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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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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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思想的渊源：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利润分享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实质和内容，利润从量的角度转化为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剩余价值从本质上来看与利润似乎是同一个东西，量的表现性也完全等同。但是两者有区别，剩余价值是劳动力（可变资本）带来的，利润则是资本家全部预付资本的报酬所得。马克思的分享思想意在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即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财富是建立在资方与劳方没有实现共同分享剩余价值（利润）之上的。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带来了丰厚利润，创造当今西方国家的繁荣景象，而工人却没有任何权利来分享自己为资本家赚取的利润，利润全部都被资本家夺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他是赞成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分享剩余价值的，并且指出全部剩余价值（利润）被资本家夺取的严重后果——将会产生一个新生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后来，西方众多经济学家和政客们面对种种危机措手不及之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反思并试图从利润分享的视角来破解困局。通过实行经济民主、集体合作谈判、扩充工会力量等措施调整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种种局限和矛盾。

分享理论的基本观点

通过调查、分析、比较加拿大雇员的两组时间序列平板数据，即2001年-2004年3年间1717家企业与2001年-2006年5年间1566家企业的数据，对不同的利润分享形式，如增加、减少或保持不变等的比较分析发现：平均而言，加拿大机构的员工，通过利润分享可以提高机构盈利增长和个人实际收入的增加。扩展到宏观经济领域，这个基本结论验证了韦茨曼教授的鼓励经济从工资制度转向分享制度的理论和政策建议的合理性。韦茨曼教授建议，制定一个“强调意识、教育和信息的有重点、强有力的全国性计划，以便把社会责任感注入集体协议过程中。”同时，“咨询服务应当普及，并配备知识丰富、目的明确的专家以解释各种收人分享计划。”这其实是在强调舆论宣传的作用。其次，他建议将雇员的劳动收入分为工资收入和分享收入两部分，并对分享收入部分给予税收减免待遇。最后，韦茨曼教授强调了政府在推行利润分享制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政府需要成立分享计划处，作为财政部国内收入署的一个分支机构，由它来制定分享合同的大概轮廓。需要着重强调的是，由于实行利润分享制会导致企业总体利润的下降，企业可能因此而缺乏实行利润分享的动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韦茨曼教授提出了政府应采取“诱发性税赋政策”，通过对利润分享收入的税收减免来推动企业实施利润分享制。如果我们把利润分享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政策建议联系起来考虑，会发现利润分享制是通过微观方式解决宏观问题，而促使微观主体进行变革的力量则又来自于宏观的税收政策。实施利润分享计划的典型成果包括英国的利润分享制，美国的职工股份所有制计划，日本的职工持股会，西班牙的蒙特拉贡职工合作社和中国的股份合作制。这些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微观效能。

利润分享理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首先，对国有企业裁员进行反思。表面上看，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用利润分享代替裁员，在降低劳动成本的同时可以确保就业水平。但是，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过剩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过剩，更主要的是结构上的过剩。利润分享的一个假设前提是：每雇佣一名员工就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利润。因此，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指望用利润分享制度来代替裁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提高经营效益不能仅仅依靠裁员。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切实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也是提高国企效益的可行之路。

其次，基于利润分享机制宏观效能的思考。利润分享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微观手段解决宏观经济的滞胀问题。目前，中国并不存在滞胀现象，我们是否因此而完全拒绝实施利润分享制呢？这取决于利润分享制度是否有“预防”滞胀的功能。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利润分享制度并非真正让工人去分享利润，而是作为治理滞胀的药方。因此，从宏观经济的效能角度出发，实施利润分享制度将有利于防止中国宏观经济在未来出现滞胀现象。

第三，利润分享制度具有中国适应性。利润分享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就是指哪些因素影响到利润分享制度的实施。在这里，笔者主要分析企业战略和企业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对是否实施利润分享制度产生的影响。首先考察战略因素。根据波特教授对企业战略的划分，企业的战略主要有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中战略。对实施总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而言，如果实施利润分享制度，则随着企业利润的提高，人力成本将不断上升，从而使企业的总成本优势逐步减小甚至完全消失。因此，实施总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不宜实行利润分享制度。中国目前的大部分制造加工型企业所采取的都是总成本领先战略，且总成本的领先主要体现在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上。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利润分享制度是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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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经济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效率”。问题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同时完全具备。而只要缺少一个条件，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现运转失灵。导致市场运转失灵的基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充分地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价格市场不能决定，所以只能由政府来为其定价。此外市场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失灵情况。下面首先来看共用品理论。

（1）共用品理论共用品是市场机制发生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质产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种公共服务，既包括无形资产也包括精神产品。由于私人部门只追求利益及大化，这些产品的公益性较强，所以私人部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论对于市场经济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赋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价格。使得等价交换的原则最终适用于共用品，将公共服务与个人纳税等价起来。使得有效利用资源这样一个私人经济原则运用于共用品经济中。

（2）市场失灵的其它方面微观经济领域的失灵一是外部效应。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市场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来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边际效益同社会边际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二是不完全竞争的存在。不完全竞争是指某些垄断行业的存在阻碍着竞争。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给量，从而使的物品的出售价格高于该种物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发生了所谓“垄断”。垄断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边际效益等于其私人边际成本的水平上。这会造成社会净效益的损失。如果能通过政府部门的干预，强迫垄断者增加产量，使价格降至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获得失去的那部分损失。所以政府有责任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表现在微观经济领域，宏观经济领域同样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从微观上考察，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运用帕累托效率准则来评判的。但是，若将该准则推广到宏观，则有些不够用了。宏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的评判，还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标。这就是就业、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而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机制在实现宏观经济水平方面的失灵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经济的波动与失衡。为此，唯有政府担负起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职能，经济才有可能获得稳定的增长。

二、财政的本质既然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有相同之处，那么，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财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经济学中的财政是"public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义有许多，可以译为金融、财务、资金，公共的资金即为财政。只是为了与我国的财政作出区别，才将其译为“公共财政”。所以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社会主义财政支出以前以生产型为主，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当时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而“publicfinance”作为一种现代财政学也是经历过不同经济阶段的发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较小的，这与那时提倡国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克服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同时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设法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由此而导致财政支出的日益膨胀。应当看到从生产型过渡到现代财政学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正符合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著名的“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会提高。

西方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一门关于公共部门的政治经济学，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他们所说的“公共部门”，指的是与私人部门相区别的另一个经济部门。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这对于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将政府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项经济行为的效率，按照市场规则来规范政府，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场经济下规范的财政理论不必冠以中国两个字，也无须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因为财政是为国家服务的，而经济体制又制约着财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论是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制，它必然要经历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这一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三、市场经济下财政职能的界定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应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为主，以达到资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场机制能够完全解决好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再介入。只有当市场发生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不过政府介入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使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预市场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便是财政。那么财政的职能也应该界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范围内。财政的收支范围是根据政府职能范围而确定的。因此这里实质上界定财政的职能就是确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它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源配置职能。也可以称其为提供共用品的职能。因为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体现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否则就会发生休谟早在1740年就指出过的所谓“公共的悲剧”。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是由

于外部效应的存在。此外还有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存在。当发生这些情况时也有必要通过政府的财政手段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其实现最大价值和最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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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经济法产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出发，拟探讨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在我国，“经济法”这一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法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通过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以期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一、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1775年撰写的《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度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垄断市场的倾向日渐显著，产生了各种市场弊端，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加强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国家对自由市场干预的法——经济法应运而生。

从上面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可见经济法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虽然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优势，但是市场又存在着盲目性和滞后性，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产生等弊端，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同时发挥市场及国家必要干预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经济法既在微观领域对经济进行规制，又在宏观方面对经济进行整体调控的特性，恰好满足了这种社会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门不能替代的。

二、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法律部门，一般而言是指调整因其本身性质而要求有同类调整方法的那些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法学理论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一元说”，是仅以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因为这种划分标准过于单一，无法对纷繁复杂的法律体系做出较为科学的划分，这种学说已为学界所抛弃；一种是“二元说”又称“主辅标准说”，这种划分方法由前苏联法学家提出，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二元说”以调整对象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依据。其中，调整对象标准是调整同一性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一个法律部门，而调整方法主要指权利义务模式及法律责任的确定方法。

（一）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这一点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社会公共性，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不是一般的经济管理关系，而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具体而言有两大类：

1、微观经济管理关系。微观经济管理关系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是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在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中形成的管理关系。它主要发生在政府及其授权部门与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社会经济团体与市场经营者之间，包括在税收征管、金融证券监管、贸易管制、价格监督、技术监督、企业登记管理、交易秩序管理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建立和维护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就必须由国家对市场经营主体的行为进行管理和干预，而且也只能由国家进行管理和干预。为此，我国已相继出台了一大批此类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

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宏观经济管理关系是具有社会公共性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及其法定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实施对国民经济与宏观管理调控，而发生在宏观经济领域里的经济管理关系，主要包括在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国家经济预算及其主导之投资，税收、金融、物价调节，土地利用和规划，标准化管理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实行宏观经济法律调控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甚至到了大规模的程度。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必须要建立、建全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以推动社会进步。

因此，我们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管理关系，是其特有的，也是其他法律部门的调整范围无法涵盖的。

（二）经济法具有特定的调整方法

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的独特性是许多学者予以否定的，因为我们在大量的经济法的法律法规中看到的调整方法（即权利义务模式及法律责任）主要是采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大责任方式综合适用，是对这三种责任方式的综合化和系统化，但是法律责任方式的种类是有限的，它们已经被业已存在的法律部门所采用，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现象，也只能采用这些种类有限的责任方式，而且这种三大责任方式综合适用的调整方式又恰恰在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法调整方式的独特性。

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制的发展，也有一些新型的调整手段被“挖掘”出来，适用于经济法领域，诸如程序的、褒奖的、社会性的，等等。我国学者对此研究得较多的是奖励手段（也有将其称为褒奖手段）。另有一种新型的法律调整手段，有著作将其称之为“专业暨社会性调整手段”，包括专业调控及专业约束和制裁。勿庸置疑，传统调整手段和这些新型调整手段，构成了经济法这种公私法融合之新型法律部门的独特的调整方法。

三、从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有些学者认为经济法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因为他们或认为经济法仅为民商法的补充，或认为经济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作用完全可以由行政法代替。所以，为了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我们就必须对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商法的相同点在于，主体中均包括企业、法人、公民等；二者都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并且都涉及对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的调整。

它们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调整范围不同。民商法主要调整平等、等价的产权关系和流转关系，着眼于微观的交易安全，重在保障个别主体的财产及人身权益；而经济法主要调整公共性经济关系，着眼于宏观的秩序和利益，一般不涉及个人的人格、财产和交易关系。2、调整方法不同。民商法对于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自然人和法人，采取了民事制裁的方式；而经济法正如以上所述，采取了综合性的责任方式。3、根本作用不同。民商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证各种合法主体能够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参与经济关系及从事其他活动，保证其合法意志能实现；而经济法的根本作用是为了保证社会有一个正常、自由的竞争环境，从而使社会经济能够协调、稳定的发展。4、性质不同。因为民商法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所以民商法是典型的私法；而经济法是“以公法为主，公私兼顾”的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在于，两个部门法的调整方法都存在行政责任方式，而且二者也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关系。但二者的区别也是相当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1、调整范围不同。行政法调整的是关于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社会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虽然二者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但调整经济关系的角度和深度不一样。行政法调整微观经济关系，是对个别、具体、特殊的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法则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税收关系、金融关系、计划关系、财政关系等，是国家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考虑对经济所作的调整，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2、调整方法不同。行政法以大量的行政责任方式为主；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如上所述。3、原则不同。行政法的原则是依法行政、廉洁高效；而经济法以维护公平竞争、平衡协调及责权利效相统一为宗旨。4、目的不同。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在经济法中，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是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在现有基础上更快地发展，所以经济法是社会法，为了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产生。5、国家权利大小不同。行政机关管理的是具有特殊性的社会关系，使行政活动成为一种纯粹的社会活动和组织活动，因而行政机关在进行活动时往往无具体明确的法律可依，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中，行政机关就享有较高的自；而在经济立法中，法律法规的最根本依据是客观经济规律，经济法是对客观的、固有的、稳定的经济规律的一种反应，因此国家在颁布经济法和执行经济法时的自较小。

四、从经济法的重要作用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应运而生的，不是任何法学学者的臆造，它在促进、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部门法都不可替代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国有经济的法律法规，在法律上确立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主导地位。国务院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有关法规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经济法规对扶持城乡个体经济和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外，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改善了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推动了“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

（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建立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经济法对于反映经济规律要求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及相关措施做出明确规定，使其制度化、规范化，这样便能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法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把各项经济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各自的作用，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社会是发展的，经济是发展的，法律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时，还固守着几个古老的部门法，否定新的部门法的重要作用。因此，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已不容置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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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预警 财务指标预警 财务指数预警 回顾及展望

一、财务预警及其方法研究概述

财务预警是以财务及非财务信息为基础，通过设置并观察一些敏感性预警指标的变化，对企业可能或者将要面临的财务危机所实施的实时监控和预测警报。财务预警主要有统计预警、模型预警和指数预警三类方法，分别通过设置警兆指标、建立预警模型和构造指数体系进行警情分析和预报。

统计预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财务预警研究的早期阶段。Beaver（1966）提出较为成熟的单变量判定模型，Altman（1968）运用多变量判别法提出著名的Z值模型，周首华（1996）等在Z值模型的基础上创立了F分数模型。模型预警研究方面，预警模型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从静态模型向动态模型发展。Ohlson（1980）最早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财务预警，发现利用公司规模、资本结构、业绩和当前的融资能力等指标进行财务危机预测的准确率达到96.12%。Odom和Sharda（1990）首次将神经网络模型应用于企业财务危机预警，实证研究显示该模型的辨别率极高。杨淑娥等（2007）以上市公司被ST前两年和前三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财务危机预警的BP神经网络模型，研究发现，该模型具有良好的中长期财务危机识别能力。陈磊等（2009）用时间序列判别分析的方法估计财务比率的演变过程，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控制图模型构建公司财务危机的动态预测模型，实践表明预测效果良好。孙晓琳等（2010）基于Kalman 滤波理论，考虑财务比率在时间序列上的趋势性和历史数据对结果的影响， 构建了财务危机的动态预警模型。指数预警研究方面，相对于前两种方法，目前的文献较少。张勇（2006）在回顾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提出将财务指数运用于财务预警中的观点，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财务预警个体指数进行分析，建立房地产行业财务指数预警模型，测度样本企业的财务预警综合指数。张友棠（2008）认为指数预警是建立在统计预警和模型预警之上的一种以定量预警为主的综合性预警方法，提出了三维财务风险预警系统，从理论上阐述了三维财务风险预警指数的编制方法。

二、财务指标预警理论与实证研究

无论是采用哪种财务预警方法，财务指标都是财务预警研究中最基本的变量。不同类型的指标所含的信息量是不同的，因此，对财务危机预警指标的选择关系到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预测能力和效果。在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的选择上，先后经历了传统财务指标、现金流量指标和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国内外学者早期的研究通常使用常规的财务指标，如负债比率、流动比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周转速度等，作为预测模型的变量进行财务危机预测。随着研究的发展，财务指标不断扩展，现金流量指标越来越受到重视，Beaver（1966）基于财务报表比率，对危机和正常企业的个别财务比率进行比较，认为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等4个指标具有较高的区别。Deakin（1972）的研究中较多的采用现金流量指标，如现金/负债、现金/总资产等。鲍新中（2007）把企业的现金流量从构成上分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三个方面，然后从现金流量的数量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两个方面来选择预警指标。陈磊和任若恩（2009）采用Wann-Whieney检验和spearman相关系数剔除共线性指标，最终选择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对数增长率、固定资产/总资产4个财务指标。刘先伟和陶萍（2011）在反映企业财务状况7个类别的财务指标中，采用AIC信息准则进行辨别，各选一个指标，共7个财务指标作为预警模型的构建指标。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学者开始逐渐引入一些非财务指标应用于财务危机预警研究。Wiiliam在1968年的研究中加入股票收益率指标。研究发现，股票收益率指标和财务会计指标的预测并不完全同步，但综合这两种指标进行判断，有助于提高预测的准确率。Marquette（1980）认为大多数以财务比率为基础构建的预警模型将会因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判别效果也会退化。为改善这种状况，他建议在构建模型时将长期宏观经济指标考虑进去，如通货膨胀率、景气变动指标、利率、产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等指标。Elfoumi和Gueyie（2001）以1994-1998年间的92家加拿大公司为样本，以董事会的某些特征（如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兼任等）为变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除财务指标外，企业董事会的构成与结构也可以解释企业的财务困境。姜秀华（2001）引入了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比例以及总经理持股比例等非财务变量；张建（2004）选用了董事会规模、董事长和总经理二位一体性、内部董事比例、高管人员持股比例、总经理持股比例、董事长持股比例、监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反映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的指标。目前来看，学者们在研究中所采用的非财务指标主要包括公司治理指标、股权结构指标、市场价值维度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等。

综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于财务指标构建的模型预警研究成果丰硕。然而，财务预警模型研究成果在现实中的应用并不乐观，财务预警模型的高判别率并未转化为现实中的高预测率。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经营实体，需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信息并发生财务关系，以获取和配置资源，保障持续经营。因此，企业的财务危机除了受企业内部运营与管理的影响，还与外部宏观经济的波动密不可分。另外，财务预警是以财务及非财务信息为基础的，需要通过设置并观察一些敏感性预警指标的变化，才能对企业可能或者将要面临的财务危机进行实时监控和预测警报。当前，理论界已经充分认识到财务指数研究在发挥会计信息重大决策预警作用方面的重大学术价值，相比微观指标的使用，指数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干扰，比较客观地反映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集中趋势；指数十分直观，易于使用，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方便快捷的使用该指数判断企业面临的风险。

三、财务指数预警理论与实证研究

在财务预警研究的早期，主要借鉴企业破产理论或生命周期理论，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技术对企业财务危机进行预警，即传统的统计预警方法，停留在"指标判别"预警上。近年来，随着财务预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边缘统计学科的不断渗入，财务指数预警研究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截至二十世纪末，国内财务指数预警研究领域尚处一片空白，亟待学者们认真地加以研究。陈静宇（1993）探索性的将主要应用于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景气分析与预测方法引入企业微观经济领域，运用移动平均比率法剔除时间序列的季节变动和部分随机变动因素，获得反映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财务指标。显然，初期的企业经营周期波动及其预警主要停留在具体财务指标波动的预警上。21世纪以来，财务指数预警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赵德武（2000）初创性的提出基于指数平均加权法编制财务经济指数对企业财务经济进行监测与预警。其基本原理是通过监测财务经济运行过程，识别其所处的景气状态，并预测财务经济运行过程可能的发展动向。

此后，国内关于上市公司财务指数预警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借鉴宏观景气监测理论，综合运用统计方法并以指数的形式反映，财务景气预警方法应运而生。陈磊（2004）在实证分析企业景气问卷调查结果的基础之上，分别建立了各景气调查指标的扩散指数（DI）和综合衡量企业景气状况变动的合成指数（CI）。然而，由于企业景气调查是基于企业家对企业运营情况和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做出的经验判断，虽然能够较为全面提供反映企业景气状况的丰富信息，但人为的判断主观性较大，降低了预警的效果。王恩德、高铁梅等（2006）运用数据仓库技术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参照陈磊（2004）的景气指数法特别针对中小工业企业研制了反映其经营状况的经济指数，传递预警信号。在此基础之上，张友棠、张勇（2006）进一步细分了财务景气预警系统，分别从行业环境及内部控制风险评估系统、财务景气监测系统和财务景气预警系统三个层面作预警分析。此外，张友棠、冯自钦、杨轶（2008）借鉴波士顿咨询集团业务组合矩阵的思想，采用指数预警矩阵的方法进行预警指数分析，对定量化预警指数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达到预警风险和危机的目的。类似地，闵剑（2013）将战略地位与行动评价矩阵引入跨国投资风险监测预警，通过对风险指数多维度的探讨分析，矩阵思想在风险预警领域也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

综上，财务景气预警方法的运用主要依赖于扩散指数或合成指数的建立。但由于扩散指数在监测预警程度方面的不足，逐渐被合成指数所取代。当然合成指数预警也有自身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为难以识别预警转折点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黎春，2010），并且其编制过程繁琐难以广泛运用。此外，财务景气指数能够较好地监测企业财务状况波动情况，但预警的关键仍然在于预警临界值的准确选择，其预警效果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同时，可以发现矩阵思想在指数预警中的运用也即将把财务指数预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四、财务指数预警研究展望

财务指数预警的研究尚处在指数预警理论探讨和方法的尝试阶段，但不论采用何种方法编制指数进行监测预警，在宏观景气监测理论的基础之上探讨宏观经济波动与微观企业危机的相互关系存在可取之处。本文认为未来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一）宏观微观视角并重，开拓财务指数预警新领域

尽管会计严格假设企业的持续经营性质，但现实中不可避免存在企业因经营不善或处于企业发展的衰退期而导致破产清算。传统的财务预警主要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与实务中的破产理论，由此对企业财务困境或危机的预警，也主要源于微观层面的经济预警。立足于宏观经济预警视角，拓展传统财务预警领域，充分实现宏观微观经济预警理论的结合，对深化财务指数预警研究颇具学术前景。

（二）突破财务危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建立全样本指数研究体系

国内危机预警相关实证研究，大多基于上市公司是否被ST作为企业有无发生危机的判别标准，而企业的“财务危机”指的是企业缺乏足够的现金流偿付到期债务与利息的一种经济现象，这意味着陷入财务危机的企业完全可以是账面有盈利的企业。公司被ST只能理解为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所传递出的一个可能信号，财务危机与ST难以等同。因此，现行“两阶段划分法”研究样本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其依据的财务危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不统一，亟待建立全样本指数研究体系。

（三）分门别类，合理构建行业或区域专有的财务指数预警体系

同一财务指数预警体系对不同行业预警的判别效果差异明显，需要构建行业、区域各自的财务预警指数体系。原因有二：第一，由于各区域、各行业影响财务危机的因素大不相同，不同行业之间的财务指数自然存在巨大差异，这必然导致财务指数预警判别标准的紊乱，预测效果降低。第二，基于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财务危机预警体系，由于各行业、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行业间关联性较大（例如，房地产行业的兴起，或多或少带动了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导致行业发展存在“先导”行业或“滞后”行业之分，且各行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不同程度的影响，若混为一谈，指数预警体系难以合理构建。

（四）结合非财务因素研究，充分把握财务危机产生的根源

利用财务指标构建模型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有学者认为财务指标充其量为企业财务营运水平的征兆，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经营实体，与外界不断地交换信息，同时需要不断的对外投资与融资实现拥有配置资源的权利，保持企业的持续经营。因此，包含宏观经济波动等在内的非财务因素是导致财务危机的原因之一。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宏观经济波动等一系列非财务因素对财务危机的影响。Mensah（1984）基于总体经济景气因素（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商业周期）的影响程度，区分预警模型在不同经济景气时期的预警效果，发现加入总体经济景气因素能提高其预测能力。吴星泽（2011）突破使用财务指标进行预警的框架，明确提出了用非财务指标进行财务预警的非财务观理论。由此可见，未来的财务指数研究需要结合非财务因素对财务危机预警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把握财务危机产生的根源。

（五）合理确定预警临界值

预警临界值的选择是构建财务指数预警的关键环节与难点。国内现有实证研究成果大多基于公司ST与否来判定财务预警的临界值。但在全样本指数预警体系中，预警临界值的确定变得更加复杂化，需要综合分析目标行业的影响因素后加以确定。而且，有必要在不同阶段应用不同的预警方法进行处理。首先，采用指标体系法对基础预警指标进行筛选。其次，运用财务预警模型确定警度，划分警限。最后，采用综合评分法对各指标进行科学赋值，综合评价与准确预警。在财务指数预警的大框架下，充分利用传统的统计预警、模型预警优势，同时借鉴矩阵预警现有成果，以确定最佳的预警临界值。

总之，财务指数预警体系的建立，不仅开拓了传统财务分析研究和传统财务危机预警研究视角，更是会计信息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通过建立囊括个体指数、综合指数在内的多层次指数体系进行财务预警分析将是未来财务指数应用研究的方向。X

（注：本文系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基于宏观经济波动的财务指数预警体系及其应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13G020005）

参考文献：

1.周首华，杨济华，王平.论财务危机的预警分析――F分数模式[J].会计研究，1996，（8）.

2.陈静宇.企业经营的周期波动及其预警[J].重庆大学学报，1993，16：（4）.

3.陈磊.企业景气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J].管理世界，2004，（3）.

4.王恩德，梁云芳，孔宪丽，高铁梅.中国中小工业企业景气监测预警系统开发与应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46：（5）.

5.张友棠.财务预警系统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闵剑.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及定位监控模型[J].财会通讯，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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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转型 宏观经济 冲击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愈发频繁，经济合作逐渐增多，使得银行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银行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金融行业中的重要机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不容忽视。银行是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而成立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经营项目是货币信贷等相关业务。银行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具有重要的作用。银行的种类也比较多，在时代的迁移中，银行的性质和业务将随着经济体系的变化而相应改变，以满足新时期下社会经济对银行发展提出的要求，为人们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银行改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行业发展中的重要研究课题，所需要面对的文前提比较多，要加强对银行转型理论的分析和研究，以促进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国有银行的发展性质和状况

（一）我国国有银行的性质及其银行体系

在我国国有银行发展过程中，未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资本充足率并不符合要求，不够充足，下降的幅度比较大。从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方面来看，银行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过低的资本充足率将不利于银行的长远发展，会导致其在日后的政策制定中出现冒进行为。就如日本的某银行由于资本较少，因而债权人必须独自承受冒险风险而带来的损失。我国学者将这种不具备充足资本的银行经营称之为是一种冒险经营，具有较高的经营风险，其容易造成巨额呆坏账。根据对此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有：首先，我国人民在存款的时候缺乏理性的思考，并未对自己的资产进行科学的规划，不符合经济学的要求。其次，我国公众之所以对银行具有较强的信心是因为国家的隐形财政政策。

（二）我国国有银行的股权定价方式

在国有银行的改革过程中，其引入了投资者战略，而最受争议的问题则是国有银行的股权定价问题。国有银行在国外上市的股权价格说明了其在市场上的真实状况。在这种环境下，必须从国有银行的性质上来研究银行的上市发行价格，做出最佳的市场定价。我国银行信用体系在担保方面具有循环性。虽然经过一系列的政策创新和战略改革之后，我国银行在股权定价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并未转变银行的传统机制，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政策，利用宏观货币和汇率等政策来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转变过去落后的金融制度。

（三）我国国有银行的信贷周期

我国国有银行的信贷周期变化将会影响我国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使其在实际应用中的难度比较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从银行的转型方面着手研究，以寻找出我国国有银行与其他银行的不同之处。

二、利用相关文献数据研究银行转型

（一）我国银行的借贷关系和经营风险

在过去许多经济学研究文献中，银行的借贷关系成为微观经济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颇受经济学者的重视。最为著名的研究理论来自于Jaffee、Modigliani以及Stiglitz等学者的研究文献，其所阐述的是在银行信贷市场中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讨论银行信贷业务中存在的信用风险该如何承担。在分析我国银行的借贷关系和经营风险的时候，所做出的某些假定理论其实并不符合我国国有银行的转型背景。就我国现阶段的信贷市场状况来说，更重视的是道德风险状态。

（二）我国系统性银行所面临的风险

某一个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于整个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危机虽然具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在国外的许多银行相关文献中对整体银行危机的研究更多些，而且所研究的前提条件则是银行间的相互感染性，并未解释造成系统性银行风险的原因。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十分迅速，属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极少发生全面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但即使如此，这并不代表我国系统性银行并不存在相应的危机。为此，在我国银行转型的过程中，应重点研究如何控制好我国银行的转型速度，使其能够面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三、银行转型的宏观经济冲击和市场反应

（一）银行转型所带来的体制问题

银行转型对宏观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造成了体制性的紧缩。当国家对银行进行干预后，使得银行的信贷出现收缩现象。我国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银行改革的先导，严格遵循监管准则，以确保我国银行的转型符合财务标准的要求，从而促进银行的有效改革。在银行转型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便是收缩信贷，其原因在于收缩信贷能够改善银行资本充足率低的现象，杜绝不良资产，以创新银行体制，提高我国整个银行业的质量。另外，我国国有银行的转型要遵循市场化原则，逐步实现一定程度的商业化，突破传统的银行体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降低我国银行的改革成本。我国银行在信贷问题上的变化幅度比较大，体现了我国宏观经济的薄弱性。

（二）存款人对银行转型所产生的反应

在我国银行的存贷关系中，存款人的反应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将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是我国金融机构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币的存款额越来越大，但受货币的影响，我国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可能遭遇挤兑的状况。

（三）银行转型所带来的市场反应

从市场反应的状况来说，在银行转型的过程中我国货币市场将会出现资金过剩，经历经济发展过热的时期。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其独特的性质，是一种具备资金融出功能的机构，并且具有唯一性。在探讨货币市场状况的时候可以将其与信贷市场状况结合起来，以发现我国国有银行的负债资金主体通常是债券、拆借市场。

四、结束语

对于银行转型的宏观经济冲击研究，可以从我国银行的性质来探讨。虽然我国银行在国家干预之前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加强了信贷管理，力求完善银行的内部机制。我国国有银行仍然是资本充足率银行，不利于现阶段的社会融资发展，降低了资金的利用率，未能实现银行的资源优化配置。我国近年来力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为响应国家这一战略的号召，银行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和转型，避免资金资源的浪费，提高银行发展水平，约束资本价格，以转变银行的性质使其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稳定而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殷小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比较制度分析[D].中国人民大学，2009.

[2]赵春艳.消费信贷与宏观经济关系研究[D].吉林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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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泡沫;成因;影响;措施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

从1985年开始的,促生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业。随着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城镇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国有土地使用权从行政划拨、无偿无期限使用转变为有偿有期限的出让转让,住房建设由过去国家单一投资转变为多元投资,住房分配从实物福利分配逐步转变为货币分配制度,我国住房商品化程度得到了极大提高,房地产业投资飞速增长。1993～2003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从1,937.5亿元增长至10,106.1亿元,10年间增长了4.2倍,平均每年增长17.96%,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房地产市场是否健康稳定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安全,而且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是否能够稳步地提高。我国房地产业前后总共不过20多年的时间,总的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如果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首当其冲蒙受损失的是个人房产购买者,其次是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及相关产业,危害严重者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20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发生的长期的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房地产泡沫引致的;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与房地产市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次危机使得东南亚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积累了数十年的财富化为乌有。我国1992～1993年在全国出现了房地产热,海南、北海等地出现了严重的房地产投机现象,使得房价急剧飙升,房地产泡沫不断聚集,最后泡沫破裂,对当地经济产生了长期的、严重的影响。

2009年全年,投资稳步增长,房地产和住宅开发投资分别达到3.8万亿元和2.6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3.8%和19.7%,低于2000～2007年的平均水平。2009年1～10月,房地产和住宅开发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8.9%和14.1%,增速分别较上月加快1.2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延续2009年以来的逐月回升势头,但与2000～2007年的平均水平25.6%和27.2%仍有较大差距,亦低于2008年全年水平。需求持续上升,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的规模与增速均创历史新高。2009年全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达到9～9.5亿平方米和4～4.5万亿元,其中住宅销售面积8.5～9亿平方米,销售套数达到850～900万套(2006年、2007年、2008年分别为504、625、556万套),销售额为3.5～4万亿元。2009年1～10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达到6.6亿平方米和3.15万亿元,同比增长48.4%和79.2%,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为6亿平方米和2.8万亿元,同比增长50.1%和84.3%,规模与增速均创历史新高,其中销售额已超过2007年全年。政府连续出台多项措施抑制房地产的过快过热增长。

房地产开发中的泡沫现象,主要是指土地和房屋价格极高,与其使用价值(市场基础价值)不符,虽然账面上价值增长很高,但实际上很难得到实现,形成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由于房地产是由土地及其附着建筑物所构成,而建筑物是人类劳动产品,其价格是由成本、利润、税金来确定,这相对比较稳定,较易判别,因此我 们平常所说的房地产泡沫实际上是土地泡沫(地价泡沫),而土地的市场基础价值即合理价格是土地利用效益的资本化。当泡沫发生的时候,市场机制失灵,人们的行为是买涨不买跌,不遵循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当价格上涨、供给增大时,投资者预期价格进一步上涨。1991～1993年我国海南房地产价格正是这样飙升的。1991年每平方米价格还是1,000多元的公寓楼,到1992年就可以卖到3,000多元。有的商品房价格甚至突破10,000元。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也大幅度提高,有的地方仅过一年价格竟由十几万元一亩涨到600多万元一亩。投机者却还在不断地囤积房地产以待价格再一步上涨时抛出。以至于在房地产交易中有70%是投机者囤积起来的。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房地产热骤然降温,房地产热在造就了一批富翁之后,相当一批公司被套牢在海南的土地上,上亿资金在有限的土地上沉淀。泡沫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增减,只有转移的功能。

房地产泡沫的成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的推动力。从内部简单来看:(1)房地产商品的特殊性。在一定时期房地产商品供求不易均衡而且合同期摊销交易成本低,这是泡沫载体所具有的一个条件。所以,房地产易产生泡沫,是泡沫的主要载体之一;(2)土地的稀缺性。我国的土地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土地的需求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此,土地的稀缺性为泡沫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

从外部详细来说:(1)金融的过度支持。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一方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离不开银行系统的支持,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下,人们会通过向银行贷款筹集资金参与投资或投机;另一方面泡沫经济往往给银行传递错误信息:在经济繁荣时期,房地产价值上扬,银行往往过于乐观,为争夺市场份额而放松了贷款条件。然而,随着预期的逆转,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银行拥有的抵押房地产价值急剧下降,巨额不良债权随之产生,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信息不对称。在健全市场环境下,房地产的价格应等于其重置价格,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过度炒作常常会导致投资者高估或低估未来收益的现象。当投资者过度看好经济形势及预期收益时,许多投资者会借债从事房地产投资,然后再以房地产为抵押借更多的钱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财富的诱惑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盟。然而,与任何市场一样,房地产节场的变化是永匿的,各种动态因素的变化,包括自然因素(地段、基础设施、周边环境、污染程度等)、经济因素(GDP的增长、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房屋价格)、社会因素(人的居住模式:单独居住、与父母合住、人口趋势、消费观念、文化水平、消费品位)、政策因素(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都会引起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当市场发生变化时,投资者“博弈的规则”也要变,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投资者很难对变化的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加之,房地产的建设周期长,使得开发商的有效供给常常滞后于变化的市场需求,从而加快泡沫的生成。(3)投机行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往往与土地投机紧密联系在一起,房地产投机又是与预期、非理性等因素相互影响而发生作用的。当各经济主体对未来房地产价格走向的预期过度乐观,并且出现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时,土地投机者开始增加土地的购买和囤积,投机需求的增加造成市场的“繁荣”假象,引起进一步的涨价预期,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最终使价格膨胀为泡沫。在这一过程中,地价逐步脱离地租的贴现值,地价并非主要由地租间接决定,而是由市场上土地资产的买卖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机行为直接决定的。(4)权力寻租。在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中,少数拥有特权的人凭借其权力进行不平等竞争,从而获得超经济收入,一般伴随着所谓的“权钱交易”现象。转轨时期中国土地供应的“双轨制”是造成土地市场权力寻租的根源。政企不分的体制所引发的官办公司与政府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则为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法制的不健全,立法的滞后以及执法监督的不力,也导致土地市场的权力寻租和各种房地产投机活动泛滥。同时,权力寻租者为了捍卫其既得利益,又进一步强化土地供应“双轨制”以及政企不分的经济体制。权力寻租者们炒买炒卖国家给予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垄断权利,,权钱交易,为土地投机、地产泡沫的形成培育了肥沃的土壤,权力寻租成为中国地产泡沫形成的一个推动原因。土地市场中的权力寻租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使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丧失,大量的投机者却不断进入并活跃异常,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1992～1993年的中国,特别是沿海的一些地区极为普遍。

房地产泡沫对经济不仅有负面的影响,正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一)微观经济效应对居民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为财富效应。第一种类型是由房地产价格上升引起的财富效应。房地产泡沫的财富效应很明显,在泡沫上升阶段,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消费者在短期内可能认为这种上涨只是暂时的,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会成为消费者的一种信念,即认为自己的财富确实增加了,其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消费上升产生的乘数效应又会刺激生产,导致生产增加;第二种类型是由物价下降引起的财富效应。对财富效应的解释还可借用另一种观点,即房地产在具有实体性的同时也具有虚拟性,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而虚拟经济的运行从整体经济中吸收了一部分货币,对于这部分货币来说,它不直接参与对实体经济中商品的追逐,因而在实体经济中流通的货币量下降了,这种下降必然有降低物价的功能。根据庇古效应理论,物价下降会增加实际财富,从而增加消费支出,最终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房地产泡沫的宏观经济效应

首先是动态经济效率改进效应。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使得经济由动态无效向动态有效转变,从而提高整个经济效率。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日本出现房地产泡沫;1992～1993年我国出现海南、北海房地产泡沫;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破灭是其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经济事件极大地影响了本国、本地区甚至全球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强周期效应。房地产泡沫的经济周期效应分析就是分析房地产泡沫是否会扩大经济波动幅度还是缩小波动幅度,是强化经济周期还是削弱经济周期。假定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开发商所开发的物业抵押价值明显上升,他预期未来房价会更高,同时银行也会有相同的预期,把房地产贷款当作优质贷款,使得开发商继续开发新楼盘时较容易获得再贷款,又进一步增强了开发商再开发新项目的动机。房地产市场中项目、土地和资金是有限的,这种开发动机最终会进一步推动房地产价格上升,这就从供给方面推动房地产泡沫程度不断加深。同时,消费者预期房价会不断上升,购置房地产可以获得较高的资本收益,导致房地产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投机行为,由于房地产供给短期无弹性,在市场中存在大量需求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也在上升,这就从需求方面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程度进一步加深。从供给角度来看,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时会导致房地产供给增加,由于房地产业具有极高的产业关联度,房地产供给增加会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扩张,如建筑业、材料供应业、金融业以及其他辅行业。对这些行业的带动也促进了宏观经济的进一步高涨。

再次是资源配置效应。房地产泡沫扭曲了价格信号,形成了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社会大量的过剩资本、银行贷款、甚至企业资金被吸引到房地产市场上,会使生产投资相对萎缩,形成“产业空洞化”现象;社会经济也会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方面是名义财富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实际生产部门产值的缓慢增长。房地产泡沫的资源配置效应可以从历次泡沫现象中得到印证。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日本房地产泡沫时期大量的银行贷款转向了房地产业,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过度投机现象,房地产价格暴涨。日本在这一时期对房地产业的贷款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而对制造业的贷款却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房地产业过多地吸纳了银行贷款,使得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下降,房地产泡沫造成了两部门间资源的非均衡配置。泰国的房地产泡沫同样导致了房地产业和生产部门间资源配置的非对称性。

房地产泡沫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如不加以控制和监管后果不堪设想。

首先,对消费需求的影响。20世纪五十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理论,弗朗克・莫迪利亚尼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这两个理论密切相关,因此被合称为“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其基本思想是:单个消费者是面向未来的决策者;消费与财富有关,消费的变化受到财富变化的影响;财富是一个存量变量,以一个人的资产总价值来衡量;资产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一个人的财富,因此股票或房地产价格下降而且人们预期这一变化将长期持续时,拥有这些资产的人将降低他们的消费水平。这种资产净值变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被有关学者称之为财富效应。

其次,对房地产的资本抵押机制和信贷周期的影响。为了抑制借款人的道德风险激励,信贷市场中普遍对借款人实施自有资本金要求和设定抵押要求。从期权定价的角度考虑,自有资本金要求相当于借款人为取得借款合同而支付的期权价格费,而提供抵押品则相当于降低了借款人持有的卖出期权的执行价格,两者的作用都在于加大借款人的债务违约成本,抑制其道德风险激励。因此,资本-抵押机制是信贷市场正常运转的最重要的微观机制。Moore认为,当贷款已有抵押品做抵押而且企业有贷款限制时,借款数量是由其抵押品的价值决定的。生产性资产的价格下降将对企业的投资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积累起来,将导致信贷周期。由于资本-抵押机制的存在,在泡沫形成初期,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促使信贷市场进一步扩张,并形成一个累积的、自我增强的过程。随着信贷规模的膨胀,银行体系和经济系统变得脆弱,当出现一个反向的外部冲击时(如房地产价格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就会形成反向的累积过程,资产价格急剧下降,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信用流量减少,信贷规模迅速萎缩,实际产出大幅下降。资产价格下降和总需求下降之间出现恶性循环。即所谓的“金融加速器”。正是由于“金融加速器”的影响,一个小的外部冲击有可能造成实际产出大幅波动,而房地产市场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资本-抵押机制的存在,房地产泡沫通过作用于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对信贷供给和投资需求产生影响,从而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一机制的特点就是:在泡沫经济崩溃时产生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非对称性。

第三,对房地产周期的影响。随着对房地产业的投资和消费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房地产波动的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互动性越来越强。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的周期性波动对房地产这类具有独特性质的消费品和投资品的供求关系会产生较强的影响,而房地产泡沫作为经济整体系统以外的干扰或外部冲击,在经济系统的内部传导机制作用下,其原来的运行趋势在运行水平或程度上会发生变化,由房地产泡沫引起的这一变化就是房地产泡沫的强周期效应。宏观经济周期与房地产波动呈同向发展趋势,但在波动时序上略有区别,房地产周期略早于宏观经济周期。当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期时,政府通过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社会生产资源向带有国民经济基础性和先导性等产业特征的房地产业转移,由此导致并推动房地产业率先开始复苏,并带动相关产业,宏观经济在乘数作用下步入扩张期。当宏观经济进入高涨期后,在政府紧缩性政策冲击下,由投资、消费构成的房地产需求分别在宏观紧缩政策影响下降低,同时又由于受到房地产投机被抑制、房地产泡沫破灭等房地产业特有的产业收缩机制的影响,使得社会资源率先从过热的房地产领域退出,房地产市场先于宏观经济而进入收缩期,这种收缩通过对消费、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导致经济衰退。

房地产泡沫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对企业来说:第一,减少企业财富,削弱其信贷能力;第二,导致企业过度负债,产生债务危机;第三,降低对企业资源的配置效率;第四,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第五,引起银行危机,抑制企业发展。正常情况下,许多企业在得到银行贷款之后,通过将其中的大部分贷款重新存入银行而定期地支取企业所需的资金,泡沫破裂导致银行出现大量的坏账,资金难以正常周转。有些银行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一旦银行出现支付危机,马上会导致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缺乏流动资金的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生产,遭遇困难的银行势必紧缩信贷,不仅要追回已贷出的资金,而且不会轻易给企业延期或发放新的贷款,扼杀了许多企业的发展机会。

对居民来说:一是减少了居民的财富净额。房地产具有实物资产与虚拟资产的双重属性,对于多数居民而言,房地产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消费品,也是一种重要的投资品。房地产泡沫破灭会造成居民资产价值的大幅缩水,直接减少居民的财富,大批住房贷款没有还完的家庭还有可能出现负资产。二是减少了居民消费,降低了居民效用。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是居民消费的来源之一,房地产是居民财富也是他们的收入源泉,当居民拥有的房地产价值发生变动时,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破灭时,价格的大幅下降会造成消费水平的下降和福利效用水平的损失。

第四,对国外经济部门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房地产泡沫形成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应,即房地产泡沫扭曲了价格信号,形成了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国外大量的过剩资金、银行贷款、甚至企业的资金都被吸引到房地产市场,从而使得其生产投资相对萎缩,形成产业空洞化,实际生产部门产值增长缓慢,产业结构长期低级化,产业转换能力弱,产品竞争力下降,最终导致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泡沫形成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对消费、投资产生拉动作用,扩大一国总需求,从而引起其进口增加,形成经常账户赤字。

房地产过热,一旦泡沫形成,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升很容易产生虚假需求信息,影响开发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而且虚假需求造成的过度供给,又会形成新的房产积压,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大而长期的负面影响。大量的空置商品房不啻于一柄悬在我们头顶的达魔克利斯剑;不规范的住房抵押贷款操作导致的房地产价格虚高,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增大购房者的违约风险,一旦出现经济不景气,大量购房者违约,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最终导致金融风险,1993年的中国和1996年的泰国都是这样,国内外由房地产不良贷款引起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此外,房地产价格过高还会影响人才的去留,严重削弱城市竞争力,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我们应该采取合理措施,如建立房地产泡沫风险预警体系、加强银行信贷管理、健全城市基准地价制度等。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国际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黄达.货币银行学.中国人民大学,2009.1.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

[3]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

篇8

【关键词】企业 财务风险 预警管理

企业财务预警管理体系是以财务管理活动中的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企业财务风险的运动规律和产生原因，并对企业财务风险隐患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监测、识别、诊断与预控的理论与方法。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除企业财务风险隐患，保证企业的财务体系和经营管理体系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一、预警体系管理理论基础

预警理论的起源是伴随着对宏观经济预警的研究发展而来的。1950年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统计学家穆尔，主持了在19世纪30年代监测指标体系基础上的新的景气监测体系的建立工作。自20世纪60年代起，景气监测体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达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类似宏观经济预警中心的专门机构，并且引入了预警调查方法，使监视预警体系信息得到拓展。目前对宏观经济的预警研究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参加的专家、学者比较多，其准确性也比较高，己成为各国宏观经济控制部门所关注的对象。随着宏观经济预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对微观经济领域内也开展了一些预警研究。比如国内学者对，“企业技术创新风险的理论与防范方法研究”、“企业集团预警体系的构想”、“金融风险监测与预警研究”、“企业预警预控管理体系”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研究。预警管理理论不同于传统管理理论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提出了企业危机、失败、失误等逆境现象是有规律的成因于企业顺境的研究思路；它采用新的理论概念体系和理论研究模式，在揭示企业预警活动规律的基础上，体系地包括和归纳当代管理理论成果，形成了一套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研究管理新学说。

二、财务风险预警管理的特征

1、参照性

企业能依据财务运行特点和相关规律从信息中筛选出及时、准确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变化的指标，运用财务知识和数量分析法测算出各个指标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判断企业业绩的参照指标。

2、预测性

财务风险预警管理活动的前提，是确立企业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为预测对象，即最可能出现风险现象或对企业运行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活动环节与领域。预测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过程监视，即对预测对象的活动过程进行全过程监视，对预测对象同企业其他活动环节（包括外部环境）的关系状态监视；二是对大量的预测信息进行处理（整埋、分类、存储、传播），建立信息档案，进行历史的和社会的比较。在危害企业的财务关键因素出现之时，预先发现警讯，从中找出偏差及偏差发生的原因，以便早日寻求对策。

3、灵敏性

企业各财务因素之间密切相关，一个因素的变动会在另一因素上敏锐地反映出来，从而提供相关预警信息。如我们可以通过企业应收款周转率偏低的警示信息分析企业信用交易政策及客户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可以进一步运用应收账款账龄分析法分析债权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三、建立财务风险预警管理策略

1、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体系的设计

预警是根据系统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对系统未来的不利事件或风险进行预测和报警。预警系统则是实现预警功能即预测和报警两种功能的一种系统。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体系的设计则是利用预警系统进行风险管理，并进行风险防范的一种活动，即根据财务预测结果，判断企业财务是否处于风险之中，并根据风险严重程度，发出报警信号的一种形象方法。它通过科学的方法，事先发现企业财务风险的迹象或征兆，向企业领导和决策者发出警报，提醒其采取有效的防范与调整措施，使企业避免财务风险的威胁、转危为安。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体系的设计分为以下步骤：对所研究的预警活动进行深入分析，选择体系中包含的变量，并根据预警理论和样本数据所显示的变量间关系，确立预警体系的结构，建立理论体系；进行样本数据的收集，在选择时必须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可用性，要求数据具有完整性、准确性、可比性和一致性；根据选用的理论体系，选择相应的方法来确定体系的参数；为了确定体系能否起到预警的效果，在最后一步需要对对体系进行检验。检验通过，体系正式建立。检验不通过，则需要重新进行第一步。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之间的关系密切，债务复杂。为了避免因一个企业财务风险而给另一个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必须设计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体系。这一方面能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也能使债权人真正保护自身权益不受损害。设计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体系也就是建立企业财务风险预测报警系统。利用该体系，企业可以进行自检自纠，在风险出现征兆时就采取有力措施，以达到扭转形势、控制风险的目的。最终避免财务风险的真正发生。

2、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体系的体系

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体系是美国理财专家Altman根据大量破产企业的财务报表，运用传统的财务比率分析加上统计学上的差异分析建立的，用来预测企业破产的模式。最早所建立的体系是综合5种财务比率，再予以量化而得出公司整体的财务信用分数。

本文选择采用风险预警体系的方法来进行财务危机预警。风险预警体系在研究变量的选择上，可以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选取。风险预警体系有因素分析模型的影子，便于我们更加清晰的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找到造成企业财务危机的真正原因所在。通过风险预警体系系统我们可以确定企业当前的经营状态，在明确了企业的当前经营状态之后，我们可以找到针对企业当前的经营状态，管理者应该采取何种经营措施。这种计分方式是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基本评估方法，具体如下：

财务风险预警管理体系的体系：

Z=1.2X1+1.4X2+3.3X3+0.6X4+0.99X5

X1=营运资金/总资产，营运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X2=留存收益/总资产

X3=（利润总额+利息支出）/总资产

X4=［所有者权益的市场价值（或股票市值）］/总负债

X5=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

一般而言，如Z值大于2.675，则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良好，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如Z值小于1.81，则认为企业存在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很大，如Z值介于1.81-2.675之间，则可视为企业进入“灰色地带”，财务状况极不稳定，风险较大。

随着我国经济环境日益市场化、国际化，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也与日俱增，因财务风险发作导致经营陷入困境申请破产清算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多，因此，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对财务风险日益关注。企业的衰落不仅会给投资者、金融机构带来较大损失，更有甚者，它会引发金融风险。历史情况表明，财务风险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且具有较长的潜伏期，这就使得财务风险预警具有可行性。公司财务风险预警体系是公司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完善的预测方法，建立高精度的预警体系，可以有效化解和防范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参考文献】

[1] 威廉沙利文：预测原理[M].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篇9

利率调整，肯定对金融市场有影响，因为利率是金融市场的价格。能够称得上是市场的，首要的一个条件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并能有效发挥作用。只不过，利率调整对市场到底产生何种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产生一致的意见，也正因如此，金融市场才有交易，否则，大家对价格（利率）的预期都是一样的，则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意向就没有差别，也就不会有交易达成。利率调整对市场的影响，也并非都是由现实利率水平所决定的，对金融市场而言，更多的可能在于预期利率或远期利率水平的影响。由此，我写以下意见，供大家在进行分析时：

一、在金融市场上对利率调整政策分析的层次性

金融市场上的所有交易都与利率有关系，而且资产价格形成与波动中所基于的利率因素主要是利率预期或远期利率水平。从们总是在对未来利率趋势的预期中观察判断当前价格水平及今后的走势，从而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所以，当市场对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预期几近一致时，也是央行利率调整政策即将做出的时候，因为央行的利率调整政策选择主要也是基于市场的预期，否则，就成了不当干预了。然而一旦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整政策出台，对利率问题的分析就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下次利率调整估计会是多长时间之后，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整，对此，应尽快形成自己的预期，并将自己的预期及支持这一预期的原因同其他人的预期及相应分析进行对比，再反复进行修正。这主要是基于，新的利率调整政策出台后，大部分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就并非主要基于现行利率水平，而是要由新的利率预期支撑。而且，新的利率政策公布或者原来市场预期的实现，并不表明就没有下一次利率的调整，因为，利率永远处于调整过程中，央行的利率政策也是如此，只不过，下次利率调整的时间及上调还是下调以及调整的幅度，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讲是不确定的，对不同人的预期来讲是有差异的。

第二，现行利率水平的影响。调整后的新利率水平的影响因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这一影响也必须予以考虑。当然，现行利率水平对不同金融资产有不同的影响。比如，即使剔除了新利率预期因素的影响，仅就利率下调后的新利率水平而言，至少使政府及私人实体的债务筹资成本下降，因而总会使一级债券市场发行交易在一段时间内较为活跃；使上市和非上市公司的增量财务成本下降，生产经营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相对于利率水平会增大，当然，对不同类行业与公司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对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的影响就有不同。

比较这两方面的影响，新利率预期对纯粹的金融市场交易的影响还是主要的，而这恰恰是往往被市场参与者所忽略的。比如，即使利率连续多次下调，如果人们认为利率水平不还没到底，还有下调的空间，那么，即使此时已是上的最低利率水平，金融市场上的交易也并不因此而变得多么活跃，这就是过去几年里我们所看到的华尔街的情况，这有点像实体经济领域里“买涨不买落”的现象，这是因为，如果人们还有更强烈的再次下调利率的预期，由于利率的调整总是由经济增长走势所决定的，亦即，即使已公布的利率下调使利率水平达到历史最低点，也不能改变经济增长形势继续下滑甚至有可能萧条的趋势，或者说，正是基于人们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才使得人们在利率下调后仍有利率水平还要下调的新预期，而经济增长形势是决定金融市场的最根本因素，所以，这一未来预期就使金融交易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活跃。还是在这种情形下，债券一级市场的期限结构就会进一步趋于短期化，因为各类融资主体在利率还要下调的新预期支配下不会发行更长期限的债券，免得在利率再次下调后使已有融资的相对成本上升；债券二级市场上的需求会较高，价格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相反，连续多次下调利率后，如果市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利率水平已到底部，近期内不会再有利率下调的政策调整，人们会转向利率上升的预期，尽管这一预期的实现可能会是在很长时间之后，但这一预期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这一情形下，金融市场会变得较为活跃。原因是，利率不可能再下调，或者利率将要回升的预期，表明决定利率调整的经济增长形势趋于稳定，或者政府通过利率下调稳定经济的效果已实现，经济增长将趋于好转，这一最根本的要素决定着企业经济实体对未来投资收益率的预期是不断上升的，各类实体经济的投资活动会趋于活跃，这一决定金融市场的最根本因素意味着金融市场必然趋势于活跃，这似乎与人们的一般看法不符合，但纵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基本如此。也正因如此，那些在金融市场上逆势思考的投资者和交易商才能抓住较好的盈利性投资机会。

二、何正确认识决定利率调整与预期的因素

利率是连结宏观与微观层次的价格机制，政府对宏观经济增长形势的预期决定着对利率水平进行调整的货币政策的选择，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对利率的反映及其对利率走势的预期决定着利率调整政策的效果。但需注意的是，决定利率政策选择的政府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并非总是完全正确的，而货币当局对经济走势判断预测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只不过，随着经济的信息化与全球化，以及各国经济的日益市场化和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经济决策的分散化，使政府的判断与预测越来越受微观经济层面和市场预期的左右，或者说，政府的判断预测越来越贴近市场主体的意见（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宏观济政策最终是由微观经济活动所决定的）。所以，在认识和分析利率调整政策与利率走势时，应注意主要围绕以下因素考虑问题：

1、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对宏观济趋势的分析，在经济学分析上已形成了模式化的因素分析和分析框架，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因素沿着这些模式做出各自的分析。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再忽视以下两个变化：其一是，对金融形势的判断。尽管金融是由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但由于经济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金融化和自由化趋势，这使得金融因素成为判断经济基本走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种反向影响作用有时超过了正向的基本决定作用。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经济经验足可以支持以下结论：凡是金融形势稳定，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就会比较稳定；凡是金融形势恶劣，全球经济增长形势将趋势于下滑。所以，分析宏观济增长形势尤其是世界经济增长走势时，一个便捷的窗口是观察世界金融形势的稳定与否。其二是，对海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已不容忽略，尤其是对利率政策的预期更是如此。这当然是基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考虑，具体说，在全球化进程中，已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和传统经济分析方法的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来讲，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对主动性发生了变化，意思是说，在传统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和主权政府而言都是主动的，即基本可以根据国内经济情况主动做出政策选择；但随着固定汇率机制越来越被浮动汇率机制的替代，以及跨国投资与商务活动的增多，一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越来越小，无论是利率调整还是货币供给量以及货币金融制度的变动，都不能再无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及他国的反映，因为忽略这些因素影响下的货币政策选择很可能会因他国的不同步调整甚至是报复性措施的影响，而使本国货币政策调整效果大大下降甚至为负效应，尤其是随着跨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的陆续增多及其业务范围与业务量的日益扩展，货币政策选择所受国际经济金融因素制约程度会越来越大。这要求我们在分析和预期利率政策调整以及利率走势时，也应将分析视野予以扩展。

2、不同货币利率间的利差。由于人民币尚未完全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制度仍属管制形态的汇率制度，所以，对人民币与世界主要货币间的利差分析，应主要看外币的利率变化。那么，对所盯住的外币的选择，应主要是美元、日元，就这两者来讲，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还是最重要的，美元应是盯住的主要对象。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中的份额及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决定着一段时期内美元利率不可能与人民币利率不存在利差，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元利率稍低于人民币利率，存在适当的美元对人民币的负利差是合理的，所以，不能一看到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就认为人民币利率必须下调。这隐含的另外一层意思则是，人民币利率若是长期低于美元利率反而是不正常的。这其中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可以由流动性得以弥补，流通范围广、流动性较高的金融资产的价格会相对较低。观察人民币与美元利差的一个便捷窗口是香港，由于港元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人民币也以不同的非制度内方式在香港流通，所以，市场上三种货币间的差额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情况，而且由此产生的利差也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3、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有经营性金融机构可划分为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与非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在中央银行开有备付金由户，而后者没有（而是在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开设有同业存放帐户），由此使前者具有货币创造功能。当然，从发达国家的趋势看，由于金融混业经营形势的，这一差别也在削弱。如果存款类货币金融机构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作用，这表明，该国的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居民金融资产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以银行储蓄存款的形式存在的，目前的中国仍属于这一情形。在这一环境中，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整政策所考虑的因素就更复杂些，其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会相对大些，尤其是利率连续下调的政策调整就更为慎重些，当一国处于经济增长较高速时期而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仍属于半管制状态时，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长，以银行储蓄形式存在的“消费剩余”会越来越多，如果利率水平过低会影响到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层居民的福利状况，这自然是政府公共政策抉择所避讳的。这对我国目前的利率政策调整来说尤为需要注意，因为从1997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编制每年的“中国资金流量表”，并定期公布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从这几年所公布的情况看，中国居民的财产积累越来越多，在这越来越多的财产中，金融资产的份额上升幅度最大，但上升最快的金融资产以银行储蓄形式存的仍不低于九成，这种状况不可能不影响到作为公共选择之一的货币政策的抉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布坎南教授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大量，对货币政策抉择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分析。

4、物价指数。利率是实体经济的物价在金融市场上的反映，利率同宏观经济的关系通过利率与物价指数的关系得以最表层的体现。物价指数不仅决定着实际利率的高低，而且也决定着利率预期的变动。所以，分析利率水平的高低及未来利率预期的形成都应对物价指数予以充分的考虑，当然，物价指数的变动还是取决于上述国民经济的基本在走势。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各类物价指数的含义及其所反映的经济状况。在我国目前，至少应予以关注的物价指数包括居民消费物价总指数、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消费指数和产品出厂价格指数，这几类指数的走势及其走势的差异都是分析过程中所需注意的。比如，我国2001年各类物价指数情况如下坐标图所示，从中看出，尽管各类物价都在下降，但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下降的幅度最大，而且近乎于直线下降，这表明对工业品需求的强烈不足，或者工业品供给的较严重过剩，而工业生产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也是反映国民生产的最基本最主要环节，因而这种状况对国民经济投资形成了较强的约束；这一图表反映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去年下半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回升的幅度大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一走势的差异无疑减缓了去年全年尤其是下半年CPI的下滑程度，这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得以启动，这一启动对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当值得关注的，如果这一趋势得以保持，那么，CPI的未来走势就可能不会象有些人们预期的那样悲观，而且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下滑走势也会产生一定抑止效应，这对将来利率走势的影响是非常明了的。因此，在分析物价指数对利率的影响时，不能只用一种物价指数去说明问题，应当在综合分析各类物价指数的同时，注重各类物价指数的差异所可能表明的问题。

5、利率的市场化程度。一次利率政策调整效果及其延续期限，应当是货币当局进行利率政策调整选择时所最为关心的，也应是市场主体分析和预期利率走势所应最为注意的。这一问题取决于一国利率市场化的程度。在一个利率非常市场化的环境中，一次利率调整政策的公告，会通过各类市场主体的反映和行为得以较快和较广泛的传递，利率政策效果的实现会较快；而且，由于各类主体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较大，从而使得利率调整政策的影响得以不断扩张，这一扩张结束的时间取决于金融市场上新利率预期的形成时间。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中，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利率调整政策出台后新利率预期较快地达成。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利率自由化了之后，利率调整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才是最为广泛的，因为经验已经证明，在利率自由化与市场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更多的金融创新工具，或者用于利率波动的风险管理，或者用于套利交易，金融市场也才在这一系列创新中不断扩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才更加重要，也使金融市场的交易有着较快增长，而且这些增长较快的金融交易主要是创新金融工具的交易，这些金融工具基本属于债务融资工具（利率工具）及其衍生品，况且，这些产品的交易受利率波动的影响最为敏感。但在一个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各类经济主体对利率调整的敏感性显然较小，利率政策调整效果实现的滞后时间就会较长，所实现的实际效果离预期水平的差距会较大，而且，新的利率预期迟迟得不到形成，这无疑使得经济主体对利率政策调整的反应强烈程度相比于利率市场化环境来讲要弱得多，也使金融市场受此影响的程度低得多。况且，在这种利率受管制的情况下，资本市场上的债务融资以及各类利率衍生工具较少甚至相当缺乏，因而也就谈不上通过这些衍生工具对利率变动所做出的各种交易反应，所以，利率政策调整对金融市场的整体影响就不会像人们所一般想像的那样。

6、消费信用体系的状况，尤其是家庭部门的消费信贷需求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消费信用体系较为健全，至少机构的消费信贷品种较为多样，消费信用资产量达到一定程度，那么，利率政策调整及利率预期的就更为广泛些，社会各类主体对利率政策调整的反应就更为强烈些，因为在这一环境中，利率通过消费信用体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当家庭部门的消费信贷需求较为旺盛，家庭部门资产积累的相当部分由负债融资予以支撑时，家庭部门对利率调整的反应就不仅仅表现在银行储蓄及对证券市场的有限投资方面，而是对其消费倾向与实际消费水平产生较大影响。当然，要达到这一境况，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阶段及居民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消费信用达到一水平时，证券市场的产品才真正能够趋于丰富，因为诸如从1980年代末期陆续出现的各类型证券产品，主要基于消费信贷资产所派生出来的资产支持类证券，比如抵押证券、可转手证券、可转手抵押证券、抵押担保证券、担保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等这些无论在定价机制还是在投资策略上都越来越复杂的证券，都是在抵押贷款类原始消费信用资产基础上产生的，因为这些证券的现金流量已不是单一的现金流量，而是借综复杂，因而这些属于固定收益类的证券品种就已不再是具有简单现金流量结构的“平淡无奇的债券（plain vanilla）”，其估价也已不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将各自所含的选择权对现金流量方式的影响考虑在内，这其中主要基于对利率的预期和利息积累与分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利率调整的影响就不仅是数量程度上的，更在于利率影响方式或方向的曲折上。相反，在一个社会消费信用体系不健全、家庭部门消费信贷需求不强烈、基础消费信用资产稀少的环境中，比如的，利率的影响范围与程度要小得多，利率调整对家庭部门的影响主要是表现在对家庭银行储蓄与少量直接性的证券市场投资上，而且，即使这后一方面的影响，也要狭窄得多，因为缺乏基础消费性抵押贷款类基础资产，资产的证券化水平就会相当低，资产支持类证券市场也就谈不上，更谈不上各类派生性证券品种。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家庭部门资产的积累速度与规模（因为完全用自己的钱足额购买与积累诸如住宅与汽车等资产，同用带有财务杠杆性质的消费信贷来购买与积累相比较，前者的速度与规模要小得多。），更会影响到利率政策调整对消费环节的效果，从而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影响就必然相对小得多。当然，中国的情况也正在改变，尤其是从1998年以来，家庭消费信贷的增长速度较快，到2001年各类银行消费信贷余额已超出6000多亿元，仅2001年就增加了2000多亿元，这种态势会促使中国金融资的多样化尤其是证券品种的创新，并提升利率政策调整的效应程度。

当然，在利率政策调整和预期利率水平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但以上五个因素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尤其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中，对这些因素的认识程度，会使原来人们泛泛而讲的一些利率调整效应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决定着利率分析的适用性与有效性。

三、关于利率调整对证券市场不同组成部分影响分析中所应注意的

利率调整会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但需对教科书如下观点值得完味甚至提出怀疑：利率上调证券价格就一定下降，利率下调证券价格就一定上升。因为现实的经验表明，并非完全如此。这不仅因为不同类证券对利率波动有着不同反映（包括反映方向和反映程度），而且其影响仍然取决于利率调整后新的利率预期状况。当然，在提醒注意对利率之于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时，也不仅仅限于这一观点。对此，阐述以下点意见：

1、利率调整对股权类证券的影响。股票价格对利率的调整当然会有着即时的反映，对这一反映的分析除了注意调整后的利率水平对上市公司增量财务成本与收益的影响外，还应注意新利率预期对股票二级市场交易的影响，原因是，尽管基本面是决定股价的最根本因素，但包含着相当程度投机因素在内的股市交易（任何一个股票市场都是如此）仍是决定股价的最直接因素。即便是针对基于财务成本的分析，也应注意财务成本中来自资本品成本的份额，因为这一份额的大小决定着不同类行业及各个行业的不同对利率调整的反映程度，也就是，各类行业和各个企业有着不同的资金价格需求弹性，比如，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与企业就有着较高的资金价格需求弹性，对利率调整就较为敏感，利率下调会使这类企业的财务成本下降较多，资金需求会有较大上升，从而使这类行业板块的股票交易会较为活跃。而且还需注意的是，分析利率调整与利率预期的影响时还应包括对存货的影响，无论是商业类企业还是生产类企业，也无论是他们的原材料存货还是产成品存货，过多或过少都是不正常的，当然，商业类企业与工业类企业的存货性质与变动特性及其预示的问题又有所差异，但不管如何，那些存货量较多的企业因其存货对资金占压量较大，而使其对利率调整的反应要强烈些，财务资金成本的较大变动会促使他们对存货进行相应的调整，而存货的调整自然会影响到生产经营规模的变动，这也是行业与企业分析人员在进行分析时所应注意的。

在一个新兴市场上，基于利率的半管制原因，以及市场对利率政策调整的事前消化，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当利率真的象市场所预期的那样作出调整后，股市价格对利率调整的反映正好与教科书上的观点相反，即利率下调政策出台时股价不升反降，利率上调政策出台时股价不降反升，1990年代的历次利率调整对中国股价的影响经验支持了这一说法。这其中的原因是，利率政策调整的信号在其正公布之前已基本被市场消化，当确切的政策信号公布后，市场交易所基于的是对下次利率政策调整的预期，如果这一新预期形成的时间越长，市场上“持币待购”或“持股待沽”的观望过程就会越长。前已有述，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所以，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利率机制市场化进程的进展，每次利率调整后的新利率预期形成的时间在缩短，股价变动与利率调整方向间的相关关系也在向着教科书的观点或发达市场的关系模式靠拢，亦即，利率下调政策出台当天或特定时间内不会使股价反其道而行之，股价以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上升来对利率下调予以反应，以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下降对利率上调做出反应。

2、利率调整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利率调整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会更加明显，因为债券价格尤其是作为无风险资产的国债的价格本身就是利率变动的另外一种反映形式，而且由于债券价格的形成与变动更多的是基于对远期利率的预期，所以，债券的期权性质决定着债券市场是接受利率政策调整影响最快也是最直接的市场，也是传导利率政策调整信号使其效应扩散化的最主渠道之一，更是发现利率的主要机制。所以，分析债券市场对利率政策调整的反映，无论是对债券价格的分析，还是对新利率预期的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需记住的是，并非利率下调，所有的债券价格都会一定上升；也并非是利率上调，所有债券的价格都一定会下降。而且，利率调整对各类债券价格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到底是何种影响，则至少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事宜：

（1）国债与非国债债券的区别。在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中，作为无险资产的国债，其发行拍卖利率与二级市场收益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准，也是其它金融资产定价的参照，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缺少了无风险资产国债的利率，其它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都无从谈起。所以，对利率政策调整的市场反应首先是从国债市场得以表现的，货币当局的利率调整政策信号也主要是通过国债市场向更广泛的金融市场层面以及实体经济领域去传导和扩散的，也正因如此，国债市场的表现同货币当局的利率政策调整意图是一致的，即利率下调时，国债收益率也随之下降，只不过，国债收益率会随着新利率预期的形成而可能有所改变，比如，利率下调政策公布后，新的利率预期仍是一段时间后下调，那么，国债收益率会继续下降，但当新利率预期是上升预期时，国债收益率会随之上升。但是，在利率仍受管制的环境中，上述情形就不一定会完全出现，一些背离这一情形的怪异反应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但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影响仍是有差异的。一般地说，长期国债对利率的敏感性比短期国债要大些，利率调整和市场利率预期变动致使长期国债价格的波动幅度更大些。但需注意的是，这一结论也并非是绝对的，因为这还要看货币当局对未来经济增长形势的判断及相应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仍然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当利率下调政策公布后，为了增强这一政策的应有效果，刺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会伴随着买进国债放出基础货币的操作，由于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并非是盈利性而是重在基础货币的吞吐，因而其每次的国债购买都是要高于平均市价而且数量巨大，这无疑又在提升着国债市场需求的同时提升着国债价格，进而使国债收益率进一步下降。但是，这也仍然不是绝对的。如果货币当局基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形势的判断，认为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在短期内会得到较快扭转，而刺激这一扭转的利率下调政策使利率水平已到相对谷底，未来伴随经济增长的回升而有着通货膨胀的预期，那么，货币当局会从下调短期利率抑制短期经济增长下滑、稳定甚至适当调高长期利率以便抑止未来通胀趋势的角度考虑随后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也就是，一旦货币当局形成这一判断和认识，就会在公开市场上抛出长期国债、购进短期国债，借以在压低短期国债收益率的同时抬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从而影响利率结构，那么，此时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所受利率政策调整的影响就有着明显区别。

其它诸如普通公司债券、各类资产支持债券，则受利率调整政策的影响不会比国债更直接些。比如，对普通公司债券而言，除了利率因素外，还要看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相对国债收益率的风险收益补偿额的大小；对各类资产支持类债券，则主要看作为基础资产的抵押贷款现金流量受利率政策调整的影响。

（2）固定利率债券与浮动利率债券定价机制的区别。由于我国债券市场的落后尤其是债券品种的缺乏，现有债券基本属于具有简单现金流量、可直接估价的“平淡无奇”的债券，但人们平常对债券价格分析却忽视了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债券的区别。特别是，我国国债的发行定价仍不正常地以银行储蓄利率作为参照基准，国债收益率并未成为金融市场上的定价基准，所以，人民银行对银行储蓄利率的调整不仅直接影响着固定利率国债的发行定价和二级市场收益率，而且，由于已发行上市的浮动利率国债也是在银行储蓄利率基础上加计一定利差定价的，致使人民银行的利率调整对浮动利率国债的影响也是直接的，但不同于固定利率国债的是，已发行浮动利率国债随利率的下调而使其票面价值下降，但如果市场在利率政策调整后形成的新利率预期是上升预期，那么，浮动利率国债的票面预期价值却是上升的，由此，对长期国浮动利率国债进行分析时，应更主要注重远期利率水平的影响。

但是，不管利率调整政策公布后所逐步形成的新利率预期是什么，利率下调之后，对某段时期内固定利率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影响上升性的影响，这是因为相对下调后的利率水平，固定利率国债的票面价值相对提高了，至于这种上升性价格影响何时终止和转变，则主要看下次利率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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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8-0051-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8.11

一、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此次金融危机再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其危害性无可估量。其实在经济活动中风险无处不在,几乎囊括各个领域,而金融业尤其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业,这与其独特的产业素质和经营特质有关。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其涉及的利益主体多而复杂,关联的经济领域广而深远,因此,经济活动中的任何一个利益主体或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波及到金融业的稳定,从而诱发金融风险。由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蝴蝶效应的推波助澜,使风险进一步传导至其他经济领域,甚至影响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此外,金融功能的发挥是以资金的跨空间和跨时间配置为主要特征,以利益主体投资项目的未来收益为前提保证,在资金的配置和收益回流的过程中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体现了金融业的高脆弱性,也是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来源。

自改革开放以来迅速成长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作为内生于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安排,发挥着正规金融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存在许多缺陷,潜伏着内在的风险隐患,是我国金融发展中最薄弱环节和最危险领域。如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运作很不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契约是一种典型的非标准化合同,契约条款主要由借贷双方自行确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易变性,不利于合约的实施。农村非正规金融资金规模相对较小,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和期限可能难以匹配。另外,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利率结构不合理,这也是诱发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然而,当前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监管处于空白状态,致使金融违规案件频繁发生。基于此,本文聚焦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存在风险问题,从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和供求结构风险三个层面予以剖析,并提出相关的监管对策。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市场风险分析

农村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于邻里乡间,以其贴近客户、方便灵活的特点,在正规金融之外,为广大草根经济体提供了资金支持[1]。农村非正规金融大多植根于乡土民情,带有浓郁的人情气息,然而人情关系往往会侵蚀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在催生出金融高绩效的同时,也潜在着诸多市场风险。

(一)信用风险

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在其发展初期,也确实能有效降低信息成本,尽管对借款人的项目可能认识不清,但毕竟与借款人有一定的地缘、血缘和人缘关系,违约的可能性、道德风险相对较低[2]。农村非正规金融作为融通资金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嵌套在社会活动之中,这些社会活动大多是经济行为主体在长期反复博弈中形成的,受到非正式制度安排尤其是民间信用的约束。在此约束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合约具有自我实施的机制,具有正规金融所不可比拟的制度绩效。

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只会向亲戚、朋友和邻居提供信贷,由于这类当事人关系非常紧密,彼此熟络,相互了解对方的信用情况,因此发生违约的可能性非常小。双方之间存在多种重复博弈关系,即使违约也很容易实施有效惩罚,因为这种借贷合约嵌套在密切的亲友关系中,通过疏离关系淡化感情就可以有效降低违约风险。

但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膨胀的情况下,随着规模的扩大、参与人数的增加,致使地缘、血缘和人缘关系不断被突破,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严重。当融资规模逐步扩大,融资范围会突破原先的亲友关系而逐步向周围扩散,借贷双方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较疏远,除了借贷关系再也没有其他方面的关联,加上贷款方对贷款项目可能缺乏严密的调查或审查,对借款者的信誉、贷款用途很难知晓,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也就在所难免,这都可能导致风险剧增,不仅难以收回贷款,甚至会出现不法借款者挟款私逃引发金融风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实施有效的惩罚策略,因为借贷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反复博弈关系,也无法通过感情、信誉等方面的惩罚来威胁借方的违约行为。

另外,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借贷对象大多是个人或中小企业,借贷合约能否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个人或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有些农村居民由于受到自身的经济条件、文化背景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的限制,可能并不注重个人信用问题,向其提供民间信贷必然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中小企业是农村非正规金融提供信贷服务的另一对象,其信用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自身的经营状况、所处的诚信环境等社会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经营状况不稳定,本身就存在较高的风险而且抗风险能力弱,其还贷能力也相应受到很大影响。在经营状况不佳甚至亏损的情况下,在市场上生存的缓冲能力弱,面临着硬的预算约束,因此具有较高的信用风险。

(二)利率风险

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作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和核心问题,对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水平的合理性以及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间融资市场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市场利率由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决定,市场利率应当反映整个市场资金借贷者的普遍共识,具有权威性和统一性。但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常常因交易主体、地点、形式、内容和目的的不同而不同,具有个别性和非统一性[3]。

高利率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借贷利率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及沿海地区,利率水平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以上,甚至更高。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微观经济主体日益活跃,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利率也随之水涨船高,局部地区已经进入“暴利化”的时代。但是高利率加重了债务人的经济负担和生产成本,高利贷的风险越来越大。由于风险和收益是对称的,借贷风险越大,利率就越高;利率越高,违约风险越大。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暴利运作模式不仅致使借款方的高成本运作,使其原来就很紧的资金链变得更加脆弱,也容易危及借款方的生存并引发支付风险,从而使融资链条断裂并引发金融风险。

零利率或低利率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的又一显著现象,这种借贷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利息收益。采用低利率和零利率的主要是私人借贷中的友情借贷。通常的观点认为,传统的友情借贷关系大多发生在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村地区,借贷双方或者是亲朋好友、或者是街坊邻居;借贷双方的信息是充分的,从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会大大减少,利率中自然不包含风险溢价的部分[4]。实际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零利率”的真正收益并不为零,而且可能会有较高的回报,如亲情、友情的延续,获得某些劳力方面的回报、互联易中的购买折扣等[5]。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急速变迁、农村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传统比较固化的人际关系受到冲击,建立在亲情友情以及地缘关系基础上的“零利率”借贷日益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贷方可能因为借方的外出打工或户口迁移而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甚至连本金也会流失。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传统意义上的零利率和低利率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三)供求结构风险

农村非正规金融作为资金配置的方式,同产品市场一样,必须通过“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调剂资金供求。虽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行依存于人情关系、诚信体系等非正式制度装置,但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市场自身功能的发挥。市场机制的发挥取决于供求机制能否有效运转,供给和需求在时间和空间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对于金融市场而言,资金供求结构的不合理往往引发市场风险,并破坏金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农村非正规金融由于资金来源的零散性、短期性,且金融组织一般规模较小,点多面广,具有一定的市场分割性,导致风险无法有效分散,有着强烈的风险规避性,偏好于短期资金供给,不敢也无力做中长期投资,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短期资金供给相对充裕,而中长期资金供给相对短缺。农村民营企业作为非正规金融的主要业务对象,对中长期资金有着天然的偏好,农村非正规金融却无法满足其渴求。因此,从供求的期限结构上来说,无法满足农村中小企业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致使其会绕过非正规金融而转向其他融资渠道;从供求的空间结构来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仅仅为某个区域的需求方提供服务,其活动限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这无疑限制了业务经营范围,压缩了利润增长空间,很可能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业务经营上陷入恶性循环,也难以在社会范围内进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事实上,资金供求期限和空间结构的不对称提升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市场风险,已经构成农村非正规金融成长的瓶颈。

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同样存在市场势力问题,资金的供需双方都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垄断行为。从规模来说,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往往大于供给,作为供给方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可以凭借手中掌握的稀缺资源而拥有垄断势力,并凭借这一势力在市场博弈中压榨借方,攫取更高的收益。如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广泛存在的高利率现象,这种高利率一般要大于正规金融市场利率的4倍以上,无疑增加了借方未来还贷的负担,给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正常经营带来了风险隐患。而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需求方也有可能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因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资金规模有限,可能集中向某一家或某几家借方提供贷款,结果使借方形成垄断力量,反向压榨甚至威胁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利益。如借方联合起来达成串谋协议,降低农村非正规化金融利率,或者不能如期如数还本付息,都将给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带来很大市场经营风险。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监管措施

为缓解农村非正规金融内含的市场风险,在实践中要把农村非正规金融纳入监管框架,对其进行合理引导或规范治理;应当区别不同的风险来源的形式,对破坏金融秩序,投机诈骗性金融组织应坚决取缔;对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要建立合理的治理安排,以逐步规范和引导其发展,从而有效消减金融风险。

(一)建立合理的监管机制

应建立专业的农村非正规金融风险预警和转移机制,以及有效的危机处理体系,定期采集金融活动的信息,适时向社会披露信息和提示风险。要逐步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手段,有必要建立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6]。尤其要注重法律手段的作用,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违约责任等方面加以明确,用法律手段治理和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推动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同时,大力提升农村非正规金融监管的技术水平,推进监管的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建设,构建高效畅通的监管技术平台;建立农村非正规金融监管信息中心,运用计算机等先进设备开发监管信息系统;加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电子化建设,以便取代落后的以手工操作的监管工具;创造条件实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间的联网,实现监管网络化。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金融监管成本,并提高监管效率[7]。

(二)引导部分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

既然农村非正规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并不是临时性的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政府漠视、压制或者取缔都是不明智的。可以说农村非正规金融在体制外的生长,对政府的正规金融制度安排起到了很强的诱导作用。事实也说明,广泛存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具有帕累托改进的作用,其大致代表了正规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金融监管部门应积极介入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缩短金融制度创新的推广时滞,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使离散的借贷利率趋于收敛,从而有效降低利率风险。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必要的制度创新将那些已具有一定规模、机构建立比较完善、财务制度比较健全、运营和管理比较规范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纳入政府的正规制度安排中,减少它们在经营上的制度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信用风险和供求结构风险,同时便于监管当局进行监管。

(三)通过整合提高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整体产业素质

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指导下,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整合,提升资金供给能力,提高整体产业素质。根据中国目前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居民金融风险意识,应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量和增量上着手。在存量方面,一是要给予现已存在的以地下形式运作的直接借贷、钱庄等非正规融资形式合法地位,然后通过市场机制鼓励他们收购、兼并,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优化重组;二是鼓励地方性、区域性商业银行收购、兼并私人金融机构[8]。在增量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对申请新建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民营资本实行市场准入制度,严格申请人必须具备的资格,并制定明确、严格的市场退出制度,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另外,监管部门除了制订相应的竞争秩序、竞争规则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农村草根经济投融资担保机构、存款保险制度以有效地缓解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刘克崮.建设中国草根金融体系 促进草根经济发展和城乡就业[J].管理世界,2009(11):1-4.

[2]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5(7):35-44.

[3]刘义圣.关于我国民间利率及其“市场化”的深度思考[J].东岳论丛,2007(11):7-12.

[4]江曙霞.中国“地下金融”[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5]陈锋,董旭操.中国民间金融利率――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的再认识[J].当代财经,2004(9):32-36.

[6]张庆亮.中国农村民营金融发展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4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