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赔偿的法律规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交通事故赔偿的法律规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工伤保险赔偿是由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对工伤职工的工伤医疗待遇、停工留薪期待遇、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因公死亡待遇、丧葬补助金与供养亲属抚恤金进行核定。交通事故赔偿，是由法院结合交通事故伤残等级鉴定结论，对受害者进行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补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费的赔偿费用认定。工伤保险赔偿具有确定性，交通事故赔偿具有偶然性。工伤保险赔偿是着眼于社会上一定群体、行业和地域的某一类的工伤事故，对事故的发生可以大致测定，对处理结果有一个确定的预期。而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偶然、不可预期的，因此交通事故的赔偿也是偶然和不可预期的，这种偶然性和不可预期性往往会导致受害者不能及时有效的获得交通事故赔偿。

通过对两种赔偿请求差异性的分析可以发现，一味强调司法领域中的公平、过错责任并不能真正实现对受害者及时有效的保护，而社会法中的社会公平观、社会统筹观却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如果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谁先谁后谁主谁次的关系，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二者的作用，使受害者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而如果处理不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会造成依据的标准不统一，制度上的混乱，无法有效的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工伤保险赔偿与交通事故赔偿的冲突与困境

（一）法律规定不明确，执行方式不统一因为目前对两种赔偿请求的执行标准并无明文规定和明确的态度，与此同时，地方立法和法院的审理机器劳动者获得的赔偿方式也是千差万别的，既有支持双重赔偿的，也有工伤保险先行垫付，交通赔偿进行后期补偿的，还有受害者先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获得工伤保险赔偿的。这都是源于目前对两种赔偿的法律规定不明确，执行方式也不统一。

（二）受伤害职工不能获得及时赔偿根据目前《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由交通事故引发的工伤事故，首先以民事赔偿为主，以工伤保险赔偿为辅。只有当受害职工无法获得交通事故赔偿时，才可以获得工伤保险给付，而交通事故案件通常需要经过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伤残鉴定，再到法院的一审二审，走完这些程序一般需要半年左右时间，在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前，企业或保险经办机构只垫付一部分医疗费用，极为有限，使受伤害职工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

（三）受伤害职工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按照目前《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只有当交通事故赔偿中的死亡补偿费和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企业单位或保险经办机构才会补足其中的差额部分，对交通事故赔偿中已经支付的项目，企业及保险经办机构将不再予以支付。然而在现实情况中，交通事故赔偿实行过错责任，很多交通事故上方当事人都负有过错，如果交通事故中受伤害职工只获得一半的民事赔偿，而按照规定企业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也不再给付职工工伤保险的话，势必使受伤职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工伤保险赔偿与交通事故赔偿的协调与统一

（一）理顺现行两种赔偿法律法规间的关系两种赔偿的请求涉及多部法律法规，相互之间存在诸多重叠甚至冲突，因此必须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深入调研和关系理顺，对其中存在的明显矛盾和冲突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正，进一步明确两种赔偿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

（二）各相关部门间加强沟通与协调新的《工伤保险条例》扩大了工伤认定范围，使劳动者在进行两者赔偿请求的过程中要面对更多的部门和单位，必须要加强交管部门、铁路部门、航空部门、人资社保部门、司法部门、保险公司、企业等之间的沟通协调。

（三）工伤保险赔偿赔付的流程改进交通事故中的工伤保险赔偿，一般要经过工伤认定、工伤伤残等级鉴定、工伤待遇仲裁、一审二审及执行阶段等多种流程，为提高赔付效率，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网上申报、简化手续等现代化信息方式进行改进工伤保险赔偿赔付流程。

（四）可以考虑优先工伤保险赔偿，再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的方式工伤保险本身就有对劳动者的生命财产进行保护以及降低风险的宗旨，可以保障其劳动者在遭受工伤事故时获得及时有效的救助和补偿。因此当劳动者上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时，可由企业单位或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先行给付工伤保险赔偿，而后再按照《民法条例》有关规定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这样不仅可以优先保证职工获得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且在获取交通事故赔偿时相比个人企业单位和保险经办机构也相对强势，拥有更多的资金和专业人员，可以更有效的实现对事故责任人的追偿。

篇2

【关键词】交强险；问题；完善

1.引言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交强险作为我国第一个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制度自其实施以来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其制度设计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2.我国交强险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交强险在制度设计以及法律规定方面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立法方面的不协调

我国较强险在立法方面出现的不协调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保险公司在强制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承担直接、绝对的赔偿责任，受害人不仅有权向保险公司请求保险赔偿，而且也只能向保险公司请求保险赔偿。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只有被保险人才有权请求保险公司赔偿，并赋予保险公司选择向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赔偿的权利。两者之间的不协调让受害人无所适从，明显不利于受害人的保护，不符合交强险的立法目的。

（2）医疗费难以实现先行垫付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规定，对于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必要的时候应代替车主先行垫付抢救费，但是在实践中却难以有效的实现，交强险的相关法律条款规定，对于先行垫付的应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并不是保险公司直接将钱赔付给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依照规定，保险公司在垫付相关费用时，应依据公安交管部门的通知和医疗部门的抢救费用清单进行赔付，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理赔程序的复杂性，由此导致医疗费先行垫付难以实现成为必然。

（3）救济基金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实行机动车交强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在交通事故中遭受损害的人的合法权益。在肇事车辆逃逸、未投保等情况下造成交通事故的，如何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就成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世界上多数国家采取政府设立保障基金，对受害人因车辆肇事逃逸、未投保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如日本、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四年多来，设立救助基金制度似乎被遗忘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条列》也只是对此制度作了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但具体的操作办法至今没有出台，使救助基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纳入保障的受害人范围狭窄

《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由此可知，《保险法》规定的第三者是指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将第三人限定为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保险条例》的这种限定使被保险车辆上的乘坐人员和合格驾驶人员在受到伤害时无法从交强险中获得基本的救济。[1]

（5）赔偿责任限额低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交强险责任限额的规定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数额过低，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水平是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用于抢救和治疗的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仅为1万元。1万元的医疗费用对于现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医疗费水平可谓是杯水车薪。其次，交强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缺乏有效的机动灵活性，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容易产生实质上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另外，在实际事故中，往往受害人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医疗费限额入不敷出，而死亡伤残赔偿额却不能直接用于受害人的抢救治疗中，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受害人因得不到医疗费用的及时赔偿而耽误治疗，进一步扩大受害人的损失，不能实现较强险的立法目的。

3.完善我国交强险制度的主要对策

（1）完善立法解决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

解决我国交强险的立法冲突问题主要可以从立法方面着手，立法机关应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修定，使法律的前后规定一致。在当前没有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修订时，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排除法律规定之间的不协调，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2]

（2）完善先行垫付医药费的程序和制度

解决先行垫付困难这一问题，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修订《保险条列》制约保险公司，促进保险公司主动快速进入理赔程序，当保险公司不主动履行赔偿义务，除了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外，还应当赔偿受害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另一方面，协调各个保险公司建立全国范围内交强险赔偿的联动机制，使交强险理赔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快速办理。

（3）尽快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现行交强险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仅仅依靠某一个法律制度来解决交通事故所致损害的补偿是不可能的，一个孤立、静止的制度基本上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相反，一个制度只有在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支持下才能有效的运作，从而更好地发挥该制度的作用。在交强险制度之外设定救助基金制度作为补充机制，已成为国际立法惯例。[3]我国立法机关也应尽快出台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法律制度，以使受害人获得充分及时的救济。

（4）扩大交强险保护的受害人的范围

现在许多国家的交强险法律规定受害人的范围为实际驾车人员以外的一切第三人。之所以这样规定基于因交通事故而遭受到损害的人，不因与被保险人的关系而剥夺其受强制责任保险的保护。我国交强险的立法规定也应顺应国际趋势，将交强险保障的第三人的范围扩大为实际驾驶人以外的所有第三人，以实现对全体交通事故受害人利益保障的立法目的。

（5）提高交强险的赔偿额

首先，立法者应当在上准确估算承保风险和精确计算费率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对合理准确的数额，并根据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适时做出调整。同时也要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发展水平相差异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间适当拉开数额差距。在一些发达地区交强险应提高赔偿限额，使其与现行医疗收费、生活水平相适应。其次，取消分项赔偿限额，将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合并赔偿。责任限额的提高不仅可以进一步保障受害人的基本权益，而且对于减轻事故责任人的赔偿负担，进一步提高交强险投保率具有积极意义。

4.结语

尽管现阶段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对交强险存在各种争议，不可否认的是交强险制度是一个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的险种。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交通工具的普及以及交强险强制性、广覆盖性及公益性等特点，交强险制度的建立对于完善我国的立法体系，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国家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吴雷.交强险的去商业化改革司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

篇3

2003年3月3日，被告人张某驾驶雇主杜某的赣B/81027农用车给杜某装载13吨水泥在行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将相对方向骑摩托车搭载着妻子林某的石某当场压死，林某受轻伤的重大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某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南康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九个月。

事故发生后，被害人石某的近亲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要求被告人张某、法定车主曾某赔偿石某死亡补偿费、丧葬费，林某的医药费、误工费等费用合计人民币108054.68元。曾某与杜某于2003年2月20日达成买卖赣B/81027农用车车辆协议后，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曾某以车辆已卖给杜某为由，请求增加实际占有人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法院依法追加杜某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

被告人张某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曾某、杜某对赔偿责任均无异议，但对赔偿主体，曾某认为赣B/81027农用车卖给杜某，双方约定一年内过户，已将车辆移交给杜某管理、使用、收益，张某是杜某雇请的司机，应由杜某承担赔偿责任。杜某则认为曾某是肇事车辆的法定车主，自己虽是雇主，应与曾某各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并提供了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证。

处理：

法院审理认为，附带民事原告人以张某的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要求赔偿的理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应予支持，所赔款项应按实际损失和有关法律规定赔偿，超出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予以支持。被告人张某受雇于杜某，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而曾某与杜某已达成车辆买卖协议，虽未办理过户手续，但杜某已实际取得并占有了该车，对该车有管理、使用、收益的权利，应由车辆实际占有人承担民事责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于2002年11月22日废止，杜某引用废止的解释要求原车主曾某承担民事责任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据此，判决由附带民事被告人杜某（车辆实际占有人）赔偿石某死亡补偿费、丧葬费，林某医药费、误工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73691元。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其他诉讼请求。杜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点评：

篇4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点评：原76条的条文规定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机动车一方造成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损害的，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坚持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但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由无过错责任原则改变为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在机动车一方能证明自己无过错时，可以减轻或者免除相关赔偿责任。

在实际理赔过程中，一般是按交强险先行赔付，责任方机动车支付超出限额部分，如机动车还有商业险，在机动车司机赔付后，司机还可以到保险公司报销部分赔偿额。

将交强险与商业险合并审理，无论从法律规定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没有相关依据。从主体和法律关系上，也存在冲突。但除北京外，很多省市的法院仍将两个险别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处理，而且这样做的法院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对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交强险与商业险在赔偿原则、赔偿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1.赔付。交强险属于根据道交法而设立的先行赔付、非盈利性、强制性的保险，而商业三责险是按照《保险法》而成立的商业性质的保险类别之一，以盈利为目的，不具有强制性(与被保险人自愿达成)，也没有法律、法规规定保险公司要先行赔付;2.归责原则。交强险实行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其赔付不依据交通事故责任书责任比例(受害方全责或故意除外)而是依据其保险分项限额。商业三者险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来确定其赔偿责任，应按照交通事故责任比例进行赔偿，保险公司有权先行核赔损失数额。在被保险人赔付超出交强险部分后，再进行核赔、理赔;3.核赔。交强险出于道路交通实际情况考虑，按各分项及限额进行赔偿，某个分项赔偿满后，即使其他各分项未赔满，交强险也不再承担某分项部分的赔偿责任，交强险的核赔如果不是诉前达以和解方式的话，一般在诉讼中由法院对核赔金额进行确定。商业三者险则是保险公司在总额内进行赔偿，不列分项，除了免赔条款外，按事故比例、在总限额内进行赔偿，故保险公司有权先行核赔。

其次，上述险种间的性质差异，决定了保险公司与受害人在交强险、商业险中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不同。在交强险赔偿中，保险公司先行直接赔偿给第三人，其诉讼地位类似于被告或第三人;在商业三者险中则只和被保险人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与伤者不存在直接先行赔付的责任，也不存在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

篇5

    出场律师: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厉阳平

    能否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

    实例: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被李某驾驶的货车撞伤,导致右腿骨折。陈某前后共住院1个多月,花去医疗费两万余元。后经司法鉴定,构成7级伤残。李某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根本无力赔偿,但李某的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且事故发生时保险并未过期。于是,陈某将李某和保险公司共同起诉至法院,要求李某赔偿全部损失共计18万元,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律师支招:《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温馨提醒: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可以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要求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先行赔偿。这样的规定,删除了理赔的中间环节,可使受害人及时获得充分有效的赔偿,体现了国家法律对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

    责任认定不服如何处理

    实例:余某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外出时,与林某驾驶的轿车相撞,余某受伤,花费医疗费数千元。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余某、林某对此次事故负同等责任。余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交警对事故认定不公正,要求林某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林某车速过快、占线行驶;余某无证驾驶摩托车上路,具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最后,法院判决由林某承担事故损失的70%责任。

    律师支招:《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由此可见,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是证据,必须进行质证,由法庭予以全面审查,才能决定是否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不服时,法院可以采信也可以不采信。对责任认定有异议的,按照《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9条规定,法院可以将交通事故案件调查材料正本调卷,由法院作出新的责任认定。

    温馨提醒: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当事人若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可申请重新认定;但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改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只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不再有重新认定的程序。

    赔偿标准不一如何确定

    实例:金华的李某是郊区的农民,在市区经商3年。去年5月,他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由于李某属于农村户口,肇事车主在计算他的残疾赔偿金时,只同意以浙江省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660元为准计算。李某认为应以浙江省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294元为准计算。两相比较,“市民”待遇较之“村民”待遇高出9634元。

    那么,李某究竟能否享受这样的“市民”待遇?此事双方一直争论不休,最终闹上法庭。

    律师支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李某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已达3年,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有关损害赔偿金应当根据浙江省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温馨提醒: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涉及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项,赔偿数额常常有几十万元。因诉讼标的大,责任人往往无力全额赔偿,加之保险理赔不顺畅,这类案件调解结案率很低,判决结案居多。

    侵权或违约之诉如何选择

    实例:楼某乘坐某运输公司的客车前往江西上饶。在江西境内,楼某乘坐的客车与当地一辆货车发生追尾,导致客车上的楼某受伤,花去医疗费5000多元。当地交警部门认定事故由货车驾驶员负全责。事后楼某向运输公司要求赔偿,但运输公司表示,他们对此次事故没有责任,所以不予赔偿,并提醒楼某,应该到江西找对事故负有责任的货车索赔。楼某考虑到路途遥远,费时费力,且赔偿数额也不是很多,于是想放弃起诉。

篇6

2009年4月28日9时40分许,青年涂亮(化名)驾驶面包车在南昌市灌婴路五村小学路口以东段由东向西逆向行驶,遇王祥根无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由西向东行驶,致使两车相挂,引发交通事故,导致王祥根受伤。事故发生后,王祥根在医院住院治疗25天,支付医疗费两万元,其中涂亮支付1.4万元。事故责任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涂亮负本次事故主要责任,王祥根负本次事故次要责任。经鉴定,王祥根的伤残等级为肢体损伤九级伤残;今后继续治疗费限定8000元整(含取内固定费用);全休6个月整。

另外,涂亮除为此次交通事故支付医药费外,还支付120急救费等共计2700元。

涂亮驾驶的肇事车辆已在财保某支公司承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责任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保险事故发生时尚在保险期内。

法庭上,原告王祥根诉称,2009年4月28日,他驾驶二轮摩托车由西向东行驶,被告涂亮驾驶面包车在灌婴路五村小学路口由东向西逆向驾驶,导致两车相撞,造成他受伤的交通事故。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该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被告涂亮负事故主要责任,他负次要责任。他受伤后,被送到医院救治,住院25天出院,他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九级伤残。为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涂亮和保险公司共同赔偿他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0万元。

被告涂亮辩称,根据事故认定书,原告是无证驾驶,没有上路条件;原告要求赔偿的标准不清楚;原告以前就患有糖尿病,因此自己不应承担被告在住院期间治疗糖尿病的费用。

被告财保某支公司辩称,肇事车辆在本公司已投保了交强险,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享有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法律保护。被告涂亮驾驶车辆在道路上逆向行驶,其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原告王祥根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在道路上行驶,遇紧急情况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其行为也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原告王祥根同被告涂亮的行为共同引发了此次交通事故,导致原告王祥根受伤。

交警部门对事故认定:被告涂亮负事故主要责任,原告王祥根负事故次要责任。因此被告涂亮应承担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损失的70%民事赔偿责任、原告王祥根应对自己损失承担30%民事赔偿责任。因肇事车已在被告财保某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原告王祥根要求被告财保某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但应当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诉请的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共计6万元,尚在被告财保某支公司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全额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共计2.8万元,根据被告财保某支公司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超出1.8万元,加上鉴定费700元及被告涂亮垫付的费用(扣除医疗费1.4万元)2700元,共计2.14万元,不在被告财保某支公司承保范围,应根据原、被告责任限额分担,即原告承担30%:6420元;被告涂亮承担70%:1.498万元。因被告涂亮已支付1.67万元,因此已不需再承担赔偿责任,其多支付的1720元应在被告财保某支公司医疗费用的赔偿限额1万元内予以扣除。因此,被告财保某支公司总计应赔偿原告6.828万元。被告涂亮多支付的1720元由被告财保某支公司支付。据此,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财保某支公司赔偿原告王祥根各项损失6.828万元;被告财保某支公司支付给被告涂亮1720元。

点评:江西国威律师事务所徐硕友、雷志强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篇7

关键词：交通强制险；性质；商业性；强制性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25－02

1．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制度概述

机动车辆强制保险是指投保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先行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法律上一般也称之为”强制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它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之需要，为分散交通事故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害，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推行的保险，其主要目的是保障车祸受害者能够获得基本的损害赔偿。

机动车辆强制保险作为一项全新的保险制度，与之前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有着本质的不同，具有如下特点：

1．1实行强制性投保和强制性承保。

在《条例》颁布之前，我国已有一些地方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规章要求机动车必须投保商业三者险，但从法律效力和适应性上看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机动车强制保险，其强制性不仅体现在所有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须投保该险种，同时也要求具有经营该险种资格的保险公司一律不得拒保或随意解除合同。

1．2实行限额内完全赔偿原则。

商业三者险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来确定其赔偿责任。机动车强制保险实施后，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将按照《条例》及机动车强制保险条款的具体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先行赔偿。

1．3实行不盈不亏经营原则。

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具有社会公益性，保险公司经营该项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单独核算。不亏不盈原则具体体现在保险公司在厘定机动车强制保险费率时不加入利润因子。商业三者险是以盈利为目的，无需与其他车险险种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1．4实行分项责任限额。

商业三者险实行的是同一责任限额，即无论人伤或物损均在一个限额下进行赔偿，并由保险公司自行制定责任限额水平。机动车强制保险实行分项责任限额，即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2．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性质之争

有关我国交强险的性质问题，学界争论不一，主流的观点有两种，商业保险说和社会保险说。

第一种观点认为，交强险属于我国《保险法》第二条所调整的一种商业保险，只不过相对于自愿商业保险而言，它属于《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所称”条款和费率“应当经保监会审批的”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是一种带强制性的商业保险。

第二种观点认为，交强险实际上带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即国家实行该种保险的目的是为了集合社会的力量填补交通事故中第三者的损失，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将此险种的名称定为强制保险，已经可以反映此险种的性质。《条例》特别强调交强险的费率实行”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说明交强险是一种由国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强制推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监督执行的强制性险种，是一种具有社会保障发行的公益性质的险种，而不是商业性质的险种。

3．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性质定位

我国的交强险具有强制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此就断言交强险不是商业险是不正确的。《条例》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采取“双轨制”立场，即《条例》第四十五条明确使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加以区分，这是直接造成交强险并非商业保险这种观念错位的主要原因。

交强险存在的法律基础除道交法和《条例》之外，还有我国的保险法，交强险仍属于我国保险法第二条所调整的一种商业保险，只不过属于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所称”条款和费率“应当经保监会审批的“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而已。

将交强险与商业保险对立起来的理由还有一种说法，即交强险实行“无过错赔偿”，即使被保险人“完全无责”也要赔偿；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实行“有责赔偿”。这种说法的依据本身也不成立。道交法第七十六条并没有规定被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公司仍要给付责任限额内的赔偿金。道交法对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此系针对被保险人对受害人而言的，并不针对提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仅在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对受害人才有责任限额范围内的给付义务。此与所谓的“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所以，在法律上，不论交强险的经营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其性质仍属于我国保险法调整的商业保险，只不过相对于自愿商业保险，它是一种强制商业保险险种。保险法所关注的问题仅在于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所发生的法律关系(合同关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无论为自愿保险抑或强制保险，其核心问题仍为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场合，因为涉及受害人的及时赔偿问题，才出现了解决受害人和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的某种非合同的法律关系的立法选择，而此等立法选择的基础只能是强制。

交强险的强制性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合同自由原则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领域的适用。例如，交强险投保和承保的义务法定、责任限额的法定、条款和费率法定以及合同解除的法定限制等。事实上，只要不违背《条例》的规定，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任何内容的交强险保单。例如，被保险人的无证驾驶、酒后驾驶、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可以约定为交强险的责任免除条款，此等条款对于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行使追偿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分遗憾的是，现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关于“责任免除”之约定并没有起到保险合同控制保险公司的危险之应有作用，将交强险摆在了似乎什么危险都保的尴尬境地。笔者在此提及这样的问题，无非是想说明，交强险作为商业保险，即使具有强制性，在发生争议时，若争议涉及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除道交法和《条例》另有规定外，仍应当适用交强险条款的约定或者保险法的规定来评价或者调整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交强险的商业保险性质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交强险首先是一种责任保险。

《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这一表述非常明确，交强险就是由保险公司承保的强制性的责任保险。所谓责任保险，《保险法》上的定义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众所周知，责任保险是商业保险中的一个重要种类。

3．2交强险受《保险法》的调整和规范。

《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法》制定本条例。可见，《保险法》是《条例》的立法根据之一，交强险当然要受调整商业保险行为的《保险法》的调整和规范，当然也就具有商业保险的性质。保险人无论是依照《保险法》还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履行赔偿义务，都只是在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承担的仍然是合同义务。

3．3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险种是商业保险的特例。

如《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农业保险也是一种财产保险。由于农业保险的危险难于测定，损失难于评估，在大多数国家中，有的直接由国家经营，有的则由国家提供补贴，但其性质仍是一种商业性的财产保险。我国《保险法》明确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说明农业保险是《保险法》的特例。《保险法》出台时不可能预见到交强险的出现，因而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与农业保险一样，交强险只是商业保险的一个特例。

3．4商业性并不排拆强制性。

《保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可见，商业保险分为强制险和任意险，交强险属于商业保险中的强制险。虽然交强险是国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强制推行，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监督执行，但并不能以此否定其商业保险性质。作为监督执行部门的公安机关，如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印发的宣传册子《道路交通安全法解读》就认为，交强险是“我国商业保险中唯一的强制保险”。

3．5保险公司承办交强险是法律赋予企业的社会责任。

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只有把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跟社会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保险公司作为行业垄断企业，运用其资源和营销网络承保交强险，是保险公司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条例》第六条规定，保监会按“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说明《条例》既赋予保险公司社会责任，也顾及其经济利益。

我国交强险虽然具有一些社会险的特征，但它的本质仍是商业险。明晰交强险的性质，有利于分清政府与保险公司在该制度运行中的责任，有利于在保险公司与投保人间利益冲突时的均衡抉择，对该制度今后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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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国强．法官说案－－交通事故纠纷案例[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 黎健毅．刘志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J]．法庭，2006(5)．

篇8

    一、当前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法律定位的争议

    依照证据法理论和三大诉讼法规定,只有属于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才具有证据资格,即证据能力。如上所述,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一种证据,但是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即将其归为证据中的何种类型,目前在理论上未有统一的归类,司法实践中的界定也各不相同,这给司法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带来不少困惑。

    (一)勘验、检查笔录说

    勘验检查笔录,简言之即对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资料、尸体等进行勘验、检查所制作的书面记录,包括文字记录、绘图、照相、录像等材料。由于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处理人员“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所做出的,是对现场的勘查、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所出具的法律文书,故属于法定笔录之列。

    (二)书证说

    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书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并且加盖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根据其所载内容证明了事故或案件情况,所以符合了公文书证的要求,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也就是说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交通管理部门运用专门性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对所收集到的证据及证明材料进行分析、判断,以查明交通事故基本情况和形成原因,为交通事故的最终处理,分清当事人造成事故责任大小,以及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提供的重要证据,是一种书证。

    (三)鉴定意见说

    该主张依据的是2000年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地方政府法制机构可否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申请的批复》(公复字 [2000]1号),该《批复》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事实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所作的鉴定结论。” 相关文章如“交通事故认定书符合鉴定结论的基本特征”,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案件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为解决交通事故案件发生的原因、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大小等各种专门性问题,运用其处理事故的专门知识、经验做出的结论性意见,系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法律性评判时的依据。

    二、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属性的分析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是勘验、检查笔录

    首先勘验、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进行勘验检查时所作的文字记载,并有勘验检查人员和在场见证人签名的一种书面文件”。

    勘验、检查笔录是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的重要手段,案件发生之后,办案人员临场即时对案况进行勘验、检查后对案件事实的一种客观记载,具有客观性。虽然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却是“特殊的书面材料”,作为一种如实记录,其不掺杂任何主观的东西,并不具有分析判断的因素,这种笔录更具有直观性。“其内容都是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有关的情况,不包括有关人员的主观活动的情况。制作者只能记录自己看到、听到或以其他方式感知到的事实情况,不能记录自己的分析、推测和判断”,从《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可以看出,交通事故认定书与法定笔录确有相似性,但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实际上是包括了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等,“现场勘验”只是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根据之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范围显然要比勘验笔录广得多。认定书除了具有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同时还包含办案人员根据相关证据证明的事实,运用相关科学常识,并适用法律法规分析事故成因和确定当事人责任这样一个带有办案人员主观意志的过程,是交通警察经过严密、细致的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认定的基础上得出的一种结论,是一个定性定量的结论。所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宜认定为勘验笔录。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书证

    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文字、符号、图案等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材料或其他物品,其能够以其独特的客观化、具体化、形象化和固定化的文字、符号和图画本身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一般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

    1、表现方式和制作形式的多样性。表现方式可以是文字、符号、图案等,内容的载体可以是纸张,也可以是石头、金属、木头等其他材料。具有写、刻、雕、印刷等多种方式。其记载和表达的内容能够为人们所认知理解,借以发现信息,也因为与案件待证事实有关联,而能借以证明案件事实。

    2、制作目的的特定性。实践中制作书证的目的往往是为了陈述事实、确认、变更或者消灭某种法律关系等,仅是涉案事实某种情况的真实反映。如出生证、身份证、营业执照等,目的是为了反映行为人主体身份;医疗病历可以明确患者诊断及治疗的情况;合同能说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处理诉讼或纠纷中的相关事宜。

    3、书证具有时序性。书证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为载体,将一定的内容或思想固定下来,通常形成于案件或纠纷之前,“书证一般都不是为特定案件的诉讼活动制作的,而是在诉讼活动开始之前制作的,或者是在与诉讼活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制作的”,正因为如此其相比于其他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如营业执照、票据、公证文书、借条、合同、遗嘱等,在诉讼之前其已经客观存在,而不是通过诉讼中的行为产生的。

    4、书证具有客观性。尽管书证本身所反映的思想或内容是主观的,如房产买卖合同反映了房产交易及所有权转移的信息,但是合同一旦签订便具有了客观性,书证的时序性决定了其一经收集并查证属实便可以直观的证明案件中的一些事实。即书证形成之后,办案机关或当事人及其委托人只能去发现、收集、进而认识或判断它,案件办理人员只能审查它的真实性与合法性。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在案件发生之后,公安机关交警部门的承办人员依据相关规定,按照严格的形式要求来制作的,其内容载明了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车辆、道路的基本情况、事故的基本事实、事故证据及形成原因的分析、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意外原因。制作的目的就是在确定双方当事人责任的基础上,以便于对案件做出处理,包括民事赔偿问题。其中对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所作的综合评判,其中必然包含了有关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这种主观认识有可能与客观相吻合,也有可能不一致,因此不符合上述书证的特征。故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书证。

    (三)交通事故认定书区别于鉴定结论

    鉴定意见即鉴定结论是指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指派或聘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鉴定后所做出的结论。一般认为鉴定意见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这方面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进行鉴定后所做出的书面结论,鉴定结论是查明案件事实、确定案件性质、明确责任的重要根据。

    作为证据的一种,除具备证据的基本特征外,鉴定意见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科学性。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专业知识,采用一定科学方法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及鉴别后所做出的具有科学根据的意见。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提出的处理意见,乃在观察或检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的分析判断,不是感性认识。

    2、专门性。鉴定的对象是专门性问题,常见的有法医鉴定、会计鉴定、化学毒物鉴定、司法精神鉴定、刑事科学鉴定等;鉴定所用的是专门的知识;主体是专门的鉴定人员,具备一定的鉴定资格;具有特定的书面形式。

    3、非法律评价性。鉴定结论的内容是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所作的判断结论,而不是对有关事实做出的法律评价。对有关事实做出法律评价属于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只能由司法机关在查明案件情况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行使该职权。

    4、可替代性。鉴定结论是司法机关为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鉴定人通过鉴定做出的书面结论。鉴定人既然是由司法机关根据一定的标准指派或聘请的,就可以选择。在需要时,司法机关也可以再行指派、聘请鉴定人重新鉴定。所以,鉴定结论就具有可替代性。

    从表面上看,交通事故认定书似乎是鉴定结论,但也存在一些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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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通过对本院20xx年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执行情况的总结、分析和调查，针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这一现象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执行案件相关数据

××县人民法院20xx年执行立案共230件，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执行立案共计46件，占总立案数的20%;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共52件，88.5%的交通事故案件需要强制执行;新收执行案件结案率约47%，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执行案件结案率约为21.7%;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执行案件总标的为389.068万元，而结案标的为104.72万元;此类执行案件牵涉到的当事人为200人次。

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执行案件的特点

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反映出此类执行案件的如下特点：

1、交通事故赔偿执行案件占法院执行案件的较大比例，且有上升趋势;

2、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低，赔偿基本需要依靠法院强制执行;

3、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执行难度大，执结率只为平均结案率的一半左右;

4、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赔偿标的较大，牵涉众多当事人，造成执行工作难以开展;

5、执行期限较长。本院有80%以上的案件执行期限超过三个月，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成为“骨头”案件，久执未结。

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分析

通过对其他法院和本院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情况的数据分析来看，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分析

(1)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大多是自然人，有经济能力的，在交警部门交通事故的处理中一般会调解解决。经交警部门调解未果，出具责任认定书后，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被执行人经济状况普遍较差，赔偿能力相对较低。且事故不仅造成申请执行人一方伤亡，被执行人一方也存在不同程度损伤。因此，面对超出被执行人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履行能力的巨额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金，被执行人根本无力偿还。

(2)交强险强制实施后，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本应包括保险公司，但由于基层法院交通事故案件中的车辆多为几次转手、车况不良、准报废车辆，甚至手续不全而无法办理保险;或者由于车主的侥幸心理，导致保险公司在案件中的缺位。即使保险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其往往也不认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赔偿金的计算方法，而是按照行业标准或内部规定重新计算，计算后的数额一般会减少10%—40%。这部分权益的争取又需要车主通过诉讼与之解决，使交通事故执行案件案上加案，执行过程旷日持久。

(3)有些个人或者个人合伙出资购买车辆，为了服从管理部门对营运车辆管理的要求，将车辆登记为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资质的单位名下，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营运，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车辆挂靠。因此交通损害赔偿案件中就经常出现一些专门从事经营挂靠业务的汽车运输公司，而这类公司往往从案件发生后就不见踪影，法人变更电话号码，企业变更工作地点，根本无从寻找，更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2、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前的执法状况分析

(1)前期处理期限较长，客观上导致了法院执行的被动。由于受处理程序的制约，道路交通人身赔偿案件首先必须经过公安交管部门调解处理，且处理期限一般长达数月，公安交管部门在处理时往往只能依职权对车辆予以扣留，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无法进行控制，客观上为部分被执行人伺机转移其他财产提供了便利;在案件进入法院审理、执行环节后，出现了义务人除被扣车辆外无其他财产可供诉讼保全或执行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经过交管部门调解和诉讼程序，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的时间，车辆在交管部门的保管场所环境较差又多为露天停放，价值迅速贬损。所剩不多的价值还需交纳高昂的保管费用，以××为例停车费为20元/天，车辆保管费用一般需数千元。再扣除评估拍卖所需费用，基本就所剩无几。更不用说有些外壳受损较重的车辆根本无法变现。

(2)进入诉讼程序后部分法官缺乏执行意识，就案判案，造成执行难。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诉讼到法院后，有的当事人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能及时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法院则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而有的当事人缺乏法律知识，认为案件诉讼到法院就是法院的事，法官又未尽到提醒义务，该保全的财产既没有通知当事人申请诉讼保全，亦没有依职权进行保全，这就给肇事者创造了转移财产的 机会。

3、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外部执行环境

(1)被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无诚信意识，规避执行情况严重。义务人在法院判决偿付高额赔偿费用后，往往迅速将保险公司理赔的商业险转移，采取转移、隐匿财产或者躲避在外的方法来逃避执行，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客观上造成执行人员无法通过采取强制措施来敦促其履行义务，使执行通知书变成“逃跑通知书”，给执行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2)申请人大多缺乏基本的诉讼常识，对诉讼风险的认识不足，对法院执行的期望值过高，普遍存在着“案件到了法院，法院肯定会帮我全部执行到位”的认识误区，对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过分依赖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能及时申请诉讼保全，在执行中也未积极配合查找侵害人的财产线索，只是一味地认为只要官司打赢了，立案申请执行了，法院就能够把钱送到他们手中，而忽略了实际执行中的困难和风险，而一旦希望落空极易造成与法院的对立。

(3)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委托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执行，效果也并不显著。××县地处温厚高速公路旁，为交通要道，每年有大量的交通事故都发生在温厚高速公路××段，因此很多申请人、被执行人均在外地，××县法院无法执行只能委托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执行。但因被执行人居住地也不稳定，跨区域性和流动性大，委托执行同样难以发挥作用。

四、解决交通事故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1、从立法方面，增加有利于保护受害者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和内容

(1)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责任主体的法律规定，决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对赔偿主体的确定，也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执行。特别是对于车辆在挂靠经营、承包经营、出租出借，擅自驾驶、受雇驾驶、职务行为驾驶、无偿搭乘等情形下责任主体分别应如何确定，应有明确的规定。避免不同法院之间，或同一法院不同案件中，发生确定主体的原则不一致，出现主体漏判、误判的情形，从而影响到判决的执行。

(2)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管辖，由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是由事故所在地公安机关处理，当事人一般都向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起诉。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此类案件也可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实践中，受害人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的几乎没有。而此类案件执行本身就较难，加上委托执行也难，造成了一些案件原审人民法院无力执行，被申请执行人所在地人民法院不愿执行。因此，可以考虑修订有关此类案件管辖的规定，直接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使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更便于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有利于案件的最终执行。

(3)执行交通事故车辆的保险理赔款项和执行中拍卖、变卖、抵债的车辆过户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使得人民法院在执行保险理赔款和肇事车辆时经常遇到阻碍，应从立法上对执行肇事车辆的保险理赔款和执行中拍卖、变卖、抵债的车辆的过户问题作出规定。此外，已经颁布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交强险，投保数额有限，对一些较大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应在实践中，完善和调整。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4)建议完善委托执行制度。当前由于各种原因，委托执行制度发挥作用不大，导致异地执行问题突出。

2、在执行前的执法活动中，充分考虑日后执行工作的延续性

(1)绝大多数交通事故是因为当事人的文化素质不高、交通安全法制观念比较淡漠而引发的，要使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得到有效遏制，要广泛开展交通安全法制教育，使交通安全法制观念深入每个公民心中。

(2)加强与公安交警部门的沟通与协作。一是公安部门可责令肇事者交纳足额的事故保证金或提供有效担保，提示受害人及时申请财产保全。二是公安部门可积极收集肇事者及车主单位联系方式、车辆保险情况等信息。三是公安部门应大幅降低扣押车辆的停车费用。四是加快公安部门的事故处理程序。五是加强车管部门对车辆的查控力度，法院采取的限制过户查封方法，难以实际控制车辆，车管部门应在验车和日常管理等环节配合法院对流动车辆及时控制。

(3)加大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力度。法院应在诉讼保全中切实加强财产查控，同时可在公安机关事故责任认定准确的情况下，根据受害人的申请及伤情治疗的需要，及时裁定先予执行治疗费，保证被害人得到及时治疗，避免在长期的诉讼和执行中导致车辆价值贬损以及被执行人员无法寻找，缓解以后的执行压力。

3、加大执行力度，采取多种执行措施

(1)在执行中，执行法官要使用规范用语、文明礼貌，耐心细致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换位思考，缓和矛盾。要细心留意每一个执行细节，巧挖每一条执行线索，强化执行中的人情味，从根本上防止和避免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

(2)对没有一次性履行法律义务的能力，但履行义务的态度诚恳，而且有持续履行义务能力的被申请执行人，采取灵活的执行方法，促使执行和解。充分考虑让双方共同生存和发展，积极做好申请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切实可行的还款协议，并监督协议的履行。

(3)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利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对其进行曝光;大胆适用搜查令，给被执行人造成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压力;对有财产而拒不配合执行的被执行人，坚决采取拘留、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有履行能力而长期逃避或转移、隐藏财产构成犯罪的被执行人，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

(4)对于经查实确无偿还能力且又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被执行人，要说服申请执行人，先中止本次执行程序，待被执行人有能力偿还时再恢复执行。同时，动员无偿还能力的被执行人近亲属代其履行部分义务，减轻被执行人的压力。在被执行人赔偿相当部分款额后，动员其执行权利人达成和解，达到使执行权利人减免原执行标的，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

(5)建立受害人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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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职务侵权 替代责任 雇员责任 追偿权

一、案情介绍

汽车服务站员工郑某驾驶维修完毕的车辆送归车主冯某的途中，与骑行电动自行车的钱某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郑某负事故主要责任，钱某负事故次要责任。钱某诉请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的部分由郑某和冯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并由汽车服务站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冯某对钱某受伤并无过错。郑某系汽车服务站雇员，其主张将修理完毕的车辆送还冯某的行为应属职务行为，汽车服务站对此不予认可，认为是郑某私自将冯某的车辆开出汽车服务站并导致交通事故，然汽车服务站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信。郑某的送车行为系与其工作内容相关的行为，可以认定为职务行为。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故判决原告钱某所受的合理损失，应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按照实际损失赔偿，超出部分，由汽车服务站赔偿80%。

汽车服务站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称，汽车服务站对修理完毕的汽车无上门送车的义务，郑某是在汽车服务站未授权、而车主冯某授意的情况下，擅自送回车辆的，故郑某与冯某对事故发生均存有过错，要求二审改判该两人承担赔偿责任，汽车服务站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认为将修理完毕的车辆送回车主处不啻为汽车修理行业的一项服务内容，因汽车服务站对其主张未提供相应的依据，故本院认定郑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雇员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造成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主要责任，应认定其具有重大过失，依法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汽车服务站上诉要求郑某承担赔偿责任，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汽车服务站上诉要求冯某亦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未认定郑某具有重大过失，存有不妥之处，予以纠正。

二、司法实践情况

本案所涉职务侵权在道交案中很常见，通常的情况是驾驶员所在单位认可驾驶员系在履行职务行为，出庭表示单位愿意承担事故在交强险外的赔偿责任，鉴于此原告通常会主动申请撤销对驾驶员的诉请。员工在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致他人损害，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原则在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普遍的共识，尤其是在道交案件中，用人单位考虑到有保险，通常都比较自觉地出面处理赔偿事宜，至于单位赔偿后是否追偿是单位与员工之间的内部协议和内部管理问题。目前单位在履行道交赔偿后向员工追偿案件尚属罕见。

当然也会出现一些单位认为其员工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是员工自己的原因致他人损害，由用人单位赔偿大额的费用很冤枉，就如本案例的情况。在另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员工作为驾驶员，逆向行驶致人受伤，并被交警认定为全责，用人单位认为这种情况应是员工的过错，主张自己最多与员工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案判决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用人单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由此可见，在司法实务中，对职务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不一致，如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职务侵权规定，则是由企业法人作为用工单位承担替代责任。如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则不只是雇主承担替代责任，若雇员有过错或重大过失，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适用《侵权责任法》，则仅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的替代责任，未规定雇员担责情形。案例中一审和二审的不同判决，恰是因为适用法律不同。

三、现有法律规定的偏失及法律适用问题

（一）在雇员责任和雇主追偿权问题上，法律如何适用尚存争议

现行法律未明确雇员责任，这造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认识是凡是在工作中致他人受伤，均由单位承担赔偿责任，雇员无须对外担责。正是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才会有绝大多数的用人单位都会乖乖的认可雇员的职务行为，主动承担责任，且不追究雇员责任。

现有法律也未明确雇主的追偿权。虽然前文已述，侵权责任法并不否定此权，但未明确写在条文中，一般民众并不了解，故造成一种假象是雇主在承担了责任后，不能再找雇员追偿。由此形成现在普遍的现象是：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因职务致人损害的，只能通过内部机制进行惩处，或罚款或辞退等，但免不了对外承担赔偿责任。而员工则以为自己在工作中致他人损害，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也就不会尽到足够的注意和风险防范。尤其在一些流动性较强的行业中，如运输行业，驾驶员多是受雇于人，造成交通事故的，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驾驶员只要未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以至于上升到刑事责任的地步，都可以甩甩手走人，另寻他处谋职，罚款或辞退对他们并不存在约束力。这形成了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致使职务侵权行为多发。

在本案例中，一审法院适用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对雇员是否有责任再所不论，由雇主承担责任。而二审法院则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雇员有过错或者重大过失的，应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么，在涉及到雇员有过错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该如何适用现有的法律规定？

追溯原因，这是侵权责任法制定遗留给司法实践的难题。在侵权责任法草案审议报告中指出，草案三次审议稿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和个人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产生的责任。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增加规定用人单位和接受劳务一方的个人对他人赔偿后的追偿权。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部门反复研究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追偿，情况比较复杂。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和不同劳动安全条件，其追偿条件应有所不同。哪些因过错、哪些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追偿，本法难以作出一般规定。用人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以及因个人劳务对追偿问题发生争议的，宜由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处理。由此可见，立法者并不否定追偿权，但在什么情况下追偿，立法者未给出一个统一标准，故留待司法实践中探索。

由此可见，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后，虽终结了用人单位主体的混乱，却又开始了雇员责任及雇主的追偿权问题的混乱。

（二）如何认定雇员的过错

虽然侵权责任法在关于职务侵权的条文中未予明确规定，但是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或可依此过错责任原则主张雇员的过错责任。但是此处的“过错”并不同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之“过错或重大过失”。根据过错原则的能说，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侵权行为人所应负的责任与其过错程度相一致。那么在职务侵权中，是否应提高对雇员个人担责的过错程度要求呢？

关于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对用人单位是否享有追偿权的问题做了如下说明：“尽管本条没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追偿权，但在审判实践中如果用人单位能够举证证明侵权行为是由于其工作人员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且该行为超出了法律赋予的职权或单位的授权范围，用人单位可以向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进行追偿……审判实践中，只有在工作人员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该行为超出了法律赋予的职权或单位的授权范围，造成侵权时，用人单位才享有向该工作人员追偿的权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最高人民法院不只要求雇员的主观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还要求其行为超出了法律赋予的职权或单位的授权范围。相比较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用人单位追偿权的态度虽持肯定但更加严格。如依此态度来评断本案例，则不仅要认定驾驶员郑某的行为系重大过失，还应证明驾驶员郑某虽表面上履行的是职务行为，其行为外观上与雇主利益相关联或与工作相关联，但实际上已经超了工作的授权范围。而本案在二审中并未有体现，仅是在确认了履行职务行为的前提下，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之规定作出判决。

对雇员过错的认定确难以把握。以道交案件为例，肇事方必是过失侵权，如何认定为重大过失呢？是否被交警认定为主要责任或全责的，即为重大过失呢？如依此一概而论，那么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机动车驾驶员基本上均可被认定为有重大过失。

四、对职务侵权法律适用的建议

（一）关于雇员的责任

借鉴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法律规定及判例，雇员在执行工作中致人损害，并不能免责，应就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内也有些观点认为应确定雇员的责任。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赞同本案例中二审法院的观点，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九条之规定，从宽考察雇员的责任。这样可以约束雇员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的行为，尽到安全保障和注意义务，以谨慎的态度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还可减少雇主在经营活动中的风险和负担。

（二）关于被告的问题

受害人可以只雇主，也可以一起雇员和雇主，甚至可以只雇员。这充分体现受害人的诉讼权利，其可以考虑到对方的偿付能力以及个人利害关系等，自行选择赔付主体。