合"，"当事人持已经生效的人民调解陇议向人民法院申清支付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审查，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及时发出支付令"。这样，人民调解协议便捷执行的途径渐渐明朗起来其次，人民法院可以将人民调解主动吸纳到民事审判工作中来。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法律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至此，一部分人民调解协议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司法确认，同民事判决书、调解书一样获得了法律确定力。

（四）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定西创新"

提到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程序，就不能不提到这一制度的探索者--甘肃省定西市中级人民法院。20__年1月，甘肃省定西中级人民法院创立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机制，制定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该意见规定:"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确认机制，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等非诉调解组织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调解达成协议后，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协议合法有效，出具法律文书确认该调解协议，赋予该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的制度。确认文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履行，不能反悔，不能另行;如果一方拒绝履行，另一方可依据确认文书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简单来说，"诉前司法确认机制"就是将原来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一纸调解协议，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便等同于人民法院的直接判决，有了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若干意见》，完全吸纳了"定西创新"，统一确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名称并面向全国实施这项制度，使这项制度有了明确的政策参考，其对促进人民调解制度在新时期的发展以及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突破性的指导意义。这一阶段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基本成型了。

（五）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立法确立阶段

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亟需从国家立法层面予以调整。20__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它的主要价值就是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和司法确认制度。《人民调解法》第3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该法第33条中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清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清强制执行。"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概括出司法确认是由法院启动司法审查快速确认程序，对协议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符合确认条件的，则以人民法院有关法律文书的形式固定调解成果，赋予其法律强制力。这是近年来人民调解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是人民调解的一座里程碑，是运用司法机制对人民调解给予支持的重要保障性措施。20__年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将司法确认案件的法律文书形式由确认书调整为裁定书，该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该法条赋予人民法院作出调解协议有效的裁定具有法律执行力。至此，人民调解内容第一次进入我国诉讼法典，但是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明确确认裁定的内容是否具有既判力呢？

三、司法确认法律效力的缺陷及完善机制

司法确认的主体为法院，司法确认的具体审查为法院法官，因此，除双方当事人外，法官之中立裁判者的地位使其对司法确认的评价更具客观性。理论上，司法确认虽已被称为融合民事纠纷之法官的精英型化解与社会的大众型化解的完美媒介，但在司法确认的具体运行过程中，确实还存在立法及实践层面制约其发展的诸多问题。

(一)立法缺陷

1．立法数量明显不足。目前，人民调解法第33条和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第195条是司法确认制度在基本法层面的全部法律渊源；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__]5号若干规定作为规范司法确认具体流程最具体系性的法律渊源，其全部规范也不过 13条。显而易见，16个法律条文难以对这一新型衔接机制做出完整规范。此外，若针对各种诉外调解协议进行更具类型的分析，司法确认立法数量不足的窘境将更加凸显。司法确认的性质、司法确认的审查部门、司法确认决定书是否发生既判力等诸多问题尚未在立法中得以明确。

2．立法层级亟待提高。目前，司法确认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基本法和司法解释两类。但是从法条数量上分析，司法确认绝大部分内容被规范在了司法解释层面。虽然，司法解释作为我国特有法律渊源的正当性不容否认，但是制定司法解释毕竟不能与传统"立法"简单等同；从颁布时间上来看，司法解释往往后于"立法"；从法律效力上来看，司法解释不得与法律冲突，司法解释更强调在遵照既存法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阐释"，而立法则更强调从无到有式的"造法"。因此，司法确认法律体系主要由司法解释构成将直接导致问题的出现。

3．立法内容仍具争议。自20__年该制度创设以来，有关司法确认的理论思辨就未曾停歇。争辩的焦点在于对于是否赋予诉讼调解以既判力所据以判断的标准是不同的，这涉及既判力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既判力正当性的根据是什么?对此，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民事诉讼制度性效力说。该说认为，既判力是民事诉讼制度为实现其解决纠纷目的所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装置。如果没有既判力，确定判决的判断就会随时被，败诉的当事人就可以对纠纷反复地进行争议，纠纷就永远不会得到解决;二是程序保障下的自我责任说。该说认为，当事人一旦在前诉中获得程序保障，就产生了在前诉中应当尽力提出主张及证据的自我责任，如果当事人不能把握程序保障的机会，就应当自己承担责任。三是制度性效力与程序保障自我责任二元根据说。四是国家审判权说。该说主张，终局判决的判断是根据国家审判权作出的，因此，国家审判权是既判力产生的根据。而且，即使是在相关立法出台之后，对该项制度之立法内容的科学性也有争议。部分学者主张该类法律文书具有既判力，"既然对民事纠纷的实体问题已经做出了终局解决，并且这种解决获得国家正式制度上的承认，就不该对此案件由民事诉讼再次解决，这种做法不仅符合既判力的精神，而且也是在民事诉讼制度上对其他解决纠纷方式的尊重和支持"；而亦有部分学者认为既判力的真正根基在于正当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司法确认作为一种非讼程序仅通过不包括任何实质性辩论的审查程序就将诉外调解协议转化成为执行依据，显然并没有完成足以赋予其结论以既判力的 "正当程序"，"从程序保障的角度而言，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必须经过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才能完成 ，否则就无从谈起" 。

(二)实践缺陷

1．当事人对司法确认的认识仍显不足。当事人作为司法确认的具体应用人，对于司法确认机制的接纳和认可才是该项制度得以存活和发展的根本。然而，在这一方面，基于该项制度运行的时间较短、诉外调解协议质量往往不高、法律渊源多集中于司法解释层面等多重原因的综合影响：当事人对司法确认制度的"认知度"不高、"认可度"亦不足，当事人双方能够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比例较低，任何一方当事人只需不同意对方当事人的司法确认申请就可以使诉外调解协议无法获得确认，这种立法设置大大降低了司法确认的实践效果(详见图1的调查问卷) 。

2．人民法院对其在司法确认中角色定位尚欠明晰。人民法院与诉外调解机构在司法确认制度中的职责不分明：前者负责调解协议的审查和确认，后者负责民事纠纷的具体调解。但是，我国诉外调解机构水平不一以及调解员素 质参差不齐，在这样的背景下，诉外调解机构业务指导者的角色容易使法院走向两个极端。一是法院容易过度干预诉外调解。人民法院为保证调解协议的正当性而过早干预诉外调解机构的调解。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对于诉外调解的宏观指导往往流于表面，审判人员"跟着质效评估数据’指挥棒’走，不愿花力气经常下基层推进和指导诉调对接"的现象比较明显。

3．诉外调解机构的调解质量有待提高。目前，我国民事纠纷的诉外调解机构比较多元，但几乎所有的诉外调解机构均面临调解员素质参差不齐、诉外调解质量不高的问题，而诉外调解协议的质量又将在公正和效率方面对未来的司法确认工作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提高诉外调解机构的调解质量已成为司法确认发展中的关键所在。

四、司法确认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加大司法确认制度的宣传力度

随着现代诉讼理念的兴起，注重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解决民事纠纷逐渐成为各国共识，从这个角度分析，司法确认的创设无疑契合了这样一种国际化视野。我国的司法确认制度在借鉴美国的法院附设调解、德国的诉前强制调解以及日本的调停制度等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重在发挥我国诉外调解在纠纷解决中所特有的和谐性、便捷性优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老百姓宣讲纲常道德。新生事物的推广通常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历经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司法确认制度也不能例外。"当事人的认可度不高"成为影响司法确认工作的最突出原因。

(二)完善司法确认制度的法律体系

目前，司法确认制度尚属于一种较为新型的民事诉讼与诉外调解的对接机制，因此，需要结合其自身特点逐渐完成司法确认制度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其他民事诉讼与诉外调解的对接机制相比，司法确认职权化特色突出，不能适用调解和再审。此外，司法确认的特点还包括：(1)对象的有限性；(2)启动的合意性；(3)审查的非讼性；(4)终结的二元性。司法确认制度的上述特点均要求对其完成更为体系化的法律规制。结合前文所述司法确认制度现有立法层级较低、数量不足、内容之科学性尚存争议的弊端。未来在完善司法确认法律体系方面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司法确认的立法等次；第二，增加人民调解协议之外其他诉外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相关立法；第三，解答司法确认制度的疑难问题。

(三)调整人民法院的内部工作机制

人民法院需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__]5号(若干规定)开展司法确认工作，充分发挥司法确认快速立案、即时结案、程序简单、操作便捷的制度优势，以尽快理顺有效平衡效率价值和公正价值、无缝对接民事诉讼与诉外调解的司法确认工作机制。人民法院各职能部门需进一步调整其工作机制，在坚持权责明晰、互相配合的基础上促使司法确认制度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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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调解制度；法律规定；不足；完善

行政调解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

但客观地分析，随着人们对行政调解制度的专注度以及使用率逐渐增加，我国现行的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出来。尤其是法律规定严重缺失，使得调解活动过程中，调解人员仅凭经验办事，甚至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从而导致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及结果的不信任，以至于调解制度所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认真分析。

1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法律规定的不足

1.1行政调解设定不统一，缺乏规范性

我国行政调解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予以规定。目前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形式多样，层次参差不齐。“据不完全统计，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有近40部，行政法规约60部，行政规章约18部，地方法规约70部，地方规章约45部，另有大量一般规范性文件。”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分散在如此众多的文件中，人们难以掌握。并且这些规定内部不协调，相互冲突的地方屡见不鲜。在名称上也不统一，有用“调解”的，有用“处理”的，不仅纠纷当事人无所适从，就是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由于法律法规过于分散，导致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

1.2行政调解制度内容简单，对象范围狭窄

目前我国的行政调解相关法律条文十分简约，其内容仅涉及调解发生的情形、调解的主体和对象。而且调解的对象相对含糊，并无确切的范围和限度。对象主要包括民事纠纷对财物损害赔偿纠纷，对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轻微违法行为权属争议行政赔偿、补偿的数额争议。呈现出较大的人为确定因素，容易与其他处理纠纷的方式相混淆，不利于当事人选择正确解决纠纷和争议的方式。调解范围设置的局限性，将难以充分发挥其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应有的作用。由于规定得不详实，缺少与之相应的程序，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凭经验办事，使行政调解的运作呈现一定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1.3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的程序性保障

我国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几乎都只设立了行政调解，而没有设立具体调解程序实践中行政调解主体往往依照其他行政程序或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随意性大。程序是公正、合理、及时解决纠纷的有力保证，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程序保证，当事人很可能因程序不公而对调解结果不满，从而使调解协议难以自觉履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调解程序规定的极少，只在《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办法》也只规定了申请—受理—调解—终结—归档五个简单的程序，缺少了行政调解所必须的一些程序性措施和原则，比如在调解之中，应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重要事项进行调解采用听证程序等。这是程序民主、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程序性缺陷常常使当事人对行政主体失去信任，导致行政调解功能难以发挥。

2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的设想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的地方，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不能将其应有的功能充分发挥。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积极完善行政调解制度。针对我国现有的行政调解规则，笔者认为应当从统一法律规范，扩大对象范围，规范程序及赋予协议法律效力等四方面进行设想。

2.1行政调解法律规范统一化

2.1.1确立行政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项制度所确立的原则具有最高效力，对于活动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样的，行政调解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凡是法律上明文规定可以适用行政调解，方可适用，同时要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不愿意的，决不能强行调解。行政调解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1）合法原则。

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当然也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的要求。具体表现在行政调解必须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受到法的理念与精神的支配，公平、公正地化解纠纷，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自愿、自治原则

自愿是行政调解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行政调解行为与其他绝大部分行政行为的区别之一就是其不具有强制性，行政机关在调解中只能是组织者、中间人，其不能在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时强制进行。自治是指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强调当事人的亲力亲为，自觉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按照自愿、自治原则，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调解，在调解中如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对调解结果是否接受等，但需注意的是，该项原则必须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影响和损害当事人、第三人的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适用。

2.1.2设立统一的法律规范

我国的法律文件对于行政调解规定从实体法上看较为分散。然而挪威、美国都先后制定了《纠纷解决法》。欧盟、联合国也正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可见，诉讼外调解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我国应该适应社会的变革要求，修订相关法律。在条件成熟时，应该考虑制订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在《行政调解法》中，明确界定各种制度化调解机构的全县、效力、人员构成及资质条件；确定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不同的调解所应承担的资源投入、管理、监督、保障的职责和权限范围；解决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程序与正式的司法程序之间的冲突，减少各种机制之间的冲突和重复，使包括司法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整体运行更为合理和有效；建立对调解的司法审查与救济程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正。

2.2行政调解范围普遍化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其调解发展非常迅速，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近年来，调解解决争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租佃关系的民事争议和小型的刑事案件等诸多纠纷均纳入到调解的范围之中。然而如前所述，我国行政调解范围大致局限于民事纠纷、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行政赔偿和补偿的数额争议这几个方面，实际上，调解机制在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争议中，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因此，行政调解范围应从现有的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争议，扩展到行政争议的解决中去。只要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或侵害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纠纷就可以适用调解。

参考文献

［1］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0.

［2］朱最新.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解制度［J］.行政法学研究，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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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诉前调解 调解协议 司法实践

一、诉前调解制度产生的背景

自古以来，因调解制度在有效解决民事纠纷，减轻节约国家司法资源，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颇有成效，故而被广泛的应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中国司法制度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不仅在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良好效果在世界各国也得到充分的认可，许多国家相继创设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即ADR （Altem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如美国制定的《解决纠纷法》明确鼓励各地成立民间调解组织、实行民间调解制度；日本1951年颁布的《民事调解法》也规定调解协议书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

但在当今和谐社会创建的形势下，单纯的诉讼调解显然因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性和制度本身的缺陷，已不能为社会转型期较多的矛盾纠纷提供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探索的目光转而投向构筑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行业性调解、陪审员调解等社会化调解方式纷纷进入实践并发挥积极作用。

诉前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一，因克服了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成本高、时间长、效率低等缺点，成为了我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形式。

二、诉前调解制度的优势所在

诉前调解制度，是指法院启动诉讼程序之前，经法官释明引导，在经当事人同意暂缓立案后而将民事纠纷案件转交人民调解委员会促成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进而化解纠纷的一项制度。若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要求法院据协议书内容制作调解书，当事人可凭调解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若调解不成，当事人则可直接选择立案进入正常的诉讼程序。

诉前调解制度是一种将法院调解与社会调解相结合的新型调解方式，既独立于民事诉讼程序而又与民事诉讼程序密切相连。在性质上它属于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较民事诉讼程序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一是对当事人来说，诉前调解程序灵活简便，省时省力。鉴于当前立法在诉前调解制度并未有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相对繁琐的程序要求，故纠纷当事人可不必严格遵循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进行诉讼，所以该制度在操作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简便快捷性，能有效减少了审判工作的中间环节、缩短诉讼周期。大大节省了诉讼程序中诉讼当事人需大量支出的时间和金钱，能够更好的挽回当事人的利益损失，让其权益得到更快的救济。

且诉前调解程序不需像诉讼程序经过公开审判，而是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进行的面对面的调节，能够有效的保护双方当事人的隐私。还有正是由于诉前调解程序简便，调解员甚至可以直接到当事人家中或所在的社区开展调解活动，在化解双方矛盾的同时，也可在当地起到良好的教育示范作用，为缓和家庭成员间矛盾，维护邻里间关系的和解方面作用明显。

二是对于法院来说，诉前调解程序节约了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诉前调解制度可以很好地起到分流案件的作用，一些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民事纠纷在立案前通过调解就得以化解，能够大大减少法院案件数量，缓解了目前法院工作案多人少的局面、从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法院和法官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真正需要审判的案件上，更有利于提高法院法官的办案质量。

一些经过诉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而进入法院诉讼程序进行确认的案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法院的民商事案件的调撤率与执行案件的自动履行率。

三是对于社会来说，诉前调解制度能缓和社会矛盾，改善司法的社会效果。诉前调解的面对面的协商比较民事诉讼中的审判对质，能够大大缓和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表现出来的对抗性，避免正面冲突，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进行的调解、协商能够促使双方理性、平和地解决纠纷。且从最终化解纠纷矛盾的效果上讲，诉前调解比判决更能有效消除民事纠纷，且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还可将社会上的情理道德、公序良俗、传统习惯等引入用以解决纠纷，较之民事诉讼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判决更符合社会实际，更具被大众所接受的亲和力。

三、诉前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诉前调解制度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制补充制度，弥补了目前民事诉讼制度所固有的一些缺陷而被许多法院广泛采用，且如上所述存在着诸多优点，但在现阶段作为新生事物的诉前调解制度相应的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我国在立法上对于诉前调解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目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诉前调解制度，其在第八章所规定的调解也仅是是诉讼调解。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的第二条中指出，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是和谐司法的重要内容。和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完善立案阶段的调解制度。立案后并经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阶段对案件进行调解。可以看出以上法律规定也仅局限于对立案阶段的诉讼调解的认可，而有关立案程序前的诉前调解的立法规定尚属于空白。虽然各地法院对于诉前调解都有做一些尝试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没有统一的模式，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所作的诉前调解行为有着相当大的随意性，而欠缺规范性的更容易导致各地区人民调解室的做法不一，影响到司法工作的公信力。

二是诉前调解人员的素质有待提升。目前我国基层调解组织从业人员同实际需求还存有差距。一些发达地区的人民调解员可以经过资质考核从社会中吸取较为优秀的调解人员担任，但在基层农村，一般做法则是选择当地村民或居民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社会经验的老干部担任，但相当这部分人因自身经历所限往往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储备和法律适用经验，对于法律、法规了解不多、不深，让这样的调解员参与社会纠纷的调解，由其依照社会经验对纠纷事实来下判断是不够严肃的，也可能导致一些合情而不合法的结果出现，进而有可能会损害国家或第三人的利益。而且现阶段人民调解员的队伍也才刚刚形成相应的调解人员也并未像律师执业队伍那样形成完善的道德规范和执行监督机制，显然缺乏职业规范约束，这对于诉前调解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三是诉前调解案件操作流程也需统一。目前我国对于诉前调解制度没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各地法院实施的程序也形成了各自的调节模式，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民调解室，如湖州市吴兴区法院“沈金汝法官调解工作室”和杭州市江干区法院“朱学军法官调解工作室”，积累了一些丰富、有益的经验，但实际上各个人民调解室的做法并未统一。特别是在关于诉前调解制度在程序操作中，诉前调解案件的案件受理范围、管辖范围及证据材料要求方面，法院与人民调解室之间文书的交接、案件登记，诉前调解案件的审限要求，调解协议确认类的案件的承办庭室。省高院《民商事案件审前调解工作规程》（定稿）仅对审前案件的收费进行了规定，却未对确认民事调解协议案件收费标准进行统一。

四是人民群众对于诉前调解制度了的解和信任度还不够。在立案引导阶段发现大部分群众表示不知道不大清楚可经过诉前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这项救济途径，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作用也了解不深，同时也表现出来对人民调解行为效力的怀疑，还未能知道诉前调解所有的解决纠纷周期短、免费、方便等优势。

四、对于完善诉前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是在立法上对诉前调解制度规定缺失的空白予以弥补。鉴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诉前调解制度，因此法院在诉前对纠纷进行调解缺乏明确根据，所以笔者建议民事诉讼法对民事诉讼诉前调解制度予以专门的立法规定，并明对相应的程序规范予以明确，并可对一些特定类的民事纠纷案件在立法上设定为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前置程序，提高民商事案件进入诉讼阶段的准入门槛，有效地对各类案件进行分流进而也能有效地促使司法效率的提高。

二是对调解人员进行统一管理与培训。要严格人民调解工作专职调解员资格准入制度，要综合考核调解员的文化水平、业务能力、思想道德品质等个方面素质，由业务能力好、调解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优秀审判员担任调解员，要人民调解员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纠纷的调解效果，进而影响到人民群众对诉前调解这项制度的认同。

各地区法院可参考杭州余杭法院的做法，与司法局联合从政法系统和基层退休老干部中择优聘用专职人民调解员，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人民调解员兼记录员，同时实行劳动派遣制，派遣至司法局后，再由司法局统一调度使用。

同时在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方面，可由由人民法院陪审员定期组织业务培训，不定期的进行工作指导，邀请人民调解员参与案件庭审等方式提升调解员的业务素质。

三是明确程序流程，充分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科学的程序设计应当坚持以效率、快捷为主要原则，注重纠纷解决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同时避免妨碍当事人诉权的自由行使。为能尽快的解决当事人的纠纷，应对诉前调解的期限予以限制，以十五日为限，根据实际情况经当事人同意后可再延期一个月，期满后仍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及时移交人民法院及时立案。

而对于诉前调解协议之诉的案件收费标准问题，从鼓励当事人积极通过人民调解途径解决纠纷更好的实现司法社会效果方面考虑，建议免于收取案件受理费或可案件计费的方式收取费用。

对于民事调解协议书确认法院调解书的制作可统一由人民法院立案庭予以制作，并对确认案件的审理期限予以限制。建议明确规定诉前调解的时间为十五天，调解不成及时立案转入审判庭开庭审理，切实实现诉调对接，为化解纠纷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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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生管理 法律问题 民事纠纷

在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中，学生伤害事故时有发生，常常引起学生与学校、学生家长与学校、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一系列民事纠纷，在处理这些民事纠纷的过程中，一般都要涉及到法律知识，由于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近几年有很大提高，学生及学生家长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经常寻求法律依据和法律保护，有的甚至聘请律师来校与学生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直接交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事学生教育管理的工作人员，对相关的法律不熟悉、不了解，不知道法律都赋予我们哪些权利和义务，需要我们承担哪些法律责任，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民事纠纷时就会陷入被动局面。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我们对学生进行日常的教育管理和处理学生伤害事故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对提高我们依法办事的水平，切实保障学校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在高职院校近几年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中，按适用的法律不同，可分为：意外事故，学校责任事故，第三方责任（及其它责任）事故等三类。现简要论述如下。

一、事故的分类与处理

1、意外事故

所谓意外事故，是指由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情形所引起的学生伤害事故。意外事故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可预见性，二是事故的发生归因于行为人以外的原因，即该事故的发生与当事人的行为没有联系。对于意外事故，《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来自学校以外的突发性、偶发害造成的；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学生自杀、自伤的；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的；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于意外事故，学校是没有责任的。但意外事故一旦发生，学校应对受伤害学生进行积极的救治，严防事故的扩大和恶化。《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否则，学校将以“不作为”的行为侵害了受伤害学生的权益，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学校责任事故

所谓学校责任事故，是指由于学校的疏忽或过失，未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与保护的职责和义务，而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责任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下列一些原因所引起的：学校的校舍、场地、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而未及时采取措施；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有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诚或者制止；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道，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因未成年学生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

对于上述学校责任事故，学校应按民法上的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赔偿数额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条款处理。

3、第三方责任（及其它责任）事故

所谓第三方责任事故，是指由学校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的故意、过失或者疏漏造成的与学校无关的学生伤害事故，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1）学生之间因口角引起的伤害事故，受伤害方没有过错。在学生管理的实践中，经常出现学生之间因一方的一些小事，如语言不文明、行为不得体、误会等伤害了另一方的自尊、感情等，而另一方则情绪激动、处理不当，进而大打出手使一方受到人身伤害，引起的赔偿纠纷。此类赔偿纠纷的处理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要求侵害人进行赔偿，赔偿数额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条款处理。

（2）学生之间因某些偶然的原因引起伤害事故，但双方均没有责任。如参加带有风险性的体育活动，一方在没有违反运动规则的情况下致使另一方受到伤害，好朋友之间的追逐打闹而造成的伤害事故。对于这类事故，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二、妥善处理好受伤害学生监护人等不履行相关法律义务的行为

在我们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实践中，经常遇到受伤害学生的亲属或监护人给学校提出不合理、不合法的过分要求，甚至做出一些违法的事情，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此时我们应当提醒受伤害学生的亲属或监护人在行使民事权利的时候，一定要限制自己的非法行为。《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受伤害学生的监护人、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在事故处理过程中无理取闹，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或者侵犯学校、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的，学校应当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造成损失的，可以依法要求赔偿。

三、学生伤害事故的预防

1、制定《学生日常安全注意事项告知书》，将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休息、娱乐、就寝期间，最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行为告知学生及学生家长。此告知书一式两分，在新生入学时，发给学生家长学习，学习后签字返回学校，以便引起学生家长的注意并协助学校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新生入学后组织学生学习、讨论，使告知书的内容深入人心，新生学习后签字返回学校存档，以便引起学生的注意。还应把《学生日常安全注意事项告知书》作为经常性的安全教育材料，组织学生学习，警钟长鸣，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2、制定《学生外出实习期间安全注意事项告知书》，将学生在外出实习期间不同场所、不同时段最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行为告知学生。并在实习前组织学生学习，学习后签字返回学校存档，以引起学生足够的重视，实习期间还要把《学生外出实习期间安全注意事项告知书》作为安全教育材料，组织学生学习。

3、制定《毕业生提前上岗见习期间安全注意事项告知书》，将学生在提前上岗见习期间在交通、住宿、上班、娱乐方面最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行为告知学生。以便引起学生足够的重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综上所述，在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中、或在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过程中，都要依法办事，但并不是说，只是把法律法规挂在嘴边，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生硬而没有人情味。而是要把法律法规印在心中，说话办事不要触及法律法规这条底线，教育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做到不被别人伤害，不伤害别人，不伤害自己。对已受伤害的学生其来访的监护人等，要热情接待、给予安慰和关怀，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妥善处理好学生伤害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