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篇2

关键词 古代文学教学 双重关注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Pay Attention to Significance and Tradition

――The New Thinking and New Design of Current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ZHANG Li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Abstract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us, in the university literature courses, it's an ancient tradition of strong foundation course, it has always been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courses, specialist courses. So the ancient literature curriculum long way to go, need to constantly explore and research.

Key words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double attention

1 古与今――强化古代文学教学的时代意识

古代文学作品能够流传至今，说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及不朽的艺术魅力。面对这些精华之作，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亦应该立足于今人，以今视古，使之植根于现实、关注现实。公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研究・史之史》一文指出：“研究的对象产生于古代，立足点和着眼点则紧贴现实。不仅是用今人的理论去分析古人的概念，才能够得出科学的认识与确切的评价；而且，也只有从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本质的联系里去发掘、去寻找，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①由此可见，古代文学研究也应该紧跟时代的脚步，也要与时俱进。

用当代意识创造性地发掘、阐释、激活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人文内涵价值，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意义联系，并转换成为一种精神滋养和审美愉悦。在教学中不仅要阐明作家作品原来的创作动机和本来意义，更重要的是要阐明文本的内在价值和对我们现实所产生的意义，从而拉近古代文学作品与我们现实生活的距离，以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达到育化心灵的效果。

用当代意识发掘、阐释古代文学作品丰富的科学精神，让学生在认识我国先哲高度的科学思辩和科学成就的同时，受到科学素养的浸润和启迪。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文、地理、物理、数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蕴含着高度的科学精神，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用当代意识去发掘、阐释它们，使学生从中受到科学精神的滋养与熏陶。

用当代意识发掘、阐释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超前意识”，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究古代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因而，在教学中，要使学生们充分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陶冶他们的性情，使他们能够更适应社会，更知道前进的方向。

2 源与流――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沿动态

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是源，古代文学是对古代文化的浓缩与精华，是流。古代文学的教学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要注意将学术前沿的研究成果引入到课堂中来，同时更要注意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察源知流。

文学作品与文学传统。在传统的古代文学的讲述过程中，我们关注的是对一部部作品的解读，将每一部作品的内容、艺术特色阐释的很全面，但往往忽略了文学作品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不是横空出世的，是有着长久的文化传承的，正如弗莱所说“诗歌只能产生于其他诗篇；小说产生于其它小说。文学形成自身，不是从外部形成：文学的形式不能存在于文学之外。”②说明后来的文学艺术的样式是来源于原始的文学艺术的样式的。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文学传统的挖掘。如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鬼魂”文学的创作始终不绝如缕，“鬼魂以幻象的形式出现”，人死时脱离肉体的魂幻化为鬼，在人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和能够独立活动的灵魂常常被称作鬼魂，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活动。这种来源于人对未知力量恐惧的鬼魂形象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鬼魂文学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但是，鬼魂文学与鬼魂文化又有着本质的区别。鬼魂文学是借助鬼魂文化所进行的新的艺术想象和新的艺术创造。鬼魂文学中的鬼魂形象已经不是原来鬼魂文化中的鬼魂，而是作家以全部生命热情和潜意识投射而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因此，这一类文学创作是植根于先前的文学传统的。

文学与文化传统。20世纪中叶以来，在文学研究坚持自身研究的前提下，文学的文化研究成为历史大的发展潮流。“文学研究的定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微观上讨论某一部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个性、景物相衬、因果关系，也不局限于从宏观上探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哪些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即不仅是直接孤立的分析文本的语言特色和文章结构，亦不是间接的从某一作家的家庭背景或社会环境的角度去考虑对其创作的影响。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是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产生出来的，而且还有意无意的接受它学科的‘渗透’和‘融合’。因此文学研究必须透过传统的视野，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剖析研究” 。③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注意打破时代界限，通观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发展的流程，从而贯通古今，梳理出文学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历程，寻找到后来文学创作的源头和模式。当我们讲述前一段文学时，一定要注意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当我们讲述后来的文学创作时，也要时时回顾先前的文学，寻找到其原型发生、流变的脉络。④文学创作总是遵循一定的模式、传统来进行的。只有在大文化模式、文学模式的统摄之下，我们才能发现文学源远流长的文化河流，才能真正做到查源知流。

文学作品与文化语境。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教学模式中，我们注重的是文本的字、词、句和段的解释，只是单纯地就文本解读文本，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义。在以往的《诗经》的讲授中，教师们非常注意《诗经》的“诗教”作用，或者只是单纯的强调《诗经》“赋比兴”的艺术手法，脱离当时的文化语境，以儒家的经学家的思想来解读《诗经》的篇章，沿袭前人的观点，不加深入的追究与思考，就可能会断章取义扭曲其原本的含义。《诗经》中许多与爱情相关的诗作如《关雎》、《莒》等都有有关“采摘植物”的描写，爱情与采荇菜、采莒等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为什么会把它们组接到一起，难道仅仅是“兴”的艺术手法吗？只有我们冲破历代经师名儒们的“政教”、“诗教”的迷雾，将《诗经》与当时的文化语境联系起来，才能寻找到正确的答案。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植物都是女阴崇拜的象征物，这些诗是古人生殖崇拜、祭祀仪式、宗教仪式的一种文学性的记录。只有把握了这种文化语境，才能真正理解《诗经》的深刻内涵，也才能使学生们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努力还原当时的文化语境，将文学文本放置于文化语境之中予以解读、阐释，做到知源查流，真正揭示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的一个新的重要任务。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如影随形，血肉相连，很难剥离。文学既是某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的产物，同时还忠实地再现了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因此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既是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体会古人的生存智慧的过程，也是建构自己的生存智慧的过程。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既要注意挖掘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更要注意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化传统之中去揭示每一部作品的深刻内涵与意义，将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引入到教学中来，真正提升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

本文章为“破学科与跨文化――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教研项目的结项文章，项目编号jsjy200944

注释

①公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研究・史之史.文学遗产编辑部：百年学科沉思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58.

②[加]诺斯莱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97.

篇3

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史”和理论的讲授固然少不了，但作品的赏析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加重要。因为，作品的理解记忆正是进一步学习掌握文学史的基础。离开了一首首具体作品，文学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笔者在多年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讲授过程中发现，学生们如果只是死记硬背文学史上的某个概念，或某个作家的艺术成就、某种文学现象的价值和意义，那么这种记忆往往是暂时记忆。随着考试结束，学生们也就把死记硬背的东西还给老师了。更不用说一两年之后，他们还能掌握多少文学史的知识。而反过来，如果学生们真正读懂了一首优秀的作品，从心底欣赏它、喜爱它，并把它背诵下来，那么这种记忆往往是永久性的。多年以后再提起某首作品，仍能眉飞色舞，娓娓道来。而且，背诵了一个作家的多首代表性作品，再来理解这个作家的艺术成就，则是水到渠成之事。要想学好中国古代文学，理解记诵大量的作品也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既然理解记忆作品这么重要，那么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实现这一目标呢？笔者以为，“吟诵”正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手段。当今全国高教系统都在推进教学改革，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层出不穷。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或忘记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提倡是恰恰是“复古”。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说的“复古”并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古人，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像唐代的陈子昂和李白那样，“以复古为革新”，通过创造性的继承和借鉴古人的优秀成果，来为当代服务。吟诵是中华古老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被称为一门绝学，曾延续数千年而不衰。然何为“吟诵”？却至今未有较为明确的解释。笔者曾在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向陈少松先生学习过吟诵的一些基本知识。陈先生的说法是：“传统的吟，就是拉长了声音像唱歌似地读；传统的诵，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1]

陈先生给吟诵下的定义说出了吟诵的一些基本特点，但仍然不够具体。而在更早的时候，著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先生曾对“吟诵”和“吟唱”进行过更为细致的区分：“吟唱。这是一种运用语言的风格，它既不是声调和语调的数字合成，从而产生一种通常的语言，也不是具音乐旋律的歌唱，它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东西，它主要基于语词的词素的声调之上，并以固定的方式为其说话的特点。……由于吟唱完全取决于声调，所以每种方音自然都有其不同的吟唱方式。”“吟诵基本上取决于声调，但又不十分明确。假如有了特定的语词，它们的声调只允许有限的变化。在这个范围内，念或吟诵的人经过较多的倾听和练习，就可以即兴吟诵，但一般不即兴吟诵，而且每次吟诵同样的文本时不能重复相同的调子。”[2]在赵元任先生看来，吟诵与吟唱相比，在声调上具有一定的不固定性，但又不同于完全的即兴发挥，介于吟唱与朗诵之间。以上两位先生的观点都给笔者以极大的启示。但笔者以为，在当代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对于“吟诵”的定义不能过窄，我们更应该提倡一种广义的吟诵概念。这个概念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吟唱、吟诵以及朗诵。对于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来说，他们所关心并不是“吟诵”概念本身学术意义上的探讨，而是这种学习方式对提高文学作品鉴赏分析能力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吟唱、吟诵、朗诵都是古代文学教学中所需要的，三者若能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则可以取得更佳效果。吟诵对于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学习的重要性，是由古典诗词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的说法，“永”也就是“咏”，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吟诵，以突出诗的意义。

《毛诗序》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3]诗歌是人的真情实感的外化和抒发，而“咏歌”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实现诗歌的抒情效果。《汉书•艺文志》则进一步阐述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诵非直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可见，歌咏吟诵的赏读方式正是由诗歌自身特点所决定，诗歌需要吟诵，诗歌离不开吟诵。如果吟诗吟得好，甚至能产生出人意料的作用。《孔子家语•困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命之夫。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可见诗歌经吟唱之后所产生的感染力是何等惊人，竟能让战争消弥于无形。当然，很多学者认为《孔子家语》是伪书，笔者在这里也不指望让吟诵去消灭战争，但这个故事还是提示我们，应该通过吟诵去提高高校古代文学课的教学效果。其实不止诗词，吟诵同样也是学习文章的好办法。

清代著名桐城散文家姚鼐在《与陈硕士札》中说过：“大抵学文者，必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刘大魁在《论文偶记》也说：“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在桐城派散文家们看来，吟诵歌咏于学习散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能“默看”，那么终身都只能是个外行。在姚、刘二人的基础上，张裕钊在《答吴挚甫书》中总结出了有名的“因声求气”说：“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也。……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与古人祈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古人的这些说法对我们今天学习吟诵、运用吟诵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二、吟诵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及具体要求

吟诵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具体说来主要包括这样三点：

（1）改革传统的教学手段，丰富教师课堂教学方法。在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往往是由教师在板书或幻灯片的配合下，逐一讲解作家的生平、作品的主题思想内容、艺术特点，最后再归纳作家的艺术成就。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四平八稳地讲，学生无精打采地听，教学效果往往不理想。如果能够在课堂教学中加入吟诵这一环节，则可以起到变换课堂教学节奏的作用，对学生的听觉产生刺激，并产生一种新鲜感。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人们总是愿意关注新颖的事物。在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加入吟诵这一环节，无疑是对课堂教学手段的丰富，同时也符合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趋势。

（2）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在师生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吟诵不光是教师吟或放音像资料，更需要全体同学的参与。由于吟诵需要发声，而且是在众人面前发出声音，这就会让参与其中的每个学生都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不仅是声音的能力，更是一种包含自信心、表现欲以及对作品深入理解的综合能力。在吟诵的过程中，学生就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提高了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赏析能力，并且展现了自我，提高了自信心。

（3）丰富学生课余自学的方法和手段。对于大学中文专业学生来说，课余自学这一块往往显得比较薄弱。与理工科学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做实验不同，中文专业的学生课余时间相对比较“自由”。于是就出现了平时玩，考前突击复习背诵的不正常现象。这时当然存在一个学习自觉性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看书”的枯燥性也是学生不愿主动自学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古书古籍，看起来难免会有艰涩之感。而且，“看书”往往容易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必须在一个相对安静封闭、无人打扰的环境里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大学宿舍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环境，而学校图书馆紧张的座位也限制了学生看书的时间。在多了吟诵这个学习手段后，学生课余自学古典文学的空间就大大拓展了。不论是走路、运动，或是茶余饭后，都可以较为自由地进行吟诵学习，这无疑可以更好地利用课余时间开展自学，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既然吟诵对教学有这么大的促进作用，那如果运用好它也就显得十分关键了。在笔者看来，具体的要求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自身要提高对吟诵教学的认识，要清醒地意识到吟诵是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绝不是什么落伍或过时的东西。无论是朗诵、吟诵还是吟唱，都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能力。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大胆、自觉地对其加以运用，并不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让吟诵这一古老传统在当代高校教学中焕发出新的风采。第二，尽管吟诵并无完全通行的格式可言，但一些基本的规律还是必须掌握的。比如，在处理音长音高、平声与仄声关系时一般应遵循如下原则：（1）“平长仄短”。就是说，平声字要读得长一些，仄声字要读得相对短一些。（2）“平低仄高”。就是平声字读起来相对低沉，而仄声字读起来应比平声字更加高亢响亮。关于这一点，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甚至认为应该是“平高仄低”。这种争论产生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中国中古以来语音体系的变迁。唐宋时代中国人说话分为“平上去入”原则，而元代以后，慢慢演变为今天的普通话四声。语音体系不同，用来读诗词的效果当然也有区别。笔者认为，我们今天在吟诵时还是要尽量遵循“平低仄高”，这样可以更好地体会古典文学作品特有风味。（3）“平直仄曲”。平声字在吟诵的过程中，音高的变化较小或不明显。而仄声字在读的过程中，音高往往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明代释真空的《玉钥匙》歌诀曾经这样描写过四声的读法：“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所谓“声音平道”，就是音高的相对稳定；而对于上、去、入这三个仄声来说，诵读过程中音高往往有明显的变化。

除了音长、音高、平仄，节奏也是吟诵教学中必须强调的。对于一首作品来说，能否准确地读出它的节奏，不仅仅是个“美感”的问题，更关系到对它的理解与掌握。在笔者看来，散文、古体诗的节奏与近体诗、词、散曲的节奏是不同的，吟诵的要求也不一样。对于近体诗词来说，作品中每一句自身的节奏较为重要。（1）五言近体诗。每句的节奏应该是“2-2-1”或“2-1-2”。孟浩然的《春晓》，第一句应该读成“春眠-不觉-晓”，第二句则应该读成“处处-闻-啼鸟”，第三句读成“夜来-风雨-声”，最后一句读成“花落-知-多少”。一、三两句是“2-2-1”，而二、四两句则是“2-1-2”，如果读反了，则不符合诗歌的原意。从节奏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尽管这首诗很短，却包含了节奏的齐整与变化，这也正是首小诗魅力独具的一个重要原因。（2）七言近体诗。其节奏可以由五言诗类推，就是在每句开头再加一个“2”，变成“2-2-2-1”或“2-2-1-2”。如杜甫的《登高》，第一句应读成“风急-天高-猿-啸哀”，第二句读成“渚清-沙白-鸟-飞回”，第三、四句读成“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杜甫律诗在节奏方面的变化多端。（3）词。词由于句式长短不一，节奏的变化也更多。由于有一部分词牌，特别是小令，与近体诗关系密切，所以在诵读节奏上也与近体诗相近，如《鹧鸪天》、《菩萨蛮》等。但中调和长调就不同了。在慢词中，特别要注意“领字”的效果。如柳永《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一句，“渐”即为领字，统领后面的“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所以在读“渐”字时，要在后面加入较为明显的停顿，这样才能突出这个领字的作用。否则，如果不加停顿，则“渐”字只是针对“霜风凄紧”，而与后面的“关河”与“残照”无关，这就破坏了词原有的意境。再如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一句中，“叹”与是领字，读时也要加以明显停顿。

对于长篇古体诗和散文来说，由于篇幅较长，每一句句内的节奏并不如近体诗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整篇作品在节奏上的变化。比如李白的《将进酒》，从开头至“千金散尽还复来”，是为诗人情感的酝酿与过渡，在吟诵时语气可较为平缓，节奏也较慢。而从“岑夫子，丹丘生”至诗歌结束可谓歌中之歌，诗人的情感如火山喷发而出，在诵读时应该加快节奏，语气也要更加激烈高昂。这样的吟诵方式才能更好地展示出这首作品的艺术效果。又如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这篇散文，从开头“某启：昨日蒙教”至“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叙述自己写这封书信的原因，并表现了自己的谦逊之态。这一段读起来应该用较舒缓平和的语气。而从“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开始，作者转入批判司马光的错误观点，语气逐渐激烈，吟诵时节奏应当加快。文章最后“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一句，则又转为平缓，节奏变慢。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在吟诵时一定要体现出来，才能更好地展现文章的艺术魅力。由于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在吟诵古代文学作品时，已经不可能全用古音了，而只能以普通话四声作为基本音。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一些字我们今天在吟诵时仍然要发古音或遵循古音的一些发音规则。如杜牧《山行》的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字，在普通话中念xié，但在吟诵时我们应读为xiá。在平水韵中，“斜”属“麻”部，读为xiá，这样才能和第二句“白云生处有人家”的“家”相押。再如李白《清平调》中“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的“看”字，今天普通话应读第四声（仄声），但在诗韵中，却应该读第一声（平声），这样才能和第四句“沉香亭北倚栏杆”的韵相一致。尤其是那些古今发音变化较大的字，如入声字，在吟诵时一定要注意。如李清照的《声声慢》，押的是入声韵，而今天普通话已经没有入声。我们在吟诵时应尽量读出入声的效果，如“黑”要读成短促的he，“摘”要读成短促的ze，“得”要读成短促的di。短促的入声韵能够较真实地传达出词人内心惶惑与不安，而如果完全用普通话的发音方法去读，这首词的艺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三、高校吟诵教学的三个误区及对策

尽管相当多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师都已意识到吟诵教学法的重要性，也努力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有关尝试，但效果往往不理想。归结起来，目前各高校的吟诵教学存在以下三个误区：

（1）教师自身的吟诵知识和艺术修养积累不够，对不同的人吟诵同一作品的水平高下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并导致不能向学生推荐优秀的吟诵范例。当今互联网技术高度发达，近几年在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吟诵音像资料，这无疑给学生学习吟诵提供了帮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网上的吟诵资料往往鱼龙混杂，其中既有名家的吟诵片段，也有一些滥竽充数的段子。如果教师不能进行认真的甄别和精心的选择，胡乱向学生推荐范例，则可能造成学生盲目模仿一些低水平的吟诵作品，长此以往导致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力、鉴赏力停滞不前甚至退化。

（2）对教学对象缺乏足够的了解，未能做到因材施教。大学生不同于小学生，他们都是成年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和判断力。教师不可能要求他们像小学生那样，什么都听老师的。如果他们感觉老师的吟诵一点都不美，甚至很难听，往往就会产生抵触情绪。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音乐都已经过时不想听了，古诗词吟诵想吸引他们谈何容易。因此，教师自身的吟诵一定要有基本的美感，在节奏和韵律上符合音乐和诗的基本要求。

（3）吟诵教学的方式和手段过于单一。或者是在课堂上简单地播放一下从网上下载的吟诵片段，或者只是教师本人用很短的时间吟诵一下作品。无论哪一种，学生在下面只是机械被动地听，能听进多少，学到多少，就很难说了。

针对以上三个误区，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

（1）教师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吟诵水平。一方面努力学习关于吟诵的基本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广泛学习名家的吟诵技法，既可以通过音像资料学，更要争取机会当面请教。目前国内仍有一批前辈学者多年研习吟诵，造诣深厚。而且不同的名家，往往有不同的风格，每个人对吟诵的见解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指点，广泛学习他们的优点，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就一定能大幅提高自身的吟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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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赤字之心”；王国维；知识结构

“赤子之心”说见于《人间词话》（徐调孚校注版）卷上第十六则，其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对这则词话的理解体现了王国维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

一、 “赤子之心”说的西方渊源

佛雏在其《王国维诗学研究》中曾说：“王氏‘赤子’说，……其直接渊源，则在叔本华所谓天才的‘童心’，他所取于‘赤子’的，似是一个处于自由状态的‘自我’。” [1]他直接点出了王国维“赤子之心”说的理论渊源，对我们理解“赤子之心”颇具启发意义。叔本华认为天才和儿童的共有特征就是天真以及单纯的、自由的心境。拥有这样心境的天才诗人可以摆脱个人欲望与利害关系，客观地窥视人类与事物的内在本性，并且把窥视到的内在本性与自身单纯的情感融合在一起，一并表现出来。虽然这种情感具有个体性质，但其中所蕴含的内在本性则往往具有人类共有的性质。不仅仅是后学对王氏学说阐释时发现“赤子之心”说与叔本华理论的关系，王氏自己在《叔本华与尼采》中也曾有过论述：“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盖人生至七年后，知识之机关即脑之质与量已达完全之域，而生殖之机关尚未发达，故赤子能感也，能思也，能教也。” [2]其意旨在于不失赤子之心者可以超脱意志（欲望）的束缚，进入思考与感悟的高级阶段。又说：“赤子若狂也，若忘也，万事之源泉也，游戏之状态也。” [3]其意旨在于不失赤子之心者可以暂时超脱外界的利害关系进入自由自在的艺术境界。

在王氏看来，李后主就是这样的天才诗人。一来后主的个人生活基本限于宫廷，阅历相对较浅，经历政治变动被囚之后，生活就更加简单。二来由于政治变动，他经历了亡国之痛，成为阶下囚，这种痛楚让其能够超越个人命运，进入社会普遍领域。其早期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欢愉，其词也流露出愉快的感受。如《玉楼春》和《浣溪沙》。中期的生活比较惨淡，积贫积弱的小国已经招架不住北方强敌的威压，他的词中也表现出对无力回天的苦恼与悲哀。如《清平乐》（别来春半）、《捣练子》（深院静，小庭空）。词中没有了早期的欢愉，代之以对淡淡的悲伤。后期的生活比较悲惨，他成为宋之阶下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也反映在他的词上，中期词中淡淡的悲伤被对昔日奢华生活的回忆与对故乡的思念所代替。如《望江南》中把对故乡的思念直接表现出来：“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正是这样一位李后主在他的早、中与晚三个时期都体现了纯真的大孩子气，其阅历之浅也给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以至于被囚时还不避讳，最终招致杀身之祸。国家不幸，诗家兴。其词倒是在词学史上留下一笔，成为王国维笔下的天才诗人。

从以上可以见得，王国维所提出的“赤子之心”，不同于老子的“赤子之心”（与世无争的纯真），不同于孟子的“赤子之心”（有德行的人），而是具有西方哲学内涵的“赤子之心”，其对于人的意志与外界利害关系的超脱更是直接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理论。

二、“赤子之心”说的古典渊源

叶嘉莹女士指出：“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便曾受到两种传统批评方式的影响，既好以作者之人格性情为评说作品风格之依据，又好以具体之意象来喻示作者之风格。” [4]她所举之例正是“赤子之心”这一则。

以作者之人格性情为评说作品风格之依据，在我国古典诗歌评论中是很重要的一种的方式。中国人本来就习惯将历史人物分作几等，最典型的表达乃是在《汉书·古今人表》，其中将上代历史人物分作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三等，共有九等，即所谓“九品论人”。“东汉后期，品评人物之风更为兴盛，开始从整体上以意象语形容其胸襟、德性、气度、风韵。” [5]汉魏之际的刘邵的《人物志》是一部关于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该书总结了过去的人物品评理论，在当时和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将人物品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究其原因还是出于人品与文品合一的思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几乎一直都存在着把文品与人品紧紧结合起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的“触类以推，表里必符”也表达着这样的思想。王氏在其《文学小言》中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6]此段小论给人物品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做了极好的注脚。同时，也指导着王氏自己的词话批评。

将人物品评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最大的缺点就是专以人物品评来评价文学艺术，就会忽略文学艺术自身的艺术规律与艺术价值。因为人在现实生活的所积累的经验与在文学作品中所体验的经验不能混为一谈，两者存在质的区别。毕竟，文学艺术是通过想象与情感的结合表现作者自身对社会、人生、自然等的认识，这种认识区别于现实。王氏作为一代大师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反观其说后主词“不失赤子之心”是“为人君所短，词人所长”，并不是盲目将人格与文学批评联系在一起，而是就作者性情中某一方面的特质与其风格存在因果关系来展开讨论。后主之词其情感自然流露且纯真，与其为人率直便确实存在相通之处。王氏在《人间词话》中应用此种批评方法，不仅仅见于这一则，其他则也有体现。如上卷第四十四则“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第四十八则“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王氏将这种批评方法应用的非常恰当，发挥了此方法的长处，也避免了短处，将诗与人的合二为一，也点出了诗歌中真情实感的源流之一，这也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值得珍视的宝贵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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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

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着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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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素质教育；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美育

【中图分类号】G632

中国是诗的国度，几千年的文化历史积淀，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璀璨的诗歌文化遗产。它语言凝炼含蓄，意境深邃，倍受人们的喜爱。它以简练、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明丽、动静相宜的画面。读诗让我们了解了旷夫之悲、闺妇之怨、征夫之愁等等。一堂堂语文课，一首首诗歌，给我们创设出一个个悠远意境，勾勒出一卷卷历史画卷，让人回味无穷！

一、抓牢基础，提升美感

古诗词的教学，首先要让学生了解相关的常识，为今后美育培养打基础，因为美感是美育的基础。

譬如词。从诗词的发展历程看，词即所谓“歌词”，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诗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诗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古诗词在古代是和乐歌唱的，是一种通俗的艺术形式。特别是词的创作，在宋代的文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词的内涵得到充实和提高。很多士大夫从个人经历出发，抒写个人思想感受，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境界，最后，使词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同时，一批词学大家登上词坛，像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秦观等人，他们以自己出彩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词在宋代乃至整个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高中生赏析部分经典词学作品，能有效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促进其素质的全面提高！

在了解以上知识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找出相关的例子加以解析，以加深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印象。

二、注重意境，推进美育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教师要创造性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通过古典诗歌这一媒介，大力推动审美教学。

美育是一种审美教学，是一种情感教育，通过美育实践，能净化和丰富人的情感，美化人的心灵，完善人的人格；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没有经过美育陶冶的人不是全面发展的人。语文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对学生今后的语文学习，甚至学生今后的发展影响深远。教师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这应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座右铭。

高中阶段所学古诗一般有两大类：叙事诗和抒情诗。叙事诗以叙事写人为主；抒情诗是以抒发作者感情为主的，像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类诗歌用极为有限的诗句表达尽可能多的情思，言短情深是其特色。

另外，开展古诗词诵读社会实践活动，既是语文课堂外向型延伸，也是学生社会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诵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不但有效补充现行高中语文教材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阅读范围，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夯实学生的文化功底，而且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熏陶、感染和教育，综合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三、抓好美育，提升素质

古诗词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国学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是民族之魂。它对维系家庭、社会、国家的和谐稳定起到了巨大的调节作用。通过古诗词诵读活动，会使高中生与圣贤为友，与经典同行，美文美心，嘉言懿行，从博大精深的国学经典中汲取营养，潜移默化、陶冶性情，追求自信自强的人格，培养和形成和善诚信的良好品质。

作为一个国家经过传统传承并得以固化下来的文化体系，古诗词构建了我们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一种价值理念体系，对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极大的实践价值。高中生通过古诗词诵读活动，传承、重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理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得以高度凝练和提升。在教材学习讲解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将作品中圣人之道等国学内容进行课外延展，可以引导学生在领略家乡美基础上，在学习中诵读感悟经典，把家乡融入诗词歌赋的意境，读出节奏，读出收获，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从而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提高。

总之，古诗词教学给了我们一个发挥想象的空间，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艺术再创造。学生在读古诗词时，对诗中描绘的各种形象在大脑中进行再造组合，从而在大脑中创造一个新的画面。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作者给我们塑造出一幅凄清的意境，引导学生在大脑中形成一幅幅“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的图景，这会让学生对诗意的理解更加深刻，从而发展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加强了美育。

参考文献：

[1]童升远.诗歌教学中阅读想象能力的培养[J].教育评论.1995(02)：65

[2]鲍惠新.品味语言启发想像揣摩意境――诗歌教学的钥匙[J].云南教育.2004(16):25

篇7

关键词：朱自清；陶渊明；生平；多义性；思想来源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陶渊明自唐以后就逐渐受到了文学理论研究家们的重视，陶渊明的诗风独树一帜，他的诗歌与个人人生遭际紧密联系，经历了由笔调丰华到自然平淡的转变。陶诗的自然是历经洗练后的自然，回到了混沌、最初的自然状态。朱自清也如此，他的散文创作往往展现出的是一种平淡冲和，少有激烈的感情表达，往往蕴含了阅尽世事的苍凉意味。他的这种中庸态度也是在对情感的反复体验之后，感到人生的种种复杂性后的退守。朱自清对陶渊明的接受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态度上，本文试从朱自清对陶渊明的学术研究以及陶渊明对朱自清人生态度和创作影响等方面来分析朱自清对陶渊明的接受。

一、朱自清对陶渊明生平的考证

1934年朱自清发表了论文《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1]，他从陶渊明年谱的七种版本讲起，归纳出六个见解分歧而聚讼未决的问题，即陶渊明名字之异、诗文书写的年号或甲子、居住地址的变异、出仕情况、家族世系和享寿年岁[2]。并对各个版本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对其名字和生年的不同说法做了总结并提出了个人质疑，并最终得出陶谱可得定论的四端：

“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书年号，二也。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游之地。上京有渊明故居。南村在浔阳附郭。三也。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侍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簿不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轩或刘怀肃，官终彭泽令。四也。至世系年岁，则只可姑存然疑而已。”[3]

可见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十分讲求例证，对没有找到证据的说法不轻易下定论，同时对各家说法采取辩证的认识态度，只选择可靠的材料，他的结论也是十分周密谨慎的。即便对于我们以前所认定为陶渊明曾祖的陶侃也受到了朱自清的质疑，他提出了几个文献里不同的对陶渊明身份的质疑，或说为陶侃六世孙、或说为陶侃七世孙，而陶侃为陶潜曾祖之说始见于《宋传》。最终经过辨别，也只能得出此事存疑的结论。朱自清考证性的研究是他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的一种惯有并始终保持着的思路与方法，是从诗人生活背景入手而进行的最基础性的工作[4]，为后人对陶渊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朱自清对于学术这种认真、不人云亦云的态度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他的古典文学论文集学术性非常强，这也为我们展示了散文创作家之外的朱自清的别样风貌。

二、陶渊明诗歌的多义性的论证

1935年朱自清作论文《诗多义举例》[1]，该文中以陶渊明《饮酒》诗为例，具体论述了应广求多义、同时需贯通上下文以求“切合”诗意的解诗方法。朱自清说明有些诗并非每篇每句只有一个正解，要考虑到这些诗歌可能拥有的多义性。然而“多义并非有意必收：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需严；不然，就容易犯我们历来解诗诸家‘断章取义’的毛病”[5]。朱自清先生从每一句出发，寻找其诗歌中可能存在的引用典故，以“采菊东篱下”一句为例：朱自清先生首先从吴淇《选定诗论》中的说法谈起，采菊可能是诗人偶尔之兴味，而不一定是下文所讲的“供佐饮之需”。然后再讲朱自清喜欢菊的原因从《和郭主簿》之二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6]，而其所本则是钟会的《菊赋》：“故夫菊有五美焉……冒霜吐颖，象劲直也”，再由此推出古人喜爱吃菊的风俗，那么九日之采菊，较为可能的还是“供佐饮之需”。这显然与我们以前形象中飘然与尘世之外的陶渊明形象不同，朱自清自己也说“有些杀风景”，但从朱自清的考证中，我们似乎看到了陶渊明归隐田园后人间性的一面。他好饮酒，喝酒在朱自清看来很有可能在古代是件雅事，因而他前面所举的关于“”的诗例，也可以说是古时候文人雅士用来表明自己远离尘俗、洁身自好的高洁品性，因而凝聚了一种固定的象征意义。“采菊”意象的多义性也让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去窥看陶渊明的品性，而这种多义性还是要求我们从多侧面、多层次中找到最符合诗意的解释。因而朱自清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研究旨在说明，“多义”的诗歌阐释方法有利于解释诗歌语言的含蓄性与暗示性，但同时要“切合”实际语义，避免走入过度阐释的困境。

而在1936年所作的书评《陶靖节诗笺定本》[1]中他也谈到了对陶诗的阐释不要用过多经典来束缚其原有的自然本性，对陶渊明的多义性阐释应在符合文意的基础上寻找其诗文来源。书中这样说：

“注以详密为贵；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从前为诗文集作注，多只重在举出处，所谓‘事’；但用‘事’为目的，所谓‘义’，也当同样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处，不管与当句当篇切合与否；兼重‘义’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诗文，反对找出处；特别像陶诗，似乎那样平易，给找了出处倒损了它的天然。钟嵘也曾从作者方面说过这样的话；但在作者方面也许可以这么说，从读者的了解或欣赏方面说，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来历，却一面教人觉得作品意味丰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独创。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里。作者引用前人，自己尽可不觉得；可是读者得给搜寻出来，才能有充分的领会。古先生《陶靖节诗笺定本》用昔人注经的方法注陶，用力极勤；读了他的书才觉得陶诗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平易，平易里有的是‘多义’。”[3]

朱自清创造性地把详密之“密”引申到了“密切”，进一步又导向“切合”。这就能够有效地克服和排除诗的诠释掩盖乃至歪曲诗的本意的情况再发生，突出和强调了诗文作品蕴含的“义”，而不是使用的“事”[2]。朱自清的考察从事出发，但却要求归于义，说明他虽然重视对诗歌本源的探寻，但同时也要求诗歌的阐释是符合作者实际的。

朱自清对历来研究家们所说的陶渊明诗歌有左思风力的影响进行了驳斥，说明陶诗在字句上虽可能有左思的影子，比如左思的《招隐诗》与陶渊明的《和刘柴桑》，左思的《咏史》诗和陶渊明的《饮酒》诗等，但陶诗意境却与左思并不相同。就全诗而论，陶诗承袭前人的并不多。朱自清说陶渊明“用散文化的笔调，却能不像‘道德论’而合乎自然”[3]，这是陶渊明的特别之处，也是将其与前人区分的重要标志。陶渊明受古典文化熏陶颇多，自己在诗歌的写作上可能会不自觉地使用了前人的语句，但总体说来，陶渊明的诗歌自成风格。也是这样，朱自清才会在文章中说“田园诗才是渊明的独创，他到底还是‘隐逸诗人之宗’” [3]。

三、陶渊明思想来源的考察

1936年《陶诗的深度》中还谈到了陶渊明诗作中反映出的对老庄等各家文化的继承。朱自清从《古笺定本》中引书切合的各条来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3]。由此来看，陶渊明作品中的思想非常复杂，而其二元人格也是在后人的不断阐释的过程中被决定的。陶渊明的思想受道家还是儒家影响多，站在朱自清的立场上是很难断定的。朱自清从陶诗中常用的几个概念出发，“‘真’‘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3]朱自清认识到陶渊明思想中的“真”和“淳”是道家独有的，虽然他也有“游好在《六经》”[6]这样的诗句，但其诗句中“真”的自然才是核心。朱自清对“真”的阐释在1935年《诗多义举例》中已有论述，其“真”为本心，而其源来自于《庄子・渔夫》。朱自清在对陶渊明的思想来源研究当中，通过对陶诗的解读，确立了陶渊明的思想中心，即“孔子学说的道家化”，也就是道家为核心，但也受到儒家的影响。

四、陶渊明对朱自清的影响

朱自清一生从事陶渊明诗歌研究和课程讲授，因而无可避免地在多方面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朱自清的作品风格的平淡自然与陶渊明洒脱尚真生活下的田园诗风有一脉相承之处。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朱自清与陶渊明人生经历也有着相似的曲折一面。朱自清在阅读陶渊明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根据陶渊明的行为方式来行事，在性格上都有诗意化的一面。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二人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承继关系。

朱自清与陶渊明的成长经历有非同寻常的相仿之处，陶渊明是名将陶侃的后人，但是家族在陶侃去世后迅速地衰落。陶渊明九岁就丧父，陶侃之后家境又一次一落千丈。朱自清也是如此，祖父在时为海州府承审官，家境较为优越。的动乱，朱自清祖父不堪勒索，捐出大半家财，心力交瘁而辞世，朱家家道由此中落。[1]读大学期间，朱自清家境每况愈下，为他读书负了不少债。他的夫人陈竹隐也记录过这一段往事：“他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是相当贫苦的。‘五四’运动前后，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那几年，冬天晚上睡觉，只有一床破棉被，要用绳子把被子下面束起来。”清贫的生活给了朱陶两人一样的无奈，要养活家庭却又不愿被世事所累，所以永远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陶渊明辗转于桓玄、刘怀肃等人的幕僚之间，最终选择自己本性回归自然。朱自清则退守校园，这与他喜爱雅静的本性一致。此时的环境已经不可能给他一个自由自在的田园，于是他遁入书斋默默耕耘，与动荡的时局划清界限。然而两人不慕荣利的性格还是一模一样，陶渊明辞官归隐，朱自清则多次请辞中文系主任之职。素来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说，而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故事虽然被证明是《别了，司徒雷登》的夸大影响所致，但他能在拒绝领取“美援”的宣言书上签字，认为此事是正义的就应该这么做，朱自清的学者人格仍是让人赞叹。

在创作影响上，朱自清多年的“陶渊明诗”课程的开设使他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理解了陶渊明，陶诗的质朴自然影响到了朱自清的散文创作。同时，朱自清在研究陶渊明的过程中还创作了拟古诗《陶潜归园田居》《饮酒》等，收在《敝扫集》当中。以陶渊明的《责子诗》与朱自清的散文《儿女》为例对比来看：陶渊明的《责子》当中，看似是写对儿子的责备、批评，实际上体现的是陶渊明身上超脱世俗之外的常人之情，对于子女未来的挂虑。陶渊明的责备并非严厉的，而是带有诙谐的性质，以戏谑之笔，写出了对儿女的爱怜和慈爱之情。而朱自清《儿女》中的爱怜与无奈之情，可谓与陶渊明如出一辙。朱自清对于家里孩子用“成日的千军万马”来形容，孩子们的叫嚷更是常常使他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在给叶圣陶的信中也说道：“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但后来孩子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7]朱自清对孩子们的吵闹曾是一味地惩罚走向看到自己教育方法的缺失；曾忧心孩子们的发展，从怕他们不成器走向培养目前的胸襟和眼光的想法。随着自我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朱自清对儿女的爱也越发深沉。这两位超脱尘俗的文学家在对待亲情的态度上都有可亲可爱的一面。

朱自清曾说：“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9]陶渊明这种朴素自然的风格的形成是诗人对长期的生活感受进行艺术提炼所获得的，作品有着极为丰厚的审美意蕴，能给人独特而深刻的美感。[8]两人的情感都是自然的真情流露，如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写了作者归隐之途和田园景象，情感由胸中自然留出，无半点造作，诗歌非常流畅平易，但却给人欣喜之感。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是如此，只是傍晚走过的荷塘，却引起了作者如此多的遐思，他满腔的真情随着对荷塘的细节描写缓缓从内心里流出，让我们在欣赏荷塘的同时体会到作者心绪的变化。文风上的清丽脱俗是他们能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最显著特点。陶渊明借风光秀丽的自然景物来表达独有的情思，朱自清不仅爱读陶渊明的作品，而且也像这些古人一样，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独特情怀融入山水之间。[10]朱自清更非简单地模仿陶渊明，在意境的构造和叠字的使用上他更是超越了陶渊明，为我们呈现了别开生面的动人风光。总之，朱自清与陶渊明在人格上的相似性和文学创作上的承继关系，都让两位在文学史上愈加大放异彩。

五、结语

朱自清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陶渊明生平的考证为后世提供了借鉴，同时他在诗歌多义性的研究中发现了陶渊明诗歌意象的独特性，也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了陶渊明诗歌中的朴素自然。此外，朱自清经过详细的论证，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孔子学说的道家化”，这种创造性的见解也为我们了解陶渊明的思想来源提供了一种路向。虽然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中的有些说法也受到了后人的质疑，但其在开拓性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意义。而在对陶渊明的研究过程中，他自身也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与陶渊明在创作风格和人格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总而言之，朱自清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和现代文坛上的作家，他对陶渊明接受史的延伸拓展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同时其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形象也愈发光辉灿烂！

参考文献：

[1] 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2] 田晋芳.散文大家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J].大家.2010（7）.

[3]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 赵静.朱自清诗学思想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文艺学，2009.

[5] 商金林、朱自清.大家国学：朱自清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6] 王瑶编著.陶渊明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7] 张秀枫主编.朱自清散文精选[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8] 陈蕾.陶诗对朱自清创作的影响[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3）.

篇8

[关键词]元代散曲；宋词；诗体嬗变

[作者简介]盘莉娜，广西大学文传学院2005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5

[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0－0134－04

从唐诗发展到宋词，又到元曲，虽然反映了诗体嬗变的历程，甚至有视之为诗体递次解放者，但是，不论词抑或曲，都不曾得到有如诗那样的充分发展，这一文学史上的遗憾早已为前贤所道破。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词选释・前言》中便指出：“词出诗外，源头虽若‘滥觞’，本亦有发展为长江大河的可能，像诗一样的浩翰，而自《花间》以后，大都类似清溪曲涧，虽未尝没有曲折幽雅的小景动人流连，而壮阔的波涛终感其不足。”词的发展中间，尽管也曾出现过苏、辛那样的大家翘楚，振起雄风，然而，作为词坛总的气脉，总是囿于花前月下，太多阴柔之美而太少阳刚之气。这固然反映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卵翼下的文人难得做出大文章的普遍心态，但因此内容得不到更广阔的开拓、形式得不到更充分的利用，也就成了宋词在文学史上的“定格”。所谓“诗庄词媚”的说法，也就这样形成并延续了下来。

一、曲为“词余”?

元代的曲，又被称作“乐府”，或“北乐府”，包括剧曲和散曲。不过，剧曲并不属于抒情性文学而是戏剧剧本，且已有了“元杂剧”的专称，就不在本文谈论之内。从音乐意义来说，散曲是元代流行的歌曲；从文学意义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抒情诗。在以前的文艺类型中，散曲和词的关系最密切，体制也最接近，都属于有固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据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词余”。但散曲和词的差别又是很大的。因此，说及散曲的兴起，首先要考虑的是词的情况。词原来也是民间的歌曲，发展成为文人文学的样式以后，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如前所述，宋词主要有两种路数。一路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写得自由奔放，音律上不很讲究，这一路实际是朝着脱离音乐而成为书面文学的方向发展；另一路则保持委婉的抒情风格，在音律和修辞上精益求精，到了南宋姜夔、、王沂孙、张炎诸人手中，填词成为一种高深的专门学问，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当然也不合适于民间的演唱。到了元代，由于不能适应音乐的变更，词基本上完全脱离了音乐，成为单纯的书面文学创作。

而与此同时，民间对娱乐歌曲的需要并没有中止，在宋代，实际上仍有许多俗谣俚曲在流传。而民间文艺的特点，就是能够顺应各种变化，没有什么坚定不移的原则。从金人入主中原到元人统一全国，异族的音乐大量流人，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便与这种外来音乐相结合，产生新变，同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歌词，这就是所谓“北曲”，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元曲”。在北曲酝酿成熟的过程中，金代的说唱艺术诸宫调对于音乐的整理定型和文字表达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后，这种随子一面用于杂剧，成为剧中的唱词；一面作为独立的抒情乐歌，也就是“散曲”，并由于文人的参与而进一步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学样式。现存最早的可以正式称为“散曲”的文人作品出于金末名诗人元好问之手。到了元代，众多的文人加入进来，于是形成散曲的繁盛。世称唐诗、宋词、元曲，词为“诗余”，曲为“词余”，作为抒情言志的文学手段，只有散曲才与诗、词一脉相承。

散曲兴起于金末。金亡之后，蒙古大军统治了北中国，散曲以其语体化的通俗直白的鲜明特色，更深得落魄文人的青睐，一时间名家辈出，佳什纷呈，显示了这一诗坛奇葩的勃勃生机。它犹如一支彩笔，或大写意或小工笔，多角度、多层次地勾勒描摹出一代读书人沉抑下僚、志不获展的愤懑心态。今天看来，它相对地缺少正面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但是，表现形式的解放和抒绪的强烈，它所达到的韵文发展史上的新的高峰，又是毋庸置疑的。而这又几乎形成了散曲成就的“定格”。宋、金而后，随着散曲作家活动中心的南移，接受南宋词风的影响，曲而趋于词，俗而趋于雅，复成倾向。试读晚期一些名家的散曲之作，不用衬字，依谱填曲，已经与词难于分辨了。于是，对散曲这一新诗体来说，解放变成了束缚，发展变成了回归，重新钻入艺术的死胡同，以致出现今日度曲更难于填词这样的在韵文发展史上极不正常的现象。

当然，散曲在后期的一定程度上的停滞丝毫不影响其前期所取得的成就的光辉。元人散曲的成就不在后期向词的回归，而恰恰在于前期从词的格套束缚中挣脱出来、最终形成与词全然不同的新诗体。这有代表性的新诗体有着什么样的不同于以往诗体的审美特性?

二、曲“俏”：俊俏畅快，俏皮滑稽

相对诗来说，“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是李清照的话，指的是在取材、情致、出语、铺叙等方面，词都不同于诗，且为人所未道。同样，相对词来说，曲也“别是一家”，举凡上述一些方面也都应与词有所区别。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也说过这样的话：“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话中虽另有寄托，然而他所强调的，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气”的元代曲家的作品有着与传统诗词完全不同的品位，则又是明白无误的。

仅从格律上看，曲虽与词均为长短句，但于格式之外可以加衬字，韵脚可以平仄通押，又不避重字重韵，更近于宽泛灵活的口语，与词的区别是明显的。散曲的语言风格，与词更有明显的不同。词也有写得通俗的，但其总体的倾向是精雅；散曲也有写得精雅的，但其总体的倾向是通俗。分析起来，散曲的用语写法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大量运用俗语和口语，包括“哎哟”√“咳呀”之类的语气词。这正如凌蒙初《谭曲杂札》所说的“方言常语，沓而成章，着不得一毫故实”。二是散曲的句法大都比较完整，不大省略虚词语助之类，句与句的衔接也比较连贯，一般在精炼含蓄方面不太讲究。在诗词中很常见的省略语法关系而直接以意象平列和句与句之间跳脱联接的写法，在散曲中比较少见。三是散曲(尤其是前期作品)常常通过一个短小的情节写出人物正在活动着的情绪。不仅套数，小令也是如此。这种写法带有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比诗词更显得生动。

上述格律形式和语言风格的特点，形成散曲活泼灵动、浅俗坦露、使得欣赏者毫无间隔感的总体风貌。这样，一首散曲的涵量会比较小，欣赏者通过自己的联想对诗意加以再创造的余地也比较小，

但它在宣泄情感和娱乐方面的功能却加强了。这是由通俗文学的性质决定的。市民阶层对文艺的要求主要是在于娱乐性，以闲暇的消遣和情绪的宣泄来消解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紧张。以一首无名氏的《塞鸿秋・村夫饮》为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特征：

宾也醉主也醉仆也醉，唱一会舞一会笑一会，管甚么三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你也跪他也跪恁也跪，无甚繁弦急管催，吃到红轮日西坠，打的那盘也碎碟也碎碗也碎。

元代大量文人参与散曲的写作，使之成为一种繁盛的文学样式，原因固然也有多种，譬如它的新鲜感，它和杂剧的亲缘关系(许多散曲家同时也是杂剧作家)等等，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元代文人摆脱了对政权的依赖而与市民社会接近，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伦理的束缚时，散曲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能够更自由更充分地表达其思想情感的工具；他们的世俗化的、纵恣而少检束的人生情怀找到了一种恰当的表现形式。像王和卿的名作《醉中天・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蝴蝶这一诗词文学的常见意象，在这里作为文人放狂个性的象征得到夸张、诙谐的表现，从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作者情绪欢快奔畅的律动。通常，蜂蝶采花是男女风流情事的暗喻，但这首曲子给人主要的感受毋宁说是生命力的扩张。它和传统诗词中常见的矜持、蕴藉实是大异其趣。

不过，仅此尚不能把曲与词完全分开，而曲的特点似也不只于此。读者之所以读曲与读词有全然不同的感受，总应还有更为潜在、更具决定作用的因素存在，那就是曲所独具之妙，或者说曲所特有的倾向和神韵。探索这一奥秘者，代不乏人。

“论曲之妙无它，不过二字足以尽之，日能‘感人’而已。”这是明末清初曲家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的说法。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日‘自然’而已矣。”这是清末民初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的观点。 他们对元曲奥妙的揭示无疑都是对的，但也都如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感人”，那是文学创作的功效；“自然”，那是文学创作的追求。元曲虽然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取得这样的效果，而达到这样境界、取得这样效果的却非元曲所独能。

倒是第一个把元曲用韵的实际情况做了科学归纳的元代著名曲家周德清在《中原音韵》的自序中的一段话较为中肯。他在概述“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仁甫)、马(致远)所作曲的共同特色时指出：“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守自然”、“通天下”，肯定了元曲用语的通俗直白；一是“字畅语俊”，肯定了元曲用情的俊俏畅快。前者通俗直白，是就表现手段而言；后者俊俏畅陕，则是就表现神韵而言，可谓别具只眼，一语中的。

前文提到“诗庄词媚”之说，意思是诗用以庄重言志，其韵致较为郑重严肃；词用以妩媚抒情，其韵致较为细密缠绵。那么曲呢?倘或也用一个字来表示，该用什么字更合适呢?笔者想选用“俏”字。“俏”固然指俊俏，而这俊俏畅快更表现为俏皮。幽默、诙谐，玩世不恭、正话反说，乃至寓庄于谐，都是“俏”字的应有之义特有之义。如此“一言以蔽之”，也许自不免以偏概全，失之片面，但也不会认为元人散曲的每一首都能在“俏”字上对号人座，不过是想把元曲那种在尽情尽致、通俗直白的宣泄之中，或多或少总要拐弯抹角地表现出“俏”的灵气这一点加以强调罢了。夸张一点地说，有元一代之散曲创作，竞形成“无俏不成曲”的局面，并被奉为曲之正宗。散曲在明清两代虽未在诗坛成大气候，但从散曲大家明的陈铎、清的孔广林将自己的散曲集各自命名为《滑稽余韵》《温经堂游戏翰墨》的取意看，也是视幽默滑稽、游戏笔墨为散曲传统的。至20世纪60年代初，当代散曲大家赵朴初先生所著之《某公三哭》，嘻笑怒骂，把曲之“俏”发挥到了极致，因之名噪一时，更是深谙元人散曲三昧的明证。

三、元曲之“俏”时代胎记

形成元曲的“俏”的这一独特神韵，绝非偶然，它是由其作者群――元代知识分子的独特境遇所决定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蒙古大军于公元1234年灭了金王朝，统一了北中国。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破坏了原来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文化，造成社会秩序的异常混乱，人民陷于水火之中，而其中的知识分子更几乎遭致灭顶之灾。在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作“士”，向居“四民之首”，他们自己也有着超人一等的优越感。自隋唐兴科举取士，即使庶族百姓中的读书人也有跻身统治阶层的机会，所谓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俨然成了时代的宠儿。到了蒙元时代，这一切竟成了难圆的旧梦。窝阔台太宗九年(1237)，沿袭金朝旧制，曾举行过一次科举，随后即行废止，直到仁宗延二年(1315)方始恢复。七十七年间科举不兴，这几乎断送了几代读书人的谋生之路、进身之阶!所谓的“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马致远《荐福碑》杂剧一折)，所谓的“天丧斯文也，今日个秀才每逢着末劫”(宫大用《范张鸡黍》杂剧二折)，所谓的“嗟乎，卑哉!介乎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虽是愤激之词，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切身遭际。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在读书人那种生不逢时、愤世嫉俗的情绪亟待抒发之时，恰有一种新兴的诗体引起了他们的兴趣，那就是在宋、金时代已经流行于民间的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复融人“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终而形成的散曲。这种“新声”较之诗词更便于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情绪，“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纡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胡侍《真珠船・元曲》)。由此可见，散曲之所以能够在蒙元统治时代的前期迅速形成规模，读书人借其鸣不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虽说重要，也只是元人散曲兴盛的一般性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元代读书人又给散曲这一新兴文体注入了些什么样的新因素，这一新兴文体又展现了元代读书人的怎样心态。

特殊的时代酝酿着特殊的情绪，特殊的处境也决定着特殊的处世态度。历代知识分子都将孔老夫子的教诲“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奉为立身之本，其中也还保留点洁身自好、自视清高的姿态。然而在蒙元时代，因着读书人遭到彻底的遗弃，这一套就行不通了。“仕”既无路，“卷而怀之”也不得自专，对此，就连当时的大儒元遗山也不禁发出“穷通前定，何必苦张罗”(小、令[双调・骤雨打新荷])的哀叹。现实的严酷、命运的失落，逼迫得广大读书人的人生取向发生了严重的扭曲。这种扭曲活灵活现于散曲的名篇佳什之中。既然人世不成，索性避世隐居，“官品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关汉卿(双调・碧玉萧])。既然用世不成，索性自暴自弃，“天公放我平生假，剪裁冰雪，追陪风月，管领莺花”(马致远[大石调・青杏子]《悟迷》)。既然仕途艰险，索性全身远祸，“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贯云石[双调・清江引])。既然世情浇薄，索性与世无争，“指鹿做马，唤凤做鸡，葫芦今后大家提，谁想别辨个是和非”(周文质[越调・斗鹌鹑]《自悟》)。既然不容于世，索性我行我素，“闲讴乐道歌，打会清闲坐，放浪形骸卧。人多笑我，我笑人多”(乔吉[双调・殿前欢])。不仅于此，他们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公然发出“许大乾坤，由我诙谐”(孙周卿[双调・蟾宫曲]《自乐》)这样的调侃人生的宣言。凡此无不反映出当时读书人的特殊情绪和特殊处世态度。总之，从元人散曲的创作实际看，少的是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多的是怀才不遇的满腹牢骚；于蝇营狗苟之中追求“闲适”，于浑浑噩噩之中标榜“悟迷”，从而最终形成了元曲的寓庄于谐，在俏皮里透着几分凄苦、在悲愤里含着几分自嘲这样一种迥别于诗词的独特的倾向和神韵。

篇9

一、学生专业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为深入把握中文系学生在专业课程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笔者采取了随堂听课、与任课教师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在学习中主要存在学习主动性不强、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和专业素质不全面等问题。

第一，学习主动性不强，专业认知消极。从随堂听课的情况来看，多数学生在学习行为上表现出一定的倦怠情绪，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较弱。对于一些文学类课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大量的自主阅读是非常关键的，但学生存在不读、不思、不写的现象，导致对作品理解浅显，只知故事梗概而不知其他，只知人云亦云而缺少个性化的见解，进而导致课堂上师生无法形成真正的互动对话，一些讨论课效果欠理想；语言类课程的学习，学生注重记忆简单的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对词组、句子、语言现象等的分析缺乏自己的认识，而且学习功利性较为明显，对古代汉语与语言学理论课程的排斥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写作课程的学习，无论是文体写作还是应用文写作，学生的积极性都不高，对教师的写作要求有抱怨的情绪。从上述表现来看，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弱，学习兴趣不高，学习行为倦怠，存在明显的专业认知上的消极。

第二，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学习欠深入。从随堂听课和课程考核情况来看，学生普遍存在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的现象。文学类课程，每一时期的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以及它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评价等这些基础知识，学生课堂回答不全面或含糊不清，古典文学的历史背景知识较为欠缺，这些内容在课程考核时失分也较多。语言类的现代汉语课程，是挂科率较高的课程。通过对任课教师的访谈，笔者了解到，教师主要采取讲授与练习相结合的方式，为了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每次内容讲解后都会有相关的练习题目让学生做，但结果仍不甚理想。受访教师表示，这与学生日常学习态度有很大关系，也与学生对文科理解上的偏差有一定的关系，如学生普遍认为文科题目主观性较强，只要答出自己的理解与认识即可，从而忽略基础知识的学习掌握。

第三，专业素质不全面，核心能力不突出。笔者所在学院制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如下：“能够独立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新闻、出版、文案创意设计等工作，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较强的教育教学、文案写作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简言之，教学、科研、写作是培养目标中体现出来的三项能力要求，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非常受重视，因此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也非常注重这些能力的培养。但从整体来看，学生的专业素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一，在教学方面，学生对作品的诵读、解析能力较薄弱。从教育见习和试讲环节来看，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巧，但朗读作品欠缺感染力，解析作品缺少个性化的理解认识。从《语文名篇教学指导》课程的课堂情况来看，学生对教学目标与重难点的设计欠明确，对作品内涵的掌握与讲解能力较欠缺。其二，在科研方面，学生创新意识不足，文献检索能力薄弱。从学生毕业论文选题来看，缺乏新意，思维狭窄，文献综述只单纯列举文献，缺少归纳、分析与评述。创新意识不足还表现在课程考核中，学生答题过多使用教材观点，富有创新性的个人见解很少。其三，在写作方面，学生文学文体写作多为虚幻题材缺少现实感，重抒情感悟缺少思考和论辩。应用文写作规范仍有待加强。此外，最能体现学生综合写作能力的毕业论文存在逻辑混乱、表述不通、论证与观点脱离等诸多问题。

学生专业学习中存在的共性问题，既有基础知识掌握薄弱问题，又有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究其最关键的原因，是教师对专业核心能力认知上的不明确。从随堂听课和专业教师的访谈情况来看，教师对单一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要求都非常明确，而且在教学过程中都非常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但是，课程与课程之间能力培养上的逻辑关系不是非常突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课程体系与知识体系较欠缺，导致学生可能掌握了某一方面的能力，但是整体的综合素质并不突出。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构成要素

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专业特点和就业趋向，专业核心能力体系构成要素可归纳为阅读能力、诵读能力、写作能力与研究性学习能力。一是阅读能力。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而言，阅读是专业的基础，更是提升专业素养与综合素养的基本途径。阅读能力主要表现在阅读内容选取、阅读方法科学与阅读效果评估三方面。阅读内容选取，即读什么，图书的选择往往影响着自身的阅读视野与思维格局。从学生阅读内容的调查来看，阅读多注重流行与畅销，视觉化倾向明显，网络小说、影视作品颇受欢迎，而经典原著作品很少有学生主动涉及；阅读范围较为狭窄，以专业图书为主，文学类图书较突出，很少涉猎其他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图书，导致知识结构不全面。阅读方法，即获取信息的途径，是否科学有效，将直接影响阅读的质量。从调查结果来看，学生在阅读中并不太注意阅读方法是否科学有效，更倾向于简介似的粗读略读，或者碎片似的拆解性阅读，缺少完整性、探究性的分析式阅读。至于阅读效果，即阅读的质量评价。从学生的阅读效果来看，作品鉴赏缺少个性化的深度思考，文本意蕴理解不透，国学经典一知半解，文化常识含糊不清。学生阅读能力的现状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着很大的距离。阅读能力欠缺将直接影响学生的职业选择，尤其对要从事教育职业的学生而言，阅读指导能力与作品解析能力的发展都与自身的阅读能力紧密相关。

二是诵读能力。学生应具备的朗读与朗诵能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必备的核心能力之一，对师范方向学生来讲尤为重要。诵读，是在文本阅读的前提下，品读、鉴赏文本的过程，与学生的认知积累、语言表达、审美感受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紧密相连，充分体现出个人的综合素养。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来讲，诵读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审美品位，而且对今后的工作实用层面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从调查情况看，学生的诵读能力并不理想，无论是古典作品还是现代文的诵读都存在缺少情感、节奏不准确、语速过快、语调无变化等问题，这充分体现出学生在语言运用层面的不足。对于师范方向学生来讲，诵读教学能力是重要的技能之一，是语文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1］，作品的情趣和神韵只有在诵读中才能真正领悟，才能引领学生实现精神成长，因此诵读能力的培养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而言非常重要。

三是写作能力。写作能力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的重要特征。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来讲，具备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将会在人才竞争中占据极大优势，因此写作能力是人才培养的重心。从专业目标来看，学生的写作范围主要是基础写作、应用文体写作、新闻写作、文学文体写作和学术论文写作，这些写作课程连成一体，全面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从学生的写作实践效果来看，基础写作知识掌握扎实，各类公务性、事务性文书写作格式掌握较规范但语言表达的严谨规范仍需锤炼，各类文学文体的写作基础知识掌握较好但在立意、构思、思辨性上缺少新意与严谨。从写作结果来看，学生的问题意识、分析论证能力仍需进一步培养。新闻写作的实践练习如消息、通讯、新闻评论等普遍较为薄弱。无论是个性化凸显的文学文体写作还是应用文体、新闻文体等实用性写作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写作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

四是研究性学习能力。研究性学习作为一种学习方式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强调学习过程中的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它是学生素质水平的综合体现，也是专业核心能力体系中的最终体现。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学生阅读与写作能力高低等都与研究性学习能力强弱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培养研究性学习能力是专业人才培养的着力点。培养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并不是培养专门的研究型人才，否则它与一般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方向并无区别，而是强调发挥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至关重要。研究性学习方式能充分展现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其培养理应贯穿于教与学的全过程中。但是，从当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它仅存在于某些课程知识的质疑与研讨中，并没有全面渗透于所有的课程教学中，更没有成为学生的学习常态。研究性学习能力欠缺将不利于学生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和人文素养的完善与提升。因此研究性学习能力应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体系中的重要层面来对待。

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构成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阅读能力与诵读能力是基础，写作能力是关键，而研究性学习能力是知识迁移与能力建构的充分体现，是专业核心能力构成要素中的重点。四层面密切联系，共同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素养的重心。明确了这四方面，如何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则成为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策略

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要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理念、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专业特点等，着重从阅读质量的提升、课程教学与评价方式的转变、实践教学内容的改革、应用型师资培养等宏观方面进行，以提高学生能力培养和创新思维为培养目标，真正使学生成为学习的探索者与创造者。

（一）注重阅读质量，加强思维训练

阅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的质与量将直接影响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从教学实践来看，每位教师都会结合课程内容给学生布置一定的阅读任务，但从整体效果来看阅读的质量仍无法得到有效的保证。为了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一要使阅读素材多样化。着重从“读经典、读文献、读前沿”三方面进行，不仅能保证阅读的经典性与时代性，还能使学生具有一定的研究性眼光。读经典既要读关注人类命运的永恒之书，也要读与课程紧密联系的权威性著作，这样就可保证学生的阅读格局与品位。读文献要阅读已有的研究成果，要保证文献资料的权威性、代表性，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一定的归纳分析能力，拓宽阅读视野，提高阅读质量。读前沿，即教师要把与课程相关的最新发展反馈给学生，如影响广泛的最新作品或语言现象、某些理论前沿等，使学生学习不致于脱离时代。二要提供一定的阅读方法。怎么读书，在课程教学中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导致学生的阅读效果无法保证。因此，教师可以在课程设置中增设一些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类的课程，使学生学会阅读。三要将阅读与写作相结合。为了了解学生的阅读情况，教师可采取读书笔记、在线问题交流讨论、小论文等方式，随时把握学生的阅读状况，为阅读效果提供一定的措施保证。阅读的目的不是单一的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能够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建构。因此，阅读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思维训练，增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学生能够具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在问题驱动下能够真正实现自主学习。

（二）实训课程教学与实践平台相结合，全方位促进实践能力培养

在生活和学习中对知识的迁移与运用能力是衡量优秀人才的重要标准。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学习与对知识的体验式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依据人才培养目标制定详细的应用能力评定标准和训练方式，使实训课程与实践平台相结合，共促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一要以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为目标，将实训课程与实践环节相结合。依据专业核心能力构成体系，学校可开设中外经典作品解读、诵读训练、新闻采访与写作、文案写作等相关实训课程，设计有效的实训内容，使学生真正成为课程主体，发挥学习的主动性。这些课程要与一定的实践环节相结合，如诵读训练可与学院的基本素养提升“个十百千”工程相结合，在学生掌握一定的诵读知识前提下，分学期循序渐进地开展诵读活动。经典作品解读课程与教育实习环节相结合，在实习过程中注重教材作品中的解析与讲解能力等。实训是对能力的培养，实践是对能力的检验，两者充分结合为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提供有效保障。二要以就业为导向，分层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来看，中小学教师为主要选择，少部分考研深造，还有一部分选择国考或企业单位。学校可依据学生意愿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能力培养。首先，师范方向学生，注重培养教学能力，采取课堂教学模拟训练、中小学优秀教师示范教学、深入中小学体验课堂教学、个人试讲等方式逐渐提升学生的教学能力，同时定期开展丰富的师范生技能大赛、诵读比赛、创意写作比赛、语文知识素养比赛等，为走上真正的教学岗位夯实基础。其次，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为依托，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能力。学校要真正落实导师制度，使学生在指导教师引导下逐步开展创新创业项目的申报与研究，或积极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在研究实践中进一步增强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学习能力。最后，组织学生进行国考等相关培训。结合学生参加国考等情况组织相关教师进行指导与培训，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分层次培养，并不是将专业人才培养朝技能培训方向发展，而是在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基础上突出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用，从而顺利衔接以后的工作岗位。三要构建完善的校内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与实践基地。地方本科院校要立足于地方、服务于地方，为地方经济发展输入大量的人才。学院可依据学生就业趋向，与地方的中小学、政府机构单位、新闻出版企业等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使学生的知识运用与实践能力在实习单位中得以发挥与锻炼。此外，学校要注重文科实验室与专业实践基地的建设，采取工作场景模拟训练或实习锻炼，使学生将理论知识直接转化为实际的工作运用，增强职业意识，提升各种能力。

（三）以深度学习与创新思维发展为导向，促进课程教学与评价

课程教学是实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课程教学效果会直接影响学生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要注重课程教学方式与评价方式的变革，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教’与‘学’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整体，师生关系是一种实践的主体间性关系”［2］，但从多门课程教学实际来看，双向互动的师生关系并没能真正实现。教学方式以教师主讲、学生接受为主，考核方式一般为试卷形式，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比例为3：7。平时成绩一般为三次作业成绩，文学类课程作业一般为读后感、赏析、小论文等形式，语言类课程作业多为基础知识的检查。作业内容倾向于识记性与主观性的知识把握。这种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都无法真正实现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注重创新思维发展的深度学习在课程教学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课程设置是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教学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发展、人才的质量。因此，必须转变现有的课程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一要以问题贯穿课堂教学。以问题驱动，展开启发式教学，是深度学习的前提。教师要依据章节重点，围绕主题设计系列问题。问题设计要有层次性与阶梯性，教师布置学生阅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在课堂上围绕问题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选择与运用能力。二要以探究性学习为主展开学习过程。学习过程以讨论为主，学生带着对问题的思考、批判与论证进入学习，对问题追根溯源，对观点真伪论辩，提升批判思维能力。三要加大过程考核的比重。采取形式多样的过程考核方式，增加过程考核成绩的比例，能使学生将学习重心转入到学习过程中来，而不是期末的突击复习。四要实行全课程学业评价方式。高校要将学生从课程开始到课程结束的主要学习行为都被纳入课程评价中，包括出勤、课堂发言、作业、阅读报告、主题论文写作等，并科学设定学生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效果的评价标准和权重。这样就能使学生的关注重心从期末考试转变为课程的过程学习、日常的学习积累与思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学习。“只有发展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和知识建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不断变革的知识、科技和社会中以不变应万变。”［3］毕竟，大学的根本任务是“造就适应时展需要的专业素养和过硬本领，全面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4］，使学生成为社会发展的引领者，而不是单纯的适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