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的规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法规的规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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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暂估价；实际性条款变更；审计意见；指定品牌标准

前言

建设工程管理过程中，时而会遇到法律法规体系规定得比较笼统，或各层次、各地方的规定不相统一的问题，界于法律法规体系边沿，如何理解和执行，关系到具体工作的推进及是否有违法规体系，需要结合实际作各方面考虑。但作为长期在项目建设一线工作的我们，更希望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寻求更快达成项目建设目标实现的途径，本文意于通过实际工作中类似情况的处理方法，探讨能够两全的解决方式。

1对暂估价的理解和处理

1.1对暂估价的理解

暂估价为：招标人在工程量清单中提供的用于支付必然发生但暂时不能确定价格的材料、工程设备的单价以及专业工程的金额。“暂估价”一词最早出现于2005七部委的27号令《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而2003国家计委等七部委的30号令《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及其2013年修订版均没有提暂估价。而后在清单计价规范2008及2013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本2013及2017版、标准施工招标文件、本省工程量清单招标投标评标办法等标准及规范层面均针对施工招标提到暂估价，并具体明确为“专业工程、服务、材料、工程设备”四个方面范围，而暂估价的出处27号令只针对货物招标，货物是指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所以，涉及到“专业工程、服务”等施工招标的暂估价，并没有政策法规层面的依据。

1.2暂估价的确定方式

七部委的27号令是唯一最早提及暂估价并规定确定方式的政策法规文件，第五条：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货物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由总承包中标人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共同依法组织招标。而其他标准、规范、办法等对达到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规定各不相同：（1）清单规范2013版的规定①发承包双方以招标的方式选择材料、工程设备供应商。②发承包双方依法组织招标选择专业分包人，接受有管辖权的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机构的监督，并符合下列要求：a.承包人不参与投标的专业工程发包，应由承包人作为招标人。b.承包人参加投标的专业工程发包，应由发包人作为招标人。（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本2017版规定①对于依法必须招标的暂估价项目，优先采用由承包人招标的方式，但招标方案及控制价应经发包人批准。②由发包人和承包人共同招标。（3）本省工程量清单招标投标评标办法2017版规定暂估价规模达到规定招标标准的，应依法组织招标，否则视为规避招标。

1.3对暂估价招标的疑问

以上各规定均要求对达到招标标准的暂估价进行招标，但招标的组织方式各不相同。鉴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笔者疑问如下：（1）将包含在经招标确定的施工总承包范围内的暂估价再行招标，存在重复招标的嫌疑，同时与住建部《建筑工程施工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五条（六）“建设单位将施工合同范围内的单位工程或分部分项工程又另行发包的”的违法发包的行为有相吻合之处。（2）招标组织方式中，发承包共同招标或承包人招标的方式，均限制了施工总承包人依法承包暂估价的权利，因为其施工总承包的行业资质必然涵盖了暂估价包含的专业资质（如有）或材料设备的采购资格。而由发包人招标，如总承包人未中标，则相当于工程分包，可能不符合发包人可以分包的范围，并增加总承包人协调分包商的难度；如总承包人中标，又因其对工程项目的了解而使招标的公平性受质疑。（3）施工招标中一般确定了工程计价方式，中标也有下浮率，所以笔者认为暂估价与变更签证、暂列金额的计价方式可以完全相同，并不需要通过再次招标来确定，暂估价单位的选择也应该给予施工总承包单位选择的自主权。

1.4实际工作中暂估价的处理方法

综上分析，实际工作中我们尽量避免暂估价的出现，对于在招标时还没有深化图纸的项目，如中水处理系统、外线电缆工程、弱电智能化工程等，我们采用固定价格的方法，即在工程量清单中直接列出招标控制价使用的分项综合单价，要求投标人按招标人给出的单价填报以上分项价格，承担不按规定报价的风险。同时在合同中明确此类项目的计价方式，并执行投标下浮率。这样既能规避以上暂估价执行中的各种困难，又能保证计价水平跟施工合同相符，还能防止投标人的不平衡报价，起到较好的效果。

2招标后涉及实质性条款变更的公平性

招标投标法、合同法均明确要求投标人应响应招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合同双方不得订立背离实质性内容的协议，实质性内容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现实工作中，往往由于招标文件的编制质量、发包人对法律法规的掌握度欠缺、或承包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双方在合同谈判中同意了某些实质性内容的变更而签订合同，这对未中标人或潜在投标人都是不公平并且有违法律的行为，因为未中标人可能正是为了响应实质性条件而使作出的投标文件未能中标，潜在投标人也可能因为某些实质性条件无法响应而放弃投标。根据法律规定内容的不同，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是规定实体权利义务的法律，《合同法》是实体法；程序法是为实现实体权利义务而制定的关于程序方面的法律，《招标投标法》是程序法。程序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正确、恰当地为实现实体权利提供必要的规则、方式和秩序，只有通过合法、公开、不受质疑的招投标程序，所形成的合同关系才是有效的，合同的权利义务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程序先于权利，程序法优先于实体法。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招标投标过程所确定的实质性内容不能在合同中改变的依据所在。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坚持谨慎编制招标文件，明确规定各项实质性条款，并且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严格执行，无论中标人如何要求，一律不得改变招标合同中的实质性，保证了招标的公平性和严肃性，回避了审计的质疑，也为招标人后续的工程管理竖立了依法依规，不偏不倚的正面形象。

3对审计意见的不同看法及理解

某住宅项目，共58万m2，两层连通地下室，地上12栋独立住宅楼，由于规模过大，建安工程分为六个施工标段，每个标段各承担2栋住宅楼及相应范围地下室，招标时图纸未完善，无法编制工程量清单及材料设备技术标准要求，采用了下浮率中标方式。为能有效控制招标形式所带来的风险，并使各标段使用的材料设备标准统一，合同中对涉及外观、使用标准、装饰等材料工程采用了甲指乙供、指定分包的方式。以下是审计单位在结算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意见及我们的不同看法：

3.1审计对甲指乙供材料的认定

审计对甲指乙供材料做法认为违反《建筑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意见）、《关于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垄断市场和肢解发包工程的通知》（通知）等法律法规。但是，我们根据法律法规及招标要求、合同条件等，认为审计的意见有断章取义之嫌，甲指乙供的做法虽然存有瑕疵，但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且不可否认它是发包人控制材料标准及价格的有效手段，以下就审计指出的问题一一反馈：（1）违反《建筑法》第二十五条“按照合同约定，建筑材料设备由工程总承包单位采购的，发包单位不得指定承包单位购入用于工程的建筑材料设备或者指定生产厂、供应商”。反馈：本条第一句话“按照合同约定…”引出了本条成立的前提条件，而本项目的《施工合同》多处约定了发包人在涉及外观、使用标准、装饰材料选定上有通过发包人程序确定材料及供应商的权利，所以，本条审计意见与事实不符，引用法律有误。（2）违反《意见》第一条四款：“承包单位对其承包范围内的部分专业工程依法进行分包时，建设单位不得指定分包单位，不得要求承包单位购入其指定的建筑材料和设备”。反馈：①《意见》日期在本项目施工合同签订之后，无追溯力；②招标文件及施工合同有明确约定在先，不符合以上条款前提条件；③所有的甲指乙供材料及供应商的选定均按照发包人事先确定并公开的流程，邀请承包人推荐，通过公开竞价、内部议标等方式从中择优选出供应商，由各承包人与公开选择的供应商签订材料供应合同，以统一整个项目的品牌、质量、价格，此程序与上条款中“购入其指定的”实质不相符。（3）违反《通知》第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强行要求承包单位购买其指定厂家生产的材料、设备”。反馈：①《通知》针对行业特权垄断市场及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为，与本项目中的材料供应不相符；②审计摘录条款不全，本条款中另一句话：“建设单位需要自己定货采购的，要在合同中明确其责任和要求”并未摘录，而本句话是发包人采用甲指乙供方式的依据，审计存在以偏概全错误。

3.2审计对指定分包总承包服务费的审核

审计对指定分包总承包服务费由约定的8%核减为3%，理由为“不符合相关规定”，并参照《清单计价规范》（规范）（2008）4.2.6中参考范围3%~5%确定。反馈：①“不符合相关规定”没有具体法律条文，3%的审计审核数据按《规范》总承包服务费的参考范围内的一个值作为依据，很不严谨；②《规范》中总承包服务费是定义“招标人进行发包”的范围，而本项目是定义“发包人参与选定的由承包人发包”的范围，两种总包服务费的定义与实质完全不同；③《规范》第4.3.6中：“总承包服务费根据招标文件中列出的内容和提出的要求自主确定”，我们按本项目总承包服务的内容确定为8%，并征得承包人的同意，经过严谨的审批程序；④确定程序通过“工程联系单”往来于各参建单位，已形成了合同组成文件，审计的审核有违合同及审计要求。

3.3审计对总价合同的核减

本项目室外配套工程以固定总价合同形式签订，审计对总价合同擅自进行核减，并认为借总价合同逃避审计，使投资增加。反馈：①室外配套工程经公开招标流程签订固定总价合同，依法合规形成，受法律保护，审计审核没有依据。②《最高法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当事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一方当事人请求对建设工程造价进行鉴定的，不予支持。③本项目非属须政府审计范围，审计权利源于我们的委托而赋予，逃避审计的说法没有依据。④固定总价合同在所有合同形式中，最能保护发包人利益，承包人承担大部分的风险，所以不存在为此增加投资的说法。通过三个回合的意见反馈和调整，审计最终出具的报告均采纳以上意见，使建安工程核减率从初稿的3.63%下降至终稿的0.64%，发包人的结算控制效果明显。

4指定品牌标准的合法性

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中，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会涉及主要建筑材料设备技术要求，并出现参考品牌，但是，这一做法常受到微词，理由源于：①《招标投标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五）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②《建筑法》第二十五条发包单位不得指定承包单位购入用于工程的建筑材料和设备或者指定生产厂、供应商。但在实际过程中，主要建筑材料设备技术标准是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的一项重要条件，事关工程项目的各种材料设备使用的品牌档次标准以及控制价编制中材料设备价格取定的依据，否则无法保证控制价的价格水平及要求与投标人报价及实际采购相吻合。所以我们在材料设备技术要求中设置了参考品牌，但采用了“相当于”的字眼，品牌也一般有三个以上，不具指定或唯一的意思表示，其目的一是方便招标人确定使用的材料和设备标准及根据标准确定招标控制价，二是方便投标人直观和准确地把握相应材料和设备的技术标准，准确地报出投标价格。这种做法的法律依据来自于《招标投标实施条例释义》对上述第三十二条第（五）款的解释：“应当使用技术经济指标体现使用性能质量需求，必须使用品牌体现性能质量需求者，使用“相当于”某品牌，且保证足够的竞争投标人”，所以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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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优化税收筹划，这引起了各国家对自身税收管辖权进步规制。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美国、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对转移定价的规制情况，参照中国当前转移定价规制的情况，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转移定价；关联企业；市场价格；法律规制

一、转移定价概述

转让定价，即转移定价是关联企业在内部交易中不按照一般市场价格的定价，而以整个关联企业的纳税额达到最低为目的的行为。它不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对产品、劳务或财产进行定价的，而是充分参考各国不同税率，国内各行业不同税率，各地区不同税收政策，进而在关联企业间将利润转移到可减免企业，或将盈利企业的利润转移到亏损企业，实现整个关联企业的最优税收筹划。其中，关联企业指存在控制或管理关系的企业。

转移定价的通常做法是：把货物、劳务、无形资产通过高税率国家转移到低税率国家销售时定低价；反之，相关产品、劳务等由低税率国家转到高税率国家销售时定高价；总之，就是关联企业控制产品成本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税率差的“高进低出”，传统做法主要为比较价格法，如下：

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此方法主要指关联企业间价格交易与独立企业间价格交易相比较，若价格差较大，则多数存在转移定价；反之，则正常。2、再销售价格法。此法在前种方法无法作出判断时适用，比较关联企业间交易价格与货物再销售给第三方的价格，若价格差较大，则多数存在转移定价；反之，则正常。3、成本加价法。该方法将产品的成本加上一定的利润为正常价格，但若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偏离正常价格较多，则多存在转移定价。

二、美国对转移定价的规制

世界上，对转移定价做出规定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中美国的转移定价法规最为完善。

1917年，美国就允许国内收入署对关联企业的所得税和扣除额进行调整；到1996年，美国形成了《国内收入法典》第482条及其实施细则，系统规定了转移定价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方法。美国转移定价立法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正常交易原则、最优法原则、可比性原则，即遵循市场正常价格、优先适用可比非受控法、以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为参照的数据要有可比性。

美国转移定价法律规制方法多元化，总体可分为两大类，即交易法与利润法，既包括上述的可比非受控价格法、转售价格法、成本加价法等传统的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还包括利润法，利润法分为利润分割法和可比利润法。

1、利润分割法。该法指根据各关联企业每年的利润统计数据，再结合总利润对各个关联企业进行配额，若配额偏离所考核利润较多，则存在转移定价。2、可比利润法。该法指以独立企业的利润为参考，对关联企业内部利润进行比较，若偏离较多，则存在转移定价。①

三、国际法对转移定价的规制

国际上，规制转移定价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国际税收协定。

目前，关于转移定价的规制主要在经济合作组织范本即《OECD范本》和《跨国企业和税务局的转让定价指南》。其中，《OECD范本》规定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如果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如果与正常价格不同，应当进行调整使之与实际相一致。”，主要涉及关联企业的认定、转让定价的调整、追诉期；《跨国企业和税务局的转让定价指南》规定了正常交易的原则应用、避免和处理转让定价争议的管理方法和程序、转让定价的传统调整方法和新方法、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费用分配等方面。

四、我国转移定价规制的现状

我国对转移定价的法律规制，经历了区域性试点立法（源于1988年初制定并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全国性正式立法阶段，形成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及2007年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等税收法律法规对转移定价予以调整，主要规定内容为界定关联企业、转移定价调整方法等。

1、关于关联企业的定义，我国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修订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4条修改为：“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51条所称‘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②

2、针对转移定价规制的基本原则，我国的规定即2001年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6条规定关联企业间的交易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业务往来的价款和费用来支付。可见，我国转移定价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是独立交易原则，以独立企业之间的交易为参考，让关联企业采取独立交易的方式减少税收损失。

3、关于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相关规定为：

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1条规定指出，我国的转移定价的规制方法主要为可比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交易净利润法、利润分割法，此外还有其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

由此可知，我国转移定价法律规制的调整方法主要为比较价格法和比较利润法、预约定价法，多样的调整方法有助于我国对转移定价的规制，减少税收流失，促进企业间的正常交易，推动市场向良好的轨道发展。

五、完善我国转移定价规制的建议

通过对国内外以及国际上对转移定价的法律规制的分析，考虑我国目前转移定价问题，还有待完善，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建议：

1、完善转移定价的立法。我国法律调整转移定价制度缺少一些明确的法律法规。笔者建议，尽快制定和出台“规制转移定价实施细则”，将系统的转移定价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分门别类地予以调整，把以前一些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措施辅以相关的可实施的程序，让转移定价制度不再成为空谈。

比如，我国2002年《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51条第2款规定了纳税人的义务，即便具体的实施办法已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但没有相关的监督机关予以相应的监督，“有义务”三字将变为空谈。

2、规范执法机关的权限。我国法律对主管税务机关的权限并未做明确界定，比如，在我国《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28条第6款对于税务机关如何调整应纳水所得额，参照何种标准，采用何种程序保证执法公平无私，这些都有待在具体的转移定价实施细则进步完善。

3、改进转移定价调整方法体系。我国目前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没有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比较利润法接轨，亦未对利润法作出相应规定，其具体实施细则，要有可操作性，明确其适用范围和条件，补充现有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体系。此外，根据实际的案件情况，不必按照传统的转移定价调整方法的适用顺序，参照具体的法律事由，选择最优衡量“正常交易价格”的调整方法。

4、明确预约定价制度的操作细节。该方法突破了传统解决转移定价的思维方式，将事后调整改为事先调整，减轻了税务机关事后审核相关繁琐文件的任务，有助于企业事前做好规划，充分考虑转移定价问题，不会轻易逃税。

但是，对于预约定价收费、申请文件、预约定价协议范本、资料的保密、预约定价协议的修订和延期等的具体规定要进步完善。（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建伟.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许华珂.关联企业间转移定价避税问题的法律控制[J].华中人文论丛.2011.6

[3]吴丰盛.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法律调整[J].鄂州大学学报.2011.11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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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涉枪涉爆犯罪不断发生，严重危害了社会稳定和治安秩序。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调整和规范，其中包括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2001年5月16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在实践中，我们发现了其中还存在漏洞，应尽快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和补充。

一、实现刑罚目的应使罪刑相当，罚当其罪。

《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黑火药一千克以上即应定罪处罚。同时《解释》第二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数量达五千克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至于如何具体加以把握，2001年9月17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于《解释》施行前，行为人因生产、生活所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而对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和《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罚。行为人确因生产、生活所需而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亦即把此种非法行为按时间划分为《解释》施行前发生的与《解释》施行后发生的。对于前者，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后者，则依《解释》的规定，认为其构成犯罪。同时，又将后者 按照情节轻重划分为可免除刑事处分的犯罪和可以从轻处罚的犯罪两种情况。或者免除、或者从轻，这就把“减轻处罚”这一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排除在外，造成刑事处罚的空白区，使刑罚方法无法相互衔接。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违背了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因而司法实践中时常发生“进退两难”的情况。例如，我院审理的一起非法买卖黑火药案件中，被告人王××非法买卖黑火药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共收缴黑火药八千克。其行为已构成了“情节严重”。依《解释》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于其没有造成严重危害，按照《通知》的规定，可免除其刑事处罚，或处至少10年徒刑。根据王××的犯罪事实，这两种处分显然都不太合适，无论选择哪一种，其量刑幅度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都不能达到均衡，会造成司法判决“合法”但不“合理”的情况发生，使罪刑不相适应，也就偏离了立法的本意。

二、关于立法完善。

在现代国家中，法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推翻自己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在刑法中，这种内部和谐一致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做到罪刑相适应。客观主义的罪刑相当原则主张刑罚与行为的危害结果相当，是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的反映。在上述案件中，无论是重罪轻罚还是轻罪重罚都是偏离罪刑相当这一基本原则的表现。为此，笔者以为应把“可依法免除或者从轻处罚”修改为“可依法免除、减轻或从轻处罚”，使刑罚手段得以衔接。同时赋予法庭更灵活的自由裁量权，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切实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保持刑法的公正合理性和刑事司法判决的权威性，使刑事处罚达到“既合法、又合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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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第十条明确规定了关于彩礼返还的问题——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根据此条规定，结婚以后只要有证据证明情形符合第（二）（三）项的，离婚时，请求返还彩礼的诉求，法律也是支持的。

附：关于彩礼在民间纠纷中最常见的七个纠纷问题。

一、恋爱中赠送的礼物算彩礼吗？

男女双方在恋爱中总是会相互赠送一些礼物，甚至有的土豪会赠送恋人别墅、豪车等，这些礼物能否算作彩礼？双方分手后能否要求返还呢？由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彩礼的内涵，这种在恋爱中赠送的礼品是否算作彩礼，在实践中有很大的争议。按照通常的观点，给付彩礼是缔结婚姻的前置程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而男女双方在谈恋爱中相互赠送的礼物只是维系感情的一种方式，还很难说是为了缔结婚姻的目的。因此，并不属于彩礼的性质，故不能按照彩礼要求返还。

二、亲戚朋友赠送的礼金算彩礼吗？

按照传统习俗，赠送彩礼的时候往往会举行定亲仪式，在定亲仪式上通常包括男方的父母、亲戚朋友都会给女方赠送礼金，那么亲戚朋友赠送的礼金是否算作彩礼呢？有的法院认为在举办定亲仪式时收受的原告方亲戚、朋友赠送的礼金（俗称“叫钿”）并不属于返还彩礼的范围。我们认为对亲朋好友赠送的礼金不能一概认定不属于彩礼的范围，根据不同的情况，应进行具体的分析。

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亲戚朋友会把礼金直接赠送给男方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女方并没有得到礼金，当然不能算作彩礼；另一种情况是亲戚朋友赠送礼金是因为女方按照传统习俗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比如改口费、认亲费等，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算作彩礼，因为女方通过自己的行为支付了相应的对价；还有一种情况是亲戚朋友按照份子钱直接赠送给女方，这属于亲朋好友为使双方能最终缔结婚姻进行的赠送，符合彩礼的性质，能够算作彩礼，可以要求返还。

三、同居后又分开的需要返还彩礼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据此，办理结婚登记是婚姻关系成立的法定要件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未登记的婚姻关系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未办理结婚登记的一方当事人结婚时如果向对方索要了较大数额的彩礼，婚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就不愿再继续共同生活的，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了一定损失的，对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的，按照公平原则，索要彩礼的一方理应返还。所以，同居时间较短且未办理结婚登记的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以夫妻名义生活较长时间，婚姻关系解除后，男方要求女方返还彩礼时，应该充分考虑女方遭受的损失，不能片面引用《婚姻法解释二》的规定判决女方返还男方财产。我们认为如果赠送的嫁妆款已用于生活消费则不予退还，在办理婚礼过程的实际花费也不予退还，双方相互见面接受的礼金按赠与对待，已经长期使用的衣饰也不予退还。另外根据案情区别双方的过错，按公平原则，从保护弱势群体的立场出发，给予公平处理，充分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四、谁能要求谁返还彩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提讼，要求返还彩礼的应该是当事人。对于已经缔结婚姻的，在离婚时要求返还彩礼的原被告自然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对于已经给付彩礼但缔结婚姻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要求返还彩礼的案件，对“当事人”应该做扩张解释，即当事人也应该包括缔结婚姻双方当事人的父母。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由父母给付彩礼，接受彩礼的通常是另一方的父母，也就是说给付人与接收人不仅限于男女双方。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应包括双方的父母，正如法院判决所示“因盛冰雷所送彩礼中有一部分是由关玲玲的父母所接收，故二审判决将关玲玲的母亲宋玉罗列为被告并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五、如何证明交付的彩礼数额

在返还彩礼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证据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彩礼的数量，这往往也是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但是，给付彩礼与普通的民事行为不同，由于其双方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给付方一般不会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收到的彩礼及数量。因此，在举证过程中，当事人多以证人证言为主，因多为亲友证言，通常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证明力不大。对方当事人也往往以此理由抗辩，主张法院不予采信。

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有时往往不经过对方同意，在给付彩礼时，偷录双方谈话，制作谈话录音。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只要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就可认定。所以，只要当事人在收集证据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且能证明其真实性的，就能得到采信。另外也可以通过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赠送彩礼一方的家庭情况等进行认定。

六、为女方提供劳动力是否算作彩礼

在定亲之后，有的男方会去女方家里帮忙，提供劳动，这是否算作彩礼呢？正如前面所说，彩礼是指婚约关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因维持婚约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约定的财产内容一般是有形的财产，而提供劳动力是一种无形财产，不能算作彩礼。正如法院的裁判理由所说“原告为了能与被告重新组建一个家庭而到被告家帮助被告干农活，双方之间没有约定报酬，原告帮助被告干活是一种无偿的义务帮工，而不能视为一种给付彩礼的形式”。

当然，也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是男方去女方家开办的公司、营业场所等提供无偿劳动的，虽然不能以彩礼的形式要求其返还，但是可以要求女方支付自己因劳动而获得的工资。

篇5

    第十四条 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

    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其它:

    (1)关于借款是否可以作为出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并无禁止性规定。然,

    《贷款通则》规定:

    “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

    (2)关于债权是否可以做为出资;

篇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来源：文章屋网 ）

篇7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确立的“审判监督程序”，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可以提起再审、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抗诉，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审理裁判不当的案件。也就是说，在二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又设立了一个纠错和制约生效裁判的再审机制，用以纠正那些因一时的证据、时限不足及当事人、审判人员的不当行为所导致的错误裁判，以维护司法的公正。从审判工作的实践及结果来看，它为纠正某些错案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弊端与缺陷-即许多作法都与生效裁判的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相矛盾。一方面是造成当事人无休地纠讼-或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是向检察院，人大反映意见，请求他们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另一方面是导致外部监督不断介入法院，造成司法的独立受干扰及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动摇司法应有的权威与效力。同时，由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规定及设计上的不性，不完善性，如审理再审案件中有的规定适用一审程序，造成再审程序未具有独立的及终局性的程序价值；又如提起再审案件是否确有错误及确有错误又如何认定等问题，在程序操作及具体规定中均未明确。这样，在审判监督过程中就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出现监督的“主体无限，时间无限、次数无限、审级无限、理由或条件无限”等问题与困惑。下面详细论述为：

（一）提起再审的主体具有多元化-审判监督的主体不限，司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受到严重的威胁与削弱。

我们知道，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体制是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的监督属于宪法赋予的权利。因此，在存在检察院，当事人可对生效的裁判提出再审之诉这两种外部监督主体的同时，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更多的还面临着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的法定监督之冲击；而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又是由诸多的代表或委员组成的，于是，仅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对生效裁判的个案提出监督这方面，在审判实践中就数不胜数。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对权力及其利益的追求素来都是政治团体及法定机关的本性，除非法律有专门的制约与限制，因此，在同各级人民法院一起存在的各级党委、政府、政协、政法机关及其他有权的社会组织或媒体，包括其领导者个人在内，在权力及利益支配的驱动下，也凭借着现存体制或所处的社会地位之优势，直接或间接主要是通过人大常委会与检察机关向法院行使着所谓的监督权。这样，法院所面临的外部监督主体，较之于世界各国法院来说，其数量过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多元化的，多方位的泛外部监督，其负面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导致了司法监督的混乱，而且严重地危害了司法的独立性，大大地削弱了司法的公信力及其权威。

（二）在认定新证据方面因无严格的时间界限，造成举证无期限。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很大程度上是同证据的存在与出现有密切联系的，故，我们在此专门提出其问题。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依据之一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那么，何谓新的证据﹖《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提出的期限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该法第125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但该法未对“新的证据”作出具体的界定，也未对当事人举出证据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当事人在一审、二审期间的任何阶段都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举出证据，甚至有的当事人将本应在一审提出的证据故意隐瞒等到二审甚至是在申请再审时才举出，这就势必损害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性的原则与价值，使法律无法确定其最终裁决的权威。由于举证无期限，于是，就容易给从事审判监督工作者这样的感觉与认识，只要是在一审、二审中当事人没有举出而现在举出的证据，就是新证据，应当采信并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不去审查当事人因何耽误举证或该证据能否推翻原裁判，或该证据在此时举出其司法价值究竟有多大，等等。

（三）在再审次数方面因法无明文规定而屡被提起，导致生效的裁判悬置于不稳定的状态。

与举证无期限相适应，一个案件究竟应当提起多少次再审包括当事人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并无作出明确规定。虽然，该法第182条作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的规定，但其条款并不明确在这两年期限内当事人只享有一次申请再审的权利。这样，败诉一方的当事人就可以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在两年内可以无数次提出再审申请，从而形成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之抗衡。同时，由于《民事诉讼法》提倡与推崇的是国家干预主义，因此在法律上未约束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上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权限，也未制约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时间与次数，故，一个生效的案件多次被重复提起再审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地产生与出现。许多当事人往往在一个判决生效两年后，通过各种关系与途径找到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上级人民法院要求再审，或者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这种现象在司法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这既浪费了各级法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司法资源，又有损于国家法律的统一性、严肃性；同时，更严重的是使法律所调整的社会、财产关系处于悬置及不稳定的状态。

（四）规定再审的理由与条件过于宽泛，法条笼统，造成提起再审的随意性较大。

《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这就涉及到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发现“确有错误”，那么，“确有错误”的内涵与标准是什么﹖谁来评判“确有错误﹖”另外，上级法院指的是上级人民法院的院长，还是指业务庭包括立案庭、审判监督庭还是审判委员会﹖所有这些问题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中均缺乏应有的依据，并容易在审判实践中造成混乱。

虽然《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和第1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理由，均包括了对原裁判存在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定程序等问题及审判人员不当行为等几种情形，但由于所规定的这些条件与理由过于笼统、宽泛，标准模糊，且不易于操作等缺陷，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再审程序的提起其随意性很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五）再审组织及审级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得不科学、不合理，以致现审判组织及审级不定的现象，有悖于法院的终审权威。

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按照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实际上检察机关也可以抗诉。民事审判监督程序这样规定与设计的目的，实际上是对生效的裁判重新按照普通的审判程序来审理，基本上体现不出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及独立的审判价值。这种规定与设计就涉及到许多问题，如该案原来只是经过一审，但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后却可能要经过二审；相反，该案原来是经过一、二审的；但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后有可能只是一次审理。这样，就出现了再审中审级不定的现象，同时，再审的审判组织也是非常不明确的，如一审生效的判决被提起再审作出新的判决后，因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服而提起上诉的案件，是应由二审法院对应的业务庭审理还是由审判监督庭审理，法律不明确；又如二审生效的裁判被提起再审后，因原判违反法定程序或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发回重审的案件，是应由原审法院对应的业务庭审理还是审判监督庭审理，法律同样不明确。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是由原业务庭审理，有的法院是由原审的审判监督庭审理，这就容易混淆业务庭与审判监督庭的职责。由于审判监督程序不确定审级，加上审判组织的不确定性，因此，审级及审判组织不定就成为民事审判监督中一种奇怪现象，终审不终成为了一种事实。

（六）审判监督程序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抗诉权过于笼统、无限，导致了检察权对裁判权的抗衡和冲击。

《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及第185条规定对四类生效的民事裁判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些规定不仅笼统，而且带有很强的国家干预的色彩，因此，其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对属于当事人法定的自由处分权进行了干预，违反了当事人的意愿及意思自治原则；二是抗诉的期限及次数未限制，损害了人民法院的终审权；三是未明确检察机关及人员在再审庭中的权利与义务，使法院不能正确面对与处理，等等。

（七）申请再审时未交费及再审败诉后未承担诉讼费用，造成“再审官司”的泛滥。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提审、再审的件免交案件受理费”之规定，因此，在审判实践上也出现了某些当事人放弃上诉权，热衷于打“再审官司”的现象。同时，因再审无需交费，也造成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法院对当事人不够重视，致使当事人到检察、人大申诉等现象；另外，因申请再审被驳回后无须承担案件受理费和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很多当事人就利用再审来故意拖延执行时间，等等。

篇8

第六条：

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档案事业，对全国的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定人员负责保管本机关的档案，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第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第八条：

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

第九条：

篇9

    传唤是司法机关通知诉讼当事人于指定的时间、地点到案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7条之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他的住所、所在单位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传唤的目的是保证刑事诉讼活动有计划进行,及时处理案件,传唤必须使用法定的诉讼文书——传票。传票应先期送达被传唤人。受传唤人应按传唤要求准时到案。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到案的,要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经依法传唤而拒绝到案的,司法机关可根据侦查或审判活动的需要,依法采取拘传的强制措施,强制疑犯罪嫌疑人到案。需要对犯罪嫌疑人拘留或逮捕的,也可以在拘传后变更强制措施,执行逮捕或进行拘留。同时,拒绝接受传唤,也可作为对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一个表现,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关于传唤的时效问题,需要注意区分刑事传唤和治安传唤两种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证,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情况复杂,依照本法规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篇10

满十六周岁就需要负刑事责任，但可以比照成年人从轻或减轻处罚；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

打烂的东西需要赔偿。建议委托律师提供帮助，刑事辩护，争取从轻处罚。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法律依据】

根据《刑法》第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